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解救“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做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一次大解救“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做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一次大解救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在1957年所谓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做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丁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举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新闻编辑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 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惟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一次大解救“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会。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从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径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从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历史转折的谋略“文革”磨难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耀邦也再一次经过了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糨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天暮色迷蒙，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砺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汀、《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帮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1年冬天，干校里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轻人也被怀疑审查，他去向耀邦诉委屈。耀邦安慰他说，年轻人也要学会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气，也不怕坐牢杀头。“古人说过，‘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这是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说的。我们干革命，就应该有这个大肚量。” 耀邦见这位年轻人似乎听不懂自己随口引出的《南齐书》上的这段话，立即铺开一小张纸，行笔流畅地给他写了下来，后面还加上“孔稚圭”三字。这位年轻人把它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 心境渐渐开朗，不久“五·一六”问题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历史转折的谋略“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1976年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于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于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富强胡同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历史转折的谋略“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历史转折的谋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振振有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富强胡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起狂飙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作为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总司令。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远、陈野苹、张策、杨士杰这样的老革命，这位“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是不是稍作宽让、给条出路呢?不，也一样，也一直不给他们“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连中组部办公大楼都不能迈进一步。“文革”前的中组部老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一位纤柔瘦弱的女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劳动，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沅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这时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出面答复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 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被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为，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围绕着中组部推选党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动，再加以原巡视员张志杰的紧张联系，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遂以袁任远、张策、杨士杰等同志为核心，纷纷用大字报向郭玉峰展开了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然而上面似乎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他继续稳坐钓鱼台。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报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还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多少页；接着这位老同志自己说：“我们虽然备受摧残，但幸运的是头脑还都正常，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个什么人!” 还有一张大字报在历数郭玉峰许多乱党纲常的事实之后，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许多老同志的大字报几乎同声厉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强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他们不愿再白吃人民的小米。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甚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他的妻子到院子里转了转，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对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分配工作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只是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责难，才未能如愿。甚至于，汪东兴也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 如果郭玉峰的这种委屈确有某种根据，那么“全国最强的”也仅仅是康生们眼中的“强”，在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广大干部方面，也还是碰到“硬胡桃”就软了下来的。 接着，大院里就有些似乎自愿为郭玉峰解围的人，以整洁院落为借口，用水龙头洗刷墙上的大字报。可是，老干部们又在后面跟着贴…… 中组部起狂飙斗争由大字报转上了《人民日报》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也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以致这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 耀邦回忆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许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磋商后不到一星期，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就出现在中央党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暗，不巧中央党校那一片又停电，耀邦就点起两枝蜡烛，与杨逢春逐字逐句地细心修改，直到夜深把通篇文章都改完才搁笔。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接着，《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首先在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被摘去了“走资派”的帽子，《人民日报》不但发了消息，还郑重其事地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新华社记者顾建鹏、曲忠诚报道了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大力重申党的干部政策，认真处理过去审干中的遗留问题，长达四千六百多字，《人民日报》全文采用，并配以三行通栏大标题。其眉题是：“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主标题是：“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下面的副题是：“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中组部起狂飙果然不久，郭玉峰就离开了中组部大院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东兴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 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都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谈不上开会传达。老干部们又一次掀起了张贴大字报的高潮，愤怒声讨郭玉峰欺上瞒下的两面派勾当，要求党中央尽快撤换他。否则，所谓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只能是又一场白日梦! 这样，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传达了汪东兴的那点儿指示。但传达归传达，行动还是不见影，正像一张大字报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话所说，他眼中的梁木还没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谛!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点好他那只公文包，永远离开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对郭玉峰来说，这种结局也许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众心目中，这种结局是理所应当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虽然这是后话，但从中不难看出，从“文革”伊始到离开中央组织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样角色是明明白白的。 另，在宋任穷交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中，谈到他在耀邦之后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 这样，郭玉峰在中组部期间的作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重振“党员之家”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街上行人不知内情，都好奇地驻足凝望，西单商场的一些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不知这个过去老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何等大喜事。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登上了办公楼，立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开会。耀邦在会上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中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 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 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体事务由吕枫负责； 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重振“党员之家”“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党员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重振“党员之家”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诉沉冤的恽逸群和秦川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年他才21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恽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恽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恽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恽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恽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恽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表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恽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1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伸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位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覆盖党旗晚了一大步，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便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欣然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七十三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六位正副部长坐成了一大排，想听取秦川畅谈“劳动锻炼”的收获，如何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他们未曾料想秦川不但不领这份情，而且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很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 人数足有半个战斗班的正副部长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秦川所说未免太过火。秦川说：“这并不过火，而是实事求是。”部长们让他写份材料。他说“写就写”，每个字写得“袁大头”那么大，写了几张纸。 一位副部长向别人抖抖这几张纸，说“这是十足的对抗情绪”。他说“可以安排秦川的工作，但要他自选门路”。秦川说：“这等同于上山下乡返城的待业青年。” 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没辙，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向中央建议让秦川担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但遭到了康生的坚决否定。“文革”风起，康生仍不放过这根“眼中钉”，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得风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餮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重振“党员之家”“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幕，终身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有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党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1966年6月13日“文革”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上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抢，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十六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对待这么两位老同志，干校的军代表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他们也当做十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用!”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活，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间小平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虽然，他俩与耀邦、李昭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他俩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耀邦与李昭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但他们考虑到耀邦现在日夜操劳，只给耀邦留下一封信，恳请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乎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楼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档案系统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曾三被恢复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原来的职务，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十三大”特邀代表，199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85岁。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位老党员在多病缠身的晚年受人折磨刁难时，也在胡耀邦当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得到了真诚的温暖和得力之助。如今他的现已八旬的老伴沈义向笔者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怀难已。 但在当时，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很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重振“党员之家”应该主动地找老同志们谈谈心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做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那么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而是各级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干部呢?耀邦提出：由中组部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组织部长会议，以加快统一运筹对这些干部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有关政策的落实。没想到，这也举步维艰!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开全国性百人以上的会议，也非得中央批准不可；但对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中央认为不合适。这一个又一个晃眼的大“红灯”似乎向人显示着：你们不是要搞什么“党员之家”吗?哈哈…… 事已至此，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因为会期已临近，耀邦毕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耀邦就坐在某个省委组织部两位部长之间的空位上，也没在他的座位前专门为他放一个写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过：“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他细心地听取各地汇报。 第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以及中组部的全体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后面是个问号：“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特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据听过他这些讲话的同志回忆，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人遭殃，其中八万七千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申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微乎其微，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新发现的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关于会上出现的“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讲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对于这句话，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惟一的办法，在当前，就是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坚决冲破阻力，为所有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呼号，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托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捎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或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这样的人，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哽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维领域里无禁区并非自今日始。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他就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人是不能活到一万岁的。”“世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多少科学知识，对此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处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确的办法。” 因此早在那个年代，这位平生博览群书、苦读强记的人，就号召青年团干部既要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世界名人传记等等，而不是专读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许多人还知道，耀邦的这种勇气与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才十一岁，就在学校里担任了少先队队长和宣传组长。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耀邦的家乡浏阳，并在文家市学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红军战士讲了话，说是“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当时十二岁的胡耀邦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兄杨勇，都爬到学校的围墙上，观看了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毛泽东的这番演讲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岁，个头儿又小，红军不肯带他走，不然他那会儿就成了红军了。 1929年冬天，刚满十四岁的胡耀邦就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历经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到北京，在迭享胜利的欢乐中也累遭种种磨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讲话，嘴上说的，手上比划的，都体现着一种忠诚。而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对党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始终不渝的忠诚更可宝贵的? 参加座谈会的很多同志觉得：只有经受过不少磨难而从不泯灭良知、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人，才会如此一直明辨善恶是非，忧世人之忧，急冤苦者之急。因此耀邦在会议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时破难释疑的讲话，都使大家听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谈会的讨论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活跃。几乎每天散了会，负责掌握会议的同志都将当天的会议进展和各种不同意见，连夜写成书面材料送给耀邦。通常上午报去的材料，当天下午或至迟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复回来，并逐一签署了意见。其中有过这样的批语：同意你们讨论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带回去供本地区、本部门党委参考，结论由党委做。有时候他还进一步说：作为共产党人只能服从真理，实事求是，不应该让现代迷信和禁区继续存在。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 如果说到此为止，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论的外围战，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半年后，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认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希望在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要求研究总结整个“文化大革命”。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耀邦的讲话。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在讨论中，发生了一些争论。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入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请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文章说：“四人帮”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四人邦”代表着旧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正是摧毁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仇恨和恐惧。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现代化等于复辟”论和“全面专政”论，是他们摧残科学与民主的两把屠刀。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生产力，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典型。而“四人帮”反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全面专政”论，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对“一切阶级差别”、“一切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观念”，统统实行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镇压的这种特殊手段，无限制地扩张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他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践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而且在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统治——用暴力摧毁工农业生产，用暴力摧毁机关学校，用暴力摧毁文学艺术，用暴力摧毁科学研究。谁在日记中或睡梦中流露出对他们的丝毫不满，谁在内心中怀念被他们仇恨的周恩来总理，一被他们的鹰犬察觉，立即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镇压。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都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文章说：打倒了“四人帮”反科学、反民主的野蛮兽行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否巩固和强大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能否组织人民管理和监督国家的事务。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对国家的直接管理和监督，防止国家管理人员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自从这个伟大尝试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由于历史的曲折前进，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还没有现存的完整的经验可借鉴。这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创造和总结。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帮”这样的专制魔王以后，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大家都记得，在1966年怀着反修防修热情涌向街头的那些青少年，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上当受骗，选错了造反的目标；但是到了1976年，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把矛头一直指向万恶的“四人帮”。这不平常的十年锤炼了毛泽东思想故乡的伟大人民。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和鉴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切实地保证人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这个伟大的人民民主力量，去完成新的长征。 这篇也强调了“实践”的文章，于1978年5月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如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在电话中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5月18日上午，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很显然，这是一次发动并布置围攻“真理标准”一文的谈话。这对尔后的一些地方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打气”作用。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对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不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耀邦进行表扬。 6月15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可是，千百万的冤假错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过来能行吗?莫说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帮’”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胡耀邦就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虑着。那时他的态度就是“多读书，不出门；有人来，不关门”……无论亲疏远近，来者一律不拒，为许多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复工作而操心劳碌，或出主意，或转材料，虽然从干校回京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个儿一直在家里被挂着没工作。以后在1975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等人曾发出这种威胁性的信号：“在北京，有几个专门搞右倾翻案的地下联络站，胡耀邦家就是一个!” 然而胡耀邦当时泰然置之。这一次，汪东兴又向耀邦们发出了警告：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争论的实质并非如此! 现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该去的地方，整个神州大地要求实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办事的强烈呼声犹如山呼海啸的时候，汪东兴等人还片面地认为这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在这之前两个月，汪东兴就似乎按照这个逻辑，坚决不让胡耀邦对新华社《内部参考》一篇报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开见报。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的一篇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报道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是建国初期建立的技术力量较强、设备条件较好、拥有光机电配套齐全的研究机构，并附设专为科研服务的大型实验工厂。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奋发图强，团结战斗，早在五十年代就研制成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晶体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多项重要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和一个系列的光学玻璃。激光技术一兴起，这个研究所就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继取得了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开辟我国光学科研领域，促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毛主席在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视察了这个所的科研成果，并高兴地在高精度经纬仪旁照了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委前第一书记把他的亲信、“四个帮”的爪牙单奎章安插到这个科研所，窃据了这里的党政领导权，并怂恿支持单奎章大搞法西斯专政。 于是单奎章全面否定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进步和做出的贡献，肆意颠倒敌我关系，以知识分子为仇敌，视科学为罪恶，狂叫“光机所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圃”，诬蔑知识分子是“知识地主”，“知识资本家”，“知识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是“用技术专无产阶级的政”。他甚至用下流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疯狂地叫嚣科技战线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抓一个‘斗’字”，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工资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 从而单奎章无中生有地说：“光机所有四条特务线”，“有六层阶级敌人”，“各种阶级敌人应有尽有”，“特务多得连成了线，结成了网”，像“毛毛虫满地爬”，掀起了大抓“特务”的黑风。一霎时，被他抓出了“特务”或当做“特务”隔离审查的多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的百分之八十二，工程师的百分之五十七，助理研究员的百分之五十和教师的百分之五十，都被打成了“特务”；剩下来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之全部，助理研究员、工程师和技师的一部分，也准备打成“特务”。 面对这多如“毛毛虫满地爬”的“特务”，单奎章狂叫“抓起来就审，一审就解决问题”，“不用出门调查核实就可以定案”，并私设公堂，动用多种酷刑逼供——科技会员证就是“特务身份证”，收音机就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个人存款就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也是“特务活动工具”，甚至通晓哪国语言、去过某个国家，也成了是这个国家“特务”的证据。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科技人员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单奎章竟天良丧尽地说：“自杀说明他们问题严重。” 单奎章制造了这些冤案，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升学招工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子女，而且还向外省市许多单位发出所谓的“敌情通报”，使许多受害者的亲友受到株连，轻者长期背着黑锅，重者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单奎章进而把技术上的分歧、学术上的争论，以及科研、生产上的责任事故，也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并蛮不讲理地说：“你说无意，我说有意，你怎么解释，嗯?!”因此而受害的就有近百人。 为建立光机所、发展我国光学科研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内外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教授，也被单奎章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并诬蔑他上边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 总之，单奎章把一个好端端的光机所糟蹋殆尽，使国家光学科研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却对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极为欣赏。他让单奎章总结“大抓特务”的经验，组织报告团在省内六个地区巡回报告几十次，听众数十万人，流毒很广，后果极坏，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被打成了“特务”。不仅如此，王淮湘还让单奎章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把他由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提升为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把持全省科技大权。 尽管如此，忍无可忍的光机所很多职工仍与单奎章不断地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要他按照党的政策平反“特务”冤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是单奎章以王淮湘为后台有恃无恐，对这些职工乱扣“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大帽子，疯狂地进行打击报复与镇压。他说：“说我不落实政策，我看是落实过头了!要说不落实，就是批得还不够!”他更嚣张地说：“说我整知识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个，我算个啥?光机所有八百知识分子，批掉三百，还有五百呢!” “四人帮”倒台后，单奎章在吉林省的大后台王淮湘也倒了台。新的吉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光机所问题的指示，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和王淮湘、单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单奎章隐瞒了几十年的为汉奸和日本强盗效劳的罪恶历史；同时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被打成“特务”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为此工作组召开了全所职工、家属和本地外地科研单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亲友共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了平反决定和平反名单，使九载沉冤得到了昭雪。工作组还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个单位发出了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报，为受害者的亲友和受株连者挽回影响，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受害职工安排适当工作，伤残的给予治疗，死亡的开了追悼会并做好遗属的抚恤和安置；对被当做“罪证”抄走的财物，已经查到的全部归还，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 对于单奎章，待其他问题查明后，将由司法部门依法严惩……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报道，立刻从历史的高度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批示。他批道——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注1]。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胡耀邦在邓小平“文革”复出因周总理病重而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曾一度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对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的一切都特别关心，此刻又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发动党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拨敌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其他一切优良传统，对这篇材料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但合乎情合乎义，也是完全公允，无可指责的。 新华社编辑部得到了这一批示，当即给吉林分社康国志挂了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来京把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广播稿，并将这个批示作为《新华社编者按》，冠于广播稿前。《人民日报》闻讯，也按照这个批示的内涵写了一个短评，将配合这篇广播稿一齐见报。两大新闻单位的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密切关怀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传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面前，这《编者按》和短评被全部砍掉。新华社在当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报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见报——《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 当时一些知情人就说，谁想全面地恢复实事求是、彻底地拨乱反正，“两个凡是”论者必然起而阻挠与遏制…… 在下面，也有一些人在“顶牛”。山东烟台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问山东《大众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为什么《大众日报》不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位副主任说：不是我们不宣传，而是省委负责同志不准报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从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长达4个月，在全市的理论宣传系统没有组织过一次讨论。报纸上除转载新华社发出的文章外，没有登过一篇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市委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说：“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总不能超过(清查‘四人帮’余党的)第三战役吧!”这位部长竟把这没有任何矛盾的两件事对立起来。七八月间，群众再次广泛要求组织讨论，这位部长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组织讨论。我们只能按中央文件办事嘛!”9月初，这位部长又借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借题发挥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高举’。在国内有一股风，企图贬低毛主席。中央报刊上两篇文章，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 真是上上下下，阻力重重。但是耀邦向一批批甘愿跟他“下油锅”的同志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讨论更上一层楼 1978年5月13日，即吴冷西打电话批评责难胡绩伟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的家里，请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开了个小会。《人民日报》的同志介绍了吴冷西的电话内容，耀邦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一些同志提出，对“砍旗”与“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谬论，必须公开批驳。耀邦想了想，支持这个意见，并出了个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耀邦说：这篇文章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抵挡的。“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灾难，反面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后几十年，若再重复这种灾难与倒退，人民是定难饶恕的。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耀邦强调：这篇文章要把历史潮流是怎样地不可阻挡这个道理，说深说透。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潮，十分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6月16日，就在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专门反驳“两个凡是”论者对“真理标准”一文责难的首篇重头文章，是由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由于汪东兴已对各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为减轻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已受到的压力，这篇文章得到了已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罗瑞卿的大力支持。他赴德国动手术之前，还专门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给耀邦打电话说：“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这一去，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这个电话成了他给耀邦的最后一句遗言。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登。 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阐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依据；然后针对“真理标准”讨论后出现的种种指责与非难，发表了鲜明有力的不同意见。 文章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是为了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顾事实地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贬低，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完全视他们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定，他们也把这叫做“事实为需要服务”。 文章说：本来，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要尊重事实，不掩盖事实，让实践与事实说话，那是不难辨别清楚的。林彪、“四人帮”砍掉真理的客观标准，是为了便于他们胡作非为、作假伪造而又能强词夺理，把随便什么臆造、谎言宣布为“真理”，其危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文章说：可是有些同志却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 文章说：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习。 文章说：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这种思潮，同群众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义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文章也不客气地指出：改变一些旧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6月30日，《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15日，第七十三期的《理论动态》，发表了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小标题。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了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力作《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也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该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孙铭惠的报道，介绍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 讨论的背景是：在“文革”中，原省委的领导同志被说成是“黑省委”；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全都被委以重任，这说明原省委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文革”中进了省委班子的人却指责说：对“文革”前的省委只能称“黑省委”、“旧省委”，不能称“原省委”。这就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如按照“两个凡是”，这“黑省委”三字是经毛主席圈阅过的，当然是“黑省委”；而按照“真理标准”来检验，则不能称做“黑省委”。于是在省委内部，乃至更大的范围，这原省委究竟是“红”还是“黑”，发生了许许多的争论。 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用“真理标准”来衡量，“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而不是“黑的”。既然原省委是红的，那么对于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怎样看? 常委扩大会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坚持“真理标准”，不但不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真正地捍卫了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耀邦当天看到了这份《内参》，立即提出给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耀邦这样做，对学员们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新华社又将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电讯播发全国，《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刊载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7月23日下午，耀邦在家里向《理论动态》的同志传达了头天下午邓小平对他的谈话。耀邦说：有些人一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大吃一惊。对这样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很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了! 过了几天，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开会，布置撰写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又一篇重头文章，即《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此文经几次讨论，耀邦几次修改定稿，发表于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八十四期《理论动态》，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这些文章，不但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报纸和中央一级的大报所转载，还引发出更多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批》、《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把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天才论与实践论的斗争》、《理论工作惟一正确的方针》，等等；《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的文章分别有：《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评所谓“专家路线”》、《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同志，也在报上发表了题为《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的文章。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同志，也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章：杨易辰的文章题目是《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任仲夷的文章则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的讨论十分广泛而热烈。 对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的出现，有人评述其原由说，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耀邦的组织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论大军，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这支大军简直所向无敌，笔锋锐不可当。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理论的“两个凡是”，在这支大军的横扫下，顷刻间土崩瓦解，连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直到9月中旬还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传讨论“真理标准”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赶忙登出几篇表示认同“真理标准”的文章，以应付一下“门面”。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重大突破口：“六十一人案”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有当时还没有入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惟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做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联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还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了河南省公安厅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不要写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粉碎了“四人帮”，尤其在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此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接着，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了得不了得，先打开一个小小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入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惟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存，她自己扒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们也服从分配，打鱼、割草、放鸭子、喂牛、种地、挑百来斤重的大粪桶，派啥干啥，但同工而无酬。他们的父亲含冤去世后，周总理批准给每个孩子每月十五元抚养费，西藏军区却拒不执行，他们六年未见分文。他们全家烧水做饭，只能去附近钢厂捡煤渣，也被干校的连长说成“太丢人”!这样，孩子们常常清晨五点外出打鱼，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饿十二个小时。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读高中，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席追掉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惟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 “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翻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上文谈过：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曾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过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耀邦最后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回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员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对耀邦等人来说，虽痛心疾首但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等。这些被“专案”的对象，都曾是不同革命历史时期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 但主案组“分析”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的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枝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天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三○一医院，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诬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97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另起炉灶，兵贵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工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这不用说，以后当然也该去看看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虽然六十年代初，耀邦从湖南调往西北局担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为制止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在“四清”运动中的“左”倾路线对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无情打击和残害，曾被刘澜涛整了又整，整得很不轻；但是他很欣赏的“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的那种品德，不是光要别人去学习和实践的，他仍然决心为包括刘澜涛在内的“六十一人案”的彻底平反而勇往直前…… 贾素萍，一位忠诚干练的老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她就担任过太行兵工厂的党委书记。她急忙答应耀邦：“这就去。”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 。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一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律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耀邦再考虑一下，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贴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两个凡是”的主阵地终于被突破 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拨乱反正鼓声急彭德怀、陶铸与“六十一人案”同时平反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戴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当然，康生蓄意提出“三六案”时仍健在的四十人中，十中有四即十六人没能再回来。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前文已提过的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等同志，在“文革”中的折磨迫害下，分别于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逝。原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及其爱人李琛，被南开大学“八·一八揪叛徒战斗队”打得皮开肉绽，高仰云不能忍受这法西斯暴行投河而死；李琛则忍恨留生，悄悄藏起高仰云遗下的血衣，希冀有朝一日把这古今中外罕见的最野蛮、最暴虐的罪行，揭之于化日光天。她终于把高仰云的血衣带到了北京，盼到了这一天……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遗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接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致残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拨乱反正鼓声急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1978年，在党中央尚未做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早在1973年，二十一岁的庄辛辛，就在日记中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江青煽动武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的罪行。在被捕后的审讯中，庄辛辛面无惶愧地回答：“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办，张、江、姚伙同林彪干了大量坏事。他们想把老干部打下去，结党营私，篡党夺权。邓小平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我信任他，佩服他。我对周总理无比崇敬。我认为张、江、姚一伙诬蔑革命人民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行动，我不能接受。”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复。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19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入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国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业绩。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19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与副社长穆青商量认为这是事件发生地现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做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 当天下午七点多，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拨乱反正鼓声急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其中有的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同志，而被诬陷为“反革命”的；有的只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或喊错了口号、写错了字句，或发生了技术事故、责任事故，被无限上纲定成了“反革命”。浦镇车站的一位装卸工，说了句“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局建筑工人萧经业，在一座不断冒烟的土窖西侧作业，因刮东风弄得他烟灰满身，说了句“刮西风就好了”，就说他与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被管制三年。还有的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也被当做“反革命”来惩办。 南京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大得人心。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的范焕成，被改判无罪送回家时，范的几个儿女都含着泪，表示要努力工作，报答好心人的恩情。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个重大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指示，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对江青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亲哥哥李干卿进行了调查，查明李干卿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给李干卿写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你要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文革”风起，窃据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高位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代表人王效禹，嗅知此事，便视之为进一步投靠江青、林彪集团的好铺垫。1968年4月2日，他给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帽子，既发密电又跑北京，向江青、林彪死党汇报。4月25日，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康生，听了王效禹的汇报。江青破口大骂山东公安机关调查他哥哥问题的同志，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只是“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第二天，北京的三个人，带着江青、吴法宪的指令到了济南，即刻抄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警卫处处长于杰、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副处长曲和钧、保卫股长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并在4月29日，用北京来的两架专机把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审查”，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 同时，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从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个小医院秘密“监护”，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县公安局长叶茂林，在担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时，只听过一次调查李干卿的情况汇报，也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到三个月，就含冤死去。此案还株连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平反大会上宣布：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冤案，是林彪死党和江青，及他们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制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强加给被迫害同志的种种罪名，一律推倒，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这个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就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吕正操等四十二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并经党组织同意，以新华社发消息的方式，向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张学良。 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硬说这是要求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回东北，“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因而“这是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1968年底，四十二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多人被“监护”关押，另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隔离”看管，都遭到了刑讯逼供。 1969年1月，制造这起陷害大案的人，又编造出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害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并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诬蔑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由此，凡是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中学、东北大学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在平反大会上，辽宁省委第三书记黄欧东宣布的省委决定说，对被列入这一冤案中，定为“特务”、“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九十人，一律平反；对被迫害致死的高崇民、阎宝航、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等同志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同志，予以妥善安置其工作和生活。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冤案的全部材料和个人档案中的黑材料；给被平反同志和受株连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1979年冬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广东海丰县彭湃烈士的亲属，及忠于革命正义的海丰县乡亲父老惨遭血腥屠杀的严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处理。 早在1966年春天，原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老母周凤打成“黑旗”。孙敬业说：“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文革”开始，汕头地区和海丰县的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恶毒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说海陆丰起义是“盲动主义”，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就是“抵制毛泽东思想”。他们叩求林彪：“我们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浪便不断涌起。孙敬业等人大肆攻击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是“不必要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利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而且还对这个有六位亲属惨遭蒋介石集团杀害的革命家庭，继续进行屠杀迫害：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尸骨被秘密毁埋；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被用篾刀连砍带割地砍下脑袋，挂在海丰县城闹市区“示众”三日；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枪杀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高龄老母也被秘密监禁，直至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还暗中组织“彭湃专案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孙敬业公然宣布：今后谁再收藏海陆丰农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分子”论罪。他们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大革命时期沿用下来的“赤坑”、“红草”两个地名也被换掉。广大干部群众愤慨地说：当年还乡团反攻倒算，就是这样“毁红灭赤”的。 许多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愤怒声讨孙敬业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孙敬业们遂疯狂叫嚣，“海丰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们秘密调动武装民兵进城，于1967年8月26日开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一百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行凶作恶最歹毒的，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众”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和日伪维持会长、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时代被起义农民镇压的伪区长的杀人凶手洪桂文。 他们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打成“反革命家属”。 周总理得知彭湃烈士的老母亲周凤被折磨得一息尚存，立即下令抢救，这些凶手竟攻击周总理“为地主婆周凤翻案”；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凶手们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1974年，叶剑英派出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去调查海丰事件，孙敬业仍百般阻挠破坏，掩盖罪行。 197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应对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当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这才揭开了海丰问题的盖子。接着，省委会同广州军区派出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拨乱反正鼓声急党内党外的新老错案齐解决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已被平反改正。另一部分人，因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打退翻案风”，而未及平反改正。后在“四清”运动和“文革”逆风中，已被平反改正的同志又被旧账新翻，未及平反改正的同志更遭揪斗游斗，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或团籍、降职降薪、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后，党中央下令为所有被扣以“右倾分子”或“右倾错误”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被录用的起义投诚人员约三十多万人。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风潮，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好地执行“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团结教育”、“妥善安排”的原定方针政策。“文革”中，其中许多人，包括不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又被强加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或扣以“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被开除公职押归故土，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对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决定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和纠正。 但是像落实其他政策一样，对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后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闻报，尚有八千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他几次批示“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才使这项工作得以圆满结束。 对于“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律复查改正；冤假错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级的，恢复原级别原待遇，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强迫退党退团的，一律予以恢复；被下放农村的，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或与当时所在地区的政府联系予以妥善安排；年老体弱的，按退休退职处理；被查抄和强占的财物要一一退还，原物已丢失的要酌情赔偿。 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些遗留案件，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其中要案之一，就是康生把原来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红旗党”，诬称这位同志是打进我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并由此妄断这是国民党制订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新策略”，在其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实行“内奸破坏”。于是，对众多被“抢救”的同志大搞逼供信，酿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由此，康生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等地的地下党都称做“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地下党员被打成了“特务”、“叛徒”、“内奸”，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抢救”运动后期，党中央发现这“红旗党”纯属假案，及时作了纠正。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整个“红旗党”假案未能作出全面彻底的论断。然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英勇机智地领导人民群众从事各种对敌斗争，很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些同志诬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红旗党”，不但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也是没有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的! 可是在“文革”中，康生又把这一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批斗，有的惨死或致残。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对这个源起于几十年前的冤案，也作出了全面彻底的平反决定，对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事档案中有关假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取出销毁。 1979年3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在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上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内蒙古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涉及全区几十万人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二月逆流”、“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全部平反昭雪。周惠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制造这三大冤案，篡改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敌我关系，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民族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导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砸碎了束缚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枷锁，人心大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们已成了千古罪人，制造三大冤案的帮派骨干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对“文革”中制造的“南方叛徒网”案、“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案，以及在《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下祸及全省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文件，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上海地下党大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派遣刘晓、刘长胜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优秀党员和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了新四军的骨干人才。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震动全国的上海十万工人、店员、学生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示威游行。解放战争中，配合解放军正面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军胜利渡江前夕，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上海人民，广泛开展了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斗争，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毁灭大上海的恶毒阴谋。 在这长期的艰苦紧张斗争中，上海地下党不少党员献出了生命。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已建立起五百多个地下党支部，拥有八千多名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少人担负了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全盘否定了上海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多次诬称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叛徒集团”，并专门建立了三十九个“中心专案组”和八百四十五个“卫星专案组”，被立案审查的多达三千六百多人，占上海解放时原地下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并株连到已在中央或外地工作的党员干部。张春桥、王洪文们对凡因工作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诬为“红皮白心”；对遵照组织决定撤往解放区的同志，皆称做“受敌派遣”；对没有被敌人抓捕过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则又说是“被敌人秘密策反”；对被敌人逮捕而坚贞不屈的同志，却又都称做“叛徒”；对地下党领导的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都叫做“反动组织”。因此，“文革”前担任县、区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员全部靠边站，内有六十五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四人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个大冤案逐一进行复查。经过为时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发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遭受株连的群众和家属，也予以落实政策做好善后。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化、统战、工会方面纷纷落实政策 也在1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统战系统的这个冤案，源起于“文革”前的1962年。当年，就有人指示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公开“不点名”而内部大点名又广发文件的批判，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专题报告”，对统战系统的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更把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把各级统战、民族、宗教、侨务部门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或“投降部”；把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普遍当做“专政对象”；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把民主党派诬蔑为“反动党团”，把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视为“敌特关系”。许多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命”，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为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和奉献的党内老同志和爱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徐冰、张经武、高崇民、吴晗、车向忱、阎宝航被迫害致死，给党的统战工作造成了空前大浩劫。 在中共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上，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宣布：对李维汉、徐冰等中央统战、民委系统一批领导干部所强加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中央和各级统战、民委、宗教、侨务系统中被迫害的同志，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同样，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了大会，为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平反昭雪。 1961年，经党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是一个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尽快发展国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性文件。1962年，分管全国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陈毅都到会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反右”后萧瑟秋风的全国科技战线，从此复又生机勃勃，涌现出了成功试验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科研十四条》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把“广州会议”打成“向党进攻的黑会”；把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或“走资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员，打成“修正主义基础”、“反动学术权威”——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国科技工作更加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倒，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1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工作阵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个“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等人，更肆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二人，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十，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和问题是： 杨献珍、张友渔、邵荃麟、杨述等同志的所谓“叛徒”案；孙冶方、刘大年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俞平伯、罗尔纲同志的“反动学术权威”；吕叔湘、丁声树、翁独健、钱钟书等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顾颉刚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关山复、刘导生、姜君辰、何其芳、黎澍、尹达、夏鼐、冯至、张棣华、石明远、韩幽桐等同志的“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徐懋庸、温济泽、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许良英、顾准、荒芜等同志的“右派分子”，等等。被逮捕审查的杜任之、赵洵、林利同志的错案，也都得到了纠正；被戴上多种帽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杨献珍、杨述、孙冶方、侯外庐、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刘大年、陈冷、骆耕漠、罗尔纲、蔡美彪、林里夫、顾准等同志，所有被强加的荒谬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这个重大错案是：1958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上，全总主席团委员董昕和王榕、八届执委陈用文和杜存训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各项活动；工会要反映职工疾苦，支持群众的合理正当的意见与要求，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等。 毫无疑义，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断然指责这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整风会议之后举行的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上，有人又根据这一错误批判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撤销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陈用文的全总八届执委和主席团委员职务、杜存训的全总八届执委职务。决议还要求各地工会系统，根据全总整风会议精神，开展“拔白旗”运动，使全国各级工会有同样意见和主张的大批干部受到了批判，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受到了组织处分。如此种种的倒行逆施，严重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又利用这一错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会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大搞“砸烂旧工会”，给全国工会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979年秋天，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批准，宣布为董昕、王榕、陈用文、杜存训等同志恢复名誉；各地工会对所有被株连批判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随之一律予以复查纠正，解除了压在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头上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谓“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更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既有错捕错判，就应该有人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带了个好头。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各阶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下，中共广东省委有人误把这张大字报当做“反动大字报”，又错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总理的准备”，“是想‘以新换老’大换班”。他们揭露：“张春桥、姚文元把别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飞扬跋扈，横行一时，必将“千古遗臭，万人唾弃”。他们还对“四人帮”们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破坏生产的罪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四人帮”们“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上制定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它“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搞下去，生产就会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产力上、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上超过资本主义，再搞什么阶级斗争，也不能阻止所谓的‘复辟’”。 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等人“指示”，从1975年4月开始，先后逮捕了这些同志。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年又一个月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赵凤歧、罗建中三人死刑、一人无期徒刑、六人分别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两人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管制三年。 张珉、赵凤歧等人不服，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经一年多的审理，于1979年1月23日通知山西有关方面，认为张珉等人进行上述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对“四人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当做“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因此，最高法院将此案发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并建议先释放所有在押人员，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开释了张珉等人，并于接到最高法院通知后的一个月，即同年2月24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无罪。因此案而被错捕的另外三人，也由山西省公安局同时释放。 为了纠正上述两个错案，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于1979年2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对错误处理这一案件承担了责任。这位负责人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的话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 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平反大会上，酿造这一错案的主要当事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说，省委、省革委会应对这一错案承担责任，特别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基层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他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向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位同志以及受株连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王谦说，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平反，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加快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改正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9年9月11日上午，旅游名胜“避暑山庄”所在地的河北省承德市市委，为活着的张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同志，召开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平反大会，并作了公开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承德矿山机械厂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不畏强暴，明辨是非，公开反对林彪、江青们的反革命集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9月17日被逮捕，并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年林彪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批准改判董秀芝无期徒刑。董秀芝不服，在狱中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粉碎“四人帮”两年后，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革委会却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对她长达八年的折磨留下的一切病痛不安排治疗，对她的生活困难和工作安排也无人过问。因此，董秀芝同志两次跳楼自杀，险些丧命。 对承德市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这种不讲党性与人性的卑劣行径，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为董秀芝打抱不平。1979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市委才开会研究，基本上解决了董秀芝的生活、治病和护理等难题。同年9月，承德市委、市革委会，才认识到董秀芝当年公开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们是正确的，方式是合法的；决定撤销市革委会1978年为董秀芝平反时仍给她留了“尾巴”的错误决定，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技术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在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董秀芝为捍卫真理而奋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拨乱反正鼓声急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拨乱反正鼓声急刘少奇，压根儿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拨乱反正鼓声急只可惜：在阳光普照大地时，也还有不易消融的冰川冻雪 981年7月1日，作为刚刚被选定的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朗朗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这篇讲话的一开头，耀邦就突出了全党正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使命。他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刻。 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就是要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继承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 的确，“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经过各方面三四年来拨乱反正，举国上下确已掀起了同心同德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层层热浪。 但是并非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已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这层层热浪之中。有些人还被裹挟于个人权威第一、个人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的涡流中不愿自脱。这就像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大地，山下鲜花盛开的时候，一些高耸山区的阴山背后总会残留着一条条一块块不易消融的冰川冻雪。一些很难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和一些本该顺理成章地圆满落实的政策，仍不得不由辛劳过甚的胡耀邦和他的战友们一一过问才冰融雪消。从1980年到1985年他对若干问题的极小部分的批语中，就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难题的反复性和艰巨性。 ——1980年9月2日，在一封要求为湖南的一位眼科专家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批道： 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得很不好，请中组部配合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科委切实抓紧办。我们现在到处的通病是：讲大道理的多，写规定条文的多，漫无边际议论的多。发现问题的少，解决问题的少，深入检查督促的少。这个风气各部门一定要认真改过来。 ——1981年6月7日，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万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议论，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在又一封申诉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许多可有可无的烦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烦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你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方面扭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人帮”仍在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关部门不切实了解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烦琐地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哪级党委定的由哪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8月27日，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五台山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 凡属作宗教活动的寺观和属于它的山林，都要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道管理。由僧道自己管理，证明比“吃大锅饭”的其他单位管理得好。中央和国务院的这项规定，全国各地必须坚决落实执行。请宗教事务局抓紧解决，力求在今明两年全部落实好。 ——1982年10月20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十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导、号召。 ——1983年9月15日关于落实政策问题的一个讲话： 抓这件事(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17日，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整党中必须狠抓政策落实。如果不抓政策落实，各方面工作的局面怎么打开呢?如果还在那里怀疑中央哪个文件是“左”的或右的，怎么可能真正落实呢?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叫“左”、什么叫“右”的问题。我看应作以下三点分析：一是必须理直气壮地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二是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在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在整党中抓政策落实，实际上也是抓统一思想，不然局面是打不开的。 ——1984年1月24日，在一份《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1984年2月18日，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基层领导为一些不正派或不太正派的人把持，政策落实困难，群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要严肃注意。注意办法就是不能光发号召，光开会讲，要深入实际去查。 ——1984年2月21日，在一封申诉信上的批语： 我们现在一些党组织对中央的某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坚决，不彻底。这件事一定要引起我们中央和省市区两级重视。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一些党组织对这样的影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事不重视或重视不够是不好的。 就整个来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和各种统战对象、对起义人员、对侨眷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失误。 ——1984年2月24日，就科研、院校、医务、文化部门一、二把手的配备问题，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同志写的几句话： 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各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到，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1984年4月22日，在重庆市一位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件上的批语： 我的意见，落实政策必须严格督促检查，不许留不该留的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什么便宜可占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一些没有吃过苦头的同志，思想上仍然搞“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实，倒值得我们注意认真纠正。 ——1984年12月23日，在一份材料中批的一段话： 落实党外人员政策抓了七八年，到处都还有一些人遗留或遗漏没有解决好。主要原因不是哪个人对党的政策坚决对抗不执行。主要原因是我们县以上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主管部门的主动性和下决心把事办好办彻底的热忱不够。我说过几十次，抓这种事，不能单靠发号召。发号召，发文件，发通知，现在可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而是要到基层、到党外人士中去访问，发现一起就处理解决好一起，这样，人们就会找上门来。对找上门来的人我们又不怕麻烦，负责解决好。这样，又可以推动事情比较快地处理好。我看这样再抓上两年就可以完满解决了。这里，谈的党外问题，党内遗留案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1985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们许多地方对党外人士那种荒唐、幼稚的“左”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得到克服。之所以克服不了，我以为首先和我们有些地方的统战部门、组织部门有关。我认为，与我们有些做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同志有关。我主张你们两家(注指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从上到下在整党中要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和认真整改。 ——1985年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报告，给中央书记处胡启立、王兆国同志的批语： 启立、兆国同志： 我们党内向党外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事，时有发生，上面发现了，道歉了事，上面不发现，人家还得忍气吞声。今后怎么办?靠上面发现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可否向党外朋友提倡诉诸法律?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是很多的。下面，也就是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分别说一些不甚为人所知却又十分“蹊跷”或令人动魄惊心的案件的平反……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调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赞扬她目光深远、高瞻远瞩；当人们扯高嗓门狂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也同样狂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就看出这个叛逃者不是什么“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而是一个十足的奸臣。就凭这，也应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把她送出监狱，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 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有失“为人民当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就不利于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兴国县，明代“海青天”海瑞在这儿当过知县。四百多年来，海瑞为官清廉、办事公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一直在这一带广泛传颂着。因而这里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莲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中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悄悄议论说，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老的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而只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无异于给“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年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他们屈居少数，未能挽回狂澜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很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再说，1969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动”?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自暴自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邓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2月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其他冤假错案件。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数；多数虽已复查纠正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复查纠正，少数法院还没有动。 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一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纠正。在这些需要改判纠正的案犯中，有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或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的；有因为不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而被判为“恶毒攻击”判刑的。据1978年10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这类案件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已复查平反改判的仅二千二百二十五件。另外，把群众对某些干部不满、对党的某项政策不理解，或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满足，向上级写信，或在自己书写的日记、文章、诗词中，写了一些对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言辞的，当做反革命“恶攻”而被判刑的。……还有，由于逼供信，不调查，又不听申辩就草率定案，完全搞错或基本搞错的，也有相当数量。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识不足，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倾”、“包庇坏人”、“否定军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有的办错或批错了案件，怕承担责任而不予纠正，甚至从中阻挠，妨碍落实党的政策……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认为：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要坚决彻底平反。对那些既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同时也说了一些错话，甚至说了些带有谩骂的话，都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具体分析，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要揪住说了或写了几句错误言词不放，借口“非纯属”就不予平反纠正。如果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应该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要注意把某些群众由于思想落后或因一时一事不满，而说了或写了一些对党、对领袖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辞，与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宣传、煽动、破坏加以区别，不要轻易给人戴上“恶毒攻击”帽子。至于那些喊错口号、乱写乱画、无意损坏领袖像、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更不应定为反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无限上纲而定为“恶毒攻击”、“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破坏”的案件，着重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纠正。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查纠正“反革命”冤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然而从《请示报告》列举的阻挠和妨碍落实党的政策的种种表现中，却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的那几句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革”十年被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百分之八十三，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德市委分别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作用。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9月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查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二十三岁，就能够猛然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做“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十一点，我下楼送他们登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二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走访李九莲的家庭和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谈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查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查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这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这份《复查报告》在分析李九莲问题时所运用的逻辑，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观点是这样的和谐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着重总结了经验教训。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候，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马列的杜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说他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办的。但我们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小型座谈会。我认为刘复之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要私心重、缺乏正义感的人，能够真诚爽快地承认和纠正错误，是很难很难的。1983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在早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回到了赣州的杜昭的领导下，赣州地区果然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这就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风风雨雨，总会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一些新旧时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开的人，往往都很擅长于执新鼓槌，敲打他们烂熟的旧鼓点。而我们有许多人，在胜利的欣喜中却往往掉以轻心，麻木不仁。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魂均得以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大口气。同时据说，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纠正。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先说说这位革命长者 1995年2月1日，农历大年初二，我与人民大学的一位老朋友电话拜年，他得知我正在搜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条线索，就是葛佩琦的那个离奇曲折的冤案，最后也是在胡耀邦的关注下才得以彻底平反。我问，是不是他也出了力。他说不是他，而是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前辈。我说我很想见见这位老前辈。他说这位老人九十高龄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马拉松式长谈的，得先与他约个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电话。” 不一会儿，这位老朋友就来了电话，说是“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是大年初三，我怕影响这位老人家与远远近近儿孙们的节日欢聚，意欲向后推迟几天。我的这位老友说，这时间就是那位老前辈定的，他认为谈谈葛佩琦的事，“比过节还重要”。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 第二天早上，我如约前往，在人民大学林园宿舍区的一座楼房里，与这位老人见了面。 他叫李逸三，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须发尚未霜雪尽染；但言谈时常常不由自主地颤摇着头颅，偶尔写几个字，手也有点抖，仍不无高寿老者的特征。 然而他思路清晰，在平静缓慢的谈吐中，常常透示出刚劲雄辩的内涵。他说：1957年，他打心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刚正之气。 他年轻时，与薄一波、程子华、李雪峰，同读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他与程子华南下武汉，进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军事。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与程子华都参加了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程子华转去湖北宜昌的有着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部队公秉藩旅，李逸三则去了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四军十二旅旅部，当了一名准尉文书录事；而在共产党内，他是直属中央军委的进行兵运工作的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9年夏，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部队，带着装有党报《红旗》、党刊《布尔什维克》等印刷品的皮箱，住进了汉口一家旅馆，被检查旅馆的国民党军警发现，他只身逃去。第二天，武汉国民党报纸登出了一条大新闻：《共党要犯李立三武装来汉》，文中末尾写道：“已派出干探多人，四处缉拿”，闹了个一字之差的大笑话。 他在武汉江岸区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志强的公馆里隐蔽了一个星期，听说蒋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师已南去广东，他就返回上海党中央。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华，共同从事兵运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先与隐蔽在宜昌的湘鄂西党委书记——上海中央流动训练班（中央党校前身）的同学周逸群接了头。周逸群说，程子华所在的那支部队已在三天前举行了暴动，已与他失去了联系，遂介绍李逸三去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在洪湖苏区，李逸三先后担任过游击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秘书长兼洪湖军政学校代理校长。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党中央汇报了工作返回苏区时，被途中严密搜查的敌人认为“形迹可疑”，关进了武汉的军人监狱。武汉行营军法处判他三年徒刑。上海党中央与他单线联系的女同志浦秀文，给他汇了三十块钱，嘱其多保重。 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淹没了这所监狱。1932年春末，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疏通监狱令，他被依令释放出狱。出狱前，浦秀文又给他汇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路费。他出了监狱即刻赶赴上海，党中央已转移江西苏区。他遍找单线联系的浦秀文也找不着。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他见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产党员浦化仁，才得知浦秀文当年给他汇款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当时，他算是暂时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回山西武乡故土，独自建立了党组织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8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才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武乡县委员会，由他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春，他又被阎锡山逮捕，关进了太原第一监狱，判刑六年。 1937年5月，他组织同监狱难友绝食三天，他们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老同学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从连指导员干起。而后，他陆续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抗战胜利后调往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做党的工作。 全国解放，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他历任专修科总支书记、预科主任、校本部人事处长、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老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李逸三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接着，他从书橱里拿出一个厚实的文件袋，封面上写着“葛佩琦”三个毛笔字，里面装有八十年代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后，一些报纸杂志记者对葛佩琦的访问记，平反前葛佩琦写给李老的信件、申诉材料，和李老给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一些记者已发表的文字没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尽纳其内的。这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前辈！ 为保证“完璧归赵”，我回到新华社复印了全部材料。然后细细研读了“葛佩琦”，越发觉得当年一些人横加给葛佩琦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等等罪名，与葛本人从呱呱坠地起，直到1957年身陷囹圄止的真实言行，统统都沾不上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他本是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弟兄五人他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加上父母全家八张嘴吃饭，只有三亩半地。农忙时村塾放假，他这个颇受优待的小弟弟，也得去放猪放牛，同时手捧书本不忘苦学。 那时整个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小学，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中学。他从私塾考进了这所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刚刚读至毕业，这所中学停办。听说离平度县三百六十里的黄县也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中学，怀着“科学救国”理念的葛佩琦，用一根小扁担挑着行李和书籍，汗流浃背地行了三百六十里，考进了这所中学。 那是1929年春天。第二年的5月3日，是侵入山东的日本强盗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并残杀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十七名外交人员的“济南惨案”两周年。国耻难忘的同学们要求召开全校同学的纪念大会。美国校长借口大会程序中的“向国旗三鞠躬”是教会所反对的偶像崇拜，妄图阻止纪念会的召开，同学们不予理会，坚持召开了纪念会，照样向国旗三鞠躬。这位校长就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中国老师和同学们不听这一套，一直坚持到6月完成了期末考试，才各奔前程。 有钱的同学都转向他方求学了。穷书生葛佩琦却突发奇想：去北京上学。他步行回家“说服动员”，父亲才东挪西借给他凑了十五块钱，母亲给他做了双布鞋和一身粗白布褂裤，再步行三百六十里，回到黄县挑起存放在一位老师家的行李和书籍到达龙口，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买了张便宜的轮船票，经两天一夜的波涛摇晃到达天津。待从天津乘火车到了北京，他口袋里只剩八块钱了。 那时外乡人在北京上中学，就是一文零花钱也不花，每学期的学费、膳食费和书本费，起码也得三四十元。他这区区八元钱，怎么能上得了学？一位同乡举荐他先去一家工厂当学徒，等赚足了学费再求学。他被分到这家工厂的汽车房，先跟着师傅刷洗汽车零件修汽车，然后学开车。平时每天都得清扫汽车房、擦汽车，帮助师傅洗工作服，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钱，每天两顿窝窝头，一分工资也没有，他也干得很认真。 1930年8月，在黄县读书时的几位同学进了北京崇实中学（现名二十一中）。这所中学与葛佩琦当学徒的工厂只隔一条胡同。他们得知穷得有名的老同学葛佩琦还是因为没有钱才辍学，一位家庭较为宽裕的同学王征寿（现为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动借给他二十五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伙食费；葛佩琦自己剩下的那八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学费；那位举荐他去工厂当学徒的老乡，则借给他五块钱买了书本，他才得以插入这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 他遂向工厂厂长告辞。厂长看这位年轻人忠厚老诚，刻苦上进，就特别关照他得空儿就回厂继续学开车。这正合他的意，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他都回厂摸摸方向盘，没花一个铜子儿就成了技术娴熟的司机。 第一学期顺顺当当地度过，第二学期的“钞票”又成了问题。学校教务长介绍他去牧师兼校长办的瑞士奶羊场，给用户送羊奶。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骑上自行车，把三十多瓶四十多斤重的羊奶分送给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往返约十里，八点钟准时进课室。下午四点下了课，他再按这条路线送一次奶，不误晚自习。 这样，奶羊场负责给他交学费，另外每月还给工资三元钱；他第一学期的总成绩在初中各年级名列第二，得了八元钱的奖学金，第二学期的“经费难”也全部解决。 他如此风雨无阻地半工半读，在高中部又读了两年。这两年的寒暑假，他照样没钱回家探望父母和兄妹，就留在学校每天照送两趟羊奶，偶尔还开车帮人送水果，所余时间全部用来刻苦自习，拿下了高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1933年暑期，他以优异的成绩，越级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进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他照旧半工半读，以获生活、学费之源：家庭教师，中学兼课。终年辛劳不已。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一二·九运动闯将” 1935年5月和7月，“先安内后攘外”的国民党政府，接连与日本强盗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任由日本军队大举增兵关内，叫嚣“华北五省防共自治”。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北京城东二十公里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二十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机制。北京城上空常有日军飞机侦察盘旋，大街小巷更有日本浪人霸道横行。 正当这华北危亡之秋，与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的何应钦，又作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与日本人秘密商谈，决定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传出，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决定，由北平市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游行，推动各界人士抗日高潮的到来。 12月9日早晨，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前。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学生们推出的十二名向何应钦请愿的代表，根本进不了中南海，遂立即改为示威游行。葛佩琦与北京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正要向日本大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进发，国民党军警用皮鞭、棍棒、大刀、枪托、高压水龙头对付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不少学生被捕，三十多名学生受了伤，其中东北大学的一位男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女子二中的一位女同学被砍伤了一条胳膊。马路上霎时冻成了一片片晶莹的血花。同学们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继续与军警搏斗。 永垂青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全天参加了游行示威，本当9日下午当众开票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选举结果，改在10日上午宣布。葛佩琦被选为学生会执委会委员。接着，朱穆之（当时叫朱仲龙）、韩天石等三人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也由于有了这一整天的示威游行，原定这一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泡了汤。 冀察当局召集各大学的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要再上街“乱喊口号”。有些校长回校后在学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再去游行，学校就难保了！你们应当爱护学校！”有的学生当场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但是更爱国家！” 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改在12月16日举行成立典礼。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都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紧紧包围，住在北大西斋宿舍的葛佩琦，率领西斋的同学向门外冲击时，与身后举大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并遭到十多个侦缉队员的拳打脚踢。然后被押到附近银闸胡同的警察署，拴在木柱上。接着沙滩大街上响起接连不断的口号声和歌唱声。北大同学终于全部冲了出来。 上午十点多钟，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开始“过堂”。他问葛佩琦：“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葛佩琦回答：“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 “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 “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 “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把他拉下去，给他戴上手铐，送市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葛佩琦与各校被捕的同学继续坚持不屈，齐唱救亡歌曲。数日后，都被各个学校当局保释出狱。 1936年1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但是，到达涿州附近高碑店的第三团和到达保定的第一团与第二团，先后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河北省政府勒令解散回北平。为了保存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第三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获得第三团全体团员的拥护。第一团和第二团成立的组织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推举一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他们全都返回北平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将这两个组织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外围组织。葛佩琦立即参加了民先队。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民先”“民先”更得打先锋 就在他参加“民先”的这个月——1936年2月，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更加起劲地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学校的学生被逮捕或被开除。单是天安门外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又称河北高中）在一天之内，就开除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十人。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高二、高三班同学六十人激于义愤，和康世恩等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葛佩琦与北大学生会的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让他们投宿于北大三院学生宿舍，给予热情慰问。 2月13日，北平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三百余人，护送康世恩等人返回河北十七中学。校门紧闭，无人接纳。学生们越墙而入。学校校长带来军警特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五花大绑投入监狱，严刑拷打。3月9日，郭清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出，北平许多学校的学生都怒火填膺。北平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深夜，葛佩琦和北大学生会的几名执行委员连夜把这一决定，秘密通知了北大进步同学。 3月31日上午九时左右，聚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一千多人正要召开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到场勒令停止开会。同学们置之不理，追悼会继续进行。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了祭文，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相继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停止内战，对日抗战。 这时，北大三院的大门已被军警特务封锁。参加追悼会的同学更加悲愤难忍，决定“抬棺游行”。但他们遭到军警的镇压，结果，五十多位同学被捕，其中有女生十七人，还有一位跟着采访的新闻记者，另有更多的同学被打伤。 当天上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是“本届学生会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一是将追悼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等四位同学开除学籍，理由是“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 这样，北大学生会一边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同时，要求学校当局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4月1日下午，葛佩琦与另一位学生会执行委员刘玉柱，去面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梦麟余怒未息，对所有要求均断然拒绝。 葛佩琦们没有气馁。他们发动被捕、被开除同学所属班系的男女同学，接二连三地向蒋梦麟请愿，大搞“疲劳轰炸”。最后蒋梦麟不得不宣布：“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相继被保释出狱。其他各校被捕的同学，也先后得到释放。 1936年5月，天津日益增多的日寇，将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构筑军事设施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葛佩琦也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中漂流着不少浮尸。天津全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 刚刚自动恢复活动的北大学生会，立即率领北大同学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北大当局仍拒不备案。学生会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又被突然赶来的警察、宪兵所制止。学生们遂转移到三院大操场继续开会，决定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学生救国委员会”。经正式投票选举，葛佩琦被选为二十一名委员之一。 6月13日，葛佩琦与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率领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北平市学生的示威游行。各路游行大军运用了“头调尾、尾调头”的穿插迂回游击战术，经过七散七聚，避开了沿途军警的拦截，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 1936年11月，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绥远抗战爆发。北平市学联发起募捐活动，支援和激励绥远前线将士。葛佩琦也率领北京大学的一支募捐队，到东四至朝阳门一带募捐。他们将募捐所得全部送交北平市学联，市学联购买了钢盔、皮衣、药品等物，送往绥远前线，当月25日，绥远前线将士收复了百灵庙，取得了绥远抗战振奋人心的胜利。 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卓有成效，也未能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而当时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要顺顺当当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相当困难的。经过多次力争，学校当局才同意按照当时官方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重新组织学生会。经过全校各班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葛佩琦为副主席，刘玉柱、袁宝华、陆平、胡昭衡、顾大椿等十七人为执行委员。其中除葛佩琦为民先队员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决定这一天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市委负责人黄敬、学联负责人高承志和民先队负责人李昌等人组成了游行指挥部。但到了这一天，正碰上段祺瑞的大出殡。为避免与全城戒严的军警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把“一二·九”一周年的大游行，改在12月12日进行。 12月11日夜晚选出的北大学生自治会，立即对全校进步同学作了总动员。第二天天不亮，葛佩琦等人就率领全校同学参加了全市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 几路游行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不久，在东华门大街碰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小汽车。学生们早先接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对宋哲元只能团结和统战，围着小汽车齐声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要求宋哲元下车讲话。宋哲元坐在车里答应：现在兄弟公务在身，下午在景山公园相会。 下午，葛佩琦率领的北大学生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然后各学校的队伍五千余人陆续到达。宋哲元虽然失约，仍派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他和大家见面。他表示愿意抗日，接受了大会主席团的几项抗日救亡的要求。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今天就办”。当学生队伍气势雄壮地走出公园大门时，全副武装站岗的士兵向学生队伍规规正正地敬礼。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请他去省立第五中学教物理，他没有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果抗战爆发，就响应党的召唤，奔赴前线；如果一时中日不交战，就争取出国留学深造，多学点本领总是有用武之地的。 6月28日，北大、清华等许多院校的学生，在西山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虽在城内一所中学兼课，未能全部参加，但在老红军袁义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秘密前往夏令营讲授游击战时，他也专程前去聆听。这次学到的点滴军事常识，居然对他抗战初期组织游击队发挥了大作用。 “七·七”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北大学生会就组织了多支慰劳队，赶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其中一支慰劳队由葛佩琦率领，慰问了东直门陆军总医院的伤员。伤员们备受感动。有的尽管头上裹的纱布血迹斑斑，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也纷纷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 第二天，葛佩琦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的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他们就把北大三院改为伤兵医院，医药、设备、经费，一切的一切，全靠自力。葛佩琦代表学生会去见了北大秘书长郑天挺，郑先生表示学校的东西都可以用，煤水电全由学校负担。他们陆续抢救了数以百计的伤员。 7月28日夜，二十九军全线撤退，北平沦陷。在日寇正规军尚未进城时，葛佩琦和他的同学们仍在继续抢救伤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他才和朱穆之、刘江陵等人告别北平，奔向抗日征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步步走向奉献终身的大门 1937年8月上旬，葛佩琦与先后到达天津的五百多位北平学生，乘一艘英国轮船去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心中打鼓的英国船长想调转船头。葛佩琦与刘江陵等人被全船学生推举组成了航行指挥部，向英国船长提出严正警告：如果你执意要把轮船开回天津，把我们送给已经全部占领了天津的日本强盗手中，我们就把你扔进大海。这位船长只得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船到烟台，上岸步行。男女同学三百人在掖县沙河镇作了三天的抗日宣传，葛佩琦没有一睹近在咫尺的平度县家门。 在济南，民先队的领导同志李昌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开会决定，将汇集于济南的大批平津学生一分为三：一部分由李昌率领去太原支援山西抗战；林一山、刘居英、孙传文等一部分人适合留在山东就地开展抗日活动；大部分人由蒋南翔等人率领，南下开展救亡。葛佩琦与南下同学到了南京；并被推选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执行委员之一。这些执行委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葛佩琦和另两位执委受同学会的委派，举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先后往访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伦、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民选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同时他们访问了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作为中共代表进驻南京。先期到达南京、并在平津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的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区地下区委书记李华，与同学会中的蒋南翔会见了博古，博古指派李华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担任书记。葛佩琦与平津同学遂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抗战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战地救护队去正在激战的上海昆山一线，把大批无人抢救的伤兵抬下火线，送到后方医院；他们组织了宣传团，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敌热情，并和南京的许多大学、中学的爱国学生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成立了迎送小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把南北各地流亡到南京的学生，输送到抗日部队、延安或大后方的，就达万人以上。 9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让教育部出面，以沦陷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已在湖南、陕西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自动解散。南京宪兵司令部也借口“维护首都治安”，多次派人催逼同学会停止活动。为克服这一危机，葛佩琦遵照学生会负责人传达的博古的指示精神，与学生会的另一名执委见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炳琳，要求举办“战地服务训练班”为前线培训战地服务人才。 这一要求得以实现。9月底，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留在同学会。10月8日晚，市委书记李华正在同学会参加同学会的执委会议，突然冲进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将葛佩琦和蒋南翔等五人以“滋事学生”的罪名，关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他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质问：我们爱国抗日，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关到第七天，警备司令部只得用大汽车，把他们送到位于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的“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平津的许多老同学相聚在一起。 战训班主任是陈立夫。它成立之初，中共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等人，以学员身份进入并建立了党支部，领导有组织联系的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和二百多名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的班内搞的一系列反动活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机智果敢的斗争，并都取得了胜利。 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战训班由南京撤向芜湖、南陵、青阳、贵池……直至景德镇。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战训班当局以“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为口实不让毕业的阴谋又遭失败。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一百多名已获毕业证书的男学员被调往武汉，等候分配。他们立即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秘密取得了联系，向已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博古汇报了战训班斗争的情况，并研究了下一步如何走。当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要分配他们去河南第一战区工作的时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达武汉的蒋南翔，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蒋南翔说：你还是随着大队去河南，到时候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5日，正是元宵节，葛佩琦等一百人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郑州，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是中共地下党员。得到李世璋的大力举荐，这批战训班学员被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分别委派为民运指导员。葛佩琦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四十人，主动要求去接近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的十二个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离郑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找葛佩琦谈了话，要他有事直接找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任务是抓武装。 葛佩琦等人到了商丘地区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们借口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们组成了联防队（限制共产党活动的一种组织），无需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反对民运指导员们抓武装；甚至长官部规定的民运指导员们每人每月由地方财政支付的二十元生活费，他们也借口财政困难而拖延支付。葛佩琦等人立即向程潜汇报。程潜为此特别召开了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开封会议，要各县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若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必将予以严肃查处。会后，程潜以河南省主席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阻挠民运工作的六名县长，并批准了葛佩琦等人推荐的新县长，才打开了那一带“民运”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徐州大会战。5月24日，国民党部队自徐州败退，苏北、豫东的主要城镇也随之陷入敌手。程潜的长官部也从郑州撤至洛阳。派在豫东的四十名民运指导员中的三十九人，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区。 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党务专员和各县县党部书记长，也都已无令而逃。葛佩琦主动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训处长。短短一个多月，就发展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为当时黄泛区以东惟一的一支抗日武装，拔除了日寇在陇海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收复过两座县城。 6月下旬，这支游击队派秘书李洪（中共地下党员）去洛阳向长官部汇报豫东战况。葛佩琦适时请李洪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达他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葛佩琦接到程潜的电报，要他与宋克宾火速赴洛阳面谈。他俩带着几个卫兵越过六十里宽的黄泛区，经周口、漯河、郑州日夜兼程地赶到洛阳，受到了程潜的接见与嘉奖，洛阳各报都报道了豫东的抗战战绩。 一天晚上，李洪陪同当时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的刘子久，来到葛佩琦独自住宿的一家旅馆。刘子久向葛佩琦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葛佩琦顿感周身热血沸腾，为“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最崇高的愿望终得实现而感到无上荣幸。他决心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上） 离开洛阳前，刘子久给葛佩琦交代了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们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他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葛佩琦面交彭雪枫。 1938年冬，彭雪枫率部到达豫东，宋克宾等人不但表示欢迎，还送了几百套棉军衣给彭支队战士们御寒。葛佩琦单独与彭雪枫见了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汇报了豫东的抗战活动和敌我情势。彭雪枫对葛佩琦的工作大加赞赏，要葛佩琦有事直接与他联系。 1939年春，彭雪枫支队在永城县境与日寇作战，牺牲了几位战士。葛佩琦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了追悼会。会后，彭雪枫约葛佩琦单独谈了话。这时，宋克宾的部队又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下分三个纵队。葛佩琦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老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觉得很不舒服，要求到自己的党的部队中去工作。彭雪枫大笑。他劝慰葛佩琦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你继续留在宋克宾那里为党工作，比调去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这才下了决心在国民党部队继续干下去，除非党组织有了新的派遣。 这时，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由洛阳到了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由卫立煌接任。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职，但宋克宾没有交出原来由葛佩琦帮助扩建的豫东抗日游击队。后来在程潜的支持下，这支部队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葛佩琦为政治部主任，调河北省抗日。 在河北大名、南宫之间，这支部队与扫荡的日寇频频发生战斗。由于人生地不熟，武器装备又极为悬殊，部队损失惨重，军心颇为动荡，绝大部分官兵都主张返回豫东老家。葛佩琦坚决反对。因为原来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豫东陇海沿线又被汉奸张岚峰部队所控制，一时难有立足之地。可是宋克宾却说，张岚峰也是豫东同乡，又在西北军中共过事，不至于不给碗饭吃。 葛佩琦预感宋克宾等人有率部当汉奸的危险，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绝不能被他们裹挟而去当汉奸，遂连夜只身潜出围塞，历数昼夜，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奔向彭雪枫部队原驻地永城县书案店。到了书案店，才知彭雪枫已率部东进，吴芝圃副司令还在附近一个村庄，当晚也将出发，葛佩琦立即向吴芝圃汇报了宋克宾部队的险象，并问是否可以再由他自己去把宋部的部分部队拉到永城，与新四军合作抗战。吴芝圃说，这不符合抗日统战政策，要葛佩琦尽快去西安向程潜报告，力挽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的投靠了敌人，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长期埋伏，等待党的新指示。 葛佩琦与吴芝圃分了手，经多日迂回跋涉到了洛阳。他想向刘子久汇报党的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刘子久；他想乘火车直奔西安，但这一带的铁路已遭黄河北岸日寇炮火破坏。他只得时而骑自行车，时而推车步行。他好不容易地到了西安，程潜闻知，立即召见。程潜说：“前方来电话宋克宾已率部叛国投敌。那个部队是你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你能不能把那个部队再拉回来？”葛佩琦说：能！程潜让他去参谋处看看有关策反的文件，听候命令。 1939年8月中旬，程潜派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策反汉奸部队反正，并给他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个通信班及电台。 9月初，他们到达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葛佩琦分别派遣三名参谋潜入敌占区开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装潜入商丘，侦察到宋克宾部队已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为师长，驻商丘以东三十华里的马牧集。他同时还侦察到，他当年扩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也已投敌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商丘以南的马头集。经数月周密策划，袁天柱部于1940年2月率先反正。 接着，葛佩琦又与宋克宾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答应反正。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天水行营。程潜复电说：及早发动，有功者奖。不久，程潜又来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另给何军长去电知照。 何柱国是豫东前线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动“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另两个师的反正。葛佩琦仍一门心思地想把宋克宾部队拉到彭雪枫那边去，以壮大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他专程赶赴洛阳，找到了刘子久，汇报了这一新的重要军情。刘子久说：你与何柱国的这一密切合作，符合抗日统战政策，有利于抗战；你若把宋克宾部队拉到新四军去，恐怕难以成功。 这样，葛佩琦才与何柱国紧密协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国的骑兵接应，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削弱了在豫东的蚕食力量。 当年冬，程潜被调往重庆，天水行营改称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熊斌、蒋鼎文相继担任办公厅主任。葛佩琦以“参议”名义，继续埋首于此，听候党的指示。 1941年夏，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与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代表，组成了黄泛区勘察团，调查黄泛区民情。水利委员会的代表为主任，葛佩琦担任副主任。他们的木船时而在漂晃的高粱穗梢上前进，时而在水漫屋檐的街道中穿行；安徽淮河边上的著名城镇正阳关，也成了洪水四围的“海中龙宫”；木船从西门开进，停在一家旅店前。 经数月勘察，深入了解黄泛区的灾情和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后，他们在报告中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在黄泛区西岸的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堤，既可保住黄泛区以西大片土地不受水淹，救济灾民，还可建筑河防工事。用大堤充作繁荣黄泛区经济的运输公路。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而且顺利实现，对抗战、救灾不无裨益。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中）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遵从了党的指示，也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以及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遍寻据说出差的刘子久而不见。因为“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党中央指示凡在国民党统治区已亮明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一律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子久匆促转去豫东、皖北根据地做领导工作去了，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地下组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并不明白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但到了西安，见到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李年说，陈忠经也正在西安。早在1936年冬，葛佩琦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正副主席”又相聚，都欣喜异常。陈忠经与李年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一道工作，他的工作情况将由他们二人负责转报上级党的组织。 这时候，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情报部门，在西安已活动一年之久。它的负责人，是从延安派来的赵耀斌，对外号称王石坚。赵耀斌请示延安后，为葛佩琦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要他直接给党的西安情报站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虎穴时，很快就被日本特务看在眼里，日本宪兵队紧急通知全城的伪军对所有城门加强岗哨，协助宪兵特务大搜捕。幸好，伪军的一位营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并曾是葛佩琦组织豫东游击队时的一名大队长，他火速通知了葛佩琦所领导的商丘联络站主任、掩护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的牛景康；牛景康又火速跑到联络站的掩蔽所陈公馆，让葛佩琦脱下伪军军服，机警地转到年久失修、部分城墙坍塌的城东北角，用一根绳子把葛佩琦放到墙外，才得以脱险。 1943年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笼络汉奸部队，在南京召开了伪军师长以上军官才能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葛佩琦属下的一名情报员，给豫东的一名大字不识的伪军师长当参谋和翻译。会议结束后，这位“参谋和翻译”遵照葛佩琦的事先叮嘱，将全部会议文件都带了回来交给葛佩琦。其中有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即一定要打通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从而支持进攻缅、泰、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线，并从陆地一侧以配合巩固对南洋诸岛国的占领。葛佩琦估计，日寇很可能要出兵进攻还在抗日力量控制下的平汉铁路若干重要路段，立刻将这张示意图复制了两份并附上他的分析估计，分别报给了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望最好及早提防。 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葛佩琦电召到洛阳述职，并交给他一个紧急使命：把刚刚从重庆来到洛阳的杜月笙的夫人送回上海。葛佩琦觉得这又是深入敌伪统治中心搜集情报的大好时机，就欣然从命。他们先坐了几天的汽车，后又改坐架子车通过日伪占领区到达商丘，住进了那位在伪军中当营长的地下党员开办的旅馆，然后乘火车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婉言谢绝杜夫人留住杜公馆的邀请，住到了“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就是他派驻上海的地下联络员。这位联络员陪同他走了很多地方，又介绍他与不少朋友谈了话，使他耳闻目睹了上海伪币狂贬、物价疯涨、日寇大刮民脂民膏的“以战养战”、残酷坑害剥削其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他回到豫东后，立即将这些“敌囊之密”分别报送给党的西安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接着，他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寇军运中心，逐日登记陇海线上日寇来往军车的车次、去向、所载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等等。情报联络员及时将这些情报送给葛佩琦，葛佩琦再通过电台和密函，分别转报给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 1944年1月，从徐州到开封，日寇军运频繁，所运物资中含有大量橡皮船等渡河器材，葛佩琦分析敌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进攻郑州、打通平汉线的战事在即，急报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部参谋长要葛佩琦本人速去天津、济南等地，侦察日寇调动等军情。 葛佩琦即刻动身，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寇已由平汉线北段南下。他由天津回到济南，又获悉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青岛到济南转津浦路南下。他回到商丘，又看到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徐州来到商丘，再向西开去。他急速将这些情报分别报给战区参谋长和我党西安情报组织，为预防日寇这一箭在弦上的大举进犯，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情报。 时隔不久，日寇就发起了以打通平汉铁路为重心的“中原战役”。没想到国民党部队稍加抗击即节节败退，郑州、洛阳相继落入敌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至陕西汉中。由于撤退慌乱，长官部的电台竟与“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葛佩琦的电台失掉了联系。葛佩琦立即向我党西安情报组织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并遵从情报组织的指示，于1944年秋天回到了西安。 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李年等同志立即去看他。谈到日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让他尽快赶到汉中去，看看撤退到那边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新动向。葛佩琦二话没说，即刻前往汉中。 到了那儿，他才知道不但司令长官蒋鼎文已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全都换了新人；而且在撤退转换中，慌乱得连许多重要的工作关系都没有一一交接，他去参谋处报到，人们都不知道长官部还有个“葛佩琦少将”。连忙翻档案，才查出他的确是这个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往豫东的战地联络组组长。 这时，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已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往西安。三十四集团军的情报科刘科长，也被提升为长官部的情报科长。人们要葛佩琦先返回西安，与这位刘科长商谈日后的工作。可是当葛佩琦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这位刘科长却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但葛佩琦一会儿也没有白等，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党操劳着。赵耀斌等同志要增建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三青团陕西团部的名义筹办一个书店。葛佩琦以“少将参议”身份积极参与筹办，使这家“西安研究书店”顺利开业。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七个旅进犯延安时，在抗战之初就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并在胡宗南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有时就是通过这家“研究书店”向赵耀斌转递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胡宗南屡吃败仗而不知漏洞究竟出在哪里，最后不得不撤出延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他的王牌军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并由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共中央决定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显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精锐部队纷纷向山海关外开拔之际，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与葛佩琦商谈后，同意葛佩琦搭乘美国空军飞机去徐州，再转赴北平设立地下联络站，以便向东北转移地下工作人员。 为何能搭乘美国空军飞机？ 这也是葛佩琦的得力工作争来的机遇。 1945年春天，一架美军飞机在徐州附近上空被日寇飞机击落，驾驶员跳伞逃生。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知道葛佩琦熟悉徐州一带敌情，就请葛佩琦帮忙查询这位驾驶员的下落。葛佩琦通过他的豫东情报网，得知那位驾驶员已落入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之手，扣留在徐州。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十分感谢葛佩琦。赵耀斌就指示葛佩琦与克拉克经常保持友好联系。日寇投降后的9月下旬，克拉克约葛佩琦一道坐他们的飞机去徐州，营救了那位空军驾驶员，再乘火车去北平。 这当儿的徐州铁路枢纽，还被日本人所控制。每天北上的火车，几乎完全是日寇撤兵的军车而没有客车。但当年与葛佩琦共同策动伪军第一军反正的国民党骑兵第二军，正驻扎徐州。葛佩琦向骑兵第二军的田参谋长一说，这位参谋长让参谋处通知火车站，在北上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让葛佩琦顺顺当当地到了北平。 这时候的北平，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一个个都忙着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的“五子登科”。葛佩琦虽然身着国民党少将戎装，但没有“接收大员”头衔，没法遵照赵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关开办报社或书店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单以南一百多米的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个大四合院，以住家作掩护，接待经北平去东北的地下同志。 这些同志中，有的是经葛佩琦的一位老同学的介绍，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的。 这位老同学，就是陈忠经。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的不少军政要员常有交往，有些还成了“莫逆”。 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也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也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派令。 正当其时，报载杜聿明下令在东北通辽枪杀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人，妄图恫吓我地下工作人员。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他毅然去了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 这个组，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那时所有从关内调到东北的部队，都要把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管姓名等等，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依据这些书面报告，编成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给自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大机密材料。 国民党驻沈阳的重要头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人，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葛佩琦每次都跟随余纪忠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组织报送机密情报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国民党旅大接收委员会的宣传组长，率领宣传组进驻辽南国民党新六军防区的熊岳镇。他及时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报给了地下情报网。 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辽东南攻势时，葛佩琦代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东（现名丹东）视察，将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部署及新修的防御工事等情报，立即报送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游行响应。国民党东北军警、教育当局匆匆组成了制止学生游行的所谓“学生指导委员会”。葛佩琦与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同志及时打入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主张对不听劝阻的学生可以开枪制止，葛佩琦等四人坚决反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但会议决定：当夜逮捕各校学生会负责人。一散会，葛佩琦就火速通知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于当夜就离开了学校，敌人扑了空。 7月，东北解放军围攻四平守敌新七军。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长官郑洞国任前进指挥所副主任，率领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离开沈阳前往增援。担任这个前进指挥所新闻组组长的葛佩琦，在进达铁岭的当天夜晚，用军用电话向我党沈阳地下组织密报了这一情报，使围攻四平的解放军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 不日，葛佩琦当年的北大校友傅汝霖，率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达四平，专要葛佩琦陪他一道看了几处伤兵医院，又一同坐飞机到了国民党新一军困守的长春。在对高级军官慰劳会的交谈中，葛佩琦获知了新一军的城防部署的动态，一回到沈阳，就向地下组织报告了这一切。 总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尽管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但仍恪守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静似处女，动如脱兔，机智果敢，沉着冷静地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 但是，既然是“虎穴”，就难免受到“虎狼”的伤害。1947年10月初，西安情报站被西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赵耀斌被捕。赵耀斌在西安新华巷一号的住宅，打着胡宗南或三青团陕西分团旗号开办的《新秦日报》、西北通讯社和研究书店，都遭到了特务们的彻底搜查。被周恩来称做我们党“情报工作后‘三杰’[注1]之一的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已完全暴露，只因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等人与胡宗南的关系至为深厚，他们为保住胡宗南的“声誉”，才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而让大吃一惊的胡宗南亲自处置，而这时，熊向晖已被胡宗南保荐去美国留学，并已经到达大洋彼岸；胡宗南为保住自己不被蒋介石痛骂一顿，也只得给这位几近十载的“亲信助手”网开一面。但是，对由西安而北平而沈阳的我们党的地下情报网的其他人员，军统特务们则力争搜捕无遗。对这种突发的危急事态，远在沈阳的葛佩琦等人却全然不知。 在1947年10月10日参加了“国庆纪念会”的当天夜晚，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同志、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同志、住在王书鼐隔壁的“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同志，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了李年的爱人——地下电台译电员何英芬的告急电话，立即作了急速考虑：如果黑名单上也有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为朋友说了几句好话”而被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 第二天，他就打听出了事变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来人办的，行辕二处只是奉命协助；“案由”是共党嫌疑，被捕人员下落尚不可公开。 同时他还得知：从西安来到“东北通讯社”电台的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他估计，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台长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帮忙，他与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会了东北行辕的崔处长。 这位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行。 经过多方努力，葛佩琦终于从一名特务的妻子口中，探听出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沈阳市昆明街八十一号——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沈阳的秘密监狱。他立即通知三位被捕同志家属，给他们送饭送衣物，从而得知这三位同志都已受到了严刑拷打。 不久，他的那位老朋友告诉他：据西安来人谈，赵耀斌也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搜查了。同时说，他已向军统特务中等头目、沈阳市督察处处长打听过了，北平来人办了“案子”就回去了，看来不至于再扩大。督察处长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与李年有过来往就怀疑你。葛佩琦这才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被暴露，决心留下继续为党做出新奉献。 但是地下组织和电台都被破坏了，所获新的情报统统发不出去。1948年1月中旬得知，李年等蒙难的同志，都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到了南京，李年还给他的妻子何英芬来了信。这表明这三位同志只被当做一般的“嫌疑犯”，而且经受住了生死考验，不禁为他们庆幸！ 其时我们的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的解放指日可待。葛佩琦利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做掩护，继续坚守在沈阳孤军作战： ——东北大学的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身份，把他们全都救了出来； ——他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公开向同乡中的大户募捐，救济失业同乡，并暗地动员生活困难的同乡去解放区参加大生产； ——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的进步记者、编辑开会，要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在这些孤军战斗的过程中，李年的妻子何英芬带着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邢国彦的妻子生了孩子后去北平，接着王书鼐的妻子也去了北平与家人聚会，葛佩琦都一一帮助她们买了非常难买的飞机票和托运行李，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援助。 孤军战到1948年10月，葛佩琦终于迎来了可以亮明自己本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的曙光：10月16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卢泉以下十余万人；10月29日，在黑山、大虎山地带，又全歼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部十余万人；长春守敌也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 11月2日，沈阳解放。葛佩琦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去寻找党的领导机关，面无愧色地回到党的怀抱。因为深入虎穴多少年一直对党的耿耿忠心，是苍天可鉴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 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他只能去沈阳市政府询问。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他随之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 没法，他只得先回北平。火车不通，他只得坐马车。经受了六天刺骨寒风的吹拂，进入了“天下第一关”。这时候的东北大地和“天下第一关”均红旗飘飘，他觉得这些红旗上也有他葛佩琦的一滴血，对在沈阳没有接上关系并没有往心里去。他进了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火车到了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乱得一团糟。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旬，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他偶然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十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刘同志要他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结果。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他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社会发展史纲要》、《国家与革命》、《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等，学了半年，和后来他和监狱中人们之集体所学，除了“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首登天安门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却书生气十足，自以为是地觉得革命战争已大获全胜，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早被批判过的少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念，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复又萌动起来：只讲科学不讲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讲科学，像我们这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他遂把“科学救国”改为“救国不忘科学”。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为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在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在沈阳频频向地下组织报送重大机密情报的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地到沈阳医学院（解放后改称沈阳医科大学）教物理。现在他自认为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虽然只给他工业经济系讲师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头衔，他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鉴于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苏联首先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而我们的国家除了钱三强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结合自己的煤炭部等单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写了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并出版了《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一书。他认为在没有枪炮声的静谧书斋中这样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与往昔之“深入虎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未来。 但是，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从1951年2月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挤出点时间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点后悔：后悔全国解放之初，没有接受老同学罗竹风的劝留。他与罗竹风，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人的爱人也是中学到大学的同学。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青岛解放后，罗竹风是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当年暑假，葛佩琦夫妇到青岛与罗竹风重逢，罗竹风劝他留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但葛佩琦为了急切找到组织关系，执意要回北平。结果，却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东大学，有担任军代表说了话算数的老同学鼎力相助，也许早就回到党的怀抱了！ 但是，懊悔顶何用！？太晚了！！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二十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题是：《不要骄傲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教授多讲课》、《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惟有第五个小插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内容完全是攻击谩骂——《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读来颇不通顺的文字几乎全部转录于此，就是想让今天的读者看看，当年一些人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断章取义，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题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字。《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相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坐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横约十厘米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吃过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内容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前途。” 1958年2月18日，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纸。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问：“你组织游击队干嘛？”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要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三十六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三十次的系统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 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依法惩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他出庭受审。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内监房大院外的另一个院子里。这院内有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有“法庭”二字。审判台上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站着几位法警。庭内虽然也摆满了木制长条椅，但没有一人旁听。 审判员指着最前面的一张长条椅让他坐下，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这是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而为自己做了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 《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正像开庭前两天，监房的那位女管理员问葛佩琦要不要请辩护律师时说的那样：“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是听党的话的。”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做出强有力辩护的三个月又二十五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做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八个字。对照着他迄今为止的四十八年来所走的每一个脚印，究竟是谁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又是苍天可鉴的！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许多次，都被一一驳回。从此，他步入了榛莽漫漫的无期囚徒之路。 消息传出，海外一家报纸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走在榛莽漫漫囚徒路上的葛佩琦当然不会听到这种对共产党竭尽嘲讽之所能的传说。他虽然对自己和整个家庭所受到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耿耿难平，但他坚信这不是自己的党无情，而是钻进党内极少数坏人为了私利使然，因而他确信自己的不白之冤，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无期徒刑只住了十八年监狱；出狱时，他已成了近乎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 那是一个偶然的幸遇。 1975年冬天，出于政治策略上的某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原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 这样，身置山西监狱的葛佩琦，在12月中旬，与山西省各个监狱就业单位的七八百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一道被宽大释放。又几经周折，他才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了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在1959年春天审讯“结案”，等待法院做出宣判时，他就被从草岚子看守所转到了北京市看守所，在那儿从事书籍装订劳动改造，一待就是五年。在这五年中，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只有成年男子正常数的四分之一，身躯日益衰颓。又由于对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后又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不得不用双拐代步，与战场下来的伤兵无异。因之在1964年春天转去关押长期徒刑人犯的北京市第一监狱后，虽然那里拥有可以从事轻度劳动的织袜工厂、塑料工厂和钓鱼竿车间，等等，他也不得不长期住在监狱病房。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北京市当局，于8月6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 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的山西省第一监狱，内有塑料、铝制品、印刷、制鞋等车间，葛佩琦被分在制鞋车间劳动。1968年秋，他的右目突患急性青光眼，眼压升高到七十毫米汞柱，等于正常值的三至四倍，疼痛难忍。监狱医务所的一位针灸大夫误以为是偏头痛，多次扎针而贻误治疗时间。待另一位大夫确诊为青光眼时，却又说外面“文化大革命”太乱，不肯送他去外面有眼科大夫的医院抢救，而让监狱医务所的一位不懂眼科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青光眼手术，给他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 1969年春，为防范全是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的犯人趁“文革”之乱而越狱潜逃，山西省第一监狱迁往对犯人易于看守的吕梁山边缘的祁县城外，构筑了四面高墙与电网。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术后造成的白内障，发展到对面看不清谁是谁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渐趋严重。到了1971年春天，监狱医务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治疗葛佩琦的右眼白内障，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眼的眼压已高达七十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经葛佩琦再三要求，监狱医务所主任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疗。 到了太原，住进太原东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杰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安医院，人们俗称“劳改医院”。这医院也没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给他做了仔细诊查，主张立即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尽管当时病床十分紧张，还想方设法给他安置了一张病床，要他立即住院。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出于职业的惯性，怕葛佩琦从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约大夫给葛佩琦做个简单的“门诊手术”，术后就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 这种无理要求，被忠实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沈述约大夫断然拒绝。劳改医院的干部就用救护车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劳改医院领导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里的一位年轻大夫接受了劳改医院干部的要求，给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门诊手术”，术后也同意用救护车把他颠颠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没治好青光眼，还造成了又一个白内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劳改医院的干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二附属医院，但仍要沈述约大夫做青光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二十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十六户人家的大杂院，惟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八平方米破旧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去沈阳医学院执教。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希同，表示“希冀全中国早日都红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葆和平、不再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台，认识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尽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他们开始鸿雁传情，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么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不可能……”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侣了！然而尽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猩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托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尽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尽管葛佩琦被判了“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托儿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托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叫了声“阿姨”。她忍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来整整两年，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探望，惟有这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影子。她常常问托儿所的阿姨：“我的爸妈怎么老不来啊？”阿姨们都随口一讲：“他们在公园里。” 孩子的这一回答，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隐痛。她背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几次病重，被送往医院抢救。经常向学校借钱，才能凑凑合合让三个孩子一日三餐勉强有口饭吃。 整个家庭的苦难，也促使大女儿更加勤奋，更加用功。她一边上学，一边照料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经常把英文单词贴在墙上，手里洗着衣服，眼睛看着单词，默默背诵。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北京中学生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中获奖。 1961年，大女儿满怀信心，报考北京大学。她的高考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无疑将向这位高材女敞开大门。 到了发榜时，全家人都像挨了当头一棒！别说北京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也未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政审表格“家庭成员有无被杀关管”这一栏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使任何一个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经心地在她的名上点一下考中的朱砂笔。 女儿的声声泪，使母亲撕肝裂肺！老大被挡在大学门外，接下去老二也将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测可怜！为了五个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佩琦离婚。 离婚获得批准，五个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万不要忘记”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们在学校，照样被许多同学喊作“小右派”、“小反革命”。 说来也怪！这些孩子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还都特别要强，动情地高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学，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读书的老二，一到入团年龄就申请入团，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岁，他又申请入党，更没有人搭碴儿。在跟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二十一个同学拥到他的家，将他打翻在地，乱打乱踢，还把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餐具、茶具、玩具、玻璃橱柜全都砸得稀巴烂。同楼隔一单元居委会的老大娘们，都被这屋子里不同寻常的稀里哗啦声和斥骂声所震惊 。她们连忙寻声而至，正见一个年轻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惨白的脸上泼凉水，一边泼一边骂：“反革命狗崽子还梦想入党！” 他们又一次翻箱倒柜，仍没有翻出他的《入党申请书》，就把半死不活的他拖下楼，留人封了门，上贴“反革命之家”，下贴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门前，他们在屋内留下一张纸，写上参与这场打砸抢“英雄好汉”们的姓名与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最后一人的家庭背景是小业主。 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属“红五类”，平时还是与老二相当要好的同学。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赶快去海淀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他一步也走不动，只能在雨地里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工人老师傅，得知此情，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指点了去医院的近路。到了医院急救室，被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又继续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学，才住进了北大校医院。仔细一检查，是严重的肾外伤，怪不得一直尿血。 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生活无着，有病没钱治，很快也惨离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们又把大女儿历次获得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状也都撕得粉碎，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领导，说他们特别热衷于培养“反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据仅仅是：1964年大女儿北大附中高中毕业时，老二和老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在初中二年级。 有人说，政治的疯狂，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凉，这是一个缩影。 此话千真万确。 1975年，葛佩琦被“宽大”出狱，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复婚，因为男方的头上还扣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旦复婚，子女们必将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亲情，是任何权势也泯灭不了的。1976年春节过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养病和弟妹们的前程，大女儿毅然承担了接收父亲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她的父亲从山西回到北京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虽然她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临分娩。有关方面这才同意葛佩琦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一位干部和一名护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内旅馆，大女儿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电话，即刻带着弟弟赶到了旅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父亲接到她曾工作过的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大女儿早已为父亲向一位农民朋友借到了一间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经夫妻双亡的葛畔瑜夫妇之女，正在这间屋子里安置床铺，使大难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北京就有了栖身之地。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过了户口、粮票、住房三个关口，搬进了北京城内的这个大杂院，一个已迁走的人家原来放杂物的八平方米小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患难时，我们认识朋友！” 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的是中学教师，女的也是工人师傅。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要杀共产党人”的人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对他应该划清界限，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把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里去。当他们看到这个孤老头儿，有气无力，白发满头，慈眉善目，对人挺和气，可是连手中的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一个睁眼瞎，他们个个都待之以同情与关照。其中尤为紧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对他格外好。 这家户主名叫李学俭，河北省吴桥人，供职于南口暖瓶厂。他的爱人老赵主要操持家务，得空也去街道上帮帮忙。他们的大女儿李炳芬，是这个大院里惟一的共产党员，在另一个街道工作，大儿子李炳洲，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上初中；小儿子李炳海，还在读小学。这全家人都有杂技之乡的那股灵巧豪爽之气。对葛佩琦在自己的儿女和侄女春梅于夜静更深或公休日来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琐事，他们一家都包了。 大院里没有厕所，人人都得去大门外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弯弯拐拐二百来米远。不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乐意为葛爷爷当“拐棍”；就是在夜晚，只要葛爷爷在自己屋里喊一声“炳洲、炳海”，总有一根“拐棍”应声而至。 生炉子、封炉子、支蚊帐、上街买东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海的事。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师傅改善生活，包饺子、红烧肉、炖鸡汤，炳洲、炳海妈都趁热端来一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的时候，在党的“反右”纪律的政策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右派”与“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去党中央上访，非同小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认认真真地准备上访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吭哧吭哧一笔一划地写，写了一份又一份。 当时，大街上还没有什么打字复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两家，他也付不起那些钱。这时候，又一批“患难知己”——大杂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出现了。马长辉白天上班，夜晚帮助誊写，多次都按时誊好，一共誊写了一百多份材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和刘汉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姐弟，帮着换煤气、买蜂窝煤、看病拿药，从不嫌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一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电话。过了约莫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琦当即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给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到了人民大学那儿竟也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了对他的“右派”问题的复查进展如何。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做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做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惟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须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胡耀邦家的门前所见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无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巡逻，耀邦家的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带着，”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和这位同志一起出来的一位青年学生，在一旁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就在西单商场北边，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视力又很差，他决定改日再去中组部。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他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儿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葛佩琦心潮滚滚地久久捧着这封申诉信向窗外凝思着，一动不动，像铜铸石雕一般。终于，他不禁喃喃自语起来：“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这不只是关系到我们一些个人的命运啊！” 大杂院的邻居们听说葛老头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打探个究竟。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个痛快，使这些老老少少都听得出了神。有的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有的说，“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都为葛老头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倒春寒”毕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暂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终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与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谈话之后，回到他那自称“九六陋室”的八平方米小屋静候佳音。他先后帮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误了的高中毕业生辅导功课，还修订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的物理部分（后来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静候了半年多，仍未见到人民大学方面的任何动静。又听说，他的“右派”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学的同志才不敢贸然从事。他觉得这种说法不可靠、不科学：“彭老总的问题不也是毛主席定的吗？不是也翻过来了吗？” 1980年11月17日，他实在憋不住，给“知心老头”李逸三写了一封信。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过：“李老不是别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动向苦难人伸出援救之手”；可这一次，他出于对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别人看来好像他被“宽释”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这位老人谋过面，这是第一次给多次主动向他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协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19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是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协助我解决这个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法办”，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协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 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在《我的平生和冤案的概念》的最后，他也附带简要地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访胡耀邦的经过，“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即刻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齐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写到这里，李老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有愧对葛佩琦之处，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写道：“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然而一想，他觉得在这儿插上这几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划却了，继续按原来的思路往下写：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做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做了“再审判决”。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陈忠经，以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都被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说他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法院才能立案处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写了一封请求平反冤案的申诉信，此信被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时排不上号。后来排上了号，进展出乎寻常的迅速： 11月14日，北京高院承办这一申诉案的刘罗彬、范志敏两位同志与葛佩琦见了面。 11月16日，范志敏已全部看完了案卷，立即要葛佩琦补充材料：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入党的？又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以何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在这些过程中，你为党做出了哪些贡献？ 这好办。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子久同志还健在，时任国务院劳动总局顾问；掩护他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当时为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的地下党员李世璋同志也健在，现在是江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他们都会写出证明材料的…… 11月20日，葛佩琦把这些补充材料送到法院。12月11日，范志敏就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送北京市委审批去了；一旦批回，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你就不必再来催办了。 葛佩琦感慨万分。他说：对“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无期徒刑、坐监十八年的大冤案平反，承办人从阅卷、嘱补写材料的查核结案，只用了二十七天；如果我们的党和国家所有的机关都能够这样快刀斩乱麻，我们的国家何愁不“莺歌燕舞”、“天天向上”！！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法院承办人只用二十七天结的案，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审批，竟等了近一年还未得到回音！1980年11月20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发了信，11月28日，葛佩琦就耳闻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刘罗彬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申诉认（原审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岁，汉族，山东省平度县人，原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释放。现住本市交道口东大街九十六号。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原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合人民币叁仟陆佰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这个《恢复结论》，即刻被报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会。北京市常委会发出“京常字（82）2号通知”说：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意见，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号”文件形式，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转达了市委常委会的通知。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和“错划而改正”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做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这样，终于恢复了他的“三八式”老党员的本来面目，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也发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这比人民大学党委的“改正结论”更进了一步，更实事求是。 这时，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共产党人的长达三十年的大悲剧，主要得益于胡耀邦的致力扭转，才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束。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他终于以一个红色革命者的本来面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求，冲破了有关当局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该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五十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傅、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书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小女儿更奋发要强，聪明绝顶。中学六年，每年每门功课都是五分。哥哥姐姐们去农村插队，她去安定门的一家拉毛围巾的街道小厂工作。上下班坐电车或在家做饭照顾妈妈时，也抢分夺秒地背外文单词；考上大学时，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英、德、日三国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学突然失踪。后来在一处海滩上发现了她的遗体，全家人悲恸万分，她的老师同学闻之也无不痛惜！ “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请了一个保姆，上午在他那里，下午就来照顾我——给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医院，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朱秀玲的这一席话使人觉得，葛佩琦过去曾经为朱秀玲在那种特殊困境下提出离婚而在心中积下的冰疙瘩，已经随着全家悲剧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继续说，她的生日是阳历8月1日，她和葛佩琦结婚纪念日是8月6日。1992年8月1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处备了一桌菜，买了一瓶葡萄酒和几瓶啤酒，把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们都叫了去，葛佩琦说： “双喜合在一起过吧！” 朱秀玲问：“什么‘双喜’？” 葛佩琦说：“咱俩的8月6日，这都忘了？” 朱秀玲这才恍然，眼前顿即闪现1943年在汉中西北医学院这一天的情情景景，不禁情欲唏嘘而强忍。 “明年就是咱俩的金婚纪念日了！到了这一天，把好友们都请来，好好地庆一庆！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们，就算复婚了吧！” 这时朱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孩子们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颤动。是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员希成，没能见到这“合家欢”！ 更可惜，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朱秀玲的“金婚”这一天，1993年1月13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永远离开了朱秀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朱秀玲和孩子们悲怆万分！新华社为他的去世发的电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电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他们回顾了葛佩琦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赞扬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葛佩琦遗体周围鲜花簇拥，灵堂四壁前架满了花圈。 灵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横额——“葛佩琦永垂不朽”，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长幅白布挽联：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灵堂内，在“葛佩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又一长挽：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着小白花前往告别的老同学、老战友、邻居、难友、新老弟子等等，将近千余人。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忆录》。上海《报刊文摘》以《“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记》为题，对《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极其精要的摘录。在出版前，葛佩琦还在世时，已是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他的老同学罗竹风，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为题，写了一篇《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风回顾了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后感叹道：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是的，这“劫”从何来，“悲”从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们好生思索的！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革命节骨眼儿的一封“检举信” 伊玛尼(IMAN)，阿拉伯语，意为“信仰”、“信德”，即崇奉伊斯兰教的人，对“先知穆罕默德从安拉那里传来的一切”诚心承认、确信无疑。其具体信条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末日，等等。 1951年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直指汉城，国内正加紧镇压反革命、搜索暗藏敌对分子。公安部收到了一封检举信，说有人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天津以南沧州为中心的冀鲁边区，秘密组织了一个“回民执行委员会”，又称“伊玛尼党”，借助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党徒，组织回民武装。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仍在继续活动。 这个被揭发的人是谁?据“揭发”人说，他叫丁溪野，他还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卫伊斯兰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党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开始，他又担任了抗美援朝一一二工程队政委，正率领这个工程队在朝鲜前线抢修肃川飞机场。他的三弟丁铁石，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司令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参与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由于技术部还没有正部长，丁铁石就是这个部的最高领导，而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军事负责人。他的四弟丁坚，正在担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是“伊玛尼党”的首要骨干分子和财政负责人，…… 写这封检举信的人，名叫韩道仁。抗日战争中，他在冀鲁边区担任过《正道报》总编辑，与丁溪野在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共过事。写了“检举信”以后，他竟然混了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副厅长。尽管在1942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汉奸队俘虏过，并有过变节行为，但在写这封检举信时，他当然不会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只能以攻为守，转移视线，就不会有人再注意他的“往事”了。 公安部接到这封检举信，立即把这个立为“族字三号”大案，展开深入细致的广泛侦查。首先想到把丁溪野从朝鲜前线“调回”，予以秘密逮捕，同时对丁铁石、丁坚也予以审查或拘留。于是侦查网撒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三百余人尽收网底。“案情”弄得越来越玄。其中“入网”人数最多的，就是被检举信称做“伊玛尼党核心”的、“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丁氏大家庭。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不是“伊玛尼党核心”，而是一个崇尚正义的回民大家庭 这个家庭确实相当大。 “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老少三代二十余人，就由辽宁本溪市流浪到北平，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 事隔十六年——即1951年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党魁”的丁溪野，“一二·九”运动时已经三十又二岁。他幼年读过私塾，由于家境贫穷而辍学，小小年纪就去本溪湖煤铁公司当了个勤杂工，尔后才上了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当了几年穷酸的小学教师。其时日寇的魔爪几乎伸到东三省的每一个角落。抗日爱国的热血，把他推进了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毕业后被分到东北军第七旅当少尉排长。“九·一八”事变，第七旅等部队正随着少帅张学良驻在关内。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使丁溪野怒火填膺。第二年，他就毅然脱离东北军，拟筹建《清真日报》，召唤回族同胞参加抗日；筹建未获成功，遂去北平安河桥小学教书。 “七·七”事变，他率领学校的孩子们上街宣传、募捐、慰问伤兵，卷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丁溪野的三弟丁铁石，是后来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的，这时还是一位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九·一八”事变举家逃到北平后，他与四弟丁坚，都在张学良专为东北流亡学生举办的“东北学院”中学部学习。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完全屈膝于日本强盗，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五省大部主权，日寇不允许北平存在任何抗日团体。抗日情绪极为强烈的“东北学院”大学部后改称为东北大学，大部被迁往西安；中学部改称为东北中学，迁至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不管走到哪儿，丁铁石、丁坚兄弟的抗日决心，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坚如铁石。“一二·九”的风暴推到了鸡公山、武胜关，他们和全体同学涌上街头，走向农村，成了抗日救亡的一股生力军。丁铁石为全校学生会游行示威总纠察队负责人。 1936年夏天，丁铁石在全校最早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出任“民先”区队长。他不断地“滚雪球”，使高中、初中总共只有八百多位同学的学校，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成了民先队员，其中包括读高中一年级的他的四弟丁坚。 卢沟桥烽火起，正值高中毕业的丁铁石，率领三十多位同学去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其中大部分加入了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当年9月，由东北救亡总会举荐，去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军事。当年12月，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分区，历任政治教员和副连长。1938年2月1日，在河北曲阳县孙家庄与敌寇的生死搏战中“火线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随即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和营的政治教导员。 这时，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回族军官马本斋，率领回民义勇军参加了冀中游击队的回民教导大队，1938年6月，又与人民自卫军的回民干部教导大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8年8月，丁铁石遵从党组织的委派，到这个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做马本斋的政治引路人，并从政治上根本改造这支部队。同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和工作需要，丁铁石和政治部特派员刘世昌，介绍马本斋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这时，已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做过小组长、小队长和东北“民先”执委会委员的丁坚，也坚加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不久，由于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干，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定县、无极、藁城、新乐县的扩军工作团团长和新兵第一团团长。 11月，丁氏大家庭留在北平回民集居地牛街的男女老少，也全都由冀中党组织派人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老大丁溪野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的民运干事；年仅十一岁的侄儿丁天真，也参加了总队的宣传队。 1939年7月，丁铁石建议，经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批准，“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以后“回民支队”威名广扬并永驻史册。 1939年年底，冀中区党委决定在天津以南津浦路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日寇和充当汉奸的国民党部队的严密封锁，冀中区党委对那一带的情况十分生疏。他们决定从回民支队抽调一名有独立活动能力的回族干部，去那儿运用许多回民集居点的有利条件打开局面。回民支队领导当即推荐丁溪野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文化，懂军事，社会经验丰富，且仪表堂堂，又留有回民群众所崇敬的阿訇式的大胡子，肯定会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这一推荐，立即被冀中区党委所接受。区党委书记黄敬，行政公署主任李耕涛，联名正式任命丁溪野为沧县县长，并颁发了委任状。 1940年春节过后，丁溪野得到青县地区爱国阿訇田学深、刘凤祥的鼎力相助，通过沿途清真寺和回民中的可靠朋友，顺利而不无惊险地过了敌伪一道道封锁线和大大小小的据点，抵达了沧州地区。这会儿，丁溪野才知道，这里已经建立了隶属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冀鲁边区。他从夹衣层中取出了冀中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的委任状，受到了冀鲁边区党委代理书记李启华和军区政委周贯五的热情欢迎，边区的《烽火》报也刊登了一条新闻：回族爱国志士丁溪野莅临沧州地区。 随后，他向李启华、周贯五等人详细介绍了冀中回民支队和回民建国会的成立经过，回答了他们都迫切需要明了的团结回族民众共同抗日的理论认识问题。丁溪野说：“建立冀中回民支队的实践证明，这对于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战，打击日寇与回奸，都有着其他抗日部队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李启华、周贯五等人，听后频频点头，当即以冀鲁边区党委的名义决定，抽调回族中共党员王连芳和刘震寰，到冀鲁军区与丁溪野相会，共同筹建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回民支队。 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正式成立。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十三周年，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也正式成立。王连芳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兼支队政委，刘震寰为支队长，丁溪野为总会宣传部长兼第二分会主任。 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丁溪野，活动于津南、海星、新海(即今黄骅县)等县环境最为艰苦的游击区。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经他走村串户发动参军抗日的回族青年就有三百多人，并发动不少汉族青年参加回民支队。另外他还直接领导第二分会组建了一个游击中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时发动回民群众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同时还创办小学和读书识字班，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宣传抗日救国，狠狠打击回奸和汉奸。从而他在回汉族群众中都深负厚望，人们称他为“丁大胡子丁阿訇”。 1943年春天，日寇大举进犯冀鲁边区，环境异常险恶。冀鲁军区政委周贯五，为了丁溪野的安全，把他介绍回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中共晋察冀分局都驻在河北阜平。丁溪野从津浦路东越过了津浦、平汉两道封锁线，到达了阜平温泉。适逢晋察冀边区正要在那儿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共晋察冀分局遂邀请丁溪野为国民代表之一出席了参议会，并被选为参议员。 时值日寇频繁“扫荡”，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敌占大城市的地下斗争，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军。中央委派韩光到晋察冀分局，成立了一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从各个军分区挑选优秀共产党员深入敌占城市，在敌人心脏里发展组织，等待反攻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韩光与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共同负责这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他们考虑到，东北的回民也分布广泛，遂在委员会下增设了一个回民工作部，将已在晋察冀党校学习了将近一年的丁铁石调来，负责这个工作部。 1943年5月，丁溪野由韩光和丁铁石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即被派去河北易县接近敌占区的边缘地带水头村，建立了秘密联络站；接着他又潜入北平城，在城内北沟沿清真寺李阿訇家和牛街回民萧德福家等多处建立了联络点。这些个联络站和联络点，负责护送去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接送从北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对象。其中把英文版《古兰经》翻译成汉文的北京师范大学李铁铮教授等人，就是丁溪野自己冒险接送到晋察冀根据地的。 与此同时，丁溪野派遣刘殿云阿訇去哈尔滨建立联络点。这位阿訇是河北省黄骅县杨儿庄人，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1940年春天，丁溪野奉命在沧州地区津浦路东开辟游击区时，动员他参加了革命；这时他又参加了东北工作委员会，被派去哈尔滨，联络那里知名度很高的阿訇刘品卿并建立了联络点。随之丁溪野又委派三伯父丁全山的长子——即丁溪野自己的大堂兄丁溪正阿訇，去长春策反伪满洲国政府的一名高级翻译，同时派出自己的二弟丁溪山去北平，负责那里的地下交通。 这期间，已在位于五台山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高上科(即团级以上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两年的丁坚，也被调入东北工作委员会，并奉命潜入北平，做回民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徐州，策反汪精卫的伪军郝鹏举部队的一位回民旅长——东北本溪老乡洪旭东。洪旭东一口应承“身在曹营心在汉”，到时候一定对得起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但因故未能发动起义，只身脱离了郝鹏举部队。 此刻住在河北唐县杨家庵的丁氏大家庭，也成了根据地里的一个接待站。老大丁溪野、老二丁溪山以及他的父亲丁全民、三伯父丁全山，也常常深入敌占区边缘的危险地带，接送来往的重要工作人员。总之，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所委任的各项工作，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1943年秋，日寇集中五万多精锐部队，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多次包围杨家庵一带的村庄，烧杀抢掠。10月15日，杨家庵又一次被围，多数村民逃出了包围圈，部分老乡被拦截赶回了杨家庵，其中就有丁家年过花甲的三伯父丁全山。几名日寇和汉奸特务毒打了这位老人之后，逼迫他指出被赶回的人群中哪个是村干部，又问他粮食埋在什么地方?老人全都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不知道”。敌人用乱棍猛击他的头颅，鲜血四溅，他也紧咬牙关，一声不吭，直到头颅破裂、脑浆迸散，倒地而亡。 这是这个大家族为抗战捐躯的第三人。第一个，是丁溪野的二弟丁溪山的长子丁天真。他1938年时十一岁，就在河间县河桥镇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的宣传队，唱歌跳舞他都会，1942年6月2日，这时回民教导总队已改称为回民支队，在河北阜城县的高庄被敌人包围。丁天真跟着部队奋勇突围时壮烈牺牲，其时才十五岁。第二人，便是丁全山老人的嫡孙(他的二儿子丁溪正的长子)丁双祥。这孩子1940年参加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卫生部充当卫生员，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一开始，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连中数弹而亡。 当年12月反扫荡结束。晋察冀分局领导和东北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程子华、刘仁、韩光等人，鉴于敌人的挣扎扫荡必会日益频繁而残酷，决定把丁家老老小小送往延安，以保安全。分局决定：已是共产党员的丁溪野带队照顾全家老老小小，同时另派交通员护送。 这支老老小小的队伍，于1944年1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出发。很不幸，在一个大黑夜通过山西同蒲路北段封锁线时，正遇上日寇的装甲巡逻车，巡逻车上的机枪一阵猛扫，这支小小队伍被冲散。时过三个昼夜再聚拢，两个不满周岁的男孩——丁溪野的孩子丁天胜和老二丁溪山的孩子丁天德——因为一直被包在严严实实的背篓里，被冻饿而死。 1944年4月初，一家人才辗转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管理局，把这一家老老小小安排到大砭沟的清真寺住下。不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枣园接见了丁溪野弟兄的父亲丁全民和母亲丁张氏，表扬了他们一家人爱国热情和忠勇作风。 6月，丁溪野被分配到三边中央民族学院当教员，丁溪山的爱人石凤英带着两个孩子到安塞保育院当保育员，其余的人就在延安参加生产劳动。 11月，丁铁石、丁坚二人也从晋察冀前线来到了延安，双双进入中央党校的第三部深造，直到第二年的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延安庆祝胜利的锣鼓声、欢呼声甫定，丁氏大家庭就随着收复失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洪流涌向东北。11月中旬到达承德，老大丁溪野和老四丁坚就奉命留下：丁溪野负责筹建热河省回民联合会，丁坚担任热河军区回民支队支队长。其他人继续前进，于当月下旬回到辽宁省老家本溪市。 恰巧，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此刻也迁达本溪，丁铁石被任命为党的本溪市委委员、本溪市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3月被推选为本溪市第一届参议会议长。美国军舰向东北抢运的国民党军队越运越多，驻守本溪的民主联军奋起抗击，丁铁石兼任了城防司令。 1946年6月，从苏北到中原大地直到长城内外，蒋介石的军队向所有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一路或数路来犯之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解放区的许多城镇纷纷落入敌手。在东北，从沈阳、本溪、抚顺撤出的民主联军保安部队，合成为辽东第三军分区。丁铁石被任命为这个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和中共辽东省第三地委委员。 11月，在敌强我弱艰苦残酷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与中央军委依然高瞻远瞩，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东北局，从新四军、八路军和民主联军中，抽调一千多名战斗骨干和师团营连排的干部，到苏联红军驻守下的大连市创办一所坦克学校，为日后在人民军队中普遍建立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培养中坚力量。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慎斋(即新中国成立后驻苏大使馆首任武官边章五中将)兼任校长，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兼任校政委，丁铁石为实际负责全校领导工作的副校长——后来并在苏联红军的指导下学会了坦克的驾驶与修理技术。 1947年12月，丁铁石由大连辗转到哈尔滨东北解放军总部，被任命为东北军区战车团副团长。这时，这个全国解放军中的第一支装甲部队号称一个团，实际才有三个连。善于谋略并勇于献策的丁铁石提议，东北军区炮兵司令朱瑞批准，从各部队抽调五百多名有文化的青年战斗骨干，把三个连扩大为三个营，成为名实相符的战车团。1948年9月，由丁铁石和参谋长李自群率领的这个战车团，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一场大战的锦州包围战。10月14日解放了锦州，全团随即隆隆东去，参加了11月2日的沈阳解放战，并在与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并肩战斗中，前后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兵团和一百多辆汽车。沈阳解放，东北军区成立了特种兵司令部，战车团扩建为战车指挥所，下有坦克团、装甲车团、教导团，丁铁石被任命为坦克团团长。 1948年12月，丁铁石与团政委毛鹏云率领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车营和汽车连、修理连参加攻打天津。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2月3日丁铁石又率领坦克装甲部队参加了和平解放的北平入城式。3月25日他又率领坦克部队的西苑飞机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古都，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与鼓励。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隆重盛大的开国大典。丁铁石乘坐第一辆坦克，率领由他奉命组织训练了两个月的装甲车队和坦克群，威武雄壮地接受了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并隆隆驶过了天安门广场。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丁铁石被任命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部长一职空缺，副部长丁铁石成了技术部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这几年，老大丁溪野与老四丁坚，都已转到哈尔滨。丁溪野在承德筹建了热河回民联合总会，于1947年被调往哈尔滨，被委任为东北回民联合总会教务部长、哈尔滨特别市实业公司经理部长；全国解放后改任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不久，出任一一二工程大队政委，率领一千余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驰往朝鲜战场。 丁坚，也在1947年离开了热河回民支队支队长的岗位，到哈尔滨特别市相继担任道里区区委、道外西传家区区长，1949年调任市里没有正局长的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局长。 老二丁溪山，在抗战胜利后向东北大进军时，曾一度担任民主联军本溪保安司令部管理科长；自卫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军转战，积劳成疾，于1948年春在辽东军区招待所长岗位上病故，没能看到五星红旗的飘扬…… 这就是所谓“伊玛尼党党魁”丁溪野、“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伊玛尼党财政负责人”丁坚，以及整个丁氏大家庭直到有了“检举信”时的简要史略。且不说，丁氏兄弟及其整个大家庭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奉献；就是在这到此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丝一毫的“伊玛尼党”的活动影迹么? 当然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韩道仁等人的“检举信”，无异于给这个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1) 正巧，那年头除了敌我矛盾的政治运动外，又搞起“三反”运动。公安部这才撒下了“族字三号案”的侦查网，首先落入网底的，是哈尔滨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丁坚。 那是1952年3月3日。当天早起刚上班，丁坚接到哈尔滨市政府转来沈阳的一封“特急”电报，内称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所属各省及大城市财政厅局长会议，要他即刻动身去沈阳，而且连一张软席卧车票都准备好了。丁坚二话没说，立即汇拢了必要的报表与材料，提着公文包，急冲冲赶到哈尔滨火车站。 在车站软席候车室，他碰见了哈尔滨铁路局工会主席苏洪波，老朋友，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不一会儿，苏洪波的警卫员跑来向苏洪波报告，说外面有人要找他。苏洪波起身刚离开，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处处长王××、二处处长张××和一处侦察科的尚科长就进了候车室。他们与丁坚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老熟人。王××首先发话： “老丁，哪儿去?” “去沈阳开会。” “咋不带个人?” “和你一样，带人干嘛?” 王×ד噢”了一声话锋一转：“李书记找你有个事，要我们来找你。” 丁坚不禁一怔!李书记，即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李长清。他找我，干嘛不让人给车站打个电话，或让省市办公厅的人来叫我，却让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和经济保卫处(二处)的同志来?经过十多年政治斗争和战火磨炼的丁坚明白：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一时难解之故。他只得跟着王××们登上停在候车室外的一辆雪佛莱。 这辆车，还是他帮助购置的——抗美援朝前，他奉命从上海买来十部小轿车：两部别克由省主席冯仲云、市长饶斌分别使用，八部雪佛莱分别给了市里的一些部厅，其中市公安局就分到了两三部。现在他坐着自己帮助购买的一辆雪佛莱，去见李书记。 但是，这辆雪佛莱并没开往省委或市委大院，而是一直开到哈市中央大街尽头的一所监狱，停在大门内一座平房前。在这座平房的一间屋子里，哈市公安局局长王××——更是丁坚的老熟人在等他。王××冷冷地问，“你知道叫你回来是什么事?” “不知道。” “有人说你贪污，李书记要你回来反省。” 丁坚这时才纳过闷儿：怪不得，在车子上的三个人几乎同声问他“身上带枪了没有”，原来是这码子事! 丁坚压着满肚子火，但仍不失镇静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们这不是秘密逮捕我吗?” “我是公安局长，秘密逮捕你也可以嘛!”这位老朋友厉声厉色地说。 这下，指挥过两千余人回民支队的丁坚，满肚子火终于喷发而出：“你是公安局长，我是财政局长，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公安局长就有权逮捕!” “你‘有权’!你有‘逮捕证’吗?” 王××这可泄了气。他只觉得公安部“族字三号案”的密令可以给他撑腰，没想到那只能自己心中有数，而对被侦拿的当事人，还得用表面说得过去的手续办事才成。 “老丁，你别发火。”王××软口软气地说，“李书记为照顾影响，不让别人知道，才叫我们这么办的。反正也没啥大不了的事，过几天说清楚了，就回去。” 王××说罢，向屋内几位公安人员一使眼色，他们就对丁坚搜了身，取走了他的裤腰带，然后把他带进了围墙更高、墙顶上围着电网的大院内。 这样，他没见着“逮捕证”就被押进了监狱。 这是帝俄时代建造、伪满时代关押抗日志士的监狱。许多抗日英雄就牺牲在这座高墙里，包括一位抗日联军的军长。从苏联远东战犯管理所押解回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等人，也曾在这儿关押过，然后才被押去抚顺战犯管理所。 丁坚在这儿闷度五日，才离开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监狱，被押往电车街“兆麟电影院”北侧的一个大院。这就是对外绝对保密的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所在。 大院一分为二：前院是办公楼和宿舍，后院就是关押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看守所，或称“小监狱”。前院有一座乳黄色的四层楼。丁坚被关在这四层楼的最顶层的一个房间里，“任务是反省”。他“反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越“反省”越糊涂：既然是“经济问题”，为何秘密逮捕，又被转来政治保卫处? 春去夏至，夏去秋来。到了11月，哈尔滨已经飘起雪花了，丁坚听到房门外楼道里有人沓沓走过，并发出轻微的咳嗽声。他觉得这咳嗽声耳熟，连忙侧耳细听：没错，是大哥的声音，原来大哥也被捕了!后来丁坚才知道，大哥丁溪野就是在这11月才被逮捕的；哈尔滨的一封急电，把他从朝鲜前线的肃川机场工地召回，说有“要事磋商”。信以为真的丁溪野匆匆赶回哈尔滨，想先去头道街的商务街(“大跃进”时改称上游街)看望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走在半路上就被公安局一处的便衣人员不声不响地带到这个院子里来了。不久，丁坚就听不到大哥上茅房路过他门前的咳声了。大哥被押进了后院看守所，即“小监狱”。 在那里，从伪满警察中精选留用一些人，用皮鞭、皮带猛抽丁溪野，要他老实交待“伊玛尼党”问题。皮鞭、皮带抽打了多少个白天黑夜，也没抽打出一星半点的“政治”油水。 于是，丁溪野被押送到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央大街尽头的那座古老的大监狱，关进了过去关押抗日“要犯”或死囚犯的“独居”牢房。它不足四平方米，黑暗而潮湿，蚊子臭虫成把抓，吃喝拉撒睡都在小屋子里，而且不放风，只是半月一月出来透透气。那是名副其实地上厕所，开点儿恩。不出三个月，体格健壮还不到五十岁的丁溪野，就已面无血色。 丁坚的人身际遇尚算走运。1952年11月，老大丁溪野被押进这座古老的大监狱又被关进“独居”牢房后，市公安局一处有人找丁坚谈话：“换一个地方吧，别在这儿住了……”他以为没事了，可以回家了。但在当天晚上他却被送进了八个月前他已来过的这所大监狱。 说实话，他可没老大那份罪。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熟人。当天夜里，他以被定名为“338”号囚犯的身份送进了高墙大院里的第三监房：一百几十人的大屋，从上到下三层木板大通炕，层与层之间的高度只能盘腿坐着，个头高些的就得躬腰低着头。第一层的木板就铺在水泥地上。他是个“新来的”，睡在第一层的最里头。一米来高比牛腰还粗的大尿桶，就放在他边上。 第二天，一位大官被人搀扶着进了这监房，一百几十号犯人连滚带爬地齐刷刷立在通炕前的地面上。这位大官似乎眼睛不好使，连声叫“丁三哥”而茫然四顾着。丁坚心里嘀咕：他咋不按狱里的规定叫我“338号”，而把“丁老四”叫成“丁三哥”。叫错了?丁坚也只得应了一声：“有!” 这位大官连忙下令：“把‘丁三哥’调换到第二层铺的第一个!”说完又被搀扶着离开了这监房。 第二层的第一个，靠近监房门，空气最新鲜，“班长”的铺位。就是说，这位“新来的”无须“士别三日”，而只睡了一夜觉就被全监房的人刮目相看。他成了班长，左臂上套着红箍，可以自由出入监房，还可以在整个监狱大院自由转。 过了几天丁坚才弄明白：这位“大官”就是这里的监狱长，一位老红军，名叫崔喜峰。1946年春天“四平保卫战”时，是李运昌纵队的一位师长，不幸双眼被弹片崩伤而近乎睁眼瞎。他到本溪疗养时，丁铁石是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特动员政治部文工团女团员王淑贤与其结为夫妇，好好照料这位老革命。后来他转到哈尔滨担任荣誉军人学校校长，1952年又被调到哈市公安局担任第七处(劳改处)处长兼这所拥有数千名犯人的监狱长。事隔多年，他对当年给他物色了一位贤惠妻子的丁铁石一直感铭难忘。当年他就叫丁铁石为“丁三哥”，几年来一直想着“丁三哥”，乃至于听说丁坚丁老四来到了这监狱，他出口就叫“丁三哥”。后来他夫人王淑贤对他说“这是丁坚丁四哥”，他才改了口。 有了这层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背景，很爱深入基层的崔喜峰每次找犯人谈话，第一个就找“丁四哥”。也要丁坚不要再穿那扎有一条条竖道的紫红色囚服，而改穿干部的蓝制服；丁坚说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他说大家穿的囚衣每一条针缝里，虱子都一串串，铺炕木板缝里的臭虫也都密密麻麻，全监狱都应该大搞卫生，彻底消灭虱子臭虫。 崔喜峰大喜，立即召集大小几十个监房的班长开会，发动全体犯人突击搞卫生。“搞得好的插红旗，搞得不好的插黑旗”。所有的衣服、被子都下大铁桶煮一煮，所有的铺板都一块块拆下来放到大铁槽里煮，所有的厕所都由卫生所经常喷洒DDT；暖气包后面的墙上也要都抠掉重新粉刷，茶杯把儿缝里的黑灰也要都刷掉…… 一个星期后，全监狱的臭虫虱子就被灭了个精光! 初战大胜，丁坚又发现大院内许多已经判了刑的犯人，还拖着沉重的脚镣去车间劳动，有的上工收工，不得不把拖在地下的一大截铁链儿提在手里。他了解到，这些都是判了十几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他对崔喜峰说：社会主义国家对犯罪分子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造政策，不能一味地惩罚。既然让他们去劳动，拖着那么长那么重的脚镣，怎么劳动?越是这样，他们会在内心里越仇恨人民政府，是达不到改造目的的。 崔喜峰又大喜，一个命令，一千多名已参加劳动的重刑犯，全部摆脱了脚镣的累赘与折磨。 能够在大院里自由转的丁坚又发现，大大小小的监房所有高低宽窄的窗户，都钉有铁皮风挡；不但从监房内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而且“漏”进监房的空气和阳光很稀少，致使室内空气十分污浊，尤其那一个个“独居”牢房，更形同不见天日的暗牢，不通风、不见光。据说从帝俄时代到伪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是这样。丁坚于是又提了个建议，大大小小的风挡被全部拆除，向阳的“独居”牢房也洒进了阳光。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院子里搞清洁卫生的犯人口中得知，老大丁溪野正被关在一个“独居”牢房内得了严重的肾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立即向崔喜峰建议应及时改善老大的处境，丁溪野这才离开了“独居”牢房。 当时，每个犯人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半细粮和少许菜金，伙食搞得不怎么好。经丁坚建议，成立了监狱管理人员领导的犯人代表参加的伙食委员会，每天定食谱，高粱米加红豆、黄豆、大芸豆煮干饭，剩下饭就炸丸子，每个星期改善一次伙食；犯人们吃得笑口常开。 犯人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大改进。监狱买了电影放映机，每两个星期放一次电影，办起了犯人的墙报黑板报，阅览室也向犯人开放。丁坚当了文艺组班长，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犯人自编的文艺节目的演出，增强了犯人悔过自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2) 在监狱的各种生活都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丁坚又提出了开展“找窍门、挖潜力”的生产运动的建议。被“镇压反革命”运动投入监狱的大批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人人都积极地开动了脑筋，很快就办起了晶体管厂、机械厂等多种科学技术类的工厂和车间，大大拓宽了监狱的生产创造领域。 丁坚的建议一个又一个，崔喜峰大喜连着大喜，使当年拥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尔滨市第一监狱，成了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 丁坚当时这样想，是党派他到监狱里来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非分的男女私情，总之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坚信，党终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监狱，他就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如果中国党平不了这冤，就去共产国际告状。但目前，既然党把自己“安排”到监狱里来，虽然身穿紫红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里跳动的却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那就应该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对待周边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沾上了严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继续对党抱有绝对的忠诚，监狱长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统统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丁坚放声痛哭。监狱管教科的负责人立即找他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对党的感情仍然这么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劝他不要过分悲痛。同时，这位负责人向他提示说，他的问题不便明说，好像不只是经济问题，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连监狱长也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级党申诉。 几乎与此同时，监狱里也有人私下嘀咕：“你们是个大案!究竟是什么大案，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谁也不敢沾边的!” 至此，丁坚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绝非寻常。一年后，这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1954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于丁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宣判。奇怪的是，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长办公室，而且法院院长姜达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坚当了热河省回民支队支队长，姜达生是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的公安局长；1947年丁坚到了哈尔滨特别市担任道里区长和道外西传家区长，而后又当了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姜达生调任赤峰市公安局长之后，也到了哈尔滨市担任公安局第三处刑事侦察处处长，继而转任市法院院长，姜达生对他说：“这么大的哈尔滨市，局长坐监的就你一个啊!如果只是‘经济’问题，你家老大也不至于住‘独居’啊!” 然后，姜达生说：“你过去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是我们所有认识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将来你还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着姜达生宣判：1947年，丁坚贪污生产经费五千万元(即后来的五千元)，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等待，从不悔悟，已够“大老虎”资格，决定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五日内上诉有效。 所以把“开除党籍”也列在法院的《判决书》内，是判决时中共哈尔滨市纪委(后改称过监委)的有关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当时“大老虎”、“小老虎”层出无穷，如是“党内老虎”，就党内处理和法纪惩罚“相结合”：干脆，省事；也可以说这是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色。 丁坚当即作了驳斥，他说，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辽东、辽南的大中城市后，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从本溪辗转撤退到哈尔滨。1948年春天，又有从本溪逃出的二十多个老百姓来到了哈尔滨，吃住在他们家，他们家很快就无力负担。他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市委特别发出一千万东北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千元)救济费，让这些逃难人分别进行生产自救。“这怎么能被说成是我‘贪污’了这些钱，而且‘一千万’又加码到‘五千万’?” 接着丁坚大声说：“我可以就此机会在这儿郑重声明：我们丁氏兄弟和我们整个丁氏大家庭，多少年来只有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地作贡献，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所谓的‘贪污’过公家的一文钱!只要还有一丁点儿革命正气和一般的道德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铁的事实!” 在座的哈市纪委的人员洗耳惊听，木然无语。姜达生连忙说：“老丁，你别急，今儿个就算找你谈了一次话。”接着他就让在场的书记员当场改写了《判决书》： 以上事实，被告全部否认。但根据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组的调查属实，故本院认为属实，判有期徒刑五年，限十五日内上诉，过期执行。 第四天，丁坚在狱中收到这《判决书》，第五天就写成了《上诉状》：一份送市法院，一份让人带给自己的老父丁全民，转送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 但是，法院接到《上诉状》的第二天，即宣布判决的第六天，而还未超过上诉期的十五天，即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丁坚再也不是一名未决犯，而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这就是说，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无法更无天! 丁坚立即血压升高，肾功能减弱，成了“病号犯人”。市法院院长人事变动，新来的院长名叫于华锋。于院长也很乐意深入基层，到监狱找丁坚谈了话。丁坚向于华锋诉说了对自己的胡乱判决，于华锋听得很仔细却也不置可否，但一再叮嘱丁坚说“老丁，不要急，先养病。” 于华锋离开了这所模范监狱，吉普车直开哈市公安局，要局长王××放人。王××不放，说是中央公安部有密令。于华锋说：“那你们总该向公安部实话实说的，总不能把丁坚冤死在自家人的牢里吧?!” 王××死活不松口。 执行判决的两个月后——即1954年6月，丁坚终于第一次被保外就医。他立即奔赴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马辉之申诉。马辉之说：“你先回去，我们来处理。” “我不能回。”丁坚说，“因为判决已生效，无论如何东北局得解决。” “东北局怎么解决?” “一是调案，一是派人，都可以。” 马辉之觉得有理，当即派出姓白姓张的两位作为“调查丁坚案”的专员，与丁坚一道北上哈尔滨。 两位专员持有东北局监委的特别介绍信，哈尔滨市委不得不让市公安局、市纪委、市法院各派一人配合两位专员，组成“丁坚案”五人调查小组。这五人小组一连调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大量确凿的事实，一致否定了市法院的判决，建议恢复丁坚的党籍和原有一切职务；但为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给丁坚改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对留下的这条尾巴，丁坚也不同意。姓白的专员对他说：丁坚同志，你以往怎么对他们顶得这样厉害?以后尤其对李长清(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不能再硬顶了，这应该耐心等待。 然而对五人调查小组这么一个给市委和李长清台阶下的建议，市委和李长清还是一直不表态。这就是说，已经执行的判决依然有效，被“保外就医”的丁坚立即又被收回了监牢。 丁坚的病本来就没减轻分毫，一被收回监牢，血压更加高升——低压一百、高压二百，又被保外就医。他刚出监狱，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学院担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尔滨探亲的原法院院长姜达生，姜达生跟着到他家悄悄对他说：“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丁坚想问个究竟，姜达生哼哼哈哈地没细说。 丁坚即刻启程去告状，到了沈阳东北局，又去北京党中央。中央给哈尔滨市委打了长途电话，要市委认真处理丁坚一案。哈尔滨市公安局不但不处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医，六次被收监。其中一次被收监，正逢市公安局长王××被调走，从北京调来了新的局长贾正操。他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众称做“贾青天”。1956年，丁坚被又一次假释，贾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与丁坚长谈了四小时。他向丁坚详详细细地了解了监狱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他说丁坚是真正体验了监狱生活的老干部，能真正地反映监狱真情实况的人。他还问丁坚：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么?” “最反感的是戴背铐，最恨的是打假报告的人。” 贾正操又非常认真地记录了这两句话后，又对丁坚说：“我这次被调来哈市公安局工作，没带任何私人，全凭党性依靠公安局正直的党员来工作。你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澄清的。” 哈尔滨对于丁溪野、丁坚没能挖出任何“政治油水”，北京的军委装甲兵总部，对所谓的“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也就没有贸然采取行动。他们也只能借着“三反运动”这股“东风”，从“经济问题”打开突破口。 这当儿在装甲兵技术部搞“三反运动”的，是从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政委的刘景晏。他不懂装甲技术，但对搞任何一种“运动”却十分在行。当年在延安，他就取名为“刘斗争”，可见他也是很乐于奉行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的。他指挥技术部的“打虎队”，动用三十多种刑罚大搞逼供信，在二百来人的技术部打出了大小三十多只“老虎”，其中四只“大老虎”被开了公审大会关进了“大铁笼”——北京市的。技术部的“三反”“热火朝天”，而刘景晏原当副部长的装甲兵后勤部的“三反”却冷冷清清。向××一个命令，把技术部的“打虎队”调去“支援”。这“打虎队”把在技术部使用过的三十多种刑罚也搬到那儿照用不误，很快就“打”出了二十多只“老虎”，“功上加功”。 应该说，技术部与后勤部的这一群群“老虎”之被猎获，除了刘景晏之“指挥得法”，技术部政治处主任王右也“功不可没”。 这位王右，来自地方部队，妻子是农村妇女，生有三个儿女，大孩子已将二十几岁，他又在政治处的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打字员身上打歪主意。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打字员不答应，他就用造谣、诬陷等办法，终于把她弄到手。正是这号人，也是最乐于搞“运动”的。 丁铁石，当然成了技术部“虎”群中的一个。他没有被关进“大铁笼”，但也被软禁了半年多。刘景晏和王右及其“打虎队”给他数落出一大堆“经济”罪：假公济私，盗卖公物，以搞家务为名，伙同兄弟进行投机倒把，从中贪污受贿，等等。 那么在这一大堆“罪名”下，总共涉及多少钱? 说来会让人吓出一身冷汗：“共贪污东北币四十亿元!”丁铁石由此而遭降职。他不服，这四十亿少说也得装满两吉普车，我能把它们藏到哪去?技术部其他受牵连的同志纷纷要求批判刘景晏。“风声”飘向了装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向××一个电话，把一位不了解“重大敌情”的新部长沙×叫去谈了话。沙×回到技术部就口气大变，说是他“领受了任务，只保驾过关”。他虽然主持了三天大会，但对刘景晏的那种主观狂暴、任意残害同志的罪行，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大会的最后一天，向××莅临会场并登坐主席台。许多受害者和“运动”期间反对那般残害自己人的同志，继续争先恐后地揭发批判刘景晏一伙的罪行，丁铁石也对“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谬论和刊登在《装甲兵》杂志上的装甲兵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逐条进行了驳斥。 丁铁石发完言刚刚坐下，主席台中央的向××就开始讲话。 “运动搞得很好嘛!”向××说，“揪出了不少‘老虎’，成绩很大嘛!”突然，他气急败坏地指着台下的丁铁石说： “他就是比‘大老虎’还要大的‘狮子’!” 丁铁石立即站起来，严正反驳向××：“我一向清清白白，你讲话要负责任!” “你贪污了四十亿!” “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事实根据，你不能乱扣帽子，不能乱给处罚!” “事实可以变，但处分不变!” “你这是哪家的逻辑?!” “对你这种人，就是这样!”向××更加大了声调说。 丁铁石也加大声调说：“你得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向××当然不能当众把“伊玛尼党”案一语道破。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沙×这些极个别信得过的被打了“招呼”的，几乎无不觉得自己部队的这位最高政治领导人是整个的蛮不讲理。 被揭发批判的主要人物刘景晏，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大会。“运动”还没结束，他眼看被他的“打虎队”揪出来的一只只“老虎”，不但都是白白地遭了一场罪，而且这些“老虎”以及众多同情这些“老虎”的人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地要找他算账，他被吓懵了!他说他每晚吃了多少安眠药都睡不好觉，“神经极度衰弱”，躲进了协和医院。听说部里又连续开了三天声讨他的大会，他从医院病房二楼的阳台上往下那么一跳，跌断了一条腿。向××于是向大家正式宣布，“刘景晏神经失常”，于是人们也就不再向他“讨债”了。隔年后，他的伤骨复愈，被调往上海军医大学当了政委，这假“斗争”的一页就被翻了过去。 但是，强扣在好人头上的屎盆子却“天长地久”! 1952年10月，“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丁铁石被派往朝鲜前线，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器材补给处处长。他率领六十多位技术保障人员深入前线，负责两个坦克指挥部及步兵师坦克团的技术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上甘岭战役和朝鲜停战前夕金城反击战中装甲部队的参战。1954年6月，朝鲜停战已近一周年，他才从朝鲜奉调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 这个“伊玛尼党案”或“族字三号案”，就是这样一连搞了五年多，受迫害、受株连的多达三百多人，广及十个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2月，公安部曾又一次组织这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对这三百多名受害者，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秘密侦查，结果仍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蛛丝马迹。 1957年1月，公安部不得不下了这样的结论：“回教执行委员会”是个落后的迷信组织；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应撤销对他的专案侦查，同时对他应分配适当工作；但因他在回民群众中有影响，也可对他继续观察。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庐山会议后炸了丁铁石，罪名还是“胡乱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丁铁石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学员。 1952年有人利用“三反”运动，把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半年，从朝鲜回来，调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之后，他工作得勤勤恳恳，倍加小心，同时深感如不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发展需要的。他的这一要求得到批准。1958年1月，他已四十三岁，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在预科学了半年多，然后顺利考进了本科。 这时，军委装甲兵派人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办了个快速成材进修班。丁铁石不是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原来的副主任，而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本科的一名普通学员入了进修一班。这进修一班三十多名学员，数他年纪最大、级别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团团长时的老部下。班里成立党支部，学院派来的班政委张秀斌是当然的专职书记，还得学员们自己推选一位副书记，大家遂一致推选忠厚老成、奋发苦学的老领导丁铁石。 这位老领导不负众望。他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他的暑假是在南京度过的。他的妻子白琴，当时就是南京著名的鼓楼医院副院长。他们的家，就安排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处宿舍区。暑假还没完全结束，庐山的风雨已由个别隐秘小道传下山。当丁铁石度过了暑假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内定了四名“彭黄集团分子”，他是第一名，“事实”根据是： 一、军工学院政委谢有法传达了庐山会议文件之后，要各个班组讨论时，学院派了一名干事到进修一班做记录。他回去向学院领导反映说：“丁铁石说：彭老总有什么错?彭老总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这明显是为“右倾路线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 二、1958年暑假前，预科结业考升本科，学院领导指定丁铁石代表一千多名预科和本科的学员，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他借口自己讲不好，让另一名学员代讲，这是藐视学院领导； 三、1959年夏天期末考试期间，学院装甲系规定，各个进修班的党支部委员会，都应开会讨论研究聘请下学期的授课教员人选，并列出名单。丁铁石借口为避免耽误大家的实习和考试，最好等考试完毕后，支委们晚放两天假，专门留下开会也不迟。这也是藐视学院的规章制度； 四、后来虽然在装甲兵系党委的坚持下，进修一班还是召开了支委会，但丁铁石提名的讲授金工金相学留学归来的教授胡振威，恰恰就是一名“右派”。丁铁石不要党员教员讲课，而独独提出一名“右派”，这就是“右倾反党”。 在那年代，尽管这些个罪名都是胡乱凑，但也足以在政治上彻底整倒一个人。不过，这仅仅是学院领导的“内定”，怎么着也得装模作样开个批判会，以表示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而且进修一班的全体会议，竟由军事工程学院少将院长刘××——“一二·九”运动时的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亲自主持。他要大家踊跃揭发批判丁铁石的“反党言行”。 可是，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人发言。刘××少将再一次动员：“开批判会，应该人人发言，谁也不能坐球场上光吹哨儿的!”这才开始有人张口。但张口者寥寥，而且所说也都是丁铁石的好：学习成绩优秀，带动全班通过了劳卫制，掏大粪都走在前，不靠老资格、高级别吃饭…… 刘××一听，连忙摆摆手：“散会!” 后来，在全院师生干部大会上，刘××说：“进修一班的政治空气不浓，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可要引起严重注意哩!” 此后，大会批，小会斗，接连不断。 有一次，由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王坚为组长的学院“反右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又专门找丁铁石谈了话。他们用略带几分安抚的口气，看似漫无目的地东扯西拉了一阵之后，王坚突然向丁铁石：庐山会议前，(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与向仲华副政委、贺晋年和张文舟副司令员来我们学院，你和他们谈了些什么? 丁铁石回答说，这是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要他去谈话的，他们只问过进修班学了些什么科目。 “谈过‘分建学院’没有?” 丁铁石没有即刻回答。他明白刘伯承元帅主管的南京军事学院，其指挥系即将分散，以便分别建立各个军兵种的学院，故简称“分建学院”。他还明白：“分建学院”如果成为现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各个系，必定也一一分散各自归口于分建的各个学院。五人小组特别关切这件事，想必是刘××们不愿看到这将成为事实。 同时丁铁石更明白：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是彭老总手下的一员骁将，并曾当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如果从他丁铁石口中弄些材料，把许光达挂靠到“彭老总一边”，刘××们可就立了大功了!! 王坚见丁铁石相觑无语，似乎顾虑重重，就“鼓劲”说： “说吧，说吧!你说了，你自己不但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也会给你的肩章上添颗金豆儿，嘿嘿嘿……” 这就是说，为了加官晋爵竟可以诬陷许光达!丁铁石感到这简直是对自己人格与党性的极大侮辱与贬低!他立即火气很重地反问：“你说，你到底要我说些啥?” 王坚一见丁铁石发了火，也立即抹下了假装正经的假面具，大光其火地说：“你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丁铁石更火了!他说：“随你们的便!你们自己心怀鬼胎，还想拉上别人和你们一起为虎作伥?你们这种人，才绝对没有好下场!!” 五人小组对丁铁石只好就此收兵，悻悻然。 1960年上半年，“反右倾”已大体结束，教学工作已恢复正常。暑期考试前，系领导突然宣布给丁铁石“撤销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当场引起全班学员的哄堂大笑。因为1959年下半年开学伊始，进修一班党支部已经改选过，同班学员田申被选为副书记。大家觉得，这是由于从不做亏心事的丁铁石，顶得学院领导下不了台，学院领导自找台阶下而闹出的一个大笑话! 笑话归笑话，在丁铁石看来，这是学院领导对他的侮辱和戏弄。尽管他的意志正像他的名字那样坚如“铁石”，但从“三反”到“反右倾”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中，他确实气恼重重。他为此得了神经衰弱症。加上1960年下学期的主课都是坦克的驾驶、修理和枪炮射击，他早在日寇投降后在驻旅大的苏联红军帮助下学得滚瓜烂熟，并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多次实践过，因此他向学院请了一个学期的病假，1960年下半年一直在南京治病休养。 1960年冬天，北京装甲兵总部派人进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拟筹建装甲兵自己的工程技术学院。带队的，正是“三反运动”后期，从第二坦克师师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部长的沙×。现在他虽然已是坦克一校副校长，即将担任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但他当年在技术部“同情与理解”被屈打成“虎”的同志以及正直群众的要求，同意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三反”肇事者刘景晏；被向××叫去打了声“招呼”，就在三天的大会上一言不发，以及向××到会与丁铁石台上台下的激烈交锋的情情景景，许多当事人仍历历在目。他们虽然不明其中奥秘，但他们揣想沙×这次去哈尔滨，肯定不会给丁铁石带去什么好兆头。 果然，在1960年12月下旬，家住南京军事学院一处宿舍区的丁铁石，突然接到军事学院转来的向××秘书的电话，要丁铁石立即回哈尔滨军工学院“处理”自己的问题。丁铁石问：“处理我什么问题?”秘书回答：“我不知道。这得请示首长再答复你。” 不多日，这位秘书就来了电话，说是处理丁铁石在“反右倾”斗争中的问题。丁铁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把我的班支部副书记给撤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多日，这位秘书又来了电话，口气硬得不容分说：“立即返校!你去也好，不去也好，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不去，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半月之内就来了三次电话，而且最后一次没等丁铁石回一个字，就“砰”一下把电话挂了。丁铁石心想，在南京家中养病这半年，是哈尔滨军工学院和装甲系领导批准的，养病期间还两次向班、系领导写信汇报了治病情况，两次都得到了班、系领导的回信予以抚慰，并一再嘱咐“要安心养病”，干嘛要向××来插上一杠子?他向××是军委装甲兵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又不是哈尔滨军工学院的领导，我丁铁石回不回学院，与他挨得着吗?!丁铁石再联想到“三反”时的“事实可变，处分不变”和台上台下对着干的那几场“戏”，他觉得向××这样逼他赶快回哈尔滨军工学院，肯定又要耍什么新的狠毒阴谋，遂坚决不理他那茬儿。 1961年2月初，哈尔滨军工学院给了丁铁石来了信，开宗明义地要他火速赶回学院，参加开除其党籍的会议。这大大震怒了丁铁石，他即刻登上北上的列车。 丁铁石一到了哈尔滨，就有人悄悄告诉丁铁石：开除他党籍的支部会早开过了!据这些知情人说，在1961年1月即将放寒假时，由班政委兼党支部书记张××主持了进修一班的党支部会，班主任李××和全班在校学员都到了会。张××宣布了丁铁石的“错误事实”，还是1959年秋天把丁铁石定为“彭黄分子”并撤销其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的那些事—— ①彭黄分子；②严重不服从命令的个人主义；③1959年暑假前支委会决定请“右派”教员在下半年讲课，是公然反党…… 张××刚说到这儿，还没来得及要大家讨论表决，在丁铁石被撤销支部副书记之后被选为支部副书记的田申——著名剧作家、作家和诗人田汉之子，就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支部会。 田申说：开除党员的党籍，如果不是在战火分割或秘密工作的特殊情况下，必须让其本人到会。他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本《党章》念了起来：“‘在党组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现在你们既然要开除丁铁石的党籍，就应该让他回学院参加会议并听取他的申辩，这才符合《党章》的要求，否则就是非法的!” 发言同志很不少，直说得张××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临末了，他还是强要大伙举手表决，结果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使一心要开除丁铁石党籍的人没能达到目的，只得放寒假，让大家回家了…… 丁铁石听了知情人的这些叙述，才恍悟到怪不得向××要他的秘书，在学院放寒假之前像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似地，连二连三地给他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到学院，“原来如此”! 现在他回来了。全班的学员又都放假在家，准备过春节，开不成党支部会，“把他催了回来干什么?” 他想错了!存心要整人的人总会“妙计横生”的：支部没法形成决议，还可以召开别的会议。 丁铁石回到学校的第五天，学院装甲兵系开了个党委会，到会的有装甲兵系和进修一班的领导六个人，外加沙×带来的筹建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的十六七个人，会议由沙×主持，叫丁铁石也到会。沙×宣布丁铁石的“错误事实”，比撤销丁铁石党支部书记的决定以及张××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支部会上所说的那几条，大大地加重了砝码。沙×说丁铁石： 第一，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分子! 第二，历史上个人主义严重，是个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 第三，组织观念极为薄弱，在装甲兵内部大搞宗派活动! 第四，彭黄集团的忠实分子! 沙×宣布完毕，既不要大家讨论，也不让丁铁石申辩，就要大家举手表决。当然，这是早就串通好的，除了丁铁石一人外，其他“一致通过”这个开除丁铁石党籍的《决定》。丁铁石起立高声反对。他说这是强奸民意，违反《党章》。他说沙×不是学院的领导，也不是系的领导，凭什么主持这个宣布开除他党籍决定的会议?他说认定他“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野心，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大搞宗派活动，彭黄集团分子”，等等，有哪一条事实根据?! 丁铁石刚说到这，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忙打断丁铁石的申辩说：“向××副政委给你打电话叫你回来开会，你怎么也不回，这就是反对领导!” 丁铁石说：“向××既不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也不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怎么能说是我反对领导?!至于说我是‘彭黄集团分子’，有什么根据?我有生以来与彭老总、黄克诚同志未有过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总共只坐在台下听过彭老总的三次报告，包括1958年夏天彭老总来咱们学院视察的那一次。 “那一天，学院院长刘居英、政委谢有法一改日常铺张浪费讲排场之风，特地把讲台上的大红丝绒台布换成一条朴素的黄军毯，在讲台前后躬身欠腰地连声呼叫彭老总为‘我们敬爱的首长’，而我这个坐在台下十几排之后听报告的普通学员，倒成了‘彭黄集团分子’，这是哪家的王法?!” “对所有这些诬蔑陷害，我保留申诉权!” 丁铁石滔滔不绝，直说得沙×，徐介藩等人无言以对。 时值1961年即辛丑年春节，远离南京老婆孩子的丁铁石，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招待所里住着。有时候，他也到大院里转转，人们都忙着过年，合家团聚，几乎没人敢搭理他。他在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地住了三个月，一直住得神经极度衰弱，每天早起都头脑昏沉沉、眼前闪火花，也没等到任何地方的任何通知，只得抱病再次进城，再次找到总政治部监委会。刘处长对他说：“已经和装甲兵党委说通了，开除党籍是不行的，改为党内严重警告，你看怎么样?” “凭什么给我‘严重警告’?” “算了，老丁。他们是党的一级组织，也总得给他们一个面子吧!” “什么‘面子’?是党的组织原则重要，还是个人的‘面子’重要?” “算了吧，老丁!自古以来，哪个朝里没有屈死鬼!” 末了刘处长又说：“这些日子你的健康欠佳，你去杭州西湖边上疗养一个时期吧……” 1962年春天，在杭州疗养了三个月的丁铁石回到了北京装甲兵大院。他被装甲兵干部部分配到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担任组织计划部副部长，由原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军职的副主任，降为这个副师职的副部长，还能奈谁何? 他一肚子明白：尽管在庐山会议后这一连串的纷纷扰扰中，一直对他找茬儿的人们虽然避口不再提起沙×已露了出来的“民族反动分子”那样的政治问题，然而实际上还是那一串不定时炸弹中的一个对他炸了一下。炸他的人们心照不宣，被炸的人则有苦难言。他口含这咽不下吐不出的“苦”，一会儿去内蒙古东部的牙克右抗装甲冷冻试验，一会儿又被派去南方雷州半岛海峡搞水陆两用坦克的测验，呕心沥血，奔忙不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一连串的不定时炸弹连续爆炸，多少人受尽屈辱，命丧黄泉 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大搞“四清”。中共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的一些人，又翻起了这本早被公安部否定了的“丁溪野组织‘伊玛尼党’反革命组织”的旧账，而且增添了“丁溪野在抗日战争中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煽动回民闹事”、“在沧州地区扩大了回汉民纠纷”等新罪名。增添这些新罪名的惟一根据，就是“侯庄惨案”。 所谓“侯庄惨案”，就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分属沧州地区几个不同县份的侯庄、段庄、丁庄子、王古宅、张官等村庄的回汉民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在侯庄回汉民打群架时，有的汉民把血淋淋的猪头，挂到清真寺的大门上，引起全村回民的激愤，从而发生了械斗，双方互有伤亡。对这类小打小闹的事，如能及时调解，本不难和平解决；但有些村干部“激情”有余而政治水平不足，有的干部也抱有偏见，排解纠纷时很不公正，以致旧怨未消又添新仇，事端不断。而这时，丁溪野早已离开了沧州地区，并已到了延安，正在延安以北数百里、位于陕北最西北角的定边的中央民族学院教书，所有这些纷争，都与他八百杆子也挨不着。 但是，急于想立“政治大功”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照样两次派人去哈尔滨“查办”。“查办”的惟一结果，是让已经成为哈尔滨市园林工人的丁溪野，于1965年退休。 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倒给沧州地区原“四清”工作总团的一些人，又点了抢立“政治大功”的希望之火。 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全家已迁回哈尔滨、本人亦已在哈市园林处退休的丁溪野，正与一家人在家吃午饭，突然闯进去几个陌生人，口称“调查问题”，要找丁溪野谈谈。丁溪野没有半点犹疑，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随着这几个陌生人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 一家人有过“三反”期间丁溪野被逮捕、全家人被赶下农村的伤痛，这时不禁更加忧痛。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又被弄到何处去。不久，他们全家人就接到哈市“革命派”的通知，说他们全都成了“反革命家属”，随之被勒令赶往农村，而且一年之内被逼着搬了三次家。丁溪野的老伴刘兰田领着三个不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不能开窗的泥土小屋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们要去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说他们是“反革命家属”,不给安排活。两个小男孩被称为“反革命狗崽子”，别人要骂就骂、想打就打，小学没念完就被赶出了学校。更不能让他们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天，他们家就要遭到一次半夜三更“查户口”的惊扰。这些人来到屋跟前，先在外面把门窗敲得震天响，闯进了屋子就用手电筒到处乱照乱翻，已快六十岁的刘兰田被吓得小便失禁；每被惊吓一次，她好几天都不能恢复常态。每次“查户口”的人一离开，全家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常常哭到天明。丁溪野的大女儿丁威和她的两个弟弟常常忧伤自语：爸爸到底去了哪儿？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的爸爸已被关进了沧州地区黄骅县公安局监狱，同年12月15日转为正式逮捕。黄骅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审讯逼供；不但狠抓“伊玛尼党”不放，还搞出一个“回教国运动”。这“回教国”“国王”就是丁铁石，“总理”是丁坚，“国旗、国歌”也都齐备了，“国都”将设在兰州。 这消息传到了装甲兵，装甲兵“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很想在“伊玛尼党案”上“扩大战果”，给当年主持全国公安工作的罗瑞卿，扣上“包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特大罪名。他们这个计谋，得到了后来成为“四人帮”分子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以及“夺权”后由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全院第一把手的宋昆的全力支持。他们让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并让这个科研院的计划处长，装甲兵学“毛著”的尖子田永兴中校，担任这个“专案的”总组长，会同哈尔滨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等，发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丁坚担任副秘书长的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丁坚的妻子李葵南担任主治医师的哈尔滨市立第二医院，丁溪野的老战友刘桂轩当经理的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丁铁石的妻子白琴担任副院长的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已改称“反帝医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专案组，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铁石和丁溪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刘桂轩、周绍先、刘殿云阿訇等人，一一进行专案审查批斗。 1968年1月15日，田永兴率领一帮打手急匆匆赶往哈尔滨。一到那儿，他就摆出手捧尚方宝剑的架势，自称是中央军委的处长、“伊玛尼党案”联合专案组总组长，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接待的。他要求哈尔滨市军管会协助他，将已是哈尔滨市体委副秘书长的丁坚“逮捕归案”。 其实这时候的丁坚，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体委都被说成是“贺龙黑线”而被军管，哈尔滨市体委被下放到哈尔滨东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县查林河农场参加“斗批改”，丁坚由于原也是哈市体委的一员，也被从哈市监狱押转到通河县监狱。1967年春节前，监狱检查监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雪地里躺二十分钟。一个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冻得犯了抽风病。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妈拉个巴子，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们也像卓娅那样放在雪地里冻！”可是就这么残酷折磨，丁坚还是什么也不说。 丁坚被从通河县又押回哈尔滨监狱，田永兴立即命令打手们给他戴上背铐，整整一个星期未松一丝一扣。丁坚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们七手八脚地帮忙。尽管如此，田永兴对他的白天黑夜地连续审讯逼供，还是一无所获。 田永兴不甘心，想从另一个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这个人就是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经理刘桂轩。他1940年才十来岁，在丁溪野的动员下，就随其父亲刘殿云阿訇一道参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介绍，随丁溪野到陕北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文革”前就已担任废品收购公司经理。 1968年5月，田永兴率领一帮穿着现役军人服装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尔滨，立即召开大会斗争刘桂轩。他强迫刘桂轩作九十度以上的“喷气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导致刘桂轩心脏病急性复发而栽倒在地，脸白得像一张纸。就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情况下，田永兴照常阴阳怪气地吆喝了一声，打手们一齐上，对刘桂轩拳打脚踢，骂他“装死”、“装孙子”。被强制参加斗争会的废品公司职工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田永兴却坚决不允许。不一会儿，刘桂轩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个人，就像弄死一只小猫小狗，田永兴根本不往心里去。他却身又去哈尔滨市的第二医院，组织人马批斗丁坚的妻子——第二医院主治医师李葵南。李葵南十多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白求恩卫生学校(即如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初创时期的学员。她哪儿怕田永兴的横眉立眼、狠声狠气? 1968年6月15日，田永兴就将李葵南抓进了监狱，像对待她的丈夫一样，也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起了背铐，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骂她是“丁坚同伙，铁嘴钢牙”，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觉得，还是应当把“突击的重点”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断：只要这个“伊玛尼党党魁”能招供，这整个“族字三号案”就会迎刃而解。他遂率领得力打手苏金泉等人，从哈尔滨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沧州地区的黄骅县，突出审讯丁溪野。 他们常常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老沉的大铁牌，挂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弯腰的“喷气式”，一个多钟头，都不让他直直腰抬抬头，有时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们就冲上去拳脚交加。如果丁溪野还没有醒来，他们就骂他“装死”，向他的脸上身上泼凉水。待他苏醒后，让他再做“喷气式”连续批斗。 这种模式的批斗，有时一连几天地周而复始，形成冷酷的车轮大战。田永兴和他的打手们轮班休息、吃饭、喝水，而让丁溪野只有一直弯腰低头挨斗的份儿。一天只给他吃一顿饭，连他站着迷糊一会儿也要打得他跟头踉跄。丁溪野口干舌燥得说不出话。他想要喝一口水，他们倒了一杯水却不让他沾嘴唇，说是除非他说出他们要他说的那些话。但丁溪野硬是没有说出他们所需要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这样轮番逼供一个多月，田永兴等人空手而归，黄骅县公安局的专案组继续强逼。终于，丁溪野精力耗尽，由眩晕病倒发展到腹水鼓胀，生命垂危。这“敌情”传到了北京，装甲兵专家组的总指挥——装甲兵后勤部政委周正和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薛振光立即提示专案组：“千万不能让丁溪野就这么死了，一定要从他的口中搞出口供来!” 田永兴闻命，即刻率领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黄骅县。他命令黄骅县监狱的医生给丁溪野注射强心针，等他刚刚睁开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咽了气。 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兴连忙布置封锁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隶属单位和同样也没“招认”一个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传递丁溪野的死讯，以便向他们和一切有“连带关系的人”“继续深挖”；同时，他与黄骅县公安局共同“研究”，给这个“顽抗到底”、“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伊玛尼党党魁”，判了个“有期徒刑”十五年。好像丁溪野还活在人世；实际上，他已被秘密掩埋，掩埋地连任何记号也没留。 在黄骅县被残酷整死的第二人，就是1940年经丁溪野动员参加了革命、1943年被派往哈尔滨建立秘密联络点的爱国阿訇刘殿云。1968年11月，田永兴又来到黄骅县，硬说已经退休的刘殿云是“伊玛尼党党徒”，动员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争刘殿云。在一次斗争大会上，个别汉民群众糊了一个纸猪头扣在刘殿云阿訇的头上，并把他装在箩筐里抬着游行示众。这引发起当地回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认为这是肆意侮辱伊斯兰教，并且因为田永兴及其打手们都是解放军，而对解放军的传统看法有了重大改变。最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刘阿訇，终被反复折磨致死。 田永兴又过黄河、跨长江，到了江西省，“审问”一个军分区的政委周绍先。1940年二十岁参加回民支队的周绍先，本不是回民而是汉族，就因为他是丁铁石当主任的回民支队政治部领导下的剧社舞蹈演员，也被称做“伊玛尼党党徒”，田永兴召开这个军分区的大会批斗周绍先。周绍先不服，田永兴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使劲掴他的耳光子，直到把他的耳朵打聋，使他成了残废。 田永兴又赶回北京，让打手们严刑拷问与丁氏大家庭素昧平生的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直把李希光逼迫凌辱得自杀而亡。 至此，就这个案件直接受害和被秘密侦查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回汉民群众已达数百人，形成了骇人听闻、后果严重的大冤案。但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和抢班夺权成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宋昆，却认为田永兴“立了大功”。 这正是田永兴梦寐以求的。他下狠心要在他的顶头领导丁铁石的身上，为他榨取更加飞黄腾达的资本。 其实这时候，丁铁石的人身自由在他的完全控制下，已有一年多了。但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 前面说过，由于这个“伊玛尼党”的重大疑案，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装甲兵党委就给丁铁石胡乱加了一些“经济问题”的罪名，给了他行政降职、党内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由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降为技术部的一个处长，抗美援朝回国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尽管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等无交往，装甲兵党委也硬说他是个“彭黄反党集团分子”，说什么也要开除他的党籍；军委总政治部不同意，装甲兵党委只好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由副军职的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降为副师职的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计划部的副部长；1966年3月，又让他改当这个科研院的副总工程师，彻底剥夺了他的行政领导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刚刚从海南岛又一次测试了水陆两用坦克回到了北京，一些造反派也许认为他已不属于当权派的序列，就没有让他加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人戴着高帽弯腰撅屁股的大队。 1967年1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跳梁小丑王洪文们，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装甲兵的一些人也跟着抢班夺权。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昆，立即夺取了这个研究院的第一把交椅。 1967年8月25日，科研院召开科研院副政委汪志华被戴高帽游街一周年大会。会前一刻钟，两位“造反派”走进了丁铁石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敬了礼，请他去参加这个大会。丁铁石只得跟了去，并被安排坐在最前面。会议进行了半小时，新四军老战士汪志华在台上被折磨得面如土色，田永兴突然跳上了台，向台下大吼一声——“把‘三反分子’丁铁石揪上来——”丁铁石即刻被早坐在左右的两个造反派一人抓一只胳膊推上台去，当场撕下他的领章、帽徽，随后就在他自己的住处被“软禁”起来。所有来信早就被查收，丁坚、丁溪野等人在哈尔滨和黄骅县等地已经遭受的一切磨难，他全然不知。 1968年4月1日黄昏，丁铁石在有人盯梢的氛围中去水房打水。他还没走到水房，就突然被人从前截住，扭送到技术保障队的一间平房：窗户早用木板封死，还被糊满了报纸，报纸上还又抹了一层黑，成了完完全全的黑牢。 不一会儿，田永兴就带着技术保障队的一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个老兵走了进来。田永兴一进来，翻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像，往窗台上一放，几个人按着丁铁石的头向毛主席九十度弯腰“请罪”，要丁铁石“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无罪!” 低头弯腰的丁铁石话音刚落，田永兴立即给他一个大耳光，接着用双腿夹住他的脑袋，命令那个排长、两个班长和那个老兵，对他使劲打。从此，丁铁石每天都得“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 所谓“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就是每天早起床、晚就寝和三餐饭，都得面对毛主席像，脖子上吊着重达十五公斤细铁丝勒到肉里的上书“反革命分子”的大铁牌，再撅着屁股就“喷气式”，嘴里还要大喊“毛主席万岁”，其中必有三次挨打。这样直打得丁铁石遍体都是伤。 两三个月之后，丁铁石被带进了自己很熟悉的原来处长以上干部的小食堂，此刻成了专案组的审讯室。田永兴在审讯台边翘着二郎脚，丁铁石则被按坐在审讯台前的小凳上。田永兴瞪着眼睛问： “你还认识我吗?” “什么意思?” “四七年三月间，你是坦克学校校长，坐在一个大转椅上，多么威风，多么神气!” 这一下丁铁石才突然想起，他当年在大连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学校校长时，田永兴曾是那里的一名学员。丁铁石遂严肃地说： “你不用讽刺挖苦，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事吧!” 田永兴阴阳怪气地说：“那一次我向你请假，去市里办事，你不但不准假，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噢，就为这个?” “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啦!你不能再那么威风、那么神气啦!你做的那些事，对头吗?” “你不用再讽刺挖苦!你说说，我批评你，到底对不对?” “你甭嘴硬问我‘对不对’!我说这是不对!” “我当时做得非常对!因为是你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校规!你当时明明也知道，坦克学校的同志去市里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这是为了保密，确保安全。咱们坦克学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装，对外叫做‘警察学校第四大队’而不叫坦克学校，就是为了保密。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个人独自上街，这是明知故犯!另外，学员请假，学员队的队长、指导员就可批准，根本用不着找我，我也不应该代替你们队领导的工作。是你完全错啦!对这样一件琐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个团级干部，竟然还怀恨在心，可见你的党性、人格和肚量是多么的卑下!” 田永兴“啪”地猛拍了审讯台跳了起来，大吼一声：“你向毛主席请罪!”两个打手应声卡着丁铁石的脖子，又按着他的脑袋，使劲地向下压。丁铁石也使劲地顶着不低头，并大声说： “我当年做得非常对，没有半点儿错!随你们的便吧!” 从此，丁铁石的每天“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便升了级：每次审讯，几乎都是先罚他跪在众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后由田永兴带头，一个班的年轻战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还脱下脚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终于把他的耳朵打聋。 一日三顿饭，每顿饭都让他蹲在令人作呕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罚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厕所不算，还故意让他去喂猪，实可谓“放手大胆”地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我们那个混沌时代的无数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强大得“无与伦比”，是不会自败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员，就偏偏不奉行这个“见怪不怪”、“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哲学。丁铁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于向这些“怪事”英勇抗击的一名战士—— 她1938年7月17岁，由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迢迢数千里奔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逐步升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和鲁艺、抗大等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深造。1940年春天，她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第二军分区“七月剧社”担任分队长兼政治教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宣传队。1941年秋，为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寇的扫荡，她转去山西定襄、孟县等县担任县文救会主任和宣传部长。1942年秋，因敌后医生奇缺，党组织推荐她去白求恩学校学医，数月后即考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得到重点培养，抗战胜利时毕业，被分去东北，先后在辽宁军区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当医生。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她也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被调进中国铁路总医院担任副院长。丁铁石从朝鲜前线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白琴也从北京调往南京，担任鼓楼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和眼科主任。1965年又被调回北京，担任著名的协和医院副院长。她像丁氏弟兄们一样，平生从未做过亏国亏民亏心事，岂怕这混沌时代的“咄咄怪事”?! 1968年3月底的一天黄昏，白琴带着十岁的儿子丁中刚乘坐郊区的公共汽车经过卢沟桥到达槐树岭，直奔已夺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大权的宋昆家。宋昆刚吃完晚饭，正坐在客厅里心满意足地品茶。白琴一见，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宋昆的衣领，要他拿出了丁铁石的“反革命”证据来。 白琴说：“我和丁铁石都是经党教育几十年的革命干部，我们都是讲道理的。如果丁铁石真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暗藏的反革命’，只要你们能够拿出真凭实据来，我立即与他一刀两断，断绝夫妇关系，绝不含糊!否则你得放人，现在就答复我!” 白琴边说边抓着宋昆的衣领不放手。宋昆支支吾吾，既拿不出证据，又不答应放人，也不敢还手。宋昆的老婆急忙溜出去“告急”。不一会儿，涌进来科研院的几十个造反派。他们谎称要宋昆去开会。宋昆也忙说他马上就要去开会。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答复。”白琴说。 宋昆连忙逃之夭夭。然而这几十个造反派却一个也没走。他们的一个头头对白琴说：“宋院长走了，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听到这句话，白琴反而顺势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白琴说：“我所以特地到宋家来，就是为了向他讨个说法。他去开会了，不管他开多长时间，我都要等他回来给我一个说法再走。这与你们没有关系。我不找你们，你们也不要妨碍我。”接着她又把刚才对宋昆说的话说了一遍：如果拿不出丁铁石的“反革命”真凭实据，就必须放他回家。 这些造反分子哪能听得进这些?他们纷纷指手画脚围攻白琴。白琴仍然稳坐沙发面不改色。她说：“宋昆不回来，我就不走!” 造反派们没法，也只得一个个离去。白琴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左右，宋昆也没敢回来。白琴眼看着儿子中刚一个劲地打瞌睡，就带着儿子离开了宋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字报，贴在装甲兵科研院俱乐部门前的墙上。大字报说： 丁铁石是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他忠于党和人民。宋昆陷害他，是想转移斗争目标，嫁祸于人，逃避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宋昆这样做，似乎是得势于一时，但历史是无情的：好人终归有好报，一切问题总会被搞个水落石出；而宋昆之流则必会恶有恶报，绝不会有好下场。 大字报末尾写着“丁铁石老婆白琴”和年月日。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 白琴刚刚贴好大字报，城内协和医院的造反派就来到了。原来装甲兵科研院的造反派对白琴围攻不下，就忙去城内协和医院搬“救兵”。白琴觉得大字报已贴出去了，就已经教训了宋昆，“基本任务已完成”，遂带着儿子坐着协和医院造反派开来的汽车，于午夜两点返回了医院。 这天天一亮，协和医院的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勒令”白琴检查认错，否则“严重的后果自负”。白琴回答说，“我没错”，拒绝做出任何检查。当天下午，她就被造反派关进医院地下室“太平间”旁边的“牛棚”。当天夜晚，田永兴就来到协和医院，伙同医院的造反派“会审”白琴，要她交代她和丁铁石的“罪行”，白琴一一予以严辞驳斥。 由此白琴也遭了罪。她与卫生部长钱信忠和本院的著名医学专家张孝骞、刘士豪、冯云琨等人，常常排成大队弯腰挨斗，她更被本医院十六个党支部一个不落地挨个儿拉去轮回批斗，一些人拳打脚踢地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丁铁石也是“反革命”；她昂起头大声说：“我和丁铁石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者，我们都没有错!” 一天黑夜，看守白琴“牛棚”的人趁夜静更深没有人，悄悄对白琴说：“你呀你呀真傻!在这场天下大乱中，别人连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迎头上，去贴什么大字报……” 在这座“牛棚”的对面，是举国第一流的医学专家张孝骞的“牛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位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老专家就被关进这座“牛棚”了，造反派们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美国特务”。他说他只是一个爱国的穷书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虽在解放前，在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湘雅医院和协和医院教书行医，但他一直抱着爱国强民的宗旨，从来也不是“美国特务”…… 一句话，他对造反派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实话实说地一概不承认。 “不承认，就得打!”白琴住进了“牛棚”后，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对面“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教授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 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着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着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 当然，他立即又像被抓小鸡似的揪着衣领提了回来。当夜，他那“牛棚”里又传出鞭打与惨叫的混合声，令各个“牛棚”里的人都揪心裂肺，彻夜难眠。 一天，造反派们押着张孝骞和白琴等人去打扫整个医院的楼道与厕所，又命令张孝骞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擦窗户。这些人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然感到景物模糊，天旋地转，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摔了下来，直跌得内出血，也跌伤了腿骨，隔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棍走路。 1968年冬天，寒风呼啸，滴水成冰。造反派把医院烧饭烧锅炉的碎煤末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命令白琴和张孝骞等专家们用冷水把它们和成煤泥，再用手把煤泥做成一个个小煤团。只冻得他们双手紫胀，全身打战。最后一个个都被冻僵了，手里捧着煤泥而揉不成煤团团，仍不让他们回屋暖一暖。 这时候，他们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十二元，每日只能吃窝头和咸菜，但还是去露天寒风中筛煤、和煤团、拉石碾子压路。然而白琴和张孝骞一样，任田永兴和医院的造反派往死里折磨，她都心口如一：“我是革命者!丁铁石是革命者!丁家兄弟和妯娌们都是革命者!!” 时至1969年秋天，当时还被称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林彪，下了一道叫做“一号”的命令，准备在京、津、唐这一带对付“苏修”的登陆作战，京、津、唐区域内一切“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一些“政治犯”，纷纷被架着机关枪的一趟趟列车，分散到全国各地。丁铁石和装甲兵科研院的其他七名“反革命”，也被田永兴押送到苏州以南的一个坦克试验站。 在这个试验站，田永兴每日都毒打丁铁石。这个站的政治指导员王子耕，也想跟着田永兴在丁铁石的身上“立大功”。他让那七名“反革命”都有床睡觉，惟独让丁铁石一个人睡潮湿的水泥地。白天对他轮番审讯，夜晚又让他去挖防空洞或继续批斗，直到深夜才让他躺在水泥地上，凌晨三四点，又喝令他起床，每天只让他睡眠两三个小时。 这时丁铁石已五十五岁。尽管原来的身子骨挺硬朗，但经过这“三反”以来近二十年的凌辱、残害，再加上南方蚊虫的叮咬和水泥地潮湿气的侵染，他白天黑夜都觉得全身骨节酸痛。 王子耕的几个孩子，经常看到他们的爸爸和田永兴毒打丁铁石，他们也手痒痒地跃跃欲试。 7月的一天，王子耕剥光了丁铁石的上衣，让他在毒太阳下暴晒。王子耕自个儿则坐在树阴下的一把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嘴上叼着烟，叫他的孩子们去拷打丁铁石： “你们去呀，打国王!” 孩子们拿着一截钢筋，喝令丁铁石在太阳地里转圈圈，他们边打边说： “叫你去当国王!” “叫你去当国王!” “叫你去当国王!”…… 丁铁石突然想起，“专案组”的一个姓张的曾阴阳怪气地对他说过：“你怎么不自杀呢?”现在王子耕叫孩子们用钢筋打他，他遂高度警觉起来：如果一下猛打到脑袋上而致死致残，十岁上下的小孩子是无罪可治的，而田永兴、王子耕他们的目的却达到了，不能不防着点!所以每当孩子们跳跳蹦蹦想猛打他的脑盖骨，他都一一躲闪着。 一天，王子耕又让丁铁石去填防空洞。 这防空洞，也是丁铁石和其他“反革命”参加修建的大小十来个防空洞中的一个。 等丁铁石和另七名“反革命”来到后，这些防空洞才一个一个地竣了工。竣工后才发现，很多洞子土质松软，大有坍塌之虞。遂决定留下一个最大的，并用条石水泥加以巩固，其他不论大小深浅，逐个回土填埋。 填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岌岌可危的，让一个班的年轻战士在外面用小铁锹往洞口攉土，让丁铁石一个人在黑黑的洞底里，借着一小盏马灯的光亮自装自运，一筐一筐地往几米外的洞底填土。王子耕则远远地站在洞外平安无事的小坡上，悠闲地叼着烟坐着。那神态似乎是：就是这洞子立即塌了，也只不过埋了这个“反革命”。 丁铁石一个人在洞内铆足了劲飞快地铲土装筐来回跑，哪抵得上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战士铆着劲往洞口攉土?不一会儿，洞口就快被虚土堵住了。丁铁石隐隐地听到王子耕在外面对战士们嚎：“干脆把这臭娘养的埋了吧!”丁铁石一听就扔下锹筐往外跑，被几个小伙子抓住往里推；他挣扎着跑到洞外，又被七八把军用锹劈头盖脑地砸了回来。他只得坐在洞内看着，看他们究竟要把自己怎么样。 不一会儿，整个洞口就被堵死了，洞内的小马灯因空气越来越稀而终于熄灭。他也感到出不来气而全身乏力。他虽挣扎着用锹把儿在洞口一堆土的最下面，捅了一个小孔，趴在那儿吸点透进来的空气，但仍觉得头脑越来越昏沉，全身不断地冒冷汗。他心想，过去和日本强盗、国民党反动派不知打过多少次仗没有被打死，如今却被活埋在向××、宋昆、田永兴、王子耕这帮人的手下，不禁备感酸楚悲凉，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党和军队从过去那段光辉灿烂的高峰，往眼前的这种无底深渊直落而下，而感到无限的悲痛……渐渐地，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丁铁石才觉得突然通进来阵清新的空气，同时有人在把自己往洞外拖，直到完全被拖到洞外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苏醒过来。原来是一个被王子耕罚了禁闭的小战士也被放出来劳动，听说丁铁石被王子耕活埋了，在王子耕和那一群战士离开这洞口之后，他飞快跑来救出了他眼中的这位老革命。 丁铁石醒来后，找到了王子耕大骂他是“法西斯”。王子耕却当着一群小战士的面嬉皮笑脸地说：“你不是又活过来了吗?开个玩笑吧!” 丁铁石“死”而复生，田永兴大为失望。他又想出一个让丁铁石此生休想重见天日的“计谋”——让丁铁石抄写专案组审查“别人”的一份“材料”。 实际上，这是田永兴组织他的几个“得力”助手，挖空心思编纂成的一份“悔过书”。他们拿出标准信纸，指定丁铁石在不同页的从上到下的不同位置上，按照他们拿去的“底稿”抄上一两行和两三行。一天抄几次，每次只抄一页——这一页也许在最上面抄了一两行，或在中间抄了两三行，然后在下面注明年月日，再按上指印，每一次抄写，都由送“材料”和信纸的人在一旁监督，不准抄错行或抄错一个字，抄完即拿走。半个多月全部抄完。后来才明白，田永兴把丁铁石抄写好的这一页页看似零零碎碎、前言不搭后语的“材料”，全部聚拢之后再按照他们原来编写的“程序”，前后上下剪辑在一起，再在最前面加了个总标题，就成了丁铁石的“亲笔《悔过书》”，而且看不出什么破绽。老实巴交的丁铁石，当时却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特别阴毒的陷阱。 根据这份“亲笔《悔过书》”，装甲兵科研院于1970年8月5日，向装甲兵党委上报了《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报告》说：“丁铁石密谋组织反革命的‘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并曾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有特务嫌疑”等等。《报告》给丁铁石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将其永远开除党籍，立即逮捕法办(判无期徒刑)”。 8月15日，装甲兵党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上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军委办事组；但是这两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批准这个《报告》。 9月10日，装甲兵党委又向总政治部及军委办事组写了个《报告》，要求先“拘留丁铁石”，以后再具体研究对他的处分。 当月26日，总政治部以“保字183号”文件形式，批复“同意”了这后一个《报告》。这样，丁铁石立即从苏南坦克试验场，被押回北京，关进了北京军区看守所的白庙监狱——成了“文革”十年整个装甲兵惟一被关进监狱的人，还美其名为“监护”。 但是假的终究还是假的。一个人在某些时候能骗得了许多人，但他绝不能够在任何时候蒙骗住所有的人。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田永兴跟着他在装甲兵的一些主子也倒了台。后来在清查“三种人”揭发追查田永兴罪行的会议上，有四个人当面揭发他的罪行之一，就是使一些无辜受害者纷纷落入他陷害丁铁石的这个陷阱——把他们写好的稿子，挪到同样格式的纸上，在每一张纸上都加上一段他田永兴另编的“供词”，然后让丁铁石一一誊抄，并让丁铁石在每一张抄好的纸上注明日期和按上指纹，就成了丁铁石自己的完整的“供词”，这是何等的恶毒啊! 这四个人都当场责问田永兴：有没有这回事?! 田永兴垂着脑袋回答：“有!” “这是什么行为?” “是政治陷害。” “是不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种极端卑鄙无耻、阴狠毒辣之徒，竟得到了装甲兵领导机关一些人的庇护，还被提升为装甲兵科研院后称为科研所的副所长，随之被派往昆明去夺另一个装甲兵研究所的权，当了那个研究所的所长。“四人帮”倒台，昆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摩拳擦掌地要揪斗他，他又溜回了北京，躲进了长辛店装甲兵大院“避风港”。 不过他纵然“威风”一时，陷害丁铁石的图谋毕竟未能得逞。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胡耀邦的一个批示，“伊玛尼党”这个大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1) 林彪死后，林彪在装甲兵的主要死党，都去了他们该去的所在。他们手下的一些人对丁氏大家庭的残酷迫害，也不得不暂趋平缓，静观风向。1973年2月24日，丁铁石被解除了“监护”；同年7月，他又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1975年8月，正是邓小平大力推行“整顿”方针的时候，装甲兵党委不得不对他的问题做了一个“平反”决定，让他到装甲兵司令部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顾问”；但对降祸根源的“伊玛尼党”问题，“平反”决定却只字不提。 丁铁石和丁坚觉得，这还是一把悬梁剑!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机关，多次上防申诉，均无人答理。1976年10月，“四人帮”垮了台，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才不得不答应复查，随之又大动手脚：对已被他们伙同田永兴残酷迫害致死已八年的丁溪野，仍“补充”宣布“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利用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向所有受到这个大冤案株连的申诉者进行威胁和恫吓，说什么“这个案子已盖棺论定，谁再上访申诉就是无理取闹”，云云。 1978年5月，当了五个月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已十分成功地把中组部恢复为“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党中央又转发了中组部的一个文件，主张对身居要职而对实实在在的冤假错案硬是顶着不办的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地将其撤离其位并严加处理。公安部鉴于全国纠正冤假错案的高潮即将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京上访的人流日益增多，遂从所属各部门抽调了一些对蒙冤受苦人深具同情心的得力干部，加强位于东单、东四之间的东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访接待站。 5月23日，丁家兄弟妯娌们又到这个接待站上访。刚从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调到这里来的一位同志，十分热诚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每人斟了一杯热茶，真诚而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冤诉，并作了详细的笔录。 1979年初，这个接待站从上访申诉的大量冤假错案中，节选出了“伊玛尼党案”等十四个大案，起草成文，上报公安部党组并建议复查平反。 公安部党组成员、也是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凌云、吕剑光等人阅后，认为这些案件，尤其“伊玛尼党”大案，牵涉面很广，延续时间长，后果也十分严重。对这起冤案的平反，光是公安部而没有党中央的得力支持，在个别部门可能是“步履维艰”的。于是他们在“伊玛尼党案”的那一部分，特别加注这是“特大冤案”，报请党中央作出批示。 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立即作出了八字批示：迅速予以复查平反。 公安部党组对耀邦的批示十分重视，立即指示有关单位对这些案件，特别是对“伊玛尼党案”，要认真地组织复查。 在河北省，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和省委书记王铮，认真而详尽地听了丁氏兄弟和妯娌们的陈述后，确认这是一起特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他们为了排除沧州地委中原办案人员的阻挠抵制，立即打电话把沧州地委第一书记张屏东和书记葛琦、副书记崔永生等同志召到石家庄，作了缜密部署，以保证这个地区的复查工作顺通无阻。江一真和王铮最后叮嘱张屏东等人：在认真落实了这一政策后，务必将结果报给省委。 张屏东等人回到了沧州，传达了江一真和王铮的指示，表示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但是原来参与酿造这起冤案的“四清”工作总团长、“文革”中成了地委副书记的张庆祥，却横下一条心，要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顶门杠”。张屏东和葛琦找他多次谈心他都“不开窍”，对冤了多少人、坑死多少人都若无其事。张屏东和葛琦只得向省委如实禀报。江一真和王铮与省委常委们研究后，完全按照党中央颁发的中央组织部文件的精神，及时作出决定：撤掉张庆祥的沧州地委副书记职务。如果有人继续阻挠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也一律照此办理。 沧州地委立即执行了省委的决定，让张庆祥靠边站，并责成地委常委、地委组织部长崔永生果断而妥善地处理这一冤案。这项工作从此得以顺利进行，因冤案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徒刑的受害者，陆续走出了沧州地区各监狱的大铁门。 1979年6月9日，中共沧州地委作出了《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说—— 根据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经复查认为：丁溪野同志从1940年初至1942年底，在冀鲁边区任职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开辟新地区，发展生产自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党为人民作了一定贡献，群众称他为“丁阿訇”，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所谓丁溪野组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确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所谓“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策划煽动段庄、张官、丁庄子、王古宅汉回民纠纷等事件”，均发生在1943年以后，丁溪野同志早已离开此地，经查与他根本无关。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 1966年至1968年间，对丁溪野同志拘留逮捕，搞逼供信，死后秘密掩埋，封锁消息，不通知其家属。丁溪野同志原在单位到黄骅县公安局了解情况，拒绝介绍等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对丁溪野同志的政治迫害。为落实党的政策，决定予以平反昭雪。对丁溪野同志的遗体，尊重回民习惯，予以安葬。召开追悼会，刊登沧州报，恢复名誉，挽回影响。补发从拘捕至含冤而死的全部工资，其妻子儿女应比照工伤死亡干部家属抚恤规定，予以生活抚养。对其子女的工作，商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予以妥善安排，并适当解决其家庭的实际困难。 凡此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包括转递、传抄、上报的)都应彻底清理，全部销毁。凡因此冤案受到株连和诬陷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都应彻底平反，并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沧州地委作出这个决定，立即派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等三位同志去哈尔滨，与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具体磋商落实各项善后工作。 不到一个月，即当年7月5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也发出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丁溪野同志问题的平反结论》。《结论》重述了沧州地委《决定》中关于丁溪野的革命经历等主要内容之后，还增加了如下内容： 1951年初，据山东、河北、北京、沈阳等地群众检举丁溪野同志曾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据此，公安机关对丁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专门审查工作。经过工作，查清否定了上述问题。 现已查明，所谓“伊玛尼党”、“回教国”等等纯系一起冤案，安全是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和刘桂轩等同志的诬蔑迫害。 根据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这起冤案予以彻底平反，对因此案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家属和亲友，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对1951年以来，因调查和专门审查丁溪野同志的问题，株连了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刘桂轩等同志，致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怀疑，工作上也受到影响，后果严重，应予消除影响，落实政策。 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应彻底清理，全部予以销毁。 当年8月的一天，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会见了丁铁石和白琴夫妇，向他们当面宣布给“伊玛尼党”冤案彻底平反，并对这一冤案的发生及其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当年9月6日，公安部发出了《关于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连亲属丁铁石、丁坚等同志受影响问题给有关单位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哈尔滨市园林处、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党委、哈尔滨市体委、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党委、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哈尔滨市废品公司党委： 解放初，河北、山东、北京等地的群众检举丁溪野同志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等反革命组织，并勾结汉奸，制造惨案，策动回族闹事等。为此，从1951年初起，哈尔滨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调查和专门审查，但问题没有查清。因此，1956年2月，公安部组织有关省、市公安局进行专案侦查。经过工作，否定丁溪野同志的问题，并于1957年1月，正式作出了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结论，并撤销了对他的专案侦查。但是对案件的处理不彻底。在对丁溪野同志进行调查、审查和侦查工作中，还牵连了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和刘桂轩等同志，使这些同志政治上受到怀疑，工作上也受到影响。对此，由公安部承担责任。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先是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后是河北省黄骅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等，不顾公安部1957年关于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所谓问题，并诬陷原公安部有关领导同志包庇了丁溪野同志，将丁拘捕逼供，罗织罪名，迫害致死，并株连、诬陷了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刘桂轩等一批老干部和无辜群众，制造了一起大冤案，造成了严重后果。 对于丁溪野同志的冤案，中共沧州地委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已根据中央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于1979年6月9日和7月5日分别作出《关于为丁溪野同志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和《关于丁溪野同志问题平反结论》，并已分别报经中共河北省委和哈尔滨市委批准，我们同意这两个决定和结论。 公安部认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也已经彻底推倒。因此，凡因丁溪野同志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对他进行调查、审查、侦查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案)而受到牵连、株连并受到影响的家庭、亲属和干部、群众，应落实政策，彻底消除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 1979年9月6日 抄送：哈尔滨市公安局、河北沧州地委、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胡耀邦的一个批示，“伊玛尼党”这个大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2) 在上述《决定》、《结论》和公安局《给有关单位的信》都一致认为这起冤案已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从本文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这“严重后果”中最最严重的，是装甲兵中挟嫌报复、利欲熏心的田永兴等人刑讯逼供、残害致死了丁溪野、刘桂轩、刘殿云阿訇、北京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等同志，可谓罪大恶极。公安部在其《给有关单位的信》虽并未点明这一点，实在是对一味庇护这帮凶手、并迟迟不表态的装甲兵党委，留了很大的面子。 当年10月15日，在沧州地区黄骅县为丁溪野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和追悼大会。虽然在十一年前他被残害致死又被秘密掩埋的所在，没能完整地清理出他的遗骸，但他的遗孀刘兰田和他们的子女，以及他的弟弟丁铁石、丁坚和弟妹白琴、李葵南等多人都能顾大局识大体，同意当地政府在沧州市烈士陵园，为他建立了衣冠冢，在冢前立了碑，以示永久的纪念。 追悼会庄严肃穆，灵堂上方高悬黑底白字“丁溪野同志追悼会”大横幅，台上和四周都排满了国家民委、河北省民委、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和政治部、哈尔滨市委统战部、哈尔滨市民委以及沧州地区和黄骅县等党政领导机关并北京与全国各地丁溪野的生前友好及战友送的花圈。丁溪野的遗像矗立在台上花圈的中央，参加追悼会的有河北省、沧州地区、哈尔滨园林处、黄骅县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及丁溪野的生前友好和当地群众代表、丁氏大家庭成员共三百余人。在哀乐声中，到会的许多群众代表也无一不与丁氏家庭的男女老少一道泪流满面。沧州地委副书记崔永生宣读了《中共沧州地委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黄骅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照州代表沧州地区行署和黄骅县革委会致了悼词。 悼词说，丁溪野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做出很大贡献。他既是一位英勇顽强的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勇敢战士，又是深入实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的好干部。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韧不拔，视死如归，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革命战斗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老同志、老战友…… 追悼会结束，参加追悼会的人和丁氏大家庭成员驱车来到烈士陵园丁溪野的墓前，再次向他志哀。 10月20日，《沧州日报》第一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和报头刊登了追悼会的报告与图片。大标题是《彻底平反冤案，二十八年沉冤得到昭雪，丁溪野同志追悼会在黄骅县隆重举行……》，导语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党员、优秀的民族干部丁溪野同志，因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2月20日含冤逝世，终年65岁。丁溪野同志追悼会10月15日在黄骅县隆重举行。” 当年12月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发了笔者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发的一篇报道——《祸及许多省市数百人的大冤案，“伊玛尼党”案情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这等于在全国一定层次的共产党员干部中，为这起冤案所有的受害者伸张了正气。 1980年4月18日，装甲兵党委才姗姗来迟地作出了一个《关于丁铁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冤案的平反决定》，但又迟了将近八个月——即当年12月11日，才让这个《决定》与受害人丁铁石见了面。尽管如此，在党中央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精神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决定》也不得不承认： 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等，主要是受其兄丁溪野同志冤案的株连。在“四清”运动中，先是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非法进行审查，1968年6月19日由原装甲兵科研院牵头会同河北省黄骅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及协和医院等单位，不顾公安部1957年1月关于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问题并将其逮捕、进行陷害。 原装甲兵科研院，将丁铁石同志与其兄丁溪野同志的所谓的“反革命”案牵连在一起，进行陷害。在此期间，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实施封建法西斯式的逼供信，造成了一起所谓“伊玛尼党”、“回教国”反革命案件的大冤案。并且株连了其爱人白琴、儿子丁中刚、弟弟丁坚、弟媳李葵南、战友刘桂轩、周绍先等同志，使他们政治上受到陷害，身心遭到摧残，丁溪野同志被迫害致死，后果严重。 …… 事实证明，丁铁石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是没有问题的，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是“回教国”国王，以及“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务嫌疑”等，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所谓丁铁石同志的“反革命”案，纯属冤案。他是受了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装甲兵的代理人黄志勇等人的迫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挽回影响。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予以清理销毁。对因丁铁石同志的冤案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战友等，应按党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撤销原装甲兵科研院党委1970年8月5日《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装甲兵党委1970年8月15日《关于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和装甲兵党委1975年8月31日《关于丁铁石同志问题的平反决定》。 为彻底平反这起大冤案，公安部在1983年4月5日，又特地向基建工程兵党委并总政治部、哈尔滨市体委党委并市委、协和医院党委并医学科学院党委、卫生部和哈尔滨市第一二医院党委，发出了《关于公安机关在对丁溪野同志进行工作中株连和影响其亲属的情况说明》。这《情况说明》说—— 为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彻底消除对其亲属的影响，公安部曾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发出了《关于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连亲属丁铁石、丁坚等同志受影响问题给有关单位的信》。 最近，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同志给公安部领导同志写信，随后又来访。谈到：公安部平反信后，他们所在单位分别落实了政策，消除了影响，表示感谢。同时提出：由于此案，使他们受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株连，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都受到影响，曾因此被审查、撤职、降级和压低级别，在屡次的调级中也都受影响。但向本单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单位以人事中、档案中没有记载而不好考虑。因此，要求公安部进一步说明他们受影响的情况，以使他们遗留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根据复查材料和有关公安机关的档案记载，丁铁石等四同志提出的上述受株连影响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当时，公安机关对丁溪野同志是作为重要反革命案进行侦查的，工作中有扩大化问题，株连了他们。因此，他们政治上受到怀疑，使用上、待遇上受到影响，而这些在他们的档案里是不可能有记载的。对此，公安部除承担责任外，建议他们所在单位，考虑解决他们的遗留问题。 特此函告。 这些单位接到公安部的函告后，都比较认真地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至此，这个长达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才算被完全彻底平了反。丁铁石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政委，并被选为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1987年2月离休；丁坚在197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丁溪野平反昭雪的同时，也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了在1952年以前的职务，1980年改任哈尔滨市税务局副局长，1981年调任哈尔滨市体委主任和党委书记，1985年7月离休；白琴于198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离休后，一直担任民办京华医科大学的理事，为栽培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医学人才而发挥她的余热…… 1996年5月31日，八十一岁的丁铁石病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消息。6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其后，由战友和亲友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向卢沟桥回民公墓进发。人们缅怀这位著名回民支队政治工作奠基人、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章的副兵团级军事干部的高风亮节。从这位参加革命六十一年身经百战、株连冤案二十八载忍辱负重的丁铁石身上，从丁氏家庭男女老幼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为党的事业所遭受的挫折和厄运、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来看，谁都会说：“这个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个忠勇之家，爱国之家、革命之家!” 日月不息，天网恢恢；换其哉，生灵涂炭；复其哉，社稷生辉!恣意行凶作恶的歹毒之徒，尤其田永兴、王子耕这类就是在国民党特务中也该被算作最歹毒的人，如果还活着，如果又恢复了若隐若现的人性，就该有晨钟暮鼓式的忏悔。不然，他们的子孙如果得知其先人曾有如此人生劣迹，这些无辜的后生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头顶上空，老有一块不祥的招人羞辱的阴影……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惟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谦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张扬。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他一面劳动，一面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继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的小头头，给张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像”，是指林彪搞起来的个人迷信狂潮；“蒙泰里尼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这里也指的是林彪；“非神学的圣经”，则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罢了。张扬给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但张扬提醒他：为防不测，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浏阳县当局早就密切注意这位中学生“反动言行”的人们抄了他的家。谁知他并未接受张扬的劝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其中包括张扬的几封回信。这位中学生和他的一些“红卫兵同伙”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闻讯自知在劫难逃，立刻披星戴月“潜逃”到长沙，得到一些“哥们儿”的掩护，在工厂、旅店、农村东躲西藏。同时，断断续续地改写这部小说。 经过修改，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个人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他立即被铐起双手。但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警察索性把他押回长沙他的家，既取生活用品，又顺便抄抄他的家。 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后，“林副统帅”就不再是“亲密战友”了，张扬也和赣州的女青年李九莲一样，被继续不见天日地关押着，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后，将小说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又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还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刘展新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邓小平复出，并代替病情日趋严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4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传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反映了流传情况，并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这篇《内参》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 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被关进几十年前杀害杨开慧的反动军阀何键关押共产党人的鹿洞里监狱。 身陷铁窗中的最初几个月，张扬对公安预审人员有问必答。然而，时日一长，铁窗里的现实终于使他恍悟到，他又掉进了一个烂鸡毛坑，越是使劲地拍打，越是拍打不干净。因为他的反复说明、澄清、解释等等，虽能使预审者耳熟能诵，但似乎都不符合他们的胃口。 同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二） 张扬入狱没几天，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长文，文章中提出了“教唆犯”三个字。按照当时的中国特色，青少年犯罪，其后都必有“教唆犯”。张扬这次一入狱，公安人员就跑进一家医院，对张扬的身患重症衰弱不堪的姨母拍桌子打板凳，老鹰抓鸡似的把她从病床上抓了起来，卡住她的瘦胳膊，掐住她的一只大拇指，往一个笔记本上摁手印，并被打成“教唆犯”。 与此同时，张扬在长沙的姨母和北京的舅父，也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捏造伪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 这使得一些好心的知情人觉得，在那年月只要“四人帮”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你一声“反动”，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为了使这个“反动分子”死得心服口服，省公安厅求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向“顽固分子”张扬打了两场“人民战争”。这“人民战争”的突击队，是搬自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公安局的人给张扬戴上手铐，推上吉普车，押赴长沙闹市区的省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大会议室；突击队的男女老少几十人即刻围了上去大叫大骂，还有的人威胁恐吓、拐弯抹角地搞诱供。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厅，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的张扬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狂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厅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起诉书》。 这份以长沙市公安局名义起诉的《起诉书》，历数了“被告人”张扬的“罪恶”。它说：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的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竭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他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恶”，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厅送达的这份《起诉书》，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其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而守口如瓶。他只能先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实行当时惟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当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却加紧了他们的“既定”图谋的活动。9月22日，对张扬来说，已销声匿迹了十一个月的省公安厅的那位主要预审人员，突然又出现在张扬的面前。他对张扬说：“你就是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要把你这个案子办到底的！”他反复教训张扬必须端正态度，要“只争朝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按说，反革命文痞姚文元让办的这桩荒唐的案子，理应就此客客气气地了结才是。老法官李海初去向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老上司试探着说：“看来，《归来》这案子不好办咧！”这位担任预审处长的老上司板着脸说：“怎么不好办？你不办，把案卷退给我们，我们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李海初一听，心想：那还不如放在自己手里“拖”下去保险哩！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也作了研究。这先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现过如下一些说法： 1977年8月10日，省法院刑庭研究时的说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应让公安局重新改判。 ——我看过了一审，判刑超不过十年。 ——不要急于处理，建议都看看小说再说。 ——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 ——这个案子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到了姚文元那里？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来！ ——主罪是写小说。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是不是请院长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 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党组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消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三）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是这实事求是的人们，与对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两个凡是”式态度的人们，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过去长时期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带动下，一向敢于培育新青年和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当然，这本小说写得还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该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 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叹号。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她立即向报社文艺部主任王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命运。 一天，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口气读完。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 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外出调查。最后她们从北京市公安局打听出确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刻南下长沙。 这时候，作为党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两个不管”，已为党内一切主张全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广泛赞同。顾志成、邝夏渝到了长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南省团委书记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们的查访，并派出团省委的得力干部，陪同她俩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们要求立即与张扬晤谈，同时要求看看案卷与有关材料。省法院院长与省公安厅厅长联系后，同意她们拟出与张扬的谈话提纲，由省法院李海初出面提问，她俩以“法庭书记员”面目出现旁听，不得露出真实身份；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话。至于有关材料，由法院负责提供。 与张扬见面前，顾志成、邝夏渝先见了张扬的母亲与姨母，作了长时间的叙谈。然后，她们按照省法院与省公安厅的预定程序，与法院李海初一道，与张扬见了面。 此刻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团代会12月20日的会议《简报》，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正式反映了这桩文字案的前前后后。 12月下旬，体格瘦弱的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一人奔赴浏阳，到张扬插队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她终于查明，省公安局有关预审人员搞的那份所谓“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起诉书》，完全是强奸民意的诬蔑不实之词。 她迅疾返回长沙，把已经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以及对张扬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刘夫生作了汇报。刘夫生表示：省公安厅认为《归来》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并写了正式书面意见，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 这就等于说，这案子并非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来的，“反动小说”的罪名是由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创造的，而这个中文系的“权威”远远盖过了著名作家康濯及其省文联和省文艺界的许多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而并非不察实情或不学无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原来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 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厅，顾志成才见到了一直对她避而不见的那位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万万没想到，这位副处长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这个案子明明是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和公函后，为了“贯彻执行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才使劲办起来的，黄志明却硬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批示抓的。” 顾志成问黄志明：“华国锋的批示在哪里？” 黄志明答：“没有看见。” “即使这是华国锋同志批的，”顾志成说，“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都平反了，他的问题是谁批的？” 这一问，才把这位一直威风十足的副处长问了个张口结舌。 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即将返回北京时，她俩去省法院辞行，并向李海初借了一本省公安厅据以定案的《归来》带回京，准备对之细加研究，看看这个“犯法”的手抄本，与北京众多人士异口同赞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她们要求李海初不要急于结案，建议李海初与她们密切合作，统一行动。 李海初送她俩去机场。李海初说：“这个案子，在湖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说得很深沉。 “我们回北京去解决。”顾志成说。 “北京？北京有希望吗？” “请等好消息吧！”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做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四） 1月12日上午11时，顾志成给长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顾志成说：“我们回北京后，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张扬案是冤案。现在中央已同意这种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这一指示。”顾志成在电话中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出版社，还要派专人去湖南，去时还要到省法院与李海初联系。眼下要求这位老法官把张扬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存好，待张扬被释放后，交给他本人。以后要邀请张扬到北京改稿。电话中最后一句是：对张扬的冤案情况，《中国青年报》准备公开见报。 接到这个电话，李海初更感到大获全胜已成定局。在这前一天，他就已经正式写出《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意见》说：“经审查，主要事实不能认定，建议全案发还公安局。”接电话后的第三天，即1月15日，省委即批示放人。 1月18日下午3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筒筒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审讯室，最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朝着门，出现了京剧舞台式的场景，品字形坐着三个人。一侧，是他见过两次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侧，是一位“省公安”；正中间，显然是位“高干”了，经介绍，他才得知这位就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于志。 于志副厅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枝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做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一个多小时后，张扬在李海初的陪同下，回到了风雨飘摇、颠沛流离、饱尝人间苦难的家。邻里们纷纷涌来，像过节般地欢天喜地。 正当其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飞抵长沙。因飞机误点，原来准备接李硕儒一道去看守所迎接张扬出狱的省法院刑庭李庭长，不知张扬已回到家中，就与李硕儒坐着吉普车直驱看守所。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关押张扬的牢房已人去室空。他们调转车头，又直奔长沙市区的那座极普通、极简陋的居民小楼。 进了张扬家，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穿一身撑不起来的蓝制服的细高挑青年人凭窗而立。他小脑袋，细长脖，佝偻着背，完全一副老人样。李硕儒以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向这位老人样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刚从北京来，一下飞机就奔这儿来了……” 他语声浑厚，音调铿锵，带着热情真挚的微笑。张扬一下愣住了。接着他才第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呐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潮涌。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画了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厅预审处副处长、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耀邦不但也打了黑粗线，还在旁边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押”，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耀邦也打了线。 给胡德华的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的，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并加了《编者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紧跟着，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多来访的朋友，和《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省电视台的记者，挤得满满当当。 此刻张扬突发高烧。他躺在自家的病榻上，强打着精神，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和记者们的采访。接连两天，他都处于这种高烧与亢奋的共振状态中。 李硕儒对此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让张扬完全摆脱其力不胜持的这种状态，并按照他来长沙的“既定方针”，把张扬迅速带往北京治病。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给胡德华写信的那一天，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直达北京的列车。第二天，列车抵达北京站。张扬心目中特感蹊跷的那两位“法庭女书记员”，正笑盈盈地伫立在站台上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张扬紧握着这两位已“暴露”真实身份的大姐姐的手，百感交集。 1979年1月27日，农历戊午年除夕，星期六。李硕儒把张扬带回出版社招待所。第二天，己未年大年初一，李硕儒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着包好的饺子，到招待所和张扬一起过年。 这时，每天都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飞来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早日读到正式铅印的《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将找齐的文字长短不一的六种手抄本一一进行了比较，将各本同一章节中最精彩的文字选出，并将其上下衔接贯通成完整的作品，送给张扬最后定稿。 谁知就在这种时刻，曾拼命“围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一帮人仍不肯认输。他们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党中央。胡耀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品和作者，最终击退了这股黑流。 1979年4月30日，张扬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修改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的辛劳，一刻也未松懈，小说全文于5月下旬发稿，7月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品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的确，所有这些，正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在“文革”中受到广大群众真挚关注而遭到“四人帮”们疯狂“围剿”的原因，也是后来得到胡耀邦深切关注的真正原因。 张扬在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又三个月才基本康复。他出院后不久，经李硕儒做媒，与作家出版社的女会计徐捷结婚。2001年11月，张扬主动结束了这段姻缘，另组新家。 1988年12月底，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了，正住在省委“九所”。“九所”是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几分钟路。 1989年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吗？”耀邦微笑着走过去。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他俩在两个沙发上坐下，几位工作人员悄然退出。 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觉得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晰，思想活跃，待人坦城，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当耀邦听到张扬说到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境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谈话临近结束时，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地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此时的耀邦，离开党中央总书记岗位已经两年了。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这些冤错案的由来 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清查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国璋，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问题时，有人认为他俩原来都是闽中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莫名其妙地进行“专案审查”。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向中央报告：“现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审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闽中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省教育厅厅长)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于是纷纷予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在全国解放后，这是对原福建地下党同志极左斗争的最后一个大案。早在前二十年，即1958年的“反地方主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补课”中，福建地下党和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就受害尤甚；其中波及面最大的，是党的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和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红旗反革命”案。 所谓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就是1948年年初，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区党委，怀疑自己的组织被内奸特务控制而错杀了一批骨干同志，解散了城工部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损失，此事引起党中央的重视。 1955年5月，中央针对这个错误，对当年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曾镜冰，产生了政治上的怀疑，认为他“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 1957年3月5日，中央五人小组《关于曾镜冰案的请示报告》认为曾镜冰的“内奸嫌疑很重”，决定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留在党内继续审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致死。 这一案件，直接影响到对原闽浙赣区党委工作的评价，株连了一批干部群众。而所谓“红旗反革命”案，是完全根据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档案的材料办的案。 1950年5月，从解放军俘获的敌特人员口供和原来缴获的敌特刑庭档案中发现：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成为闽西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陈华，在1947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不起生死考验而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并写了一份帮助国民党特务钻进革命队伍做内奸的“计划书”。1949年2月，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之际，陈华才离开敌人的监狱，但他没向党组织交代叛变情况，而当上了安溪中心县委书记。因此，中共福建省委于1951年2月，决定对原闽西南白区组织的六百多位同志一一进行审查；同年7月21日，省委将《关于审查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中陈华案件的综合报告》(即审查结论)上报党中央。 受上述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以及1942年4月“闽粤边委”按当时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决定部分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等原因，使得全省一些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长期没有得到承认，有些党员的党籍也未得以恢复；甚至很多人被关押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许多人一直抬不起头；有些人的亲属穷困至极，不得不攀附亲友或流浪乞讨…… 福建，本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南昌起义不久，这里就开始组建工农武装，不断开辟和扩展革命根据地；其中，以长汀、连城、永定为中心的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 1934年10月，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福建的大大小小的游击武装牵制了大批敌人，支持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福建党组织始终坚持了武装斗争，同时加强了城市工作，解放了一些城镇和广大农村，有力地配合、支援南下大军顺利地解放了福建全境。 在这绵延二十多年的紧张残酷斗争中，全省先后有十多万人参加了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参加长征的有两万多人，抗战开始由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有五千人，其他人分散在两千多个革命基点村坚持斗争到全省大解放，赢得了“红旗不倒”的美誉。 当年分布在闽西南崇山峻岭和闽北以武夷山为依托的星星点点的地下党组织，在分属中共闽粤赣、闽浙赣省委领导时，方志敏、陶铸、张鼎承、邓子恢同志都分别领导过。长期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福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她不愧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她领导的武装部队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英勇的战斗队伍。然而全国解放后刚刚吃了几年安心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也使当年风餐露宿、侥幸生存的很多同志及其亲属，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和人间羞辱，其影响之坏可想而知。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胡耀邦说：应该公正地解决这个难题 1981年，福建省委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如果福建地下党的冤假错案再不认真对待并加快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改革开放的大业也难以进行。这不仅是当地干部的强烈要求，也是包括太行、太岳、江苏、山东南下干部的共同愿望。恰在此时，福建的一位党员干部上书胡耀邦，反映了福建地下党遗留的这些问题，表示十分忧急。胡耀邦立即在这封长信上批示—— 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 从此，福建地下党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新起色。 同年8月22日，根据耀邦这个批示，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刚到福建不久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等同志，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们，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项南和主管全省党务、政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省委书记金昭典、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正亭等同志喜出望外，认为上下看法完全一致，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当年10月13日，福建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程序、伍洪祥负责，并成立“地下党问题办公室”，调查处理地下党问题。此后，省委又相继召开了正确处理地下党问题座谈会，省委负责同志都到会听取了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地下党老同志从大局出发，以党的利益为重，在会上心平气和地反映了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管这样，胡耀邦还是不放心。他又让中央组织部派出干审局负责同志专程前往福建，检查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福建省委也派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去北京，向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领导部门汇报请示，力求妥善圆满地解决这个大难题。 在摸清了地下党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后，根据胡耀邦“公公正正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福建省委不少同志，特别是省委常务书记胡宏、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明、建阳地委书记张翼等同志尤为积极。他们都认为：地下党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必须要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一方面，要从地下党远离中央，在敌强我弱、条件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斗争的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地下党斗争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挫折；另一方面，也要从解放后长期受“左”倾错误影响这个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在处理地下党问题上的失误，因此—— 解决地下党问题，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宜粗不宜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做到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 解决地下党问题，必须首先恢复地下党原来的革命形象，大是大非要分清，小是小非不纠缠，主要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解决地下党问题，组织和个人问题要加以区分：既不能因为恢复地下党的革命形象，而忽略个别人的问题或错误；又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某些问题而否定那一部分地下党组织的革命形象； 同时，解决地下党问题，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不要超越地下党问题的范围，也不要回避矛盾。一切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该解决的问题不能顶住不办，但对过去处理正确的问题也不能“一风吹”。而且要教育各方面的同志都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团结起来向前看，共同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 有了这“公公正正地解决”问题的精神，对三大案件及其他类似问题的复查，进展得顺顺当当。在1982年5月31日，省委常委会就听取和讨论了关于福建地下党的第三个大案——闽中地下党领导机关“完全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专案办公室”的汇报，当时就同意莆田地委的意见，撤销了1978年6月省委对原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原处理决定，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党籍、职务与工资级别；同时也同意省委组织部的意见，撤销了当年省委对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国璋的原处理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工资级别。 1983年5月12日，省委又对这个案件进一步发了专门文件。这个叫做“闽委［1983］综字273号”的文件指出：经过多年工作，对此案所审查的问题已经澄清，对所审查的党员干部已做出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为此，省委决定撤销这一专案，撤销1978年6月13日“闽委［1978］综字62号”给中央的报告。同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地、市委，对专案审查材料按政策规定进行清理，对受该案株连的人员要恢复名誉、清除影响，做好善后工作。 省委并认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领导机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她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斗队伍。原认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是错误的。因此应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和其他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不久，许集美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海内外迅速反应：这次平反是真平反，不是走过场。 接着，也是在1983年5月中旬，福建省委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为曾镜冰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过多年审查证明，曾镜冰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应排除“内奸嫌疑”。曾镜冰同志任福建省委、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期间，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是有重要贡献的，对他的“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认定，应予撤销。1948年年初，闽浙赣区党委怀疑其所属城工部组织被内奸特务所控制，错杀了一批骨干，解散了这个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受了损失，错误是严重的。1965年经中央批准，为这个城工部平反，是正确的，遗留问题应继续抓紧解决。经过长期严格的审查和考察，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重大失误。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应为曾镜冰同志的“内奸嫌疑”平反，恢复名誉。这一专案应予撤销。凡属受此案株连的原闽浙赣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和干部群众，也应同时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3年6月22日，中央批准了福建省委的这个《请示报告》，并撤销过去有关撤销曾镜冰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的决定。省委随即将中央的这一决定及省委的《请示报告》印发全省。这样，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的“内奸嫌疑”区分清楚了。 对于第三个大案的解决，福建省委于1983年5月29日，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审查结论作部分修改的通知》。《通知》说：1951年2月，省委由于发现了陈华叛党的问题而决定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的成员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审查后，把陈华个人问题与这个组织加以区别，确认这个组织“不属于红旗反革命，而是我党的组织”，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这一案件的审查，是在解放初期进行的，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又由于在审查中对解放战争前夕斗争形势和白区工作的特点研究不够，因此对这个组织在斗争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安溪中心县委在领导1949年2月到10月这8个月的斗争中，其政策和路线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党的方针原则、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领导问题等等也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其思想作风是非无产阶级的，以致党政军民的组织不纯是十分严重的。《通知》说，这部分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对受其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地落实政策。 随着三大案件的公正了结，福建全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对提出申诉的四千四百四十一件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了复查。到1983年年底复查结案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三件，其中予以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达一千七百一十件，占复查结案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九。同时，承认了福州地区的东岭工委及东岭游击队、厦门市的原闽中地下党厦门省立医院支部、宁化县的闽宁游击大队；恢复了一千四百七十八名确曾入党、间隔多年仍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的党籍。 但是，由于“文革”灾难及“清查”的扩大化，搅翻了建国初期军队、老区、地下党干部会师时的“五湖四海”，不少单位领导班子的组成，出现了“清一色”——只选用来自一个方面或“文革”中同一个观点的干部——“表面无山暗有礁”，对地下党一些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难上加难……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紧进一步解决 1983年冬天，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退到二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江一真，到福建调查山区经济。这对他来说，大有落叶归根之感。 他出生于闽西连城县，1927年十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他曾回到福建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省政协主席、省长和省委书记，人熟地熟山水熟。所以他这次一踏上故土，省委机关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中央三令五申选用“四化”干部，可我们闽南原来地下党培养的几百名大学生党员，眼看宝贵的年华就要耽误光了，你能不能想些办法关心一下? 江一真是个“肚子里打灯笼”、心地亮堂的直肠人。他就听不得有人受委屈“弯弯肠子”的事。前文平反“伊玛尼党”案过程中，以他为主的河北省委，立即撤掉顶着不办的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的职，就是一个例子。这次回到老家突闻还有一大批同志受冤，他那“山区经济”也就暂搁一边了，立即转入对这几百名“老大学生党员”的调查。 他调查了两个多月，调查得很细。他发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在厦门大学、从上海转到福建的暨南大学和其他许多大专院校及中学，培养和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他们大都学有专长。江一真对这五百五十余名大专学历的原地下党员，调查了其中的三百五十一人，其所学专业分别有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工程技术等二十多种。他们当年都曾长期开展对敌斗争，建立了游击武装，最后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厦门和闽南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由于相继发生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加上历次的政治“运动”，原来这些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党员，特别又有海外、台湾、港澳关系的同志，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同志被整死整残废；有些同志一直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和控制使用，几乎谈不上积极发挥他们本来可能发挥的聪明才智。 这当中使江一真感到特别悲怆动情的，是其中多数人因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生活十分艰难，特别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不久，从上海匆匆搬迁到闽北建阳的暨南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在抗战前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论资排辈，他们全都应纳入“土地革命战争”或“红军时代”序列的老干部。可是后来许多人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特务”，直到八十年代初，对他们既不平反，也不很好地使用。有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教授，才行政二十四级，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低两级，每月所得，与省委机关打扫院子的清洁工差不多。 江一真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同志是福建地下党员，如果早早离开了福建，则往往没有遭到这种身心备受凌辱的厄运。如原来同是厦门大学城工部党员而早早去北京工作的十一人，多数已成了部队师级、政府局级干部，毫无缺吃少穿之虞。有些出走海外的，更成了颇有影响的学者名流。而留下来的这些“死忠臣”，则混到了任人欺凌踩压、讨吃要饭的地步!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历经磨难而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善于联系群众，一般身体都还健康，还可继续为党工作一段时间。江一真觉得，福建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还是党的政策落实得不够，特别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落实，还急需继续努力快抓、抓好。 江一真回到北京后，迅速写出了《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于1984年3月10日送交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并报胡耀邦。 胡耀邦在3月14日对这将近三千字的建议作了九处批注，除标点符号共二百六十字—— 在“这些组织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中学，培养并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处，耀邦注：“请注意!” 在谈到“多数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有的生活困难”处，耀邦注：“要重视这种情况!” 在提到“不少人学有专长……三分之一以上有亲友在海外、港澳、台湾”处，耀邦批注：“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凡属真有专长身体又好的人，要吸收他们参加搞侨务工作、对外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在“政治上对原闽南地下党组织的形象和作用要做出正确评价”处，耀邦注：“两三句话就讲清楚了!” 在“六十岁能上能下的，一般可不在第一线担任实质性工作，但应在二三线如顾问、人大、政协以及侨务、外经、外留等战线妥善安排”处，耀邦注：“分别几种情况，加以调整安排是对的。” 在“这些同志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的应尽快彻底平反，还未恢复自由的应尽快恢复”处，耀邦注：“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 对“1982年以前工资级别一直没有调整过，目前工资又确实偏低的，建议拨出专项指标，给予调整解决，有的可多调两级”的建议，耀邦批注得更细更感人：“搞了几十年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 对“工作有需要和有条件去港澳、台湾、国外的，可安排他们出去，有条件和必要的还可长期在外工作和居住”的建议，耀邦也批注得相当细致：“只要有条件，而且本人愿意，完全可以去。去时还可送点安家费。在国外多有些故乡人，好处很多。这方面也要进一步破除保守思想。” 最后，对这整个建议书，耀邦批了这两句和日期：“转一波同志阅后转野苹同志。请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三月十四日。” 3月17日，薄一波在“一波”二字上画了个圈，以示“圈阅”。 福建省委的同志看到了耀邦的这个批件复印奔走相告：“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他们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福建党、福建知识分子的最大关怀，必须不折不扣地火速照办。 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境地，有个别有心机的人，竟利用几个高干子女对党的历史，尤其对福建地下党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不甚了然的弱点，怂恿他们向正在福建检查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告省委书记的状，说什么中央早有规定，平反只是政治上的平反；而省委书记却独出心裁，要给这些人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下提高三四级，这也太玄了! 这位领导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听到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凡几，所以没有一听就信。他还要兼听兼听“被告”究竟如何的“玄”法，于是就有了下面他与项南的一场对话—— 这位领导问：“有人说你给人平反，还提级，而且对有些人一提就是好几级。可有这个事?” 项南答：“不错，有!” 问：“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你过去也吃过冤枉，给你平反时，别人给你提级了吗?” 答：“没有。” 问：“可见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平反就是政治上平反，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提级呢?” 答：“就是应该提，而且要多提几级!一个大学教授，现在还是二十几级，跟我们那些扫地打杂的勤务员们是同等级别待遇，这怎么叫人看得下去，又怎么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这些吃了半辈子冤枉的大学教授，一下提个三四级，也不过二十级左右，这多吗?” 这位领导不禁一愣：“啊，有理由，这可以算是你的一个创造!” 项南神情严肃地说：“这可不是我的创造。” “那是谁的创造?” “是耀邦!”这位领导平时也很敬重耀邦，连忙问：“耀邦是怎么说的?” “耀邦有批示啊!”项南这才把耀邦的批件拿了出来，上面写着：(这些同志)“搞了几十年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 这位领导看了耀邦的批件以后，也非常同情这些受了冤屈的同志，兴致冲冲地说：“耀邦这批示很好嘛!”并把批件带回北京。 不久，党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督促各地推动类似政策的兑现。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真是“快刀斩乱麻” 1984年5月26日，离耀邦3月14日的批示连头带尾才两个月十二天，福建省委就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调查处理福建地下党问题的报告》，报告从1981年耀邦对福建的一位党员干部来信的批示起，到1984年3月14日对江一真建议的批注止，福建各级党组织和各部门对有关地下党同志落实政策的情况。《报告》说——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省正确处理地下党问题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有了明确结论。许多具体问题，有的已经解决，还有一些问题，要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并由有关部门继续抓紧解决。对于有关地下党员的刑事或党纪政纪处分案件，分别由纪检、政法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受理，于今年底根本复查处理完毕，同时还要认真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消除影响，落实政策。对于遗留的组织和党员党籍问题，以及落实地下党干部政策的遗留问题，由组织、人事部门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的精神抓紧调查处理。对于有关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和“五老”人员的优抚工作，由民政部门和老区建设委员会继续抓紧抓好。总之，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一定要各负其责，善始善终地把地下党问题解决好。同时，务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中央和耀邦见到了这份报告，立即批给中央组织部办理。当年8月7日，福建省委就接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通知。通知表示“同意省委对福建地下党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认为： 1981年以来，福建省委对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几个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地下党遗留问题；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承认了一批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游击队；恢复了一些地下党员的党籍，并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对进一步促进全省政治上的安定，增强干部之间的团结，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照耀邦同志今年三月对江一真同志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政策问题的建议的批示精神，继续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凡是问题较多、任务较重的地方和单位，必须组织一定的力量，善始善终地做好这项工作。 当月29日，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印发了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江一真给中央的建议和耀邦的多次批示以及中组部的这个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耀邦的批示精神和中组部的意见，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党委领导要亲自过问，一项一项地认真地尽快抓紧落实。 后来很快，福建“老大难”之一的地下党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 李之琏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 在这之前，李之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既然他们都曾被打成过“右”字号人物，但没把他们的不幸与解放融入本书开头的《一次大解救》而专立一章，一因他们的遭遇颇为奇特，非寥寥数语可涵盖；二因他们的系铃人都是周扬，解铃人都是胡耀邦…… 1955年夏季，全国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7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琏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琏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 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 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做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 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 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的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基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有违党章吗?…… 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琏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随后，作协党总支才写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中宣部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与机关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认为，在“肃反”高潮中，对于政治上还没搞清楚的党员就这样开除党籍，肯定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虽然部务会议已通过了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方听取意见为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提议，决定机关党委与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审议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决定。 审议的结果认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开除陈、李的党籍是不妥的；如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党籍，而“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丁玲却尚未处理，这也不合适。另外，“反党小集团”除丁玲、陈企霞外，还有一个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只因为对丁玲、陈企霞“反戈一击”，就立刻变成了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而得以豁免，这就充分证明“反党”与否，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显得很不严肃。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事实根据不充分，应拿回去研究重写。 1955年12月15日，作协党总支改写的决定还没写出来，中央书记处批发了原先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的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党籍”已随着整个报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实。随后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这个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可是，待到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二人就恢复了自由。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这与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这样，对陈、李二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织中央的那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不得不举行部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关于他们的问题，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结果得到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首肯后，中宣部机关党委就组织郭小川、阮章竞、严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对陈企霞的问题一一作了复查；然后由张际春主持，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李之琏等人参加，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再由作协党组起草成《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 这个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工作还比较积极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由此而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对于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结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损害了党的团结。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反党小集团”论。 这样的结论经陆定一审阅同意，陈企霞却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关于丁玲，中宣部组成了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和作协党总支的一位同志为组员的专门小组，审查丁玲当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于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就做出过审查结论，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都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 因此对于这一次的重新审查，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别作了这样的指示—— 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2)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出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法开下去。正好，6月8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也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了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五十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尝人间的苦辛……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党“八大”代表李之琏，边参加“八大”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难路 1958年2月，李之琏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临离开北京时，周扬对李之琏说：“要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个月，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来，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海就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错误’，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 “谈就谈吧，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李之琏觉得无所谓。 接着，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张子意是1957年初，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听张子意这么一说，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谈谈问题”，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个步骤。 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形势有点紧张”的时候，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在这个会上，周扬说，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说得很轻松。但李之琏不相信他的这种说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童大林一人外，李之琏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惟有童大林，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童大林的“检查”刚说完，周扬就站起来叫好。他认为童大林这样的检查“干脆”、“痛快”，“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要李之琏等人都学习童大林。 从此，周扬就把童大林当做揭批李之琏等人的积极分子。童大林从党委会议记录中，找出谁个在丁、陈问题上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都分别当做李之琏等人的“错误”证据。尽管李之琏他们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只因谁也不肯像童大林那样说“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还被说成相互包庇，毫不揭发，形成了“负隅顽抗的小集团”。 于是在陆定一的支持下，批判会逐步扩大，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几百人。“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就与“八大”二次会议穿插着开——“八大”二次开会，李之琏等几个代表就去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八大”休会，周扬就又主持开会批判李之琏等人；“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中宣部的这种批判会则继续开。大小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开了所有宣传文教部门上千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宣布处理结果的大会。 在批判揭发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说，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他曾问过李之琏：在全国文艺界，还有谁参加中央委员会比周扬更合适?李之琏遂和他谈了对周扬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这种揭发，立即引起周扬的全神关注，也引起与会群众的兴趣，一个劲地要李之琏交代对周扬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这时就向周扬检举李之琏在河南会议上，就丁玲等人问题的处理，提过对周扬的意见，说李之琏在“八大”为丁玲翻案。 这等于给追究李之琏与周扬之间关系的浪潮加刮了台风，随之李之琏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质问—— “你对周扬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你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论护短》的文章中所批评的那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扬?”…… 周扬也起来指责李之琏：“你这是把我们看成了‘娄阿鼠’啊!” 在这连珠炮似的质问声中，李之琏心想，索性把我对周扬的看法和盘托出，作为我的“思想检查”，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他说：“我要求给我一些时间作准备。”群众的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来。 但是，在专门让李之琏“检查”对周扬看法的大会上，李之琏刚刚开了一个头，只见周扬与形式上的会议主持人张子意悄声嘀咕了一阵，他就被赶下台来，不让他讲下去，转而追问丁玲给他写过几次“反党”信件和材料。 李之琏记得丁玲写的信和材料都印发给所有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了，不记得多少次。周扬随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对，发现有一封信并没有被印发，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为名，搜查了李之琏的办公室，从文件柜中搜出了丁玲写给机关党委而没有被印发的有关周扬的那封信。 周扬如获至宝，说这是丁玲写给李之琏的“反党密信”，是李之琏与丁玲“合谋翻案的罪证”，是“私藏变天账”。 李之琏申辩说，在印发过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后，周扬曾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他为什么“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所以对丁玲后来写的这封信才没有印发；但他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任何一个党员交给组织上的材料，又不能弃之如废纸，谈不上什么“私藏变天账”。 周扬越听越火冒三丈。他怀疑李之琏之所以了解他的许多情况，《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可能是这些情况的来源之一。因为他知道，公木与李之琏在延安时，曾共同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过。在这之前，李之琏在1932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时，公木作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与李之琏共同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1932年冬，鲁迅在师范大学操场上演讲和1933年4月25日追悼李大钊的游行，他们二人又都是参加者。后来都到了延安，他俩又在一起学习，准备党的“七大”召开后一同奔赴敌后的…… 周扬遂决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的公木急电催调回来进行批判，追查他与李之琏的“交往”和向李之琏反映过哪些“问题”。究其实，公木在作协党组讨论丁、陈问题的座谈会上，也讲过一些周扬不中听的正确意见，周扬就对他也怀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当公木从国外归来虽然什么也没交代，也被划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同伙。 关于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处理，周扬给李之琏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张际春对这种故意违背事实的随意乱说，非常反感。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专门小组给丁玲作的历史结论，是集体讨论，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谓的‘错误’，也不能由李之琏个人负责!” 个别群众对张际春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说明，当做是为李之琏“开脱”。周扬看到了会议《简报》有关这个情节的描述极为赞赏，说“这个意见是提得好的”。张际春就此再不参加批判李之琏等人的大小会议。 但是，周扬觉得，只在丁玲等人问题上拼凑李之琏们的“反党”材料还远远不够。他又打电话，又登门拜访，想方设法去找过去同李之琏共同工作过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琏的“反党”线索：“肃反”运动后期，李之琏曾作为文教部门的代表代替张际春，参加过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为此，周扬就去拜访罗瑞卿；大军渡江后直到1954年初大区撤销，李之琏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后担任过组织部秘书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和党校副校长，为此周扬又去找了当时也在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的钱瑛和统战部长的张执一。结果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到被访者的拒绝。可当他回转身来，却在大会上大放空炮，以壮声威。他对李之琏说：“你不要以为过去你熟悉的人都对你有好印象，现在他们对你的看法也改变了!” 对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琏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琏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琏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琏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十六岁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反敌大同盟的反帝反蒋地下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总支书记；1940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寇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 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来…… 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 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留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都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搞起了“肃反”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陈说话的李之琏们，突然又听说温济泽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非常生气。他立即给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梅益遂把温济泽找去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呢?” 温济泽早忘了这档子事。但梅益是个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扬的电话就下工夫调查过了，见温济泽一时想不起来，就把别的编委的笔记拿给温济泽看。温济泽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向梅益道明了原委。梅益说：“你自己去向周扬说吧!” 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济泽也是听众之一。待周扬报告完，温济泽连忙上前不无检讨地汇报了当时的实情。但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中宣部和梅益要温济泽作没完没了的检查。 1958年10月，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反对反党小集团的斗争”的总结又把温济泽向“右派”一边推了一把。 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连忙给廖承志打了电话，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了，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 他们都很了解，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以“年龄不足十六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三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公安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又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温济泽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十八岁。 在监狱中，他被狱中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五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与很多同志被无条件释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虽然只有二十四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年，廖承志当了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温济泽又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戍村，又转到平山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温二位各自走了漫长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是长城外的一个穷县。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本想把李之琏留在地委文教部门干点儿事，以示对这位不幸落难的老同志的照顾；但李之琏执意要到艰苦的农村去，重温战争岁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十三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年春天，他跟随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副县长下放到一个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向社员家庭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 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 ：“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 1960年秋天，中央决定再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无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桑巨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斋，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位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场地发展到三千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的冤，却难而又难。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做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团党委出面，建议中组部对李之琏的问题进行复查，中组部也不受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 李之链说：“问题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 “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 “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 “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 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头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 “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 “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 “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 “我写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 “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琏当做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 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 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 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谈的是一男一女。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李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吗?” 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我替你转去，试试看。” 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最近局势大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 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终将走到何年何月…… 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也是对党忠贞不贰，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做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痨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即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带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1) 粉碎了“四人帮”，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阶级斗争还是“千万不要忘记”，多种多样的冤假错案似乎准备盖棺论定，继续压得这些受害者喘不过气来。 1977年12月22日，远在新疆的李之琏，从大清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陈少敏同志追悼会致悼词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奋。1940年，他与晋察冀军区的许多同志到了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就与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见了面，并由胡耀邦负责接待的。以后到了北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两个人都同时兼任过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耀邦的平易近人、坦诚大度，给他的印象更深。他的理智与实感都告诉他，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党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必会大有起色。他立即提笔给耀邦写了这样一封信—— 胡部长： 您好!从同志的来信和今天的广播中知道，您已到中央组织部主持工作，十分高兴!这是党中央的一项英明措施，从此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是深得人心的一件大事。党的组织部就是党员和干部自己的“家”……是保证党的队伍强大和纯洁的战斗组织。无论在地下时期，还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是如此。她对党员和干部既需要严肃认真，也需要亲切热情。而这些，都被“四人帮”一伙糟踏和破坏了。现在，由于中组部的改组和加强，这种传统必将得以恢复和发扬；肃清“四人帮”在干部路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将从理想变为现实。我相信，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将为此而欢欣鼓舞，同时也请允许我为此欢呼! 您也许还记得，我是1940年从晋察冀的冀中前线，同孙志远同志等一起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因为“七大”延期，在您的指示下，我们进了军政学院学习，后来又转到中央党校整风、学路线……1945年“七大”开过后，日寇投降，我即被调东北……1949年调中南组织部，1954年调中央组织部管工业干部，年底调中宣部管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工作。1958年任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时，与三个副书记一起，被定为“反党集团”；我作为“首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这样处理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违犯党章原则的。由于当时在陆定一、周扬主持下，既不允许我们申诉事实情况，也不允许向中央和上级反映意见，完全采取压制、威胁，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然后他们向中央写假报告，骗得了中央的批示，并向我们宣布这个处理决定。这时我们再表示不同意见，就以“继续对抗中央，反党顽固到底”的罪名来唬人…… 从1962年起，我就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到现在，我给中央有关部门、“中央文革”、中央领导同志写的申诉材料和信件已有数十次，都没有得到答复……有的就推来推去，不负责任…… 中宣部重新组建后，我也写过信给张平化同志……但考虑到新组建的中宣部，对旧中宣部遗留的问题是否受理，即使受理又能否立刻腾出手来，也还是个问题。而事情的发生已快过去二十年了!人的革命生涯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我这种迫切心情，您一定会很理解的。因此，我只有写信给您，请您和平化同志研究一下，能早日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以便我放下包袱，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我想，这也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出一个范例。 谨致 革命敬礼 李之琏 77.12.22 李之琏于写信的当天，就把信封好送到了邮局。他没想到在1978年1月12日，就得到了耀邦1月3日的回信。就是说，从遥远的新疆石河子把信转到北京，差不离耀邦一看到李之琏的信就回信了。 回信是这样写的—— 之琏同志： 你的信我看过了。我记得起你。你的问题，我已把你的信转给了汪锋同志，请他们负责重新复查你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如他们在复查中有困难，我们负责协助。你可直找区党委。祝 近好! 胡耀邦 1978.1.3 李之琏即刻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写了信，要求去区党委和领导面谈复查工作如何进行。汪锋让人回信表示：过去问题的处理是中宣部决定的，材料也在北京，由地方上解决很难办，要李之琏到中央去解决。 1978年2月，李之琏来到了北京。这时候的中组部，当然与郭玉峰把持的时候完全变了样：李之琏一到，就由恢复工作不久的副部长陈野苹亲切接待，并让他先去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下休息，有话慢慢谈。不久，就组成了蹇先任为组长、陈鸿苏为副组长的中组部、中宣部两部的联合复查组，对“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进行复查。复查得认真细致，工作量也很大，直到1978年11月才做出了《复查结论》。 《结论》说—— 在处理“丁、陈反党集团”过程中，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四同志因担任机关党委领导职务的关系，接受丁、陈申诉，参加中宣部对丁、陈的处理工作。凡属重大性质的决定或措施，都是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或者部的领导人主持的其他会议上决定的；他们只是受命执行某些决定和措施，并无错误…… ……因此，在肃反问题上所提出的李之琏等四同志的错误也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李之琏同志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历史上曾“背叛革命”的问题，现在查明，定李之琏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毫无根据。他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这段历史，在延安经审查做过结论，没有影响他的“七大”代表资格。197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结论是：“李之琏同志在敌人面前未承认自己的身份和活动，未出卖同志和组织，也未写过自首叛变的材料，并敢于同敌人斗争。”因此，说他被捕后“背叛革命”，不是事实，新疆的结论也否定了这个问题。……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建议作以下的结论和处理： 第一，“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撤销中央宣传部1958年7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之琏的政治结论》和《关于右派分子黎辛的政治结论》；撤销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对张海、崔毅同志按“反党集团”成员所做的处分决定。恢复以上四同志的名誉。 第二，撤销对李之琏同志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七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撤销对黎辛同志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撤销对张海同志的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九级降到十四级的处分；张海同志逝世的善后处理，改按原职别级别对待。取消对崔毅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由十一级降到十四级的处分，恢复原级别…… 这个结论于1978年11月12日由联合复查组正副组长蹇先任、陈鸿苏签发，李之琏、黎辛、崔毅12月8日签字同意，中组部、中宣部两部领导阅批后，当日报送党中央；党中央常委会批准立即执行。这真叫快!紧接着，在当月23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之琏就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纪委秘书长，调回北京；黎辛与崔毅也随之从外省调回北京。 1980年1月，丁玲、陈企霞及其“反党集团”中的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的“右派”问题也相继平反改正。丁玲个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谓“叛党”问题，经中央组织部的进一步审查并经党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协党组过去所有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1940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为其签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正确结论，彻底恢复了她的名誉。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消除了不良的影响。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2) 温济泽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琏更早、更简单。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定为“右派”之后，二十年来家中一直没有电话。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电话后，胡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吗?”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接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这个调动事，要温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他也只好答应了。 据当时正在乔木身边的乔木的妹妹方铭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地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是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二十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十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去。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备感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他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济泽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申诉书很快就写好：过去在工作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从来没有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自己的处理是错误的，等等。乔木随即将它交给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乔木自己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交给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还是“改正”。 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右派”或“反党”罪名，就这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文革”中“这种恶劣做法”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谁要是再重演“这种恶劣做法”，必是亡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但为了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 温济泽这只“春天第一燕”，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关于《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齐。 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八十二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但他还继续被人们推选为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与李之琏，两位都曾受过磨难且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初版文后补言 李锐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诗交》文中说，他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我与耀邦接触不多，但第一次接触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当月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送审。6月13日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点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来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 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说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中去。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或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没有的这些内容是新华社某人乱加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发一条他刚才的谈话?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来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当然，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思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得很对!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说着，他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谈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个特定范畴里，若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时，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些值得留传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已一年又十个月，有人约我写写耀邦，我也仅仅写了第一次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 他似乎默默无闻了， 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辞世，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遂一口应允。这时已有不少积累。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八个多月，走访或电话访谈了对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有的甚至还兼是受害人。他们是：与耀邦有过深交的项南、李锐；原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科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或原来在过中组部的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报》或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曾三夫人沈义，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儿和侄女；“伊玛尼党”案的受害者丁铁石、丁坚、白琴，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愿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约数十人。 这些同志讲的，往往都是生动翔实、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刘振声同志，特帮我借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好几年的《新华月报》合订本，使我得以复印了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大量文字资料；新华社图书馆和国内资料室、《半月谈》资料室的李晏、贾晓珊、徐伟民、门玉茹、徐进、沈惠英、韩兰兰、张卫东等同志，原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康国志和原《内参》编辑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联合大学人事处王毅同志也协助查找或复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反复研究了总数不下二百万字的这些材料，越发觉得当年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复杂、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留传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当然，预约的两三万言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 1995年9月初，完成了第一部前六章未定稿。《炎黄春秋》找人打印数十份，由本人及家属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同志以及本人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等人，恳请他们核实补充和提出批评意见，然后再一一收回斟酌定稿。第二部各章，大体上也一一送请有关当事人核实修改，力求准确稳妥。 1995年11月，《炎黄春秋》摘编首发本书第一部前四章。截至写此《补言》的半年中，笔者已经看到的相继发表、转载或连载本书部分章节的报章杂志有：北京《炎黄春秋》、《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老年文摘报》、《中华周末报》、《中外报刊文萃》、《法制文萃报》和《文摘报》；《天津老年时报》和《人与法》杂志；青岛《青年参考报》；《上海文化报》和《文汇读书周报》；香港《文汇报》；广州《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大时代文摘》和《炎黄世界》、《同舟共进》、《共鸣》杂志；《贵州都市报》；成都《文摘周报》；武汉《今日名流》杂志；南京《银潮》杂志；郑州《新闻爱好者》杂志；太原《老友报》和《法制博览》杂志；辽宁《鞍山日报》，等等。另有巴黎的《欧洲时报》。未闻和闻而未见的，都未计其内。 这说明，有关耀邦的故事，特别是当年他在叶、邓、陈老一辈们支持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落实“人”的政策的故事，发自内心的读者群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有许许多多尚未见诸报端的故事在民间传颂着。下面，就是河南省郑州旅游学校的女学生赵明给我写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供我撰写本书作参考的。赵明写道： 1985年10月26日上午，胡耀邦总书记来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县。在嵩阳书院，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国内现存最大的柏树，细听文物局长李振中讲“汉封三柏”的故事。 相传汉武帝时，这里就有三棵大柏树。武帝进了书院，看到第一棵柏树枝干挺拔威武雄壮，就高兴地说：“朕封你为‘大将军’。”再向里走，一棵更大的柏树出现在眼前，武帝想了想说：“朕封你为‘二将军’。”待进了第三层院子，又看到了一棵气势非凡、直插云天的柏树，明显大于前两棵。但武帝认为自己金口玉言不可更改，只得蔫没声地咕哝说：“朕封你为‘三将军’。”随行大臣觉得不公，建议重新封；武帝却明知有错也不改，没理找理地说：“先入为主嘛!” 李局长接着介绍说：“由于年深日久，‘大将军’枝干弯曲，‘二将军’树干空裂，‘三将军’在一次雷电中化为灰烬。民间传说是，‘大将军’乐弯了腰，‘二将军’气炸了肺，‘三将军’恼怒自焚了。现在‘二将军’还蒙着委屈哩!” 胡总书记听到这里，幽默地说：“知错不改是不对的。现在应该给‘二将军’、‘三将军’平反昭雪，就叫它们为‘元帅柏’、‘大元帅’吧!” 正因不论古今，或正事或笑谈，耀邦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精神，并留下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广泽人间的业绩，所以，他才倍得世人的真情赞誉。周而复在其《离世异俗，独行其意》文中说：“知道冤假错案并不难，平反冤假错案却很难；自己高谈实事求是并不难，要自己实事求是去做却很难；自古已然，于今仍是。耀邦同志力排众议，言行一致，坚持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戴。” 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盲从迷信，用科学与民主精神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胡耀邦，是继承“五四”精神的楷模。 由是，在这位一生光明磊落、谦诚好学、廉洁奉公、待人宽厚、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的人与世长辞时，中共中央的悼辞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 与耀邦相处了十年之久的吴江，在其香港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别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础之上。 是的，这正如李锐在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时给耀邦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奔忙于第一线的重要成员，有老一辈的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做坚强后盾，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道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毫无疑义，千百万因为耀邦参与领导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全党和全国一切心怀善良与正义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历史更永远不会忘记他! 最后，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向我提供史料或指导此书写作的同志，以及各界热心读者，致以衷心谢意! 戴 煌 1996年8月3日 于戴氏蜗牛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