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地球 编者前言 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思索、展望从来不曾停止过。就某种程度而言，人是凭借着对于未来的希望而获得克服当前艰难困苦的勇气的。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为着美好未来的奋斗史。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危机，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憧憬。20世纪的空前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梦想成真的神话，同时也埋下了末日降临的毁灭性因素。尤其在20世纪中期以后，核武器的诞生、爱滋病的出现，等等，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要么走向天堂，要么堕入地狱。 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探首前望，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悲观，其至绝望，也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乐观，甚至欢欣雀跃。然而，悲观与乐观都无济干事，问题是：不论怎样，只要我们在地球上生存一天，我们就应当负起人的责任，显现人的灵性，赋予生存以意义。 本书编选的文章也许会给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以深厚的启迪。这些文章构成了关于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暗示出人类的宿命以及摆脱宿命的可能性。它们的观点、角度不一，有的从哲学、宗教、文化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有的从社会学、经济学、未来学、自然科学的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也有的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它们的立足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于人的关切，对于未来的关切。 正是由于这种关切，人类才可能有创造的激情、智慧。20世纪摧毁了一切传统的根本，塑造了一种多元化的自由理念，在21世纪，沿着这样的理念，我们会建设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怎样的信念进入21世纪，不论个人，还是全人类整体，如果对于此类问题缺乏严肃认真的沉恩，就难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编选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给我们的沉思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思路。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存处境，以及这种处境隐藏着的种种问题－－经济层面的或哲学哲层面的等等，会有一个大致而清晰的体认。 选入本书的文章除梁漱溟的写于20年代以外，其它的均写于50年代－90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时代。对于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东西方的冲突、核武器、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电脑科技、苏联解体等等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均有独到而细致的论述。另外，还有两篇谈论宇宙未来的文章，基本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透视。 ------------------　　 诊断地球 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约翰·B·S·霍尔丁 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丁（1892一？）认为“现代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生存的时代”，但他也认为“纪元前七世纪佛陀与瓦尔达姆时代或纪元前五世纪初期及中期的雅典，十世纪的冰岛，比现代更好”。他从生物学的立场意识到了核子武器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人类演化的可能性之设想。这篇文章是他的长文《HumanEvolution：PastandFuture》的结论部分，在前面他的大量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生物演化的轨迹；正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霍尔丁对于人类命运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独特关怀。 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格典型似将灭种。中世纪，圣德与勇气都受尊敬，但圣人与圣女均固守独身。而有勇气的人则互相杀戮。今天的时代看重财富的积蓄，但积蓄最多的人，常最少孩子。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并不认为实业家比圣人或封建骑士更高贵。一世纪前出生率之差异对某民族遗传因子频率的影响，并非永远持续不变，这与每年两三个月染色体之淘汰分配对蝇虫的影响一样。目前瑞典所显示的趋势已与前大不相同：当地穷人的出生率比富人更低。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阻止少数坏遗传因子的繁殖，而不去促进少数好遗传因子的繁殖呢、答案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使人类频率增加的罕贵遗传因子还毫无所知，当然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有关人类能力遗传之基础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这尚待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彼此广泛交流、共同计划。在发现这类遗传因子－－那怕只仅仅一次－－之前，就先讨论积极优生学计划，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我想先提出一点：在我们想使之普及的遗传因子中，有一种将会停止牙齿的发育。大脑的发达是牙齿极端复杂化的原因。还有鼻子，是人的弱点之一，必需设法改良，鼻子是随脑的发达而缩小的，因此，犬、马打喷嚏是立刻喷出，而人类则需通过曲折的狭路，一世纪之后，也许对于心理构造，我们也能知其变化臻于极微细之地步。 我们即使能行消极优生学，对于积极优生学，却非待知识更增，优生学态度广泛普及之后，无法实施。知识方面，需要有人的染色体图解，这工作我曾经致力过；另一方面还需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因为，人已被判定为具有特别的天分。这种工作，英国的史特尔曼（译注，英国心理学家，主倡二因子说）及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已选出较合标准的人尝试过。只有等待这些实验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着手于知能素质或正常素质的伟大优生学工作。这大概必须靠强制实施杂种制，否则将如蒙古犬的优点一样，无法固定。但，我将再度申明，我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罕贵遗传因子的存在。 在这方法能够付诸实施之前，我们的子孙仍会以聪明的方法继续进行演化的统制。现在要讨论的是另一面的可能性：在下个世纪中，人类也许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自我破坏，就单纯优生学观点而言，原子能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甚至比细菌战更甚。例如像广岛、长崎的生存者，他们已受到严重感染，其子孙势必显现出各种变态，这种变态有的会出现在第一代，而要经过十几代才能消除。而其他的则为隐性，隐伏几代之后才出现，其恶性影响势将及于千代之后。原子武器纵然杀死百分之九十的文明人，文明仍不会消灭，但其他受到放射能感染的百分之十生存者，他们所生的变态人，也许却会把文明整个毁灭，要恢复将极为困难。 我们希望避免这类的国际战争，也希望避免因少数集团掌握原子武器而引起的内战。这样，和平的世界秩序也许能够维持，演化的进行才会有入关心。当然，演化势必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斯佛尔·莱特根据一项假定（我认为这假定无误）表示说：演化进展速度最快的，是在二十人－－一百人左右的种族集团中，他们几乎与其他集团分离而孤立。这正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几个世纪中的人类生活状态。目前，社会型态已随农、工业之进展而变化，演化速度势必缓慢下来。其间，偶因短时间的流行传染病，而产生激烈的淘汰，最后，依赖卫生学的发展才阻止了这种淘汰的进展。 我不知道现在将依凭什么标准来进行淘汰。两世纪以前，大家庭在许多国度中都受到尊敬，任意限制自己家中的子女数目被视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淘汰颇倾向于助长从属社会习惯的遗传因子。今天则认为生一打孩子是变例，我们的淘汰已倾向于变异。 据一般优生学家的见解：大家庭的父亲就遗传学而论，多半是无可指望的，这种看法大概无误。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一无所成，当然，在经济之成长与长期生物学价值互相认同之前，似乎应重读一下登山宝训或恐龙的历史。上述倾向究竟是否尚有希望，我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人也无从得知。 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既欲统制演化，又常选择错误的途径。如果必须从过去的动物群中选取有希望成为理性有能动物之祖先，那么，我是否能从宾西法尼亚系人或第三纪中新世人中获得答案，诚属可疑。我也许会选择像鸵鸟一样以后脚跟站立，以腕代翼的白垩纪爬虫。H·J米勒博士曾提出一个包括广泛使用人工受精的激进人类改良法。如果我是统制世界优生问题的主脑，我不能选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正确可能性的方向。米勒博士是才识优于我十倍的遗传学家，他的正确比率也许会达到十分之一，但不会再高过这一基线。关于过去的演化，当前的遗传学，细胞学等所需的知识，比现有文明基础的整体知识要广大得多。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可获得。可以说，神仍在继续扩展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也给予我们新的义务。演化的过程目前仍然正继续从无意识步向有意识的阶段。但我们还未能获得这项知识。 当前必须立刻着手的工作，就是人类社会的重组，在两三世代中当可完成。在理想与现实中构筑共和国的伟人，还不曾将他们的想法运用到人类社会上。但已由实际担负机能的原理予以完成了。法、俄变革背后所隐藏的伟人虽有不同，但已完成了可与之相比的实验。没有一个社会是完整的，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单位远比生物进化为小，因此，社会变革的义务比统制演化的义务更急切需要，这两种义务必须并行，或者也可能并行。但我觉得最要命的想法是认为：未来的人类会最适合现代的美国、英国、苏联或中国的社会，甚至适合今日我们所想得出的各种社会。 假如我的推测无误，未来的人类大概是今天认为在肉体、精神、道德上都有缺陷的怪物，一到成年期，他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技能，但体力较弱，头部很大，牙齿比我们少，成长也非常缓慢，在五岁以前，大抵不能认字，到四十岁方才逐渐成熟，在这以前，一直学习不断，然后，大概可以活到几个世纪。比我们更理性、缺少本能性，不受性及亲子感情的支配，更极少受一时怒气之左右，或群众本能所统制，其动机依存于教育的比例远比我们为大，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当是善良市民，但在今日现存的社会里，却会被当作疯人或罪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大部分个人均已具备我们称为天才的特殊才能。 不过，如果我们被带回到往古洪荒的时代，也许并不会赢得北京原人的尊敬，同理，在这类计划下产生的演化产物，若有一人被带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他是不快乐的人。但实在无须抱持这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他”见面。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　 诊断地球 双重危机 赫胥黎（Aledous·Huxley）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时隔这半个世纪，文中的警告相当一部分已成事实，更大的危机出现在人类面前。赫胥黎（1894一1963）这位博学的英国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进化论闻名的科学家－－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创作曾被目为“第一次大战后作品最富乐观性的第一人”，但当他沉静地剖析人类的当下生存状态时，他的“乐观”变成了“忧患”；也许，只有产生危机意识，人类才有可能趋向于完善。 人类目前正处于危机时代，这危机存在于两个层次上。即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及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危机。国际会议及报纸上所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危机，导致这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他们都拥有或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至于人口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报纸、电台、或较重要的会议几乎都未加讨论，三大国－－或四大国－－也均未注意及此。这些事项大都委之于没有实际权力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健康、粮食问题之类的委员会议。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低层次危机实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深刻严重。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宇宙论、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终究无法解决。忽视这项原则，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逐渐恶化。如果只将精力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论与经济论，那么，不但难以解决低层次的问题，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下面我所要提出的问题，重点在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而其根底处则在提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动。 以前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富裕中的贫困”，意思是说：地球上本来蕴含有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目前人口或未来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匮乏，现在人类所以悲惨的原因，实来自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无论是修正通货、无限制资本主义、配给制度或＊（左亻右系）所想到的有效治疗法都行，只要彻底付诸实施，就能使全人类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话里的王子、公主一样。匮乏与饥谨也将变为富裕，全地球势必成为一个的广大的“糖果之国。” 这种奇迹可由政治、经济的计划予以实现，但从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我们的乐观似乎是太早了一点。我们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贫困”而是“贫困中的贫困”。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而言并不充裕。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22．5亿，生产粮食的地区大约有40亿英亩，据营养学家计算，要供给一个人所需的充分粮食，即需有2．5英亩的土地。按这比例来说，纵使生产粮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实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也难以保证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事实上，要保证世界上22．5亿男女老幼都有足够的食物，势必供应比现在多两倍的粮食。但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托玛斯·巴兰博士称：“纵使粮食生产能够增加到最大限量，在这数十年内，仍然无法供应最低限量的足够食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大约以十年中增加2亿的比率－－这意谓着在粮食供应能够增加两倍之前，要供给的人口已非22．5亿，而是30亿以上了。当然，在这期间内，一切事物、技术都将精进，但粮食不足的问题仍会和今天同样深刻而广泛。 此外，随人口之增加，土地也相对贫瘠。福特·谢巴德在《食物与饥谨》中写道：“近代人创造了两种足以消灭文明的方法：一为原子战争，一为世界性的土壤侵蚀。在这两种方法中，土壤侵蚀具有更恶劣的破坏性。战争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土壤侵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自然环境。换言之，原子战争会破坏某种特定文明－－例如西欧式或产业式的变种文明。但土壤侵蚀若不加以防止，却会消灭任何文明发生的可能性。” 人对环境所犯的罪行一览表冗长而且阴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继续扩大，赤道地区，人所能居住的山地与高原，正急速遭受侵蚀，而南部平原是一片逐渐缺草的黄土地带。中美洲将继续变成沙漠，南美的多数地区，因山坡倾斜度太大，土壤将会流入水中。澳洲和美国的广大沙土地带，干燥期过长，土壤就会被风吹散。亚洲也会陷入同样可叹的状态。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种愈发频仍，终至贫瘠无用。在逐渐扩大、深化的自然贫困中，人类的贫困也逐渐扩大、深化。 现在必须考虑的是：这个难以应付的生物学现象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我们在国内及国际政治上的行动？ 低层次危机的本质，势必花费极长的时间去加以排除，目前所能作的，充其量只是缓和较危险的征兆以及制作纯病因学的处置计划。 上文已述，任何国家或社会中的出生率差距，都会导致全体居民的品质低落，但在这种影响尚未明显化之前，实在很难预测其发展，现在暂时只能以提出问题为满足。在优秀人才减少、低能者增加的社会中，民主制度可能推进吗？这答案也许将留待50年后的子孙。在这段期间，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加以培养，以便从逐渐趋于劣化的人群中，选出其最善者。同时尽可能找出一种方法，使先天禀赋优越者能尽量繁衍子孙。 当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而其邻国的出生率都偏高时，以目前的世界结构而论，多少将使和平受到威协。无论我们在表面上多么颂扬“信仰”，20世纪人类真正有力的宗教仍是国家主义式的偶像崇拜。名义上，我们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犹太教徒。但事实上，大家所信的都并非一神，而是50甚至60个神。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其余诸神之敌，至少有为敌之可能。凡没有国教的国家，公立学校中所教的唯一宗教就是“神秘主义”式的地域性意识形态－－亦即对国旗敬礼、对国家或其统制者之崇拜、对部定历史书所载民族英雄之赞美。历史上偶发事件中的人与事，或被当作神，或被视为永恒而具有普遍确实性的原理。从童稚时期开始，市民们就被灌输以扩展地域性偶像之荣光作为个人最高义务之理念。但这种荣光主要与政军力量有关，因此担当国家主义义务的个人，难免会伤害到若干同类。在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势的变动都会引起战争，势力强的国家将采取侵略手段，较弱者则取守势或防御手段。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程度相似的两国中，经常会在一方人口增加、年轻活泼，而另一方人口减少、逐渐老化、知能低落的状况下产生。 不仅在国与国间的比较上人口会有增减，即使对自然资源而言，亦有相对增减。如前所述，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已经恶化，将来也许更甚。这个广大贫困中的广大贫困，将会不断地威胁和平，而且亦将对民主制度与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人口过剩与自由是不能并存的，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劳动者比物品多，个人不得不为微薄的薪俸而长期工作，从不友善的大自然或不友善的人（他们掌有政经大权）手中，保护自己可怜的收益，甚至无法拥有一点剩余的购买力。所谓民主主义是指任何受雇者均有对雇主说“不”的权利，可是如果受雇者已失去得罪雇主仍可得食之自信，他们就无法说“不”。为了生存的保障，必须有生产足供家庭之所需，或者预先存储以前的薪俸，或有向新开发地移民的机会。20世纪是人口过剩的时代，只有孩子才会认为民主制度可行于印度，而德国会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按目前情况，整个亚洲及大部分欧洲，尤其在德国，人口与天然资源间的关系，都已陷入绝望的不利之境。因此，民主制度无法生根、发展，实为最现实的问题。人口过剩的国家，几乎没有在经济上可以独立的个人，也几乎没有人能积存购买力，更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在人口已对天然资源造成强大压力的国家中，就整体而言，经济状况是非常不稳定的，资本、劳动、生产及消费均由政府统制，乃不可避免之事。20世纪成为高度中央集权及全体主义专制的时代，决非偶然。马尔萨斯的理论将成事实，政治制度无可避免地会走向全体主义。在民主传统尚称坚厚的西欧，新的全体主义大抵是博爱、人道的。这几近绝对性的权力使掌握它的政治家趋于腐化，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不久当可分晓。 世界性的政经危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潜伏的生态学危机。几乎没有一国家保持了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自然本具有恢复其均衡的独特方法。但如果将此法用在20世纪生活方式下的人类身上，那么，不仅会导致深刻、广泛的悲惨状况，而且终致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文明。因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生物学的事实与人之价值言归于好。 首先应作的事就是普遍产生危机意识，我们应把握任何机会说出下列诸项事实：人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地球遭受的侵略已经开始；敌人及其牺牲者的兵力同时增强的新锐部队已着着进逼。此外，还要认真呼吁：任何激进的革命行动都无法解消火星人入侵所产生的悲惨状况。因人口过剩与土地侵蚀而造成的破坏，其进行方式并非与政治层次的破坏相类。国际间为共同应付生态学及农业层危机所作的尝试，也许会对国际政治关系给予间接的好影响。就解决低层次危机而言，向地球上各国国民强迫推行某一种类的政策，并无益处。甚至会妨害为解决此危机所作的努力，而更增应该予以防止的悲惨程度。解决低层次危机的方法有二：限制世界人口、恢复并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产粮食。 人类不能仅靠面包维生，但更不能仅靠理想维生。例如对印度人谈论人权与四大自由，可说实在是一残酷的笑谈。在2／3的国民30岁前即因营养失调而死，但又每20年即增加5000万人的国度里，大部分人民是既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自由的，“世界的大悲剧”将因暴虐行为而更加恶化，已无法用好听的饶舌之辞予以缓和。要克服悲惨状况，只有针对其原因展开知性攻势。 即使降低目前世界的出生率最后终能获得意见上的一致。而且可以从明天就付诸行动，但因可能生育年龄层的人，仍然非常之多，尽管出生率已降低，人口总数仍然会继续增加到本世纪末。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世界人口开始减少之前，至少还会增加30亿。这表示不论发生任何事件，未来的半世纪将成为政治、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如果世界人口政策达成协议，又能在最近的将来付诸实施，仍需花费2000年的时光，才能认为危机已逐渐减轻。假如政策不被采用，那么，除非发生奇迹，危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目前，在我们所能判断的范围内，人类超乎寻常的不安与困难处境，似乎还需绵延两三世代以上，除非迅速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以缩短这危机时期。但在这项人口问题中，我们遭遇到两难式的困局，利弊难以兼顾。就生物学、历史学看，大家庭比小家庭正常，生产五至六个子女的女性比受人工限制仅生产一至二人的更“近乎自然”。而近40年来，出生率急降的国家，神经症与精神异常的发生率均显著增加。究其原因，部分或为与近年出生率低落有关之工业化与都市化，另一部分原因则为：限制生育制度之下的性生活与家庭形态，在某种意义上造成成人与孩童的极端不满。就生物学意义而论，人类之正常行动常是近代文明之牺牲品，因此，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缺少调整与均衡。但是，反过来说，一旦生物学上之正常行动不为近代文明牺牲时，我们将更会饥饿，更缺少自由，并更易陷入战争与革命的危机中，两者之间，究竟何去何从？依我个人之见，宁取前者。人口过剩将随之而产生压榨式的农业、专制政治、大量屠杀……往往造成难以复元的悲剧局面。而因限制生育产生的祸害，有的可用适当的药物加以治疗，有的则可以适当的社会手段防止其增长扩大。以生物学观点论，违背自然的行动，常会带来危险，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知用卫生学、杀虫剂、抗生素、假齿等来改变人类自然死亡的习性。限制生育所引起的危机，不会比顺应自然生育习性所导致的危机更大。我们必需扼止带来死亡的力量，同样，也必需压制带来过多的生命之力，否则，必将造成人口过剩、人与环境之不均衡、地球资源全面性之破坏、饥谨、革命、战争与毁灭。如果下水道、金霉素、义齿是必需品，那么，限制生育，实行世界人口政策，更是紧要迫切。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希望收立竿见影之效。只有在这段等待期间，先着手抑制土地侵蚀、保持土壤肥沃度及增加粮食。 目前，大部分国家的国民都无力单独担负这些工作，他们每天凄凄惶惶只企求能用手养口，但“口”永远在增多，加大，“手”则必须从面积有限的瘠土中获取更多的粮食，因而加速了土地的破坏。这样的国民已无时间、土地及资源之余裕可言，他们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势必用尽而后己。未来的肥沃必须成为现在饥饿的牺牲品，在负荷人口重压的国家中，“自我保存”遂不得不通向“自我破坏”。假如西欧各国能以积极态度取代消极政策，抑制这种破坏行为的计划当可实现，至少可先制定若干法案，首先让受伤害的已开发土地得以恢复，其次，以与自然法则协调的方法代替现行林业与农业的毁灭。然后，尽可能发现新的供给源泉，并使之获得发展。 实施前两种法案所需经费固然非常庞大，但决不会超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备战费。而且这笔经费是用在恢复被侵蚀土地的肥沃，以求在一定期间内减轻人口过剩所导致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先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给人口过剩的国家，所谓“一定数量”是指从可能毁灭土地的最大产量中减去在一定计划下使土地休息，准备更换更佳农业方法而尽量减产的最小量，所获得的生产数量。此外，还须拿出补助费给那些现居于易受灾害的近水区居民，让他们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以高薪遣送富经验者到技术落后国家，指导当地农民健全的农耕方法，保护、管理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并制作全球土壤、气候及天然资源的一览表。 至于第三种法案则具有广泛国际性研究及实验计划的性质，付予全世界各地召募而来的科学家、技术家发现新资源、新方法的任务，以便给同胞带来衣食，而非虐杀。现在，先考虑一下若干可作为研讨对象的明显可能。 地球表面，在目前的条件下，不适人居之处极多。但这些地区，颇有用充分的资本与劳力加以改善的可能。当前因为开发沙漠、冻原带、热带森林区等，所需经费太大，还不可能行动，但由于人口日渐增加，粮食与纤维品的需要超过供给量，总有一天，目前非经济性的物品会成为计划的目标，迟早由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将要决定下列事项：开发什么地区、何时开发，用何种国际基金从事开发。 无论采用什么增产方法，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绝对量，都是有前途的。就政治观点来看，最理想的增加方式是某一特定国家不欲独占的增加。在国家主义影响之下，独占剩余粮食，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一群同盟国家压迫其他不受此惠弱国的武器。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理想方式是不助长目前的独占自然资源，所有国民都可由本国的生产品或全人类都能均等利用的资源获得足够维生的供给品。在当前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一件既可喜复可咒诅的行为，一旦国家主义之偶像崇拜，不再是人类的宗教时，国际贸易始可成为纯然可喜之事。 另一方面，关于生存必需品，我们必需尽量谋求一国或一区的自给自足。要向这方向进展，首先应发展从海洋获取更多食物的方法，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往往周围都是海，从海洋获得的大多是鱼，因为鱼产量的减少，为了获取食粮，不得不向海洋投下更多的劳力－－尤其在人口增加、粮食需要量增加时更是如此。但海洋是否还能供给新的资源？海藻是否能精制为饲料或肥料？内海与江口是否可填平成为沃土？ 但有的国家根本没有通往海洋的出口，连盐水也成为独占性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国际性研究委员会必须再用其他方法以谋地域性之自给自足。是否可能将瘠地改为更具生产力之养鱼池？是否可能培养淡水藻类以充饲料？此外，微菌具有引起化学变化的惊人能力，是否能大量培养使充人类的粮食？独占矿物，就政治意义而论，似乎比独占粮食的供应更为危险。当一个强国的文化指向侵略时，重工业所需的煤、石油、金属矿床将不断成为扩张帝国主义的诱惑。假如这些资源位于弱小国家的领域内，一定招来不断的侵略。目前当务之急是集体研究，发展一些任何国家都可应用的代用品，以取代现有的动力资源及工业制品。例如以风或阳光作为煤与石油的部分代用品，现在作为工业基础的矿物分配并不规则，可用从海水与粘土中制成的玻璃、胶、轻金属等作为部分的代用品。这些措施也许可解消暗藏政治危机的自然资源之独占。同时，我们还应尽力将工业文明从不稳的资产消费基础，移置于更安全、更具永久性的基础上。 我们不久即将遭遇到今后无法避免的核分裂问题。这问题的关键在于：核分裂对解决低层危机将有什么帮助。在最近的将来，对遗传学将会有伟大的贡献。我们把种子曝晒于原子炉放射出来的加玛射线上，可以制造出无数史无前例的变种，这些变种大多有害，但其中若干种不仅有生育的可能，而且在经济方面亦颇有助益，例如：制造各种食物要素、在亲种无法忍受的气候条件下仍能成熟的植物、对某类疾病及寄生物具有抵抗力的种子。 就理论而言，核分裂应该可以廉价供应动力以开发那些现阶段过分干燥、寒冷、气候激变及距离普通动力资源过远的土地。但事实上，原子能在目前仍贵得吓人，简直是奢侈品，也许在今后20年内这梦想可以实现－－即动力不用花钱。20年的时间并不算太早，因为到那时，地球必须供应比目前多4亿的人口。另一方面，掌握政权的狂人、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等，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种新的动力资源不断地用于侵略、保护或防卫战争等目标上。暂时为了获得不算太大的利益，我们必须冒远较利益为大的风险，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巴斯卡的赌（见巴斯卡沉思录第333节－－译者）。为了实际对付无限之大恶，我们已在极受囿限的善这方面下了赌注。国家主义已根深蒂固深植人心，政治、宗教方面意识形态之不同已与十字军时代一样无法和解，在这样的世界中，带来国际合作与和平之最高希望－－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救济饥民与共同保管地球资源的国际计划。关于这点，世界联邦的支持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计划如无世界政府根本难以实施，政治联合必须列为第一优先，然后才能谈到技术与经济的合作。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联合，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即使愿意联合，也不喜欢联合的手段，因为，政治结合的手段常附带有牺牲，这决非愉快之事。例如，全欧实行了政治联合，那么，以前由关税保护的许多地方工业势必为数过多，将受到政府的抑制，或因必须与效率更高、更接近原料与市场的工业竞争而被消灭。抑制过剩工业将使所有者、统治者与劳动者同样受损，但这仅是政治联合应付的代价之一。遥远未来的最大利益，只有从最近将来许多相当痛苦的牺牲中见出。当然，政治联合也可在军事独裁或环境压迫下强制推行。在正常状态下，要实施民主国家的联合，相当困难。国民大概不会投票赞成将带来变化的政策，因为变化常会扰乱他们的职业与习惯。就原则而论，只有在危机时代，人才会为“将来”（的善）而牺牲“现在”。一切高等宗教，对人而言，在精神上所有瞬间都存有生死问题之危机，因此信徒视“牺牲”为当然之事。但就与此完全不同层次的事实而论，在这人口过剩、土地受侵蚀的地球上，人一生所有的瞬间都可说是危机。让大家相信人与人间的“火星侵略”及对此侵略应采取共同行动并不困难，其直接牺牲也不会太大，在遥远或不大遥远的未来，收获将是具体、明晰且具魅力的。一旦团结起来之后，这对付人口过剩与土壤侵蚀等火星人军队的技术同盟也许会发展为政治与经济的同盟，成为单一政府真正世界联邦的先驱。在这段期间，若纯以政治方式先组成联邦，当然更好。鸡与蛋孰先孰后，并非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力两者兼得，而且愈快愈好。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　　 诊断地球 对人类的呼吁 史怀泽（Sehweitzer，Albert） 阿尔贝特·史怀泽（1875－1965）的“敬畏生命”的思想闻名于世，爱因斯坦说“像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这位出生于阿尔萨斯（一战前属德国、战后属法国）的欧洲人，得过哲学、神学、医学三大领域的博士，还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声誉并不建立在他的才艺之上，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及其热忱的献身精神。他将生命中的半个世纪贡献给了赤道非洲，贡献给了那里的医疗事业，从1913年建立丛林诊所，直到与世长辞，他一直被视作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1954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这里选录的是他的两篇讲辞，第一篇是1963年8月3日在兰巴雷内的演讲，原名《当今和平之路》，第二篇是1957年在奥斯陆的广播讲话，原名《对人类的呼吁》。 1 如果我们今天要走和平之路的话，那么最自然的出发点就是今年7月25日签署的莫斯科协定。这是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在这一协定中，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这就是说，三国政府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由于放弃了大规模的核试验，这种发展已不可能。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核爆炸，才能试验和判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人类已难以承受由大规模核试验导致的极危险的放射物对大气、大地和水的污染，放弃这种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放弃大规模的核试验和大型核武器也使这些大国不再走向经济崩溃的危险道路。由于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的巨大开支压在他们身上，这些大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境地。成熟的现代核武器，就像最现代化的飞机一样，是技术上的奇迹。与此相应，它们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 由莫斯科协定而来的状况从1958年10月31日起就已存在一段时间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宫讨论放弃核试验问题的大国专家就试图这么做：在地球上建立180个监测站，每站有30名工作人员，科学家以此确定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核试验。 因此，苏联、美国和英国决定：不等待这些计划中的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就不再进行核实验。不过，他们认为有计划地监控在地球上进行的所有核试验是不可能的。 只是美国要求，由于地下核试验无法被确定，从而不应被禁止。为了能够生产小型的核武器，泰勒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也要求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 英国和苏联作出了让步，为此苏联声明，他们本身不打算进行地下核试验。 从而，在莫斯科协定之前，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大气层中的核试验被禁止，而地下核试验则被允许继续进行。这一时期从1958年10月31日持续到1961年9月1日。 从这一天（1961年9月1日）开始，苏联又在大气层中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而且，从那时起他们也决定从事地下核试验。 只有不断进行大规模和最大规模的核试验，才能试制新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苏联生产了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通过这种新的试验，大气层、地表和水中的放射物可怕地增加了。 对由于任何一种事件而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忧虑也增加了。 现在，通过莫斯科协定，我们又走在一条较少危险的道路上，但是，还需要其他的理性协定，核武器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才可能被消除。 莫斯科协定是朝霞。如果所有核试验，包括－－会导致地震增加，从而特别可怕的－－地下核试验都停下来，太阳才会上升。 始终令人遗憾的是，大国在莫斯科协定中并未决定停止地下核试验。因为他们未能对此的有效监控形成一致意见，也不能信任对方在不可能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对方会遵守停止地下核试验的决定。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承认和信任。 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 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但人民常在。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不可能被销毁。 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 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2 1954年3月1日，美国人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也进行了氢弹试验。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核试验，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先非原子时代情况。如果一种新的大炮射向试验场地，那么爆炸之后事情也就完了。但是，氢弹爆炸的情况则不同，它还留下一些其他东西：在大气层中的无数放射性微粒和射线。这种情况在广岛和长崎及以后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中已出现，只是由于与氢弹相比，这种原子弹的威力还相对地小，从而几乎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于放射性射线达到一定程度，就将危及人体，从而人们开始讨论，由至今的氢弹爆炸产生的射线是否意味着这样一种危险，它会随着不断进行的爆炸而增长。 此后三年半的时间，物理学和医学的代表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人们观察射线的来龙去脉，研究它对人体的影响及其过程。根据由此收集的，即使还不够完整的材料，人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判断：产生于至今所进行的核试验的放射性射线具有对人类不可低估的危险，而随着进一步的核试验，这种危险将以最可怕的方式增长。 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中人们经常作出这种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舆论并没有如其所期待地了解这种意见，个人和各国人民并没受到触动去注意我们所处的危险。人们本应注意到这种危险，人们应听从和理解这种判断。 同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言论作警告者的人一起，我发出呼吁。我的年龄，由我所代表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赋予我的同情心，使我相信，我的提醒能为迫切需要的认识开辟道路。我感谢，奥斯陆的广播电台，帮助我把我相信应说的话传到四面八方。 铀原子爆炸以在铀分裂时的能量释放过程为基础，而在氢原子转变为氦原子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则是氢弹爆炸力的基础。有趣的是，发生在太阳内部不断提供光和热的能量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就其种类而言，两种炸弹的效应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种最新型的氢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00倍。最近，钴原子弹作为超级原子弹又成为原子弹的新品种，它是一种用钴外壳包围起来的氢弹。其威力要比至今爆炸力最大的氢弹大许多倍。 在核爆炸中，产生出无数放射性微粒。它们与正在衰变的铀混在一起。这一衰变过程快慢不一，在威力最大的元素中衰变很快，在其他元素中则衰变较慢或很慢。威力最大的元素在原子弹爆炸后10秒钟就不再存在。但就在这一瞬间，它就能够杀死好几公里范围之内的人群。只有威力较小的元素能够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应与这种元素打交道。尽管它的射线相对小一点，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决不能忽视。 这种元素产生的衰变，在爆炸的几小时，几天，几周或几月，或几年以至百万年后，始终存在。随着放射性尘埃云，它们被带入高空。重的微粒较早往地面飘落，轻的则在大气中留存较久，随着雨雪向地面降落。至于需要多长时间，那些由至今的核爆炸带人大气中的放射性微粒才会消失，还不能准确地确定。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至少需要30年或40年。我年少时就有这样的经历，1883年在属于巽他群岛的硫黄列岛发生了爆炸，由此进入空气的尘埃在欧洲的大气中存留了几年之久，以至夕阳的天空特别壮丽。 但是，我们能够断定，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云随风不断围着地球飘动，而其中一部分或者本身，或者随着雨、雪、雾和露水从四面八方降落到地表、河流和海洋。 原子弹爆炸产生并漂落下降的尘埃是哪种放射性元素呢？它们是通常非放射性元素的值得注意的变种。它们具有与原子量不同的元素的化学性质。从而对它们的描述，就需根据元素的名称列举其原子重量，同一种元素能出现在多种放射性变种中。例如：除了只能存在16天的碘13，还有能储存2亿年的碘129。这些危险的元素是：磷32，钙45，碘131，铁55，铋210，钲32，钵144，锶89，铯137。如果氢弹以钴作外壳的话，还要加上钴60。 特别危险的是这样一些元素，它们的存留期相对地长，而发射的射线也相对地强。其中锶90最为突出。在放射性尘埃中它的量特别大。其次钴60也是特别危险的。由这种元素而增强的大气放射性从外部不能伤害我们，它还没有强到足以渗入我们的皮肤。但是，如果吸人了含有它的空气，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可能喝带有放射性的水和食用带有放射性的蔬菜。 由于比基尼岛和西伯利亚的核试验，一时间在日本的降雨具有放射性，这种水不能饮用。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近来，在对降雨进行观察的世界各个地方，不时有关于放射性降雨的报道，其中也有已不能作为饮用水的放射性降雨。甚至泉水，由于长期的、大量的放射性雨水，其放射性程度也明显增强了。 凡是被确认为有放射性雨水的地方，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也在较高程度上被污染了。这种放射性污染不仅来自雨水，而且来自自由降落的放射性尘埃。甚至不仅地表，而且生长其中的植物也具有放射性了。地表把它所接受的放射性元素也给予了植物。放射性元素聚积在这些植物中。从这一过程中可以得知，我们必须与大量放射性元素打交道，例如作为我们食物的动物及其所吃的草。我们吃了动物的肉，而动物由于吃了草而吸收并在体内聚积了放射性元素，现在则被我们吸收并聚积在体内了。这也包括奶牛，我们饮用牛奶，也就吸收了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因此，许多小孩就有可能吸收放射性元素，对他们来说，这是特别危险的。当我们食用蔬菜和水果时，聚积在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体内。 至于放射性聚积物的数量问题，人们在北美哥仑比亚河流所作的放射性研究表明，这可能加以测定。这一研究的起因在于，用于工业生产的汉福尔特核电厂的原子能废水流入了哥仑比亚河中。水的放射性程度并不高，但是，河中浮游生物的放射性则增加了2000倍，以这些浮游生物为食的鸭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4万倍，河鱼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15万倍，父母用水中昆虫喂食的燕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50万倍，而小鸟卵的放射性程度则增加了100万倍。 如果我们不断从官方和非官方方面得到保证，大气中被确定的放射性程度还没有达到危害人体的程度，那么这没涉及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使我们还没有直接受到大气中放射性元素的伤害，但我们已间接地受到了从大气中不断降落下来的放射性元素的伤害。由于食用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和动植物食品，我们已吸收了放射性元素，其程度如我们在当地植物中所观察到的一样。 由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元素导致的大气中的放射性不会这么微小，以至它一直聚积在我们体内而不发展成对我们的危险。自然中的放射性越积越多，成为我们的危害。 在自然中存在着由我们所创造的放射性元素，这是地球和人类历史中不可想象的事件，忽略它的意义和后果是愚蠢的，它会让人类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啊！由于无思想，我们走进了这条路。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振作起来，求得与现实斗争的勇气、见识和严肃，而不再在歧路上走下去。 制造原子弹的各国国务活动家们从根本上说不会有其他想法。由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他们足够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责任意识。 近来，美国、苏联和英国无论如何已都知道，没有比缔结一个共同停止核试验的协定更好的事了。但是，他们同时又声明，只要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协定，他们就不能放弃继续进行核试验。为什么他们不缔结这样一个协定呢？最终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内还不存在一种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公众舆论，并且除了日本之外，在其他各国人民中间也是如此。由于日本人民受到原子弹的最严重伤害，并处于一种值得被同情的处境，他们有接受这种要求的迫切必要。 一个这样的协定要求可信和信赖，必须要求这样的保证，它的签署决不是由于谈判伙伴想由此顺便获得一种显著的、只有他能预见的、策略上的利益。 它必须为相关各国人民共同的公众舆论所认可和批准。 陈泽环译 （选自《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诊断地球 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现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言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周知识分子在传统崩溃后再次寻求价值座标的心路历程。梁氏从本世纪初开始著文；直到本世纪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以及人类文化的终极归宿问题。作为一个仍保留着许多传统质素的中国知识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二十年代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颇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选录时略有删节。 就生活三方面推说未来文化 以下分就文化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简单着一为推说： （一）物质生活一面今日不合理的经济根本改正是不须说的；此外则不敢随便想设。我于这上也毫无研究，所以说不出什么来；只不过基尔特一派的主张好多惹我注意之外，使我很倾向于他。大约那时人对于物质生活比今人（指西洋人）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像中国人从来的样子；因此那时社会上，物质生活的事业也就退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现在之成为最主要的；那么，便又是中国的模样。在生产上，必想法增进工作的兴趣，向着艺术的创造这一路上走；那么，又与中国尚个人天才艺术的彩色相合（参看第二章）。这些都是现在大家意向所同，似无甚疑问；还有基尔特派中一部人有恢复手工业的意思，这就不敢妄测，恐事实上很难的。假使当真恢复手工而废置大机械，那么，又太像中国从来不用机械用手工的样子了。 （二）社会生活一面在这一面，如今日不合理的办法也不能不改变。不论是往时的专制独裁或近世的共和立宪，虽然已很不同，而其内容有不合理之一点则无异。这就是说他们对大家所用统驭式的办法，有似统驭动物一般。现在要问，人同人如何才能安安生生的共同过活？仗着什么去维持？不用寻思，现前那一事不仗着法律。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帐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敢轻易有所主张；但我敢说，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这样统驭式的法律没有废掉之可能，那改正经济而为协作共营的生活也就没有成功之可能。因为在统驭下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心理，根本破坏了那个在协作共营生活之所须的心理。所以倘然没有所理想的未来文化则已，如其有之，统驭式的法律就必定没有了。仿佛记得陈仲甫先生在《新青年》某文中说那时偷懒的人如何要责罚，污秽的工作或即令受罚人去作，或令污秽工作的人就工作轻减些。其言大概如此，记不清楚，总之他还是藉刑赏来统驭大众的老办法。殊不知像这类偷懒，和嫌恶污秽无人肯作等事，都出于分别人我而计较算帐的心理，假使这种心理不能根本法除，则何时待有这些事而后生问题，将触处都是问题而协作共营成为不可能；现在不从怎样泯化改变这种心理处下手，却反而走刑赏统驭的旧路，让这种心理益发相引继增，岂非荒谬糊涂之至。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着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帐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近世的人是从理智的活动，认识了自己。走为我向前的路而走到现在的，从现在再往下走，就变成好像要翻过来的样子，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孔家之理想。从前儒家法家尚德尚刑久成争论，我当初也以为儒家大迂腐了，为什么不用法家那样简捷容易的办法？瞎唱许多无补事实的滥调做什么，到今日才晓得孔子是一意的要保持人格。一意的要莫破坏那好的心理，他所见的真是与浅人不同。以后既不用统驭式的法律而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了，那么，废法之外更如何进一步去陶养性情，自然是很要紧的问题。近来谈社会问题的人如陈仲甫、俞颂华诸君忽然觉悟到宗教的必要。本来人的情志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而从来宗教的力量大于美术，不着重这面则已，但着重这面总容易倾在宗教而觉美术不济事，实亦从来未有舍开宗教利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个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己。因为舍掉礼乐绝无第二个办法，宗教初不相宜寻常这些美术也不中用。宗教所培养的心理并不适合我们作这生活之所需，而况宗教在这期文化中将为从来未有之衰微，详如后段讲精神生活所说，脱开宗教气息的美术较为合宜，但如果没有一整统的哲学来运用他而作成一套整的东西，则不但不济事，且也许就不合宜。这不是随便藉着一种事物（宗教或美术）提起了感情，沉下去计较，可以行的；这样也许很危险，都不一定。最微渺复杂难知的莫过于人的心理，没有澈见人性的学问不能措置到好处。礼乐的制作恐怕是天下第一难事。只有孔子在这上边用过一番心，是个先觉。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路的先觉；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以后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调理本能的路，已经是铁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请教这先党的孔子，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体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还有我们说过在这时期男女恋爱是顶大问题，并且是顶烦难没法对付的，如果不是礼乐把心理调理到恰好，那直不得了；余如后说。 （三）精神生活一面我们已说过在这时，人类便从物质的不满足时代转到精神不安宁的时代，而尤其是男女恋爱问题容易引起情志的动摇，当然就很富于走入宗教的动机。在人类情感未得充达时节，精神的不宁也就不著；在男女问题缺乏高等情意的时节也不致动摇到根本；但此际情感必得充达和男女问题必进于高等情意都是很明的，那么，予人生以勖慰的宗教便应兴起。但是不能。这些动机和问题大半还不是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另有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动机与问题；并且顺成宗教的缘法不具，逆阻宗教的形势绝重。宗教就是人类的出世倾向之表现，从这种倾向要将求超绝与神秘。神秘是这时必很时尚的－－我指那一种趣味，因为是时尚直党的时代。但超绝则绝对说不通，而且感情上也十分排拒；因为知识发展的步骤还不到，感情解放活动之初亦正违乎这种意向。宗教的根本要件全在超越现前之一点是既经说过的，所以我敢断言一切所有的宗教不论高低都要失势，有甚于今；宗教这条路定然还是走不通。但是宗教既走不通，将走哪条路呢？这些动机将发展成什么东西，或这些问题将由怎样而得应付？这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藉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什么路？这便是孔子的路，而倭铿、泰戈尔一流亦概属之。这时艺术的盛兴自为一定之事，是我们可以推想的；礼乐的复兴也是我们已经推走的；虽然这也都能安顿了大部分的人生，但吃紧的还仗着这一路的哲学作主脑。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中国的宝藏将于是宣露。而这一路哲学之兴，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将益浸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说到这里，又恰与中国的旧样子相合；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而此时宗教最式微，此时人最淡于宗教；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其高等动机不成功宗教而别走一路，而此时便是这样别走一路，其路还即是中国走过的那路；中国的哲学几以研究人生占他的全部，而此时的哲学亦大有此形势；诸如此类，不必细数。除了科学的研究此时不致衰替为与中国不同外，以及哲学艺术当然以进化之久总有胜过中国之点外，那时这精神生活一面大致是中国从来派头，必不容否认。 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实出于此。论起来，这三态度都因人类生活中的三大项问题而各有其必要与不适用，如我前面历段所说，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哪里，就持哪种态度：却人类自己在未尝试经验过时，无从看得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这个分际。于是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态度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希腊人态度要对些，因为人类原处在第一项问题之下；中国人态度和印度人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不过希腊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为适当之应付，所以西洋中世纪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乃始拣择批评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一次当真来走这条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上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纪〕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无识的人之恭维不算数）；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却又不敢菲薄。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即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除非晓得了他所以必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 在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以后顺着走下去，怎样便引进了第三问题，这还要说一两句。我们已经看清现在将以直觉的情趣解救理智的严酷，乃至处处可以见出理智与直觉的消长，都是不得不然的。这样，就从理智的计虑移入直觉的真情，未来人心理上实在比现在人逼紧了一步，如果没有问题则已，如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对他压迫的非常之紧。从孔家的路子更是引人到真实的心理，那么，就是紧凑。当初藉以解救痛苦的是他，后来贻人以痛苦的亦即是他；前人之于理智，后人之于直觉，都是这样。在人类是时时那里自救，也果然得救，却是皆适以自杀，第三问题是天天接触今人的眼睑而今人若无所见的，到那情感益臻真实之后，就成了满怀唯一问题。而这问题本是不得解决的，一边非要求不可，一边绝对不予满足，弄得左右无丝毫回旋余地！此其痛苦为何如？第三期的文化也就于是产生；所谓印度人的路是也。从孔子的路原是扫空一切问题的，因为一切问题总皆私欲；却是出乎真情实感的则不能，出乎这真情实感的问题在今日也能扫空，却是在那将来则不能。像这类出乎真情实感的第三问题在今日则随感而应，过而不留，很可以不成为问题；如果执着不舍必是私欲，绝非天理之自然。在将来那时别无可成为问题的，不必你去认定一个问题而念念不忘，他早已自然而然的把这一个问题摆在你的眼前，所以就没有法子扫空了。关于第三期文化的开发，可说的话还很多；但我不必多说了，就此为止。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唯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化在人类以前文化中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 我们推测的世界未来文化既如上说，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怎样才对呢？对于这三态度何取何舍呢？我可以说：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这三条是我这些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之最后结论，几经审慎而后决定，并非偶然的感想；必须把我以上一章通通看过记清，然后听我以下的说明，才得明白。或请大家试取前所录李超女士追悼会演说词，和民国八年出版的《唯识述义》序文里一段，与现在这三条参照对看，也可寻出我用意之深密而且决之于心者已久。《唯识述义》序文一段录后： 印度民族所以到印度民族那个地步的是印度化的结果，你曾留意吗？如上海刘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学家，都说佛化大兴可以救济现在的人心，可以使中国太平不乱。我敢告诉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且慢胡讲者，且细细商量商量看！ 现在我们要去说明这结论，不外指点一向致误所由，和所受病痛，眼前需要，和四外情势，并略批评旁人的意见，则我的用意也就都透出了。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专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自其文化开发之初到他数千年之后，也没有什么两样。他再也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譬如西洋人那样，他可以沿着第一路走去，自然就转入第二路；再走去，转入第三路；即无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输入，他自己也能开辟他们出来。若中国则绝不能，因为他态度殆无由生变动，别样文化即无由发生也。从此简直就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及至变局骤至，就大受其苦，剧痛起来。他处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而于第一路没有走得几步，凡所应成就者都没有成就出来；一旦世界交通，和旁人接触，哪得不相形见绌？而况碰到的西洋人偏是个专走第一路大有成就的，自然更禁不起他的威凌，只有节节失败，忍辱茹痛，听其贼踏，仅得不死。国际上受这种种欺凌已经痛苦不堪，而尤其危险的，西洋人从这条路上大获成功的是物质的财，他若挟着他大资本和他经济的手段，从经济上永远制服了中国人，为他服役，不能翻身，都不一定。至于自己眼前身受的国内军阀之蹂躏，生命财产无半点保障，遑论什么自由；生计更穷得要死，试去一看下层社会简直地狱不如；而水旱频仍，天灾一来，全没对付，甘受其虐；这是顶惨切的三端，其余科种大多不须细数。然试就所有这些病痛而推原其故，何莫非的的明明自己文化所贻害；只缘一步走错，弄到这般天地！还有一般无识的人硬要抵赖不认，说不是自己文化不好，只被后人弄糟了，而叹惜致恨于古圣人的道理未得畅行其道。其实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也正为古圣人的道理行得几分，所以才致这样，倒不必恨惜。但我们绝不后悔绝无怨尤；以往的事不用回顾；我们只爽爽快快打主意现在怎样再往下走就是了。 我们致误之由和所受痛苦略如上说，现在应持何态度差不多已可推见；然还须把眼前我们之所需要和四外情势说一说。我们需要的很多，用不着一样一样去数，但怎样能让个人权利稳固社会秩序安宁，是比无论什么都急需的。这不但比无论什么都可宝贵，并且一切我们所需的，假使能得到时，一定要从此而后可得。我们非如此不能巩固国基，在国际上成一个国家；我们非如此不能让社会上一切事业得以顺着进行。若此，那么将从如何态度使我们可以作到，不既可想了吗？再看外面情势，西洋人也从他的文化而受莫大之痛苦，若近若远，将有影响于世界的大变革而开辟了第二路文化。从前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此刻似乎情势不是那样，而旧时富强的思想也可不作。那么，如何要鉴于西洋化弊害而知所戒，并预备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就是我们决定应持态度所宜加意的了。以下我们要略批评现在许多的人意向是否同我们现在所审度的相适合。 现在普通谈话有所谓新派旧派之称：新派差不多就是倡导西洋化的；旧派差不多就是反对这种倡导的－－因他很少积极有所倡导；但我想着现在社会上还有隐然成一势力的佛化派。我们先看新派何如。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先生所谓“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评的精神”（似见胡先生有此文，但记不清）；这我们都赞成。但我觉得若只这样都没给人以根本人生态度；无根的水不能成河，枝节的作法，未免不切。所以蒋梦麟先生《改变人生态度》一文，极动我眼目；却是我不敢无批评无条件的赞成。又《新青年》前几卷原也有几篇倡导一种人生的文章，陈仲甫先生并有其《人生真义》一文；又倡导塞恩斯、德谟克拉西、批评的精神之结果也会要随着引出一种人生。但我对此都不敢无条件赞成。因为那西洋人从来的人生态度到现在已经见出好多弊病，受了严重的批评，而他们还略不知拣择的要原盘拿过来。虽然这种态度于今日的西洋人为更益其痛苦，而于从来的中国人则适可以救其偏，却是必要修正过才好。况且为预备及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开辟，也要把从来的西洋态度变化变化才行。这个修正的变化的西洋态度待我后面去说。 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陈仲甫先生是攻击旧文化的领袖；他的文章，有好多人看了大怒大骂，有些人写信和他争论。但是怒骂的止于怒骂，争论的止于争论，他们只是心理有一种反感而不服，并没有一种很高兴去倡导旧化的积极冲动。尤其是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而陈先生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记得陈先生在《每周评论》上作《孔教研究》曾一再发问： 既然承认孔教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和现代社会人心不合；不知道我们还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哪里？ 除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之说明，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么？ 他原文大意，是说：孔子的话不外一种就当时社会打算而说的，和一种泛常讲道德的话；前一种只适用于当时社会，不合于现代社会，既不必提；而后一种如教人信实、教人仁爱、教人勤俭之类，则无论哪地方的道德家谁都会说，何必孔子？于此之外孔子的真精神，特别价值究竟在哪点？请你们替孔教抱不平的说给我听一听。这样锋利逼问，只问的旧派先生张口结舌－－他实在说不上来。前年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一种《新潮》，一种《国故》，仿佛代表新旧两派；那《新潮》却能表出一种西方精神，而那《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骨董而已。其实真的国故便是中国故化的那一种精神－－故人生态度？那些死板板烂货也配和人家对垒吗？到现在谈及中国旧化便羞于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只为旧派无人，何消说得！因为旧派并没有倡导旧化，我自无从表示赞成；而他们的反对新化，我只能表示不赞成，他们的反对新化并不彻底：他们也觉得社会一面不能不改革，现在的制度也只好承认，学术一面大缺欠，西洋科学似乎是好的；却总像是要德谟克拉西精神科学精神为折半的通融。莫处处都一贯到底。其实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所以我尝叹这两年杜威、罗素先到中国来，而柏格森、倭铿不曾来，是我们学术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罗素不曾来，而柏格森、倭铿先来了，你试想于自己从来的痼疾对症否？ 在今日欧化蒙罩的中国，中国式的思想虽寂无声响，而印度产的思想却居然可以出头露面，现在除掉西洋化是一种风尚之外，佛化也是范围较小的一种风尚；并且实际上好多人都已倾向于第三路的人生。所谓倾向第三路人生的就是指着不注意图谋此世界的生活而意别有所注的人而说立如奉行吃斋、念佛、唪经、参禅、打坐等生活的人和扶乩、拜神、炼丹、修仙等样人，不论他为佛教徒，或佛教以外的信者，或类此者，都统括在内。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约连年变乱和生计太促，人不能乐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缘，而数百年来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复为西洋潮流之所残破，旧基骤失，新基不立，惶惑烦闷，实为其主因。至于真正是发大心的佛教徒，确乎也很有其人，但百不得一。我对于这种态度－－无论其为佛教的发大心或萌乎其他鄙念－－绝对不敢赞成；这是我全书推论到现在应有的结论。我先有几句声明，再申论我的意思。我要声明，我现在所说的话是替大家设想，不是离开大家而为单独的某一个人设想。一个人可以有为顾虑大家而牺牲他所愿意的生活之好意，但他却非负有此义务，他不管大家而从其自己所愿是不能非议的。所以我为某一个人打算也许赞成他作佛家的生活亦未可定。如果划一定格而责人以必作这样人生，无论如何是一个不应该。以下我略说如何替大家设想即绝对不赞成第三态度之几个意思： （一）第三态度的提出，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而我们以前只为一步走错，以致贻误到那个天地（试回头看上文），此刻难道还要一误再误不知鉴戒吗？你一个人去走，我不能管；但如你以此倡导于社会，那我便不能不反对。 （二）我们因未走第一路便走第二路而受的病痛，从第三态度将有所补救呢，还是要病上加病？我们没有抵抗天行的能力，甘受水旱天灾之虐，是将从学佛而得补救，还是将从学佛而益荒事功？我们学术思想的不清明，是将从学佛而得药治，还是将从学佛而益没有头绪？国际所受的欺凌，国内武人的横暴，以及生计的穷促等等我都不必再数。一言总括，这都是因不像西洋那样持向前图谋此世界生活之态度而吃的亏，你若再倡导印度那样不注意图谋此世界生活之态度，岂非要更把这般人害到底？（三）我们眼前之所急需的是宁息国内的纷乱，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其他个人权利稳固些；但这将从何种态度而得作到？有一般人－－如刘仁航先生等－－就以为大家不要争权夺利就平息了纷乱，而从佛教给人一股清凉散，就不复争权夺利，可以太平。这实在是最错误的见解，与事理真像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则自其人之向前争求态度而得生产的。但我们大多数国民还依然是数千年来旧态度，对于政治不闻不问，对于个人权利绝不要求，与这种制度根本不适合；所以才为少数人互竟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变乱遂以相寻，故今日之所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奠定这种政治制度，可以宁息累年纷乱，可以获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如果再低头忍受，始终打着逃反避乱的主意，那么就永世不得安宁。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我在《唯识述义》序文警告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就是为此而发。我希望倡导佛教的人可怜可怜湖南湖北遭兵乱的人民，莫再引大家到第三态度，延长了中国人这种水深火热的况味！ （四）怎样促进世界最近未来文化的开辟，是看过四外情势而知其必要；但这是第一路文化后应有的文章，也是唯他所能有的文章；照中国原样走去，无论如何所不能有的，何况走印度的第三路？第一路到现在并未走完，然单从他原路亦不能产出；这只能从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而得辟创；其余任何态度都不能。那么，我们当然反对第三态度的倡导。 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而一定要中国人去作；我并不以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而一定要中国人把他成就出来；我只是看着中国现在这样子的世界，而替中国人设想如此。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却是我没有法子教他从此而得救，除非我反对大家此刻的倡导。因为你此刻拿这个去倡导，他绝不领受，人类总是往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非让你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碰到第三问题的硬钉子上，他不死心的。并且他如果此刻领受，也一定十九是不很好的领受－－动机不很好。此刻社会上归依佛教的人，其归依的动机很少是无可批评的，其大多数全都是私劣念头。藉着人心理之弱点而收罗信徒简直成为彰明的事。最普通的是乘着世界不好的机会，引逗人出世思想；因人救死不赡，求生不得，而要他解脱生死；其下于此者，且不必说。这便是社会上许多恶劣宗教团体的活动也跟着佛教而并盛的一个原故。再则，他此刻也绝不能领受。当此竞食的时代，除非生计有安顿的人，一般都是忙他的工作，要用工夫到这个，是事实所不能。他既绝不领受，又绝不能领受，又不会为好动机的领受，那么几个是从此而得救的呢，还有那许多人就是该死的？既不能把人渡到彼岸，却白白害得他这边生活更糟乱，这是何苦？不但祸害人而且糟蹋佛教。佛教是要在生活美满而后才有他的动机，像这样求生不得，就来解脱生死，那么求生可得，就用他不着了。然在此刻倡导佛教，其结果大都是此一路，只是把佛教弄到鄙劣糊涂为止。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的一关，不能使他从佛教而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见其真，这是我的本意。 孔与佛恰好相反：一个是专谈现世生活，不谈现实生活以外的事；一个是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这样，就致佛教在现代很没有多大活动的可能，在想把佛教抬出来活动的人，便不得不谋变更其原来面目。似乎记得太虚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藉着“人天乘”的一句话为题目，替佛教扩张他的范围到现世生活里来。又仿佛刘仁航和其他几位也都有类乎此的话头。而梁任公先生则因未曾认清佛教原来怎么一回事的原故，就说出“禅宗可以称得起为世间的佛教应用的佛教”的话（见《欧游想影录》）。他并因此而总想着拿佛教到世间来应用；以如何可以把贵族气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让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的问题，访问于我。其实这个改造是作不到的事，如果作到也必非复佛教。今年我在上海见着章太炎先生，就以这个问题探他的意见。他说，这恐怕很难；或者不立语言文字的禅宗可以普及到不识字的粗人，但普及后，还是不是佛教，就不敢说罢了。他还有一些话，论佛教在现时的宜否，但只有以上两句是可取的。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 我提出的态度 于是我将说出我要提出的态度。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刚”。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原很难于短时间说得清。但我们可以就我们所需说之一点，而以极浅之话表达他。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孔子说“吾未见刚者”。“刚”原是很难作到的。我们似乎不应当拿一个很难作到的态度提出给一般人；因为你要使这个态度普遍的为大家所循由，就只能非常粗浅，极其容易，不须加持循之力而不觉由之者，才得成功。但我此处所说的刚，实在兼括了艰深与浅易两极端而说。刚也是一路向，于此路向可以入的浅，可以入的深；所以他也可以是一非常粗浅极其简易的。我们自然以粗浅简易的示人，而导他于这方向，如他有高的可能那么也可自进于高。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大约欲和刚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动；却是一则内里充实有力，而一则全是假的－－不充实，假有力；一则其动为自内里发出，一则其动为向外逐去。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全露出一个人意志高强，情感充实的样子；这样人的动作大约便都是直接发于情感的。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我们最好是感觉着这局面的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得而奔去。我在李超女士追悼会即已指给大家这个态度，说：“要求自由，不是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是感觉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但须如此，即合了我所说刚的态度；刚的动只是真实的感发而已。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我在那篇里又说：“那提倡欲望，虽然也能使人往前动作，但我不赞成”；现在还不外那一点意思，施今墨先生对我说的“只要动就好”，现在有识的人多能见到此；但我们将如何使人动？前些年大家的倡导，似乎都偏欲望的动，现今稍稍变其方向到情感的动这面来，但这只不过随着社会运动而来的风气，和跟着罗索创造冲动占有冲动而来的滥调；并没有两面看清而知所拣择，所以杂乱纷歧，含糊不明，见不出一点方向，更不及在根本上知所从事。这两年来种种运动，愈动而入愈疲顿，愈动而人愈厌苦，弄到此刻衰竭欲绝，谁也不高兴再动，谁也没有法子再动，都只为胡乱由外面引逗欲望，激励情感，为一时的兴奋，而内里实际人人所有只欲望派的人生念头，根本原就不弄得衰竭烦恼不止。动不是容易的，适宜的动更不是容易的。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欲慕，处处的算帐，有所为的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罗素所谓创造冲动－－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情感的动作只能干此得之。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本来中国人从前就是走这条路，却是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若如孔子之刚的态度，便为适宜的第二路人生。 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 明白的说，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有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学有什么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可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人；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 蒋百里先生对我说，他觉得新思潮新风气并不难开，中国数十年来已经是一开再开，一个新的去，一个新的又来，来了很快的便已到处传播，却总是在笔头口头转来转去，一些名词变换变换，总没有什么实际干涉，真的影响出来；如果始终这样子，将永无办法；他的意思似乎需要一种似宗教非宗教像倭铿所倡的那种东西，把人引入真实生活上来才行。这话自是不错，其实用不着他求，只就再创讲学之风而已，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至于我心目中所谓讲学，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极宽泛、极通常，简直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都不要紧。孔子有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我想拿来替我自己解释。我们只去领导大家走一种相当的态度而已；虽然遇到天分高的人不是浅薄东西所应付得了，然可以“极高明”而不可以“道高明”。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看宋明入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由我去看，泰州王氏一路独可注意；黄黎洲所谓“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而东崖之门有许多樵夫、陶匠、田夫、似亦能化及平民者。但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我于这种生活还隔膜，容我尝试得少分，再来说话。 世界的态度 其实我提出的这态度并不新鲜特别，巧妙希罕，不过就是现在世界上人当此世界文化过渡时代所要持的态度。我所谓情感的动，不但于中国人为恰好，于世界上人也恰好，因为我本是就着大家将转上去的路指说出而已。 （选自《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诊断地球 反抗诱惑 马塞尔（Marcel，Cral，riel） 这是法国哲学家马塞尔（1887～？）《反叛人类的人》一书中的一节。在略带晦涩的论述中，马塞尔表达了他对“民主化”与“科学化”负面作用的体认，从而显现了他对“信仰价值、信仰意志、人间爱”等的求索热情。二十世纪假借“民主”与“科学”之名，摧毁了传统思想的基本秩序，而一个彻底解放了的思想空间，将如何重新获得新的价值坐标，或新的生存意义？马塞尔的文章，也许有偏颇之处，却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这类书本的讨论中，到底含有些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的确，预言不能构成问题。就人的观点而论，一切事物都不会终结，也不是我们曾经“赌过”的。宿命论是一种罪恶，甚至是罪的源泉，这点必需先弄清楚。哲学家决非预言者，就任何意义而论，都不是预言者。换言之，哲学家并非常常站在“神”的地位，如果在思索过程中，哲学家竟然这样做，那不仅是荒谬，而且是冒渎行为。此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需知道，真正的预言者决不将自我安放于神的立场，而是让自身成为虚空，使神能在其中说话，这点非常不同，而且这种崇高使命也不属于哲学家。今天，哲学家最重要－－或许也是唯一的义务是：教人如何防卫自我，也就是如何对抗那非人性的异常诱惑，因为现今已有许多人屈服在这诱惑中。的确，在尼采所谓“神已死”的情况下，人的苦闷继续增长，似无已时。对明究此事并加思索的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不思不想者认为索然寡味的事物。自我质问或犹疑不决，似乎与行动的要求难以并存，试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一著例。非宗教性的人－－亦即斩断羁绊的人－－将成为不服从者、拒绝者。但我们必须先回到辩证法过程，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只注意发展，而不曾对此辩证法过程加以思索。拒绝者如果与其自我始终一贯，就成为完整的虚无主义者。但完整的虚无主义者，由于仍必需与生存条件、生存结构发生关连，因此只能以极端形态或根本无行动力的例外者而存在，无论如何，必需警惕，千万不可陷入拒绝者的诱惑中，也不可陷入观念上单一存在的诱惑里，这样的单一只能在主观上存在，本质是属于“独语式”的。“我”不能客观说话，只有人们才能客观说话，客观必须是复数。只有在拒绝者中，才有所谓不自然的枷锁。－－我常想将这不自然枷锁对比来看。在家庭与社会组织健全时，自然枷锁可以把同一家庭的成员或同一城镇的居民结合起来。从这种考察出发，我们不能不重估前人所完成的最深透的小说－－而且，在本质上是最具预言性的小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恶灵”。老实说：在已知的世界里，人存在已被真正的枷锁互相结合起来，就另一层次而论，对超越了“人”，并将人包干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结合。拒绝者则已与这高层次原理绝缘，完全不具存在论的属性，常想以虚构的未来投影代替这项原理，最后，只有陷入虚无，纵然他们想在这虚构投影上披加现实的外衣，因而用尽美的辞藻，结果仍然只是非现实性、虚构的代用品。 可是，就在这一点上，出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十分清楚由抽象概念达到抽象化的过程，抽象概念中似乎含有具体的生命，这正如人体中癌组织的生长相似，是一种异常而不健康的生命，只有依靠经验，才能了解何时、何地、如何形成这类生命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考察的是：第一、如何由都市与产业的集中而形成大众的条件，第二、在不能承认存在者的尊严、亦即不能认为有实体的情况下，大家如何以独裁者为核心，而结成狂热集团聚于其左右，以致似乎无可避免地带有电流与磁性。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历史学者，对这两个问题，只能予以概略论述，可是为了模仿生命，揭示大众，我们必须超越历史与社会学提供的资料，举出可称为“死”的社会法则，在恐怖中才能达到力之顶点的社会力学法则，以及多少带有永恒性的条件。无疑地，如果我们希望由尊严与充实中再度发现人性，就必需像已浮上水面的潜水夫一样，尽力再挣脱恐怖之夜的束缚。可是，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甚至可说是适得其反，但如果我们不能统制技术，并为了将其置干将来的从属地位而认真奋斗，那么，技术必会集中于拒绝者身侧，并由其亲自予以组织化。虚无主义有时带有技术万能主义的色彩，同时，技术万能主义也无可避免地会成为虚无主义，这是当前世界中奇妙而意义深长的事实。技术万能主义与技术固有的领域之间，就理论上而言，有绝对的差异，但事实上，这差异似已消失。不过，虚无主义与技术万能主义问的关系并不明显。虚无，亦即全面性的否定，是技术万能主义隐藏于其最深处的秘密，也正因这个秘密，它才能从各种角度显现出来。在终极点上，美国技术万能主义的罪恶与苏俄并无不同：但此处必需注意的是，应该先考虑美国目前趋向极端发展的情况，然后再下裁决，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太轻率的裁决，像一般知识常作的裁决一样，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并没有具体而详细的知识。 从上述一些相当错综的观察中，还可获得更明确的警告。 这些警告中最紧要的，可以下列形式来表达：只要一开始思索－－此处思索意指反省－－思索行为本身，就如哲学史所示，将伴随诱惑俱来，诱向超然，诱向自我的孤立化。可是，只有在反省尚未达到一定层次时，这诱惑才能存在。同时，我所谓的“自我”，并非指“根源”而言，而是指一种妨害，只要能真正了解这个自我，就能克服诱惑。由于这难以消除的幻觉，我们的自我常会以自身为银幕，而自我本性是放映机，但，发光的并非来自自我，断非来自自我。自我，就本质而论，是内部的装饰，广义言之，一切自负、伪装、优越都是它的本性。认清这种根本责任之后，为了完成它，我们应如何全力以赴？换言之，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应信奉的最重要之伦理戒律为何？无疑的答案是切勿冒犯此“光”，所谓“光”此一语词，应有怎样的正确意义？我并非将它当作比喻来用，因为一旦用比喻来判定语言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拥有语言。约翰福音开端就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正是以最严谨的方法，恰当而无可比拟的语言，规限了人存在最普遍的性格，如果再加上一句：除非人被这光所照亮，否则就不是人。作为福音原句的衍生，那么其义更明。虽然如此，拘于不得已之心态，关于“光”这个字的意义，仍然只能规限为爱与真理极限之同一性，低于这极限的真理即是拟似的真理，换言之，无真理的愚，就某些方面而言，实为妄想。由此，我们可接近此光，但仍需自问：那目前仍是神秘、特殊的条件究竟为何？现在，暂时按下本书经常提及与思索有关的启示，先谈谈下面的事实：我们扮演的角色在于不妨害此光贯穿我们而过，同时，为了彼此，所有人都应让此光闪烁辉煌。尽管外观备异，这总是积极的角色。总之，自我是自负，伪装而优越的，我们要战胜自己，粉碎其错误主张，能以此为主要义务，就是积极的角色，这只有靠自由才能达成，就某一意义而论，这也就是自由。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举出若干应该抵抗的诱惑，其中最危险、而且流传最广的诱惑之一就是：受数字（及统计）的迷惑。堕落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单纯独断间，在此完成了最令人作呕的共谋。即使就想象力而论，一旦习惯于受无任何对应的数字之欺，精神就开始腐败－－不论数字是无限大或无限小，都同样真实。当然，如果否认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在他们的领域内从事这种危险运作的成就，那是疯狂之举，但我们必需认清，一旦数字及统计从他们的领域移向其他领域时，即开始面临危机。具体地说，就是从适用特殊方法之特殊领域，转移到人所具有的具体行为之领域。我们必须在后一领域中，重建“邻人”这一语词的意义及其所内含的肯定。在福音书及哲学反省的成果上都已显示了其丰硕的收成。著名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曾以实例向我们显示了一种错误，不可不谈。他是一个坚信的基督徒，但也同时拥有无与伦比的数之魅力。在一次会议席上，曾就世界的进步，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当时，另外一个人提到在苏俄劳动营中有数百万人正濒临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高呼说：“与广远的人类历史相比，数百万人算得了什么！”这是一句多么冒渎的话！由于他只用几百万、几亿这种概念来思维，因此，无法想象像单独的个人面对难以言宣的痛苦现实时，是怎样的情景。一旦一个人只能用“件数”，亦即只能用抽象概念来思考，那么，数字的幻影遂将痛苦的现实从他眼中隐去。 在我撰写“存有的秘义”一书的序言中，曾提议用“新苏格拉底主义”来称呼我今后的思想。在以前的种种叙述，已充分说明了此中的含义，“复归于邻人”似乎正是以新苏格拉底方法接近存在的真正条件。由于我们离开了邻人，这个社会才变成一片迷茫，我们已无法区别存有与非存有。可是，技术万能主义只有在将邻人抽离化、终止否定邻人时才能成立。我记得一个具有优秀知性，却又受现代错误毒害甚深的人，曾对我提出一个意见：某次，当我以赞赏的语气说到一个中产阶级的法国基督徒，虽然遭遇大困难，仍雄心勃勃想要养育许多孩子的事时，他以强烈的语调驳斥说：“我无法赞同你的说法，美国当局在调查世界资源之后，最近已获得一个结论，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结论，那么，你所称赞的多产，显然是一个愚话！”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剧作家－－可以说是喜剧作家，说起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决心生孩子之前，想先知道一下南美与中非的收获状况，于是，急忙赶到专家处探问。但他们忘了法国本地的情形，由于多年累积的错误，法国的许多沃上已荒废不耕。我们不能以世界的规模来考虑家庭，也不能将家庭的地平线扩展至无限，如果一旦以这样的想法来考虑一切，就会成为技术万能主义者。 当然，只是不承认世上有因人口过剩引起的可怕现实问题，我大概就会陷入坏的信仰中。可是，在今天这种处境下的人，是否能应付这问题，甚至，是否能以可理解的语言说明它？这实是“制造者”的问题，“人类的制造者”这想法是矛盾的。由于不承认这问题，我们必须不断支付很高的代价－－即发现自我正处于低落精神水准的代价，作为补偿。这时，在使人免于极度傲慢的防卫上，科学家与行动人扮演了哲学的角色。我们哲学家的义务，不仅要使普遍性的不灭权利获得广泛承认，而且还要进一步小心区分、整理能有效防卫此一权利的领土。在本书序文中，我说过：“普遍性”这一词语具有混紊暧昧之义，容易引起误解，几乎无可避免地，我们会以表示一般性之最大量，来理解“普遍性”，但这正是大错而特错的误解。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从天才精神的最高表现（即具有最伟大性格的艺术品）中寻取支柱。我自己是音乐家，所以想起了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任何人都知道，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一切一般性的观念都不能适用，而他的111号奏鸣曲，127号四重奏，却能导引我们深入人类最深、最神圣的内心世界，在自明而不能规限的意义上，这些作品所指的“人类”只是很有限的数目，但仍一点不影响其普遍价值。普遍在深刻的层次中有其地位，但在广度上则无。此处，仍有一个我们必须极端警惕的观念：是否只有“个人”才能接近真正的普遍性？我们不能拒绝社会的原子论概念，一如拒绝社会的集团概念一样。正如居斯达夫·迪庞所含蓄表示的意见：这两个概念实为使此一过程解体的两个互补层面。如果没有交往，真正的深刻即不能存在，但在因自我中心，而成病态硬化的个人间，交往绝无实现的可能，即使置身群众的中心，也不可能发生交往。我最近撰写的书，大部分都以“相互主体性”为前提，如果没有这观念，则一切精神性都成空言，只有这观念才能开展个人的胸襟。 从行为观点来看，这事实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为我们展开了全新的地平线，只有在以爱心赋予生气的有限集团中，普遍性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批判思索之前，先使贵族主义观念再度重回，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在平等主义名义之下，藉有限思考的最坏理由，贵族主义已使人不敢相信。要使它重回，必须刷新其内涵。职工的贵族主义或许已如此，我之所以说“已如此”，因为法国职工大多已因愚笨的立法遭受组织性的毁灭，所以才不得已用“已”字的过去式来表示。但，重建贵族主义绝对必要，因为，所有的平等化过程都是下降的、朝向位阶秩序的下部。上升的平等化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怎样的焦点上，这种新贵族主义才能建立？这才是该切实探求的问题。这问题也许无法获得一般性的解决，因为各个集团都有其个别的问题，而且，也只能有个别的问题，由这些个别的问题以适应情况、注意制度、个性与生活观，因而形成自我。 不过，这样的集团常有因自我闭锁而形成派阀的危险。一旦如此，这集团就会背离普遍价值，丧失了形成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一个集团在与其他精神迥异，或意见交换频仍的集团，发生关系时，必须经常处于一种自动期待、自动采择的状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义务。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里，各个集团才能成为有生命的集团，才能免于那因自我崇拜而生的病态硬化，而集团的生命才能随时间而发展，并超乎时间之外，将自我导向一完成的方向，更以想象力遥见其完成。虽然，这终结仅为一空疏的想象，但它也能成为生命的原动力，以及一切真正活动、真正创造的原动力。这样的生命，就其本质而言，是冒险的，它无法避免危险，甚至可说危险已成为必要条件。此外，这类生命原理，既不能一般化，也不能以“体系”来表示，凡能还原为体系的事物，往往不能与活用生命最深遂的内在要求并立。这要求含有精神与心的一切神秘，将这类观念用于具体性工作，亦即将其肉体化，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些指导观念没有明确的具体性，则将成为谎言。我们可以说，任何人－－意指过着最慎重生活的人，正如引起我们注意的人一样－－都能使这些指导观念肉体化，并在其过程中发现自己，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在自我之中或之外，使真理与爱的精神发扬光大。但，相反的命题仍然存在：每个人也都会用他所有的拒绝力来阻止这类精神的焕发，而使愚昧（引导世界与自我走向毁灭的愚昧）、不信任与内在分裂的状态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存有的秘密无论受到怎样的限制，都会发现一个领域，以生命将我们自己的活动与爱与真理的普遍目的结合起来。这样的领域如果不能存在，我们就不能对必需完成的工作有所贡献。在使自己相信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谬误与过失，其中最大的谬误就是否定这项工作的存在，或否定对这工作的要求，而闭锁于荒凉的自由意识中。 当然，对我这种企图连结哲学反省与实际智慧的要求，难免会有反对的论调出现，但我不愿就此多加评论。在这些反对论调中，最严重的当推下列的叙述：“有人企图引起我们对邻人感情及直接环境意识的注意。这企图，在本质上难道不是反动的？其结果难道不会扫去我们经由几世纪辛勤而获得的成果？你不仅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同时也在现代科技活动无限扩延的世界与由亲密意识导引而引起哲学反省的狭隘世界之间，树起毁灭的绝缘状态。你认为这种亲密意识常与你的存在意识结合，当然，你是否已明确承认，我不得而知。但，你岂非唆使教训与哲学家论说的人，固定于各类技术世界的某一层面？就像他们以怀疑、吝啬的方式利用这世界所提供的财富一样。如果贤者，在某种意义上，不愿进一步关心现代的技术世界，那他岂不是要对这世界负咎，而眼睁睁看着它陷于崩解的命运？” 但问题是否能用这类一般语句，或批评家擅长的极端想象语句来叙述，着实可疑。我曾指出，设走一种极端情况，并以之作为讨论根据是危险的轻率。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关心技术世界的并非哲学家、贤者。只有他们把自己视为奴隶时，这项工作才能完成。但我们必须指出由粗略思考引起的谬误，以及在想象中构成事实上并不存在之统一性的谬误。“技术世界”即这类空想统一的一例，“哲学”亦然。以权力立场与权力观点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划一”将意谓世界的毁灭。如果不受到语言的束缚，这类物质上的“划一”显然与精神意义中的唯一统一（即心与精神的统一）没有丝毫关连，即便对哲学家而言，这类事物，也是一种偶像。反省生活是人类活动的任何阶段都能够经过的现实存在。总之，我认为行政官与医生、法官并无不同，而现在一般人一谈到哲学家，立刻想到大多是大学中的哲学教授，这也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今日，哲学教授本身，已如我们上文讨论所述，早已遭受想象得到的最坏诱惑。例如，在巴塞尔大学，一位具有优秀知性的年轻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即一著例，在一次公开议席上，当我说及哲学家在今日世界中的任务时，他客气而有礼地批判我的意见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家“不应把行为方针是否适合时代”当作问题。但他不知道，如果哲学家中有人认为只能以这类绝对性立论，那么，他已完全丧失对具体问题提供适切贡献的资格。当要决定对一个政治问题采取某种立场时，没有人会像多数哲学教授那样，表现得如此愚拙，他们具有一种轻率的精神，我觉得亚伦（法国哲学家、作家、莫洛亚之师－－译注）早已清楚地看破这一点。这般哲学家与医生、建筑师等技术者不同，主要只与语言。观念接触，几乎不曾触及真正的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自我的幻想中翱翔天际，就像不知如何走路却蔑视步行的人一样，结果是忧郁的幻想症，我们的世界正如并未离开座椅却相信正在跳跃一样，制造出来的，其中已有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在本质上，是无法意识到自我的。这状态存在于用纯粹抽象观念来思索的人群中。最近，我曾到摩洛哥去旅行，我恐惧地观察到一些人已犯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罪恶，这些沉迷于意识形态里的人，已拒绝了现实，任意选择抽象概念，甚至主张用它来裁断与抽象概念不仅不能获得实际效果，而且内含无限混乱的可能。因此，我想用这篇论文开端的句子作为结论：只有不宽容、不懈怠地控诉抽象化精神，哲学家才能从人的本身当中拯救人，而尽了自己的责任。哲学家常被加以保守、反动或法西斯主义的头衔而遭受非难，但对他而言，这些究竟算什么？将这些责难投射到哲学家身上的是大众，是那般捧着大众神位的人。但，大众就是虚伪，哲学家应该自觉到将自我作为证人，以对抗大众，拥护普遍性。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　　 诊断地球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 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 这篇文章是美国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1904一？）195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辞。 奥氏1943至1945年曾任新墨西哥州罗斯阿拉摩斯研究所所长，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5年起担任白宫原子能委员会及国务院、国防部的顾问，1954年因泄漏机密之嫌，被解职。作为一各原子物理学家，奥氏相信：“如果相对提高共同文化生活有所贡献，必须想出一种方法，使年轻物理学家所得的教育更趋高雅，并使艺术家、文学家所得的教育更趋稳固精密。”同时，他也坚信：“人类心灵的开放性是唯一的要素，可给人类的尊严赋予意义，并使人根据诚实的信念来下判断。这开放性能解除束缚与压抑，包括一般地位与阶级之束缚在内，而且是精神结合的媒介。”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这句话，对我而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种是预言，即科学家发现了什么？画家描绘的是什么？何种新形式改变了音乐？经验中的哪一部分重新成为客观描写的对象？而另一种是眺望，即我们跳望今日世界，与往昔加以比较时，会发现什么？我不是预言家，因此关于第一项问题，虽想就种种意义加以陈说，也不太可能说得圆满。现在想谈的是第二项的问题，眺望对我而言有很大的价值，非常新鲜且具魅力，值得我去深究。虽然不能藉以预言未来，但对创造未来、型制未来却大有助益。 在艺术或科学的范畴内，能作个预言者，当然很幸福，能预知未来也很愉快。我想先讨论一下我个人在物理学及与此相近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分野。目前，对自然科学家自问自答的一些问题予以概观认识，并不十分为难。在物理学方面会有这样的问题：物质是什么？由何组成？将物质细分成微粒、或受激烈之外力创造出新成分时，它会有什么作用等等，而化学家会问：使生命具永续性与可变性的特殊要素－－核酸与蛋白质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利用精密的排列、化学作用、反作用与制御来制造生物的异种细胞，而且担当许多机能（例如经由神经系统发挥传达作用、利用头发来包围保护头部等），记录发生的事，再将它们从意识表面隐退并在需要时想起，这些在脑部究竟是如何作用的？可能意识到的物理性质是什么？ 根据历史的教训，在急于思考这类问题并获得解答之前，问题本身似乎已经变形，并与其他问题对调了，进而发现过程本身也粉碎了我们记述“谜语”时所用的概念。 在文化问题中，正确地说，在艺术与科学的问题中，有人认为已看到一种巨视的历史型，即一种决定文明的方向、对未来展开具有不可避免性的庞大体系。例如，他们认为半世纪以来最具音乐特色的急进（或形式上）的实验是自然科学丰盈开展的必然结果。此外，他们又从音乐革新每每先于诗之革新的事实中发现了必然的顺序，指出往昔文化中类此的连锁性。他们也许会将艺术上形式实验的原因归之于工业、技术社会中权威的崩解一世俗与政治权威、教会普遍权威的崩解。他们由此整顿起预言未来的武器。但这些看法似乎不合我的口味。 如果展望并非预言，那么，它是眺望。如何观看艺术与科学的世界，这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骑马或徒步、访乡问舍式的旅人眺望。这种方式亲密但有所偏，并具偶然性，受到旅行者本身生活范围、能力与好奇心的制约。另一种是空中鸟瞰式的眺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展望比较安全，可以看到知识的所有部分与一切艺术，而且能将之视为地球上人类生活庞大而复杂的部分。可是，这种方式也忽略了许多东西，人类生活中大部分的美的温暖都会在这种展望中丧失。 在广阔的高空鸟瞰中，我们看见现代最可怕的量性，其中充满科学的分类表、基金、研究室与书本。而且可从其中认识正有前所未有的多数人正从事于科学研究，也知道苏联与自由世界正在尽力培养科学家。在英国可知美国出版了许多书刊，几乎人手一册，而且在斯堪地那维亚、美、英各国社会科学正急速进展，有较多的人在倾听过去伟大的音乐，并制作更多的新音乐，画出更多的画，艺术与科学都正欣欣向荣。这样的大地图给我们许多启示，它显示出文化与生活、场所与传统、技术与语言的多样性。但这幅具有世界规模与文化广交的远距离大地图也有一个奇异的面，这里有无数乡村，村与村间的小路，从高空无法看到，处处都是高速公路经过或穿过村庄，汽车以风速沿村行走，高速公路如网密布不知始于何处、终于何方，看来不但与村庄毫无关连，而且简直在故意扰乱村庄的宁静。这种眺望不会给我们任何秩序感或统一感，要发现秩序与统一，必须亲自访问村庄、寂静或忙碌的场所、研究室、书斋、工作室等等，我们必须找到可以相信的小道，必须了解高速公路及其危险。 在自然科学中，当前正是英雄的时代，今后势必也是，新的发现接踵而来，每一种都提出问题也解答问题，当一段长期的探究终结时，又给下一个新的探究提供了新武器。这些发现中含有一种激进的见解：将知识与数十、百年间越来越专门化而难以新近的经验结合起来。也有一种教训：人类对自然现象所获的种种共同经验，尽管多彩多姿，但仍要受到限制。同时也有暗示与类推，显示出人对人的经验也同样受到限制。所有的新发现都是深入新领域及从事更深研究的科学工具。知识的发现可以丰密实际的技术，也会提供观察与实验的新可能。 不论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工作者都能彼此调和，他们也许以个人身分从事工作，但却可由阅读及讨论中获知同事们的工作进展。在需要集体合作时，个人也会以团体的一员加入工作。不论他加入团体或独自在书房工作，作为专家，个人永远是某一共同体的一员。同一科学领域内的同事，对于其中之一具有创造或独创性的见解，会表示感谢，并欢迎他的批评，他的世界及工作成绩将客观地被传达，即使有误，他也相信这种错误不会经常出现。在他个人的工作领域中，生活世界里，共同的理解常与共同的目的与兴趣相连，并以自由与合作的方式将人与人连结在一起。 这些经验使他自觉到生活的受囿限、不合适而且昂贵，在他与广大社会的关连中，共同体意识也许并未能获得客观的理解。回到实际工作时，他会时时感觉到自己与艺术家、实务者及其他分野的科学家之连带感。在最文明的社会中，最前线的科学，已因长年累月的研究、专门化用语、技能、技术、知识等，而与共同的文化遗产分高。在这类科学前线工作的人多半都远离家乡，也远离实际技术的母体及起源。今日的艺术亦复如此。 科学专门化是进步必然的结果，但其中充满危险而且极端浪费，因为许多美丽光辉的事物都与大部分的世界远离。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发现新的真理，传达给同事，以及用最诚实易解的方式将新知识解释给想知道的人听。这是科学家经常隶属于大学的一个理由－－根本理由。也是以科学受大学保护为最恰当形成的理由。在大学中－－在研究者集聚之处，师生间的友谊最可缓和科学生活的狭隘性，也可以看见科学新发现的类比、洞察、调和渗入人类更广阔生活中的道路。 现代艺术家的处境，也有与科学家类似及不同之处。但是就艺术家而言，仅仅他所属的艺术风格为众所知是不够的，彼此间的同僚意识、理解与鉴赏也许可以给他鼓励，但并非他工作的目的与本质。艺术家所依存的是共感、文化、象征的共同意义与经验，以及以共同方法记述、解释文化的共同体。他无需为所有人撰写、描绘或演奏。但他的听众必需是人，既是人那就不只是同行的专门化集团了，在今天要做到如此非常困难。艺术家常因没有他所归属的社会而深受孤独之苦，他涂上颜色，使之调和，并欲加以描述的传统、象征与文化，都已在变动的世界中崩溃了。 此外，还有一种人工听众，想努力调和艺术家及其工作的世界。这种人工听众即艺术批评家、介绍者与宣传家。正如科学的介绍者、支持者所作的一样，批评家在当前世界中也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使艺术家能与世界沟通，并导进若干秩序。但，他们不能增加多少艺术家及其同行问存在的亲密性、直接性与深刻性。 在证明艺术家之孤独的事物中，有一种是人类生活中非常可怕的干涸。批评家们剥夺了人类生活中悲伤、奇异、喜悦与愚笨的光辉，而代之以稳健与洞察。这些感情常会提供往昔艺术与人生相近的记录，也许，部分已因技术方法的大跃进而减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甚至在适合作为现代创作、绘画与作曲之主题时，仍不能有助于艺术家与大家的沟通，因为艺术家总想给这太广阔、混乱的社会以意义与美。 我们的世界在某一重要意义上是个新世界，其中知识的统一，人类共同体的本质，社会、思想的秩序，社会与文化概念的本身都在变动，大概不会回归到过去本然的状态，新事物之所以为新，并非因为前所未有，而是因为质素上的变化。新事物之一就是需要的大变化。在一世代中，我们不断在消化、推翻并补充以往一切对自然界的知识，我们为此而生，由其中成长的技术也不断增广、细化。结果，全世界皆由讯息连接，也为专制政治的庞大渣滓所阻。世界成为一体，具有单一性格，这是新的一面。换言之，对边远地区各类民族之知识与共鸣，在实际问题上，将大家互相连接的枷锁，以及我们视他们为同胞的信赖，都是新的。此外，信仰、祭把、世俗秩序等权威之广泛腐败与崩溃，也是这个世界新的一面。这是我们生长的世界，由此显示的难题则来自理解、技术与力的发展。徒然非难使我们与过去分离的变动是无谓的，就深一层的意义而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之所想。我们需认识变化，更需要寻找适应的对策。 再谈到学校与大学。就这一点而论，科学家与艺术家、历史家所遭遇的难题并无不同，他们需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而社会缺少他们，也难免会遭受损失与危险。因此，当我们看到创造性艺术家与大学彼此伯然相处时，深感兴趣也充满希望。作曲家、诗人、剧作家及画家需要大学给予他们容忍、理解与教区的保护，使他们免于受人际关系及职业地位的压迫，这种现象已逐渐受到大众的承认。在大学中，艺术家所具的直观与美已植根于社会，一种亲密感与人性的枷锁也使他们与保护者的关系密切起来。此外，大学本来就是个人得以重塑的场所，而且由于交友及团体生活的经验，人们可以向未知的科学与艺术领域打开眼界，人类生活中关系疏离，似乎难以并存的各部门也可在此找到调和与综合，大学就是这样的场所。 概略言之，这些是我们漫步于艺术与科学之村，注意到村与村间的通路何其细狭，村中的工作给外人分得的理解与喜悦又何其少时，我们所仅知的一点事物。 高速公路无补于事。它们连接小亚细亚的沙漠或中共的扩音器到组织化的营业戏院－－-切集团机构。它们将艺术、科学与文化传达给民众，促进入性与艺术、科学的连接，使我们忆起远地的饥馑、战争、问题与改变。这辽阔的大地与复杂的民族藉此结合为一，今日的话题与歌咏、发现与奖赏藉此传遍全球而引起反响。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把真正的人间社会、人与人之了解、邻人间的感情、学生之学诗、女性的舞蹈、个人的好奇及个人对美之感受，均藉此转化为干燥无味的手段。也使门外汉被动欣赏艺术家与科学家的成绩因而摆出非人的面孔。 这世界不可避免地势必继续开放、继续折衷，这就是真相。我们对个人已知道得够多，为了共同生活，必需容忍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历史与传统－－说明人生的手段－－是我们之间的枷锁，也是障碍。我们的知识互相结合也互相分离，我们的秩序互相连接也互相崩解，我们的艺术使我们连接也使我们疏离。艺术家的孤独、学者的失望、科学家的偏颇，是这个伟大变动期的不自然象征。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简单，认识的非可逆性引出了世界开放性的特色，我们不能对新发现视若无睹，不能对未知者的声音充耳不闻。东方伟大的文化，由于大海、无知与亲密性的缺乏，以致无能了解而与我们隔离，但这是不正确的说法，以作为一个学者的知识与作为一个人所具的人性，都不允许我们如此，在这开放的世界里，东方的所有，应该去认识。 这不是新的问题，在今日以前，早已发生，同样有不能动心的感觉，无法溶入一个综合体系的深沉信念。但，在今日以前、多样性、复杂性与丰裕性从未如此明确地拒绝圣职政治的秩序与单纯。而且也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必须承认：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理解难以并立的各种生活模式，并从中加以选择。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古老的亲密、琐屑、真正的艺术或技术的统合、幽默、美之保存等，与生活程度之辽阔、地球之广大、人与人间之异质、模式之不同、全面之黑暗，构成如此巨大的对比。 这是一个依傍近物、依傍自己所知、所能之事，以及依傍友人、传统与爱的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能力的界限，知道浅薄的毒害与疲劳的威胁，也想逃人世界之混乱中，崩解为一个既不知亦不行的人。但同时，在这世界里，对任何无知、麻木与冒失，也没有人能提出宗教的宽容与普遍的承认。即使友人告诉我们新的发现，我们也许不会了解；在工作上没有遭遇危机时，甚至不耐倾听。可是，在书籍与经典中都找不到允许我们无知的根据，而且也不该去找。如果有人和我们想法不同，或对美丑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会以精神疲累或感觉麻烦而离去，这是我们的弱点与缺陷。如果我们不断地意识到这世界与人类都远比我们伟大，而以此当做过重的负荷，那么，也许会只求认识，不求慰藉当作道德的尺度，而不会断言：我们能力之界限，正与我们人生、学识与选择美之特殊智慧相对应。 平衡的二十世纪（无限开放与有限亲密间这不安定、不可能的平衡时代）已经来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唯一的道路。 艺术家与科学家有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希望，在他们极其不同的方法及逐渐繁杂的生活中，仍然有连带与类似的意识。无论科学家或艺术家，经常都环绕于神秘边缘或生活在神秘之中。他们尽力调和新奇，给新奇与综合间带来平衡，将整体混饨赋予部分的秩序。他们在工陆能够助己、互助并且助人，他们将艺术与科学之村与整个世界结合之道，当作世界共同体多样性、富变化之宝贵枷锁。 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为了心灵的开放、为了不失去兴趣、为了保存美感及孕育美感的能力，我们只有苦思。并尽力在我们的村子里保护这些庭院、保存繁复的通道，使它们在寒风凛例的开放世界中，能继续生长、繁荣。这是人的条件，在这条件之下，我们因为互爱，故能互助。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　　 诊断地球 灵的宗教与世界的要求 拉达克利修南 萨尔韦巴利·拉达克利修南出生于南印度的小镇，1909年担任马德拉斯州立大学哲学教师，长达七年，1952年5月，他被选为印度副总统，另外的重要任职有牛津大学评议员、牛津大学东方宗教与伦理学教授、印度制宪会议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印度驻俄大使等。他的思想植根于印度的智慧之中，但他终生努力的是要融合东西方的文化精神，为人类寻找到和谐与宽容。乔治·P·柯嘉教授曾这样评论拉达克利修南：“在哲学史中，未曾出现过像他这样的世界性人物。由于在贝那雷斯与牛津同样获得了独特的地位，他像纺机上的梭子一般，往来于东西之间，牵连着相互了解的丝线，并将此丝织入文明之布。……除了马可斯·奥雷留阿斯之外，极少哲学家能担任统治者，但他们能深刻地影响同时代的人，往往比君王尤胜。” 世界目前正在追求的事物，与其说是诸宗教的融合，不如说是诸宗教根据人类宗教经验根本性格的认识而产生的合作。威廉·布雷克说：“正如所有人均相类似一样，所有宗教也都是来自同一源泉的同类。”各种宗教只要不损害共同的灵性意识，就能保存各自的个性、独自的教义与宗教的感情。如果永恒之光正面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的眼睛一定会暂时失明，此光已被分为各种不同的色彩，一如我们眼睛所见的各种形相一样，不同的宗教传统使各种影像集中于一个实点，这些直观只要互相摄取、补充，人类就会获得多方面的成就，例如印度教的灵性之光，犹太教的忠实服从、希腊式异教的美之生活、佛教的高贵慈悲、基督教的爱之直观，以及伊斯兰教对主权之自我舍弃的精神等等。这一切意谓内在灵性生活的各种层面，也就是圣灵难以表现的经验对知性平面之投影。 如果宗教是我们的真正本性在神中的自觉，那么，应对人与神灵之交往、结合颇有助益。它在一切中看到了普遍的要求，与它所感受的一样。各类宗教都从人对不可见世界的升华中，发现它的源泉，虽然，升华方式因思想条件与环境而异。诸宗教的统一应由其神性或普遍性中寻求，而非从现世地域性中发现。有真实之灵存在之处，即有统一。与其他场合一样，在宗教领域内，纵有多样性存在之余裕，仍无需因此而不和。所有的宗教传统均各有其独特的真理象征，以启示真神之存在。这种主张与“多次多方”晓愉人们的活神信仰互相矛盾。神在本质上是自我传达的，一如柏拉图所言：神是毫不吝惜地赠予的善。如果所有人都成了圣人，那就根本没有所谓“信仰”了。启示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神不会对木石显现，而只对人显示他自己。因此，这启示已按人类的精神状态予以调整。如果人类的探究是纯粹的、努力是认真的，创造性的灵就会准备对追求的灵魂显示他自己。权威的启示既非无误的书籍，也非无误的教会，而是内在之光。不可或缺的不是屈从外在权威，而是藉传统与理论以尝试内在的启示。深一层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会获致灵之升华与统一的努力。由于我们步上灵性完成之道，传统公式的多样性将会逐渐减少。所有攀登之途都有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登至峰顶者的证言都会集中于一点，如此可惊的一致性，正是宗教真理最坚强的证明。 宗教生活属于圣灵启示的领域，一旦外化，即将丧失其本来性格。讨论各类宗教，颇易陷于错误。我们具有那有益于一面订正、一面予以充实的各类宗教传统。传统本身不会创造真理，但对那些不能亲见真理的人，它却能给真理穿上语言与象征的外衣。这已脱离了使圣灵真理象征化、反映人类意识与社会环境不稳状态的外在意义，而走向内面。千万不可将传统的象征面与真理混同，这些只是我们没有直接经验时安慰我们的古老观念。我们的传统是连串持续的，也是我们生活、历史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历史条件视为绝对之物而执着不变，传统将无法从暧昧与偶然中拯救我们。它会预先使我们完全被埋藏于相对物之中。但这并非意指宗教的没有中心－－绝对的事物。宗教不变的本质是人类良心的发展。传统帮助我们，导引我们到超越一切传统的真理之域，而真理告诉我们：传统仅是一种不完整、不充分的表现。如果我们不爱非出自内心的真理，或只希求真实与神赐之物，那么，大概就可以避免当前宗教所具之俗物性与非友爱性。如果我们向时代的灵感完全开放自我，就可获致使我们超越一切历史公式的圣灵经验。阿拉伯哲学家阿伟罗埃斯已将哲学的真理（secundumrationen）与宗教的观念（secundumfidem）区分开来。宗教观念也许会认为哲学真理是片断的，但，任何宗教都没有可与哲学知识相比的真理，“而且所有的牧师都会评价自己的信条。”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真理已在各类宗教中被暧昧化或被迫改变，那么，就该停止我们的争执。要想解消目前混乱分裂的现状，我们需要采用威廉·罗的呼吁： 普遍精神即是神爱、与万善中圣人之灵交，任何人都不能从特定教会的正统中得到它。只有藉对神的纯爱，只有藉天上的灵感，我们才能拥有它。天上的灵感要我们从所有的利己主义中护救心灵，并用人类中同等的爱来爱真理与善。基督徒、犹太教徒、异教徒都应如此。 威廉·罗又说： 宗教的最大缺陷是认为：宗派对真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可是，真理并无党派，而是与神之善性一样，是自由而普遍的。只有在我们知道它与空气、阳光一样，是任何人、任何国民共有之物，我们才能理解它。 “乌巴尼夏德”说： 各类不同的人，都各就一个名字冥思。其中，究竟何者最善？一切均可成为超越、不朽与无形的线索。这些名字应被冥想、礼赞，但最后却需被否定，人藉此，在世界中，将提升得更高。可是，所有的人，在到达目的地的同时，已臻于人格的统一。 在我们今日置身的劳苦中，已有各类宗教中最高的－－灵之宗教出现，在灵的生命里，亦即在灵魂之神的生命里，我们将尽力于人性的完成。 乌巴尼夏德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人文主义、佛陀的教理等，最大的特征是独断教义较少。因此，他们的后继者能从蒙昧主义与决疑论中获得较大的自由，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灵性经验。凡有过最深体验的人，并不会提及，因为，这极难表达，一旦形之于语言，反而会损毁、分割、背离它所欲表现的事物。由于这种沉默，他们肯定了神对知识的优越性、知识往往含有主、客之分，但在最深刻的灵性经验里，我们没有自我意识。在叙述时，我们将小心观察真理对传统形式之超越。路易斯布罗克论及先知所认识的存在时，他说：“我们不能谈父神、子、与圣灵，也不能谈一切创造物，只能谈一种神格的本质存在。在创造之前，完全只有单一的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超越本质。在这里，神以不具能动性的单纯本质而存有。”G·G·欧利埃是文艺复兴时代虔敬的天主教徒，他说：“信仰的圣光极为纯粹，与此相比，任何其他的光都不纯，甚至圣人、处女玛利亚的观念，显现人形的耶稣基督，都会妨害我们在纯粹之中来看神。”每当先知想要仔细传达他们的直观时，往往会就其文化环境，利用他们亲身见闻的事物。耶稣即利用当时犹大思想传布的观念，来表现他个人的经验。世界毁灭之说，大概是从犹太思想圈承继过来的。只要立于大地上，我们就不能完全抛弃历史的事物。 我们常给灵性生命之神秘赋予外形的表现，相信灵性生命实在的宗教，常与此发生关联，藉以说明其教理。宗教观与其说是解决宗教之谜的尝试，不如说是记述贤者经验的努力。概念将语言文字赋予热烈的感情经验，然后，离开了真正的经验，成为历史的，而非实验的，成为客观的，而非深刻的内在自觉。救世主诞生于灵之深处，他已活用人生，死于十字架上，再复活。这不只是遥远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在人类灵魂中不断作用的灵性生命之普遍过程。 凡知道Krsna故事正确解释的人，都会认为救世主的故事，同样是灵魂在充满内在光辉的启示状态下，臻于完成的故事。在这故事中，神的智慧已成为灵魂的遗产。“圣告”的通知，是美丽灵魂的经验，它与救世主的诞生及“内生圣物”均有关连，在神圣呼吸（亦即神之本性）中诞生的人之灵魂，可说是Krsna之母。圣母玛利亚即居于最深神性中之灵魂，在人类灵魂中造胎的，经常都是圣灵。 宗教所要求的是：为使神性之本体显现，人必须在自己的本性中变化。这已指出“尽管凡人都有生活于地上的欲望，但诚如大家所知，人会死，也会以新人诞生：这不仅是乌巴尼夏德与佛教的说法，而且是希腊诸神秘宗教、柏拉图哲学、福音书、古诺西斯派等的说法。同时也是普洛狄诺斯在下列引句中所表现的智慧。他说：“这教义并不十分新鲜，它虽不曾以明显的形式发展，但自远古以来，即常被提起。我们只是古圣贤语言的诠释者，根据柏拉图自己的证言可知，他们都拥有和我们相同的意见。”奥古斯了也用下列名言显示同样的宗教观：“古人中已有用基督教之名称呼者，自人类肇生，直至救世主以人形显现以前，这段期间，基督教决非不存在，只是已经存在的宗教，直至此时才称为基督教。”这真理超越遥远的空间，穿过若干世纪的历史，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这永恒的智慧正是所有宗教之后的永恒宗教，将这永恒的智慧视为“不能创作的智慧，经常存在、永远存在的现在。”忽略这无时间性的传统，只以外观形式掌握它，因而互相斗争的人，实该担负我们今日所处混饨文明之责。我们当前的义务是回归这根本智慧，这个在历史进展过程中，被独断宗派所歪曲、蒙蔽的根本智慧－－宗教的精髓。 在肉体与精神、体质与气质、才能与兴趣等层次中，我们彼此的差异很大，但在最深奥（亦即我们存在的真正基础）的灵性层次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宗教对解决人的问题有很大力量，如果它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础，那么，宗教就是最内在、最普遍，而且能洗净我们的内面存在，并藉此成为洗净世界的火焰。对这样的宗教而言，历史所表现的灵性真理、以及诸宗教为传播教义所使用的心理学用语，都不再是错误的暗礁。隔离人与人的墙壁将会崩溃，重新建起万物的再统一与完成，重新建起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的全一性、普遍性教会。这时，在萧翁戏剧的最后一幕中，约翰·达尔克会大呼：“呵！创造这美丽大地的神呵！什么时候，你准备好接受你的圣人们呢？这时，世上已没有肉体的缺陷与心灵的谬误，地上所住只有那从疾病、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人、从爱的侄桔中解放出来的人。人类已提升至完整无缺之境，进入不可见之神国，这时，他们会使在他们之中的神国显现于外，我们将停止独断地谈论神之本质，每个人都在他心的圣所中崇拜神、探求神，并拥有神。 我不曾仅为旅行而去旅行，但我旅行过好几次，曾在远离祖国的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地住过，近几年，我在英国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英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空疏理论的厌恶、对弱者的同情等，给我很深的印象，在这几年中，万灵学院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我许多洞察英人知性生活的机会，知道英人都拥有凝视与沉着、自信与冒险的美德。不论人们对苏俄政府的观感如何，苏俄的民众是亲切而富有人性的，他们的生活也与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充满笑谈、嫉妒、爱与恨。虽然我无法在这些异国生根，但我遇见了许多不同阶层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得相当多有关人性的事物。世界各民族间并无多大根本的差异，他们都富有深刻的人类感情－－对超越一切阶级利害之正义的希冀，以及对流血与暴力的恐怖。他们都为教导人与自我、自然、同胞、永恒之灵结合为一的宗教工作。我们的历史宗教除非变形为普遍的信仰，否则，大概只有销声匿迹，对某些人而言，这种预测也许是可惊而不可喜的，但它实拥有自己的真理与美，直到目前仍活在人们心中，不久，即将显现为事实。人类的统一并非依存于过去，而是依存于未来的目标与方向，由于科技的进展，过去的文明与当前遍及地球表面的文明相比，在其范围与质量上，显然都是有限度的。据科学家言，大约十二亿年前，地球上已出现有机生命，但人类的出现，却只有五十万年，而人类的文明大概只有一万年，人实在还很幼小，今后，在这地球上，仍有漫长的未来，我们需要作较高度的统合，以创造具有世界心灵的新生人类。以上对永恒宗教的概观，并非不合理的－－非科学的、非逃避的－－也不是反社会的。只有接受它，才能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给怀有善意的人们带来和平。 这是我跋涉多种道路之后，才获得的人生观，不论遭遇最严格的试炼、不论是疾病或健康、胜利或败北，这都是拯救我的哲学。我们也许无法亲见这信仰的普遍传布，但我们的职责正是努力朝这目标去做。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　　 诊断地球 对发达社会的省思 马尔库塞（HerbertMarcllse）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一1979），美藉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单向度的人》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写成于1964年，至今已成批判理论的经典。在这部书中，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透过繁华的表相，触摸到荒凉的质地，这是该书的魅力之所在；如同一服清醒剂，警告现代人省思自身的存在处境，并进而思考人性的真正意义。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的第十章《结论》，题目为编者所加。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即那些可以“增进生活艺术”的观念的家园，如果现存社会掌握着所有正常的传播手段，根据社会的要求使这些手段有效或无效，那么，同社会要求相异化的价值，也许所具有的唯一传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虚构。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直率地表现人和万物，即说出那种按其它方式说不出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正面目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书写在罗尔夫·豪赫胡特的戏剧《代理人》中。这里说出来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的理性，这种现实除了不证明违背它的精神的罪恶而外，能证明每一事物合理并为每一事物开脱责任。想象正退居到这种现实上，这种现实正赶上并超过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纠缠的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间战，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迷宫似的地下室，清洁卫生并饰有花床的漂亮发电厂，对人民没有真正危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的秘密。这就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成就得以产生的基础；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灾难中的唯一承诺。随心所欲地发挥幻想的可能性，根据良心来行动的能力，违背天性的试验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转变成现实并把虚构转变成真理的能力，都证明了想象力已成为进步的工具。像现存社会中的其它东西一样，想象力也是一种在方法上被滥用的东西。想象力确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风格，远远胜过了在仙境里操纵言词、把情理之言变成废话并把废话变成情理之言的艾丽斯。 以前的各种对立的王国，如巫术和科学、生命和死亡、喜悦和不幸，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随着高度保密的核电站和实验室成为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的“工业公园”，美便显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铺满（“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和电视、带有伪装色的“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是“按和平时期的家庭房间（原文如此！）和战争突然爆发时的家庭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的组合来设计的。”如果这些现实物的恐怖性没有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如果这种恐怖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乃是因为这些成就：（1）根据现存秩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2）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力界限的人类独创性和力量的标志。 这种美学和现实的可恶结合，摈弃了那些把“诗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有想象力的进一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以及喜悦、战争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们灾难性的特点。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统治的因素，并且服从于这种统治。 社会在缩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盘时，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形象转换成历史的能力和设计。这种转换像从事这种转换的社会一样，将是坏的和被歪曲的。脱离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玉国，想象力便是纯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国里是无效的，只对幻想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负有义务。当技术进步排除了这种脱离现象时，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真理，它缩小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缩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裂缝。这两种对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成为互相依赖的。着眼于发达工业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发挥难道不影响那些在实现的机会上可被检验的技术可能性吗，浪漫的“想象力科学”的观念似乎具有了更浓厚的经验的意义。 想象力的科学合理的特点，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和试验中早已被认识到。”它同样也在精神分析学中被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依据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为一种疗法力量。但这种疗法力量也许比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大有进步。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描绘了这种展望： “对事物的整个精神分析，能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形象，或至少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人们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乐，给它以良计，完全允许它的一切表现手段，允许在自然的梦中、在正常的做梦活动中出现的一切物质形象。使想象力快乐，允许它繁荣昌盛，这恰恰意味着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为心理学冲动和力量的真实功能。”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果。然而，“给想象力以一切表现手段”，将是复归，残缺不全的个人（在他们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将组织并摧毁的东西，不单是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灾难之中，而是自由扫除它最压抑性的倾向。合理的想象力只能是为了安定的生存、无畏惧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产设备的先验性。这决不可能是那些由统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 解放想象力，给它以一切表现手段，前提是压制许多现在是自由的东西，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这种倒转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在这里彻底使用的政治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即那种使基本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确定、维护和改变的实践。不管个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实践都是个人的实践。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被管理的个人－－他们的残缺不全已扩散到他们的自由和满足中，因而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了残缺不全－－如何能从自身中、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为何是可想象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并非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碰到了最大困难。现存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按日渐增长的计划性方向改变了基本制度。既然为了普遍满足基本需求而发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安定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利益占居着主导地位。质变取决于整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的计划性，一个自由合理的社会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因此，那些能够设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视传统的关于权力主义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权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类。今天，以现实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同中央计划的对立，成了维护压抑性利益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柱。真正的个人自决的目标取决于社会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据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的自决，将是浪费性的。这种工作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且作为真正技术的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精神劳动。在这一领域，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决确立了先决条件，那么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于是，有意义的自决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如在关于经济剩余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上，在个人生活上，成为有效的。 总而言之，集权的权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结合，相应于发展的程度，有无限多的种类。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以及文化的体系否定了这一紧迫要求。这种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心灵同现实、思想同所要求的行为、向往同现实之间的彻底同化，阻碍着新主体的产生。它们还阻碍着这样的观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现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将意味着质变的到来。只要劳动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对现存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这种观念就不仅过去有效，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这些阶级成了现存生活方式的一个支柱，他们控制权的上升就会在一种不同的基础延长这个道路。 但是，毕竟存在着一些事实，使得对这个社会及其命定发展的批判理论有了效力：整体的日渐不合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侵略性扩张的需要，战争的持久威胁，加剧化了的剥削，以及不人道。它们全都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替代目标：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把闲暇变成自由时间，平息生存斗争。 但这些事实和替代目标的存在，就像是一些毫无联系的片断，或者像一些无言的客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主体，没有能按新的方向驱动这些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提不出治疗的方法，它不能是实证的。诚然，辩证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时超越了既定事实，这是它的真理性标志。它确定了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只能存在于对理论作出反应的实践中，但目前实践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基础上，辩证概念表达了它自身的失望。人类现实是它的历史，而在现实中矛盾并没有自行爆炸。流水线式的奖励性的统治同它的有助于自决和安定的成就之间的冲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于生产的冲突，因为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而且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然先验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义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压抑性生产力的意识，作为破坏这个整体的绝对要求。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像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 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也影响了目的。生产和进步的工具，被组合进极权主义体系中，不仅决定着实际的利用，而且也决定着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发达的阶段，统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众消费过于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体的健全生活，为了维护它而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内容似乎都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结束统治的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将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发挥效力的事件。这种否定，面对着它的现存体系的有力对手，便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现存体系越是发展它的生产力并减轻生活负担，这种拒绝也就越显得似乎没有理由。用莫里斯·布朗乔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不是无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认可的理性，存在着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现，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重视的对保持一致调和的请求。决裂已经发生。我们已经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简单化了。” 即使这种拒绝的抽象特点是全盘物化的结果，但进行拒绝的具体基础仍然一定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幻觉。由于同样原因，以技术合理性为中介的对立面统一，在其现实性上，一定是一种幻觉的统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要求。 争取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已经壮大起来，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得传统的抗议方式和手段成了无效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着民众统治的幻想。这种幻想遏制着某种真理：以前作为社会变革酵素的“人民”已经“上升”为社会凝聚力的酵素。在这里，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揭露了这种比赛是被操纵的比赛。当他们汇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狗、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非常强大，足以调节和容纳倒霉者，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足以应付紧急情况。然而，在发达社会的边界之内和之外，幽灵又出现了。同威胁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并行不悖的历史发展，预先断定了这个结局；第二个野蛮时期也许是继续下去的文明帝国本身。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汇合在一起：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实于那些毫无希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开始时，沃尔特·本杰明写道： 只是为了那些毫无希望给我们以希望的人。 张岭吕世平译 （选自《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　 诊断地球 自我存在：危机与出路 雅斯贝尔（xarIJaspers） 卡尔·雅斯贝尔（1883一1969），德国人，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学习医学，1909年获博士学位，专攻精神病学。1913年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1921年成为哲学教授。正如他自言：无意研究哲学而成为哲学家。并且他成为的不是一般的哲学家，而是大师型的哲学家。雅氏哲学的魅力始终在于他对于人的境况之关注，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不懈寻求。重要著作有《智慧之路》《理性和存在》等，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的《现时代的人》，原书中的标题为“自我存在在现时代境况中所持的态度”。 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器械制造得尽善尽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场，那就毫无用处。为了使人不陷入生活的单调迟缓，他就必须在他的意识中面对虚无：他应该回忆他的起源。在他的历史道路的起点上，他曾面临被自然力量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而现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样威胁着他的本质。在与他的发展的未知的起点不同的水平上，他的整个存在又处于危险之中。 无论是沉湎于生活的欢乐，还是死心塌地忍受虚无，都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两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为一时的躲避，但是它们并不够用。 为了成为自身，人需要一个积极实现了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衰败了，观念似乎也濒临死亡，那么，只要人还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创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面而来的观念。他的本质就仍然彼遮蔽着。 但是，在个人的自我存在中开始了那种以后才自身实现为世界的东西。当世界在无生气的生活秩序中看来已变成毫无希望时，那么剩下给人的就是暂时退回到纯粹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今天绝望地问：在这个世界中究竟还剩下什么，那对任何人来说答案就是：剩下你之所是，因为你能够成为你之所是。在今天，精神境况向人，向每个个人强求有意识地为他真正的本质而斗争。他必然根据他在他的生活现实中对他的存在的基础的意识而坚持斗争或放弃斗争。 当前的时刻提出了最困难的、似乎不可实现的要求。危机剥夺了人的世界，人应该用供他支配的前提从本源上去重建他的世界。人的自由的最高的可能性已向他敞开，他或者能够把握住自由（尽管面临一些不可能性），或者就跌落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他不走自我存在的道路，那么他别无出路，只能在机构的强迫之下心甘情愿地进行生活享受，对这种强迫性他不再去反抗。他必然要么从自己的独立性出发占有他的生活的机械性，要么本人变成机器，投降于那种生活的机械性。他要么在交往中建立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纽带，并意识到在这里一切取决于忠诚或不忠诚；要么他只能过他那种无生气的遭人遗忘的生活，并变成一种工具。他必然要么达到界限，在这里看到他的超越；要么始终卷人到世界之物的绝对存在的错觉之中。世界向他提出了许多要求，并看到他在自我发展中会成功。如果他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他就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既不真正是人的，也不真正是动物的生活。 一味地抱怨，说个人承受得大多，说境况必须改变，这都无济干事。因为各种境况中的真正的工作也只能出自于自我存在的方式。一旦我从境况的改变中把我出于自己的创造性本来能够做的事情仅仅委之于期待，那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可能性。如果我把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委之于他物，那我就躲避了自己的任务。当我本身成为我应该是的东西时，环境才得到蓬勃发展。 反对世界或进入世界觉醒了的个体的第一个谨慎态度是他置身于世界的方式。自我存在是首先从在这世界上反对世界的存在出发，然后进入世界。 第一条道路是从世界导向孤独。自我存在在自我放弃的否定的决心中不把握世界的存在，而是自身消耗在可能性中。它只能说，以便对事物发问。制造不安宁，这是它的组成部分。 克尔凯戈尔的这条道路作为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个坚定的人引起别人的不安宁的话，他也就会成为不真诚的。谁在从事一项职务时积极地把握生活，对人进行教导，还具有家庭，生活在历史的和科学的知识世界中（因为他认为这一点更重要），谁就会抛弃否定的决心的那条超凡出世的道路。他不会希望抽掉别人脚下的基础而不向他们指明他本人所立足的基础。 第二条道路导向世界，但只有经由第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才能导向世界。因为哲学探讨中的自我存在不能以无问题的满足而站在它的世界中。 在今天，所有的生活交织成机构已不再能够避免，大多数的人已成为工人和职员，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在职业和谋生中完全不依赖别人。加入到一个保护自己生活的利益团体中，在外来的目的和劳动之下劳动，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当然，还存在着过去的比较独立的领地的残余物－－在人们看见它们的地方，都想对它们加以保护，把它们看成从古代传下来的珍品，会向我们揭示人的不可取代的存在类型－－但是，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出现了无情的局面：或者在一个企业中劳动，或者就完蛋；问题在于如何在企业中生活。 单枪匹马地反对世界，这种可能性在模糊地吸引人。但是，一个人面对一切现实而使自己处于一败涂地时，他就只能真诚地放弃那种可能性。但是，他作为一种生命如果试图利用一种对他有利的经济状况，与世界相分离，完全不依赖别人，那么，他就会坠人空虚之中，在这种空虚中，他仍然成为世界的牺牲品；他不真诚地从世界中逃走，他只是在责骂中逃脱世界，为的是向人表明否定也是一种存在。 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回避的。经历现实中的艰难是达到我们自身的唯一道路。在世界中积极地活动－－尽管目标看来不可能达到－－是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努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中而又不被它们同化掉。限于必需东西的活动也具有重要性，即作为一切与人息舷相关的生活供给对个人来说也是活动的领域；个人这么做，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并使生活变得有可能。但是，这种劳动态度中包含着对自我存在的恐惧。 劳动领域下降为单纯相对的东西，这似乎使人没有兴致发挥他的力量；但是，人的生存就在于能够坚持清醒的状态，而不削弱活动的意志。因为自我存在只有在紧张关系中才是可能的，紧张关系并非把两个生活领域彼此并列，而是试图从一个领域出发占据另一个领域，尽管普遍有效的统一形式要作为一切人唯一如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生活简直就像处在山脊上，从这里我或者掉入单纯的活动一边，或者掉入与活动相伴随的无现实性的生活一边。 “进入世界”的意义构成了哲学探讨的价值。诚然，哲学并非手段，更非巫术，而是在实现过程中的意识。哲学探讨是这样一种思想，靠这种思想，或作为这种思想，我作为我本身是积极活动的。它不可被看作一种知识的客观价值，而应看作在世界中的存在意识。 技术的主权，本源的求知欲，无条件的联系自我存在进入它的世界，这可以在它的可能的方向上看出来。从技术的东西出发，经过本源的求知欲，道路导向无条件的联系。 a）技术化的世界的日常的复杂性提出了要求：在我所进入的周围环境中掌握这复杂性。与事物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了；虽受进一步的推动，事物在其冷漠状况中仍只是可变换的功能；技术使人与人的当下此刻相脱离。新的任务是：靠技术实现的方式，面对世上的一切事物又达到人的存在的直接的当前；增强了的可能性之新的前提必须被迫为我们服务。生活手段的合理化，包括时间分配和经济力量的合理化，必须在任何个人那里，并从他本身出发，去重建可能性，即他完全能是当前的，能思索，能成熟，能真正地接触他自己的事物。新的可能性并非单纯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有目的的机械的实现中从事外表上可靠的操作，而且进而达到不受一切物质事物影响的自由。 凡占领技术领域的地方，人在发明方面的热忱（这种发明使人成为世界变化的首创者，简直变成第二个世界建设大师）乃是那些前进到可能到达的界限的人的特权。 在利用技术的地方，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花费最小的努力，并节省时间，有条不紊地活动并且不浪费精力。在技术世界的表面令人迷惑的复杂性中，却可能有生活中无比的安宁，这种生活支配着外部的生活条件和人自己的生命之躯。轻松自如地服从有条理地起作用的法则（人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这也为自我存在创造出自由的领域。 技术世界似乎毁掉了自然世界。人们抱怨说，生活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工的技术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得容忍丑陋，并离开了自然，但在最终却能够使人更努力地进入一切自然。现代人能够以新的意识享受阳光和元素。技术带来了前提，以便在光和空气及其一切表现方式中过一种地理世界中的整体的生活。当一切都变得可接近、可达到时，家园也就扩大了。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未开发的自然的真正兴致也产生出来，我的身体的活动使我能够感受这未开发的自然，并且有所发现。只有当我在与我了无隔阂的周围环境中扩展这种可发现性，使我不与基础相脱离（不如说，这种脱离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我更了解基础），我才能在人工创造的可能性中对自然的密码不仅看见，而且深入地理解。 技术化是一条正在走的道路，而且必须走下去。走老路，这意味着使生活困难，甚至不可能。诽谤是无用的，必须加以克服。因此，技术世界必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这种不言而喻的事在实施时几乎未受到明确的注意。与那种必然性－－任何活动为了更好的成功必须以技术为基础－－相对照，对不可被技术化的东西的意识也必须增强到可靠的程度。技术的绝对化对自我存在来说是毁灭性的；对自我存在来说，对技术成就的任何理解必须总是充满着另一种意义。 b）从技术上供给生活必需品，这是只从一个目的去要求知识，即知识有什么用处。但是，知识中的自我存在却首先在于本源的求知欲。如果知识的有用性成为知识的最终的标准，那我就放弃了自己。如果知识绝对地保持清楚，那我就在其中获得了我的存在意识。 有用的知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它作为真正知识的结果。真正的知识自身分化，并作为特殊的东西而保留在强有力的有效而现实的世界中。因此，甚至在技术的生活秩序中，只有当它具有自我存在，并由它划分界限时，对所知的东西的方式的明确理解才得以保证。凡是缺乏自我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混乱的认识和现象。如果合理的强有力的知识被绝对化，一切存在被看作都在技术领域中，那么在误解中就会滋长出对科学和其它所有知识的迷信。这样，人既不能可靠地认识，也不能真正成为他本人。科学只能理解事物最初的状态是什么。 只有当知识的状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知识才可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殊的知识将仍由存在加以照亮，而哲学探讨将由世界的特殊性加以实现。自我存在是知识的最高形态，这个形态虽然只按照它认识世界的程度而提供认识，但它本身仍然是积极活动的。对个人来说，生活既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人的责任，又是认识者的实验活动。人所研究、规划、建造的东西，就它的整体而言，乃是尝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发现他的命运，并发现一种使他意识到存在的方式。 c）但是，生活作为单纯的生活，它流逝于许多眼下的时刻中，直到它终止，这种生活没有命运；对它来说，时间只是一个系列，回忆是无关紧要的，在当前不必顾及未来，只需关心一时的生活享受能否达到。人获得命运只有靠联系，但这些联系不是强迫性的，不是作为异己的联系强加在无能的人身上，而是被把握住的联系，随后从属于他。这些联系汇成了他的生活，以致于他的生活不会随意瓦解，而成为他的可能生存的现实性，因此，回忆向他展示了他的难忘的基础；未来向他展示了一个领域，从而要求他对他当前的行动承担责任。生活具有无法确定的整体性。它总是具有它的时代、它的实现、它的成熟、它的可能性。自我存在作为生活而存在，一种希望成为整体的生活而存在，而且仅仅通过存在者而保持有效的联系。 历史的联系消溶成为大量作为机构中的种种功能，并且个人可以被随意取代，这种情况包含着这样一种倾向：使人变成总是只关心当前的鼠目寸光者。这样，联系就是相对的；它是可终止的，总是暂时的，而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却被看成非实际的感情用事。在这种实证主义中，一种混乱的意识滋长出来。因此，人们在今天呼唤新的联系，呼唤对权威和教会的信仰。但是，即使时代能产生一切，真正的联系却不可勉强地产生，它是由团体中的个人自由地产生的，如果呼唤联系只是在服从权威和成文法的前提下的人为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回避了真正的任务，无条件的东西就失去了可能性，自由就变成软弱无力的。人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通过返回到权威的形式（这些形式尊崇供给生活必需品的机构）而安抚自己的自我遗忘的生活，或者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基础上把握住关键之点，由此出发，唯一的无条件的东西永远决定了生活。 只有靠真正获得的东西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地在世界上存留下去。他总是通过联系才真正获得东西。因此，反抗外在的联系，作为单纯的否定，是不真实的，那将会以内心的混乱而告终，并当反抗的目标完全不再存在时还会继续下去。反抗要成为真正的，就必须作为自由为它的领域而斗争。自由拥有自己的权利唯一靠自身联系的力量。 历史的沉沦只有自由地进入联系的人才不致于绝望地反抗自己。不可完成的然而又是唯一的任务仍然摆在作为人的当代人面前。这个任务是：面对虚无，敢于冒险从他的本源去寻找真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尽管在流行的骚乱不安状况中一切都四分五裂，但生活重新变成了整体。与神话中的英雄相类似，一切仿佛又复归于个人。 但是，关键在于一个人同其他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沉沦于世界，以便在普遍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确实地获得另一个新的家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给他自由，沉沦给他存在。不能用理智的抽象去保持距离，而是同时要接触一切现实；沉沦不是可以自夸的看得见的行动，而是实现于平静的无条件的东西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提供了内心的高贵；沉沦唤起自我存在的人性。前者要求自我约束，后者是爱。 生存的可能的无条件性借助于联系所能达到的历史的沉沦，确实不能按任何章程来产生。人们只能呼吁性地谈到它。它可以在崇敬的力量中遇见，即作为专业工作中的专心致志，作为性爱中的专一能力。 因崇敬而生的生命恪守这样的尺度：人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而这生命力又可在对伟大历史人物的沉思中产生。它不允许它所看见的东西被粉碎。它忠诚于在它的自我生成中作为传统而起作用的东西。它把握住它的存在借以在特殊的人那里成长的东西，在这些特殊的人的影子中它意识到它自身。它还作为决不衰退的虔诚而保留下来。回忆为它保持了那种在世界上不再有现实性的东西，这是绝对的要求。即使个人所遇到的人几乎总是没有价值和无足挂齿的，即使失望而又再失望，但他还是有他自己本质的尺度：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坚持在真正东西的四散的火花中仍能找到他的前进的指针，并意识到真正的人在什么地方。 工作，日复一日的工作，在工作完成后，人将立即陷入遗忘的深渊。但是，工作也可以成为自我存在的表现，只要自我存在积极地、目光远大地在工作中搜寻这样一种意义：工作者建设性地工作，专心致志干他的工作意志，专心致志地意识到一个方向。即使他不能逃脱失业的威胁，或者他的劳动力被迫运用于与他的内在的存在相违背的目的，那么，他自己的本质的标准仍然是存在的。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通过他的活动在这最后的困境中还与事物保持亲密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一种难于实现的可能性，存在着一个别人决不可能要求的真理，即这样一种认识：虽然我是铁钻，但如果我成为铁锤，那么我将圆满完成我必须凭忍耐才能完成的东西。 性爱中的排它性把两个人的存在无条件地为彼此的整个未来而结合起来。它深深地扎根于一种命走的关系之中，这关系使自我在通过他者而真正意识到自身时对这种忠诚负有义务，消极地放弃多配偶的性行为是积极放弃的结果，这种积极放弃作为当前的爱情之所以是真正的，那是因为它包括了整个生活；消极地决定不浪费自己是可能的自我存在为了这种忠诚而不妥协地作准备的结果。没有严格的性行为，就没有自我存在；而性行为要真正地成为人的性行为，只有靠无条件的联系的专一性，当满足性欲的要求在彼此相随的事情的魔力中追求个人的幸福时，那么，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尺度仍是强大的力量，这强大的力量是这种魔力的主宰，它否认无限制的本性要求是必然难免的。 虔敬是自我存在的基础，专业工作中的积极性是它在世界中的可能的现实性，个人的专一的爱情或为这样的爱情作无条件的准备是自我存在的灵魂中的真理，如果没有这真理，我们就会变得极端地野蛮。 任何无条件的追求都可能使人对自身的严厉变得不自然，因为在历史中不可替代的那种存在的真实性是与坚定的自我约束，与强有力地控制意志相联系的。只有用强力约束自己（这种强力因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而具有自己的激情）才会走人的道路，而从前这样做是靠普遍的权威的强制的力量，现在靠他本身作为他的责任而担负的自由。 历史的沉沦中的这种自由本身是无条件的，它在群众的现实中与精神力量的权威的存在相联系。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带有这样的特点：失去一方，另一方就被取消了，自由将变成混乱，权威将变成专制。因此，自我存在希望有保守的力量，与保守力量作斗争它才永远作为个人达到自身。它希望有传统，这种传统对全部的精神生活来说只在权威的形态中有坚固的存在。虽然在教会中没有自由，然而，教会是永远自我产生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它保持了精神价值的范围，保持了对无情地超越现实的感受，保持了对人的要求的深度。对它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不知不觉地衰变成与无信仰状况有默契的群众机构，并因此丧失在它之中一再向自由之本源生成的东西。 人的高贵人的尊严是否还可能的问题，是与高贵是否还可能的问题同一的。今天已经不再有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这少数人是世袭的、有特权的阶层，靠权力、财产、教育和一种实现了的文化理想而高居于众人之上，把自己看成优秀者的团体，而且人们也这么看待他们。贵族制很少能够长期保持是优秀者的统治。即使社会学上的贵族制短暂地属于最伟大的现象，但它很快就变成少数人的统治。这少数人本身构成一个人群，其典型的特征如下：由多数派来作决定，仇恨任何出类拔荤的个人，要求平等，无情的孤立或排除任何不代表大家的特点的杰出人物，贵族制作为少数人的统治，妄称它和它的一切成员都具有良好性质，而这性质是从社会学意义上代替了人的生存的真正的高贵之外。至于贵族制一再地创造出独特的精神世界，这是由于它起源于真正的高贵，并由于持续的自我教育的过程。 从社会学上看，也许将会继续存在着强有力的阶层，但它们将是野蛮的。现在，人的高贵的问题今天在挽救极少数优秀者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贵族制不能偏离世界，不能通过培养具有对往昔的浪漫的爱的个人生活而实现自身。这样就会有一些人为的集团划分，并带着不真诚的要求，除非这种划分不是有意识地加入它实际上扎根其上的时代的生活条件。 人的存在的“高贵”含义下的优秀者并不单纯是可以被选出来的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从人类学上可以被确定的种族的典型人物，也不单纯是创造非凡作品的天才人物，而是这些人中的这样一类人：他们是他们本身，并区别于那些在自身只感到空虚，百般无聊，并逃避自身的人。 今天，已开始向高贵发动最后的攻击。这攻击不是在政治的和社会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而是在灵魂深处进行的。人们将乐意扭转发展过程，即扭转个性解放运动，而这一运动曾被看作较新的但现在已过去了的时代的本质。严肃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关心那些不打算寻求内心独立的群众）已变成我们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生存的粗鄙性向自我存在之高贵性发起不合法的进攻，而自我存在是上帝隐蔽地向我们所要求的。个人在自己命运的进程中自我获得的可能性据说最终要被消灭。群众的本能与宗教教士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的本能联合起来（这在以前也发生过，不过现在比以前危险），共同促成群众秩序中的普遍低水准。 上述的反对态度正是对准了人的真正高贵之处。以前的政治上的反抗运动能在不损害人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而现在的这次反抗运动如果成功的话，将毁灭人本身。因为并非仅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自犹太人的先知和希腊哲学家以来的一切历史时代中，人的存在都揭示出以后较新的时代称作个性的东西。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它在客观上是不可把握的，是永远唯一不可取代的自我存在方式。 团结当人们像灰尘一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只剩下一点是现实而确定的：唯有在以心换心的交流和保持个人对个人的忠诚式的团结中，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使我们摆脱孤独的东西并非世界，而是自我存在，自我存在与别人建立联系。人的本质之无形的现实性是由自我存在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建立的。由于没有可靠的自我存在的现实标准，自我存在就不能直接地汇合成实力集团。正如人们所说：“没有高尚的人组成的托拉斯。”这是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的优点只能存在于不显眼的地方。在他们之中，有不是条约所能确立的联系，这种联系胜过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和社会团体关系，或胜过种族关系。决非直接地，而是在其结果中它才显露出来。 当前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是接近自我存在的人。他们本身就保证了世上有存在。在世界中，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作为现实性而感化我，他们并非仅仅是相识的过客，而是使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经久的人格。我们不再有万神殿，但在想象中我们有一个地方来作为回想真正的人的存在，我们感谢他们告诉了我们：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从根本上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人不是那些历史上的伟人，而是那些以一定比例在当代“复活”了，并对我们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当代的伟人。在我们看来，他们（这些人完全能保持与历史上的伟人的近似性）虽然没有刻意想成为伟人，但用不着偶像化和吹捧，他们也将是名垂青史的。在那些被公众承认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人当中，他们是不引人注目的，但历史的真正进程却依赖于他们。 真正的高贵不在于孤立的存在。它在于独立的人的团结一致。独立的人认识到这样的义务：永远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只要他们相遇的话；并且乐于交往，虽有期待，但不强求。尽管相互间没有约定，他们却凭借彼此间的忠诚聚集在一起，这种忠诚的力量胜过约定，当自我存在与自我存在形成真正的敌对关系时，那种团结还扩展到敌人身上。例如，这种团结就有可能在政党中实现，各政党中的优秀分子能够撇开所有的分歧意见而达至一种团结。团结是可以感觉到的，尽管因为没有诱因或因为可能性受到时机的干扰而团结没有表现出来。 这些人的团结必须区别干到处发生的出于同情和反感的偏执态度的团结，必须区别于所有平庸之辈彼此具有的独特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在缺乏更高贵的要求时是气味相投的），必须区别于那软弱无力的但又仍然经常起作用的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联合。当后三种人靠着群众而觉得自己很安全，在群众中他们彼此会合，并从群众的力量中推导出他们的权利时，自我存在者的团结虽然在个人的可靠性以及在举止行为的不可客观化的细节方面显得无限地牢靠，但在世界上又因其数量微小的弱点和因相互接触的不确定而显得不牢靠。这些人有几打的人作为朋友，但这些朋友不是真朋友；自我存在者只要有一个朋友就会感到很高兴。 自我存在的高贵精神弥散在世界中。谁能进入高贵之处，这不取决于评判，而取决于实现他自己的存在。这种弥散状况的统一性如同许多朋友的无形的链条中的神秘的不可见的教会，在这链条的此处或彼处，一个环节靠它行动的客观性而被另一个也许很远的自我存在所看见。在这无形的精神领域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紧密的接近中靠严肃的交往而彼此撞击发生火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才是现在世上可能的推动历史向着可能的最高点运动的真正动力。只有他们才真正地构成了人的存在。 高贵与政治群众靠领导人物才进入运动之中，领导人物告诉群众，群众应追求什么。少数人创造了历史。然而在今天，群众不可能对贵族表示尊敬，并认为贵族理所当然地要进行统治。由于那些人缺乏真实的自我而不能从事真正的思考，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学习并运用思想的规则就非常必要了。但是群众在以这种方式参与思想之后，就不停地渴望参与政治。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少数人如何靠群众一时的同意就把暴力手段弄到手，因此他们以后即使在缺少同意的情况下也坚持他们的统治，以便压迫那些既没有真正的自身，又不知自己在追求什么的群众。排外的少数人意识到自己的高贵，就能够在诸如先驱者、最先进者、意志最坚强者、某个领袖的追随者、世袭血统的优先权等档的名义下联合起来，用这样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他们的形成类似于从前的教训：精心的选择、高贵的要求、严格的控制。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优秀人物，其方法是培养能继承他们事业的年轻一代。然而，即使在他们的起源中自我存在的力量作为人的高贵可能已经起过作用，并在关键性的个人那里继续起作用，但是，这个统治等级的总体很快就蜕变成新的、与贵族性格格不入而又只代表少数人的庸众。在群众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时代里，在执政的少数人中去寻找人的存在的高贵性似乎是毫无希望的。 因此，高贵和群众不再是特殊的政治问题。虽然他们还作为对立的概念出现在政治的论争之中，但只是名词还与以前同一，而所指的事情已是不同了的：是有组织的少数人不顾较多的群众实行统治呢，还是高贵在群众秩序中发挥着无名无形的作用呢？是不公平的因而无法忍受的统治形式得到确立呢，还是人的存在的高贵之处找到它实现的领域呢？ 对高贵的错误要求因为高贵只表现在高兜的发展中（在这种高兜发展中，存在力求实现自身），高贵不能提供它自己的谓词。它不是一个人所从属而另一个人所不从属的种类，相反，全体的人都在自己高兜发展的可能性中。因为我们倾向于在单纯的生活中去寻找我们的满足，所以，高兜发展的力量总是在少数人身上，但甚至在他们那里事情也决没完全解放。他们不是群众的代表，不是群众的存在的顶峰，而是群众的模糊的责备对象。只在误解中，他们才为群众所知。 平档的思想，当它脱离只在形而上学上可以考虑的本源的可能性，而去涉及人的现实生活时，它就是不切实的，因此几乎总是暗中遭到拒绝。在举止行为和外表上的招人厌恶的表现，丑恶的发笑，令人讨厌的自吹自擂，失去尊严的悲哀，以及只有与大众联为一体才可能强大有力的情感的信念……，气味相投的人才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到不快。人在镜子前静观他的形象时没有不感到沮丧和惊慌的，他越是雄心勃勃地追求出人头地，他就对自己身上与这种雄心勃勃相异的因素越是敏感。群众也可以被承认，只要他们安心于本职工作，作出成绩，为实现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不断进取，这就是说，只要他们本人在更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上进入为数很少的优秀者之列。并非作为生活样本的人，而是作为可能生存的人，才是值得爱的，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其可能的高贵。 但如果人身上的高贵想把自己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生活，并把自己挑选出来，那么，它就歪曲了自己。真正的高贵是无名的，它是人对自己的要求。 因此，对今天贵族是否还可能的问题，我们只能诉诸那些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诉诸于提这问题的人的自我。在每个个人身上都有精神斗争的战场，只要他不至于彻底地软弱无力。 哲学生活人的存在之高贵可以称作哲学生活。谁在信仰的真诚之中，谁就能变得高贵。诚然，如果一个人把仅仅能成为他自身的东西转让给一个权威的活，他就将丧失他的高贵，但信仰上帝的人却不会丧失自身，因为即使在失败中他也体验到了他作为一个有限的自我存在在自我提升的运动中的真理，由于有了这一真理，所有他遇到的事情都只是使他成为他自身的东西。 至于人们还要求这样的高贵，这首先是传统的事情。我们不能获得在外在行动中的一切；就处于人的中心的内在行动而言，它所需要的是一个词，这个词不是空洞的词，而是能唤来新的东西的词。这个词虽会变化，但却是一条相对稳定的秘密线索，顺着这条线索，真正的人的存在进至现时代。作为哲学生活，这一人类存在（如果没有它，世界生活的外在现实就会缺少灵魂）是哲学思维的最终意义。唯有在它那里，系统化的哲学才得到确证。 人的未来在于他的哲学生活的方式中。不可把哲学生活看成人们仿照它来生活的理想模式。哲学生活根本不是对一切人同一的一种生活，它是流星行空，流星不知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贯穿了生活。即使还在很少的程度上，个人将通过他的自我存在的提升而参与哲学生活。 自我存在的境况人是不可完成的；为了完全地存在，他必须在时代中向着常新的命运来改变自己。在总是由他产生的世界中，他的每一个形象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毁灭的萌芽。 在历史把他从一种生活形式推向另一种生活形式，从他的存在的一种意识推向另一种意识之后，他在今天虽然能进行回忆，但他似乎不能继续走这条道路。正像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一样，对人来说，再一次发生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表现在：不仅就实际情况而言，而且就他的知识而言，他都面临着虚无，他从现在起必须靠回忆过去而从本源上为自己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今天，当生活广阔发展的可能性已达到无可限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窘境，它似乎要窒息生存的可能性。自从这一点被意识到之后，绝望或在忘却绝望之后的麻木不仁的状况都侵入了人的活动。从客观上看，绝望与麻木不仁既预示了结束，也同样预示了开始。 人不能躲避当前的状态，不能返回到非现实的以往的意识形式。当然，他或许能安宁地处在自我遗忘的生活享受中，妄称返回到无忧无虑的平安的自然状况。但总有一天顽强的现实性又会出现在他面前，使他惊慌失措。 对于完全返回到他自己的赤裸状态的个体来说，今天他只有一个选择：创造一个新的开端，与另外的个体联合起来，进而与他们结成一个忠贞不渝的联盟。曾有过这样动人的报导：在世界大战中，在最后崩溃的战线上，德国人还在处处抵抗，他们把自己看作个人，在他们的抵抗和牺牲中做出了没有命令也能做到的事，即真正在最后一刻保卫祖国的土地免遭毁灭，这一幕使德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战胜的意识。这些报导表明了通常几乎很难达到的现实性，象征着当前的可能性。从这些报导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人的存在，它面对虚无，面对毁灭，能够实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未来一代人的。 如果我们称虚无状况为无信仰，那么，无信仰中的自我存在的力量就会产生内在的行动，这一内在的行动能推动自我提升的运动而同时又面对着虚无。这种力量不属于把因内在的自由或内在自由的努力的失败所造成的东西推卸到外部的原因上。它认为自己能胜任最高的东西，并生活在自我强制的紧张关系中，有力地反对单纯的生活，能适应相对的东西，具有那种能够等待的人的耐心，专注于历史的联系。它知道，它会失败，并在失败中读解出存在的密码。它是一种忠信，这种忠信建立在哲学上，并能在一系列相互传递火炬的个人之中永不停息地产生自我。 人的历史没有终点。它总是能让人看出，人是什么和人能是什么。但在每一时刻中，人从无条件性出发走他的道路，同时，时代中还有那种要把时代消灭的东西。 往昔不能告诉他，他应该如何行动。回忆惜往昔固然可以得到启发，但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样，他最终会说出，他的精神状况是什么，在什么样的外表中他意识到并确定存在，他无条件地想要什么，他在现有的状况中求教于谁，在内心的最深处他听从于谁。 如果没有这一本源，人的世界始终是碌碌无为。如果存在应该成为一个世界，就必须首先把握住自己，然后在团体生活中为整体而献身。 自我存在是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世界作为人的行动的由观念所充实的现实性就不再可能了。因为自我存在只存在于与它的时代的存在的统一性之中，所以在反对它的时代时还迫切需要下决心：只想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它的每一个现实行动能成为创造新世界的萌芽，而不管这萌芽是多么不起眼。 静观的预测与几十亿年的地球史比起来，六千年的人类传统仿佛是我们这个行星变化的新时期的最初一秒钟。根据对遗骨的考证，人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与这几十万年比起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乃是人摆脱重复状态而进入运动之后人所能够生成的东西的最初的开端。毫无疑问，对三十年一代的种族来说，六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人类的记忆使他们能意识到族类的年龄，现在的人感到他生活在世界的末期，虽然两千年前的人也同样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末期。人类总倾向于认为，人类最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对地球史的认识使他感到他事业的短暂，又使他意识到自从他与猿揖别后就进入的那种状况。现在他知道一切都摆在他的面前，每十年之间的技术发展速度仿佛是确凿无疑的证明。但是他最终会问，整个人类史是否就不是地球史的短暂的插曲，人或许会毁灭，并重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单纯的地球史的无穷无尽的时间延续。 人们关心煤藏何时开采完毕，它只够用不足一千年；关心限制使用我们所能开发的一切能量；关心地球的最终冷却，一切生命将随之消失。但自然科学的事实带有这样的特点：关于不可避免出现的未来的种种推论虽然有高度的可能性，但并非就达到了确凿无疑的程度。正像技术上的灾难是可能的一样，技术上不可预知的出路也是可能的，这样的话，人类就可摆脱技术上的严重局限。当然可以做一些设想：人在巨大的组织形式中如何抓住地球这架大机器的杠杆，以便按人的意愿，采用技术手段，征服世界的领域；他如何在这一行星冷却时根据他的意愿在世界上为自己创造出生活条件，并且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获得自己的领域；也许在适当的时候人会夺得造物主的特权……当这一切始终不可能时，那么，技术达到极限后很可能以灾难而告终。 人进一步关心文明的终结。人口的增多会导致最终的战争，用技术手段最终把生活的技术基础（因而也是把我们的文明）加以毁灭。事实上，文明已被破坏过了，以致于那些在数量上很少的文明发达的伟大民族的幸存者反而退回到野蛮状态，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类总的文明的断裂即将来临吗？人类的状况的独特性在于，尽管一两个洲会遭到完全的毁灭，其它的地区仍可以把历史上获得的财富保存下来，使人类在未来继续繁衍下去；但也有这样的危险，即当占据整个地球的文明都崩溃时，那么再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难了。 人们关心，我们生活秩序中特有的性质是否就不是最大的危险？在生活秩序中是否可能因人口的增多而导致每个个人的空间变得狭小，以致最后群众中的人的存在在精神上窒息？是否可能发生非优生的选择和种族的演变，以致导向进一步的恶化，最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只剩下劳苦的、在技术机构中还在尽一时之职的人？是否有可能人毁灭于他为自己的生活所创造的工具之中？ 同时，关于令人捉摸不定地左右人的命运的无情过程的法则的问题也产生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物质会不会消耗净尽，以致于当这些供给用尽时是不是命定走向灭亡？艺术、诗歌、哲学的衰落是否就不是这种基础即将消亡的征兆？今天的人如何沉浸在碌碌无为中？他们如何交往？他们如何凭苦干来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如何无信念地从事政治？如何快活地过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一切是否就不是已证明了基础几乎遭到毁灭？虽然我们在丧失时注意到我们所丧失的东西，但不久的将来将完全不再知道发生过什么，因为我们对此不再理解。 然而，所有这类问题及可能的回答都无助于我们达到对整体过程的知识。对这种或那种情况之不可能的证据来说，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有说服力，但因关于未来的知识中缺乏某些确定的因素，所以在认识上就必定有偏差，这就给这些证据打了折扣。从知识上看，某种个别的东西是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但我们不能对整体勾勒一个确凿的形象。所有这些预测的思想中，没有一个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它们是技术的，生物学的设想；夹杂着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的证据。作为潜在的生存，人们不能满足于任何此类的观点。 说到真正的根据，人们到处只能说：“在目前，我看不见别的可能性。”靠我们今天所达到的知识，按照当前对我们有效的标准，我们的理智将总是而且在最后还是发现我们无路可走。 关键在何处对事物过程的预先观察的知识无非是对可能性的认识，而后来出现的现实性可能全然不同于这些可能性。比在由我们所决定的东西的领域之外的渺茫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每时每刻提醒自己：我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意味着就未来而言，我想知道未来的人将变成什么样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人将生存着。我们之所以会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的生活有这样一种价值和尊严，即它与我们从几千年中所了解的人的存在有连续性。未来的人应该能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祖先，这并非就肉体的意义而言，而是就历史的意义而言。 但是，人真正所是的东西不可直接作为目的来追求。因为人之所以是他们所是的东西，并非简单地靠出生、养育、教育，而是靠基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生存的自由。 这样，剩下的东西是：我从往昔听到了使我成为人的语言，并通过我的生活使这语言又传播到未来。但是，对历史整体的观察脱离了某种东西，而唯有靠这种东西历史才变得不引人注目，变得模糊不清。从历史中引导出来的可能的预测仅仅意味着一个我在其中不得不行动的视野。 因此，对整体的静观的预测脱离了意志，从而逃避真正的行动（这种行动始于个人的内在行动）。我如果满足于静观的预测，我就会迷惑于“整个历史舞台”的说法，并对必然进程之类的说法（这种必然进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在文化形态学者看来，就是按照所谓成熟法则的发展过程；在独断的哲学看来，就是传播和实现最终获得的人的存在的绝对真理）感到麻木，如果我问到人的未来，并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必须放弃一切观点，不管它们是鼓舞人心的还是令人灰心丧气的，并必须达到可能的东西的泉源点，在这里，拥有最广泛知识的人努力创造他自己的未来，而不仅仅在知识中拥有它。 因此，第一，没有哪种预测是固定不变的。它意味着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我寻找它，正是为了改变事物的道路。预测越是切实，它就越重要，因为它与行动没有关系。预测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的沉思的预见；他不去看必然发生的东西，而去看能够发生的东西，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方向。未来成为一种可由意志加以改变的预见。 第二，预测之有意义涉及到当前的状况。它并不飘浮在空洞的领域，涉及不去考虑时代的观察者，谁在当前具有从自己的生活而来的最深刻的知识，谁就会获得最确定的预见。人要获得对存在着的东西的意识，唯有靠在他起积极作用的世界中的他的自我存在。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会完全失去对事物的总的过程的认识，如果他置身事外，只作为想直截了当地知道整体的观众；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趁早把他对状况的意识扩展到他所能达到的世界的边缘上。并非收集当前的无数事实，而是掌握好真正作决断的时机，才使他生气勃勃。他想在历史真正地走自己的路的地方成为知情人。 第三，预测决非仅仅作为知识，它作为知识立刻就已经是现实发生的事情的因素。没有对这样的现实东西的察看，即其中不同时有意志，或现实东西不能唤醒或麻痹意志。我所期待的东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由于我说出了它，因此我努力帮助实现我的期待，不管是在多小的程度上，也不管是受到援助或阻止。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我用预测去干预，并靠它改变事物的进程；或者发生了某种事情，对此事情任何人在事先既没有盼望地也没有害怕地想到过。即使知识把未来当作某种必然到来的东西，而且我只能选择－－是顺应还是不顺应，那么，只要预测是由信仰者作出的，它的意义就是不同寻常的；它加强了坚定性，并促进行动，只要有这样的信念，行动就必然会到来，哪怕我完全不行动。预测会麻痹意志，只要意志把它所厌恶的东西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斗争都是徒劳的。但是，这种信仰是错误的，它声称比可能知道的东西知道得还要多。唯一确定的东西是可能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它使人意识到危险，从而唤起他的全部力量，因为他意识到要作出决定。精神上对状况的意识始终同时是知识和意志。 由于世界的过程是不透明的，由于迄今为止最好的东西也失败过，并且还会失败，因而世界的过程将永远是可能性，决不能变成确定性，因此，涉及渺茫的未来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都是无用的，我们要在此时此地创造我们的生活，并使之充满生机。我必须欲求关键之所在，哪怕一切事物都面临着终结。对非所求的事件的防御行动之所以拥有力量，只是因为意志现在要实现自己的生活。面对模糊的未来，面对它的威胁和它的深渊，要越发强硬地呼吁实现，只要还有时间的话，预测性的思想对当前起作用，同时不放弃在可能的东西的领域内作计划，真正地在此地此时行动，这是我确定具有的唯一的行动机会。 但是，这也是未来的人的基础。未来的人虽然受机构的规定（在机构中，他们觉醒达到意识），但是主要地受现实的人的规定，正是由于注意到现实的人，他们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人的存在。因此，总是有一个地方，追求未来的人的存在的意志在这地方凝聚起来。然后，对从世界中生成什么，每个个人都似非而是地以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即他在他的行动的连续性中对自己作出决定。 主动的预测静观的预测想知道什么东西在生成，而思想者并没有积极参与进去。主动的预测说出了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因为意志是由这种可能性所决定的。主动的预测超出观察，推进到作出决定。 当我们对什么东西从世界中生成这一问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象时，那么，可能性的设立只表明为未来而斗争的战场。将现实生成的东西出现在战场上。谁仅仅旁观斗争，谁就不会知道战斗真正地关系到什么。 战场是不清楚的。实际上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单纯混乱的无意义的敌对关系。僵硬的战线在相互斗争，因为想继续存在的惰性坚持着这些战线。对当前现实所作的有远见的思索，寻找着真正的斗争战线，在这些战线之间，涉及到重要的决定。看清这些战线，这会唤醒我去我应该去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在追求它。 主动的预测将使我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愿为哪种当前状况而生活。如果预测表明失败是可能的，那么答复就是：宁愿与构成人的自我存在的东西共存亡。 具体想象可能的发展方向，这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哪一种世界能够存在并供我们站在其开端上。在稳固的组织中的一切人的生活的联系在很快增长着。人变成巨大机构中的各种功能，这导致普遍的平均化；人们既无需高层次的人，也无需异常的东西，而是只需要特殊才能的平均化；只要长久保持着比较稳定的东西；生活秩序的强制性要求通常结合成各种联盟，排除直到取消任何意义下的自由。对保证生活秩序的权威的几乎热烈的渴望，希望看到内心的空虚得到充实，方向指着稳固的最终情况。但是，那种看来像是尘世的生活秩序的理想的东西，对在自由存在的要求中认识自己的存在的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这种自由似乎会受到动乱情况中秘密生长着的重负的压迫。公众的舆论靠固定的观点而成为专制者。这些固定的观点超出了一切党派而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是，在自己的自我把握的命运中的独立的人是否还是可能的，它可以变成普遗的问题，即人是否能够是自由的。这个问题作为实际上被理解的问题却倾向于取消自身，因为只有能够是自由的人才真正用理解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与此相反，在客观化的思想中（这客观化的思想把人的自由存在当作现有的生活，并且探问自由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人的历史是在徒劳地企求自由。或许自由只存在于在两个极长的睡眠时期之间的真正而短暂的时刻中，其中的第一个时期是自然生活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技术生活的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的存在必然渐渐消亡，并在比以往更彻底的意义上走向终结。这样，自由只是时代中的过渡时刻，这个时代虽一度认识到超越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但结果却引出了技术机构。 与此相反，思想客观化有另一种可能性，不会失去的可能性，即决定人在未来是否能是自由的和是否愿意是自由的，这一决定权属于人。虽然大多数的人害怕自我存在的自由，但是，不能排除在巨大机构的联系中仍然有许多的可乘之机，对有胆量的人来说，有可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从他们自己的本源上去实现他们的历史性。在外在生活的似乎不可避免的平均化中，自我存在的本源性会在最终变得更加坚决。在濒临灭亡的地方振作起来，独立的人就能站立起来，真正地掌握各种事物，并享受真正的存在。 想象一个完全无信仰的世界，想象这世界中的失去了自身和他们的上帝的机器式的人，想象这世界中支离破碎的、很快被完全毁灭的高贵，这些想象只在形式上暂时地是可能的。正像想象人类会死去，仿佛人类无足挂齿是违背人的内在的无比的尊严一样，如果以为自由信仰、自我存在会毁灭，仿佛人只能变成技术机构中的齿轮，这也违背人的内在的无比的尊严。不能仅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人。 但当这些歪曲的想象返回到积极的可能性时，那么我们看到，并非只有一类真正的可能性存在着。如果没有在教会的传统中受庇护的宗教，在世界上就没有哲学上的自我存在，如果没有自我存在作为对手和刺激，就没有现实的宗教。在一个个别的人那里，一切都谈不上，在当前的预测中，对手们（他们的紧张关系作为权威和自由是不可完成的精神生活）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虚无的可能性。如果权威和自由的紧张关系（在这紧张关系中，人作为尘世的生命必然地生活着）在新的形式中被重建起来，那么，一种基本的东西就会在生活的机器中生长起来。 没有一个有力的答复会说出什么将发生，而生活着的人将以他的存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可能的东西的主动的预测，只能有这样的任务：使人注意到他自身。 周晓亮 宋祖良 译 （选自《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诊断地球 对神话学末世论的解释 布尔特曼（R，BultITlaTln） 布尔特曼（1884一1976），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奥尔登堡。著名的神学家。重要著作有《信仰和理解》（1932）、《耶稣》（1951）、《历史和末世论》（1958）等，在二十世纪德国的思想界，影响深远。海德格尔也曾受到他的启发。在这篇文章中，布氏以渊博的学识，对于本世纪中期以后的热门话题“末世论”作了精辟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宗教性的思路，那就是：末世并不等于毁灭、结束，而是臻达另一世界的开始；“末世论的教理不仅使人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空虚，而且还号召人们，如同在希腊人那里一样，要节欲、谦恭和顺从。” 一 在传统神学的语言中，末世论是关于最终景况的理论，“最终的”即意味着时间顺序上最终的事物，亦即作为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正如未来之对于现在一样。但是，在先知和耶稣的实际布道中，这种“最终的”蕴含着一种末世论的意义。正如在关于天堂的概念中是通过空间范畴想象上帝的超验那样，在世界末日的概念中，则是通过时间的范畴想象出上帝的超验观念。然而，这不单是如上述的超验观念，而且还是上帝的超验的重要性的观念。上帝永远不可能呈现为一种为人熟知的现象，他总是未来的，即总是隐身于不可知的未来之中的上帝。末世论的教理以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在，它告诉人们，这个现存的世界，自然和历史的世界，我们在其中生活并实施我们计划的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面对着永恒，它最终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 对于神话的末世论的这种理解，并非仅此一家，莎士比亚就有过精妙的表述： 入云的楼间、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本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部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我们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末世论对于耶稣和先知是共有的概念，虽然希腊人不曾有过这一信条，然而希腊人也持有和上文相同的理解。这里让我引一段品达的颂歌： 生命短促的造物到底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人不过是一场幻影般的梦。（《古希腊抒情诗》，8，95－96） 索福克勒斯也曾写道： 唉！我们活着的人，我们是什么呢？不是有名无实的虚浮幻影？（《埃杰克斯》，125一126） 人对于其生命限度的感受告诫他们不要去“臆想”，而是去“深省”和“敬畏”。“不要过份”和“不要拔高自身的力量”，这是希腊人的至理名言。古希腊悲剧在表现人类命运的剧目中说明了这类箴言的真实性。从普拉蒂亚战役中阵亡的将士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 生命有限的凡夫俗子，不能自视过高…… 真理之神宙斯要惩戒傲慢和僭越， 他纠正人的错谬手段严酷（《波斯人》820一823） 在索福克勒斯的《埃杰克斯》中，雅典娜谈到了发狂的埃杰克斯： 这场景是对你的警告，俄底修斯，你要谨慎！ 不要出言不逊，对众神不恭， 也不要高做自负。 即使你力大无穷，或家财万贯， 对同伴也不必炫耀。 人生万事都无不处于兴盛和衰亡的转换之中， 众神赞赏清醒而僧恶狂妄。（《埃杰克斯》127－133） 二 如果这一点可以被确认，即人要面对未来时，对现时的不安全感的总体理解则表现在末世论的思想之中，那么我们要问：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希腊人和《圣经》有何区别，希腊人在“命运”中找到不可知未来的内在力量，找到众神的力量。与神相比，一切尘世事务都是虚空的。他们没有作为时间之维尽头的宇宙事件的神话式的末世论概念。可以说，在《圣经》的概念和现代思想两者之间，希腊人更倾向于现代思想，因为对现代人来说，神话末世论已经消失。《圣经》的理解或许还会复兴，只是它将不会从神话形式中复兴，而是从另一个令人惶恐的前景中复兴，即现代技术，特别是原子科学。在此，由于人类滥用科学和技术，这也许会毁灭地球，我指的是这个意义上产生的一种末世论。我们在估量这一可能性时，可能会感觉到因世界面临末日的末世论教理所引起的惶恐和不安。的确，这种教理是依据在今天已经难以理解的概念发展起来的，但是它表明了对世界的有限性的知识和降临于所有人的末日知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这是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真知，而现代技术却已廓清了这一点。正是这种有力的真知解释了耶稣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预期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上帝的威严、它审判的不可避免性和与此对应的世界与人的空虚性，都被强烈地感受到了，看来世界已临末日，危机时刻就在眼前。耶稣宣告了上帝的意旨和人的责任，指喻了诸种末世事件，而他之所以宣告上帝的意旨，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末世论者；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宣告了上帝的意旨，他才是一个末世论者。 现在，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希腊人和《圣经》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对人类处境的理解的区别。区别表现在如下的事实中：在先知和耶稣的思想中，上帝的本性起的作用大于他的全能，他的审判也不仅只触及因狂妄和吹嘘而触怒他的人。对于先知和耶稣，上帝是圣者，他要求公正和正义，他要求爱护邻人，因此，他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审判者。世界之所以空虚，不仅因为它是转瞬即逝的，而且还因为人已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邪恶横行、由恶主宰一切的场所。因此，世界的末日就是上帝的审判；换言之，末世论的教理不仅使人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空虚，而且还号召人们，如同在希腊人那里一样，要节欲、谦恭和顺从。它首先要求人们对上帝尽责和忏悔，它要求人们遵从上帝的意旨。因此，耶稣的末世论教诫与犹太教启示录的未世论教诫之间的本质差异便很明确了。启示录特有的关于未来的幸福图景，在耶稣的训诫中是没有的。 虽然在此我们并没有考察《圣经》思想与希腊思想之间的其他差别，如神圣上帝的位格；人和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上帝是世界创造者这一《圣经》信念等，但是我们必须考察另一个更重要的观点。末世论的教理宣布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不仅将此作为最终的审判，而且也作为拯救和永恒至福时代的开端。世界末日不仅有消极的含义，同时也有积极的含义。用解神话学的术语来说，面对着上帝的超验力量，人和世界的有限性不仅是一种告诫，也是一种慰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古希腊人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谈及世界和世俗世界事务的空虚。我想在欧里庇得斯的疑问中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有谁知道，生实际上就是死， 死实际上是生呢？（《片断》，638） 当法官的演讲结束时，苏格拉底说道： 现代我要去了。我要去，而你们活着；可是，谁走向更好的命运，这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申辩》，42a）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以同样的口吻说： 如果灵魂是不朽的，我们必须注重它，不仅在我们称为人生的这个时期，而且在一切时期。（《斐德若篇》，107C） 综上所述，我们会想起这样一句名言： 死亡实践。（《斐德若篇》，67C）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是哲学家生命的最富个性的特征。死是灵魂脱离肉体。只要人活着，灵魂就会受到肉体及其欲求的约束。哲学家活着，不断地、尽可能地使其灵魂摆脱肉体的桎梏，因为肉体干扰灵魂，妨碍它获取真理，哲学家追寻净洁，即从肉体中摆脱出来，因此他“关注死亡”。 如果我们可以将柏拉图对死后生活的期望称为一种末世论，那么就可以把期望死后至福和这种至福称为自由。基督教的末世论和柏拉图的末世说是有共同之处的。对于柏拉图说来，这种自由就是精神摆脱肉体的自由，即能够察觉到作为存在的现实本身的真正灵魂的自由；当然，对希腊人的思维来说，真实的范畴就是美的范畴。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种超验的至福不仅可以从否定和抽象的方面，而且也可以从肯定的方面加以描述。既然超自然的范畴是真理的范畴，而真理可以在论辩即对话中寻求，那么，柏拉图就可以将超验的领域正面地描绘为实际对话的场景。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在死后能把生命花费在勘验和探索方面，像在此生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与他们对话、交往并对其加以验证，会是无限的幸福”（申辩词，41C）。 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由不是一种满足于感悟真理的精神的自由，而是人实现自我的自由“自由就是摆脱罪孽、邪恶，或像保罗所说，摆脱肉体，摆脱根深蒂固的自我。因为上帝是神圣的，所以，获得至福意味着通过上帝的审判得到恩典和正义。描绘这些受惠者难以言喻的极乐感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有如至福欢宴般的象征图画中，或者在有如约翰启示录描绘的图画中才能找到类似的描述。在保罗看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正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可，12：25）。肉体被精神实体取代，确实如保罗（林前，13：9－12）所说，我们不完善的知识将变得完善，那样，我们就可以直面而视。但是这并不是希腊思想中关于真理的知识，而是一种与上帝间不受干扰的关系，就像耶稣许诺的那样，心地纯洁的人才可以见到上帝（太，5：8）。 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就是：在上帝的荣耀中得到实现。因此，现在信仰上帝的教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教会的行动（腓，1：11），通过感恩（林后，1：20；4：15；罗，15：6等）来礼赞称颂上帝，因而，将来臻于完善境界的教会只能被设想成为唱赞美和感恩颂歌的团体。在约翰启示录中可以看到这种作法的范例。 的确，两种关于超验的至福的概念都是神话性的，即以哲学对话形式出现的柏拉图的至福概念和以礼拜形式出现的基督教的至福概念。每种概念都试图把超验的世界当作人的真实、完善世界来谈论。在此岸世界中，这种本质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但是它可以把这个世界的生活确定为一种探索、追求和渴望的生活。 两种概念之间的差别源于各种不同的人性理论。柏拉图把精神王国设想为一种没有时间和没有历史的王国，因为他设想人性不取决于时间和历史。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是：人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存在物，亦即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有塑造其性格的过去，还有不断造就新际遇的将来。因此，死后和超越尘世之后的未来是一种全新的未来。这是一种totaliteraliter（完全的他者）。接着就会有“新天新地”（启，21：1彼后，3：13）。撒冷先知听到一个声音：“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启，21：5）。保罗和约翰都预见到这种新景象。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约翰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壹，2：8）。但这种新境界是不可见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3：3），“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约壹，3：2）。这种未知的将来以某种方式表现在作为圣灵感召下的信徒的挚爱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教会的礼拜之中。除在象征性的绘画中，它便是不能被描述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罗，8：24－5）。因此，这种盼望或这种信仰可以称为随时准备接受上帝给予的未知的未来。简而言之，它意味着在面临死和黑暗时迎接上帝的未来。 因而，这就是耶稣的神话或教诫的更深含义：上帝的未来即将降临于我们每一个人，时刻准备，以接受这种像深夜不速之客那样出现的未来；时刻准备，因为这种未来是对所有人的审判。凡把自己束缚在此岸世界之中的人，既不自由，也不盼望上帝的未来。 三 耶稣的末世论教诫以其神话形式被早期的基督教社团保留和继承下来。但是，不久就开始了解神话化的过程，其中保罗起了一定的作用，约翰则起了关键的作用。当保罗宣布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转折点不是未来的事，而耶稣的到来就标志着这种转折点时，解神话化便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4：4）。的确，保罗还期待着作为一出宇宙戏剧的世界末日，即基督出现在天上云端、死而复活、最后的审判；但是随着基督的复活，决定性的事件已经发生。教会是上帝选民和圣徒的信奉末世论的团体；这些人已被释罪而且活着，因为他们信仰基督；而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废除了死，并且借助于福音书将生命和不朽显现出来（罗，5：12－14；提后，1：10）。“死被得胜吞灭”（林前，15：54）。因此，保罗能够说，一旦福音被宣布为：“看哪！现在正是说悦讷的时候（以赛亚说过的这时刻）；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6：2）。这样，古代先知的期望和诺言就实现了。被期待为受福时刻的赐赠的圣灵已经给予，未来正是以这种方式被预期的。 这种解神话化可以在某一特例中观察到。在犹太教启示论的期望之中，弥赛亚王国的期望起了作用。弥赛亚王国可以说是旧世界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中间王国。保罗解释了关于这种弥赛亚的中间王国启示论的神话观念，在中间王国的最后时刻，基督王国交给天父上帝，保罗把这一观念解释为处于基督复活和他的再度出现之间的现时（林前，15：24）；这意味着，传播福音的现在实际上是早已预期的弥赛亚王国时代。现在，耶稣是弥赛亚，是主。 继保罗之后，约翰以更彻底的方式对末世论进行了解神话化。在约翰看来，耶稣的到来和离去是一个末世论的事件。“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3：19）。“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12：31）。对约翰来说，耶稣的复活、圣灵降临日和耶稣的再现都是同一事件，而信教的人已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3：18）。“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3：36），“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5：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11：25一26）。 和保罗一样，在这一特例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约翰解神话的努力。在犹太教的末世论期望之中，我们发现反基督者的形象被完全描述成一种神话的形象，例如，在帖撒罗尼迹后书之中就是如此（帖后，2：7－12），在保罗那里，错误的导师扮演这神话人物的角色。神话已被植人历史之中。在我看来，这些例子表明在新约本身中就已经开始解神话化，因此，我们今天的解神话化的任务是有据可依的。 李哲江译 （选自《生存神学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　　 诊断地球 人口与世界政治 摩斯（EdwardL·Morse） 本世纪70年代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主办了一项名为“80年代计划”的重大研究，对于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如环境、人口、核武器等进行细致的调查，并提出未来的趋势，从而促使世界的演进趋向于更富于人性、和平、富饶和公正。参加这项研究的均为美国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如现在以“文明冲突论”扬名全球的亨廷顿就是其中一员。关于人口状况及人口成长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80年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成果以《六十亿人口的世界》为名结集出版，下面的文章是该书的第一章。 在本世纪末与未来世纪中，遏止世界人口膨胀将是国际主要难题中的中心议题。它反映了对人类生活品质与国际社会间渐趋松弛的安全之一新的关切，正向传统的国际政治挑战。人口成长已使人们领悟到需要克服最富有者与最穷者之间的生活水准差距；也需要使各地的生活状况平衡。简而言之，人口成长这个论题是形成今日世界政治本质的主要原因。 显然地，控制世界人口成为建立适度的，公正与平衡的国际秩序的第一要件。如能控制人口增长，必可缓和目前10亿人口所陷入的绝对贫穷状态。营养不良、贫民窟、文盲、给水匮乏，及卫生设备不足等都是巨大挑战，因此降低生育率乃变成各国尤其是开发中国家所关心的事情。一旦人口旺盛成长，即使我们迅速地抑制生殖率，仍然为大多数开发中国家带来空前未有的失业难题。且将因而造成政治不安与政治革命的理想温床，以致影响全世界的安危。甚者，人口增加不遏止的话，政府经常为了解决伴随而至的问题，势必要采取严苛的手腕来控制人口移动－－限制移入城市地区－－以便维持政治秩序，及实验经济成长的新模式和策略。可见人口增加已成为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政治及道德气候了。 相毗邻的开发中国家与已开发的国家，其边界正好供贫穷国的人民非法移入，到达富有地区使其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国际间正萌芽的人口问题之范围。即使不是相邻接，但十分靠近的国家，非法移入也是抗拒不了的诱惑。已开发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家，在未来20年内设法拦阻非法移民时，必然会面临政策上的矛盾。可能采取的政策是向邻近的开发中国家输入资本，当该国就业机会增大时，或许可保证抑止此种跨国迁移。然而，除非工业国本身的就业情况彻底改善，“输出工作”的心血将不会见效。 在未来10年内，不同种族的人将有不同的人口成长率，又由于这些种族通常不只住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像非洲这种开发中地区，因此，人口增加与种族冲突的结果，将带来新的国际安全问题。造成冲突的原因很明显地有各式各样。例如一群以上相关种族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就会产生冲突，像非洲之角的索马利亚人即是代表。同时，把持旧有权力的民族与成员快速增加的被压迫、或少数（或多数）民族之间，也将会掀起武力冲突。当权者和夺权者必将煽动种族冲突，争取资源或政权的控制。不论那一种冲突形式，都需靠地区或世界性机构设法调停，或和平解决。 最后，人口成长将促使人们更加费心处理共同问题，共同性可由两方面来看：一是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地提高了对资源的需求，而各国政府和人民争相获取资源－－如食物、工业原料、资本与技术、以及出口业者所寻求的市场。二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各国。像都市环境问题，包括住宅、交通。卫生等，这些问题与公海问题不同，后者如有某些人大量使用，就会限制他人捕鱼、航海、探测矿源的可能性。然而，这些问题是相似的，因为在不同地区的人所关心的解决之道是一样的。 这两种普遍的问题，已在重要国际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的主要议程上出现。例如1971年的环境会议、1974年的粮食与人口会议、1976年的居住会议，都使国际机构面临挑战，如果要成功，势必要改革这些机构，甚至重新组织，及革新国际机构。 简而言之，人口成长引发的问题，在1980年代计划中占重要的地位。人口成长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对国际社会的组织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它们决定是否有可能订出一套国际事务规则。以便创造出一个温和且公正的国际秩序。 1．生育政策 我们很难将对人口情况所具有的态度，转化为合适的政策反应。上一代的人认为控制生育是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要素，援助者和入道主义机构，特别意识到降低生育（尤其在开发中国家）是加速经济发展与提高生活水准的必要手段。然而被援助国却极不愿将降低生育列为优先重点。政府只有短程的眼光，仅着重目前的难题，而忽视一代以后的人口数量。因为无论如何，生育控制需要政府积极地改变其社会与宗教对生育的基本态度，而这些积极的行动却常常被许多社会团体误以为是政府的权威与法律，而软化下来。在开发中国家，政府所关心的是保持政权与获得国民拥护，如果强烈限制生育，势必引起政治危机。另一个阻挠人口控制的看法是根本没有处理的对策，诚如塔比诺斯在第三篇论文中所分析的，影响生育的情况中以人口统计的理论最为薄弱。外来的富裕国家介入贫穷国家，又暗中增加这些低度开发国家政府不愿关心生育问题的态度。先进国家太关心开发中国家，令人觉得像是在干涉其内政。一九七四年的布加勒斯特人口会议中，许多开发中国家的代表都辩称富裕国家可能以“生育控制”为藉口，不处理开发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如输入所得及技术、改变国际贸易规则，以便特别落后国家的半加工品及工业品输往富裕国。 尽管这些生育政策已政治化，我们仍可逐渐看到开发中国家已在注意降低生育了。菲莉·皮奥特罗在她的论文中指出，愈来愈多的开发中国家政府默默地实行生育控制计划，经常与他们对外宣布的立场相反。她更明白地指出，全世界都大幅改变对家庭计划的态度，再也没有一个社会比目前更愿意控制生育与减少家庭人口，尽管这种态度不一定对家庭计划有贡献。 没有人不认为低度开发国家需要继续降低生育率。总之，从趋势上似乎可看出皮奥特罗所说的“生育已显著降低”－－从4％的生育率降低到3．5％－－但工业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生育率已普遍达到平衡的状态，而更多可控制的人口增加时候却未来到。降低生育变成本世纪的重要事情，虽有生育控制，但到1990年开发中国家仍有9亿的成人到达生殖年龄（15岁～30岁），届时志愿的家庭计划服务，纵然是由政府支持，也绝对无法满足这一代的需求。即使有自然结扎、堕胎、及许多新旧方法使小家庭愿接受，仍需要更多的方式。因此，即使像皮奥特罗一样乐观的，认为未来10年内家庭计划与服务之推行会有进步，但仍是杯水车薪、有待努力。 一种有效的取代方法是由政府强制节育，像中共过去25年来，和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样。但是拉丁美洲与非洲受社会、文化与宗教价值之阻碍，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家庭计划束手无策。只有亚洲国家才可能实施自愿以外的方法。但皮奥特罗也提醒我们：“最后在开发中国家或其他地区里，最有效和可接受的强迫个人节育方法，是来自最直接的来源，即在社区或家庭的领导者能认同与呼吁社会及个人的需要，比遥远的政府所做的更有效。”短期内政府推行生育控制政策并非基于人口理由，而是其他的政治目标，如改进妇女的地位、更公平的分配所得、义务教育、改善卫生、老人保险等等。然而，结论仍然十分明显：降低生育将是今后10年，几乎各国必需接受的国家目标。 尽管生育控制政策由各国各自执行，许多地方仍需要国际机构的参与。皮奥特罗指出四个范畴，国际机构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开发中国家最贫穷的地方提供延长的服务，训练、普及家庭计划与避孕的教育；研究避孕技术；支援开发中国家有关人口因素与发展计划关系的研究；引起全球性的警觉，注意控制人口成长对提高其他经济与社会目标之重要性。 我们不能低估政府－－尤其是开发中国家－－面临人口增加导致的压力。1960年全世界人口将近30亿，70年代中期有40亿，1990年将超过50亿。生育率降低的速度，及纯生殖率达到1．0时，21世纪人口才可能在80～140亿之间，这还得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一60亿人口，等于20年前总人口的两倍。此事实表示全球性的人口控制仍有待努力。诚如世界银行总裁麦那玛拉（RobertS·McNamara）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必须用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实施小家庭普遍化的方策。然而，在2000年或2020，2030年的纯生殖率仍为1．0，尚无法有效地解决本世纪末面临的许多节外生枝的问题。 当然人口成长造成的主要问题，并非人口学家所能解决的。他们与社会控制、国内经济成长策略、国际工业政策、国际安全、及国际机构的结构与运作等有关联。这些广泛的问题都在本书内讨论，但作者除了提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外，也只能提出一般性的药方。或许提纲挛领地证实与人口成长的有关问题，与对未来20年的国际社会的提示。这对读者略有稗益。许多问题是1980年代计划系列丛书之重点。 2．绝对的贫穷与基本人类需求 人口成长最复杂的问题，是更多的穷人生存在绝对贫穷之中，低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不论如何降低生育、从现在起到1990年，全世界人口仍将达到53亿，有40亿人生活在开发中国家，等于1976年的总人口，约有40％住在开发中国家的人－－1970年该地区25亿人中的10亿人－－是住在玛哈乌·哈克所指的“贫穷之幕后”。这些人的营养、居住、卫生设备、供水和食物、教育水准都低于普通的生活水平。除非立刻有效地解决贫穷，否则，未来10年内经济大步跃进，至1990年将有16亿以上的人生存在非人的环境之下。 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已证明，这些最低的40％开发中国家的人口，是最难加入经济主流的成长水平。此外，“绝对贫穷国家”的难题唯有直接解决一途，这个问题已被援助国与开发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所认识，而且许多国际援助机构也在努力朝全球性的大方向来解决贫困问题。 解决绝对贫穷的基本理由是道德的、谨慎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前三者和最贫、最富两种国家的巨大差距相关。从道德立场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和物质方面的互相依赖，已将全球距离拉得愈来愈近，但仍无法解释此种差距。在绝对贫穷环境里政治不安定乃随人口成长而至，因此我们必需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从政治上看，很明显地看出工业先进国所援助于落后国家的，主要是其基本需求方面，故可利用此援助以改变开发中国家许多国际事务上的不妥协态度，例如海洋法、贸易、财政、能源及其他南北对谈问题。 经济论点或许更具有强制力。对影响生育和影响方式的知识虽未确定，但诚如塔比诺斯的第二篇论文所指出，生育和社会经济居住有很大的关系：如个人的受教育、营养经济机会的改进，基础教育如生育控制教育，因为卫生教育与服务的改良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个人自我充实实现的需求与财政情况的改善也可降低生育。总之，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打破高生育率和贫穷的恶性循环。短期的改善措施－－包括住宅、营养、卫生各方面；将降低婴儿死亡率、增加更多的人口；但从长程来看，这是降低生育的最佳捷径。 此外，过去20年来有一个令人侧目的证实即在开发中国家中较进步的国家，因均衡的所得分配，使其开发每年人口成长率多至6．5％以上。贫穷国家里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尽管很多国家的经济进步惊人，但要使之更有成效，不只需要直接探究，以使更多人从成长中受益，也需要缓减成长对可怜的人所施的不良后果，使成长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 经济成长和人口成长的许多关系显示，从长远看，遏止人口成长的最好方法是透过经济成长。从近程看，开发中国家的人口政策主要是求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无论如何，它需要更多负责经济发展的专家和机构的重视，而不只是人口学者。 3．失业、都市化、发展策略与人权 开发中国家的年轻人，即皮奥特罗所谓的“新的、更稠密的，更发挥性的，无根的与失业的”新一代，不只需要处理绝对贫困的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以资配合。除非后者能实施，否则人口成长会威胁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稳定。主要的措施乃在应付史无前例的失业率。而空前的社会控制政策，会引发出严重的人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成功地提供个人充分就业机会，以遏止国民移民。 这些由人口成长所产生的问题，不能仅由控制生育来下手。未来15年内，开发中国家将有10亿人已达15岁至30岁之间，这批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会使政府穷于应付他们的住宅、工作、教育需要，以及他们需要离开乡村至都市寻求新机会的意愿。皮奥特罗指出，应付这股人潮，政府可能需要五项综合性的策略，有些策略和其他策略相抵触，此五种策略即急速都市化、发展现代化、乡村发展整合、分散的都市化和区域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将发展策略的新重点放在乡村发展的整合上。此发展建立有效地保持乡村和密集的农业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现代化的基础上。 乡村发展的目标将无法避免增加小地主，以满足安定的就业机会，及随人口增加的粮食的双重需求。这个整合的策略焦点是强调都市和乡村同样必须调整就业机会的策略之一，这些策略的特色是分散制造业活动集中的趋势，在乡村地区建立工场，以提供当地工作者充分就业机会和减少移向都市。 简而言之，其发展结果可能会产生许多策略的实验，共同朝着就业需要及成长目标的方向走。实验是必要的，因为乡村整合发展策略的条件，例如在台湾与南韩所实施的土地改革，不见得适合于其他开发中国家。而有些地区传统的成长策略也许更为有效，例如在城市里着重加工出口制造业。但是低度开发国家无论追随哪种模式，主要的障碍都无法克服，因为失业问题超过政府的能力所及，政府需要特别的力量来动员国内的支持。 4．国际移民和工业政策 国际社会能提供明确有限的援助，以帮助低度开发国家应付绝对贫穷和新生的就业发展策略。当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计划如能重新调整其贷款与援助策略，就能协助处理此类问题。虽然责任仍得由该国自行负担，但人口压力所造成的就业发展策略，已变成当前与以后的主要国际问题，事实上，这些在目前已形成问题。 失业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提高了开发中国家的人从乡村移到城市的意愿，也包括从落后国家移向富裕国家－－尤其西欧的意愿。国际移民也包括有技术的和专业的中产阶级，如医生和科学家，也有不熟练工人及半熟练工人。 国际移民当然比国内移民更容易控制，实际上严格限制国际移民运动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基于国家和种族的理由，政府开始限制移民，且区分“需要”与“不需要”的两种。但西欧的开放工业社会，政府不易实施严格控制边境，而且廉价的国际运输也使许多人非法移民，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诚如塔比诺斯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一股国际移民暗潮已在酝酿，其规模之大可比拟本世纪初的越洋移民。这股移民潮将会继续从南欧迁到北欧，从非洲涌向西欧，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到美国。巨大的人口压力隐藏在这个运动的后面。如果美国在本世纪和下世纪之间的人口成长率很低，而墨西哥却很高，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墨西哥的人口在1975年为美国的1／3（0．59亿比2．13亿）到2000年，墨西哥的人口会达到美国人口的一半（1．4亿比2．5亿）。 非法移民到工业国家会造成许多矛盾现象，无技术及半熟练工的人潮有益于工业国，因为这些工业国的人不愿再操低贱的工作。然而大部分工业国家仍旧有严重的失业问题，非法移民低薪的工作，已威胁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也减少本国人和合法移民的工作机会；他们增加巨额的花费（包括福利制度、其他直接、间接的费用），连带个人社会化的问题－－语言、文化及不同种族的困扰。 人权的问题也跟着产生。应该给愈来愈多的合法外国居民那些权利吗？他们能和一般公民同样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吗？这些问题最近在欧洲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经济不景气后，工人首先被迫离职，他们能否同样享受失业救济和再训练的权利呢，如果他们在当地已形成多数（或将近多数），能参与政治，例如投票决定这地方事务吗？或者他们毫无权利谈论这些问题，即使他们在住宅、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计划方面也缴纳了不少税？ 减少合法与非法的国际移民问题的方法，即在开发中国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本国政府及跨国公司能制造就业机会，吸收工人们留在本国。大规模及合理的投资计划要利用资本与直接的国际流通，需要有组织的国际工业政策。但它亦造成各方面的矛盾与抉择之困难。 开发中国家需要订出有利条件，吸引长期的外国投资，但因此也可能丧失对国内经济活动的控制力。纵使再小心地安排，保持外资和国内业者间的平衡，也会由政治因素而变成摩擦的根源。因为一旦政府认为他们能发动国内的人支持他们自己的计划，在国内发生政治斗争，政府会倾向攻击。工业国家也同样有困扰，特别是周期性的失业问题令其疲于奔命，压力不仅存在于严格管制开发中国家的工业产品之输入，且要游说使资金不再外流，而投在国内的新企业。 理想的国际工业政策不易订定，不管是双边的关系（例如美国和墨西哥，或者是多边关系企业，如欧洲和地中海区），势必要有一套一贯的政策不可。 5．种族及其他国际纠纷 邻国与国内各种族集团有不同的人口成长率，会在未来10年内引发国内及国际纠纷。 塔比诺斯分析邻国及潜在（或实际）敌对国间的不同人口成长率，指出未来国际平衡的改变可能引起冲突。美国－墨西哥、西欧－北非，以色列－阿拉伯，中共－印度，土耳其－希腊等关系会受不同的人口成长率所影响，会扩大某些国家的出路；但也会缩小其出路。显然地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人口成长在纠纷中的角色，国家力量与国际平衡由许多因素决定，人口众多加上高出人口成长率的国家是弱点多于优点的。但我们的重点是国家的力量与国际平衡，将会继续受人口成长所影响。 然而，在中期里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由于种族敌对与牵涉到国际战场所形成的争端。 黎巴嫩过去10年来的纠纷，可作为将来中东、非洲、东南亚、东欧，甚至苏联的种族纠纷之借镜。黎巴嫩的宪法反映回教徒与基督徒的人口平衡状态，但30年后有所改观了，回教徒的出生率为4．2％，基督教徒为2．5％，使占多数的回教徒感到政治上与经济上受剥削。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卷入黎国内战，国内纠纷变成国际争端，形成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争执。 柴松林译 （选自《六十亿人口的世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诊断地球 核武器与人类未来 龚培德（navidC。Gcrmpert） 俄罗斯国家总统手中的核按钮箱让人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惧，按下去的刹那问，所产生的后果也许遍及全人类。自本世纪中期发明原子弹以来，对于世界格局、战争性质、及人类心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对“末世”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真切、但人们对核武器，难道只能心怀惧意，而无法加以合理的控制，使之成为有利于和平繁荣的工具？这篇文章也是美国80年代计划的产物，是《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一集中的第一章，虽然成文于10多年前，但仍有不少启发性。 30年来核子武器在技术成就和政治挑战两方面都曾经代表最高的境界。假使对于核子武器的素质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对于提供控制的政治关系和制度中的变化不能作适当的管理，则可能会使人类突然遭受重大的惩罚，其程度可能远超过任何其他方面的失败所带来的后果，而且那种惩罚将会取消传统的胜败观念。向80年代和以后的时代展望，我们可以期待核子武器的进一步技术发展将继续吸引，姑不说是刺激，我们这个世界所能供给的最先进的科学才智，此种程序的细节固然紧要。但大致决定技术变化的方向和后果者又还是概括性政治智慧的有无。所以对于核子武器控制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毁灭技术的细节和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本书，在一种宽广的观念范围中，对于核子武器对国际和平和进步所构成的问题应如何应付的方式作精密的研究，并由此而对这两个层面都提供见识。 有关核子武器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突发的大战。在今后10年内，也像今天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无限核子战争的毁灭程度实在是太大，甚至于与任何国际竞争所引起的最严重争执也都不成比例，所以任何心智健全的领袖都决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或用它来作为公开威胁。因此，这种最高的恐惧也就多少会获得相当的减轻。但只要此种巨大的毁灭力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我们也就不能仅只依赖一种合理计算和合理行为的假定。所以，尽管预谋核子攻击的危险固然已经很小，但如何使其更进一步缩小的问题还是值得研究。除此以外又还有对下述的情况应如何避免的问题；由于失算、惊慌、甚或过分谨慎之故，美俄双方的领袖在一个危机的狂热中，都可能会认为战争爆发的机会是够高，而且先动手打击的利益是够明显足以值得发动制先攻击。当我们面对着今后10年时，我们同时又必须研究在美俄核子平衡与核子蕃衍（proliferation）所构成的新危险焦点之间，什么才是最合理想的关系；是否应使（能使）核子和平变为可分呢？此外，我们也必须继续注意下述的重要而实际的问题：能否和如何依赖核子武器和对核子战争的恐惧以来帮助制止次核子（subnuc1ear）形式的国际冲突。 核子武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这些全球战争及全球和平的中心问题。核子浩劫的危险不管是如何渺茫，但核子兵力、政策、计划、和理论仍可影响－－普遍地，即令也是微妙地－－国家之间的阶级和相互作用，领袖之间对于限制和机会的认知，以及人民之间对于福利或恐惧的感觉。例如： （一）对于那些假装着有义务增强他国安全的国家，核子武器可以替它们争取影响势力。由于美国核子武器驻在欧洲和远东，也就帮助使那些否则将是颇有疑问的防卫保证获得证实，而这些保证又可以使那些国家在贸易，货币，联合国投票等等问题上顺从华盛顿的意愿。 （二）除了控制核子军备竞赛的努力中的成功或失败所具有的军事含意以外，此种努力的方向和步调又对那些从事竞争和谈判的国家之间的基本政治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假使说美俄战略军备限制会谈（StrategicArmsLimitationTalks简称SALT）不是和解（detente）的领先边缘－－大多人都会认为是如此－－则它们至少也曾给与和解以实质，否则和解可能就仅是在高贵意图中的一种瞬息即逝的经验。反而言之，如果不能在此种会谈中维持显明可见的进步，则此种失败即令不增强和解的病态，也至少足以作为它的象征。 （三）由于相信核子武器是国家科学进步，工业发达的证明，所以核子军备的持有－－以及其在数量上和素质上的改进－－足以在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心目中放大其持有者的一般印象。 （四）核子武器可以增加持有者的国家安全感和自信，所以对于其一般国际行为也能产生鼓舞作用。法国的核子兵力若与两大巨强相比较，诚属渺乎其小，但它在法国丧失其海外帝国之后，可以使法国人的自尊心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并提供一种朝气，以使戴高乐在60年代中，可以凭藉它来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作有利的政治运用。 （五）在未来也还是像在过去一样，核子武器的发展和维持将会消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全世界上每年对核子武器的投资可能仍将继续超过想在全球规模上消灭严重营养不良现象所需要的资源水平。试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也许可以说，由于核子兵力的预算竞争，美国的传统军事力量将继续受到影响。 （六）“相互吓阻”（Mutualdeterrence）－－或比较更生动，称之为“相互保证毁灭”（MutuaIAssuredDestruction简称MAD）－－是已被公认为核子时代中的生存之钥。但以此观念为核心而形成的心理状态，连同其对于“可信性”（crdibilit），“报复”（retaliation），“意志”（will）等观念的重视在内，可能影响那些负责保管巨型毁灭武器的国家领袖们的判断，甚至于还会歪曲他们的政策。对于核子攻击保持着可信的报复威胁（那是确实具有毁灭威力）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保存所作的负责贡献；但为了貌似的可信而打击较弱的和暂时的对手，那却是对某种战略观念的病态误用，那种观念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 （七）就长期而言，核子武器的存在可以根本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假使，经过相当长久时间之后，公民们对于一种真正核子威胁已经不再有所感觉，于是政府维持高价吓阻兵力的需要也就不会受到欣赏，因为人民对于维持此种兵力的支持也就会趋于减弱－－而政府也可能会感觉到他们自己将被迫不待受治者的同意而继续提供吓阻。 由于核子武器在世界安全和世界政治中的重量是如此重大，所以在这些武器的管理中作剧烈改变的构想，是与现有情况将继续维持的期待一样的令人忧虑不安。现有的情况（在其中可以动用的爆炸力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曾使用的全部爆炸力的7000倍）固然是荒谬但却稳定。想完成安定的冲动至少是像想逃避荒谬的冲动一样强烈。对于秘密细节的注意（例如装置飞弹的潜艇是如何寂静无声，所以也就如何不易被发现和击毁）一方面将会要求慎重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妨碍对根本不同的核子未来所作的构想。那些重视实际战略问题和害怕脱离熟习情况的危险的人们，认为那些想作彻底改变的人们至少是天真，姑不说是不负责任。那些相信生存要求彻底改变的人们－－此种改变即令不是迫切需要，但最后还是需要－－则对于专家们那样偏重有争论余地的细节，以及精密调整的战争剧情描述（scenarios），也深感失望。 对于如何管理核子武器的问题，80年代计划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设计用来避免两种陷阱：（1）偏重兵力态势和军备管制问题的细节，而忽视了对现有的情况考虑比较基本的替换方式；（2）对于激烈的改变提出勇敢和空泛的建议，而忽视了事实上比较更可能构成今后10年核子议程的特殊政策问题。作为这本书组织核心的路线－－在其中所讨论的为四种不同的核子“统治”（regimes）－－容许对于有关今后10年核子武器的任务和控制的各种不同观念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四位主要作者是被要求不仅应检讨其所负责领域中的概括观念，而且事实上还要提出一种特殊的设计和指明实施此种设计所需要的步骤。 简言之，一种核子统治（nuclearregime）可以认为是一种由国际义务（正式协定，默认承诺，和非正式谅解），国家兵力结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和思想（应在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使用何种武器）所构成的系统（system），上述三种因素共同管制核子武器在战争、和平、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种统治是以一套价值和目标，以及有关核子武器的危险和优点的某些假定为其基础。每一种统治都是由某些有关政治和技术前途的期待所形成。认为某种统治是较优于他种统治的想法不应仅是基于对其基本价值的同情，而且也是由于此种统治特殊性格的满足事实上能帮助那些价值的实现。即令如此，但若对于实现理想条件的可行性感到怀疑时，则又可能使人宁愿趋向于一种比较现实化，尽管也许比较不满意的途径，这也许是由于相信次好（secondbest）是在达到最好（best）的梯子上的一个合理而必要的一格（rung）。 每一位作者，而且现在也包括所有的读者在内，对于如何管理核子军备和战略关系的某一单独想象必须了解其内在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决定采取此种统治路线的一项重要目的。对于矛盾目标的追求实为政策失败之母。举例言之，一个人可能一方面赞成那些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保证永远不首先使用它们，但同时又反对把所有的美国战术核子武器撤出欧洲，因为害怕这样的步骤将会减弱西方的信心和鼓励苏俄的传统军事压力。但若同时提倡这两种政策，则可能不是破坏了战术核子武器吓阻传统侵略的价值，就是影响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甚或两种毛病同时发生。 现有的军备管制文献是包括着许多的观念、批评、和建议，经常（至少是最近）很少有人企图将那些个别的路线扎在一起，以其他的目标为背景来检讨某一特殊目标，和从许多不同的方案中发展一种完整的方向意识。诚然，本书所提出的统治是一种抽象观念，它们有某种整洁性（tidiness），即一种整洁的安排（snug）可以适合所有一切的零件，在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多变的情况中那是不可以期待的，但是此种统治路线的价值是它要求一切的建议都必须在一种宽广的范畴中来提出和判断，一切假定都必须列举，和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必须建立优先。 有关核子未来的方向意识必须出自有关核子武器的意义以及如何管制它们的基本思想。就其纯粹形式而言，第一种统治（FirstRegime）（那根本上就是现有的统治向未来的射影）的基础为下述的假定：美俄双方的核子武器，不管它们是如何违反我们对于安全和比例的直觉意识，但事实上，却已经培养（姑不说是强制）国际政治中的调和和安定。此种统治提倡一种“系统”的延续，并认为其前途希望颇佳，此种系统至少已经流行了十年，而且也已经通过了时间和紧张的考验。第二种统治（SecondRegime）（集各种不同军备管制方案之大成）是导源于下述的信念：核子武器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负担，但我们在世界政治的运用中和国际安全的维持中应尽量努力减低对它们的依赖。它明白主张核子武器只应用来达到一种唯一的目的：即吓阻他国使用核子武器。为其他目的而使用核子武器的企图将受各种片面和多边措施的限制。第三种统治（ThirdRegime）（即一种“解除核子武器”（denuclearized）的世界）不接受一种永恒核子困境的命运。它认为核子武器不是一种可以管理的负担而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威胁，所以企图予以废除。核子系统现在固然似乎是很安定，但某些压力和矛盾也许终于会导致崩溃和浩劫。而且假使和平和安定的世界政治必须永远依赖各国互相毁灭的能力和各国领袖对此明白表达的意愿，则在道德上也是具有腐蚀性的。上述的期待和信念遂又暗示对于国家持有的核子武器的废除是有作成可以发生作用并能强制执行的安排的需要。最后第四种统治（FourthRegime）（是一种“战略恶化”（strategicdeterioration）的统治）预测今后10年到15年之间，可能破坏战略安定，动摇世界政治，和也许增大核子战争机会的各种技术及政治发展。尤其是，它面对着几种不利的可能性：广泛的核子蕃衍（nuclearproliferation），技术的不平衡，以及美俄之间的核子不平衡。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我们如何可以改进情况而是我们如何可能减轻核子前途上的危险。就某种意识而言，第三种统治（太平盛世的）和第四种统治（悲观的）之间是有一种暗藏的连结之存在，于是也就完成一个循环，因为仅当受到核子危险再起的刺激，然后从现有的情况进到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的运动在政治上才会有可能性。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四种统治，每一种都是其作者的特殊创造。曼德包（MichaeIMandelbaum）为我们提供其对于第一种统治的观念；贾尔温（RichardGarwin）设计一个第二种统治；巴尔顿（JohnBarton）描绘出两个可能的第三种统治－－那也就是对于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所作的两种不同的想象－－并且暗示世界政治应如何操纵始能使两种想象中比较合理想的一种终于可获实现。我本人解释战略情况如何可能日益恶化，以在这样的第四种统治中，世界各国将可能如何应付此种战略变质。 读者从乌尔曼（RichardUllman）的前言中一定已经知道80年代计划是要尝试提出有关改进国际生活的实际建议。基于此种目标，本书中的论文也就需要加以若干解释，因为每一篇与此种模式都各有其特殊的偏差。 第一种统治并不提倡改变而主张此种现状的延续，只加以若干的修正而已。但在这里包括这种意见却是非常重要。曼德包的分析对于有关替换途径的思考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参考。更重要者是第一种统治值得一种辩护，不仅是因为惰性可能把它硬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也是因为它有一些很少说明的优点－－除了采取一种最零碎的形式以外一而且更少向未来投射。 80年代计划强调对国际问题寻求可以达到的解答。然则为什么它又还要研究解除核子武装的问题呢－－那对于80年代显然是一个不可行的目标？第一，凡读巴尔顿论第三统治论文的读者应能看出，当思考一个无核子武器的世界的性质，和如何前进的路线，以及前途上的障碍时，也就会强迫我们考虑有关政治选择，世界秩序，和核子武器意义的基本问题－－否则这些问题也就可能会被忽视。第二，假使解除核子武装是一个为较遥远未来着想的目标，所以今后的10年可以是一个使趋向那个目标的某些步骤开始实施的阶段，当然，同时也应尽量避免再形成新的障碍。举例来说，假使废除核子武器的困难是与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的数量以俱增，于是若干趋向第三种统治的步骤在今后10年间也就可能至为需要，否则核子蕃衍也就终将使解除核子武装的理想变得完全不可能达到。第三，因为解除核子武装是已如此广泛的被公认为一种抽象的基本目标，所以谨慎的态度是应该对于此种条件事实上是否合于理想首先加以较系统化的探讨－－或至少应明了其利弊之所在。最后（第四），假使说解除核子武器的是否合于理想又与其所采取的形式（其制度，其安全保障，其在政治和态度上所要求的改变）具有密切关系，则我们对于我们所应趋向的何种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所具有的知识是愈精密则愈佳。 最后，假使说80年代计划的意义是要想刺激如何使国际情况变得较好的思考，则这本书又为什么要包括一个情况如何可能变坏的分析，以及假使真的变坏又应如何应付的对策呢？为什么要考虑这种烦恼的第四种统治，其原因是当我们设想应付核子武器所构成问题的新途径时，那些问题的本身又还在那里不断的改变。当前的情况促使我们研究下述各种措施：阻止使核子技术变得不安定的发展，预防战略不平衡，以及阻挡核子蕃衍的潮流。但假使技术带来了不安定，则一种设计用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核子统治也就可能变得不适当或不能适应。又或假使美俄战略能力发生不对称的增加，则将使中央的平衡受到破坏；又或核子技术、材料、和诱因广泛的散布，则不久（即在10年之内）将会产生一大堆新的核子国家。第四种统治是明白承认此种战略议程的多变性质。其所建议的政策和计划是想使国际情况至少可以比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或根本提不出解答的情况要较好。 以同样的基本观念为出发点，四位不同的分析家对于这些不同的统治将会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蓝图。尽管其基本假定和参数是完全保持不变，但对于应如何保存和改进现有（第一）统治的途径，两位分析家在其建议的细节上可能发生显著的差异。同样的，对于如何废除核子武器的问题（第三种统治），两位分析家也不会开出完全相同的处方。在第二种和第四种统治的情况中，特殊的可能性似乎变化还会更大。有关第一种和第三种统治的设计大体是受到其假定和目标的影响，至于某一特殊第二种统治的设计是仅受到一种要求的限制，那就是在政治和安全中应大量的减低其对核子武器的依赖程度；而设计第四种统治的细节则更简单，只须概括地假定战略情况将会恶化即可。 仅当能够根据几种实际政策考虑来对于各种不同途径加以比较时，此种“统治”的研究路线始可显示其充分的价值。这几套理论的每一套对于下述这些习见的问题所具有含意是什么：核子军备的数量，管制其部署和使用的思想，可能提供若干国际控制的条约和制度，以及日益增多的国家对于核子武器的获致？除了这些分析性的问题以外，为了判断每一种统治的价值，比较也是必要的。每一种的可行性是怎样？其持久性是怎样（那也就是说它能否对抗政治竞争和技术改变所构成的潮流的未来侵蚀）？其弹性如何（是否某一统治的内在特点要比其他的统治较易于达到和持续）？每一种统治将如何应付不利的事变－－日益增大的不信任、对抗、战争？每一种统治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情调和气质，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其他“问题方面”（issuefronts）的进步希望？ 纽先钟译 （选自《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诊断地球 绝望与信心 豪克（Gutstav Rene Hocke） 70年代德国学者古茨塔夫·勒内·豪克撰写了一本哲学人类学著作《绝望与信心》，他认为人类的当下精神状态正处于绝望－－信心两极之间，有足够的理由绝望，也有充分的依据充满信心；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消除幻想，激发人类在其“自身存在”和愿望中产生新的怀疑的信心，人类的愿望就在于，不管世界状况如何变化，都要保持一个“个体”，即一个既显现在“可知”之中，又隐藏在“不可知”之中的“不可分裂的实体”。 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一章中的第一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 30年前，美国诗人奥登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1938年至1947年恩斯特·布洛赫在美国撰写出后来名闻遇迄的著作《希望的原则》。1963年，联邦德国的达姆施塔特举办了一个《焦虑在现代艺术中的表现》的展览。展览引人瞩目，参观者络绎不绝。同时，人们还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焦虑和希望》为题进行了一场公开性讨论。在这以后，我们时代的两极－－焦虑和希望被推向极端。一方面，焦虑转化为绝望；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异地看到，“纯粹的”希望已转化为信心。 在欧美，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新的面貌：精神病患者纷纷涌现。麻醉品的享用对精神病患者产生的是虚幻的抑制，也就是说只能使他们更为“癫狂”。由于黑格尔所要求的普遍理性的力量已经丧失，因而，面对焦虑，人们预感不到任何解脱的希望，焦虑遂转化成了绝望。享用麻醉品的，也就是享用这种兴奋或抑制药物的，正是一部分迷惘的青年。因为，在他们看来，促成“秩序”的逻各斯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他们往往用反抗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特别是面对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主体的“物化”现象，他们试图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是病态或畸型的方式来保持“自我”的价值。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说，绝望的情绪是没有理由的。赫胥黎在小说《美妙的新世界》中的描写正逐步变成我们所经历到的现实。艾利克·莫莱采在他的2000年－－大恐慌》一书中表达了70年代人类绝望的灾难感，并涉及到路易斯·阿尔芒对2000年前30年世界景况的许多描写。莫莱采给我们揭示了“我们文明的自我毁灭过程”的多重原因，他把人类今天难以克制的情绪反应跟1000年的“终结时代”、文艺复兴开端时期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人类歇斯底里的绝望加以比较。当今人类灾难的征兆是：饥荒、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热核使人类面临的自杀危险，据估计，世界人口2000年将会增长到60亿。如果人口的增长按如此规模持续下去，几十年之内，即使把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居住的面积算上，平均每人也只有一平方米的土地，截止到1969年，世界上共有8．1亿成人文盲，而且这一数目仍在增加，2000年时，大约有四百种哺乳动物将在它们栖息生存的地球上灭亡绝迹。土星5式火箭的不断发射将导致保护地球免遭紫外线直接辐射的臭氧层的消失。在我们的地球上，海洋与河流在遭受严重污染，森林在大片毁灭。核武器的能量已经达到每杀伤一人就有15吨TNT的如此骇人的程度。在使人以新的方式异化的消费社会里，新的暴力崇拜在蔓延滋长。当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不引起争议。 此外，色情肆意泛滥。“避孕药”的滥用导致了爱的冷漠乏味和性的枯萎无能。医学调查表明，今天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男性患慢性阳萎。“性革命”扼杀了爱的亲密性、趣味性和想象力。社会学家预言人类有可能向动物的周期性的性冲动退化、道貌岸然的说教者所喋喋不休的“爱”一词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变得毫无意义。俾得丽采、劳拉、甘泪卿不过是一些超我的天真烂漫的人物形象。爱欲（Eros）的创造性的矛盾情感让位给纯粹“自然主义”的性欲（Sex），并由此而消解了质朴的升华倾向。原罪概念、增强冲动的禁忌正在消失。然而肆意纵情、我行我素带来的并不是冲动的高涨，而是力比多（Libido）的软弱无力。基本的事实表明，人类“隐秘的”性活动如果缺少特有的“艺术的”或“想象的”游戏渗透，它只能类似于动物的“自然的”性行为。在隐秘的性活动中，没有宗教的神秘“超脱”和艺术化的升华，人类的力比多就将为“自然的需要”所操纵，变成空虚贫乏，了无生气的性欲体验的重复。让·阿梅利在谈论一场“厌烦无聊的革命”时写道，爱欲魅力的消耗令人吃惊。想要拯救爱欲的人正面临着革新和接受早已不复存在的“道德”的使命。“厌烦无聊的革命”虽然胜利了，“但它却吞噬掉了它的孩子，当爱欲达到胜利的顶点时，便摈弃了孕育它的精神。冷漠的目光从僵死的眼睛里透出来，凝视着没有欢乐的世界。”关于焦虑转化为绝望的全部原因，特别是它在当代充满矛盾的文化过渡时期的艺术现象中的呈现，我将详细地加以讨论。 现在我暂且论述在另一世界情绪范围内的另一种转变，即从希望到信心的“跳跃”，在我们考察当今世界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事实上碰到了一个也许是非常独特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国度和社会主义国度，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绝望，另一方面却是与日俱增的信心；一方面是焦虑转化为绝望，另一方面是希望扩展为信心。如何解释从希望到信心的转化呢？鉴于本章主要是阐释当代文学艺术中的绝望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暂作简短的论述。 在我们时代头脑最清醒的理论家看来，希望之所以转化为信心，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偏狭的先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种族的、阶级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的普遍消除。19世纪的“极端朴实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正在失去其令人信服的力量。各民族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却在相互接近。艺术具备了世界主义的特质，相比于过去的笛卡尔、霍布士或费希特、勋伯格、保尔·克莱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洲和亚洲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嬉皮士运动（只有头脑偏狭的人才会贬低它）与其说是矫饰的不如说是格调主义的，尽管它还不具备完全的信心，却透露出纲领性的信心因素之光。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了的新的世界经济导致了一种对自由市场经济产生巨大推动的商品交换形式。 自1946年以来，从柏林到朝鲜半岛一直到苏伊士和越南的危机，爆发世界性核战争的可能性至少有十几次。尽管如此，由于核武器装备的均势和平衡，暂时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恐惧阴云。自然科学和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68年7月21日4时56分31秒人类首次登上月球。人道主义的成就始终是不可怀疑的，即使受到怀疑也不能限制超越的信心。当然，这种信心不应该重新涂上古老的宗教色彩，落入虚假伪善的激情。 此外，在几乎所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运动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许多变化。只要不是逃避现实，以麻醉品为依托、对世事充耳不闻的人就不会忽视罗马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1962－1966年）在人类危机的范围内引起的一次有益的震惊。使罗马天主教会重新获得社会伦理的参与作用的变化不仅尚未结束，而且正处于充分的发展中。对此，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神学家，甚或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家都可以证明。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对10年前尚被称为乌托邦东西的希望，而是对所获得的东西（尽管只是部分）的信心。 “信心”一词源出于古高地德语fuofirsiht，比拉丁语的fides或fiducia更为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新的，与乐观主义(Optimismus)不可混淆的情绪。fiedes或fiducia同一切罗曼语和英语的表达一样，意思是G1auben（信仰）或Vertrauen （信任）。Zuversicht（信心）意思是用眼睛去看（Mit－Sicht －Zu－Sehen），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上帝的“信任”（Vertrauen）。在这里，德语同希腊语一样再次印证了其对生存状态表达的丰富性。“绝望”一词也是同样的情形。拉丁语的disperation一词表达的仅仅是希望的丧失（如同罗曼语和英语中的表达一样），而Verzweiflung（绝望）所指的不单纯是怀疑（Zweifel），即一种犹豫不决的分裂意义，一种对事物的忧心忡忡的分裂，而是通过具有加强色彩的前缀“Ver”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分裂欲望，即毫无希望的怀疑。绝望超出了合理的怀疑，而坠入了冥暗无底的深渊。过去教父们把绝望看作原罪。即使在今天的天主教道德神学看来，绝望也不允许同焦虑状态相互混淆。因为在焦虑状态中常常也有“正义的灵魂”。绝望是原罪，它反对希望，而希望跟信仰、爱共同属于基督教的基本美德。教会所宣扬的就是希望的“行为”对希望的“必要”证明。放弃希望的人，就是对希望，特别是对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亵读和犯罪。 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最杰出的论著《希望的原则》中向我们描述分析了焦虑与绝望、希望与信心的区别。按照布洛赫的看法，首要和基本的期望情绪即焦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不确定的情绪状态开始的。“充满焦虑的人从来不以确定的态度面对和审视他所感受到的东西；这种情感不仅自我显现，而且也震颤在它的对象上。在这里，与从主体自身充分引起（即使不是产生）生命及死亡焦虑的现实社会状况相关的否定内容，即客观上引起焦虑的东西被完全表达了出来。没有这个否定内容，焦虑就根本不能构成”。 “真正与虚无相涉的恰恰是它（绝望），而不是焦虑。焦虑的特征是怀疑和游移不定，是受情调和不确定的事物，而且也是受对象的不确定性制约的，相反，绝望的精神状态则是某种确走的东西，除此之外，绝望的对象本身也具有一种根本的确定性。它的全部白日梦索绕着一个否定的绝对物：地狱之境。与此截然相反，在否定的绝对物的另一面呈现出的则是肯定的期望情绪（Erwartungsagfekt）。不过这种情绪微乎其微，迄今为止尚未有唤起它的众多诱因。肯定的期望情绪只有两种因素：消解恐惧的希望和与绝望相对而在的信心…　”“如果说信心产生于希望，那么，这种绝对肯定的期望情绪恰恰是绝望的相反的一端。同绝望一样，信心也是一种被扬弃的对结局不抱任何怀疑的期望。所不同的是，绝望几乎完全是与一切否定的期望情绪所接近的那个‘无’相关联的；相反，信心的视野则几乎把一切与渺茫的甚至是掺入了不真实未来的希望相关联的。有，统统涵盖在内。绝望，因其‘无’的意向体现在毁灭的确定性中，而获得超越；信心，因其‘有’的意向体现在拯救的确定性中，而获得超越。” 今天的“转折时代”的全貌与“文艺复兴”时代（不过，根据阿诺尔特·豪塞对后期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我认为，这个时代倒不如被称之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格调主义时代）的全貌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关于今天“转折时代”的富于诱惑力的全貌，布洛赫写道：“不管这种时代常常是多么地富于现实性，在这一时代里，我们体内所呼吸到的毕竟不仅仅是弥漫于空中的春天般的清新气息，而更多感受到的是转折时代的沉闷，这沉闷中仿佛正聚集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雷电和乌云。人们向来就是用与天气或出生相关的比喻来表达时代转折的。如：暴风雨前的宁静、历史中的3月或者是最鲜明最具体的说法：一个正在孕育的新社会，我们的时代充分意识到了它的转折状态。即使它的敌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也只好披上革命的外衣，自欺欺人地把其萧条称为春天的阳光。转折时代本身就是历史的青春时代，也就是说，它在客观意义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生的机会，正如青年感到他们已待跨入那尚未启开的生活之门。到目前为止，时代转折的最彰明的典范是文艺复兴，这一点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尤其如此…　在转折时代，人明显感到自身是不确定的，感到自身与其所处的世界共同是一种使命，一个充满未来的巨大容器。 　　　　　　　　　　　　　　　　　　　　　　　李永平　译 　　　　　　（选自《绝望与信心》，中国计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　 诊断地球 普遍繁荣的幻象 舒马赫（E·F·Schumacher） 人们对社会进化有一种惯常的幻觉：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从贫困到富裕，等等，总之，未来是一个无限增长的过程。七十年代初西方世界的一本畅销书《小的是美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幻觉泼了一盆冷水，作者舒马赫（？－1977）认为以技术开发与大自然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有它的极限界域，应当把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源泉”；否则，人将受到惩罚：技术会从解放人的体力走向它的反面，而大自然的失衡更会使人丧失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舒马赫是英籍德国人，作为大学教师，也从事过商业、农业活动，后长期在英国政府部门担任经济顾问，当过英国土壤学会的理事长等职。 这里选录的是《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第一部分“现代世界”中的第二节，原名“和平与持久”。 现代有一个主要信念是：普遍繁荣是和平最坚实的基础：想从历史上找到证据来说明富人一般地比穷人爱好和平，可能是徒劳的，但有人会这样来辩解：富人对穷人从来就感到不放心，富人的侵略是出于恐惧；如果人人富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富人何必打仗呢、他从中一无所得。难道不是穷人，不是受剥削与受压迫的人最有可能要打仗吗、他们除了将失去身上的枷锁外，将一无所失。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富庶的道路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现代的这个主要信念具有近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你愈快地把一件称心的东西拿到手，就愈是有把握把另一件称心的东西拿到手。这种信念还具有双重的吸引力，因为它完全回避了整个道德问题；无需作任何自我克制或牺牲；而且恰巧相反！在通向和平与富庶的道路上，我们有的是科学技术来帮助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违反理性去作蠢事，去伤害自身。对不满生活的穷人的告诫是：千万不要烦躁不安，不要宰掉到时候肯定会下金蛋的鹅。对富人的告诫是：必须明智一些，不时地周济一下穷人，这才是进一步发财致富之道。 甘地过去曾蔑视地谈到“梦想一些制度会完善到用不着任何人去行善的程度”。但这不正好是现在用我们惊人的科学技术威力可以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的梦想吗，人类本来就从没有养成美德，既然需要的只是科学推理与技术能力，那又何需什么美德呢？ 我们岂不是没有去听甘地的话，而是乐于去听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凯恩斯勋爵的话吗？当1930年世界范围经济萧条期间，凯恩斯想起了要预测“我们孙子一代可能发生的经济状况”，断言人口富有的日子可能不会太远了，他说，那时候我门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 “可是，要注意！”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这些话是四十年代前写的，当然，从那以后事物发展大大加速了，我们也许还用不着再等一个60年就会达到普遍富足。无论如何，凯恩斯的预言是够清楚的：注意！道德的考虑不仅不相干，而且是行动的障碍，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讲求美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要靠恶的意图来铺设通向天堂之路。 我们现在将讨论一下这个理论。可以将它分为三部分： 第一，普遍繁荣是可能的； 第二，在“使你自己富有”的实利主义基础上可能达到普遍繁荣； 第三，这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我应该首先开始研究的问题显然是：有没有足够的量供人人分享？这立刻就遇到一个严重的难题：怎样就算“足够”？谁能告诉我们呢？当然不会是那些把“经济增长”看成一切价值中最高价值去追求，因而对“足够”不会有任何概念的经济学家。东西少得可怜的贫穷社会有的是；可哪有一个富有社会会说：“行了，我们够了”呢？没有。 或许我们可以忘掉“足够”，专心去探索一下世界资源需要增长的问题；当人人一味地追求“更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由于我们不可能研究所有的资源，我建议把注意力集中在占主要地位的资源－－燃料上。愈是繁荣就意味着燃料的使用量愈大，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前，这个世界上贫富之间的繁荣差距确实很大，它们的燃料消耗量清楚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将1966年平均燃料耗量超过每人1公吨煤当量（简写：c．e．）的国家的居民定为“富有”，将低于这个水平的国家的居民定为“贫穷”。根据这两个定义，我们可以列出下表（全部采用联合国的数字）。 　　　　　　　　　　表1（公元1966年） 　　　　　　　富有（％）　　　　贫穷（％）　　　　世界（％） 人口（百万）　1，060(31)　2，284(69)　3，384(100) 燃料耗量(吨）　4，788(87)　721（13）　　　5，509(100) 每人燃料耗量(吨)4．52　　　　　0．32　　　　　　1．65 穷国平均每人燃料耗量仅0．32吨－－大约为富国的1／4，世界上这样的“穷”人有很多，按照上述定义，世界人口中将近有7／10是穷人。如果穷人突然使用富人一样多的燃料，世界的燃料耗量马上就会增加两倍。 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每个事物的发生都需要时间。“富”人与“穷”人在欲望和数量上是并行增加的。让我们来测算一下吧。假使“富”国人口按每年1．5％的比率增长，“穷”国人口按2．5％的比率增长，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约69亿－－这个数字与当前官方预测数字相差不很大。假使与此同时“富”国人口每年每人的燃料耗量增长2．25％，“穷”国增长4．5％，到公元2000年就将出现下列数字： 　　　　　　　　　　表2（公元2000年） 　　　　　　　　　富有（％）　　　贫穷（％）　　　　世界（％） 人口(百万)　　　　1，617(23)　5，292(77)　6，909（100) 燃料耗量(百万吨)15，588(67)7，568(33)23，156(100) 每人燃料耗量(吨)9．64　　　　　1．43　　　　　3．35 对世界燃料耗量的总结果是从1966年的55亿吨c．e．，增长到2000年的232亿c．e．－－增加3倍以上，其中半数是由于人口增长造成，半数是每人的耗量增加造成。 这个半数与半数之分很有意思。但“富”与“穷”之分更有意思。在世界燃料耗量从55亿到232亿吨c．e．的总增加数（即177亿吨）中，“富”国将近占2／3，“穷”国只占1／3略多，在整个34年期间内，世界将使用4250亿吨c．e．，其中“富”国使用3210亿吨c．e．，占75％，“穷”国使用1040亿吨c．e．。 这难道不是对整个情况作了很有意思的描绘吗？当然，这些数字不是预测：它们可以称为“测算”。我假定的“富”国人口增长率很低；假定的“穷”国人口增长率较之高一倍；然而造成最大破坏的－－如果可以称为破坏的话－－是“富”国而不是“穷”国。即使划为“穷”国的人口只按“富”国人口增长率增长，也未必对总的燃料需要有显著影响－－不过减少10％略多一些。但如果“富”国鉴于它们现在每人的燃料耗量已经14倍于“穷”国，认为确实过高，决定不让它再进一步增长－－我不说这种可能性很大－－那情况就会不一样：尽管“富”国人口按假定的比率增长，到2000年，世界总的燃料需要却会削减1／3以上。 最重要的异议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2000年世界燃料年耗量可能增长到230亿吨煤当量，这一假定是否合理、根据我们现有的了解，即使我们假定的世界总耗量有1／4或1／3取给于核聚变，这个假定数字也是不合理的。 很明显，“富”国正在对世界仅赋有一次的比较廉价的简单燃料进行剥夺。正是富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提出越来越过高的需求。其结果是很可能远在穷国获得大规模应用代用燃料所需要的财富与资本积累力量以前，全世界廉价的简单燃料就变得短缺而昂贵了。 当然，测算不能证明任何事物。关于未来是无论如何提不出证明的，有人已经明智地指出：所有预测，特别是那些关于未来的预测，都不可靠。需要的是判断，测算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总之，我们的计算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是不现实的。燃料资源的分布很不均，能源的短缺－－为量不论多少，可能很快将把世界分割成沿完全不同路线发展的“有”、“无”世界。得天独厚的地区如中东与北非，引起的嫉妒与觊觎可能会达到今天难以想象的广泛程度，而有些高耗能地区如西欧与日本，却可能落到不足羡的剩余遗产继承者的境地。如果说存在什么冲突根源的话，这就是一个根源。 既然关于未来的任何事物都无法证明－－甚至今后30年这样比较短期的未来也无法证明，那当然就可以随时借口“会有新情况出现”而把威胁性最大的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比如可以说：可能会发现闻所未闻的真正巨大的新油田、天然气以至新煤矿。又比如可以说：干吗把核能局限于只提供总需要量的1／4或1／3呢，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转移到另一面，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因为，假定燃料供应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按照前面所说的规模来消耗燃料也会造成从未有过的环境危害。 以核能为例。有些人说，世界蕴藏的全部富集铀资源还不够维持一项能对世界燃料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真正庞大的核计划；在这样的核计划中，我们所需处理的不只是数百万吨，而是数十亿吨煤当量。但假定这些人的话错了，我们会找到足够的铀；从地球四面八方最边远的角落汇集到一些主要的人口中心来，处理成高度放射性的核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设想还有什么东西比它对生物的威胁更大了，此外还存在政治危险－－有人可能利用很少一点这种可怕的材料来进行全然不是出于和平意图的勾当。 另一方面，如果矿物燃料方面有惊人的新发现，我们无需强行加快核能步伐，那就可能出现规模完全不同于已往的热污染问题。 无论是什么燃料，它的消耗量若是增长三倍，然后四倍，五倍……对污染问题也就不会有任何看来行得通的解决方案了。 我只不过拿燃料作为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很简单的论点：从经济学、物理、化学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看不出经济增长有何止境；而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必然要撞进窄胡同。一味追求财富来求得满足－－简单地说就是实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则，而它所处的环境却受到严格限制。环境已经在力图告诉我们：某些压力变得过大了。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出了十个新的问题。巴里·康芒纳教授强调说，新问题不是偶尔失败的结果，而是技术成功的结果。 但是，谈到这里，很多人又会坚持完全按乐观主义与完全按悲观主义来讨论问题，并因自己持有“科学会找到出路”的“乐观主义想法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只有在科学的方向上有一个自觉的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是正确的。过去一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危险的增长比有利机会的增长还要快的程度。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 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大自然的自平衡系统在某些方面以及在某些特定地区已变得越来越失去平衡了。我若在这里罗列这些证据，那会扯得太远。巴里·康芒纳教授等提醒人们注意伊利湖的现状，那应当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再过一二十年，美国所有内陆水系可能都会处于类似状况。换句话说，到那时不平衡状况可能不限于一些特定地区，而是普遍化了。如果确实还没有越过“不能回转点”，那么，这个进程愈是发展下去，也是愈不容易逆转的。 因此，我们越来越发现，对于经济增长无止境－－而且越来越多，直到每个人都富足为止－－这一概念至少有必要提出两点怀疑。这两点是：基本资源的可获量；环境适应这种干预的能力。这些问题的物质方面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们转到某些非物质方面。 个人发财致富的想法对人的天性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凯恩斯在我上面曾引述的文章里告诉我们：“回到最稳妥可靠的宗教原则与传统原则－－即以贪婪为邪恶，以高利勒索为不端行为，以爱财为可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他劝告说，只要我们运用宗教和传统训估要求我们抵制的那种人类强大的自私动力，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近乎疯狂的贪欲推动着现代经济，使它沉溺在无休无止的嫉妒与倾轧之中。这些并不是偶然呈现的特点，而是现代经济扩张成功的根本原因。问题是这些原因能否长期起作用，或者说，它们内部是不是蕴藏着毁灭的种子，当凯恩斯说“恶实用，美不实用”这句话时，他是在阐明他关于现实的一种论点，这种论点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也可能在短期内似乎正确，而最终却证明是错误的。究竟属于何者呢？ 我倒是认为，现在有足够的迹象证明：这种论点按其直接的实际意义来说是错误的。如果人的贪婪和嫉妒之类的罪恶是通过系统培养而形成，必然的一个结果只能是完全丧失智力。一个人受贪心或嫉妒心驱使，就会失去认识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全貌的能力，那么他的那些成功本身也就变成了失败。如果各个社会都染上这些罪恶，它们也可能真地取得一些惊人的成就，但它们却越来越失去解决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的能力。国民总产值的上升也许很快－－按统计学家的统计，而不是按人们具体的感受；人们却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孤立、无保障等等压力越来越大。不用多久，就连国民总产值也会拒绝再上升了，它不是由于科学技术失败，而是由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不合作麻痹症；不仅被压迫与被剥削者，而且甚至于享有很高特权的集团所采取的形形色色逃避现实的作法，都显现出这种症状。 你可能会长时间地哀叹居于高位或低位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竟然都缺乏理性，都愚蠢－－“但愿人们认识到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可是他们为什么认识不到呢？要未是因为贪心与嫉妒蒙蔽了他们的良知，要未是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知道他们真正的利益是在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里。有一位革命者说过：“人不应当单单依靠面包生活，还应当依靠上帝的福音生活。”这里，同样不能“证明”什么。可是，如果以为今天许多富有社会所传染的严重社会病症只是暂时现象，一个有才能的政府－－但愿我们有！－－只要加速采用科学技术，或者更激进地用惩罚制度，就能消灭这种现象。这种看法是否还显得真实或合理呢？ 我认为现代意义的普遍繁荣不可能为和平打下基础，因为这种繁荣如果真的可以实现，也无非是通过培养贪婪和嫉妒这类强烈的人性和欲望来实现的。它们破坏智力、幸福和宁静，从而破坏人类的和平。富人很可能比穷人更重视和平，但那只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完全安全时才如此－－这恰好是词义上的矛盾。他们的财富是靠过多地需索世界有限资源而得来的，这就使他们陷入一条无法避免的冲突轨道－－主要还不是同穷人冲突（穷人软弱无助），而是同另一些富人冲突。 总之，我们今天可以说：人类太精明了，如果缺乏智慧是生存不下去的。一个人如果主要地不是为恢复智慧而工作，那他就不是真正地为和平而工作。“恶实用，美不实用”的说法同智慧是对立的，以为追求善良与美德可以推迟到我们已经达到普遍繁荣的时候，以为一心一意追求财富而不为精神和道德问题伤神，就能在地球上建立和平，这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和不合理的愿望。从经济学、科学与技术中将智慧排除出去，在短时间内，当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相对地说还不大时，或许可以混得过去，但现在我们既已很有成就，精神与道德问题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了。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我们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方法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 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他说：“我希望我们国土上默默无闻的几百万人民健康、幸福，我希望他们在心灵方面成长……如果我们感到需要机器，我们一定会有机器。对每个人有帮助的每一部机器都会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那些即使没有真正使民众失业，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不应有任何地位。” 奥尔德斯·赫胥黎评论说，假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工作目的公认是为平民大众提供手段“进行有益的、有内在意义的劳动，帮助男女工人摆脱老板的压榨，成为自己的雇主或成为为生存与当地市场需要而劳动的自治合作组成员……这种目的方向不同的技术进展将促使人口、土地的使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政治与经济权益逐渐分散”。赫胥黎说，其他的优越性是“更多的人过着更合乎人性的满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运地摆脱消费商品大批量生产者通过广告对成年人灌输的无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与设备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本必然与应用它们的社会的收入水平维持着一种有界限的关系。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资额上限很可能应决定于一个熟练和勤奋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说，假使这个工人每年一般地能挣美金5，000元，那么，设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费用不可超过5，000元。如果费用超出很多，这个社会就可能遇到严重麻烦。例如，财富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中途辍学问题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进入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结构性”失业；过度都市化引起人口分布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个要求是适合小规模应用。关于“规模”问题，利奥波德·科尔教授的论述令人折服；它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如果只就人类认识是细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蕴含着智慧，因为人类的认识更多地是依靠实验，而不是依靠了解。最大的危险必然是来自不顾后果地大规模应用局部知识，例如当前我们亲眼看到的核能、运输技术、新农业化学物以及无数其他技术的应用。虽然小的团体有时也会犯严重侵蚀环境的罪行－－一般地说是出于无知，但同受贪心、嫉妒心、权欲驱使的大集团所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 第三个要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方法与设备留有发挥人类创造性的充分余地。过去一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过程“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那么人又会变得怎样呢？劳动者本人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自由人。 “于是（庇护十一世说），上帝在人类有了原罪之后仍然为人类身心的利益规定下来的体力劳动，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邪恶的工具；死的物质从工厂出来时变活了，而人在那里却腐化和堕落”。 这个题目太大，我同样只能稍为涉及一下，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劳动有正确的基本观点，了解劳动并不是现实中的那种劳动，那种要尽快地通过自动化加以废除的无人性的繁琐劳动；而是“上帝为了有益于人类身心而规定的”劳动。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是社会的真正基础，仅次于家庭。如果基础不健全，社会怎能健全呢？如果社会不健全，又怎会不成为对和平的威胁呢？ 多罗西·L·赛耶斯说，“战争是一种审判，当社会一直靠着一些同支配宇宙的法则激烈抵触的观念来维系时，战争就会突然袭击这些社会……决不要以为战争是无理性的灾难：当错误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造成不能忍受的局面时，战争就发生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生活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向养成贪婪与嫉妒，滋生出许许多多完全不合理的需求，正是贪婪这个罪恶把我们投进机器威力的控制之中。设若贪婪－－嫉妒大大助长了它－－不是现代人类的支配力量，那么，何以在较高的“生活标准”达到后经济主义狂热还没有减退呢？何以正好是那些最富有的社会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最冷酷无情呢？又如何解释富有社会（无论是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组织起来的）统治者普遍拒绝促进劳动人性化的现象呢？其实，只需声明一声是出于对“生活标准”下降的担心，一切争论都会立时结束。那种机械的、单调的、无意义的、毁灭灵魂的、低能的劳动，是对人性的侮辱，它必然会导致逃避现实的空想或侵略的行为。无论多少“面包和马戏”都不能弥补它造成的损害。面对这些事实，统治者们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报之以讳莫如深的默契，因为否认它们明显地太愚蠢，而承认它们无异是将现代社会全神贯注的中心贬斥为反人性的罪行。 忽视－－实际是摒弃－－智慧已经到了我们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字甚至毫无概念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些人往往用加深病根的方法来治病。 让聪明取代智慧已酿成病症，进行多少聪明的研究也不能得出一个药方。但什么是智慧？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智慧？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许多出版物中可以读到有关智慧的论述，但要找到智慧却只能求诸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为了找到智慧，一个人首先必须使自己从贪婪、嫉妒这种支配力中解放出来。解放之后的平静－－哪怕只是暂时的－－便能引出洞察事物的智慧，这种洞察力是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不到的。 洞察力能使我们看到，忽视精神而以追求物质目的为主的生活必然使得人与人对立，国与国对立，因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人，肯定是需要超脱这个“平庸的”世界；智慧能给他指出途径；没有智慧，他就会被驱使去建立一种畸形经济，破坏世界，异想天开地去追求满足登上月球之类的怪想。他不是朝着崇高的道德目标前进来战胜这个“世界”，而是力图在财富、权力、科学乃至可以想得出的任何“游戏”中独占鳌头来征服这个“世界”。 这些就是战争的真正起因，不首先消除这起因，想为和平奠定基础，那是妄想。而反过来要在依靠系统培养贪婪与嫉妒来维持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平，那是加倍的妄想；正是这两种感情力量驱使人们发生冲突。 我们如何作到开始消除贪婪与嫉妒的力量呢？或许是我们自身大大减少贪婪与嫉妒；或许是抵制把我们的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诱惑；或许是详细审查我们的需要，看是否能简化和减少。如果我们哪一点都无力作到，那么，我们能不能停止为那种明显缺乏持久性基础的经济“发展”拍手叫好，而向那些为非暴力而工作，不怕被人指责为怪诞的人－－保守主义者、生态学家、野生物保护者、有机农业提倡者、分产主义者、家庭生产者等等－－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适度支援呢？一盎司的实践一般来说比一吨理论还值钱。 但是，奠定和平的经济基础将需要许多盎司的实践。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继续对抗这种显然可畏的优势呢，还有：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来战胜人们内心的贪婪、仇恨与欲念的暴力呢？ 我认为甘地做出了答案：“必须认识灵魂存在于肉体之外，认识它的永恒性，这种认识必须成为一种强烈的信念，作为最后的手段，非暴力使得那些对爱之神没有强烈信念的人无可凭借。” 　　　　　　　　　　　　　　虞鸿钧　郑关林　译 　　　　（选自《小的是美好的》，舒马赫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诊断地球 学会创造未来 奥雷利奥·佩西（Aurolo·Peccei） 奥雷利奥·佩西（1908一1984）曾获经济学博士，并从事 工业管理达40年，他在1968年创办罗马俱乐部，召集一批世界知 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未 来学家等，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多元的考察、研究，提出 了不少警示性的报告，唤起人类的危机意识。这里的文章选自他1981 年出版的名著《未来的一百页》中最后的一章，原题《巨大的潜在资源》， 另外，删掉了原文中的小标题及二则图表。在佩西看来，“只要能够明 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那末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 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 1 第三个基本的需要是学会治理社会这个巨大的集体，而这个集体又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复杂和烦琐过：然而，为了学会治理世界，我们必须首先学会管理我们自己。那是一个首先的需要，正如我已多少次指出，要求革新文化的发展。因此，最紧急的迫切任务是促进人类个性的发展，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其它的发展，不可能有政策，不可能制订未来的计划；没有这一点，人类将不可能在走向悬崖绝壁前自动停下来。现在我想试作一些结论。 所谓“进步”，已成为一种疯狂的动乱--如此地机械，如此地人为，如此地无情和不可预见--我们再也不能控制它，甚至不能理解它的意义。我们的形势确实是风云多变的。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把我们同真实的世界分隔开来，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曾经是熟悉的，但现在却生疏了，同时，某些事情会使我们情况变得更坏，某些事情则可以改进我们的情况，而我们却无法对这两者加以区分。结果，使我们狼狈不堪，采取了轻率的行动。如果在我们人类的深渊中，没有一块最终的安全栖身之地，那么我们的形势将很快会变得严重起来。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本来是人类先天固有的财富，但仍然被人们所遗忘和未予利用。再加上各种尚未开发的资源和道德力量仍可以为我们服务。在生和死之间，在生存或沉沦之间（说得具体一点，在体面地使人类生存下去或沦落到低于人类水平之间）我们要作出选择，那就几乎完全要依靠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动用和开发这种蕴藏在我们之中的客观存在的潜力。 只要肤浅地一瞥，就能发现，现代的人类是远非完善的。我们已经有了惊人的成就，把我们的知识、力量和影响推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愚弄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物质丰裕和永久安乐的新世纪，不需要进行变革和以极大努力去调整我们周围的环境。结果，我们仍然得不到发展，而落后于现实。唯一拯救和赶上的方法，是集中我们的力量如上述那样去发展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要学会在我们创建一个崭新的、奇妙的、并非完全人为的世界中协调地生活下去。 世界要求我们所做的，是要我们适应从一个文明时代走向另一个文明时代的急激变革，这种变革从以往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从现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仍将继续不断地发生。这些变革即使有着某些共同的特性，但世界不同部分的不同居民需要进行的演变却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使这种发展过程更为复杂了。决不能用过去的老方法来对待新事物，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必要性小目前这种异常的环境，迫使我们去完成难度和规模都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各种前所未有的手段，这些手段使我们可以应付面临的这一变革，去应付这一非常的但却是可接受的挑战。 为了让自己作好准备，为了让自己不愧于承担人类的冒险行动，这个新阶段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提出无数的建议。必须在各个社会中心环节中努力确保个人之间的相互通讯--家庭、学校、教会、城乡、商业、工会、工厂、国际组织、宣传机构、青年团体、政党、体育联合会等。主要的目的是去开创，而且要好好的去开创。 对于这方面的观点，罗马俱乐部及其朋友们已考虑要发展一系列的活动。我简要地叙述一下，希望有些读者在帮助、支持这些活动中将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或是提供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已选出三个具体问题如下： ·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开展一个革新精神的学习运动； ·动员年青人的创造性，为促进未来的发展而选择项目； ·促进对我们目前的思想方法来一次本质性的更新。 罗马俱乐部在1976年发起了一项以革新精神为基础的学习计划，作为一系列其他项目或在以后几年中进行研究的先驱。这个创始性项目终于成为于1979年出版的一份报告，题目为：《学无止境：弥补人的不足》这份报告对此提出了一种激励性概念和目标。人们把这个项目简称为“学习计划”，这个名称把它的必要性概括了进去，我希望那些心中有着未来的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必要性。 看来奇怪，尽管我们知识渊博，懂得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究竟我们在掌握自己的学识方面有哪些不懂的和看不见的精神因素能够得到改进，我们自己对此几乎却一无所知。正如大家所知，一个人平均的脑力运用能量可远远大于正常所想象的程度；并且人脑在受到刺激情况下能增加其智力和自觉创造新的能力。我们也知道，学习一定要求一个人全力贯注；要使学习更为有效发挥由精神所转化的物质力量，就必须不让有机体的自然力量和精神转化物质的力量受到食物不足或健康不良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产前的怀孕时期，幼年时期和童年早期以及母亲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文化”的交流。然而，要讨论所有的这些问题，就离题太远了。 学习有赖于方法和目的，这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它推诿于教育。不用说，后者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不能代替学习和人类组织。然而，传统的教育是保守的，当需要革新时，教育工作者是心神不宁的。在过去，教育通常是定下心来进行的，由双亲为孩子提供接受教育的条件，而由老师向学生传授，如此代代相传。反过来说，学习一般是自然发生和没有预先特定的规律的；年轻人比成年人更能接受教育。但成年人有时候往往更需要学习，但他们对学习的好处却感觉不深--尤其当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更缺乏这种感觉。 在学习中体力劳动和集体活动是必需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提高和再受教育，而且也为了得到其他人的理解和认识；以求重新建立与自然界相一致的联盟和创造优异的价值；预测未来至少要与对待“现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复杂情况下，找到有效的方法，采用打破常规的计划，超速地加快进行变革；并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正如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谈到的那样。学会这些事情是必不可少的，既为了提高生命的素质，也为了生存。我们必须确信，当我们谈及任何事情和做任何事情时，每件事要视个人的素质而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现在的和今后的学习能力而定。人类对学习的反映，最终将引导我们触及人类问题的核心。 引证的报告表明，由于人们可以预测到，在一个进行迅速变革的群众社会中，“学习必须以参与和提前行动为基础”。这是一种需要，反映了人类团结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一个成熟的和负有责任感的社会--首先与现在有关，其次也关系到未来。该报告强调集体和社团也必须学习--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完成他们应起的作用，以及用更加高明的方法来参与这个新世界的发展；因而他们的学习不能仅仅是为达到个人的目的。 然而，这份文件并没有透露任何更详细的调查内容。它所代表的那些促进人们进步的思想已在某些地方存在。该报告是在一个最好的时刻，代表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因而显出其重要性。这份报告应当有助于唤醒那些不肯做出决策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助于唤起思想保守的丢苔众生，使他们去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一种最珍贵的财产。如同对待人类最佳能源太阳能一样，（那些促使人们进步的思想）一直被人们所疏忽和浪费，有人甚至为了害怕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发生动摇，而对待不同政治思想的人进行镇压。但太阳能毕竟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重要的资源。它不仅是可使资源更新，而且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充；它是帮助我们找到一条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道路，可惜这样的一种资源，目前却任其放弃，这是一种危险的、愚蠢的、浪费的自杀性行为。 为了加强人类这种日益发展的敏感性，必须开始向几个方面尽力开展工作。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随时准备利用该组织可掌握的措施，在八十年代中制定发展方向的纲领，为此目的，现在该组织正与罗马俱乐部一起研究，尽力承担许多研究课题，并进行若干试验性项目。我在这里必须指出有两项正在考虑之中的活动： ·第一项是一个国际项目，要以几年以上的时间，就如何管理我们的学习这一过程，对神经生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学进行研究，并找出改进的方法。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项目，应由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支持，并由若干国家的国家项目作为外围项目予以援助。但这个项目应在科学界内单独实行以脱离官僚政治。其结果将使人类能从现在所处的不良条件中更迅速地摆脱出来，并学会以什么方法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二项是在第三世界选定的乡村中进行一系列的试验性项目，第三世界的乡村发展应该成为一种自治管理体制。在每个乡村为农业发展、人民的健康和教育建立一支志愿人员的核心队伍，这支核心队伍，将接受“赤脚”的农学家、医生和教育家的指导，为广大的乡村服务。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简便的援助，有助于结合本地的实际，进行试验，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乡村通过试验成功，而后将考虑大规模地推厂一。毋需我用言语来强调它是如何的重要，这个创议应能成功。世界人口中有一半是第三世界的农民，他们不应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应能够学会如何在本地很好地生活。 许多国家的教育部一包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第三世界的几个国家--也正在研究许多项目，在教师们的共同研究合作下，去实施这些项目。例如，在委内瑞拉，人类智力开发部已组成一些令人很感鼓舞的规划，去开发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们的智力（包括学龄儿童、家庭、新兵、文官们和本国不同地区的公民）。这些规划中有一项刚刚开始，称为“学会思考”，不久将扩大到包括四万教师和一百余万9岁至12岁的学生之中。中国正密切注视这些实验，中国不久前创建了一个专门组织，采用委内瑞拉的方法在中国的条件下进行较大规模的实验。 要总结成果为时尚早，但人们已能发现，在一个前景不明的世界中，在一个寻找拯救出路的世界中，学习问题必须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有可能评价已经获得的进步。同。屯对那些希望对此作出他们贡献的人，肯定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可喜的是，美国的邮政服务也在试走这条道路。在1980年，发行了一枚邮票，带有很适当的题句“学无止境”--它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2 最后，我们将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去创造一个纯粹想象中的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不仅是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而是在实际上能够获得的未来，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能有效地建造的未来。然而，我们要确定一个合乎需要而又能予以实现的未来社会，这件事，同判断（甚至是稍加思索）什么样的未来社会是无法实现的一事相比，或者同判断我们永远不希望看到的那种未来社会相比，那要困难得多了。 我的意见是，人类事业的真正目标是要成功地创建一个世界。在那里，最好的人类素质与自然界互相协调，在融洽的气氛中达到繁茂旺盛。其他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肯定每个人真正有兴趣看到比现在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或者真正有兴趣看到传给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未来，而现在需要我们蒙受各种牺牲。 人们甚至可以确信相反的一面，有人只是考虑被某些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或工艺家确认的客观规划，人们可以把这些规划称之为可悲的过时调子。他们预测一个充满机器人自动化的科学幻想世界，在那里，由机器制造其他机器，由机器安排其他机器，从事各种活动，而不需要任何人。那些被人们称为原子、电子计算机、遗传基因、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高等神父”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或工艺家们，他们将指导人民群众检查自己的需要是否已经得到满足，自己的福利是否得到保障。为了保卫这个新世界，要有高超的武器，由于在地球上是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因而显然，是为宇宙大战而设计的。 未来的这个世界将可居住100亿至120亿或更多的人，部分人在海洋下面或人造卫星上生活，他们种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或蔬菜，饲养有用的动物；另一些人则居住在特别的保留地上。我们还不知道将对昆虫和微生物做些什么。野生物有它自己的生命规律，要予以保护，如果不生活在原始环境中用，那末尽可能要在有空调设备的实验室里生存下去。其它的研究中心，为了更大的人类利益和光荣，有建立新型的生命的任务，社会正义一律要给以确证；随之将调整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和业余时间的使用；要有行动自由，增加绿化区和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这一切将根据高速、新型电子计算机事先所安排的模式进行合理部署。 虽然我相信，这样一个如蚂蚁堆似的世界将永远不会出现。如果它出现了，即使居民们能在食物丰富和相对舒服的环境中生活，他们也会感到憎恨。因为他们将永远失去奇妙的自然环境，而为一个没有生气的，人造的和充满机器人的环境所代替，在那里，一切安乐仅仅是幻想。过多的机械和电子设备、自动化机械、自动化装置和电讯器具会使人们彼此减少接触。同样，把人工劳动减少到最小程度会消除人类同物质材料的接触，而这些物质材料在人类的心目中能组成美丽的形状或有用的形式。这时，人类不能称心如意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他们将会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人性。 我对这幅情景表示异议，但是我能建议别的什么呢？或者讲得通俗一点，我能设想出什么样的“合乎需要”的可供选择的社会，可以付置现实的情景呢？例如，能不能为2000年和以后设想一幅情景？即使未来的情景在今天是时髦的，要以清楚和合理的形式为此进行技术准备也是很复杂的，这些技术尚未为人类完全掌握。除此以外，未来的情景只是一种概念的开端，是实行未来项目的一个粗略的草图，是表示在明天即将互相关连的各种形势，政策和行为的总的迹象。人们要追求这样一个目标，但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证实。 仍然，我们愿意使人类向着明天这个新世界一步步前进，必须从广泛的总前提下进行设想、规划和设计。在这里，似乎我们多半是在讲开玩笑的话，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向前进--或者正在全速向后倒退。明天，我们会知道更多些，我们会发现有秩序地到达彼岸的最适当的方法和措施，并了解为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让我们想一想有无可能稍进一步探索这个形势，根据现有的各种声明（这次我对于它并没有开玩笑），目前世界上作出主要决策的人都是白人、富人和男人。这些声明兼有讽刺和抗议双重意味，因为那些不属于白色人种的人，那些穷苦的人，不能充分享有伟大的人类决策权；而且妇女在这类事情中很少有发言权。有人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成年人的；是成年人在指导我们的一切而将年轻人排除在外。他们不是协商的对象，甚至对于影响到未来的决议，也即并非影响成年人自己的那些远期决议。青年人也被排除在外。 但青年人却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36％是在15岁以下和接近60％是在30岁以下的。因此即使是出于正义的理由和民主的考虑，也应该听听青年人的声音，尤其是关于遥远的未来的发展问题。有时，由于其他各种理由，有人支持这一论点。青年人对未来有较大的抱负，也具有我们目前为改变世界进行自我更新所需的那种灵活性。他们青春焕发，可以把新思想变成现实。他们对现代社会更具有批判眼光，而并没有陷身其中；他们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创造力量来设想一个不同的社会。他们的心地比较纯洁--因为他们对于需要创造一个更正义、更诚实和更高尚的世界更为敏感。他们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概念的真正支柱。 在另一方面，成年人至今不怎么愿意表明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创造要作出严肃的承诺，于是产生了选择青年人集团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思想。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与朋友们谈及这点，已有三四年之久，我发现他们对这种思想本身是热情的，而对实行的可能性则表示有怀疑。不管怎样，称为“人类论坛”的这个项目已开始具体化了。 它的基本目的是使我们所有的人知道，什么样的“新的未来”是可能的，和必须做什么使“未来”更有可能产生。在这个关键的议题上，开始讨论的任务应委托青年人是毫不奇怪的。从我刚才已说过的，似乎他们比年纪大的人更为合适。可能只由后一代的改变才能实现革新文化的发展，因人类需要开始一个新的启程，或许这并不是巧合，其他生物品种也是一样，从一代到下一代发生进化，以青年作为它的主将。在这些生物品种中，进化是受生物学和遗传密码的支配的，通过生殖进行传递--这就是青年的功用。 在对“人类论坛”这个主要概念进行充分讨论之后，一组从几个国家来的第一流的青年人和妇女宣称，这是为人类服务的一项有希望的冒险事业，因此，为了它，选择委派了他们自己。这个首创的小组还准备扩大，并增选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20岁或30岁的其他青年人。 这个项目的设计是简单和大胆的。它将以创建一个就人类未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和建议的若干个中心组成的联络网作为开始，这个联络网单独由年轻人进行指导。为了兼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点，这些中心将以许多不同的国家为基地。如能现实地得到重视，这些中心的目的将是仔细研究世界社会可能选择的办法--譬如说，为了2000年及以后--以及为此目的而采用的各种政策、战略和手段。对这些研究将出色地进行相互交流，并处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一切重要方面的问题--从价值到政治制度，从资源的使用到与自然界的关系，从人类住所到人类的权利和责任，从经济到教育，从社会正义到安全与生活水平。该计划已被命名为1985年的联合国青年年，整个计划要在1985年制订出来。 然而，为了使这一事业取得成功，必须有财政支持给予合理保障。事实上，需要相当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维持这些中心，并且要在联络网的战略中心点设立一个小型秘书处，以及使参加者在各个“中心”经常地会见，以便彼此认识，交流思想，评议各自的进展和使他们努力互相密切配合。这个财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情况表明，有可能使计划落空和令人丢脸，特别是当与青年人交往时，人们只看到良好的目的和逻辑需要，但却不给予财政支持，从而使计划受到阻挠。“人类论坛”是一个较好的范例。那就是为什么开始时的步子比原先所期望的要略为缓慢的原因所在。至今已为1981年安排了四个会议的日程，从4月至11月在罗马、加拉加斯、萨尔茨堡（奥地利）和桑但德（西班牙）。到那时候，将准备发动一场国际资金筹集运动。 青年人的这个请求并不意味成年人不应参加“人类论坛”。与此相反，他们之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已自愿协助年轻人努力去干，所有这样的帮助都是欢迎的。这并不意味成年人应该退让他们现在当权的位置--显然，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的企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关心的不是由谁作决议的问题，而是如何作决议的问题，以及人类社会今后应该怎样实施权力的问题。 引导几十亿人口的这个人类家庭走向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目的，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使人们清楚地了解现实，全球问题的关键思想，是对未来的责任感和鼓励人类的自觉性。所有这些素质在今天还并不存在。年轻人应在我们之中逐渐灌输这些素质内容，表明这些素质是如何的有益，从费用和收益比例来看，对我们全体人类是极其有利的。 这一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旦完成之后，就有尽可能多的人民团体，（实际涉及整个社会）都将参与所期望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这是合乎逻辑的。每个人都需作贡献，每个人都将分享其成果。 让我总结说，如果我们好好地向前展望可能的未来，我们将学到许多教训。首先，我们将发现自己目前所想所作的模式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而且已经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需要我们提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为。其次，我们将很快发觉，要作出这样的改变，革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将了解到。政治上的明智会促进管理的才能，使年青的后代有广阔的天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抱负。 3 没有事比这件事更为明显了，即：为了把我们已讨论过的各种理想和奢望变为现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去支持这一套复杂的革新政策和活动。显然，我们现在的思想方法和意识是过去经验的反映，与现在很不相同；因此在信念、价值、原则、规范、参考系数和精神态度之间已有着很大的距离，现在必须从自然界和我们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的范围来看待这些以往习以为常的指导思想，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此外，为了履行我们的巨大的责任，我们所有的现代人，无论男女，都必须恢复我们的“人性”。我们在为“进步”的疯狂竞赛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它。我们对宗教的追求已明显下降，因为宗教是自然界和宇宙的巨大奥妙的产物，而这些，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为先进的科学所否定了。我们的精神曾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全已懂得，对于一切事物，从无生命的事物到活的生物，只不过是用不同结构形式的混合而成的能量罢了。使能量和精神谐调一致并不容易，使科学和宗教达到谐调一致也不容易。精神和宗教是不能进行推理的，又有谁能够把能量或者科学说成是有灵魂的呢？ 现代人类为环绕着物质方面的希望、鼓励和任务所吸引。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把这些选择强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别无他法。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用金钱加以定量，加以测定或加以表达的。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转换为数据，用一张图表说明一种想象或把它放上银幕，这是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没有价值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脱离事物的无形谎言。我没有时间对衰退作一个没有物质价值的分析。我愿简单地指出，现代的人，无论男女，都属于这样一种模式，我们看来希望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对实际事务发号施令的人；了解机器、装置和电子计算机的人；在有空调装置、人工照明的大厦中生活和工作的人；驾驶一辆高速汽车通过拥挤的道路与其它机器装置联系的人；与其它电子计算机对话的人；在别的科学幻想小说大厦中消失的人；跳上一架飞机或跳上另一辆汽车，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彩色电视机和储藏食物的冰箱而走向他国异乡的人。 这些理想型的男男女女更加着重于他们创造起来的人造世界，或想创造一个胜过自然世界的世界，而他们自己却是这个自然的产物。他们首先感到兴趣的，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开动、操纵或管理的东西。这种情况甚至也适用于食物，他们喜欢罐装、冰冻、瓶装、加工的和储藏的食物。在他们心目中，自然界属于一个遥远的第二位的地方，非物质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甚至连自己的同类，他们也认为不值得考虑的；他们是僵硬的，几乎已失去了人的容貌，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已成为数字而不是人。与他们通讯交往是困难的，无聊的；除此而外，他们所有人忙干事务而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因此即使各个人有许多力量，拥有财富和能操作不同型号的设备，每个人仍是孤立的。但他们都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断增长的空虚，希望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良好的秩序，对他们的成就和他们正在做的事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们也希望有较温暖的人类之间的交往，但由于他们现在的模式是虚假的，因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不能如指望的那样，有人肯为他们的目的而尽力。 一种基本上新的思想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思想方法能够使广大人类摆脱这个弊端日益增多的技术化时代；这种思想方法依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地位和责任，使我们人人成为实实在在的人，并愿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完成我们的任务。这种思想方法必须是杰出的人性研究。只有新的人道主义能实现这个接近奇迹的事，以及完成人类精神的复兴。 这种人道主义同我们的新时代是一致的，必须改革和扭转那些至今我们认为是不能触犯的各种原则和法规，但这些原则和法规现已变得不能应用了，或者变得与我们的目的不相一致了；这种人道主义必须鼓励新的价值体系的兴起，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创建新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推动力，来填补我们生活中的空虚；这种人道主义必须能够在我们之中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欢乐，这是我们最最珍贵的需要；这种人道主义必须使我们了解这些素质，把我们和其他生命形式和与世界上各地的兄弟姐妹们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我们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新的人道主义也必须具有充分的力量和灵活性，使我们可以控制现在正统治着我们的物质革命；新的人道主义向我们表明，对于现在正在人类体系中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革命，我们应该怎样给予鼓励，怎样给予和平的建设性的指导，而在目前，我们只能让这些社会政治革命郁积在心中或听任其发展为暴动；我们懂得，机会错失将永远不会再来，不论花多大代价，我们必须重视思想的重要性。此外，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使这样的影响，它将不仅是改变某些国家、某些阶级的观点和行为，而是使之能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所接受，让他们看作这是自己的事情。最后，必须让我们人类懂得，我们在地球上处于上层的地位，那就有责任使自己作为生命洪流中的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发挥调节作用的保护性因素，而无权以绝对统治者的身份对地球上其他生物品种行使生杀大权。 因此，这个新的人道主义本身必须是革命的，在人类意识中有其伦理的和道德的基础。它必须是真正的人类革命，它的成功，是对于人类在今后困难时期中取得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的成功，也是现代人类必须接受挑战的一项成就。 无疑，完成这一事业将是长期的、痛苦的、曲折的，并且将会争论不休的。然而尽管这个世界受到灾难和黑暗的威胁，已有预兆表明，改变的种子已开始萌芽。这些预兆告诉我们，人类的革命不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现在的条件是最敏感的，最富有想象力的，管理社会的各个建设性的部门共同联合起来，把那些仍在迟疑不决和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人们去讨论和评议，我将在本书的结尾提供“智慧的种子”，我认为，应能鼓励新的人道主义。 在80年代这个决定性10年的黎明时刻，我们不应该失望。作为世界人民的我们，仍能用我们的双手把握未来，开始创造我们共同的命运。总之，不要怕走弯路，我希望再次强调，在无数必须做的事情中，有三项是基础性的重要事项。我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对此已作了简要的阐明，可总结为如下的次序，作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里程碑，开始我们的行动。这三项是： 1．人类革命置个性发展于一切发展的中心，必须提高人类的素质、能力和责任感。严格来说，它包括： ·伦理、哲学和有关人生观的人性研究的更新。 从广义来说，它也包括其它的文化发展，它必须促进、伴同和对新的人道主义给以实际推进力，我已经讲过二个广泛的范围： ·由青年人提供选择所喜爱的未来的设计，他们随时准备专心致志于他们的成就： ·一场具有普遍学习基础的发明运动，正在扩大到全世界。 2．改进社会和人类体系的政治结构，以确保人类的治理能力。 这项事业的两个主要点是： ·变东--西紧张局势为积极协作； ·南部的自我改组，以便能与世界体系有机地相结合。 3．建立以国家间的自愿联合为手段，采取全球政策和战略，不要等待系统化或总体化的计划。 由领导人采取行动，不久将有机会在下列各方面表明现有的政治品质： ·南北最高级会议－－在1981年秋季首次开始－－这是世界对有关未来的全球协作新形式的安排。 我们子孙后代，他们的命运是要在这个历史决定性时期求取生存，决不能再处于置人类各种危境于不顾的状态之中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不论是好是坏），再也不能听从目前南北最高级领导人所作的选择或他们所制订的行动道路了。如果所有的人民和国家采取明智的和负责的集体行动，在我们前面仍将有人类事业的大好时光。 向这方向移动的是80年代的决议。然而，必须有人首创和要求其他人从长期和全球性的剖析来讨论这些问题。 　　　　　　　　　　　　　　　　　　　　　　　　江帼君　译 　　　　　　（选自《未来的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　　 诊断地球 天下一家的来临 德贝吾 史宾格勒曾著书宣称西方文明已经没落，果真如此吗？德贝吾在《西方之未来》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德氏在书中①分析了文明发展的几种主要理论以及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②探究西方文明所处的现状及其潜在的创造力，③预测未来的世界将是多元化的世界，而欧洲则成为统一体。此书写于70年代初，印证了当前的现实，可发现德氏的书中有某些真知灼见。这里选录的是该书中的第十二章。 在本书第一部，我们曾分析过关于文明发展的几种主要的理论，后来又综合了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本书第二部，我们依据在第一部所说的文明发展之一般型模，试行探讨西方文明已经到达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并且估量西方文明现有的创造力如何。这一番研究，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照史宾格勒说，在世界和平到临之前往往发生骚乱与阵痛。照陶英贝说，在普遍国家实现之前往往发生骚乱与阵痛。我们西方社会现在也许正是面临这一阶段。 1952年10月，陶英贝在爱丁堡发表演说。他在这篇演说里坚持这种看法。他说：“在半个世纪以内，全地球的表面将在政治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经由集中那操诸少数集团之无可抗拒的军事力量而完成的。”至于这种统一是否要经过一次世界大战，陶英贝则不敢断言。 但是，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结论，倒不一定要根据烦杂的历史哲学。现在交通迅速，地球相对的缩小。就凭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知道世界未来的归趋。1872年，朱利·维纳（Juies Verne）幻想弗格（Phileas Fogg）在80天以内环绕地球一周。现在，我们很容易在八天以内环绕地球一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藉超音速的交通工具，也许不要八小时就可以绕行地球一周。 这一类科学技术所引起的根本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会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事实上，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世界很快就要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复能够用左手割掉右手，因为左右两只手都是一个身体上的东西。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继续要从事大规模的战争，那就像一只鸟用它自己的嘴把自己的心啄出来。 现代全体战争底范围如此之大，技术如此之复杂，需要举国悉力以赴。任何国家如长期从事战争，未有不弄得疮痍满目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破坏力之大至足惊人，文明人类不能再听任大家无限制地使用这样可怕的破坏力来从事战争，来破坏人类自己。不用说打仗，即使是准备战争，也要消耗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这不是任何国家长期经受得起的。韩战爆发之初，西方有些国家就拿一半以上的预算用于国防，除非有紧急事态发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这么做。 除了上述的情形以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事过后，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得作超人的努力来恢复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因为，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密切，战胜者不能听任战败者毁灭下去。 总而言之，现代全体战争所需要之努力，不仅与实际战争之范围成正比而已。现代全体战争所需要之努力，已三倍于往昔战争：在战争之前需作全面准备；在战争进行之中需作全面战斗；在战争结束之后需要做复兴工作。 西方文明现在遭到战争的危机所威胁。战争危机之威胁，在过去曾毁掉了若干文明。一个文明如把太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非生产事业，这个文明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在这里所称“非生产事业”，可以用来指谓建造金字塔，也可以用来指谓制造铀原子弹或氢原子弹。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为非生产性的则一。当然，从未来可能的发展来看，二者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建筑金字塔无关乎国计民生。斯巴达穷兵默武只能扰害和平。而发展原子能力，同时可作和平用途。谈到这里，我们又发现西方文明令人兴奋的创造力。假若我们能够克服原子能所引起的危机，那么这一创造力又为我们开拓新的远景。 人类悠久的历史中，西方科学首次发展出力足击毁整个敌国的能力，甚至能摧毁整个文明的能力。从理论上着想，这么巨大的力量不能始终为两个敌对的集团所分别掌握。从历史和常识两方面来看，这种局面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要么诉诸一战，要么同意不用集体毁灭的武器。如果诉诸一战，西方世界一定获胜，不过这得支付大量文明生命的代价。关于这方面的理由，我们以后再讨论。 即令不管战争底影响如何，今日世界各部分之互相倚赖，事至显明。西德不能离开东德而单独生存。西欧离开农业的东欧，也无法进行工业化。亚洲若无西方底技术援助，将不能提高生活水准。没有南美的出口，北美将不易自给自足。假若没有美国大量工业生产出口，则地球上任一文明区域将不能保持其文明的生活方式。凡此等等情形促使世界产生一个新的形势，即是希望世界和平以及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秩序，这已不复仅系大家扼持的虔诚理想，并且是生存自保上绝对需要之条件。天下一家之说目前固然尚未实现，但是迟早一定会实现的。不过，天下一家不能靠表面整齐好看的计划来实现，订立宪章亦无济于事。天下一家的目标之实现，只有靠实际事势之推移。实际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使大家不能不走上天下一家之路，大家只有逐步走上这条路。今后的世界无论藉和平的方法或强制的方法，总是要以天下一家为鹄的。 实现天下一家的途径，除了上述战争或和平以外，也许有人在理论上可以想出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就是冷战。共产党与民主世界之间的冷战也许无限延长，间或也来一下像韩国或越南这样武装的“边境冲突”。这种光景，和过去基督教世界与回教世界对峙数百年相同。 然而，这种情形会实现吗？ 谁也不能预料现在这种紧张局面究竟要延长多久。但是，照作者看来，现今世界这种光景不像是能够成为半永久性的僵持状态。在过去的年月里，基督教与回教之对峙，或者巴比伦与亚述之对峙，都构成永久性的僵局面。但是，现在却不能。时至今日，世界的情况有两方面与往昔根本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技术发展之结果，战争是全体性的；世界的各部分又息舷相关。 在过去，一个国家发生战事，战事只在边境进行，后方人民多少还是过着平时的生活。现代的全体战争－－发动则全身动。所以，时至今日，两个敌对的集团如有武装冲突，迟早会引发全面战争的。这是今异于昔的第一点。今异于昔之处还有一点：如果国与国之间长期没有武装冲突，而开始真正和平共存，那么彼此之间就要发生相互的影响。彼此间一发生相互的影响，则会起某种程度的融和作用。这样一来，久而久之，现有的冷战也不致于永久弄下去。冷战也许会继续若干年之久；但是，似乎也不致于延长几个世纪。冷战总会在和平里求得结束；或者在战争里求得结束。 　　　　（选自《殷海光全集》第三册，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　 诊断地球 全球大一统的可能性 汤因比　池田大作 阿诺尔德·丁·汤因比（1889一1975），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以《历史研究》（12卷）而名重一时。池田大作（1928－），著名的日本社会文化活动家，创作大学的创始人，曾多次与各国领导人、知名学者进行对话，探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这里选录的是池田与汤因比的一段对话，出自《展望二十世纪》的第二编第四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东亚的任务 池田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就成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最大问题。朝鲜战争也好，印支战乱也好，虽然一般都是以民族解放战争的名义发生的，但这些战争都迅速升级，发展成为美中对抗或者对抗的边缘，这是众所周知的。 1972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以此为转机，美中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没有因此完全和解，达到友好关系。而只是以前没有公开正式对话的两个国家，开始有了公开正式接触的场所和途径。 就是说，朝鲜战争也好，印支战争也好，中国一直居于背后，始终支援北方势力，从不公开露面，很少出席国际会议，也可以说是没有能够出面的场所。 美中和解的直接动机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发展到连美国也不敢忽视的程度。在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力量的背后，当然越南战争的失败也有很大影响。美国从亚洲撤走陆军，无论如何也需要和中国直接交涉。今后美国为了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也需要和中国不断地对话。 所以，虽说是美中和解，但似乎和现在的美苏关系有些类似。我想倒可以说，美中和解并没有越出在拥有庞大核武器的前提下，建立在力量均衡基础上的“和平”领域，处在美中峡谷中间的亚洲各国基本上还没有消除不安。 汤因比美苏间紧张局势的缓和迄今不过是表面现象。美中间的缓和比较起来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但走向和平的前景还不确实。然而，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从两极体制变为多极体制，超级大国会不得不以空前积极的态度去确立友好的建设性关系。因为今后每个超级大国各自都必须努力避免同别的超级大国结成的同盟相对抗。 池田诚然如此。从全世界看，这种推测是站得住脚的。仅就夹在美中或美苏之间的亚洲各国来说，我想亚洲各国大概有必要自主地采取中立主义立场，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要这样作，不管怎样日本拥有为政治自立所不可缺少的经济力量，它应当带头。日本还有责任协助亚洲其他国家各自去确立自己国家的自主性。 就日中关系来说，两国有着1000余年长期的文化和社会的交流。中间陷于敌对关系，仅仅是从日中（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从历史上看，像日本那样作为独立国和中国深入交流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怎么看中国，这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相当的影响。亚洲就不必待言了，为了世界各国和中国协调下去，日本也应当起带头作用。在这点上，日本应完成的任务是不轻的。 这样，如果实现以日中为中心的亚洲团结，当然会对世界政治有很大影响。关于中苏关系，现在还看不到好转的征兆。为了牵制日中之间的接近，苏联将要谋求与日本接近，是可以充分预料的。不管怎样，以日中为中心的亚洲团结，一定会对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这是日本的一般看法。 汤因比因为今天日本的确是世界经济大国之一，所以在外交上谋求和核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也是负有重要任务的。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 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的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 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也确信，日本和中国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日本通过引入“中国版”的佛教，日本民族开始自发的“中国化”运动，是公元六世纪，比英国国民引入“罗马版”的基督教，谋求自主的文化建设，大体早一个世纪。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日本民族的确成功地把中国文明改变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了。即或如此，一点也不能降低中国文明在这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访问奈良和京都的西方人，对中国和日本过去14个世纪中在文化上的相互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赖肖尔译成英语的九世纪日本僧侣圆仁写的日记体中国巡礼，西方人看了对此也有强烈的感觉。 日本和美苏已经有良好关系。同时消除了以前阻碍日中友好关系的来自美国的障碍，同中国建立了和解。并且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可以设想日中关系今后要比美中关系、中苏关系，都要更加密切。从这些事实来看，日本今后在外交方面，会站在独自的立场上，在核超级大国中间，起着俾斯麦所说的“公平的中间人”的作用。根据现行宪法，日本没有交战权，并且是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些事实可能使日本在完成这一任务上具有更大的能力。 这样，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公平的中间人”。但是不管中间人的工作看起来如何重要，我想日本最终的任务还不只限于此。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 池田我也想日本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才能对亚洲作出贡献，亚洲怎样才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和平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现实来看，直率地说，亚洲地区是属于世界后进地区，其大部分被饥饿恐怖气氛所笼罩。从工业的原材料的供应来说，由于世界别的地区有更为有利的供应源，加之科学技术的发达，欧美各国和日本在开发代用材料，与此相比，亚洲各国的立场也并非那么优越的。亚洲自己独立地进行正规的工业化，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科学文化方面与欧美各国相比，也是相当落后的。只是使我注意的是，在东亚各民族的思想深处存在着佛教思想。远比基督教古老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今天已越来越难以看清。但是它确实滋润和培育了东亚各民族的精神，使其整个历史可用“和平”二字来概括。以佛教思想为基础培育起来的东亚文化，在自然和人之间美好的协调中，一方面使人在内心赋有一种安详平静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求“生”的强大动力。由此来看，东亚人能对人类文明与和平作出贡献的途径大概是哲学和宗教领域，特别是佛教思想。 汤因比我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世界要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世界陷于悲惨结局的唯一道路。我认为亚洲其他地区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和中东地区，对这种稳定似乎还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 中东有庞大的石油资源，但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东在经济上都很落后。并且这些地区在政治上也很混乱。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巴基斯坦和盂加拉以及阿拉伯各国内部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激进派等档的对立，这和北爱尔兰的旧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纠纷性质是相同的，不过规模较大。因此西亚的各国国民，大概对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什么帮助。相反，他们倒有一定要靠别的国民帮助才能解决的自己地区的问题。 另一方面，东亚的状况怎样呢？中国现在在经济、军事两个方面都不是超级大国，在这些方面即或想与美苏对等，成功的前景也是遥远的。然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本以及别的很多国家，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的一大势力，这在他们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出来。苏联由于担心中苏关系恶化，对西方就更加采取和解态度。尼古松总统访问北京，也显示对中国的重视。这些都明显地表示中国是有威信的。可以设想，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威信，将来也会有。但是，中国在物质方面的力量和这种威信完全是不相称的。这究竟该怎样说明呢？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之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2000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 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近代竞争之中，西方人虽占优势，但东亚各国可以战胜他们。日本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八，由日本人和越南人表现出来的敢于向西方挑战的勇气。这种勇气今后还要保持下去，不过我希望在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能够把它贡献给和平解决人类问题这一建设性的事业上来。 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不过中国也并不是总处于混乱状态。1911年到1949年是动乱时期。在这以前也有过几次混乱时期。这都是事实。然而从纪元前221年最早的政治统一以来，在政治上大体上都保持了统一，有效地统治下来了。 纪元前221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史跟旧大陆最西部分的政治史有些类似。中国也被不少好战的地方国家群雄分割过。但是纪元前221年以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的逆流是极为少有的并且是短暂的。从整体上看，帝政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而且今天还在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和和平而没有达成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世界再也没有能够挽回原来的政治统一。当然西欧世界在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过去500年间，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一定程度上在文化方面，把全世界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了。然而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不仅如此，西方对政治上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西方对自己以外地区推行的政治体制是地方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不过今天之所以在政治上要求世界统一，从起因来说，也是因为西欧各国国民把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结果，在政治以外方面已经实现了世界统一的缘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池田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也好，从日本的德川时代看也好，所谓在政治上的成功，就是意味带来和平。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另一方面，禁锢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倾向也特别突出。 中国和日本受到来自欧洲的冲击，打碎了和平的美梦。其原因就在于对个人创造性的压制。导致了文化的停滞，因而大大地落后于用自己竞争的方法取得显著进步的欧洲。 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课题，倒不是这种进步，而是稳定与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的统一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由此个人被禁铜在社会里，自由发挥才能受到压制，那么这种体制到底是否能永远继续下去，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为此，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即怎样既实现政治稳定与和平，同时又保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为实现上述目的应该建立怎样的体制。博士和我的意见有分歧。我所设想的经济共同体方式即所谓在平等立场上的联合方式，大概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这一问题可以姑且不论。一般地说，世界是由美中苏三国的三极结构形成的。而中国声明说它不作像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今后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这一舞台上大显身手，特别对亚非各国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我特别注意的是废除核武器问题。我在期待和注视着中国是否能利用联合国的席位，在裁军委员会等地方大声疾呼，在自己废除核武器的同时。也促进美苏两大国这样做；并且是否能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表示热心。 统一世界的课题 池田博士谈到世界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的过程时，反复谈到可能会以中国或中国统治原理作为原动力，作为核心；并设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具有出类拔革的独裁者发挥作用。您还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 把博士对不同问题的见解归纳一下，我从中看到有贯彻始终的一条线。这是以儒教哲学为基础，在一个皇帝统治下，壮大永存的“中华帝国”的形象为其规范。 然而在现代世界，使人们接受一人统治的想法有些过于困难。这是因为现代人反对由一个人进行统治、领导的作法。即或作为今天从混乱中产生的一种反动而要求独裁，那就更加危险。 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谈过统一欧洲的尝试，大概可以成为将来统一世界的一个楷模。就是说，有独自的个性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地方国家”，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平等的立场上形成一个联合体。这样的西欧方式也许应该成为未来统一世界的基调。这就是我的想法。 需要有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宗教或者哲学，这就是我的强烈信念。为了宗教上或理念上的统一，也许还需要一个领导能力很强的人物。但是即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也没有政治权力，应该是宗教上或哲学理念上的领导者。至于政治权力问题，要由站在平等立场上的各民族代表，公正地协商解决。 正如博士指出的那样，对欧洲来说，分裂一直是它的报应。然而如果欧洲实现统一，不就转变了过去的报应了吗，现代欧洲的经验，不是可以说比中国纪元前三世纪的经验还更有意义，更有成效吗？ 以中国作规范的作法，对短时间战胜危险是更有成效的。然而，也许会陷入更大的危险境地，也是在下赌注。欧洲方式也许要花时间，需要顽强的努力，但我想没有大的危险，您看怎么样？ 再者，博士谈历史上武力统一的事例，其中是否还包含着一个经验？信长、秀吉、家康统一日本，是在古代形成过统一国家这一传统观念和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完成的。古希腊同盟也有共同的Hellenes（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这一整体感。十九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也有古罗马时代的影响。看来，武力统一只是在动机上起作用。更强大的因素，是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的连带感和整体感呢？ 况且，在这些事例中，武力还可以算是“较小的罪恶”，而今天行使武力，就必须得看作是“绝对的罪恶”。因此我认为，为了今天的统一，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形成人类在精神上的整体感。在这个基础上，为实现具体的统一而应采取的方式，是自发性的统一。 汤因比您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在战斗方式上，处于一个极端的游击队和另一个极端的核战争，已使武力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就我所知，在过去的政治统一中--都没有达到全世界的统一--没有一个不是用武力完成的。但是我同意您的见解，即过去用武力统一所取得的成功，也是跟广大群众要求政治统一的愿望相结合的结果，没有这种广泛的愿望，只用武力恐怕是完不成统一的。 如您所说，16世纪日本的统一、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都是通过民众的感情和武力相结合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武力，真的能实现政治统一吗？ 古代希腊的例子是最恰当的。希腊各国国民，最晚已在纪元前八世纪，就在文化上有了强烈的整体感了。这或者作为全希腊宗教中心地或作为全希腊祭典等重要的非政治的各项制度中表现出来。然而从纪元前480年开始的三个世纪里，有些城市国家为了避免被波斯帝国合并，暂时也进行了合作。从那以后曾几次力图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希腊被非希腊势力的罗马以武力征服，陷于被迫统一的困境。 看看希腊的历史，我不能不对今天世界自发进行政治统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观。虽说如此，如不尽早实现政治统一，人类肯定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这样看来，我对人类的未来也不能不感到悲观。然而通过宗教方面的革命，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剧地广泛地发生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也许会使事态好转。 池田我想这也是很难的事情，而要解决这一困难的课题，使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唯有依靠宗教热情和宗教理念。 例如，中国统一的基础，过去是儒教和道教，现在是毛泽东思想在起作用。欧洲在中世纪的某一时期，比今天更紧密地统一成了一个整体，也是靠基督教的力量。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也可以说是靠穆罕默德的力量，靠《可兰经》的力量吧。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都衰落的现代，赋予世界人类统一以力量的新宗教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宗教不能用权力去推行。没有人们自发的求道心和信仰热情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人所开拓的理性，对不科学的，不合理的教义的强烈反抗是压制不住的。由于不合理只是部分的，所以也许对一些人还有些吸引力，但不能吸引大多数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信仰，那个宗教就不能成为时代的潮流。 对这种新宗教--世界宗教--的必要性以及这种宗教应该具备的条件，我想听听博士的看法。 汤因比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政治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 人类向宗教寻求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和命运等问题的答案，人的头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能对这样的根本问题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回答。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试验性的，假说性质的。传统的各个宗教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武断的回答。而这些似乎真实可信的地方，恰是这些宗教本来所具有的魅力之一。但是现代人发现这些似乎真实可信的东西，实际上错误百出，对这个宗教教义的幻想破灭了，结果对该宗教本身也都不再相信了。 我想自以为是的宗教是不会再为人们所接受了。倒不如坦率地宣布“我们对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始终不过是一种推测”。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坦率，反而可能受到尊重。然而仅仅回答关于宇宙本质问题，还不是宗教唯一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任务。 宗教在揭示宇宙构图的同时，还要给人类的行动指出方向。正是宗教的这种作用，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要求。传统的各种宗教的教义，各自都有很大差别。但是有关人类行为的宗教戒律，在很多重要地方都大体上一致。就是说，虽说教义本身已失去信任，可是那些宗教戒律仍然有效。我猜想未来人类信仰的任何宗教，大概都会主张同样的宗教戒律。 宗教主张的最重要的戒律就是“克制自己才是人类的第一课题”。我们必须克制贪欲和自满。并且现在由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人把自然环境跟自己的关系给完全颠倒了。而人类这两个决定性的缺点，恐怕也空前地蔓延开来了。最近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结果增长了骄傲自满，同时也增强了放纵贪欲的力量。 现代人自满的根源是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科学成就虽然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是作为代价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在所谓发达国家中，物质虽然丰富了，但却污染了自然环境，引起了生产者问的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抗争。 今天，产业革命的结果，证明了现代人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具有卓越能力，但还不能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这一些跟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控制环境，原因就在不能克制自己。克制自我才是避免自己失败的唯一方法。以前的传统宗教也都明确过这条真理。相信将来具有真实性的宗教，也一定要明确这条真理。 自我克制才是宗教的真髓。主张自我克制这一传统宗教戒律的宗教，才是未来能使人类皈依的宗教。因为我相信，我们作为人类享受现世的人生，会面临种种挑战，只有自我克制才是应付人生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陈国梁　译 　　　　（选自《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　　 诊断地球 未来是现在的期待 贝尔（DarlieI Bell） 60年代中期，丹尼尔·贝尔组织了由专家、教授与政府官员组成的、名为“2000年委员会”的研究小组，对未来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这篇文章是该委员会的理论宣言。丹尼尔·贝尔生于191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阐述，闻名世界，重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等。曾任美国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选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首。 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一个三重的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作为现在记忆的过去，作为现在期待的将来。根据这一观点，2000年的世界已经来到，因为无论在我们作决定时，还是我们在设计环境、划分限制的范围时，我们都融入了将来。正像19世纪的城市街道网导致了20世纪城市的直线增长。20世纪新的公路网，新城镇的布局，研究生院课程设置的改革，设置或者不设置公用电脑设备，等等诸如此类也正在塑造21世纪的构造学。未来并非是远距离的大步跳跃，而是始于现在。 这就是2000年委员会的前提。该会旨在指明当前各项公共决策的长远后果，预测未来的问题，开始设计各种解决方案以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找到一种人道的办法。而不会如现在那样，常常因为问题不知不觉降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匆匆应付。 2000年的话题几年以前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现在也成了各种舆论工具热衷的题目，这在预料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记实节目“20世纪”改为描述未来种种奇观的“21世纪”。《华尔街杂志》定期刊登一篇有关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连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学家看公元2000年》的文章，2000年也常常是巡回演讲的题目…… 所有这一切尽在意料之中。人们如此关注于2000年，显然是由于“千”这个字的魔力。人总是被Chiloi的神秘诱惑力所吸引。Chiloi是希腊语一千的意思。从这词又派生出我们的宗教术语Chiliasm，这是一种对摆脱了所有现世不完美之处的来生的信仰。 今天人们对未来的兴趣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技术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魔力。《时报》写道：“专家人数与日俱增，使得预言成了一门严肃的高度组织的行业。之所以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专家，是因为过去50年的技术发展远远超过了过去5000年的总和。”大多数对未来的描述集中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前景。预言的可能性、技术魔力的前景及千数是一个转折关头的观念，不可抗拒地结成一体，成了一个吃得过饱的压榨机，却还需不断地吸引新东西、新事物。2000年虽然还没有成为世界运动，但已具备了这一运动的一切因素。 所有这一切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一项严肃的、至关重要的运动有可能变成一种一时的风尚和时髦。它会使这一运动变得平庸浅薄而很快销声匿迹。第二个缺点是引起人们过高的希望。目前还没有可靠的预言或预测方法，但为了给运动做宣传，某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常常受到鼓励……人们不认真努力进行预测，而是去搞复杂微妙的确定选择条目的方法。这一切的第三个弱点是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引向了“新发明”，并宣称这些“新发明”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昨天惊人的描述很快成为今天散文的事实。25年前，技术杂志登满了有关“分级马力”未来奇迹的文章，说这种马力会减轻我们的所有负担，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具有分级马力的小机动车间世了，但也导致了电牙刷和刻刀这类玩意儿的出现。 一个复杂的社会不会顷刻得到改变。从新发明的角度来考虑，2000年的美国与1967年的美国的相同之处将多于不同之点。过去50年中，汽车、飞机、电话和电视把人们集拢在一起，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网络联系与相互影响，这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今后30年的技术变革完全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模式。超音速飞机只能“加强”网络联系，使世界更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是环境、城市规划、研究生教育、人口密度、贫困、政治机构受到多方压力而变得脆弱无能，这一切到本世纪末也难以解决…… 但这并不是说不会像过去33年中那样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人们必须明了这类变化的性质。总的来说，社会有四大变化根源。第一是技术。技术为人们控制自然，改变资源、时间与空间开辟了许多可能的前景，但也以多种方式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在今后33年中，我们会看到新的生物医学工程、电子计算机，可能的话，还有气候控制带来的巨变。尤其是生物医学工程有可能在器官移植、改变遗传基因、控制疾病等方面获得成功，这会大大延长人的寿命。已经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婴儿死亡得到了控制，已经延长了平均寿命。现在通过控制老化进一步延长人的生命已指日可待。这会滋长一种已经十分明显的倾向，即人们尤其是中年人的主要注意点不再是因疾病造成的死亡，而是如何保持年轻，从而导致了我国享乐主义风尚的进一步盛行。电子计算机的冲击将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建立起全国性的信息电脑系统，该系统的终端联接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办公室的接线柱，随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图书、信息、零售和付帐服务。 第二个大的变化根源，是作为美国社会最强大引擎的社会财产和特权的再分配，无论是有形货物还是社会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人人平等这一建国宗旨和体现托克维勒对美国民主的总结：“今天少数人所占有的，即是明天多数人所要求的。” 第三个大的变化根源，牵涉到社会的结构发展。过去30年中，美国政治变为中央集权体制，标志着美国生活的非同寻常的转变。这部分是我们通过先进交通工具和舆论工具成为一个民族社会的结果，但也是出于中央政府调和派别斗争和战时全民动员的需要。一场不同的，更加微妙的结构变化使我们的经济形态已经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经济的天平已从产品部门转移到服务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发明创造现在来自于知识机构，主要是大学与研究组织，而不是老式的工业公司。 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在社会中获得地位与特权的途径大大改变。大学成了社会的“守门人”。“人才资本”的培养摆到了紧迫的位置，而财产资本已退居第二位。新的技术统治的决策模式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关系这类关键的社会学问题，也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第四个大的变化根源--也许是最重要最难预测的，是美国与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在过去25年中，由于我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我们在冷战中的军事和政治姿态，以及与1945年以后独立的许多新国家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核时代的缓和问题，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改变着的力量均势，以及作为制造分裂的政治力量的“有色”人种的威胁--无论是技术的还是伦理道德的，都是从现在延伸至遥远将来的问题。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是当前2000年热积极的一面--有可能有意识地引导这一变化的某些方面。朝前看，我们看到比如重建美国城市需要35年的周期，所以重建城市必须考虑长远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迫要考虑我们的政治机制是否完整、因为国会既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也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资金。而且人们必须质问，一个民族社会采取五十个州、几千个无法控制的自治城市这样一个癫狂的模式是不是一种明智的社会结构。 简而言之，200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什么新发明，诸如在人体内使用假体，用硅酮消除皱纹等等，而是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以解决我们将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公社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公共部门更为重要，那些影响到城市、教育、卫生及环境的社会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需要联合购买。因此，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政治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调和互相冲突的个人欲望的问题，已是一个潜在的动乱根源。个人与官僚机构之间将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管理权日趋集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形式以便公民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决策，专业与技术阶层日益壮大，这一阶层要求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情况迫使各种社会机构改革以往的官僚等级制模式和过细的专门分工。个人寿命的延长产生了更新知识的教育和选择新职业的问题。无论是在早期教育和感情依恋方面，家庭作为儿童依附对象的重要性也逐步减弱。世界会更加拥挤，人的流动性也会更大，因而造成了独居和人际之间的紧张状态等问题。新的人口密度与“通讯超载”会增加我们社会中无理性骚乱的可能性。最后，“精神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相离异日益加剧。社会越来越职能化，需要掌握知识与复杂的学问，而人们在精神上却追求享乐主义，蔑视权力人物，随意处事，要求表现自己的个性，不相信资产阶级先苦后甜的创业思想和以成就取人的技术世界。这种“技术统治”与“精神倾向”之间的矛盾，尤其在知识界，会造成道德观念的衰微。 有关未来的唯一有把握的预言，就是当权人物将面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问题。这是由于这么一些简单的事实所促成：社会问题越来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巨大的变化都会冲击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个人与团体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问题，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由于越来越多的决定是在政界而不是在商界作出，将会产生更多的公开的社会冲突。因为政界是一个公共斗鸡场，一举一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商界许多勾当都是悄悄地进行。不同群体将会为争权夺利或抵制社会变革而直接刀枪相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已被如此迅速而扼要地构画出来的2000年社会，将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许多不同派别将各行其是。这是一个脆弱的社会，但这不是说我们只能悲观失望。对付这些问题的力量仍然存在。首先，我们制度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会创造出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的需要。其次，美国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创造出新的社会形式迎接挑战。这些形式有公共公司、地区合同、非赢利组织、反应灵敏的自治城市，等等。未来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当务之急并承担必要的责任。这就是2000年委员会的宗旨。 　　　　　　　　　　　　　　　　　　　　　　　　顾宏远　译 　　　　　（选自《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诊断地球 太平洋的挑战 莱因 下一个世纪到底谁是赢家，欧洲？美国？日本？或中国？是近年来世界性的热门话题，每一个学者或作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依据，作出过不同的判断，有时是为唤起本民族、本国家的危机意识，有时只是为了危言耸听，达到商业效果。这篇平实的学术论文出自联邦德国学者埃贝哈德·莱因之手，可以代表一般人对于所谓太平洋时代的看法，也反映了一个具有反省意识的欧洲人对于欧洲潜在危机的认识。该文原载联邦德国《欧洲文献》1984年第4期。原题为《太平洋的挑战：对欧洲的危险和机会》。 欧洲人几乎不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苏联和北朝鲜除外），即从西北的日本和南朝鲜，西南的东盟，南部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南部的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直至北美洲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不列颠哥伦比亚、阿拉斯加，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区，发展成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而且几乎没有人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贸易现在已经超过了大西洋两岸国家之间的贸易。 机构方面基础设施不太发达 太平洋地区经济一体化与我们西欧30年来在欧洲共同体、自由贸易联盟和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所推行的机构和政治的一体化－－可是政治上的摩擦与障碍越来越大--意义不同。太平洋地区的一体化，如果实现的话，将是自发地、依靠市场和地区的力量来实现的。 虽然太平洋地区也有经济合作成为体系的某些因素，如日本前首相大平这样的政治家，还有科学家和企业家多年来主张成立“太平洋地区共同体”，还有一个最广泛的机构即“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它包括太平洋地区的15个国家和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台湾的观察员。 此外还有地理范围较小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太平洋共同体论坛，其支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分散的群岛。 但是，看起来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即使在较远的将来，也就是在今后30年里，估计在太平洋地区也不会形成一个可以同欧洲共同体相匹敌的“太平洋共同体”。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相互问距离的差别简直太大了。 在将来居优势地位的潜力 尽管政治和机构方面的基础设施迄今不太发达，但可以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太平洋地区将发展成为居优势的地区之一，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作出这一大胆论断有以下三个根据： 第一，人的潜力：在太平洋沿岸居住着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即20多亿人。他们不仅形成一个有巨大购买力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在那里生活着属于在经济上最活跃、最善于学习和最能发明创造的一部分人。他们在“集体”中合作共事的能力比欧洲人或美国人强得多。在未来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信息社会中，个人全身心地投入集体工作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效率。 第二，资源：太平洋地区属于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有矿藏，如煤、石油、天然气、铀、铁矿、铝矾上矿、锡、锰、钨等，也有丰富的动植物产品，如橡胶、棉花、植物油、稻米、木材、鱼等等。 第三，交通状况：太平洋把人和资源理想地结合在一起。在日本、新加坡和南朝鲜可以自由出入太平洋，而且50万吨以上的油轮和货轮都可以在这里装卸。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拥有多么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种大自然安排的位置优势欧洲是难以超越的。 这些因素，即人的才智、勤奋和追求富裕，加上有经济上良好分工的最佳社会组织、便利的交通联系和巨大的销售市场等等的综合作用，为互相之间互为因果的增长动力创造了理想的前提条件（协同效应）。 因此可以较有把握地预计，太平洋地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将至少是部分地取代在过去200年里居优势地位的、作为技术进步从而也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北大西洋地区（西欧与北美东部）。 西欧的重要性在下降 西欧受这种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影响同北美相比要大得多。北美既面对太平洋也面对大西洋，它经历的这种转移是内部的重心转移。北美的适应能力也比西欧强。 太平洋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较量的场所，其重要性正日益增长，它把欧洲挤到一个更为次要的地位。其间接影响可能会超出经济，尤其是超出工业的范畴。 欧洲作为文化、新闻、商品交易所、银行、保险业以及经济合作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国际关税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等等国际组织的中心，将被迫不仅仅与美国，而且与太平洋地区各国分享它的优势地位。新加坡和香港在最近10年已发展成具有世界性服务职能的重要场所。① 实际上，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即新成立的组织，不论是国际能源组织、国际橡胶、锡或是可可协定的秘书处、共同原料基金秘书处，还是国际原子能组织，都是设在欧洲，这些组织在欧洲为第三部类创造了劳动岗位。几年前就国际橡胶协定秘书处设在吉隆坡、伦敦还是汉堡的争论表明，其它地区，尤其是太平洋地区在同欧洲争这种机构的所 ①世界性的报纸《国际先驱论坛报》基本上在美国编辑，却在巴黎、伦敦、海牙、苏黎世以及香港和新加坡出版。英国的《经济学家》自1983年11月起也在新加坡出版太平洋地区版。在地。欧洲在第一部类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当中，如果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造船、世界钢铁生产或锡、橡胶和咖啡的销售方面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么，欧洲为什么还非得承担在第二部类当中的主导作用呢？ 太平洋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重点并不意味着将来欧洲注定要在经济、技术和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或是肯定不能成为世界上（而且是收入、业余时间和生活质量结合在一起的）最富裕的地区。 这首先意味着，欧洲在世界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①，其它地区与欧洲相比将变得较为富裕。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这在原则上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其次，这样一来就最终宣布了“欧洲中心论”的结束，将来欧洲对太平洋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关注至少要像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关注一样多才行，世界范围内学习和仿效的过程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将不再把欧洲看作是主要的朝圣地和知识的宝库，假使它们今天还在这样做的话。 欧洲既不能阻挡也不能逃避诸如经济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样一些深刻的世界经济变化。欧洲不得不接受太平洋的挑战，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与它争个高低。 一项欧洲战略 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不能够仅限于经济、甚至工业领域，它还必须包括教育和社会政策。 如果欧洲坚持一种敌视技术、把过去看作理想的立场，而 ①1980年西欧占世界社会总产值的比例约30％，太平洋地区则占约25％。且不愿意实行和赞同技术和经济的转变，那么它就不能成功地对付太平洋的经济力量和占优势的竞争能力。其结果是福利水平下降和导致在内部表现为社会紧张，在外部则日益丧失政治上的重要性。 1983年12月13日，根舍外长在向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发表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也是论争性的讲话中指出过这种联系。他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对新技术、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以及生物技术持赞成态度。此外，他还强调了全欧洲的共同研究、欧洲标准和欧洲各国政府的购买政策。① 欧洲对太平洋的战略必须同时规定以下目标： 第一，加强和重新赢得欧洲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经济和技术效率； 第二，加强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从而分享那里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欧洲本身没有一个健康的基础，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一基础，要企业家更多地加入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呼吁都会落空。 工业竞争能力 欧洲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加强对太平洋地区的工业竞争能力。 欧洲竞争不过日本和太平洋地区的南朝鲜、香港和台湾，首先表现在欧洲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欧洲工业产品在本地也部分地、令人担心地被挤出市场。受到威胁和“正常萎缩”的产品有：照相机、袖珍计算器、收音机、摩托车、 ①根舍报告《技术的挑战》，1983年12月13日，波恩。载联邦政府新闻部公报，1983年12月15日，第139号。录像机、组合音响设备、小汽车、数控机床、叉式装卸机、电动打字机、船只、钟表和微处理机。 其后果是，与整个商品贸易相比，工业产品的贸易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且赤字在不断增长。1982年，欧洲共同体对日本、南朝鲜、香港和台湾的贸易赤字高达150亿美元。假如欧洲共同体各国和共同体没有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的活，这个赤字，首先是纺织品和汽车的赤字还要高得多。 恢复欧洲竞争能力首先并不是哪一国经济政策的事。这需要企业、雇员和国家通力合作。 欧洲的企业首先必须学会为世界市场研制、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至少是高技术领域的产品。只要它们还以为靠地区性市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欧洲共同体本身可以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它们将永远达不到最少单位成本所需要的大批量生产。首先它们已经毫无希望地败于日本的竞争。 欧洲首先在利用精确的合理化手段批量制造商品和在向世界市场推销商品的能力方面落在后面。在许多领域，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几家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当中，这既发挥不了技术的优势，也不符合经济的需要，它是国家采取保护和干预措施的结果。 欧洲也缺少日本人的贸易公司所拥有的那种高效率和放眼世界的销售机构。① 欧洲企业不敢推行一项扩大生产和占领世界市场的进攻性战略，而日本企业在巨型船只、钢铁、微处理机、录像机、复印机和电动打字机等方面采取的往往正是这种战略。 ①日本的三菱和三井两个最大的贸易公司在1982年至1983年度的营业额共2910亿马克，而德国两个最大贸易公司施丁纳斯和蒂森的营业额仅340亿马克。 欧洲企业常常缺乏那种在出现新的、改进了的产品和技术时作出灵活而又迅速反应的能力。日本的工业除了有大规模生产的特长之外，还擅长于不断完善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基本技术；它们从这里又获得了竞争上的优势。 最主要的还在于，企业要建立起一种与雇员的合作关系。只要雇员对劳动缺乏积极性，只要他们对企业的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没有参加企业的决策工作，那么欧洲就别想有效地对付太平洋的、首先是日本的挑战。 欧洲的雇员必须学会克服自己对机器抱有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心理。如果不进一步实行劳动过程的自动化，不尽最大努力来改进生产效率，欧洲是无法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因为那里有一支守纪律、爱劳动和干劲足的劳动大军。 劳动生产率与收入之间和利润与投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雇员和雇主都不能摆脱的。同日本情况不一样的是，欧洲近几年的工资增长一直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欧洲的企业没有像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那样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便能有力地进行投资。 欧洲社会长期以来总是相信生活在“爱丽丝仙境”之中，在这里人们永远可以少工作、多挣钱，而且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长年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生产技术、保持同样的工作岗位。而可惜的是，东亚人已经永远把我们赶出了这个“劳动世界的天堂”。 国家--各国政府以及欧洲共同体--为加强竞争能力必须确定并且改善基本条件。这首先是指： 第一，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25年以后的今天，终于能够成立欧洲和谐的内部市场了，应当为整个欧洲规定统一的关税手续和统一的技术标准，首先在军备、电信、能源和交通方面实行全欧范围的国家购置政策，而不是民族至上的购置政策。后者正是欧洲分离主义可悲的一页！ 第二，要在欧洲和世界范围，而不是在民族范围内监督和鼓励竞争。对于国家卡特尔局的经济远见，人们不妨可以表示怀疑。 第三，要进行调整性的而不是维持性的干预甚至保护。造船、钢铁、纺织和农业是一些耗资巨大的可悲部门，它们大大影响了欧洲在一些充满希望的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 第四，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对一些战略部门的发展施加更大的影响。这方面欧洲可以适当地借鉴日本的某些作法，如通产省内部的“协调行动”。 有远见的结构政策 既不需要法国式的“计划化”，也不需要德国的自由放任，然后常常变成过迟的、匆忙的干涉。欧洲需要在欧洲一层“有远见的结构政策”。这只有在国家、企业主和工会的合作中才能实现。 国家应当比过去更为主动地进行大胆的、面向未来的大型计划，并由此而获得经济技术的发展动力，同时还要向欧洲社会提出未来的任务。 在美国，五角大楼在过去30年不断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决定性的推动力，包括不载人和载人宇宙航行、微电子技术、雷达和激光技术、星球大战计划和反导弹，等等。 日本政府所起的作用与美国相似，但仅仅表现在民用部门。如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的实行，高速火车的研制，通往北方岛屿北海道海峡隧道的开凿，筑波科学城的建立，尤其是制定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计划。 欧洲最近几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于搞大型的、可能激发幻想的技术项目的热情似乎减弱了，为什么欧洲没有利用经济衰退抓一些大胆的、只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起作用的项目呢？如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在欧洲人口稠密地区修建高速铁路网、同空气污染进行坚决斗争（主要是通过有效的废气除硫）、搞一个节约能源和发展替代能源的长期计划，等等。 欧洲社会必须克服灰心丧气和懦弱的状态。对自己的前途没有更多的勇气，没有更多的自信心，没有对技术更积极的态度，欧洲就对付不了太平洋的挑战。 真正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这个问题深深地牵扯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提出了在“成熟”社会中生活意识的问题。不论欧洲如何以及什么时间恢复它的自信心和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能力－－这是10年内的任务，它都必须尽快地抓住几个特殊任务，以更好地确保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目前，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经济来说只起着相当小的作用。1982年欧洲向那里的出口只有10％。①与此相同的是，欧洲对外投资估计最多也只有10％在太平洋地区。 ①其中日本占2；2％，东盟国家占2．9％，中国占0．7％，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2．O％，北美和南美的太平洋地区占大约3％。 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作用永远也赶不上从地理上和文化上较为接近西欧的地区，如东欧、中东、美国中西部、地中海、巴西和非洲。同两个“强国”日本和美国相比，欧洲在那里将只有“第三把手”的地位。 谁不清楚这些地缘政治上的现实情况，谁就不能给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制订正确的战略。 重要的是，欧洲要正视太平洋地区今后几十年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技术上迅速发展的能力；重要的是，欧洲要力争不再继续失去优势而最后被挤到一边去。 在这方面需要根据不同的目标把投入的力量在地理上相对集中： --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的存在首先由于可以“沾光”而显得是必要的，因为谁想在技术进步中领先，谁就必须在最靠近尖端技术的地方共同参与技术研究或者至少是加以观察。这里要指责的是欧洲工业界近十年来的延误。 --在澳大利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确保原料长期供应。 --在中国和东盟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那里有因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市场，但也是为了保证原料来源。 加强欧洲的存在就是要多出口、多投资、多设销售处和维修服务处等。在太平洋地区要把长、短期措施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同国家、经济和社会都有关系。 首先重要的是要求欧洲公众有更大的敏感性。欧洲将来必须更积极更有系统地研究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懂经济学的、能阅读日文材料的人不到一打。在德国高等学校任教的教授当中，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东盟地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专家的大约不超过10位。中国通的数字也大不了多少。 从长期来看，这种状况是行不通的。我们欧洲需要足够的、至少几百名研究太平洋地区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优秀专家。要说明的是，更多的不是研究该地区的历史，而是研究该地区的现状和将来！ 为了不分散有限的资金，应该与欧洲其它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研究机构协调一致来培养“太平洋问题专家”（日本通、东盟通和中国通）。 必须增加在太平洋地区主要是日本、中国，东盟和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工作的奖学金。 欧洲的宣传工具，首先是电视，将来应更积极、更系统地报道太平洋地区的情况。 在太平洋地区，主要在日本和东盟国家要宣传欧洲的正面形象。在那些国家眼中，欧洲在技术上的地位已逐渐下降，而是懒散的、颓废的、“向内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和保守的。这妨碍了欧洲的出口。 对太平洋地区感兴趣的欧洲经济界的任务是，通过适当的宣传恢复欧洲的形象，特别是提高欧洲在未来技术领域，如欧洲卫星、欧洲空间导弹、光纤电缆、核聚变研究、生物工程等等方面的形象。在大部分技术部门和工业生产方面，欧洲仍然属于世界第一流，还是排在日本前面的。因为日本加强了对自己形象的宣传，这一点尤其要加以强调。 对太平洋地区来说，欧洲经济界必须更多地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成立日本“欧洲贸易委员会”和“欧洲共同体--东盟贸易委员会”是这方面的一线希望。 但是，为更大规模地展开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需要成员国的商会①、感兴趣的公司和大使馆等方面作出长期的、积极的努力。在那里单独地去对付“当地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竞争，将越来越困难。首先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是必要的： ①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与时代不相符的分离主义，在太平洋地区没有能担负起收集数据、观察市场、咨询企业等等任务的全欧性商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所有尝试都由于欧洲国家结构互不相同而失败了。 --在获取一般的和专门的市场数据方面。在这方面，欧洲由于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造成难以形容的浪费； --在为大型项目成立财团方面； －－在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方面，在这方面有着值得称道的合作的开端，发展援助也应该与这方面联系起来。 最后，欧洲还需要在当地有有效的推销机构，这些推销机构应允许特殊的中型企业在10公里至1．5万公里的距离内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为顾客提供必要的服务，日本的工业由于有自己的贸易公司而掌握这一类推销机构，因此遍及全世界。 欧洲必须采取类似的作法。否则它的中型企业就要被排挤出世界市场，甚至有朝一日也会被排挤出欧洲市场！在这里要求银行、工业界和愈来愈专注于进口和国内市场的贸易界，成立相应的推销机构。 由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迟钝，实现欧洲长期的太平洋战略--至少是部分的--将需要多年时间。因此，更需要尽快抓紧这项任务并为此集中必要的资金。 从根本上说，太平洋挑战只是从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对欧洲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提出问题。在欧洲，凡是考虑未来的人都必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这个挑战能像60年代的“美国挑战”一样唤醒欧洲！否则欧洲的前途就不妙了。 　　　　　　　　　　　　　　　　　　　　　任友林　译 　　　　　（选自《亚太经济的崛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　 诊断地球 教育与人类将来 马约尔（Federico Mayor） 费德里科·马约尔1934年生于西班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西班牙教育和科学部部长等职，也是罗马俱乐部成员，还是一名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发表过70多种出版物。这篇文章出自他的著作《不要等到明天》，该书主要探讨如何正确地使用人类掌握的科学与技术；在这篇被选录的文章里，主要谈了社会的变化对未来教育的影响。 人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大学：它要使每个人才都成为有良心的人，对他所生存并为之服务的社会担负起个人义务的人。 在目前的大学尚使我们感到十分忧虑的情况下，去议论未来的大学，似乎是一种遁辞。但是，在关心现在的同时，也必须向前看。确定大学的使命，是谈它的未来的第一步。大学的使命大致可以归纳为：教学、教人教学、研究、教人研究。 设想未来 人们把过去作为基本体系来研究，是为了指导现在。必须继续利用这种方法以谋求历史不再重复，或再重复，因为走过的道路也有许多是积极的，过去也有许多有教益的事实。但是，做为预见未来的连贯系统的展望，也是必要的、刻不容缓的。我们会抓住并接近明天的现实吗？是可能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致力于设想未来，即在某个时刻，这种设想不能超过人的能力小人的伟大之处（包括适合环境要求的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用他今天的行动规定他未来的路线。 A·托费尔说，“一切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的未来的一种承袭，而是一系列的可能的未来，以及更好的未来的一种冲突”。吴丹非常确切地表达了从工业时代到跨工业或超工业时代的变化：“已经不是手段限制决定，而是决定创造手段。这是基本的革命变化；也许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基本的革命变化。”的确，人的头脑首次能够反映出宇宙的各个方面。声像技术的发展、物体移动的自身能力使人们能够看到整个地球，这种观察代替了片面的、仅限于某个地区的观察，把地区的变为全国的和宇宙的。因此，必须从一种新的意义看待所有问题：整体意义，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的意义。 除了整体意义以外，还有使人眼花镣乱的节奏。的确，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在所有的部门中都有一种惊人的速度，高速度的后果是暂时性。如同由于对流而失去热量一样：在得以建立平衡之前，甚至在得以在阶段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接触之前，环境已改变了……由于当前知识发展的速度，当一个孩子长到14岁时，世界上的知识财富将超过他出生时的4倍。当这个孩子50岁时，那时的知识的数量将是他出生时的32倍，97％的知识都是在他出生后发现的。 尽管我们承认对“知识”的理解的含糊性，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为知识的真正侵入、分类、选择和适当的传播作好准备。值不值得做这种尝试呢？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对待这种预见。在埋头于当前的知识的同时，从现在起就必须对如何对待未来的知识进行估计。“为创立一种超工业的教育，我们首先必须制造连续的形象和进行未来的选择，推断20年或50年以后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专业和才能的类型，推断那时将盛行的家庭形式和人际关系，推断那时将会提出的种族和道德问题，推断环境技术，以及我们将生活在其中的组织结构。” 无条理的发展 我们能够规定新社会的发展模式吗？科学家、技术人员、政治家不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掌握最新事件的节奏。我们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人们感到自己是自己所作所为的牺牲品。我们的江河与海洋的环境污染是很明显的。人们刚刚明显地意识到这种局面。今天，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人。人们试图从许多方面，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有害烟雾、垃圾和不能重新回到自然界的产品（如果不是循着它们产生出来的途径，即人为的途径的话）。已经从利用自然资源过渡到利用人造和合成资源。自然的重新回到自然中去，而人造的应被与生产方法相同的方法所消除。不变形的塑料产品使我们的江河海岸大为逊色；我们的海滩到处是沥青；我们的大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飞扬物……一些人竭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却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种危及人类未来的无条理的发展的后果，不会影响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一些人采取逃避态度。他们对现实的压力无能为力。他们承受不住紧张局面，也没有力量和信心去斗争。于是，他们暂时远远站在一边，幻想着有一个现世和来世都得不到的天堂。 我们能够回答青年人和我们自己提出的关于发展的真正结果的问题吗？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在文明与人的尊严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现象吗？发展的动机不是比它的某些结果更加可憎吗？当今，重要的事情是生产，以至于达到这样的地步：宁愿更新，也不设法去修补。在我们周围，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仅仅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只玩过一会几、一天的玩具。我们获得东西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我们花钱买来的东西，也只能使我们喜欢一时。因此，不持久性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 当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国家移民的潮流。但是，在将来的平衡时期，每个国家必将在所有的服务环节使用本国人力资源。在所有的国家和国家联邦，必将独立地从事各种服务行业，没有歧视，不去凌辱性地进口劳动力为强者服务。 旅行是当代的另一个特点。它能使我们改变环境、寻求新环境。对于科学家来说，旅行是为了技术的转让，是一种职业需要；对于商界人士来说，旅行是一种个人需要。与固有性相对的是运动；与持久性相对的是暂时性。共同生活的关系导致责任感、义务感、与人或事物的联系。因此，我们总是向着与孤立状态决裂的方向前进。我们都想很快摆脱孤立状态，因为孤立是可怕的。 为了对付我们刚刚概述的局面，人们的担忧表现在哪里呢？人们对生活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如何呢？乔治·皮特问道：环境保护问题实际上是不是仅仅局限于这样的疑问：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保障，或者，要做到这一点，是否已为时过晚？他又补充说：如果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开发仍保持现在这样的不负责任和无休止状态，那么，下面的说法就可以站得住脚：经济发展自动带来的后果将是对我们生物圈的损害，甚至破坏。生物圈不能按国家疆界加以分割。水和空气的运动周期不服从主权政府的自由意志。地球的化学污染不会在一个国家的边界止步。因此，环境保护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 据阿尔文·托费尔自己说，他的《未来的冲突》一书写的是对那些由于变化和我们为适应未来而采取的--或者是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感到压抑的人发生的事情。他在该书中写道：“变化的潮流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冲垮了机构，改变了价值观念，破坏了我们的基础。”他又说：“变化是这样一种现象：通过它，未来闯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代变化的加快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力量。这种推动力会带来个人的、心理的和社会学的后果。”这种加快的结果很快将会显现出来。我们如果不很快学会控制变化的速度，注定要在适应方面遭受巨大失败。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大的变化。适应手段不足，不知所措的人猜测，斗争是徒劳的。直到几年前--今天还有许多青年人这样想，青年人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理想，但是，他们也相信，他们可以为使全人类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做出贡献。他们有信心。的确，当时的变化速度不像今天这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变化的方向。总之：为了达到使我们知道向何处去的要求，我们已经相当有能力跟上环境所需要的速度了。严重问题在于，没有任何趋向，没有任何迹象能使我们想出放慢和稳定当前变化速度的方法。情况恰恰相反。因此，探究未来的人们--今天作这件事情是一种义务--严重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在罗马俱乐部主持下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根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得出了以下结论： （1）如果当前的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得不到控制，在今后的100年之内，地球上的增长将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急剧的和不可控制的下降。 （2）改变增长的趋势，创造生态和经济稳定的条件是可能的。全球平衡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发挥其潜在能力的机会。 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承认，这些结论将会引起许多争论。比如，一些人会反驳说，自然界本身将会导致一种指数增长的局限；另一些人会说，出类拔奉的人将负责作出人们从现在起就应该作出的预见；还有一些人会说，技术本身将会带来合适的纠正方案……但是，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研究者看来，重要的是从整体看表现。他们指出：“只有在大部分不发达国家绝对地或相对地大大提高它们的发展水平时，世界平衡才能得以实现。只有通过一种全球性策略，才能实现这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是目前人们担负的最紧迫的使命。” 发展的调节 为完成这项使命，人们必须马上掌握使他们能够控制发展节奏的手段。对此，还是托费尔尖锐地指出：“人们往往指控掌权阶级以违背大众福利的方式控制社会。这些指控可能有些根据。但是，今天我们面临一种更加危险的现实：许多社会弊病主要是由于一个缺乏控制的压迫者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个压迫者的控制造成的。可怕的事实是，对于大部分技术，没有任何人控制它。”他指出，我们不能摒弃技术，而应该设法把它纳入正确轨道，甚至在知识的处理和传播方面，也必须掌握先进技术。 今天，我们生物化学家正在意识到，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世界上有关我们的学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科。为了跟上形势，我们必须求助于计算机和得到自动化信息的手段。现在有一种知识的技术，教师和学生系统地利用这种技术，在未来的大学中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个未来几乎已在眼前。 在传播信息的方式中，视觉方式正在向所有的人普及，它能快速地提供知识和各种形象。学习是容易的。但是，这种刺激物的真正的淤积--如同一本书和一家广播电台所做的那样一不利于人们的想象力，也无助于鼓励他们的思考能力。 人应该掌握机器，做机器所不能做的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强调这种必要性：增加压在它上面的和控制它的沉重负担。“而你将控制大地”。人们不能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 智力的和创造性的工作永远属于人。彼得罗·费拉罗写道：“明天的世界需要有这样的人和青年人：一方面，他们能够适合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为了避免从这种专长产生的危险，他们必须是，或必须成为真正的人，一个文明而有秩序的社会中的会思考、有综合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的刻不容缓的活动是谋求技术指导思想的根本改变（对此，未来的大学能够并且应该做出贡献），设法使旨在为人类谋福利的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今天，消费是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交流手段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强迫手段实现的。已经打入我们内心的宣传构成了一种压抑感：社会交流手段、技术传播体系将来也必须改进，使它们为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像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使人屈从于某些隐藏在广告语言后面的有时是模糊不清的利益。我相信，面对人类当前的处境和发展趋向，最引人注意的反应应该是揭露，不容忍虚假，宣扬真理，揭发那些利用许多人和许多青年人的无知以及另一些人的妄自尊大来欺骗他们的人，尤其是把他们引人歧途的人，这条道路会导致堕落和非人的处境。 大众化意味着要有相应的法则，心悦诚服地遵守这些法则。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在全世界宣扬这些法则，宣扬自由意志，宣扬信守精神，宣扬有错必改的做法以及完善自身结构的做法。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必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当一些人提出我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另一些人--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有时是很近的地方，有时甚至近在咫尺--尚处在极度愚味无知、极度惊恐不安、极度贫困和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我强调世界性和确定性，因为表象已没有任何价值了。今天使我们感到忧伤的是，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政权和政府中，说的和真正做的之间，概念和现实之间，头衔和行动之间，形式和内容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坦率和客观性是未来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品质。 面对竞争和功绩的“学位” 许多人会这样想：技术只不过是一些知识的运用。这是否说明，一种向着共同福利发展的技术意味着一种有方向的知识寻求呢？不是。知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由探求、无限勘察和无边际想象的结果。问题是必须弄清，什么知识能有贡献，什么知识是实用的，什么知识应该被人们运用。因此，知识是不能确定方向的。为了共同的福利，为了人的本身生存，必须给技术规定方向。这是一种只能向着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的技术。 如果这大概就是可以隐约看到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这种挑战前应该采取的态度，那么，教育的作用是什么？大学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现在就着手去做，我们的后代将会生活在一个不甚紧张、更加公平、更加平静，总之更加文明的环境中。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大学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人。大学不仅应该适当地--通过对所从事的真正高质量的活动进行恰当的评价和报偿的制度--吸收和留住那些只从事学术和研究活动的人，而且也应当通过灵活的招聘方式争取同那些在各个知识和专业活动领域中表现突出的人（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等）进行合作。 至于学生，他们必须具有同样的环境和机会。所有完成了高中学业的学生都必须能够开始更高级的学习，但是，只有那些最用功、最有天赋的学生才能获得能使他们继续学习的资格或“信任”。其他学生可以在其他培训班学习，并以在其他岗位的劳动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真正的人类尊严。 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人们已不再过分重视文凭了，重视的是能力；提供一种服务、适当地履行一种义务的能力，将代替专业的权利，正如安东尼奥·马查多所说：“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是愚蠢的。”封闭的专业结构，它的被限定的、多疑的辖区将被彻底打开。因为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学将从一种专业性的变为一种研究性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甚至将会带来一种渠道的重新分布和体制的改组。视听方法将使学生以极为有力的教育手段继续第一阶段的学习。同他们能够入学一样，他们的教育必将都集中在高等学校。教育中的选择余地将大大增加，以至于非常具体的专业的多样化和专门化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这样一种结构或主干中，每所大学都将提供--甚至根据其地方特点--各种不同的专门学科。 电子计算机将记录下学生的专长和有关资料；以最完美的图像和最有启发性的理解方式提供学生们所要求的课堂。但是，教师将继续留在学校。实际上他们将变成个别指导、辅导和鼓励学生的监护人。今天可以断言，大学的普及正在向这样的方向发展：教师利用针对广大学生的基本训练的教育技术手段，去关心每一个学生。但是，正如我前面指出的，技术将使每个学生能够同自动化教学手段保持个人联系。 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学校必须协调它们的活动，最大限度地使工作人员能够符合计划的需要。对于器械和劳动手段也应采取同样的做法；重要的不是由于它们属于这里就放在这里，而是要使它们供那些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使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死板的安排将服从干活动和操纵能力，以便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为达到既定工作目的的最合适的手段。组织系统图表将越来越变化不定。因此，根据时机，将完全改变职务和工作岗位的安排：教学管理干部每年变化一次，教师的招聘将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等。无限期聘用“持久性”教师，需要进行事先考验，即在一段足够的时间内，被聘用者必须表明他的能力、价值，以及他能持久地胜任和适应其工作。过早地承认终身地位是一种时代错误，是一种荒谬行为，这会造成大学的因循守旧和质量下降。 文化与科学 不断的专门化是一种危险，无须过多去谈这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区分文化与科学，区分文化成分的传播和高等教育成分的传播。所有公民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达到同一文化水平，但不是高度专业化水平。大学生其广泛的活动中必须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发展去平衡飞速的技术发展。 高等教育由于其专业化和服务性特点，其接受者必须是最有才能的人，而不应搀杂经济手段，同时必须以社会的需要和可信的天资情况为依据，相反，文化是全体公民的财富，不应该受到局限。应该把它给所有的人，并鼓励所有的人去得到它。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下面的状况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都存在着对于能够正常进入大学学习的人的阶级歧视现象。往往是那些在经济上得益较少的阶级对社会提供非常需要的服务，虽然这种服务的技术水平较低。这种歧视在国际范围内也有所反映：当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达到很高的大学入学水平时，它便必须开始进口（西班牙非常熟悉这种情况）没有专长的劳动力，以从事它的青年“大学生”不能从事的社会活动。 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大学不应该降低它的水平，也不应该失去它的作用。很清楚，我认为大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大学的发展，通过大专学校，通过其教师队伍的流动，通过它对文化活动的指导和参与，对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的广泛传播作出贡献。但是，大学执行这项使命的方式不是颁发文凭和委任书，而是用一切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手段，使今天的和明天的人们能够摆脱（由于音乐、知识、美术和阅读一本书的享受）一种文明的重压，人们对这种文明既不理解又不熟悉，因为它的节奏使他们目眩，他们唯一能从这种文明中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消费的新目标。奇怪的是，只有那种得不到的东西才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坚定的和牢固的目标。然而真正的文明能使人们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这样多的重负。为达到这个目的，大学也能够为人的利益做出许多贡献。大学应当成为指引人们驶向崇高目标的灯塔，当然是在它的职权范围内。 约尔·弗鲁顿在A·凡赖斯的《当代大学》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大学应当接受目前形势下归属于它的部分责任，但是，也许它是委屈的，而不是罪魁，因为近来人们要求它过多地承担了许多复杂的、难以相互调和的任务。这就是在全世界大学中出现共同紧张局面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受到控制的技术对人们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由于这种技术，人们在近年来深刻认识了许多现实，并得到了许多知识。因为“通过观察能发现舷象”（勒孔德·德诺尼）。研究中心、知识传播中心需要起来越昂贵的设备，掌握它，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世界各国将为拥有更好的研究中心和更完美的知识传播体系而协调行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所和联合国大学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无论如何，历史总要重演，无论如何，2000年的人度完他的一生也终将死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样，人的唯一的活动就在于使其生存变得可以忍受。但是，一切现代化国家至今都保持一个复杂的机器用以衡量经济成就。“相反，我们没有计量系统，没有能够告诉我们社会（与经济大不相同）是否也很健康的评价系统。我们没有衡量应有质量的标准，我们没有系统的指数以向我们揭示：人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教育是不是最有效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是不是处于巅峰状态；公民责任感、慷慨精神和亲切感是不是正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得到了实现，那将意味着在规划者的人道主义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种人道主义化是社会未来派策略的第一基本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明社会处于失控状态的证据，使许多人感到被科学欺骗了。”（托费尔） 在唯物主义之后，迎来了精神的曙光，迎来了思考人的本质和关注人类奥秘的曙光。 我们生物学家非常明白，一切事物都蕴育着运动、变化和变异。事物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点。一切事物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一个原子、一个细菌或一个星系，都像标本一样具有一些非常简单的结构，一种非常复杂的现实。一句话：建筑材料、颜色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是，能够建起的楼房，能够画出的图画，能够写出的书籍是无限的。统一与多样性、创造的怪诞想法、万物的固有性质。千百万年以来，自然界都在选择着、控制着自身的演变……难道人就不会这样做吗？人类自由的表现恰恰是接受自然界能够用以自我调节的法则。集体自由在起作用，但它具有可能强加于个人的所有局限性。不过，它今天的伟大和悲剧在于它不是单独的，在于它不应该是单独的，正是这一点制约着它的活动。没有一种集体感情的人，感觉不到自己是大海和大浪的一部分的人，意识不到共同命运标志着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的特点的人，是因为他看不到，是因为他脱离了他的天地。在友谊中，在互助的信念中存在着由于环境的力量产生和解和自由的温床。 这就是我对人类未来的看法，据未来学专家说，人类将实现征服和利用海洋以及控制气候等大业。但是，在生物学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的许多方面，正在接近底层，正在接近尾声。科学幻想小说作家指出，在某些方面，幻想明显地超过了科学。因为自然界强制推行其不可超越的界限。存在着生物学边疆；存在着绝对数字。虽然今天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但人们也正在感受到巨大的局限性。把怯懦、不赞同、吸毒、沮丧同坚定而有斗志的青年分开的鸿沟名叫希望。希望危机是当代的弊病。腊因·恩特拉尔戈模拟马克思的说法在格拉纳达宣布：“全世界怀有希望的人联合起来……” 用现在的和可预见的手段，人们必定能够认识自身的特性，但不能认识其本质。人们处在够得到的新的实际幻想的包围之中。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对内心的深不可测的奥秘的关注。假如人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他将失掉选择的能力和自由。生命沿着可证明的和可能发生的事物的等分线流逝。今天同昨天和明天一样，人会继续自问，他是什么？他是谁？胡利安·马里亚斯精辟地概括道：人必须对付两个根本问题，“我是谁？”和“我将会怎么样？”大学不仅应当帮助人们认识人的肉体特性，而且也应当帮助人们培育其精神。人文科学应当振兴和均衡技术。否则，大学将不符合它本来的任务，将不能起到它在将来应该起的重大作用。 大学与发展的新概念 前面我已说过，发展的概念今天被视为一个更加具有总体性和多边关系的进程，它包含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我说过，关于发展问题，正在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明确坚持，人既应该是这个进程的动因，也应该是它的受益者；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发展看成是简单的拥有一切财富和手段，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对付国内具体问题，所以它们必须调动本国的创造性财富，并发展与基本问题有关的协作性项目，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世界的和地区的协调行动，需要有力的国际行动。 世界范围的问题需要认识和行动上的最大合作，大学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具备最好的承担和促进这项工作的条件。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大学在国内和国际发展中已经起到的和可能起到的作用。它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必须通过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大学的协定来实现（我更着重考虑的是同西班牙语世界各国大学问的关系，以及未来赋予大西洋两岸国家大学在共同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人们所维护的全球发展概念，人们必将推广一种大学，必将构思一种国际合作政策，必将制定一些交往的指导方针。由此可以推论，重要问题是我们所渴望的发展类型，因为这是必须制约一个进程的其他方面的方向。 很明显，由于各种不同的发展观点，关于大学在以巨大的内源性为特征的全球发展方面的作用，很难展开一场辩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中可能有共同之处的发展的基本方面，这种辩论是可能实现的。在建立一种经济、教育、科学和信息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中，就可以确定一种一致性的框架，在实现了恰当的适应和必要的调和之后，这种一致性就会使每个国家找到最适合其特点的方案。如果这些适应和调和能得到正确理解，它们便不可能改变基本要素，不至于使大学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变成一个只向精英颁发文凭、培育专业人才，而对指导、发展和推动各国人民文化不起作用的机构，而它的这种作用比它的其他任何作用都更加重要。 企图把国家的研究工作重心从大学中转移出去是徒劳的。研究中心、个人的研究活动等可以协助大学的研究工作。但是，大部分知识都是从大学中产生和传播的，因此，决不应该把它的培养专门人才的作用置于它传授知识的作用之上。尤其在知识是一切权力的基础的今天，更不应如此。 大学是文化和能力的源泉。如果大学变成一个单纯的专业培训中心、文凭工厂，它的基础将遭到破坏，它也将由于没有出路和连贯性而垮台，因为这样将会把教和教育、告知和培养混淆起来。这种不正常现象是由于对“文化”一词的错误理解而造成的，因为在每个专业的课程安排方面，都必须有助于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在信息与知识之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得到后者，因为知识是通向大学的基本使命--传播文化的道路。否则，大学将仅仅是一个“教学组织”。 全面教育和基础专业培训：这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大学应该给予和我们能够要求大学给予学生的东西。大学不应该是掌握某些社会课程的，而应该是培养某些智力优势的一条合适的道路。一条不是优先通向专业培训的道路，哪怕是最高水平的培训。如果学生追求的是文凭，而不是真才实学，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不应作教室里的观众，而应作教与学都必须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的解释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力中心，而不仅限于是一个可悲的颁发证书和文凭的办事机构。 至于说到国际领域，有一个不容模棱两可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确试图建立国际新秩序，如果我们确实喜欢这种国际新秩序，那么，没有一种为使大学的基本先决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尊重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为这种新秩序的确立做出贡献。否则，一切只能停留在美丽动听的词句上和耸人听闻的声明上，大学却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要重复说它的作用--它将处于沉默之中，有时是被迫的沉默和毫无生气。如果没有一种能适应挑战要求的大学，如果没有一种有推动力的和革新的大学，果真能产生新秩序吗？能确立一种发展的新概念吗？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所有妇女和男人的福利方面，在这种发展中，享有物质财富是重要的，但还不够；在这种发展中，教育、科学和文化将占据它们应该占据的重要地位。必须把想象力用到大学上去，运用想象力和睿智，以便用未来的要求去衔接过去和现在，去更新在近年来发生了彻底变化的舞台上犯了时代错误的后台。 如果说大学不应该管与它无关的问题，同样，如果它不具备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它就不能完成它的崇高使命。如果说最重要的发展--唯一真正重要的--是“人的”发展，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足够的时间内把大学教育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口中去，以便使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升学以及学些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人的潜在能力--的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青年人过早地加入劳动大军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一个时期之后，根据在自己选择的专业中所取得的成果，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避免了那些不相干的机构的干预（这种干预有的较好，有的较差，但总是受到学生怀疑并引起争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种全面训练结束之后，通过长短不等的专修班，从获得的基本知识中得到全面的专业知识；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等待就业的现象，以及这种等待所包含的失望；最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一种内源性而不是模仿性发展，这些国家应该以适合于它们的多种形式（如强化班等）改进传统的大学模式，以应付它们的国情在目前和短期内提出的需要，但它们不应该使这种需要在同样形势下在中期和长期内继续存在。 如果我们真正追求对人的全面培养（为自己的国家，但又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因为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要求这样做），我认为，这种培养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是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根据过去的或明显衰败的方案确定了的一种大学模式。为此，我们必须坚信，大学的使命不仅仅是“造就专家”，而首先是去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具有广泛的知识基础的人才，因为这种基础能使他们迅速获得一种专长，能使他们“完善自己”以跟上时代潮流，如有必要，能使他们根据各国的事态发展和特点，在短期内改变职业。但不仅是这些：大学的使命还在于培养这样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知道人类活动的概念远比劳动的概念广泛和丰富；他们会享受业余时间--这种时间将逐渐增多，因为在许多日常工作中，由机器代替人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日益明显的现象；他们会充分享受另一种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以经济的增长指数为标志，经济增长指数虽然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但也明显表现出它的不足和不尽人意之处。 我认为，青年人之所以有冷漠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认为国内外大事与他们无关，而且无法弥补；是因为他们是一系列事件的旁观者，虽然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及他们的同事和亲人的参与不在预计范围之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足轻重。为把这种犹疑和沮丧变成一种规划他们未来的富于幻想的合作态度，必须向他们展示新前景、生活的新道理。必须向他们提供一种旨在为了人的福利、更加注意生态平衡、更加重视每个人的主权和权利的发展模式，使他们不要感到自己是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向他们提供一种适合各国特点和文化的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旨在解决国家某个变化时期的最紧迫的问题。但又不忽略国家和个人的真正主权和独立最终所依赖的重大原则。 上面就是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所应该编织的微妙而复杂的图案。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人们所渴望的北南和东西对话作出贡献的大学；一种不仅善于保存，而且善于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财富的大学；这种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能够在每个时刻和每个地方的各种特殊社会作用中为其人民服务，同时也能够适当地调整自己的专长并提出改进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与社会环境相关联的大学天地。 有人会说，没有足够的手段和资金去建立这样的大学。如果必须有某个机构坚定有力地否定这种说法，那么则非大学莫属。大学应该下到这个恐惧不安的世界的竞技场，并宣布，我们尚来得及把目前的忧伤变成希望。我们不要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尽管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去这样做。让我们的大学生站出来，并勇敢地去鼓吹彻底改变方向的紧迫性，为了使各国的船头指向和平，而不是指向战争，指向全人类的成就，而不是指向少数人的利益。大学和大学师生的首要责任是为促进理解、容忍、相互尊重和社会正义（社会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因素）贡献力量。这种贡献必须是明显的。让大学的呼声由大学生、各国人民最大财富的发言人传播于世。今天，人类未来的基本面貌取决于他们的坚韧性和勇敢。 “综合性”：大学的伟大之处 如果大学的中心作用不是仅仅为预见未来作出贡献，而主要是规划未来，那么科学家就不能处于无动于衷和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以履行其义务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的质朴告诉别人，如果人们从现在起就更加谨慎地、自觉地行事，即根据掌握的知识行事，那么，未来将会更纯洁、光明、愉快和轻松。 在大学的根基中，在科学的根基中，对不能回答的疑问、不能减轻的痛苦和人的本身的奥秘存在着有限的和小心翼翼的信心。因此，谁也不能指望大学的呼声匆忙地发出，也不能指望这种呼声过分强烈。但是谁也不能企图阻止它发出自己特殊的呼声，因为大学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和传授技术实践的中心。大学是一个培养未来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培养有基本能力、能自由地分析现实的未来研究者的中心，当然，根据可能的条件，它可能做得好些，也可能做得差些。它是最高水平的教育中心，它能完成人们委托给它的任务。 我国有过多的对所谓灾难的观察者和发布者，他们把大学的作用局限于所谓的“正常学术活动”。我们必须航行的海洋是更加复杂的海洋，我们为接近我们不可能到达的港口所必须绕过的暗礁是更加危险的暗礁。方向、对目标的明确了解是当局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学只要善于作各种不同事物的容器，不一致的东西的母体，扎住存在在那里并构成其特点的庞杂事物的腰带，它就会掌握住自己的方向，这比飘浮要难得多。因为大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在于它的统一的综合性，在于它的总结性，在于它的综合能力，在于它能把复杂的东西变成可得到的东西，在于为非专业人员了解专门知识提供方便，在于为那些仅仅沉醉于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小天地里的人开拓视野……正如我说过的，若干年之后，大学必将从一种专业性大学变成一种研究性大学。这本身将会带来一种渠道的重新分布，对高等教育、文化和专业知识问题的一种新思考。 社会变化是紧迫的。大学在这种必然的和紧迫的变化中是一个基本零件。这是一种在精神和形式方面发生了革新，但仍保留其意义和方向的大学。为了适应社会中已发生的变化，为了不落在日益刻不容缓的新改革的后面，而是走在它的前面，大学必须变革，因为社会已从农业社会（闭塞的、农村的、等级的）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的、反对等级的、紧张的、民主的、开放的）；从人文主义为主的文化（古典的、传统的、静止的、少数人的、由历史事件以及口述或书面语言组成的、缺乏源泉的）变成了科学和技术文化（大众的、形象的、变化的、以现状而不是以过去为主的、有大量来源的、学术职称和职业间的关系日益灵活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最终方案是根据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大学的永久性使命：研究和教人研究；教学和教人教学。创造并传播文化、科学和技术。但是，衡量这种使命的尺度，判断这种使命是否有意义的准绳是通过育人为社会服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关于1971年西班牙科学政策的报告，是这样概括大学的使命的： （1）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能够充分发挥其公民作用的人，这些公民能理解自己的文明，并能明智地对其发展施加影响。 （2）同样，教育必须在考虑到每个人的能力和所有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向人们提供能使他们在共同任务中有效活动的工具。 　　　　　　　　　　　　　　　　　　　　吕臣重　译 　　　　（选自《不要等到明天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诊断地球 新世纪新现实 赫伯斯坦（David·Haiberstam） 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后，人类将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敌人、难题？这是大卫·赫伯斯坦在其著作《The Next Centry》中探讨的中心问题，赫伯斯坦是美国的著名记者，长期任职于《纽约时报》，曾获普立策奖，《决算》一书畅销全美。下面的文章选自他的《The Next Centry》，是其中的第五章，略有删节。该书的英文原版于1991年在美国出版。 我们的困境是复杂的。它是三代富裕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转而创造了一种高度预期的文化，再转而创造出以高度假设和高度消费为前提的政治体系。 那些在50年代早期以某种可能性开始的意识，逐渐变成一种期望，最后则变成一种权利。那些对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贫困仍有记忆的人们，已经衰者而且成为少数人，在那段时期，人们深受经济大恐慌的影响，必须对花费支出加以选择。另外，他们的父母不赊账买任何东西，而且对任何赊欠的念头感到惊恐，他们这些为人子女的因而得到一种结论：那时确实有抵押贷款之类的事情，但是人们只是偶尔贷款而已。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相信生活在现在，未来再支付是最好的报复。我们认为那些以现金支付的人是傻瓜，笨得不懂得占政府的便宜，大方地用信用购物作为报酬。不论何时，我们看到有人以现金向机票柜台买票，我们立即假定那人是贫穷的。 今天，我们的政治辩论并不接受这种新现实，不承认充分富裕的年代已经结束，仍然假设每件事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我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负债国，但是国家债务，如同对日本的贸易不均衡一般，并不是一个需要动员人民，并把他们推向战争的重大事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的政治体系仍哲学地殖基于领导权的辉煌岁月中，但我们的经济（及社会）体系在新国际经济刚开始的日子里，正笨拙地蹒跚而行。所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很怪异地对新现实视而不见；人民和国家自视甚高地活着；以及政客们不敢告诉老百姓真相。 不足为奇的是，在面临新现实时，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愿牺牲。他们想要一种无缺点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能大幅改善生活品质及拥有更大的事业发展，一方面继续享受较诸70和80年代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邻居却正回归50年代更有纪律的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自由民族，为每个开始作牺牲的人忧虑，当然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我们无法从里根的身上获得的，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保守的教育，藉由里根极佳的传道，将我们引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英国前首相撒契尔夫人执政早期的率直是相当可取的。然而，里根却强化了我们不需要改变的幻觉。在他掌权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消极的事情：以唱高调取代了行动和务实。讽刺的是，描绘出他这种糟透了的情况的，不是那些宣称自由的美国东岸的新闻媒体，他们当然是不共戴天之仇人，而是出现在里根最亲近助理所写的书中，如海格（Alexander Haig）和黎根（Donald Regan）。他是如此舒适地待在家里，好似从来不晓得这个世界，即使日本对我们的烟囱工业所做的一切已经出现了各种早期警讯。在里根的时代里，日本人还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动关键性的攻击，使得我们在微电脑产业的领导优势彻底瓦解。而里根对这类事件的漠不关心，似乎并未困扰到他的同胞们；他们只要求他让他们感觉更好，而这点他确实做到了。他不是这个社会的引擎，但却是一种征兆。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全心全意地相信个人负债以及信用购物是不对的，然而信用购物的使用仍每年激增，里根是“无痛”社会的“无痛”保守主义者。我最喜爱的故事是里根第二次竞选后，巴克华德（Art Buchwald）对一大群公司最高主管的演讲。他问道：“在座有多少人投票给里根？”实际上所有的听众都举手了，但他继续问道：“多少人愿意让他担任你们公司的最高主管？”没有一个人举手。 里根的总统权位显示出我们对分隔经济现实和政治过程处理得相当漂亮。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何以这个国家在面对令多数国家备感威胁的消息时，仍能如此麻木不仁？在1984年，一位前来美国访问的外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各方面都如此强大的国家，而美国人所面对的最大争论仅是学校的祷告。到了1988年，同样这位外国游客一定会认为就爱国主义而言，美国是如此地摇摇欲坠，因此美国人面前最重要的争论便成为宣誓效忠之争。 此刻，当我们似乎在教导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自由的真谛时，我们也许该反省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不寻常的自由。我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娱乐导向的美国社会。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对美国个人及整体社会有着压倒性的影响，电视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电视最重要的不成文规则：新闻必须永不枯燥。如果我们觉得枯燥，我们就会转台，即使在世界某处正进行着对我们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强力驱策之下，商业电视台的经营型态已经被定型了。当然，收视率直接决定了播出的节目。 印刷媒体和电视对新闻的定义总是不同。长久以来，内行人深知透过电视广播网，情节平乏但制作优良的节目，可以击败一个情节不错，却制作不良的节目。有关来自日本的挑战，其故事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被指派驻在当地的电视记者，全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男男女女。一件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却变成了次要新闻。CBS 电视网在它的全盛时期，应该可以制作出很出色的采访报导，但CBS的表现却很失败。 今天美国杰出的广播记者，都是在美国迈向承担新世界责任时，从事驻外的工作，因而得以扬名立万。做为一位驻外记者，在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不久的年代里，仍保留了某些荣耀及传奇。当时美国正心不甘情不愿地脱去孤立主义的外衣，我们最好的CBS电视网，当时是公开的国际主义者，那些著名的记者正是CBS 的驻外记者，同时也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教育者。今天，事情不一样了。飘洋过海去制作电视节目，已被视为一个人事业生涯的障碍。一般人认为，在越战后的年代里，美国人并不想看外国报导，或至少是愈少愈好。外国新闻的定义逐步在转变中。只有在下列情形下，外国新闻才变得重要：（1）一些戏剧性的（而且是暴力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2）即使没有美国人的出现，发生了真正暴力的连续镜头；（3）某种壮观的场面，使得电视乐于采访－－例如，某位皇族的加冕典礼或是年老领导者的死讯。愈是奇特的场面愈好。现在电视制作人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因为电视新闻比以往更娱乐导向，紧接下来的，便是它的主管和主播人员都必须是明星。在电视早期时代，新闻记者不是明星，只是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经常涉足广播或印刷媒体，尝试着掌握一种新的专业工作，但并不一定需要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地位具有某种程度的摇摆性，而他们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的地位，而不是所属公司的声望和力量。如今，主播人员在事件现场不寻常的出现，保证该事件具有明星的品质。明星事件才值得明星式的报导。 今天，我们政治体系的变数，有不小的部分和电视广播网的处理方式有关。如果电视新闻淡化处理了某个复杂的重要争论或是弃之不报导，那么一个被淡化了的政治问题是否仍会深受支持？最起码，电视藉着支持某种爆炸性的或混淆的政治主张，扭曲了一个国家的施政计划，而最糟的情况是毁掉了整个施政计划。这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政治体系回应的方式。 感谢电视，国家的施政计划并未成为我们长程或最急迫的问题，而是那些最佳影片的制作。这意味着在一个大民主社会里，沟通系统（电视网）最关键的一部分，基本上是阻塞不通的。当电视新闻的处理模式淡化了政治争论，政治体系便向它屈服了。对严肃话题进行严肃讨论太过复杂了。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人员都了解电视网要什么：一个适合电视传播的背景及一个哗众取宠的攻击或反攻击，愈简单愈好。由于电视只播出我们的政治领袖10一15秒的谈话，很快地，政治人物的谈话开始如此简短；最后他们的思考也开始如此简短。 最近，我和一个主播人员及他的执行制作人座谈，我提到电视网未能采访报导像日本的经济挑战这类的故事，乃是一大失败（而且他们以裕仁天皇的葬礼，作为每日日本新闻的开始，企图以此作为弥补）。我甚至得理不饶人地指出，难道电视网的标准对美国政治越来越平庸没有一点关联？基本上，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观点。那位执行制作人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顶尖的新闻制作人每晚都要抗争的问题。他同时又说：“我们只有少数人有此共识，却要和远较我们强大的环境相对抗。”我对他表示同情，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有此共识。 电视新闻人员就本质来说，和一般的新闻人员同样自由，但是他们在形式上没有自由。形式主宰了功能。比方说，如果纽约时报准备像今日美国（USA Toda）般采用充斥着事实的版面，那么它不只在形式上，甚至实质内容也不再是纽约时报了。然而，我们复杂的世界却一定要配合电视并不复杂的形式，结果我们无法看到有智慧、有深度的对谈或谈话。 电视偏好盛名胜过于实际的成就，而一个人的成功愈来愈为电视所决定。一位巴芭拉·华特丝（Barbara Wa1ters）的新闻迷最近写道，她的特别报导已经取代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成为盛名的终极象征。我想她是对的，因为华特丝已发展出一套极精明的公式：假装很亲密地访问摇滚乐明星或新闻热门人物（其中大多数是绊闻人物）。我记得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雷斯曼（David Riesman）曾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我并不期望他接受华特丝的访问。 不幸地，整个社会对电视标准太纵容了。在60年代末期，某些作家因为他们著书的成就或是时代性，跑去上电视自我促销，然后成为名人。很快地，出版商就把出版过程倒转过来。如果作家可以藉著在电视上曝光而成为名人，那么何不去找名人请他或她写本书（或者将他或她的名字借给不知名的作者），这样保证可以上电视脱口秀的节目，但是结果必然是出版一堆烂书。 如果出版商懂得运用和操纵媒体，国会议员当然也晓得。如果他们要举行一个重要的秘密听证会，电视网不会有兴趣采访报导。但是如果证人的名单中包括了珍芳达、梅莉史翠普、伍迪艾伦，或者最好是雪儿这些大牌影星，那么电视网就无法抗拒他们的脏力了。似乎没有人在意政治对话的水准，这正是电视最糟糕的地方。 最近，乔治·肯南（George KenT1an）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东欧主题发表演说；他是我们最有智慧且最善辩的东欧权威之一。我看了电视，他只出现了10秒钟左右，他的话被主播人员改写转述。比起其他美国人，肯南可能对冷战有更精辟的看法，他的书和回忆录可能是国家珍宝，可是很明显地，如果他想要在新美国让大家倾听他的话，他势必要学习如何更快地感动人。 除了那些善于自省的人以外，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日本的贸易政策、法令及文化的保护主义，构成了完美的障碍。如果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中有90％可以轻易赢得我们的赞赏，那么对于另外恼人的10％，我们也可以自在给予高度的关切。如果世界上没有日本人，我们也会发明这种人。他们似乎在嘲弄我们：他们工作努力、谨慎小心、自我吸收、努力追求他们定义狭窄的自利。现在的经济情势对美日双方都是进退两难：美国的经济衰退，然而美国的政治体系却无他法可想，唯有接受一途旧本的经济繁荣，然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却未能与之并驾齐驱。 依我看，美日之间的对抗情形一直在改变。当我第一次到东京。虽然我极为欣赏日本人努力工作的态度，以及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不过我却被日本人盲目的排外主义所激怒：对不是日本的事物，日本人几乎一律拒绝；在贸易方面，对美国人刻意牵制旧本人偏好雇用前美国高级官员到华盛顿游说，却拒绝其他国家到日本游说--换言之，日本人不了解互惠的概念，新的国际经济不是一条单行道。同时，日本人对任何批评都极度敏感，也使我感到不自在。 在我首次访日的时候，我被邀请对一群重要的日本企业主管发表演说。由于早已知道日本人很容易受到冒犯，我很小心地演讲了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美国的产业病。我称赞日本工人的效率，同时我非常欣赏他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相当少的资源建立这么可观的经济奇迹。然后在结尾时，我非常小心地提醒他们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我提议说，日本人在如此辛勤工作和奉献牺牲之后，伤害美日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如果除去所有的障碍，美日的贸易逆差也不过改善15一20％。我认为，在承担极小风险的情况下，美日贸易关系便能获得极大的改善。隔天，我遇到一位朋友，他是住在东京的一位美国顾问，他对我说：“我听说昨天你发表了一场重挫日本的演说。”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一位美国新闻人员如果报导美国在产业方面的失利，将被视为是高度聪明甚至勇敢的行为；如果他以同样的眼光批评日本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他就是在打击日本。 日本国家主义最令人讨厌的一面，就是它引发游客同样强烈的国家意识。这种情形自然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我写“决算”（The Reckoning）这本书的品质，但它确实影响到我写这本书时的情绪。事实上，“决算”这本书极为夸赞使得日本产业如此优秀的特质，然而日本人惯有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却让我感到处处制时。日本人有一股相当强烈的直觉，企图阻挡我发现事情的真相，经常把我给惹火了。我和家人在日本的花费相当昂贵，而且我没有任何机构的援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掏腰包，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在跑一个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计程车跳表。有一次，我对着电话向一位日产汽车公司的公关人员大声咆哮（那个人在阻止我见到想要见的人这方面，有着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他和他的公司正在练习沟通保护主义。我还记得曾和一位日产公司负责品管的高阶主管坐在一起，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提案制度的范例，来自品管圈，是员工自己激发出来的，而且确实改善了车子的品质。他说不行。我问道：“为什么不行？想想看，这是一个绝对合法的问题，而且假想一个卑微的年轻工人，发展出一个聪明而简单的点子，省下公司上百万的日圆。”他说，因为大约有36428个品质改良的例子，所以他必须向我介绍所有的36428个工人，以表对所有的人负责。 然后我回到美国，为美国这个国家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竟如此无动于衷困扰不已。更糟的是，我看到人们试着从他们的美国同胞那里得到起码的服务，却无法如愿以偿；在我们现代的服务哲学里，顾客永远是错的。我记得，不仅是日本人做事的效率较佳，而且一般人得到的服务品质也较好，我再次觉得美国人粗鲁无礼。我的经验绝非独一无二的。 我仍然不认为我们国家已经了解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寻找何以日本人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的藉口。如果我们被击倒，那么一定是规则锗了；一定有些人欺骗。每一次，我们认为已经找到答案了，最后证明是错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在底特律的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都相信日本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日圆的低估。所以，我们强迫日本人重新评估并让日圆升值。日本人照着做了，他们的核心产业因而受到重大但短暂的冲击。有段时间，他们的高阶主管大幅减薪，而且劳工出现了短期移动。不过，因为他们是过程导向，他们很快地让过程变得更好。很快地，他们不仅未成为日圆升值的牺牲者，反而因祸得福。日本的流动资产大幅增加，而美国的流动资产却不断减少。突然间，美国的公司和不动产开始大拍卖。有时候对我来说，日本这个竞争对手是如此难缠和强韧，要和他们竞争，只会落得凄凉的下场。你将他们挤出一个区域，他们仍然会从另一边冒出来。如果日圆坚挺，他们在出口方面会受到限制，但是他们会到你的国家开设商店，他们的身分便成为拥有者、制造者及投资者。 我想日本人的成功是整体的，没有单一秘密，但至少让我们试着去了解。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希望继续“制造”东西。我们已让我们的活力转到以前我们认为商业的次要领域，像财务和行销。我想，制造东西在日本人的社会里比在我们的社会有更高的社会价值。相对我们而言，他们资本主义的目的似乎较为淡薄。我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他们是使产品精良，当然，如果他们能做到，他们自然可以赚钱。 如果说日本（以及东亚）的成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便是教育。我对日本思考得愈多，我愈觉得教育的重要。日本人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美国人无法忍受的教育。它强调博闻强记，以及对权威的接受（这点和我们刚好相反），但是即使一个人不同意这种教育的形态，他仍然尊重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一般日本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一个家庭的地位和荣誉，不是因为小孩的运动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在学校的成绩而定。在针对这个主题所作的第一次访问中，我去拜访吉布尼（Frank Gibney），一位杰出的历史新闻学家。我们对许多不同的事情谈了两个小时，但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转过身说：“别忘记，教育就是让手表上紧发条的助力。”日本人相信如果善加教育人民，而且教育体系运作良好，其他的一切就会运作得非常好。 1983年我到日本后不久，我去拜访永井道雄，一位前任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长）。那次访问并未照我的期望进行，但经过了七年之后，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终于了解当时他的意思了。我询问他日本和美国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和社会伦理的关系。不过他无视于我的问题，只是想要谈论韩国。他说，韩国人的考试成绩一直在进步，可是日本人的成绩事实上却稍稍往下滑。我问他这意味着什么？他缓缓地说：“考试的成绩下降是一种警讯，一个社会的乐观程度正在增加，因此，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也许，日本正变成一个老化的国家。”他接着说，日本的离婚率及少年犯罪率正在上升，虽然不会比美国糟糕，但对日本而言，已是令人触目惊心。相反地，韩国小孩晚上仍然待在家里，听父母的教导。最近一位韩国官员对他说：“日本是要继续向美国学习错误，还是要开始向我们学习正确的经验？”十年前，他绝对不敢对一个日本人这样说话。那是一种他们自信心大增的象征。他又说，有那么一刻，一个社会开始起飞了，人们会对生活大幅改善心存感激。但很快地，那种均衡的状态改变了，他们不再那么感激，而你得到的只是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负面影响。他说，韩国才刚踏入这个阶段，日本走在中间，而美国则已经走得很远。那次的访问始终索绕着我，即使在和他的谈话结束很久以后。 它让我想起康乃狄克州的温斯特市。因为我父亲在1942年回部队服务，我兄弟和我在美国一些城镇里长大，但我们称呼一个地方为家，那便是温斯特，一个拥有大约8000家工厂的城市，位于该州的西北方。它像一个熔炉。当地最大的工厂是吉伯特钟表厂。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大都是外来的移民，曾经为了微薄的薪水，在这家钟表厂卖力工作。我们在这个不只是美国人的社会里，想要胜过我们的父母，出人头地。 我现在了解到，那时的学校体系真是棒极了。老师们是缅因州的女教师--也就是说，她们大多是单身女性，来自缅因州的小农村，因为那里没有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她们来到温斯特这个受惠于工业革命的大城市（当时的薪资高达一年900美元；当然，占少数的男性教员总可以拿到高出100美元的薪水），他们非常好，处事公平，而且相当清楚权威的运用，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对权威从不曾质疑过的家庭。 对我来说，那时似乎是个乐观的时期，即使当时有战争发生，我想我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我们这一代的明天将更好。父母不会抱怨做了多大的牺牲，而孩子不用任何人开导，也深深了解父母的苦心。在我班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将精神放在上大学方面--事实上，想要上大学的只有少数人，但机会就在那里，而且当时社会正在进行相当可观的改变。不自觉地，我们正是整个社会往上爬的一部分。 那正是永井所指的：一个往上爬的社会。日本从50年代中期便往上爬，是一个满怀信心的国家（事实上，直到最近她才第一次过度自信）。对许多重要的事情，她都做对了，日本的好运来自两代的日本人作了相当大的牺牲，使他们的国家从灰烬中变成了经济强国。近二三十年来，日本人的生活已经大幅提升，虽然改善的速度正在减缓，但人们仍然认为未来将更美好。这种意识产生了信心，而信心造就了乐观主义，然后转而产生了社会力量。这是日本社会往上爬的关键因素，而且是数学公式无法表示出来的。在这个循环过程里，人民相信传统社会阶级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而一般的怨恨已被消除。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论日本能否让下一代维持同样的乐观，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心怀感激地辛勤工作这一要素可能会减弱，才是关键的问题。很肯定地，当代的日本政治领袖和产业领导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到紧张，对日本是否有能力保持成功和维持工作伦理，觉得忧心忡忡。有些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者甚至担心日本的教育体系，怀疑是否太过僵硬。 1983年，我首度遇到天谷直弘，一位通产省的高级官员。当时我正忙着写《决算》（The Reckoning）这本书，一位朋友给了我他的名字，而我并不很确定他是不是我想要访问的人。结果我发现他是一个以官吏身分为掩护的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比我更清楚我书本大纲的历史学家。我们第一次的面谈原本安排一个小时，但却谈了二个半小时才结束。在我停留在东京的九个多月里，我和他谈了四次以上。我发觉在这么一个学者面前，我真是相形见绌。透过他所看到的当代事件，他有着不寻常的历史见识，而且因为他是日本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不是从西方或东方，而是从富裕和贫穷，从面临困厄的人和已经享有富裕的人为出发点。 现在，他已经从通产省退休，但仍然担任通产省的顾问。他经常对未来感到忧心。当其他的日本人正为日本的新产业力量的初期成功庆祝时，他早已致力于把烟囱工业的经济，推向高科技工业的新世界，这个新领域日本优异的教育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1989年春天，我和他在东京访查了两天。 对美国无法适应新经济现实，天谷直弘感到困惑。他注意到，美国目前还没有危机意识，也许是仍有许多人觉得美国相当成功。当国家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时，仍有归咎别人的倾向。他认为，也许美国需要某种财务震撼，一个像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人造卫星史泼尼克号的事件，才不会再自满，他认为，除非美国在纪律上下工夫，否则某种货币危机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现在美国的财务系统很不稳固地建立在外国人的信心上。有一天，一些外国政府会对美国市场失去信心，然后停止购买美国的债券，这将很轻易地引发他所假想的财务震撼。 如果说日本也有即将临头的危机，他说，那极可能是价值观和个人目的方面的危机。在某些方面，近四五十年来，日本的目的非常清楚：从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站起来，赶上西方。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漂亮，远远超出目标。但现在横在国家前面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的新财富和力量，努力从战败中的灰烬复原是一回事，决定如何去处理这些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说：“40年来，我们心里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是猎狗，凶猛地追着野兔。现在我们追逐的野兔不见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下一个追逐的对象又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我们生存的目的？都成为日本人的新问题，日本是个经济社会，四五十年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搁在一旁，因为我们正在处理那些似乎更为急迫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达到经济成功，我们需要其他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缺少其他的价值观，甚至不知道怎样去建立这些价值观。”他接着说，简单的部分已经完成。日本人是否已经准备好处理他们新成功所带来的复杂性？或者他们已被教育成只能执行某种社会功能？ 最近几年，天谷直弘加入一个重整日本教育系统的主要尝试，目的在让教学减少背诵，并且加强注重自由的教学技巧。这使得他必须站在国家的教育殿堂上，和有着良好防御的强大力量相抗衡。这场战争并没有打得很好。他相信，当日本准备好应付未来的挑战时，可能已经造成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日本这个国家制造的是工人，而不是一位完整的国民。他曾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要生产一部好车子，远比生产一位好公民要容易得多。日本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否会教育出心胸狭窄且自我孤立的人？甚至更糟的，它是否教育出随时可能被功能性淘汰的人？ 他指出，那正是日本的新困境。第一次，教育体系处于制造废物的危机中--也就是说，制造出不能适应的毕业生，因为他们缺乏对生活的全面看法。他说：“问题是我们正处于一种危机中，只会生产具有优秀电脑能力的年轻人，但他们掌握现实生活的能力却很糟糕。电脑已经凌驾一切之上。现在，我们的大学入学考试被设计成选择具有电脑潜力的学生，那意味着我们正加速制造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人，他们会做的事，电脑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 日本如何处理财富这个问题？他很怀疑。在以前这并不是个问题。现在，日本经济成功所带来的新影响，乃是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正如走在他们前头很远的美国人，变得更物质化了。然后他又说：“几千年来，神明和贫穷让人民保持着纪律，可是，在目前这个现代化的时代里，神明不在了，贫穷也消失了，我们将如何维持纪律？”他不确定急速的工业化到底留给日本什么。日本人将如何应付电脑时代所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性？“我们刚走过一个很容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工业时代，如果我们制造车子，一般人都可以了解，而且知道车子的用处。但是现在我们生产电脑，一般人并不容易了解电脑的用途。也许对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来说，那不是个问题，但对其他人而言，就可能相当困难。他们会做什么？坐在电脑旁边，然后每天晚上玩任天堂？现在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或许日本最大的弹性已经展现在经济事务上，而美国则可能转向更弹性化的社会和政治事务。 一本书总是有它自己的轨道。它会让你产生写这本书之初所没有的想法和观念，而这些并不是原先你打算的，我所写的畅销书《决算》，开始是一本有关硬体的书，讨论谁制造出较好的汽车，但后来它变成一本关于社会体系的书，最后，出我意料之外的，成为一本有关教育的书。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那些担心美国教育比其他国家落后（而不是担心美国核子飞弹比其他国家落后）的人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由于这本书，我变成了绝望的政治人物、商人，及老师的亲密战友。我被邀请参加各种州长会议，不管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印第安那州的共和党州长想要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中，戮力将印第安那州的学校升级，便利用这本书作为向州议会演说的基础，而且给每位议员一本。州长们都有一个共识，认为我们处于一种危机：我们并未如以前那样重视教育，人们基本上对它漠不关心，而似乎无人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州长都去过日本和韩国，他们已经看到那些国家的教育体系所制造出来的品质（以及他们如何认真地在做）。当有州长要求一家日本公司到他的州设立工厂时，这位州长总会被问到当地学校的品质、读写程度，以及年轻人阅读数学手册的能力。我们自己的企业最感悲伤的是，它们很难找到训练良好的人去执行甚至最基本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该具备的能力。最痛苦的抱怨来自我们的老师。他们似乎总是被那些只要做最少功课的学生，那些抗拒家庭作业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以及那些只有在运动或其他课外活动被限制时，才会对学校表现出热烈兴趣的学生打败了。最让老师感到挫折的是，大多数的学生来自中等家庭，而他们总被假设成会继续接受大学教育。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要向他们吼叫，如果他们不努力点，多作一些家庭作业，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准、读写能力和语言运用，他们将无法进入大学。可是你就像是在说谎，因为你知道即使他们不那样做，他们也可以进大学。事实上，他们也进了大学。外面有那么多大学，像企业般经营，需要学生和他们的钱，然后把我们的水准往下拉，只有上帝知道这些孩子一旦毕业以后，以他们的教育水准，他们可以做什么。” 布希说他是一位教育总统，但迄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把教育和我们的经济病痛联在一起。那需要一种政治判断，是他和他的前任都不愿意做的。在我们多样的次文化里，只有少数人（最明显的是那些最近到来的亚裔美人）了解教育是未来的关键。和其他已开发国家比较，我们的读写程度让人失望。我们并未真正地将教育连接到为我们孩子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上。在美国一般乡镇里的一般高中，一个16岁的男孩有良好的成绩，会被看成是异类，除非他是个杰出的运动员。当然，也有例外，中上阶级的人很看重教育，一栋在高级住宅区里的房子，在其高昂价格中，事实上己包含了接受私立学校教育的费用在内。 最近我在希伦大学（Hiram College）演讲，那是俄亥俄州一个很好却很小的私立学校。我和一群来自中西部小镇聪明的年轻人在一起一个下午。我要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高中同学每天晚上平均做多少家庭作业。这些纸条传回来了，平均是30分钟。我想了一下日本和韩国（那里的中小学生经常背两个书包，老师的升等和升学率息舷相关）。我又想到在温斯特市童年时期的天真想法。我们认为我们与来自更大工业城（九英里外的多伦特市）的学生竞争工作机会。你要如何告诉今天的孩子们，他们不仅和邻镇的小孩竞争，而且要和大贩、汉城、雅加达、新加坡、曼谷，而且很快地，要和布达佩斯等城市的孩子竞争。 1988年，一位候选人终于提出来自亚洲挑战的问题。这位候选人是盖哈特（Dick Gephardt），一位来自密苏里州野心勃勃的年轻国会议员。他提问题的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夸张，但真正的讯息是：我们再一次沦为受害者。盖哈特意识到这是个新鲜的话题，将贸易不平衡完全归咎于日本和韩国，他的电视竟选广告突显出美国车在亚洲国家可能的售价，这些非常具有爆炸性，而且很明显地想要加强对亚洲人侵略的恐惧心理。这些竞选广告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整体说来，他们只抓到问题的表面，却不去试着了解它。（其实盖哈特自己心知肚明。他在私下谈话时，远比他的竞选广告所暗示的更见多识广。他承认即使日本开放他们的市场，对贸易赤字的改善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我看着那些广告，然后假想盖哈特的选民们：那些对所有与学校有关的论点投反对票的人，他们不监督自己的小孩做功课，只是怀疑为何亚洲人做得比我们好。 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快速地变动。由科技所推动的改变有它自己的速度，赶不上就会落伍。工作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及能力，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却未采取因应对策。我们的蓝领工作突然大量丧失，不只是被那些较低度开发国家所取代，而且如天谷直弘所预言的，被日增的自动化所取代。我意识到美国的转变，来自新政以来愈趋尖锐的阶级划分，以及来自为民主努力的力量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也包含了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民主。 迄今为止，那些让人失望的改变还没有在我们的政治中浮现出来（或是还没有太明显的浮现）；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宽恕令人失望和绝望的政治。但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不是很迷唐尼（Morton Downey，Jr·）和他搭配脱口秀的尖叫；可是我想对部分的唐尼听众而言，那是一种对他们老板、劳工领袖、政治家、新闻界、体制，以及所有人，除了唐尼之外，极力忍耐愤怒下，一种重要的发泄。这种秀，和其他类似的秀，暗示着那里正有一种愈演愈烈的经济束缚和社会痛苦意识。然而，这种挫折尚未被列入主要的政治讨论中。像焚烧国旗和宣誓效忠这类的事件，便已熟练地利用了这种意识，而没有被人发觉出来。这些是让人焦虑和不确定的政治，而非让人产生信心的政治。我想，在它变得更好之前，它会变得更坏。 谁将是赢家和谁将是输家的界限，似乎比以往更明显了，而这正是教育造成的。在最上阶层的人，能就读最好的法学院或商学院，不仅是赢家，而且是大赢家。顶尖的法律事务所和财务公司以他们的服务从事竞争，而且每年的起薪愈来愈高。一位朋友告诉我，今年一位从名校刚出炉的新进律师，起薪是一年85000美元。在寻觅这样一份工作的过程中，“面谈”的本质已经改变。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意味着你被面谈，一些在该公司里年高德劭的人审视着你，并且根据你的优点下判断。最近几年，“面谈”却成为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对法律事务所面谈－－也就是说，由他或她评断这家事务所。那些顶尖人才有大多选择；而那些在基层的人所能选择的却少得可怜。目前，中产阶级正逐渐减少中。那些在最基层的人缺少改善他们自己的能力，而那些在中上阶级的人被优厚报酬所激励，他们的报酬远比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来得优厚得多。因此，先照顾你自己，而且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利用教育去获得个人的、物质的报酬，而非实现更广大的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已比以往更强有力。我从未被甘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所迷惑，也不曾困于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它始终给我一种感觉，一个大家族为了安置一个儿子在高级办公室，所花的个人财富创下了新纪录。然而，回顾过去，公私部门问职业的平衡，在30年前似乎比今天要来得更健全些；从事公职在当时并不像今天一般，意味着庞大的个人财务牺牲。我在1961年搬到华盛顿，那时它是个一般人可以过得很舒服的城市：那几似乎没有富裕阶级，除了那些屈指可数的祖产继承者。今天的华盛顿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些国会说客形成了有钱阶级，而那些当选的政客们绝大多数有独立的财源，尤其在参议院里更是如此。 华盛顿不是例外。纽约这个我居住的城市，也渐渐成为一个富人和穷人的城市，有着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人口，而两者的隔阂比以往更大了。若就市民还有多少美德的程度而言，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精英分子，人们似乎是被永无休止的自私和自我耀升推着走。有钱人家赈济穷人的捐献，和他们为了参加募集基金的社交场合，在晚礼服和珠宝上的花费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但是仍然有人坚信，美国可以从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心产业经济转移到一个服务经济，而同时不会失去它的强大、活力，以及产业的健全性。我百分之百确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没有几个人进入服务经济后，能够得到所谓的高级服务工作－－亦即带着有效手段和尊严的高价值工作。他们大多数都会在基层服务部门工作，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工作技巧，而且人事流动率经常居高不下。一般人认为核心经济愈健康，服务经济也就愈健康。同样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日本人会自动转向我们要求所有的金融服务，以应他们扩张核心产业的需要。全世界最大的8家银行中已有7家是日本人的，也许目前是一段过渡时期，他们需要相当大的帮助去学习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但长期来看，他们对我们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减少。 我们正慢而且稳定地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制度，这个新制度从一个人出生开始，经过早期教育，最后是透过大学及研究所而形成。今天，那些在华尔街的人能很快做出关闭小镇工厂这种可怕的决定，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认识那些受伤害的人。由于我们大公司的组成方式，高阶层缺少高瞻远瞩，因此我们不断做出短视的决策，来使公司的盈利情况好看些。我们将成为一个较以往更不和谐的国家，有着少数有钱人和一大堆穷人，这些穷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负担，也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会制造出一个不安的社会，特别是人们近来已活在一个更富裕的社会里。我们将不会是一个人口2．5亿或2．6亿，强大及充满活力的美国。从真正有生产力的社会的角度看来，我们只有3000万或4000万有才干的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有能力和其他强大的国家竞争吗？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如此忧郁的想法。最近，我曾和余罗（Lester Thurow）讨论这些问题，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院长。他说：“我认为这触到．问题的核心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未碰过的问题：美国是一个有领导阶级的国家，或是一个是寡头政治的国家？”“每天我拿起报纸，新闻记者总将日本描述成有个领导阶级（我想他们是对的）；也就是说，日本有一群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实际上可以像任何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精英分子一样地极度自私，但是日本领导阶级的成员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不会成功，尤其是在这样小且容易受伤害的国家里，除非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也能够成功。所以这个领导阶级的成员愿意牺牲一些他们私人的权力和财富，以确定更大的社会能够动作而且生生不息，在此同时，当这些相同的新闻记者形容拉丁美洲的国家时，他们一成不变地以‘寡头政治’这个字眼去形容当地的领导权力。他们描述一群极少数的人，有着非常巨大的财富。这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人过得相当好，并且绞尽脑汁想要完整地继续保有它，完全不在乎他们国家的其他人是如何贫穷落后。事实上，一个寡头政治的统治者相信他们可以很成功，即使他们国家的其他人都很失败。这正是这些国家目前仍然如此失败的原因，而我们也正逐渐迈向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段里，我们曾有领导阶级，也有过寡头政治。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就有领导阶级，他们知道必须帮助欧洲富强起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富强也和欧洲息舷相关。因此，他们强迫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尽管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是极端的孤立主义者，极可能不要它。” 一个领导阶级知道，只让自己的孩子成功，也进身于领导阶级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他们的小孩所治理的国家里，有60％的年轻人不能有所成就，可怕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 在维持超级强权的前提下，美国可以发展登陆月球的计划，也可以利用炫目但无用的发明，无限制地发展武器。现在冷战结束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及心理的缺口。我们仍会怀念冷战的单纯性？怀念东西方简单的划分？以及怀念东西双方不变的论调吗？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张的世界中，比较有可能的冲突来自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非白人、富人与穷人、已开发与低度开发、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之间的对立。以往，我们在军力强大的苏联威胁下长大；如今，会对我们的安定造成威胁的是弱小的墨西哥，我们应该如何调适呢？冷战扭曲了我们社会的本质及目的。为了应付冷战的威胁，我们在不知不党中创造了一个自我衍生不息的国防基层组织。正如我在波士顿地球报（Boston Globe）任职的朋友马丁·诺兰（Martin No1an）所说的，我们在50年代所通过的联邦教育法案及公路法案，其实应该称为“国防教育法案”及“国防公路法案”才对。为了表示爱国（还有为了说服公司内一些反对力量），IBM所生产的第一部主机电脑就叫部“国防电脑”。这些标志不幸都一语成谶，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们成了和平时期里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防国家。整军经武成了我们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1990年，我站在莫斯科红场时，突然间认识了真正的苏联：一个除了飞弹以外所剩无几的呆滞社会。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不能再拿与苏联一争长短的角度来衡量自己，我们应该拿建立一个和谐又有格调的社会做为标准来自我要求。最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终于了解，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脸。 　　　　　　　　　　　　　　　　　　　　　黄志典　译 　　　　　　　（选自《新世纪的挑战》，长河出版社1992年版） ------------------　　 诊断地球 21世纪属于谁 瑟罗（Laster C·Thurow） 莱斯特·瑟罗（1938－），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出版过不少畅销的著作。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90年代的畅销书《21世纪的角逐》，在该书中，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战争，一极世界走向多元世界，等等，并已形成了以美、日、欧为中心的三大贸易集团，在争夺着下一个世纪的控制权。瑟罗作为一个美国人，较多地看到了美国经济的弊端，而认为未来是属于欧洲的。 在21世纪，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可能趋于一致，就像过去60年中美国国内各地区的收入已经拉平一样。 由于日本赶上了美国和欧洲，其增长率可能会放慢，不再居于前列。但是，在经济学中，没有导致一致的自动反馈机制，事实上正相反，今日经济增长越快，则今后取得更快增长就越容易。今经济增长越慢，则可以肯定的说，今后增长越慢。 目前的势头不管是增强还是减弱，都难以扭转。如果收入随着高增长率而增加，就可以在不牺牲今日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对未来进行大规模投资。有了高经济增长，你可同时提高生活水平和扩大投资。与此相对照，如果从低增长和低投资状态转向快速增长和高投资的状态，则要求牺牲今日的消费来为未来的经济加快增长提供投资。 在未来的竞争中，三大经济强手中，会有其中一个走到前面。能赶在前面者就会保持领先的地位，就会像英国领衔19世纪、美国领衔20世纪那样，领衔21世纪，为该世纪建立起最好的经济制度。 尽管难以出现趋同发展，但看来，在21世纪中，不会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那样，有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经济霸主。英国在19世纪的称霸是建立在比其他国家早50年开始工业革命的基础上，19世纪上半叶，没有强手之间的竞争。当工业革命在别的地方开始时，英国仍然是最有力量的强国，但其地位已大大不同于当初独居优势之时。英国仍然领先--但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压力。 同样，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独有的历史发展之上的。在本世纪的前半叶，美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是最大的，人均生活水平是最高的，但它仍有挑战者--西德和英国。有些工业，像化学工业。美国是肯定落在后面的。高科技的化学和物理，领先者是德国人。 但在本世纪的后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丧失了经济竞争者基础，落在后边，需要奋力重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霸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居技术领先地位）自罗马帝国之后首次出现，可能在今后2000年内不会再有。 其结果，在21世纪，肯定会有一个经济上的领袖，但是该世纪并不是一个由一国雄居于他国之上的世纪。 对竞争者的评估 日本 尽管在进入21世纪时美日欧三家竞争者有着平等的基础（按国内外购买力平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等），但如果考察一下过去20年的情况，日本在赢得21世纪经济领导权方面被认为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按国际货币价值对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日本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美国的一半跃升到比美国高出22％。1970年，在世界最大的15家银行中，没有一家是日本的，而在1990年，有10家是日本的，其中前6家都是日本的。1970年，日本只占有美国汽车市场的5％，而在1990年，日本占28％。在短短的20年里，日本把美国彻底排挤出了消费电子工业。日本曾长期拥有贸易逆差，是净欠债国（刚刚在1990年付清了世界银行的债务），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和最大的贸易赢余国。在过去的15年中，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其经济增长率比美国高出75％，比欧洲共同体高一倍。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社会性特征的日本公司是无法击败的。 在三个竞争对手中，日本的国内市场是最小的，但其有着长期统一的历史。协调与一致使得日本的经济力量具有无与匹敌的能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实现计划同目标一致方面比日本做得更好了。在国际性的成绩评估中，日本中学生的得分都是接近最高的，国家对高级中学最差的学生的教育提高能力是世界无与伦比的。 没有一个国家赶得上日本对未来所进行的投资。日本包括住房在内的固定资本总投资要比美国高一倍。按雇员人数平均豹工厂与设备投资要比美国高两倍，比欧洲高一倍，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美国高50％，略高于德国，比整个欧洲高得多。在对未来进行的投资中，日本公司是在“生产者经济学”的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要比在“消费者经济学”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公司拥有许多优势。 日本的力量所在（其强有力的具有内聚力的内向性文化）也是其脆弱之处，在管理外国工人方面，日本公司表现出首屈一指的能力（从外国工人中产生的效率往往要比从外国管理人员中产生的效率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21世纪的经济竞争要求公司要能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组合成一个统一的队伍，在这方面，日本存在着问题。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和语言使其很难把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平等的组合在一起。如果取胜要求必须有第一流的外国管理人员，那么日本公司就有问题了。要雇用非常好的外国管理人员，就要让这些外国人有机会升到最高领导职位，日本公司文化是无法提供这种机会的。 在每一个国家都仿照领先国家的榜样进行追赶时，那些领先国家亦着力争取如何取得新的突破。日本已经表明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日本可以稍微领先于其他最富的国家，因为在加工技术方面具有竞争性，但是，除非日本能够学会不断发明新的产品，否则就不能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如果产品仿抄自国外，那么日本自己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其竞争者发明速度的限制。 在确认日本是否会在新产品技术中居领先地位时，有必要回顾一点美国的历史。在19世纪，美国以仿制别人的产品而闻名。使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些伟大的发明（蒸汽机、珍尼纺织机、贝氏炼炉）来自英国。美国人是善于采用这些发明并使其以高于英国人10％的效率发挥作用的--这与如今日本人采用美国人的发明并使其以比美国人高10％的效率起作用的情况一样。从历史上说，利用仿制来追赶是竞争的同义词。在美国人于19世纪末赶上来之后，它最后又学会在20世纪中自己搞发明，但这花了半个世纪。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科学方面并不领先，尽管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直到本世纪中叶美国成为科学上的领先国家后，它才真正跑在其他国家前面。 我相信，当日本赶上来时，它也要学会如何从事发明。改进生产流程的独特设计相当于转向一种新产品种类的设计。日本人对其在取得重大突破方面缺乏能力表示担心。但是，对历史有客观了解的人们不为日本人自己的担心而忧虑。唯一的问题是需多长时间。就像美国人从仿制到发明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样，日本人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日本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出口导向经济的基础上的。出口是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出口工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居领先地位。出口推动整个国内经济发展。按照世界标准，日本的国内工业往往是非常缺乏效率的。不管怎么说，出口导向战略不是未来日本的成功之路。 如要使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出口工业就必须夺取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以保证能付得起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原料进口。只要日本的出口数额小，那么其他国家便可以破坏上述形势。然而，日本现在在经济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他国家不能够容许日本为超过其他国家而所要保持的出口增长以及对别国市场的占领。在21世纪，如果有必要，世界其他国家就会通过施行更严厉的限制来制止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日本要在21世纪使其经济增长得比其他国家快，那么它就要找到一种在出口比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慢的情况下达到目的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日本必须使其经济的增长转向国内需求拉动，而不是靠出口推动。 欧洲和北美的准贸易集团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日本经济由出口导向转向国内需求拉动。由准贸易集团组成的世界将要求日本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被当作局内公司而不是局外公司对待。这意味着日本要把更多的生产移向海外，减少从日本本上出口。 如果日本要在国内需求导向经济方面取得成功，那么就要把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先导，因为这两个领域在日本基本上是落后的。如果不发展住房、道路和公园，不管日本人的劳动生产率有何成就，日本的生活水平就达不到世界水平。住房是一个严重的瓶颈限制，要求在传统方面有重大改变。由于对稻田实行低遗产税（对其他财产不是如此），结果导致在东京中央仍留有稻田。因建筑形式和防地震法的严格限制，东京住宅建筑的发展受到抑制。政府也不愿意用征地法来为大规模的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征得所必需的大片土地。如果不打破这种传统，则不可能在住宅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突破，若不在居住面积上有新的突破，日本人就只能是富国里的穷人。 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奉行生产者经济学的日本企业公司可能是最优秀的，然而，日本要取胜，就要在其生产者经济学中移入一些消费者经济学。21世纪的赢家将不得不对人们在这两个方面的驱动力加以平衡。日本的年轻专业人员，对房子问题的不满非常强烈，不管怎么说，很难相信日本能阻止这种变革。最终，民主，即使是一党民主，也不得不对其公民的这种要求做出反应。 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可能使其不可能在环太平洋地区创建一个准贸易集团来与欧洲和日本的集团进行竞争。朝鲜和华人经济（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可能更愿意与其最好的市场--美国--而不是其竞争对手日本达成特别的安排。 要组成贸易集团，就意味着劳动力在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这就是说，日本必须愿意接受客籍工人。如果说西欧担心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开放，那会是什么样子。数百万的中国人会进入日本，然而，日本的文化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不愿意，或者说最不能吸引外来移民的国家。如果日本要取胜，那么就要使现在世界上最难融合的文化变为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融入的文化。达成一些特别的安排是可能的，但日本难以创建一个环太平洋共同市场来与欧洲共同体竞争，看来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会做那些有必要进行的调整。 但是，对竞争开始前各竞争对手力量进行的任何分析都表明，日本是带着自己的巨大活力来加入竞争的。在全球范围内，日本的经济增长和对未来的投资是最快的。如果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下的是经济的及运动比赛的赌注，则日本是最有希望下赌在21世纪中取胜的。100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可能会说，21世纪是属于日本的。 欧洲 在80年代，欧洲的经济是增长最慢的，90年代伊始，在世界经济的棋盘上，欧洲居于最有利的地位。其地位很像是棋书上所说的“残局”。棋盘上向读者所展示的是棋的布局，读者被告知，不管白方如何走，黑方可以走5步取胜。但是，读者要找出和走出这5步是相当困难的。从经济上说，欧洲正处于这种地位。如果欧洲采取正确的步骤，则不管日本和美国的情况如何，在21世纪中，可以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强手。在欧洲的例子中，正确的步骤不难发现，但却非常难于举步。 如果欧洲可以真正把欧洲共同体（3．37亿人口）变成一个一体化经济体，并能把其他欧洲国家（5亿多人口）吸收进欧洲大厦，那就能组成一个无与匹敌的经济。欧洲的8．5亿人是全球仅有的全部受过良好教育且摆脱贫穷的8．5亿人口。像瑞典、瑞士、挪威和奥地利这些需要纳入欧洲共同体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富的。 欧洲的主要优势在于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共产党可能不能管理好经济，但他们却建立起了全球最好的教育制度。欧洲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即有一个国家--德国，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在世界上领先；一个国家－－前苏联，在高科学方面居首。前苏联的活动空间比美国大得多，在理论科学的许多领域走在世界的前面。1990年，西德的贸易赢余是世界上最大的，按人均计算，3倍于日本，10年以后，当东德完全与西德一体化，达到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时，德国会变得更为令人生畏。到21世纪初，德国的传统市场--中欧和东欧也可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如果把前苏联的高科学、德国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意大利和法国的设计水平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有世界级的伦敦资本市场把资金有效地引向欧洲最具生产能力的地区，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创建起无可比拟的优势。欧洲大厦可能成为一个相对来说自我控制、迅速增长的地区，把其他地区甩在后边。 由于欧洲国家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公有与个人主义两个特征，欧洲一体化所进行的必要妥协可能会把这两个方面混合起来，融两个特征的最好的方面于一体。欧洲人不需要采用外国的一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思想。 欧洲也拥有为21世纪确定贸易规则的优势。毫不令人奇怪，为贸易确定规则者将使规则利于那些按欧洲方式行事的伙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会取胜。它只是意味如果欧洲确实能采取正确的步骤--不管美国还是日本在经济竞争中表现得如何好，都可以取胜。正确的步骤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西欧的经济应事实上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应该迅速扩延到中欧和东欧。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应成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都不轻松。这要求欧洲人能愿意今天做出牺牲，来创建未来经济称雄的实力，为使资本主义在中欧和东欧开始起步，西欧必须愿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必须把东欧和西欧的历史的边界与种族冲突弃置一边，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应成为欧洲人。他们对海湾战争的不同反应清楚地表明，仍有政治上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欧洲大厦在世界经济棋盘上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 美国 个人主义与公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完全是经济上的。所有的资本家都信奉民主和私人财产所有权。美国是21世纪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试图成为21世纪的经济超级大国，它有着不利条件。如果要在两个方面都成为超级大国，那就必须愿意进行作为经济超级大国所需要的投资，最重要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 由于美国保持富国地位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长，在进入21世纪时，它有着更多的经济财产用于21世纪的经济竞争。从技术上来说，美国落后别人的领域不多，领先于别人的占多数。在人均收入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亦是首屈一指，其劳动力队伍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内市场要比日本大得多，比欧洲统一得多。 但是，其起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为下述方面的问题所削弱，即在其教育制度衰落，实行高消费和低投资，欠大量的国际债务。在20世纪末，没有比美国对于未来21世纪的竞争再缺乏准备的了。 美国的投资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按劳动力人均计算的工厂和设备投资，美国只为德国的一半，日本的1／3。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不足德国和日本的40％一50％，目前，对物质基础结构的投资仅及60年代的一半。欧洲正发展其雄心勃勃的高速铁路网，以把主要的城市联结起来，而美国大量的资金却因集于高速公路和机场信托资金花不出去。在建设未来现代电讯线路方面，美国不居于领先地位。 在8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低增长为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及没有加以利用的借贷能力所掩盖了，这两个方面在提高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方面要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在90年代，美国的劳动力增长将不会很快，其借贷能力已近用尽。其结果，90年代未出现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将在90年代变得突出起来。美国能否取胜于21世纪取决于如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能否把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水平。 自相矛盾的是，如果美国想要在21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消费生活水平，那么就要由80年代的高消费、低投资社会转变为90年代的高投资、低消费社会，从着眼于现在，到着眼于未来。为要增加投资，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就要使消费（私人和公共消费）的增加慢于产出的增长，以便使投资（私人和公共投资）可以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水平。 谈到劳动力的技能与教育，这是美国的第二个弱势，情况优劣兼有。美国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那部分是世界第一流的，学院是美国劳动力赶超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美国人干得比别人更努力，在保证质量水平方面比别人花得钱更多。美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有着最优秀教育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建立起一种面对大众的大学制度。在精英教育制度变成大众教育制度后，对人力或物质设备方面进行的投资很少。那些花很大气力通过严格高中毕业考试的学生们，在头几年的大学生活里却松下来。不过，在美国的劳动力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那部分人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论教育技能，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那部分美国劳动力（占29％）属于第三世界，如果美国想取胜，则必须改善教育。 在棋局上，王后是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在经济上，美国人正是忘记了如何移动王后。用经济术语说，移动王后是为了“赶上去，把落后的赶上来”。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使落后的关键工业赶上来呢？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使被咄咄逼人的外国竞争对手赶出竞争行列的关键工业再赶上来呢？一个国家要想保证在的高附加价值、高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需求弹性的工业中通过比较利益获得应得的份额或更多的份额，应采取什么战略呢？ 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如何走“赶上去、把落后的赶上来”这步棋，因为有半个世纪没有在这两个方面需要做什么事了。由于要对付半个世纪的美国垄断、要迎头赶上，世界其他国家懂得了如何移动他们经济棋盘上的王后。 美国自然地理上的贸易伙伴拉丁美洲，在经济上是贫穷的，教育上是落后的。拉丁美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下降，债务方面的问题使其在21世纪初期难于取得快速增长。即使可以达成南北美洲共同市场协议，对于美国也没有多大的帮助。然而，收入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要成立共同市场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必然是共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导致大量人口从低收入国家移入高收入国家。为了在墨西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移人美国，美国必须与墨西哥达成一些特别的贸易安排，但是不可能与墨西哥建成真正的共同市场，更不可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成立共同市场。这样一种共同市场会导致大多的人口流入美国，会使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大多。 同时，美国拥有一些真正的文化力量。如果日本的文化使其成为外国人难于平等参与的国家，那么美国的文化却使其成为外国人最容易变成当地人的国度。美国人可能不是最好的出口商，但是在从事国外生产时却是世界一流的。如果把美国的海外生产也算是出口，1986年美国144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变成了57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可以成功地把当地人变成美国的企业家。 当出现危机时（珍珠港）或当看起来要出现危机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的反应是出色的。问题清楚（苏联人造卫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解决问题也干净利索。美国人可以自己宣称21世纪是属于自己的。美国的问题是，它不是在取胜--而是使其明白竞争已发生变化--必须用新的战略按新的规则来进行新的竞争。 谁是赢家 可以对三个竞争对手的每一方做出一个判断。日本人有活力，很难打赌说他们不能取胜。如果面对直接的竞争。美国人是有灵活性的，有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他们进入21世纪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力量，但是，战略地位优势在欧洲一边，他们最有可能使21世纪成为欧洲世纪。 最终，欧洲人必须完成现有的共同市场国家的一体化，使其他欧洲国家加入一体化进程，为使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欧洲大厦应承担必要的税收责任。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聪明、有远见，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为了不让波兰人和其他东欧人涌入巴黎、伦敦、罗马和法兰克福，西欧必须根据战略考虑上的需要来行事。 为要取胜，日本和美国还必须抓住摆在他们面前的战略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能看到变化所带来的实际利益，除了自己能动之外，他们不像欧洲那样有移民问题，没有任何反面的压力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与人的本质都告诉我们，对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他们很容易不去做他们为要取胜所必须做的事情。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记录下来，21世纪是属于欧洲大厦的！ 　　　　　　　　　　　　　　　　　　　　　　张蕴岭　译 　　（选自《二十一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诊断地球 历史与推测 肯尼迪（Paul Kenedy） 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那鲁大学历史学教授。1987年他出版《大国的兴衰》，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列前茅的畅销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展望本世纪末和21世纪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地位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前景。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八章《走向21世纪》中的第一节。 本章的标题不仅意味着年表上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变化。即使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也可谓历史。虽然偏见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使10年前的历史学家“难以区分短暂因素和根本原因”，但是他仍然是根据同一个学术规则来进行研究的。然而，那些关于现今如何演变成未来的文章，即使它们所谈的是已经形成的趋势，也不能自称是在写历史事实。在这方面，不仅使用的原始材料不同（包括从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专著到对经济的预测和对政治的推测），而且也无法假设所写的是否正确。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方面也常有许多方法上的困难，但像大公被谋杀或某一次军事失败这类历史事件确曾发生过，而人们谈论未来的事情就没有这样肯定。不可预测的事件、纯粹的意外事故以及某种趋势的中止，这些都可以推翻似是最有道理的预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预言家纯粹是走运。 那么，下面要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推测性的，其根据是对当今全球经济和战略的趋势如何发展进行合乎情理的推论，但是不能保证所有这些（或任何一部分）将会发生。过去几年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美元价值的螺旋式变化和1984年后石油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苏联、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有着不同的影响），很好地告诫人们不要从经济趋势中引出结论。政治和外交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许多涉及当代事务的著作，其最后一章往往仅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根据事后的认识进行修改。现在这一章以后如仍能保持完好如初，那将令人感到惊奇。 也许了解未来的最好方法是简要回顾一下过去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盛和衰落。本书的论点是，世界上存在一种促进变化的原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推动，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每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这种全球性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没有规律的，它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既包括个别发明者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也包括气候、疾病、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因素。同样，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社会都曾经历了一个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这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取决于它们对采用新方式增加产量和财富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些地区崛起时，另一些地区却相对或（有时）绝对落后。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类对改善自身条件具有天生的干劲，所以世界从未静止不前。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出现的智慧上的飞跃，而后又受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精密科学”的促进，这正意味着这种促进变化的动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具有自我持续力。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各个国家相对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同样，这也不足为奇，而且过去已经多次谈到这一论点，尽管强调的重点和表述的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时代才懂得“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军事实力依赖于充足的财富，而充足的财富来源于强盛的生产基础、健全的财政和高级的技术。这一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同样清楚的。如前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刻可以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因为这还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从地理和民族士气，到指挥才略和战术能力。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所有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主要变化都发生在生产力对比变化之后，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不同帝国和国家的兴衰都被主要大国战争的结果所确认，在这些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拥有最多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均是推测而不是历史，因此它是基于一种似乎有道理的假设，即过去5个世纪以来的总趋势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不论国际体系是否曾一度被6个或两个大国所统治，这种体系一直是处于混乱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威高于主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在每一个特殊的阶段，某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占有的相对比重或是增大或是缩小。这个世界在1987年或2000年不再可能像1870年或1660年那样保持冻结状态。相反，某些经济学家还会审辩说，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变化：农产品和原材料产品的相对价值正在下降；工业生产正在与工业“就业”相分离；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社会中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流动正在逐渐脱离贸易方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新的科学发展，必然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总之，在没有不可抗力的干预或灾难性的核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将继续存在一种世界力量的推动力，它主要是受技术和经济变化的推动。如果对计算机、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作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有关对第三世界部分地区的“绿色革命”可能成功的预测也证明是正确的话（这种预测包括印度和中国成为长期的粮食纯出口国），那么到了21世纪初，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富饶。即使技术领域缺少戏剧性的进展，经济增长也是可能出现的。人口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将会确保上述情况发生；利用更尖端的技术开发原材料也会做到这一点。 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增长将是不平衡的，此处快些，彼处慢些，这取决于变化的条件，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别的原因，使得下面作出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40年使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经济扩张在今后20年将继续下去。鉴于苏联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家自从6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的增长率，到90年代再次出现上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目前的趋势，上述两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换句话说，如果从现在到21世纪初确实发生日本停滞不前和苏联经济繁荣，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由于环境和政策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应比根据现有迹象所作的合理的假设要激烈得多。对15年或25年后的世界情况进行估计可能会出现差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因此宁愿选择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不去根据当前事态的广泛发展提出合理的期望。 例如，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今天为世人熟知的“全球趋势”，即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将可能继续下去，这正是因为这一崛起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它不仅包括作为经济火车头的日本，而且还包括那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包括繁荣和已建成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也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较大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再扩大一些，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如下各种因素巧妙组合而促成的：出口型社会的工业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增长转过来导致了外贸、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增长；在更新的技术领域以及在较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取得的显著进展；在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牲畜）方面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些成就每项都互为作用，相得益彰，其产生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使得传统的西方大国以及经互会国家的增长速度显得大为逊色。 例如，1960年亚太国家（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占世界总产值的7．8％；到了1982年刚翻了一番多，达到16．4％。从那时起，这个地区的增长率就以空前的幅度超过欧洲、美国和苏联。到了2000年，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很有可能超过20％，与欧洲或美国持平。就是以比过去25年“小得多”的增长率发展，它也会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流域的活力也可从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感觉到。1960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仅占其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的48％，但是到了1983年则达到美欧贸易的122％。这一变化伴随着美国临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人口和收入的再分配。尽管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增长放慢，或者某些问题影响着某一特定工业，然而，这一总的趋势明显将继续下去。因此，毫不奇怪，一位经济专家曾怀有信心地预言,现在占世界总产值43％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2000年将稳占50％。他的结论是，“随着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力量中占据了一个主要中心位置，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迅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当然，自19世纪以来，这一类言论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来这个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力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一预言才成为现实。 同样，也有理由设想今后几十年一个远不吸引人但却更为广泛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这就是军备竞赛开支的螺旋式上升，它受到新式武器系统昂贵的费用和国际性竞争的推动。人们看到，“历史上几个不变的因素之一，就是军事开支的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倘若在武器技术更新还较慢的18世纪，战争和军备竞赛已是这样的话（即使出现某些短期波动），那么在本世纪则更是如此，即使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今天每一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军舰和坦克的昂贵费用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同类武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政治家们对一艘1914年以前的战列舰造价250万英镑都会感到吃惊，如果得知今天这种战列舰将耗费英国海军1．2亿英镑，而更换一艘护卫舰耗资则更大，他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议员很情愿为数千架B－17轰炸机拨款，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会在五角大楼的估价面前退缩：仅100架新型B－1轰炸机就要耗资2000多亿美元。所有领域都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轰炸机的造价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200倍。战斗机超过第二次大战时的100倍或者更多。航空母舰和主战坦克分别是二次大战时的2倍和15倍。在二次大战期间6级潜水艇每吨造价为5500美元，如今，一艘三叉乾潜艇每吨造价达160万美元。 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今天的军火工业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商业性和自由市场式的制造业。前者通常集中在少数几个庞大的公司中，它们与本国的国防部享有特殊的关系（不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法国，在实行指令性经济的苏联更是如此），它们的产品往往因国家予以特殊的合同和提供成本超支担保而免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它们产品的唯一消费者只有国家（和友好国家）。而后者，即使是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也不得不为能在多变的国内外市场上仅仅赢得一席之地而对付无情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喜好以及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军人渴望得到目前工艺水平所能生产的最先进的武器，以使其部队能够在任何可能（如果有时是非常不可能）的作战形势中战斗，前者受到这种愿望的驱使，生产出的产品越来越昂贵、精密，而数量越来越少。后者在对家用产品或办公计算机的最初样品进行首次大量投资之后，由于市场竞争和大规模生产的原因，需要降低其平均单位成本。虽然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新技术和科学发展上出现的爆炸形势确实不可避免地使军火制造商与政府建立了一种背离“自由市场”准则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今天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异的。各种关于美国“军事改变”的建议也许会防止出现那些好挖苦的人所预言的结果，即在2020年，一架飞机的造价就可以吞噬掉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但是，即使是这些努力也不可能改变以越来越高的造价生产越来越少的武器的趋势。 尽管上述情况当然主要是由于武器不断的和不可避免的高精尖化所造成的（如现代战斗机大约有10万个零部件），但它也是不间断地在陆地、海上、水下、空中和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如果说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缘故，这两大条约集团在军备上的投资几乎占世界的80％，拥有的飞机和舰船占世界的60％一70％），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伊朗至朝鲜的广大亚洲地区，还有一些较小规模但仍不容忽视的军备竞赛（更不用说战争了）。其后果是第三世界军费开支爆炸性的增长（甚至对最穷的政权也是如此），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武器销售和转让大规模的增加。1984年，全世界武器进口总额达350亿美元之巨，超过了世界谷物贸易总额（330亿美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约达9400亿美元，刚好超过本星球上较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总收入。而且，武器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经济和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每年各自用于国防的费甩大大超过2500亿美元，而且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此项费用增至3000亿美元以上。在大多数国家，武装力量的开支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对它起制约作用的只有经济的乏力和硬通货的短缺等因素，而不是靠要削减武器开支的真诚许诺（仅有极少数国家的动机例外，如日本和卢森堡）。正如国际形势趋向研究所所称，“世界经济的军事化”正在以超过过去30年的速度向前推进。 不均衡的增长模式（其特点是全球生产力对比向太平洋流域倾斜）和武器及武装力量费用螺旋式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当然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但是同时，这两种趋势显然越来越可能相互影响，而且它们确实已经是这样。两者都受到那个促使技术和工业变化的原动力的推动（即使个别军备竞赛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两者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前者通过促使财富和生产力以较快或较慢的速度增长，并使一些社会的繁荣超过另一些社会来发挥其影响；后者的影响是通过消耗国家的资源来实现的，衡量这种消耗不仅要看资本投资和原材料，而且（也许甚至更重要的）要看与商业性和出口型经济增长相比，从事国防生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制人员所占的比重如何。尽管有人宣称国防开支能产生某种商品经济的副产品，但看来越来越难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过多的武器开支将会损害经济增长。当今军事投资过多的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在重复当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所经历的困难。庞大的军事权力机构犹如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对敏感的观众可谓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里指生产力较高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再进一步讲，这两种趋势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一个国家出现低速增长，可能会压抑公众士气，引起不满，加剧关于国家支出重点的讨论；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还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为如此。就大规模的军备开支而言，它可以使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工业受益；但它也能导致社会另一些集团所享有的资源向别处转移，而且它还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无力应付别国的商业挑战。除非敌人马上兵临城下，否则高额国防开支在本世纪几乎总是挑起“大炮与黄油”的争论。它引起了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之间建立合理关系的辩论，虽然这类辩论是在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今天逼近的紧张局面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这种紧张局面表现在一国既要生存于二个无秩序的军事政治世界，又要生存于一个任其自由发展的经济世界。同时还表现在一国一方面要谋求战略安全，其特征是投资发展最新式的武器系统和将大部分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寻求经济安全，其特征是增进国家繁荣，这种繁荣有赖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又来源于新的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创造），还有赖于生产的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所有这些都会因过度的军备开支而受到损害。正因为军事权势集团过重的军费会减慢经济增长率并导致一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财富的下降，再进一步还会导致权力的下降，因此，全部问题是一个如何平衡靠庞大的国防力量支撑的短期安全与使生产和收入得到增长的长期安全的问题。 由于宣扬存在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模式”，上述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出现的紧张现象也许在20世纪后期显得尤为尖锐。一方面，存在一些非常成功的“贸易国（地区）”，它们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香港，但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了1945年以来世界生产的大发展和商业上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它们的对外政策强调与其他社会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所以，它们都谋求使国防开支保持在与维持其国家主权相适应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从而省出资源用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和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化”经济，如东南亚的越南；处于长期交战中的伊朗和伊拉克；近东的以色列及对其提防的邻国；还有苏联本身，它们每年都把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有一些国家更多）用于国防开支。它们虽确信这一水平的开支对确保军事安全是必要的，但是显然要承受因资源未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而带来的痛苦。在商业国和好战国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这个星球的其余大多数国家，它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此安全的地方，以致可以把军费开支削减到日本那样异常低的水平，但是它们一般也对大规模的军备开支带来的昂贵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感到忧虑，而且也意识到在短期军事安全和长期经济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取舍关系。对那些拥有广泛的、难以推卸的海外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再次与日本形成对照），问题就更复杂了。此外，在许多主要大国中，政策计划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要权衡螺旋式上升的武器费用与生产投资的关系，而且还要权衡这种费用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关系（在它们国家的整个人口年龄不断老化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使得如何安排开支的优先顺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的工作。 当世界走向21世纪的时候，多数政府机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需要具有三重本领：既要为其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其他可行的替代安全），又要满足其公民的社会经济需求，同时还要保证持续的增长。不论是从其积极意义上讲，即负担当前大炮和黄油所需的费用，还是从其消极意义上看，即避免出现将来可能会损害其人民的军事和经济安全的相对的经济下降，这最后一个本领都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技术和贸易方面不均衡的变化速度和国际政治方面不可预测的动荡，要在一个不间断的时期里全部掌握上述三种本领将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然而，掌握前两种本领（或其任何一种）而未获第三种本领，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的失利。这正是所有低速增长社会的命运，这些社会未能根据世界力量的变化来进行调整。正如一个经济学家清醒地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一个生产力增长在过去一个世纪落后于其他国家1％的国家（如英国），会从它不可争议的世界工业的领袖地位沦落到今天的平庸经济地位，但它毕竟还是发生了”。 关于主要国家看来如何较好地（或较坏地）准备去完成上述任务将是本章其余部分要谈的重点。几乎无需强调这一点，即由于在国际开支及军事安全、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投资发展这三方面的各种需求之间存在一种争夺资源的三角竞争，因此对这种紧张现象还没有万全之策。也许最多只能做到使这三种目标保持大体上的协调，但到底怎样实现这种平衡则总是要受国家环境的强烈影响，而不是受一些有关平衡的理论定义的影响。一个被敌对的邻国包围的国家将比一个其国民相对未感受到威胁的国家更认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安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对负担大炮和黄油的费用会觉得更容易些；一个为了赶上别的国家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社会与一个处于战争边缘的社会相比，将会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都使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难以与另一个国家完全相同。然而，基本的观点仍然成立，即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三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缺少一个大体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 　　　　　　　　　　　　　　　　　　　　　刘晓明　译 　　　　　　　（选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　 诊断地球 宇宙的未来 霍金（Stephen W·Hawking） 霍金是当今最负盛名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他战胜严重的残疾，执着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名著《时间简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销售500多万册，成为科学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霍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宇宙学与黑洞，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都或多或少改变了我们对宇宙、对时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发性。他目前担任剑桥大学卢卡逊数学教授。这篇文章是他1991年1月在剑桥大学的讲演。 这篇讲演的主题是宇宙的未来，或者不如说，科学家认为将来是什么样子的。预言将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起过一个念头，要写一本题为《昨天之明天：未来历史》的书。它会是一部对未来预言的历史，几乎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大锗特锗的。但是尽管这些失败，科学家仍然认为他们能预言未来。 在非常早的时代，预言未来是先知或者女巫的职责。这些通常是被毒药或火山隙溢出的气体弄得精神恍惚的女人。周围的牧师把她们的咒语翻译出来。而真正的技巧在于解释。古希腊的德勒菲的著名巫师以模棱两可而臭名昭著，当这些斯巴达人问道，在波斯人攻击希腊时会发生什么，这巫师回答道：要么斯巴达会被消灭，要么其国王会被杀害。我想这些牧师盘算，如果这些最终都没有发生，则斯巴达就会对阿波罗太阳神如此之感恩戴德，以至忽视其巫师作错预言的这个事实。事实上，国王在捍卫特奠皮拉隘道的一次拯救斯巴达并最终击败波斯人的行动中丧生了。 另一次事件，利迪亚的国王克罗修斯，这位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有一次问道：如果他侵略波斯的话会发生什么。其回答是：一个伟大的王国将会崩溃。克罗修斯以为这是指波斯帝国，殊不知正是他自己的王国要陷落，而他自己的下场是活活地在柴堆上受火刑。 近代的末日预言者为了避免尴尬，不为世界的末日设定日期。这些日期使股票市场下泻。虽然它使我百思不解，为何世界的终结会使人愿意用股票来换钱，假定你在世界末日什么也带不走的话。 迄今为止，所有为世界末日设定的日期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这些预言家经常为他们显然的失败找借口解释。例如，第七日回归的创建者威廉·米勒预言，耶稣的第二次到来会在1843年3月21日至1844年3月21日间发生。在没有发生这件事后，这个日期就修正为1844年10月22日。当这个日期通过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据说，1844年是第二次回归的开始，但是首先要数出获救者名单。只有数完了名单，审判日才降临到那些不列在名单上的人。幸运的是，数人名看来要花很长的时间。 当然，科学预言也许并不比那些巫师或预言家的更可靠些。人们只要想到天气预报就可以了。但是在某些情形下，我们认为可以做可靠的预言。宇宙在非常大的尺度下的未来，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在过去的300年间发现了制约在所有正常情形下物体的科学定律。我们仍然不知道制约在极端条件下物体的精确的定律。那些定律在理解宇宙如何启始方面很重要，但是它不影响宇宙的未来演化，除非直到宇宙坍缩成一种高密度的状态。事实上，我们必须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巨大粒子加速器去检验这些高能定律，便是这些定律对现在宇宙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标志。 即便我们知道了制约宇宙的有关定律，我们仍然不能利用它们去预言遥远的未来。这是因为物理方程的解会呈现出一种称作混饨的性质。这表明方程可能是不稳定的：在某一时刻对系统作非常微小的改变，系统的未来行为很快会变得完全不同。例如，如果你稍微改变一下你旋转轮赌盘的方式，就会改变出来的数字，你在实际上不可能预言出来的数字，否则的话，物理学家就会在赌场发财。 在不稳走或混饨的系统中，一般地存在一个时间尺度，初始状态下的小改变在这个时间尺度将增长到两倍。在地球大气的情形下，这个时间尺度是5天的数量级，大约为空气绕地球吹一圈的时间。人们可以在5天之内作相当准确的天气预报，但是要做更长远得多的天气预报，就既需要大气现状的准确知识，又需要一种不可逾越的复杂计算。我们除了给出季度平均值以外，没有办法对6个月以后作具体的天气预报。 我们还知道制约化学和生物的基本定律，这样在原则上，我们应能确定大脑如何工作。但是制约大脑的方程几乎肯定具有混饨行为，初始态的非常小的改变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样，尽管我们知道制约人类行为的方程，但在实际上我们不能预言它。科学不能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或者甚至它有没有未来。其危险在于，我们毁坏或消灭环境的能力的增长比利用这种能力的智慧的增长快得大多了。 宇宙的其他地方对于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物根本不在乎。绕着太阳公转的行星的运动似乎最终会变成混饨，尽管其时间尺度很长。这表明随着时间流逝，任何预言的误差将越来越大。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可能预言运动的细节。我们能相当地肯定，地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和金星相撞。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在轨道上的微小扰动会不会积累起来，引起在十几亿年后发生这种碰撞。太阳和其他恒星绕着银河系的运动，以及银河系绕着其局部星系团的运动也是混饨的。我们观测到，其他星系正离开我们运动而去，而且它们离开我们越远，就离开得越快。这意味着我们周围的宇宙正在膨胀：不同星系间的距离随时间而增加。 我们观察到的从外空间来的微波辐射背景给出这种膨胀是平滑而非混饨的证据。你只要把你的电视调到一个空的频道就能实际观测到这个辐射。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斑点的小部分是由太阳系外的微波引起的。这就是从微波炉得到的同类的辐射，但是要更微弱得多，它只能把食物加热到绝对温度的2．7度，所以不能用来温热你的外卖皮萨。人们认为这种辐射是热的早期宇宙的残余。但是它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从任何方向来的辐射量几乎完全相同。宇宙背景探索者卫星已经非常精确地测量了这种辐射。从这些观测绘出的天空图可以显示辐射的不同温度。在不同方向上这些温度不同，但是差别非常微小，只有1／1 0。因为宇宙不是完全光滑的，存在诸如恒星、星系和星系团的局部无规性，所以从不同方向来的微波必须有些不同。但是，要和我们观测到的局部无规性相协调，微波背景的变化不可能再小了。微波背景在所有方向上能够相等到99999／100。 上古时代，人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任何方向上背景都一样的事实，对于他们而言毫不足怪。然而，从哥白尼时代开始，我们就被降级为绕着一颗非常平凡的恒星公转的一颗行星，而该恒星又是绕着我们看得见的不过是一千亿个星系中的一个典型星系的外边缘公转。我们现在是如此之谦和，我们不能声称任何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在围绕任何其他星系的任何方向的背景也是相同的。这只有在如果宇宙的平均密度以及膨胀率处处相同时才有可能。平均密度或膨胀率的大区域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微波背景在不同方向上不同。这表明，宇宙的行为在非常大尺度下是简单的，而不是混饨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宇宙遥远的未来。 因为宇宙的膨胀是如此之均匀，所以人们可按照一个单独的数，即两个星系间的距离来描述它。现在这个距离在增大，但是人们预料不同星系之间的引力吸引正在降低这个膨胀率。如果宇宙的密度大于某个临界值，引力吸引将最终使膨胀停止并使宇宙开始重新收缩。宇宙就会坍缩到一个大挤压，这和启始宇宙的大爆炸相当相似。大挤压是被称作奇性的一个东西，是具有无限密度的状态，物理定律在这种状态下失效。这就表明即便在大挤压之后存在事件，它们要发生什么也是不能预言的。但是若在事件之间不存在因果的连接，就没有合理的方法说一个事件发生于另一个事件之后。也许人们可以说，我们的宇宙在大挤压处终结，而任何发生在“之后”的事件都是另一个相分离的宇宙的部分。这有一点像是再投胎。如果有人声称一个新生的婴儿是和某一死者等同，如果该婴儿没从他的以前的生命遗传到任何特征或记忆，这种声称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可以同样他讲，它是完全不同的个体。 如果宇宙的密度小于该临界值。它将不会坍缩，而会继续永远膨胀下去。其密度在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如此之低，引力吸引对于减缓膨胀没有任何显著的效应。星系们会继续以恒常速度相互离开。 这样，对于宇宙的未来其关键问题在于：平均密度是多少？如果它比临界值小，宇宙就将永远膨胀。但是如果它比临界值大，宇宙就会坍缩，而时间本身就会在大挤压处终结。然而，我比其他的末日预言者更占便宜。即便宇宙将要坍缩，我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它至少在10O亿年内不会停止膨胀。我预料那时自己不会留在世上被证明是错的。 我们可以从观测来估计宇宙的平均密度。如果我们计算能看得见的恒星并把它们的质量相加，我们得到的，不到临界值的1／100左右。即使我们加上在宇宙中观测到的气体云的质量，它仍然只把总数加到临界值的1／100。然而，我们知道，宇宙还应该包含所谓的暗物质，即是我们不能直接观测到的东西。暗物质的一个证据来自于螺旋星系。存在恒星和气体的巨大的饼状聚合体。我们观测到它们围绕着自己的中心旋转。但是如果它们只包含我们观测到的恒星和气体，则旋转速率就高到足以把它们甩开。必须存在某种看不见的物质形式，其引力吸引足以把这些旋转的星系牢牢抓住。 暗物质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于星系团。我们观测到星系在整个空间中分布得不均匀，它们成团地集中在一起，其范围从几个星系直至几百个星系。假定这些星系互相吸引成一组从而形成这些星系团。然而，我们可以测量这些星系团中的个别星系的运动速度。我们发现其速度是如此之高，要不是引力吸引把星系抓到一起，这些星系团就会飞散开去。所需要的质量比所有星系总质量都要大得多。这是在这种情形下估算的，即我们认为星系已具有在它们旋转时把自己抓在一起的所需的质量。所以，在星系团中我们观测到的星系以外必须存在额外的暗物质。 人们可以对我们具有确定证据的那些星系和星系团中的暗物质的量作一个相当可靠的估算。但是这个估算值仍然只达到要使宇宙重新坍缩的临界质量的10／100左右。这样，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观测证据，则可预言宇宙会继续无限地膨胀下去。再过50亿年左右，太阳将耗尽它的核燃料。它会肿胀成一颗所谓的红巨星，直到它把地球和其他更邻近的行星都吞没。它最后会稳定成一颗只有几千英里尺度的白矮星。我正在预言世界的结局，但这还不是。这个预言还不至于使股票市场过于沮丧。前面还有一两个更紧迫的问题。无论如何，假定在太阳爆炸的时刻，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毁灭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恒星际旅行的技术。 在大约100亿年以后，宇宙中大多数恒星都已把燃料耗尽。大约具有太阳质量的恒星不是变成白矮星就是变成中子星，中子星比白矮星更小更紧致。具有更大质量的恒星会变成黑洞。黑洞还更小，并且具有强到使光线都不能逃逸的引力场。然而，这些残留物仍然继续绕着银河系中心每一亿年转一圈。这些残余物的相撞会使一些被抛到星系外面去。余下的会渐渐地在中心附近更近的轨道上稳定下来，并且最终会集中一起，在星系的中心形成一颗巨大的黑洞。不管星系或星系团中的暗物质是什么，可以预料它们也会落进这些非常巨大的黑洞中去。 因此可以假定，星系或星系团中的大部分物体最后在黑洞里终结。然而，我在若干年以前发现，黑洞并不像被描绘的那样黑。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讲，粒子不可能同时具有定义很好的位置和定义很好的速度。粒子位置定义得越精确，则其速度就只能定义得越不精确，反之亦然。如果在一颗黑洞中有一颗粒子，它的位置在黑洞中被很好地定义，这意味着它的速度不能被精确地定义。所以粒子的速度就有可能超过光速，这就使得它能从黑洞逃逸出来，粒子和辐射就这么缓慢地从黑洞中泄漏出来。在一颗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可有几百万英里的尺度。这样，在它之内的粒子的位置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粒子速度的不确定性就很小，这表明一颗粒子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能逃离黑洞。但是它最终是要逃离的。在一个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可能花10的90次方年的时间蒸发掉并完全消失，也就是：后面跟90个0。这比宇宙现在的年龄要长得多，它是10的10次方年，也就是：后面跟10个0。如果宇宙要永远膨胀下去的话，仍然有大量的时间可供黑洞蒸发。 永远膨胀下去的宇宙的未来相当乏味。但是一点也不能肯定宇宙是否会永远膨胀。我们只有大约为使宇宙坍缩的需要密度1／10的确定证据。然而，可能还有其他种类的暗物质，还未被我们探测到，它会使宇宙的平均密度达到或超过临界值，这种附加的暗物质必须位于星系或星系团之外。否则的话，我们就应觉察到了它对星系旋转或星系团中星系运动的效应。 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也许存在足够的暗物质，使宇宙最终坍缩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已有确定证据的物质呢？其理由在于，哪怕宇宙现在只具有1／10的临界密度。都需要不可思议地仔细选取初始的密度和膨胀率。如果在大爆炸后1秒钟宇宙的密度大了：万亿分之一，宇宙就会在10年后坍缩。另一方面，如果那时宇宙的密度小了同一个量，宇宙在大约10年后就变成基本上空无一物。 宇宙的初始密度为什么被这么仔细地选取呢？也许存在某种原因，使得宇宙必须刚好具有临界密度。看来可能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所谓的人择原理，它可被重述如下：宇宙之所以是这种样子，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观测它。其思想是，可能存在许多具有不同密度的不同宇宙。只有那些非常接近临界密度的能存活得足够久并包含足够形成恒星和行星的物质。只有在那些宇宙中才有智慧生物去洁问这样的问题：密度为什么这么接近于临界密度？如果这就是宇宙现在密度的解释，则没有理由去相信宇宙包含有比我们已探测到的更多物质。1／10的临界密度对于星系和恒星的形成已经足够。 然而，许多人不喜欢人择原理，因为它似乎太倚重于我们自身的存在。这样就有人对为何密度应这么接近于临界值寻求另外可能的解释。这种探索导至极早期宇宙的暴涨理论。其思想是宇宙的尺度曾经不断地加倍过，正如在遭受极端通货膨胀的国家每隔几个月价格就加倍一样。然而，宇宙的暴涨更迅猛更极端得多：在一个微小的暴涨中尺度的至少1000亿乙乙倍的增加，会使宇宙这么接近于准确的临界密度，以至于现在仍然非常接近于临界密度。这样，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宇宙就应包含足够的暗物质，使得密度达到临界值。这意味着，宇宙最终可能会坍缩，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比迄今已经膨胀过的150亿年左右长大多。 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必须存在的额外的暗物质会是什么呢？它似乎和构成恒星和行星的正常物质不同。我们可以计算出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最初3分钟的极早期阶段产生的各种轻元素的量。这些轻元素的量依赖于宇宙中的正常物质的量而定。我们可以画一张图，在垂直方向标出轻元素的量，沿着水平轴是宇宙中正常物质的量。如果现在正常物质的总量大约只为临界量的1／10，则我们可以得到和观测很一致的丰度。这些计算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对于几种不同的元素得到观测到的丰度这个事实，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如果存在暗物质的临界密度，那么其主要候选者可能是宇宙极早阶段的残余。基本粒子是一种可能性。存在几种假想的候选者，那是些我们认为也许存在但还没有实际探测到的粒子。但是最有希望的情形是中微子，我们对它已有很好的证据。它被认为自身没有质量，但是最近一些观测暗示，中微子可能有小质量。如果这一点得到证实并发现具有恰好的数值，中微子就能提供足够的质量，使宇宙密度达到临界值。 黑洞是另一种可能性。早期宇宙可能经历过所谓的相变。水的沸腾和凝固便是相变的例子。在相变过程中原先均匀的媒质，譬如水，会发展出无规性。在水的情形下会是一大堆冰或蒸汽泡。这些无规性会坍缩形成黑洞。如果黑洞非常微小的话，它们由于早先描述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的效应，迄今已被蒸发殆尽。但是，如果它们超过几十亿吨（一座山的质量），则现在仍在周围，并且很难被探测到。 对于在宇宙中均匀分布的暗物质，它对宇宙膨胀的效应是唯一探测其存在的方法，由测量遥远星系离开我们而去的速度便可确定膨胀的减慢程度。其关键在于，光离开这些星系向我们传播，所以我们是在观测在遥远的过去的这些星系。人们可以绘一张图，把星系的速度和它们的表观亮度或星等作比较，星等是它们离开我们的距离的测度。这张图上的不同曲线对应于不同的膨胀减慢率。向上弯折的曲线对应于将要坍缩的宇宙。初看起来观测似乎表示坍缩的情景。但是麻烦在于，星系的表观亮度不能很好地标度离开我们的距离。不仅在星系的本征亮度存在相当大的变化，而且还有证据说明其亮度随时间而改变。由于我们不知道允许的亮度演化是多少，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减慢率是多少：它是否快到使宇宙最终坍缩，或者宇宙会继续永远膨胀下去。这必须等到我们发展出更好的测量星系距离的手段后才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减慢率没有快到使宇宙在今后的几十亿年内坍缩的程度。 宇宙在1000亿年左右既不永远膨胀也不坍缩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前景。我们是否有所作为使将来变得更加有趣呢？一种肯定可为的做法是让我们驾驶到一颗黑洞中去。它必须是一颗相当大的黑洞，比太阳质量的100万倍还要大。在银河系的中心很可能有颗这么大的黑洞。 在一颗黑洞中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不很清楚。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允许这样的解，它允许人们进入一颗黑洞并从其他地方的一颗白洞里出来。白洞是黑洞的时间反演。它是一种东西只出不进的物体。在宇宙的其他部分可能会有白洞。这似乎为星系际的快速旅行提供了可能性。麻烦在于这种旅行也许是过于迅速了。如果通过黑洞的旅行成为可能，则似乎无法阻拦你在出发之前已经返回。那时你可以做一些事，譬如讲杀死你的母亲，因为她一开始就不让你进入黑洞。 看来物理定律不允许这种时间旅行，这也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母亲们）的存活是个幸事。似乎有一种时序防御机构，不允许旅行到以前去，使得这个世界对于历史学家是安全的。如果一个人向以前旅行，似乎要发生的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效应会在那里产生大量的辐射。这种辐射要么把时空卷曲得如此之甚，以至于不可能在时间中倒退回去，要么使时空在类似于大爆炸和大挤压的奇性处终结。不管哪种情形，我们的过去都不会受到居心叵测之徒的威胁。最近我和其他一些人进行的一些计算支持这个时序防御假设。但是，我们过去不能将来永远也不能进行时间旅行的最好证据是，我们从未遭受到从未来来的游客的侵犯。 现在小结如下：科学家相信宇宙受定义很好的定律制约，这些定律在原则上允许人们去预言将来。但是定律给出的运动通常是混饨的。这意味着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后续行为的快速增大的改变。这样，人们在实际上经常只能对未来相当短的时间作准确的预言。然而，宇宙大尺度的行为似乎是简单的，而不是混饨的。所以，人们可以预言，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呢，还是最终将会坍缩。这要按照宇宙的现有密度而定。事实上，现在密度似乎非常接近于把坍缩和无限膨胀区分开来的临界密度。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则宇宙实际上是处在刀锋上。所以我正是继承那些巫师或预言者的良好传统，两方下赌注，以保万无一失。 　　　　　　　　　　　　　　　　　杜欣欣　吴忠超　译 　　　　　　　（选自《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 诊断地球 世界新秩序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生于1934年，25岁获那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那鲁大学的教授，现任教于杜克大学。主要著作有《语言的囚狱》、《理论的意识形态》等。这篇《世界新秩序》写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詹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未尝失败，资本主义未尝成功。其中的论点与众不同，发人深省。詹氏在另一篇论文中曾说：“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本书选用时略有删节。 如果我们对市场体系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我们便不能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动的意识形态都承认这一点，它们抱怨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干涉下真正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格尔布莱斯（Galbraith）很早便注意到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取代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然，不论后期资本主义的三大中心--日本、1922年以后的欧洲和北美的超级大国--取得多大的成功，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如果我们相信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口吐真情的经济学家的话--）是没有前途的。罗斯托文式的起飞阶段（the Rostowian“take off stage”）对多数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不发达国家--负债国家--来说只是空想，在具有传奇性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发生之前就已如此。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国家有了未来，有了作为买主和依赖他人的国家、作为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的来源的未来。这个未来只会使发财致富的买办资本家高兴，而人口过剩、面临失业的大众只好等待其他某个体系的重新干预。（如果你不愿意再把这“某个”体系叫做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你现在最好给它另外起个名字。） 至于说共产主义本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不是左翼经济学家颂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党政权（不论在第二世界还是在第三世界里），是不发达社会快速实行工业化的途径，而是右翼历史学家现在想使人们相信：假如苏联自由主义者不受到干扰的话，苏联今天也许可以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事实上，先不提农业国的波兰实现了工业转型，我们得承认，斯大林主义是个成功，它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发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会主体。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我一个，认为如果波兰没有劳动力的集中来反对以共产主义政权力形式的单一雇主，那么波兰的团结工会根本就不会出现。以更普通的方式对苏联的强调来否认共产主义工业化的失败对一些人来说是具有悻论意义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相信历史曾经存在过，但是它不再存在”。按辩证法观点，承认某物是个成功即是承认内在于该成功的新矛盾的出现。矛盾明显与混乱不同，混乱往往伴随从前的失败。应该把最近发生的事件看成是出现了新的矛盾--当然事件是发生了，但它并不完全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 发生的事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体系--它在世界范围里突然攻破和扩展了从前的体系--出现了（或者最好说，被证明是出现了），从前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和成分被彻底重新评价和在结构上受到修正。我想谈谈与此有关的三个经济现象或称三个经济范畴：民族债务、效率、生产率。我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秘的事情发展之一是：尽管基本上没有变化，强大的民族经历了从富足衰落到贫穷这一难以解释的过程。在60年代，从创办新学校和推行新的福利项目到进行新的战争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80年代，同样的国家不再支付得起这些开消，每个人都开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预算（预算平衡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致呼声，也成了目前争吵辩论的中心。）但是正如海尔伦纳（Heilbro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偿还清国家债务不仅是个灾难，而且实际上是别的国家怀疑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偿付能力而强迫我们平衡预算的。一个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强大政权可以发放公债和承受赤字开支，只要它不必担心邻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当一个从前是自主的民族国家发现自己属于当今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时，这个担心便成了问题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和亨利·马格道夫（Harry Magdoff］很早以前就曾在讨论中国革命时这样说过）：甚至在现代化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割舍的价值－－可以有其他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例如，工业教育、农民的再教育，或者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训练。但是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非竞争性的工业实务（和物质工厂）明显地成为一个祸害，拉革命集体的后腿，使其堕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怜处境。同样，马克思很早以前在《资本论》里就曾教导过我们，生产率也是市场统一的结果；生产率不是什么某种无限的绝对物：当与外隔绝的村庄或外省的产品与宗主国的产品在一个统一的体系里相比较时，原先在这些村庄或外省里是完全有效的生产率会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这正是苏联和其同盟国家一头栽进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时发生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之神--或者说是马车--与在最近20年内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挂在了一起。 当我有机会在较为中立的国家里与来自一些“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交谈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在过去被称为德国的“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而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单称为德国的“统一”（unificaiion）的那一天，我恰好路过被分割的柏林。我吃惊地看到人们的恐惧，他们对“统一”没有热情，除了那种最正式、最官方的兴高采烈的热情（他们举行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或者美国的新年除夕的酗酒狂欢十分相像的通宵达旦的城市晚会）。我也吃惊地看到两边的知识分子灰心沮丧：西柏林人对自己将要成为过是德国人的前景感到懊恼，西柏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同和有区别于一般德国人的－－这就像纽约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似的；东柏林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失了业，不管他们从前的工作是什么。在原来的东德，所有的科学机构都被关闭；出版社销声匿迹；随着货币的重新统一，昂贵的新咖啡厅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有房子的人在做着被西柏林人赶出去的准备，西柏林人在1945年前曾拥有这些房产；租借公寓的人准备看到他们的房租上涨三倍或四倍。西柏林人面临着房租和其它开消的急剧上涨，因为联邦的补助金将要被取消。柏林将要成为新的首都，但是柏林也将会是一个充满失业的城市，处于新欧洲东部的边界；它会再一次成为来自更为东边的经济避难者的城市，就像魏玛时期一样--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涌向柏林，但是这个柏林却不具有魏玛时期柏林的俗气可疑的华丽和迷人之处。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过多考虑魏玛时期；德国统一时，柏林最有名气的展览是俾斯麦的伟大生平和俾斯麦时期(anenormous life and times of Bismarck)。 同时，考虑这个体系改变的独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东德人认为这种体系的改变是一种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当然没有多少历史先例（如果说社会或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在本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的话）。很明显，在此有比权力更多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不光是由胜方的政党官员取代败方的政党官员而产生的错位的问题。我自己只能想起一个远距离的推论，即：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实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财产关系的改革是由一个胜利的占领军的政权实施的。 热月①之后的文化和政治会出现什么变化，并非连贯的。例如有人说，近期的西德“新表现主义”画家很幸运，他们有希特勒作为取之不尽的原材料。②如果战争现在完全结束的话，那么随着著名柏林里的倒塌这个原材料很明显也就枯竭了。从前的西德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天职使命了，他们跌跌撞撞地盲目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目标；从前的东德知识分子此刻头晕日眩（他们必须补上西德人的阅读课），一些诸如像海纳·米勒（Heiner Muller）和克里斯蒂·伍尔夫（（上rista Wolf）的勇敢者继续坚持一个已经不成功的主张，认为东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着土地投机和失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便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题目和新的灵感，同时也寻找建立长期的第三政党的新形式。 ①译者注：Thermidor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现一般指紧接在一个过激分子的革命阶段之后的一个比较温和的反革命阶段，其特点通叙是通过独裁的手段，强调恢复秩序，缓和紧张局势和回到某些被认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去。作者在此指德国统一之后的局势。 ②克利斯托(Chrisio)著：这本书没有记录他对当代苏联绘画受惠于斯大林一事的看法，但是相同的观点却成为鲍·格劳伊思(Boris Groys）的《斯大林的艺术总体》（Cesamtkunstwerk Stalin）一书中的重要宣言。 较德国更远的东方国家，我只想谈谈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这三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具有相互不同的专注事物，它们也同“我们”北美洲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滥用“我们”这个词来指北美）。这三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执迷于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体系的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或自显。他们坚信“我们”（西方人）不理解该事实，坚信我们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象，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任何严肃的国际交流中的开局策略就是要强调自己手里的牌是与众不同的；承认对方已经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败。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可以想象出来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偏见陈规，因此，来自东方的经验真理现在看起来不仅与普通媒介的宣传和幻影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冷战时期的形式也没有区别。在此，语言和表述的干预使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变得复杂起来：他们的真理越是用奥维尔式（Orwellian）的语言来表达，那真理就越变得冗长乏味、令人厌烦；我们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例如关于简单的社会民主、福利社会、社会正义和平等－－我们就越是不愿意倾听东方。 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它的个别词语或信息，是与具体情况有关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编码仍然具有一定具体的对抗意义：不信任自由主义对普遍富足、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的辩护；怀疑现有的盈利生产会保护集体利益，特别是怀疑国内或国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腾飞的可能；厌恶新型的公司风格（如果说不厌恶公司文化的话，公司文化似乎时常使人着迷）；或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深切地相信体系作为结构整体，既不可能按照虔诚的传统自由主义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乐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变。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编码仍然是对“体系”本身所持的固执且神志清醒的悲观主义的最高标志。这个体系制造社会悲剧，把社会悲剧作为其必要的副产品，它受无意识的、无法抗拒的本能的驱动走向战争的深渊。 但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编码意味着权威、国家、警察；试图改变这个编码终会导致关于人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运用它的辩论。西方人现在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东方，人们不需要明确说明便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几乎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东方人更为感兴趣的是设计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会主义的僵硬干瘪的木乃伊形象，现在几乎成了新文学陈规俗套），许多寓言和形象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体系联系起来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用偶然性和辩证法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历史的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宁时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的话）；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洗礼命名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iy）--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分支：公与私。最近西方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也许在公司的西方（thecorporate West）终结，在经典的意义上，我们不再会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或者私人空间--甚至用最时髦的理论命名和包装也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斯大林的含义现在更有意义；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种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事物；集体性、乌托邦、现代主义。甚至在媒介的雏形里，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的标志之一是：对于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乌托邦”一词自动受到贬值，像我们对“极权”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看法一样--虽然在有限的圈子里以及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斯大林最辉煌杰出地体现了乌托邦的冲动，认为斯大林的最深层的趋力、动机和规划是出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尽管人们偶尔和反常地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没有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能够容纳希特勒），这些看法现在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观点。不用我指出，乌托邦或者拉法格（Lafargue）所称的“懒惰的权利”是与强迫劳动和早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价值原始累积毫不相干的。在此，乌托邦的观点与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心主义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历史和事件必须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该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从伦理宗教开始，知识分子就偏好按照这种道德“统一体系”来考虑问题，即以唯心论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论体系在作出铁证般的解释之前，首先把事件转变成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论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历史“统一体系”的道德化的观点，不再把历史解释为偶然性、非连贯性、意外事故和辩证飞跃。这种历史“统一体系”在我们自己的似乎是后理想主义，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中仍然存在，一如东方的反乌托邦主义。 在西方，一个霸权的哲学声称主体，中心主体已经完结死夭，而其它边缘或臣属团体却针锋相对地宣扬族群集体的认同，提供了“主体”（据说这个主体在个人程度上已经消失）的多种变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苏联的东方，个人主体自身首先建立不起来。（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告诉我，日语中的“我们”一词根本不需要被解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过中心主体。）在前苏联的东方，个性主义的缺席是以经典的哈巴马斯式（Habermasian）未完成的项目而经历的丧失和痛苦而展现出来的，同时受到梦魇式的斯大林集体躯体的加强。用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躯体不能独立存在”。正如伟大的苏联乌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所表达的那样，饥荒和内战的苦难促使个人躯体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蓄意的计谋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们的恐惧把集体的躯体捆绑在一起--当然很难不带偏执地说明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人们不同意奥威尔所作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解释。 我已讲过，当前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衍生于西方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50年代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产主义作为修辞辩术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我认为，关于集体躯体的观点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起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不是这样谈论问题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集体躯体的观点容易带有乌托邦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暗示－－在此，乌托邦是褒义词，不含有东方和斯大林主义的贬义意义。让我们把社会心理学或人类本性的讨论搁在一边，把音调降低到更为一般的心理常识的形式：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形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拥挤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获得个人或个人心理的私有财产。与我交谈的俄国学者很公开地表示了在反乌托邦主义观点或价值的背后来自经验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共鸣以及伴随他们的家庭和童年的深层潜意识以情感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算是政治或社会的立场，而是被（双方的）政治或阶级斗争调动起来的利比多机能。 但是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会更有趣，预示更深刻的东西方的对抗，这一点我在下面将会谈到。美国式的聚集--美国30年代巨大的集体危机类似于苏联的饥荒、内战和强加的集体化--当然是大危机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大危机具有象征意义，对我们不仅意味着集体的聚集，也意味贫困化和物质的丧失。当30年代最终结束后，美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乌托邦时刻）和1947年至1948年的迅速发展，美国终于克服了物质短缺，许多新的战后产品进入市场，人们开始强烈地厌恶前10年的创伤。对集体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补偿是商业消费的个人主义，排忧解难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的物体。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不是人的本性：对消费的酷爱是随历史而演变的。北美的经验被物化，然后作为价值投射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抹掉其象征意义，转换成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特征。因此，消费成为“自然的”，60年代的后艾森豪威尔（postEisen hower）一代奋起反抗前辈的反集体主义，他们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体团结，而现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则是反对60年代的集体团结。当然，这种历史象征的模式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理解东方反乌托邦主义和恐惧集体主义的方式。 我认为，当前东方或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的另一特征颇富有创建性，它与美学和现代主义有关：鲍里斯·格劳伊思（Boris Grovs）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艺术总体》（Gesamtkunswerk Stalin）中有系统地制定出这样一个立场。格劳伊思的见解出奇制胜、不无邪恶，对历史进行了有争议的修正，用使人惊讶不止的新颖的历史叙事取代了过去经常用来描述美学现代主义兴盛的陈旧观点。这个陈旧的分析方法区别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情和两个阶段，即20年代苏联文化革命的前卫现代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陈规标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在西方的人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相当于统治的好来坞和大众文化对视觉艺术中的伟大美学先锋的压制。事实上，较格劳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在她的论文中就已经对苏联艺术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见。克拉克认为苏联语境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即是大众文化。但是格劳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劳伊思单独挑出来，因为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整体似乎一致赞同这个立场--认为这两个阶段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作为瓦格纳式（Wagnerian）的艺术整体是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延续。斯大林是马列维奇（Malevich）的真正继承人；马列维奇在精神的象征领域中用法令和独裁所达不到的事物却由斯大林在现实世界中的躯体领域（the realm of bodies）里实现了。西勃尔伯格（Syberberg）曾经说过，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整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被视为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规划的所有的独裁和乌托邦。政治犯监狱（the Gulag）成为真正的马拉梅式(Mallarmean)的《图书》(Livre)即人生经验大全，日常生活受累于美学和政治最终结合而产生的负担，那些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只能在战争或梦幻中经历这些经验。不管这个立场是否是后现代的，它显然暗示了对后现代时期所称的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的彻底批驳。让我们再一次看看爱德蒙特·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意图邪恶说的旧论吧：计划和策划引起伤害，人们应该使一切--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意外的--服从于无所不在的天才意志，天才意志是原罪，属于乔伊斯、齐达诺夫（zhdanov）、马拉梅、毕加索、舍恩伯格（Schoenberg）、叶索夫（YezOv）、维辛斯基（Vishynsky）、乌尔布莱特（Ulbricht）、格特伍德（Gottwald），和列宁本人。 这当然似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为东西方对话而选择的合适题目：这个题目被理解为：西方关于此类问题辩论必须从格尔布莱斯（Galbraith）的重要观察开始，格尔布莱斯主张，在东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类似物被称为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oligopo1y）。资本主义西方与斯大林东方一样是工艺品，同样地服从公司的决定，服从平板的、任意的、孤立的、非民主的意志--除了对我们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公司的意志和高级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商业团体。例如，如果你觉得自由即是不受其他人--主要是未见面和不认识的人--的武断决定的支配的话，那么你又该怎样解释公司的劣质语言或曰美国英语呢？美国英语吸收了速记的董事会决定、广告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标语--像“生活方式”（lifestyle）、“无烟区”（smoke一free）、“性爱偏好”（sexua1preference），或者更富有哲理的语言概念诸如“反本质论”和“整体论”。这些语言选择是由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垄断公司文化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使它们获得拯救，正如斯大林的文化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却不能受到谅解一样。（人们也许会这样解释：保守派和反动派曾用老式的现存语言或编码解释同样的事物；而在后现代时期，他们不由自主地被迫学习使用公司新用语。） 然而甚至这样的讨论，先别提对话，我们也不能与来自东方的对手进行下去；困难同双方对基本信息的猜疑无关--不是那种我们的东方朋友拒绝相信是美国插手导致了1973年智利左派阿连德（Allende）的倒台，或者是怀疑（也许是对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在斯大林统治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人是怎样地生活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双方各自的话语阐释术语完全不同、毫不兼容。简洁地说，东方希望用关于权力和压迫的术语来进行讨论，而西方却要用文化和商品化的术语进行讨论。在这场话语规则的争夺战中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喜剧：双方各自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咕哦着毫不相干的答复。 除非你以为不同国家和不同集体境遇之间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这便没有什么可令人沮丧的。随即被委婉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我们目睹了所有的民族陈规偏见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民族主义和新的族群），以及对集体他者（the collective Other）形象的幻想所采取的近乎于拉康心理分析学式的投入。关于后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完全离开不了集体他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永远不会是“精确的”或者是“矫正的”（不论是指什么）--就像阅读与误读一样，这些形象必须在结构上受到歪曲。在此意义上的国际对话总是双方各自迷恋上对方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西方）的否认也许听起来是：超级国家--一个十分强大和潜意识的力量，对悲剧或历史单纯无知，对清教传统的伦理说教过于苛求，如同一个足球队或一个凶猛的投资一样对他人是个危险--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在苏联对抗势力突然消失之后、像一门不受管束的大炮一样威胁着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尽管苏联制度原则的歧义再一次提供了保障，这点是其他国家的亲属体系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另外两个新的超级大国－－1992年以后的欧洲和日本--的急剧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势力平衡，这种新的势力平衡将会有效地遏制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最近的海湾争端证明不了这＝乐观的意见，更证明不了文化联合的本身。 人们曾习惯说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就像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似的。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伴随着真正的帝国主义，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成捆成箱的流行音乐磁带被装上炮舰一样。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具体的特点--它在许多方面承认了辩证法--即：正当它的内容满足了自身，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全面发展时，它的形式却消失了，似乎最初表达这个内容的语词曾经一直是个谎言，而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点。许多年前被称为“美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的过程更为真实地实现了自身，“美国化”一词却变得愈加不称职和令人不满意，它最终由“后现代主义”一词而取代。“后现代主义”一词说明了一切，但同样似乎也是在否认为这个体系命名的最初企图。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上。文化帝国主义比以往更为真实地存在着，它冲破了旧名的死茧壳，在新的天空中舒展开自己的华丽翅膀，招来遮天盖地的蝗虫狂乱四处觅食，使整个天空昏暗无光，在后现代的国际贸易策略和所谓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①时代，老式的专横暴虐、那种强迫推广美国式产品（不论是奶粉、洗头剂、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军事体系）的标准的做法，似乎已经结束，一种不妥协于统治和霸权的新的弹性已蔚然成风。“多元主义”（pluralism）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标语抑或作为理论和哲学生活的事实，似乎是对后福特主义在上层建筑里的真实反映，然而“多元主义”把帝国主义和统治的现象与商品化结构更为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赫伯特·马库塞－柏拉图的（Marcusean－platonic）关于伪幸福的问题开始被重新提出来，似乎它以其60年代的模式仅仅预示了我们自己的貌似新鲜和独创的文化和政治的问题。 ①后福特主义由罗宾·摩雷（Robin Murray）精彩地描述如下： 同那些仅拥有少数销路好的货物的廉价商店不一样，赛恩斯彼利（Sainsbury）商店网，作为高级商店的新潮一代，与市场的需求挂钩，承销一系列产品。针对消费者群而制定市场产品成为商店的流行口号。市场调查员按年龄（少年、青年、壮年）、家庭种类（双职工无子女家庭、同性恋家庭、单身双亲家庭），收入、职业、房产、住址来划分市场。市场调查员分析“生活方式”，把商品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从食品到服装，从健康到度假……最成功的产品制造区是那些有灵活的生产系统，敢于创新、强调“客户化”设计和质量的工业区。生产系统的灵活性之一是通过新科技和引进易于调配的机器而取得的。那些机器只需要简单地调整一下便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的产品。例如，本尼通（Benetton）的自动洗染工厂可以根据需要而调整颜色。 载于“Fordism and Post－Fordisn．”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eds．New Times （London：Lawrence＆wishart l989）．pp．43一44． 引导线是美国公司势力［往往随便和不准确地称为“多国”（multinational）］所起的作用。前不久我曾参观了鹿特丹（Rotterdam）市的一所新型滨水区工程，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公司的作用，这个滨水区工程是鹿特丹的市区规划者感到最骄傲的事情，它以新的公寓楼区、娱乐区和办公楼区替换了已经衰败塌坏的码头和港口设施（这些设施是现代的，但不是后现代的），当然，新城市“内部殖民化”将会带来金钱，但是这个中心控制的规划事实上意在避免英国码头灾难--英国码头是“取消政府控制”（deregulation）、由投机者随意亵渎城市空间的一个确实可怕的例子。建筑规划学的学生常常引用鹿特丹滨水区工程来说明一种崭新的集体组装的美学--这种美学自19世纪哈斯曼（Haussmann）时期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如何取代早期的、现代的、由“天才”设计的建筑物的方法。然而，我这个北美观察家十分惊讶地发现美国罗斯公司（Rouse）在所有这一切中起的作用。美国的公司顾问现在在后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那些传授镇压反政府分子的技巧和训练当地警察力量的美国专家同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罗斯公司的可靠性已在巴尔的摩（Ba1timore）的滨水区表现出来了，据说罗斯公司与迪斯尼帝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罗斯公司是欧洲统一前夕的一个旧世界规划的促动者，这使那些对文化自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别去理会那个事实--即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法设计出一个像样的旅馆房间时，不得不向希尔顿大饭店请教最基本的线索--这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但是在这里，这个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化－－假定它仍然是在日常生活、社会态度和优先权利里表达了明显是欧洲的风格和世界观的一个合适典型的话一结果在后现代时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枯竭以致不得不引进现在比自己要更老练些的、来自新世界的生意人和商品设计家，用瓦特·迪斯尼（Walt Disney）来代替伦姆布兰特（Rem卜andt），用艾培考特娱乐场（Epcoi）和荷尔顿商业中心（Horton）来代替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公寓的宏伟规划。 政治和经济自主的前景会在新欧洲出现吗？虽然各式各样的欧洲民主国家自豪地四处周游展览民族主义的大型艺术，文化自主是否也将证实是个凄凉的失败呢，文化自主这个最后期望，在建筑学上被称为“批评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起码试图以民族和当地风格来抵制新的全球美国化。然而，在所有晓得自尊的跨国公司的美国后福特主义者都明白，把产品用合适的当地色彩和民族风格包装起来的重要性的今天，文化自主可以被真正地列入议事日程之中吗？今天，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在对外输出专家：如果专家获胜的话，甚至民族传统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我们难道能够想象专家会失败吗？ 向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很悲观的朋友，我想温和地提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沤。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就像我的东方朋友对另一个体系所持的态度一样。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张京媛　译 ------------------　　 诊断地球 世界无尽头吗？ 戴维斯 保卫·戴维斯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科普作家，现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物理学教授。这篇文章出自他的名作《宇宙的最后三分钟》，是该书的第十一章（最后一章）。戴维斯根据物理学与宇宙学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宇宙的未来作了一番审慎的预测；“这种预测绝非基督式的启示。事实上，经验的发展和累积蕴育着空前的潜能，而宇宙的未来使这种潜能充满了希望。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物之有生亦必有死的事实。死亡或许正是为创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人们一直在讨论各种可能性以找到摆脱宇宙末日的出路，而上一章所论述的那些奇特的想法并不是这类可能性的唯一代表。每当我作有关宇宙末日的演讲时，总会有人向我问到循环模型。这种模型认为，宇宙膨胀到极大尺度，然后再收缩到大危机，但它并没有完全湮没，由于某种原因它出现“反弹”，并开始另一轮由膨胀和再收缩组成的循环。这个过程也许会永远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就应当没有真正的开始或终结，不过每一次循环都会有特定的开始和结束而把它们区分开来。这种理论对一直受印度教和佛教神话影响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在这类神话中明显地反映出生与死、创生与灭亡构成的轮回。 我已经简要地描述了有关宇宙结局两种很不相同的科学演化图像。每一种结局都以它特有的方式使人深感寒心。宇宙在一场大危机中把自己完全湮没掉的预言是很吓人的，不过这种事件也许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另一方面，一个宇宙在经历有限的辉煌活动时期后，永恒地堕入萧瑟荒芜状态却使人深感沮丧。每一种模型也许都有可能使超人类获得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血气方刚的人类来说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勉强的安慰。 循环模型的进力在于它回避了彻底湮没这个幽灵，同时也不会出现永恒的退化和衰败。为避免无止境重复的缺陷，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循环会因某种原因而使它们互不相同。在有关这类理论的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每次新循环就像不死鸟一样，从燃烧中死去，然后在死去的躯壳中再生。它们从这种原始的条件出发，演变出一些新的体系和结构，并探索它们自己丰富多采的新世界，直到下一次大危机出现时再次把往事一笔勾销。 虽然这种理论似乎看上去颇有吸引力，遗憾的是它会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物理学障碍。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能够说得通的过程，使得处于某种极高密度状态的坍缩宇宙能出现反弹，而不是在一场大危机中把自己湮没。这必须存在某种反引力，它在坍缩的最后阶段会增大而变得压到一切从而把暴缩的动量反转过来，并能同正在向内挤压的巨大引力作用相抗衡。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力，而且假如这种力存在的话，它的性质也必然是十分奇特的。 也许可以重温一下，在大爆炸的暴胀理论中，所假定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威力强大的斥力。但要记住，产生暴胀力的激发真空态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会很快地衰退。虽然可以想象这种微小而又简单的新生宇宙应该起源于这样一种不稳定状态，但是，要求一个从某种很复杂的宏观条件下进行收缩的宇宙，能够设法使之都恢复到激发真空态，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情况有点像笔尖朝下平衡一支铅笔。这支铅笔马上会倒下，倒下是很容易的，再要一下子把铅笔放回笔尖朝下的位置就难得多了。 即使假定可以用某种办法克服这类难题，循环宇宙的概念仍存在一些严重的困难，其中之一我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要是有一些不可逆过程以有限的速度在向前发展，那么对于受这种过程支配的一些系统来说，经过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后，这些系统就往往会趋近它们的最终状态。正是这条原理在19世纪引出了关于宇宙热寂的预言。宇宙循环的引入克服不了这个困难。我们可以用一个渐渐走得慢下来的钟来比作宇宙。这台钟的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停下，除非有某种外因使它重新上紧发条。但是，有什么机制能够再把宇宙钟的发条上紧，而同时自己又不会受到不可逆变化的支配呢？ 初看起来，宇宙的坍缩阶段似乎是膨胀阶段出现的那些物理过程的某种反演。正在分散开去的星系被拉回到一起，正在冷却的背景辐射又重新变热，而复杂的元素则再次分裂成一锅基本粒子汤。大危机前夕宇宙的状态同刚刚发生大爆炸后的宇宙状态极其相似。但是，这种对称的印象仅仅是表面的。下面这个事实会使我们得到一点启发：当膨胀转变成收缩时，生活于时间反演中的天文学家在好几十亿年中还是看到遥远的星系在退行。宇宙看上去似乎仍在膨胀，尽管它已经在收缩。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有限光速带来了表观上的滞后现象。 宇宙学家理查德·托尔曼（Richard Tolman）在30年代已经指出，这种滞后现象是如何破坏循环宇宙的表观对称性的。理由很简单。宇宙是携带大爆炸后遗留的大量热辐射开始向外膨胀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星光使这种辐射增强，结果在几十亿年后，充满在宇宙空间中的累积星光所包含的能量几乎与背景热能一样多。当宇宙接下来进入收缩阶段时，星光产生得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宇宙在逼近大危机时，散布在整个宇宙中的辐射能比大爆炸刚发生后的辐射能要多得多。因此，当宇宙最后压缩到与今天相同的密度时，它将要稍微热一些。 超额的热能是通过爱因斯坦公式E＝mc的2次方由宇宙包含的物质提供的。在产生热能的那些恒星的内部，诸如氢一类的轻元素被加工成一些重元素，例如铁。一个铁原子核通常包含56个质子和30个中子。你也许会猜想，这样一个核因而就应有56个质子和30个中子的质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合成的核比单个粒子的质量之和要轻百分之一左右。造成这部分质量“遗失”的原因在于强核力在原子核内产生的巨大的束缚能，而这部分能量所代表的质量被释放出来提供给了星光。 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能量从物质完全转化为辐射，由于辐射引力与物质引力大不一样，因而这对宇宙收缩的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托尔曼指出，在收缩阶段，这种超额辐射使宇宙坍缩的速度更快。假如有某种方法使反弹出现的话，那宇宙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膨胀。换句话说，每次大爆炸都应当比上一次更大。其结果是，宇宙在每一轮新的循环中会膨胀到更大的尺度，所以循环逐渐变得尺度更大，时间也更长。 宇宙循环的这种不可逆增长决不是不可恩议的，它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必然结果的一个范例。辐射的累积代表嫡的增加，它以循环越来越大这种形式从引力上表现出来。但是，它确实真循环说的概念宣告破产：宇宙明显地随时间演化。回溯过去，那些循环阶梯式地串接在一起，它们的起点既复杂又混乱，而未来的循环会无限地扩大，一直到它们变得很长很长，以至对于任意给定一个循环来说，大体上同永远膨胀模型的热寂演化图象无法加以区别。 自托尔曼的工作以来，宇宙学家已找到其他一些物理过程，它们同样会破坏每次循环中膨胀阶段和收缩阶段的对称性，一个例子是黑洞的形成。在标准图象中，宇宙开始时并没有黑洞，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因恒星坍缩和其他一些过程，黑洞便形成了。随着星系的演化，出现的黑洞越来越多。在坍缩的最后阶段，压缩会促使形成更多的黑洞。某些黑洞可能会合并而形成较大的黑洞。因此，接近大灾变时的宇宙引力结构要比大爆炸刚发生后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事实上黑洞会明显的增多。假如宇宙反弹，那么下一轮循环开始时会比这一轮循环有更多的黑洞。 看来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任何一种循环宇宙，只要它允许把物理结构和物理系统从一轮循环传递给下一轮循环，那它将无法回避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退化影响。结局仍然会是热寂。避免这种可怕结论的一条途径是假设反弹时的物理条件非常极端，有关前面各轮循环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传递给下一轮，先前所有的物体都被摧毁，全部影响统统消失。实际上，宇宙完全从零开始再次诞生。 然而，很难看出这种模型会有什么吸引力。如果每轮循环在物理性质上与其他循环是断开的，那么一定要讲这些循环是相互继承的，或者说它们代表同一个宇宙以某种方式在延续，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循环实际上是一些有不同性质的分立宇宙，也许更正确的是应把它说成是平行存在而不是依次连接的宇宙。这种情况使人想起有关人可以投胎而得以再生的信仰，那里再生的人对他的前世毫无记忆。在哪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这个再投胎的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同一个人呢？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某种原因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在反弹时“时钟再次上紧了发条”。这种第二定律失效所造成的破坏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举一个第二定律在起作用的简单例子：关于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香水从瓶子中挥发的问题。对香水来说，命运的倒退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协调作用，使散布在整个房间中的每个香水分子都吸回瓶子里去。实际上，这是一部倒放的“影片”。正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使我们清楚了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区别--“时间箭头”。因此，违背第二定律相当于时间的倒流。 当然，在听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霹雳信号时，假定时间简单地倒退以逃避宇宙死亡多少总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当旅途变得艰难之际，只是在倒放这部伟大的宇宙影片！ 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已引起某些宇宙学家的注意。60年代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提出，对于一个再收缩宇宙来说，收缩阶段中时间也许会倒流。他指出这种倒流应包括在那段时间内所有生物的大脑功能，因而使他们对时间的主观感觉也倒过来。所以，收缩阶段的居民不会观察到他们周围的每件东西在“往回跑”，而应有着与我们相同的感觉，即感觉到的是向前的事件流。例如，他们会发觉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缩。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宇宙正处于收缩阶段，而我们的大脑则是在倒退着处理问题。 80年代，霍金也曾一度热衷于时间反演宇宙，只是由于后来承认这是他的“最大错误”才予以放弃，霍金起初相信量子力学用于再收缩宇宙时隐含时间的对称性。但是，结果证明并非如此，至少在量子力学的标准公式中并不对称。最近，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和詹姆斯·哈特尔（James Hartle）讨论了对量子力学规律的某种修正，其中先简单地强制设定了时间的对称性，然后探讨这种事态在我们的宇宙年代可能引起的可观测结果。迄今为止答案可能是什么还不清楚。 俄国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Audrei Linde）为摆脱宇宙末日提出了一条很不一样的途径。他所依据的是一种经过他精心制作的暴胀宇宙理论。在第三章的讨论中，对于原始暴胀宇宙的演化图象，人们假定甚早期宇宙的量子态对应于一种特殊的激发真空，它的作用是在短时间内促成飞速膨胀。林德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在1983年提出，早期宇宙的量子态也许以一种无序的方式逐点变化：这里是低能态，那里是中等激发态，某些地方则是高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地方会出现暴胀。此外，林德对量子态变化特性的计算清楚地表明，高激发态暴胀得最快而衰退得最慢。结果是对某个具体的空间区域来说，能态激发得越高，宇宙应暴胀得越剧烈。显然，在极短时间之后，能量碰巧为极大因而暴胀也最快的空间区域会膨胀得最大，并占据整个空间的最大部分。林德把这种情况同达尔文进化或经济学联系起来。对应于某个甚高激发态的一次成功的量子涨落，所产生的结果是那个区域的体积在瞬息之间便出现巨大的增长，尽管这意味着它外借了大量的能量。所以，那些借了许多能量、处于超级暴胀之中的区域很快便取得了统治地位。 无序暴胀的结果是，宇宙会被分割成一团微宇宙，或者说一团宇宙泡，某些泡发疯似地暴胀，而有的则根本不出现暴胀。因为纯粹是由于随机涨落的结果而使某些区域具有十分大的激发能，在这些区域内出现的暴胀会比原始理论中所假定的暴胀要强得多。但是，这些区域正是暴胀最强烈的区域，所以要是在暴胀后宇宙中随机选择一点，那么这一点很可能就落在这种高度暴胀的区域中。因此，我们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很可能便位于某个超级暴胀区内很深的地方。按林德的计算，这种“大宇宙泡”也许已经暴胀了10的8次方幂。这是一个在1的后面跟着1亿个零的数！ 我们自己的宏伟宇宙版图应只是无限多个高度暴胀宇宙泡中的一个，因而在庞大无比的尺度上，宇宙看上去仍然会是极端无序的。我们这个宇宙泡的延伸距离之远大大超出了目前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在它的内部物质和能量大致呈均匀分布。但是，在我们的宇宙泡之外还有其他宇宙泡，以及一些仍处于暴胀过程中的区域。事实上，在林德模型中，暴胀永不停息。始终有一些空间区域正发生暴胀，那里正在形成新的宇宙泡，哪怕另一些宇宙泡走完它们的生命循环而已死亡也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某种形式的永恒宇宙，它同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子宇宙相类似。在这种宇宙中，生命、希望和宇宙泡永恒不息地在涌现出来。因暴胀而产生宇宙泡决无结束之日，可能也谈不上有什么起点，尽管现在对此还存在某些争议。 其他宇宙泡的存在是不是为我们的后裔提供了某种救命之索呢？他们能不能通过不断地迁移到另一个更年轻、因而拥有大量时间的宇宙泡去，以逃避宇宙末日，或更精确地说逃避宇宙泡的末日呢？1989年，林德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论文，题为“暴胀后的生命”，文中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些结果意味着暴胀宇宙中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他写道，“遗憾的是，这个结论不是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人们可以非常乐观地对待人类的未来。”林德注意到，任何一个特定的区域，或宇宙泡，都会慢慢地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引出的结论是：“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找到的唯一可能的策略是，应该从老区域搬到新区域去。” 令人泄气的是，在林德的暴胀理论中，一个典型宇宙泡的尺度非常之大。根据他的计算，离我们最近的宇宙泡也许都非常非常遥远，要是以光年为单位，这段距离必须用：后面跟上几百万个零来表示。这个数字太大了，想把它全部写出来就会需要关于它自己的一整本百科全书！即使以接近光的速度，到达另一个宇宙泡也要花费差不多同样多的年数，除非运气特别好，即我们正好处在我们自己这个宇宙泡的边缘。林德指出，这甚至还要假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我们的领域会以某种可预见的方式不断地膨胀下去。一旦今天左右我们的物质和辐射变得无限稀薄，现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最微不足道的物理效应最终可能会决定宇宙膨胀的方式。例如，宇宙中可能一直存在着某种极其微弱的暴胀力，它今天完全被物质的引力作用所淹没。但是，如果人类为逃离我们的宇宙泡所需要的时间非啥非常长，它最终总会被察觉到。那种情况下，因为有着充裕的时间，宇宙应会再一次开始暴胀，不过这一次不是采取大爆炸那种疯狂的方式，而是进行得极其缓慢，好像是大爆炸的某种软弱无力的赝品。不过，这种无力的抽泣尽管很微弱，但却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虽然宇宙的增长只是以微小的速率在加速，但它在加速这个事实却有着重要的物理效应。这个效应会在泡内生成一个视界，它有点像一个里外颠倒的黑洞，实际效果正像一个陷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幸存下来的生物会变得孤立无援，深深地被埋葬在我们的宇宙泡内。这是因为，虽然他们企望尽快地到达泡的边缘，但暴胀泡边缘会更快地后退。因此，林德的计算向我们表明，对于人类或我们的后裔来说，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如何取决于这么微小的物理效应，而这种效应在表现出它们的宇宙学意义之前，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探测到它们。林德的宇宙学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到陈旧的稳恒态宇宙理论，它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早期曾一度流行，而至今它仍是用来摆脱宇宙终结的最简单而又最吸引人的学说。在赫尔曼·邦迪（Herman Bopdi）和戈尔德的原始形式中，稳恒态学说假定宇宙在大尺度上是永远保持不变的。因此，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随着宇宙的膨胀，新物质不断地创生出来以填补空隙，同时保持总体密度不变。任何一个星系的命运同我在前面几章中所描述的情况相类似：那就是诞生、演化和死亡。但是，一些星系源源不断地从新创生的物质中形成，而新创生物质的补充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宇宙的总体状况看上去是相同的，在给定的空间范围内有着相同数目的星系，它们由各种年龄的星系混合组成。 稳恒态宇宙的概念无需解释宇宙最初如何从虚无中诞生，它还把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有趣的现象同宇宙的永恒掺合到一起。事实上，除了这点以外，它保证宇宙将永葆青春，这是因为尽管各别星系会慢慢地死去，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也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由于新物质自然就提供了能源，因而我们的后裔永远不必因为能源越来越枯竭而到处去发掘可利用的东西。一旦老的星系燃料用完了，居民们就迁往比较年轻的星系，而这个过程可以永无止境地、以同等充沛的精力、多样性和活跃性，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永远。 但是，要使这个理论成立，还需要某些必要的物理条件。因为膨胀，每隔几十亿年宇宙的体积便要增大1倍。为了使密度保持不变，在此期间需要创生出大约10的48次方吨的新物质。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但平均说来，这相当于每100年在机舱那么大的空间内只出现1个原子。这种现象我们不大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关于这个理论中使物质得以创生的那种物理过程的性质。至少我们应该要知道，提供这份额外质量的能量来自何处，而这个能量魔瓶又怎样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这个问题是由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和他的同事贾扬特·纳里卡（Javant Narlikar）解决的。他们非常细致地发展了稳恒态学说，这两位学者提出用一种新型的场--创生场--来供应能量，前提条件是这种创生场具有负能。每个质量为N的新物质粒子的出现，其效果是贡献给创生场一份负能量mc的2次方。 虽然创生场从技术上解决了创生这个难题，但它仍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它似乎还显得有点特别，因为对于这种神秘的场看不出任何其他的表征。更为严重的是，60年代的观测证据开始对这种稳恒态学说提出了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宇宙背景热辐射。这种均匀背景很容易用热大爆炸的遗迹来加以解释，但在稳恒态模型中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却很难。还有，星系和射电星系的深空巡天结果明确无疑地表明，在大尺度上宇宙是在演化的。当这些证据变得确凿无疑时，霍伊尔和他的同事便放弃了稳恒态学说，不过有的时候，还会有人把它重新提出来。 除物理学的和观测上的问题外，稳恒态学说还遇到一些奇妙的哲学上的困难。例如，假如我们的后裔确实有无限的时间和能源任凭他们支配，他们的技术发展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限制。他们应会在宇宙中自由地传播开来，从而控制越来越大的空间体积。因此在非常遥远的未来，大部分宇宙基本上都已实现技术化。但我们的前提是宇宙大尺度性质应该不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稳恒态这种假定不得不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宇宙已经实现了技术化。因为宇宙中的物理条件总体上对所有的时期都是相同的，智慧生物在所有的时期必定都会出现。而且，因为这种事态永远存在，某些人类社会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已经生存了任意长的时间，而且它们将会扩展开去占领任意大的空间体积并使之技术化，其中也包括占领宇宙中我们所在的那部分区域。即使假定智慧生物没有向宇宙移民的意愿也无法回避这个结论。只要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即使它出现的时间不长，上述结论都会有效。这难题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无限宇宙中，即使它只有非常小的可能性，任何事件也必定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并会一次又一次无限地出现。按照这个明确结论的逻辑，稳恒态学说便预言宇宙的种种过程与宇宙居民的技术活动是同一的。事实上，我们所称的大自然就是某种超级生物或超级生物社会的活动。这看上去好像是柏拉图的造物主（在已设定的一些物理定律的范围内操纵一切的一个神）的某种翻版，而且有趣的是霍伊尔在他以后提出的一些宇宙理论中，直言不讳地鼓吹这样一类超级生物。 在任何有关宇宙末日的讨论中，我们都面临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我已经婉转地提到过一个事实，即一个走向死亡的宇宙前景使伯特兰·罗素确信，生存最终是徒劳无益的。近年来，这种观点得到温伯格的共鸣，集中表现于他的著作《最初三分钟》中那赤裸裸的结论：“看来对宇宙理解得越多，好像就越感到索然无味。”我一直主张对宇宙慢热寂说最初的担忧恐怕是过分了，甚至也许是错误的，虽然由大危机引起的突然灭绝仍然有可能发生。我已大胆地推测过那些超级生物的活动，使它们在体形和智能上能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目标以对付他们的各种遭遇。我也简单地探索了无限思维认识的可能性，哪怕宇宙是有限的。 但是，这些可作为代用品的演化图象能够减轻我们的不安情绪吗？我的一位朋友曾发表这样的意见：他对听到的关于天国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兴趣。他觉得要是前景是永远生活在某种极端平衡状态之中，那是一点也没有吸引力的。快一点结束生命，把一切的一切都彻底了结，这要比面临着毫无趣味地永远活下去更好些。如果永垂不朽只是限于永远翻来覆去的老一套思维和经历，那么这看来确实是索然无味的。另一方面，如果永垂不朽与进步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憧憬那种永远变化的新颖生活状态，永无止境地学习或者做某种新的振奋人心的事情。但问题在于，这又为了什么？当人类着手一项有目的计划时，他们心中是有既定目标的。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计划就宣告失败（虽然经验也许未必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如果目标达到，这个计划便宣告完成，然后活动也将停止。在一项永远完不成的计划中能有真正的目标吗？如果生存本身就是向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的地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旅行的话，那么这种生存有意义吗？ 要是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那个目标，那么宇宙一定会寿终正寝，因为它的继续存在既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如果宇宙会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不难想象，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终的目标。这样，宇宙的死亡也许正是为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在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结束之前，它的目标也许会被我们的后裔所认识。 　　　　　　　　　　　　　　　　　　　　傅承启　译 　　　　　　　　　　　　　　　　　　　　赵君亮　校 　　　（选自《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 诊断地球 信仰与希望 泰瑞莎修女等 诺贝尔奖项中的和平奖代表着全人类共同的对于和平的永久期望与向往，从1907年到现在，有许多人获得了这项奖励，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这个尘世，然而，他们当年在领奖台上的真挚心声，却永远地留在了时间的刻痕上，不断地唤起人类的良知，以及对于美、自由的追寻。这里摘录的是历届和平奖获得者讲词中的片断，虽是片言只字，却能激起我们对于未来的关切，对于人类的关切，并为了美好的事物的降临而勤恳工作。 “请考虑诗人们－－几乎没有例外－－藉着歌颂战争和屠杀来追逐声誉和名望。请再考虑：最庄严的美德经常与国旗结合在一起，而残忍只归诸于敌人－－如此是为了维持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僧恨与敌意。哦，我记得这一切，沉思这一切，向你们坦白说：我自己也有沮丧的时刻，不知道自己奉献－－多年来已奉献--所有时间与精力于其上的那个想法，是否只是自己可怜心智的一种幻象，只是一个梦想，就像汤玛斯·摩尔的《乌拉邦》，或者我们意大利人坎巴内拉的《太阳之城》。 “但是这种时刻很快就消失！我不久就告诉自己说：如果努力追求一个象征和平与正义的未来，一个象征不断进步的未来，一个象征有利和有用的劳动--对所有的人类和国家而言--的未来，其实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么它仍然是一个很神圣的幻象，足以使生活值得过，激励人们为它而牺牲生命。 “但它并非是一种幻象。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这一点，并且人类进化的历史以及每日的经验，也使我确信这一点。理性的想法在正义的良知中获得认可，不会消失；因此理性的想法是真实的情况，是积极的力量，但是它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是如此，那就是，那些宣示理性想法的人，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们。因此，和平的观念是否会更稳固地根植于大众的意识中，直到它成长为整个人民的生动与积极的良知，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判断与坚决。” 　　　　　　　　　　　　　--厄内斯托·提欧多罗·孟纳塔 　　　　　　　　　　　　　　　　　　　　　（1907年） “从源自世界各点的所有道路，爬到人的法律在至上的律动中所支配的顶点--这难道不是人类好几世纪以来痛苦地升上十字架受难境地的终极目标吗？ “是的，必须经过很多年的考验，必须出现很多的逆行之后，所有人类共有的人类激情的喧闹才会趋于沉寂；但是，如果通往最后目标的路途很清楚地标示出来，如果像‘国联’这样的组织发挥了潜力，达到其目标，那么和平与人类团结的潜在利益将会战胜罪恶。我们至少敢于希望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考虑：自从有历史以来，我们已获得多大进展，那么，我们的希望将凝聚足够的力量，足以变成一种真实而不可动摇的信仰。” 　　　　　　　　　　　　　　　　　　　--蕾昂·布尔乔斯 　　　　　　　　　　　　　　　　　　　　（1920年） “因此，对于较美好的人类未来所寄予的一切希望，是取决于‘一种较高形式的世界文明发展’，一种包容一切的人类共同体。如果我们采用一种目的论的观点，相信一种明亮而慈善的目的会指引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并且将会领导我们走向那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那么这是正确的选择吗？在宣传的工作上，我们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乐观的想法上。宣传必须诉诸人类较佳的判断力以及对于更美好未来的必要信念。就这个信念而言，死亡的阴影之谷只不过是通往幸福的高峰中的一站而已。” 　　　　　　　　　　　　　　　　　　--克利斯坦·L·兰吉 　　　　　　　　　　　　　　　　　　　　　　（1921年） “我们之中确实有很多人，把‘个人不朽’的信念视为一种必然不会获得证明的声言--是把永恒概念投射进个人层面中。 “那么，我们只好相信那表达干古老阿拉伯寓言--树木的叶子凋落在地，枯萎而死，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之中的唯物论点确实适用于人类族群吗？ “我认为，有关人类的根本统一和永恒持续的理论，会把唯物论观点提升到较高的层次。 “永恒的观念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我们渴望活在一种信念之中，这种信念会把我们渺小的人格提升到一种较高的凝聚状态，而这种凝聚状态是属于人类的，然而也是超人类的，是绝对的，然而也不断地成长与发展，是理想的，然而也是真实的。 “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吗，这似乎是语词上的一种矛盾。 “然而却有一种信念会满足这种愿望，解决其矛盾。 “这个信念就是对人类的统一的信念。” 　　　　　　　　　　　　　　　　　--克利斯坦·L·兰吉 　　　　　　　　　　　　　　　　　　　　　（1921年） “如果和平要在我们的地球上成为一种真实，它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中。这个任务如不属于教会，还应该属于谁呢？教会自称是‘和平王子’，其口号也是一种神圣的承诺：荣耀归于最高的上帝，和平归于地球。人类的心是多变的，因此根据先知的说法，和平必须藉由法律与秩序加以保护，由一种超国家的司法体系加以保护，而这种体系有力量抵制危害和平的国家，并且在不偏见、不妥协的情况下，维护正义为最高律则。然而，任何的这种法律体系，无论它是多么明智而强大，如无人类对于和平与自由的关怀做为后盾，则还只是一种空壳……但是如果一个身体没拥有一颗灵魂，则它与一部机器几乎没有差别。就这儿所说的情况而言，灵魂是上帝福音的爱与正义，不是自私的魔鬼。” 　　　　　　　　　　　　　　　　　　--桑拿·索德布隆 　　　　　　　　　　　　　　　　　　　　（1930年） “我们并不跟苏格拉底一样认为：人类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知道那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意这位哲学家的看法：人类在行动之前需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桑拿·索德布隆 　　　　　　　　　　　　　　　　　　　　（1930年） “我们不能绊倒在我们所遇见的障篱上。我们必须努力往前跑，因为有时我们必须跳得很高，以克服我们在履行对人类的义务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我们不能让那阻碍‘荒野小径’--我先前提到--的树丛针刺瘫痪我们，我们必须看得更高，同时也看得更近。我们必须在肉体与精神上都靠得很近，以不辜负红十字的庄严象征对我们的称呼－－‘人’、‘基督徒’。 　　　　　　　　　－－伊多尔德·恰普萨，代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1944年） “我已经发言反对以恐惧做为和平的基础。我们所应该恐惧的，尤其是我们美国人，不是某人可能在我们身上投下原子弹，而是：我们可能发展出一种世界情势，使得一般有理性和有人性的人代表我们，可能以我们的名义使用这种武器。我们应该事先决定：任何的煽动，任何的诱惑都将不促使我们诉诸最后的可怕选择--战争。 “但愿年轻人不要再面临选择：违背良心，与别人合作参与竞争性的集体大屠杀？或者背弃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为了努力争取自由、民主、人性只好征召年轻人去从事杀戮？ “当世界共同体在和平中发展时，它将在人性中开发出未经启用的伟大水库。一代的年轻男女的反应会像是一股解除压力的源泉；这一代的年轻男女成长在一种友善和安全的气氛中，成长在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要求他们的服务，提供他们同志之谊，召唤所有喜欢冒险和前进的人。 “我们并不被要求去预约任何乌托邦，也不被要求去相信眼前有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是被要求耐心地踏出必然缓慢而摸索的脚步，走在前进的路上，并且准备向前踏出实际的每一步。我们被要求装备上勇气、希望、努力工作的准备心理，我们被要求珍视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艾米丽·格林·巴尔琪 　　　　　　　　　　　　　　　　　　　　　　（1946年） “这种国际性的服务不只是人道主义；它不仅是在战争之后清理这世界。它的目标是对于不同的国际服务方式树立榜样，如此创造出和平来。所以，我们的国外救济是一种复建的方法，目的不只是在帮助肉体，并且也在帮助精神，把希望赐给人们，俾能创造出一个和平的世界。” 　　　　　　　　　　--亨利·克布利，代表“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 　　　　　　　　　　　　　　　　　　　　　　　（1947年） “‘友谊协会’的所有原则与行动，都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真理上。每个人都被视为具有天生的价值，而基督对我的关心与对其他人的关心是一样的。我们全都成为神圣家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全都对彼此负责，有错误出现时，我们都感到羞惭，并且承受痛苦的重担。” 　　　　　　　　--玛格蕾特·巴克浩司，代表英国“友谊服务协会” 　　　　　　　　　　　　　　　　　　　　　　　（1947年） “至少对欧洲而言，和平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可能是坟墓的和平，已逝帝国的和平，而已逝帝国失去了创造的精神，无法适应新的情况；但也可能是一种新而有活力的和平，以人类社会进化中大跃进的方式，将科学应用在一个新时代中，在这个新时代里，饥饿、贫穷和可避免的疾病将从地球上消除掉--在这个时代中，每个国家的人民将提升到知性和文化福祉的更高水平，在这个时代中“铁幕’将消失，而人民虽然强烈爱自己的国家，却将能够以世界公民的身分自由旅行。这就是科学在我们面前所设定的希望。” 　　　　　　　　　　　　　　　　　　　--约翰·波义－奥尔 　　　　　　　　　　　　　　　　　　　　　　（1949年） “我不是一位年老的海军上将，接受生命中最终和最庄严的勋章。我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喜悦，一种灵魂的喜悦，像一位登山者的喜悦--他在爬山的一半途中，忽然看到了一条小径，可以让他爬得更远、更好。” 　　　　　　　　　　　　　　　　　　　－－多明尼克·派尔神父 　　　　　　　　　　　　　　　　　　　　　　（1958年） “现在，我们被迫要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扫除这种史前野蛮状态的遗迹，去除这种人类的祸源。我们，你和我，有权利活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这个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时代、这个分水岭的时代－－介于充满战争与痛苦的过去一千年，以及象征和平、正义、道德与人类福祉的伟大未来之间。我们有权利利用机会促进‘消弭战争，以世界法律取代战争’的目标成就。我相信，我们将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世界共同体将因此不仅免于战争所引起的痛苦，也将因为更加使用地球资源、科学家的发现，以及人类的努力，而免于饥饿、疾病、文盲，以及恐惧；我们最后将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彰显出有利所有人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公正，彰显出配得上人类智力的一种文化。” 　　　　　　　　　　　　　　　　　　　　　　－－林纳斯·鲍林 　　　　　　　　　　　　　　　　　　　　　　　（1962年） “我今天接受这个奖，心中对美国怀有一种永恒的信念，对人类的未来怀有一种大胆的信念。我拒绝接受‘失望’做为对于历史之暖昧的最终反应。我拒绝接受这个想法：人类现今本性的‘本然’使得他在道德上无法臻至那种永远面对他的永恒‘应然’。我拒绝这个想法：人只是生命之河中的漂流物和废弃物，无法影响那些环绕他的展现事件。” 　　　　　　　　　　　　　　　　　　　　　--马丁·路德·金恩 　　　　　　　　　　　　　　　　　　　　　　　　（1964年） “所以，我们不仅必须把自己的眼光固走在战争的负面消除，而且也必须固定在和平的正面肯定。我们必须明白：和平代表一种美妙的音乐，一种宇宙的旋律，远胜过战争的噪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世界强权争斗的动力，从无人能获胜的负面核子武器竞赛，转变力一种正面的竞争--利用人类的创造天才，达到我们的目的，让和平与繁荣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种事实。简言之，我们必须把武器竞赛改变成一种‘和平竞赛’。如果我们有意志与毅力去进行这样一种和平攻势，那么，我们将打开到现在为止都紧紧封锁的希望之门，把迫近的宇宙悲歌，转变为咏颂创造与实现的赞美歌。” 　　　　　　　　　　　　　　　　　　　　　　--马丁·路德·金 　　　　　　　　　　　　　　　　　　　　　　　　（1964年） “在我看来，志愿机构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只有这种机构才可能具有必要的独立性与进取力，以恢复人类对于我们的世界的信心与理想。它们值得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如果裁军能够获得成功，那将是归因于非政府部门的不懈与无私的努力。这是亚佛雷，诺贝尔在生前所感激的工作。这项工作现在比以前更加急迫。强权国家正走在危险的军备路上。在我们正前面的路标是‘遗忘’。在军备路上的这种前进步伐能够阻止得住吗？能够的－－如果舆论使用它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希恩·麦克布莱 　　　　　　　　　　　　　　　　　　　　　　　　（1974年） “其他文明，包括更‘成功’的文明，应该无数次存在于‘宇宙之书’的‘前面’几页和‘后面’几页上。然而这种情况却不应该贬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神圣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像黑暗中的微光一样，从物质存在的黑暗、无意识空无中出现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必须实现理性的要求，创造出一种生活，让这种生活配得上我们自己，也配得上我们只是微微知觉到的目标。” 　　　　　　　　　　　　　　　　　　　　　--安德烈·沙卡洛夫 　　　　　　　　　　　　　　　　　　　　　　　　（1975年） “穷人是很美妙的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在街上找到了四个人。其中一人情况极为恶劣--我告诉修女们说：你们照顾另外三个人，我照顾这个情况比较差的人。所以我尽量在她身上表现我的爱，我把她安置在床上，她的脸上露出很美的微笑。她握住我的手，只说声‘谢谢’就断气了。 “我禁不住在她面前检视自己的良知，我自问：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会说什么呢？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会努力稍微引起别人来注意我，我会说，我很饿，我快死了，我很冷，我很痛苦，或者什么的；但是她所给我的更多－－她把表示感激的爱给了我。她死时脸上露出微笑。我们在下水道中找到的那个男人也是如此；他被虫咬得半死，我们把他带回家。‘我活得像街上的一只动物，但我将死得像一位天使，为人所喜爱、关照。’真是美妙，我看到了那个男人的伟大，他能够那样讲话，能够那样死去，不责备任何人，不诅咒任何人，不去比较任何事情。像一位天使--这是我们的人民的伟大。所以我们才相信耶稣所说的：我饥饿--我赤裸--我无家可归--我不为人所需要，不为人所爱，不为人所关照--而你对我做了。 “我相信我们并非真正的社会工作者。在人民的眼中，我们可能是在做社会工作，但我们实际上是在世界心中沉思默想的人。我们二十四小时在接触基督的身体……我认为，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不需要炸弹与枪炮，来破坏或带来和平--我们只要聚集在一起，彼此相爱，带来出现在家庭时的那种和平，那种喜悦，那种力量。我们将能够克服世界上所有的罪恶。” 　　　　　　　　　　　　　　　　　　　　　　　　--泰瑞莎修女 　　　　　　　　　　　　　　　　　　　　　　　　　（1979年） “我将以所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奖，努力为很多没有家的人建立家庭。因为我相信，爱始于家中，如果我们能为穷人创造家，我想，越来越多的爱将会发展出来。藉由这种了解的爱，我们将能够带来和平，成为穷人的福音--先是我们自己家庭中的穷人，然后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中的穷人，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修女，我们的生命必须与祷告结合在一起。她们必须与基督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共享。因为与基督结合在一起，就是能够了解，能够共享。今日世界有这么多痛苦……当我在街上找到一个饥饿的人，我给他一盘米饭，一片面包，我已经满足。我已经排除了那种饥饿。但是一个人被隔绝，感觉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心里很惊恐，一个人被从社会驱逐出去--那种穷苦多么充满伤害，那么无法忍受，我发觉那是很艰苦的……所以，让我们经常以微笑彼此见面，因为微笑是爱的开始，一旦我们开始彼此自然地相爱，我们就会想做点事了。” 　　　　　　　　　　　　　　　　　　　　　　　　－－泰瑞莎修女 　　　　　　　　　　　　　　　　　　　　　　　　　（1979年） “我们生活在希望中，因为我们像圣保罗一样相信：爱永远活着。人类在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创造出很多爱的内涵--藉由全世界人民积极的团结，旨在全面解放民族以及所有人类。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拥有内心的和平，以及祷告的安详，以便聆听上帝的沉默--上帝的沉默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以及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对我们谈及爱的力量。 “因为我们对基督和人类有信念，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地努力建设一个更公正和人性的世界。我想强调地宣称：这样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为了创造这个新社会，我们必须伸出友善的双手，不要心存憎意与怨恨－－甚至当我们表现很大的毅力，永不畏缩地防卫真理与正义之时，也必须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紧握拳头撒播种子。为了播种，我们必须张开手。” 　　　　　　　　　　　　　　　　－－阿道夫·裴瑞兹·伊斯奎佛尔 　　　　　　　　　　　　　　　　　　　　　　　　（1980年） “我希望自己的声音具有谦卑者和低位者的声音所具有的那种力量。这种声音抨击不义，并宣称我们对于上帝与人类怀有希望，这种希望是所有人类的希望；所有的人类都渴望与所有的其他人沟通，视为他们的兄弟与姊妹、视为上帝的孩子。” 　　　　　　　　　　　　　　　　--阿道夫·裴瑞兹·伊斯奎佛尔 　　　　　　　　　　　　　　　　　　　　　　　　（1980年） 这个奖已经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人提供了新希望--痛苦、疾病、贫穷、灾荒、饥饿、压迫、不义、邪恶以及战争等经验，时常为这个世界投下了象征沮丧的幕罩。这个幕罩使得很多人怀疑：上帝是否介意？他是否是万能的？他是否爱世人、有慈悲心？ 　　　　　　　　　　　　　　　　　　　--德斯蒙·姆皮罗·图图 　　　　　　　　　　　　　　　　　　　　　　　　（1984年） “由于这个奖的缘故，新的希望已经在很多人胸中萌芽；很多人之中包括：一个母亲注视着自己的孩子在家乡的一个定居营中挨饿，或者一个母亲的脆弱塑胶栖身之所被开普敦油船公司违章建筑户营地中的权威所毁坏；被阉割的男人，在单性旅社中住了十一个月；学生们，接受低劣的教育；行动主义者，在一问领事馆或一间孤绝的囚室中憔悴消瘦，受到折磨，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类，要让上帝所赐予的权利获得承认；放逐者，渴望亲吻自己非常喜爱的祖国的泥土；政治犯，注视着终身徒刑的日子消失，像一个故障的水龙头滴着水，他受到监禁，只因为他知道上帝创造他，不是要让他的人类尊严和自尊遭受践踏。一种新希望已经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胸中燃起，这些人没有声音，受到压迫、被剥夺一切，遭受强有力的专制者所折磨，在拉丁美洲、东南亚、远东、非洲的很多部分，以及铁幕之后，都缺少基本的人权，遭受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惩罚。 “这个奖在今天－－12月10日人权节－－颁发，多么美妙，多么合时啊。这个奖比什么都更流利地道出了一个真理：这是上帝的世界，它在照料这世界；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正义的目标；我们将越过非洲和世界各地去获得人权；我们将在南非及世界各地享有自由…… 你们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新希望，提供了新的喜悦；我以完全代表他们的身分接受这个奖。 “我接受这个有声望的奖，是代表我的家人，代表南非教会会议，代表我的祖国之中所有的人，代表在各地献身于正义、和平与调停的那些人。 “如果上帝拥护我们，谁又能够反对我们。” 　　　　　　　　　　　　　　　　　　　--德斯蒙·姆皮罗·科图 　　　　　　　　　　　　　　　　　　　　　　　　（1984年） “医生的角色是肯定人生，对于医生而言，乐观主义是一种医学上的指令。甚至当结果很可疑的时候，一个病人那充满希望的态度却承诺了福祉的可能，并时常导致自身的复原。悲观主义降低生活的品质，危害还未来临的明天。如果我们要塑造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那么肯定的世界观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诗人兰格斯顿·休斯力促我们： 　　　紧抓住梦想 　　　因为如果梦想逝去， 　　　生命就是一只折翼的鸟 　　　无法飞行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理性终将获胜’的梦想。今日的世界充满痛苦与恐惧。虽然危险很大，但机会更大。就算科学与技术已经把我们推进到濒临灭绝的境地，但是同样的发明却能把人类带到富裕时代的境界。 “在以前，所有饥饿的人要吃饱是不可能的，在以前，所有无家的人要获得栖身之处是不可能的。在以前，所有的文盲要接受教育是不可能的。在以前，我们是无法治愈这么多病痛的。科学与医学第一次能够减少乏味与痛苦。 “只有当一个人能够看到不可见的事，他才能够做出不可能的事。但是，为了做出不可能的事，借用若纳桑·谢尔的话，我们‘不要求我们个人的生存，我们只要求我们死后还有人继续活下去。我们要求一种保证：在我们个人死去--我们知道一定会死去－－之后，人类会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我们要成功，数百万的人民就要具有这种先见。我们必须让每一代的人相信：他们只是这个星球上的短暂过客。这个星球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不能自由命定还未出生的后代。他们不能随意抹煞人类的过去，也不能随意晦暗人类的未来。只有生命本身有权利神圣地持续下去。危险的严重性及迫切性必然把人类族群团结在一起，共同追求绝迹于整个这个世纪的和平。在一个新诞生的太平盛世即将来临时，世界和平的成就不再是遥远的，因为人类在受到灭绝的威胁时埋藏在心中的最深沉精神力量，已经释放出来，支持世界和平的成就。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创造性及勇气，促进了一种永恒的信念：人类所创造的，人类能够主宰，也将要主宰。” 　　　　　　--伊夫杰尼·查佐夫博士，代表“国际防核战医生协会” 　　　　　　　　　　　　　　　　　　　　　　　（1985年） “希望是一个民族最强大的驱迫力量。希望带来改变，产生新的现实，打开人们通往自由的路。一旦希望主宰人心，勇气必然结合以智慧。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暴力，唯有如此才能维持镇静，以便以和平的方式面对攻击。” 　　　　　　　　　　　　　　　　　－－奥斯卡·阿利亚斯·山却兹 　　　　　　　　　　　　　　　　　　　　　　　（1987年） “写历史的人不是那些预言‘失败’的人，不是那些放弃梦想的人，不是那些遗弃原则的人，不是那些让智慧沉睡的懒惰之徒。” 　　　　　　　　　　　　　　　　　－－奥斯卡·阿利亚斯·山却兹 　　　　　　　　　　　　　　　　　　　　　　　（1987年） “看到挑战那么大，难怪很多人变得沮丧，难怪有那么多天启预言家，宣称我们无法抗拒贫穷，宣布民主即将破产，预测和平的努力终将徒然。 “我不持有这种失败主义。我不能接受一种说法，现实意即忍受痛苦、暴力与憎意。我不认为：饥饿的人表达自己的痛苦就应该被视为颠覆人物，我永远不会接受一种说法：我们能够使用法律来使悲剧成为正当的事情，来保持事情于不变，来使我们放弃对于一个不同世界的想法。法律是自由的途径，因此必须为每个人打开进步之路。” 　　　　　　　　　　　　　　　　　－－奥斯卡·阿利亚斯·山却兹 　　　　　　　　　　　　　　　　　　　　　　　（1987年） 　　　　　　　　　　　　　　　　　　　　　　　陈苍多　译 　　　　　　　（选自《诺贝尔和平奖语录》，中央日报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