多媒体传奇

胡突
1997-01-01

　　九十年代前，多媒体一词还鲜为人知，可到了九十年代初，倏忽间春潮涌起，“多媒体”的桂冠被奇怪地戴在电脑头上。从１９９１年拉斯维加斯电脑大展首次展出多媒体的电脑产品，全球销售额仅８亿美元开始，到１９９３年洛杉矶首届多媒体国际会议后，市场销售额创造出７２亿美元的奇迹。“多媒体”成为这几年最热门的话题，成了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之一。不仅各电脑刊物连篇累牍地宣传，就连普通的大众传媒也加入“鼓噪”的行列，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电脑和家庭正式联姻于多媒体，多媒体终于在普通百姓中也开始风光起来。
　　许多人历经耳濡目染，至今仍如坠五里雾中，尚说不清道不明这“多媒体电脑”究竟何方神圣。有点儿像中国古代寓言“瞎子摸象”描述的那样，摸到什么就说象是什么，只要在电脑上“摸”到了光盘和音箱，就把它认做一台多媒体。
　　媒体，从来指的是人类发表和传播信息的形式。报纸和电台就是其中的两种媒体，一个用文字，另一个用声音来传播大众关心的新闻和消息，即所谓“大众传播媒体”是也。如此看来，媒体是报纸印刷的文字，是电台播放的声音，媒体与电脑何干？
　　如果说有什么集“多种媒体”于一身的东西，那古老的幻灯机倒可以领此“殊荣”。许多年前，有人就设法在幻灯片放映时插进录音机播放的解说词，图象加声音当属两种媒体的组合。前不久火爆了一阵的进口电影大片《真实的谎言》更符合“多媒体”的定义，它既有惊险的活动影象，又有紧张的背景音乐，屏幕上还印着人物对白的翻译文字。这些，如果就是大众传媒宣传的“多媒体”，还真寓意着一个“真实的谎言”。
　　姑且把“多媒体是什么”的疑惑留待今后，电脑业界又在为多媒体电脑的来龙去脉争论得没完没了。
　　请诸位先听一个小小的插曲，据说是发生在１９９３年的一场多媒体专利纠纷。那年秋季的赌城拉斯维加斯，２０００余家电脑公司聚集在繁华的表演场馆，一年一度的Ｃｏｍｄｅｘ电脑大展人声鼎沸。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多媒体开发者们辛勤的劳动在这里得到了回报，琳琅满目的多媒体产品把当年的大展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多媒体年。
　　“先生们，多媒体是我们公司的发明。”一位公司经理模样的人对参观者大声叫嚷，人们的目光惊讶地聚集在他身上。
　　“请你们阅读一下，”这人边说，边向观众散发资料，“我们享有无可质疑的美国专利，专利号５２４１６７１。”
　　围观者越聚越多，他们都是为多媒体电脑投入了资金和汗水的开发人员，这家名曰Ｃｏｍｐｔｏｎ新媒体公司的专利证书复印件令他们迷惑不解。一位观众气愤地质问：“凭什么说是你们发明了多媒体？你们想把大家的成果据为已有！”另一位观众追问道：“我们今后生产多媒体产品，是否都要向你们交纳专利费？”这家公司的经理点头表示同意，并强调专利的使用费是利润的百分之一。愤怒的人群骚动起来。
　　一位报刊专栏记者抓起话筒提问：“按照这个文件，你们发明的所谓多媒体电脑已经囊括了图形、音频、动画和视频影象等等，还有什么没有包括在这个专利的范围内？”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坐在他们的展台后，得意洋洋回答了一个词：“文字”。
　　其实，该公司的所谓专利正是利用了当时专利审查人员不理解这项超前技术的范围和深度，钻了个空子的结果。当时的多媒体研究只能算冰山一角，根本不能视作成熟的技术发明。
　　作为插曲结束的标志，是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于翌年宣布撤消了这项专利。小小的插曲虽然就此了结，但它毕竟让我们初步了解多媒体电脑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人与电脑交流的媒体，过去只有文字，现在则必须是文字、图形、声音、动画和视频诸项成分的交织组合。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想真正理解多媒体电脑技术的精髓，恐怕还得追寻多媒体电脑的起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向人们披露过美国某项绝密的研究，把多媒体的创世故事活灵活现地作了一番演绎。
　　传奇的故事开头似乎离题万里。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７日，以色列总理拉宾正在主持内阁例行会议。突然，内阁军事助理匆匆走进会场，把一份紧急情报送到拉宾手里。
　　内阁部长们面面相觑：就在半小时前，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１３９次航班“空中客车”被恐怖组织武装劫持，飞机上有百余名以色列公民。
　　对于劫持飞机这样的恐怖事件，拉宾的态度从来就异常强硬。他迅速召来总参谋长布署反劫机紧急行动。以色列情报部门接通了各地的热线，消息接二连三传送到总理府。“空中客车”已经飞越地中海，在非洲大陆上空盘旋，利比亚、苏丹先后拒绝接受飞机降落的请求……最后，劫机分子受到乌干达独裁总统阿明的欢迎，飞机上的人质统统被扣押在该国的恩德培机场大楼里，由７名劫机者和乌干达军警共同看守。６月２９日下午，恐怖组织通过乌干达电台播发了一份声明，要求以色列和其他几个国家立即释放他们的５３名被关押的战友，否则就杀掉１０３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恐怖分子给拉宾的最后期限是７月３日。
　　“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真是天助我也。”拉宾一面派员与恐怖组织谈判以拖延时间，一面命令总参谋长立即组织代号为“大力神计划”的武装营救行动。拉宾为何对恩德培机场如此感兴趣？原来，这座机场恰好是由以色列工程师帮助乌干达设计修建，他们保存着该机场的全套图纸。第二天，当执行“大力神计划”的特种部队被拉到沙漠中一处废弃的空军基地时，就象是从天而降的一座大型机场模型刚完工，简直达到了可以与恩德培机场乱真的程度。
　　在骄阳似火的模型机场里，１５０名头戴红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认真进行着强化操练，官兵们把“恩德培机场”所有的地形环境都牢牢铭记在心。从运输机降落到冲进候机大厅，一直到如何撤离机场，特种部队都需要精确策划和演练。尽量缩短每分每秒的时间。经过几天的艰苦磨练。这支突击队在出征乌干达之前，已经对４０００公里外的恩德培机场了如指掌。
　　７月３日午后，在鬼怪式战斗机的掩护下，４架经过伪装的“大力神”运输机满载着突击队士兵呼啸升空。接下来的事情惊动了全世界：当日夜晚１０点３０分，以色列机群超低空飞抵恩德培机场，守卫机场的乌干达士兵都还在睡梦中。从以色列第一批突击队着陆，到被救人质乘坐飞机撤离，总共用了３０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劫机的所有恐怖分子和约４０名乌干达士兵成了枪下鬼魂，以色列方面只有１名军官和３名人质在枪战中丧生。
　　这就是世界反劫机史上最为成功的战例——以色列突击队千里奔袭恩德培，它与多媒体有何联系？
　　以色列成功拯救人质给美国军方留下极深的印象。军方的官员认为，模拟恩德培机场是这次反恐怖作战成功的关键，但美国不太可能逐个建造世界所有的机场模型，再说恐怖分子今后也不定把人质扣压在何处。于是，军方便要求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ＡＲＰＡ）学习以色列的经验，研究如何用电子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对现实的模拟。ＡＲＰＡ深感任务棘手，请求麻省理工学院派人支援。
　　１９７８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市（Ａｓｐｅｎ），不知何时驶来一辆摄影车，在大街小巷里穿出穿进，几台摄影机不断对着房屋和街道拍摄。到了转弯的路口和十字街头，摄影师们还走出车外，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当地市民猜测说，可能是好莱坞来此地现场拍片。可这支队伍里既没有导演，也不见一个演员的身影，只有一大批摄影师在不停地忙碌着，一连拍了好几个星期才打道回府。
　　拍摄完毕的所有胶片后来都送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由电脑专家把影象合成在若干影碟上。经过电脑的处理和后期制作，在阿斯彭拍摄到的影象变成了一种奇妙的电影。从电脑屏幕看过去，就像是透过汽车的玻璃窗观看景物，置身在真实的阿斯彭市区街道上。不可思议的是，操作者可以自由选择前进方向，一会儿来到了购物商店，走进去还能与店员对话交谈；一会儿又登上一架直升飞机，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区，各种建筑物飞快地向身后移去，无异于在真正的飞机上所见到的情景。站在屏幕前，足不出户，就能把阿斯彭的地形地貌尽收眼底，要去何处，随心所欲，模拟效果能够与人工建造的实体模型相媲美。
　　美国军方对阿斯彭计划深表满意，即刻下令组织人马接手模拟工作，他们把第一个目标定位在局势混乱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可惜，美国人时运不佳，还没等到布署完毕，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４日，拥戴霍梅尼的伊朗学生们已冲进了美国大使馆，把５０余名外交官变成阶下囚。为拯救人质，卡特总统只好仿效拉宾来一次千里奔袭，派出突击队员乘飞机秘密远征德黑兰，结果落得个折戟沉沙，８名美国突击队员的冤魂永远留在了伊朗的大沙漠里。
　　阿斯彭计划实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该项计划的主持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教授（Ｎ．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认真地说：
　　“——由此诞生的，正是多媒体”。
　　说多媒体就是由阿斯彭计划而生，恐怕也只能算一家之言。然而，从这个故事里不难看出多媒体的本质：电脑模拟游历阿斯彭街道的过程，操作者不仅可以观看，而且能够参与，专家们把这种特点称为“交互性”。就好比看一场有声有色有文字有动画的电影，哪怕情节再感人，你也只能在一旁观看。只有当观众掌握了主动权，在电影里　可任意游弋，可以停在某一点，也可以让它重演，甚至能够控制或改变剧情的发展，与电影故事交流和互动，才是真正具有了多媒体的特点。由此可见，只有现代电脑才可能具有这种交互式　能　力，使人　主动地获取而非被动地　接受信息；反过来讲，当电脑具备了交互式多媒体　功能时，它带来的将是　人类信息表达、获取和处理方式的又一场革命。
　　１９９０年２月，美国著名的电脑杂志《Ｂｙｔｅ》就是如此为“多媒体”下了一个不太严格的定义　：“多媒体技术是电脑能够交互式处理诸如文字、声音、图象、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追溯这种人机交互的起源，或许，布什内尔在１９７２年首创的“乒乓”电脑游戏机也是交互式多媒体的鼻祖之一吧！
　　无论怎么说，负责阿斯彭计划的尼葛洛庞帝教授都是无可争议的多媒体先　驱代表人物。这位早年从事建筑机械研究的科学家，领着他的教研组闯进了未知的陌生领域。１９７９年，在麻省理工学院院长魏斯纳支持下，一个异想天开创造未来的媒体实验室，诞生在该学　院一栋楼房里。
　　尼葛洛庞帝和他的媒体实验室，从来就被排斥在正统的电脑科学界之外。尼葛洛庞帝本人学的是建筑，本职工作应该去研究建筑机械，他却“不务正业”，整天埋在电脑里不能自拔，反而说什么“未来关键的科技是人与电脑之间的互动”，甚至把这种　“胡思乱想”与１９世纪的钢铁生产和２０世纪初的电力生产相提并论。在他的带动下，一批怀着同样梦想的科学大师自愿加盟媒体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背景各不相同，其中包括电脑专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也包括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学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家。媒体实验室里也不乏驰骋在科学前沿最优秀的学者，如人工智能的泰山北斗明期基，１９５６年第一次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会议就是由他参与发起的。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学者们默默耕耘了十余年而鲜为人知，他们涉足的领域横跨电脑、电视、出版、视觉和教育。为了开创　人类未来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顾多数人的嘲笑，超前地进行诸如摄象机眼球跟踪、电子乐器、虚拟现实等实验。今日被人们推崇倍至的多媒体电脑概念，其创新思想多数来自于这个媒体实验室。
　　随着多媒体之花开遍电脑业界，媒体实验室也有了扬眉吐气之日，包括苹果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等７５家企业慷慨解囊提供赞助，一座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明先生亲自设计的典雅的白色建筑拔地而起，被媒体实验室命名为“魏斯纳楼”，以纪念那位顶着压力支持创办实验室的已故校长。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自然成了大忙人，每年几乎都要旅行３０万英里，在世界各地发表讲演、参加研讨，或者为各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多媒体的政策咨询。
　　由尼葛洛庞帝教授等一批先驱人物开创的多媒体思想，理所当然受到了全世界电脑用户，尤其是数以亿计ＰＣ电脑用户的拥戴。
　　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个人电脑的功能已从文字处理开始，扩展到了诸如影片欣赏、点播电视、书刊阅读、可视电话、音乐作曲、卡拉ＯＫ、录象录音、照相摄影、美术创作、动画游戏．．．．．将要融合或者取代从“随身听”到电视机录象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帮助人们在学校、办公室和家庭里学习、工作和娱乐。有人乐观地预测，在２０世纪末得以大发展的多媒体电脑，必将独领风骚于２１世纪的电脑领域。
　　只是在尼葛洛庞帝创立媒体实验室的当时，要把他们倡导的多媒体思想变成多媒体的电脑，还需要解决大量的技术难题。比如，如何使个人电脑获得立体声的效果，如何解决动画制作和播放电影电视的困难，怎样才能存储数以亿计比特的海量信息．．．．．
　　显然，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３年被称为电脑的“多媒体年”绝非偶然现象，从普通的ＰＣ电脑到多媒体个人电脑，其间历经了一段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为电脑科技精英的建功立业再次创造了空前的机遇。
　　自本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厂商卖出的ＰＣ个人电脑，都带着一个被称为“光盘驱动器”的精巧装置。光盘，在中国港台地区称作为“光碟”，它存储的信息常用“海量”这样的词汇作为修饰定语，在它面前，过去人们引以自豪的各种磁盘都不值一提。最常见的“只读光盘”，大小与５英寸软磁盘相似，每张容量约为６５０兆字节，可包含５０亿比特的信息量，约等于５４０片５英寸软磁盘，其成本还不足半美元。况且，光盘工作时不与实体接触，能够做到永不磨损，长期保存。
　　尼葛洛庞帝教授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与光盘早期的研究历史有一些联系。
　　１９７７年，在弗兰克·卡利担任ＩＢＭ公司董事长的任期里，曾经秘密制定过一个研究家用电脑的计划，它早于ＰＣ个人电脑的开发历史。根据“蓝色巨人”研制新品的传统，这个计划也有一个代号，叫作“城堡”，与ＰＣ电脑的“西洋棋”项目相映成趣。
　　卡利董事长批准组建的“城堡”特别小组，在设计家用电脑时想到了光盘，他们雄心勃勃地设想要在家用电脑中内置一套可以放１０小时电影的“影碟”装置。尼葛洛庞帝教授受聘担任了ＩＢＭ“城堡”的“枢密顾问”，每周一次深入到“城堡”提供技术咨询。
　　可惜，ＩＢＭ公司的“影碟梦”不久就破灭，他们想尽办法也不能播放长达１０小时的电影节目，这种光盘宣告流产。卡利沮丧地决定“壮士断腕”，“城堡”项目被一分为二，其中的电脑部分几经辗转，转给了ＩＢＭ博卡科顿实验室接手继续研制，它以后的结局，已经写进了ＰＣ电脑创世的传奇，世人皆知。“城堡”项目播放电影的光盘部分却难以为继，没有了下文，终于胎死腹中。
　　发明的机遇从美国ＩＢＭ身边悄悄离去，却降临在欧洲大陆的飞利浦公司，但首先突破的是播放音乐的光盘技术。
　　总部位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ＰＨＩＬＩＰＳ），在１５０个国家设有工厂和办事处，员工多达２０余万，是一家国际性的巨人集团，一向以制造电器设备和电子消费产品著称于世。在大公司的研究人员眼里，研制大屏幕电视机或高保真音响才是正道，试验光盘的项目如同孤儿，它不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玩艺，而且飞利浦曾经在这里吃过苦头。
　　早在１９６８年，出于对提高音象产品质量的考虑，飞利浦的负责人柯伦漠（Ｐ．Ｋｒａｍｅｒ）接受了开发部门的提议，想用光而不是电磁方式来记录和　放映电影，因为当时家用录象带的质量实在是太差劲，需要彻底改头换面，由于害怕董事会反对开发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产品，柯伦漠没有声张，私下从其他研究组借调了几名技术人员，凭着私人友情，请他们研制一种可以播放影象的光盘。
　　研究小组很快制作了一张光盘，按照设计装配了电子设备和光照设备。
　　柯伦漠亲自开启电源，点燃一盏明亮的灯泡，一大群人满怀期望地围着光盘，等待着它能显示出什么东西。
　　试验结果令人十分失望：柯伦漠看着空空如也的屏幕不知所措，唯一的效果只是“嘶嘶”作响的杂音。他立即让人换上飞利浦生产的王牌白炽灯，更换质量优越的检测器，光盘试验的“成果”仍然是杂音。
　　研究人员思前想后，一致认定问题出在光源。哪怕白炽灯再亮，它也无法在１微米的区域内，用光把信号传送给感应器。光盘必须采用更明亮、光束更集中的光源，柯伦漠由此想到了激光发射器。
　　激光不同于普通的光线。人们都知道，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构成了绚丽多彩的自然光，激光则是一种纯粹的单色光，当它向物体上照射时，是一种几乎不扩散的又直又细的平行光束，具有极高的能量　。激光的英文全称共有４８个字母，连国外科学家也嫌其称呼太费劲，便取其主要单词“在辐射的激发下产生的光放大”首字母缩写　成ＬＡＳＥＲ，被国人音译为“镭射”，后经我国科学大师钱学森博士建议改称“激光”，近年来似乎又流行着“镭射”之名。
　　飞利浦公司那时已经能够制造氦氖激光管，主要的障碍是成本太高，一支激光管的批发价为５０００美元，若做成光盘产品恐怕只有百万富翁才敢问津。柯伦漠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库房里要出一支做试验，果然屏幕上呈现出预期的棋盘方格黑白图象，光盘研究总算是初战告捷。
　　董事会从光盘试验里看到了希望，飞利浦决定同时上马研制能播放电影的光盘——影碟，以及只记录声音的光盘——音碟，并调来音响部门的技术指导欧腾斯（Ｌ．Ｏｔｔｅｎｓ）接手开发工作。由于老式唱片的直径是３０厘米，大家都认为光盘也应该保持这种传统规格，其尺寸与后来市场上出现的ＬＤ激光大碟差不多。
　　影碟和音碟同步研制了两年。１９７８年，飞利浦把它的影碟率先投入了音像市场，这种影碟并没有采用数字编码，而是直接把模拟信号通过激光储存在光盘上，然后再将其转换为屏幕上生动的画面，即所谓“镭射映象”技术。
　　飞利浦公司祈盼投入的研究资金能有回报。八十年代初，家用电器领域频频发生“地震”，音像产品中所谓“日本风暴”袭击全球，诸多制造电器的日本企业巨人相继进军家用录象机，以胜利公司（ＪＶＣ）和松下公司生产的小型磁带录象机为代表，一时间成为各国家庭用户的抢手货，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肯为影碟制作电影片，影碟机价格高居不下，无人光顾，它意味着飞利浦第一批出厂的影碟血本无归。
　　欧腾斯在绝望中挣扎，把光盘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音碟身上。他认为尚在襁褓中的激光音碟必须采用数字编码技术，大幅度提高音质以对抗录音磁带。数字编码把音乐变成二进制数码储存于光盘，然后再转换为模拟信号还原为音乐。这种技术将使光盘录制的音乐格外纯净，没有丝毫杂音，它也为光盘今后走向电脑洞开了一扇窗口。同时，欧腾斯还决定把音碟的尺寸缩小为１２厘米，成为一种“以小取胜”的产品，这就是后来所有光盘都被称为ＣＤ的缘由———ＣＤ的英文全称是“Ｃｏｍｐａｃｔ　Ｄｉｓｃ”，直译为“致密的盘片”。
　　欧腾斯是实际做出第一张ＣＤ光盘的人。ＣＤ盘用纯净的聚碳酸酯塑料制成，这种材料很结实，曾被用来制作防弹衣。光盘重不过１８克，厚不到１．２毫米。中心有一小孔，表面则喷镀了金属铝反射层，看上去就像一张纯银的镜片。轻轻旋转一个角度，五颜六色的光芒奇异无比。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盘的表面布满微小的凹坑，用来储存数字化的音频信息。每个“信息坑　”仅有１／２微米宽，深度仅为１／１０微米。如果你对“微米”没有感性认识，可以用人的头发作参照：一根头发丝的粗细约１８微米。这种“信息坑”，在ＣＤ盘上一圈一圈排列着，长度达到５公里。
　　当然，光盘的播放还需要有一套复杂的电子设备，由激光管发出激光束，通过透镜聚焦成微斑，自动跟踪寻找信息坑的轨迹，经过反射后，由光电管接收并转化成二进制信号。这些极其复杂的设备，经过欧腾斯和他的小组不断进行缩小体积的努力，体积仍有近１立方米。当他们把ＣＤ盘的效果演示给董事会派来增援的范戴克（Ｖａｎ　Ｄｅｒ　Ｋｌｕｇｔ）先生看时，只好用白色桌布遮盖着，将一大堆电子零件隐藏在方桌下面。
　　范戴克是飞利浦董事会的成员，大权在握，人称“问题克星”。“１立方米的光盘机摆在我的厅里恐怕是稍大了一点，”范戴克笑眯眯对欧腾斯说，“你们迟早会把它缩小到１０厘米。不过，我们现在需要迅速获得小型化技术，把ＣＤ变成世界性的规格。依目前的形势分析，飞利浦应该主动与日本的公司合作，因为他们的家电产品已经占据了９０％的市场份额。”
　　范戴克说到此处，脑海里已经在琢磨究竟与哪家日本公司合作。松下、胜利已经在开发自己的光盘，今后会是飞利浦的竞争对手。最佳的合作伙伴看来是索尼，索尼公司一向以制造小型电视和“随身听”录音机闻名，索尼老板盛田昭夫与范戴克还有一些交情。
　　读者可能有所耳闻，早在１９５５年，当美国还是首屈一指的家用电器技术大国时，有一家不出名的日本公司，在美国推出一种名曰“晶体管收音机”的东西，征服了一大批家庭主妇，曾一度掀起了晶体管收音机热潮。这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收音机，装饰着粉红配雪白的流行色外壳，当年就销出１００万个。这样一来，连美国普通妇女都知道了日本有个索尼公司。
　　范戴克带着ＣＤ光盘原型机直接与盛田昭夫谈判，仍然把电子设备蒙在桌布下面。盛田掀开桌布把全套机器看了个究竟，心中有了底。两家公司的头头一拍即合，各派出一队人马，携手合作为ＣＤ光盘机“减肥”，并研究确定ＣＤ光盘的标准。索尼的工程师建议ＣＤ盘应增加储存容量，以便它今后能够同时播放音乐和影象。光盘机的体积渐渐缩小，成本也大大降低。电子元件从８００多个减少到２００个，其中，含有超小型激光管的读写头只用了６个组件。光盘标准最大的一项改变是ＣＤ盘播放的时间，它最终被双方确定为７４分钟。
　　７４分钟恰好能够演奏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命运》，而且是以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最慢速的指挥为准。据说，这是因为索尼公司的副总裁大贺对《合唱》情有独钟，从而决定了ＣＤ光盘的“命运”。
　　１９８１年，萨尔兹堡复活节音乐会奏响了清脆悦耳的《合唱》交响曲。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指挥卡拉场先生被请到首次ＣＤ光盘展示会，ＣＤ播放的声音倾倒了这位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古典音乐家。卡拉场手捧着一张ＣＤ盘，激动地对范戴克表示：“这才叫真正干净清纯的音质。”他甚至取消了休息，把所有的音乐评论家召集到歌剧院，逼着他们一整天聍听ＣＤ播放的音乐。卡拉扬对在场的记者们大声说：“在ＣＤ面前，所有的产品都变成老式的煤气灯！”
　　卡拉扬为ＣＤ光盘举起了指挥棒，全球的音乐界都为它奏响了《合唱》。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手帕瓦洛蒂要求唱片公司为他出版ＣＤ光盘专集。英国滚石乐团主唱杰格指定必须用ＣＤ光盘来发行自己的作品。为飞利浦和索尼制作唱片的宝丽金唱片公司，１９８２年才生产了３０万张ＣＤ光盘；而到了１９９１年，仅在美国，ＣＤ光盘销售量就达到了３．３亿张。不仅古典音乐ＣＤ音碟大受欢迎，而且年轻人对流行音乐光碟的狂热劲头让唱片商倍感惊喜。
　　自飞利浦和索尼研制出仅能播放音乐的ＣＤ唱碟始，激光光盘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小公司，一轰而上，开发和生产出各种光盘，名目繁多的种类一个接着一个出现，让人目不暇接。
　　细心的“发烧友”可能会注意到，同是表示英语“盘”的单词，在磁盘上往往印着“Ｄｉｓｋ”，而光盘上则印着“Ｄｉｓｃ”，它表明光盘确是老式音乐唱片的“后裔”。它们不仅都读取凹坑里的信息，而且都沿着螺旋方向前进。飞利浦和索尼发明的这种唱碟承前启后，它“脱胎”于老式唱片，又为其他类型光盘的诞生开了先河。但是，ＣＤ唱碟不久便“数典忘祖”，把爱迪生发明的唱片撵出了音响市场，几乎快要“赶尽杀绝”。
　　索尼公司对７０年代与胜利公司在家用录象机制式Ｂｅｔａ和ＶＨＳ那场混战记忆犹新，为了不重蹈覆辙，１９８２年，它协同飞利浦为ＣＤ唱盘制定出一套标准，由于标准书文件的封面采用　了红颜色，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红皮书”。“红皮书”标准的数字音频光盘１９８７年被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定名为ＣＤ－ＤＡ。
　　１９８５年，飞利浦和索尼公司再度联手发表“黄皮书”标准，按“黄皮书”标准制造的光盘就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只读光盘”ＣＤ－ＲＯＭ，虽然还不允许用户随意“写”上自己的东西，但毕竟是出版多媒体产品的最佳载体。如果以早期单速光盘驱动器来读出数据，以每秒１５０ＫＢ的速度从头到尾读完一遍，时间刚好是７４分钟。
　　鉴于“黄皮书”规定的标准不够完善，同年，１２家ＣＤ－ＲＯＭ生产企业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所谓“高岭集团”（ＨＳＧ），迅速达成新的协议，这就是后来只读光盘国际标准ＩＳＯ９６６０的前身。
　　１９８６年，飞利浦和索尼再次联合推出一种交互式光盘，称为ＣＤ－Ｉ，想把多媒体变成录象机一样普及到家庭，这种光盘的标准叫“绿皮书”。不久后，能够播放７４分钟电影的另一种光盘风靡全球，那就是现在流行的小影碟ＶＣＤ。ＶＣＤ的标准称为“白皮书”。从此，多媒体电脑也接受了用光盘播放电影的“命运”。
　　１９９２年，摄影业的柯达公司也加入　到光盘制作行列，推出另一款能永久保存照片的Ｐｈｏｔｏ　ＣＤ，最多可储存照片７００张；此外，还有所谓一次写多次读的光盘ＣＤ－ＷＯ、可反复擦写的磁光盘ＣＤ－ＭＯ等等，它们都遵照一个所谓“橙皮书”标准。林林总总的镭射光盘，不仅改变了音像产业的发展前途，更使多媒体电脑如虎添翼。
　　红、黄、绿、白、橙色封面的标准都已成书发行，都有成千上万页技术规定，有的标准书甚至厚达１英尺。当然，世上的颜色还多得很，光盘的“种族繁衍”远没有完结。
　　１９９５年，人们又在兴奋地谈论着另一种新型的光盘产品———ＤＶＤ，即可播放１３５分钟电影节目的“高密度激光视盘”，每张可以保存贝多芬的交响乐全套９部作品。有关专家说，到１９９８年，在多媒体电脑中流行的将是能自由改写内容、随录随放的光盘，容量将达到目前ＣＤ－ＲＯＭ的十倍。
　　林中百鸟，各鸣其声。
　　飞利浦和索尼不断推出光盘系列产品。同一时期，多媒体ＰＣ电脑也掀开神秘的盖头，显露出清晰姣好的面容。
　　全球电脑软件的“大阿哥”微软公司，仗着自己给多媒体提供“视窗３．０”软件的虎威，匆匆赶来“过一把”制定标准的“瘾”。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微软公司联合坦迪、ＮＥＣ等１０家个人电脑兼容机厂商，共同召开多媒体大会，制定出多媒体个人电脑的标准。由此，“ＰＣ”电脑便在称呼之前增加了一个代表多媒体的字母“Ｍ”———ＭＰＣ（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ＰＣ）。
　　在第一次制定的ＭＰＣ技术规格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除英特尔的微处理器、ＣＤ－ＲＯＭ只读光盘等大家熟悉的东西之外，白纸黑字赫然写着一个项目———音效卡。音效卡又叫声卡，是一种能够实现声波与数字信号相互转换的专用硬件，使多媒体电脑　发出逼真的声音和音响效果。
　　电脑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多媒体中最容易被人感觉到的成分，它既可以提供音乐欣赏和语言交流，又能够以令人惊奇的音响效果烘托环境。倘若时下流行的《Ｃ＆Ｃ》游戏里不伴随着惊心动魄的音乐和战场效果，玩起来肯定味同嚼蜡。
　　由于强调商业计算，ＩＢＭ　ＰＣ电脑多年来只能以蜂鸣器或小喇叭发出微弱的“呻吟”。如果就定义而言，苹果公司推出的麦金托什电脑（Ｍａｃ），则从一开始就是多媒体电脑的雏形：除了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器，它的主板上还内置着８位数字音效装置，能够发出粗糙的声音。人们都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４年元月，Ｍａｃ电脑的首次露脸就是以合成语音作自我介绍出场的，一语既出惊四座：
　　——哈罗！我是麦金托什，我会讲话，但还不习惯作公开的讲演……我要怀着毫不过份的骄傲心情向你们介绍我的父亲乔布斯。
　　麦金托什能说会唱，可惜，它的“父亲”乔布斯更衷情于图形和动画，没有给音响效果以足够的“爱心”。为了能够获得优质显示器的使用权，苹果公司当年甚至与比特尔公司（Ｂｅａｔｌｅ）签订了一份犹如“卖身契”般的合约，合约中规定苹果公司永远不能涉足音乐行业。乔布斯那时确实无法预计到，十年后，个人电脑会演变成世界上功能最强、效果最好的超级“电子乐器”。
　　乔布斯的失误给ＭＰＣ多媒体电脑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要使ＰＣ电脑取代Ｍａｃ的地位成为多媒体的主流，声卡便成为继光盘之后人们关注的又一焦点。
　　如果有读者从未听说过声卡这个名称，不妨问问你周围的电脑“发烧友”。或许你会遭到朋友的一番嘲弄；老兄，这种东西的正确名称叫声霸卡！
　　事实上，声霸卡是新加坡创新科技公司（Ｃｒｅａｔｉｖｅ）的商品名称，创新公司正好也参与了微软那年发起的ＭＰＣ规格制定，是多媒体市场协会的成员之一。在商品竞争浪潮的冲击下，人们把某种产品的商标视作该产品的代名词，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三洋公司的盒式录音机首次登陆中国大陆市场，老少爷们一致把这个新奇的玩艺叫做“三洋”，一个喇叭的“小三洋”放在案牍床头，四个喇叭的“大三洋”被小青年扛在肩上满世界走，盒式录音机的本名反倒被大众遗忘。
　　凭心而论，创新公司的“声霸卡”并不是ＰＣ电脑声卡的始作俑者，１９８６年，一位加拿大音乐老师与生产电子琴的日本雅马哈乐器公司合作，率先发明了一种叫做“魔奇声卡”（ＡｄＬｉｂ）的产品，曾经风靡一时。“魔奇声卡”在多媒体发展初期算得上一款不错的声卡，但终归“魔力”有限，敌不过后起之秀“声霸”，加拿大教师创办的公司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告倒闭。
　　或许，你的多媒体电脑安装的声卡并非“声霸”，但说明书上必定明白不误地写着“与ＳＢ兼容”，“ＳＢ声霸卡”就是事实上的行业标准。一家由新加坡华人创办的企业，首创产品“声霸卡”能具有如此之魅力，在多媒体电脑的热浪中不断发烧升温，直至成为声卡的化身，不能不令人刮目。
　　声霸卡（Ｓｏｕｎｄ　Ｂｌａｓｔｅｒ）的直译是“声音起爆器”，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感觉。它的发明人叫沈望傅，创新科技公司年轻的董事会主席，有的传记作品甚至也把他称为“多媒体之父”。
　　同是成功创办电脑企业出类拔萃的传人，创新公司董事会主席沈望傅先生的个人经历，与宏公司董事长施振荣很有些相似之处。
　　如果说施振荣的童年是靠帮助母亲叫卖鸭蛋度日，儿时的沈望傅则是与母亲一起养鸭养鸡补贴家用。在故乡新加坡武吉镇的小河畔，酷爱音乐的沈望傅常常赶着鸭群，留连在邻居窗前，沉醉于收音机播放的乐曲旋律里，幻想有一天能拥有一架自己的钢琴。
　　沈望傅的“钢琴梦”后来与电脑连在一起。中学时代，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第一次接触电脑时，他深深迷上了这一种创新的科技。音乐和电脑同时在脑海中碰撞，撞击出来的火花是“电脑为什么不能象钢琴那样演奏肖邦的奏鸣曲？”可当时的电脑只能用作计算和打字，谁也不知道今后会冒出什么多媒体。
　　７０年代末，新加坡的电脑热开始升温，从义安工艺学院电子系毕业的沈望傅和两个要好的同学一道，来到一家民办小厂打工，幸运地被安排在电脑室工作。他如饥似渴地钻研电脑技术，直到他所在工厂行将倒闭的那一日。沈望傅携同吴启华和谢广成，三位年轻人决定创办自己的电脑企业。这段经历又与施振荣创　业初期的情况相似：他们也是靠东挪西借才凑足了１万元新加坡币创业资金，把创新科技公司的招牌挂在街头一间仅有１０平方米的小屋前。那天的日历上写着１９８１年７月１日，沈望傅刚满２６岁。
　　沈望傅说：“我们既然叫创新，就要推出与众不同的电脑产品　。”创新公司第一件“与众不同”的产品居然是既能处理中英文文字，又能发出　声音和显示图象的ＣＴ电脑。以现在的定义，它的名字当然应该叫多媒体。人们都知道，同一时期ＩＢＭ　ＰＣ电脑刚刚出世　，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却要研制“多媒体”，自然是毛病百出。创新公司首战无功，出师失利。
　　沈望傅不会因小小的挫折轻易放弃“嫁接”电脑与钢琴的梦想。总结创业初期好高骛远的教训后，创新公司一边积累经验和资金，一边寻找新的突破口。１９８４年，他们研制的ＣＵＢＩＣ９９型电脑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在新加坡市场上大受欢迎；１９８７年，创新的第一套初级音乐系统和作曲软件面世，一步步向着“电脑加钢琴”的方向逼近。
　　１９８８年８月，沈望傅告别新加坡的员工，只身闯荡美国，他要把创新的事业拓展到高科技的硅谷。面对竞争极其激烈的市场，沈望傅决定在美国新建的创新实验室，将不涉足强手如林的电脑整机，把再次创新的目标定在声卡的开发上，他始终不能忘情于“钢琴梦”，不过这时他的脑海中已清晰地勾勒出多媒体的轮廓。
　　其时，“魔奇声卡”（Ａｄｌｉｂ）已登台占领了部分市场，声音合成采用所谓调频法（ＦＭ），用若干正弦波合成来模拟乐器的声音。调频法是斯坦福大学乔林（Ｊ．Ｃｈｏｗｎｉｎｇ）教授发明的专利，被日本雅马哈乐器公司独家买断并制成芯片，成为电子琴等乐器发声的心脏部件。“魔奇声卡”内部也装备着一片雅马哈ＯＰＬ２型调频发音芯片。沈望傅后发制人，研制声卡同样绕不开雅马哈的技术，怎么说也是仿造，如何才能够创新呢？
　　沈望傅瞑思苦想，灵机一动为他的声卡增加了一组特别的脉冲编码调制ＰＣＭ电路，使音响效果变得分外逼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原本就是高新技术创新的一大　特色。１９８９年，创新的第一款声卡因此迅速打进美国电脑市场，顿时声威大振，以“声霸”的名称“引爆”了风云乍起的多媒体浪潮。
　　时势造英雄，声霸卡的出世恰好赶上了最佳的时机。沈望傅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断创新，１９９１年５月，创新乘势推出另一款具有２０复音立体声音效的“超级声霸卡”（ＳＢ　Ｐｒｏ），被ＭＰＣ协会接受为多媒体电脑的音响标准。此后，创新公司的多媒体产品和为多媒体ＰＣ电脑提供的升级套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其中，创新的视霸卡与声霸卡互为犄角；而采用波表合成技术的新一代声霸卡ＡＷＥ３２和ＡＷＥ６４，甚至可以获得与　录音棚作品相媲美的专业级音响，至今仍雄居多媒体ＰＣ电脑音响效果的颠峰。
　　沈望傅用声霸卡圆了儿时的“钢琴梦”，多媒体ＰＣ电脑从此得以一展歌喉。
　　在许多家庭多媒体电脑里，现在都插着由创新公司提供的声霸卡，连接着能发出美妙音乐的音柱，我的这篇多媒体传奇也将在音乐声里告一段落。多媒体仍在不断　地迅猛向前发展，正在谱写的传奇故事留待以后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