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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出色的外交活动，赢得廿七顶博士帽 　　十二风水都被胡适一人占去了 　　胡适同胞命运多舛 　　胡适子侄夭折 　　胡适姻亲书香门第 　　十三“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之做礼拜” 　　胡适之的县邑乡里 　　胡适之营救共产党人 　　胡适之的北大“兔子年轮” 　　胡适之与周氏兄弟的情结 　　胡适之被郭沫若吻了一下 　　胡适之：《追悼志摩》 　　胡适之为齐白石编撰年谱 　　胡适之推荐王国维 　　王云五，胡适之的亦师亦友 　　第一要拜访我的朋友胡适之 　　十四告别京华，寂寞海外 　　1948，行色仓皇别古城 　　五十年代，夫妻相依当寓公 　　1950，图书馆长冷板凳 　　51、54，两次台行鸣自由 　　54、57，大陆台岛剿幽灵 　　十五像将军一样倒在沙场 　　遗嘱?南港?一个中国 　　“雷案”?住院?祝寿 　　吴健雄?最后一天?绝唱 　　尾声 　　追念法德兄（代跋） 　　我原以为绩溪县城西40公里的上庄胡氏和县城东南10多公里的大坑口（古称龙川）的胡氏是同一宗族，非也。结伴而行的杭州徽州学研究会诸君异口同声说，胡氏在绩溪是个皇皇大姓，名人辈出，但众多胡氏裔孙并不全同宗脉。同一宗脉的，大约四支，即绩溪“四胡”：龙川尚书胡；上庄明经胡；县城金紫胡；县城遵义胡。了解这一知识后结合我踏看所获，不妨简述如下： 　　——龙川胡氏。此宗自东晋散骑常侍胡炎于咸康三年（337）由山东晋州濮阳迁居瀛洲龙川始，传至胡锦涛一代，已历1600多年，凡48世。至今，这个村坊里还留有两座不朽建筑物，记录了龙川胡氏辉煌的历史：一座“奕世尚书”石牌坊，一座号称“江南第一祠”的胡氏宗祠。龙川的石牌坊历史上有14座，不但是绩溪之最，也为徽州之首（多现在有名的棠樾牌坊群3倍），现留有的“奕世牌坊”高10米，宽9米，四柱三门五楼，造型庄重，气势宏大。每层翘角均雕有盘龙戏珠，还有很多镂空浮雕，十分精美。此坊是为明朝户部尚书、太子少保胡富（1445——1525）和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胡宗宪(1512——1565)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建造的。由于他族叔侄俩正隔六十年一个甲子，故称“奕世”。该石坊北面匾额为“奕世宫保”，南面匾额为“奕世尚书”，均为明名臣文征明手迹。“奕世”坊已被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氏宗祠则是1988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祠建于宋朝。明嘉靖戊戌进士胡宗宪为皇帝起用，面对东洋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日益猖獗形势，敕封为总督江南七省军务以抗倭。胡宗宪以徐渭、沈明经、茅坤、文征明等文官为幕僚，用俞大猷、戚继光等武将为军事骨干，制订“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的抗倭战略，终将倭寇荡平。他衣锦还乡，于1547年，大兴土木整修这座宗祠，从此定下了基本格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再次大修。近年来，从1988——1993年间，由国家文物局规划，按原来规格与风格，人民政府投资近百万元，分两期进行大规模整修。大概由于皖南山区这个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胡氏宗祠像许多明清民居一样，历经500多年人世风雨，至今还很完整保持当年徽派建筑风貌，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特别是宗祠内共计2424件“三雕”——木雕(2180件)、石雕、砖雕——艺术精美绝伦。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赞“故宫也没有这样精细，这样生动”。自宋至清嘉庆的850年间，这个村的胡氏子孙科举中进士的共有12人，被朝廷封官晋爵的有11人。又说绩溪县历史上共有进士100多人，而龙川有24人，占四分之一。故龙川又有“进士村”之誉称。 　　——明经胡氏。明经胡氏始祖胡昌翼，原姓李，是唐皇朝李氏的后裔，因登五代后唐同光（923——927）明经科进士，故称明经胡。但因此又有“李改胡”、“假胡”之称。明经胡氏迁居绩溪始于宋开宝二年（966年），1007年始祖胡忠定居龙井村（古称宅坦）。龙井村又称下庄村，与上庄村向邻，都属上庄镇。上庄胡氏，当然可以42世裔孙“无双”博士胡适（1891——1962）为代表（拥有36个博士学位）。胡适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功载史册的。胡适长期执教北京大学，并任校长四年（1946——1949），因而对北大学子造就北大学风，应有所建树，这也是客观存在的。胡适政治立场极右，但首先是位大学者，他的学问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红学、地理学……胡适不愧是中国一代文化名人。绩溪朋友告诉我，安徽有家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40卷本《胡适全集》，无疑是件巨大的文化工程。有许多人不大知道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其实他应该是有功的。从1938年到1942年，他出任驻美大使。由于他能经常直接见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所以他在美游说反对美日同盟，支援中国抗日有独到之处。据说，1941年12月7日日美谈判破裂，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向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消息是罗斯福首先用电话告诉胡适的；胡适当即急电报告重庆蒋介石。上庄村胡适故居第二进厅内，悬有一块“持节宣威”的匾额，是当年家乡父老以寿礼（贺胡适五十诞辰）相赠的，表彰他在使美任上为国家抗战作出贡献。这块匾下还有幅胡适父亲胡铁花官服画像。胡铁花是位爱国将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出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钦加三品衔。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胡铁花与台南新军统领刘永福拒不降日，死守基隆，退守宜兰，英勇壮烈。最后胡铁花因患致人死地的脚气病，撤到厦门，终于殉国。现在，在上庄村还能寻觅到“七星宝剑”“诰命夫人箱”等胡铁花将军的遗物。绩溪的百姓一直在怀念胡适，现在上庄村（镇）那条通往胡适故居的巷子，被命名为“适之路”。 　　明经胡氏裔孙在历史上登进士科第的人数十分可观，自始祖五代后唐胡昌翼登明经进士科，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胡志浩登进士第，累计有26人，其中五代1人，宋代18人；元代2人；明代2人；清代3人。这还是个不完整的统计。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小小上庄村，人杰地灵，这里还出了位徽商名人，就是“胡开文”墨庄的开创人胡天注（1742——1808）。《蕙的风》和《六美缘》的作者“湖畔诗人”汪静之（1902——1996）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金紫胡氏是生活在绩溪县城的一宗学问世家。其始祖是宋朝名臣胡舜陟（1073——1143），他因受封金紫光禄大夫，故其后人冠以“金紫”。其子便是名垂史册的宋朝一百卷《苕溪渔隐丛话》辑撰人胡仔（1110——1170），其后人致力汉学众多，历元、明、清四朝，好学立说之风，绵延不断，共有154种著述（解经为主）问世，35人中举。尤其是清朝乾、嘉、道年间，胡廷玑、胡清焘、胡秉虔、胡培翚祖孙五代，攻研《周易》、《诗经》、《春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学富五车，著述丰盛，成果独到。尤其对“三礼”的诠释考证训诂方面，堪称为“三胡礼学”或“绩溪解经三胡”。 　　顺带说则轶事。蔡元培曾把胡适这一宗“李改胡”错弄成“金紫胡”，1918年为胡适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肚里自明，却默“领”了30多年，直到50年代在口述自传时，才对唐德刚予以“更正”，说：“我家世代乡居，住在距绩溪城北约50里的乡间，历代靠小本经营为生的，与绩溪城里的胡氏不是同宗。” 　　——遵义胡氏又称尚书胡氏，也世居县城，因元末胡氏一族由浙江乌程移居绩溪遵义坊，故名“遵义胡”，是明朝名臣工部尚书胡松（1490——1572）的后裔，他们大都经商，从事中药、茶业、绸布诸行业。徽商的诸多特征从他们中得到集中反映。他们中知名者有胡名教（1768——1832）、胡名泰（1798——1838）、胡定熙（1820——1886）祖孙三代，先后、分别在屯溪开设“资生药店”、“俊记南货店”、“椿记药店”，在兰溪开设“聚和敬”、“恒源”等商店。近现代则是胡嗣迪（1847——1932）在上海创立上海“汪裕泰”茶叶庄及其多处分店，他还被推为上海茶叶商民协会执行委员。 　　绩溪还有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徽商，胡桂森（1877——1950）。他武术得传于一位乞丐，身怀绝技，在武汉三镇光扬徽帮名菜，并威镇群痞，开设胡庆园菜馆、胡元泰茶叶庄等14家大商店。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顶（二品）商人”胡光墉（字雪岩1823——1885），是后期徽商的代表人物。他是绩溪县临溪镇湖里村人。发了大财后，便在杭州开阜康钱庄、胡庆余堂中药店，营造芝园别墅，穷奢极侈，享尽人间富贵欢乐，但从未返里，做点造福桑梓的善事，所以绩溪人就把胡雪岩淡忘了，当作杭州人了。此二胡不知该入绩溪何宗？有待徽学家研究了。 　　总之，诚如绩溪人士所说“邑小士多”，此言不虚。笔者仅在踏访龙川、上庄胡氏后裔中，不意引出了这么多的胡氏一姓名人，如一串串璀璨的明珠，可见徽州学（地域包括歙县、休宁、黟县、绩溪、祁门、婺源6县）之涵盖天地、博大精深了。 　　虽然明经胡氏是“李改胡”、“假胡”，但由于特定历史环境铸成的已有1000多年的事实，“假胡”自然成“真胡”了。其缘由是应该追究一下的。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也是唐皇朝覆没前夜，节度使、原黄巢起义军叛将朱全忠（温）以歧兵逼畿甸”为由，逼迫昭宗李晔由长安迁都洛阳。李晔不想东迁，奈他左右都是朱温的心腹，他们都紧促启驾，只好于正月下旬，携后妃及诸子离开长安。迤逦东行，行至郏县，已是三月，传来京城长安宫阙乃至官廨俱被拆毁的消息，木料沿渭河、黄河而下，朱温发两河诸镇壮丁数万，在东都大兴土木，建造宫室。何皇后对昭宗说：“自今大家夫妇，委身贼手矣！”他们自知，此去东都必死无疑，并将遭灭族之灾。两人商量，将何后所新生在襁褓中的第十子“效绔中儿，护以御衣，侑以瑶玩，匿讳民间”，托付给近侍婺源人胡三（清），速速逃匿。果然，同年仲秋（已由天复改元天佑），朱温在洛阳指使属下追杀了38岁的昭宗李晔，立傀儡太子李柷为昭宣帝（没有改元）。宫廷政变的悲剧持续下去，朱温于天佑二年（905年），在九曲池畔一一缢死昭宗的九个儿子，抛尸池中，接着又在积善宫弑何太后。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用毒酒处死唐昭宣帝，禅位称帝，结束了289年的李唐朝天下，建立朱氏后梁，为五代之首朝。 　　再说胡清逃得快，潜入他的故乡徽州婺源，在考川（现江西婺源县紫阳镇西考水古村）住了下来。胡清作为义父，精心抚养李氏皇家最后一丝血脉，也为安全计，将“皇子”弃李姓归姓胡，并取名“昌翼”，意为“大得覆翼”。昌翼在这个“龟蛇”把谷口、四面青山环抱、三条小溪纵贯的山村宝地潜心读书，到21岁时，已是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赴科举，以《易》登明经科进士第。这时他的义父胡三“授以御衣瑶玩，以示太子实”，让他明白自己的真实出身。昌翼劫后余生，心灰意冷，“遂不仕，隐居考川”。胡昌翼在考川生活怡然自得，活到96岁，旁观战乱争纷五代十国历史结束，又过了宋朝太祖、太宗两代，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十月三日才归天。可谓封建战乱历史上的“世纪老人”了。他在学术上很有建树，一生倡导明经学，尤精邃《易经》，著有《周易传注》三卷、《周易解微》三卷、《易传摘疑》一卷。后世子孙尊称这位世祖为“明经翁”、“为世儒翁”。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拜题考川为“明经学校，诗礼人家”。胡昌翼还给考川留下了三首七绝，颇有唐诗遗风。 　　家住乡庄深僻处，就中幽景胜他人；林园满月犹堪玩，丘亩当门渐觉新。 　　醉乡往往眠芳草，归路时时送夕阳；倘若异时咸得志，林泉惟愿莫相忘。 　　绎思斋中寻古义，畅情池上钩金鳞；人生但得长如此，任是湖边属汉秦。 　　明经胡氏是无比显赫李唐皇家的后裔，近千年来已为世人所允认，然而却无见于正史记载，诚如其41世裔孙胡祥蛟（铁花）所说：“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是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迹不见于史册，与曾氏始祖关内侯据略同故。”原文正公曾国藩的湘籍宗谱载，曾氏十五世孙避王莽乱南迁，为南州诸曾之始，也未入正史。 　　胡昌翼有三子，长子胡延进，又名延政，在宋太祖开宝末年（975）年任绩溪县令，明经胡开始与皖南大山中的绩溪结缘了；不过他后来又赴浙江任建德知军（1002年），卒于任上。延进的儿子胡忠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迁往绩溪龙井村（现上庄镇宅坦村）定居。这样，明经胡氏的第三代就开始在上庄的山地繁衍子孙了。 　　查阅明经胡氏宗谱及参照有关专家考证，自胡忠之后，经历了胡昉、胡文谅两代，宅坦胡与上庄胡是同宗共祖同村的。之后因居住不同，而同宗分支了。明经胡氏的第七世孙胡德真迁入与宅坦仅一公里之距的上庄村杨林桥一带定居，第八世孙胡七二成为上庄胡氏裔孙的始祖。自此，明经胡氏遂分龙井（宅坦）、杨林（上庄）两分支，但他们的共同始祖就是胡昌翼，而且一至五世，都同宗共祖。明经胡氏传至胡适（1891——1962），已是第42世了。以杰出裔孙而论，一般认为龙井支以第41世孙胡宝铎为代表；杨林支以第42世孙胡适为代表。胡宝铎（1825——1896）宅坦村人，幼时有神童称，清同治十年（1871年）登进士第，分发兵部武选司，官至军机章京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特赏三品衔，胡适父亲胡铁花中年踏上仕途，是他引荐吉林吴大而肇始的。他与胡铁花是同宗兄弟，甚为相知。 　　1992年仲秋，我在胡适侄外孙法德先生的引导陪同下，以团结报地方记者的身份来到上庄村采访胡氏故居。当时“故居”是县文物保护单位，到90年代末，升格为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对待胡适的社会背景，据我局部所知是，上一年11月上旬，恰逢胡适诞辰100周年，在安徽绩溪县举行了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三年来首次研究胡适的学术集会——后来消息进一步证实，该会是由中国社科联、安徽大学等十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变批判胡适为研究胡适，这是学风上的了不起的变化。据说，各地胡适研究中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如白吉庵、易竹贤、沈卫威、朱文华等50多人与会，大家评读了2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涉及研究胡适的方方面面，如胡适与中国文学，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胡适与墨学，胡适与徽学，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胡适与中国公学，以及较为敏感的胡适的“科学人生观”、胡适的实验主义等等。与会者实事就是研讨述评了这位大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给中国文化留下的深远影响。据说台湾胡适研究会董事长陈宏正先生也来到绩溪与会，表示要为修缮上庄“胡适故居”向海外筹款。在这之前，大陆已陆续出版了有关胡适的著作40多本，其中评传20多种，估计有1600多万字。我因为得悉消息迟了一个月，错过了赴会采访的机会，所以“亡羊补牢”——采访绩溪，踏访上庄——尤为心切。也是在这一年，一家把研究胡适作为徽学研究组成部份的“杭州徽州学研究会”登记注册，正式成立。我因为对胡适、黄宾虹有兴趣，与该会有往来（后来加入该学会）。在杭州徽学会的促成下，终使采访成行。 　　我们的越野车从绩溪县城开出，向西北方向丘陵山地行进一个多小时，就到上庄镇了。进上庄镇之前，有人叫车子停有一下，指着路畔一个孤冢说，那就是胡适的红颜知己曹诚英的墓哩，我们都下了车。胡适与曹诚英1923年在杭州烟霞洞相恋回肠荡气，曹诚英此后终身未嫁，情眷“哥”，临终遗言，归葬上庄村口。她没有子女，乡亲们照办了。这是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后面有专节叙述）。我在这座衰草孤坟前肃立默思。 　　继续驾车前行。上庄现在是镇的编制，有600余户2000多人口。上庄村胡适故居则坐落该镇中段。我们在镇政府前一个广场下了车，就步行曲曲弯弯有近百年历史的青石板铺成的巷道，拐过一座又一座建于19世纪的徽式高墙庭院。望远处，则是青山逶迤，绿水涟漪。俯脚旁，时有和驯的黄狗在伴行。约摸走了20分钟光景，程法德先生兴奋地说：“外公家到了！”这是一座200多平方米的典型徽派民居，粉墙黛瓦，二层通转楼房（即楼上南、东、西均有走廊通转），砖雕门楼，石砌门框。大门口挂了一块竖牌“胡适故居”系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手迹。 　　程法德先生告诉我们，此屋并非胡家世居故屋，是胡适父亲胡铁花将军甲午殉国后，二外公，即胡适二哥绍之先生动用铁花公宦囊遗银于1897年建造的，之后不久，胡家兄弟分家析产，房屋完好保留，如今也是三个朝代的百年老屋了。 　　我们穿过一个浅浅的天井，便进入前厅堂。厅堂正中上方，悬有一块沙书“胡适故居”匾额。匾额之下，挂了一轴上海画家叶森槐绘制的中晚年胡适肖像的中堂，胡适戴了眼镜，身穿深色西服，打着领红黑相间的领带。中堂两旁，是著名美术家钱君匋1987年书写的一副对联：“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此联原为胡适1933年所撰。此联背后 　　，有一段他们53年前在沪杭列车上相遇的故事。笔者1995年在浙江奉化溪口宾馆采访钱老先生时，承他告诉：1933年，我从硖石（海宁）上火车到上海去，不意在车上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相遇了。我恭恭敬敬地叫他“胡先生”，他也很客气地回答。他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因此我们竟也谈了一阵天，下车时，我叫来“红帽子”提我们的行李。胡适笑笑说：不用了，我在美国读书，下火车都是自己拎箱子的。我听了十分感动，几乎热血滚动全身。道别时我大胆提出求字要求，他答应了，说回北平后寄给你。后来果然寄来了，就是这幅对联。可憾的是“文革”时被造反派毁掉了，现在我补写，挂在“胡适故居”，以慰先生昔日对我后学的扶掖和鼓励。中堂、对联之下是一张布满岁月痕迹的搁几，上置一口指针停在6时30分的自鸣钟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5分逝世）。程法德先生说：，搁几上原来还有一对花瓶、帽筒——花瓶为紫红色土瓷制作；帽筒为直隶总督张之洞所赠，烧制有张氏的题款手迹。搁几之下便是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桌上有块大砚台和一锭微墨，都是黄山的特产，应现在展方人员加上去的。家具估计是原物，都非花梨木、红木等高档木料，可见胡家当年的经济状况。左、右板壁，展方悬挂了一些镜框，计有：“胡适传略”、“胡适直系近亲简介表”、“胡适家世源流直系图”、“胡适兄弟子侄简介表”等，特别是一幅手书的胡适诗《希望》（1921），令我趋近，吟读一遍——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我登时联想到台湾“校园歌曲”中的《兰花草》，轻声哼了起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的花过时，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移花入暖房，朝朝频不息，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满庭花蔟蔟，开得有书香。”后者唱遍了海峡两岸，当代校园青年，可知《兰花草》脱胎于半个世纪前“五四”大白话诗人胡适的《希望》。 　　带着兰花草历世七十又二年的胡适博士终于飘然而逝，但留在他故居的兰香依旧绕梁。不是么，十扇门窗的木雕兰花（平底浮雕）招人驻足。那是出于同村坊胡开文墨庄杨林樵子先生的刀刃。虽然是展方的布置，倒也补充了“胡适故居”的书香氛围。 　　前厅左、右两间，当年因分家，分别析给胡适冯氏母子和老二嗣秬（绍之）。现在右间和东西厢房里陈列着海内外胡适研究著作和有关书画条幅；左间，则为1917年12月30日胡适、江冬秀完婚的新房，里面陈列着一架雕花大木床，床头挂着一把铜剑（这是很普通装饰，我家旧时也这样），卧室内还有一张四仙桌、一张三屉桌、一口大衣橱，大概是原物吧，均已油漆斑驳。地面铺地坪，窗户高窄，颇有阴湿感。 　　穿过第二进天井，我们来到后厅。据程法德先生告诉，这里才是这家主人——胡适四兄弟两姐妹的家长冯太夫人起居落座的地方。当年大梁上悬挂着光绪皇帝追封的“三品恭人”的一道诰命，是一幅盖有朱红御印的黄缎子。由于有黄帝的圣旨在上，一般有官衔的亲友来访，不敢坐上座，只能忝列两旁坐椅上。按绩溪习俗，至亲中女婿为大，程法德父亲程治平则是大房嗣稼的女婿，可谓“资深女婿”了，他来到这间厅堂时倒是可以坐上座，胡适母亲冯太夫人则坐在一旁的坐椅上，手捧水烟筒，陪着与这位孙女婿谈天，而胡适的二嫂及侄辈只能在一边侍立。历史烟云飘过后，这种规矩当然没有了；那道圣旨也不复存在了。现在后厅最显眼的是高高悬挂着的一块红底金字匾额“持节宣威”。这是1941年仲秋，为庆贺时任驻美大使胡适五十华诞，由绩溪县长朱亚云出面制匾，代表全县百姓赠送的寿礼。原来悬于上庄村胡氏宗祠。现该宗祠已颓圮，此匾就移挂“胡适故居”。此匾下，挂有一轴胡适父亲胡铁花坐像工笔画的中堂。左右是字联、书、画立轴及照片镜框。其中一个镜框内装有胡适生母冯顺弟的一张照片。这是她一生唯一的留影，摄于1913年，当时她生了场大病，担心不久于人世，为使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不分心，隐满这个消息，照样每月寄家书、报平安，对家人说，将来儿回来了，而我已去了，就把这张照片交给他，犹如见到我一样……此影可谓弥足珍贵（不过她转危为安，此后又活了五年）。后厅左侧为冯太夫人的卧室。 　　“故居”楼上尚未开发利用。 　　程法德先生说，“胡适故居”大门外原来是个有围墙的庭院，石板铺地，砌有花坛，植有兰草、天竺、腊梅等花草。胡适童年时，有人送他一棵竹子，栽在花坛。后来冯太夫人将它移植后面菜园里，到胡适留学归来时，竟萌发成一片竹林。可惜如今竹林找不到了，庭院被时光扫成空地，只剩青石板。我们一行人便在大门前空地上摄影留念。 　　出了“胡适故居”，我被带引出上庄村，向曹家湾山地走去，参观坐落在将军降山的胡家祖坟。那里埋葬着胡适祖父胡奎熙暨祖母程氏、父亲胡传（铁花）暨母亲冯氏。胡适祖父享年52岁，跑出山村到上海川沙继续经营独资“胡万和”茶叶庄，在他手中发展到全盛时期，制茶兼销售，以致在汉口有了分店，还派生出酒坊；在上海大东门合股开办瑞馨泰茶叶庄。他因为儿子胡铁花官至三品，也被诰封奉政大夫、通议大夫。我们到了墓地，发现所谓“将军降山“，不过是丘林起伏的一块高阜而已，此处视野开阔，深秋季时染得大地色彩斑斓，地形颇似宝剑出匣，这倒附合这位甲午抗日勇士遗愿的。 　　1928年，胡适请同乡建筑工程师程士范设计他祖父母、父母的墓园；又派他妻子江冬秀专程返绩溪，督建墓园。他请郑孝胥题写墓碑：“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之墓胡公传及其继配冯夫人之墓”。程法德先生告诉说，这块墓碑在文革时被拆卸到水库工地，作水渠的过道石板。盛传近一百年的祖坟胡铁花棺椁里“无头尸”流言，此时终于爆发了盗墓窃取金头的荒唐剧（邻村几个村民所为）。哪来的“金头”、“银头”！县文化部门去收拾遗骸时，证实了有头颅骨。1987年，这座墓园作为“胡适故居”的一部分，被确定为县级文保单位后，终于得以修复。墓碑及墓顶的竖碑“锄月山房”（也郑书）取回来了，修复如旧。其它附属墓碑重制，胡适原撰的楹联，由同村的胡开文微墨庄第八代传人胡云书写：“群山逶迤，溪水漪涟，惟吾先人，永息如斯”；“两代祖茔，於今始就，惟成此功，吾妻冬秀”（胡适在这里表扬修墓劳苦功高的妻子江冬秀）。“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胡适把这两句《神童诗》也勒石于墓碑，据说是他青少年时代熟诵喜欢的；旁人看来，恰是他一生处世和心路的写照。 　　周围观热闹的人逐渐散去，我等一行人在胡家祖坟流连一阵，开始返程。这时我发现有一个个子矮小的农民总是随着我，似乎想表示什么。我对程先生说了。程先生立刻用绩溪方言与那人交谈了几句。“是这样的，文楚先生，他想带你去看看一个人，那个人给邓小平寄去了司蒂克（手杖）。” 　　“在本村吗？”我问。 　　“他叫胡适生——这个名字不是很好记吗——就在上庄村，是胡氏本族人。他采雕了一对黄山手杖，寄给邓小平与卓琳。邓小平同志收下，中央还写来了回信。听说他过去是个富农成份，邓小平的政策一律摘帽，改革开放，他啊心里可感激哩！这件事村里还热闹了一阵哩！”程先生和那位农民交叉告诉我。 　　走，这是新闻。 　　我走进胡适生的庭院，二进楼房的天井里种有一丛天竺葵，结满小小的红果。堂前廊下，都是树根、竹根雕成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工艺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一抬头，遥望岚雾缭绕、岗峦叠嶂的黄山，感叹说：“真是好地方，悠然见南山！”但是南山下，昔年岁月里还是贫困的。胡适生头上有顶“富农帽子”，其困境，更低于一般之下，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等外的另类！ 　　“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这一类摘了帽，可以挺直腰干活了。早年，一位徽派根雕师傅汪善宾先生向我传了艺，使我有了一手绝活。邓小平同志提倡改革开放，这改革大潮来到我们山村。黄山市旅游公司来到我们这里寻找货源。我开窍了。我开始雕竹根、雕树根、雕八卦、雕家具、雕一切客户需要的工艺品，由黄山脚下小小的上庄村，流向北京、上海、台湾和东南亚市场。我们因此有了钱，造了房子，供两个儿女上学……”胡适生夫妻俩交替给我讲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给他们这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现在财富是实实在在存在自己身边了；人们再也不会“呸”的另眼相看了。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做梦。世道确实在变了，老百姓日子好起来了，我家也一样。那末，幸运来自何处？是托了谁的福呢？深夜扪心，清晨自问—— 　　“我们山里人靠山吃山，我们上庄人靠的是黄山，全国百姓靠的是北京党中央那座大山，是邓小平老人家那座大山……”胡适生不口吃了，用诗般语言向我陈述他的心声。 　　1991年一个深秋的晚上，全家四口人谈着谈着，胡适生接受了两个女儿的建议，拿出自己最精致的手艺来，雕一双手杖，寄去北京，敬献给邓小平爷爷卓琳奶奶。于是这年冬天，胡适生顶着刺骨的朔风，进黄山采本。他选中了两棵杜鹃木，采得回家。春节期间，他辞却走亲友、吃年酒习俗迎往，专心致志地制作手杖。他在一根根势蜷曲苍劲的杜鹃木上雕了一位老寿星，另一根挺拔苍劲的则雕了一棵虬松。两根手杖雕成了，如何捎给敬爱的邓小平夫妇？他们会接受我这个“过来人”的礼物吗？聪明的大女儿建议，用妹妹的名义邮寄北京，因为妹瑶瑶是使用妈妈王姓的。去年（1991年）2月14日，胡家把这对手杖寄往北京中南海，敬献给邓小平同志。 　　1992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回信来了：“王瑶同学，你的来信及邮寄来的两根拐杖已收。感谢你对邓小平爷爷的祝福。希望你好好学习，做赖宁式的好学生。” 　　回到杭州后，我写了两则通讯，以《心香一瓣?小草向大山的回报》、《邓小平的两根拐杖》为题，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安徽日报》扩大版。事情过去多年了，总感到言犹未尽。当年开放胡适研究与胡适生献仗的故事，不就是产生在同一大天幕下的两出时代活剧吗？前者的舞台是世界性的，后者则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然而一样意味绵长。 　　胡传（1841——1895），原名守珊，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后来其字铁花成了行名。胡铁花一出世，中国正开启了悲惨的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幕。他41岁走出皖南大山开始从政后（且以41岁为界，前者为前半生，后14年为后半生），将良知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时势使然，必然会带来壮武的悲烈的结局。胡铁花未享天年，只活到55岁。人们已知道了他为抵制《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进行武装反抗，以致殉国的史事，那末在他出山以前的大半生涯又如何呢？ 　　胡铁花的前半生主要历程是：在绩溪乡下读书；为太平军战争而逃难；营造胡氏宗祠；赴上海龙门书院读书；再返家乡修宗谱。虽未经受政治大风云，却在大山中历练他的阅世和意志。 　　胡铁花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便是他的伯父胡星五（名奎熙、行名贞焘）。铁花早年丧祖父，其父胡贞锜是由其胞兄胡星五养大；之后，按徽商常规，一直在上海川沙经营万和茶叶庄，很少顾及家事，他将铁花（居长）等五个儿子都留在绩溪乡下，均由星五照管。胡星五是个老秀才，屡试中不了举，但很有眼光，早就看出铁花“是儿夙慧，必大吾家”，“此子材质较诸子侄优”。让铁花7岁时就在家乡就读燃黎学馆，凡4年。以后，作为长子，铁花随父亲去上海茶叶店当学徒。因为父亲接受了长兄的建议，终于又让他在上海读书了。读书，从此改变了胡铁花的生活道路。 　　但他的平静读书生活被太平军战争打断了。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后，数度加兵祸于徽州。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兵扰绩溪。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再度扰绩溪。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军三度扰绩溪。徽州一带，正是后期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走廊，溃败的太平军烧杀掳掠，严重糜烂地方。胡铁花一家正逢上了这一场历时5年的战祸：“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厉疫、饥饿三者交迫”，饥饿到人食人地步！ 　　这段苦难岁月，胡铁花在他的《钝夫年谱》中有具体记载：“徽歙境内偏地皆贼，无路通粮。饥民甚多掘草根、剥树皮、杂糠秕以食”。“至岁底，大雪降，深八尺，并草根树皮不能得。日见饿莩在沟壑，明日视之，则肉已尽，只余骨，盖已夜为饥民取而食之矣”。绩溪“余川以东各姓民村十余，横尸偏野，臭不可闻”。“吾家门前溪中及菜圃百步内尸二十余，均腐溃，蛆出血肉狼藉……”刀兵之祸带来的厉疫流行与饿毙，使得原有22万人口的绩溪县（道光末年1850年统计），到同治四年（1865年）时仅剩下十分之二了；上庄胡氏宗族由6000人锐减到1200人。 　　胡铁花这一家在在战乱中流离颠沛、苦不堪言，先避难深山高险处，继而逃往休宁，稍少安宁。返回绩溪。1862年太平军二次来犯。又举家逃难，两年前刚结婚的少妻冯氏因此罹难，据说是死于太平军刀下的。这家老幼妇孺近20人，一路为肌渴所煎熬，全靠已长得体魄伟岸的20岁的胡铁花冒黑夜顶风雪，往返偷运粮食来维生命，险象环生，全靠幸运和意志挣扎了过来。一次，他从山岭失足坠谷，亏得一个过路人相救，各解腰带，迸足死力为拉了上来。又一次，途中他患了疟疾，病疮迸发，昏死过去。家人针刺他的十指、咽喉，皆不见血，直“刺心口，血始出，渐苏”。最惊险、艰辛的一次是，太平军从屯溪骤然夜袭，仓促中铁花带全家出逃。才行5里，母亲疟疾复发，身体近乎瘫痪，无法行路，铁花让七妹伴母在路边等候；自己挑起衣物并带五妹朝前疾行四五百步停止，要她看守物件；立即返身到后一站，背起母亲、带七妹疾行到放衣物处，再放下母亲，让她小憩；继而奋力挑起衣物，带五妹朝前赶。停止；再返身负母继续前行……如此反复地在密雨、泥泞中与死神赛跑的“双重行”，竟又赶了5里多，终于脱离险境。如此颠沛困苦中，锤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养成勇于迎战的个性。 　　除了逃难外，胡铁花面对盗贼抢劫，勇悍地予以还击，“常偕其昆季狙伏击贼，或抄路剪贼尾队，屡得手”，因此有了初次的军事实践。 　　逃难生活结束不久，颇孚众望的胡星五在主持重建胡氏宗祠中途归天了。铁花遵照伯父遗愿“学作八股将成篇，可令卒业”，赴上海就读于龙门书院（1869年），时年28岁。其实在1865年他已参与建造上庄胡氏宗祠，当时由胡星五抱病主持。因为家乡建宗祠，他在上海只读了三年书，但“龙门”学涯三年，却是他思想的转换期。尚在他24岁（1865年）时进学秀才；进了龙门书院后，他就淡薄科举功名，开始关注时事国是，他对程朱理学、史学、经济之学颇有心得，研读词章也有体会，但他不屑于同学“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而“时钝夫阅《资治通鉴》，每见历朝用兵争战之际，成败大半取于得地利与否，而自苦不明于地理”。他发现清廷封疆大吏多因对边徼地理无知而造成误国后果，这一严酷的现实必须改变，因此他“心惟专注舆地图书”，并“毕生乐此不疲”。胡铁花后半生踏勘东北白山黑水，考察海南岛黎峒山寨，及至治理台湾台东，可以说龙门书院注修舆地学是为起点，而发韧者，乃是他的忧时感事的爱国思想。 　　很可惜，家乡建宗祠大事中断他的龙门书院学习生涯。告别时，有名文学家、道光进士、书院山长刘熙载（1813——1881）赠言于他：“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期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也无益也。子其勉之。”进书院前，胡铁花在携家口逃难中已这样做了；以后无论在家乡，或奔走天下，恩师刘熙载的临别赠言，成了他为人一世的座右铭。 　　胡适在他的《我的信仰》中说：“我父胡珊，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坚强意志”已在他率家人逃难中初露头角，而在其后主持重建上庄胡氏宗祠工作中，治理才干得到充分发挥。 　　洪杨战祸，把上庄胡氏的宗祠完全焚毁掉、家谱失落零乱了。封建时代，造宗祠、修家谱，是头等大事。重建胡氏宗祠，由40世裔孙、大伯胡星五抱病负责，但实际上均由年过25岁的胡铁花操作，前后达12年之久（1865——1876）。1872年他上海龙门书院辍学回乡后，就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巨大工程，这是胡铁花出山前，劳心劳力，甚至付出声死代价做成的一桩大事业。 　　首先是筹款。银钱靠向胡氏族人募集，主要来源于本地族人和商旅于屯溪、休宁（胡开文笔墨业）、上海的族人。但是战争刚结束，本地胡氏族人十室九空，捐不出钱来，于是逐渐矛盾激化，抗丁工捐演变成武装冲突，“八十余人已制成利刀八十余口”来抗争。胡铁花并不因此罢休，准备背水一战，“急购大杉板，雇工人为制二棺，意以其一为先妣百年后备；一即自备以待众人之刀也！”他确是抱以死抵制武装抗捐的，铁花私下对他的四弟介如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如果被杀，你可将这口棺材收殓我的尸体，殡厝于宗祠的中堂，我就死而无憾了！”说到就做到，他干脆移居工地——建造中的宗祠帐房，正面迎战。由于胡铁花制棺表示宁死勿退、矢志不渝的决心，震憾了想闹事的休宁胡氏一伙人，他们头儿觉得兹事体大，赶紧煞车，“急叱令从退”，对胡铁花说：“今天我门是来和你从容商事的。”机灵的胡铁花随即宣布，“依祖宗之旧例，丁工捐不交清的，这家的祖考神主不准入祠。”这是十分厉害的一着，封建宗族社会中祖宗牌位不能入宗祠，等于被开除出宗籍，是罪不可赦的，无缘无故的，谁敢冒这大不韪？于是本宗族分摊捐款问题终于转危为安，和平解决了。 　　接着是施工。胡铁花指挥有方，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乃至遇事议不决时独断专行。当然这是建立在“详高广尺寸，计当用大小材木若干”，“如何购材，如何兴工”等实地调查、精密计算基础上的。一旦筹款成功了，他很懂得族人捐助的心理，在宗祠施工中增加了两处辅属设施：“彰善堂”、“酬劳堂”，鼓励族人多多捐款，留下芳名。施工中他身体力行，他亲自四出寻购围丈二尺的五间大梁，围六尺的银杏柱木，击锣指挥搬运大材。 　　宗祠建造大功告成，他为满足大众愿望，“行宴饮礼”（116人参加）、“酬宾演剧”（六昼夜）。他谦逊地说，现今“俾得侥幸而不负诸父兄之重托耳”。 　　时已光绪二年，胡铁花36岁了。他交出宗祠的册籍、图记和锁匙，宣布告退，以表丝毫没有“盘据之心”迹。嗣后，他又化了三年时间，参与因战祸而散佚的胡氏宗谱编纂工作，兑现“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利于邑”意愿。这时他已届四十不惑之年了。 　　崇山峻岭中的皖南绩溪距离东北三省何止千里，但胡铁花一直关注遥远的边事，认为沙俄利用清廷官僚对边徼地理的无知，不断蚕食我疆土，也许形势更为严峻，由于“俄罗斯若窥并朝鲜，则东三省皆为所包，京师不能高枕而卧矣”！因此认为，首先是“今若有人游历其地，能著书详言其形势，便可补古今舆地图书之缺”，以此抑国土流失，报效国家。至此，他的东北之行目的已十分明确。这时他已经41岁了，有三男三女，最大的15岁，最小的仅5岁，续弦曹氏已病故。他们这个大家庭兄弟五人，铁花居长，过的日子也是十分艰辛的。胡适晚年曾对他的秘书说：“我的父亲五个兄弟是五房，加上伯父的两房，共七房人住在一块。在太平天国之后，徽州又不是产米的地方，一大锅饭让男人吃了之后，再加米煮成稀饭给女人吃。”胡铁花不安于贫困生活现状，“不惑”于儿女家小牵挂，把小儿子（胡适还未出生）、二女儿过继给别家（兄弟），拜别祖宗、老母，顾不得“铁石心肠”“寸寸断裂”，毅然离乡启程北上，时为光绪七年，公元1882年夏秋之交时分。 　　胡铁花由富商族伯胡嘉言资助100银元，从上海搭海轮去天津。船行黄海，眼界顿时海阔天空，他赋诗感慨道：“初秋时节日新晴，海不扬波万里平。上下水天同一碧，居然人在镜中行。”“身如大海一浮鸥，南北东西任去留。野性怪将之水狎，生涯飘泊不知愁。”海上行5日，到达天津。他又陆行4日，抵达北京，寄宿于宣武门外椿树头头条胡同绩溪会馆。在京城，他又得长他16岁的族兄胡宝铎的鼎力相助，使他由此步入仕途。胡宝铎（1852——1896），同治进士，分发兵部武选司，官至军机章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特赏三品衔。他俩在绩溪会馆会见后，作“日夕谈别后数年家乡事，彼此各憾相聚晚”。铁花提出，要求将自己介绍给吴大，赴关外给一护照，以便游历。因为吴此时升大仆寺，奉旨改为吉林督办。宝铎欣然为铁花修书他的同年同榜进士、钦差大臣吴大，介绍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的族弟。胡宝铎是胡铁花一生发展中又一关键人物。铁花视宝铎为恩人。宝铎把铁花作忘年交。在铁花奉命调台湾后，时势变幻之际，他俩隔海通信达21——13封之多。 　　同年七月（阴历）三十日，胡铁花持函离京东行出山海关，徒步42天，于十月六日，终于到达长白天地的吉林宁古塔（现吉林省安宁县），投奔节驻在那里的吴大帅麾下。他并不为求官而来，只是盼大帅颁他一份通行证，好让他遍历东北，考察边徼地理形势。钦差大臣吴大，是一位自学成材的大学者、考古家，不以门阀为限录用人事，看了胡宝铎和天津张佩伦、彭主政（吴之女婿）两封推荐信，又眼见这位身躯魁伟、密发浓眉、精力旺盛的中年男子，不畏艰险，徒步千里前来投奔，爱才之心顿生，说：“绝塞千里无人烟，子孤身何以游？”逐留身边充作随员，带着巡行阅边。不日，他就随吴大帅坐扒犁，在冰冻的牡丹江上行千里，考察了乜河、三姓等地。果然，他不顾寒冷疲劳，沿途踏访，对照勘误舆地志书的山川形势。 　　1883年，胡铁花正式升任为吴大的幕僚，并“委赴东大山老林中编参户保甲，兼差（考察）十三道戛河地势”。他认真履职，实地踏勘时“忽缘山，忽渡水，忽窬岭，忽穿林，变幻无定，恒终日不见人迹“。他考察这些既不设防又无管辖机构地区的地理位置、民俗民情，深感正为沙俄觊觎之所在！编参考察结束，他向吴大帅报告中一针见血地点出要害：”俄之谋我，祸莫大于乘隙。”接着就该地区的防务、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这次考察后，胡铁花被吴大举荐朝庭，任用为“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又一次派去边境三岔口办理募集流民、垦殖荒地、发籽育种的农垦事务。这无疑是安民靖边的大事。从此，胡铁花成了吴大麾下的得力助手。 　　1884年，胡铁花奉调去审理讼盗案件，很快清理了许多积案。接着被委署县政兼理儒学训导，又从严从速处理了一批“滑吏”、“莠民”，奖励士人“争奋于学”，赢得当地人士奔走相告：“良师也，不可失！” 　　胡铁花的才干、尽职、政绩、都为吴大所赏识，终于被委以国务重任。1884年，胡铁花被派赴珲春，会同沙俄帝国官吏廓米萨尔，勘定黑顶子边界。此地实际已为俄占领，经过外交上艰苦争辩，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要了回来。胡铁花的踏勘、会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前去的途中，听说有条捷经可“察其要领”，不料在漫天大雪中迷路，断了干粮，衣履都零落破败了，他发现一条山涧，‘忽念水流必出山，他的小队人马沿山涧而行，终于走出险境，完成会勘任务。 　　1886年，他因母亲逝世回乡奔丧。1887年，吴大徵调任广东巡抚。胡铁花服丧毕，离乡南下广州，继续追随吴大帅麾下。吴与两广总督张之洞欲计划开发海南岛。吴遂派他的得力助手胡铁花下海考察黎峒山乡、天涯海角。一冷一热，同样都是元荒“蛮夷”之地，他因水土不服，并过度疲劳。“染瘴几死，幸遇席公，乃获更生”。席公者，蜀中太守席春畲，时在海南抚黎。他冒死开展工作。考察结果，得出“生黎驯，不必剿；林木少，不足采；黎峒窄，不值郡”，一个十分客观，具有现代观念的结论，供张吴两帅计划开发琼州作决策参考。这是自明朝海瑞300年以来第一次对海南岛认真的实地踏勘。胡铁花考察海南岛时写下了详细日记，后来在地理学杂志《禹贡半月刊》上发表。胡铁花对海南岛的这个结论，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至少有两点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一是维护民族和睦，二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8月，吴大徵奉调河道总督，督修黄河河提。胡铁花随同前往，被委负责开厂购料、浇填土坝两项关键工作。他抵制治黄河的腐化作风，兢兢业业，一心为公。他不负重任，“治料，则料精而价廉；督工，则工坚而时速”。据传，他采用了家乡徽州蔑篓装石料来驳堤的办法，修筑黄河堤岸，实效显著。他也不困惑于流行一时的“河神”（水蛇、蛤蟆）迷信陋习，赋诗讽刺云：“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由于协理治黄劳绩卓著，吴大徵于“大工合龙，以异常出力奏保”朝庭，胡铁花奉旨得“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的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正职）的官员资格。至此，他才离开恩师吴大徵。 　　乘等待新的任用间隙，1889年，胡铁花再次返乡绩溪上庄，由他的婶娘（伯父胡星五的妻子）做伐，娶了七都中屯平民女子冯顺弟，做他的第三任妻子。从此，他的仕途与家庭日趋圆满。 　　1891年，他的候补得到“落实”，被签分（在北京等候时抽签）到江苏省城苏州，先后担任（省城）阊胥门外水陆总巡保甲局长，省城中路保甲总巡，（上海）淞沪厘卡总巡。苏南历来是富庶之地，为官者无不企盼，尤其后者，总管上海港口厘金税收。这无疑是份肥缺，但胡铁花清廉敬业，夙夜奉公，既不为难商贾，又不拖沓商务，表现出徽商从政后的精明干练，且在官场“平居谦退，不以才智先人”，诚为江苏等多省巡抚所器重，因此得了个“能吏”的好名声。 　　上海与上庄胡氏素有深厚的的关系。胡铁花的祖上曾在上海附近川沙以一百银元起家，独资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名叫胡万和的茶叶店。那时川沙还是个小渔村，因此有了“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民谚。到了他父亲胡贞锜手里，有了发展，“胡万和”在镇上有了规模较大的分店，并且拨款，在上海华界与他人合股，开办“瑞馨泰”茶叶庄。每逢春茶上市，少年胡铁花曾被父亲带去川沙、上海协助经营，14岁时“已如成人，每岁茶市，已能供奔走，助力作”，成了惯律，直到接受长兄星五的启导，送龙门书院读书，才终止这种“学生意”式的商业活动。如今，胡铁花宦游十年，终于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做官，当然心满意足常去川沙“胡万和”转转，也到“瑞馨泰”坐坐，他的新婚妻子就借住在店铺屋里。更使他心化怒放的是，赴任同年（1891年）阴历十一月十七日（阳历12月17日），也就是结婚两年后，18岁的少妻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胡铁花第四个儿子（老二老三是双胞胎），也是最小的儿子，日后给上庄胡家撑门面，给绩溪胡氏宗族光宗耀祖的人物。他，就是胡适。 　　胡适出生在这个年份，正好是康有为发表刊印《新学伪经考》、《大同书》，中国维新变法轰轰烈烈，亚洲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风起云涌之际。越世纪，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几位大将也都降临这个时期，但排起年纪来，胡适却是他们的小弟弟了：陈独秀（1880年生）长他11岁，鲁迅（1881年生）长他10岁，钱玄同（1887年生）长他4岁，李大钊（1886年生）长他2岁。 　　胡铁花本想谋个太仓知州这样的太平官，干几年告老还乡，奈因为“能吏”出了名，竟被新设行省的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朝庭，调到台湾去了。从此，改变了胡铁花一生命运，使他干事执着，为官清廉的本性升华成崇高的爱国壮举，彩绘了生命的最后一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阳历2月，胡铁花邀请族兄胡宣铎（胡宝铎的胞弟）作幕僚，并携带二子绍之简装轻从渡海去台湾。赴任前，他将少妻稚子带到沙川，但他家的“老万和”茶庄不便住入内眷，于是租赁了咸丰举人沈树镛宏大的家宅“内史第”的一间厢房，安置妻儿。翌年2月，派人来接去台湾团聚。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婴幼时代与中国两位名人同住川沙“内史第”一个大院，就是黄炎培和宋庆龄。胡适曾说，“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因为他那时实在太小了。但是15年后，1906年他在上海就读中国公学时，对英文老师宋耀如（也就是当年“内史第”邻居宋氏兄妹的父亲）的印象就颇深刻了。他晚年谈及这位“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时曾说：“他本人并不高大，长得有黑又粗，嘴唇有点撅起的。他有三男三女，都很漂亮，都不像他。”胡适没有见过师母倪桂珍，但听说“她长的很高，也很漂亮。宋家兄妹都像母亲的”。 　　胡铁花离开上海，踌躇满志地横渡台湾海峡去赴任，在海轮上他赋诗抒怀：“因缘不必问三生，聚散如萍却有情。入世岂愁多险阻，知人翻恐负公卿。天风假我一帆便，海水谁澄万里清？试看乡村颁社肉，几人作宰似陈平。”从这首难得留存的律诗中，可见胡铁花满怀建功立业的愿望踏上命运畏途的。 　　2月底，胡铁花在基隆上岸，立刻奉徼开展公务。他以“全台营务处总巡”的身份，冒湿热瘴疠毒气之艰险，巡视全台31营28哨的防务，并代邵有谦巡抚前往澎湖列岛视察军情，前后历时6个月，留下了一首壮怀激烈的词：《大江东去》。曰： 　　严华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瘴雾蛮烟，笼不住猛虎磨牙吮血。试问当年，英雄几辈，学班超探穴？寒光射斗，看来辜负长铗。只当竹仗芒鞋，寻常游览，吟弄风和月。圆峤方壶都在望，无奈海天空阔。浪拍澎湖，秋涵鹿儿，应笑重来客。那堪骊唱，正逢重九时节。 　　如此铁板长歌的背后，殊不知高山瘴雾、湿热疠毒对他折磨的内里——“历遍三十一营二十八哨，凡六个月，往来炎蒸瘴疠之中，从者皆死”。胡铁花历经各种自然极限气候的磨难而幸免，诚如他遗嘱中自言，“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不死”；“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即荒老的森林），绝粮三日不死”；“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海天空阔亦不死”；以及这次在台岛瘴疠毒雾中的遭遇，唯他生存了下来。固然可以说是他命大，但究竟严重地摧败了他的身体，伏下了致命的湿毒刻骨蚀心的祸根，是为他悲剧终身的因子。然而，胡铁花就是胡铁花，他勤于政、精于业（尤深谙军事地理学），他将巡视的结果，直言禀告邵巡抚：全岛炮台要塞防务功能等于零，鉴于中法战争（1885年）之后，我南洋海军基本被摧毁的现实，台湾以临门户洞开的险境！这是一个令人警惕的结论。 　　他向朝庭建议，从速更换逾龄的老式武器，购买新式炮舰，训练组建一支小型的海军，用作全岛防务之用。但昏庸腐败极致的清政府置若罔闻，却授他一个“提调盐务总局，兼办安嘉总馆”的官职。尽管胡铁花并不喜欢这个官职，但在就职半年内，对台湾的盐政有所兴革。厘捐、盐务，是清朝官场大把大把敛财的肥缺，奈胡铁花是位敬业的“薪水之外，一尘不染”的清官，他不仅不领情，反倒想“托疾竟去”，“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致友人传）。怪不得连他儿子也说他是个“怪人”。 　　就在这个时候，原任台湾布政使的唐景崧升任为台湾巡抚，于1893年5月委任胡铁花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府，6月又委他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据说原来那位台东知州兼后山驻军的统领，在胡到任后一天里心脏病猝发而暴亡，于是胡铁花就成为台湾唯一一个直隶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从1893年6月到1895年4月（《马关条约》后日据台）的两年不到时间里，胡铁花治理自己的辖区，在清庭腐朽没落的大背景下，还是有所作为的，择其举措分列如下： 　　——纠正清庭一直来“重防番（指土著高山族）、轻防海（指海上倭寇）”的极端错误的台湾防务政策。他认为这是治台的最大弊病，对内应团结加教化，“拊循野番，兽扰而儿蓄之；复设番塾，延师教读”。虽然仍是严重的歧视少数民族观点，但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 　　的敌视进剿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 　　——鉴于“台东各处土旷而沃”，鼓励居民多开荒地，多种五谷，多养牛羊，多栽竹木，从而发展生产，厚生利民。 　　——实行民族和睦、安居乐业政策，鼓励大陆移民与土著居民“共敦和睦，毋相寻仇，以全类族，各安生业”。 　　——几乎月无虚日地反复视察台东“辖境内五百里”的所统各营屯，并立即肯定正确点滴，教正不当之处，深为诸官所惊服。 　　——亲自主持军队操练，尤其“步伐打靶”等基本训练，常说：“习之熟，则猝遇非常，不至张皇矣”。为此，他先身士卒，“黎明即起，赴军中点卯”。 　　——禁烟禁赌。他极力在军队中禁烟。由于当时台湾疟疾猖獗，严重影响战斗力，而军队中流行着鸦片可防御此恶疾的误妄说法，故几乎全军吸毒。胡铁花下令禁过烟，但积重难返，时间又短，没有明显成效。 　　——严禁赌博，力戒“隋游”。后者，即土著（男女）裸体上街游荡，沿袭成习，不以为怪。这位大陆去的军政长官，首先是发放给他们一衣一裤（或裙），告示必须穿衣裤出门，若有违者，则严刑处置。不久，社会面貌就有改观了。 　　百姓知道好歹，高山族同胞为此制作了质料、做工俱精美的“万民衣”，赠献给这位为他们做好事父母官。其中一件完好留存当地，如今已为台东文献委员会珍藏；另一件，胡铁花殉国后，随同他的棺椁一起运回绩溪，在胡家被精细保存起来，遗孀冯夫人的内侄冯致远曾见过，他说：“（台东）地方绅士曾集奉送万民衣一件。这件衣服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时才遭焚毁。” 　　历史也没有忘记胡铁花的功绩，现在台东县已将光复路改名为铁花路，并树立了《州官胡公铁花记念碑》，有云，“服官勘勤，夙夜匪懈，遇事奋往，不避艰险……凡此诸端，具征台东七十年来开发之促进民智之启沃，而有今日之成规者，乃公之流徽丽泽也。” 　　胡铁花到台一年后，1893年2月26日，把留在上海的少妻冯氏、幼子胡适接来台东团聚。但宁静温馨的生活只维持一年略多时间，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1894年），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国家的悲剧、台湾的悲剧、胡家的悲剧接踵而来。 　　甲午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国大败后，日军步步进逼，逐次攻陷了辽东半岛的金州、大连、旅顺，进而准备进攻北洋海军司令部所在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台湾岛已进入备战状态。胡铁花预侧全岛险恶前景，遂于1895年1月，遣送冯氏偕胡适并四弟介如、三子嗣等一行回绩溪（二子绍之暂留身边照应），给妻子和三个儿子各一份言简意赅的遗书，自己则留在孤岛绝地，以身报国。 　　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卫，占领刘公岛，12日海军提督丁汝昌殉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4月17日，李鸿章到日本，在广岛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丧国辱权的《马关条约》，将我国的台湾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8日，噩耗传到国内，举国大哗；台湾同胞尤为激愤，“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随即，北京朝庭电令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20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无内渡者，作日本人，改衣冠。”到5月18日，清庭又严令唐：“着即开缺，来京陛见，所有文武大小官员，着即内渡返大陆。”这时省会、道、府、县官弁相继纳印内渡。提督杨歧珍交纳印信后，在限定期中渡返大陆。台湾巡抚唐景崧再也不坚持抵抗了，准备内渡返大陆，只是离台时限已过，口岸严加封锁，6月6日他在淡水偷渡时被守台兵士扣留；他登上德国轮船，仍为淡水要塞拦截，后在德轮炮击掩护下，落海而去。这时台北、基隆已被北白川能久亲皇率领的日本占领军攻占了，兵锋直指台中、台南。一片撤台尘嚣中，也有少数清朝驻台文官武将不答应，坚持留岛抵抗。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破指血誓：“抗倭守土！”表示“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战”。早年移驻台湾的原广东南澳镇总兵、台南新军统领、镇南关抗法名将刘永福，发布《盟约书》：“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土，分内事也！”台东地僻而远，闻命独迟，胡铁花此时已患严重热带脚气病，行动艰难，他赶去台南（临时省会）汇合坚持抵抗的唯一军事领袖刘永福后，负刘命，抱病策马而去寻找台中知府黎云松——他还掌握台中、彭化一带朝庭府库银两物资——为抗日义军筹集弹药粮草，终于找到黎知府，完成使命。过不久，日舰进犯台南门户安平。刘永福决定死守安平，保留一条海上退路。刘永福抵抗到最后，因孤军无援，也是在这里渡海撤回广东的。胡铁花也在安平，但此时他的脚气病已攻心，迸发心率衰竭，双腿浮肿，上吐下泻，便血，几近瘫痪。刘永福不得已，于8月18日派人护胡铁花和他的二子绍之在安平港登舟，渡台湾海峡，送到厦门。诀别时，胡铁花把他在台湾三年中踏勘、建言、施政实录写成的《禀启存稿》交给了刘永福。这部书稿实质上是第一部台湾的兵备志，是胡铁花的朱程理学与近代军事地理学相结合治台理想与实践的结晶，是他爱台报国情之所在。 　　胡铁花在海上艰苦地行舟两天，21日抵达厦门，寓三仙馆。绍之立即打电报到上海，促四叔介如措资来夏门。这时胡铁花已“气益促，病益剧，手足俱不能动”，弥留仅一天时间逝世了。时光绪二十一年阴历七月初一日，公元1895年8月22日，享年54岁。 　　尚在宜兰陷落，台东形势吃紧，即将离走奔赴台南前夕，铁花与绍之，父子相依为命，6月20日，他给二子写下了一纸遗嘱，以表心迹。兹录原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 　　越，五年之久，刀兵、劳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也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二十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也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庭已弃台湾，昭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不通，有陷于绝地，竟死矣！嗟夫，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竟老能免与否，也命也。书此付于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于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儿。 　　绩溪县上庄镇外将军降山的胡氏祖墓里，埋葬着胡适祖父母胡奎熙、程氏和父亲母亲胡铁花、冯氏。那座墓园是1928年建造的，墓碑两侧，胡适还取《神童诗》两句，勒石作上下联树碑，云“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此言不虚，逝者的生前身后，曲曲弯弯旅历世态，乃至化成白骨后近一个世纪，还是重重叠叠纠缠着殉国者的一个头颅！ 　　胡铁花客逝厦门后，由其二子嗣秬（绍之）披戴重孝扶柩回归上庄村。正坐在前厅的冯氏闻此凶信，突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哭声一片。紧接着的是胡铁花遗体安葬和神主牌入供胡氏宗祠的两件大事。徽州乡间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凡“凶死”（死于非命）的人，不得归葬祖籍地，神主不得入宗祠。胡铁花的死讯早于他的棺柩到上庄村，已传云，是在与日寇作战时殉难，失去了首级；又传说是刘大帅（永福）不肯放行，“以军法论处，枭首示众”；再加上上庄乡人眼中，胡铁花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怪人”，而今归葬故里，棺材里那个尸体，恐安上了一个金头颅（或银头颅）。悲怆已极的当家子（绍之）（长子嗣稼是个庸人）忍无可忍，对那几个阻饶挠下葬村人说，我与你们赌头吧！我可以当场开棺，如果棺内无头，你们砍下我的头；如果有头，我就砍下你们的头……谁敢拿自己的脑袋去动真格？于是棺厝下葬和神主入祠两件事匆匆了结了。 　　胡铁花的灵魂在他历尽艰辛主持建成的宗祠内，与诸先宗亲倒相安无事，但他的遗体却并未“落土为安”。“人心曲曲弯弯水”，盗墓者一直觊觎那颗传言中的金头！ 　　笔者朋友注册会计师程法德先生曾在绩溪八都一带住过有年，也听到过一个类似的荒诞的传说，云：宅坦村胡铁花的同族年长堂兄胡宝铎，进士出身，赐翰林，官至兵部主事。病故后，皇帝赐于他一颗银头，随同棺椁运回绩溪老家安葬。遗族为防有人盗棺，配备了五具相同的棺椁一起随运。胡氏一媳妇为辩真假，曾将一枚绣花针钉在真棺上。于是人们问，那四口假棺材埋到那里去了？胡宝铎明明是病故的，有头颅的，要银头干啥，岂不遭来戮尸？荒谬，荒谬，实在一些无聊的人想金头、银头想得入魔了。但民间这种荒诞流言，一旦时间久了，会“弄假成真”的。 　　再说胡铁花的墓穴，确实被挖掘过了。到了“文革”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什么事作不出来。倒不是红卫兵干这件不光彩的事，而是邻村某大队几个想“金头”的人去盗墓，金头并没有见到，却被穴内的白骨吓跑了，认为要遭晦气，没来得及辩认头颅骨，又把“无头尸骨”流传开去了。据绩溪县原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先生（一位严谨的文史工作者、胡适研究专家）调查，情况有这么几种： 　　——传言目睹胡铁花被砍头示众的始作俑者系绩溪余村茶商汪某，其后人说，辗转传闻已历几代人，其实情已记不准确了。因此胡铁花被刘永福砍头传说并不可靠。况且一个世纪前那个台湾被割让的非常时期，出入岛内决非易事，历史背景是模糊的、有疑问的。 　　——盗墓者之一的“汪老鼠”说，他去时发现棺材早已被撬开了，爬去墓穴看到三口棺材都是有头颅骨的，和其他尸骨撒到棺外，只是没有金头，慌忙溜走了。其他盗墓者把棺材里的一块护心镜和四枚大铜钱弄走去换了钱。按，四墓穴中只有冯顺弟棺未被撬，其他三穴均洞口大开。 　　——徽州市档案局胡云致信绩溪县，证实胡铁花棺椁里有头颅骨，并摄下了该墓穴、棺材和胡铁花遗骸的下颚骨。 　　——进一步考察胡铁花的那块下颚骨，骨体大，还有尚未脱落的牙齿。这些都符合胡铁花体硕、骨骼大、年纪并不老的形体特征的。 　　——胡铁花的长房曾孙胡毓凯说：“以前，我因听信‘亲人白骨看了要晦气’，所以我每次上坟扫墓不敢向祖墓棺材里细看，就站在外面简单地望一下，没有看见颅骨，以为老辈人说的都是真的，也就不一定去考究我曾祖是善死还是被杀死的。而今我与思海叔、毓英族兄（即胡云）经过一番细致地察看，才发现铁花公、奎熙公棺内均有下颚角。奎熙夫人程氏尚有完整的颅骨在。” 　　——也就是这位胡毓凯先生以前不负责任地“听别人说”胡铁花棺内没有头颅，转告《闲话胡适》的作者石原皋，因而使“无头说”一时盛传。石原皋是胡铁花族兄胡宝铎的侄外孙，他的《闲话胡适》1983年在安徽省季刊《艺谭》上连载后，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有几位胡适研究学者从史学角度论证，胡铁花可能遇害于占台日军或为刘永福“军法处死”，来引证“无头说”，也颇为“言之成理”的。 　　但是胡适的侄外孙程法德说：“先父是胡适长兄的女婿，先母与胡适同受胡母冯太夫人的教养，亲情至笃。胡家后人不善经商，家道中落。胡适二兄绍之晚年视先父母如亲子女一样，相居在一起有十年之久。如果说胡传（铁花）真是杀头死的，则这一家庭隐私除绍之外，至少还有胡适母亲冯顺弟、胡适、先父母四个人也会知晓真相，但他们公开或私下，从没有讲过这件事。当年开设在上海浦东川沙县的胡家独资“胡万和”老店中存放有胡适父亲在厦门诊病的药方方单，以及胡传的朝衣、官帽、朝珠、日记、函件等遗物。胡传在台湾的脚肿不是一般普通的脚气病，而是心脏病、肾病所引起的，他在离台时已是吞咽困难、行动不便病入膏肓的病人，台湾驻军统领刘永福断无不放之理。” 　　程法德还以为，“无头尸”缘起铁花公一个书童之口。胡铁花先行遣返少妻冯氏幼子胡适等人中，当年随他去台湾的书童胡朗山也在列。少年朗山在动乱中的台湾算是开了眼界，返乡后经常向众乡亲讲述在台见闻，什么占台日军肆无忌惮烧杀抢掠，岛上义军拼死反抗，残留淮军散兵游勇滋扰地方，无处不是烟火刀枪声，人头落地或悬竿，尸骸横陈，血流成河……给上庄村民烙下台岛是个兵荒马乱的恐怖世界印象。过不久，传来了他们原来心目中英雄胡铁花死亡的噩耗，村民们自然推想铁花公是为国战死疆场的。云云尔尔，在上庄这个相当封闭的山乡，就铺衍成悲壮英雄传奇，沿袭了下来。而石原皋以胡家近亲、学者身份著文，通过新闻谋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胡氏祖墓早已修复，连同上庄村胡适故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向海内外开放；胡氏后人在收拾汇拢胡铁花等祖先遗骸时，都承认是有头颅骨的，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延续了近百年的故事该结束了，呼吁“金头银头之说荒谬可笑”，“无头尸纯属谣言，不必再浪费笔墨撰文论说”了。常言道，盖棺论定，此言不谬矣。 　　冯顺弟（1873——1918）出生于绩溪七都中屯村一户遭受过太平军战祸的农家，清同治十二年四月十六日（阳历5月12日）。这时农人们正在努力医治战争带来的创痍，顺弟的父亲冯金灶每天正式干活前，冒着曙光，空着肚子，到村口溪滩去挑石子——往返了3次；每天歇工后，照样到溪滩挑石子，倒入老屋地基——亦是3次。他是战乱的幸存者。他的一家老幼全被太平军杀死了，他则被掳去做苦力，而且脸上还被刺烫了“太平天国”4个蓝字！太平军中有一位裁缝收他做弟子，把出色的缝纫技巧传给了他。这为他日后生计多添了一条路。冯金灶有了长女顺弟后，又添了一子二女。他辛劳农作，勤俭诚实，一有机会就串村做裁缝活，为人称道，力图复兴家业。这一切都在顺弟的眼中心里，除了每晨每夕和弟弟赶去溪滩，从父亲担子中捡出几块石子，捧着一起到老屋地基外，她暗暗思忖，长大后她如何减轻父亲的重担。 　　七月廿五，一年一度的徽州太子神会又来到了。绩溪的“太子会”，以抬着木雕的太子神像为中心，由戴着大头面具、脸饰五颜六色的“开路先锋”、“和合礼士”（二人）、“驮太子侍卫”和“执龙凤伞者”等人组成队列，一路跳着“驱神纳吉”、“乞求平安”的“破寒酸”傩舞而来。每到一村落，便有成百成群的青少年举着南瓜灯照明助威。这时锣鼓声、炮竹声、口哨声、吆喝声混刹一片，村中族长、每户当家人，对游舞而来的“太子会”祭坛焚香、跪拜。于是傩舞开始，按锣鼓击点（无丝竹乐），“开路”、“和合”、“侍卫”、“龙凤伞”5个舞者，按4个方位，大圈套小圈地转跳；跳到高潮时，抛“福寿”纸的人，将小小的红、绿、黄三色纸，抛向每户人家，驱邪降福……这样热闹的神会，从小姑娘到大姑娘，冯顺弟是每年必到的。 　　她14岁那年，太子神会轮到上庄做，她赶去看热闹。她的姑妈嫁在上庄，伴着她观会。她感到今年的“太子会”没有往年那样奢华、神乎，傩舞和锣鼓爆竹也没有其他村里那么张扬。她因此听到不少议论之声，有说“今年三先生在家过会，不许这，不许那，把‘太子会’弄的冷清了！”“嘿，三先生还没有到家，八都（上庄乡）的鸦片馆关门了，赌场门也不敢开了！”“有太子会的南瓜灯，却没有烟灯，这可是八都多年没有的事啊！”冯顺弟听着听着，顿时觉得“三先生”是个顶天立地、威光四射的人。 　　“太子会”快结束时，听说“三先生”来了，她就好奇地驻足等候。“三先生您来了。”“三先生。”声音落处，只见人们让出了条路来，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紫黑面膛，留有短须，两眼炯炯，威武锋利，踏着稳健步子而来。冯顺弟壮着胆，再仔细窥视几眼，发现“三先生”穿着在她想象之外，朴实平常，丝毫没有官气——只是穿了件苎麻布大袖短衫，下面是苎麻布大脚官裤，再下面还是麻布鞋子，远比不上财主绅士，与一般乡民无异——可他是个走南闯北的官呢。 　　“那个黑脸包龙图的，便是三先生。”姑妈当场和顺弟咬耳朵，告诉她，“三先生”前些年在关东最北边地方做官，他走过万里长城，还走几十日冷得冻塌鼻子的北边，冰天雪地；还到南蛮绝域，蚊子有苍蝇那么大。他不怕日晒冰雪，那张脸就是被海风吹黑了。听说“三先生”是封疆大吏手下的能将…… 　　“三先生”和同伴走过她们跟前时，停顿了下。“三先生”瞥了冯顺弟一眼，独自下坡去了。 　　“三先生”就是冯顺弟未来的丈夫，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不过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的父亲，第二次鳏居了。 　　胡铁花已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任夫人冯氏，1863年死于太平军战乱中。徽州是太平军清军作战胶着地带，绩溪正处大道要冲，战火纷飞，那里的老百姓罹难惨重。据说冯氏为太平军所掳，尽节身亡。她没有给胡铁花生孩子。第二任夫人曹氏倒给胡铁花生了三子三女，痛乎憾乎，在生最后一胎儿子时是难产，一对孪生兄弟嗣秬、嗣秠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母亲却在翌年（1878年）患产褥症去了阴间！过了三年，正届不惑之年的胡铁花，把身家、续弦事抛在一边，决心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治装北上，到吉林去投奔吴大。此去便六年不回首，只是在1886年，吴大帅调任广东巡抚时，他追随有隙，往故乡一转，在“太子会”上邂逅了14岁的冯顺弟，留下美好的印象。一眼看去，顺弟便是一个年轻、强健、纯良的姑娘。不久他又得知，冯家世代务农，忠厚本分。这样的农家女子，正符合他续弦的标准。 　　续弦的事终于摆上了胡铁花的生活日程。他在吴大帐下业绩显著，被推荐到紫禁城，得到候补知府职位的缺额，就回到家乡上庄等消息。又一个三年过去了——1889年，他遣媒人去中屯村冯家求婚。这年，胡铁花已经47岁了。 　　媒人直截了当告诉冯顺弟的父亲，胡铁花47岁和三子三女的事实，就开口要“八字”。冯金灶当下就表示不合适，说“我们种田人家的姑娘不配做官太太，也不敢当晚娘（后母）”。媒人一鼓巧簧之舌道：“三先生是很实在的人，要的是庄稼人家的姑娘，晓得过日子，也会过日子。三先生是个好官，体恤百姓，当然更会怜惜自己的家内哩。至于当晚娘，挂个名而已呀。大儿子今年就做亲了（结婚），有家就自顾自了；至于两个双胞胎，都已十五岁，用我们徽州话说，‘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抛’，都已经在上海的学堂里啦；大姑娘早已出嫁，而且脾气极好；二姑娘从小许给了人家；三姑娘留在乡下家里。三先生是要把新娘子带到任上，一起生活的，这同诰命夫人有什么两样！” 　　媒人进一步说，“乡下十三四岁的姑娘已经定亲了，十七八岁姑娘，还是填房命”。可真击中冯金灶夫妇的心病。媒人继而缓兵，“今天我要回娘家去，明天来取八字吧。” 　　冯金灶夫妇被媒婆说得几无回旋余地，但他们总是担心女儿过去太吃亏了，而且又会被人闲话，“贪图财势，高攀官家”……但是顺弟却不是这样想的。这位大姑娘早就把父亲的辛勤劳作、担石填屋基植于心田，自恨不是男儿，有力分担兴家重负。现在可是机会来了——当填房嘛，聘金财礼肯定会多些重点，这对于重建祖屋是有帮助的；而且来日方长哩！“三先生还没有到，八都烟馆赌场都关门了！”这句话一直盘旋于她的脑海。男人要有他的威严，才是真正的男人；烟鬼、赌棍怕三先生，正说明他是个好人。“三先生是个好男人。”顺弟认定了这一点，是和父亲不谋而合的。所以当父母征求长女意见时（在封建堡垒的皖南，倒是尚开明的），她回答：“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个好人，就请你们俩做主吧。” 　　“至于嘛，男人家47岁也不能称是年纪大……”末了她竟然添了这么一句。 　　说亲的尾声是戏剧性的对八字。顺弟的母亲是骨子里不希望女儿嫁过去的，所以第二天媒人回来讨八字时，她让村里蒙馆先生写下她故意错报的生日和诞辰。也可谓无巧不成书，测字先生排铁花和顺弟八字时，一下子发现顺弟的有误，当即从抽斗里取出一张三年前的红纸，是当年到上庄观“太子会”时，顺弟由姑妈带来算命时留下的庚帖，那才是“真家伙”哩。先生狡黠一笑，神乎其神地推算了一会后，突然拍案说道：“天假良缘，八字完全对拢！你这媒人告诉三先生，让他开礼单。你也代我向金灶家道喜啦！” 　　金灶的犹豫彻底消除了，金灶妻只好吞下了自己的聪明误，暗自称奇。算命先生的玉成，在他们看来是前世的命定，于是这场婚姻很快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在胡铁花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留下了“续弦记事”—— 　　（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二月）十六日，（从上海）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从订婚到结婚，再返任，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其中婚礼的一切程序都经过了，可见胡铁花的明媒正娶是完整而隆重的，对妻子是珍爱而怜惜的。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官员，新婚之后，就带了爱妻返回江苏知府候补任上。当然，岳父那座梦想中的宅屋，他出资帮他建成了。 　　1891年，胡铁花双喜临门：他的“候补”有了着落，被任命为凇沪厘卡总巡。这是一份官场肥缺，做官做在上海；这年辞岁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在上海大东门一家胡家合伙经营的“瑞馨泰”茶叶店里出生了——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排行第四，名嗣，行名洪骍，字适之，胡适的名字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取的，以后成了行名。18岁的妈妈冯顺弟迎来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好景只有三个月，1892年2月，丈夫奉调往台湾，只带了师爷胡宣铎（他的恩人族兄胡宝锋胞弟）、书童胡郎山、裁缝胡锦泉，轻从渡海而去。行前，胡铁花为少妻、稚子作了安置，将他们带到了川沙城厢市中街自己家经营的“胡万和”茶叶庄。万和又被称“老万和”，因为早在清嘉庆年间，胡适的高祖已在川沙开创“万和”，茶叶制作兼销售，日渐发达，在上海和汉口开了分店。当年，川沙是个滨海盐村，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设抚民厅，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因此川沙民谚有云，“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这时的“胡万和”有大三开间店面和里间，楼屋也较宽敞，只是为制茶工场和工人宿舍所用，不便内眷居住。 　　于是他去距“胡万和”不远的南市街，川沙有名的“内史第”府第，租下前进厅屋侧临街的一间厢房，将妻儿安置下来。 　　“内史第”是清咸丰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的府第，当年院落深重，规模宏大，有三进二院两厢，六、七十个房间。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代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诞生是府的内院楼上东厢朝南的第一间房内，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从事民主运动和社会教育事业间歇，也常去老家歇住。他的老祖母沈氏和外祖母沈氏，恰是沈树镛的一对胞姐妹，“内史第”便成了黄家住屋。孙中山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也诞生在这座大院落里，并和她的姐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宋先生的母亲倪桂珍（1868——1931）是川沙人，1887年与海南文昌人传教士宋耀如结婚，1890年由上海搬迁回川沙城厢居住，就租用了“内史第”的前进厅屋沿街的西南侧的厢房、楼房，住了13年。此外，据传黄炎培的长子黄竟武烈士、著名音乐家黄自、会计学家黄组方也皆先后诞生于这个大院。世事沧桑，一度显赫的川沙“内史第”府院，现在只余第三进院落了（现浦东川沙镇兰芬堂14弄1号），砖雕门楼上挂着的陈云手书的“黄炎培故居”匾额，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被精心保留下来了。殊不知此地曾经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三位名人曾留有深深痕印的故居。 　　笔者1994年10月实地踏看浦东“内史第”，瞻仰“黄炎培故居”时，看到黄先生亲书的一幅书轴：“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恰是这位先贤高风亮节的一生写照。笔者也从当地文史界人士那里听到，“内史第”大院（20世纪）50年代还保存着，用作于当地公安部队的一家营房。宋庆龄先生曾对保姆李燕娥讲过的“一口住户们洗衣打水的井”也还存在；宋家旧居的沿街房屋，则成了一家糖果杂货店。然而一切景象，竟在1986年这个城厢古镇大拆迁中消失了——“内史第”众多旧厅空屋，包括宋氏故居、胡适故居……在滚滚尘土和劳力呐喊中不复存在了。痛哉，历史是不能再造的！不过胡适和他的母亲在“内史第”只住了一年略多几天，1893年2月26日，胡铁花派人来接母子俩去台湾，护行的有他的四弟介如和孪生二子（均已17岁了）。胡适曾说过，“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但以后听母亲说，川沙是个鱼米之乡的好地方”。 　　笔者好友程法德先生是胡适的侄外孙，20世纪40年代末在北平读辅仁大学时曾与胡适相处甚密。他告诉笔者，胡适成年后专门去过川沙有两次。一次是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留学回国，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暑假返故乡绩溪拜望母亲（也同时去旌德江村探望订婚12年的未婚妻江冬秀）途中，经过上海，专门去了川沙一次，到“老万和”店楼上，取走了先父遗留的手稿，计有年谱、日记、奏稿、诗文等，至于其他的遗物如官服、官帽、朝珠、信函等仍留在房内。另一次是1934年2月8日，胡适自北平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住沧州饭店。乘隙，在程治平的陪同下，乘小火车到川沙，去看了“内史第”婴儿时代的故居，又到“胡万和”茶叶庄休憩，吃了中饭，才返回上海。胡适对此行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在大陆最后几年里，常对程法德说，“暑假里你回上海了没有？有没有去过川沙？有没有看过‘老万和’（那时该店由胡适侄婿、程法德父程治平经营）？我告诉你，这样的走法最便捷：你在上海可以乘小火车到川沙北门下车，穿过乔家弄，出去就是市中街，一脚踏进我们的‘老万和’啦！” 　　偌大的“内史第”被拆得只剩下第三进院落“黄炎培故居”，至于“胡万和”呢，还好。自（20世纪）50年代中公私合营后该店历经沿革，以后就成了劳保商品专卖店，是“铁饭碗”，而且换了“公”字的招牌，店面虽经几番改造，但院落与进深依旧，不知不觉地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胡铁花奉调进台后，初任全台营务处总巡，继管台南盐务总局。公务稳定后，才将爱妻稚子接来，住在台南官署里。接着又因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府，是年年底遂将家庭迁到台东署中。 　　从1893年2月到1895年1月，这时胡适已从稚齿进入幼童时期，年轻的妈妈冯顺弟容光焕发，在热腾腾、绿油油、红火火的宝岛台湾，欢度她一生最温馨的日子。她天天与丈夫厮守，相夫教子，生活甜蜜异常。胡适在自传《四十自述》曾有描述：“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之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书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但是这样平和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年略多的时间，悲剧时势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接踵而来，胡适一家陷入悲剧的深渊。 　　坚持守台、抵御日本接管的胡铁花预测到全岛险恶前景，于1895年1月，留嗣秬在身边，遣四弟及三子嗣秠、书童朗山，将胡适母子送回上海，转返绩溪上庄村故宅。他还给妻子及四个儿子各写一份遗嘱，表示决心已定，以死报国。当年，胡铁花奔走国事，在家乡只有薄田数亩，也没有为自己及家人建造体面的宅屋。现在向海内外开放的坐落在上庄村西南方向、常溪河畔的“胡适故居”（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乃是胡铁花二子嗣秬（号绍之）于1897年主持营建的。回到上庄村的冯顺弟度日如年，忐忑不安地等着丈夫的消息。8月22日，胡铁花客逝厦门。其二子嗣秬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扶柩回归上庄村。未进村，正坐在胡家前堂的冯氏闻此凶讯，突然觉得天翻地覆，乌黑一片，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充满了哭声。 　　尽管皇帝的一道诰命下来，遗孀被册封为三品夫人，厅堂梁上高悬着盖有御印的一副黄缎（圣旨），但却无助于这位23岁就寡居的少妇，立时要做众多成年儿女组成的大家庭的家长；面临的艰难困惑无助于按故夫“儿天资聪明，应令他读书”遗嘱教育骨血成材的年轻妈妈。诚如胡适说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而“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现在，围绕这位后母便是这么一群小辈：长子嗣稼大她2岁，一个只会伸手要钱而不事生产的废物，而他的媳妇，更“是一个最无能、最不懂事的人”（胡适语），他们的女儿，只不过小胡适1岁而已。二子嗣秬，只小她2岁，清末国学生，候选知县，经商于汉口、上海间，是全家最能干也是非常精明的男人，而他的女人，却“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胡适语）。三子即孪生的嗣秠，已承继给五房作香火。长女大菊大她7岁，早已出嫁。二女从小就送了人家。只有大菊才理解后母的苦衷，回娘家时，像姐妹般劝慰她。自从老爷子这根栋梁一倒，大家庭再也没了统治权威。分房、析产、分炊势在必行了。 　　冯氏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三开间老屋如何容纳三房七八口家人？“诰命三品夫人”的圣旨挂得再高，也无济于事。亏得能干的老二早在1897年，动用故父官囊遗银，建造了一栋三开二进二天井两层的通转楼房（典型的徽派民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新居落成后即实行分家：厅堂东侧楼上楼下，归二子嗣秬一家使用；厅堂西侧楼上楼下，则归冯氏及四子胡适使用；三子已出嗣，就不再继承房产；长子分得紧邻的老屋，又考虑他没读书过，无业坐吃，将汉口店业也分给了他。里堂东边尚建有集厨房、茅厕、猪栏在一起的大统间平房，特地筑起两副灶台，分归二房、四房（冯氏代表）使用。厨房里有两扇门：一扇通二进厅堂，一扇通向墙外巷道……冯氏为分烟析产累得吐血。 　　老大嗣稼不出丝毫力气，却在分家时最得便宜，但他抽大烟、嗜赌博，已积习难返，钱一到手，就花精光。他家徒四壁，于是就动起大家庭的念头，见了精致的烛台、香炉，偷出去变卖；即使一把锡酒壶，也来个顺手牵羊。早年，胡铁花在世时，痛恨这个败子到极致，擎剑要砍他的头，顺弟急得跪着哀求，“使不得！千万饶了他吧！不然人家以后会说我这个后娘不容……”现在，这个败子在外面以胡家名义屡屡赊烟钱、欠睹款，累积成重债。每到除夕时，债主们拎着灯笼，一个一个上门来，人声鼎沸，灯影绰约，把大厅里的两排椅子，连得门槛上都坐满了。老大早就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当家年轻的后娘无疑成了众矢之的。这景象实在恼人，但冯顺弟很镇定，“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分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胡适）。大年初一降临了，新年纳福，什么都得吉祥平安，这时老大叩后门，溜回来了。后娘从不骂他一句，脸上也不露怒色。在小胡适的眼中，这样的过年总有五六次。 　　如此宽厚对待这个不争气的长子，而对两个刻薄的儿媳也一样。大媳、二媳常联合与后母闹气，有时还借他们的孩子（小不了胡适几岁）儿嘻争执来发泄，言语尖刻，指桑骂槐。冯氏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胡适）最使她受不了的是二媳那张脸孔——一旦闹气，脸色变得铁青，刀也砍不进去，而且可以坚持十天、半个月不说一句话，昂首阔步，默然无声，凶神恶煞地走进走出。冯氏忍无可忍了，“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胡适）。 　　对小辈，她是超绝的仁慈、宽厚、忍让，尽管她与她们的年记不相上下。但对同辈无理闹事，她就冷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用手段、有节制地去应对。“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责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忍错赔罪，她才罢休”（胡适）。冯顺弟在胡家族叔兄弟中，正当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她心胸十分地坦荡。儿子胡适是村上有名的“小先生”，当时大家庭的日用进出，都让小胡适登记在帐簿上，即使是块豆腐之微细，也不漏帐。 　　冯顺弟，做人真不容易啊！23岁寡居，内心的痛苦且不说，在这个有荣誉的大家族、大家庭中做家长，更是谈何容易！她刚柔相济，立身处世，而她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各种各样的是非、苦恼、不平……都被她忍耐着，宽容过了。这种禀赋，潜移默化，在她儿子胡适身上渐渐地体现出来。胡适在北京大学做文学院院长时，已“大名垂宇宙”，但“小脚夫人”江冬秀发起脾气来，声势也不小，有一次将把水果刀掷了过去，险些击中胡适面颊；胡适则嘀咕几句了事。有时江冬秀嗓门轰响了；胡适躲进卫生间，借嗽口，故意把牙刷涮口杯声弄得很响，作为“掩耳”。胡适在1935年出版的《四十自述》中曾说了：“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骨肉之间当然可以直抒自己的爱恨了。冯顺弟对胞弟妹，对亲子，把整个身心都扑了上去，倾泻她的全部真情。 　　她有一弟两妹。两位胞妹都因婚嫁不当而过早去逝。悼痛不已。所以她尤其疼爱胞弟冯诚厚。1910年（宣统二年），诚厚患上可怕的腹涨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顺弟把他接来家中，侍汤药养病（他门的父亲已在五年前去世了）。她目睹弟弟的病久治不见效，焦急异常。当时“廿四孝”盛传“割股疗母”感动天神而显灵的故事。她深信不疑。于是她选了一个月夜，闭门焚香，对天祈祷，准备自割手臂上的肉，放在药锅熬成汤。正在这当儿，檀香木爆出了出了声响，把弟弟扰醒了，就问：“哪来的异香？哪来的声音？”姐答道：“天上飘来的香气，天风吹动了窗纸。”弟也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第二天清晨，顺弟捧来一碗中药汤。诚厚喝着，觉得异味颇浓，只是在姐催促下，忍着喝完了。发现碗底有一块发紫的肉。诚厚是中药店出身的，在皖南泾县恒升泰药店当帐房，胡适13岁那年曾去那里学生意半年。他顿时明白一切了。姐噙着一把热泪苦求他吃下去。他将姐的肉含在嘴里。没有咀嚼，就呕了出来。姐将肉拾起，默默地走出去了。她变了个法儿，将臂肉放在瓦片上煨成了灰，然后拌和在油炸锅巴中，香喷喷地送去。弟含着泪终于吞下去了。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诚厚鼓涨着腹部，睁着双眼，凝视着一直守在床侧的姐，告别了人间。 　　诚如胡适所说，母亲23岁守寡，含辛茹苦支撑了23年，“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所以哺育爱子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一个山村农妇有多大能耐施教呢？除了冯顺弟自身品德和随夫阅世的知识外，先夫的那份遗嘱和他经天行地的一生，便是一部无形的教科书。每日，天未曙，她已悄悄披衣，坐在床头，看一眼打着微鼾的儿子，分享他的甜睡。但她相信，凌晨是一个人灵魂入窍，最聪明的时候，此际向他灌输的，够他一辈子受用。于是，她便将小胡适轻轻唤醒，帮他披衣坐起。 　　“儿，您好醒了。你先清醒一下。你不是姓胡吗？是的，你姓胡。你是你爸爸胡传，守珊先生，胡铁花将军的最小的儿子。你是很值的骄傲的呀！你知道吗？你的爸爸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我们胡家宗祠，是他冒死不辞修建的；我门胡氏宗谱，他也参加编纂。他后来做官，在吴大帅麾下，闯关外不毛之地，冰天雪地，他又下最南端，天涯海角，那里烈日走兽，蛮荒毒蛇，他都不避艰险去了，那可是要命的地方呀！为了朝庭，为了那个台湾，他死在岛上，马革裹尸嘛！你是英雄的儿子……” 　　她看到儿子半睁半闭眼睛，突然停下来，问：“你在听吗？儿！” 　　得到儿子肯定的回答后，于是她又说：“他呀，我说你爸爸呀，到处受到人家尊重。就是他回老家来休息几天，消息一传出去，七都、八都的烟馆、睹庄都闻风停开了！他八面威风，因为他为人正派善良，人家才相信他，敬重他。他就是你的楷模。你为人一生，就要学你爸！” 　　有时候晨训是针对儿子早一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让他反省。“你老子的品德首先想到别人，在患难时总把自己放到最后。昔年长毛（指太平军）作乱时，他背负你奶奶逃难，再回来带你五姨、七姨逃出去；再回去把你两个叔叔的房东老阿太背负出去；再回去挑衣物……如此往返六七次，唯不顾自己的生死危险！而你呢？你以为自己就是天……” 　　小胡适低头哭了。冯顺弟乘势说：“你一定要踏着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他是个完人，他走得太早，走得太快了……”说着鼻子抽搐起来。加重了语气：“你一定要学他，踏他的脚步，千万不要跌他的股！”（按，“跌股”，绩溪方言，意为丢脸，出丑） 　　破晓后，小胡适穿衣服下床，匆匆吃了早饭，第一个往书塾赶去。接着便是这位年轻妈妈梳洗，开始一天的生活。冯顺弟有一头恼人的又长又密的头发（现在应是漂亮的飘逸的长发），每天早上都要站在矮凳上梳头，爬上爬下，甚是辛苦，不然将会拖到地板上，弄脏了洗起来更麻烦。接着便是静下心，再整理下儿子昨天的行为，以及今天将会发生的事，有时真使她烦恼。是什么使冯顺弟生气、烦恼呢？是小胡适的顽皮、甚至耍赖，说脏话。有这么一件事，胡适到三十多年后还牢 　　记着，在他的《四十自述》中描述道——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骂我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儿子的眼睛不是眼屎，淌水，就是结痂，散发出异味气息，求医无门，严重妨碍了他的读书。母亲焦急万状。后来她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掉，可不能怕脏。果然，一天夜半，小胡适睡梦中感觉到眼睛皮上有阵湿辘辘的热气在濡染，伴带着非常熟息的鼻息声……他终于明白了，大颗大颗的眼泪突眶而出，他钻进母亲的怀里失声了。 　　成了名教授、大学者、博士后，胡适发出肺腑之声：“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但是他们母子关系并非永远这么严霜，有一次，适逢闹元宵，热烈氛围中，小胡适借酒疯、“菩萨附身”，亵渎了山神（想把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入茅厕），还高呼“月亮，月亮，下来看灯！”从而发挥他的无神论思想。这下可吓坏了冯顺弟。母亲越是急，小胡适疯话嚣得越厉害，真像鬼神附了身一样。这样的戏一直演到小胡适疲倦地睡去。一个月以后，母亲带了儿子到中屯村外婆家，聪明地指派她弟诚厚，带小胡适去村口三门亭小庙燃烛焚香还愿，“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舅甥各行其道，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直到我二十七岁回家时（笔者按，即1917年由北京返回上庄与江冬秀完婚），我才敢对母亲说那一年元宵节附在我身上胡闹的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亲也笑了”。（胡适）母子间和谐是主旋律，宽厚的母爱自然容纳儿子的信仰。 　　“儿天资聪明，应令他读书。”冯顺弟无时无刻不忘先夫的遗嘱，并严格执行。小胡适在家乡上庄九年（1985——1904）的生活轴心，就是围绕读书转。“做人?读书”，冯顺弟应是胡适的启蒙师。 　　1895年，胡适随母回乡，就开始读书塾，是年5岁。这家书塾本是带他们回乡的四叔介如办的，后来介如到阜阳县上任训导，家塾移交给另位先生执教，学生增加到十多人。母亲为了先生多教点书给小胡适，封了多给他三倍的学金（即六银元），以后还逐渐递增，加到12元。她情愿在家用日常上苛刻节省，对儿子学金却“打破记录”。果然，“独我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得享受先生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先生（按母亲要求）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胡适）。这样读了几年后，小胡适因为有父亲的“讲方字”、塾师讲古文，根底扎实，学业长进很快，而且11岁已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在意识上也由拜神跳入无神领域了。 　　母亲渐渐觉察到在狭小的上庄已容不下儿子读书天地了，在小胡适11岁时，正好他的两位孪生兄长在家，便试探地问他们说：“今年11岁了。你们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那知道老三嗣秠冷笑一声：“哼！念书？”老二嗣秬沉默着，始终没有开口。冯顺弟原来想让他们带这个小弟弟到上海去求学，一看到反应如此冷淡，把想讲的话吞了下去，忍气坐了会，噙泪回自己的房间。泪水扑噜噜而下。没有办法，一家日用支出皆仰给于汉口、上海两地茶叶、酒业生意，都由老二来往经营，也是够他辛苦的，没有他的首肯，儿子求学之旅哪能成行？ 　　两年之后，机会来了。1904年春，嗣秠的肺结核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必须专程赴上海求医。顺弟终于取得他兄弟俩的同意，让嗣秠带去上海（就是这年，嗣秠病死于上海）。她可不是一般的“相依为命”识见的妇人，她见过世面，从丈夫那里得知山外有山，大山外面、大洋彼岸，才是自己亲生儿子求知、发展的天地，所以尽管“老牛舐犊”般息息相依十四年，临别时，“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以她硬起心肠”（胡适），不仅没有挥泪，还做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嘱咐儿子，好好念书，没有什么事，不要回家。后来胡适渡洋留学去了美国（1910年），冯顺弟为使在大洋彼岸读书潜心，在大病中（1913年）让人给她摄了张像片，告诉家人，我如若大病不起，你们也慎重不要告诉儿，仍旧请你们代笔按月寄去家书，一如既往。有朝一天我儿子学成回国了，要是我已不在人世了，你们就将这张像片交给他。儿看到这张像片，犹如见到我一样。后来，她逃脱死神魔掌，渐渐痊愈了，此际思儿犹心切，但仍没有去信美国催归，只是与江村冬秀订下的婚约已十二年了，希望儿子回家完婚了事，更希望抱抱孙子——所以胡适为长子取名“祖望”，寓意祖母之盼望，但祖母没有盼到他降世，西逝了。 　　1904年，胡适走出了皖南大山。因为岁末出世，胡适实足只有12岁，“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胡适）。胡适的九年家乡生活（1895——1904）就这样结束了。四十年后，他在回忆中说；“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23岁失去丈夫，守寡23年，含辛茹苦、忍耐宽厚、谨慎调度地做胡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终因节约过份，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胡适母亲宿疾（喘疾）迸发，又被庸医误诊，于1918年11月23日病逝，享年46岁。“晚年”，她还收拢失去丈夫的大媳及长房两个幼孙，失去丈夫的三媳及三房的幼孙，与自己同住同炊，使得离析后的胡家再度复合。宽容、牺牲贯通了她的终身。 　　最悲痛的莫过于胡适，“她只有我一个”，13岁离家游学后15年间，与母在一起生活只有4、5个月，“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身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也未能一面”！胡适悲恸欲绝，从心田迸发哀号：“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胡适为母亲办丧事，和他办自己的婚事一样，旨在反对旧礼教，从自己实践开始，大胆实行改革，既“把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删除干净”，又“把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的仪式删除干净”。他不用和尚、道士念经拜忏，也不用阴阳先生择墓地，他身穿麻布孝服，草鞋守灵，在副白布上用墨笔写了“魂兮归来”大字挂在灵堂。人们来吊唁，他则用鞠躬代替扣头……但是他在出殡那天致词时，没讲几句。就泣不成声，无法再理智下去了。他用泣血的心写下了一首悼母诗——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 　　遥知前面，老母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 　　都云散烟销！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 　　“好呀，来了！” 　　学涯在人的生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学涯的几个进程是和他年龄一起提升的： 　　——台湾二年（1893——1895），与母亲一起读识父亲制作的红笺方块字，又有母亲助教，真是金色的童年。这时胡适才2、3岁。 　　——绩溪九年（1895——1904）家乡教育，有母亲的身教言教，读上庄的家塾。小小的13岁以下的年纪，意识形态上却完成了由拜神向无神的过渡。 　　——上海六年（1904——1910）走出大山，在当年中国社会前沿城市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换了四个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在那里胡适都是出类拔萃的学子。 　　——留美七年（1910——1917），浸身大世界。19岁的胡适翩翩一青年，在美国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读农学院一年、文学院三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攻读博士一年半。 　　24年的刻意读书生涯，终使胡适成为一代大师，影响整整一代学人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他的起点就是黄山山麓的上庄村，“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的事之外”的母亲。胡适在1931年写的《我的信仰》中说，“我母亲于1918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我在这个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他于翌年发表题为《不朽》的文章中，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回首“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我追忆我父亲个人对她毕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我遂诚信一切事务都是不朽的”。他诚信，“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永远不朽”。 　　20世纪伊始，胡适这个人物就从这里起步，进入世界的视线。 　　胡适并不是特殊的智能儿，但开智很早，是在远离家乡山山水水的海峡那边台湾岛台东直隶州知州衙门。那里有一个十分温馨的氛围，尽管时间短暂，但深深国根植于胡适的心田。他在《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中说：“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我母亲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书，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父亲不仅赋予胡适七百多个“红笺方块字”开智，而且还给儿子留下了两本自己编撰、亲手写成的灌输思想的小册子：《学为人诗》、《原学》。1895年他为台湾抗日而殉职了，没有机会教授儿子去读，由他当年台东知州府的幕僚堂弟介如执教。 　　胡铁花留给小儿子胡适还有一份至关重要的“遗产”，就是两张言简意赅的遗嘱——给他妻子的说，“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胡适的有云，“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便是那位伟大母亲育子的精神支柱，这也是胡适求学生涯的灯塔。 　　1895年2月，胡适3足岁略多个把月，踏进了他的父母之邦徽州府。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积沉深厚，向有“程朱阙里”（程顥、程颐兄弟原籍婺源，朱熹婺源人）、“江戴桑梓”（江永媝源人，戴震休宁人）、“金紫三胡故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均为绩溪人）之称，还被誉为“东南邹鲁”。混沌初开的胡适沉浸在如是经典汉学、传统伦理大环境中，潜移默化，起步学涯。 　　胡适随母一回到上庄，就进了他四叔介如的家塾读书（一共只有两个学生）。他太羸弱了，一根七八寸高的门槛还跨不过去；到了学堂上，还要别人抱他坐上、爬下课桌跟前的高凳。但是因为他已认得近千个字，所以老师不用从世俗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启蒙开始，而是拿他父亲留下的《学为人诗》、《原学》直接做读本了。“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实践，黾勉于学，受道勿失”（《学为人诗》）。父亲的教导，逐渐融入到胡适人格中。 　　除了读父亲专为他编撰的《学为人诗》、《原学》外，胡适在九年时间的家塾里还读了《孝经》，朱子注本《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及《书经》、《礼记》等。胡适读书与其他学生不同，他不属于“两元（学金）阶级”。他母亲交给塾师（先是四叔介如，后为族叔禹臣）六元，后来又加到十二块银元。付出如此高学金的目的，就是需要塾师为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由于胡适已有了识千字，而且每个字都经过父亲讲解的基础，听讲也能听出滋味来。他感到朱子《小学》里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易懂，读起来就有趣。他的同学在读《幼学琼林》时只念大字（正文），他却爱读小字（注文），因为那里有许多神话和故事。他读书真所谓读出名堂来了。胡适成了大学者后，深悟母亲此举的非凡意义，“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儿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四书五经”给胡适打下了坚实的汉字基础，但打开胡适生活生趣之门的却是古代白话小说。尚在9岁那年，他在塾师四叔东屋后进的客房玩，偶然间看到桌子底下一只美孚煤油的木板箱里塞着废纸，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他随便捡起这本书，发现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被扯破了。他就站在破板箱边，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残书。原来这是一本小字木刻版的《第五才子》（《水浒传》）书，残本开始的是“李逵打死殷天锡”这一回。胡适惊叹说：“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之后，他从五叔那里借到了《第一才子》书即《三国演义》，从三姊夫（在上海周浦开店）那里弄来了《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就是不求上进的大哥嗣稼，在他的大烟灯旁也有小说书作伴，成了胡适阅读的猎获对象；大嫂嫁妆里的《双珠凤》等弹词小说，自然成了这位小阿弟的藏书。他在二哥、三哥那里看到了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说到《聊斋》，少年胡适还经常受族姐妹、侄女们（都十五六岁）的包围，享受巴结，因为她们极爱听他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些故事。而讲《聊斋》时，首先需要较深理解这部故事生动、文笔优美的文言文小说的用词遣句，然后再把文言文译成白话，再转成绩溪土话，声声入扣地讲给她们听。这实际上也在锻炼小胡适做古文，为以后到上海去读书，写策论打基础。二哥绍之的书则给他开扩了眼界，一次回家，带给小弟一本日本人写的讲希腊爱国志士故事的《经国美谈》，这是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胡适少年读书生涯中有一位密切同伴，而且起着杠杆作用，就是年纪与他相近（长4岁）的族叔胡堇人（字近仁）。“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得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得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按，如上述之外还有《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传记、笔记小说及《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无意义小说）。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说了”（胡适《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这些小说，都是用当时白话叙述的，胡适读它，无疑是潜移默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鼻祖后来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封建迷信风气像山岚一样不可驱赶地弥漫在皖南崇山峻岭的每一个村落里。胡适幼年时，母亲为保他健康长命（他身体先天不足），常让伯娘带去烧香拜佛；还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取了一个佛名（胡适只记得上一个字“观”，下一个字忘了）；去外婆家时，路上有庙亭，动辄膜拜；眼翳病好了后，随母亲到古塘去烧香还愿……他太小了，都是无意识的、被迫的。但有一件事是出于他心愿的：他做了一个孔夫子神龛，有内堂，有神位、祭桌、烛台……仿照家塾和大姐家的样，工艺做很认真、精细。母亲对此很高兴，提供一张小桌子、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月半，提醒儿子焚香敬礼。这一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对学界至圣祖师爷的敬崇礼拜，和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膜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吗，胡适家大门上，贴着他父亲遗墨条幅：“僧道无缘”，已由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淡白色。 　　胡铁花应该是不盲从神鬼迷信的。他在协助吴大郑州治黄患办河工时，曾嘲笑治河官吏祠祭膜拜水蛇虾蟆之类“河神”。他虽然未曾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笃信程朱理学，因袭古代自然主义宇宙观。“天地氲氤，百物化生”。他在给儿子编撰的《原学》，开门见山就这样说。父亲去世的太早，不能直接授予他的无神论教育，但胡适说：“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候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胡适《四十自述?（二）从拜神到无神》）。 　　父亲闪光般的影响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不过使胡适从上庄拜神阴影中走出，鹤立鸡群地自觉进入无神境界，主要是靠了读书。 　　首先，他从朱子的《小学》中，读到史学家司马光家训中有关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精神震动了！胡适对朱子《小学》是能全书背诵的，但总是不甚了解，然而就是这句话，一下子使他联想起他曾读过的《木莲救母》、《玉历钞传》等卷子中所描写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抛奈何河（喂饿狗毒蛇）”的惨状，人死后已然“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你随便怎么折磨我，“亦无所施”啦。自此，胡适对世俗迷信“死后受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了。 　　胡适11岁时，他的二哥绍之从上海回来，给他带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已经对他有过启示，司马光的名字无疑是闪光的。于是胡适便撇开了塾师要他读而又不感兴趣的《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时他已能句读古文），捧读“通鉴”。他很喜欢这部历史书，读得很认真，当他翻阅到第136卷时，论述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与梁朝群官当众辩论“神灭论”时，眼睛发亮了。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范缜用浅显的刀子与刀口锋利的比喻，说明形与神相互依赖的关系。没有刀子就没有刀口的锋利，没有形体岂能有神魂吗？胡适惊叹道：“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同在第136卷内，还记述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因果轮回说。范缜用“偶然论”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他回答竟陵王“君不信因果，何能有富贵贫贱”时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便而散，或拂帘幌，坠于茵席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在何处？”意思是人生贵贱因出身分野，是完全偶然性的呀。胡适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外来的佛家因果轮回盛行，而且超越了中国道德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观，把人生贫贱移到前世、下世的宿命轮回中，深入老幼妇孺的精神世界，是十分厉害的，后果也是十分可怕的。少年胡适建立起自己的无神信仰，40年后，他回忆说，“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他深怀感情地说——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 　　（《我的信仰》） 　　思想上完成了由拜神向无神论的转换，小胡适就胆敢在上庄村演出了几出惊鬼神的活剧：欲拖三门亭神像抛茅厕；正月十五闹元宵时，乘着酒兴，当众高呼“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徽州有句民谚出了名：“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徽州地方很穷，男人才长到十三四岁，正是少年玩耍的时候，便背井离乡外出学生意或干生活，独立谋生了。胡适那“往外一丢”，也正好十三四岁，12足岁，不过他不是去学生意的，是他母亲酝酿多年，为实践亡夫“令他读书”的遗嘱，瞅准抓住了三子振之的肺结核病已到很危险的程度，必须去上海医治的机会，1904年2月，将爱子一起送往胡家有基业的那个“五口通商”之一的大城市。从此，胡适就“向那不可知的人海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了。从此，母子一别便长长的一十三年，其间相聚，包括胡适回家完婚在内，总共不过四五个月而已，儿子对母亲“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生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后悔不已。胡适深知母亲，“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这情景实在有些悲怆。 　　胡适在上海求学总共6年，先后换了4个学校，闲居过半年并教过书，简历如下： 　　——梅溪学堂一年（1904年2月至1905年春季），13岁。 　　——澄衷学堂一年多（1905年春季至1906年夏），15岁。 　　——中国公学二年多（1906年夏季至1908年9月），17岁。 　　——中国新公学一年（1908年9月至1909年10月），18岁，读书兼做该校的英文教员。 　　——闲居7个月，并在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1909年10月至1910年5月），胡适已是风度翩翩一青年了。 　　1910年6月，胡适由在东北任职的二哥绍之陪同，赴北京，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考试。被录取的70名官费生中，胡适在列，不过“很挨近榜尾”。接着，是年8月，他乘海轮离沪去国，结束了6年的上海求学生活。 　　梅溪学堂是一家近代教育尚很不完备的小学。校长张焕纶是胡适父亲生平最佩服的好友、上海龙门书院同学（张氏曾写过《胡铁花先生家传》，称铁花幼时有特殊秉性，“不喜甘饵及衣履之红绿者”），他的教育方针很有见地：“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虽然胡适只见过他一面，虽然胡适只读了一年，但张氏的教育思想在胡适成长思想旅程中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胡适在“梅溪”一年学涯中，创造了一天升了3个班、一年升了4个班的奇迹。经过是这样的。 　　胡适刚进梅溪学堂时，穿着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呢大袖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一口绩溪土话。完全是个小土佬的样子。他被编在第五班，即最低年级的倒数第二班里。他因为在乡下已读过书塾，所以有在英文、算学上多花功夫。六个星期后的一天，国文教师沈先生讲到课文中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时说，是《左传》中的话。胡适一听，心中暗暗吃了惊，“先生讲错了”，但没有立刻提出来，大概这就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忍耐”，而是等到下课，拿了书，走到先生桌子边，轻声对先生说，“这个‘传曰’不是《左传》，而是《易经》中的《系辞传》。”态度显得谦恭。先生的脸立时红了起来，问：“侬阿读过《易经》？”胡适回答读过。又问：“侬阿读过别样的经书？”胡适用刚学来的上海口音回答，读过《诗经》、《易经》、《书经》、《礼记》。先生睁大眼睛看这个瘦弱的乡下学生，听着不住顿首，接着出了一个题目《孝弟说》，要胡适当场写篇文章。胡适书是读了不少，作文倒还是第一次，但他回到座位上，过了会，一百多字的文章还是做出来了，交了卷先生相当满意，笑吟吟地向胡适招手，“你跟我来。”将他带到楼下前厅二班课上，向任课教师顾先生俯首耳语了一些，推荐胡适到此班。顾先生接受了，将胡适安排到末一排桌子坐。就这样简单，胡适在一天内升级了3个班，即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紧接着，两个作文题难住了他——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日本在天南海北何处？“经义”文章如何做？一片茫然的胡适正在苦恼时候，梅溪学堂的茶房来报凶信了，暂时缓解了胡适。 　　原来胡适的三哥振之病危了。当时在上海的唯一亲人就是胡适。胡适赶到南市胡家经营的“公义油栈”店里送终。几个钟头后，三哥靠在胡适手腕上咽了气，他只活了27岁。先前两个孩子夭折，遗下妻子与三子由后母冯氏收养。三子思永以后跟在胡适身边，颇有诗才，但只有20岁的寿命。第二天，二哥绍之从汉口店里赶来，料理丧事毕，胡适将作文的苦恼告诉了他。二哥是位见多识广的才子，没有为小弟代笔，立刻找来了一批书，如《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合订本）等，装入网篮，让他带学堂去认真细读。胡适回“梅溪”，花了几天功夫，埋头读书，居然把那篇“日本”的论说文写成，缴上去了。不多久，他“经义”文也会写了。再几个月后，他又升了班，是最高班六年级生了。他在梅溪学堂成了出类拔萃的尖子，被选拔（和另外3个同学一起）去上海道台衙门参加会考。但正在阅读禁书邹容《革命军》的胡适和其中两位同学拒绝了这一“荣誉”，因为他们发现上海道袁海观大人是“亲俄派”。这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开战，极大地刺激了我爱国同胞。上海木匠周生有无故辜被俄国水兵砍死，袁海观判案不公，引发舆论和市民不满。胡适三同学写匿名信痛骂袁，当然不愿赴考了，他们也因此没有最后完结毕业手续，离开了“梅溪”。 　　胡适求学上海第二个学校是澄衷学堂。当时他当然不会知道蔡元培这个人的名字。蔡氏早他进澄衷4年时，曾做过这所名校的代理监督。 　　胡适1905年春插入澄衷学堂“东三斋”即第五班。该校由低到高，共有十二班，前六班为中学，后六班为小学。“东一斋”即第一班，中学最高班，“西一斋”即第二班，中学次高班。这是一所当时已很有名气的私立学堂（今上海五十八中），胡适是凭了他“梅溪”时出色的文章，才被总教白振民（与二哥绍之是同学）接纳的。不负所望，他又在这所小学兼中学的学堂再创一年升4个班的辉煌：“我的考试常常在第一”，翌年春季跳入西一斋（第二班），接近中学毕业了，不久又做了班长。他在“澄衷”近一年半的学涯中，学习了当时称做“新教育”的基本课程：国文、英文、算学，以及物理、化学、博物、国画等，英文、算学两门进步最大；尤为英文，其功底主要得益“澄衷”一年半的严格训练。教师都是出身圣约翰大学的，教学严格而科学。但这位关心时事的热血青年，很快被时髦的进化论吸引住了，踏上了哲学政治的轨道。 　　胡适在读“东二斋”和“西一斋”时，国文教师杨千里给了他一个作文题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下子激活了胡适对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热衷。《天演论》出版后一时风行全国，乃至成了中学生的读物，或选作课文。时代使然，“中国在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胡适在《四十自述?（三）在上海》中回忆说。他还说做“物竞天择”这样文章，不是他那样十四五岁少年能发挥得了的，但文中发挥忧国忧民情绪，被杨先生评为“富于思考、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终因感染上了热衷进化论的风气，“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当时，他在学堂使用的名字，还是他父亲按族谱辈次排列下来给他取的名字：胡洪骍，大概是受了风云人物陈炯明的名号“竞存”影响，一天清早，他要二哥给他取一个表字。正在洗盥的二哥不经意地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胡适正在做这道题目的作文，印象太深了，立刻高兴地回答：“好的，好的！”胡适的字就这样定下来了。为和他两位哥哥表字“绍之”、“振之”相应，“适”下加了个“之”，正式称“适之”。“胡适”开始使用在他的笔名上，而且用的也不是太多。他的笔名尚有：期自性生、希疆、铁、铁儿、蝶儿、藏晖室主人、胡天、毅斋主人、适庵、天风、冥游、HUSHIH、H?S?C……后来他去北京考“庚款”留美官费生，填报姓名时，怕用了胡洪骍这个大家熟悉的名字而考不取，面子上难堪，故用了胡适这个表字、笔名，没想倒上了榜，出国了，出名了，从此带着浓厚时代色彩的胡适，成了他的行名。 　　寻根溯源，胡适师承杜威的实验主义，最早还是在“澄衷”追求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存疑主义中获得启迪的，与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思想相一致，逐渐形成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但是严复的译文太古雅，影响了天演进化论的传播，这时梁启超和他的《新民说》赢得无数忧国忧民、追求上进的青年的心。“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显然胡适是十分心仪梁氏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尤其有心得的是《新民说》中“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也就是“我们最缺乏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胡适惊奇地感觉到“《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胡适《四十自述?（三）在上海》）。梁氏的改良主义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深植少年胡适的心田，可谓是日后形成体系的“胡适思想”发轫之一。 　　胡适在“澄衷”时代，还读了梁启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震撼力不下《新民说》，“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但他对梁氏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阶段并不满意，而实际上这是一部虎头蛇尾、缺章缺节的未竟论著，于是胡适“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他暗暗下决心，打定主意，就在此时（15岁）下了“种子”，留心读先秦百家诸子的书，做起他的旷世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准备工作来了。后来他遂愿了，很可惜，这部学术著作也只写了上部（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外几部极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如《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禅宗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胡适得了一个“上卷先生”的雅号。 　　胡适，这么好的一名学生并没有能在澄衷学堂毕业。原因是他做了“西一斋”的班长，班上一个学生被学堂开除了，他为之打不平，向白振民总教，向校长提出书面抗议。白振民虽然爱惜胡适，但还是悬牌记胡适一次大过。胡适忿忿不平，恰好创办才半年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公学招考，他应考后被录取，因此在1906年暑假终止了“澄衷”的学业，用现在话来说是肄业离校了。 　　中国公学是一些留日学生创办的。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政治活动的规定，我留日学生群起反抗，愤慨回国。回国后，他们主张在上海办一所公立大学，于是年12月经13省的代表议决，定名为中国公学，实质上堪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1906年春在上海新靶子路（今武进路）黄桥路（今横滨路）北租屋开学。这所学校朝气蓬勃，剪辫子、穿洋装、穿和服、拖木屐，成了一道风景线，很多师生是革命党人，如教师于右任、马君武、沈云翔，学生但懋辛、熊克武、饶铺廷等，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胡适在中国公学受革命熏陶是必然的，但一些年长的同学都很爱护年方十六七岁的胡适，没有去剪他盘在头上的小辫子，也没有动员他加入同盟会。后来但懋辛告诉他，“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你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你，所以不劝你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胡适。 　　在中国公学，因为已在“澄衷”打下了英文和数学的基础，胡适学得轻松，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两级中学程度”，因此使他能挪出较多时间来参加社会活动，宣传他在家乡和在学校里得到的知识和见解，及逐渐形成的主张和思想。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宣传载体，有一块文字领地，对视写作为至圣的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1906年，胡适走运了。他入学中国公学不到一个月，同寝室同学钟文恢（绰号钟胡子）介绍他加入校内组织的“竞业学会”。创办该团体的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以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学会设在公学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常有革命党人来往。实质上是革命党的外围组织。有两位（杨卓林、廖德璠），后来为共和而牺牲。“竞业学会”成立后第一件要办的是创办一个白话刊物，就是是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创办的《竞业旬报》。“旬报”，顾名思义，十日刊。出到1907年1月14日第10期，停刊。1908年4月14日即从第11期开始，至1909年2月1日第41期，终刊。首任主编傅君剑（钝银）说“旬报”宗旨有四：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胡适后来回忆说，“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而且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竞业旬报》树起白话文大旗——推行北京官话，普及国语，目的在于统一中国的语言而联合中国的人心。实现中国由弱变强的希望，便成了该刊的最大特色。胡适后来回忆说，清末年间，在沿海地区出了不少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等，但都“寿命”不长，唯有《竞业旬报》出了41期（1906年10月28日——1909年2月1日），“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 　　主持该刊编辑笔政的，先后是傅君剑（钝银）、张无为（丹斧）和胡适。胡适是从第24期（1908年8月）起任主笔的，住进了《旬报》编辑部，爱尔近路（今安庆路）庆祥里，每编出一期得劳酬10元，住宿、饭费均由报社提供，对濒于破产的家境犹雪中送炭。胡适这名公学中年纪最小的学生能做到主笔，也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他会用白话写文章，而且异常热诚。尚在创刊号上，在钟会长的鼓励下，不到15岁的胡适以“期自性生”的笔名发表地球是圆的科学小品文《地理学》（连载3期）。这篇文章成了胡适被印成铅字公开发表的白话文处女作。写白话文，对胡适来说越发不可收拾了。胡适这位撰写演说大家，不到六十年从业生涯中，写下的说下的文章犹长江大河，浩浩荡荡，难以数计。溯源是颇有价值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就这套《竞业旬报》，从第3期起，将他逐次发表的小说、传记、诗词、社论、时评、杂谈、新闻等，择其主要篇目列举如下： 　　《真如岛》，笔名铁儿，章回小说（第3期至37期，共十一回），主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 　　《敬告中国的女子》，笔名希疆，时评（第3期至第5期），主旨希望中国女子做到“第一样，不要缠足；第二样，要读书”。 　　《说雨》，笔名期自胜生（第3期）。 　　《暴堪海舰之沉没》，笔名适之（第一次用“适之”笔名），小说（第5期），以外国海难中先让妇幼逃生的震撼人心的人道主义故事，“给我们中国人做一个绝好的榜样”。 　　《弃父行》、《霜天晓角?长江》和《西台行》，诗词（第25期和29期）。 　　《生死之交》，翻译小说，笔名铁儿（第12期），写两个外国少年生死之交的故事。 　　《观爱国女校运动会以诗》，笔名铁儿（第15期）。 　　《姚烈士传略》，笔名铁儿（第16期至26期）。姚烈士即中国公学干事姚弘业，湖南益阳人，因公学经济陷于绝境，激于义愤而投江自尽，遗书云：“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胡适盛赞姚烈士是“极可爱极可敬极有血性责任心”的人，“陈天华极有热血”式的人。 　　《西湖钱王祠》、《送石蕴山归湖》，笔名铁儿，诗（第17期）。 　　《赠鲁楚玉》，笔名冬心，诗（第27期）。 　　《秋日梦返故居觉而抚然若有所失因纪之》，诗，长歌（第27期）。 　　《婚姻篇》，笔名铁儿，述评，分两期刊登（第24、25期），表述胡适少年时期对中国婚姻伦理问题的观察与主张。抨击中国婚姻误区四大点外，还提出自己的主张：“第一要父母主婚，第二是子女有权干预”，并提出婚姻问题是中国社会兴衰攸关大事的观点。 　　第24期起胡适任《旬报》主编，重担在肩，他沉着应战，一时间“铁儿”、“竞业”，纵横版面，诚如他所说：“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下面列举的是胡适文涯中较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中国第一伟人杨期盛传》，笔名适之（第25期）。写现代“社会不朽人物”杨期盛，泥水匠出身，自强竞业30年成富翁，破家兴学，筑桥铺路、助医。通过是文，宣传胡适“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的思想和操守。 　　《无鬼丛话》四篇，笔名适之，用浅近文言文写作，是他在《旬报》发表文章中的个例（第25、26、28、32期）。主旨破除迷信、痛击鬼神，也不恪守宋儒教条。 　　《论家庭教育》，笔名铁儿（第26期），认为“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此“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 　　在26期发表的还有：《西洋笑话》（适广）、《口号》（诗，冬心）、《介绍〈国民白话日报〉、〈须弥日报〉》（新闻，适）。 　　《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笔名适之（第27期），目的在于“我们中国如今的时势危险极了”，巴望“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百个贞德”，“赶快去做一个马前卒”。 　　同在27期发表的还有：诗作《追哭先外祖》（冬心）、《赠别黄用浦先生》（胡天）；小说《东洋车夫》（适之），讲的故事是他亲身经历，一个人力车夫撇开中国学生叫车，抢去拉一个洋乞丐，结果非但没得钱，差点挨揍。由此感慨丑陋国民性：媚外。 　　《论毁除神佛》，笔名铁儿（第28期）。发挥他少时确立的无神论，指出“神道是无用的”，“神佛是有害的”，号召大家“快把各处的神佛毁灭了去，替地方上除一个大害”。 　　《中国的政府》（第28期），揭露、抨击清政府为迎接美国舰队来华游历所做出的种种媚外丑态。此篇与《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第7期）前后呼应，忧国忧民，愤世嫉俗 　　《论承继之不近人情》，笔名铁儿（29期），胡适从他三哥继珍伯，人格被扭曲的痛苦事实，演绎出人权的不可侵犯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到以后他的“无后主义”、“社会不朽”观的形成。此文是为雏形。 　　同在29期，还发表胡适的诗作《上海电车大桥望黄浦》（冬心）、《赠别汤保民》（适之）、《电车间》（蝶）、《爱情之动情》（适盫）。 　　《军人美谈》笔名适盫、《饮食上的科学》笔名适广（均第30期）。 　　《缝衣歌》、《军人梦》，笔名铁儿，均译诗（第31期），后者七言诗长歌。 　　《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铁儿（第33期），热情讴歌昭君出塞和亲，为边境安宁、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行为。此篇与《女杰贞德传》，堪称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姐妹篇。同期还有翻译小说《新侦探谭》，笔名蝶儿。 　　同期还有杂感《上海百话（一）》，笔名蝶儿；诗《寄邓佛衷日本》、译诗《惊涛篇》，笔名均铁儿。 　　胡适从1908年11月24日起结合时事新闻，针砭时风，发表《白话》社说系列，到1909年1月2日，共4篇。《白话（一）爱国》，社说，笔名铁儿（第34期），大声疾呼，“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爱国的人“第一件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第二件便要竭力加添祖国的名誉”。体现作者年少浅显朴素的爱国思想。 　　同在34期上，还发表了胡适的《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骍），翻译格言《金玉之言》（铁儿，至第38期续完），《读〈汉书〉杂记》（铁儿，至第35期续完）。 　　《白话（二）独立》，社说，笔名铁儿（第35期），论说人唯有自主、努力、锻炼成才、铸造成器，才能有个人的幸福，才能担负社会的责任，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吃茶记》时评杂感，笔名铁儿（第35期），记在四马路石路一家茶园喝茶，大家冷眼拒绝一名满口斯文的乞丐的乞讨。乞丐用诗经中句来对茶客哀叹，“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胡适由人境凄惨生感慨，悟出“为人在世需要自立”，“求人不如求己”的普通道理。本篇与上篇《独立》都是胡适“健全与个人主义”的雏形。 　　《白话（三）苟且》，时评，笔名铁儿（第36期），痛斥中国人随便省事，思想懒惰的“苟且”陋习，“是中国历史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 　　同在第36期还发表了胡适的时评、新闻《中国人文大耻辱》（铁儿）、《慰李莘伯被火》（适之）。李是胡适友人，《安徽俗话报》的主笔。 　　《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社说，笔名铁儿（第37期），明白阐述办这份报纸的五项宗旨：“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精神。” 　　《呜呼！鉴胡女侠之墓》，时评，笔名铁儿（第37期），谴责绍兴知府残害革命者秋瑾，并“杀了之后，尸首暴露，不避风日”。又盛赞吴芝英、徐寄尘为女侠收尸造墓的勇敢行为，“从此以后，那西湖之上又添了一块极为悲惨的纪念，又添一块极为堂皇的风景。” 　　《白话（四）名誉》，社说，笔名铁儿（第38期），主旨是发挥“社会不朽”理论。“小我”将灭亡，“大我”永存社会。引述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班超“死无所名，非壮士也”的历史名言，所我们做一个人，“正应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活的时候，千万人受他的恩惠；死的时候，千万人纪念着他的名儿，那才不愧做一辈子的人呢！” 　　同期又发表诗作《赠意君》（铁儿）、《赠别诒荪归娶》（铁儿）、《赠别古仲熙归粤》（铁儿）、《晨风篇》（译诗，铁儿）。 　　《曹大家〈女诫〉驳议》，胡适这篇长文，至38期连载完，笔名铁儿。是文对曹大家——班昭的《女诫》所加予中国妇女的封建训条，逐一加以批驳。这部《女诫》，“姐姐妹妹们大半没有读过”，却是千年来男人借以来“压制我们的姐姐妹妹”，“把我们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里去了”。这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初出茅庐的胡适在《竞业旬报》这个有限的天地里，发表了这么多的文章，意义是深远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胡适不仅写文章，而且训练了他做编辑工作的本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代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我的信仰》）这样说来，《竞业旬报》的写作与编辑，便是日后胡适思想体系的嚆矢了。 　　胡适参与《竞业旬报》的采编工作，实际上贯穿了他求学中国公学(1906.9——1908.9)、中国新公学（1908.9——1909.10）的过程。因为学潮，胡适随一些激进同学离开公学，自办新公学继续学业，同时又兼了新公学低级班的英语教师、兼批改作文（饶树人、杨杏佛、严庄、张奚若便是这时期他的学生）。其间，他还因为脚气病发，一次在上海南市瑞馨泰茶叶庄、一次回老家上庄养病，因此接触了中国古典诗词，并试着写了不少，因此在中国公学校园里得了个“少年诗人”的名声。1909年10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新公学学生可以自由回老公学去，胡适和一些同学不愿回去，就租住文监师路（今海宁路）南林里，闲居上海了。 　　《胡适评传》的作者李敖说过：“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诚然，谦谦君子胡适，新公学解体离校后，考取二期“庚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前，在上海1910年沉闷的春天，有过一段黑色的日子。 　　中国新公学诞生于中国公学争取共和斗争学潮之时。退出老公学的学生自动捐款，加上社会资助、支持，租赁爱尔近路庆祥里作校舍，学生自己管理，（部分学生为之牺牲自己的学业），兢兢业业办校，争口气读好书，艰苦悲壮地支撑了一年多时间，终因经费拮据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难以为继了。老公学虽然在吴淞造了新校舍，但生源贫乏，主动招呼新公学。后者藉以中国新公学这块牌子在社会上有响亮的优势，与老公学谈判合并，160多人的新公学大部分学生回去了。曾为之奋斗的胡适的心境，正如他一首五律中所言：“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望城下盟！”他和他的革命党的四川同学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吴仲实（恂昌）等就因“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而拒不回去。胡适因此两个公学都没有毕业，流落社会了。 　　胡适还有一重难言的苦衷：绩溪家庭经济已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哥、二哥和母亲分家（三哥因已承继出去，且已亡故，无权分家，但他的遗孀子女，冯氏还是收留了他们），胡适写信回去，打肿脸充胖子说，“我现在已自立，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在这样的困惑境况中，胡适如何能返乡？他没有本领收拾家庭残局！ 　　幸好，他的中国公学英文老师王云五好意推荐他到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1910年2月），有了一笔固定收入。华童公学是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专收贫民子弟的学校，但内部腐败，教员间互相倾轧；学生年龄有二十或十一二岁，极难驾驭。新公学解体后，胡适拿到二三百元（教英文课）欠薪。这样总算在上海住了下来。 　　人与群分，他与林、但、吴三同学合租南林里一所房子的西屋。还有一位叫唐桂梁蟒的同学，是戊戌变法六烈士之一唐才常的儿子，亦是趣味相投，密切往来。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1910年的黄兴广州起义失败，接着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失败，以及早二年的钦州起义失败、河口起义失败、安庆起义失败，他们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爱发牢骚，行为不检点。正巧房子东屋住着一个混血的德国籍教员何德梅。此人不简单，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北京官话，什么中国的玩意儿（吃喝嫖赌）都在行。他把西屋这群青年带上了，“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不过堕落还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但随便怎样，“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四十自述（五）我怎样到外国去》） 　　这种胡混，有胡适的日记为证—— 　　近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1910年1月，农历乙酉十二月二十一日） 　　晨起，命仆至质库为怒刚赎衣。前此余尝告贷于怒刚，怒刚适无钱，乃质衣以应，今日已除夕，始能赎还，余负歉深。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已。 　　岁莫杂感一律（乙酉十二月三十日） 　　是夜，君墨以柬招饮于妓者花瑞英家，且言有事相商。余与仲实同往赴之……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见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称此二人，谓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妓，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邃尔见招。 　　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二日） 　　晚课（华童公学）既毕，桂梁来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妓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户卧矣，乃敲门而入。妓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独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六日） 　　离开中国公学，又不愿回老家完婚或做东山学堂校长，胡适经不住十里洋场灯红酒绿 　　的诱惑，终于堕落其间——玩牌局，打茶围，吃花酒，上馆子，进戏院（因此结识欧阳予倩），逛马路……通宵达旦，昏天黑地地胡混，最后演绎到极致：酒醉中在马路上与巡警相搏，被抓进租界巡捕房关了一夜！ 　　这场不光彩的活剧，胡适并不违言，在他公开出版的《藏晖室日记》和《四十自述》中都有较详尽的记录。这里，笔者且以当代语言叙述其全过程。 　　1910年3月22日（农历庚戌二月十二日）。 　　白天，到华童公学授课。 　　入夜，友人唐国华来，邀请胡适及林恕、唐桂梁到一家堂子里去吃酒，喝了不少。出来后乘着酒兴、淋着密雨，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雨越下越大，下了几个钟头都不见停。夜深了，林唐等欲留胡适打牌，但胡适因为明天要给华童公学上国文课，坚持雇了人力车，走了。林唐等见他能谈天，又能在一叠“叫局”票子上写诗词，以为不会有事的，让他独自先去了。 　　胡适一出门，上了人力车，冷雨冷风扑怀而来，顿时烂醉如泥了…… 　　3月23日（二月十三日）.。 　　晨，天明了，胡适终于醒了。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睡在床上，而是躺在又冷又硬的地上；没有盖棉被，似乎是自己的一件裘皮袍覆在身上，就下意识地叫他的仆人“老彭！”这时他发觉覆在身上的皮袍很湿，又喊了两声“老彭”仍无回应，吃惊地睁开眼睛，着急坐了起来。奇怪！自己睡在一间又黑又小的房内，只有前面现出亮光，看过去好像没有门。室外有蓬头垢面的人来往。他问旁边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人家哈哈大笑地回答说，“外国旅馆呀。”这时胡适定睛一看，门外有一排铁栅栏。认真听听，还有“的托的托”的皮鞋走路声，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了。胡适终于明白，昨夜是在巡捕房里过夜了，但他不清楚是自己一个人，抑或茶围同席者诸君？明白处所后，顿觉脚很冷，原来一只脚没了鞋子，而且沾了不少泥水！不仅皮袍子湿，而且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污泥遍体，好冷呀！胡适摸不到那只掉了的皮鞋，只好扶着墙壁光脚走去，隔着铁栅栏向巡捕打听个确切。 　　“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胡适不解地问。 　　“你？”巡捕睁大眼睛，觉得这个醉汉颇有趣：“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我们兄弟，半夜里进来的。”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天刚亮，早呢！”这个巡捕还是好心的，接着补充了句：“八点钟有人会来，你就知道了。” 　　3月23日8时，草长莺飞大好春光飞掠公共租界工部局某巡捕房的院子，胡适蓬头跣足、浑身泥水在被带去一间写字房。他们让他在水龙头下洗了脸。胡适从一面破镜里照见了颜面，额头、脸颊上处处是伤痕，然而他仍不知何故有此遭际。开始过堂了。写字桌后坐着警长，他问过胡适姓名、事由诸项后，传来与胡适一样浑身泥污，标志718号的巡捕，指着胡适启问道：“就是这个人吗？” 　　“就是他！”718号巡捕回答。 　　“你说下去。” 　　“718”面对警长，时而侧面胡适，叙述胡适肇事的经过—— 　　昨夜快12点钟的时候，我在文监师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这个人走来了，口里唱着戏，唱着歌的，他手里拿着一只皮鞋在敲着墙壁，发出“的托的托”的声音。我走过去，拿着巡捕灯去照，那知他开口骂人了。他骂我“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酒了，怕他闯祸，想把他带到巡捕房来。他不仅不服从，而且用皮鞋打我。因为我手里有灯，抓不牢他，反挨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了他，抢下了他的一只皮鞋。于是他就和我打起来了。我还是抱牢他不放，我们两个人都滚到地上，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都打碎了，我的身上、脸上都挨了他的打。至于他脸上那块伤，是在石头上撞的，擦破了点皮…… 　　那个巡捕正在滔滔不绝时，胡适清醒了，摸了下自己面颊：痛。伸头去看看巡捕的脸， 　　也不过擦伤了点皮，于是插嘴说：“也不过擦破了点皮，不像皮鞋打的。”巡捕不服，解开衣服——身上不见伤处。胡适正要作进一步申辩时，被警长制止了。他让巡捕继续说下去—— 　　我被他用皮鞋打是真的。我急忙吹叫子（警笛），唤来了一辆马车。两个车夫帮我抓住了他，塞进马车里，才弄到我们巡捕房。一关进班房，他便倒地呼呼大睡了。 　　这个“718”讲的很细实，旁听人似在听故事，几次哑然失笑。胡适自己也几乎笑出声 　　来。接着警长审讯胡适。胡适将自己真实姓名和供职华童公学的身份供出。警长点头（工部 　　局的教员自然不能得罪）说，还得过堂问一次，大概罚几块钱罢了。 　　退堂后，警长将放在桌上的一只皮鞋和一根腰带还给胡适。胡适穿鞋，双脚平衡了，突 　　然惊诧失色叫道：“呀，我的缎子马褂呢？” 　　正在擦、掸衣服泥迹的“718”睁大眼睛说：“昨夜他没有穿马褂。” 　　回到班房里，胡适认真搜索昨夜那一幕幕情景：一上黄包车，确实睡着了——许是车夫问我南林里几弄几号，我没有回答——这家伙推我不醒，准是起了坏心思，摸去了我身上的钱，还剥去了我的缎子马褂——帽子呢，是他拿去的？抑或丢失——皮袍子，也许他也要剥，我醒过来了，下意识反抗，他拉车逸去了——也许我脱下一只鞋（皮鞋是跳舞式那种，没有鞋带），作武器，去追赶那个下作的车夫——我赤着一只脚边唱着歌，在文监师路上疯走，在文昌阁左近，碰上了那个晦气的巡捕——也许是那个“718”家伙胡说，因为我意识生活中是不会唱歌的。我会看戏，但半句也唱不出来——那只巡捕灯刺激了我。我问：“此为华界还是租界？”“租界。”“你是租界‘阿三’吗？”“我是巡警！”——对了，我怒喝“你这个外国奴才！”我扑打了——吃过酒，我力大无比，我们在泥水里相滚……胡适自忖，用想象而无法证实的来补充这一段生活情节，不禁有点不寒而栗！因为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岂不象征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吗？ 　　不用再多想象了，警长传话，允许胡适写一封短信到家里（即宿处），带点银钱保出来就是了。胡适就写了个便条，给住在一起的郑铁如（后来是香港中国银行行长），拜托他带点钱，劳驾一趟。 　　3月23日上午，人们忙碌生活交响中，胡适坐班房这一变奏曲终了：巡捕房过堂仅几分钟时间，胡适被罚款5元后就释放回家。这5元充作那个晦气的巡捕养伤费和赔灯费。 　　回到南林里宿处。胡适解开裘皮袍，只见里面热气腾腾，充满异味，原来汗水与雨水、污水将裹身的小棉袄裤湿透了。这一夜的湿气可不是玩的，要做大病的。幸好一位邻居四川徐医师关心，给他下猛药，重重地泻了几天，以解除湿气。但是后来，胡适的手指和手腕上还是发了四块肿毒。 　　1909年仲冬至1910年早春近半年胡适堕落的活剧，发展到3月23日子夜醉打巡捕，坐班房，已臻高潮。高潮之后的尾声如何呢？他的这段时期的生活实录《藏晖室日记》嘎然而止（不写了），不过在以后他撰写，1935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四十自述》中，有明朗的反省——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转机。 　　紧接着，胡适付出两个行动：一，当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二，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功课，以应明年（1910年）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考试。 　　所谓“庚款”官费留美，是1909年清廷设立的“庚款奖学金”而开始的。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老罗斯福的资询议案，决定退还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即是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清廷提出利用此退款，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贴后，于1909年产生了第一批“庚款”官费留美生47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是其中一人。胡适是第二批“庚款”官费生。第二批还录有70人备取生，被送入清华学校（1911年诞生），作为官费留美预备班。 　　俗云“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就是一例典型。谁也难保自己一生旅程中没有黑色经历，只要摆脱得快，转换后便就增添了色彩。 　　1910年3月末梢，胡适完成精神生活的大转机后，4、5两个整月，关门读书，一心一意准备“庚款“考试。这其间他得到绩溪在沪前辈乡友、经济上的帮助，解除他的后顾之忌（养母之费、北上旅费等）。他的中国公学老师王云五（自学出身）极力支持他应考留学，辅导他复习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6月28日，胡适由去吉林赴任的二哥绍之伴行，走海路赴北京。抵京后，蒙绍之好友杨景苏介绍，住入正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北京女师大）。杨先生又指点他读《十三经注疏》。也就是回避宋儒朱熹等对先秦经书的注疏，读读汉唐的注本。后来胡适把这套本子带去美国，认真地研读了郑玄和毛公注疏的《诗经》。在京师，他又潜心复习，准备应考。 　　7月底，胡洪骍用“胡适”名字去报考——怕考不取为朋友同学所笑，因而用了这个笔名——参加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考试分两场。只有第一场及格后才被允许考第二场。第一场是考国文和英文。由于胡适广读古代经书、杂书、僻书，有国学根底，所以国文那道不易发挥的试题《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到手后不感到吃力，他轻松地引用孔子、墨子、孟子、乃至《周髀算经》，铺衍开来，做成“异想天开”的一篇“考据短文”，遇到一个有考据癖的阅卷官，竟批了100分，拉平了胡适第二场“抱佛脚”准备的西洋学、动物学、物理学考试，总分排得第55名，锁定在二期总额70名之内。他额手称幸，“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这当然是以后才获知的底细。但胡适去阅榜（当时既不报榜，又无登报、发信之举），几经波折，可谓不无惊心动魄。胡适在一篇《追想胡明复》的文章（1928年）中，追述这一过程。他说宣统二年（1910年）7月的一天傍晚，有人说发榜了，他就坐了人力车到史家胡同，薄暮中，提举车灯去看榜。胡看榜很特别，是倒看，即从榜尾看上去的，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考的并不好—— 　　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是一张“备取”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 　　这个差点害胡适“空高兴一场”的胡达，即胡明复，后来便成了胡适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胡达读文科），许多中国留学生还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他俩全无亲属关系。 　　胡适在上海换了4个学校，都没有完成毕业手续的六年学涯结束了。1910年8月16日，他与70位官费生——他们中有赵元任、张彭生、竺可桢——一起，在上海登上海轮，向太平洋彼岸那个国度——美国——进发。此后，返回中华祖国社会视线的，便是胡适这个名字了。 　　胡适走得太匆促，来不及实现返乡拜别慈母的计划，只好用书信表达孝心与宏志了。尚在1910年6月30日随二哥乘海轮“新铭”号北上赴考旅途中，他写信“慈母大人膝下，敬禀者”道—— 　　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按，当时官费生每月得80元，因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了一年半后转系，被中国学生监督每月扣除20元。）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此举虽考取与否，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最上之策，想大人亦必以为然也。 　　事实发展比想象还快。7月底，二期官费生被录取后，并未按原计划先在清华学校学习，而是直接派送去美国，规定在8月16日必须在上海上轮船出发。这包括南下返沪的半个月中，胡适实在没有时间再返重隔山水的绩溪老家，只好剪下发辫，托送行的二哥和乡友带去交他母亲，自己和同学们扬帆北美（海路转到加拿大，铁路赴美国）。他的母亲冯氏十分理解儿子，当他抵达目的地，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安顿下来后，是年9月，母亲的信跟踪而来了—— 　　汝此次出洋，乃汝昔年所愿望者，今一旦如愿以偿，余心中甚为欣幸。从此上进有阶，将来可望出人头地。但一切费用皆出自国家，则国家培植汝等甚为深厚，汝当努力向学，以期将来回国为国家有用之才，庶上不负国家培植之恩，下以有慰合家期之厚也。 　　1910年9月初，二期“庚款”官费生到达美国。按预先填报的志愿进行分配，胡适于17日抵纽约州的绮色佳（现通译伊萨卡），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自此，至1917年6月学成返国，胡适在美国求学生涯凡7年（实足6年10个月），其简历是： 　　——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0年9月至1911年12月）。 　　——转系康奈尔大学文学院（1912年春至1914年6月），完成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三个“学科程序”。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按该学院规定，学生修完一个学科程序即能毕业。这是胡适第一次有毕业证的完整学业。 　　——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部（1914年秋至1915年夏），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 　　——转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部（1915年9月至1917年6月），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 　　从胡适七年美国学涯简历中可知，其中有五年是居住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镇的。在那里，他首先身历美国山水、风俗，接触美国人士、家庭；在那里，他由农学专业转学自己喜爱的哲学、文学、政治专业，在他以后岁月里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生命就始萌于此时此地；而且还在那里与他的同学、乡友肩负时代使命，探讨乃至笔战了“文学革命”时代的命题，终使他闯进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漩涡中而立身。所以他把绮色佳称作他的“第二故乡”。 　　这是美国东部一个枕山滨胡的风光旖旎的大学城。山下为小市镇，有一万五千多居民，街上热闹，还有电车、报馆之类市政设施。凯约嘉湖静静卧在山下2里多路的地方，湖面宽仅5里，而长却达百里，狭长如手指，故又称“指湖”。指湖碧天绿水，两岸青山绵延，湖面平静如镜，正是康奈尔学子泛舟荡漾的好去处，胡适有时亦在其中。 　　山上便是康奈尔大学校区。山高约400英尺，上山后经过半山腰间一座石砌牌楼式大门，就进入康奈尔校园了。这是一条风景优美的山径，两旁均是翳日绿荫，有一座石筑的小桥，桥下流水铮淙。一转弯，山壁间猛然挂着飞瀑，水珠飞溅、哗哗声犹如天籁音乐。走不远，便是一幢红楼，康大体育馆。过体育馆，往左行，是校园的中街，参天的古槐夹道。过中街，便见一座钟巍然矗立，它是康大图书馆建筑的标志建筑，校长楼在它的侧畔；主要学区集中在这里。在绿草如茵的大草坪（被称做“方原”）四周，坐落着康奈尔大学的各个学院：其左为地学院、博物学院、数学院，建筑毗连接壤；其西北为化学院、电学院；其北为机械学院；其东为文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和医学院，建筑参差错落；文学院的后山，山坝树林中散步着物理学院、兽医学院的楼群；再望高处，山顶平填，便是胡适刚入康大就读的农学院。 　　过“方原”，朝北跋山而行，还有一个好去处，轰隆轰隆的水声惹人步步深入，在崎岖山道上出现一座苍老大桥。大桥右侧为绝壁，冲下了这一带最大瀑泉，真可谓“飞流直下三千尺”，澎湃涌溢之态，犹千军万马之势。大桥跨过一个大壑，这飞瀑就泻往桥下，在溪谷里奔腾而去。瀑布下落，碰撞巉岩，水珠飞溅，冉冉升起成烟云。出生中国黄山山麓，看足黄山云雾、日月的胡适，也为“康奈尔山景”叫绝道：“漫说山城小，春来不羡仙。壑深争作瀑，湖静好摇船。归梦难回首，劳人此息肩。绿阴容偃卧，平野草芊芊。” 　　犹凯约嘉胡涟漪扩散、绮色佳山匹瀑布飞溅，胡适由这个小小的大学城渐渐步入美国大社会，沐浴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他最直接的感受，诚如他在家书中向母亲所叙述的，首先是—— 　　体育。外国大学有体育院，中有种种游戏，如杠子、木马、跳高、爬绳、云梯、 　　赛跑、铁环、棍棒之类，皆为开体育之用……儿初一无所能，颇以为耻。因竭力练习，三月以来，竟能赛跑十圈，爬绳至顶，云梯过尽……现两臂气力增加。儿前此手臂细如小儿，今虽未加粗，然全是筋肉，不复前此之皮包骨头矣。 　　还能联想吗？儿时爬在地上和女孩子混在一起玩“苏子”（柿子核劈成两半）的这个羸弱的男孩，到了20岁上，成了体育竞技赛的热心观看者，和洋教授、洋同学在看台上一样忘情地狂呼、狂跳。胡适下水游泳了。仲夏夜在公园里观赏男女跳舞了…… 　　交际。美国男女平等，无甚界限。此间大学学生五千人，中有七八百女子，皆与男子同受同等教育……此间有上等缙绅人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中坐谈。美俗每有客来，皆由女主妇招待……（1911年1月30日） 　　胡适等一踏上美国土地，正巧逢中国留美学生文化待遇上的历史性侥幸：他们由北美基 　　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等当地士绅、康大教授组成的基督教家庭来接待，使他不费周折地很地快领略、享受到了美国家庭和校园的温情，几乎融化了他无神论观，差一点做了基督徒，从而使他明白，“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体会”（胡适、唐德刚《口述自传》）。 　　胡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美国政治发生了兴趣。胡适到美国第二年的10月10日， 　　祖国发生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 　　统。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在中国结束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胡适 　　1912年在致乡友胡绍庭的信中欢呼：“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 　　矣！去国游子翘首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无疑，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产生反响，胡适热情地宣传中国这场革命，是促成他成为民众演说家 　　的客观因子之一。这年，1912年，有三件大事影响着胡适的一生走向。 　　第一件，对美国政党政治、政治集会、大选竞选活动饱满热情。1912年是美国的大选 　　年。“在1912年全年，我跑来跑去，都佩戴一枚象征支持老罗斯福（从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第 　　三党进步党党首）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口述自传》）。10月15日，胡适前去听前总统老罗 　　斯福演讲，支持进步党候选人欧斯克?史特朗竞选纽约州州长。这次集会上，老罗被刺客击 　　中一枪，但他面不改色，仍坚持演说。胡适为之感动不已，油然而生敬爱之情。“这次大会 　　也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四年后的1916年，美国又一个大选年，胡适 　　则选择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为他“险胜”当选总统，而步行6条街去买一份《时报》。胡 　　适晚年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 　　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的岁月里，除 　　驻美4年大使政治生涯外，胡适认为，“我甚少参预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活里， 　　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这个“兴趣”的根子，应是植于胡适 　　留美求学年代的美国政党政治土壤。 　　第二件，对政治人文学范畴抱有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下决心弃农转文，以文立身。胡 　　适入康大择农科，是出于二哥要他学实业、自己爱文哲而无奈折衷的结果；而且美国大学农科免收学费，以便得全部官费（每月80美元），可以更多一些寄家。但一年半读下来，读得十分勉强，窘于苹果分类、洗马、套马、选种等一些美国学生驾轻就熟的农科基本技能（虽然必修课成绩在80分以上），深感这样学下去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他自信对文史哲及政治、经济有天分、有基础，首先对它们有兴趣，同时，幼年时代已遍读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以及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对这些学科的基本兴趣，也就是我个人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之二，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必修英语后，又选修德语、法语，对这三种语文，都有了相当的阅读能力。在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同时，浏览了诸如莎士比亚、司各特、狄更斯、歌德、海涅、大仲马、都德等欧洲文学大家的作品，还把都德的《割地》（即《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二渔夫》译成中文发表了。都德及其名篇《最后一课》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胡适，刊登在1912年的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此报为章太炎主编，后因拥护袁世凯，胡适遂停止投稿。后来胡在《口述自传》中提及，“对英、法、德三国文学的兴趣的成长，也就引起我对中国文学兴趣的复振。这也促成我从农科改文科的第三个基本原因。” 　　因此他毅然牺牲已经读了3个学期的农学生涯，决然在1912年春，转学康大文学院，以学哲学为主，兼学英国文学、政治、经济。为此，他还付出了一定经济代价：8个月内，80美元的官费津贴减少到35元；按规定，他应一次交纳4个学期学费，他是个穷学生，哪来钱交学费，家里还等着他寄钱去哩。经友人斡旋，减到上述这个程度。他不后悔这一选择，到四年级时，他为获得英国卜郎吟（通译勃朗宁）文学奖金而兴奋，不仅这项文学奖为一个中国学生所获，成了纽约各报的新闻，而且其奖金50美元，对此际胡适，“真是雪中送炭”！胡适没有辜负自己的理想，在他以后岁月里所发展出来的旺盛的博大的文化生命，就是发萌于这一年弃农学文的重大转换。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胡适改学文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契机，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了。不必自卑，无论怎样，20世纪初中国共和曙光使得美国各地社区和人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十分需要了解中国。胡适是位爱国者，宣传中国是他最自觉的义务。正巧，他的康大同学蔡君（工学院四年级生）擅长英语演说，在校内外小有名气，这时被邀请得忙不开交，于是他把胡适也推上了演讲坛。开始是越俎代庖的差使，后来变成很又能力的英语演说者了。在此前后，他已发表了题为《祖国》、《克己》、《辩论》等演说，并在1913年11月21日，对一名叫布兰德的美国人来绮色佳演说时，大肆诋毁中国（此人本是在中国干过海关业的殖民者），愤而起立，当场责问他“你为什么反对美国承认吾民国”！并三次追问，问得此人狼狈遁词赖帐。演说中国之当今，鲜知中国千年封建史，哪能讲得下去？这就要求胡适去对中国革命的背景、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进行认真研究。胡适自己说，“这便是促使我改行的第二个因素”。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或胡适、或鲁迅，或郭沫若，在青年求学时代，几乎都有一个类似的转学、改行的过程，客观地审阅历史，他们应该都是与祖国命运走向平行的。 　　第三件，肇始于此时此地的演讲，贯穿了胡适的一生，与他的道德文章并驾齐驱。讲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口述自传》）。于是他需要进行更高深的更实用的哲学思维。他这时已不满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院所持的“新唯心主义”学派的内涵，反倒对他们批判矛头动辄所向的反对派杜威及其“实验主义”产生无限向往之情。诚如他在寄母家信中所说，“康奈尔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1915年7月11日）。 　　这是1915年——胡适留美第五个年头的夏季，在三年前毅然决然转系后，又于人生旅程上所作的一次重要抉择，就是他由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哲学大师杜威，攻读博士。为此他在这年暑假里，以私弟子的态度，发愤攻读杜威的系列著作，并作了详细的英文摘要，确立了哲学观：“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他转学的理由，就在这封家书（1915年7月11日）里一一说白了，连细节都讲到了—— 　　……儿近思离去绮色佳，来年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此（大）学在纽约城中，学生九千人，为此邦最大之大学。儿所以欲迁居者盖由故焉。 　　一，儿居此已五年，此地乃是小城居民，仅万六千人，所见闻皆村市小景，今儿尚有一年之留，宜改适大城以观是邦大城市之生活状态。盖亦战国采风者所当有事也。 　　二，儿居此校已久，宜他去，庶可得新见闻。此间教师虽佳，然能得新教师，得其异同点，得失之处，皆不可少。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今儿五年始迁一校，不为过也。 　　三，儿所拟博士论文之题，需用书籍甚多，此间地小，书籍不敷用。纽约为世界大城市，书籍便利无比，此实一大原因也。 　　四，儿居此已久，友朋甚多，往来交际颇费时日，今去大城，则茫茫人海之中可容儿藏身之地也。 　　五，儿在此所习学科，虽易校亦都有用，不致废时。 　　六，在一校得两学位，不如在两校各得一学位之更佳也。 　　七，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 　　还有一条不是理由的理由：1915年康奈尔大学塞基哲学院（即研究生院哲学系）把授予胡适的“塞基哲学奖学金”取消了，原因称，他在讲演上花时太多，荒废了学业。此举颇伤胡适的面子与感情。此际胡适，无论是在绮色佳城，或是中国留美学生群体中，已经小有名气了：入校不久，撰写康大创办人《康南尔君传》。不久做了康大学生组织“爱国会”主笔。1912年被选为“世界学生会”会长。1914年被选为“留美学生联合会”评议员、哲学教育部委员长。这年，他获得“塞基奖学金”，并同时荣幸参加康大前校长白博士的家宴，其他8人均为美国人、犹太人）。这年，他卸任“世界学生会”会长，作演讲，被当地晚报详细报道。这年，他参与发起了“中国科学社”。这年，他荣获“卜郎吟文学奖”，激起不小社会反响，社会各团体邀请他去作演讲。1915年，美国文化中心波士顿的“卜郎吟文学会”也盛邀他去演讲。邀他去作演讲的有教会、社团、妇女团体，真是应接不暇……胡适实际上已走出天地狭窄、几乎人人都认识他的康奈尔大学城绮色佳天地，奔向“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世界大都会纽约已成必然的了。 　　1915年9月21日，胡适抵达纽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师从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1859——1952),主修哲学，选读他的两门课：“伦理学之宗派”，“社会政治哲学”。同时副修夏德教授的“汉学”。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流学者如云，教授阵营强大，无论是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还是理工科技学科方面，都享有盛名；但是哲学，在全美享有最高声望。而在哲学系众多名教授中，胡适独自服膺杜威教授。杜威对于胡适的意义是终身的，诚如他晚年在《口述自传》中所说，“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也难于作详细的叙述”。他又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怎样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杜威是怎样给他的学生授课的？看，胡适这样描写道—— 　　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但是听讲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就可以领略他那慢慢地所讲的课程了。他虽然不是个好演说家或讲师，我对他用字慎重选择以及对听众发表意见的方式印象极深。（《口述自传》） 　　胡适尤其向往在纽约河边大道——西116街南角的杜威家宅，由师母杜威夫人主持的“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会”—— 　　我们这批学生都有极大的兴趣与光荣能见到纽约文化圈内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那些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们……都认为是最难得的机会。（同上） 　　胡适对恩师杜威的感情具体体现，是在1919年邀请他访华讲学那件大事上。这年2、3 　　月间，杜威在日本帝国大学讲学。消息首先是陶知行获悉，告诉胡适，要他与蔡元培校长商量，邀请来华讲学。胡适取得蔡氏允诺后，就去信东京杜威。杜威欣然接受邀请，回信说：“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紧接着，胡适联络蒋梦麟等杜威的中国学生，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尚志学会（北京）协办，筹集基金，承担杜威来华的全部费用。在杜威启程来华之前，胡适帮助唐钺编译出版了杜威在日讲稿《哲学之重建》。同时他在杜威抵华前后作文《实验主义》（载《新青年》1919年4月15日）、《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载《新教育》1919年5月）、《杜威的教育哲学》（载《新教育》1919年5月）、《杜威论思想》（载《新中国》1919年6月15日），以在舆论上造声势，迎接这位实验主义大师。1919年4月末，杜威夫妇乘轮船离日本，前往上海，开始了为期两年又两个月的中国之旅（1919年9月，新学年开始后，为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为客座教授，讲哲学），胡适追随其左右，主持杜威讲座，亲自作翻译。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有一段追忆这段经历简单的文字—— 　　杜威于5月1日到底中国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这个在北京开始发动的学生运动原为抗议巴黎和会中有关日本对德国在华旧租借地的决议。杜威于五、六、七三个月中在上海、北京一带目睹此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他在上海稍住数日便转往北京。在北京他连续作了五个系统的讲演。然后又前往各省——包括东北奉天省（北伐后改名辽宁）的沈阳，西北山西省的太原，华中的湖北、湖南，华南广东省的广州等地。我是他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讲演的主任翻译。他在其他地方讲演，我（因为北大教课的关系）不能随往。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哥大时代的老同学王徴（文伯）则担任其沈阳区的翻译。其他各地如南京、上海等处，则另由杜威其他学生分担了。 　　杜威于胡适的一生非同寻常，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插叙下他竭尽地主之谊，以报涌泉师恩 　　的简略行程：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到码头迎接，旋即送到沧州别墅住宿。 　　——5月2日，为恩师在上海演讲“开辟出一条道儿”，胡适应江苏省教育会之请，以介绍杜威哲学思想为题旨，作谈“生存进化”、谈“方法论”、谈“真理论”、谈“实在论”的系列演讲。 　　——5月3日、4日，杜威上海演讲。3日，胡适“穿着一件长衫上台”作翻译。4日，胡适出席听讲。5日清晨，住在蒋梦麟家的胡适被敲门声唤起，来采访的记者们告诉他5月4日北京的新闻，即“五四运动”。 　　——5月29日，胡适由北京南下上海，陪杜威夫妇到北京。杜威旋即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6月8日至12日，杜威在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堂作《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胡适作翻译。 　　——6月17日至21日，杜威在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院作《现代教育的趋势》。胡适作翻译。 　　——7月19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室，介绍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与杜威见面，长谈，作翻译。 　　——9月20日起，每周六下午，杜威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演讲，共16次，均是胡适作翻译。 　　——9月21起，每周日上午，杜威在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堂作《教育哲学》演讲，共16次，均胡适作翻译。 　　杜威在北京的系列学术演讲为胡适翻译整理成《杜威五大演讲》，由北京《晨报》1920年出版。 　　——10月6日至14日，胡适陪杜威去太原考察山西教育，为阎锡山接见。9至14日，杜威在国立山西大学作《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演讲，共6次。胡适作翻译。胡适也作了2次演讲，其中一次题目为《娘子关外的新潮流》。这件事，胡适到晚年还牢牢记着，一次应邀赴张庆恩（山西人）家宴，对张、毛子水和胡颂平（秘书）等人说—— 　　说山西有娘子关，外面的不能进来，里面的不能出去，现在我已进来了……这次演讲之后，山西大学的文法科学生很多都转学到北大去读了。那时国立大学还只有三个，山西大学也是国立的。国立的山西大学学生要求转到北京大学来，当然可以的。哪知这么一来，山西大学文法科的学生差不多都空了，所以阎锡山在二十年后还不曾忘却这件事……张庆恩（山西人）听到这里，说：“山西从先生讲演之后，山西大学文法科没有学生了，后来是出钱请人来读的。那些转学北大毕业后，回到山西的学生，在地方上办教育，做了不少事。都是先生的学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10月19日，教育部、北大、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举办——庆祝六十寿诞集会。胡适出席，并为蔡元培校长祝词口译成英语。 　　——11月14日，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作《思想之派别》演讲，共8次。均为胡适翻译。亦收入《杜威五大演讲》集子中。 　　——12月17日，杜威在北大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胡适翻译。 　　——1919年岁末，胡适陪杜威去山东作学术演讲。12月29日，杜威在济南作《新人生观》演讲，胡适翻译。是日夜，济南中小学教师招待杜威一行，山东省教育厅长袁道冲发言中表示不满杜威教育论点，胡适当场反驳。 　　——1920年1月2日，胡适陪同杜威到天津。杜威演讲《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胡适翻译。3日，胡适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作《非个人主义的新生观》演讲。 　　——1月20日，北京，杜威在中国大学作《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演讲，胡适翻译。胡适也许并不知晓，迭次登坛翻译杜威演说，实际上是起到展现自己年轻风采的效果。胡适哥大同学赵元任的未婚妻杨步伟听了杜威演说后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 　　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乃至见了胡适面，大胆地直言“去听了讲（杜威演说）是因为去瞻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至此，胡适应该恍然大悟了。 　　——1921年6月初，北京（因教育经费请愿）学潮中北大教授马叙伦遭军警毒打致伤，住首善医院。为摆脱被监视，胡适请杜威协助将马转住美国医院。杜威答应去办。 　　——6月30日，杜威夫妇将返国。上午，北大举行欢送会，胡适代表北大作欢送演说。演说云，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什么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结论，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自己去解决一切特别问题。他的方法分两步走：一，历史的方法；二，实验的方法。杜威先生虽去，他的方法影响永远存在。下午，在来今雨轩北大等五团体（北大、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公饯杜威。胡适为五团体主席范源濂致欢送词作翻译，又代表北大致欢送词，先英语，后又自译汉语。梁启超代表新学会在会上致词（由赵元任译成英语）。杜威、杜夫人、杜女公子均在会上热情致词，都由胡适译成汉语。 　　——杜威返国前夕，7月5日，胡适偕妻冬秀、子祖望到杜威家话别，并在他家吃中饭。 　　——7月10日，胡适与杜威到荣光照相馆合影留念。作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刊《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年7月10日）。 　　——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启程返国。胡适偕长子胡祖望（2岁）到火车站惜别送行。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动情地写道—— 　　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送别的人甚多。我带了祖儿去送他们。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感情。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 　　这篇日记的手稿本中，附贴有发表该日《晨报》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剪报。剪报下，胡适又写道—— 　　中国真懂得杜威先生的哲学的人，实在不多，故我很想使大家注重这一个真正有益的一点——方法。 　　这个“方法”，即是“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尤其后者，胡适说，从具体事务下手， 　　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这是胡适一生奉行并加以发展的“实验主义”。胡适称，实验是 　　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对恩师的怀念，也可以说是终身的。逝世前两个多月，1961年12月5日，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聊起杜威先生的健康与高寿得益于太太的精心照顾（胡适说“招呼”），他说—— 　　杜威先生第一次的太太是患神经分裂病，躺在床上医了几年才死的。第二次结婚，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年纪轻，也很有钱。这位太太招呼好，夏天，陪他到凉爽的地方去避暑；冬天，陪他到暖和的地方去过冬。一个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分开了，不能常在他的身旁，全靠太太招呼的。杜威先生八十八九还开过一次刀，是前列腺的毛病；不开刀，将会影响大小便的闭塞。那次开刀是很危险的。杜威先生一直到死时，他的脑筋仍旧是很清楚的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2月6日） 　　杜威早胡适10年归天，活到93岁，比胡适多活了22年。不过他们暮年都思路敏捷，脑筋清晰，可惜胡适的生活背景远不如他的恩师。因为他的太太忙于“战方城”，直到丈夫1961年2月心脏病复发，再次住医院后8个月，她才由美国返台北，与丈夫团聚，然而才4个月，便永诀了。 　　拂去偏见的积尘，我们心平气和，将历史册页翻到90年前的1月1日，看到了《新青年》杂志2卷5号刊登了胡适寄自太平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可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再看，主编陈独秀紧接在下一期（2卷6号）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文学革命论》，“为吾友之声振”，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所以说，首先呼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接过这个口号而擎起这面大旗的则是陈独秀。但是“首举义旗”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着胡适身家命运和身后历史地位。我们实在有必要了解下胡适“文学革命”的由来。 　　“文学革命”一词是胡适和他的几位同志于中国文化命运的同学在笔战、讨论中冒出来的，真实概念却是文字，白话文。起因是胡适对“清华学生监督处”（给留美官费生寄月费的机构）“怪人”钟文鳌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主张的反感，但他也深感汉文即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以为“活文字”，是日用语言文字，即白话文。这时，胡适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1915年夏天，美东中国学生会成立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该部文学股的委员，负责年会文学研讨的选题。他与同期“庚款”康大同学赵元任分别提出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赵）。胡适首先提出了改良文言文的命题，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漩涡。赵氏的几篇国语罗马字拼音论文，现今看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汉字拼音化史上重要的学术文献。 　　同年9月中旬，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前夜，在绮色佳迎来了他的安徽老乡梅光迪（觐庄）。梅刚从威斯康辛大学本科毕业，将去康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胡适写了一首共420字其中又11个外国字译音的长诗送他，其中有一句“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引起了反响。他昔年的中国公学同学、现今低他两年的康奈尔化学系同学任叔永（鸿隽）连缀胡诗中外国字译音，做了一首游戏诗，回应则他：“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文学革命”四个字就这样在乡情友谊，三人两首送别诗的嘻笑谐趣中冒出来了。 　　然而，“文学革命”对胡适来说是有庄重用意的。9月20日，他在绮色佳去纽约的火车上，写了一首其七律，分赠任叔永等康大的各位朋友，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文学革命”主攻方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意思很明白了：“文学革命”的起点是“诗国革命”：写诗，反对琢镂粉饰，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后来他回忆道：“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1915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开始后，胡、梅、任三人三地各忙自己的学业，“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 　　1916年开春伊始，“偶一接触，（笔战）又爆发了”，“我们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梅光迪首先反对“移‘文之文字’于诗”；任叔永来信，赞同梅的意见，甚至刺胡适“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二挚友逆声所动，坚持“诗国革命”己见。笔战硝烟起。争论中，胡适深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从2月到3月，他“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胡适把这一明确的见解，写信告诉梅光迪。研究过西洋文学的梅回信居然很赞同。从此胡、梅成了胡适的“我辈”了。胡适欣慰的同时，继续深究，小心求证。4月间，他从中国韵文发展的六个阶段得出“诗变六大革命”的结论（事实）；又从中国散文发展中“活文学”（俚语）导流的“革命潮流”，证实自己主张的正确。于是他写下了《沁园春?誓诗》，1916年4月13日发出宣言：“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看来胡适的“诗国革命”——白话作诗的运动一帆风顺了。岂料，1916年夏季绮色佳镇凯约嘉湖上的一波风浪，几乎掀翻了他们共济之同舟，又“引起了一场大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尚在6月，胡适去克里夫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讨论会”的往返途中，都在绮色佳作短期逗留，与那里的老同学任叔永、唐钺、杨杏佛、及梅光迪等交谈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尖锐指出“今日之我以为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文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通及最大多数国人为一大能事”。这种相当先进的文学观，立刻遭到梅光迪的反攻。 　　接着凯约嘉湖翻船事件引发了笔战烽火又起。7月8日，任叔永、陈衡哲（即莎菲女士）、梅光迪、杨杏佛、唐钺这一群中国留学生，泛舟高山湖泊凯约嘉湖，不巧遇暴雨，船划到近岸时倾翻了，个个成了“落汤鸡”。这本是一件生活轶事，但长于作诗的任叔永写了首四言长诗《泛湖记事》，寄给哥大胡适。胡适一读，觉得任诗里什么“冯夷所吞”、“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不是陈言套语，就是上句二十世纪的活字，和着下句三千年前之死句的杂烩，于是就写信去指出、批评。任不服，回信反驳。原来已容忍白话诗的老梅，态度大转变，出来打不平：“如足下之言……村农伧夫足为诗人美食家矣！”胡适回枪，一首千言“打油诗”，也是蛮入骨的——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今我苦口哓舌，算来欲是如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按，即雨果），/和出几个白话的东坡……（7月22日） 　　梅光迪去信狠狠挖苦——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7月24日） 　　任叔永去信委婉中不乏严肃—— 　　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7月24日） 　　7、8月火热的天，胡、梅、任“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炽热地切磋“诗国革命”，一正一反地笔战，终于使胡适清晰意识到，“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于是他在7月26日、8月4日先后致信任叔永，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了，“吾自此以后，不再做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吾去志已决”，“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两位好友因为不理解，几乎与他分道扬镳——梅光迪学成归国后，做东南大学教授，成了顽固的复古派，更猛烈地反对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他只好单身匹马去探索了。这种探索中的寂寞孤独感萦绕着胡适，久久不散。8月23日那天，他坐在宿舍窗口吃自做的午餐，越过窗下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赫贞江（按，现通译哈得逊河），忽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剩下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找它的同伴去了……胡适在如是无声的寂寞中迸发了诗的灵感，白话如一道闪光，引出了诗的题目：《朋友》（后改名《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就是胡适的第一首“实验白话诗”。1916年，他一方面与朋友笔战探索，一方面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把白话诗这一假设作为“文学革命”命题的一个方面（小说词曲已为历史证实），进行实地试验。白话诗《朋友》，和《赠朱经农》、《中秋》是他“白话诗三首”试验之首……“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胡适坦白地承认，“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所以，实验主义是胡适“诗国革命”或“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基础。 　　《尝试集》于192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了胡适“尝试”白话诗成功。同时这本小册子也使他誉满大江南北，被友人称白话诗的“通天教主”。这里插一段因《尝试集》“媒介”，他晤见废帝溥仪的故事。我们不作“话说”、“品评”，还是直击他的日记为准—— 　　十一（1922年）?五?十七?（W）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原来是溥仪主动约胡适去会面。 　　十一（1922年）?五?廿四?（W）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a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这是溥仪要见胡适的背景，由头便是那本时髦的《尝试集》。 　　十一（1922年）?五?卅?（T）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搨本。（论画诗，五仿）。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英文学系主任31岁的胡适和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废黜的宣统见面的故事。此事曾一度引起舆论抨击热点，胡适因之写过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上（1922年7月23日）。 　　回过头来，再述胡适的“文学革命”进程。1916年10月，他终于走出美东中国留学生（胡、任、梅等）笔战的圈子，投书祖国北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由于出版家绩溪人汪孟邹的搭桥，这两位时代名人、安徽籍老乡始得结交，书信往来）。这封“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信，立刻被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上，胡适遇上文学革命的同志了，遇上“老革命党陈独秀先生”（胡适语）了！紧接着，10月5日，接陈独秀来信，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是胡适辉煌的一年。他“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胡适1917年1月2日词《沁园春?新年》）大洋彼岸，遥远又遥远，古老再古老的祖国，北京，陈独秀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立身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 　　有名的白话“八不主义”就见诸该文：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完充满（笔战）硝烟，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还有，他和异国女友、中国留学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博士学业，1916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至翌年4月底，历时9个月完成，中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题《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inAncientChina》，约9万字。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5月27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有六人： 　　ProfessorJohnDewey 　　ProfessorD，S，Miller 　　ProfessorW，P，Montague 　　ProfessorW，T，Bush 　　ProfessorFerderichHirth 　　Dr，W，F，Cooley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按：即获得博士候选资格考试）在前年（按：应是1916年）十一月，凡笔试之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杜威教授参加了主试，但6位哥大资深教授主试官中，只有汉学教授夏德先生懂汉文（胡适副修夏德汉学“丁龙讲座”，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典籍的深邃，汉学上或许到不了胡适这位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但根据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须按主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尚须交100册副本备档，手续齐全后，才可以参加博士衔授予仪式。胡适当年没有时间等着戴博士帽，因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就相中了这位尚没谋面的“千里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率直陈之。 　　陈独秀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长写去给胡适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1月1日。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坦率，既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两位“神交颇契”的朋友，也是灵犀相通了。 　　胡适欣然接受。5月22日考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仅一周，29日向恩师杜威辞行。6月9日离纽约，到绮色佳他的女友韦莲司家告别，留居5日（“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然后取道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牛城，过境加拿大（6月15日），自圣保罗乘火车（6月17日）西行洛机山一路读书，6月20日到达太平洋港口城市文苦瓦（温哥华）。21日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坐二等舱，横渡太平洋。途中遇到列夫?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与60多位亡命归国的俄罗斯社会党人，听其演说。7月5日到达日本横滨港。适国内张勋拥宣统复辟，胡适认为“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因船期短，胡适没有去游东京，继续航行，7月7日，船到神户，行日本内海。8日到长崎。7月10日，“日本皇后号”轮顺利抵达中国上海—— 　　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胡适日记?归国记》） 　　归心似箭。胡适在上海略作逗留，就转道芜湖，直奔绩溪上庄老家。母亲自接到儿子先后寄自上海（7月10日）、芜湖（7月16日）“安抵上海”、“即须归里”的信后，无日不倚门翘望。7月27日，离别11年（在上海求学时，因脚气病回家休养过）的儿子终于到家啦！ 　　安顿之后，母亲对儿子说：“，你那年种下的一棵竹，现在已经成林一片了。你去菜园里看看吧？” 　　“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会有我种的竹林？”儿子疑惑起来。 　　“你去看看。”母亲把菜园门的钥匙交给儿子，还是动员他去。 　　儿子去了。 　　胡家的房子紧靠村子十字路口——此路一头进城，另一头可上山；到菜园去，则要走直的一条路，再转个弯才到。当儿子走了相当一段路，来到菜园时，吃惊地发现满园全是毛竹了。家里人为了在院内保留一点用于种菜地畦，还在里面砌了一道墙，但毛竹却沿向墙根长出来；进而向别人家的园子发展。儿子估计了下，菜园的毛竹有上千根。 　　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在叙旧中谈起种竹的往事。“糜儿，你记得吗？你十二三水时，一天傍晚，路上碰到春富族叔，他用棒柱挑了一大捆竹子，因为沉重，反倒走得很快。你避路道旁，只听得‘先生，这根给你做烟管吧，’话刚落，你手中得到一杆竹子。你回到家，对我说，‘妈，我又不会吃烟，我把它种在花坛里吧。’”接着，母亲又告诉他，这根竹在花坛里发旺起来，容不下了，就让人移植到菜园里去。哦，儿子想起来了，确有这么一回事，但自13岁离家去上海6年，又去美国7年，眨眼13年过去了，没想到一根竹13年间繁殖成千根，旺满菜园了…… 　　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胡适晚年还萦绕于怀。一次在台北南港家里吃晚饭时，见到餐桌上有一盆“油焖笋”，立刻就联想到上庄老家的菜园竹林，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讲了那个“一根竹起一片竹林”的故事。 　　江冬秀（1890——1975），出身于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金鳌山下的江村，是皖南一个有名的文才辈出的富村、大村。村内一律十分气派的徽派建筑民居，家家户户无不有“三雕”（石雕、砖雕、木雕），牌坊、石狮、旗鼓随处可见。以前村里还有一书院、四庙宇、七祠堂。其文脉，至今流传着明朝天顺、弘治两代江汉、江文敏父子双进士，同朝为官的佳话，如今村中尚有“父子进士坊”牌楼，便是这一历史明证。近现代出了个江朝宗，曾任北洋政府提督九门步军统领、代理国务总理，后沦为汉奸，伪北平市长。江村还出了4个博士，即江绍铨、江绍原兄弟和江世文、江泽涵。江绍铨又名江亢虎，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洪水猛兽”的言论，被他父亲开除出籍；江绍原，北京大学名教授，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闯将。江泽涵是江东秀的嫡堂弟，我国拓扑学的倡导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名教授。根据江村江氏世系辈行排列，“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为次序，徽州人士考证认为，江泽民的曾祖父江图，为江村一位普通木工劳动者，于清咸丰年间避洪杨之乱流落到江苏江都县仙女镇，开设一家“振鑫记”木匠铺，以后一直未返原籍。其子江绍岳（石溪），擅长诗文，喜好丹青、音乐，参加扬州“冶春诗社（后社）”，悬壶于头桥（今属邗江县）、仙女镇，由于医术精湛，且常为贫苦病人施医施药，深受公众称道。后受聘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任协理，遂迁居扬州，于1933年病逝该城。绍岳有七个子女，因家贫，仅存长子世俊（冠千）、六子世侯（上青）、七子世伯（树峰）。江上青有三子女：江泽民、江泽玲、江泽慧。 　　江冬秀的曾祖属“图”字辈，名图烺。图烺有九子，老七绍理有二子：世贤、世才。世贤是江东秀的父亲，“布政司经历，加二级”，37岁病故；世才是江泽涵的父亲。 　　江冬秀（端秀）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耘圃）都是“瘾君子”，不事生产，把好好一份家业消耗掉了，总算还保留着一座厅堂宽敞的通转楼，不过有些破败而无力维修了。冬秀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也就是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开筑了一段皖南铁路，化下了很多心血。她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为废屠动物，奔走国际论坛……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宏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因为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缺乏学业监督，江冬秀仅在本村书塾读了二三年，识得的字大多数还给了老师。她的老师胡鉴祥，绩溪上庄人，胡适的族叔。冬秀童少年的不少时间，是在叔父世才家度过的，那里有她的三位堂姐妹作伴。江世才经商致富，新造的两幢通转楼连成一片，颇有规模。江冬秀比她的嫡堂弟江泽涵大12岁。江泽涵回忆当时情况说：“我出生时，我们还生活在以祖母为家长、近十口人的大家庭中；次年才分成两家分炊，但仍同住在原处十多年。故我从婴孩时代起，就得冬秀的照料和爱护。”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事，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故事还得从一次庙会讲起。当时，绩溪乡下盛行“喜会”（又名“火把会”），每逢闰年，为纪念南霁云、雷万春抗敌有功，必要举行“喜会”，游龙灯、玩花灯、放焰火、演徽戏……喜会举办地，四乡村民汇拢，家家户户亲友盈门，非常热闹。胡适十二三岁那年，适逢轮到七都（旺川）乡举办，胡适的外公冯振爽（金灶）家（新屋已在胡铁花资助下建成）顿时招来了不少人，其中有邻县江村的吕贤音（菊花），冯顺弟偕胡适也来了。江家与胡家本有表亲关系，两位姐妹自然一见如故了。“菊花嫂看见胡适这孩子聪明活泼，相貌端正，很想将其女江冬秀许之，并将此事告诉曹诚钧（胡适舅母的兄弟），由曹诚钧作伐……”同时，吕氏还托冬秀的塾师、胡适的族叔胡鉴祥去说媒。看来江家是很主动的，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比起胡家来，经济上算是优裕了。 　　两个媒人来撮合，江家门第又比胡家高，冯氏是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但担心冬秀这头老虎（属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生）会克儿子这只兔子（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是只好像她嫁铁花那样，请瞎子算命先生排“八字”。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庚子丁丑丁末 　　胡适的这个“八字”显然是又硬又贵的（后来被收录在一本叫《人鉴》的算命书中，并且被算命先生用来做“八字”的广告）。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把两个“八字”推算了一番，决断为女方命里带宜男，与男方生肖很合，不冲不克，且女方大一岁也无碍，云云尔尔。冯氏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不大放心，又将写有冬秀“八字”的红纸折叠好，与其他几家来说亲姑娘的“八字”一起放进一个竹筒里，虔诚地供在灶神面前，谁也不得去惊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也没有一点不祥之兆，于是冯氏在灶山燃烛焚香，拜了灶神爷，取下竹筒，使劲地摇了又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折好的）“八字”来。拆开，摊平，一看正是冬秀的。啊，这真是可谓天赐良缘！于是，“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凑合和灶神爷的保佑之下，定了下来”。是时，1904年1月。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去了。从此，他远离家乡，融入中国时代与文化，建立自己的体系，拥有无数师长、知友与学生，而自己的未婚妻一直到14年后，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时刻才第一次睹面。 　　十四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的岁月，而且中间还起了个坎。1907年5月，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像他老子当年那样，脚气病复发了（早一年冬已发了一次，在南市瑞馨泰茶叶店里养病），请假回家，养病两个多月。胡母冯氏乘机向儿子提起结婚事，16岁的胡适心不在焉地说句“承认早一二年”。冯氏与吕氏都理解成“过一二年”办喜事，于是到了第二年1908年秋，江家为冬秀置办嫁妆；冯氏在10年前造的新楼中（即现“胡适故居”）选定儿子、媳妇的新房，开始布置起来；两家连黄道吉日也选定了，还买了一批百子炮仗……冯氏去信上海，唤胡适回家完婚，结果被儿子“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胡适借大骂那个算命的“瞎畜生拣此日子”（办喜事），引出“儿既极狠此事”的心里话，巧妙地劝阻自己敬爱的母亲“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就这样，1908年双方父母策划完婚喜事，因为胡适萌芽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而搁置了起来。当然还有两重严酷的现实因素，也客观上终止了这次“完婚”之举，即胡适面临上海学业中断（中国公学学潮，转入中国新公学）无法回乡结婚；家庭经济濒临破产，二哥绍之在沪、汉中兴家业，不能因弟婚礼返乡而中断。冯氏是深明大义的，终于理解儿子了。 　　1908年8月，胡适在他任编辑的《竞业旬报》上，以“铁儿”的笔名发表《婚姻篇》文章，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便把中国四万万的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这无疑是他订婚现实的写照，但基于他对母亲的孝心和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封建伦理观，胡适最终还是跳不出这场包办婚姻的窠臼，诚如他在那封给母亲的长信中所言，“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在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郁成病，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 　　果然，1910年胡适考取第二期“庚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在大洋彼岸一呆就是7年，而且经历两次心心相印的精神恋爱（一度还心猿意马），度过危机，“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胡适终于按父母之名归来完婚。 　　胡适到美国去读书了，江冬秀则每年不定时到上庄村去伴婆婆。这对冬秀来说，既是尽“儿媳”的义务（结婚后她与冯氏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又有些屈驾，像是童养媳的。胡适晚年回忆这事时说：“绩溪是小地，家家户户都是自己操作的。我的太太是山的那边，有田地，家里有佣人，什么都不要自己动手。那时我在美国，还没结婚。我的未婚太太每年都要到绩溪来住几个月，像是童养媳。有一位姓曹的，乃是我家和江家的亲戚，这天他到绩溪来，住在我家里。第二天早上起得很早，看见有人在天井里扫地。姓曹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未婚太太，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经这位亲戚一问，掉下眼泪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但请这位亲戚回去时切莫提起。后来江家知道了，买了一个丫环（按，叫梅香）给我的母亲，意思是要替未来的媳妇做事；但我母亲仍旧要她做事……” 　　在美国的胡适与母亲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知道冬秀的委屈后，心里颇过意不去，所以不断付书信越洋慰问他的未婚妻“冬秀贤姐”。1911年5月21日，他从母亲来信中得知冬秀正住在家里，所以写信给母亲的同时，“另以一书寄冬秀”。该信全文是——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 　　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吾于十四岁时曾见令堂一次，且同居数日，彼时似甚康健。今闻时时抱恙，远人闻之，殊以为念。近想已健旺如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 　　吾在此极平安，但颇思归耳。草此奉闻，即祝无恙。 　　胡适手书四月二十二日 　　（即阳历1911年5月21日） 　　这是胡适留美的第二年，在绮色佳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写给江冬秀的第一封信。以后,. 　　他还好几次“冬（端）秀贤姊如见”地给他的未婚妻写信，写得文质彬彬，温存体贴，而且循循善诱地要求她“读书”与“放足”。说“今世妇女能多读书识字，有许多利益，不可不图也”；“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天，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缠足乃是吾国最惨酷不仁之风俗”；“当速放（足），勿畏人言。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骨节包惯，本不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骨节亦可渐次复原了”。江冬秀忠诚地按夫君的要求去做了（畸形小脚已定型，难恢复“天足”）。时间一年一年地遛过去，老姑娘怎能不焦急？于是胡适又来开导：“每念去国日久，归娶之约一再延误，何以对卿。然适今年恰满廿三岁（以足年计），卿大于适一岁。再过两年，卿廿六岁，而适廿五岁，于婚嫁之期，未为晚也。西方男女嫁娶都迟，男子三十、四十始婚者甚多，以彼例比，则吾二人尚为早婚耳！”（胡适致江冬秀信，1914年12月13日） 　　1914年6月6日，他的同学任叔永给他拍摄了一张“室中读书图”照片，“极惬余意”。于是胡适将此照寄了一张给母亲，又去添印了6张，分别给国内亲友——也寄了一张给江冬秀，并题写绝句一首： 　　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尔寄相思。 　　以室中读书图寄冬秀适三年（1914年）5月 　　胡适同时也收到家中寄来的照片，见冬秀站在他母亲身侧，触景生情，赋五言长歌“出门何所望”190字，其中写到未婚妻冬秀的，则是“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持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完全桃花源式的耕读生活。这位绩溪才子想象太乌托邦了。但实际上，几乎同时，他“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渐渐地坠入与韦莲司的精神之爱情网；接着他与湖南才女留学生莎菲惺惺惜惺惺，又一次沉溺于精神爱河中…… 　　消息离奇地传到深山小村上庄，说什么胡适与洋女子结婚，生了小孩……这一下冯氏如何向江家亲家母和未婚儿媳交代？赶紧去信询问。胡适此时正处转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又忙于与任叔永、梅光迪讨论“文学与革命”命题的时候，还是沉下心来，十分认真地给母亲写了封长信，回答的态度十分明朗：“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之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之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坦荡君子胡适还进一步申明，“儿主张一夫一妻制，谓为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之制，今岂容躬身自蹈之？”（1915年10月3日）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一生是这样做的，即使有越轨，也能自知之明地悬崖勒马，一心一意地与江冬秀做夫妻。他在美国毕业前夕，将毕业照直接寄给了江冬秀，以表心迹。 　　胡适前后的同一时代的闻人、文人，道德文章上，谁能与胡适比肩？此者，诚如梁实秋所说：“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蔽履，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 　　胡适留学生涯一结束，1917年6月渡洋返国，7月尚未到北京大学应聘，就首先回乡拜见慈母，接着专程去江村看望冬秀，准备践婚约了。 　　胡适在家与母亲相聚了半个多月，道出那出“三门亭神”附身闹剧的真相，母子相向而笑。8月盛夏的某天，胡适决定去看看从未谋面的未婚妻江冬秀。他独自一人兴高采烈地翻越了两村唯一的通道杨桃岭，来到了好山好水黄山东麓的江村。只见村道阡陌纵横，民舍鳞次栉比，“父子进士坊”牌楼矗立。两条清溪贯穿全村，林木茂盛。他略一打听，就找到了江家，进了已经破落了的“通转楼”大宅。岳母已在一年前（1916年）故世，“漫劳外母多情，老眼望穿未婚婿”（胡适寄女方美国挽联中句），而今女婿归来了，却终于见不到了。岳家由舅兄江耘圃主持，设盛宴招待这位来自美国的乘龙快婿。席间，胡适要求一见冬秀，然后议定完婚日期，这当然是女方“望眼欲穿”的大好事。席终，胡适由耘圃陪同去江冬秀闺房。近门处，胡适被留在门外稍候，耘圃进去通知。这时楼上楼下聚集了很多江家的男男女女，争相一睹洋博士姑爷的风采。胡适在回忆这一场面时写道：“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在床上，床帐都放下来了；姑婆要去强拉帐子，我摇手阻止了她，便退了出来。”胡适回首一瞥，帐幔下垂，密不见缝，但隐隐觉得似有颤动。殊不知这位“望眼欲穿”候“适之哥”、“适之郎君”的“愚妹”、“待字妇”（均闺中书信语）、老姑娘江冬秀正躲在帐中既激动又难为情地使劲哭泣呢。江冬秀果真如此，她在晚年所写的别字连篇的自传中，也提及此段趣事，说自己已是28岁姑娘的待嫁新娘，不好意思见郎君哩！想见又不敢见，只好躲在床上暗暗流泪哭泣。 　　胡适究竟是胡适，在这“危机一发”时候，他没有打轿回家，也没有搬到客店（旅栈）去歇，更没有闹起来，令江家人强迫冬秀出来，他冷静思忖：“我有了面子，人家面子何在？”于是大度地到“子隽叔”（即江世才，江泽涵父亲）家宿了一夜，清晨留一封信给冬秀，才返回上庄向母亲复命。他向母亲说了真情，冯氏知道后忿忿不平，要去江家讨公道，却被胡适劝阻了。至于对村里人，他说了慌言：“见着了。”最后对自己，他把这恼人的“闭门羹”化作两首《如梦令》：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见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胡适对自己未婚妻的怜爱之心跃然纸上。不仅如此，他在临走前致冬秀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完全理解，并写定下了结婚的日期。信中说—— 　　昨日之来，一则欲与令兄一谈，二则欲一看姊病状。适以为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 　　人，已常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晚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绝不怪姊也。适已决定十三日出门，故不能久留于此，今晨须归去。幸姊病已稍愈，闻之甚放心。姊好好调养，秋间如身体已好，望去舍间小住一二月。适现在不能定婚期，然冬季决意归来。婚期不在十一月底，即在十二月初也。 　　这场故事经历起伏高潮后，终于趋于结局了。 　　现在，老姑娘有目标有期限盼望新郎，终于被她盼到了头——1917年阳历12月30日，迎亲的花轿终于来了。花轿在震天响的爆竹声中（这百子炮仗还是10年前两位老亲家一厢情愿为儿女完婚买下来的）进了上庄村胡家通转楼大门，过了天井，仰头便见新房（厅堂西首一间），这里冬秀太熟悉了，不过今天贴有一副大红门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这副喜联是胡适自撰自书的。“三十”是指阳历1917年12月30日，而这天恰好是阴历十一月十七日，正逢是胡适廿七岁（26足岁）生日，大圆月亮满脸喜气高悬天幕，庆贺老郎君老姑娘终成眷属。当时写下联时，胡适一时语塞，在旁的一位绰号叫“疯子”的族兄脱口而出：“廿七岁老新郎，你哥不是吗？”很好，谐趣又对仗，胡适立刻写了下来。还有一副喜联，文诌诌的，是他族叔、启蒙老师胡宣铎贺的：“宸海归来恰符风卜，高堂欢洽更兆熊占”。这位见证胡适幼时读父亲红纸方块字、经历台湾风云的族叔，如今做这场喜事的证婚人。主婚人是冬秀的大哥江耘圃，很遗憾冬秀母亲，大家闺秀的吕贤音太夫人一年前撒手西去，只能由长兄来代替了；另一位主婚人便是坐在二进大厅“三品诰命夫人”大红圣旨下的冯顺弟太夫人。她满面红光，喜悦饱溢眉宇嘴角，接受留洋“翰林”、大学教授的儿子和名门闺秀的儿媳的三鞠躬礼。她守寡二十二个春秋寒暑，含辛茹苦持家，呕心沥血育子，如今都得到回报，唯望早日抱孙子（胡适长子因此名祖望）。今天，胡适身着黑呢制西装礼服，头戴黑呢制礼帽，脚着黑皮鞋，与黑花缎袄、红花缎裙、大红绣花缎鞋的冬秀在各自漂亮的傧相牵引下互换结婚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盖了各自的私章。他们没有拜天地，只是向主婚人行了三鞠躬礼。证婚人胡宣铎致贺词后，新郎胡适致答词。此种新式婚礼在封建堡垒的皖南山乡是闻所未闻的。胡适除去一切繁文缛节，却也迎来无数看热闹的乡邻。 　　胡适（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哲学研究所主任）还带来了他的北大同事集体送的喜礼，计有“银杯一对，银著两双，桌毡一条，手帕四条”，拜贺人为：沈尹默，刘文典，陈大齐，马叙伦，夏元，程振钧，杨庆萌，马裕藻，蔡元培，章士钊，朱家华，朱宗莱，陶履恭，王星拱，刘三，周作人，钱玄同，朱希望，刘复，陈独秀。礼单是由陈独秀誊写的，故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 　　婚礼场景颇使胡适产生联想，他喜悦善感地写下了《新婚杂诗》以纪实—— 　　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 　　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的旧事， 　　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提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绣了你家嫁奁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由于母亲冯氏的坚持，他们婚后第三天到胡氏宗祠去，向祖先牌位行三鞠躬礼。当然，胡适已在母亲、兄长口中听到父亲拼死建宗祠的故事，对父亲的英雄人生，对父亲的殉国壮举，心中恭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20世纪初尚未脱胎封建宗族社会的中国内地新婚，当然是没有什么蜜月旅行之举的。新郎胡适在家，除与慈母欢聚，并在老人家面前极力表示闺房之爱，以博吾母欢心（致胡近仁信中语，此信胡适逝世后发现）。此外便是与众亲友饮酒，几乎天天都在醉乡中。言百忙中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给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喝喜酒。胡适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尚在上海读书中国公学时期，一度打牌、叫局、吃花酒，醉酒后游荡街头，与巡警打架，坐过一次班房（1910年3月）。以后下决心戒酒，痛改前非。君别来无恙，如今新婚喜酒，又有机会，怎能不畅饮，微醺中去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坟墓。上庄完婚后，单身赴教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回请送过礼的同事吃喜酒，因为新娘没在，干脆到饭店包席，花了60元大洋，吃了一整天，喝得酩酊大醉，躺了一天，第三天才醒酒。胡适下决心，这回可要戒酒了。 　　新婚蜜月中另一件大事，便是伴新娘子“回门”。江家此时实际已门庭冷落，冬秀慈母已长眠黄土。这对新婚夫妇在坟前默默凭吊，恭恭敬敬行三鞠躬礼。胡适心中感触尤多，由于自己的坚持，由于自己的留学学业，使岳母不能如愿，抱憾终生。他因此写了一首诗告慰道：“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村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将爱女相许。∕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坟前追悼岳母后，床头即作新婚别，胡适又赋诗《别离》道——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 　　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 　　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 　　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 　　饱尝了作客情怀， 　　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胡适《别离》） 　　1917年12月16日胡适离京返绩溪。12月30日结婚。新婚不到一个月，1918年1月末梢，他留新妇在上庄家中伴老母，自己连得阴历大年夜也顾不及，只身北上返校。据记载，他是2月3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到达北京的，时城门未开，在城外客栈过宿，天明才进城，回到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自己房间。回返北京大学后，立刻授寒假课，准备“中国哲学”、“欧洲文学名著”、“西洋哲学史”等课程讲义；同时加入《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高举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的“文学革命”旗帜，继续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方向，和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等北大“卯字号”新人物，开始进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5月，在婆婆冯氏的充分理解中（她自己则作出了巨大牺牲），江冬秀由她顺路去北京的胞兄江耘圃陪同，赴京和丈夫团聚。他们在钟鼓寺胡同14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从此，浪迹海内外14年的高唱“德莫克拉西”（民主）、“赛因斯”（科学）的战士胡适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从此，在深山里年复一年地等郎君，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光圈里得了名分的村姑江冬秀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家庭，真是不可言状的复合体，“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随成为民国七大轶闻之一。从此，这个新组合起来家庭的一个又一个新故事就产生了。 　　江冬秀于胡适的故事（主角应是江冬秀），是在他俩北京寓所、抗战逃难时江冬秀的上海寓所、绩溪上庄老家、流寓海外的美国纽约公寓，以及这对老伉俪晚年台北南港家里，先后一一展开的。先来说说胡适的北京5处寓所。 　　——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这是座很普通的四合院，离沙滩北京大学不远。胡适1917年9月，在家乡与母亲团聚后返北京，执教北大，工薪并不高，就租住在这里，当时与同乡高一涵合租。院子不大，进门有门房（供男佣住），中间为居室，两侧为厢房、客室、储藏室用，居室旁为耳房（供女佣住），厨房较小，厕所更狭。胡适在这里住了10个月，结婚后要把妻子接来，感到这里房间远不够用，就另觅他处。 　　——钟鼓寺14号（解放初称钟鼓寺胡同，后改称钟鼓胡同）。胡适1918年3月租下这座有9间正房总共17个房间的四合院。租之前给上庄母亲写信谈起，“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一处有房十间，都还新……明天再去问问看”。租下后给在上庄家中的江冬秀写信，告诉她新址，与江村在京闻人江朝宗公馆仅隔一巷，月租20银元，并付了定金，等待她的到来。钟鼓寺胡同为明清时多位皇宫勤杂人员所住，这里四合院虽然较大，但就层次来说，仍属普通。 　　——陟山门街6号。在景山大街，原系官僚政客的公馆，胡适向林觉民盘租居住，连室内的沙发等也一并顶了下来。房间宽敞，院子很大，有长廊，厨房里还有机井。 　　——米粮库4号。1930年6月，胡适由上海（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京，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就搬这里居住。这是一幢小洋楼，房间比陟山门6号更宽大、更多，便于他接待众多朋友。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挚友一度住在这里。该楼设施完善，有车库、锅炉间（供暖）、卫生间、浴室。院中绿树成荫。 　　——东厂胡同1号。1946年9月，胡适由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搬入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北头的东厂胡同1号。这座大院落曾是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的住宅，共分四路院，每路院各有四进套院。抗战胜利后，该宅被划作北大文科研究所，胡适住的是黎氏居家院落的中间一座四合院。这座院子也是很大的，东院是个花园，内有亭台。正中是大门，进门后有三进房：头进是客厅、客房；二进为胡适家居所在，还有办公室和书房；三进是胡适藏书房，共有3间，满是书架。西院是厨房、佣人住处和车库。现在胡居已被拆除，原址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单位。原先胡适的那个四合院，可谓文人集萃之地，先后住过的有傅斯年、范文澜、吕叔湘、罗常培、季羡林等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郭沫若、梁思成也在那办过公。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1937年9月奉命赴欧美，开展“国民外交”活动，1938年起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江冬秀为避战祸，则迁居到上海。先住在侄女婿程治平家法租界天主堂街（现四川南路）50号，后租住麦琪路（现乌鲁木齐路）三德坊。后来小儿子胡思杜去美国读书了，一度为节省用费，曾与她儿子的一位同学高少爷同租住在姚主教路一套一室一厅的西式小公寓房，后因不习惯这位东北公子哥儿的浪漫生活，复搬回到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天主堂街家住。 　　1949年4月，胡适离走中国大陆去美国，江冬秀一度渡海峡居台北（暂住胡适学生兼同事傅斯年家福州街20号。傅斯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一度去泰国曼谷，与长子媳住在一起。1950年6月，飞美国纽约，与丈夫一起住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这里是胡适当年大使卸任留纽约做学术研究工作时的住所。夫妻终于在一起，过海外寂寞、清苦的流寓生活。 　　1958年4月，胡适回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1月，迁入南港研究院内为他专门建造的新居，即“胡适南港故居”。这是一幢不大的平房建筑的小洋房，拥有卧室两间（胡适夫妇各一）、书房一间、客房一间、客厅兼餐厅一间，设备简约，符合胡适平淡的生活作风，但室内阳光照射不足，颇为阴暗。这是胡适夫妇生活最后一个港湾。现在连同胡适公园、胡适墓地等已辟为台北“胡适纪念公园”。 　　45年夫妻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诚然是一个漫长的但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人性磨合过程。 　　“见面礼”便是对“西湖烟霞洞事件”的反击。结婚泯没不了胡适的本性。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名将，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时21岁），在西湖烟霞洞演出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恋情活剧，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被激情左右了的新月诗人徐志摩（保密神经松弛了）在北京讲出去了（实在熬不住了）。跟在胡适身边的侄儿思聪也一不小心露了口，这时的主妇江冬秀已经老练了，得知这个“飞来横祸”，她不嚎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二岁的小儿子思杜（1921年生），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1918年生），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这可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安心心地与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下去。即使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响了，要面子的胡适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口杯，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结婚前1917年元旦，他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写《病中得冬秀书》一诗中就付出这样的诺言，所以婚后即使太太或发虎威、或作狮吼，他都忍受得了，而且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四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这都是他亲口讲的“笑谈”。所以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写了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我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道理，准确与否？且听—— 　　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胡适之谈笑风生》） 　　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它的谐音“怕太太”，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6、7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belphogor》，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否，否，否也。笔者朋友程法德先生是留在大陆亲近胡适夫妇的唯一上庄胡家人，他眼中的“冬秀外婆”是，（抗战之初）“还不到五十岁年纪，五短身材，体型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日常多是穿一袭合体的阳丹士林布旗袍，逢过年和喜庆的日子才换上素色的绸缎长袍，再是发髻上多戴一枝大红的绸花。她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究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很听胡适的话，订婚后，胡适从美国来信，要她“放成天足”，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冬秀的确按未婚夫的要求放足了，但没有“复天”，程先生眼中，“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当我搀扶她上下电车时，我很纳闷为何她的小脚上总是著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那（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我有一次劝她去买绣花的小鞋子—— 　　“我穿惯了皮鞋”。她微笑地说。我想，只有穿皮鞋才是她衣著上仅有的一点时髦。这是江冬秀这位大教授夫人的从头到脚的加饰。 　　手上呢？程先生回忆说，“冬秀外婆除了常年手上戴一只赤金的桶箍戒指外，别无珠宝首饰，这在当年上流社会夫人中很少见的。” 　　对于江冬秀的节俭，程先生顺带向笔者讲了一件事：上海“孤岛”时期，他的胞兄法善结婚，要向女家下金饰聘礼。冬秀外婆知道后，欲为程家节省点钱，就巍颤颤地到古拔路竹垚生（胡适好友、银行家）家里，打开代存的一只老式木质“百宝箱”，取出一付沉甸甸宽厚的刻花金镯，足有4、5两重——“这是婆婆留给我的，现在就送给法善充作聘礼吧。”那知这付金镯子是银质包金的，样式又太老旧，被女家退了回来。 　　1939年冬，江冬秀在上海过她的50岁生日。胡适早些日子从美国寄来慰问信、捎来了礼物——一只圆形的金质挂件，里面嵌了蝴蝶标本。睹物生情，“没料到冬秀外婆对着我母亲抽泣起来。我母亲也陪着垂泪哩。”程法德先生说：“冬秀外婆就是这样一位不尚奢华，通情达理，又会自我消遣（主要是叉麻将），有时说话风趣而内心富有感情的女人。” 　　“外界对冬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主要是胡适这对夫妻文化差距太大，同时又不了解她。我们胡适的近亲、后人都一致认为，江冬秀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为人和蔼可亲。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胡适的家庭是不美满的。”程法德先生补充说。 　　首先是对丈夫刻意但有时超过额度的爱护。她对胡适的休息管得很牢。“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尚未同衾，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已经这样表示了。结婚后第三年，1920年12月17日，这一天恰逢阴历十一月初八日，巧合胡适生日（阳历）与江冬秀生日（阴历）相重。多难逢的“双生日”！于是胡适写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 　　双生日——写诗祝贺——喊哼——抢的快——免遭殃：带着麻辣的恩爱，虽然有些啼笑皆非，但胡适确是“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男人嘛。 　　这一思想可真贯穿了胡适家庭生活的始终。1961年10月，江冬秀自纽约返台北（1958年4月胡适是独行返台的），与胡适团聚。南港“中研院”全体同人举行“欢迎胡太太茶话会”。胡适即席说：“我是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太太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我的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接着他充满美好回忆地谈了当年美国留学归国返乡，走了一天路去江村相亲，“还是看不到她”的那段趣事。最后说：“我有两句诗：‘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这就是说有了拘束。‘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乐部里对全体同人说的话。以后欢迎同人到我家里来玩。” 　　“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具体诠释，就是胡适手指上那枚“戒酉”戒，那是在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庆32周年，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搬到米粮库4号新宅，设宴招待同人、朋友，正好觥筹交错，不料江冬秀给他戴上了“止酉”的戒指，不免煞了风景。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此事见报后，在上海的忘年交张元济先生撰写一联赠胡适云：“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闾，戒指从今小喝些老酒”（上联）；“你做阿哥将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下联）。胡适晚年住台大医院时，对他的护士徐秋皎小姐也曾说起这件事，“那时我在北平，酒吃得太厉害了。我写了‘止酒’两个字。‘止’就是停止的‘止’字，‘酒’字的水旁不写，看起来是‘止酉’两字，戴在手指上。朋友们劝我吃酒时，我把手指一抬，说：‘太太的命令！’朋友们就不劝我再吃了。”胡适此言不虚，有1931年春赴青岛，辞酒山东大学“酒八仙”（杨金甫。赵太并、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闻一多、梁实秋）为证。他扬起戴着“止酉”戒指的右手，要求免战，并说“得意尚呈金戒指，自羞感谢吾夫人”。 　　不过胡适是个极爱体面的人，当众如是说，会不会有言不由衷之处？1960年12月17日，胡适的老同事、挚友钱思亮（原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北福州路自己家为胡适设寿堂开寿筵，庆祝他七十华诞。入席的有钱思亮夫妇（钱夫人在上海“孤岛”时期认江冬秀为干娘）、张祖怡夫妇（夫人江小波时江冬秀的侄女）、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夫妇、胡的生活秘书王志维夫妇，唯独没有胡太太江冬秀——大家心照不宣，胡适有口难言：小脚夫人留恋纽约她的麻将桌，怎么也不愿和胡适一起飞台北定居（直到化尽了胡适海外积蓄，才于1961年10月18日返台）。胡适并非夫人不在身边而感到“自由”，目下最现实的是没有条件在自己家里做大寿（14个月后他西去了），是什么滋味呢？于是在钱府的寿筵上他作秀地对胡颂平的太太薛妫珍说：“人家都说你对颂平服侍周到，你的菜又做得好，因此颂平在外面吃饭都不安，都要回家去吃……”接着又称赞王志维的太太张彦云贤惠，帮助自己做修补领扣等麻烦的工作。于是胡适擎起酒杯说：“颂平、志维，我代表我的太太敬你们夫妇一杯，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的太太也很感激你们。”胡适讲的真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然而他的太太现在在干啥？兴许是耽于通宵的“围城”大战。 　　江冬秀的搓麻将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适博士太太后，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佣人干活外，就无限止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战绩嘛可以说战无不胜。她的手气特别好，每次总是赢局，麻将桌上赢来的钱，几乎成了胡家不固定收入之一。江冬秀沉醉于“围城”战，忘了时间，忘了国界，忘乎其所以然，乃至1950年狼狈流寓美国纽约后，尽管因为经济窘迫，迫使自己打理生活，还是渐渐支起她的麻将桌，汇聚她的（华人）麻将友，她的“天外天”生活又热闹起来了。胡适在不是滋味的苦恼中，还是包涵了。胡适的薪俸并不太多，积蓄有限。江冬秀1961年10月告别纽约“麻将”友，终于回到台北南港，却断不了麻将之瘾，但“中研院”院区有规定，不得设牌局、打麻将，胡适不能因为自己太太的麻将破了这规矩，因而打算在市区租赁间小房子，供她作“围城”之战场，但因为手头紧促而作罢。漫长的岁月中，江冬秀也竟有搓麻将一度忘了昼夜，忘了“共赴国难”，搓得连自己身边的小儿子思杜也忘记管教的时候，在美国镇日为祖国抗日而奔走呼号的胡适大使终于忍耐不住了，就写信给留在上海“孤岛”的江冬秀，要求“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我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间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脾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儿子。”（1938年5月5日） 　　胡适与江冬秀就这样磨合着共同生活过来了。再看看这一家的里里外外，江冬秀起着什么作用。 　　江冬秀素描之一：搓麻将；素描之二：写白（别）字。不写白字，不是满口熟练的京片儿，那就不是江冬秀了。这里不妨拣出这位“大名垂宇宙”无双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从上海写给在美国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书（白字或病句笔者在括号内作了更正）—— 　　xing(马偏旁辛字)： 　　今早报上说你因身体不适，进某医院疗养，我看（了后）吓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没有几分病，不会住医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爷开眼，就（让）病好了罢。是不是牙痛病见（现）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实在不能回想（忆）了。你（以前生）一两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边多。回（否）则在国内，信电都方便，现在心想打个电报都不敢（能）。可怜到我们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 　　不用别人捉刀，不必把自己的感情先暴露出去（她做老闺女时），担开纸，握起笔，自己来写，虽然病句、白字不乏其有，但开门见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爱怨五味俱下，比起那个时代套用典故，文绉绉的尺牍，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适曾说，“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就在这封慰问信中，江冬秀还老实不客气地直奔另一个主题： 　　你的脾气好胜，我一晚不睡觉，望你平身（心）气和，修养修养罢。你的师姐师妹要把我们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击（造孽），现世出这一班宝贝。想开点罢！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丝毫没有忘记当年胡适康乃尔大学时期得“师姐”韦莲司、哥伦比亚大学时期 　　的“师妹”莎菲，以及精神追踪到绮色佳去学农的小“师妹”曹诚英……“这一班宝贝”。为了维护自己全家的安全，警告丈夫“安心”。接着笔调又一转，回归正题，江冬秀始终主张胡适教书做学问，反对胡适出去做官，她直白道—— 　　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 　　……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罢。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你过说话呀。 　　冬秀看官场比胡适透彻多，一针见血，喷饭喷饭。她开始反对胡适去做大使，被胡适“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的话劝住了。1940年春，传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别说江冬秀沉湎于麻将战局，她立刻感觉到又有新的官运亨通于胡适，于是又赶紧提笔去敲打—— 　　昨天看见孙先生，他开会回来，见我头一句话替我恭喜，说你就要回来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诉我，命你回来做研究院长。我听了狠（很）不好过。骍，你知道我皮（脾）气处处不忌（讨厌）那一种假仁假意（义）的朋友，有点肉麻他不过。你要知道，万一有此事出来，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院长当然是蒋介石“钦定”人物，其复杂又微妙 　　的情况是江冬秀无法知道的。胡适直到1958年才做上“院长”。尽管如此，胡适在从政问题上，是很感谢小脚夫人的“作梗”的。他在回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读你信上说：‘但愿我给你信上的一句话，你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我狠（恨）自己不能帮你助点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结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 　　江冬秀的众多“白”字中，有一个“狠”的字是很有色彩的。据说这个“狠”与现在的“很”字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是通用的，此字出典倒有个小故事。江冬秀的侄外孙程法德回忆此事时曾对笔者说，抗战开始后，冬秀外婆避战乱在上海“孤岛”，她常写信给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堂弟江泽涵，叫我到邮局去发信。我小孩子好奇，有时偷看了信，很奇怪，她都是将“很”字写成了“狠”字。有一次我熬不住问她了。她笑嘻嘻地回答我：“你看过叔公（即胡适外公）写的书吗？”后来我才知道，胡适外公著作中，有很多地方将“很”写成“狠”的。可见江冬秀在胡适的氛围中，接受新文化还是积极的。江冬秀在胡适鼓励和怂恿下，还收集了一首徽州民谣《奶头歌》，发表在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主办的《歌谣周刊》上，读起来清新隽永： 　　衔着奶头嫡嫡亲， 　　口口声声爷娘亲； 　　丢了奶头淡淡亲， 　　娶了老婆黑良心。 　　这也许是江冬秀难得的“文字”亮点吧，否则何谓“小脚夫人亦随之”。不过，她对胡适的书架——胡适南港住宅，连餐厅靠墙两面都是书架，放满善本影印书籍、唐宋各家文集、《宋文鉴》、《唐文粹》等等，是大唱反调的，调侃道：“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的东西。”不尽然。她自己也是读些书的，她读《红楼梦》很认真，贾府里，众多丫头的名字都背得出来，对老祖宗贾母那一套封建阔绰的排场并不羡慕，而是讥诮。此外，她就是钟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纽约给胡适整理撰写“口述历史”的安徽小同乡、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唐德刚教授回忆说：“（冬秀）老太太找不到（搓麻将的）‘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如此，笔者窃以为调侃还应该加上半句，“适之造房子，给死人和神道、仙女、剑侠住的地方亦不少哩”。 　　上述这些毕竟是“有闲”、“副业”，主持胡博士的家政，才是江冬秀立身的根本。在这方面，这位小脚夫人即泼辣又大气，诚如胡适的族侄、读北大时曾住过胡适家的石原皋所评论：“家中事情都归她处理。她有魄力，有决断，颇有些才华和男子气概。” 　　首先是待人接物。“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一句社会俗语，说明胡适的交游非常广泛，车夫走卒均可去拜访胡适。米粮库4号胡府名副其实地门庭若市，而这家的主妇并无一般贵妇人、阔太太的傲慢、势利眼界，总是敬客礼宾、和顺通达、笑容满面。逢到安徽乡亲找上门，这位胡师母就分外热情，待飨于她亲手制作的徽州名菜“一品锅”（绩溪人叫“吃锅”）：一只有两只耳朵的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端上了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极好”（梁实秋）。胡适的中国公学门生、家庭教师兼秘书罗尔纲一度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他说当家人“胡师母没有进过学校，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治家有方，待人接物，克尽情意。胡适得有一个舒适宁静的家庭环境做学问，接待亲友，都是她的力量。胡适的事业，应该说有一半是她的”。有一次他们的长子胡祖望（时年15岁）坐汽车上街（胡适有辆私家车），遇上一位蒙古王公大出殡，为丧仪长队而堵车，回到家里冲着他母亲发脾气：“妈，你死了就埋，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如此没分寸的话，令江冬秀大为生气，蹬蹬地上楼去了。罗尔纲劝慰道：“小孩子不懂事，请师母宽恕他。”他担心中午胡适回家，江冬秀告状后要起风波。胡适一向是主张“非孝”的（但他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吃中饭时听了此事，颇不以为然，过了5分钟后说：“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尸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冬秀听了这话，发了一个怔，顿时脸气变了，把头低了下去，但只是极短的一下子，到她抬起头来时，脸色恢复了常态，没起风波。罗尔纲在场目睹这转瞬即逝的变化，感动地联想道，“好一个强毅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克制自己，取得家庭的和睦。”胡适处处爱护、尊重江冬秀，公众场合中给足她面子；江冬秀同样尊重胡适的思想观念，关键时刻该忍让，就无条件地忍让。 　　正因为江冬秀识大体，怪不得胡适晚年时还称赞江冬秀不迷信。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太太跟我结婚四十多年，我从没有影响我的太太；但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你看我们的外交官中有两位，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先在房内算一个金钱卦……”（《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9月4日星期一） 　　江冬秀不信神鬼，心地坦荡，当然也不怕盗贼。胡适家曾两次遭“梁上君子”光顾。第一次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北京大学，虽然已结婚了，还没有把江冬秀接来，因此失窃了—— 　　（那时）很穷，跟高一涵两人合住一座院子（按，即缎库胡同8号）。南面三间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间是我住的。这时高一涵到南方去了，我的侄子（按，即胡思聪，胡适二兄绍之的长子）住南三间；白天，侄子到北大去上课了。一个厨子出去买菜，往往开着大门，空城计，倒没有失过事。那天晚上，我的侄子睡熟了。我夜里三点才睡，因为第二天八点有课。这个贼来了，大概等我等得太久了，就在厨房洗面间里偷了一面镜子，一把茶壶，还把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箱子也打开了——那时外国皮箱很软的，在上面一个横屉里有个照相机也被偷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洗脸时看不见镜子，以为侄子拿到房间里去吧。接着发现茶壶不见了，再在前面看见箱子也打开了。在院子后面的墙外，发现茶壶里的茶叶倒在泥土里。唯一比较称值钱的，就是照相机的被窃，也不过值十块银元而已。从此次以后，我在国内没有被小偷偷过。（《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后来胡适家当大了，身价更高了，门面阔了，佣人多了，主要是江冬秀来了，里里外外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竟没有遭盗窃。但是1949年4月以后，在海外做了流民，胡适连最心爱的书籍也没带几本，寄寓在美国纽约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靠做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一份薪水，与老妻江冬秀自理伙食，清苦度日——就在这个时候，梁上君子来作不速之客了。胡适回忆道—— 　　这天是正午，天下着雨，窗帘都挂着。那座公寓是长条形，我住在这一头，中间是客厅，客厅那边是我的太太的房间。那天我不在家。我的太太看见窗帘里爬进一个人来，吓了一跳，于是去打开了房门。这个贼是不晓得我家有多少人，他看见我的太太指示他从房门出去，他就走了。 　　好险！如果胡太太尖声高呼起来，此贼可能会铤而走险，掏出武器来对抗；如果吓得软倒下，此贼正好下手，大劫一通；如果拿起家伙来驱赶，那肯定要发生流血事件了；如果……聪明又大气的江冬秀，巍巍颤颤扭着她那双小脚，不动声色开门揖盗。此君哪知城中深浅，还是走为上也。 　　从此，“胡太太开门送贼”的事流传在北美华人世界。夏志清教授撇开那天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规定的课题，以第一时间把胡适之太太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GO！吓退大黑贼”。 　　胡适这个家，因为有了江冬秀而生气勃勃。江冬秀当仁不让，全般管起这个家来，特别经济收入方面，尽管她识字不多，但胡适的教书薪水、书稿版税、其他服务的酬谢，一本家庭经济收入的帐，她心中清清楚楚。胡适出书多，绝大部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机构）出版，从1919年的《短篇小说》（译作）、《孙文学说》继1920年的《尝试集》（白话诗集），以及20年代的《胡适文存》等新文化运动的辟窠大作，都由“亚东”源源不断出版，亚东老板汪孟邹是胡适绩溪小同乡，私交可说是“红花与绿叶”，“亚东”支他的版税是胡适一项大宗收入。胡适1928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早一天“亚东”给他送来的版税帐单（至是年11月底）： 　　（一） 版税（按：此表为笔者跟据胡适日记所设） 　　单价 书稿名称 出版版次 印数（册） 税率（％） 收款（元） 　　2.20 《文存》初集 11 43000 15 14190 　　2.40 《文存》二集 5 18000 15 6480 　　0.30 《尝试集》 3 12000 15 540 　　0.45 《尝试集》 4∕10 20000 15 13500 　　0.40 《短篇小说》 初版 2000 15 120 　　0.30 《短篇小说》 2∕11 38000 10 1140 　　共23820元 　　应除未售出书版税共75939元 　　存2306061元 　　（二） 酬劳 　　《红楼梦考证》300元 　　十二年（1923年）5月至十七年（1928年）5月$10000 　　附袁希渊交来200元 　　（一）（二）两项共计2938061元 　　付过十六年（1927年）底止2423704元 　　付过十七年（1928年）底止290147元 　　共付2713852元 　　两比存2242元 　　胡适从“亚东”收获的版税及酬劳，到1928年底，折合银元3万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抵当时一个工人（月薪6元）400年的收入！这个时候的胡适确实富有极了，主妇江冬秀当然双目发光。胡适不善理财，从不过问银钱进出，而且出手又大方，更碍汪孟邹乡亲、世谊情面，于是她对胡适的著作版税收入当然紧紧盯住不放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亚东”经营不景气日益严重，特别是1934年难度年关。汪老板是最精明不过的商人，他了解胡适为人，就将他的版税支付一拖再拖；但过不了细致、精明的江冬秀这一关，诚如1037年前在胡适家帮办文秘工作的绩溪乡友章希吕所说，“孟翁（汪孟邹）是精明人，适嫂（江冬秀）的精明恐不在他下，或且过之”。江冬秀的精就在她并不自己披甲上阵，而是对胡适施加压力。有章希吕的日记为证：“夜，适嫂因亚东版税及借款和适兄起了一次争吵。适兄脾气真好，一面劝适嫂息怒，一面还为孟翁解释困难”（1936年2月18日星期三）。矛盾继续演变下去，过了一个多月，“今天孟翁有信寄适兄嫂，所言欠款改到今年还，力难做到。因此适嫂和适兄又吵嘴，吵得比前一次厉害。我既听见不得不去解围。适兄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适嫂要我做中人，她以后家不管，每月要适兄给她二百元；如要她管家，就非六百元不可。我亦不敢答应做这个中人。”（1936年3月24日星期二）4月25日汪孟邹寄快信来，“内附给适嫂一千五百元借据一张，限期今年十二月一半并利息，明年四月还一半利息。”江冬秀还是不满意，继续穷追。江冬秀吵得实在太厉害，胡适大概只好躲进卫生间刷牙，把牙刷搅漱口杯的声音弄得很响，以图耳根“清静”。这场争执不知以后如何，不过到了7月份，胡适离平赴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去了。到了1937年，江冬秀使出釜底抽薪的一手，逼胡适将他在“亚东”出版的所有书稿，都提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将胡著《藏晖室札记》版权抽出，卖给“商务”。这对面临严重困境的“亚东”无异是雪上加霜了。江冬秀不是不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靠了汪孟邹的“亚东”，才使他文气与名气如虎添翼，而今她为什么如此做绝，仅仅是为了拖欠的版税吗？有专家认为，江冬秀是为报“一箭之仇”。20年代初，胡适、曹诚英烟霞洞之恋，汪孟邹是全力支持的；亚东图书馆也是这对恋人幽会之地；1934年曹诚英赴美留学康乃尔大学前，还在“亚东”小住一段时间……尽管江冬秀办事大气，但究竟妇人肚肠。 　　不过这仅是江冬秀处世的一面，维护自家收获能不精明吗？另一面是待人接物，他与胡适可说“夫唱妇随”乐助慷慨，气派豪爽。章希吕则感同身受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因去年吾父六十六大庆，遥遥数千里，不能急归，拟在北平为吾父购一件皮筒……前几天我问适兄嫂皮货店何家为最货真价实，拟为吾父办皮筒之事告之。乃今天适兄嫂以四十元去买了一件来赠。退辞再三，而适兄嫂之意甚坚，只得收入。想我来平数月，适兄嫂相待之厚，已感不安。今天以贵重之物相赠，诚令我不知何以为谢。”（1934年3月5日星期一） 　　江冬秀处世行事确乎有些特立专断，在家没有问题，有丈夫的忍让和包涵，大事化小，有时竟因此办事出色有成绩；在亲友间，因为一意孤行，往往好事办坏，酿成苦酒或悲剧。 　　江冬秀的能耐终于有了机会走出“家门”。1927年冬，胡适的三嫂在离上庄只有二三里的曹家湾相中了一块土地，去函询问胡适可否作坟地买下来。当时胡适的先父母胡铁花、冯氏都“暂厝”，尚未“入土为安”。胡适访欧美长途跋涉，归来不久，正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前夕，就去信上庄，委托他年龄相仿的族叔、志趣相向的总角之交胡近仁，请他实地踏看下，只要“干爽”，就代他拍板购下，因为他坚决反对“风水”那一套迷信。购了坟地后，他无暇南下，就派妻江冬秀前去老家，直接指挥施工事宜。当时的中国社会，大户人家筑墓敬祖是件大事，一个识字无多的家庭主妇能承担起这一重负吗？胡适想乘此考验下江冬秀。当然一切都由胡适遥控操纵，比如所有开支费用，他或托在上海做生意的本家兄弟胡卓林汇到旌德石恒春中药店，或由上海“亚东”汇款，再不然可向屯溪的交通银行支取。甚至运棺材的水客也安排好了，先预支60元，到上庄后再付60元。胡适还聘请了乡友、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程士范专程来上庄，为祖坟做工程设计。定下图样（四穴）后，胡适去信重点关照：“千万不要请什么风水先生。如果六婶七婶要请风水先生，只好让他们去葬祖父母，我们大可以不管此事。”（致江冬秀，1928年2月20日）这一切，江冬秀都一一照办了。她雇请石匠鲍春华一伙采运花岗石，凿墓碑，设祭坛、石桌、石凳，历时数月。这年的六月中旬，胡适将三块墓碑的碑文寄到了。墓碑是请郑孝胥书写的：“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按：祖父母）、胡公传及其续配冯夫人（按：父母）之墓”。墓铭是胡适撰写的：“先人有训，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唯吾先人，实践斯言。不怍于人，不愧于天。群山逶迤，溪水清漪。唯吾先人，永息于斯。”铭文之后，胡适又撰书两行：“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胡适把祖坟筑就的大功归于江冬秀。事实证明，干事务性工作，妻子确是十分能干的，于是他在给她的信中称赞道：“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中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5月25日）江冬秀继续指挥石匠把碑文铭刻到青石墓碑上，封了四个墓穴，盖了坟顶，树好墓碑；又在墓地里种植常青树木。此类筑墓工作终告完成，已经是六月中旬，胡适的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也出版了，他参与的《新月》月刊也创刊了。此际，他十分想念妻子，盼候“千万望你早日出来”，担心皖南有土匪，危及安全，要她由胡卓林作伴，取道余杭返上海。 　　1930年胡适重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参与重建、振兴北大工作。他的家已搬到米粮库4号，宽绰气派，群贤毕至。“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扬京华，他的小脚夫人也名气日隆。这时江冬秀的专断果敢锋芒使人感到敬畏，但也有人敢顶敢违，毫不卖帐呢。“南国诗人”梁宗岱是也。广东新会才子梁宗岱，少年扬名岭南大学，参加茅盾、郑振铎的“文学研究会”。后留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翡冷翠大学，精通英、法、德、意语言，与文学大师罗曼?罗兰（他的偶像）、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往来，返国后，1931年为蒋梦麟校长、胡适院长聘为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是年才28岁，其诗才横溢，其讲坛风采均为男女学生们所崇拜，和胡适博士当年美国学成归来做北大教授情况相似。胡适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小脚村姑完婚的；但这位英国绅士派头的梁教授则不然，早在出国留学前，他以裸体抗婚，不与发妻同室而名噪一时；到了北大后，与他的相知女友、极有才华的作家沉樱相爱得如胶似漆，他们打算结婚了。正在这时候，封建包办婚姻定下的原配妻何氏从百色赶来北平，要与夫君梁宗岱建立家庭，一起生活。梁坚决不同意，否定这椿婚姻。事情闹大了，可怜何氏在北平举目无亲，江冬秀拍案而起，将她引到米粮库4号自己家中，安顿下来，怂恿丈夫出面，再做一次月老，玉成其事。胡适对此有切肤之痛，又听说山东潍坊来的复旦大学高材生沉樱女士小名也叫“娟”，与自己未成正果的恋人“娟表妹”正好同名，如今要棒打这对鸳鸯，实在于心不忍。但违不得太太的意旨，而且人已住入自己家中，只好联络北大史学系主任、梁的岭南大学恩师陈受颐，一起去说服这位雪莱式诗人教授。哪知梁宗岱仍是不听劝言。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决心，胡适不能望其背项。梁何婚姻案上了法院，江冬秀“出家门”，（与胡、陈两教授一起）坐上证人席，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后法院判决梁宗岱败诉。但这颗“自由的种子”还是坚决不认何氏为自己妻子。最后在胡、陈等诸多同事的调解下，付了数千元赔偿费给何氏，办竟法律离婚。热闹一时“梁宗岱婚变案”划上了句号。胡适这时貌似一反昔年支持徐志摩、陆小曼两个二婚恋人结婚的立场，公开站在江冬秀一边，参与此事。他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报告与宗岱代表朱孟实谈判结果甚满意……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 　　条件如下： 　　（1）须法律离婚。 　　（2）诉讼费归宗岱担负。 　　（3）法律判决之抚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二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 　　（4）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他（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梁宗岱婚变案至此已走出江冬秀的阴影，胡适的调解实质上是帮这位年轻人的。因为“名誉大受损失”，暑假过去了，胡适对他就不续聘。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去度蜜月……但故事的尾声却是：抗战胜利后，这对自由恋爱，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破幻了（梁宗岱又有新爱）。江冬秀又作何感想呢？ 　　村姑终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感情婚恋缺乏了解，而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月老，执着地去办好事，再显霸气的是为她仅有一个亲侄江丕莹择偶的事了，可说是“乱点鸳鸯谱”。 　　抗战时，她避战乱在上海租界“孤岛”认识了小儿子思杜的光华大学同学高泽明。他们曾合租过姚主教路的一套小公寓楼房。高少爷的父亲曾是东北王张作霖帐下的参谋，东北沦陷后经商，十分富有。高少爷对江冬秀说，他的姐姐高泽桂在北京结识了你的侄子江丕莹，后一起留学日本，丕莹经济上得到泽桂资助，他们很有感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丕莹随其叔父江泽涵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求学。“但是，我姐留在东北，人隔天涯，无通音讯，可思恋得她发痴啦！”江冬秀一听，就快人快语地说：“那好办，我立刻就把丕莹叫来上海，你也叫你姐来上海。由我作伐，让他俩结婚不就得了！”江高两家果然都这样做了。1941年，江丕莹从昆明转道香港，由海路来到上海，住在江冬秀侄女婿程冶平家，等候高小姐来沪。“他人长得颀长，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唯是略显苍老。”程法德回忆说：“冬秀外婆还是忙于搓麻将。丕莹娘舅就由我陪着，跑遍上海滩每一个角落。一路上总是他请客吃啦、玩啦，有时还购物，十分大方。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供职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有时还跑滇缅公路执行公务，收入不菲哩！但是为了顺从他姑妈一贯的节俭作风，就委屈住在我家三楼亭子间里，过了夏秋两个季节。”这年冬季，高老先生带着他的女儿高泽桂，从东北海陆兼程来到上海，乘着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天主堂街50号程家门前。高老先生不愧关东富商，高大身躯，脸色红润，绸面长袍外罩了厚呢大衣，头戴水獭皮帽。他身旁的高小姐身材修长，鹅蛋脸型，五官端正，丝绒旗袍外罩件狐皮大衣，颜面浓妆艳抹，有些不仅庐山真面目了。江冬秀在程家客厅热情接待高氏父女。高老先生当即奉上四只木箱的嫁妆，大红礼单上写有狐皮统、翡翠珍珠金饰、现金存折等彩礼，并说，“长途跋涉，又是战时，路上有诸多不便，待小俩口成家后，我再给他们一份产业便了，尚请亲家多包涵！”江冬秀笑吟吟地当下就拍定结婚的日子。她大概从自己身上获得了教训，老姑娘等郎君不是个滋味，为怕夜长梦多，还是尽快把喜事办了的好，反正她与胡适一样，不信神卜，不用择日。 　　江冬秀以地主身份，张罗婚事。婚仪很简单，就在福建路模范村的她干女婿钱思亮家中摆了三席喜筵，宾客都是她圈子中的人：钱思亮夫妇、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太太、农林部长周怡春太太、名医李冈太太、张慰慈太太、竹垚生夫妇、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等。喜酒吃罢，她果断地将新婚夫妇向西摩路的沧州饭店头等房里一送，便了事了。 　　3、4天后，这对新婚夫妇启程前去大后方，江丕莹供职的昆明。不到一年，江冬秀在她的麻将桌上接到个晴天霹雳：泽桂精神失常了，夫妻无法共同生活，由老父亲赶去昆明，把她带回东北老家去了。江冬秀向她的两个干女儿跌足叹道：“我想天假因缘，促成好事，反倒把好事办坏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因子，高小姐不是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吗？她弟说这是相思病造成的。可谁想得到相思病发展成了精神病！” 　　顺带介绍一下，江冬秀牌桌上的两位干女儿。一位是周怡春的女儿、上海名医李冈博士的太太。周时任农林部长，在大后方重庆政府任上；周老太太与她女儿留在上海亚尔培路家中。周老太太不因她儿子驾机失事身亡而落泪，却为一局麻将掀翻了桌，岂不怪哉？另一位是钱思亮教授的太太。钱原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系主任，为人温和恭谦，慎言慎事，北平沦陷后举家迁上海，经营一家化学厂；40年代末去台湾，后为胡适推荐任台湾大学校长。钱太太是广东人，性格活泼，对江冬秀“干妈，干妈”的叫得很甜，江冬秀很喜欢她。李太太性格内向，但以她鹅蛋脸儿、丰腴身材取悦江冬秀，干娘则呼她为“美人儿”。 　　江冬秀还有一位麻将友，就是徐新六太太。徐太太出身清末扬州显宦大家，徐新六当年出国留学费用都是岳家资助的。徐太太长相平平，马脸，肤色、头发似已珠黄，但心地宽厚，出手大方，江冬秀在上海得家用器具都是由她提供的。徐新六是位有良心的正直的爱国银行家，胡适的好友，1938年8月23日乘中航班机，遭5架日机攻击而殉难。胡适闻此噩耗，惊呼：“天乎！新六如何可死！”“新六为最可敬爱，在君（丁文江）已死，新六何可再失！”（1938年8月25日日记）他（驻美大使任上）写信给江冬秀说，在美国9月4日收到徐新六上飞机之前——此生最后的一封信，“我收到此信，哭了一场，写了一首诗追念他：拆开信封不忍看，∕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我两次三次读不完……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是信里的一句话。∕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他的一切献给了国家……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有一日力，尽一日力’，∕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江冬秀读了为之黯然。然而在上海，徐新六身后却冒出一个外室和他们已经十多岁的私生子，律师出面，拿出了徐新六生前立下的遗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冬秀在上海租界呆不住了，就悄悄避难到老家，时在上庄住，时到江村歇。她发现当年丈夫来江村相亲的杨桃岭这条古道，年久失修，已被糟践成坑坑洼洼，行路甚为艰辛。于是她掏腰包，让乡人修复路面三大处，还邀监工检查验收。此举，当地传为美谈。当时上庄一带既有国民党军队驻扎，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至今墙上还保留有国共两党军队粉刷的宣传口号）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因此地方并不安宁。顽方安徽省保安4团驻在上庄镇，常制造摩擦抓人事件。新四军处于劣势地位，游击队长汪木海面见江冬秀，向她求援。江冬秀随即派人持她的名片去保释，被抓去的人放出来了。在绩溪，胡适大名如雷贯耳，县长朱亚云曾代表全县父老乡亲，制作“持节宣威”匾额，敲锣打鼓地亲自送到上庄胡氏宗祠，悬挂起来；一度还将上庄村易名为“适之村”。冬秀荫袭丈夫声威，尽可能为抗战做些好事，旌德王家庄是新四军游击队根据地，一次顽军袭击中，将王必英的家屋烧毁了，还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是江村人，一时无处栖身，就逃到江家。江冬秀欣然接纳，给予庇护。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抗战胜利后第一年，胡适回到祖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们因之迁入东厂胡同公馆，江冬秀再次荣耀了一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江冬秀随丈夫行色仓皇飞离故都，从此流落海外，相依为命地在纽约过起清苦的“寓公”生活来。 　　胡适在纽约结识了他的绩溪小同乡、哥大校友唐德刚，合作做“口述历史”工作。唐教授成了胡家的常客，有时逗留在胡适客厅那张堆满线装书的大书桌旁，有时饕餮胡师母为他制作的徽帮菜“豆渣宴”……江冬秀似乎受到了感染，按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开始撰写自传。待到胡适1962年逝世后，她再度到美国，见了唐德刚，向他哭诉一些人世间的不平事之后，忽然取出一大卷用铅笔写的稿子，交给唐德刚，“要我替她看看。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曼谷时期写的。”唐教授接受后，取回家在灯下展读。哦，这份稿子实在太可爱了—— 　　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 　　唐教授读到了胡适当年到江村相亲，“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内的心情”等情节，感叹道—— 　　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 　　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型，就反而不美了。 　　很可惜，江冬秀的《自传》始终没有面世。当年唐德刚批阅后，鉴于是未竟稿，就把原 　　稿还给了江冬秀，并劝她继续写下去。1970年唐去台湾时曾拜访过她，“也把这事忘了”， 　　不意这一别成了永诀。唐教授无比遗憾地感叹，1975年“老太太仙游时，笔者侨居海外， 　　不常看中文报，竟不知消息”，至于“胡老太太的那份手稿，不知今在何方？云天有望，希 　　望它没有自人间遗失就好了”。 　　1917年9月，胡适26岁，英姿勃勃跨上北京大学教授讲坛，讲授他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中国小说”、“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英文高等修辞”等课。特别“中国哲学史”，这是北大最吃重的一门课，，胡适破天荒运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试图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系统，开始入讲。前任教授不屑一顾地讥讽他，守旧学生笑他“胆大脸厚”。学生领袖傅斯年关照同学：“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暗中保护他。经过一番波动，学生们听后“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冯友兰语）；“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顾颉刚语）。和胡适授课交相辉映的，就是胡适的演讲，在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堂《墨翟哲学》演讲尤为精彩，特别他请来恩师杜威讲学，他同时登台，思路敏捷、风度翩翩地一起登坛作口译，倾倒京城内外多少男女青年，无疑成了学术星座。 　　胡适和陈独秀一起更积极参与蔡元培校长主持整顿北大改革学政大事。深受美国熏陶的他，立竿见影地引进了西方大学选科制、教授会制（教授治校）、各门（系）研究所制（本科毕业升读研究生）、招收女生制、倡办“工读互助团”、发起成立“成美学会”（资助贫困学生）、“北京大学赈灾会”（1920年与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马叙伦等）等等，为了妇女解放问题，他写了不少文章，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大学开禁女学的问题》（《少年中国》1卷4期）等。后者提出解决此问题应分三步走：一，大学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二，大学先收女旁听生；三，女子中学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或办女子大学预科，云云。胡适的这些建议，都为蔡元培校长所接受并实施了。胡适本人因之被选为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英文学研究所主任、代理教务长（因教务长马寅初眼疾病假）、教务长和英文学系主任（1922年）。 　　胡适执教北大的第三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可说是他的“黄金年”。这年2月，由蔡元培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胡适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北京大学丛书”出版了。该书以他哥大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将他的教学深化实践北大哲学史讲义内容进行充实，缀成一部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中古、近世）——体现他述学观点（明变、求因、评判）的17万字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论著，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作，也成为胡适立身之基石。蔡元培校长早在1918年8月为之作序，指出该书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足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这是一部用白话文撰写，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论著，出版才2个月就再版，正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东风，如虎生翼，所以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国，到1930年，已出第15版。他的中国公学同学熊克武从四川来信说，“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远离京华、沪上的内地四川，也竟如此热烈。 　　蔡元培领导北大兼容并包，陈独秀坐帐《新青年》大营，胡适驰骋课堂、演说讲坛和倡导白话文运动……这三位文化巨子风云际会，在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那么自然形成一个精英层次，被人们谑称“三个年轮兔子”（蔡丁卯年生、陈已卯年生、胡辛卯年生，三人年龄差距十一、二岁）。这纯然是历史的巧合，当年在北大属兔的教授还有朱希祖（已卯）、刘半农、刘文典（辛卯）。毋庸讳言，“兔子年轮”的建树已为历史所肯定，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留下了厚重的足印。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在《新青年》杂志社。胡适更大的社会声誉是源于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抨击封建文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于1916年搬到北京，改名《新青年》；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六人圈子外，还有几位坚定的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王星拱、刘半农。他们“要拥护德先生（按：民主，音译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论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按，科学，音译赛因斯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语）。作为《新青年》同人的中坚，胡适在“德莫克拉西”、“赛因斯”两面旗帜下，执笔冲锋陷阵，留下不少闪烁历史光辉的篇章。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提出其宗旨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又，与陈独秀、钱玄同通信，讨论《中国今后文字问题》，（《新青年》同期），主张“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揭露现实社会男盗女娼、赃官污官政治，要像易卜生写实主义那样写家庭社会如此黑暗腐败，觉得家庭社会不得不维新革命。 　　——译易卜生戏剧《娜拉?第三幕》（《新青年》同期）。 　　——《答任叔永书》（《新青年》5卷2号，1918年7月），再次强调要用白话文写诗作文。 　　——《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原是在北京女师大的演讲），说若能用美国妇女的“自主”精神来补助中国姐妹的“依赖”、“贤妻良母”的观念，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有了“自主”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 　　——《论〈新青年〉之主张》（《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该文是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复易宗夔函，指出创造新文学，对旧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安得不取而代之。 　　——《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胡适慈母1918年11月23日病逝。返乡奔丧前，撰成并印刷了讣贴，行文中革除诸如“不孝子××等罪孽深重”、“孤哀子××泣血稽颡（叩首）”等封建陋俗、虚伪套语，直白云（按，原讣贴为直书）—— 　　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 　　敬此讣闻 　　胡觉谨告 　　适 　　这份讣贴与在《新青年》上公开了，无疑是对封建丧礼改革的一个示范。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5卷4号，1918年9月），说文学乃人类生活状态的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中国戏剧若能采用西洋戏剧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表述他的“社会的不朽论”人生观。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积成“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朽的。胡适到1930年写的《我的信仰》，则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不朽论”。 　　1920年有一件载入中国文化教育史册的大事，就是1919年11月，由胡适执笔并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刘复等联名向教育部递交议案，提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翌年2月，教育部批颁了这个议案。从此，中国官方和学校教育便正式使用现代标点符号。胡适处心积虑倡导白话文，又结一硕果。 　　1920年3月，他的处女白话诗集《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了。两年内卖出了一万册，又一次创下胡适书的奇迹。这本实验白话诗集是中国现代诗集之肇始，堪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峰。《尝试集》应是胡适“诗国革命”，尝试新诗一个阶段的总结。对于作者，这本诗集中包含胡适为之探索、为之挨骂、为之不屈、为之实验与尝试的历程，也多少有点辛酸滋味，诚如他在4版自序（1922年）中所说——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者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锋临阵的除《新青年》外，还有一支生力军，那就是北大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杂志。傅斯年是“五四”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总指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主角，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执笔者，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著名口号。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时代精英：康白情、徐彦之、江敬熙、顾颉刚、江绍原、王星拱、俞平伯。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也加入《新潮》同人队伍。胡适被聘为《新潮》的顾问、指导。协助这本更为大胆泼辣的刊物，同时他的“不干政”信条也被《新潮》动摇。 　　无疑，胡适被学生们奉为“五四”精神领袖，但是1919年5月4日，胡适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迎伴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5月4日，他在蒋梦麟家从来访的记者那里获知了北京学生“五四”大集会、大游行的消息。5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国民大游行，从西门走到大东门，走得大汗淋漓，把内外衣都浸湿了。就在这天，他与蒋梦麟去拜谒孙中山先生。护法不成，被南北军阀夹击而避居上海的孙先生正在撰著《建国方略》，就向他俩谈了自己“行易知难”的哲理。 　　5月底他回到北京后，忙于为杜威演讲做翻译。6月12日，他与陈独秀、高一涵两位安徽老乡在城南新世界游乐场喝茶时，陈独秀趁机在茶室散发传单，（传单中六条的英译，是胡适应陈独秀要求做的），胡高离去后，陈又发传单，遭拘捕。此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胡适编辑。胡适在这本刊物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著文，批评胡适。胡适接续“二论”、“三论”、“四论”反批评，因此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五四新文化阵线分野就此产生。用现今学者的话来说，胡适“以倡导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但“由于他挑起“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公开反共，声誉一落千丈”（王子野）。 　　世纪老翁、国学大师梁漱溟比胡适小一岁，相差两个月时间到北大任教，是同时代的学人。梁氏在1987年（95岁）时谈话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文体，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提倡用语文体，这是开放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梁氏同时也指出，“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 　　胡适在北京挥舞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两大纛的同时在钟鼓寺胡同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家。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给胡适夫妇的无爱婚姻带来了天然的纽带，他们兴奋喜悦的同时，立刻联想到了已故老太太盼望抱孙子未遂（只差了4个月）之深情，于是胡适给这个儿子取名祖望，又名思祖（后行名祖望）。胡适给儿辈取名，与他三位胞兄、诸宗兄弟截然不同，彻底舍弃宗族辈次排名传统，再一次体现他的反封建精神。胡适犹硝烟中钻出来的勇士，斗情未酣，把反封建礼教的精神甚至渗透到他的家庭细胞中去了——看，他在长子祖望身上做文章了：“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题名为《我的儿子》的白话诗，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刊的《每周评论》第33号，曾一度收入《尝试集》（四版时删除）。胡适是名人，如此“非孝”的诗公诸于世，自然引来了非议。一个叫汪长禄的人致信胡适，责问他为何“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把这封信，连同自己的回信《再论〈我的儿子〉》一起发表在越二期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答复目的，借此廓清“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非，抨击这种腐朽不堪的封建伦理观念。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父母毫无感情。 　　但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病，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1920——1921年，是胡适身心过度浸沉于“整理国故”的年度：在他支持、协助下，汪原放现代标点《水浒传》、《儒林外史》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了；附有胡适作序《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11月改定稿）的《红楼梦》也由“亚东”出版了，是此，升起了“新红学”的一轮红日。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登入中国古典文学大堂，应了胡适“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曹诸人实地证明”之预言，因此这三部古典小说名著经现代白话文手段整理出版，也就是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的树立。就在这一红火年头，胡太太继续喜气洋洋地“弄璋弄瓦”。1920年8月16日生下个女儿；1921年挺着肚子随丈夫到火车站送别杜威先生后，年底又生下个儿子（12月7日）。如此，胡适身为“五口之家”的主儿了。他婉约地给女儿取名“素斐”，寄托他对知己女友莎菲（陈衡哲）之不忘情。他给次子取名思杜，顾名思义，是怀念他的恩师杜威。胡适是教授，是演说家，是智慧学者，是“德先生”、“赛先生”的旗手，胡适也是性情中人。 　　恰在这时，胡适在红火的新文化运动轰隆中抽身南下，来到水漾温润的缠绵之乡，在桃红柳绿的西湖之滨，演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婚外恋活剧。 　　主角之一，曹诚英，一位小胡适11岁的“五四”新女性。而舞台，则起自1916年岁末上庄村，胡适与江冬秀拜堂的胡家大厅。 　　曹诚英（1902——1973）是与上庄村仅一水之隔的七都旺川村一位徽商富家的小姐，字珮声，小名丽娟、单娟。祖辈几代都在武汉经营茶叶、字画、文房四宝生意，十分富有。父亲曹云斋有她的时候已经70岁，在她两岁时过世。她婴幼时在外婆家乡奶娘家里生活，备受外婆、奶娘两家宠爱，养成她一副叛逆的追求自我的性格。5岁时回到曹家，虽然给她送进私塾进学，但她发现“在家里绝无爱抚、温暖、同情，而是经常受威严申斥、冷淡、讽刺”。因为她是一个“犯冲”的女孩，从此她便与家庭格格不入，且我行我素。只有当7里外余村的汪静之来到时，她与汪（同岁）、侄女儿（汪的未婚妻），一起嬉戏，青梅竹马，才给童年带来一丝阳光。幸好她在外读书的二哥曹诚克十分理解她，特别呵护她，每次回家，就带给她“片刻温暖”。及至她13岁时，被带去武昌大哥家，与嫂、侄一起在家庭教师指导下读书，涉猎经史典籍及小说诗词，在国学上打了点基础，陶冶了情性。但不幸的是尚在母亲怀她的时候，曾与邻村（宅坦）胡家指腹为婚，及她长到16岁，便与该家公子胡冠英完婚。这在皖南这个封闭社会里是极为普遍的。但曹诚英就是曹诚英，婚前一年（1916年），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做伴娘的曹诚英已默默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才气横溢的新郎哥。 　　曹诚英是位感情丰富的女子，成熟早，很懂得分寸，坚定己见。据20世纪90年代初，硕果仅存的“湖畔诗社”九旬诗翁汪静之说，“曹珮声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我和她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的“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是曹诚英大哥大嫂的女儿，后来这个姑娘在12岁时死去了，而汪还是常到曹家去玩，“到15岁时我就懂事了，很喜欢她，就写了一诗给她，表示爱她的意思。她看了我的诗，说：‘你发疯了！我是你长辈呢，是你的姑姑。这样的诗我不要，还给你！’后来我还写了两首诗给她，她都还给我了。但她同我两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就在这年，她被胡适母亲冯氏选中，作为4个少女之一，做她儿子、媳妇婚礼的伴娘。说来胡曹两家还沾亲带故，胡适的三嫂恰好是曹诚英的胞姐。因此他俩是姻亲表兄妹。婚仪堂上，新郎表哥一表堂堂，他的气度，他的学问，他的举手投足，都一一摄入娟表妹眸中，潜入心房。从此曹诚英对胡适的爱似潜流一样隐伏了下来。然而胡适归国不久，从世界大都会纽约到古都北京，又从十里洋场上海滩，到封闭寂寞的古山村上庄，芸芸众生，他并没注意到那个小姑娘，那一束束脉脉含情的眼波。 　　翌年，1917年，16岁的曹诚英与胡冠英结婚了。这当然是包办婚姻。曹诚英婚后，心境悲怆，郁结在胸，酿成当时极为可怕的肺结核。她的二哥曹诚克时留学美国，无法劝阻这门亲事，但理解处于困境的妹妹，托了南洋路矿学校同学帮助，于1920年使她到了杭州，就读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她丈夫胡冠英与汪静之等绩溪人也来到杭州，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曹诚英在杭州读书，天地宽了，得以发挥她爱自由爱文学的天性。她继续大大方方地与汪静之来往，一个又一个地给汪介绍女友，一起游西湖，从湖滨到三潭印月，再到刘庄，再到西泠印社、孤山，一共介绍了8个！汪由此产生了著名的诗集《蕙的风》。为此，汪静之对胡适外孙程法德先生和绩溪县政协原副主席颜振吾先生——此二公均是笔者的朋友——动情地说：“我出名主要是写爱情诗写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一生的幸运都是曹珮声给我的。”她因此也参加一师学生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柔石、魏金枝等组织的“晨光文学社”活动。曹诚英“是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汪静之语），是一位相当活跃的新女性。也就在这一年（1921年），胡冠英母因为曹诚英一直未能怀孕，无法接续香火，让儿子娶了二房。本来就是不融洽的家长包办的结合，再经杭州“五四”新文化新风的熏陶，终于导致这场封建礼教婚姻的结束——1923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了。当时她的情绪坏极了，她的一首残词恰是此际心境的写照：“镇日闭柴扉，不许闲人到，跣足蓬头任自由。” 　　冥冥中似有神灵在牵引，就在这个时候，胡适来到了杭州。 　　胡适已经被一个权威光圈罩住了，在1922年过得太吃力了。2月，出版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3月，应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涉及到50年来的白话小说和近5年“文学革命”的敏感话题。这个月，他作为“不赞成世界语的人”却给俄盲诗人爱罗先珂演讲世界语作翻译。3月内为推广白话文学，他两次去天津，在南开大学作《国语文学史》演讲。被推选为北大《国学季刊》主任编辑。4月，为美国山格夫人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作翻译。当年胡适就是一位节制生育的热情宣传者。4月25日，他被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5月，《努力周报》创刊，他任主编。“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他创作《努力歌》代发刊词。紧接着，他筹划、联络社会贤达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刊登在《努力》第3号上，提出“好政府”目标，改革中国政治……学术、文化运动、政治改良……北京政府恼怒，不肯放过胡适。这边他要应战梁漱溟挑起的“玄学与科学”之争，那厢有南方《学衡》复古势力滚滚而来，又一次文言文、白话文的大战，胡适哪能不挥戈？还有后起之秀《创造季刊》郁达夫制造的“文阳楼日记”事件（骂胡适“清水粪坑的蛆虫”），迫使胡适回应……1922年的是是非非，把胡适累倒了，他得了一种叫神经紧张的病，连续坐着工作二三个小时，就会腰背酸痛。他长夜失眠。7月痔疮发了，去开了刀，手术后7天才回家。11月又病倒了，怀疑发现有糖尿病的现象。凡在国立大学教书满5年的，可休假一年。于是，这年12月，胡适向北大请了一年病假，并在《努力周刊》发表启事，长假离校。接着，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1923年开始几个月，胡适还在北京，为杂事缠身，与北京政府对立严重，拒绝接受“三等嘉禾章”。还有他的《努力周报》，他甩不开。他的哥大同学陶知行（行知）来信劝他“带着图书家眷搬到庐山去住”。他的女友陈衡哲（已与任叔永结婚了）热情邀他去杭州，同游西湖，因为他们发起成立的“科学社”（1914年）今年在杭州开年会。4月里，不幸的事发生了：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因病回到北京住胡适家的侄子（三哥振之的儿子），才华横溢被称作“五四新诗人”的胡思永年少去世了（20岁）。胡适感慨地说，“我所痛惜者，一个文学天才的少年，因为父母遗传的病痛而中道受摧残！此子一身病痛，是从其父得来的；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是从其母得来的。”（《胡适日记》1923年4月9日）思永死后，棺椁需南运归葬故里。 　　……胡适下决心摆脱烦恼，于4月21日启程，到天津过一宿。22日南下，23日到上海，住在任叔永、陈衡哲夫妇家。在上海参加“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两天后，于29日到杭州去了。 　　这一次在杭州行程只有4天（4月29日——5月3日）。胡适是带着病体而行的，“有两日脚很肿”，“是日（5月3日）脚痛稍好，走路不很觉吃力”，但“坐骨直肠脓肿复发，半日之间，已大如手指的一节“，回到上海后，就诊外科、肛肠科专家牛医生、黄医生。赴杭同行的有：任陈夫妇、朱经农、杨杏佛、赵志道、唐擘黄，共7人，分别住里西湖的新新饭店和旗下湖滨的环湖饭店。汪静之闻讯，迅即邀集了在杭州的绩溪人曹诚英、胡冠英、程干埏、程本海、汪恢钧及曹诚英的同学北京人吴洞业共7人，去拜访胡适他们，然后汇聚拢来，一起游西湖。 　　曹诚英何缘与胡适见面，据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汪静之晚年回忆说，“1923年春适之师来杭，住在新新旅馆，我去拜访”，“我与珮声等三人曾陪适之师乘小艇游西湖”，“曾在三潭印月与适之师共5人合影”（《我与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谊》）。不管是14人一行游湖也好，还是五人行、三人行，总之在这样热闹的情况下，曹诚英可没有机会向这位一直暗恋着的糜表哥倾诉衷肠；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已经从汪静之，或者绩溪老乡，乃至胡冠英口中，正了面的或侧面的了解了曹诚英那凄然的处境了。不然，5月3日他回到上海之后，何以写下了那首凄婉又直有所指的《西湖》诗呢？ 　　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烟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也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窥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最后是密云不雨的昨日： 　　近山都变成远山了。 　　山头云雾慢腾腾地卷上去。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 　　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 　　因此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这首诗当即刊登在他的《努力周报》第53期上，是5月23日面世的。毫无疑问，遭“毁谤”、“太绚烂”、“更可爱”的伊捧着读了一遍又一遍，偷偷地哭啦……于是鱼雁时有往来，只是没有留下传情的文字罢了。这在胡适日记中还保存一些蛛丝马迹：5月24日“得书”中有珮声。5月25日，“作书与珮声”。6月2日，“收信珮声二”。6月5日，“收信”中有珮声。6月6日，“发信”中有珮声。 　　既然不舍得匆匆离别，还是再去杭州了吧。胡适6月8日上午8点15分在上海梵王渡站上火车，下午1点10分到达杭州。住入里西湖有名的新新饭店。这天正是阴历四月二十四日林社祭日（纪念清光绪时杭州知府林启），胡适与先期来到的“商务”老板高梦旦及林氏后人等一起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 　　活动结束后，胡适会见了曹诚英，这是当然的、情至所至的。但是忠于日记的胡适，从来到杭州的第二天（6月9日）起，日记突然中断了——中断竟有3个月之久，直到9月9日，才以《山中日记》续笔。那么这“空白”的3个月，被脉脉含情眼波射中的胡适是怎样过的？文字传情的曹诚英如今又是怎样付诸于实际的？可以断言，绝非胡适给他的另一衷情女性美国韦莲司小姐所说的，“我除了爬山和跟我的小表妹说些故事以外，什么事都没做”（1924年1月4日），那么我们是否可作设想：这3个月，或许是感情的过渡？或许感情已臻熔点，直奔主题了？或许只能意会，不便言喻的？总之这3个月，是非常精彩的！细读《山中日记》，再观他1924年写的一首诗—— 　　多谢你能来，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 　　（胡适《多谢》，1924年） 　　1923年6月9日——9月9日，杭州。舞台当然是温柔的西湖，但西湖的山山水水何处可藏娇？可抒情？ 　　最早透露这座舞台地点的，还是汪静之老先生。1990年夏天，颜振吾、程法德联袂采访汪静之时，88岁的汪老把他们带到了离市区尘嚣的西湖南山区，上了翁家山，迳往杭州名胜古迹景点“烟霞三洞”（烟霞、水乐、石屋洞）。但见峰峦幽邃，林樾古莽，苍翠之气有些逼人。烟霞洞内藏有“十六罗汉”石雕闻名于世，是五代晚期吴越国王钱俶母舅吴言爽命人制作的。烟霞洞口有两尊石雕观音立像，姿态娴雅、容貌端庄，一为杨枝观音，一位水陆观音，均高达2米，系北宋石刻精品——烟霞洞造像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洞外 　　南侧，有一座叫“清修寺”的古庙，当年“有庙十余楹，结构小而轩宇明净，然尘外”，现在只剩一座大雄宝殿和一排斋舍。汪老招呼颜、程两人在斋舍外的走廊长椅上坐下，侧身向后，指指那一排平屋，又指指这里的座椅说：“那里是当年适之先生、珮声的卧房；这里，便是他俩坐着讲故事、谈闲说笑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度了一个暑期，立秋之后，还在这里过中秋赏月，直到10月里，女师开学了，珮声才离去。当然，适之先生也回上海了。” 　　事情缘由是，6月15日胡适和高梦旦及刚从绍兴赶来的蔡元培一起游“烟霞三洞”，在清修寺吃中饭时，就看中了这块宝地。高、蔡力劝他在此地过夏。清修寺住持金复三居士是蔡元培的朋友，当时就讲定搬进大殿侧旁斋舍居住，疗养他的痔瘘顽疾。房租是便宜的。胡适将他在北京的侄儿思聪（绍之之子）唤来，一起修养。曹诚英闻讯，正好学校放暑假，赶来帮他叔侄俩料理生活。事理都属正常，连得远在北京的江冬秀也来信，表示感谢：“珮声照应你们，我狠（很）放心，不过他的身体不狠（很）好，长（常）到炉子上去做菜，天气大（太）热了，怕他身子受不了……”（1923年8月1日）。 　　汪静之坦言：“这清修寺东端的斋舍，就是当年胡适居住养病的地方，也是他和他的表妹曹珮声女士双栖双宿海誓山盟之所。”因他当年也常来这里看他们的，一些风景肚中有数，不便点破而已。现在陪颜、程两位前来，旧地重游，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人无物在，却 　　斋舍结构依旧，不免唏嘘。汪说，东端这排斋舍共有三个房间，胡适住最东头一间，曹诚英住中间一间，只好贴隔壁。此壁开了一扇门，因为胡适住的东间朝走廊无门，于是表哥就从此门经娟表妹房间出入走廊。曹诚英住的房舍内加隔一层板壁，一分为二：卧室在里间，外间作起坐间，表哥、娟表妹共用。“如此，若把他俩的居舍合起来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套房了。”至于侄儿思聪呢，他的住舍远在大殿另一头的西斋，而且还间隔天井、厨房。东斋三间房，只有胡适、曹诚英两人住，十分清幽。 　　为了证实这个爱巢的真实存在，颜、程两人择日专门踏看了一次。现在的原胡舍“好像作过储藏室，里面锄头、麻袋、破草席，杂七杂八一塌”。原曹舍“也乱放了一些什物。房间的一角安放了一张十分简单的单人床”，那是烟霞洞茶室临时工何师傅搭的，他兼管看守庙宇，晚上就住在这里。当然，对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情事，他茫然无知了。除劳作工具杂物外，颜、程在三间东斋里发现一块木制楹联，刻字云：“名山权假烟霞岂无真面存在”，是上联，但寻不见下联，不知作者何人。 　　学校放暑假了，曹诚英就搬来铺盖，住进了清修寺斋舍，与她的表哥一板之隔，一门相通，天天厮守……这就是毋庸言喻的“空白”的三个月。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秘魔崖月夜》） 　　胡适回到北京后，这年岁末，在西山秘魔崖养病，“依旧是圆月时，依旧是空山，静夜，”他睹境生情，回味西湖翁家山上烟霞洞，那段“神仙生活”，如此柔情万丈地写了这首小诗。乃至到了晚年，他俩天各一方，再没有见过面。胡适在他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寓所里，挂了一副他书写的立轴，云：“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边款云：“三十年前的诗句”。显然，西湖南山烟霞洞那段“神仙生活”依旧回肠荡气在他的生息中。 　　胡适是当世名人，社会交游面极广，虽然他已登报启事长病假，但仍有许多友朋聚在他的周围，到那里都一样，南山深处烟霞洞也不例外。 　　——接待湖南省长赵恒惕特使李济民，婉辞赴湘讲学。 　　——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校长黄百新来邀，去校演讲。 　　——瞿秋白自广州来，上山与胡适谈广东近况，谈在广东召开中共三大，等待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态度。 　　——高梦旦父子在清修寺住了几天，胡适羡慕他父子俩亲热情景，清夜又为老高的高鼾与梦话所扰。 　　——乡友汪孟邹、章希吕上山来，还住了两夜。他们是由汪静之陪同来的，事后汪静之在文章中说，“发现适之师与珮声已成一对恋人，我十分替珮声高兴。” 　　——陈廉斋带着三位乡友上山来游，招待吃饭。 　　——陈琪夫妇上山来，住了几天。 　　——浙江二师长官祝绍周带兵上山拉练，并且造访胡适。 　　——姻亲江绍原教授（曾是北大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干将）上山来谈北大开设印度宗教史课。 　　——中秋节的那一天，上山游客众多，一些教师、学生知得胡适在这里休养，多来探访。胡适都一一接待。 　　——越南人“巢南子”潘是汉偕4越人慕名登山造访。 　　——陈景玮上山，邀胡适去办《时报》。 　　——高梦旦、陶知行上山，拉了胡适、曹诚英和金复三夫妇下山，游花坞、游西溪。 　　——徐志摩邀了一群友人赴海宁观钱塘江大潮，他们中有汪精卫、马君武、任叔永、莎菲、朱经农及藩萨大学教授MissEllery。当然，胡适与曹诚英成了中心人物。 　　……这些交游仅仅是发生在9月份内，记载在胡适《山中日记》中的一部分。上山来的都是些风流才子，都是些俊男淑女，谁不深谙世间这等情事？所以，在如此情势下，胡适实在没有必要再“金屋藏娇”了。娟表妹已亮相了，事情已半公开了。所以胡适续写了《山中日记》（1923年9月9日——10月4日）。那么我们不妨听听走出光圈，来到“山中”的胡适一段“犹抱琵琶半遮脸”的故事吧。 　　出门赏桂品“龙井” 　　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的很繁盛。作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9月11日） 　　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按，即莫泊桑）的故事。（9月13日） 　　下午，与复三（按，即金复三居士）、娟和一位翁家山的人同去看翁家山“桂花王”。这位王爷本干是几株大干并生的，故树身并不粗，两枝叶伸出，遮盖甚远。他每年要生三担多桂花，真不愧“桂王”之称了。全树为黄花，只有一枝上生出两小枝丹桂。娟看见了，叫我们看，连那位翁家山的朋友也说是奇事。他攀折下来，送给娟。 　　…… 　　夜间与娟下棋。（10月1日） 　　陟屺亭坐说莫泊 　　同珮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原注，烟霞洞有三个亭，陟屺最高，吸江次之，最下为卧狮），我讲莫泊三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9月14日） 　　午间下棋月夜坐 　　下午与娟下棋。 　　夜间月色甚好（今日是阴历初八），在月下坐，甚久。（9月18日） 　　月色朦胧对弈坐 　　与声出门，坐树下石上，我讲了一个莫泊三故事“Toine”给她听。 　　夜间月色不好，我和珮声下棋 　　（9月19日） 　　曹诚英晚年撰写的《自述》中也有同阳的记载：“那时，思聪管家（主要是伙食帐——曹原注）。白天上午下午各干各的，看书看报。胡适则看莫伯桑、柴霍甫（即契可夫）等人的小说。我因住院缺课须补读一些书。晚间则大家同在外面走廊上坐着乘凉。除了大家讨论次日菜单外，总是胡适引逗我们笑，或把白天所看到的有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下山进城住旅馆 　　与声同下山，她去看“师竹友梅馆”管事曹健之，我买了点需用的文具等，到西园去等她……后来珮来了，说没有见着健之。我们决计住清泰第二旅馆（按，在杭州城内），约健之晚上来谈。晚上无事，我打电话去邀柏丞谈了好一会，健之们也来了，谈到深夜才去。（9月16日） 　　今天梦旦回上海去了。 　　傍晚与娟同下山，住湖滨旅馆（按，在杭州旗下新市场）。（9月27日） 　　同读仲马命绎诗 　　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按，系法国大仲马小说，伍光建译）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为一首记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我也觉得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9月21日） 　　六和塔顶云栖逆 　　早九点，同娟及山上养病之应崇春先生的夫人坐轿子去游云栖。路经理安寺，我和娟曾来游过，故不进寺……出山后，即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轿子）从江边折入山路，又行了几里，始到云栖。路上两旁都是竹林，约有二里长，比韬光路上的竹路似更好些。 　　…… 　　在云栖吃饭后，我们下山，仍沿江行，过之江大学，到六和塔。我与娟登塔顶纵观，气象极好……继至虎路寺…… 　　四点，回到山上。（9月22日） 　　这些日子，胡适频繁地与珮声出游，也频繁地收到冬秀来自北京的信。他也有回信给她。 　　秋咏凋梅看明年 　　9月23日，秋分日。时令应是仲秋了，胡适即景生情地赋《烟霞洞杂诗?之一》（后改名《梅树》——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都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要赶再百花之先开放罢！ 　　十二（1923），九，廿三 　　不是吗？她经历了萧索秋风，可惜早凋，憔悴秋容了，但她还是在秋风里撑持着，且让她早早休息，相信她明年要赶在百花之前开放的呢！显然，这是为曹诚英而写的。 　　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应该说胡适在忏悔自己的“不经意”，为什么不早早发行她的爱？一曲隐晦含蓄的《怨歌》淹没在他的《山中杂记》无序的杂记中：“那一年我回到山中，/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花树；/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匆匆见了，便匆匆地去。/这回我又回到山中，/那梅树已移到人家去了。/我好容易寻到了那人家，/可怜他已全不似当年的风度了。/他们把他种在墙边的大松树下，/他有好几年受不着雨露和日光了；/害虫布满了叶上，/他已憔悴的不成模样了。/他们嫌他总不开花；/他们说：“等的真心焦了。/他今年要还不开花，/我家要砍掉他当柴烧了。”/我是不轻易伤心的人，/也不禁为他滴了几点眼泪：/一半是哀念梅花，/一半是怜悯人们的愚昧。/拆掉那高墙，/砍倒那松树！/不爱花的莫栽花，/不爱树的莫种树！” 　　游罢花坞又西溪 　　今天游花坞。同行者，梦旦、知行、珮声、复三夫妇。坐船到松木场，雇人把船抬到河里，仍上船行。两岸“竹叶青”（俗名靛青花）盛开，风致佳绝：我竟不想到如此小花有如此动人的风致。 　　……饭后，我和梦旦、知行走进花坞，直到白云堆。路的两旁全是大竹林，何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 　　回到船上，开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庵外四望皆是芦花，当盛开时，定真有“秋雪”之奇观…… 　　船到留下，娟的身体不好，不能坐船了，我和她同梦旦、知行四人包了一个汽车回到湖上。（9月26日） 　　同年10月，胡适再次去杭州，住新新饭店（包租一个套间，曹诚英住了进去）。21日记云：与曹诚英及徐志摩、朱经农再游西溪花坞。“我们在交芦庵吃了午饭，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经农与志摩同去游花坞，我因前番去过，故和娟在庵里等他们。” 　　钱江潮涌西湖月 　　称胡适为“老阿哥”、“恩人哥”的徐志摩来到，把胡适曹诚英的恬静生活推向热闹、热烈。他在烟霞洞过夜，“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当然免不了谈珮声。诗人的敏锐，慧眼独到，对胡适说：“适之是转老回童了”。9月28日，适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日”，老家在海宁的徐志摩自上海发起，带来了汪精卫、马君武、任叔永、莎菲、朱经农和藩萨大学史学教授MissEllery，赴海宁观大潮，胡适和曹诚英应邀赴约，由杭州乘早车到海宁县斜桥镇火车站，在约定好的一条船上等候，待乘火车来的上海朋友到斜桥下了车，到了船上，“我们在船上大谈”。船到海宁后，大家观赏了有名的海宁大潮。热情天真的徐志摩，对胡适一对当众献殷勤，观潮时，他写条子“珮声女士——望潮，适之——怡”；他“还替曹女士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了”。 　　9月28日的日记记道：“看潮后，叔永们回上海去了，马、汪，徐、曹和我五人回到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到深夜始睡，这一天很快乐了。” 　　下弦残月移屋去 　　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10月2日，胡适在作下山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检点各种影片（按，即照片，胡适三个月“神仙生活”摄下了很多照片），粘在一本册子上，题为《南行片影”。过了一天，已经时10月3日了。胡适在这天的《山中日记》中写道—— 　　睡醒了，残月在天，正照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4日，他们收拾行李下山，住入杭州城内聚英旅社。“娟今天也回女师”。10月5日，胡适在与省会各界人士作别时，不忘“到女子师范学校访叶墨君校长，谈了一会。娟也出来见我。”午饭后回到旅馆小睡。出发上火车前，到旅馆来送行人中，“娟来”。这天十二点，回到上海沧州旅馆，就“发信：冬秀、娟。” 　　就这样，烟霞洞中三个月胡适生平唯一一次享受灵与肉自由爱恋的“神仙生活”结束了。但它余音绕梁：从胡适回到上海的10月6日起，到18日的13天中，他收到曹诚英的信有6封之多。这不到半个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于是10月19日，胡适又从上海到杭州来了。晚上7时到达城站，当晚住入远离市区里西湖畔栖霞岭下的新新饭店。诚如汪静之在接受颜、程采访时所告，“胡适又到杭州来了。这次来不是住在烟霞洞，而是住在西湖旁边的新新旅社里。胡适一到，曹珮声就向学校请假，也住在新新旅社。”由翁家山到栖霞岭，由清修寺到新新饭店，真可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呀！20日、22日、23日、24日……一直到31日，胡适偕曹诚英，以及徐志摩、朱经农这四人几乎天天都游西湖。20日那天，“娟来。我们四人同出游湖，在楼外楼吃饭”（胡）。“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曹女士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徐）经这位新月诗人淡笔素描几下，珮声声容活脱出来了。但是也就是这位徐志摩，一回到北京，兴致所至，松了口，竟对嫂夫人江冬秀泄漏了烟霞洞中藏娇的秘密。“泄密”的还有他们的侄儿胡思聪。天天住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岁的人，不经意漏了口。过不久，他因病去世了。 　　其实，把“洞中神仙生活”最先讲出去的，还是曹诚英本人。她感到幸福极了，返校以后不久，便对两小无猜的汪静之说，胡适和她要好了。汪不以为奇，反为她高兴。第二年春天，胡适连到杭州三次，有时住在新新旅社，有时住在湖滨聚英旅馆，也是套房。胡适住在外间，曹住里间。有客人来，曹就躲进里间。已算公开化了。胡适有时到上海来，也通知曹诚英去——“这些事都是曹珮声亲口告诉我的。”汪静之如是说。 　　“哥，在这里让我喊你一声亲爱的……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地爱你！”结合不可能，于是曹诚英在1925年浙江女师毕业离开杭州前，给胡适写了封诀别信。这个痴情女子何能诀别？看，字字句句，无不喷发者爱的烈焰。 　　胡适既痛苦又无奈，斗不过江冬秀（持刀杀两个儿子，再自杀），放不下社会名望，跨不过他自己设计的那根伦理门槛，只好依了他大姨子润生的劝“我妹子性子浮躁，望你还是容忍她些，看上人面子，与小孩们情面”，终于牺牲了他的娟表妹。在这样境遇下，复以词一首：《好事近》（1926年），以作慰劝：“多谢寄诗来，提起当年旧梦。提起娟娟山月，使我心痛。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疑残梦，误了君少年。”（1926年）而对自己，只能：“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多谢》）“山寺的晚钟，/秘魔崖的狗叫，惊醒了我暂时的迷梦。/是的，暂时的！”（《暂时的安慰》）“依旧是圆月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秘魔崖月夜》） 　　但是曹诚英在精神上执着追求胡适，忠贞不二地遥爱着。1925年，她考取南京东南大学，选择了胡适未竟的专业，读农学院。由于她的活泼与才气，成了男女同学心目中的“校花”。毕业后留校（中央大学）当农学助教。1934年她由二哥曹诚克资助留学美国，再一次选择了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胡适只读了一半的农学院，攻读遗传育种专业。为此，胡适在这年8月8日，专门写信给他在绮色佳的亲密女友韦莲司说：“我冒昧的向你介绍我的表妹曹诚英。她正拟去美国进研究所学育种学，她可能会在康奈尔待两年。她在南京中央大学所做的研究工作时棉花种子的改良；她的老师，大部分是康奈尔的毕业生，鼓励她去康奈尔进修。她是自费生，由她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哥哥资助她。（因此）她得节约过日子，还得学口语英文。你能在这两方面给她一些帮助和引导吗？”也真亏胡适付出此举。这位充满文学气质、富有才气的新女性应该加入“湖畔诗社”才是，或许会在中国诗坛、文坛上升起一颗耀眼明星。但是她为“哥”走上了一条艰巨而又充满魔力的学术僻径。 　　1937年，曹诚英学成归国，任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未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流亡入川，任四川大学特约教授。国难当头，遍地哀鸿。胡适远在美国当大使，曹诚英无处可吐衷肠，无一人可倾听她的心音。大后方物质条件艰苦不说，她总需要有个“男人与她”共赴国难呀，但她两次经人介绍的恋爱失败了（她并不知道，一次因为江冬秀在上海向男方亲戚讲了她许多“破话”而告吹），精神遭打击惨重，一度思想苦闷到了极致，因此上了峨嵋山遁入空门。哥，你听得到吗？“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这首写于1939年七夕的无题词，寄到美国，落到胡适手中，但没有地址，叫正在为支援国内抗战而奔走的胡适干着急。远水救不了近火，幸好她那在重庆的二哥曹诚克闻讯赶上山，苦苦劝导，终于把她带来陪都重庆，被复旦大学农学院聘为教授（1942年），从此定位复旦（一直到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过不久，她先后遇到了她的同学朱汝华、好友吴健雄，抒长短句，由她们带往美国，交给胡适。 　　前者是： 　　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 　　（《虞美人》1943年） 　　另一首词只作了上阙： 　　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曹自注：从吴素萱即吴健雄女士带来信后算起）。梦魂无赖古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临江仙》1944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她是个钟情女子、学者教授，并不关心政治，但因为胡适的特殊地位，因而时时以“哥”为轴线打听国共两党战争的现状，尤其是解放战争的进程。北平和平解放前夜，1948年12月15日，胡适夫妇征得傅作义将军的同意，在傅部军官护送下乘车到南苑机场，上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向南京。这些日子里，曹诚英天天望眼欲穿地关注视着胡适的动态。胡适曾有三次去过上海：一次是送江冬秀等女眷去台湾（1949年1月14日——21日），一次是与梅贻琦到上海会陈光甫（1月25日），一下火车即被接去霞飞路上海银行招待所——两次都如“丧家”之忙乱，曹诚英哪能攀见。第三次是从去台湾安置家眷后返回上海，3月底4月初，他与长子胡祖望被绩溪老乡胡洪开（上海“胡开文笔墨庄”老板）邀去吃徽州饼、叙乡情。曹诚英闻讯，欲邀汪静之（亦任教复旦大学）同去送别。汪说：“你一人去送行才对。这一次生离，等于死别，你和他有许多情话要互相倾诉，我去对你们俩谈话不便，我就不去送别了。”曹诚英到场作陪，颇多拘谨，分别几多岁月，思念之湖快干涸了……而今她凝视这位望眼欲穿的心上人，已是危楼将覆的蒋氏反动政权的“总统府资政”大官，（蒋介石曾计划想在“国民大会”上选胡适做“总统”）昔日泱泱君子风度早失，长衫袖子也有些磨损了，而在情人面前显得憔悴、神色不安。曹诚英一往情深、至诚至义地说：“哥，蒋介石已经回奉化了去了。你不要跟他走下去了！” 　　胡适当然没有听曹诚英的话，也没有劝曹诚英出走，4月6日，在上海公和祥码头乘船，独自去了美国。曹诚英回到复旦，满脸是泪对汪静之说，“我再三劝他不要走，挽留不住。我哀哭留他，劝不回头。”说着，伤心地哭出声来了。 　　曹诚英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坚决服从分配，来到沈阳农学院任教授（被评为三级）。以她羸弱的身子，在寒冷的北国生活，是要有勇气的。她从遗传学角度从事棉花品种改进和马铃薯遗传育种的研究，获得成功。后者在东北广为推广。同时她还抱病教学，甚至坐在病榻上为学生授课。受到师生们的敬重。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1958年她提前退休了，1962年农学院领导为她做了六十大寿。她始终没有家，天涯何处是归宿？只好孤身一人留在沈阳，直至1969年“珍宝岛事件”，被疏散还乡。 　　曹诚英南下，自然回到昔年回肠荡气的杭州，来到了望江门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汪静之的家。这位“湖畔诗人”热情地将仅有的三个房间，让出一个给她。她和汪家人同桌吃饭，共用碗筷。一呆就是两个月，在人情薄如纸的“文革”岁月里多金贵呀！汪静之打算将她留在杭州安度晚年，但此时的杭州，到处是“文攻武卫”，派战正酣，流血事件随时随处可见，到处抓“权威”、“海外关系”，人命如蝼蚁。汪氏子女害怕飞来横祸，来信表示非议。曹诚英也知趣，决定回原籍。行前，她将一本宣纸订成的本子交给汪静之夫妇，说是历年留下的她与哥之间爱情诗词，及她一生历史的记录，怕带到乡下，被人家发现或者查抄去。希望他们在自己死后，付之“丙丁”（烧掉），一块飘然而逝。汪氏夫妇含泪接受了。 　　曹诚英回到绩溪旺川老家。皖南山乡封闭，人们对外界时事并不感兴趣，况且乡亲也多少了解她，所以不怎么为难她。那个特殊年代，你斗我斗，人人自危，不去犯人已是功德无量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曹诚英在家乡旺川村（七都）度过了三年黄昏岁月，但总念念不忘上庄村（八都）。她曾对亲友说：“我爱七都，但更爱八都。要是八都有地方住，我就愿住在八都。”人有爱屋及乌情愫，胡适侄外甥程法德告诉笔者：“上庄村口有座石砌拱洞桥，叫杨林桥，当年胡适外公曾出资翻造过。珮声姨婆晚年居住旺川时，自己省吃俭用，舍不得多化一分钱，但她慷慨出其积蓄，花了一千元，修复杨林桥。20世纪70年代，千元钱顶现在的几多万呀！”笔者在采访上庄村时，曾到杨林桥上浏览风光，真是小桥流水人家，村妇捣衣叽喳叽喳。另据绩溪朋友相告，她自己节俭到了极致，奉献一生积蓄，向旺川生产大队捐了5500元，帮集体购买拖拉机。此举已成美谈。流传至今。 　　1972年，她赴上海治病。她已是肺癌晚期的病人了，自知来日无多，没有返回乡里，住友人家。翌年，1月15日，她客逝在心上人胡适诞生的这个城市，享年71岁。胡适也活了71年，不过是早她11年在台湾逝世的。受寄她遗物的汪静之在杭州闻这噩耗，“我是服从她命令的”，“我就把它烧掉了”。一缕青烟带走了哀婉的断肠生涯和她没有诉完的故事。 　　曹诚英留下遗言，要求将她的骨灰埋葬在旺川村口，通往上庄的公路旁。绩溪的乡亲理解这层意思，他们照办了。当年，“若无人指点，谁会注意这个孤零零的小墓？这里埋着一颗孤寂的心、一段无尽的相思”（美国胡适学家李又宁教授语）。现在，“曹诚英先生之墓”的墓碑树起来了，凡去上庄参观胡适故居的海内外朋友，熟悉胡适故事内情的，都不会漏掉这一景点的。他们在这里下车，朝这座孤坟站立默思，致意。呜呼，要是“哥”魂归故里，也一定会先在这里与“娟表妹”相会的。 　　06年9月9日。 　　胡适（1891——1962）71年的生涯中，在美国前后生活了26年又7个月，应该说他成年后的春秋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而无论是在美国的日子，或是在祖国大陆和台湾五十多年人生岁月中，他有一位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热情的思想感情超越夫妻层面的美国女友，便是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小姐（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1885——1971）。她长胡适6岁，但却视他为师长。 　　韦莲司——胡适，深情50年，而且延续到胡适身后！ 　　韦莲司小姐是位知识女性，画家，至死未嫁人的老姑娘。她1885年4月17日生于纽约州的绮色佳（按，现通译伊萨卡），是该镇的老居民（只有12年随家迁居新港）。她的父母、兄、姊都是新英格兰人。她父亲是耶鲁博士，是耶鲁、康奈尔大学的地质学、古生物学教授。她的母亲是位善于交际的家庭主妇。这个家庭乐于接待中国留学生，胡适是经久的客人，韦莲司夫人对他很亲切。韦莲司小姐并未受过高等教育，曾在新港和纽约就读艺术学校，心智上的训练主要得益于父亲的身教、言教，此外她长期旅行美国各地和欧洲各国，增长见识。她和胡适交往的第一年（1914年）正是她创作的旺盛期，她乐于尝试各种新样式，但后来证明，她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创作天才，于是她放弃了绘画。1920年她父、姊逝世后，受聘为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员，至1946年退休，已经61岁了。晚年，她迁居加勒比海上的巴贝多岛，除了向康奈尔大学档案馆整理、提供他家庭文献外，还向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捐赠了胡适写给她的100多件书信、电报。她说，“我是一个害羞的人，而实际上又没有任何重要性”，“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不尽然也。她是胡适各个时期的异性知己人。 　　留美 　　四百里的赫贞江， 　　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 　　一去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 　　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胡适《从纽约省会回纽约市》） 　　这首抒情诗是胡适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后，途径纽约州的赫贞江（按，现通译哈得逊河），太多的旧事感怀激活“烟士披里纯”，而写下的。“旧事”的核心，就是江畔海文路92号的那幢公寓：韦莲司在纽约学艺术时住过这里；后来胡适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时与同学合租的宿舍也在这里；1915年1月22日，他俩以一个下午时间“纵谈极欢”，在这里；1916年8月23日，两只黄蝴蝶，一只飞下去，一只独自飞，也在这里的窗口……这里既演绎他“文学革命”的始梦，也拉开了他扑朔迷离跨国恋的帷幕。那么韦莲司到底是怎样一位白种美人儿呢？ 　　不，她并不怎么鲜美。韦莲司描绘自己：“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是个又丑又无风韵的女人”，“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她呼出了：“胡适，我爱你!”“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均摘自韦莲司致胡适信中语） 　　胡适呢，韦莲司是他初入美国社会时的一道阳光。“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而韦莲司“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亦不敢轻之”（摘自胡适日记中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多有建树，而首先得到启发的还是美国韦莲司。“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贤妻良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摘自胡适留学日记）。总之，留学时代的胡适认为，在与韦莲司交往中，自己“一直是一个受益者”，韦的谈话总是“启发”他去“认真的思考”。 　　一起出游比书信更便于交换思想与情感。人在画中行，岂不营造感情？胡适在日记多有这样的记录。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始折回，经林家村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晴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余等回至女士家已六时，即在彼晚餐。晚餐后，围炉坐谈，至九时始归。”（1914年10月20日，绮色佳） 　　胡适在这则日记中，还对韦莲司的“狂狷”（Eccentricity)有所描绘，说她虽然生活在富裕的家庭，却不注重服饰，有一天她自己剪去头发，仅留2、3寸。她母亲与姊虽然非议，也毫无办法。胡适称赞她狂，“是美德，不是缺点。”韦莲司回答，“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 　　——“韦女士与余行月光中，因告余以印度神话‘月中兔影’。其言甚艳，记之......”（兔献身作天帝食，天帝拔山作墨汁，画兔形于月中的故事）（1914年11月3日，绮色佳） 　　就在这一天，胡适还与韦莲司讨论人伦中“容忍迁就”问题。 　　——“此间殊不多垂柳，平日所见，大都粗枝肥叶，无飘洒摇曳之致。一日与女士过大学街，见垂柳一株，迎风而舞，为徘徊其下者久之。此诸图皆垂柳也（按：韦女士在纽约寓所窗前所摄，赠胡适）。余一日语女士吾国古代有‘折柳赠别’之俗，故诗人咏柳恒有别意，女士今将去适纽约，故以垂柳图为别云。”（1914年11月13日，绮色佳） 　　在这则日记中，还记有胡适昔年在上海所作《秋柳》一诗送韦莲司： 　　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按：1915年2月14日胡适代表康奈尔大学赴纽约参加“各大学非兵主义大同盟”会议）“一时往访韦女士于其居（按：海文路92号公寓），女士为具馔同餐。谈二时许，与同出，循赫贞河滨行。是日天气晴和，斜日未落，河滨一带，为纽约无上风景，行久之，几忘身在纽约尘嚣中矣。行一时许，复返至女士之居，坐谈至六时始别。”（1915年2月14日，纽约） 　　胡适与江冬秀结婚后，恐怕没有这样抒情的画面吧？小脚夫人既不耐行，也没有如此嘤嘤细语的能耐。问题是胡适与韦莲司独处久了，感情是否会“升华”呢？ 　　1915年1月22——23日纽约海文路公寓韦宅的故事是耐人寻味的。是月18日，胡适应波士顿卜朗吟学会之邀（因1914年获英国卜朗吟文学奖）由绮色佳前往波士顿，参加该会集会并发表《儒教与卜朗吟哲学》演讲，讲了40分钟，自我感觉和与会反响很好。20日到康桥访哈佛大学，会“澄衷”同学竺可桢。21日由波士顿赴纽约，行前打电话给韦莲司，相约会面。22日到纽约，韦莲司陪他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两人心领神会地欣赏馆藏“尤物”，“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头，其慈祥之气，出尘之神，一一可见。女士言，‘久对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胡适在这天日记中如此细笔记下韦女士的声音，但对“午后至女士寓午餐”直到下午四时离去乘火车，则一笔带过了。他俩在室内独处，谈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隐略了。第二天，23日，胡适复归纽约，“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江，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君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1915年1月23日，纽约） 　　这是一个雾茫茫，情恰恰的“纵谈极欢”的下午。他俩是怎样度过这个下午的？ 　　首先，电话招张彭春。此君没有来，不然5时去吃晚餐时，怎会“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 　　要紧的是“纵谈极欢”。纵谈，指胡适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转变观念，告韦“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女士大悦”，“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因为去年“夏与女士谈及此问题时，余犹持两端”。和平主义观念两人发生共鸣，胡适由衷钦佩“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在两相情悦的氛围中——日记又隐匿了，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事后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两封长信（1月25日、2月1日）中留下了痕迹，特别是后者。从“2?1”函中的片言只语，不妨试析（因为这种事只能写得隐晦曲折）： 　　——老太太韦夫人首先作出反应了，因为母亲最了解女儿。当（胡适去绮色佳她家时）她得知女儿与胡在周末下午单独相处那事后，就说：“啊，这个，胡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胡适以电话招张彭春来喝茶作搪塞。上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严格家教比当时中国半封建社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老太太想的更深远些，因为她知道胡适已有未婚妻，而且决心娶那个中国女子的。 　　——因为事实上张彭春没有来，“因为我们那时是两人独处”烹茶，“对你来说，这样鄙夷世俗的规矩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你是超越这种世俗规矩的”。胡适在信中坦言，“跟你在一块儿，与你谈话，共同思考问题。（你知道我是乐在其中的！）”。于是乎，你有了‘略显无礼’的举止。 　　——这一“‘略显无礼’的举止”，或“‘略嫌无礼’的举止或动作”（均胡适信中语），是否把这位东方青年吓懵了？胡适“指天发誓”地剖白自己“我在上海不曾跟一个女人说过超过十个字以上的话”（胡适信中语）。当然这里是在说鬼话了。他花天酒地在堂子里叫局三个月，何止一个女人。于是我们可以侧面理解，是否胡适婉辞了她的“略显无礼”？ 　　——有本写胡适的书中写道：“两人相对而坐，品诗论文，谈得情投意合。残冬天气，室外寒风飕飕，寒气袭人；室内却温暖如春，暖气熏得人欲醉。胡适面对着这位年轻洒落的洋女郎，血液循环加快，不觉有些心猿意马，难以自持，便向韦莲司提出了性的要求。然而大约是被韦莲司所拒绝。不几天，便接到了韦女士的一封长信......”为了避免（美国）胡适专家周质平教授所设言，“处理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稍一不慎，也容易走上想象与文采齐飞的道路”的流俗，我们可以从胡适日记及胡适给韦莲司信件的原始资料中认定“无礼”应是韦莲司，胡适因为慈母钉定的黄山脚下的婚约，显得“谨小慎微”，没有胆量接受“狂狷”，因而避免了一次“非礼”行为（引号内均胡适信中用语）。至于本节标题中的“差一点上床”，乃是1933年胡适重访绮色佳宿韦家，这位老姑娘又一次心中骚动的未遂事了。 　　事态只不过闪电一般消逝了。平复后胡适自省一段时间，终于决心“与C.W（即韦莲司）约，此后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这也许是胡适又一次精神转机，不过不像上海求学末一年那样公开忏悔，是暗地的。你知我知默契反省，而上述那段颇有分量的文字，则淹没在他那汪洋大海的《胡适日记》中了。 　　绮色佳橡树街120号韦家，依然是他海外温暖的“家”，那里有“我老想着你，有时甚至觉得挥之不去”，“欢迎你随时回家”的长辈韦老太太，有终于成为事业上相互鼓励、精神上相互爱慕、感情上互吐衷肠的异性朋友韦莲司小姐。所以1917年6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考过博士论文后，离美回国前，专程到绮色佳辞行。 　　橡树街院子里伏牛花开得艳红时候，胡适来了。“6月9日离纽约，10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这时的120号，韦莲司已有自己一间大画室，墙壁“照着自己的品位重新做过。在她的画室里，她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打扰她——她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只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见面。她见她想见的朋友……”（韦母语）。胡适，当然是她想见的朋友。胡适来了。 　　在绮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胡适《归国记》） 　　胡适把绮色佳视作自己的家乡，说这里朋友之多，远于其他地方，然而说到底，还是因为韦莲司小姐。以后漫漫一生事实证明，此言不虚矣。 　　旅美 　　胡适与韦莲司1917年6月分首，一别便是近十年。1926年他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去时，取道哈尔滨、莫斯科、巴黎至伦敦。返国时他转道大西洋，到美国，1927年3月重返“哥伦比亚”母校，作学术演讲，至于挂在那里风风雨雨、手续未竟的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即《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论》，亚东图书馆出版）100册，由友人沈有乾去代交了，终于完成学位手续。他则抓紧时间，到绮色佳与韦莲司聚首。此后，两人再聚首的次数多了，都是胡适利用出差的机会而果缘的，至胡适正式出使美国之前，计有：1927年3月一次；1933年9月两次；1936年10月一次，共4次。 　　此番韦莲司经历了一次感情危机。分首十年里，他们两人还是互通音讯（包括韦老太太），心心相印的。 　　胡适去信概述回国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硕果：“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的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完成了。白话散文和诗已经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反对的意见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我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三年内第一册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印了八版。”“我的诗集（按，指尝枝集）已经卖出了一万五千册。”“我的文存（1912——1921）已在1921年12月集印成四册，在一年内卖出了一万套……”胡适并不遮掩“暴得大名”（胡适语）的兴奋，“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上海一家周报举办的公众投票），但在知己女友面前，立下自戒：“我很清楚，以我这样的年纪暴得大名的危险。我为自己立了一个生活的原则：‘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而不是靠名声过日子’。”（1923年3月12日致韦莲司函）如此亲切，如此坦诚，非韦莲司莫属了。江冬秀只知道抓他的书稿版税。 　　韦莲司去信安慰胡适丧母之痛，“我首先想到的是人天永诀的悲痛，但继而一想，她看到你回到中国，结婚，并即将生子，延续她所赋予你的（生命），这些事再加上你能令她引以为荣的成就，她一定是很高兴的。”（1920年5月2日） 　　对于胡适的家，她感到由衷高兴，“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想到好妻子和家，必定是件乐事。”（1920年5月2日）（收到胡适合家欢照片后）“你的妻子甜极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和她会面）。我觉得好像认识你长子……素斐很可爱，将来会是一个有趣而活泼的淑女。从思杜眼神中看出一个敏慧的心灵。”（1924年5月4日）完全是姑娘的口吻，心地开朗。 　　她隔洋关心胡适的健康，不知怎的，胡适“患糖尿病”的误传，传到了大洋彼岸康奈尔大学城，于是韦莲司去信说，要是北京没有胰岛素，“我们会立刻寄去”。 　　更突出的一点，是韦莲司对胡适的再认识，她在报告父亲去世的信中说，“你和父亲都把我惯坏了，你们教我，而不把我送去学校……”（1920年5月2日）。“你总是给我心智上的启发，我非常喜欢”（1927年4月5日函）。她视胡适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老师。甚至两性间的崇拜：“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1933年9月27日函）。 　　在这样的感情背景下，1927年3月，胡适与韦莲司先后两次聚首，“我真喜欢在你家里的两次造访，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待的久些”（胡适离西雅图上轮船前致韦信）。韦莲司更不舍，辛酸地哀怨：“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是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甚至一反常态地说：“你们两人（指胡适与江冬秀）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可能不很清楚，而你是完全了然的”，但是面对现实，韦莲司只能这样：“生命充满了离合聚散，在离合聚散之间，我们工作。”（胡适离去后韦致胡函，1927年4月6日） 　　狂狷的韦莲司就这样第一次向胡适表白自己的爱情，然而是理性的。不要忘，这时她的母亲还在世。 　　韦老太太敞开自己家，“亲爱的朋友，欢迎你随时回家”，对胡适这次造访，是十分欢欣的，就是她太老了，无法尽情交谈。胡适返程后，她完成了这次会聚的尾声：大概是韦家的老管家伍尔特殷勤照料胡适（后来他又专门为胡适收集火柴盒），胡适临别时给了他一笔小费。韦老太太发现了，问道：“你都收下了吗？Walter？”伍如实回答。韦老太太正色说：“我真为你觉得不好意思！你怎么没有拒收呢？”伍回答：“胡博士不会喜欢这样的。”“可是，他会更尊敬你的！”韦太太说。最后老太太收回胡适多给的至少4美元，兑作支票，用信退了回去。信中赞胡适“是个十全十美的客人”、“一个基督式的君子”，“可是如此大笔小费，在我家是不允许的”。 　　但是胡适第二次旅美来到绮色佳时，这位可爱的老太太已早一年归天了（1932年4月）。胡适再探韦莲司，是借他1933年赴加拿大参加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的机会。他6月18日从上海启程，横渡太平洋。7月4日，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后，先到火奴鲁鲁岛，在夏威夷大学演讲《人生哲学》，听众满厅，兴致盎然。然后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请，在“贺司克尔讲座”作《中国文化之趋势》系列学术演讲，共6次。后来由芝加哥大学汇总出版，书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着又参讲了世界六大宗教（印度教、儒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讲座，他作了3次演讲，也被编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各大宗教的新趋势》，接着奔加拿大班福，出席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作即席演讲。这期间，他心系韦莲司，不断写信、打电报去，“我离开六年之后，再度来到（北美）大陆”，“我真希望能到绮色佳看你和你母亲”（7月4日，温哥华）。在芝加哥作演讲时，在撰稿十分紧张时间中也匆匆去信。“班福会议”一结束（8月26日），他又去信，“希望9月1日、2日到绮色佳”，“可能从瀑布城进入美国”，真可谓归心似箭！直到9月上旬，才抽身专程去绮色佳。 　　韦莲司得悉将再次与心上人聚首，感到幸福极了。“欢迎你，胡适！”“我保证你得到宁静，休息并恢复疲劳。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用我的‘雪佛兰’车子去观赏美丽的乡间，在平静的湖边野餐。即使躺在院子里的树底下也是很清新的。”（1933年7月5日、10日函）言犹未尽，隔了十来天韦莲司又去信说：“胡适，你的来访，对我而言，有如饥者之于食”，“除了说欢迎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她希望胡适有个什么计划，“我好安排”。她设想胡适会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入境，“我会非常高兴，去那儿接你，一起开车回来”。（胡适在国内，可没有如此热烈周到的女性关爱享受） 　　9月上旬，胡适终于来到绮色佳韦莲司的家，12日才离去，这回，韦母已去世，他俩是真正“独处”了。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仅从事后韦致胡信中坦露的）：“昨晚（按：指12日晚），我要睡哪个床都觉得很难。我有意地从你的房间走到我的房间。最后，我总不能老靠着门柱子站着啊，我把你床上那条粗重的被子，拿到我床上，装满了热水瓶就钻进了被子里。让人不解的是，最难堪的时间是早上6点的时候……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1933年9月13日函） 　　此外，再没有任何文字依据了（胡适又用老手法，中断了这年8、9两个月日记）。这个48岁的老处女，面临更年期，性欲加情爱在她体内蜂拥着，排徊在两个房间的走廊上，不知如何才好；最后回到自己的床上，又想着他的身体，多么难捱这时刻！从韦莲司小姐这封自白、自责的信中，可以说是她差一点上了胡适的床！ 　　然而狂狷的韦莲司究竟是有教养的知识女性，尽管她与胡适“曾经共度过一段岁月——我们同游，同乐……在时光的泡影里，想到我们曾经在一起游乐，这是何等甜美”！尽管她期盼“第二个童年，但愿我们能快快乐乐的白头偕老”，尽管她吐出了心声，“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但是她明白地意识到他俩间有“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无视它的存在”——对韦莲司，可以“无视”，但对胡适这位大名人，“无视”则意味着被社会舆论制裁，毁掉了十年功德。韦莲司如此深爱胡适，当然会想到这一严重后果，所以隔了6天，她又写信给他，表示自己的理性：“在我一生之中，有一种苦行僧的倾向，对于我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意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9月22日） 　　胡适心中感激，感到这座“石墙”依旧，所以9月24日再一次造访绮色佳。不过不过夜了。早上7时28分到达，晚上10时29分坐夜车回纽约，紧接着由陈衡哲陪去她的母校瓦萨学院作演讲。两颗有意回避的心，隔了一夜就相撞了，撞出火花来了。9月25日回到纽约后，胡适立即写去了发自心底回响的信—— 　　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留我心！昨晚我们在森林居所见的景色是多么带有象征意味啊……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吃。风暴过去，而新月终将成为满月。 　　又，此际胡适填词《水调歌头》—— 　　执手真难放，一别又经年！归来三万里外，相见大江边；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细细话从前。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家国事，《罗马史》，不须言。眼中人物，算来值得几文钱。应念赫贞江上，有个同心朋友（原写“伴侣”），相尚依然。夜半罢清话，圆月正中天。 　　心有灵犀一点通。同一天（9月25日），韦莲司也写信给胡适。第一句话就是火辣辣的—— 　　胡适，我爱你！ 　　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你应该爱我——有时，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团围绕着我的思想（见不到踪影，但我必须相信它的存在）……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这次新的交会，也非不可能放出光芒来！当我看到你的嘴角，你那半闭的眼神，我是个温柔的女人…… 　　韦莲司在写些什么呀？她从哪个角度获得如此令人难测的感觉？她还学胡适那样写诗—— 　　昨晚（似乎已经很久以前了！）我写道： 　　“喉管已被切断， 　　唱你的调子是不自然的， 　　我寄上僵硬的沉默—— 　　在虚空中，无声的喘息。” 　　我想，并不是麻木让我此刻觉得平静， 　　而是你的爱，胡适！ 　　胡适走了。胡适途中意识到，这两次聚首可能给韦莲司激起心底波澜。返国轮船上，他付于一纸安慰道：“我觉得这两次去绮色佳看你，给了你许多麻烦。我真诚的希望你能渐渐回复到平静生活。” 　　1936年10月，分首3年后，胡适借道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州约瑟米岱举行），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她大概已平复，没有什么故事，所以胡适在她家住了4天，写作到深夜凌晨3点，还想首先念给她听呢。 　　但是这次胡适走后第一年，52岁的韦莲司小姐却又经历了一次感情危机：一位叫R.S的先生、一位叫邓肯的先生（是胡适康奈尔大学同学，而且早胡适3年识韦）向她求婚了。韦莲司为此写信给胡适，征求他意见。胡适回信“赞成”。但心中只有胡适才是男人的她，两位美国男士无论怎样体贴她“到惊人的程度”，甚至曾为她欲自杀，她还是放弃了最后的机会：不婚。 　　韦莲司对婚姻有一个固定的观念：“问题的关键是我应不应该出卖自己——把自己当一个妻子或帮手卖给一个对我全无吸引的人，去过一种我极度厌恶的生活”（1937年11月11日致胡适信）。无疑，有吸引力的人，舍胡适，别无他人了。 　　使美 　　这里所述的“使美”，是广义的，时间上除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的4年之外，还包括前一年赴美欧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以及卸大使任后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的4年（1942年9月至1946年6月）。这近9年时间，胡适与韦莲司聚首共有5次，先后是：1938年3月15日；1938年8月，伦敦8天；1939年6月，胡适参加康大校庆活动时；1942年7月；1946年2月，胡适去康大作学术讲座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接着蒋介石要他和钱端升、张忠绂二教授一起到美国、英国去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宣传中国抗日，以争取欧美各国政府与民众的支持。9月20日，他乘飞机从香港启程，其间辗转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关岛、中途岛、檀香山。在飞向旧金山的航道上胡适就写信给韦莲司，告诉此次“赴国难”的行程。 　　在1937年年底之前，胡适在美国演说忙极，他俩没有时间聚首，但年末胡适46岁诞辰（12月17日）那天，受到了韦莲司邮寄的24朵玫瑰花的生日礼物。胡适十分重视，去信说，“跟着玫瑰一起来的还有一朵紫罗兰，我把它别在大衣上。”“想到我至少有一个朋友，用她的全部同情和爱心来了解我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舒畅和快慰。”（1937年12月20日函） 　　这阶段，爱国主义主题贯穿着他俩的感情交流。尽管韦莲司是美国人，她入微地关心着胡适的健康状态，体贴他，鼓励他。她爱中国。 　　从1938年1月24日开始了胡适的演说之旅，50多天的时间里，胡适奔走美加两国，行程一万多英里，作演讲56次（其中美国38次，加拿大18次），告诉北美人民中国抗日战争现状，“我们在打一场非常艰难的仗，有三十万的人经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演说之旅的中间站，3月15日他到了绮色佳。 　　到家了。韦莲司到火车站把疲劳之极的胡适迎回家。胡适在“家”休息了3天。韦莲司发现他感冒了，又犯牙痛老毛病。胡适说“老了”。她慰劝他：“你并非‘老了’，而只是‘年久未修’。人就像机器，要是小心使用，只需要短时期小修理，就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如果使用过度，一旦坏了，就需要长时期的大修哩！”韦莲司又建议胡适减肥，“这样可以让你觉得舒服一些，也呼吸的容易些。我相信你这些全懂，其实你懂的远比这些多。但是，我只是要你知道，你的美国家人是很惦记你的！” 　　这些珍珠般语言落在胡适心田上，所以4月19日的“四百里赫贞江”的诗中出现了“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的心声。 　　1938年的第二次聚首的地点在英国伦敦。胡适7月初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向中国学生会作演讲后，就启程去欧洲，经法国，到了英国。途中，蒋介石已电报“跟踪”，要他做驻美大使。胡适再三考虑后，认定“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的前提下，接受大使任命。在接受与不接受的十字路口，8月19日，他与韦莲司在伦敦聚首了。这次聚首是穿插在他频繁的演说和社会交往中，至24日胡适离英伦去瑞士，共有6天时间。胡适日记中留有“Clifford”（克利福德，即韦莲司）痕迹的，仅如下寥寥数语：8月19日：“clifford来吃饭。三月在Tthaca（绮色佳）相见后，至今才重见。”8月21日：“到Mrs.Eleanor(JohnW.)Toung(埃莉诺，约翰的夫人）、杨太太家173HollamdParkAV吃茶，Clifford亦在，同去吃饭。”8月22日：“饭后与Clifford同观Museum（博物馆）中的中国部分。”8月24日：“料理行事。下午，Clifford邀吃茶。八点一刻上车，赴瑞士。” 　　仅据日记，无法了解韦莲司缘何渡大西洋来伦敦，以及其行踪。也无法获知他们见面有限时间里的言谈。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很认真商议胡适是否接任大使的大事。以韦莲司的胸怀，是赞成胡适做大使的，因为她在1月31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你属于世界”，“我不知道当今可有第二人像你这样，对东西方人民和政府的特性有如此深切的了解”。当胡适说“我宁可过我的学术生涯，扮演一个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家，而不愿作一个实际的改革者和政客”而犹豫时（8月25日函，苏黎世），韦莲司用女性特有方式鼓励他：“我确信你会‘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而你的同胞也会证明，你不但是个大学者，也是个伟人……（历史）将认定，你的服务不只是为了‘你的同胞’，也为了整个大病的世界。就我个人而言，胡适，你知道，我爱你。”（8月31日，伦敦） 　　江冬秀从她的角度，反对胡适从政。所以胡适才有“你跟我二十年”，“我愧对老妻”那封信：“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11月24日） 　　1938年，胡适就这样既辛苦，又困惑，终于走出了学术生涯之外的一步。 　　9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命令。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大使任。10月27日，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一到华府使馆不久，胡适就给韦莲司写信—— 　　鉴于形势的危急，我必须立刻开始工作，所以从10月6日到此以后，我相当忙。 　　多谢你给我的同情与支持，这是我时时都需要的。（10月14日函） 　　胡适出任大使后，代表抗战中苦难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政务外交活动多且重（如“桐油贷款”、“滇锡贷款”，阻止美国会“中立法案”通过，反对“赫尔——野村、莱栖的谈判等），还要继续他特具优势的爱国演讲，所以与韦莲司晤面的机会大大减少。但他们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亲密、亲爱程度依旧。 　　——“你是中国驻美的大使了！我不能恭喜你，因为我深知这份你并不想要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然而，终究找不到另一个和你能力相当的人，你接受了这个工作，中美两国都应该受到恭贺。”（韦莲司，1938年9月20日） 　　——胡适赴任后，在那两次有名的演讲《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1938年12月4日，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日本对中国的战争》（12月5日，纽约“中国文化协会”）中累倒，引发心脏病，住院14天后，托他秘书游建文书告韦莲司，说（胡适47岁生日）“信与礼物，已在17日交给了他，他要我向您深致谢忱。” 　　——（韦莲司并不知情胡适是患心脏病）“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很高兴，你能有个长时期的休息。毫无疑问的，你需要休息，而这个休息也是你挣来的。”（1939年1月9日） 　　——“经过77天的休息和‘保护’以后，我很光荣的出院了。”“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我健康恢复了，体重增加了，正要出院。同时也谢谢你，在那几个漫长的星期里，你送来了美丽的花，使我高兴。”（胡适，1939年2月20日） 　　——“我仍东奔西跑，并时常想着你。”（胡适，1939年4月17日，韦莲司生日） 　　——“我坐在床上，可以看到房间的另一端，高高的放着可爱的花，这些花带来了你年年不断为我生日的祝福。在全世界正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的时候，我却能在此欣赏着黄点的白色菖蒲、精巧白色的兰花、水仙、郁金香、金鱼草......”（韦莲司，1939年4月17日） 　　——“我现寄上一套《藏晖室劄记》（我留美学生时代的日记）给你。这套书是我的出版商上个月在上海出版的。”“诚如你可以想象，在日记里，我经常记录你的看法和我们的谈话。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第428页上（19194年19月20日）。你的名字出现在中文里是‘韦莲司女士’，或仅作‘韦女士’，或作‘C.W’。昨天晚上，我试着把有你名字的页码确记下来，我找到了许多： 　　“第二册：428；431…… 　　“第三册：625；626…… 　　“第四册：938；958……”（胡适，1939年5月17日） 　　“你的信和邮包是十天前收到的……(你的日记）对我还是一件有趣而且令人兴奋的事。那段历史带着新的看法又复活过来，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解释……公开资料中，有关我的部分，如果有些是个人的私事，我会觉得非常尴尬。”（韦莲司，1939年6月4日） 　　——“读了你4日来信以后，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日记中提到你部分都是‘无关个人的’，也是‘抽象的……那几首诗也是无关个人的——都没有主语。”（胡适，1939年6月10日） 　　然而胡适在华盛顿大使任期4年内，与韦莲司聚首仅2次，且时间也不长。 　　一次是1939年6月15日，胡适应邀去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返校活动，接受母校授予“本级最杰出校友”荣誉证书。住在E.?E?戴校长家中。18日，应“中国学生会之邀，去恩菲尔瀑布野餐，由韦莲司开车送去。当日晚10时，他离去绮色佳，往纽约。此次校友返校活动，胡适应接不暇，有校友午餐会，有同班同学夜宴、校长夜宴、同班年宴，同年级校友集会，他特去赛格学院看望同班同学E.I.安德森夫人。当年胡适获卜朗吟奖，她获莎士比亚奖，她的丈夫也是胡适的老友。校友晤见热闹交往中，韦莲司送给胡适一个戒指。胡适回去打开盒子，看到戒指上铭有“胡适”和“14——39”字样。胡适顿时大悟，去信说：“14——39提醒了我，我们的友谊已经有25年了！我会永远珍惜这个戒指。胡适与韦莲司于1914年结交，正如胡适所说在191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韦莲司的名字。星期六与韦莲司女士（EdithCliffordWilliams）出游……” 　　另一次是1942年7月22日至6日，距卸大使任前一个多月，是专程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的，住在韦家。那个时令，正是盛夏来到之前的闷热的霉季（类似中国江南的黄梅）。胡适在韦家感受“清凉下雨的星期天，那是我觉得最轻松的一天！”（胡致韦函）《胡适日记》中没有留下这次聚首的任何痕迹。胡适还说“我想你工作的太辛苦了，即使只这么短短的看你几天，我觉得好极了。”（1942年7月31日函） 　　韦莲司辛苦，是几件突发性事件造成的：老管家伍尔特病重，住院手术，主仆倒置地看护他；哥哥家里车祸，嫂子、侄子受伤；她（已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工作）还在晚上选读两门课：急救护理、汽车维修。57岁的韦莲司生活得很充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把与韦家交往传统，交给了第三代。1939年8月18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与徐新六儿子徐大椿到达美国旧金山，一起去参观康奈尔大学，然后祖望进康奈尔大学就读；大椿就读赫维福（Haverford）大学。事前，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要求她照应祖望。于是她就盼望这位“椿侄子”的来到：“这个月你儿子就要到了。我希望他安全抵达并带来一些家中并不太坏的消息……他对工程的兴趣，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到康奈尔来……要是他到绮色佳来，让他在晚上打电话给我。电话是5345。（韦莲司，1939年8月16日）。后来胡祖望去拜望了韦莲司，送了一块中国刺绣以及胡适的茶叶。平时，胡适这个儿子也去韦家茶叙。这样胡适与韦教授、韦老太太交游，与韦家二小姐韦莲司相知相爱有后了。胡祖望继承这一传统，父亲过世后，继续与这位姑姑往来。两个国度的胡韦两家遂成世交，这是世人鲜知的佳事。 　　胡适与韦家情谊还延伸到另一人：老仆伍尔特。胡适一直待他很好。胡适被韦母赞为“有我们敬爱的耶稣基督的特质”，“一个有神圣品质十全十美的人”。伍尔特知道胡适有收藏火花的爱好，就留心给他收集空火柴盒子，直到病重时还念念不忘。韦莲司告诉他，将把他收集的火柴盒子寄给胡适，他很高兴。1944年，伍尔特在韦莲司亲人般护理下，安然去世了。遵照他的遗愿，“今天早上我寄了一小包裹火柴盒给你，那是我们的管家伍尔特为你收集的……在你想到他是为你而收集的，你应该觉得快慰。我答应他把火柴盒寄给你，他很高兴。”（韦莲司，1944年4月30日） 　　一年后，胡适在致韦莲司生日祝贺时（他俩逢对方生日都寄花、写信互贺），提到伍尔特和火柴盒，“上个星期六，我回到纽约公寓的时候，才看到那一箱火柴盒……我想到伍尔特过去那么多年来，为我收集了火柴盒，我真是深受感动。为了纪念他，我会珍视这些火柴盒。”（1945年4月16日）胡适这时正在写一篇《不朽》的演讲稿，由伍尔特联想到韦莲司的主仆关系，“你对他极好，而他对你也极为忠心。对所有你的朋友来说，想到你的房子而不想到他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伍尔特也是“不朽”的例证，“是一个人的影响及于他人而可以不朽的最好例证”。 　　胡适1942年9月6日驻美大使职卸任后，18日离华盛顿，移居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做学术研究工作，又呆近4年时间，直至1946年6月才离美返国。但直到现在尚未有资料可究，除1946年2月3日——15日胡适去绮色佳康奈尔大学作“马圣格讲座“（六讲）时，与韦莲司聚首外，这四个春春秋秋，不算太短的时光里，有他俩促膝晤谈的记录。而且那次与韦莲司的接触，仅是他讲到2月15日第六讲《当代中国思想》完毕后，“与Cliffordwilliams（克利福特?韦莲司），JuliaSampsom,MrsE.Abwood,同坐MrandMrsDonaldKerr的汽车到Kerr家中小坐，吃了一点东西才散。”这天的日记仅此一句而已。为什么闲了，反而疏了？也许与胡适被排挤下大使职位，索居纽约，囊中羞涩（大使下任时，银行存款仅1800美元），只能靠讲学、写文章赚钱打发生活，以及钻进故纸堆中，精神不振有所关系吧？ 　　“在离开美国之前，未能再去一趟绮色佳，我觉得非常难过。”1946年6月12日，胡适所乘的“塔夫脱总统号”轮船经过巴拿马运河时，给韦莲司发去一信，如此感叹中结束了近9年的使美——忙中偷闲与韦莲司独处，感情升华的生活。 　　滞美 　　一艘叫“塔夫脱总统号”的八千吨货船（共载10名乘客），把卸了任的大使胡适送回祖国（7月5日）。两年又9个月后，一艘大客轮“威尔逊总统号”又把尚在北京大学校长座上的胡适带到了美国。胡适在1949年4月6日的日记中有云：“此是第六次出国。”但确切地说，应是流亡了。 　　胡适到达旧金山（4月21日）后，径往纽约他原来就租住的东81街104号公寓。这回胡适滞留美国，自然是今非昔比了，“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胡适1950年在台北北大同学会的讲话中语）。但是韦莲司依然热忱地欢迎胡适夫妇到她家中小住，而且事先作了周到的准备。 　　1950年5月，胡适谋到一份与他原来身份并不相称，但乐于踏实去干的工作：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同年6月，江冬秀自香港启程到美国，住进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夫妇终于团聚，共过清苦的流寓生活。同年11月，胡适第一次去台湾，分别在台湾大学、省立台湾师范学院作《治学方法》、《杜威哲学》系列讲座。胡适政治上是反共的，他在台湾和途中东京的公开场合，发表了不少攻击新中国言论后，1953年1月下旬回到美国纽约自己的寓所，再静下心来，做他的《水经注》研究，同时进行向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赠送《清实录》1200卷工作（他的馆长职务早一年已停）。这时，一直把胡适挂在心的韦莲司来信了，盛情邀请胡适和他的夫人江冬秀到绮色佳去度假。为表诚心，4月18日，她特地（第一次）给江冬秀写了信—— 　　亲爱的胡夫人： 　　你到达纽约似乎已经很久了，无论就什么礼节规矩来说，我都应该在几个月前寄封信表示欢迎才对。要是母亲还活着，你到达的那一刻，她就会写这封信（而且会做的比我巧）。虽然这样的延误是不可原谅的，我还是要请求你的宽恕。 　　韦莲司很聪明，抬出母亲来，以示两家的关系是世谊：“你丈夫在此做学生的时”（1913年），我母亲待他如自己的儿子。你们结婚以后，你们的照片就放在她的案头。”这样一写，“多年来的风言风语”谅必会在这位胡夫人头脑里冲淡。鉴于这一往事，她同时在给胡适的信中也提了一句“也许多年来的风言风语并没有造成不可理解的误会”。韦莲司确实是充满诚意的，她已做了周到的准备工作，她在给江冬秀的信中继续说—— 　　我这所小房子（按：“小房子”是谦语，她这幢新楼有好几个独立单元，平时租给康大的师生住，7月份暑假他们都离开了）里几个单元，7月里可供你们使用。我希望你和你的丈夫能莅临寒舍，要是你愿意，也请带几个朋友同来。此地有二三个小单元，每个都有双人房、卫生间、客厅和厨房。除了你们自己以外，再来二位到四位朋友，能住得相当舒服。我希望在环境简单愉悦的乡间，这样一个家庭式的小聚会，能带给你们轻松愉快。绮色佳的七月比纽约稍凉。希望你们能来 　　这年的7月6日，胡适、江冬秀夫妇来到绮色佳高地路322号（322，HighlandRoad）韦寓，“很舒服”地住了27天，可说天天都是家庭式小聚会了，乃至“有点舍不得离开”。 　　遗憾的没有稍多一点文字资料纪实这27天应该是礼貌的和谐的舒服的两家三人共处的生活，只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先生提供的两份珍贵的资料（包括两张照片），就是胡适致陈之迈夫妇明信片上的一句话—— 　　我们在Ithaca小住已经两星期，此地很凉爽，有点舍不得离开，大约须到8月12日回纽约去。（1953年7月12日） 　　和胡适致赵元任夫妇函中的一句—— 　　冬秀同我在Ithaca住了二十七天，很舒服。（1953年8月8日） 　　按韦莲司的计划，在她出卖322号这幢屋子前（然后移居到巴贝多岛去度晚年），还想再请胡适夫妇来绮色佳，团聚一次。这个愿望是1955年发出了，但未能如愿。胡适在这年末梢回信给她说，“我已经感到岁月不饶人了。上个星期是我六十四岁生日，也是我心脏病发（1938年12月4日）第十七周年。去年，我很容易感觉疲倦，在第五大道上，走上五条街，就经常需要停下来休息，那才只有四分之一哩的路啊。唯一让人宽心的是：在我作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时，坐着工作三、四个小时，还不觉得疲倦。” 　　以胡适寿命计，这是暮年学人的声音。 　　胡适于1958年4月6日返回中国台湾省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年初，韦莲司出乎意外地收到胡适邮寄给她的一双拖鞋！她写信道：“最受欢迎的礼物茶叶已安全到达，精致的拖鞋也同时收到。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特殊的清香和味道—— 　　寄拖鞋来是否表示你有意来绮色佳？我希望如此！一如既往，我对我们长久的友谊，怀着无限的感念。（1958年1月13日） 　　一双拖鞋也引发了这位老姑娘如此丰富的联想。“拖鞋”可作胡韦之恋在美国的尾声了。 　　黄昏 　　1958年4月胡适正式返台后，因料理善后和参加学术活动，又去过美国三次：1958年6月16日到纽约，处理行李、书籍和动员江冬秀同返台（未成）；1959年7月赴夏威夷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1960年7月到美国西雅图，参加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然后返纽约自己寓所，此行为时3个月。 　　胡适三行美国，韦莲司无时不企盼再聚首，“我怀着多看你几眼的希望”，“我的思绪总是围绕着你”。但胡适行程那么紧，只在最后一次的一百天中，在华盛顿匆匆短聚了一次，另外，只能以书、以物传情了。 　　1958年7月4日，乘胡适到纽约寓所收拾行李，正式结束美国生活时，韦莲司寄了“典型的美国小礼物两人用餐具”一套，作为惜别留念。韦别出心裁地在这套精致的银餐具上，分别用中文、英文刻了“冬秀”两字。“那个刻工从来没有见过汉字，更没有刻过汉字。第一个汤匙，一眼看去，真是太奇怪了，我几乎要放弃（刻中国字）的打算了。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希望这个可笑的结果能使她（冬秀）一笑。”为了表示对冬秀朴素而不加修饰的敬重，韦莲司没有采用她的“讲究礼貌又受过亚洲式教育的西方朋友”的建议，没有称冬秀为“姐姐”，因为“实际上，她比我小几岁，这在西方，却反而更值得骄傲。”（韦莲司，1958年7月4日） 　　胡适收到后，大为赞赏：“这真是一套非常漂亮的银器，背后有多少巧思和关怀！”（1958年7月11日）果然，这份被胡适称为“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一生有多方面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友谊，在胡适身后，为江冬秀持续了下去。 　　在胡适正式返台后的那些日子，他俩一直盼望着再度聚首。“明年夏天我会回来，也许参加我那一级同学四十五周年的同学会”（胡适，1958年10月21日）。“要是我安排得开，我会去看你的”（胡适，1959年6月18日）。“我今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去绮色佳”（胡适，1959年12月2日）。胡适终于于1960年7月至10月生平最后一次的赴美行程中，9月，在华盛顿他俩聚首了。 　　韦莲司何以急盼见胡适呢？因为她晚年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她已过古稀之龄了，她在抓紧时间整理韦莲司家族档案，交康奈尔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同时，计划出售现在拥有的那幢楼房，以便移居东加勒比海巴贝多岛度暮年。该岛只有430平方公里，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966年独立，现已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岛国。为此，她想把楼房所有单元先出租，自己住在由车房改建成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单元里，“试着同一个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还得兼做经销商”；“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所帮忙”——义工。她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辛苦，经济上也不太富裕。她要为自己最后归宿作计划，想在离开美国本土前，再晤一次心中唯一的人——胡适。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9月，华盛顿。 　　9月，正不是个时候！纠缠胡适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国》”案正发生在这个时候。7月15日，西雅图“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结束，胡适东行到华盛顿，9月4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49年度会议。这天，传来了台湾警方拘捕《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接着“副总统”陈诚去电胡适通告。胡适是在“台北发生的事让我非常不愉快”、“我的思绪有些不宁”、“目前我一筹莫展”的心绪中，于9月6日上午，与韦莲司、蒋梦麟等人在华盛顿共进早晨。要是再没有安排其他时间的话，这次聚首何其短暂！ 　　这次晤面，实际上是韦莲司来向胡适辞行，因为她在9月1日已经盘出了她那座绮色佳的楼房；用可的松支撑身体，完成了韦氏家族档案整理移交工作。在储藏室里留下了少量家具后，便打点行李，准备孤身前往她所向往的英属巴贝多岛过冬去了。她已经告别了种下爱情、发展感情的绮色佳镇，这位75岁的老姑娘最后追踪到她心目中唯一男人身边，鼓足勇气，辞行——要是今世再也见不到他，那是诀别了！ 　　她明确告诉胡适，此去是碧波荡漾中的一小丁点，加勒比海里的一个小岛巴贝多。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生离，无异死别。胡适尽管际此政治境遇尴尬，还决心亲自送行。由于资料缺乏，不知他到何地、何港口、何码头送行。胡适送行，可感动了这位多情的美国女性了—— 　　你来送行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那怕化费不赀，言语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的……这幅人间关爱的图象将悬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到何处，都将带给我喜悦。 　　……你来送行的时候，实在太苍白了。我希望牙疾是使你疲惫的部分原因，而牙疾治好后，你会觉得好些。在获悉你的音信之前，我是无法放心的。 　　面对着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不知道围绕着台湾的海水是否也如此碧绿中带着紫色……不久，你也将回到一个海岛上……（韦莲司，1960年10月10日巴贝多岛首府桥头镇） 　　这可能是韦莲司小姐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信寄往纽约，正好胡适原计划14日启程那天收到。因为西北航空公司驾驶员罢工，延误航班，胡适赶紧在寓所写了信，16日由纽约发去。信中特别说：“看到你用有力而且稳健的手所写出来的字让我非常高兴，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所看惯的。我相信，你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过呢！” 　　但是，不到半年，韦莲司收到胡适寄自台北台大医院一张明信片（1961年3月4日），仅歪歪斜斜一行英文—— 　　Iammakingsatisfactoryprogress.Don'tworry. 　　（病情有进步，别担心。） 　　胡适在这年2月25日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住了356天，3月1日，输氧管拔掉，病情缓和下来了，之后能看《词选》及报纸，便立刻给远在加勒比海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报平安。 　　身后 　　浪涛滚滚为何不歇？大海喘息为何呜咽？太平洋的黑潮终于带来了凶信：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0分，胡适对他的院士同仁说着“大家再喝点酒”时突然倒下了……凶信像恶浪一样狠击了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但她苍老的心没有被击碎——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枝头……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遗体归葬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墓园。77岁的韦莲司小姐不能越海来参加葬礼，她委托胡祖望，在她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献上“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花篮，花篮里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装成一束，也许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类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笔钱，做为你父亲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这件事不必说出去，就简单的汇入中研院作为这个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赠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时韦莲司就有了构想。她在当年12月11日祝贺胡适68岁生日的信中曾说“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诉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犹豫，想帮你做一件事”，“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她认为英译胡适这些著作，需要花钱，当时她预想自己会死在胡适之前，因此她“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做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用这笔款子做为开始，逐年递加，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韦莲司在给胡适谈动迁巴贝多岛计划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计划，你的看法如何？” 　　韦莲司虽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时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仅靠有限房租维持清淡的晚年生计，这几千美元的“基金”，数目并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积蓄，份量可不轻，所以当年胡适在世时，也许不忍拂她好意，也许想的更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没有正面答复，“容我考虑过后，再写信给你”（1959年12月22日）。以后便回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韦莲司念念不忘，觉得祭奠于他墓前，没有比这笔“基金”更现实更有人情味的了！ 　　韦莲司还有一份更为厚重的“丧仪”，就是整理，无条件奉献了感情无价的胡适生前写给她所有的书信。 　　胡适早年留学期间（特别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变迁的“真我真相”（胡适语）多留迹在他给韦莲司的百余件书信中，这是研究胡适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韦莲司出于对胡适的挚爱，悉心保存、保护了胡适给她的书信。这些信件基本上分两组：1、1914年——1918年，计60函；2、1923年——1945年，计信36函，明信片、电报若干。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写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适与韦莲司在月光下散步，韦讲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个多么抒情的年华。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是胡适因心脏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学人住宅楼（进行病后观察休养）的第二天写的。看来韦莲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当时，他对身边人说：“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这捡来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可见胡适对生的要求是强烈的，但天不遂人愿，只有10个月的时间，他匆匆走了。韦莲司清点、整理后，在邮寄原件之前，为保证安全，在巴贝多岛对上述信件全部进行了复印，俟（1964年）圣诞节邮局忙乱一阵过后，1965年1月初寄往台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韦莲司在寄出这批信件后，应江冬秀要求介绍自己生平时说：“我非常希望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颇属陈旧的故事了，但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小姐，整理了伴着她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书信，而今她将这批书信寄给万里之外写信人的妻子。这里头有半世纪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欢、聚、散，都伴随着信件的寄出而成为空寂！”（周质平语） 　　1965年以后，韦莲司孤独地面对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适归天的同个月里，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开阔，对己容忍，对人迁就。她享天年86岁。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月》）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 　　（《风》） 　　1916年上半年，为“诗国革命”，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笔战正鏖，被他们夹击得像“两个黄蝴蝶”中“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时，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任叔永寄来的这两首小诗，要他猜猜是谁作的，并且骗道“是我作的”。胡适当然不会上当，回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没有错，果是陈女士衡哲。一位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的才貌俱出众的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当时已是任叔永的女友。 　　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人家，自幼受从政两广舅父的影响，游历广东，接受新思潮。18岁随舅母到上海，就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为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到乡下姑母家，得到支持。1914年她应考清华庚款第一批女子留美官费生，被录取，终于冲出封建婚姻牢笼，横渡太平洋后，来到距离绮色佳和纽约均只有数小时火车车程的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c）瓦萨女子学院（VassarCollege），修西洋史。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英文名字Sophia，即中文的“莎菲”。 　　那时，美东任叔永、胡适等一群中国留学生将原来的《留美学生年报》接编为《季报》（1914年），举任为主编。这时任叔永收到了莎菲寄来的稿子《来因女士传》。接着莎菲参加了任叔永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杨杏佛、胡达等均为第一批社员），并为该社的杂志《科学》写稿。所以留美男生中，任叔永最早结识了陈衡哲女士，并开始追求她。 　　就在胡适为倡导白话文，特别坚持白话可以做诗而被“逼上梁山”时，读到了陈衡哲这两首近乎白话，意境隽永的小诗，并且写下了那封扣击心门的信。这封信，任叔永交给她了。美东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胡适这位才子如此看重她，怎么不令她倾心。于是乎自1916年10月起，两人白话书信、诗文来往，谐趣频繁，似乎同现在“网聊”那样，未曾谋面而互相仰慕——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来信时，申明”要何称。 　　（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毛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便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 　　才子才女就这样“白”来“白”往地以诗传情，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比之任叔永描写凯约嘉湖倾舟（陈衡哲也在其内）诗，酸溜溜地屡“掉书袋”，多么别开生面，新鲜活泼！但他们还未见过面。后来据胡适自己说：“（1917年）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胡适日记》1917年4月11日追记） 　　这是胡适与陈衡哲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的会晤，但其精彩，可谓“神来之笔”！何也？5个月，男寄女40多封信，不就是每月10封？“论文论学”、“游戏酬答”，以及他没有讲到的等等。女寄男，虽然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下来，不过在被同学乡友文字夹击烽火中，从那方“阵营”过来一位红颜知己，不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么？莎菲小姐进而还付出了具体行动。她创作了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一日》，寄给了胡适。胡适这时正执编《留美学生季报》，就在第一期上给于发表了。这篇文学作品，虽然在国内影响甚微，几乎被现代文学史忘却，但它必竟是现代文学探讨时期最先用白话文创作的现代小说，是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诠释之一。以后，她恪守不成约的宗旨，“小雨点”地继续用白话文创作现代小说与诗文，虽然她已与任叔永结秦晋（1920年），但她以女性特有的关怀，注视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举动，仍执着于1917年的精神之约。 　　当胡适成为名人后，回顾往事时说话就较轻松了。1928年，陈衡哲的《小雨点》出版了，胡适为之作序说，这位莎菲女士虽不加入男士们的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励”，“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美国留学时代的胡适，才情拔萃虽不到招蜂惹蝶程度，却也颇受异性的追慕。在绮色佳，有教授之女、艺术家气质的狂狷的韦莲司；在普济布施村，有“诗国革命”的响应者才女莎菲；据说还有一位书信来往仅次于韦女士的笔友“瘦琴女士”（NellieB.Sergent）……还有，远隔重洋，藏在深山里的小脚村姑江冬秀。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陈衡哲不是抗婚促成自己的官费留学吗？他俩惺惺相惜，何不圆满白话文学姻缘？不，唐德刚力作《胡适杂忆》序作者夏志清先生说得对，“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任叔永（1886——1961），名鸿隽，出身小官宦之家。他原籍浙江吴兴县，祖辈因避太平军战乱，逃往四川，出生在垫江（现重庆市垫江县），父因捐粮得县衙典吏官职。他是清朝科举末考的第三名秀才，后考入重庆府中学堂，1907年赴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与胡适同班。1908年赴日本东京，就读东京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胡适赴美，途径日本横滨时，任曾到船上匆匆会见胡适，“扣舷短语难久留，惟有深情耿胸肊。”从此他俩结交，友谊深长。1912年，他与杨杏佛离开政权已移交袁世凯的民国政府，度洋留美，追随胡适，到了康奈尔大学。 　　任叔永可说是胡适的老大哥，革命党，莎菲小妹是老大哥介绍的，君子湖7适岂能夺人之爱！ 　　何况老家已有道义婚约，慈母眼巴巴等他回去完婚。于是，本来同志加才情的1917年之春，就此掩卷了。5月22日，胡适考过博士论文口试后，六月初便匆匆回国，径往老家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去了。胡适与陈衡哲的感情故事似乎划上了句号。 　　胡适返国后，任叔永于翌年（1918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后——胡任俩是三个大学的同学——也于10月回国，径往家乡四川。1919年任叔永怀着报国宏志，为筹备办四川钢铁厂，于1919年末再度赴美，追到了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在读硕士的陈衡哲，于1920年夏双双回国。任叔永返川，继续筹办钢铁厂，但终为地方势力所阻而中断，下江到南京，主持他发起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这是1920年7月里的事。 　　1920年春，胡适亦是忙事之秋，忙于接待杜威讲学，并作口译，扬名京华。乘暑假机会，7月2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期暑假学校之邀，抽身南下，开设两个讲座：“古语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中国古代哲学史”，听众来自17个省的教育机构，达七八百人。罩在盛名光圈中的胡适在石头城与任叔永、陈衡哲重逢了，他们相聚在鸡鸣寺豁蒙楼。为祝贺他俩订婚，他兴致勃勃写了分上下两首的白话诗《我们三个朋友》，“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依旧我们三个朋友。/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 　　胡适回到北京后，尚在暑假中，就忙于向校长蔡元培和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推荐陈衡哲，终于讲定聘陈为北大教授，讲授“西洋近百年史”。暑假过后，任、陈来到北大任教。9月27日，他们结婚。蔡元培做证婚人，胡适做司仪，并书贺喜联：“无后为大，著书为佳”。希望生儿育女的同时，不要耽误著书授课。 　　但是，陈衡哲婚后，这位原抱“独身主义”的女士，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一反常态，怀孕生产，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又一个儿子，养育儿女，使她中止了北大的教书事业，弄得胡适十分难堪，“此后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不过她总算没有辜负胡适期望，她不断以白话小说、诗文来呼应胡适，加入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努力》、《现代评论》等这些时代知名刊物上，有她醒目的席位。尤其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写了《妇女与职业》、《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父母之命”与自由结婚》等文章，不愧依旧“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但是，问题出来了。“问题”是就在这期间她的一篇题目为《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在《小说月报》上面世了（1924年10月号）。 　　“洛绮思”是一个国际题材。欧洲中世纪曾有僧尼孽侣“亚波拉与爱洛绮思”的故事。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写了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思》。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在莎菲笔下衍生为知识女性的独身问题。她写道—— 　　哲学系研究生洛绮思（Lois）和她的导师瓦德白朗教授相爱三年后订婚了。没想到洛绮思害怕结婚后怀孕养育儿女，妨碍她的学问事业，旋即反悔。深爱她的瓦德白朗竟然同意解除婚约，对她说：“洛绮思，我的爱你，我的崇拜你，便是为着你是一个非常的女子。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达到，那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 　　三四个月后，瓦德白朗教授同一位“中学校的体育教员”结婚了。蜜月后，他写信给洛绮思。信中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爽直而快乐的女子，虽然有点粗鲁。她当能于我有益，因为我太喜欢用脑了，正需要这样一个人来调调“口味”。“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的说话”，“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回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的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信末署名“我永远是你的，瓦德。”但是这封信最后没有寄给洛绮思，“把这粒种子收回他心之秘处去，永远不让他再见天日了”，而是“写封比较大方的信寄她，表示‘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在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了’”。 　　小说是文学，文学是人学。小说感人之处是联系并渗透人的感情。了解胡适莎菲个人关系的读者，岂不一目了然！这是已为人妇的陈衡哲的缱绻之意。不知道胡适（婚前、婚后）有否写过“第二个世界”之类的情书？也不知道陈衡哲有否写过“一角之地”之类怨信？或者两个角色倒置一下（因为是小说）。但是瓦德的那封终于“永远不让他再见天日”的剖白心迹的信，不就诉说了痴男怨女的真情吗？所以，《洛绮思问题》这篇小说在发表之前，胡适阅读之后，立刻作了删增。在胡适的授意下，莎菲在故事结尾拖了一章，瓦德这个人物隐下去了，叙述了老姑娘晚年的故事。 　　究竟都是有家室生活在社会上层、事业辉煌的人了，旧事如烟云，即使感情缱绻，驱之不去，也只能在“地底”极端隐蔽地委婉地运行，这应该是“我们三个”的共识。不料《洛绮思问题》的十年之后，在上海突然节外生枝了。 　　1934年4月20日，《十日谈》杂志29期上的“文坛画虎录”专栏里，发表了一位叫“象恭”的作者文章《陈衡哲与胡适》，称：陈在留美时期，与五四运动健将胡适相见机会甚多，要求与胡结为永久伴侣，胡始终未答应，将陈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任鸿隽（叔永）。任陈婚后，感情总是澹澹的，云云。“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如此花边新闻立刻传遍大江南北，致当事人芒刺在背。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的任叔永合陈衡哲读了该文后十分愤慨，同去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胡适此际正写作论文《说儒》，又为59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墓碑撰文，又作一论、再论、三论《信心与反省》历史时评，7月悼念挚友刘半农……得知“象恭事件”后，也很气愤，挤出时间，写了封抗议信，于8月13日寄给上海《十日谈》，要求编者“向原文中被攻讦诬妄的个人负责道歉”。该刊编辑部没有交出“象恭”其人，而是在39期上刊登了《胡适之来函》，从四方面进行辩诬；编者付按语，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但否认攻讦）。胡适从来大度，就此宁人息事。但这块花边新闻却因此提醒了人们，中国文苑逸事史流，恒河沙数，又增加了一段情事支流。 　　当1920年8月22日，胡适等“我们三个朋友”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重逢欢聚时，北京钟鼓寺胡同胡宅里，一阵阵婴儿的哇哇声，孤独的江冬秀为胡适生了一个女儿。 　　胡适当然要给可爱的小生命取名。是女儿，取个什么名字呢？胡适取名，从来破除封建伦理，不循家族宗亲排次；而且也不追求时髦、洋气，都是朴实地联系现实，寄托情意的聪明的胡适，铁桶似的瞒过了妻子江冬秀，也许连得“我们三个”中的任叔永毫不知晓，他把一个“莎斐”的谐音“素斐”赋给了女儿。莎斐、素斐的英语发音是Sophia。胡适隐在“第二世界”里的缱绻之情，“素斐”，一个多清婉时髦的女性名字。可知道，借了自己女儿的载体，终于向伊人“打开”了。 　　越年，七月中旬，胡适应高梦旦之邀南下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感怀江南荷花初绽情景，赋七绝一首（此时胡适已难得写旧诗）寄赠在北京的任陈夫妇：“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没有想到尚在返京途中，在南京陶知行家闻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1921年7月31日日记）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键，添得新枝姐妹花。 　　（三个朋友一年中添两女，吾女名素菲，即用莎菲之名） 　　这里胡适泄漏“天机”了，不过是写在他的日记中，没有人会知道的。回到北京，9月10日，他去探望莎斐（见着她的女儿，名荷儿（按，即照胡适贺诗中“姐妹花”取名）。莎斐因孕后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1921年9月10日日记） 　　但是不幸得很，这双“姐妹花”之一的素斐，1924年就患病，不善理家的胡适忽视又忽视；沉湎于“方阵之战”的江冬秀拒绝西医，就这样把女儿病情医治时机错过去了，住医院时已无可挽回了。到1925年5月，竟至夭亡。只生活5年的小生命游丝般飘然而逝，在胡适日记中不留只字痕迹——这年的日记，记了没有半年。、关心失去女儿爸爸的，似乎只有莎斐了。她从南京去信（时在东南大学任教）说：“你若真能怜爱女儿，我们倒还有一个办法——把我们的女儿送一个与你罢。或者更好一点的办法，把你的儿子也送一个给我们，你说好不好？”任陈夫妇果真把次女以书给了胡适做干女儿。不过胡适没有把以书带去北平。胡适到暮年还向他的秘书胡颂平谈起这件事：“过去有个女儿去世后，也想抱个女儿来养。那时在南京，有一对夫妇都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按：指任叔永、陈衡哲夫妇），他们觉得女儿太多了，想抱一个儿子，愿意把女儿送给很好的人收养。那时从南京到北平是没有飞机的，要我在火车上抱她，怎么抱得去？后来战事发生，火车也断了，就没有实现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3月18日）可见胡适直到谢世前一年，还是记着这个可怜的女儿的。 　　胡适记着素斐，更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怀念青年时代惺惺相惜对莎斐的爱恋。这一爱恋，随着他的默契让与，和他“父母之命”的婚姻完成，已名存实亡。不，连得形式也不允许存在了。于是他只好缱绻在女儿的身上。但是1925年以后，素斐也失去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呀！胡适忍受着。忍受，是胡适与生俱来的品德。他强抑自己，以工作排遣痛苦，帮助清华大学设计“国学研究院”，推荐王国维去做院长；译勃朗宁诗《你总有爱我的一天》；在北大二院为哲学研究会作《从历史看哲学是什么》讲座；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接受董事职；作诗《记言》、《瓶花》；就上海“五卅惨案”，与他人联名致信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乃至到杭州去找小表妹佩（王字旁）声，在洞中过神仙生活……但两年后，终于在3万里外的美国纽约（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完成了学位手续）放声大哭了。 　　“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胡适在信中对妻子的第一句话如洪水决口，这封信写于1927年2月5日。“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 　　“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按：江南方言，给害了的意思），真有点难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今天我哭她，也只是怪我自己对她不住。 　　“我把这首诗写给你看看。 　　“见通伯叔华时（按：即陈西滢凌叔华夫妇），把此诗给他们看看。整整一年不作诗了，谁知却是死了的女儿事破了我的诗戒！” 　　信后胡适附抄了这首诗： 　　素菲/梦中见了你的面/一忽儿就惊觉了/觉来总不忍开眼——/明知梦境不会重到了/睁开眼来/双眼迸堕/一半想你/一半怪我/想你可怜/怪我罪过……留着这只鸡等爸爸来/爸爸今天要上山东了/那天晚上我赶到时/你已经死去两三回了/病院里，那天晚上/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你那一声怪叫/至今还在我耳朵边刺！ 　　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是胡适迸发心声，发出的呼号：“今天梦里的病容/那晚上的一声怪叫/素斐，不要叫我忘了/永久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 　　这首附诗尾，胡适在括号内自跋有云：“忍了一年半的眼泪，想不到却在三万里外哭她一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真情挚谊贯穿了“我们三个”的一生。新中国建国后，任陈夫妇留在上海。任叔永主持中国科学社末期善后工作后，任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科协副主席。但他们从此与胡适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晤面了。不过由于他们的一女一子（以都、以安）去了美国，得以保持了间接消息往来。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故后，以都、以安姊弟于翌年1月写信告诉已定居在台北的胡适，信里还附有母亲陈衡哲的三首悼亡诗，其一——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原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1962年1月16日，胡适读到这封信及莎菲悼亡诗后，很是伤感，连连说：“叔永还有一个女儿以书是我的干女儿，现在在大陆。我要复他们一信。”当天晚上，他给以都姊弟写信，特地询问，叔永生前“手抄的自传稿子”写成了多少？表示将于今年3月间去华盛顿列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时，希望能读读这部自传，“三个朋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其实胡适排老二，莎斐最小，他真老糊涂了。但他不忘莎斐，信中还殷殷探问，以他们对母亲昵称呼莎斐：“好娘眼里坏了，不能读书写字，不知近年有进步否？”寄信同时，他还把台北影印再版的《胡适留学日记》也寄去，说“其中记叔永、莎斐的事颇多”。 　　以都姊弟这封信寄得晚了一点。胡适发愿心要去美国开会时读读老友遗书——任叔永的《前尘琐记》（即“手抄自传稿子”）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信、书寄出后才1个月7天，胡适便溘然长逝了。胡适逝世的消息迅即传到美国，引起世界性的反响，但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在祖国大陆却纹风不动。任以都立即给在台北的程靖宇——当年陈衡哲最喜欢的学生写信，叮嘱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好娘知道”，“一定要瞒住她”，因为“胡伯伯是好娘和爸爸平生最好的朋友，这消息绝不能让她知道”！ 　　……如果她知道了，胡适也随着叔永而去了，“Sophia，不要叫我忘了/永远留作苦痛的记号，/三万里外哭她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