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大屠杀 序 导言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第二章 恐怖的六星期 第三章 南京沦陷 第四章 六周暴行纪实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第七章 铁蹄下的南京 第八章 审判日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结语 中译本出版后记 序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对日本而言，占领南京是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日军在半年里同蒋介石的军队在长江一带厮杀的胜利的顶点。而对中国军队而言，英勇的上海保卫战最终失败，最优秀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的陷落则是一次惨痛的，或许是致命的失败。 　　现在看来，我们还可以把南京当做另一种类型的转折点。南京古老的城墙里发生的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政府撤退并重组，最终在这场于1945年结束的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在其问8年中，日本占领着南京，并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中的投降分子组成的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不具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也从未能使中国投降。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南京的暴行使公众舆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对日本。 　　今天，在几代人都受到日本所犯罪行及其失败的教育的中国，日本如何赎罪还是一个问题。60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 　　确实如此。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艾里斯·张(张纯如)对南京的悲剧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准确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日本的指挥官和军队作出如此残忍的暴行。但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张小姐此书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在本书中，她像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争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张小姐发观的其中一份这样的资料，是一份日记--实际上是一份小型档案--约翰·拉贝的日记。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领导着一个保护南京民众的国际行动。通过拉贝的眼睛，我们可以看鲥南京居民在手无寸铁的情形下面对日本人屠杀的那种畏惧而又勇敢。通过张小姐的叙述，我们深为钦佩在南京城被点燃、百姓被屠杀之际，在医院被关闭、陈尸所被装满、哀号遍城之时，拉贝和那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人们的勇气。我们也读到，那些知道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的日本人也为此感到羞愧。 　　过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所忘记，所以，本书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日本和纳粹德国后来成为盟国，却并不是很好的盟友。但是南京发生的一切--希特勒肯定没有想到--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帮凶、残暴的侵略者和最终被称作“对抗人性的罪行”的作恶者。W．H．奥登①曾目睹了中国发生的这场战争，他把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切更早地联系在一起③： 　　　　　　　　　　　　　 地图能真的标明位置 　　　　　　　　　　　　　 现在，那里的生命已是灾难： 　　　　　　　　　　　　　 南京；达豪③。 　　　　　　　　　　　　　　　　　　　　　　威廉·C·柯比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 　　注： 　　①w·H·奥登，英国著名诗人，1907--1973年，1948年获美国普利策诗歌奖：--译注 　　②选自w·H．奥登《短诗集：1930-1944》》中"在战争年代"。第279--280页，伦敦，1950。 　　③Dachau，德国巴伐利亚州地名，曾建有纳粹集中营。--译注 导言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译注)。对于亚洲入来说，战争的开始则必须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满洲。 　　正像希特勒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一样，日本用高度发达的军事力量和种族优越感，着手建立其统治邻邦的权力。日本人很快攻占满洲并建立“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是在他们使用的"傀儡"--一个早被废黜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是在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中。4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和河北部分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 　　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枣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仑车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翟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做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譬叩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甚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本书仅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残暴行径予以最朴素曲概述，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量化的记录来评价这桩人类历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实，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然而，程度上的差别常能反映类别的不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耍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编注)；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基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5，000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估计有20，000-80，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当着家人的面，父亲被日本士兵逼迫奸污女儿，儿子被逼奸污母亲。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是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做所为的错误，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叙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暴行。一个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讲述的是日本人怎样清洗敌方首都数十万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是关于掩盖事实，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国际社会的缄默姑息之下，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整个大屠杀，进而剥夺被害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大屠杀的历史"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竹林中》改编的电影，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一个强盗拦路抢劫一名过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强奸，武士也死了。但当故事中的人物从各种角度出发叙述事情发生的过程时，故事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强盗，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个现场目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相去甚远。读者就要将所有的叙述集中起来，亲自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通过这一过程作出主观的也通常是个人臆想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在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时，要求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是极为明显的。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在现场的日本士兵的行为竟全然不顾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怂恿这种胡作非为？为什么说日本政府也难逃干系？而且至少还应该回答：面对来自它本身渠道的报道，以及它所听到的来自现场的外国人传递的信息，日本政府的反应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讲一点历史。 　　20世纪的日本脱胎于一种上千年形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等级靠武力争夺而确立并得以维持。追溯以往，人们都记得，日本列岛上有权势的封建诸侯雇佣私人军队，彼此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到中世纪这些军队巳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日本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武士的行为方式”）。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个武士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这种荣誉观当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创造的。罗马诗人贺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轻人应当对其统治者所负有的义务——“为国而死．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大大超过了这种对服兵役的适宜规定。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苛刻，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武士们没有光荣地完成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就必须自杀身亡——通常是举行极隆重的但疼痛无比的剖腹自杀仪式，这时武士要在证人面前毫无畏缩地用剑剖开自已的腹部自杀身亡。 　　到12世纪，当时称为“将军”的最有权势的统治家族的首领，向作为天照大神之直系后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将军的武士为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整个统治阶级对武士阶层的神圣承认。交易作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为规范，逐渐深深地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并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崇尚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间并没有腐蚀武士道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显现于18世纪，并在现代被运用到极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的自杀使命，即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飞行员驾机直撞美国的航空母舰，曾震惊西方，西方人没有想到，日本的年轻人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准备为天皇献出生命。另外，并非只是少数精锐部队抱定了宁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死与投降的盟军的比例为3∶1,而日军则为120∶1。 　　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 　　19世纪发生的一些非日本所能控制的事件将敲碎这个国家的自缚之茧，并使它处于一种不安全和仇外的绝望之中。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一直对所有其他人类社会摆出一副这是“白种人的责任”的姿态，以支持当时的所谓欧洲扩张主义合理论的观点，1852年他受到日本拒绝开放其通商口岸的挫折，决定派遣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前往这个岛国，以结束日本的孤立主义。佩里仔细研究了日本历史，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方法恐吓日本人屈服。1853年7月，佩里派出两艘喷着黑烟的艘只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瞧瞧金属外壳包装的蒸汽动力舰。随后他被约60-70名手持长剑短枪的警惕的入侵者簇拥着，大步穿过将军的幕府所在地，并要求面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认为日本人被佩里的来访震呆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之见。关于这个事件，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好像听到宇航员们宣布奇异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空间飞向地球一样。”吓坏了的德川幕府准备战斗，他们藏起贵重物品，惊恐万状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最终他们无可选择，只有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井接纳了这个代表团。伴随这次访闷，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而且为英、俄、法、德等其他国家敲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 　　使这个骄傲的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最终转化为强烈的愤恨情绪。日本的一些权势人物私下里主张立即与西方列强开战，但另一些人建议小心谨慎，它们的理由是：此时开战只会削弱日本而不是削弱外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还强调，当局应该安抚这些入侵者，向他们学习，并不动声色地制定自己的复仇计划： 　　由于我们在工业方面还不能与外国人相比，因此让我们与外国保持来往，并学习他们的训练方法与策略，当我们把日本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时，我们就有能力向海外发展，并把外国的土地赏赐给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卓著的人们；而士兵们定会争先恐后地显示他们的英勇无敌，所以到那时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上述观点并未公开流行，但将证明是预见性的，因为它们不仅描述了日本将遵循的战略，而且说出了一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他们是从国家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 　　德川幕府束手无策，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等于宣判了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将军的妥协姑息政策与他对其追随者必须尽忠的苛刻要求是如此地格格不人，以致使幕府遭到了许多人的唾弃厌恶，他们把军需弹药提供给幕府的鹰派反对者，这些人把将军对外国人侵者的谨慎反应看成是向外国蛮夷盛头称臣。当各藩的反幕力量确信将军已经失去了统治资格时，他们便计划结成倒幕联盟，推翻幕府，奉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明治夭皇的名义取得了胜利，并点燃了一场旨在把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土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革命之火。他们把崇拜太阳的日本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利用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去平定四方，统一列岛。新的帝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对西方取得最后的胜利，便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国民的道德准则。外国的威胁对日本列岛起到了一种进一步净化情感的作用。在以后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里，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 　　日本人以令人惊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科学、经济和军事上跻身于现代社会之中。政府向海外派出最好的学生到西方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并控制自己的工业，去建立兵工厂，还建立了一支由国家征兵的军队以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政府还仔细研究分析了欧美的国防情况，其中德国的军事体系最受青睐。但是它的海外留学生带回国的有关西方技术和防御战略方面的知识却击碎了日本一直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并使它对将来一旦与西方正式摊牌，日本是否必定取胜怀着深深的优虑。 　　19世纪后期，日本打算在其亚洲邻国身上检验并炫耀它的新武功。1876年明治政府向朝鲜派出2艘炮舰和3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井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动正是当年佩里强加于日本的行动的翻版。 　　于是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确认了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的地位，但在10年间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当时中国试图平定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1894年9月，在宣战仅仅6周以后，日本人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人必须向日本人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把台湾、澎湖列岛和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割让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如果后来不是西方列强的干涉，日本或许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战后日本人得到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最终却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联合干涉而被迫归还清政府。这个行动进一步证明了遥远的欧洲国家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能使日本更加痛下决心要在军事上压倒令人生厌的西方人。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已扩大了1倍，在武器生产方面也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个战略果然奏效。日本夸下海口，不但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也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人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对马海峡的海战胜利使它获得了萨哈林群岛的一半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商业优势。对于这个骄傲的国家来说，在遭到西方列强的羞辱而卧薪尝胆50年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真是件极其令人兴奋之事。为这场胜利所陶醉，一位日本教授概括出日本想法，当时这位教授宣称，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向外扩张并统治他国。” 　　主要是由于这些胜利成果，20世纪初期成为日本回味无穷的时代，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使日本赢得了军事声望，还给它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日本的是对其钢铁生产以及纺织品和对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股市行情猛胀，基发户应运而生，奢靡之风四处蔓延。就连过去隐居在这个男权主义社会中的妇女，也能在赌场和赛马场上一掷千金。 　　倘若这种繁荣能持续发展，在日本或许会出现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并使它的人民有能力遏制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影响。然而事与愿违，日本即将面临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把它的过去所获一扫而光，把它逼到饥饿的边缘，并驱使它走上战争之路。 　　20世纪20年代日本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大幕终于落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止了以往对军需品的无休止需求，日本的军火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1929年美国的股市崩溃，大萧条随之而至，降低了美国对奢侈品的购买力，也使日本的生丝出口贸易陷于瘫痪。 　　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边，但在战后的10年中许多国际商人和消费者故意不买日本产品。虽然欧洲国家和日本人都靠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而扩大了它们的海外帝国，但人们却不是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扩张的。在这个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不被承认，而它企图尝试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并把前德国的殖民地占为己有的作法则更不得人心，因此西方的金融家们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注入中国。接着，中国被凡尔赛和约作出的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和租借地转让给日本的决定所激怒，发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发展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并使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再次成了一场国际阴谋的牺牲品。 　　经济的持续衰退打破了日本社会的平衡。工商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贫苦的农民和渔民把自己的女儿卖进妓院。通货急剧膨胀，工人不断罢工，而1923年9月的一场大地震简直是给日本已阴暗的形势雪上加霜。 　　大萧条时期日益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领土以防止大饥荒。日本的人口从明治维新时期的约3000万猛增到1930年的6，500万，这使维持生存越来越成为问题。日本农民努力使每英亩的粮食产量达到极限，到20年代农业生产已止步不前。继续增长的人口迫使日本每年要依靠大量的粮食进口，在1910年到20年代末的时间里，大米的进口翻了两番。他们曾靠出口纺织品来支付这笔费用，但当时纺织品的出口却不断受到外国需求量的减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歧视性关税的影晌。 　　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就不断地论证军事扩张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在他那本《致青年人》的书中写道： 　　要想从人口过剩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移民，打人国际市场，和领土扩张。第一扇门，即移民，已由于其它国家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对我们关闭，第二扇门……由于关税壁垒和废除通商条约而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门拒绝让日本通行时，日本应该怎么办？ 　　其他日本作家指着别国的广袤领土，抱怨着世道不公，特别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充分使用它们的土地，没有达到日本那样高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嫉妒中国的巨大领土资源，对西方国家也垂涎三尺。军方的喉舌佐渡荒木问道：为什么日本要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喂饱6，000万张嘴，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他们每国都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此？这些差别是不公平的。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美国占有某些最重要的优势：佐藤荒木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国内领土，还享有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扩张使命”的话，那么中国就成了20世纪日本的“天定扩张使命”之地。日本这个极度自尊自大的民族认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简直唾手可得，几乎理所当然地要为日本所用。日本的贪婪野心还远不止于亚洲。1925年，也就是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签订的，承认日本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独特作用的主力舰限制条约签订3年以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大川周明写了一本书，该书不仅坚持认为日本的天定使命是“解放”亚洲，而且强调日美之间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当他简直就像是在上天的启示下预言这两个国家之间将会爆发一场圣战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料到他会预测的那样准：“在一个新世界到来之前，西方与东方的强国之间必将要决一死战。这种看法已在美国对日本的挑战中得到体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是日本，而代表欧洲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命中注定要打仗。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仗何时打。” 　　30年代，日本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一些人主张利用日本的新技术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另一些人却希望利用日本的军事优势对其邻国实行对外扩张计划，他们之间竟相争夺扩大影响。扩张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狂热支持，他们要求建立限制个人财富、资产国有化并主宰亚洲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观念燃起了下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少年气盛，天生不信任东京的政客们，并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权力。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和，但他们却认定有同一使命：他们相信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对欧洲人报仇雪耻并称霸亚洲，为此他们要彻底改造现社会，并清除一切官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 　　这些介入者一步一步地使政府中的温和派作出了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化的步子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最终没有进行。1932年，一群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他们未能实施戒严法。 　　1936年2月26日，一群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武装政变并要了几个政治家的命。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的商业区陷入了3天多的瘫痪状态，但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其首领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处以死刑。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中行事更为谨慎的人们手中，但是重要的是指出这个事实，即这些人在当时也同样具有许多青年军官的狂热思想：称霸亚洲是日本的权利。 　　日本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想控制中国就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1895年被迫屈从于日本要求的中国正在探索强国之路，这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认为必须赶快履行他们的“使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确在使自己从一个分裂的帝国变成一个努力奋斗的民族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军，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统治。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打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他们还宣布，废除外国列强强加在清政府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其奋斗的目标。由于蒋的运动声势浩大，这就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即所谓“满蒙”地区）的利益。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否则中国将强大到不可能被征服。 　　日本军方在政府的赞同下，开始更具侵略性地干涉中国的事务。1928年由于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拒绝与日本人全面合作，他们就策划了暗杀他的行动。这次谋杀使中国人民极为愤怒，他们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妄图挑起事端，当这场爆炸没有达到使一列特快列车出轨的目的后，关东军却打死中国守军，并向世界舆论反诬中国有意搞破坏。这个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的藉口，他们把中国东北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最后的皇帝、满清王朝的继承人溥仪组成傀儡政府。占领中国东北所激起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在中华民国积极分子的支持下更加高涨。在双方的情绪都十分激昂的情况下，1932年爆发了流血事件，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个日本僧人，其中1人死去。日本立即对整座城市进行报复，他们轰炸上海并使好几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当上海的大屠杀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时，日本的回答却是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必将发生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训练它的战斗人员。青年人很小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个方面。玩具店简直变成了战争圣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制服、步枪、高射炮、军号，以及榴弹炮等全套武器。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中，描写到男孩子们在街上进行模拟战斗，用竹竿当做假想的步枪。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象着自己成为执行自杀使命的“人肉炮弹”英雄。 　　日本的学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营。有些老师实际上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述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征服亚洲，以及作为第一等民族应获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帮助国家完成这个使命则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为扩张的正当理由：“我们正处在亚洲的先锋地位，井勇敢地向前插进太平洋。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来的侵犯。教师还向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人侵中国大陆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神经脆弱的日本中学生的故事，当老师让他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他的老师用手指节猛击他的头，并大声咆哮：“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百、二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除了这种心理的训练之外，这个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这不完全是种族歧视，就像日本付朝鲜人那样：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他们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为20世纪中国的混乱状态所激怒。“满洲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从日本得到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提供庚子赔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还在中国建立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们通常受过很好的训练，井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气质几乎都不可能传授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学校的开办不是为了有利于学生，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小学教师要接受新兵军事训练，实习教师则要住在兵营中去接受严厉的训练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国《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伦理法规不仅约束学生和教师，也约束每个日本国民。《教育敕语》是日本军事法规的平民版本。它规定服从上级和无条件地效忠天皇高于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学校里，《教育敕语》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画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读。据说，不只一个教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打了结巴而自杀，以谢亵渎圣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军事统制化和行动机械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了一所小学之后，看到几千名儿童挥动着小旗，步伐一致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由得发出惊喜的感叹：显然这位参观者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纪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确立和维持。教师的行为就像残暴的教官，左右开弓打学生的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用竹剑木棒不停地抽打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罚背重物，跪地板，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是由于愤怒而来学校访问的，即使是十分挂念学生的家长也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那么绝对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经常发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新生的恶作剧，残忍的恃强凌弱，压碎了所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说成是最高的美德，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被取代，个人的价值不再与个人有关，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为了把个体的个性“升华”到集体的共性，上级军官或老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们。据作家入谷敏男说，军官们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任意惩罚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疯了才干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红肿流血吗？”一些年轻人经不住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杀身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受了锻炼，使军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给他们。 　　对有抱负的军官来说，训练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20年代所有的军校学员都必须经过在市谷〔在东京都新宿区）军事学院的学习。营房过分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也不充分，这地方更像是座监狱而不像是所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的学校：在英格兰，一个军官必须完成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习，而在日本的标准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习。学员们不但要坚持每天规定的超强度的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每门课程都要力求达到完美的目标和优异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军校学员必须接受“只知有胜利的思想”。学员们对任何一点失败的迹象都十分恐惧，以致为了减少有人自杀的危险而不敢分开考试结果。 　　军事学院本身就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日本的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没有机会培养个人的领导才能。学生读物经过严格检查，而且没有闲暇时间。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这些可塑造的年代里，他们被隔绝于一切欢乐、利益和影响之外，在他们活动的那个狭隘的环境中渗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军队的宣传。从种族心理上来说，日本已经远离了我们，而这些军官则离我们更远。” 　　1937年夏天，日本终于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城市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日军在黑暗中打了几枪之后，在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日军便以此为借口行使它在这个地区的“权利”。他们开到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寻找这名士兵。在遭到中国守军司令的拒绝后，日军便炮轰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进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不可逆转地全面展开。 　　但是征服中国证明是一件比日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的事。仅在上海，中国军队就以10比1之比在数量上超过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了他的最精锐的部队来打这一仗。8月，当35，000名日本新兵企图在上海的码头登陆时，他们遭到了自7月以来的第一次大挫败。埋伏好的中国炮兵向日军开炮，炸死了好几百日军，包括良子皇后的表兄。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极其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城市。使日军极为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是一条街一条街、一道路障一道路障地攻下来的。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方领导人不断吹嘘——并当真相信——日本可以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大陆，但当他们只在中国的一个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夭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时，便彻底击碎了日军“速战速决”、轻易取胜的幻想。在这里，中国这个淳朴的、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受过多少训练的民族，竭尽全力打击、遏制比他们强大的日本军队。当上海干11月最终沦陷时，日本皇军的心态举止趋于疯狂，据说许多人在向南京进军时渴望报复。 第二章 恐怖的六星期 到南京的竞赛 　　日本进攻南京的战略是很简单的。日军利用了南京城两面临水的地理位置。这个古都位干长江拐弯处的南侧，江水先北上后东流。只要从东南方向对南京形成半圆形包围圈，日本人就能利用江水的天然屏障，完成对这一首府的彻底围困，并切断一切逃跑路线。 　　11月底，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一支部队沿长江南岸前进，他们从上海西北角的白茹口登陆并涌进长江三角洲，然后沿沪宁铁路线前进，此前日军己经炸毁的这条铁路上的大部分桥梁。这支日军由中岛今朝吾率领。他曾是日本陆军在法国的情报处成员，后来成为天皇裕仁的日本秘密警察的头子。涉及此人的著作不多，但仅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否定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格米尼称他是“一个小希姆莱，一个控制思想、恐吓和酷刑的专家”，并引用其他一些人对中岛的描述，说中岛是一个虐待狂，在去南京的路上随身带着焚尸油。甚至他的传记作者木村邦宪也把他描写成“一头野兽”和“一个暴虐的人”。 　　另一支日军准备穿过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太湖，进行水陆两栖突袭。这支部队从上海沿着中岛部队的南侧向西运动。指挥这一行动的是留着小胡子、身材矮小并患有肺结核病的松井石根将军。与中岛不同，松井出身于一个古典学者家庭，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还是日本在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派遣军总指挥。 　　第三支日军又在松井的部队以南前进，再转向西北直通南京。率领这支部队的是柳川平助中将，一个秃顶矮小的有文学兴趣的人。或许是由于柳川比其他大多数日本人更深地卷人了南京的浩劫，所以使他的侵略生涯神密莫恻。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营原丰所说，控制日本军方的法西斯集团开除了柳川，因为他试图阻止他们于1936年2月的兵变。在他被排斥和降级服役后，柳川成了一名在中国的日军指挥官，并取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包括攻占南京”，但是军方却把他的名字和照片从当时的出版物中删去了。所以在日本许多人认为柳川是个“戴面具的将军”。 　　在通向南京的路上，日军什么也不放过。日本的老兵还记得当年洗劫农村的情景，他们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但遭此劫难的绝不止是小村庄，一座座城市也同样被夷为平地。我们就以位于大湖东岸的苏州为例。作为一座中国的古城，苏州以其精湛的丝织绣品、精美的园林和庙宇而闻名于世。它的水道和小桥使它在西方赢得了“中国威尼斯”的美称，11月9日，一个倾盆大雨的早上，一支日军先遣队穿过苏州城门，他们戴着兜帽，以防中国的哨兵认出他们。一进城日军就连续数日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许多文物古迹被付之一炬，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被抓去惨遭兽兵蹂躏。根据《中国每周评论》的报导，这次人侵使苏州城的居民从350000人减少到不足500人。 　　一位英国记者有机会记录了上海效区松江镇的劫后惨状，那是在日本人离开9周以后。“几乎看不到一座没有被焚毁的建筑物”，他写道，“仍在闪燃的房屋废墟和渺无人迹的街道呈现出一副十分令人恐惧的景象，唯一活着的就是那些靠吃死尸而肥得变形的野狗。在这个曾经稠密居住着大约100, 000人口的偌大的松江镇，我只看到5个老人，他们老泪纵横躲在一个法国教会的院子里。” 朝香宫接替指挥权 　　但是最残暴的行径还在后面 　　12月7日，正当日军向南京逼进时，松井将军发起高烧，在苏州的战地指挥部卧床不起。这是他的慢性肺结核的又一次发作。病情发作时，正是松井刚刚把他的指挥权交给天皇家族的一个成员手中的时候。仅仅5天前，天皇裕仁免除了松井的这个职务，同时派遣裕仁的皇叔朝香宫鸠彦亲王到前线接替他。根据这道新的敕令，松井被提升为负责整个华中战区的司令官，而在军队中干了30年的中将朝香官，将作为新的总司令指挥南京周围的日军。作为一个皇族成员，朝香宫使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南京前线的一切权力之上。他与中岛中将和柳川中将的私人关系比与松井的关系要密切，因为他曾作为陆军情报处的官员与中岛和柳川在巴黎共事3年。 　　没人能知道为什么裕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选择朝香宫接替这个职务，尽管伯格米尼相信这是为了考验朝香宫，他曾在1938年2月的陆军兵变中，在一个政治问题上站在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一边反对裕仁。在皇家的名册谱牒中，裕仁把他作为一个态度“不好”的皇室成员而单独打入另册，并显然是要给他这位皇叔在南京一个机会去改过自新。 　　当时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事更换，但后来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性命来说，这将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重大更换。 　　很难说明当时在现场的日本军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许多详情细节是在多年后的军事法庭审判中由松井和他的同事们交待的，或可能是由不可靠的人提供的，因此引用这些材料时需要谨慎。但是如果这些证言是可信的，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警惕这个新到来的皇族成员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松井对侵人南京的军队发布了一系列道义命令。他命令部队在距南京城墙几公里的地方停下来重新集结，只让少数纪律良好的大队进人中国的首都，完成占领任务，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将“使中国人眼前发亮，从而使他们对日本产生信任感。”他还在病床前召开参谋会议并宣布： 　　帝国军队进入一个外国的首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为世界所嘱目。因此，不得让任何部队在纪律松懈的情况下进城……要让他们事前知道要记住的事项和城内各国权益之所在。绝对不许进行抢劫。必要时要布置岗哨。即使是出于大意而强占财物或引起火灾，也要严加惩处。要派许多宪兵队和辅助宪兵队与部队一道进城，以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但是在松井无法控制的地区到处都有不法事件在发生。12月5日，事情继续发展，朝香宫乘飞机离开东京，并在3天后到达前线就职。在离前线指挥部不远的靠近南京大约10公里左右的一座被遗弃的乡间别墅里，朝香宫见到了他在巴黎的同事中岛将军，他的左臀部的伤口正在痊愈。中岛告诉朝香宫，日军就要包围南京地区的30万中国军队，而且最初的谈判表明，他们准备投降。 　　朝香宫听了这个报告之后，据说他的司令部就发出了一系列加盖他私人印章的命令，并标有“绝密，阅后销毁”的字样。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命令清楚地写道：“杀掉所有俘虏。”我们所不清楚的是，是否是朝香宫本人发布的这些命令。【朝香宫的情报参谋太宰治后来向朋友们承认是他自作主张伪造了这个命今。另一个日本军官田中隆吉说，在1938年4月，当时的日本陆军74大队队长太宰治给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宰治告诉他，当他的部队在杭州湾登陆并向内地推进时，大约30万中国军队被切断了撤退之路，于是他们放下武器并向日军授降。据太宰治说，“要安置这么多的俘虏，要给他们食物，这是个大问题”。就像这个故事发展的那样，很快采取了一个方法去解决食物问题：“我立即命令所有的部队：‘我们必须全部杀掉这些俘虏！’于是我利用军事指挥官的名义，用电报发出这些命令。命令的文本要被销毁。”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伪，但必须指出，即使太宰治的确擅自伪追了杀人命令，也不能免除朝香宫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如果屠杀开始，朝香宫也能够发布一个命令取消这场大屠杀，并把他的情报参谋送上法庭。】 　　到日军进人南京之时，消灭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不仅已被印成文件，而且已经散发到低级军官的手中。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6大队接到如下命令： 　　大队战地通讯员2点钟收到团指挥部命令：遵照旅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把战俘分成每12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 　　下午3点半召开各连指挥官会议，就处理战俘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战俘平均分配给各连(1连，2连和4连)，按50人一组从关押地带出去枪决。1连在驻地以南的庄稼地执行；2连在驻地西南的洼地执行；4连在驻地东南的庄稼地执行。 　　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对不能让战俘发觉。 　 各连要在5点前完成准备。执行行动从5点开始，7点半结束。 　　这道命令存在着残忍的逻辑。可以不给战俘食物，因为他们必定要被杀掉。杀死他们不但能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减少了报复的可能性，因为死人是不可能组成游击队力量的。 　　但执行命令是另一回事。当日军在12月3日黎明前的几小时冲进城市，他们进入了一座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后来的历史学家估计，有50多万市民和9万中国军队被围困于南京城内，而袭击这座城市的日本兵只有5万人。中岛将军意识到杀死10几万中国战俘绝非易事：“处置1千，5千、甚至1万人，即使只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也是极其因难的……如果他们制造麻烦，后果将不堪设想。”杀害战俘由于人力有限，日军极力制造骗局。这种集体大屠杀的策略分成几个步骤：先是向中国人许诺，只要停止抵抗，就会受到良好待遇，哄骗他们向日本占领军投降，再把他们分成100-200人一组，然后把他们骗到南京附近的不同地方杀死。中岛认为，一且失去了进一步抵抗的可能性，大部分战俘都会极为沮丧并服从日本人的任何命令。 　　这一切比日本人事先预料的更容易。只发生了零星的抵抗；实际上几乎没有抵抗。当日军围攻这座城市时，许多中国士兵丢下武器弃城而逃，后来向日军投降，希望获得良好待遇。一且这些人缴械投降并束手就擒，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士兵的不抵抗行动在一个前日本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中得到了更详尽的说明，他描述了南京陷落后不久中国军队投降的场面。当他们突然接到围赶大约2万名战俘的命令时，他所在的部队在市中心不断派出岗哨和分配宿营地。 　　东史郎和其它日本兵到9,10公里之外搜寻这些战俘．夜幕降临时，日本兵终于听到了像青蛙发出的隆隆声，他们还看到无数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那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东史郎写道：“7，000名战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聚集在两面白旗之下，那旗子挂在一个枯树枝上在夜空中飘动。”战俘们衣衫褴褛，乱七八糟，有的穿着蓝色棉军服，蓝色棉外衣，带着帽子。有的用毯子盖着脑袋，有的拎着粗布袋，有的还背着棉褥子。日军让战俘排成4队，队前竖着白旗。这几千名中国士兵耐心地等待着日本人把他们带走，并告诉他们投降过程中的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些中国部队不愿进行抵抗使东史郎震惊。对这个成长于军国主义文化中的人来说，飞行员只能用刺刀，而不能使用降落伞，最后宁可自杀也不能被俘，因此当看到中国人不愿与敌人战斗而死时，他感到不能理解＿当他发现被俘的人数超过抓俘虏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越发鄙视了。 　　“当我想象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到处找白布，然后把它绑在枯枝上并前来投降时，真是又可笑义可怜”，东史郎写道。 　　我在想，他们怎么能变成俘虏呢？他们有那么多人——超过两个营——竟然一点也没有尝试抵抗。这些部队一定有许多军官，但一个也没有留下，我想是全都逃之夭夭了。尽管我们只有两个连，而且那7000名俘虏已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我们的部队就彻底完了。 　　一种纷乱的情绪侵扰着东史郎，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饥渴而又惊恐的人不断要水喝，并再三要求得到他们不会被杀死的保证。但同时他又对他们的懦弱嗤之以鼻。东史郎突然感至羞愧，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他曾暗暗害怕中国士兵，一股不由自主的冲动使他把这些战俘看成是没有人性的昆虫和动物。 　　他们成群地走着，就像地上爬的蚂蚁。 　　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表情。 　　像一群无知的羊，无规无矩，在黑暗中行进，并相互耳语着。 　　他们根本不像就在昨天还向找们开枪并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们曾是敌方的士兵。 　　认为我们会战死在这些无知的奴隶军队手中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即使他们当中有些是20-30岁的男青年。 　　日军把战俘带到附近的村庄。东史郎回忆说，当一些中国人被赶进一个大房子时，他们犹豫不肯进去，认为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但后来他们还是屈服了井排队进了大门。只有当日本人企图要把中国俘虏的毯子和草垫拿走时，他们才拼命争夺。第二天早上，东史郎和他的同事接到了去另一个地区巡逻的命令；他们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巡逻时，这些中国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配给几个连，然后被杀害了。 　　在南京暴行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屠杀战俘的事件或许要算发生在幕府山附近的那次。该山就在南京正北面，位于南京城和长江南岸之间；估计有57，000市民和前士兵在这里遇害。 　　杀人是秘密分阶段进行的。12月6日，《朝日新闻》的记者横田报道说，日本人在靠近青龙山和幕府山的炮兵要塞俘虏了14,777名士兵，而仅仅是这么多的战俘就成了问题，“日军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抓获这么多战俘”，横田写道，“连处理这些战俘的人手都不够。” 　　根据前日本陆军下士栗原保存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日记和笔记所说，日本人解除了数以千计的俘虏的武装，除了衣服和毯子，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每件东西，并把他们押送到一排临时搭起的茅棚中。当12月17日日军接到杀死这些战俘的命令时，他们极为谨镇地行动。那天早上日军宣布他们要把这些中国战俘转移到长江中的一个叫八卦洲的小岛上。他们对这些战俘解释说他们需要特别谨慎地行动，并反绑起战俘的双手——仅这个任务就花了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 　　下午4点到6点之间，日本人把这些战俘分成4队向西走去，绕过几座小山后停在江边。”这些战俘在等待了3、4个小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看不出任何准备过江的准备”，这个下士写道，“此时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士兵已经沿江水形成新月状包围了他们，许多机枪己向他们瞄准。” 　　当发出射击的命令时，这些中国人再想逃走已为时太晚。“突然各种机枪同时开火”，栗原写道，“机枪声和绝望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中国人痛苦地挣扎了1小时，终于听不见从人群发出的声音了。然后日军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戳中国人的身体，从晚上一直干到天亮。 　　处理尸体是日军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幕府山的大屠杀中，被杀死的人数只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死的总人数的一小部分，但清理尸体的工作也花了数日。掩埋尸体是一种处理方法，但中岛将军在日记中抱怨很难找到地力挖掘足够掩埋七八千人尸体堆的大坑。焚尸是另一种方法，但日军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去完成这个任务。例如，在幕府山的大屠杀之后，日本人在尸体上浇了几桶汽油焚尸，但还没等尸体烧成灰烬，汽油就用光了。“结果是一大堆烧焦的尸体”，日本下士写道。 　　许多尸体就被扔进了长江。 屠杀平民 　　在士兵们大规模投降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来保卫南京平民。日军对这一点是了解的，于是在1937年12月13日大量涌进南京，占领了政府所在地、银行和仓库，并在大街上随便开枪杀人，有许多人是在逃跑时从背后被击中的。日军用机关枪、左轮手枪和步枪向成群的伤员、老妇和儿童开枪，他们集中在中山北路和中路的大道及附近的胡同里。日军还在城市的每个地区杀害中国市民：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还是在政府建筑物，在城市广场，他们到处杀人。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牺牲者痛苦呻吟或叫喊着倒下，这座沦陷的首都的大街小巷、沟沟渠渠血流成河，许多人奄奄一息，但无力逃脱。 　　日本人在南京挨家埃户地搜查寻找中国士兵，也就一家接一家地杀害这座城市的居民。但他们也在市郊和乡村屠杀中国人。在城墙外，在河边（河水早已被染成红色），在池塘和湖边，在小山旁和大山脚下，到处尸体成堆。在南京附近的村庄里，日本人向任何一个过路的男子开枪，因为他们怀疑他过去可能是个中国士兵。但是他们也向明明不可能是中国士兵的人开枪，例如老人和妇女，如果他们对用日语发出的命令表示犹豫或不理解而走错了路，就要遭到枪杀。 　　12月的最后10天，日本人的摩托车队开始在南京巡逻，同时日军扛着步枪把守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人口处。日军换家挨户也要求市民打开大门迎接胜利的部队，但是店主只要一开门，日军就向他们开火。日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把这些商店洗劫一空，对他们没用的东西则付之一炬。 日本的记者 　　 这些暴行使随军到南京的日本记者感到震惊。一位恐惧的《每日新闻》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战俘排队站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在墙外”，这位记者写道，“鲜血四溅，阴森恐怖的气氛真使人毛骨悚然，四肢颤抖。我站在那里丢了魂，茫然不知所措。” 　　不止是他一个人有这种反应。其他许多记者，甚至是身经百战的战地记者们，对这种疯狂的暴行也感到畏缩，于是他们把感受倾注于文字。下面是一位日军记者今井正冈的记述： 　　在下关码头，死尸体堆成了黑糊糊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为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现场的一个日本军官估计有2万人被杀害。 　　下面是一位日本战地记者小俁行男亲眼目睹中国俘虏被带到下关并沿江排队的情景： 　　第一排人被杀了头，第二排人被迫将这些尸休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这种屠杀从早到晚不停地进行着，但他们用这种方法只杀了2千人。第二天他们对这种杀人办法已经厌倦，便架起了机枪。砰！砰！砰！砰！板机被扳动了。俘虏们跳入江中想逃走，但没有一个人能游到江对岸。 　　 以下是来自日本摄影记者河野公辉的记述： 　　在“入城庆典”之前，我看到50-100具尸体沿江漂流。他们是死在战场上，还是被俘后被杀死的？还是被屠杀的市民？ 　　我记得南京城外有一个小池塘。它看上去像一片血海——有着耀眼的色彩。要是我带着彩色胶卷的话，……那将是一张多么令人震撼的照片！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评论道：“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南京的强奸暴行 　　下一步，日本人把目光转向了妇女。 　　“妇女深受其害”，一个日本驻南京114师的士兵田锁增三回忆说，“无论老幼，她们都逃不脱被强奸的命运。我们从下关派出拉煤车到城市的街里和乡村抓回许多妇女。然后把每个妇女分配给15-20个士兵，任他们奸淫凌辱。” 　　活着的日本老兵认为军队强奸敌方的妇女是不合法的。但强奸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和迷信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没人认真实行这一规定。许多日本兵还深信强奸处女能使他们在战斗中更加有力。士兵们甚至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相信这样他们就有了魔力而不会受到伤害。 　　军方的禁止强奸的政策只是鼓励士兵们在完成后杀死受害者。在一次为记录片《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采访中，一位日本老兵东史郎坦白地说出了在南京奸淫与谋杀的过程： 　　我们先说一些不正经的话，如Pikankan。Pi意思是“臀部”Kankan意思是“看看”。Pikankan意思是“让我们看女人张开腿”。中国妇女不穿衬裤，只穿外裤，用一根绳子系住。没有皮带。当我们扯掉绳子，臀部就露出来了。我们就“Pikankan”。我们就看。一会儿就说一些诸如“今天是我洗澡的日子”之类的话，然后我们就轮奸她们。如果只是强奸她们，就没什么事儿。我不应该说这没什么。但我们通常还要用刺刀捅死她们。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田锁增三与东史郎一样坦率。“强奸后，我们还要杀死她们”，他回忆说，“一旦那些妇女拔腿而逃，我们就让她们跑，然后我们从背后‘砰’的一枪打死他们”。据活着的老兵说，许多士兵并不认为这是犯罪。“或许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把她看成女人”，东史郎写道，“但当我们杀她时，我们只是把她看成猪一样的动物。” 　　这一暴行不仅限于士兵。各级军官也放荡不羁。（甚至连谷寿夫，这个高级将领和日本第六师团的指挥官，后来也发现他在南京对大约20名妇女犯有强奸罪。这些军官不仅怂恿士兵在城里成群结伙奸淫妇女，而且提醒他们在完事后一定要把这些妇女处理掉，以消除罪证。一个军官对他的下属这样说：“在你完事后要么给她们点钱，要么在偏僻之处杀死她们。” 松井石根的到来 　　12月17日早上，因病而身体仍然虚弱的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参加庆祝阅兵仪式，屠杀和强奸才有所收敛。他从这次肺结核发病恢复后，乘海军的汽艇溯江而上，然而换乘小汽车去南京城东的中山门三孔拱门。在那里他骑上一匹栗色马，把马头转向东京天皇的皇宫方向，并在日本国家广播公司的录音下为天皇三呼万岁：“天堂之阶最伟大的大元帅万岁——万岁！”然后他骑马沿着一条大道向前走，道上已经仔细清除了所有尸体，两旁还站着成千上万欢呼的士兵，松井一直抵达南京城北部的大都会饭店，当晚在那里为他设宴。 　　据记载，在宴会期间，松并已经察觉到南京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当天晚上他召开参谋会议，并命令所有不必要的部队都调到城外。第二天西方新闻媒体报道说，日军约定对松井保密，不让他知道南京暴行的全部真相。 　　当松井开始了解到城里发生的强奸、杀人和抢劫的巨大规模时，他的心情极为阴郁。1937年12月18日，他告诉他的一个文职助手：“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己在无意中给这个城市造成了最深刻的痛苦与创伤。当我想到我的那些已经逃离南京的中国朋友的感情和心情以及两国的未来时，我只能感到沮丧。我觉得很孤独，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心思为这次胜利而感到高兴了。”甚至在当天早上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松井也流露出一丝这种遗憾的情绪：“对民众遭受的苦难我本人甚为痛惜，但本军队决然继续挺进，直到中国悔悟为止。现在正值冬季，这个季节提供了反省的时间。本人对一百万无辜的民众不胜同情。” 　　当天晚些时候，当这位日军指挥官为这场侵华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举行埋葬仪式（日本人称“慰灵祭”——译注）时，松井为该城发生的肆无忌惮的疯狂暴行谴责了300名军官、师团指挥官和其他人。日本记者松本写道：“以前从未有过一个上级对其下级给以如此严厉的斥责。军方对松井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些军官中有一位皇族的太子。” 　　星期六，即12月19日，松井搬到南京城外朝香宫的司令部，第二天便乘驱逐舰回了上海。但或许是被绝望所驱使，他一到上海就作出了一个甚至更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对《纽约时报》吐露了他的担心，甚至告诉一个美国记者“日本军队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无纪律的军队”。当月他还给朝香宫的参谋长发出一封不客气的信件。“谣传说不法行为仍在继续”，他写道，“正因为朝香宫是我们的司令官，就必须更严格地遵守军纪和道义。任何违法乱纪者都应严惩不贷。” 　　元旦那天，松井仍然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而情绪烦乱。在祝酒时他对一个日本外交官透露：“我的部下干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我深感遗憾。” 　　但是强奸仍在继续，屠杀也在进行。松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如果人们能相信许多年以后松井讲述的这个故事：他对南京的短暂访问甚至使他流下了眼泪。“慰灵祭仪式结束后，我马上召集高级军官并当着他们的面流下了愤怒的眼泪”，在1948年被处以纹刑前，松井告诉他的佛教忏悔法师，“朝香宫和柳川将军……都在场。我对他们说，在士兵犯下累累兽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象吗？那些士兵事后竟还嘲笑我。” 慰安妇：南京的遗留物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奸的一个最离奇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大量抗议的反应。日本统帅部不是去镇压或惩罚这些肇事的士兵，而是制定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军妓组织——这个组织将把整个亚洲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纳入它的大网之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发布命令，在这段时间内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学的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评论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战斗期间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后，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指责。” 　　这个计划很直接了当。诱拐、购买或绑架8万到20万妇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的来自中国、台渭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方希望用这个办法减少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国际社会谴责的机会），通过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传播，酬劳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当然，当后来全世界都了解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政府拒绝承担责任，战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国政府在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军国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标题是“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个文件印有日本统帅部首脑的私人图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强奸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妇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开业。用“慰安”一词来指这些妇女或是这些妇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为它使人想象出游乐胜地的景象：漂亮的艺妓弹着琶琶，给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实上这些妓院的条件之污浊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无数妇女（日本人叫她们“公共厕所”）在得知她们自己的命运后自杀了；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遭残害，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生蒙受耻辱和孤独、不孕或体弱。因为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对妇女的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着的人，她们的大多数在战后直到最后也不肯讲述她们的经历，因为担心面临更多的耻辱和嘲笑。亚洲的儒教——特别是朝鲜的儒教——把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远认为，任何妇女在经过了如此屈辱的经历后不去自杀面仍然能够活下来，是她自己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个别的慰安妇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的遭遇提供经济补偿。 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所有间题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当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十几岁的士兵施暴时，他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许多学者对这个间题绞尽脑汁，但发现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奥多·库克与他的妻子哈罗科·塔亚·库克合写了一本书《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西奥多·库克承认，南京的强奸兽行使他困惑。他发现在日本内战中没有相类似的情况，面且蓄意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历史而不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他说，试图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带凝视着一个“黑洞”。 　　大多数人发现很难把南京的野蛮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过分讲究的礼貌和优雅的举止一致起来。但某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他们指出，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拥有对一个农民的砍头权力，如果这个农民未能对这个武士提出的问题给以有礼貌的回答的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文化的时候说：“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认为一个有礼貌的回答是为了让提问者感到满意。有礼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这听起来使人吃惊吗？” 　　其他一些专家把日本的战争暴行归因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杜会的道义责任并不普遍，而是地区性的和对个人的，所以在外国的土地上道义责任就很容易被破坏而置于脑后。一些专家谴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所有人类皆兄弟的思想——的确，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义的要旨则是只有天皇和他的后代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由于这种差异，这些专家断定：某些文化，无论他们多么深奥，仍停留在他们的核心部落时代，在这里个人对部落内部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于对部落这外的人所承担的责任。 　　这种假说存在内在危险，因为它有两个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价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发现这是一种既不负责任又具有优越感的含意）；第二，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干出像南京强奸那样的暴行的。当然，在德国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纳悴党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种办法，使德国人在精神上丧失人性，甚至把他们宣称是德国人的敌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结果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某些最邪恶的犯罪。 　　回顾千年历史，使人清楚的是，没有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在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占有垄断权。文明的外衣看起来是太薄了——以致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 　　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在南京城发生的日复一日的原始兽行呢？日本人与他们的纳粹同党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即使活着的人，也是作为逃脱法津制裁的逃犯而余度残生，但许多日本战犯仍然活着，并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因此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国际法庭会找他们算帐，能向作家和记者透露一些他们在二战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觉。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日本士兵不仅在中国的战斗中变得冷酷无情；他对执行杀害中国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任务也一祥冷酷无情。的确，日本军方组织的各种竞赛和练习，使它的士兵对人类的本性——反对杀死不进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军去南京的路上，日本的士兵被要求去参加杀人比赛，日本的新闻媒体把这种比赛当做体育项目进行热情采访。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的题为“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图片上为“少尉”—编注）的文章。 　　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友谊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在星期六（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比数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他们两人都不清楚是谁选达到了100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赛中稍有损坏”，《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士兵连钢盔带身躯全都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这样的暴行并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这只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训练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个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证词并不鲜见： 　　　有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杀人练习。你决不能把中国人看　成是人，要把他们看成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动物。勇敢些！　现在，自愿做杀人练习的，走到前面来。” 　　　没有人动，少尉发怒了。 　　　“你们真是一群胆小鬼！”他吼叫着，“你们没有一　个人称得上是一个日本军人。没有人自愿吗？那么，我就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点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岛！”（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颤抖的手举起我上着刺刀的枪，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中，慢慢向那个吓坏了的中国人走去，他站　在坑旁，那坑是他帮助给自己挖的坟墓。我心里乞求他　的原谅，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少尉的咒骂声，把刺刀猛地扎入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坑里了。“刽子手！罪犯！”我骂自己。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自然的心理状态。在一个日本人的战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他们目睹老乓把一群老百姓残酷折磨至死时，怎么也不能掩饰他们的震惊。他们的指挥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井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不过很快他们自己将做同样的事。” 　　但新军官也要有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一个名叫富水少壮的退投军官清楚地回忆起他自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水从广岛被派到39师团232联队时，他只是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新少尉。当他被介绍给他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们都目光邪恶”，他回忆说，“那不是人的眼睛，而且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进行了集中训练，以加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教官指着拘留区的一个瘦弱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这些是供你们磨练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刺死活战俘。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训练场。24个战俘被反绑双手蹲在那儿。他们被蒙着眼睛。已经挖好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3来多的大坑。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个杂役兵把一个战俘拖到坑边，当这个战俘反抗时被拳打脚踢。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说着，拔出他的军刀。他用一个长柄勺从水捅里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两面。他嗖嗖地挥掉了水，举起他的军刀呈弓形。田中站在那个战俘后面，稳了稳身子，张开双腿，随着“嗨！”的一声人头落地。人头飞出一米多远。从身体中喷出两股鲜血，流进坑里。 　　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也越来越熟练。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饭。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把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3个月的功夫，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从南京大屠杀回来的老兵们都诚实地交待了他们经历的那种全然丧失同情心和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他们折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也是如此。永福角户坦率地谈到南京陷落时他的心情： 　　我记得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的路行驶，不断穿过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来，从背后抓住一群中国战俘时，野狗正在啃噬着死尸。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挥，那刀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蜷缩着的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领时人头落地，身休向前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作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他的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 　　经过几乎60年的反省之后，永富角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日本当了医生，在他的候诊室里，他修建了一个悔悟神龛。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到审判的录像带，以及他所犯罪恶的全部口供的录像带。这位医生的礼貌好客的举止和他令人恐惧的过去完全不相符，人们真难以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狂。 　　“几乎没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婴儿，活活把他们扔进开水锅里，”永富说，“他们结帮奸淫12岁到80岁的妇女，一旦她们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就把她们杀死。我砍过人头，饿死过人，也烧死过人，还活埋过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这真可怕，我简直成了动物并干了那些无人性的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暴行。我真是个魔鬼。 第三章 南京沦陷 　　南京。一个长久以来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艺术、政治中心之一的城市，一个3至6世纪作为古代中国首都，在14世纪又断断续续作为首都的城市。正是在南京，创作出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精品，确立了汉语中四声体系。一些最著名的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编辑和抄写，由此而产生了经典的“六朝”骈体文（一种中国诗歌与散文的混合文体）。正是在南京，1842年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条约，中国从此开埠通商。还是在南京，1911年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成为他新生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今天它还充满自豪地是中山陵的所在地。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南京，他或是她都会向你描绘一幅这样一个城市的图画：在这个城市里遍布古代帝王的宫殿、奢华的陵墓、博物馆和纪念馆。这幅图画中还应包括修建于明朝的精雕细刻的将士和动物石像，著名的鼓楼（马可波罗700年前见过最早的鼓楼，令天见到的鼓楼是3个世纪后的一位军事统帅修建的，他曾在鼓楼上敲击一面巨大的鼓号令他的军队），还有南京郊外的景致——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的茶亭与荷花，跨越长江的巨桥。 　　多少世纪以来，山水为南京提供的不仅是美丽的风光还有军事屏障。长江从西，紫金山从东，护卫着这个城市，借用一句描绘南京自然条件的古语：“虎踞龙蟠”。 　　但是可悲的是，南京城曾三次遭到入侵。 　　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000多年前，6世纪末时，当时，野蛮的游牧部落毁坏了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甚至遍挖城墙内的土地。第二次入侵在1000多年后来临，1853-1856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城市。领导他们的是一位狂热的领袖洪秀全，他在能使一个人跻身达官显贵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后，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推翻清王朝的企图在13年内最终使大约2, 000万中国人丧生。起义军在十几年里以南京为都城直到他们被逐出，他们在撤退时把南京城焚为废墟，甚至毁掉了琉璃塔，这是一个由琉璃瓦构筑的多色宝塔，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建筑中最美丽的。 　　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内，南京在和平与湮没无闻中沉睡．当满清皇帝在北方城市北京登基时，南京变得仅仅是一个文化名胜。它的再度显赫要到国民党人推翻清王朝并定都南京后，南京成为正式首都是在1928年。 　　到1937年，南京惨遭洗劫的那年，老南京，清王朝的南京正在与国民党的新南京竞争。扁担两端挑着装有小饭碗和茶壶的篮子的小食贩；在露天工厂弯腰织丝绸的手工织工；手工擀面的面店雇工；沿街叫卖锡器的锡匠；在雇客门前修鞋的鞋匠；在馋嘴的孩子们眼前制作出来的糖果，这些孩子的手中捏着中间有孔的铜钱；推着吱吱作响的独轮车的人，车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让人既看不见车也看不见推车人，但是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路的沥青路；最终取代汽灯、蜡烛和油灯的电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代替了装在桶子里、在街上卖的水；坐满了军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轿车不停地按着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满是人群，有人力车夫，拉着蔬菜的骡车，缓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猫、马、猴子．甚至间或还有水牛或骆驼。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让人感觉它是决不会变化的。环绕这个城市的是建于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头城墙，有一位传教士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允许登上城墙之顶，肯定会看到中国最壮观的景象，从城南端的城墙顶上，越过修有缺口的灰色城墙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区的土灰色砖瓦，有钱人家红色和灰色的瓦屋顶，然后转向北方，隐约可见的是政府区的高大的现代建筑物；政府各部和使馆按西方样式修建的大楼。 　　凝视东北方，可以辨认到背对着紫金山深黑山脉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乡间别墅，这些别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然后再看西北，闪现的是江边的工业活动：工厂中冒出的烟雾，运煤港筑出的污水，附近码头的汽船和战舰，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间铁路和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北部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还能看见巨大、喧嚣的长江绕过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这些显赫与不合谐都在沉睡之中。潮湿闷热的空气久已使这个都城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合着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气味，使许多有钱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滨避暑地。对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天是经常瞌睡的日子，是懒洋洋地摇着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席在屋前挡日晒的日子，夜晚邻里们走出火炉般的房屋，搬着藤椅涌入街道，用闲聊打发夜间的时光，然后在露天入睡。 　　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　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虑地在码头等了4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以白”！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一艘截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我祖母的几位亲属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许多南京人没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样逃离，而是留在南京城里度过整个11月，有些人是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留下是因为年迈和贫穷而别无选择。11月不断地给他们带来坏消息——上海的战事进展不利。大批的中国士兵从战场回来，许多人还是孩子，不到12岁，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士气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队前行或是坐在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大卡车里。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见装备精良的新部队穿过街道列队走向江边，在那里登上由驳船牵引的船开往战场．显然战斗还没有结束。顶着大雨狂风，小型的现代中国坦克，从南京隆隆驶向上海，跟在后面的是驮着军衣、毯子、步枪、机关枪的骡群。 　　这个月末，绝望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中国的纽约城”——陷落了。20万日本军队现在站在上海与首都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队在败退。他们带来的是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废墟，日军正从上海向南京挺进。 　　丢失上海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打击。面对丢失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蒋试图解决一个两难问题：是保卫南京打退日本人还是把首都迁至更安全的地带。最后这位总司令决定两样都要。但是不是由他本人留在南京保卫南京，而是把重担交给别人——一位名叫唐生智的下属。 唐生智奉命保卫南京 　　蒋介石与唐生智的关系非常奥妙。他们谁也不信任对方——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们确实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对手。例如，在北伐时，当时国民党想要统一全国，唐生智帮助蒋介石打赢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但是唐从来没有对蒋表示过特殊的忠心，而且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两度使唐流亡海外——一次是去香港，另一次是去日本。但是1931年在中日满洲危机爆发时，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蒋介石又将唐生智重新召回军队。唐迅速升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到1937年他已成为蒋的军事训练总监。 　　1937年1l月，在几次关于保卫还是放弃南京的高层军事会议中，唐生智最终成了蒋介石顾问中唯一的一个主张加强南京防御的人。他认为，中国军队保卫南京，能减慢日军的前进速度，并给其余中国军队休整的机会。 　　但是当蒋问到谁留在南京领导保卫战时，唐和其它的军官都默不作声。蒋最后将了唐一军：“不是我留下，就是你留下。”面对他的逼视，唐肯定感到别无选择。他说：“我怎么能让总司令留下？”他承诺他将留在南京战斗到死。 　　决定将保卫南京托付给唐成了一大新闻。11月27日，唐在记者招待会上鼓舞士气。他向记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讲太感人了，结束时博得了记者的热烈掌声。 　　但是也有些记者注意到唐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安。实际上他刚刚大病痊愈，用一名外国记者的话说，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也是茫然若失的样子”。他大汗淋漓，要人递给他热毛巾擦干前额。 　　也许蒋介石知道唐生智根本不可能与处于上风的日本军队作战，指派他仅仅是要显得好像中国人真的正在加强防御。也许是谨慎告诉蒋介石应准备第二方案以备不患。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11月的后半个月实施了第二方案。首先，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在留守的官员中的谣言越传越烈：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术人宰割。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随后，11月中旬，5万中国军队到达，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到12月份，估计有9万中国军队驻扎在南京地区。 　　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构，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宇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3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狭窄的通道。所有的城门都用20英尺高的沙袋挡住，再用木料和角铁加固。还至少将一个城门用混凝土浇铸成一面墙。 　　12月初，军队还用火烧干净了沿护城河1英里宽的作战区域，根本无视损失和伤害。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在城郊，毁掉的有汽油，弹药、营房、农业研究的实验室、警察训练学校和中山陵中的建筑。在乡村，士兵烧掉了茅草房、带顶的农舍、树木、竹林和灌木丛。南京主要郊区无一幸免。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不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但是一个外国记者指出：烧焦的墙可以像真正的建筑物一样被日军用来抵挡炮火。他推测放火其实是中国人在“发泄狂怒与绝望”——想要只留给日本人一片焦土。 　　城市就这样在为迎击侵略作准备。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只要有力量、有判断力、有钱、有机会离开，都开始出逃。所有的博物馆馆藏都装箱运走。12月2日，数百箱故宫博物馆中的珍宝——几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部——装上船运往城外的安全地方储存起来。6天后，12月8日，蒋介石、他的妻子、还有他的顾问乘飞机离开南京城。毫无疑问，日军即将开始围攻南京。 四天沦陷之谜 　　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谜团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士兵驻守在这里，南京怎么会仅在4天之内，到1939年12月12日晚就陷落了呢？总之，军队在被包围时有足够坚守至少5个月的弹药。原因之一是，许多幸存者，记者和历史学家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士兵士气崩溃。他们还把唐说成是恶棍，他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后来根据新公布的文件写成的历史显示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在上海战役中，几乎有3, 000架飞机的日本空军使只有300架飞机的弱小的中国空军相形见绌。在其他方面，中国空军也不能与日本相比。上海战役中，意大利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对着城市乱投炸弹，向附近的西方船只投炸弹，甚至向拥挤的街道和外国居民区内的建筑物投炸弹。 　　但是，一个弱小的空军也比没有空军强。这就是唐生智面临的形势。12月8日，蒋介石和他的顾问离开了南京，同时离开的还有全部中国空军。在以后的4天里，唐在作战中得不到任何有日军运动的空中战略情报，因而使布置在南京周围山顶和丘陵上昂贵的大炮没有多少效力。 　　第二，转移到重庆的政府官员带走了几乎所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因而军队的各部分不能互相联系。 　　第三，军队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互相交谈有语言困难。一位在南京战场工作过的护士回忆说，中国军医说广东话而中国士兵说普通话，这种形势在医院造成了无数的误会。 　　第四，这支军队中的许多“士兵”是在一夜间成为士兵的，他们是被绑架来的或是从农村违背他们的意愿强拉入伍的。许多人在来南京前从未拿过枪。由于子弹匮乏，没有人浪费子弹训练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学习射击。而在有过作战的经验的士兵中，许多人刚从上海回来。他们疲惫、饥饿、患病，多数人精疲力竭，难以完成修建掩体，在城内挖壕沟的必要准备工作。 　　最糟的是，中国士兵没有一点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形势的战斗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指出，只要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情愿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帮助附近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其他部队。指挥官也并不表现得更好。报告评论说，他们互不信任，因此，日军得以从一个地区运动至另一地区，将中国军队一个一个地击败。 　　12月9日，日本飞机开始在南京附近撒传单，传单是由日军三个将军之一的松井石根起草。传单写道“保护无辜平民和文化遗迹”的最好方法是投降。传单说，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但是将“善意和慷慨地对待非军事人员和不对日军采取敌意的中国军队。”传单要求，南京城在24小时内，即第二天中午投降。“否则，将使用所有的战争恐怖手段。” 　　在公开场合，唐生智对最后通牒的条款表示愤慨。他把传单摔在地上，向所有部队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条命令是严禁部队撤退。命令说：“我们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前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任何不服从命令而撤退的人，将严惩不贷。”第二条命令严禁任何军事部门私自使用船只渡江。如果任何军事单位拥有船只，应将其交回运输部门。唐指定第79军为负责指挥及处理运输事务的单位，并警告将船只用于私人目的任何军事人员都将受到严惩。 　　但是私底下，唐生智在谈判停战。尽管他当初承诺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他似乎更渴望能避免在城内进行决战。支持这一立场的是还滞留在城内的少数美国人和欧洲人。我们在以后还要更多地了解这些无私的个人，他们决定留在南京的目的是想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所做的第一步是在城区设立警戒线，圈定一个区域，宣布其为南京安全区或是国际安全区，安全区应理解为：在两英里半的安全区内的任何人，无论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脱离与日本人的接触。此时，他们为拯救生命做的最后努力是尽力要安排停火。他们的计划是建议停火3天，在此期间，日本军队可以保留他们已占据的位置，和平地进入南京城，同时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唐生智同意这个停火建议，并请求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将他的口信交给蒋介石。这个计划由美国炮舰“帕奈号”上的无线电传达给蒋总司令。蒋立即予以拒绝。 　　12月10日，日本人等待南京城投降。中午，两名日本参谋站在东墙的山门外，观察中国政府是否会送出举着停火旗帜的代表团。在知道没有人出来后，日军最高司令官命令猛烈炮轰南京城。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日军队围绕着南京城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日本人向城市投炸弹，用重炮轰击城墙。唐生智后来在一份又长又乱、充满绝望的电报中向蒋介石说明了界碑和城门附近的严峻形势： 　　从12月9日至11日，日军三次强行进入光华门，第一次教导总队打退了他们，然后156师又奋力将其打退，杀死许多敌兵，守住了城门。自11日始，坏消急频频从雨花台一带传来，安德门、凤台门已落入敌手，遂立即命令88师缩短战线，与74军. 71军合作，并速调154师增援。 　　但是更坏的消急在等着唐生智，而且这次的坏消息不是来自敌人的胜利而是来自蒋本人。12月11日下午，顾祝同将军打电话到唐生智办公室。顾祝同通知唐生智，蒋介石命令大批撤退唐的军队。唐生智自己应立即赶往浦口，这是从南京渡长江的摆渡渡口和火车终点，另一位将军等在那里接他到安全地区。 　　唐生智表示震惊，要求他抛弃自己的军队，这对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是不能接受的选择，除丁这一事实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实际间题——他的部队此时正在鏖战之中。他告诉顾祝同，日军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前线；有组织的撤退已经不可能了。紧急撤退会变成一次大溃败。 　　“我不能顾虑这些，”顾祝同说，“无论如何你必领在今夜撤退。” 　　当唐生智冉次详细解释突然而急速的撤退可能造成的后果时，顾祝同提醒他，是蒋亲自下命令要他“今夜渡江”。顾告诉唐，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留给部下去处理，但是“你必须在今夜渡江。”顾重复说明。 　　“不可能”，唐生智说。他有可能渡长江的最早时间是第二天夜里。顾警告他要尽快地离城，因为与敌军作战的形势越来越紧迫。 　　这天下午，唐接到蒋重申命令的电报：“唐总司令，如果不能维持形势，就应该抓住机会撤退，为今后的反攻保存和重组（军队）。——中正，11日。”这天晚些时候，悲愤的唐生智又收到第二封蒋介石的电报，再次催促撤退。 　　由于不能守住阵地和迫于压力，唐生智屈服了。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了中国军事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蒋介石严令撤退 　　12月12日凌晨3点，唐生智在家里举行了一个黎明会议。当他的副司令和高级将领集中在他面前时，他悲伤地告诉他们前线已经陷落，他们无法保卫城门，而且蒋介石已经命令部队撤退。他告诉部下印刷命令及其它相关文件的副本，为撤退作准备。这天下午1点，命令传达到中国军队。 　　但是，随后唐生智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唐生智起先希望他的部队能经由长江转移。现在他得知日本海军己在八卦洲以东的江面布雷并驶向南京。军舰到达将会封锁退路，而这是逃离城市的最后一条路。由于形势紧迫，唐再次求助驻在海宁路5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吁请德国商人斯珀林帮助与日军谈判停火。斯珀林同意带一面旗子和信件去见日本人，但是后来他报告唐，松井将军拒绝了他的提议。 　　当天下午，就在唐生智的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前几分钟，唐生智从自己房间的窗口望去，全城一片溃败景象，街道挤满了汽车、马匹和难民——年青的和年老的，体弱的和强壮的，有钱的和没钱的。任何稍有头脑的人只要可能都决心要逃离。下午5点，会议开始。会议只开了10分钟。许多高级将领都没有参加，因为各战场司令部与总司令部的联系已全部中断。其它人没有收到开会通知是因为他们看清形势已经逃跑了。 　　唐生智告诉来到他家中的与会者，日军己经攻破城门并在三处突破城墙。“你们还有信心守住防线吗？”他问这群人。虽然他停了几分钟等待回答，但是房间里鸦雀无声。 　　在这个停顿之后，唐生智平静地讨论了撤退。撤退马上就要开始——下午6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6点。一部分军队——36师和军事警察从下关渡江在对岸的指定村庄集合。他宣布其余部队必须杀出日军的包围，突围出去的人到安徽南部集合。留下的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销毁，所部队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要烧毁。 　　后来就在这次会议上，唐生智又修改了他的命令。他通知他的部队，假如87师、88师、74军和教导总队不能突破日军的包围也应该强行渡江。唐生智现在给了5个师渡过长江的权利——参加行动的人数是原计划的两倍。唐本人也将在这天晚上前往码头。这将是一次他今生难忘的旅途。 撤退变成溃逃 　　毫不奇怪，撤退命令使中国军队一片混乱。有些军官绕城奔走，通知每一个碰到的士兵撤退。其余军官却没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相反，他们拼命保护自己不要丧命。他们的士兵还在继续与日本人作战，当看到其它身着军装的部队逃跑时，他们以为是看到了大规模的逃兵，因此开枪制止逃跑，打死了数百名自己的战友。在匆忙而又混乱的撤退中，至少有一辆中国坦克前进中从无数的中国士兵身上辗过，最后被一颗手榴弹炸翻才停下来。 　　在大规模的悲剧情景中，撤退也有其喜剧的时刻。士兵由于不断增长的绝望而混入老百姓中，他们闯入商店去偷平民服装，在露天里脱衣服。街上很快遍布半裸体的士兵，还有半裸体的警察，这些警察脱下自己的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士兵。一个在街上乱跑的人除了衬衣和帽子外什么也没有穿，衬衣和帽子也许是从一个有钱的政府官员家中偷来的。在撤退的初期，表面上还有秩序，整队的中国军队扔掉军装、换上平民服装，同时还保持着队列前进。但是当撤退转入溃败后，平民服装变成急需。可以看到士兵冲向行人从背后抢他们的衣服。 　　只有一条路可以安全地逃出城而不遭遇日军，这就是通过城北的长江港口，那里有一批小船等待着最先到达的人。为了到达港口，士兵必须要首先通过中山路，再出西北城门挹江门，又叫水西门，然后才能进入下关郊区北港。 　　但是城门前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拥挤。一个问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许多人坐着卡车、汽车、马车，要强行挤过70英尺的狭窄的城门洞。下午5点，人流如河，到后半夜，人流成了潮水，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挤过小小的城门。另一个问题是，撤退的士兵为了减轻渡江行程的负担，扔掉了不计其数的武器和装备，结果是成堆的手榴弹、汽车、机关枪、外衣、鞋子、钢盔在城门口堵塞了交通。一个修建在城门附近的掩体也挡住了半条路。灾难即将降临这里。 　　唐生智坐在前往码头的黑色专用汽车里，从车窗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当汽车穿过混乱的人群时，他听到人们在咒骂坐车的人。“在这种时刻你怎么还能坐在汽车里？”人们大骂，并不知道坐在汽车里是唐生智。唐坐在向最终目标龟行的汽车里，闭上眼睛假装没有听见。他预计在下午6点到达码头，但是8点才最终到达。 　　江边等着唐生智的是绝对的混乱。军官们互相争论着哪些装备应该销毁，哪些应该摆渡过江，而士兵拼命想要在连在一起的渡船上稳住坦克。许多船只倾覆后沉没。 　　随着夜幕来临，士兵抛弃了坦克和装备，全力渡江。随着渡船的减少，情势也变得剑拔弩张，最后，到了几万人抢夺两三条渡船的地步，士兵或是强登上船，或是向空中鸣枪阻止别人上船。惊恐的船员拼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们用斧子砍抓住渡船和触板边的士兵的手指。 　　无数的人死于强行渡江的那夭夜里。许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能出城门。当晚中山路着了大火，大火又漫延到弹药库、席卷了房屋和车辆。卡在路当中的马匹受惊狂跳，让混乱的人群更加不可收拾。吓疯了的士兵拼命向前挤，把成百上千的人推进烈火，把更多人的推进城门洞，在那里，人们互相践踏。当城门堵塞后，附近又出现另一个可怕的景象，那些冲出人群的士兵拼命爬上城墙。许多人把衣服撕成条，用皮带和木棍编成绳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城垛，从城墙上扔下步枪和机枪。许多人掉下来摔死。 　　当最后一条船也无影无踪后，士兵绑着草就的浮水装置、抱住或抓住铁轨枕木、圆木、木板、澡盆，或是从附近人家偷来的木门，跳进江中。当最后一块木头也无影无踪时，许多人企图游过江去，但等着他们几乎肯定是淹死。 　　唐生智和两个副司令登上一条小煤火轮，等候两名始终没有赶到的参谋，直到晚上9点。从轮船上唐生智肯定听到了互相争斗的人们的吵闹声和尖叫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震耳的日军炮火声。这是南京，烈火中的南京的景象。大火映红了黑色的夜空。 　　要想知道受尽屈辱的唐生智在轮船渡江时想的是什么，人们只能靠想象了。他对南京的最后一瞥是烈火中的城市。南京市民正疯狂地想要逃命，他的部下趴在木块上漂浮在长江黑暗、冰冷的江水中。他后来告诉朋友，20年中他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黑暗的一天。 第四章 六周暴行纪实 　　在日军穿过南京城门的时候，那些但凡有点钱、有点权或有点先见之明的人早已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约原来人口的一半离开了这里：战前南京本地居民超过100万，但12月减到大约50万。然而，这个城市却充斥着成千上万的乡下人，他们离开乡下到城里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城墙的保护下是安全的。那些在军队撤退后还留在城里的人实际上是最无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孩子，老人，以及那些太穷或身体太弱而无法安全逃出城去的人。 　　在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人都指望日本人将会善待他们。许多人可能劝服自己相信，一旦战斗结束，日本人会文明地对待他们。一些人甚至使自己相信日本人将成为更好的统治者——毕竟他们自己的政府在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把他们彻底抛弃了。厌倦了战火、厌倦了轰炸、厌倦了包围，于是当日本侵略军开着他们的坦克、大炮和卡车耀武扬威地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实际上是零零散散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当日军从该城的南门和西门列队进城时，一些人在他们的窗外挂起了日本国旗，还有一些人甚至为日本人的队伍欢呼。 　　但是这种欢迎是短暂的。目击者后来断言，日军一进城，就六七个人一组在城里游荡，向他们看到的任何人开枪射击。人行道上随处可见趴在地上的老人，显然他们是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老百姓的尸体——许多人并没有做任何冒犯日本人的事，只不过是在日本人走近他们时赶快逃跑而已。 　　在战犯口供的记录中和中国政府的文件里，下面一个接一个将要开始叙述的故事听起来都同样的令人恐惧，而又单调乏味。但是所有的故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如此： 　　日本人把他们抓到的所有人都当作战俘，一连几天不给他们水喝，也不给他们东西吃，但向他们许诺会有食物和工作。经过这样几天的折磨后，日军就用电线或绳子把受骗者的手腕牢牢地捆起来，并把他们赶出一些隔离区。这些早已精疲力竭根本无力反抗的人们在走出去的时候，渴望着并相信他们将获得食物。但是当他们看到机关枪，看到手中拿着带血的军刀和刺刀等在那儿的日本士兵，看到巨大的坟墓，看到成堆的先于他们被杀害的染满污血的尸体时，他们再想逃跑已经是太晚了。 　　日本人后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说他们不得不处死战俘是为了节省他们自己有限的食物供应和防止反抗。但是任何理由也不能解释日本人对南京数十万孤立无助的中国老百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没有武器，根本不可能造反。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甫京的中国人都被日军轻易地斩尽杀绝了。南京的暴行不仅是一个集体遇害的事件，也是展现个人的勇气和力量的故事，一些人从浅浅的坟墓里爬出来，一些人紧紧抱住芦苇秆在冰冷的长江里躲上几小时，还有一些人埋在朋友的尸体下几天一动不动，然后才拖着他们带着子弹的身体走到医院，他们都是凭着强烈的求生意志而顽强地活下来了。有些妇女一连几个星期躲在洞里或壕沟里，还有一些妇女冲进燃烧的屋子去抢救她们的孩子。 　　后来许多幸存者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记者和历史学家听，有些人在日本战败后到南京和东京的战犯审判法庭作证。当我在1995年夏天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时，我得知许多中国遇难者被日本人杀害，并非出于什么别的原因，而纯粹是因为日军的杀人取乐的变态心理。下面就是一位80岁的南京市民唐顺山讲述的，关于他在1937年是如何奇迹般地逃过了日本人的杀人比赛而活下来的故事。 杀人比赛 　　与成千上万的因轰炸而逃出家门沦落南京街头的不幸的老百姓不同，唐顺山在大屠杀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避难的地方。当时唐顺山25岁，是个鞋匠的徒弟，他躲在南京城北的一条叫小门口的小巷里两个师兄弟的家中。他的朋友们（唐顺山叫他们“大和尚”和“小和尚”）已经把房子的门口隐蔽起来了，他们搬走了门板，用砖头把空着的地方砌起来，因此从外面看就好像是一道光滑的完好无损的墙。他们一连几小时坐在屋里的脏地上，听着外而的叫喊声和枪声。 　　突然一股强烈的冲动使他想亲眼看看日本士兵的模样，于是他的麻烦也就从此开始了。在他的一生中曾听说过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但他从未到过日本，所以不能证明这一点。现在正是他亲眼看看日本人的好机会。唐顺山本想把自已的好奇心压下去，但最终还是被好奇心所战胜。他要求他的朋友们移开门口的砖头，让他出去看看。 　　毫不奇怪，唐顺山的朋友们恳求他不要出去，警告他如果日本人发现他在门外走动，他们就会杀死他．但唐顺山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大和尚和小和尚费尽口舌对他讲明事情的严重性，但最终他们放弃了使他改变主意的努力。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移开了门口的砖头，让唐顺山出去了。 　　唐顺山刚刚迈出去就开始后悔了．他心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在街上，他看见到处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尸休——甚至儿童和老人的尸体——这些尸体蜷缩着展现在他的面前。许多人是被刺刀刺死的。“到处血流成河”，唐顺山回忆着那个可怕的下午，“好像天上一直在下着血。” 　　随后，唐顺山看见街上有另一个中国人，在他后面是八九个日本兵组成的小队正在向他们走来。几乎出于本能，唐和那个陌生人一起跳进了附近的垃圾箱，用稻草和废纸盖住了他们的头。他们又冷又怕，不停地发抖，使垃圾箱的边也跟着他们一起颤抖。 　　突然稻草被掀掉了。一个日本兵在他们头顶上徘徊，轻视地看着他们，唐顺山还没有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日本兵已经用他的军刀砍下了他旁边那个人的头。鲜血从那个遇害者的脖子里喷出来，而那个日本兵把手放下来，拎起那顺人头作为战利品。“我当时吓坏了，不能动弹，脑子里也一片空白”，唐回忆道，“我想到我的家人，并意识到如果我死在这儿，他们将水远也不会明白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接着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勒令唐顺山出来。“滚出来！”一个中国人大声叫喊着，唐认为那是个汉奸。“滚出来，不然我杀了你！” 　　唐顺山慢慢从垃圾箱里爬出来。当他看到路旁有一个小水沟时，他怀疑自己是否可以跳进小沟夺路而逃，但是他太害怕了，根本不可能移动他的双腿。接着他看见一群日本兵沿街驱赶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唐被命令加人到他们当中。当他和其他俘虏一起往前走时，像看到街道两旁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这一切使他感到极度的可怜无助，以致几乎希望死亡的到来。 　　不久，唐顺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水塘和一个新挖的长方形的大坑边，坑里有大约60具中国人的尸体。“当我看到这个新挖的坑时，我想他们可能活埋我们或当场杀死我们。我害怕得命，站在那儿一动也动不得．我突然想跳到坑里去，但我看到两只日本大狼狗正在啃咬尸休。” 　　日本人命令唐和其他俘虏排队站在这个大墓穴的每一边。他站在最靠近坑边的地方。9个日本兵等在附近，他们穿着黄色的制服，带着缀有星星的帽子，手拿刺刀和步枪，使唐感到阴森恐怖。在如此近的距离，唐终于看清了日本人长得的确真像中国人，只是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实在是太害怕了，以致再也无心思去理会这一点了。 　　使唐更加恐惧的是，一场士兵之间的杀人比赛开始了——这是一场看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杀人的比赛。其中一个士兵举着机关枪站岗放哨，随时准备向任何企图逃跑的人射击，其余8个士兵每2人组成一组，共4组。在每组当中一个士兵用大刀砍下俘虏的头，另一个士兵捡起人头把他们扔在旁边堆成一堆。看着自己的同胞一个接一个地人头落地，俘虏们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沉默不语，惊恐万分。“杀！数数！杀！数数！”唐说着，回忆起这场屠杀的速度。日本人狂笑着，其中一个人甚至照起相来，“根本没有一点自责的样子。” 　　一股深深的悲哀袭上唐顺山的心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走。我准备去死。”一想到他的家人和他所爱的人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感到很悲伤。 　　正在沉思中的唐顺山被一阵刚刚开始的骚乱拉回到现实之中。在他前面的两排人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生存而反抗，她拼命地抓打那个企图把她从人群中拖出去强奸的日本兵。没有人出来帮助她，最后那个日本兵杀死了她，并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肚子，不仅拉出了她的肠子，还挑出了一个蠕动的婴儿。那一刻，唐认为应当是他们所有的人起来造反，起来做些什么的时刻，应当是他们进行抵抗并努力杀死那个日本人的时刻，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全都栖牲了。但是，尽管中国俘虏的人数大大超过要杀死他们的日本人，而且有可能战胜他们，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每个人都畏怯的顺从。可悲的是，在这个大坑周围的所有人当中。唐记得只有这位孕妇表现出一点点勇气。 　　很快一个日本兵就挥舞着大刀向唐顺山这边走来，直到离唐只有一排人之隔的前面才停下来。当时唐有点意外的运气，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当这个日本兵砍下唐正前方的那个人的头时，那个遇害者的身体在倒下时碰到唐的肩膀上，就在那个尸体倒下的同时，唐也顺势向后倒下去，和那个尸体一起掉进大坑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 　　唐顺山急忙把头藏在那具尸体的衣服下面。如果日本人继续进行他们最初的砍头比赛，唐的这点小策略就不可能成功。一开始日本兵用遇害者的人头来为比赛记数。但是后来为了节约时间，他们不再用砍头的方法杀死俘虏，而是改为在俘虏的咽喉处乱砍乱刺。干是唐才得以幸存下来——事实上在坑里堆积的许多尸体上都带着脑袋。 　　这种疯狂的无节制的杀人行动持续了近1小时。当唐顺山一动不动地躺在坑里装死时，日本人把其他人的尸体堆在他身边。然后，大多数日本兵离开了现场，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他用刺刀在大坑里不停地乱刺，以确保把每个人都杀死了。唐一声不吭地忍受了5次利刃的刺伤，最后便昏了过去。 　　当天下午大约5点钟左右，唐顺山的两个师兄弟“大和尚”和“小和尚”来到这个大坑旁，希望找回唐的尸体。他们透过房子砖墙的缝隙，已经看见日本人把唐和其他人押走了，他们以为唐现在已经和其他人一样必死无疑了。但是当他们发现唐在尸体堆下轻轻活动时，他们赶快把他拖出来并搀扶他回了家。 　　在那一天的杀人比赛中，被杀死的有几千人，而唐顺山是唯一的幸存者。 酷刑折磨 　　日本人对南京当地的人民施以的酷刑折磨几乎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活埋：日本人以流水生产线的精确性和效率指挥活埋行动。他们强迫一群中国俘虏挖一个墓穴，让第二组中国俘虏活埋第一组人，然后第三组再活埋第二组，以此类推。一些遇害者只被故意埋到他们的胸部和脖子处，为的是让他们遭受受进一步的痛苦，日本兵或是用刀把他们砍成碎块，或是让马踩死他们，或是用坦克把他们压死。 　　——断肢：日本兵不仅对遇害者切腹取肠砍头，或砍掉他们的四肢，而且施行各种更为残酷的折磨。他们在全城到处把俘虏钉在木板上并让坦克从俘虏的身上压过去，他们把俘虏钉在树干或电线杆上，从他们身上割下一条一条的肉，并把他们当成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据报道，至少有100人在被烧死之前已被挖掉眼睛、割掉鼻子和砍掉耳朵。另有200名中国士兵和老百姓被剥光衣服，绑在一所学校的柱子上和门上，然后日本人用锥子使劲刺戳他们，在他们的嘴上、脖子上和眼睛里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留下了无数小洞。 　　——烧死：日本人把一大群遇害者赶到一起进行集体焚烧。在下关，一个日本兵把一些中国俘虏绑在一起，一次10个人，把他们推下大坑，然后将汽油浇在他们身上并点火燃烧。在太平路，日本人命令一大群店员出来灭火，然后却把他们用绳子绑在一起推进火焰之中。日本兵还把一大群中国人赶到建筑物的顶层或屋顶，拆毁楼梯，然后在底层点火，看看许多受害者由于从窗户或从楼顶跳下来而自杀身亡，这成了他们的一种杀人取乐的方法。日本人的另一种娱乐方法是，把燃料洒在受害者的身上，然后朝他们开枪，眼看着他们的身体在火焰中爆炸。在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日本兵把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赶进一个广场，用汽油把他们全身泡湿，然后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 　　——冻死：在南京的暴行中，成千上万的遇害者被故意冻死了。例如，日本兵强迫几百名中国俘虏走到一个结了冰的水塘边，命令他们脱光衣眼，捅破冰层，跳到水里去“捕鱼”。他们那变得僵硬的身体漂浮在水面上，成了浮动靶子，立刻便被日本兵的子弹打得像筛子一样。在另一个事件中，日本人把一群难民绑在一起，把他们推到一个浅池塘里，并用手榴弹炸他们，于是引起“一阵血肉横飞的大爆炸。” 　　——咬死另一种究凶极恶的残酷折磨人的方式是把遇害者活埋到腰部，然后看着德国犬把他们撕成碎片。目击者看到，日本兵剥去一个受害者的衣服并指挥德国军犬去咬他身体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他的肚子，而且把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去好远。 　　以上提到的这些事件只是日本人用来残害折磨他们的中国受害者的方法的一小部分。日本人用酸来腐蚀受害者，用刺刀扎死婴儿，拴住人的舌头，把人活活吊死。后来一个调查南京暴行的日本记者得知，至少曾有一个日本兵挖出了一个中国受害者的心和肝并生吃了它们。很明显，甚至生殖器也被吃掉了：一个从日本人的监禁中逃出来的中国士兵看到街上躺着几个死人，阴茎已被割走。后来有人告诉他，阴茎被卖给了相信吃了它们将增强生殖力的日本人。 强奸 　　如果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野蛮程度令我们难以理解，那么南京大强暴的规模和野蛮程度也同样让我们难于理解。 　　可以肯定，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强奸之一。苏珊·布朗米勒，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和强奸》的作者，认为南京发生的强奸是战争时期强加给平民百姓身上的一次最恶劣的事件。 　　无法确定在南京的强暴中受害妇女的准确数字。估计的数字最低为2万，最高达8万。但是日本人对南京妇女所施的暴行是不能用一张统计数据来计算的。我们永远无法了解那些妇女的心灵创伤，因为许多经历了如此苦难的妇女发现自己怀了孕，而南京的中国妇女遭受日本强奸犯的蹂躏而怀孕的话题又是如此敏感的话题，以致从来也没有被人仔细研究过。据我所知，以及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官员们所知，在纪念南京大屠杀而建立的纪念大厅里，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中国妇女敢于站出来承认她的孩子是被强奸的结果。许多这样的孩子被秘密地弄死了；据一位在大屠杀时居住在这座城市的美国社会学家所说，无数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小孩在一出生就被窒息或被溺死。人们可以想象，当中国妇女面临抚养一个她们不能爱的孩子或杀死这个婴儿的选择时，她们所经受的负罪感、耻辱和自责。毫无疑间，许多妇女是无法做出这种选择的。一个德国外交官报告说，在1937-1938年间“数不清”的中国妇女投江自杀。 　　然而我们知道，在南京，成为一个强奸的牺牲品是很容易的。日本人强奸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农妇、学生、教师、白领和蓝领工人，基督教青年会雇员的妻子，大学教授，甚至尼姑，有些妇女被轮奸至死。而且日本兵是有计划地搜寻妇女。在南京，日本兵在洗劫房屋并把男人们拖出去杀死时，不断地搜寻妇女。一些日本兵实际上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索要钱财和“花姑娘”，即年轻的姑娘。 　　日本人的兽行使这座城市的年轻妇女处于可怕的境地，她们不能肯定是待在家里还是到国际安全区——美国人和欧洲人保护的中立地区——去避难。如果她们待在自己家里，她们将冒当着她们家人的面被强奸的危险。但是如果她们离开家到安全区去，她们将冒在街上就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险。对南京的妇女来说，到处都是陷阱。例如，日军编造谎言，说妇女们可以到市场上用鸡和鸭交换米和面。但是当妇女们到达准备交易的地方时，她们却发现一群日本兵正在等着她们。一些日本雇佣汉奸来搜寻强奸对象。日本人甚至在安全区也挑起事件，他们把难民营的外国人引开，留下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被绑架劫持。 　　中国的妇女随时随地遭到强奸。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强奸发生在白天。据幸存者回忆，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并当众强奸受害者。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进行强奸的神圣之地。日本人在尼姑庵，在教堂，以及在主日学校袭击妇女。在一个女子中学，17个日本兵连续轮奸了1个妇女。《大公报》证实了南京的大强奸：“在每天，在一天的24小时内，每个小时都有清白无辜的妇女被日本人拖到什么地方去。 　　妇女的年龄对日本人无关紧要。年纪大的妇女，老奶奶，以及年龄更大的老太太都不断遭到强奸。一个日本兽兵强奸了一个60岁的妇女，并命令她“用她的嘴洗净他的阴茎。”当一位62岁的妇女对兽兵抗议说她已经太老了不能性交时，他们“就用一根木棒扎她。”许多80岁的妇女被强奸至死，至少有一名这个年纪的妇女由于拒绝日本兵的强暴而被开枪打死。 　　如果日本人对老年妇女的处置是残暴的，那么他们对年轻孩子们的摧残则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一些姑娘遭到如此兽性的强奸后几周内不能走路。许多人需要手术；另一些人则被残害至死。中国的目击者们说，日本人在街上强奸10岁以下的女孩，然后用刀把她们劈成两半。有些日本兵为了更有效地强奸甚至割开少女的阴道。 　　甚至接近分娩期的妇女也不能幸免于强奸。日本人强奸了许多临产的妇女，正在分娩的妇女，或刚刚生产几天的妇女。一名怀孕9个月的妇女在遭到强奸时不仅流了产，而且精神也完全崩溃。至少有一名孕妇被踢死。一些更为令人发指的暴行被加在那些未出生的婴儿身上。在轮奸后，这些兽兵割开孕妇的肚子，挑出胎儿来取乐。 　　伴随强奸妇女的常常是对整个家庭的屠杀。在南京的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记录了一起最具名昭著的这样的事件。1937年12月13日,30个日本兵来到位于南京东南部新路口5号中国人家里。他们杀死了前来开门的房东，接着杀死了跪下来求他们不要杀死其他人的姓夏的房客。当房东太太质问他们为什么杀死她的丈夫时，他们也把她打死了。夏太太抱着她1岁的婴儿藏在客厅里的一张桌子下面，日本人把她拖出来。他们剥光她的衣服并强奸了她，然后把刺刀刺入她的胸膛。这些士兵们还把一个香水瓶插进她的阴道，并用刺刀杀死了那个婴儿。当他们走到另一个房间时，他们发现了夏太太的父母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那老奶奶为了保护两个孙女免遭强奸，被日本兵用左轮手枪打死了；那老爷爷紧紧抱住妻子的尸体，也立刻遭到枪杀． 　　接着士兵们剥光这两个女孩的衣服并轮奸了她们：16岁的女孩被两三个人轮奸，14岁的女孩被3个人轮奸。之后日本人不但刺死了那个大女孩，而且把一根竹竿插进她的阴道。那小的一个只是被刺死，这才没遭到她姐姐和她母亲遭到的暴行，”一个外国人后来写到这个场面。士兵还刺伤了另一个8岁的女孩，当时她和她的4岁的妹妹藏在床上的毯子下面。那个4岁的女孩在毯子下面待的时间太长，差一点被闷死。由子缺氧，她在以后的一生中一直遭受严重的脑损伤的折磨。 　　在离开前，日本兵又杀死了房东的两个4岁和2岁的孩子；他们刺死了大孩子，用刀劈开了那个小孩子的脑袋。一个8岁女孩是幸存者，当时她藏在毯子下面，偷偷地爬到另一间屋里躺在她母亲的尸体旁边。和她在一起的还有4岁的妹妹，她们靠母亲在围城前准备的米糠活了14天。当一位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在这场屠杀发生几个星期之后来到这所房子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桌子上遭强奸留下的痕迹。他后来证实：“当我到那儿时，桌子上的血迹还没有完全干。” 　　另一个类似事件同样恐怖可怕。那是一个15岁的中国女孩亲眼看到他的家人惨遭杀害的场面。日本兵首先杀了她的哥哥，他们硬说他是个中国士兵，然后杀死了她的嫂子和姐姐，因为她们都反抗日本兵的强奸，最后杀死了她的妈妈和爸爸，他们跪在地上恳求日本人不要伤害孩子们的性命。在他们临死前，他们在日本刺刀的逼迫下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恳求那年轻的姑娘听凭日本人的摆布以求活命。 　　那女孩吓昏过去了。当她醒来时．她发现自已赤身裸体，躺在一间陌生的被锁上的房间里。当她处于昏迷状态时，她已经被人强奸了。她的衣服已经被拿走，关在这座建筑物中的其他女孩的衣服也已被拿走。她的房间在这座建筑物的二层，这里已变成大约200个日本兵的临时兵营。这里的妇女分为两类：一类是妓女，他们有自由也有较好的待遇；另一类是些良家少女，她们被绑架来被迫成了性奴隶。在这后一类人中，至少有一个女孩企图自杀。在一个半月里，这个15岁的女孩每天被强奸两三次。直到最后她病得太厉害了，日本人才放过了她。有一天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来到她这儿来，并问她为什么哭泣。在听完她的遭遇后，那个军官用汽车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门里放了她，并在一张纸上给她写下了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通称“金女大”——编注）的名宇。这个姑娘病得实在是大厉害了，第一天都没能走到金陵学院，而是在一个中国人家里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她才到达金陵学院，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立刻把她送进了医院。 　　可以说这个女孩是幸运的。其他许多女孩被赤身裸体地绑在椅子上，床上或柱子上，成为被固定的任由来者奸淫的对象，她们没能在这样的强暴下幸存。中国的目击者描述了一个11岁的女孩在连遭两天持续不断的强奸后惨死时的尸体：“根据目击者的报告，那姑娘的双腿之间沾满血迹，一些地方红肿撕裂，那情景真是让人惨不忍睹。” 　　在这场集体强暴中，日本人还杀死了许多儿童和婴儿，通常是因为他们碍事。目击者的报告说，许多小孩和婴儿由于在他们的母亲被强奸时大哭而被日本兵月衣服塞在嘴里窒息而死，或被刺刀刺死。目击南京强暴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事件，其中有一篇这样的记录：“415，2月3日，大约下午5点，在尚书巷（在大中桥附近），3个日本兵闯入某家，强迫一名妇女扔掉她的婴儿，并强奸了她，然后狂笑着离去。” 　　数不清的男人为了努力保护他们心爱的人不受强奸而惨遭杀害。当日本人把一个妇女从席棚里拖出来时，他的丈夫上前阻止，他们“就把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并把铁丝的另一头栓在一裸大树上，就像栓牛一样。”他们不停地用刺刀在他的身上乱刺，毫不理会他的母亲的苦苦哀求，这位母亲痛苦的在地上打滚，并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日本人命令那位母亲回到屋里去，否则他们就杀死他的儿子。但那儿子终于因受伤过重而当场死去。 　　在南京，日本人的人性泯灭和性变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些士兵发明出杀人比赛以消除屠杀的单调无聊，他们还过度纵欲并发明出各种残无人道的强奸和折磨妇女的方式以取乐。 　　日本人的最野蛮的取乐方式莫过于刺穿妇女的阴道了：躺在南京大街上的妇女尸体。他们的两腿被拉开，阴道里被插进了木棍、树枝、和杂草。南京的妇女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一想到日本士兵还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残害折磨她们，便禁不住毛骨悚然，似乎血液都要凝固，神经都要麻木了。例如，一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并把一个啤酒瓶插到她的身体里，然后杀死了她。另一位强奸的受害者被插进一个高尔夫球杆。12月22日，在通济门附近的居民区，日本人强奸了一个理发师的妻子，然后把一只鞭炮插入她的阴道，鞭炮爆炸，炸死了这位妇女。 　　但是所有的遇害者并非都是妇女。中国的男人也经常被迫在狂笑的日本兵面前被鸡奸并做出各种反常的令人作呕的性行为。至少有一个中国男人因为拒绝与雪地上的一具妇女尸体性交而被打死。日本入还以强迫发誓一生禁欲独身的人进行性交为乐。一位女扮男装的中国妇女在穿过南京的一个城门时，被那些故意用手去搜查过路人身体的日本哨兵认了出来，于是这位中国妇女遭到了强奸。这时正好有一个和尚不幸从附近路过，于是日本兵便试图强迫他去和他们刚刚强奸过的妇女性交。当遭到这个和尚的抗议时，他们就阉割了他，使这个可怜的和尚流血至死。 　　一些最卑鄙的性摧残事件涉及整个家庭的老少几辈人。日本人强迫中国男人乱伦——父亲奸污自己的女儿，兄弟奸污自己的姐妹，儿子奸污自己的母亲——以此取乐。一名叫郭歧的中国陆军营长（曾撰著《陷都血泪录》一书，将南京暴行公诸于世。—校注）在南京沦陷后被围在城里3个月，他至少看到或听到四五起日本兵强迫儿子奸污母亲的乱伦事件；当他们拒绝时，便立即遭到枪杀。他的报告被一名德国外交官的证词所证实，这个德国入报告说，一个中国人拒绝奸污自己的母亲，被日本兵的军刀砍死，他的母亲随后即自杀身亡。 　　一些家庭为了免于这种相互摧残，宁愿选择集体自杀。有这样一家人，他们在横渡长江时被两个日本兵阻拦并要求检查。当发现船上有年轻的妇女和小姑娘时，日本兵便当着她们父母和丈夫的面强奸了她们。这己经足够令人战栗了，但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两个日本兵还强迫这个家庭的其他年纪大的男人接着去糟蹋她们。他们不从，于是全家人跳入长江溺水而死。 不屈的中国妇女 　　妇女一旦被日本兵抓住，便几乎没有了活命的希望，因为她们大多数都将在被强奸后再遭杀害。 　　但并非所有的妇女都是轻易屈服的。许多人躲藏起来，她们在柴堆里，在草垛下，在猪圈里，在船上，在废弃的房子里，躲上几个月之久。在农村，妇女们藏在地洞里——日本兵为了发现这些地洞就在地上使劲踩踏。一个尼姑和一个小姑娘在堆满尸体的壕沟里装死躺了5天，才逃脱了强奸和屠杀。 　　妇女们用各种办法逃避强奸。一些人用伪装的方法——在脸上涂上锅灰，使自己显得苍老衰弱，或剪掉头发扮成男人的模样。一个聪明的年轻妇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还让一个6岁的小男孩搀扶着一直安全地走进金陵学院的安全区。另一些妇女佯装生病，例如一位妇女告诉日本兵，她刚刚在4天前生下一个死婴。另一位妇女听从了一个中国战俘的建议，把她的手指一直擂到喉咙，使自己呕吐了好几次。（于是日本人立刻把她赶出了这座建筑物。）一些妇女完全靠自己的机敏，或钻入水中，或挤出人群，或翻过墙头而逃脱了紧紧追赶她们的日本人。一个姑娘在一栋房子的三楼用脚绊倒了一个日本兵，然后顺着一个中国男人从花园里为她撑起的竹竿滑下来，才得以逃脱了强奸。 　　一旦被抓，那些进行反抗的妇女便可能受到酷刑折磨，日本人以此警告其他一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屈服于日本淫威的妇女通常被绑起来，接着便被挖去眼睛，或被割掉鼻子，或被割去乳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妇女还敢于反抗日本人的暴行。可是也有少数坚决的反抗者。一位中学教师在被打死前用枪打死了5个日本兵。最有名的故事发生在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妇女身上，她在与日本人的搏斗中身受37处刀伤，但却活了下来，而且在60年后仍然健在，并能生动地讲述这个故事。 　　1937年，18岁的李秀英是一个军队技师的新婚妻子。当政府撤离首都时，他的丈夫坐在一列塞满中国士兵的火车车厢顶上离开了南京。李秀英由于已怀有7个月的身孕，不便乘坐拥挤的火车而被留在了南京。 　　像许多留在南京的其他中国老百姓一样，李秀英和他的父亲很快住进了有外国人防守的安全区。他们躲在已经被改成难民营地的一所小学校的地下室里。但是这个难民营像安全区中的其它难民营一样，同样是日本人不断搜查和袭击的目标。12月18日，一群日本兵闯了进来，把年轻的男人们拖出了学校．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回来拖妇女。李非常害怕日本人对怀孕的妇女可能施以的暴行，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打算自杀，便把自己的头猛地向地下室的墙上撞去。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一张小帆布床上。日本人己经走了，但带走了几个年轻妇女。她躺在这帆布床上，恍惚之中一幅幅可怕的图景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如果她跑出这座楼房，她可能被日本人抓住。但是如果她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他们也可能回来找她。李秀英决定待在这儿。如果日本人不再回来，一切都好，如果他们回来了，那她将与他们拼斗到死。她对自己说，她宁可去死，也不能被日本人强奸。 　　不久她就听到三个日本兵下楼梯的脚步声。其中的两个人拼命抓住两个尖叫着的妇女并把她们拖了出去，另一个人死盯着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李秀英。有人告诉他李有病，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踢到走廊上作为回答。 　　那个日本兵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想对李秀英作出判断。突然——在这个日本兵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李采取了行动。她从床上跳起来，从日本兵的腰带上抽出军刀并飞速靠在墙上。“他惊呆了，”李回忆道，“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妇女还会反击。”那个日本兵抓住了她拿刀的手腕，但李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并用力猛咬他的胳膊。尽管那个日本兵全副武装，而李只穿了使她运动不便的棉旗袍，但是她却迸行着顽强的搏斗。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直到那个日本兵发现自己打败了并尖叫救命。 　　其他士兵冲进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用刺刀对李秀英猛刺，但因为有另一个日本兵的妨碍，他们没能刺到李秀英。由于李的对手又矮又小，所以李能够完全把他提起来当一个盾牌以抵挡另两个日本兵的攻击。但后来那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对准她的头部刺去，刺刀滑破了她的脸，打掉了她的牙。她的嘴里全是血，她把血吐到日本兵的眼睛里。“墙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鲜血。”李回忆道，“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怕，我狂怒起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和他们拼了，并杀死他们。”最后，一个日本兵把刺刀刺入了她的腹部，李眼前一黑，昏死过去了。 　　那些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丢下她走了，当她被抬到父亲面前，父亲发现她已没有了呼吸，便认为她已经死去。他叫人把女儿抬到学校后面并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葬。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并从她的嘴里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们很快把李秀英送进了金陵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医生们缝合了她的37处刀伤。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李秀英奋力与日本兵搏斗的事迹传到他丈夫的耳朵里，他立刻向军队请了3个月的假，借钱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当他返回家中，他发现妻子红肿的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已被剪光，刚刚长出鬃毛般的短发。 　　在以后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着那些刀伤给她带来的痛苦和难堪。在坏天气里或在生病的时候，鼻涕便会从鼻子旁边的豁口处流出来，眼泪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却没有失明。）她每次照镜子，看到那些刀痕，就会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当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访问她时，她对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 　　李秀英认为，她的个性和她那独特的家庭背景都给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一般中国的妇女从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应当柔顺服从，但李秀英与她们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使李不得不在一个坚强的军人家庭的男人们中间长大。她的父亲、哥哥和叔叔都是军人或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长成了一个男孩子气的姑娘。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脾气就很急躁，所以她父亲不敢教她武术，主要是担心她以此吓唬邻里的其他小孩。60年后，如今的李秀英己是儿孙满堂，她精神矍烁，热爱生活——甚至还保留着她那有名的坏脾气。她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从父亲那里学会武术；要不然她便能够享受在那一天杀死那3个日本兵的欢乐了。 死亡人数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南京的暴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金陵大学历史教授迈纳·瑟尔·贝茨被要求提供一个估计的死亡数字，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场大屠杀涉及的区域是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 　　中国的军事专家刘方楚估计死亡人数是43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官员们根据日本侵略者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官的材料，说明至少有30万人被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在南京被杀害的人数超过26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数字是大约20万。约翰·拉贝从未作过系统的计算，并在2月大屠杀尚未结束时离开了南京，他估计只有5万一6万人被杀害。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死亡数字在3.8万和4.2万之间。日本方面还有一些人估计的数字低到3千人。1994年，从以前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得到的档案资料证明，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组在1938年1月到3月间的南京就处理了3万具尸体。 　　可能没有一个人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孙宅巍对死亡人数作过更为全面的研究了。在1990年的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的学术论文中，他报告说，根据人口普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南京人口超过100万。根据中国的档案资料，中国军队官员的回忆录，以及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孙宅巍断定在日本占领时期，在这座城市的常住居民至少有50万人（其他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加上9万中国士兵和数千临时居民——南京的人口总数大约60万，甚至70万。 　　孙宅巍在第二篇文章中又作出了他的估计。南京城市档案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保存有大量掩埋尸体的记录，这些记录由私人家庭，地方慈善机构，以及“南京自治委员会”（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傀儡政府）提供的。在仔细研究了这些记录后，孙宅巍发现，南京的慈善机构埋葬了至少18.5万具尸体，群众个人至少埋葬了3.5万具尸体，日本控制的地方政府埋葬了0.74万具尸体（一些关于埋葬的记录十分详细，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性别分类和埋葬地点）仅仅根据埋葬记录，孙宅魏就能断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万人。 　　然而如果把40年前，即在孙宅巍的论文完成前40年的一个日本战犯的惊人口供考虑进去的话，那么统计数字将更大。1954年，在辽宁省东北的阜新故犯营中等待审判的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写了一份44页的交待材料，其中他交待了日本陆军大规模焚烧、倾倒和掩埋尸体的情况。大量的尸体来自靠近南京西北一条河流的下关。在河边，日本人在每条船上装上50具尸体，然后运到河中央倒入河中。卡车把尸体拉到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把尸体焚烧后掩埋以销尸匿迹。从1937年12月15日开始的3天里，太田的陆军部队在南京的河中倾倒了1.9万具中国受害者的尸体，另一支部队处理了8.1万具尸体，其他部队处理了3. 5万具尸体，一共约15万人。孙宅巍把太田的数字加到他对中国掩埋记录的统计中，断定尸体总数达到惊人的37.74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即使怀疑论者把太田的交待当作一纸谎言而不予理睬，人们也必须记住，就算没有他的估计，南京关于掩埋尸体的记录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大屠杀中死亡的总数至少在20万人。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发现的法庭证据材料（见下表）证实了孙的研究。把慈善机构估计的掩埋尸体的数字（后来孙的论文中提到）和由其他个人提供的数字（孙的论文没有提到）加在一起，法庭判断约26万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数字并没有包括日本人掩埋的中国死亡者的数字，如果加上这个数字，那么死亡人数将达30万或40万之多。 　　　　　　　　　　　　南京日本大屠杀受难者人教估计 　　　　　　崇善堂................................................ 112，266 　　　　　　红十字会.............................................. 43，071 　　　　　　下关区.................................................26, 100 　　　　　　鲁甦先生的陈述.........................................57，400 　　　　　　于、张、杨先生的陈述...................................7，000或更多 　　　　　　吴先生的陈述...........................................2，000或更多 　　　　　　根据无名遇害者墓的记载................................ 3，000或更多 　　　　　　共计（约计）...........................................260，000 　　资料来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法庭证据文件，第1702号文件，第134盒，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犯罪档案集，第14项，第238组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近年来其他学者支持孙宅巍的研究，并相信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可能超过30万人的理由。例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名誉历史教授吴天成在他的论文“让全世界都了解南京大屠杀”中，估计南京陷落前的城市人口大约是63万，他承认这个数字远不是精确的，但可能相当接近实际数字。他准备了详细的有关南京人口编年史数字的研究资料，并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他断定，在这场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超过30万人——或者是34万人，其中19万人被集体屠杀，其余15万人分别遇害。 　　尹集钩和史咏两位作家在进行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宇——大约35.5万人。尽管他们的数字在所有对死亡总数的估计中已经是很高的了，但他们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是远远超过他们能从档案中发现的数字的。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相当大量的重复计算，他们指出，例如．许多被日本人倒进河里的尸体被冲到岸上，并被再一次埋葬，于是在清点尸体数字时就被算了两次。但是尹和史拒绝考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任何被冲到岸上的尸体将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远离这条河的什么地方，而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掩埋地是距长江岸边几英里的地方。他们争辨说，把那些因风吹日晒已腐烂的尸体运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里去掩埋是违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通过对幸存者的采访还发现，那些遭强奸后被杀害的遇难者的家庭成员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并没有向当局报告。由于他们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数字只是来自集体屠杀的报告——而没有来自个人的、任意被屠杀的数字——所以尹和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数很可能达40万人之多。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着无可否认的证据，这个证据使日本人自己也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死亡的总数可能高达30万人。这个证据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大屠杀的第一个月被统计出来的，当时的屠杀已远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他在华盛据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自几天前回到上海之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报告。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以及继续采取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一译注）和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杀，许多杀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极其残忍的。 　　有人试图提出，如果蒋介石在11月政府撤离时就拉出他的军队，而把一座无防御的城市留在后面，那么或许就能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战争途中，他们已经有计划地摧毁了整座整座的村庄和城市，并到处都在施以同样的暴行。很明显，他们井不需要来自中国人对他们行动的挑衅。我们所能肯定说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国士兵的城市将至少使日本人无法提出这样的借口，即他们连续的杀人是因为需要除掉隐藏在老百姓当中的士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将改变日本人的行为。 　　还有人尝试提出，如果蒋介石不下达那个无意义的在紧要关头撤离南京的命令，而是坚持抗战到最后一个人去保卫这座城市，那么南京城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必须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对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装备，受过更好的训练，他们早晚会打败中国的部队。但是一场长期持久的运用游击战术的斗争将挫败日军的士气，并激昂中国军队的斗志。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种战略战术也将使更多的日军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消灭，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们对中国士兵的狂妄骄横之气。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历史上的每场战争中，总会出现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给那些受战争迫害的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美国教友派的信徒们曾释放了属于自已的奴隶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地下铁路”。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纳粹分子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1200名犹太人，还有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以发放假护照的方式解救了10万多名犹太人。又有谁能忘记吉甫夫人这位奥地利妇女和她的伙伴们曾将小安妮·弗兰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内一幢房屋的顶楼上，以躲避德国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们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极少数人，出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不顾所有的警告去从事在正常年代中连他们本人都无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这样一场恐怖中，试图谈论这个如此鲜明而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么他无疑会将目光集中于一小批美国人和欧洲人身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几乎难以幸免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援救出成千上万的的中国难民。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里叙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在上海陷落后的儿周内，这些人完全自发地决定要在南京市创立一个安全区。1937年11月，法国神甫雅吉洛·德·贝塞热在上海建立了一块中立区域，保护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之下，流离失所的45万名中国难民。当长老会牧师普鲁默·米尔斯听说贝塞热的举动之后，他向朋友们提议在南京筹建一个同样的区域。米尔斯和其他24个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荷兰人、苏联人，以及中国人）最终确定将南京市中心稍稍偏西的一块地方划为安全区。安全区内座落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和许多中国政府建的大楼。委员会建立这个安全区，是企图为战火纷飞中的中国平民提供安全保护。起初，他们打算在南京顺利安全地被日本人接管控制后的几天或几周内关闭安全区。 　　最初这个计划井未被各方所接受，日本人断然拒绝承认该计划。许多人包括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朋友、家人、以及不少中国人、日本人和西方官员都不停地劝说他们为保命放弃这个计划，立即逃走。 　　12月初，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坚决要求安全区领导人随同外交官、新闻记者和中外难民一道，搭乘美国炮艇“帕奈”号沿长江撤离南京。但安全区领导人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帕奈”号上的外交官们无可奈何中于1937年12月9日启程，把安全区这些外国人留在南京，听由命运安排。 　　造化作弄人，后来“帕奈”号炮艇却遭到了日本空军的炮弹轰炸和机关枪扫射。12月12日下午，日本飞行员在事先没有提出警告的情况下炸沉了该舰，致使两人死亡和大部分人受伤，此后日机在该地区上空反复盘旋，好像是要把藏在河岸芦苇灌木丛里的幸存者消灭干净。这次袭击的原因尚未查清。稍后日方曾宣称，由于日本飞行员在残酷的战斗中丧失了冷静清醒的到断力，而且烟雾弥漫妨碍了他们的视线，没有看到“帕奈”号上的美国国旗。但是事实证明，日方所言纯属子虚乌有。（不仅投弹轰炸的这天晴朗无云，而且日本飞行员还接到了轰炸“帕奈”号的明确命令，只不过在经过激烈的反对和争辩无效后，飞行员们不情愿地执行了该命令。）现在有人猜测这次轰炸是日方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想看看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向时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受军部控制的结果。可是无论这次袭击的背景如何，与“帕奈”号相比，相对于留下来的外国人而言，南京市无疑会是一个更安全的场所。 　　由于日机狂袭滥炸和日军逼迫南京市郊，使得大量无家可归的人作为首批难民率先进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一时间安全区内人满为患，据说在没有安置新的住所之前，许多人连续几天无法入睡，只得站着等待天明。一旦南京陷落，安全区必须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住所。随后的6星期里，安全区委员会不得不想办法为这些难民提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食物、住所和医院保障。委员会成员们还要提防难民们受到身体伤害。通常这种情况需要他们当场调停，以阻止日本军队进行一些威胁恐吓性质的行动。从始至终，委员会成员们都自觉地把这些暴行记录下来，井向全世界传播。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以其亲眼目睹的事实为依据的文字记录。 　　20多个外国人在5万名日本军队蹂躏之下的南京城内，殚精竭虑、尽可能地为中国人做着每一件事情，这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请记住，他们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官。他们的生活曾经一度是与世无争和悠闲的。“我们并不富裕，”当时有一位妇女说，“但是一点儿外币在中国就能办许多事情。”他们中许多人住在豪华的宅第中，有成群的仆人前呼后拥听候使唤。 　　10年前南京的一个事件，使许多人持这样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国人比日本人麻烦更多。1927年在南京的外国人是否还记得在国民军进人南京期间，他们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并且还围攻了一群外国人，包括住在山丘上一幢房子里的美国领事及其夫人。（“他们会杀害我们吗？”一位妇女记述了那段恐怖的日子。”他们会像在庚子年间的义和团那样折磨我们吗？他们会下手更狠吗？会在我们的面前折磨孩子们吗？我不敢想象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女人做些什么。”）的确，1937年大屠杀时，一位外国的目击者承认：“我们更主要的是准备对付溃兵的暴行，特别是从下关来的部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来自日本人的暴行。相反，我们希望随着日本人的出现，和平、安宁和繁荣的局面将得以恢复。” 　　在此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勇行动是如此之多（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以至于在这里无法叔述他们的所有事迹。基于这个原因，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专门谈谈3个人的活动——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及一名美国传教士。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实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拉贝其人——“中国的辛德勒” 　　也许在南京暴行这段历史中脱颖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从1996年开始，我对约翰·拉贝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暴行期间保存下来的数千页日记。这些日记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位船长的儿子。在汉堡学徒期满后，拉贝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他调至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他头顶光秃，戴着眼镜，经常穿着一身保守的西装，搭配蝶形领结，看起来是南京城里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南人。不久他成为德国国社党在南京的主要人物，同时管理他自己的一所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一所德国学校。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悴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 　　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种看法是确切的。拉贝在南京参观各个部门期间，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述他的纳粹哲学：“我们是为工作而战的人，我们是工人的政府，我们是工人的朋友，危急关头我们将决不会脱离工人一边。” 　　当他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南京陷落期间，受上司派遣去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你要卷入我们的军务呢？这些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又不曾失去任何东西！” 　　拉贝停倾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冈少佐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事业也很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那么你尽可相信，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 　　这个回答使尊奉效忠观念的日军少佐消除了疑虑，心悦诚服。“他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军国主义的义务，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拉贝记下了这件事情。 　　但是拉贝之所以不走，还有一个更为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他们是西门子公司一批能干的机械师，他们养护着南京市主要电力厂的涡轮机，各部门的电话系统和时钟，警察局和银行的警报器，以及中央医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机。“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拉贝写道，“——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的话，他们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一年，拉贝在南京躲过了无数次空袭，他常常是躲在一个加着几块厚木板的防空洞里。衣服也不够，尤其是在9月底左右，拉贝错误地将其全部衣物寄存在运送德国人离开南京的“库特沃”号轮船上保管以后。“库特沃”号轮船一抵达汉口，就卸下了所有无人提取的行李，只留给了拉贝两套衣物，其中的一套他给了一个中国难民，他觉得这个难民比自已更需要衣服。 　　但是他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随即委员会发现，将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将军的军队撤出安全区是不可能的——尤其因为唐生智自己的别墅也座落在该区域内。当中国军队不但拒绝撤离安全区，而且在该区域内的街道上架起了高射炮的时候，对拉贝来讲最后一个细微的机会出现了。他忍无可忍，以辞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职和告知外界其中的原因相威胁，要求唐生智立刻从安全区内撤退。“他们向我许诺将尊重我们的愿望，”拉贝说，“但是履行诺言花的时间太长了一点。”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和兵工厂军火库等。拉贝写道：“这……就是我发电报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国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初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将安全区内的空房留给南京最贫穷的市民专用。为了避免人们成群涌入，委员会在市内到处贴海报，力劝难民们从朋友那里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涌进了面积为2. 5平方英里的安全区，拉贝马上发现，甚至比曾经预想的最坏情况还要多出5万人。难民们不仅塞满了屋子，而且也拥到草地上，战壕里和防空洞内。整家整家人露宿街头，还有数百个茅草屋极为迅速地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建起来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区——它的边界用白色的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是一个群集了25万难民的“人类的蜂窝”。 　　不久卫生设施成为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临时茅屋里的污物——尤其是厕所的——这些都激怒了拉贝，他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使西门子基地的难民中心变得秩序井然。以后当拉贝视察西门子难民基地时，他发现不但厕所环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墙都得到了修缮。“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漂亮的新砖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发现该地区内许多新一些的建筑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区领导人最为头疼的间题。12月初，南京市长送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3万石（或2万石）大米和1万袋面粉，供给难民作为粮食。但是这批食物贮藏在城外，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把它们运进安全区。中国军队已经征用了该地区内大部分运输工具将2万人和5千箱北京故宫珍宝运离南京；绝望的市民和个别士兵偷走了几乎所有遗留之物。对于拉贝和其他外国人来讲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他们驾着自己的汽车，疯狂地在南京城内穿梭，尽可能地多将一些大米运进安全区。当日军炮击南京时，这些外国人仍继续运送；有一个卡车司机恰恰被流弹片击中了一只眼睛，最后安全区领导人只获得了整个粮食总数的一部分——1万石大米和1000袋面粉——但是这些粮食确实使安全区的许多难民免于饿死。 　　12月9日，委员会觉察到了即将来临的可怕形势，力图以磋商达成3天的停火（参阅第3章），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和平地撤出。然而，蒋介石反对停火，导致第二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实施了一场猛烈的炮击。12月12日，委员会再一次与中国军队方面接洽协商，要求守城部队投降，但是这个计划再次失败。 　　从那个时候起，拉贝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坐视不可避免的灾祸的到来。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记录着事态的变化。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晚8时，拉贝看见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接着他听到有人疯狂地敲着两房院门：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她们进来，有些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院子里的难民挤满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国国旗下面，旗子是拉贝为了防止日本轰炸他的房子面悬挂的。越来越大的哭叫声和敲门声搞得拉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打开大门，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黑夜接长难熬，但是人声嘈杂，噪音只是一个劲儿加强。拉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顶钢盔，在院子里的人群之间来回穿梭，喊叫着让每个人都静下来。 　　晚11时30分，拉贝接特了一名意外的来客。他是拉贝在纳粹党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35岁左右，为德国克鲁维茨工程公司工作。这个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工程师本来是到中国来监督一个大型钢铁工厂的构建的，但是却发现自己像拉贝一样，已经陷了南京的疯狂时期中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任命他为财务总管。 　　克勒格尔中途来释访拉贝，告诉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甚至有人愿意出售一辆公共汽车，出价20美元。 　　“你说会有人买这辆车吗？”克勒格尔问。 　　“可是，克勒格尔，他们又怎么买呢？”拉贝回答。 　　克勒格尔接着说：“我已和他约好，让他明早到我的办公室来。” 　　最后，环绕房子周围的嘈杂声开始变小了。精疲力尽的拉贝，已经有两天不曾挤得出时间换衣服了，向后一仰便躺在了床上，在他所得知和热爱着的周围的文明世界即将倒塌崩溃之时，竭力松弛着自己的神经。他知道交通部大楼已全部被焚毁，这个城市随时都会陷落。拉贝恢复着自已的信心，相信从这以后事态只会变将越来越乐观，而不是越来越坏。他的一个中国同事曾经告诉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们一被管这个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将恢复——通向上海的铁路干线将很快重建，商店将会恢复他们的正常营业。”入睡前拉贝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贝被另一次空袭惊醒。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撤离了南京，当时刚刚早上5点，于是他又躺下了。像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拉贝已经被空袭整得疲惫不堪，以至于轰炸再也不能像扰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拉贝仔细察看了全城被毁坏的情况。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中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的许多市民是被从后面射来的枪弹击中的。他目睹一队日本士兵排队前进，进入一间德国人开的咖啡馆。当拉贝指着房上悬挂的德国国旗，指责他们的强盗行径时，一个操着英语的日本士兵高声说：“我们正挨饿呢！如果你要报怨的话，去日本大使馆好了。他们会付帐的！”这些日本士兵还告诉拉贝，他们的军需物资供应队还未到达，即使到了他们也不指望从供应队那里获得任何给养。后来拉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后放火烧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后头。从远处，拉贝看见日本军队正在从南京的南部向北那挺进，以占领其余的地区。为了避免烧上他们，拉贝立刻驱车向北赶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将车停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外。中国医护人员已逃离了医院，伤亡人员躺得到处都是——躺满了屋子、走廊，甚至挡住了医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贝还遇上了一批中国溃兵，这些饥饿和疲惫的散兵们无法渡过长江撤退以求保命。开车经过山西路环岛时，他碰到了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荷枪实弹，正沿着日本军队推进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这时，拉贝有了一种突然的“人道主义冲动”，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拉贝提醒他们日军正从南部朝这里推进，建议他们放下手中的机关枪，加入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来。经过短时间的商量，他们同意随拉贝进入安全区。 　　同样地，当数百名中国士兵发现白己陷在城市北部，无法渡江撤退时，许多人闯入了安全区，请求欧美管理者们救命。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们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帮助他们。毕竟他们创立这个安全区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员会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以解决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但只是在汉中路遇见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员会最终被士兵们的处境所打动，在他们的恳求下让步了。像拉贝一样，委员会成员告诉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会仁慈地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协助士兵们解除了武装，井将他们安置在中立区内不同的房子里，在混乱中，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混在安全区的难民之中。 　　第二天，约翰·拉贝写了一封长信给日军指挥官，解释说明当前的情况。他恳请日本人宽恕这些中国士兵，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律规定，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使拉贝大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军官向他许诺，这些中国士兵将免于一死。 　　但是当日本人违背诺言，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拖出去杀害时，拉贝的这种慰藉变成了恐怖。如果拉贝还寄希望于日本人不能从成千上万的难民中找出那些士兵来，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日本人通过翻查手，几乎把每一个士兵都挑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天被用枪支会在士兵手指的某个部位留下茧子。他们还检查每个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枪的痕迹，前额和头发下面是否有戴过军帽的压痕，甚至还检查脚上是否有因数月行军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委员会获知日本人己经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总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枪杀他们。“我们知道确有一些原中国士兵在难民当中，但是拉贝那天下午曾经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得到许诺，这些士兵将免于一死。”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怡·菲奇在其日记中写到这一事件。“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了，日本人要干什么。这些人被排列两行，以100个左右为一队用绳子紧系在一起，由上了刺刀的士兵看押着；那些戴着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鲁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后，借助于照明灯的光亮，我们看着他们走向了死亡。” 　　后来，拉贝提到他在安全区收留中国士兵的决定时，这样写道：“难道我没有权利那样做吗？我那样处理不对吗？” 　　随后的几天中，拉贝无能为力地看着日军从安全区拖走成千的中国士兵进行杀戮。日军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他们凑巧在手指上、前额上、脚上有茧子或疤痕——这些人包括拉黄包车的苦力、手工劳动者和一些警官。后来，拉贝亲眼目睹了南京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一个池塘里拖出了120 具尸体（在以后的一份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几个池塘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均填满了尸体。）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拉贝的这种地位对日本权力机关而言确实还是有一定份量的，他给日本大使馆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最初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愤怒，每次在信中均使用礼貌的语气，因为身为德国公民和纳粹党领导人，他觉得有义务维持德日两国大使馆间的关系。他让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把他们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给他看看、这样他就可以给这些信“加进一些甜言蜜语”。在他对日本大使信进行私人拜访时，拉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日本外交官必然也以亲切的微笑和官场上的礼德来处理拉贝的信件，接待他的来访。但拉贝最终总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我们将会通知军部。”过了一些天，每天都有令人无法容忍的新的暴行出现，拉贝给日本大使信的信中语气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了，言语中加重了对暴行的愤怒： 　　当时留在南京的27个西方人以及中国居民都被你军在12月14日进行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所震惊了！ 　　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入口处，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神学院的大厅里，日军士兵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强奸了数名妇女。我们22个西方人不能养活20万中国平民，也不帮你们白天黑夜地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职责。如果你们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养活他们！ 　　假如目前这种恐怖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很快连工人也找不到，基本的服务根本无法进行。 　　渐渐地，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始理解日本外交官答复的真实含义——下令进行屠杀的是军方，大使馆也无能为力。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跟拉贝谈了很多，他说：“日木军队想尽量地破坏这座城市，但我们大使馆，将竭力阻止他们。”在南京被疯狂蹂躏期间，一些日本大使馆官员确实曾建议国际委员会直接向日本国内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以迫使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一名使馆官员却竭力劝阻拉贝保持沉默，并警告他说：“一旦你对新闻记者说了什么坏话，整个日本军队都会对我群起而攻。” 　　到后来，日本盟国官员的身份成了拉贝最后一张护身符，他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 　　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儿。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一到那儿，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的正义之举——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 　　拉贝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有位母亲跪在我面前，大声哭叫着恳求我，去营救她年轻漂亮的女儿。一进（房子），我就看见一个全身裸露的日本兵正压在那年轻姑娘的身上，那女于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对那蠢猪喊叫着，用各种他能听懂的语言嚷着，‘新年快乐！’他只好灰溜溜地光着身子跑了，手里还拎着自己的裤子。” 　　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在街道上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她们都是被强奸以后惨遭杀害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3到10个一群的日本士兵开始沿街搜索，掠夺各种可以被偷走的东西。” 　　他们不停地对妇女和姑娘们施以残暴，并随心所欲地杀死任何人，包括表示反抗，试图逃跑、以及碰巧是在不适当的场合、不恰当的时间出现的人。上至年过七旬的老媪，下至不到8岁的幼女，都很难逃脱被奸污的恶运，事后日本兵还以最野蛮的方法，对她们施以毒打或残害。我们发现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最后是我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所以，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报告谈到的都是事实。 　　在拉贝走在这座他深爱着的城市的废墟之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他不断地向日本军官控诉这些暴行，但都仿佛是泥牛入海，那些人根本置之不理。有一天拉贝抓住一个正在后院茅舍里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后，把他交给他的上司处理，可那日本军官也只不过煽了这个流氓一记耳光而已，再没有别的惩罚。 　　情况很糟糕，拉贝失望极了——因为他和其他20几个人只能有限地保护成干上万左右的市民免遭5万多日军的伤害——不过他井没有表示出来。他知道，最关健的是不能让日本人觉察到他们有丝毫的软弱，井且要以“一种不可一世，专制的姿态和力量”击溃对方。 　　值得庆幸的是，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使许多日本兵在准备更为残酷的伤害中国难民时有所顾虑——起码是在他面前，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写道：“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议，〔拉贝〕就把他的纳悴袖章伸过去，还拿着自己的纳粹勋章，并且是国家最高勋章，问他们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这样做总是很管用！”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时候甚至害伯——南京的纳粹。当日本兵毫不犹豫地毒打美国人，用刺刀袭击他们，甚至将一名美国传教士顺看一段楼梯推下去之时，他们对待拉贝及其同胞们却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干着强奸、抢劫的勾当，当斯珀林的纳粹袖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尖叫着“德国人！德国人！”逃跑了。还有一次，正是纳粹袖章救了拉贝的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闯入他的住所，拉贝打着手电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枪，准备射击，可当他意识到“朝一个德国人开枪会惹出乱子时”，便住手了。 　　如果说日本人对拉贝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那么中国难民们则是深深地敬爱着他。对他们来说，拉贝是将他们的女儿从纵欲狂的魔掌中、将他们的儿子从机关枪枪口下解救出来的恩人。拉贝在安全区营地出现时，会引发人们一阵阵的欢呼声。有一次他到安全区去，上千名中国妇女哭喊着扑倒在他面前，请求拉贝保护她们，她们声称，宁愿就地自杀也不愿离开安全区遭受日本兵的奸污和折磨。 　　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每个新生儿都收到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正如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所言——“在中国女孩没有男孩值钱。”）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男该子出生时，便取名叫拉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悴主义的人。乔治·非奇写信给她的朋友们说，他简直也“想戴纳粹徽章了”，以与拉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国人保持友谊。甚至连罗伯特·威尔逊大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人，也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通过在过去几周里与他的密切接触，我发现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有着一顺充满仁爱的心，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德国元首’的尊崇结合起来。”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医生 　　南京城的外科医生都撤离了南京，只有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留了下来，这并不奇怪，他出生在这里，井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南京在他心目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1904年，罗伯特·威尔逊生于南京一个基督教美以美教派家庭，这家人曾在南京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他的叔叔约翰·弗格森创立了金陵大学。他的父亲被任命为该城牧师，也是中学教师，而他的毋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希腊学者，能流利地讲好几国语言，她在南京城中为传教士子女开办了一所学校。十几岁时，罗伯教·威尔逊跟着珀尔·巴克（中文名赛珍珠——编注）学几何，赛珍珠后来因写了一部中国题材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威尔逊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并展示出非凡的才华。在17岁时，他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在康涅狄克州的一所高级中学教了两年拉丁文和数学，后又进入哈佛医学院深造，此后便在纽约圣卢克医院作见习医生，在这里他与一位护士长相爱并结婚。威尔逊不愿在美国继续发展，他认定自己的未来应该在故乡南京，于是便携带新婚妻子于1935年回到中国，在金陵大学医院行医。 　　最初的两年生活对威尔逊一家来说也许是最为美妙和惬意的。生活节奏舒缓而令人陶醉——他们与其他传教士夫妇共餐，参加外国使馆举办的高雅的茶话会和招待会，在配有私人厨师和仆役的乡间别墅聚会．晚上他阅读中国古文，并在一位私人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以提高中文水平。每星期三下午休缓时，他便去打网球。有时他和妻子一起去湖边，在小船上用餐，驾船漂流在盛开着红色荷花的水巷之间，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芳香空气。 　　然而战争无情地永远击碎了威尔逊一家在南京的安闲宁静的生活。七月，卢沟桥事件之后，为防止日本人用毒气袭击，南京城里人人都戴着用化学涪荆和多层棉纱布做的防毒面具。威尔逊赶在1938年8月日本人开始轰炸这座古都之前，把妻子马乔里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伊丽莎白送上了一艘炮艇，她们安全抵达牯岭（在庐山上—编注）。可他担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自己的妻女都会被饿死，因此威尔逊执意要求她们母女俩返回美国。威尔逊夫人顺从了丈夫的意愿，回到纽约后，在圣卢克医院工作，她的母亲帮忙照看着孩子，毋庸置疑，威尔逊大夫本人留在了南京。大约60年后，他的妻子回忆说：“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中国人民是他的同胞。” 　　那年秋天，为了解除孤独，威尔逊搬到赛珍珠的前夫洛辛·巴克的家中。不久这里便挤俩了他的朋友：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基督教联合会传教士詹姆斯·麦卡勒姆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像威尔逊一样，其中有许多人已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送出了南京。 　　病人较少的时候，威尔逊经常给家人写信。许多信中详细描述了死于日机轰炸的牺牲者的惨状，其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记叙一个背部被弹片击中的女孩子蜷缩在那里，她的臀部被炸裂了。他从战争伤亡人员身上取出的弹片和子弹数目不断增加——他以讽刺的语气写道，这足够在战争结束之前开“一个相当大的博物馆了”。 　　尽管他知道日本人不会由于轰炸医院而深感良心不安，但威尔逊继续去上班。9月25日，南京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日本人向中央医院和卫生部投下两枚重达1000磅的炸弹，虽然其中一幢建筑物顶上竖立着明显的大红十字标志，但同样难逃厄运。这些炸弹在距离100名医生及护士藏身的防空洞仅有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 　　在医院里，威尔逊尽一切可能将遭受日军空袭的危险降至最低点。他们在窗户上挂了厚厚的黑色窗帘，遮挡房间里的灯光，以免被日军飞行员发现。但是全城到处流传着间谍们散怖的谣言，说威尔逊他们在夜里用红色和绿色信号灯把最主要的目标指示给日军飞行员。在一次空袭中，一个陌生人潜入了医院，手章一个红色遮掩着的手电筒，而不是用绿色或黑色，当他企图打开为防止谍气诱入而已经被紧紧地封闭着的窗户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而当他向一名受伤的中国飞行员询问有关飞行高度和中国轰炸机的射程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问题时，更令人十分怀疑。 　　随着秋天的临近，威尔逊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极为劳累过度了。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治疗——不仅有被日本人炸伤的平民百姓，而且有从上海撤下来的伤兵。从上海到芜湖之间的医院里，住着大约10万名中国伤兵。一列又一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将他们送到南京北郊的下关车站。有些人就躺在车站的地上死去，而其他人则踉踉跄跄漫无目的地走在南京城中。一些伤病痊愈的士兵重返前线，而那些折了胳膊或断了腿的终身残废者则只能揣着领到的两美元抚恤金及一纸送伍文书，被遣散回家了。对大多数士兵而言，故乡是遥远的。很少有人能有充足的财力和体力返回家乡。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被长官丢弃不管，在上海——南京一带地区无依无靠——他们或是失明，或是跛足，或是因受伤和感染而腐烂——最终沦为乞丐沿街乞讨。 　　随着局势的恶化，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中国医生和护士们加入了成千上万南京居民向西迁移的行列，逃离南京，威尔逊竭力劝阻他的同事们要留下来，并坚持认为，南京陷落以后在戒严法的保护之下，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危险。然而最终他未能说服他们。到12月的第一个周末，金陵大学医院里仅剩下3名医生：罗伯特·威尔赴，C· S·持里默和一名中国医生。城中的另一位美国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也因他的小女儿在牯岭病重而离开南京，这样威尔逊就成为唯一的一位每小时都要做一例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是这座被战争破坏的大城市中唯一的外科医生。” 　　第二天，当日军士兵沿街闲逛时，威尔逊差一点儿丢了性命。那天下午，他决定给一位眼睛被严重炸伤的病人施行艰难而精巧的手术。为了保全另一只眼睛，威尔逊不得不将那只眼睛里的残余部分清除掉。可眼球刚刚取出一半时，一发炮弹在距威尔逊50码的地方爆炸了，弹片击碎窗户，洒得满屋子都是。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威尔逊注意到护士们“都无一例外地剧烈颤抖着”，并且她们都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把手术继续下去。“很显然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威尔逊写道，“但是我想任何眼睛都不会那么快就能取出来。” 　　到12月13日黄昏时分，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座古都。威尔逊看到全城到处都飘着日本旗；第二天，日军开始接管城里的医院。他们闯入中国军队的主要医院——位于外交部内，并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管理，这些人自己组织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将几百名中国士兵困在其中。日本人禁止医生们进入医院或者给伤兵们送食物，这些伤兵后来都被押出去有计划地枪杀了。日本人以此种方式控制了4所红十字会医院中的3所，国际委员会把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金陵大学医院。 　　在南京被占领的最初几天里，威尔逊亲眼目睹了日本士兵烧杀抢掠的行径。他眼看着日军洗劫了金陵大学医院，为不能阻止这些强盗行为而倍感失望，只能在心里暗暗地瞄准一个试图偷一名护士的相机的日本兵“飞起一脚”。他还看见一些士兵在街上烧一堆乐器，因此极想知道他们对财物的这种破坏是否是日本人企图在此之后迫使南京人购买日货的一个阴谋。 　　威尔进甚至目睹丁日本兵对他自己住所的洗劫。当他冒险去查看家中被毁坏的情形时，怡巧看到3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兵正在抢劫。他们已经闯上了顶楼，打开一个大箱子，并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倾俐在地上。威尔逊进去时，正有一个士兵在看显微镜。他们3个一见到他便顺着楼梯跑出门去了。“最大的侮辱发生在二楼。一个日本兵在卫生间离马桶不到一英尺的地板上留下他的“名片”（作者讽刺日本兵以随地大小便而留下的粪便作为“名片”—编注），”威尔逊写道，“这个日本兵还把一条挂在房间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了上面。” 　　但是没有什么抢劫能够与他在城里目睹的强奸和杀人相比。甚至就连威尔逊这样已被战争折磨得近乎于麻木的外科医生，也为残酷野蛮罪行之登峰造极所震惊。 　　12月15日：对平民百姓的屠杀骇人听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和兽行我可以一口气写上好几页。 　　12月18日：今天是以现代但丁地狱篇的第六天，这个篇章是用带着鲜血和暴行的大写字母写就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和强奸数以千计。残暴、贪欲和兽行看起来似乎漫无止境。起初我尽力对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招惹他们发怒，但是我的笑容逐渐地消失了，我的目光也完全像他们一般冷漠呆滞。 　　12月19日：穷人们的所有食物均被偷走了，他们处于一种极为恐怖、歇斯底里的惊惧状态中。这种局面何时才能停止！圣诞节前夜：今天他们告知我们还有两万名中国士兵仍在安全区（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这些数据），他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找出来并全部杀掉。那也就是反映这座城市里18-50岁之间的每一名健壮男子。究竟他们能如何重新面对世人呢？ 　　到年底时他回信里带有宿命论的语气。“唯一的安慰是情况不可能更糟糕了，”他在12月30日写道，“杀到无人可杀时他们就不能再杀了。” 　　威尔逊和其他人时常看见日本人将中国士兵聚集在一起枪杀，并将尸体填满了肮脏的防空洞，而这洞也兼作了平民的墓穴。威尔逊听说，许多中国人被杀并非由于他们对日军构成什么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有着实际用途。南京陷落之后，很多由中国人建造的用作坦克陷坑的一大串壕沟都被日本人用死伤士兵的尸休填平。当日军找不到足够的士兵尸体填沟以使坦克通过时，他们便枪杀附近的居民，并把他们扔进壕沟。告诉威尔逊这些见闻的一位目击者借了一架相机把这些情景拍成照片以证实他所说的话。 　　威尔逊无力阻止这些谋杀。他遇到的日本人经常不停地故意引人注目地摆弄手里的武器——将子弹上膛或者退出子弹——为了恐吓他和其他外国人。威尔逊预感到随时都有可能从背后遭到枪击。 　　威尔逊在南京目睹的最恶劣的情景之一——他的余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一大帮人在街上集体强奸一群十几岁的少女。日本兵把这些15至18岁的年轻女子排列成行，就在地上强奸了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有整整一个团的士兵。有的女孩因大量出血致死，而其他女孩则在事后马上自杀了。 　　医院里的情景甚至比大街上的更令人触目惊心。威尔逊所看到的令他痛彻心肺，一些妇女因腹部撕裂被送进急救室。一些男子被烧得面目全非，那些日本兵企图活活烧死他们，还有大量其他的惨事，他几乎没有时间记录下来。他告诉妻子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脑袋几乎被砍了下来，只靠一个支撑点连接在脖子上摇摇欲坠的妇女。“今天早晨又来了一名妇女，她的处境悲惨之极，她的经历恐怖之极。”一位医院的志愿者于1938年1月3日记下了这名妇女的情况。 　　她是被日本兵带到他们的医疗分队的5名妇女之一——白天为他们洗衣服，晚上被他们强奸。每个晚上她们中的两个人被迫满足15-20个日本人的兽欲，而最漂亮的一名妇女一个晚上则被强奸多达40次。到我们这儿来就医的这位的妇女是被3个日本士兵叫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们试图砍下她的头。脖子上的肌肉已被戳穿，但是他们没能切断脊椎。于是她便装死，而后拖着病体到了医院——这是众多人中又一位日军兽行的见证者。 　　然而在他们的病痛和苦难中，威尔逊也被其中病人顽强的意志力所震撼了。在一封注明日期为1938年新年的家信中，他讲述了一个幸存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名29岁的妇女住在南京以南的一个小村子里，中国士兵烧毁了她的家，并强迫她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步行前往南京。天擦黑的时候，一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向她们一家人扫射，一发子弹穿过这位母亲的右眼从脖子射出。她立即昏厥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了过来，躺在一片血泊之中，正在哭叫的孩子紧挨着她。她太虚弱了以至于根本抱不动那只有3个月的最小的孩子，便只得将这个孩子留在一幢空房子里。但她不知怎样竟鼓足力气牵着余下的4个孩于挣扎着向南京走去，并且成功地到达了医院。 　　威尔逊和其他志愿者坚持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濒于崩溃之时。本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可以利用来自城外的医疗援助，但是日本人却不允许医生或医疗志愿人员进入南京。因此照顾病人及管理安全区的重担便落到了这个弱小的、由差不多20人组成的被围困的委员会的肩上。为了确保医院免遭日本人的破坏，他们轮班工作，一个外国人至少每天工作24小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劳累过度以至患上了伤风，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各种疾病。大屠杀期间，城里仅有的另一位西方医生C·S·特里默在40℃度的高烧中挣扎。 　　金陵大学医院迅速地变为另一个难民营，因为威尔逊拒绝让无家可归的病人出院。离开医院的病人必须由外国人陪同以确保他们安全地返家。詹姆斯·麦卡勒姆充当医院的司机，开着没有上漆、仓促修理好的救护车在城里运送病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们都记得，筋疲力竭的麦卡勒姆总要在头上压一块凉毛巾，为了在开车送病人回家时能保持清醒。但是凉毛巾也无法使他一直睁着眼睛，麦卡勒姆就咬着舌头，直到出血为止。 　　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像威尔逊那样在医院里拼命工作。当大屠杀和暴行逐渐地停息下来时，其他几名医生每个周末都到上海去放松极度紧张的神经。但威尔逊继续毫不懈怠夜以继日地给病人做手术。约在60年之后，幸存者们还以无比尊敬的语气谈到威尔逊大夫。怀念他那无私忘我的精神。有一个人还详细地讲述了威尔迅亲手做的手术准备工作及其成功的手术。他的手术是免费的，因为很少有病人能支付得起，但是外科手术也使他自己的健康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最终，他的家人深信，只有他作为一名美以美教徒的虔诚信念连同他对中国的热爱，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赋予了他能够在南京的暴行中幸存下来的勇气。 南京城的活菩萨 　　威康明娜·沃特林（大多数人叫她明妮·沃特林）在日军占领之前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及院长，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城中的西方妇女屈指可数，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许多年后人们都会记得她，不仅因为她为保护数千名妇女儿童免遭日军欺辱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而且因为她所保留下来的日记尤为珍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日记最终会像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为世人承认，其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在战争大劫难期间一名见证者的精神。 　　沃特林是一位铁匠的女儿，1937年时她已经51岁。她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农场长大，母亲去世6年之后她被送到邻居家生活。沃特林在邻家里所受的特遇比一个仆人或是下地耕作的农夫强不了多少，冬天最冷的几个月里她都在放牛。纵使她幼时贫穷，她仍然读完了中学，1932年又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思分校。 　　年轻时的沃特林身材高挑而端庄秀丽，放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她活泼开朗，受人欢迎，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可她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之际，却决定终生不嫁。加人基督教士联合会后，她来到中国安徽省的一个城市合肥，在这里呆了7年，她在担任女子中学校长的同时，学习讲汉语。后来，她搬到南京，就任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显然，沃特林在南京生活得非常愉快。回到伊利诺伊州的家乡探亲时，她不断地谈起中国——它的文化、它的人民和它的历史。她送给家人一些蚕茧，还教他们如何烹调和品尝中国食品。她在日记中不断地赞美南京城秀丽的风光。作为一位食心的花匠，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她培育大量的玫瑰花和菊花，还到中山公园去参观那里的花房，并在明孝陵附近弥漫着李子材和桃树花香的小径上漫步。 　　1937年夏夭，沃特林与朋友们在海滨避署胜地青岛度假时，听说有一个日本士兵在北京以南几里处失踪了。这一事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冲突，双方在那里进行了几次战斗。她的一个朋友因此而优心仲忡地谈起1914年萨拉热窝只有两个人被暗杀却最终导致了1100多万人死于战争。 　　沃特林仍拒绝与其他美国人一道撤离南京，于是美国大使馆借给她一面崭新的9英尺的美国国旗，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绿草如荫的西方院子的中央，以确保校园免遭日本飞机的轰炸。使馆工作人员还给她和其他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提供了用长长的绳索结成的梯子，告诉他们，一旦“帕奈”号载着美国大使馆官员撤离南京，中国军队关闭所有城门之后，他们逃走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借助绳梯翻越城墙了。 　　但是沃特林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逃跑。大多数教员离开南京（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家园逃往上海、成都和四川〔其他地方〕等地），沃特林成了学院的代理院长。她辛勤地工作着，把女难民安顿在校园里，帮助伤兵们撤离该地区。为了掩护这些中国士兵的真实身份，她在学院的焚化炉里烧毁了他们的军人证件和军服。在她的指挥下，家具都搬进了顶楼，仓库被腾空，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贵重物品全用油布包好藏了起来。与此同时，又把南京安全区专用的海报、招牌和袖章分发给每一个志愿者。有人委托沃特林缝制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但是那个中国裁缝无意中犯了个错误，没有把饰有星星的蓝色的那块放在上边，相反却误将其放在了左下角。 　　到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陵学院打开大门接纳妇女们和孩子们。成千上万的人涌了进来。难民们以每天1，000人的速度经过南京。他们中的许多人精疲力尽，神智恍惚，饥肠辘辘，走进安全区难民营时身上只剩下衣服了。“除了吃午饭时，今天从早晨8点30分到晚上6点，当难民往里涌时，我一直站在门口，”她接着写道，“许多妇女的睑上充满了恐惧——昨晚是南京城可怕的一夜，许多年轻的妇女被日本兵从她们的家中强行带走。” 　　沃特林允许年轻妇女和孩子们随便进入校园，但恳求年长一些的妇女呆在家里以便给年轻些的女子留出地方。没有人听从她的劝告，许多人只求能在草地上有一块刚够坐的地方就行到12月15日晚上，金陵学院难民营的人数已经达到3万多人。 　　第二天日军士兵冲击了该学院。12月16日上午10点钟,100多名日本兵闯入校园到处搜查隐藏着的中国兵。他们命令打开每一扇门，如果有一把钥匙没有马上拿来，日本兵便站到一旁准备用斧子把门强行劈开。一想到日本人会发现藏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的几百件棉军服，沃特林的心立刻沉了下来，但庆幸的是，那间挤清了200名中国妇女和孩子的顶楼转移了日本兵的视线。（沃特林后来将军服全部埋藏起来以免被日军发现。） 　　那天日本人两次要抓走校园里的雇工。如果不是沃特林大叫着“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把他们救下来，肯定他们必死无疑。到后来沃特林才知道，日本人至少在校园里安置了六挺机关枪，外边还有更多的士兵把守着，随时准备射击任何企图逃跑的人。 　　那个晚上，沃特林在街上看到妇女们绝望地哀叫着，被日本兵用车拉走了。一辆装载了8-10名女孩的卡车从身旁驶过时，她听到女孩们尖叫着“救命！救命！” 　　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7日，情况变得更糟了。日本兵大量涌入南京后，成群的越来越多的妇女躲进了金陵学院。“那情景实在太令人惊心动魄了！”沃特林写道，“疲劳的妇女，受惊的女孩子，她们带着孩子、被褥和小包衣服，步履蹒跚地走着。”她想，如果有人能有时间把每一位难民的经历记录下来该有多好——尤其是那些涂黑面庞，剪掉头发的女孩子的经历。当她在安置这群“样子凶暴的妇女”时，听说日本人强奸的女人年幼者仅12岁，年长者达60岁，他们甚至用刺刀强逼着怀了孕的妇女就范。沃特林整夭时间都为难民们寻找食物而苦恼，要求一部分中国男子到安全区其他的难民营中，还要跑去查看校园里被日本兵搜查过的地方。 　　那天晚上等待沃特林的冲突是她事先毫无准备的。两个日本兵正使劲地拉中央大楼的门，他们命令沃特林立刻把门打开，可她坚持说自己没有钥匙而且里面根本没有中国兵，一个日本兵打了她一记耳光后，还顺手打了她旁边的一个中国男子。随后她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学院里带走了3名被捆绑着的雇工。她跟着他们到了前门，日本人强迫一大群中国人跑在马路边上。日本人要求与院长说话，当得知沃特林便是时，他们命令她辨认每一个跪在地上的人。有个男子想帮助沃特林，替她求情，因此竟被狠狠地抽了个耳光。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国际委员会有3位成员被揪了出来，他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易斯·斯迈思和长老会传教士W·普卢默·米尔斯。日本人强迫他们3个站成一排并搜去他们的手枪。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和哭喊声，他们看见日本人正在把妇女们从旁门拽出去。到了这时，沃特林才意识到，整个审问不过是一个阴谋，他们把外国人困在前门而其他日本人则在校园里搜寻妇女以供其发泄兽欲。“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场景，”她满怀愤怒与无助地写道，“人们跑在马路边，玛丽·特森夫人和我则站着，耳边是干枯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凄风的呻吟声以及被拖出去的妇女们的哭喊声。” 　　以后的几个月里，沃特林时常发现自己竟是金陵学院难民营唯一的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骚扰难民，他们将男人围起来枪杀，或将妇女充作军妓。有时候他们的招募方法简直厚颜无耻。至少有一次日本兵开来一辆卡车要拉女孩子。不过大多数时候绑架妇女以供强奸之用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夜里日本兵翻过竹子栅栏、撞开旁门或后门摸着黑随便抓女人——这种行动就像“抽奖”，开始被老百姓众所周知。 　　1938年新年那天，沃特林救下一名被日本兵拉进图书馆北面竹林中的少女。有好几次她的英雄行为差点要了她的命。许多日本兵对她“凶狠而无理”，还挥舞着被鲜血染红的刺刀。沃特林写道：“有些情况下他们对我充满挑衅并且怒目相视。”有一回，当她试图阻止日本兵抢劫时，其中的一个士兵竟拿枪瞄准了她。 　　在与日本人斡旋时，沃特林有时也犯错误。正如拉贝与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被日本人欺骗而交出些男人被他们处死一样，沃特林也曾被诱编将无辜的妇女交到了日本兵手中。12月24日，沃特林被召到她的办公室去见一位日本高级军官及一名年老的翻译。他们与她商量日本军队需要妓女的事。“他们要求准许从我们的1万名难民中挑出妓女，”沃特林后来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面。“他们说需要100名。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为士兵开一家正规的特许的妓院，那么这些士兵就不会再去骚扰无辜和正派的妇女了。” 　　奇怪的是，沃特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或许她别无选择，或者也许她真的相信日本人的话。一旦日本人为其士兵设立了妓院，他们便会停止骚扰难民营中的未婚女子和正派的己婚妇女了。无论这一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原因，可以确定的一种设想是，沃特林是迫于压力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当日本人找寻妓女时她在一旁等候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挑到21名妇女。沃特林没有说起日本人如何能分辩出这些妇女是妓女，但她的确提到，日本人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确信有更多的妓女藏在安全区的某个地方。“一群接着一群的女孩子问我，日本人是否要从正派的女孩子中挑出另外的79人——而我所能回答的仅仅是，只要我有能力阻止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南京城陷落一周后，日本人开始有计划地管理安全区的活动。日军宪兵司令发表了一份公告，从12月24日起生效，命令全体市民要从日军发证办公室领取身份证（也叫“良民证”）。禁止任何人替他人代办身份证，禁止没有身份证的人居住在南京城墙以内。日军在街道上张贴告示，通知市民去登记，否则便面临被处决的危险。 　　12月28日，登记男人的工作开始进行。他们在金陵学院排成四行，领到表格后，便走到位于校园东北角的一幢房子内，在日本人这里登记他们的姓名、年龄以及职业。沃特林注意到，来登记的男人主要是老人或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男子已逃离了南京或是已经被杀掉了。在登记的那些人当中，更多的人被认为从前当过兵而被拉了出来，剩下老人和妇女们跑在安全区领导人面前哭泣，乞求他们为释放他们儿子或丈夫作保。有几项安全区领导人达到了目的，但他们也注意到，日本人对其千涉表示出愈来愈强烈的不满。 　　日本人对来登记的人数很失望，便试图恐吓老百姓胁迫他们顺从。12月30日，他们宣布所有第二天下午2点之前仍未登记的人将被枪毙。“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一名传教士记录了这个事件，“但是它令人们非常害怕。”第二天早晨，大批男子顺从地出现在登记地点，他们中许多人凌晨3点便起床以确保能排上队。“日本人的严厉苛刻的威胁引起如此之恐慌以至于到1月14日日本当局成功地登记了至少16万人。 　　接着，妇女的登记工作开始进行。12月31日上午9点，数千名中国妇女聚集在金陵学院的中央大楼前面，一名日本军官在那里向她们训话。先是用日语、然后由一名翻译译为汉语：“你们必须遵从古老的婚姻习俗，”沃特林记得他这样说，“你们不应学英语或者去看戏。中国和日本应该是一个国家。”随后妇女们排成两列纵队，通过为出售大米而准备的架子，在那儿发给她们证件。沃特林看到日本兵像放牲畜一样驱赶这些妇女，有时还把印章盖在她们的面颊上，似乎这令他们非常开心。日本兵还强迫妇女们微笑和做出高兴的样子以供日本记者和摄影师拍照，即便只不过是一次登记，却实在是把一些妇女吓病了。 　　在沃特林看来，日本人登记中国妇女不过是想全面地挑选出最富吸引力的女子发作为供其强奸候选人而已。就在妇女登记的第一天，日本人仔细检查了安全区的某些妇女并企图将他们带走。他们挑出了20名女孩，无疑是作妓女之用，因为她们的头发是卷曲的，或者穿得太好了。但这20人都被释放了。沃特林后来写道：“因为有一位母亲或其他的什么人替她们担保。” 　　登记结束后，日本便试图取缔安全区。1月底，日本人宣布他们要求所有人在月底前回到各人住处。2月4日是撤离安全区的最后限期。限期一到，日军开始搜查金陵学院，并命令剩下的女孩子及妇女离开。沃特林告诉检查者，这些女于不能离开、因为她们都来自其他城市，有的家园已被烧毁，日本人便宣布日本宪兵将承担责任保护他们。沃特林很提防这些许诺，甚至跟随日本人回来，替他们传达命令的中国翻译也悄声告诉她，他认为这些年轻妇女并不安全，她们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区不动。 　　然而庞大的难民人数终归还是使沃特林非常不安。数百名妇女拥挤在走席里，她们头对脚地塞满了过道，还有更多的妇女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过夜。金陵学院的科学会堂容纳了1000多名妇女，沃特林的一位朋友写道，那些妇女在这寒冷的冬日里一连几夭都并肩睡在水泥地面上！大楼里的每一节水泥台阶都是一名妇女的栖身之地——而那些台阶的长度不超过4英尺！有些人为能在化学实验室的桌子上有一块休息的地方而高兴，甚至连水管子和其他设备上也毫不例外地坐满了人。” 　　南京的暴行使沃特林身体非常疲乏，但她每天都要经受的精神折磨远比其休力上的消耗更为糟糕。“唉，上帝，请扼制今晚南京城日本兵的残酷兽行……”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日本妇女知道了这些可怕故事的真相，她们将会多么地羞耻和惭愧。” 　　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别人，并争取重新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啊。当一个老太太到金陵学院的红十字会食堂要一碗米粥时，得知粥已经没有，沃特林立刻把自己正在喝的粥给了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会失败的。中国将不会灭亡。”另一次，当她看见一个男孩戴着一个标有日本象征的图案——正在升起的太阳的袖章以保证安全时，沃特林指责他说：“你不需要戴这个有太阳图案的袖章。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你的国家还没亡。你应该记住戴这个袖章的日子，你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沃特林一而再地鼓励校园内的中国难民千万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中国还没有灭亡，”她告诉他们，“中国将永远不会灭亡。而日本注定最终将失败。” 　　她工作时的勤奋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她从早到晚都不睡觉，”一个幸存的中国人回忆说，“她一直守候着，看日本人来没来……她会竭尽全力把他们赶出去，还跑出去找他们的军官请求他们不要对中国妇女和孩子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据说，有一次她被残暴的日本兵打了几个耳光，另一个人在他的南京大屠杀见闻中写道，“所有人都为她担心．所有人都尽力抚慰她。自始至终，她都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为保护中国妇女而斗争。” 　　管理安全区的工作不仅耗费休力，而且心理上也备受摧残。国际委员会的一名纳粹成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说，他在街上看到了太多的尸体以至于很快便被恶梦所困扰。但是即使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下，安全区最终还是拯救了许多生命下面便是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例： 　　——抢劫和纵火造成食品极端匮乏，以至一些中国难民只能吃金陵学院校园里野生的紫菀及小黄花，或以找到的蘑菇为生。甚至连安全区的领导人也因食品缺乏而挨饿。他们不仅通过施粥所向难民免费供应大米，而且直接将米分发到难民住地，因为安全区的许多中国难民太惊恐了以至于不敢离开住地。 　　——大多数安全区的领导都是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他们对于如何应付这样一群强奸犯、杀人犯及大街上的吵闹者毫无经验。可是他们竟还为中国警察充当保镖，并且像战士一样，鼓起身体力量以及异乎寻常的勇气投身到火线当中——奋力搏斗将中国男人从死刑场上救下，打败中国女人身上的日本兵，甚至还跳到大炮和机关枪前去阻止日本人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许多安全区领导人几乎被枪杀，有些人还遭到挥舞着刺刀和利刃的日本兵的打击或砍杀。例如：金陵大学农业工程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在试图阻止一名日本军官将被其误认为士兵的中国平民带走时，遭到了毒打。那个狂怒的日本军官“3次用刀威胁里格斯，最后朝他的心脏部位狠狠扣了两拳。”一名日本士兵则用手枪恐吓迈纳·瑟尔·贝茨教授。还有一名日本兵则是在罗伯特·威尔逊要将一个爬上一张躺着3个女孩的床的士兵踢出医院时，拔出枪对准了他。另有一名士兵向詹姆斯·麦卡勤姆和C·S·特里默开枪，但没打中。当迈纳·瑟尔·贝茨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打听一个被日军捆绑押走的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下落时，日本人竟将他从一段楼梯上猛推了下去。就连被纳粹们当作护身符的袖章有时也不能保护他们免遭袭击。12月22日，约翰·拉贝写道，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国人试图解救一个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但是克勒洛尔则显然是被捆住了后遭到殴打。 　　——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 　　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 　　“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美国记者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3人都生性好冒险。德丁是一个来自休斯敦的29岁的记者。为了免费坐船从美国去中国，他曾在一艘货轮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绞车。一到上海，他先为一家英文日报工作，不久便转为《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斯蒂尔是位资历较深的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满洲和亚洲战争的扩大。麦克丹尼尔也许是3人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在屠杀之前，他曾开车穿越乡下的战线，差一点在其“寻找战争”的调查中被炮弹炸死。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屠杀开始仅仅几天之后离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时间内，他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饶有兴味的报道，由美国各家最负盛名的大报登载在显著的位置上，而且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记者脱离其作为中立观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参与者。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从而成为他们自己报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麦克丹尼尔承担起保护美国大使馆中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大屠杀期间，他们多数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大量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努力帮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领回来的常常只是他们的遗体)，还要赶走那些试图冲进使馆的日本兵。 　　记者们甚至试图去救助那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人，即使仅仅是为了去安慰这些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的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德丁遇到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国兵，他的下巴被炸飞了，身体淌着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几年后德丁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或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只是愚蠢地决定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放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在他手中。当然，对他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多数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发送他们的报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码头的路上，在水西门下，记者确确实实不得不开车碾过几英尺的尸体，狗已经开始啃啮这些尸首。后来，在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军人把1，OOO名中国男子排成行，强迫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跪下，并挨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杀人的时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烟，就像这整个场面给了他们莫大的欢乐。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待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在这座被毁的中国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见了更多的死尸并经过一长串双手被缚的中国男子。其中一个从人群里挣脱出来，跪倒在地，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麦克尔丹写道：“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新闻短片制作人 　　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摄下轰炸帕奈号的情景。轰炸的时候，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正好在船上，摄得一组这次行动的极佳镜头。尽管他们得以完好无伤地在这次袭击中逃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一个手指擦破了皮，帽子给子弹打穿，其他新闻记者却没有这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在跟随艾利爬上帕奈号时，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后脑，他于几小时后死去。 　　艾利一面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藏在河边的芦苇中，一面用帆布把他和迈耶尔的片子裹好埋入泥中，他担心日本上岸杀害他们。后来片子安全挖出并运往美国。这一事件的部分新闻镜头在全美国的影院放映。 　　帕奈号沉没在美国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超过了南京所有大规模暴行和屠杀之和。12月13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他对轰炸感到“震惊”，并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赔偿。数日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抵达文明世界时，公众的反映反而更加激烈。有些幸存者仅裹着毯子、中国棉被和破布片，又脏又冷，仍然惊魂未定或已气息奄奄。他们的遭遇和照片很快便被加上“日军整整一小时轰炸下的帕奈号受难者”和“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掠夺性统治”之类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大报上。当艾利和迈耶尔的片子在影院上映时，更加激起了美国观众的愤怒和反日情绪。 日本人的破坏性控制 　　外国记者离开南京的那一刻，日本人封锁了这座城市以防止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身经历了封锁的开始。那天他开车送一些记者出城去河边地区以便他们乘一艘炮艇去上海。当菲奇试图开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个日本卫兵在城门外拦住了他，坚决不让他重新进城。甚至与菲奇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冈村也无法说服士兵让他们通过：“大使馆对日本的军队起不了作用。”最后冈村只好塔其中一辆车去军队司令部为菲奇取特别通行证。 　　当日本最终允许少数几个外国人进城时，他们严密控制他们的行动。2月，他们允许几个美国海军军官上岸进南京，但只能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乘坐日本大使馆的车。直到4月份，日本最高指挥部仍不许多数外国人自由进出该城。 　　为了掩盖其军队令人厌恶的暴行详情，日本甚至阻止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然而，最终证明他们未能成功地掩盖事实，尤其瞒不过德国人和美国人。 关于南京暴行的外国情报 　　希特勒政府迅速得知日本人这种拖延的动机。一名德国外交官于1月份向柏林汇报：“我在上一份报告中所作的推测已被证实，日本人耽误我们返回是为了不让任何官员目睹种种暴行。根据在那里的德国人和美国人所说，外国代表返回南京的意图一经传出，那里便进行了一通紧张狂乱的清理，以消除滥杀平民、妇女和儿童的证据。” 　　美国政府也知道日本人试图遮掩什么。虽然一套机械密码保护了日本外交部的高层外交信息，但到1936年，美军信号情报部的密码专家已破译了日本这套密码，美国人将其称之为“红色”。因此在南京暴行期间，美国情报部门能够截取东京的日本领导层与其在华盛顿的代表之间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传送了一份这类信息给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斋藤，它强调要阻拦美国外交人员，不让他们马上返回南京。这条信息说：“如果他们确实返回并从其侨民那里得到关于军队行为的报告，如果外交官一收到这类抱怨，就把这些报告呈送回国，我们将发现自身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把他们拖住。即使这会引起某些恶感，我们相信这也好过冒当场冲突的危险。” 　　然而，当时美国政府并未将其所知公布于众，并甚至帮日本人审查真相。例如，环球公司的新闻短片制作人诺曼·艾利拍摄了长达5300英尺的日本人袭击帕奈号的影片，但在影院放映之前，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剪去约30英尺的片子。这部分片子揭露日本轰炸机几乎贴着甲板向炮艇射击。这30英尺也许是全部片子中的最佳图像，而且无疑是对日本政府最有力的谴责，尽管如此，艾利同意删剪。《帕奈号事件》的作者汉密尔顿·达比·佩里认为，罗斯福要为日本的借口提供凭证：这次袭击是因为错误辨认，而不是故意策划。无疑，美国政府急于和日本达成经济与外交上的协议以平息这次轰炸事件，而它知道那30英尺的片子会使这样一种和解成为不可能。 日本的宣传 　　日本影响舆论的企图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南京暴行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看到日本标以“绝密”的计划；要在美国大做亲日宣传。日本政府还有一大笔预算，用以争取有影响的报人，在主要报章和电台上作广告，以及印刷传单和小册子。 　　然而，在南京暴行期间，日本人面对一场如此巨大的、公共关系上的灾难，他们还试图加以掩盖，这在今天看来几近荒谬，日本人不是采取纪律措施约束其在南京的部队，而是统领其所有的力量发动一场宣传战，希望以某种方法把世界历史中一场最血腥的大屠杀的详情遮掩起来。 　　日本传媒首先宣布南京城一切安好无恙。12月20日，罗伯特·威尔逊得知日本同盟通讯社已报道，南京居民正在返回家园，一切正常。威尔逊写道：“如果这就是南京传出的所有消息，那么真实的消息披露时就会引起一场大震动。” 　　然后，日本政府批准为日本游客精心准备南京之旅。同盟通讯社的报道发表一星期后，一艘满载日本观光客的日本商船从上海抵达南京。关于这次游览，乔治·菲奇写道：“他们被用心良苦地领去逛了几条现已清除了死尸的街道”，“他们穿过马路走向中国儿童，亲切地拍拍他们受了惊吓的脑袋”。一些妇女陪伴日本商务代表游览该市，而菲奇观察到，他们看来“非常自鸣得意，也为日本的了不起的胜利感到得意，不过，他们当然听不到真正的事实--我猜，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知道”。 　　1月份，日本新闻记者来到南京“制造”该市的图片，用以发往日本全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新年前夜，日本大使馆召集各难民营的中国管理人开会，告诉他们第二天城里要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中国人被勒令制作大批日本国旗并举着它们游行，以便拍摄电影，显示成群结队欢乐的居民欢迎日本士兵。日本摄影师也来到南京，拍摄中国儿童接受日本军医的医治和日本士兵的糖果的照片。刘易斯·斯迈思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写道：“但是，没有照相机在场的地方，这些活动并不重视。” 　　日本的宣传最卑劣的例子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上海一家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新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在“南京城融洽的气氛在令人愉快发展”的标题下，文章宣称：“皇军进城，把刺刀插入鞘，为了检查和治愈病人伸出仁慈的双手”，该文还说，日军在南京给又饿又病的南京群众提供医疗帮助和食品。 　　男女老少向皇军跪拜，表达其敬仰之意......大群大群的人围绕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士兵高呼“万岁”以表示他们的感激……士兵和中国儿童欢聚一堂，高兴地玩滑梯。南京如今是各国注目的至善之地，因为这里洋溢安居乐业的气氛。 　　在幸存的传教士日记中可见，日本企图以虚伪材料粉饰整个大屠杀，所激起的却是怀疑的反应。这里有几个例子： 　　摘自詹姆斯·麦卡勒姆的日记，1938年1月9日。 　　如今日本人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的努力。他们胁迫，恐吓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拒绝相信我们话……有些中国人甚至要去证明抢劫、奸淫、放火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人之所为。有时我感到我们一直在与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活着度过了这场磨难。 　　摘自乔治·菲奇的日记，1938年1月11日： 　　我们看到几份上海的日本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这些报纸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就已迅速开门，买卖恢复正常；日本人正和我们一起赈济可怜的难民；这座城市已经清除了中国盗贼，平安和秩序现已占统治地位!唉，如果事情不是那么悲惨，我们也许会被逗得发笑。这是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向国外散布的典型的谎言。 　　摘自乔治·菲奇的日记，《读者文摘》转载： 　　3月，东京的一家电台向全世界传出这条消息：“造成南京这么多人死亡和如此大的财产损失的暴徒已被抓获并正法。经查明他们是蒋介石部队中心怀不满的士兵。如今一切已平静下来，而且日本军队正在赈济30万名难民。” 　　摘自刘易斯·斯迈思及其妻子1938年3月8日写的一封信： 　　日本报纸的最新消息是：他们找到了11名中国武装强盗。所有事都是他们干的!咳，如果他们每人能在两星期内夜以继日地强奸100至200名妇女，并携带所报道的50000美元逃遁，那么他们真是相当强壮的中国人…… 　　传单是日本人的另种宣传形式。在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就计划向南京人民大量传送凭空捏造的消息。例如：“所有返回家园的中国良民将会发给粮食和衣服。日本愿意成为那些不被魔鬼一一蒋介石的士兵愚弄的中国人的好邻居。”这些传单醒目地印着彩色的照片：一个英俊的日本士兵抱着一个中国孩子(如一位观察者所说，“像基督似的”)，一个中国妇女拜倒在他脚下，感谢他送了几袋米。据乔治·菲奇所说，撒下这些传单的当天，确有大批中国人离开难民营返回他们已成废墟的家。 　　日本人还把颜色鲜亮的彩色招贴画贴在悲剧曾经发生的房屋外或其附近。有一幅描述一个日本士兵抱着一个小孩，同时把一桶米给孩子的母亲，把糖和其他食品给父亲。一名德国外交官的报告叙述这幅招贴画描绘了“一个迷人、可爱的士兵，手里拿着炊具，肩上扛着一个中国孩子，其穷困然而诚实的农民的父母望着他(这名士兵)，望着这位好叔叔，充满感谢和家庭的幸福”。右上角的文字说：“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同时，日本人在南京和上海举办富有魅力的招待会和传媒活动以转移人们对种种暴行的注意力。2月份，一名日本将军邀请外国外交代表出席南京日本大使馆的茶会。他吹嘘日本军队纪律严明举世闻名．在日俄战争和满洲战役中不曾发生过一起违反纪律的事。将军说道，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日本人曾在南京施暴，那只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外国侨民--当然，指的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煽动下抵抗他们。但是，也够奇怪的了，在同一个讲话中将军自相矛盾地承认，日本兵曾把怒火发泄到老百姓身上，因为进逼南京的过程中，他们找不到一点可吃或可用的东西。 　　然而，日本新闻界无法在席卷南京的放火、强奸、谋杀事件上愚弄外国外交团体。2月中旬，日本人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军乐会，还有艺妓和报社摄影记者参加。然而，一名德国外交官观察到，欢庆的活动在进行的同时，“一个母亲因为护住11岁的女儿不让日本兵强奸这名幼女而连房子一起被烧死”。 安全区领导们的反击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尽其所能抗击铺天盖地的宣传。在大屠杀的头几天，区领导还能得到美国驻外记者如弗兰克·蒂尔曼·德丁、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C．耶茨·麦克丹尼尔的帮助。但在他们离去之后，国际委员会只有靠自己的设备了。日本政府禁止其他记者进入南京，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斯·科佩宁。而当日本兵意识到他们的恶行不会被世界传媒观察到，便更加变本加厉了。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国际委员会开展它自己的宣传运动的能力。安全区领导共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训练国。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传教士们受教育于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他们成年后的多数岁月都奉献于布道、写文章，以及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委员会中的一些教授曾经著书立说。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和传媒合作很有经验。在南京沦陷之前很久，他们就已乐于通过南京电台广播讲话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文章。另外，传教士具有一个日本人来曾预见的额外优点：他们终其一生思考地狱的真正意义。他们在南京发现了一个，便立即为世界公众把它描述下来。 　　他们真实可靠、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他们目睹的恐怖场面： 　　整整10天是一派混乱--这是人问地狱……不得不袖手旁观，眼看着甚至非常穷的人的最后一点财产也被夺走--他们的最后一个硬币、最后一点被褥(而这时是天寒地冻)，穷车夫的人力车；眼看着曾和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成千上万已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好几百个平民当着你的面被拉出来去枪毙或作为刺刀练习的靶子，而你不得不听着那些杀害他们的枪声；眼看成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着，求你救她们逃脱那些折磨她们的畜牲。袖手旁观，眼看你的国旗不只一次而是十几次被扯下污辱，而你的家被劫掠，然后眼看你开始喜爱的城市和你已计划慎重地、系统地奉献你最佳的学识的机构被付之一炬--这是一座我以前不曾想象到的地狱。(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读到过如此残酷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满的表现就用刺刀捅或开枪。我们一天可以记下成百上千起；人们都歇斯底里了，我们外国人一出现，他们就跪下磕头，求我们帮助。那些怀疑当过兵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被领到城外枪杀，有成百上千--不，是成千上万……甚至在某些难民中心的贫穷难民也被一再洗劫再至抢走最后一分钱，差不多是最后一件衣服和最后一片被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妇女被拉走。(约翰·麦卡勒姆，1937年12月19日) 　　我想我所说的恐怖事件已经够多了睁它们有数十万件。因为太多了，最后使心都麻木了，几乎都不会再感到震惊。我没想到，会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于现代世界中……似乎只有“撕人魔”杰克(“撕人魔”杰克，指1888年在伦敦东区杀死多名妓女的一杀人犯。--译注)这种罕见的疯子才会这么做。 　　日本人的暴行的细节不仅生动地记录在安全区日记中，也写入信件和时事通讯中，它们被一再抄写或一再打字，以便朋友、亲戚、政府官员和报刊全部能收到。在寄出描述大屠杀的文件时，安全区领导经常请求收件人在发表时不要透露作者是谁，因为担心委员会的某个成员会受惩罚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在家信中写道：“请非常谨慎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如果它发表，我们可能会全被驱逐，而这对南京的中国人会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人会“极其喜悦地”允许外国人离开，但不会允许任何人返回。 　　最后，安全区领导的坚持不懈、艰苦工作和小心谨慎得到了回报。乔治·菲奇的日记首先潜出南京，在上海引起“轰动”，他的以及其他人的事故(通常删去了关键名字)迅速在主流刊物个登载，如《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远东》杂志，在美国读者中激起了普遍的义愤。有的内容最后在书中重视，如《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1938年)和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1938年)。 　　为了使读者作好准备，安全区领导有时在文件的前言中加以提醒。在其日记出版之前，菲奇写道：“我将要叙述的绝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事实上，它是如此地令人不愉快，以致我只能把它介绍给有一副好肠胃不易反胃的人来回读。”“因为这是个如此罪恶和恐怖、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是兽性惊人的一帮丢人的罪犯蹂躏爱好和平的、善良守法的人民的故事……我相信它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出他们之所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怀疑。一篇题为“洗劫南京”的文章在《读者文摘》刊出后，一名订阅者写道：“难以相信，人们会相信这种货色，它很显然是粗鄙的宣传，并很使人想起在以前那场战争中提供给公众的那种无聊的东西。”其他订阅者也有类似的评论。但是《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坚持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为了捍卫其可靠性，编辑们忍受“巨大的痛苦”收集更多的国际安全区领导人的来信，把它们转载于该杂志1939年10月号上。编辑急切地加上：“我们所见的材料可以塞满这份杂志整个的一期，全部材料证实了今后刊登的有代表性的精选段落。” 　　幸运的是，在南京的罪行不仅记录在纸上，而且拍成影片，使它们几乎无法抵赖。约翰·马吉有一部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医院中几个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一个可怖的变了形的、烧焦了的男子，日本人曾试图把他活活烧死，一个搪瓷炊具店的职员，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日本刺刀(住院6天之后，他脑子的颤动仍清晰可见)；一个被轮奸的受害者，日本兵几乎砍断了她的头。 　　尽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乔治·菲奇最终把片子偷运出中国。1月19日，他获准离开南京乘坐日本军用车上海，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有关南京暴行的6卷16毫米的电影反转片缝在他的驼毛外衣的内衬里。后来他告诉家人，他心里明白，如果搜到他带着胶片，马上就会杀了他。不过幸运的是，菲奇把它们到了上海，并在柯达店里制成4份拷贝。其中一份由纳粹党人约翰·拉贝从上海带到德国。其他几份有的最后到了美国，菲奇和其他传教士在那儿给信徒和政治团体演讲时放映过。影片的几个画面转载于《生活》杂志；真实镜头的几个片段出现在弗兰克·卡普拉的新闻纪录短片《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几十年之后，这些镜头又重现在两部发行于90年代的历史记录片：《证据》和《天皇的名义》。 　　人们大可想像，当这些有关日本人各种暴行的书面报告、照片甚至影片设法进入世界传媒时，日本军事领导层是如何地暗自恼火。许多安全区的领导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他们相信，如果日本人有办法逃脱罪责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杀了。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入夜之后没有两三个人作伴不敢冒险出门。至少有一人，即乔治·菲奇，推测日本人会悬赏要取他的脑袋。但尽管害怕，他们继续轮流在晚上护卫安全区的关键地区，并坚持宣传日本人的各种暴行。1938年1月28日，约翰·马吉写道："日本人恨我们甚于恨敌人，因为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而我们是否都能平安离去仍是一个问题。 第七章 铁蹄下的南京 　　南京的暴行持续了数月，尽管最惨烈的事件是集中在前六至八个星期。到1938年春，南京人知道大屠杀过去了，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能被征服，就不需要把他们全部杀死。当南京屈从于日本人的统治时，军队开始执行征服全体南京人民的措施。 　　起初，没有什么可征服的，一个外国人写道：“你难以想象这座城市的杂乱无章，各处倒满了污物和垃圾。”废物和人肉在大街上腐烂，因为没有日本人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干--甚至不许处理垃圾和死尸。确实，有几天军车碾过在水西门下面的几英尺的死尸，碾过死尸是为了使平民牢记抵抗日本人的可怕后果。 　　据观察家估计，日本人损坏的公共财产按1939年的美元计算，总共约8．36亿美元，而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日本军队拿走的无可替代的文物的价值。 　　在社会学家刘易斯·斯迈思的指挥下，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对南京地区的损失进行了一项系统调查。调查员们走访了市区五十分之一户的居民和农村三分之一的村庄中十分之一的家庭。一份60页的报告在1938年6月公布，斯迈思总结道：南京经受的120次空袭和4天的围攻所造成的破坏只有日本军队进城后的百分一。 　　大部分的破坏由纵火引起。南京一陷落就陷入大火之中，大火持续了6个多星期。⑤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点燃建筑物，甚至使用了特殊的化学条去引火。⑥他们烧毁了教堂、大使馆、百货商店、店铺、公寓大楼和棚屋--甚至烧毁安全区内的区域。安全区的领导们无法将火扑灭因为他们的水泵和灭火器材都已被日本人偷走。在南京暴行的最初几个星期结束时，日军已将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和所有商店的四分之三烧成了灰烬。 　　他们焚毁了俄国(指前苏联。--译注)公使馆，污辱美国使馆。洗劫了几乎所有外国人的寓所--即使它们带有明显的标志，插有国旗或有徽章。日本人对美国的财产特意污辱，他们6次扯下悬挂在金陵大学的美国国旗并践踏它，威胁说谁胆敢再把旗子挂起来就杀了谁。尽管纳粹与日本政府是同盟关系，德国财产的命运却几乎与美国的一样糟。日本人扯下纳粹旗帜，焚烧德国人的住所、店铺，甚至偷走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画像。一个德国人写道：“考虑到日本人对其天皇画像的崇拜”，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日本人对南京的劫掠远远超出了城区，日本人破坏了南京周围的农村，烧毁茅草房，将家具、工具和农具集中到砖房，以便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成灰烬，他们就这样烧毁整个村庄。城市附近地区所有的牲畜包括家畜和其他畜类均被抢光。 　　日本人还使用乙炔吹管、枪弹和手榴弹炸开银行的保管库，包括德国官员和居民的个人保险存储箱。士兵得到允许可以邮寄他们的部分战利品回日本，但是大部分物品被没收和集中供官员使用。仓库里迅速堆满了珍稀的玉器和瓷器、地毯和绘画及金银珍宝。有一间仓库就堆放了200多架钢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掠夺来的物品--珠宝、艺术品、家具、金属制品、古玩--堆放在码头准备运回日本。 　　日本强盗通常搜寻值钱的东西。他们垂诞外国人的汽车，这使委员会的成员相信，城里的汽车如果没有外国人坐在里面都会被军队弄走。(连用来运尸体的卡车也被偷。)不过，日本人也侵入金陵大学医院去抢一些小物品--护士的钢笔、手电筒和手表，还多次闯入安全区，从无家可归的人那里抢被褥、炊具和食物。一份德国人的报告记录，12月15日，日本人曾强迫5，000难民排成队以便他们抢劫，日本人从那些难民身上总共抢了180美元。乔治·菲奇写道：“甚至一把肮脏的米也被日本兵抢走”。“如有任何抱怨，必死无疑”。 　　1938年1月，除了军方的一家商店和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外，南京没有一家商店正式营业。港口几乎没有船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断电、停水、电话不通，因为日本人捕杀了当地电力厂约50名雇员。(没有自来水，洗澡困难，而大多数妇女宁愿不洗澡，希望她们没有清洗的身体，能够驱除日本人强奸她们的念头。) 　　城市慢慢地恢复生机。在南京城到处可见人们在房屋中仔细搜寻一一拆下地板和木窗框当劈柴，运走金属和砖块去修复他们自己的家或在街上向其他人出售。安全区内的上海路上密集的人群拥在数百个小摊贩前面，那些小贩在出售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包括门窗。这一活动推动了当地的经济，路边赃物商人的旁边又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成立了新的市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或城里一些西方人所称呼的“自治政府”。自治委员会配备的是中国的傀儡官员，他们控制市政管理、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到了春天，从表面上看南京又开始像正常城市般运作。自来水、电灯和每日邮政服务都恢复了。日本人的城市公共汽车开始运营，人力车出现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南京很快成为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日从南京运送诸如机车、马匹、枪炮、卡车和其他物资到邻近的浦口。 　　然而：野蛮侵占的迹象随处可见。中国商人忍受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以提供资金支付新当权者的薪水。日本军贺还开办了面向中国人的商店，这种商店榨尽这座城市中国人的黄金和钱财而代之以无价值的军用货币。即使物主仍在城里，中国傀儡政府还是没收城里尚存的值钱的东西和库存原料，更加重了人们的贫困。以致一些中国的下层官员自我嘲讽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批准的抢劫。” 　　远比人民受重税和没收财产盘剥更为触目惊心的是鸦片重新出现在南京城。在日本占领前，鸦片是地下麻醉剂，由贵族和商人在南京的秘密处所偷偷地吸，不会公开和厚颜无耻地在大街上出售，也不会明显地在年轻人面前展示。这座城市沧陷后，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鸦片馆，不受警察的阻拦。这些鸦片馆大胆地用汉字招牌做鸦片广告，招牌上写着“官土”--鸦片的专用名词。 　　为了鼓励吸食毒品从而进一步奴役人民，日本人在南京惯常用毒品支付劳力和娼妓的费用。海洛因香烟甚至提供给小至10岁的孩子。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迈纳·瑟尔·贝茨根据其研究下结论道：南京地区约5万人使用海洛因，占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 　　很多被蹂躏的南京居民成了麻醉的牺牲品，因为毒品是他们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那怕只是暂时地逃避他们生活中的苦难。有些人甚至试图利用鸦片自杀，把它当毒药大量吞服。其他一些人则为满足毒瘾而走向犯罪，以致掠盗之风席卷南京。日本人利用犯罪活动猖獗来证明其占领的正当性，鼓吹日本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 　　日本雇主对待很多当地中国劳工还不如奴隶，常因稍有冒犯就杀害他们。后来，幸存者断言日本人蓄意制造严酷的工作环境和实施变化无常的惩罚，是为了使中国雇员处于持久的恐怖状态中。一个在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中做工的中国人描述了几个月中在那里亲眼目睹的恐怖事件。日本监工冤枉一个雇员偷了他的毛线衫，结果把那个工人从脚至咽喉用绳索捆得几乎像个木乃伊，然后用一堆砖头砸死。砸到最后，那人的身体全变了形，肉和骨头缠绕在一起，作为食物扔给了狗。另一次，日本人发现工厂里的4个小垫肩不见了并发现它们用来作了厕纸，一个22岁的妇女承认那天用过厕所，便被拖到工厂后面砍了头。就在那天下午，这个日本刽子手又杀了一名他指控偷了一双拖鞋的十几岁的少年。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试验。1939年4月，他们在城里开设了一个机构，把人当作豚鼠来进行他们的研究，日本人把用作实验的人叫作“圆木”。--在离长江只有很短一段距离的中山东路，日本人把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成研究流行病的实验室，他们称之为“荣1644部队"。虽然这个实验室靠近一个军用机场、一个艺妓区、电影院和显眼的日本人中心，例如日本领事馆、军警处及侵华派遣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它仍然是严密警戒之下的机密。院子周围是高高的砖墙，上面有带剌的铁丝网，实验室有警卫巡逻，工作人员被命令绝不允许在写回日本的信中提到荣1644。里面的科学家给中国俘虏注射或喂食各种各样的毒药、细菌和致人死命的气体；这些物质包括丙酮、硝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氰化物和蛇毒，比如眼镜蛇、竹叶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学家以这种方式每周杀死10个或更多的中国人，并用荣1644的焚化炉处置他们的尸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荣1644的职员毁了他们的仪器和资料，炸了实验室，并在中国部队到达南京之前逃跑了。我们知道这个秘密实验室的情况仅仅因为那个部队的一些科学家在战后向美国审问者供认了他们的活动。 　　那些足够幸运逃脱了肉体折磨、日本人的医学试验和毒品诱惑的南京人，生活在军队恐吓的令人室息的环境中。日本当局设计了一种集体控制的方法，即用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把人们组织起来。命令每十户指定一个头目，命令每十个这样的头目指定另一个头目，以此类推。在这个系统下，要求每一个南京人都持有登记卡，那上面有其十人，百人、干人头目签字证明其对新政权的忠诚。还要求每个人报告来到其户里的任何生人或未登记的人，他向十户头目报告，后者再向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报告，如此逐级上报，直至消息到达市政府的区级官员。 　　这不是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传统的中国制度，叫作保甲制。无疑，日本人重新利用它来证明他们在南京的统治的合法性。 　　日本人经常检验这一保甲制度，有时释放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城，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藏身之地。如果这些人没有在两个小时内被抓到或被告发，他们藏身地区的小组头目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委员会成员艾伯特·斯图尔特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日本人维护人们对新政权的忠诚的方式。” 　　尽管经过战争、烈火和大屠杀，南京还是恢复了。令人恐惧的饥荒没有发生，不仅仅因为日本人最终允许食物运进城，也因为当地农民在日本部队离开南京去追剿内地的中国军队之后收获了冬小麦。在一年的时间里，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农业产量接近战前水平。这并不是说在日本占领时期南京没有食物匮乏之患。在城里，菜园和农田的收成都不好，因为日本人不仅抢走他们的蔬菜，还强迫农民开荒和把农产品运送给日本人享用。而且由于战争拖延，在南京的日本当局紧缩供应，严格控制必需品如煤和米的配给。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南京的饥荒和营养不良比中国其他地区严重。其他城市如国民政府的新首都重庆在战争期间食物缺乏比南京严重得多。 　　虽然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鸦片和海洛因的贩卖猖獗，但南京居民相对少病。占领之后城里的日本当局制定了严厉的政策，焚烧因病而亡者的尸体。他们还开始实行一项强制性的防疫计划，预防霍乱和伤寒，要求人们一年注射数次疫苗。中国卫生官员守候在街道和火车站给行人和进入这座城市的人注射疫苗。这在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很多人害怕那些针会使他们丧命。西方传教士的孩子们仍然记得在火车站进入南京的中国人被命令浸泡消毒水--很多人认为这个要求很污辱人。(进入这个城市的西方人经常被喷洒来苏水。) 　　几年之内南京便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38年春天，人们开始冒险回到这个城市。有些人回来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回来找工作，因为他们的钱已经花完，还有一些人看看情况是否足够安全，能把他们全家迂回。南京重建开始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很快地便把更多的人吸引回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参加到向南京迁移的人流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人口翻了一番，从1938年3月的25万一30万人增至1939年12月的57．6万人以上。虽然尚未达到这个城市在1936年的100万人口的水平。到了1942年人口达到了最高点约70万，并在战争持续期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生活远谈不上愉快。但很多人逐渐相信征服者将留下来，一种屈服的情绪在这座城市蔓延开来。偶尔有一些地下的反抗--间或有人跑进坐满日本军官的戏院，扔一颗炸弹。但一般来说，这类造反是零星的和罕有的，大多数反抗日本人的敌意的表示是非暴力的，例如反对日本人的招贴、传单和在墙上的涂画。 　　南京的苦难终于在1945年的夏天结束了。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第八大城市广岛投下一颗未经试验的铀弹，第一天杀死了这座城市24．5万人中的10万人。但日本人并没有投降，美国在8月9日向日本的城市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一颗钚弹。之后，不到一个星期，8月14日日本作出了投降的最后决定。 　　日本人在这个前中国都城一直逗留到日本投降那天才匆匆撤离。据目击者说，看到日本人喝得酩酊大醉或在街上哭泣。有人听到传闻说，当地居民强迫没有武装的日本人跪在路边并殴打他们。然而报复日本驻军的行为并不多见，因为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躲在家里，由于害怕万一日本战败的消息不是真的而不敢庆祝。撤离是迅速的，没有大规模的对日本士兵的迫害和关押。一个南京居民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她在家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而当她出来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走了。 第八章 审判日 　　在第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之前，同盟国就已组织了军事法庭要把日本战犯送交审判。由于充分预计到日本的战败，美国和中国国民政府为审判作初步的准备。1944年3月，联合国家建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在重庆--南京沧陷后，中国的战时都城，为调查远东和太平洋战争罪行附设了一个委员会。日本投降之后，法庭的计划开始认真地进行。在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国民政府密切合作，收集日军在华暴行的证据。由于在南京暴行期间犯下的罪行，日本的权威人物不仅在南京，而且在东京接受审判。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 　　南京的暴行是这座城市心灵上的一道深重痛苦的创伤，一道隐藏多年的受了压抑的恐惧和仇恨的创伤。自1946年8月开始，在这座城市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时，这道创伤破裂，进发出在战争时期聚集起来的全部毒物。 　　虽然只有少数几个日本战犯在南京审判，但给了当地中国百姓一个倾诉苦痛、宣泄仇恨的机会。审判持续到1947年2月，在审判期间，1，000多人证明了约460起谋杀、强奸、纵火、抢劫案件。中国政府在南京街头贴出布告，敦促目击者带着证据站出来作证；同时，12个区公所向全市收集人民的陈述。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法庭，聆听中国法官对他们的警告：如果作伪证要判5年监禁，然后发誓句句真言，在书面陈述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画押。证人不仅有幸存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安全区的领导人，如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 　　审判期间，痛苦地隐藏多年的证据展示出来。最著名的展品之一是一小本相册，有16张日本人自己拍摄的关于种种暴行的照片。大屠杀期间，这些底片由日本人送去冲印店，那儿的雇员偷偷多印了一套相片，放进相册，藏在浴室墙内，后来又秘密藏在一座佛像下面。这本相册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甚至在日本人发出威胁并搜查其拍成照片的罪证时，人们仍冒着生命的危险收藏它。为了这16张照片，有一名男子甚至逃出南京流亡。(这些照片从照相馆到战争罪行审判庭再到它们的最后栖身之地档案馆，其间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在中国激发了无数的文章以及一部大型纪录片)。 　　不过，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是经由如此轰动曲折的道路到达法庭的。有的是直接来自旧的剪报。本书第二章描述过两个日军中尉野田毅和向并敏明参与臭名昭著的杀人竞赛，《日本广知新闻》有关此事的一篇文章被引用在审判中。在审判过程中，当然，这两名日军军官都否认每人杀人超过150个。其中一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外国记者凭想象捏造的，另一人坚持说竞赛的事是他瞎编的，是为了回日本后比较容易娶到老凄。1947年12月18日，当判决在法庭上宣读时，中国听众高声欢呼，高兴地落下眼泪。两名中尉由行刑队处以死刑。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的焦点是谷寿夫。1937年，他在南京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这支部队在南京犯下了累累罪行，尤其在中华门一带。1946年谷寿夫被押回中国审判，一辆囚车把他运进南京的一座拘留营。为起诉他作准备，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法医专家挖开中华门附近5个葬地，挖出成千上万的骸骨和颅骨，许多是因枪伤而断裂，而且仍然染着黑色的血迹。 　　当面对整座城市集中爆发的愤怒时，谷寿夫一定感到胆战心惊。他穿着拆去星章和绶带的黄色军服，站在被告席上，80多名证人出庭详述无休无止的一系列恐怖行为。起诉书很长，列举了谷寿夫师团犯下的成百上千桩罪行：刺杀、烧杀、淹杀、勒杀、强奸、偷盗和破坏。罪证越来越多，件件令人发指，专家们在法庭的桌上展示成堆成堆的颅骨，加强了效果，中国公诉人甚至和专家站到一起。1947年2月6日，宣布对谷寿夫的判决时，法庭太小不足以容纳所有要出席的人，但法庭内还是挤满了2，000多名观众，同时用大喇叭向聚集在外面的好几万居民广播宣判的过程。 　　法庭裁决有罪，对此没有人感到意外。1947年3月10日，法庭作出结论：谷寿夫的部队违反了海牙会议“关于在陆地的战争及战时对待战俘的习惯法”并纵容了一场大屠杀，使南京据估计30万人丧生，之后，宣判谷寿夫死刑。4月26日，南京城里的大多数人走出家门，观看行刑，人们沿街或沿人行道而站，看卫兵把反绑双手的谷寿夫押往位于南京正南方的雨花台刑场。在那里，谷寿夫被枪毙，许多幸存者认为，与其多数受害者的遭遇相比，他的死已是太人道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亦称东京战争罪行审判，1946年5月3日在日本的首都开始。审讯的范围大得惊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吸引了20万观众和419名证人。审讯的文字记录多达49，000页，1，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作证书，以及4，336件物证。这次审判被称作"世纪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半--是纽伦堡审判所花时间的3倍。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成为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罪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起无数传媒和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尽管只有28名日本军事和政府官员被起诉。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1，000多人，包括法官、律师、外国记者：新闻摄影师、法律工作者、军事警察、速记员和翻译。记者席的左边，升高的台子上，坐着来自11个同盟国的法官，记者席的右边是被告，观众坐在楼厅上，律师、助手和职员站在下面。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因为诉讼程序以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进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有1，000个美莱(越南南方的一个村庄，1968年美军在那里杀害了100多平民。--译者)出现”，阿诺德·布雷克曼在他的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未曾讲过的故事》中写道。在审讯期间，日本人席卷亚洲所作所为的成千上万骇人听闻的细节，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和证人证词呈现出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仅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的永久性口述历史记录，而且证明了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全部暴行的一小部分。检察当局发现，其中有日本人在其俘虏身上做医学试验，使重病和饥饿的囚犯因精疲力竭倒地死去的行军(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修筑暹缅死亡铁路的残酷条件，把水或煤油灌进受害者的口鼻直到其肠子破裂的“水疗法”，悬吊俘虏的腕、臂或腿直至其关节完全脱臼，强迫受害人跪在利器上，令人痛苦之极的拔指甲，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身坐在炭炉上，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殴打鞭笞形式(宪兵好用的一种折磨方法是把俘虏捆在树上，围着他们，用一种委婉地称作“三重攻击”或“三方会合”的方法把他们踢死)，甚至活体解剖和吃人肉。后来认定，日本人对待战俘之残暴甚至超过纳粹。纳粹囚禁的美国战俘25人中仅死一人，相比之下，日本人囚禁的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南京的暴行--也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事件--是作为整个战争时期日军行为的一个象征。合众社一名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年轻记者布莱克曼指出：“南京的暴行不是所有战争都普遍发生的一种独立的事件。它是蓄意的，是政策。东京对此是知道的。因此，它是全世界传媒的头版新闻。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部内容。”在审讯中出示的证据压倒了日方的辩护。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飞到东京，宣读他们的日记，展示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回答有关南京暴行的提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毫不含糊地痛斥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用一名观察者的话说，日本兵“就像一帮野蛮人被放了出来亵渎了这座城市"。法庭还作出结论，日本政府很清楚在南京的种种暴行。罪行毕竟是明明白白地在大使馆眼前发生的。国际委员会曾经每天都拜访日本驻外办事处和日本大使馆的代表报告当时的形势，在头6个星期甚至一天提两次抗议。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个人会见日本的高层官员，包括广田弘毅，通知他日军的暴行。此外，1937年和1938年驻华的日本无任所公使伊藤也向广田呈交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报告。 　　对南京暴行最强烈的谴责是针对松井石根的。作为当时日本华中远征军的指挥官，松井是最明显的目标：在侵占南京之前一个月，松井曾夸耀他的任务是“惩罚南京政府和无礼的中国人。”1937年12月17日，松井以极隆重的庆祝仪式进入该城，骑在红棕色的马上，接受士兵的欢呼。不过，历史学家曾提出，松井有可能做了南京暴行的替罪羊。松井患有肺结核，病体赢弱，在城陷之时他甚至不在南京。 　　由于这个问题缺少文献，松井对南京罪行的责任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争辩的课题。然而，证据表明，这个患结核病的将军对整个事件感到罪责难逃，无疑是因为在朝香宫指挥之后，他未能维持日军的纪律。为了弥补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松井在离东京约50公里的海滨胜地，他的家乡热海的一座小山上树立了一座表示痛悔的神龛。从长江岸边运去的几袋泥土和日本当地的泥土混和在一起，经过雕刻、烧焙、上釉，制成--佛教仁慈悲女神观音像。松井一家请来尼姑在佛像前念经，哀悼中国的战争亡灵。 　　然而，自我鞭挞的公开表演是一回事，愿意为枉死的人讨回公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直至今日，松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行为仍然令人费解。在证词陈述中，他没有揭示在南京所发生的全部真相，这陈述原本是会牵连到皇室的。相反地，他一派胡言，不是撒谎就是偶尔自我谴责一下。他试图为南京的暴行找借口，有时完全否认它们，并用他那关于佛教和中日亲善本质的拐弯抹角、含糊神秘的论述来激怒检察当局。他没有一次指责天皇。相反地，他自责没有适当地指向朝香宫亲王和天皇，而他还告诉公诉人，为他们去死是他的义务。他说，“我乐意以这种方式结束”，“我确实渴望随时去死”。 　　他的愿望实现了。法庭作出结论，南京的暴行"不是经秘密命令的，就是故意之所为”，并判处松井死刑。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总共是7个日本甲级战犯，包括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后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不幸的是，南京暴行的许多主要的罪犯--或那些原可以用其皇家权威制止强暴的人--一天也没有出过庭。 　　中岛今朝吾将军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去世。由于尿毒症和肝硬化，此人死于1945年10月28日，最严重的一些南京暴行就是其部队所为。有传言说中岛是个酒鬼，是自杀身亡。不过，他的长子说，他的病是由于吸入自他受雇进行化学武器研究和教学之后就接触的气体。凑巧的是，一名美国军事警察来询问中岛有关战争罪行的事，到了他家门口，正好碰上医生在通知其家人中岛死了。中岛的传记作家木材邦宪认为中岛奉行了“不留俘虏”的政策；他引述中岛之子的话说：“如果我父亲活着，他可能逃脱不了死刑。” 　　柳川平助将军也死于1945年。不过，在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之前，他和朋友菅原丰面谈了几次，他利用他们谈话的全部七本记录出版了一本书。虽然这本书主要是赞美柳川的军事业绩(菅原写道，"他是个杰出的人，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它确实提到达了南京的暴行。柳川对整个事件简直是不屑一谈，他向菅原保证关于其士兵暴行的报告纯属“捏造的谣言”。他反而夸耀说，他的士兵在南京非常遵守严格的纪律，甚至进驻中国人家时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穿上拖鞋。 　　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后又活了很久，但从来不曾为他在战时的行为面对彻底的道德清算。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同意日本天皇免于审讯，所以没有作为被告，甚至没有作为证人传唤他。因为投降的条件使日本皇室的所有成员免受指控，裕仁的叔叔朝香宫亲王(在他的指挥下制造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也逃脱了审判，使他完全不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露面。 　　豁免裕仁的战争责任的决定及更加糟糕的保留其皇位的决定，后来妨碍了日本人民自身对其二战罪行的历史的觉悟。根据裕仁的传记作者和著名的日本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所说：“许多人会觉得难以相信他们曾是侵略和近乎种族灭绝的谋杀的共犯，而他们曾如此忠心侍奉的天皇却从不用为其自身的言行承担责任……麦克阿瑟为后来日本关于战后君主玫体的保守言论准备了根据，这些言论否认昭和天皇曾握有实权。” 　　裕仁天皇在南京暴行中作用的详情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因为缺乏可用的原始权威资料。不像纳粹政府的记录，由同盟国没收并用缩微胶卷拍摄下来，后来在战争罪行审判中用作证据，日本人在麦克阿瑟将军抵达之前故意销毁、藏匿或篡改了他们大部分的战时文件。甚至连美国占领军确实在1945年设法获得的多数日本高层军事记录--一位教授称这些文献为“历史的无价之宝帼"，也在10年之后，在它们还没有恰当地用缩微胶卷摄下之前，由美国政府令人费解地、不负责任地还给了日本。由于这些原因，如今实际上不可能证实裕仁天皇是否计划、赞成，或者甚至是否知道在南京的暴行。 　　也许唯一的一部试图阐明裕仁与南京大屠杀有牵连的英文著作是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在他的书中，贝尔加米尼声称，日本设计了一份征服世界的复杂精细的蓝图，而那个决定侵占南京的人就是裕仁本人。贝尔加米尼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表面上看引用了日本的绝密信息)，来说明导致南京悲剧的一系列事件。不幸的是，贝尔加米尼的书受到有声望的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断言他举出根本不存在的原始资料或者引用神秘的、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提供者所说的、惊人而无法证实的东西。 　　更添混乱的是学者之间关于征服世界的日本的帝国阴谋是否曾经存在的争论。人们相信，在1927年远东会议期间，首相田中义一曾向天皇呈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为“田中备忘录” (即《田中奏折》。--译注)，据说概括了当时日本的野心。报告断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业也。” 　　如今，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伪造的，可能是从俄国人那里传出来的。但是，1929年9月这份备忘录第一次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它使很多人相信，日本侵略中国是其征服全球的、计划周全的阴谋的一部分。田中备忘录的英文本后来在上海的报纸上以英文刊出，而且甚至激发了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太阳血》。在影片中，詹姆斯·卡格尼为了拯救世界企图偷取日本的总计划。如今，田中备忘录仍大大地左右着世界的想象力：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田中备忘录是可信的，而中国的百科全书、辞典，以及英文报纸和电讯社文章继续把备忘录作史实引用。 　　当前，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有一个征服世界的预谋。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国家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进行的调查表明，这样一个密谋是不可能的：日本的陆军憎恨海军；在东京的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在满洲的关东军在干什么，等到知道已为时太晚；外交部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是冷淡到守口如瓶。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裕仁一定知道南京暴行的事。(赫伯特·比克斯个人认为，"裕仁可能不知道"是"难以置信”的。)首先，它是世界报社的头版新闻。其次，他自己的弟弟该会告诉他骇人听闻的细节。1943年，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曾在日本皇军侵华远征军的南京司令部当过一年参谋，他在那里听一个年轻军官说过用中国俘虏作刺刀练习的活靶以训练新兵。这名军官告诉亲王，"这样能帮他们提高胆量"。惊骇万分的三笠宫把这种练习描述为“真是一个恐怖的场面，只能叫作大屠杀”。“出于要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亲王发给年轻的参谋们一份调查表，征询他们对战争的意见；准备一次演讲，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并写了一份报告：《一个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反省》。这篇文章被认是有争议的和危险的，但因为三笠宫有皇族血统，他没有因为写了它而受到惩罚。后来，日本军方没收并销毁了多数的文本，但有一份幸存下来，最后在国家议会档案馆收藏的缩微胶片中发现。 　　如果这件事在军事审判期间揭出，皇室和军事指挥部都会受到牵连，因为他们得知日军胡作非为的消息后，没有制裁战争罪犯。(三笠宫承认他“零零星星”地向其兄长天皇汇报了中国的形势，并甚至和他一起看了一部关于日本人在华暴行的新闻片。)但是，三笠宫的坦白直到1989年才出现，差不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半个世纪之后。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确切知道，在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裕仁知道什么关于南京的消息，但是那份报告表明，他得到消息后异常高兴。在中国的都城沦陷后的第二天，天皇向闲院宫亲王，即天皇的叔祖父和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表示“极为满意”，而亲王反过来给松井石根发了一份贺电说：“有史以来不曾有过如此非凡的军功一。裕仁甚至邀请松井、朝香宫和柳川去他的夏宫，并赠送他们有天皇菊花浮雕魄银花瓶国。 　　结果，皇室不仅逃脱了法庭的审查，而且继续享受悠闲自在、全民崇拜的生活。举一个例子，朝香宫亲王退休之后，每星期和裕仁一起看一次新闻片，帮他照料王子俱乐部，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直至去世。(朝香宫不仅擅长这项运动，而且对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有浓厚的兴趣，成了位于日本东海岸度假城市箱根的大箱根乡村俱乐部的高原高尔夫球场的设计师。)裕仁本人则过着平静而尊贵的生活，直至1989年逝世。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不只一人认为，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当许多曾经蹂躏南京人民的日本人从日本政府领取全部养老金和其他津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受难者却默默地忍受贫穷、耻辱，或是漫长的身心痛苦。 　　这种正义的颠倒是伴随着冷战开始的。美国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卷入战争的领导人的统治。但是战后的苏联违背了其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德国的部分领土。当东欧共产主义的“铁幕”降临之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击败了蒋介石，并迫使其政府撤退到台湾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有100万朝鲜人、25万中国人和3．4万名美国人死去。由于中国、苏联和北朝鲜成为美国新的战后敌人，美国突然把日本当作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基于此，华盛顿决定保持一个稳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美国几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体系，并允许许多战犯逍遥法外。就这样，当纳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纳粹战犯被捕获并带上法庭的时候，许多日本战时高级官员却重新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竟然被选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为首相的岸信介。--编注)。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南京处于一种与国际社会相隔离的状态。在几十年里，中国政府不仅断绝了同西方的来往，还驱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为南京安全区负责人员拯救了很多中国人生命的外国人。 　　1995年夏，我成为西方首批摄录南京暴行部分幸存者证词的人。令人遗憾的是，如果我早10年访问南京的话，还可以找到很多完整的大屠杀遗址，因为那时南京还是历史保护的典范，许多30年代的建筑还保鼠着。但从80年代未到90年代，南京刮起了狂热的土地开发风，许多古迹被破坏，而代之以笼罩在浓雾之中的豪华宾馆、工厂、摩天大厦和居民楼。就连著名的南京城墙也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些城门作为观光的景点。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因为在大屠杀之后，南京的人口已增长了近10倍。就在这繁荣之下，还有与过去相连的鲜为人知的人的纽带--南京大屠杀年老的幸存者。在南京的学者们的引导下，我见到了一些散布在南京城各处的幸存者。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震惊和悲哀。幸存者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子里，屋里堆满了瓷器碎片，散发着浓烈的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得知，由于在大屠杀中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创伤，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几十年来无法正常地生活。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即使来自日本的最少量的经济赔偿，也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的。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虽然中国多次发表对日本人宽宏友善的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索取国家赔偿的协定。另外，帕克还指出，即使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但根据不容否定法的原则，该协定也不能侵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见的幸存者大多不知道国际法的这些错综复杂之处，而是认为已经剥夺了他们索赔的权利。一个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几乎被活活烧死，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中国原谅日本罪行的谣言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由于他们曾像活菩萨一样拯救过南京，他们的精神也为中国的幸存者们铭记在心。 　　在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区的领导人做过的事，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际。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被逐出中国，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自杀。当我在中国谈话的幸存者听到这些时，他们十分痛苦。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是怎样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的报纸文章把南京的美国人当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刘易斯·斯迈思在一家地方报纸还读到一篇文章，该文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还让数干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无独有偶，另一篇文章还指责说，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他还引用了一个幸存者的话：“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关于日本暴行的照片旁还印着标语：“记住南京大屠杀，防止美国人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样的宣传使斯迈思感到震惊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见，他在南京呆不长了。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对拉贝来说用处不大，因为西门子公司还没有给他一个长期职位。)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译注)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译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译注)。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任何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点不同，像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等，我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噢，但愿想家的愿望就能治愈我的创伤! 　　6月3日，英国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区(柏林的一个区--译注)非纳粹委员会终于给我免除了纳粹的罪名。判决为：“尽管你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区的代理领导人，回到德国后也没有退出这一组织(厄休拉·莱哈特指出，拉贝如果这么做会被杀害)，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接受你的请求”，等等。 　　这样，精神的折磨终于有了尽头。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负责人们都业祝贺我，公司还让我休假，以恢复我的疲劳。 　　今天，多拉带着我们的一个中国木像去看常常给我们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欢这个木像。孔(拉贝的一个中国朋友--译注)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地毯，我们送给了托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给我们300多个土豆。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这些包裹仿佛从天而降。1948年6月，从拉贝的几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贝是多么需要他们的帮助，这些信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的档案馆里。国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拉贝一家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当拉贝给南京写信时，柏林的市场上连面包都没有了，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宝贵。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贝也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这些材料包括：拉贝及其他外国人的目击报告、报刊文章、广播消息、电报及屠杀的照片。无疑，拉贝已认识到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或许，他已预见到这些材料会在未来出版。拉贝去世10年后，厄休拉·莱因哈特的母亲从拉贝的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并把这些材料交给莱因哈特。可惜不是时候：当时的莱因哈特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莱因哈特委婉地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则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知道，甚至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几个原因。据莱因哈特说，拉贝曾告诉奥托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谨慎很可能与他曾受过盖世太保的折磨有关系。但拉贝家人不愿公开这些材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拉贝的一些家人曾为拉贝的纳粹身份担心气另外，即使这些材料很有价值，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版一名纳粹的材料或是宣扬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纳粹对自己的记录也保持着沉默。在发现拉贝的材料后不久，我得知另外一个纳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日记，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在90岁时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在他的书桌里发现这本日记。彼得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收到我的信时刚刚发现那本日记。这真是幸运，如果我的信早到一个月，彼得只能告诉我他父亲只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几篇报刊文章。时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从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记。我想这与拉贝将南京暴行的报告呈给希特勒后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关。在日记的最后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无疑是克勒格尔的字迹：“这一切与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须对此十分谨慎。”是厄休拉．莱因哈特最终将拉贝的英雄事迹公诸于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时，她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她从叔叔(奥托·拉贝--译注)那里借来材料，决定亲自读一读。然而，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体强奸妇女和中国受难者被活活烧死的描写使她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她还是摆脱不了恐惧的心情，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一个显然要引起争议的观点：日本人在南京对受难者的摧残甚至超过了纳粹的残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还要坏得多。 　　莱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开这些日记的影响。她认为这些日记会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炸弹，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为联合国工作的曾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莱因哈特决定将日记公开。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莱因哈特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莱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飞机送到纽约。在纽约，日记的副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捐给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该日记首先在《纽约时报》披露。之后，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宁斯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组织做了报道。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日记价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具结论性的证据，同时，这是一份从纳粹分子的角度写出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拉贝的记述增加了美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的真实性，不仅是因为一位纳粹缺乏编造南京暴行的动机，更是因为在拉贝记录中，将美国人日记从英文译出的内容与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国，学者们在《人民日报》上声明，拉贝的日记印证了中国很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压抑的纪实资料，细致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冲突。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们将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通过它，人们能够了解每一天的事情，为早已广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个故事。” 　　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声明了拉贝日记的重要性。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闻》上声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出自一个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在于拉贝曾将这份报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了解南京发生的暴行。拉贝曾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干叶大学的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一个自己的祖国同日本是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件，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当时，德国正对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举棋不定。但是，里宾特洛甫(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注)就任外交部长促进了德国与日本结盟。在这样紧要时刻，拉贝还试图让希特勒了解南京的暴行，拉贝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个题目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很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这种无知甚至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之中。一位妇女曾问我：“南京?是什么，是一个朝代?"从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怜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60年前曾是美国报纸头版消息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这场屠杀的主流影片--即使这一事件包含着与《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戏剧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准备写这件事。 　　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感到一阵恐惧：30万中国人被杀害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消失一样；有一天，世界会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话，南京的暴行是一个骗局，是捏造出来的--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为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同时也研究历史的编写--去检验历史的力量，检验历史的制作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在历史之中，而让其他的归于乌有呢?具体地说，像南京的暴行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以至世界)集体的记忆中消失的? 　　很明显，南京的暴行没有被广泛地传播的原因之一，在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待其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或许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认，不仅是纳粹分子，德国战时政府也应对战争罪行负责。而反观日本政府，它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一样做。于是，虽然有些人为使日本社会正视残酷的事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但很多日本人继续把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所为，有的甚至认为一切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在日本，关于二战期间发生事件的各种竞相矛盾的故事还在不断出现。根据日本时下流行的篡改历史分子的观点，这个国家对战争期间任何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不负任何责任。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抑制中拯救亚洲。的确，作为对其崇高努力的回报，日本自己在广岛和长崎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这种涂抹历史的东西还写进了日本的历史课本，这些课本不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还加进了明摆着是编造的军事行动的内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里，为了对付那些认为这种课本没有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用起诉、死亡，甚至谋杀使反对者沉默。 　　在日本，试图改写历史的不仅仅是狂热的无知组织。1990年，日本一个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同时也是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自然，这番话激怒了全世界的学者和记者。有人公开声明：“日本对南京暴行的否认在政治上就等于德国人对否认大屠杀。但是一切谴责都没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击。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石原仍然反驳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他还说，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就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当然，在90年代约翰·马吉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儿子戴维·马吉却努力驳斥了石原的说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采访，并出席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他父亲的文章，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仍健在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则采取直接行动。为驳斥石原的说法，已经退休住在圣迭戈的德丁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德丁对记者解释说，他在1937年确实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从上海到南京一带农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写在日本人向南京进发的两个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说法也很容易驳斥。当年，几十种西方报纸都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同期报道，甚至日本报纸也登载了关于大屠杀的详细报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时写的，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约翰·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写，比如"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和"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但是，石原并没有住嘴，他还说，中国声称的南京大屠杀影响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心。由于人们对石原以前说法的驳斥，使得石原不可能继续重复所说过的话，石原稍稍转变了一下立场，但他还是顽固坚持一点：即使德国人为杀害犹太人道歉，但不意味着日本人也要这么做，在任何情形下，日本人都不应承认对任何错误负责。 　　尽管如此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石原的职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卷入这场争论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是永野茂门将军。1994年春，在任职内阁法务相期间，他接受了《每日新闻》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他还告诉记者："(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长野重人还把韩国慰安妇称作"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还辩解说，当时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挤垮的危险"。亚洲各国对长野重人的如此说法产生了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由此，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他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声称死难人数是被夸大的。他还说，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而朝鲜心甘情原成为殖民地。藤尾还认为，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尽管藤尾此说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建日本精神”，他还是丢了饭碗。就在当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战争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长官，战后发迹，成了日本法务相，甚至还当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为日本国士厅首脑及内阁第三号人物。当年春，他朝拜了东京靖国神社(日本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此)，并表达了他对二战的看法，他的毁灭也从此开始了。奥野告诉记者：“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叫做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这些话在亚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奥野就改口说：“我没有说日本不是侵略者。我只是说日本不是唯一的侵略者”。5月，奥野被迫辞职；但他始终毫不改悔。他说，他之所以下台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 　　--1994年8月，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声称，日本不是为了侵略而进入战争的。出于对中国强烈抗议的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政府对一个日本内阁部长无耻扭曲历史事实的官论再次深表遗憾”村山富市为樱井新的言论道歉，指责樱井新的话“不合适”，并令其在午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收回所说的话。 　　--1995年，身为日本通产省大臣并在自民党影响颇大的桥本龙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宣称，在二战期间，日本的意图仅仅是向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开战。他说，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但真的没有侵犯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官方否认历史的行为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棍山静六的一番言论就激怒了一些亚洲国家。尾山说，在二战期间，日本皇军的性奴隶和强暴受害者根本不是(被迫的)奴隶，而是自愿的妓女。1997年1月，尾山声称，日军的慰安妇是"为了挣钱"，与当时日本合法从业的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令人惊异的是，尾山的这些话恰恰是发表在日韩两国首脑周未会晤前夕。对于尾山的言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韩国总统金泳三都深表愤怒。 　　后来，棍山作出了道歉的姿态，但他的道歉缺乏真诚并具挑衅性，激怒了评论界。他说，自己的言论“在日韩两国首脑会晤中引起一些不快，也在韩国人民中引起了误解”，但尾山拒绝收回他最初的言论。尾山的嘴并不仅仅给他带来这一次麻烦。早在1990年，他曾把非洲裔美国人比做妓女，他们的到来毁坏了整个社区，为此，他被迫辞去了法务相的职务。 关于教科书的争议 　　日本教育弊病中最危险的恐怕是日本通过教科书审查制度故意隐瞒有关二战的重要历史信息。 　　几乎是从一出生开始，日本的孩子们就得在难以立足的教育金字塔上拼命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攀上顶峰，顶峰就是进入早稻田大学或是东京大学。在日本，有名的小学拥挤不堪，为的是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在那些中学，孩子们要从早上9点学习到下午6点；为了确保升入有名的小学，好的幼儿园也是挤破了门槛；为了给婴儿一个进入好的保育所的"门票"，日本甚至出现了特殊的产妇病房。 　　但是，尽管日本因"考试魔窟"而闻名，然而，他们的在校生从二战中学到了什么呢? 　　非常少。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患有一种选择性健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在校生才受到这样的教育：裕仁天皇的军队应为二战期间至少200万名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在90年代初，一个报纸文章引用了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这位老师的学生在学到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十分惊讶，这些学生首先想知道的是：谁赢了? 　　为什么会这样?在日本，中小学校使用的全部教材必须首先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同意。日本的批评家指出，社科类课本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 　　例如，在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有关二战的内容删去，使这本原本数百页的书只剩下6页，主要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至于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或是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这本书则只字未提。 　　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战斗者的努力，这种审查制度恐怕还不会改变。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将日本政府起诉。这一案件是一场持续30多年的法律斗争的开始，并取得了成千上万日本同情者的支持。 　　凡是见过家永的人，无不为他的赢弱而感到惊诧。这位年过八旬的秃顶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声也很小，但他体内却蕴藏着对工作坚强有力的意志。 　　家永试图向在校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材料，但文部省却干预了他的行动。例如，家永在他的教科书手稿中写着：“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马上杀害了无数的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审查官员对此评价说：”这种描述会使读者理解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马上开始单方面屠杀中国人。这段话应当修改，以免让读者做出如此理解"。 　　最后，尽管家永反对，这一段文字被改为："中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在战斗中，日军占领南京并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作为对家永与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妥协，这种说法可能使教科书审查官们感到满意。不幸的是，这种说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暗示着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日军队酣战之时。 　　审查官还要求家永删去有关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他们声称：“在人类历史每个时期的每一个战场上，侵犯妇女的事都在出现。鉴于对日本军队的尊敬，这一问题无须提及”。 　 “侵略”一词也成了忌讳。审查官认为，“侵略一词包含着不合乎道德的涵意”。文部省还对家永试图谴责日本战时行为的努力大为光火。家永是这样写的：“这场战争被誉为‘圣战’，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和野蛮行为都完全被掩盖了。其结果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无法了解真相。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与这场狂妄的战争积极合作。”文部省基于这样的原因将该段删去：“‘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和‘狂妄的战争’这种表达方式是对二战中日本处境和行为的片面指责”。 　　1970年，当家永三郎打赢这场官司(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作出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杀害他们，同时，流氓们还在家永的门外敲击碗盆，大喊口号，令其不得安宁。警察不得不护送家永及其律师由秘密通道出入法庭。 　　在1948年获过一次奖之后(他承认，那时自己是个“政治聋人”)，家永三郎一直被颁发历史学科国家奖的官方委员会遗忘了。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却在历史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努力受到了世人瞩目，引发的国际舆论迫使极度保守的日本文部省有了某些变化。到了80年代，法律诉讼事件和政治行动主义开始达到高潮。1982年，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暴行历史的歪曲成为日本一大热点，并引发了一场国际外交危机。日本4家主要的国家级报纸在头条刊登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中国和韩国的官员们也提出正式抗议，指责日本试图将其侵略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在年轻一代中复活军国主义打下基础，但是，日本教科书委员会却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们告诉记者：“用三到五行字描写南京暴行，而只用一两行字提到苏联或美国对日本的暴行，是不公正的。” 　　最后，教科书争论的公开化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引咎辞职，他曾疯狂地维护文部省洗刷二战历史的政策。其二，文部省内部已更深刻地意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不能再被忽视的。但是就在藤尾辞职前，日本防务委员会还准备了一本极右的历史教科书，该书是这样概括南京大屠杀的："南京的战斗非常激烈。据报道，在南京被攻下之后，日本军队杀害、打伤了很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因此引起了国际上的批评"。 　　当然，教科书审查之事至今还未结束。目前一些日本官员正致力于缩小屠杀的规模，而不是彻底否认屠杀的事实。1991年，文部省的审查官命令教科书作者删去所有教科书中关于南京暴行中国人死亡数字的资料，因为当局认为这些数字缺乏足够的依据。3年后，文部省甚至迫使一位作者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一天内杀害的人数从2．5万人减至1．5万人。该教科书的初版中，摘录了一份日记中的统计：在一天中“消灭”了25，000名战俘。在文部省的压力之下，教科书出版者做了让步，将日记中的摘录缩短为：“佐佐木部队消灭了15，000人。 学术界的掩盖手段 　　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一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的作法表示愤怒。(有人激动地说，"我们究竟要为我们犯过的错误道歉到什么时候?) 　　其他一些学者则充当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还与日本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联手，共同压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死亡之数字。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历史和二战史上的其他方面内容，……进行了狂热的行动。在其煽动性的声明中，……认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数字；南京大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不是平民；日本军队的亚洲性奴隶，或称"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将那些妇女得到的经济赔偿比做是："摸彩票中了奖，还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对这些妇女的道歉，并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删去与他们有关的内容。 　　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的一些农民，这些人曾于南京暴行期间在若松师团服役。小野是个单身汉，因为工厂每次轮休有36个小时，他又没有家庭责任，所以有时间全力投入这项工作。据报道，6年以后，小野已经访问了大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从30多本日记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与7个人的谈话做了录音。他的一些发现发表在《金曜日周刊》周刊上，被赞誉为是第一个完全采用日本本国的资源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或许小野最后会就南京大屠杀出版一部重要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却生活在可能会遭到报复的阴影之下。由于担心成为日本右翼狂热分子的袭击对象，小野甚至拒绝拍照。 自愿承担的审查 　　日本审查制度破坏教科书的行为不仅是仅仅由政府做出来的，媒介为了保护自己，也运用了审查制度。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而诡秘，难以使人察觉，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阴险。 　　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对南京暴行的镜头所作的手脚，明确地说明了日本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托鲁奇这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写南京暴行的镜头。贝托鲁奇知道此事后，当然十分愤怒。他说："在未经我授权甚至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发行商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南京暴行'的全部镜头剪掉了。他们还对新闻界说，我与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打算肢解这部电影"，贝托鲁奇声明："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令人厌恶。" 　　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了被剪去的镜头。发行商为他们的行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久保谷，为该公司行为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影片中南京的镜头"太惊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说，"剪这部影片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没想到它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告诉记者，剪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敬"。一位日本的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认为，决定剪去这些镜头是源自于发行商的胆小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这位评论家告诉记者，"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发行人和许多剧场主是担心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闹事，"他还说："一些这样的人还在认为，日本在中国和二战期间的行为是圣战的一部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 　　日本有勇气写关于南京暴行的书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这里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史教授。1966年，为了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访问了中国。后来，他出版了几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获奖记者，他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反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70年代和8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后来汇编成书。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结论：在1937-1938年间，日本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 　　他们两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恶毒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进行恶毒的一个批评者是铃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文章中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铃木指责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能证明大屠杀，南京的暴行是一个"假象"。根据他的文章而编篡出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奖，并从日本的文艺批论家那时获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气可嘉"的美誉。当洞富雄发表了一系列反驳文章时，日本许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铃木明一边，为他辩护。 　　另一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针对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书中使用了松井的战时日记。为了指责本多传播"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全部历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预谋的系统性地谋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篡改者们尾随之，田中也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击本多，认为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官员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积罪行。 　　两个阵营间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边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导的保守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调查结果，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上写文章，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等。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对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 　　颇具意味的是，当篡改者们亲自研究这一问题，以求获得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时，他们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努力却事与愿违。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000名成员用目击材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的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做了令强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位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长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0，000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迫于压力，这位军官把数字改为"不少于几万人"。但他的证词搅乱甚至改变了这次调查的目的，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在系列文章的结束部分写道："如此规模的非法杀人没有任何借口可讲。作为一个曾与旧日本军队有关的人，我必须向中国人民深致歉意。" 　　最令保守派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现的松井石根的日记竟有900处错误。其中多数是蓄意改变原始文献，这一丑闻令日本各地的历史学家感到震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改动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是对扭曲历史行为最坚定的批评家的田中正明。 恐 吓 　　东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极端情况下的日本恐吓体系的绝好例证。1987年，当东史郎成为第一位公开为自己在南京所扮演的角色道歉的日本老兵时，他引起了一场轰动。在去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东史郎在京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的采访。结果是招致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的恐吓。为保护自己，东史郎从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个小村庄，他还在房子里准备了大量的武器，比如警棍、球棒、胡椒喷射器、锁链等等。 　　对于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来说．他的麻烦是开始于一次提问。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袭击珍珠港47周年的日子，市议会中的一位共产党员向他询问对天皇战争罪行的看法。当时，日本裕仁天皇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国停止节假日活动，哀痛昭和时代的结束。本岛均回答说，通过阅读国外关于战争的记录，加上自己当过兵的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反应。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员们和自民党地方党部要求市长收回所说的话。但本岛均拒绝了，他宣告，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为了迫使市长屈膝投降，本岛均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骚拢和恐吓的运动。自民党员们不仅撤销了他在该组织中的顾问资格，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杀死本岛均。1988年12月1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着要把本岛均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的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来自无数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团体赛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均。裕仁天皇死后不到两周，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刺杀行动使全日本的极端分子激动不已，他们当中很多人声称，这二行为不过是对本岛均"神圣的惩罚"。 结语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战争中无数野蛮行径中的一个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头一个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而将其用于威胁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后，日本又发动其军队开始屠杀，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发展到中国内地。 　　虽然日语中没有一个词等同于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日本天皇政府却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实施人工灭绝的政策。其中最残忍的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枪光、烧光)，因为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日本人进行了猛烈和有效的斗争。一位沮丧的日军上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被杀掉。”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中国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的作者R．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为对付中国人，日本人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因怀疑中国村庄帮助了在1942年4月东京杜里特空袭中的美国飞行员，日本人对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进行报复。在可以降落轰炸机的地带，他们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还破坏了方圆2万英里的所有中国机场。像所有在战争中遭到践踏的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袭。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中国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害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 　　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R．J．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900万中国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学者们认为，侵华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灌输形成的。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种族不同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独特性受到了威胁)。尽管这样，皇军中许多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低于人类的人种，对他们来说，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臭虫或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事实上，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各个级别的日本军人时常把中国人同猪相提并论。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告诉一位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他们是猪。”在南京，一个日本军官把中国俘虏十人一组绑在一起，把每一级推进一个坑里，然后烧死他们。这位军官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在杀人时的感受同他杀猪时一样。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给暴力冠以神圣的光环，使暴力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必要性，这种力量丝毫不亚于在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那种驱使欧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讲演中，一个日本将军说：“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帝国的风范，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的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义。一位曾参加过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使命。当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他毫无疑问地回答：“天皇。”有一个比上帝还高大的东西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认为战争，甚至包括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最终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当做达到胜利的必要工具，这个日本的胜利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并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那些无情地殴打学生和士兵的老师和军官身上，他们在殴打时坚持认为这全是为了爱护。 　　或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日本侵华行为时总结了这种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对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与敌人战争，而是去抚慰(被打击的)兄弟。”后来，他又谈起入侵中国：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相信这种战斗是帮助中国人进行反思的一个途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正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了使小弟行为端正，不得不严责他。 　　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本书的初衷是从日本颠倒黑白的宣扬者的贬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它是一部对人性阴暗面的个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浅薄。也有人认为日本人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但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从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屠杀中强权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历史上大屠杀的人已经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强权才会制造像南京暴行这样的惨剧。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杀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尔(democide是他杜撰的术语，包括了种族灭绝和政府进行的大屠杀)，完成了对本世纪和古甘暴行的系统、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编注)的一句话概括这个令人难忘的研究：“强权杀人，绝对的强权绝对地杀人。”拉梅尔曼现，一个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强权，它就越容易因其领导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阴暗的冲动驱使，向他国政府发动战争。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众多暴行，如果不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专制制度发展的结果，是由军队和皇族控制的强权驱动整个民族，实现少数拥有大权者的病：目标所导致的。 　　我们还有第三个需要汲取的教训，它或许也是最惨重一个教训。它存在于人们在接受屠杀上那种可怕的悠闲之中，它使我们大家都成为难以置信的恶行的被动的观众。当年，南京的暴行曾占据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时，大多数世人却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南京暴行的反应竟与最近人们对波黑和卢旺达暴行的反应有着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万的人令人难以置信地悲惨死去的时候，全世界只是在看着CNN的新闻，袖手旁观。或许可以说，由于战刚屠杀十分机密和迅速，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地阻止纳粹党人的“最后解决”，直到盟军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惨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开始接受有关报道的真实性。但对于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杀，我们没有这样的借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凡乎我们每个人的起居室里也曾天天播放着波斯尼亚的暴乱。显然，只要罪恶离我们远得不足以对个人形成威胁，人性中一些扭曲的东西社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绝为他们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发生过大屠杀，更有甚者，日本的极端分子还试图在世界历史中涂抹掉这一事件。要了解这种不公正的程度，人们只须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政府在战后的赔偿就一清二楚了。虽然仅金钱本身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但至少可以说明罪孽的元凶究竟是谁。 　　作为赔偿，德国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还要在2005年赔偿200亿德国马克。如果把所有的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款，这些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日本人则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赔偿。有一个时期，就连瑞士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补偿战争中受到损失的犹太人的帐户，而许多日本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任何应当赔偿或是道歉的事。他们还诡辩说，他们的政府被指责所犯下的许多暴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确凿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其他辱没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今天，日本政府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事宜都已被1952年旧金山和平协定所解决了。但读一下这个协定就会发现，问题是要搁置到日本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再进行解决。协定第五章14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已是共识。但是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有目共睹，所以，须等其经济复苏，再向各国的所有损失和痛苦进行彻底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时期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仅躲避了赔偿的责任，还从美国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从美国的敌对国成为经济强国和竞争者。现在，亚洲人民十分关注日本人中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引起了许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宾外交部长、普里策奖获得者、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更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对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也很有头脑。在二战末期，没人能想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做到了。如果你给他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他们将真的会成为军事强国。" 　　但冷战已经结束了，中国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他曾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欺凌的亚洲国家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能够同日本相匹敌。在今后的几年里，人们会看到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积极的大跨步行动。美国社会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亚洲人。与他们密集于科技领域听父辈们不同，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扩大在法律、政治和新闻业中的影响--在北美历史上，亚洲人很少在这些领域涉足。 　　从我开始写作本书到脱稿期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南京暴行以及关于慰安妇、日本用战争受难者进行医学试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的暴行纳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商也已规划了建立中国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已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战争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为一项提案，不久将会进入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豪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迫使日本政府面对其战时政府罪行全部事实的运动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对官方否认战争暴行的行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跃的日本人认为，如果日本想在未来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须承认过去。1997年，日本复交友谊协会(一个民间团体。--编注)发表了以下声明：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负，它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给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带来了苦难。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15的岁月中，日本一直发动着对中国的战争。持久的战争使数千万中国人成为受难者。在此，我们真诚地为日本过去的错误道歉，请原谅。 　　当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可以继续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战争当做“圣战”，而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或者同本民族过去的残暴行径决裂，认清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它才无法将其可怕的“爱”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如果当代日本人不采取行动去坚持真相，历史就会给他们带来如同其先辈一样声名狼藉的危险。 　　对于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仅在法律上有责任，更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承认。至少，日本政府应当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并赔偿浩劫中的受难者。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屠杀的真相教育给将来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还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合上自己历史上污迹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话，这些早就应该做到的工作对日本十分重要。 中译本出版后记 　　本书是一本以档案和口述资料为基础的新闻体优秀历史著作。原书是用英文写作的，有大量的人名，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姓名。日本人姓名完全是罗马字拼音，要译成日文汉字，除一些著名人物外，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名，翻译起来难求准确；书中中国人名又多系按广东方言发音译成英文，现在要再还原译成按普通话发音的姓名，除一些知名者外，难度更大。基于此种技术上的原因，原书中有“致谢”一篇，文中有大量无法查考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姓名，如果按原文照录或音译留存，对我国读者意义不大，因此只好略去不译。此外，尽管译者和编者尽力做了查考工作，译文中难免仍有姓名译名不准确处。以上情况，敬希张纯如女士和读者见谅。 　　本书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和分析其渊源，深入、全面、严谨，是极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对提醒世人勿忘这次亘古未闻的空前惨剧，起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警世作用，我们在翻译时除略去个别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评论性词句外，均全文照译。 　　本书编者和译者对作为华裔美国人的张纯如女士所表现的强烈的正义感、严肃的职业责任心和华夏子孙的民族亲情表示钦佩。广大读者读过此书，当会人同此心，与我们同感。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孙英春（序言、导言、第九章、第十章） 　　徐蓝（第一、二、四章） 　　王一禾（第六、七、八章） 　　鲁静（第五章） 　　韩莉（第三章） 　　孙英春还担任本书统稿和部分校订工作 　　　　　　　　　　　　　　　　　　　　　　　　　　　　　1998年2月 制作：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