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 ------------------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斗争的新特点：对内政的干预。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吗？国际干预四原则。对中国失败的干预，原因及后果。毛泽东与邓小平。经济发展过程中断是干预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吗？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自然的成长中的过程。 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旧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 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部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立时，世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持平衡。、维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 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唤；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一内政不容干涉、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 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转载了。这位１５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活，邻居们为什么不愿与我们和平共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会生活的人们常常就一般性道德问题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仅仅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见解造成的。干预邻居的事务，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是这件事情（指对中国的制裁行动）的本质所在。 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步强化，从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政策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 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他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 国际干预的原则及其出发点 西方的现代安全概念几乎全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经历的总结性认识；二，对核武器时代毁灭性全球战争的恐惧及防止手段。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出现，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场血与火的战乱，人类为自己的这一次错误付出了３亿人的生命代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仍可称为相对的冷兵器时代，他用以屠杀人类的工具还仅限于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进式飞机。类似的错误如果发生在今天，其结果必将是人类自身的完全毁灭。 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引发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原因提出许多问题。 第一、 希特勒上台掌握德国这架战争机器是一种偶然现象吗？这种偶然还将再一次发生吗？ 历史学家门举证出无数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巧合和错误，以及这些巧合和错误的更偶然的排列结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血统卑贱、国籍可疑、疯狂鼓吹社会主义的退伍伤残下士，如果不是凭借着无数偶然和历史错误怎么又可能当上德国的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呢？或者说，这种机会发生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 问题在于，几乎等于零并不是零，人类安全需要的是概率为零的绝对可靠的环境。事实上，这一次偶然毕竟导演了血腥的战争和屠杀，下一次偶然发生时，人类还能存在吗？从单细胞生物演化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终挣脱地球的束缚走向广阔的宇宙，要经过几十亿年的艰苦历程。如果任由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现象一再发生，这一进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押上运气和机会的赌台。 第二、 消灭这种偶然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国家机制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这个被今天的病理学家诊断为精神偏执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国家政权，没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战争机器的启动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夺欲望，大军事集团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复仇心理和工人群众的狭隘的愤怒情绪，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当时德国的国家控制体系，从而使该控制体系成为一个筛选器，从几千万个机会中筛选出希特勒及其党徒。经过国家控制体系的工作，偶然已经成为必然并进一步成为现实。 全部问题都在于国家控制体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生活这许许多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族情绪偏执者、宗教狂热者以及政治失意者，如果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不能阻止他们的臆想和野心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姑且不去谈那些核俱乐部成员国，如果仅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其国家机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证一个鼓吹国际恐怖、宗教偏执和贩毒的独裁者安居其位，这个世界也将是不安全的。 那么，核大国呢？我们发现，全球的安全和人类的命运竟悬系于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控制机制的问题上，没有国家边界，也不存在纯粹的内政的概念。 第三、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干预权力和责任。 这个问题是极其严峻的。国际干预行动，特别是干预某一国家的控制体系和控制过程而实现的积极干预或霸权干预，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道德原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不仅反映在集体安全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决权力的对抗上。更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状况、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往往与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相违背。屈就前者，等于放弃国际干预的原则；而独尊后者，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 这是人类遇到的许多两难选择的又一例。解决这个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国际干预的前提下对它进行最严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实行的范围，又限定它实行的手段。 在现阶段，国际干预实行下列原则： a. 仅当一个国家推行的国际政策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时才可以进行干预； b. 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决策方式模型； c. 以经济限制或援助方式诱导该国决策方式模型的演变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时刻不得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军事干预的结果不应是强加于一个国家某种决策模型，而仍是诱导这种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发展。 二、 对中国的失败的干预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由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不仅是一次失败的国际干预，而且已酿成一个笑柄，彻底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次行动根本违反了国际干预的各项原则。 北京政府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成熟和克制态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实材料和美国舆论界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北京学生界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动、支持甚至策划发动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干预的开始。如果我们把这种干预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善意性干预和帮助，那么下列各项结果却恰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国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北京事件的发生而中断， 并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不会再度起步，或根本无法在达到１９８９年已经达到的前进点。 b. 鼓吹并实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领导人被证明是犯了“错误” 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产生，政治改革派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种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经消失。 c. 国际干预所显露出的颠覆手段和干涉意识， 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刺激了执政的共产党的警觉性，而跳动闹事所形成的社会混乱又给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权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对照物，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已经成为公民公认的可行的国策。 d. 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的中国青年民主派知识分子， 从他们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现以及流亡后的表现看，他们绝不是中国中国政治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这些人的民主意识极其淡薄而叛国和反民族情绪强烈，如果北京事件演化成一场成功了的政变，中国的权力由这些青年掌握了的话，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将是世界灾难的根源。 e. 国际干预在中国失败以后，中国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困难，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 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一种自然过程， 它的发生、发展和阶段特征都有着自然的依据，外加的人为的干预或者中断这一过程或者使它异变，绝不会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2.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是失败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尊重中国的现实，违反了国际干预的正确原则； 3. 在今后的某一时期内， 国际社会将为自己的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败了的干预付出代价。这里不仅指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停顿而不断给世界造成惊恐，而且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重大挫折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异变。谁也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 4. 在中国问题上， 国际社会仍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权力扶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最终使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意识到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最终为政治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政治改革将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会动荡）开始。这种选择也并不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的作用上，中国经济在面对世界时，更多的将遇到抵制、压迫和毁灭性的竞争。经济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预性并行存在于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西方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对中国进行切实的帮助、保护、让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种选择即继续对中国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 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误；二是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和严重的离心倾向。这不仅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且为这种干预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机会和成功都是诱惑，是干预和反干预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不间断的音符。 事实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将把这两种选择混合运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自行修正其侧重点。 三、 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开端 国际干预如果能够成为是一种善意行为，那么它的实质性意义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国际援助。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过的政治决策方式及程序，即通过国际援助建立起一整套民主的有反馈技能的政治运作制度。根据西方社会的观点，这种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将约束该国执行和平与和解的国际政策，而且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这个流行观点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混淆了经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因果关系。 中国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在这一时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以后的几个月中邓在公开场合和秘密场合的讲话只有一个主题，及如何在共产党内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防止再度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 邓的这个愿望肯定是真诚的，因为他自己就一再成为荒谬的领袖独裁制度的受害者。 邓长期以来始终是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这种历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产党在江西省的贫瘠山区占山为王的艰苦时期。邓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过于密切而遭到从莫斯科回来的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整肃。在以后，邓一向被划入毛泽东的派系，并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以及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在毛发动的以纯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即被宣布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 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的经历。 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东山再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过去，他称邓“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碍。即使如此，这个患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了徒唤奈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恩来病逝以后， 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士你处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 2. 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资历较浅及未加入政治派别而得到毛的信任，并且成为毛与外界联系以及传达指示的最有效的运行渠道。由于邓小平的行为严肃不苟言笑，他很有可能并没有获得这些年轻人的特别好感。而有证据证明，这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被江青女士收买的。这位年轻人不仅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唯一正式的“联络员”。一方面，来自江女士的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向毛泽东灌输；另一方面，邓先生的信息则被阻断和封锁。这样，邓小平的处境更加可悲，它的命运及事业竟要由一个年轻人左右了。 3. 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毛本人。 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对立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元帅介绍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上，邓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他在自己管辖的具体工作方面以整顿为名坚决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并予以清除；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表露出对这场运动的鄙弃与不满。但是，这并不足以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这个老人又握有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和权威。 老年的毛泽东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他最后的寄托。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认为自己最辉煌的革命斗争成果只有两个，除了把蒋介石先生赶到台湾岛上去以外，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不会不奋力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而保护遗产的最牢靠办法就是把它交给更珍重这份遗产的人。以毛泽东的精明，他不会看不出或根本忘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态度。 于是，这位垂危的老人轻轻一挥手，又一次击倒了邓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大，正式显示了党的制度的腐朽与悲哀。 邓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后，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极为忠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都必须建立一种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领导人手中而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使国家和民族卷入一场灾难。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主席华国缝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而由赵紫阳接任。邓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激烈地攻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旧制度。他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借毛泽东之口公开地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抱怨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当他被公开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事实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由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条件，但是事情的结果远非如此。邓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观点，主要有下列各点：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又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革； 2. 改革的要点为权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邓身体力行，相继辞去了在党政军中兼任的各种职务，坚决地退居到幕后，他不愿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式的老人）。 3. 改革的对象是“制度” 而且仅限于“制度”。（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是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着手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没有苏联迈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没有经济改革成果那样惹人注目。 与前苏联的混乱与动荡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为此，中国人夸耀说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正确的次序。邓是围棋和桥牌运动的热衷者和好手，这两种游戏中“次序”正确与否是胜败的关键。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局棋中，现实由此序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化程度，后是由步骤地不大张旗鼓地放宽党对文艺、出版、理论和言论方面的控制，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既前进又有序的状态。是事业是如此，普通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相当宽松和相当自由的水平。其突出例证是，以思想言论治罪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尚未根本绝迹，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按邓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努力，或虽经努力而未取得明确成果。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已被淡忘，最高决策层仍实行以集体会议为补充的领袖制度。 2. 邓小平的决心和原则性是为人们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变或进程的中断，不是决心的动摇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那么，这些困难和障碍究竟是什么？ 3. 邓选定两位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担任党的总书记， 他们都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鼓吹者而都由于在这方面走得过远过急而先后被解职。这两位领导人除了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张大多应该是取自邓先生的总设计蓝图。他们的先后受挫，究竟是意味着改革进程的调整呢还是纯粹由于个人犯错误所致？ 4. 中国的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属自上而下推行的宫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具有伸缩性和可控性，扩张和宽松的程度完全视社会运作和经济运作的状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会进展的一种结果，是合于逻辑的。但它的不巩固性或恩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线的英雄好汉层出不穷，而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吏或知识理论界人士则极少涌现。 5. 因此， 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当经济运转发生障碍或状况不良时，政治思想控制则相应加强。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会在同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和政治上的束缚，情绪排泄的渠道不畅通或严重阻塞，继续过多时就是目标散漫而情绪激烈的社会性骚动。 四、 中国的政治危机及国际干预的切入点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ａ、传统的比较陈旧的决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自１９７７年以后的１５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起伏剧烈的曲线发展状态。其峰谷之间的间隔之短、攀升与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见、令人心惊肉跳的。而在这期间出现的三次经济飞涨（中国人习惯于成其为“跃进”或“大干快上”），都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号召或积极参与下产生的。三任党的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各对一次“跃进”负责。但是，每次经济飞涨都很快以经济过热的面目表现出其基础的欠发展核不稳固。这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产品质量下降、社会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准时赴宴的客人，一个不拉地都来了。 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便迅速地进入冰冻期或调整期。这时，居民储蓄增加、商品销售不畅、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国营企业亏损额积亏损面都增大。调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实行“双紧方针”（财政、信贷）期间为最坚决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业。 无论经济处于热和冷的任何阶段，其发生的原因及推动或执行者都是中央政府。这也就使决策程序及方式合理化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极快的第四个经济高速度发展期的顶峰。而这一次“跃进”是由邓小平先生亲自发动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亲属陪同去中国南部几个城市视察，在那里他鼓励企业“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邓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此时的邓已是高龄，在党和政府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中国现有的一系列政治调控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起到对政府经济决策行为的制约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民主党派（中国大陆独有的党派组织，其立党原则是发誓不作反对党）的领导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的提问时，竟混淆了“过热”与“热情”这两个汉语词组的明显不同的词义，竭力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并理直气壮地反问说：搞经济建设怎么能够没有热情呢？我认为热得还不够！ 该领导人的表现已传为笑柄。这除了反映出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质不高之外，还间接地透露出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无效性与不成熟性。 ｂ、经济起落的节拍指挥着政治改革的步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冰冻期或调整期，政治收缩和思想控制都显得格外严厉。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变”的口号都形成了持续时间不等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和平演变的问题早在６０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已提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实践，进入９０年代之后重提这一口号，其产生的震慑力和危惧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随着经济起落的节拍和政治步调的进退形成了潮涨潮落的青年学生反政府运动。（这个问题将辟专章讨论）。 ｄ、过于频繁的经济与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观念的侵浸，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趋于解体，民风与官员的忠诚都在受到侵袭而呈现出恶变的迹象。一般民众由于对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性灾难）。 ｅ、以人权问题为口实和突破口的国际干预在这一全过程中从未收敛过自己的热情与进取心，有时甚至表现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种现实危险和条件共同发生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无法起步， 而且有进一步趋向收缩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挫折，（有专家估计将发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间），中国有可能在政治上进入一段短暂的“冰冻期”。目前，适宜的对现实不习惯的中共基层干部和各年龄段的党员都在呼吁党的领袖们有所动作。 ｇ、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已在受到消费市场、国际市场和金融调控政策的打击，一再有波峰跌入谷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既有致命的缺陷，有有着极为可贵的健康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题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只在这里说，中国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一旦能够顺利地度过国营企业资产权和经营权改造的难关，他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在经济自由和自主地发展进程中，以至企业家队伍以及中产阶级阶层将逐步出现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两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问题是以后，合作双方的冲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经济不再需要保护并且以这种保护为一种难忍的束缚时，冲突将开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这一过程越短。 ｉ、中国更独特的国情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北或东西之间间的落差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存在几个质量级别的差距。如果我们在以上叙述的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程序或某一因素发生异变、突变、中断或回潮，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发生重大的指导政策方面的失误，如果因此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政治失控、国土分裂等灾变，其基本原有就在于统一的中央指导方针根本无法适应相差如此悬殊的各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指的不是经济政策，因为可以通过自由化经济和下放权力解决这一矛盾，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与思想方针。挡某些地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以维持稳定和温饱时，再另一些地区社会主义的痕迹已经被改革得几乎无处可寻了。 １２亿人民在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这不仅是极危险的，而且存在着极高的发生概率。 这种危险主要体现在它位国际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必要性和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干预势不可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对抗也将势不可免。 五、 任何形式的国际干预都是对中国的一种犯罪 国际干预之所以已经成为了为了国际政治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因为干预的目的在于安全与发展。这种目的或效果使实行干预的国家完全摆脱了道德上的歉疚感。 如果一个核电工厂不能有效地阻止精神偏执者进入它的大门；如果任由这个疯子摆弄那些红红绿绿的按钮而核装置没有自动安全闭锁系统的有效反应，那么这个核电工厂无异于一颗待爆的核炸弹，谁也不愿在它的附近建设自己的家园。 阻止疯子进入以及一旦进入发生后不至造成事端，这样两种控制和反馈机制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安全保障体系。缺乏安全保障体系的核电站是一个非法的存在。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安全保障体系呢？而这个国家又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如同３０年代的德国一样呢？如果这个国家又拥有核武器呢？ 失控的力量就是现实的威胁。人们必然要对其进行一切手段和方式的干预。这是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一般被认为是符合公理的，因为这样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全人类的集体安全。 无论任何民族，无论这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或政治倾向，他们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上述推理和结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还要关注邻居，并且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甚或根本没有力量时对邻居进行干预。 全部问题都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谁有权仲裁？由谁来判定这架或那架国家机器具有或不具有安全保障体系呢？谁？强者和大国？多数和集体？或者，那个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的联合国？ 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政治经验、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不同的独立判断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的所有纠纷和麻烦盖出于此。而且也正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关国际干预的一切合理性判定都因为它的不可性或实行时的强权色彩而被全部推翻。 于是，只能让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现实存在的应该被认为即是一种合理，是历史的综合和相对的合理。 然而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实行积极干预的自然手段仍然存在。这种自然手段即经济行为。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以最自然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部门间流动。吸引资本的因素是两个：最大盈利和最小风险。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资，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正常发展，其基本准则是看它们是否存在一种科学合理的政治控制和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将是投资环境保持稳定及不发生突然恶化。海湾战争爆发以前，德比奥财团经过多年谈判终于签字同意在伊拉克投入巨额资本开发石油和矿产资源。这项投资被证明是失败的，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使资本陷入泥沼。失败的原因在于被高额利润所诱惑时没有充分估计政治的保险系数。在伊拉克，因为领袖个人独裁而国家不具有安全闭锁功能，巨额投入的回收和盈利只能寄托在那个领袖的决断是否明智上，失败是因为该财团忘记了这个原则：你绝对不可以在冒烟的炸弹旁边盖房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互利性援助。因此，进行政治改革并建立其科学的决策与反馈机制就成了能否吸引这些援助从而能否顺利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先生在其论著中一再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真知灼见。政治性的国际干预，正在以资本经济和技术经济的形式悄悄地然而是坚决有力地实行着。 台湾政府在８０年代初期秘密地建立起自己的重水设备实验室。它的目的是独立地拥有自己的核打击力量，以对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进行威慑从而确保台湾岛的安全。这个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大陆也没有做出不用武力统一的许诺。 美国人对台湾制造核武器的努力进行了最坚决的打击。它先是用包括特务手段在内的一切方式对这个试验室进行侦察，并在掌握了确切情报之后坚决彻底地蛮横地拆毁了它，并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席卷而去。 美国人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台湾人的自尊心，朝野一致愤怒地责问美国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凭什么？而美国人回答也很干脆：为了海峡、亚洲和世界的安全。 世界舆论对美国人这一行动的评价是：富有责任心并且极具建设性。 事实上美国人正在被证明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消除了这一危及整个地区的安全隐患，为使海峡两岸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为最佳投资区域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以国际干预的行动由于美国和台湾之间存在着军事同盟关系而不具有典型意义。人们完全可以从其他方面解释美国人的动机。而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干预则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在６０年代中期就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它的核武库虽然不大，但是在近３０年终他所储备的核弹头以及与之配套的不断改进的运载工具仍足以构成一支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此外，中国自称体系的常规兵器生产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能力。 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这支力量是担心和恐惧的，但它们绝无可能像对待台湾或伊拉克那样用手术方式摘除这一恐惧源。因此，它们压迫中国改善自己的人权纪录，压迫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甚至采取雇佣方式发动青年反叛者进行校园内和街头的示威活动，等等。我们对这些活动的效果暂不做出评价，但是活动的目的确实一目了然的：搞垮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实现和平演变。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行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偏差。我们通过以后各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论述将得出下列结论：ａ、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是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支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正在按照邓小平先生的设计发生变化；ｃ、中国现阶段绝不允许出现权力空白；ｄ、外力作用将使情况逆反。 严肃地说，不论干预的动机如何，现阶段对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都将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 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自己的内部肌体上也发生了许多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毒品、艾滋病、种族暴行、政治丑闻已经与国际恐怖活动一道成为危及国家生存的不治之症。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当成熟的法律体系对此都显得束手无策、苍白无力。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运作方式正在逐渐显现出它的病态，衰退已成为主旋律。许多有识之士正确地指出，治愈美国病的药方在东方。是的，当我们对中国社会做出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将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体制的先进或社会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整整２０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度。但是在最近的２００年中这个国家却在腐败堕落，从而大大地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地理上及意识上的封锁绝断了信息的输入渠道，相对的合理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成荒谬。 越是科学的合理的社会控制机制越具有固执性。这或许是上帝玩弄机会均等、抑强扶弱的又一个把戏。 记住， 上帝并不总是偏袒美国，它并不需要申请美国的“绿卡”。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二章 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 -------------------- 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它将败亡于农民问题吗？大寨道路，毛泽东设计的东方伊甸园。理想破灭与出路的艰险。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保甲制度的现代意义。民主与自由，鸩杀社会稳定的毒酒？ 本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华盛顿周刊》的一位著名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你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趟，认识了那里的农民，那么你将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者和信徒。 这位评论家并没有危言耸听。３０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欧及北美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几乎全部皈依了马克思创立的宗教，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犯过一系列错误，但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它的贫困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包藏起来，不使外界一窥庐山真面目。这或许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家丑不外扬的虚伪，或许出于共产党之报喜不报忧的浮夸自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是中国共产党丧失了获得国际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会。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苦衷。 一、 农民决定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成败 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专家们仍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统领那支孤立无援的弱小的共产党队伍打败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执政的国民党？ 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去分析，蒋和国民党都要强大得多，根本没有失败的必然性依据。首先，蒋是正统的国家元首，在宗法意识浓烈的中国他获得了国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认，而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义语；其次，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是以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宗旨，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义远比空洞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切合实际；再次，蒋及国民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产党却完全孤立无援。最后，这两个党的物质打击力量相差得如此悬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漂亮的决斗的对手。以蒋为统帅的国家正规军曾达到过８００万人的规模，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最庞大的一支国防军。它的共产党对手人数要少得多，且装备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 自１９４５年秋季在蒋的统领下国共两党联合打败日本人的入侵以后，两党和两支军队就拉开架势在东亚这块辽阔的大陆上展开了一场争夺全国政权的激战。结果是尽人皆知的，仅仅三年实践，蒋先生就彻底被打败了。他后来待着他的残余军队逃到了台湾岛。 这个结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帅在内的所有政治领袖们都目瞪口呆，但是，凡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奇迹或神话已经上演过多次了。相比较而言，３５０年前的李自成将军在军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产党的胜利更显得辉煌。这位将军率领中国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骑兵部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有２５０年统治历史的明王朝。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政权对抗，这个政权事实上就已经垮台了，根本没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对流民的组织工作竟是这样简易有效，一个谣言就可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只要竖起一根竹竿就能拉起一长串队伍（指“揭竿而起”这句成语——译者注） 那么，现代政权或政党的命运仍取决于农民吗？ 奇迹往往能够突出地暴露出本质上的秘密。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与参与。 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掩盖这一事实。它们把胜利归结于共产主义的战无不胜，认为共产主义一旦被从苏联引入到中国以后，取得全国政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谣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却一直对这种浅薄的认识加以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他经常用“教条”这个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代指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并对这些教条进行了最严厉的攻击。他甚至说教条是些狗粪不如的东西。“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它们有什么用处？”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一结论看来大有疑问。毛泽东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因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知识是由这两位教授启蒙并给他以最初影响的。他们是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 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说，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和不可克服性，社会革命必然到来。人类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因此，城市是斗争的中心，工人阶级是主力军。 李大钊教授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远不那么虔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和冲动的结合物，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只有完成农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观点是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两个思想认识源头。相比之下，李大钊教授的影响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陈独秀思想的追随者。周恩来即始终致力于城市武装暴动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一生中都没有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当他被蒋的军队赶到山上落草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了李大钊的一件更有现实意义。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正确性是经过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考验以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并因此而成为党的领袖。以后，毛的路线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条路线也把这个党从山沟里带入城市，取得了全国政权。毛不无得意地教导他的同僚们说：“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正确路线，就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倾全力发动农民支持他的党。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组成统一战线抗击日军。这时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但是毛泽东仍然敢于冒统一战线被瓦解的风险而发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开展“减租、减息”活动。毛说，不这样做，农民就无法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 １９４７年秋天，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争取农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致胜的棋，他号召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称这些夺来的土地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要从你们手中把胜利果实夺回去，你们怎么办呢？他问农民。 农民的回答是：拿起枪支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战场。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那个被共产党击败了的前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公正地说，国民党人及其领袖虽然并非廉政纯洁无可指责，但远不是如共产党所描绘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人、军事上的低能者和卖官鬻爵的贪污犯。当年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和蒋介是网罗了去，毛泽东曾为此称羡不已。 事实上，当蒋被共产党击败逃到台湾岛上去以后，他及其国民党同僚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逊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经济成长方面的成绩使它已摆脱了欠发达状态，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目前，这个岛屿的国际贸易总量几乎与整个大陆地区相等，而外汇及黄金储备总额在近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的前两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陆进行的经济革命几乎完全以台湾的发展模式为蓝本，而台湾的资金和管理技术亦开始回流大陆。 但是，台湾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当蒋氏父子桃向这座海岛的同时，他们也把几亿贫困农民这个大包袱甩给了刚刚夺取了政权的中共。没有这一次摆脱，绝对不会有什么经济成就。事实上，国民党以军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农民带到了台湾，而他在一次表现出对农民的无能，这几十万退伍官兵以后一再给当局制造了许多麻烦，至今仍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负担。 败亡竟成了命运的转机。从此，中共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错误；而国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势头却神奇地停止了。 几亿农民这个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决斗中一开始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国共两党激烈斗争发生在１９２７——１９４９这２２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工业生产上处于原始蒙昧状态而在社会性质上仍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农民与土地主两大阶级由于利益相互冲突而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由土地主阶级脱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和知识分子集团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又控制着思想文化阵地。而政党、政权和军队的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几乎全部由土地主阶级的成员所组成（中共在早期阶段亦如此）。国民党在与旧军阀的争斗中是相当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又支持由地主、工厂主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层社会集团维护秩序的要求。而一旦它夺取全国政权（讨伐军阀武装成功）从而成为执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绝无可能似是而非绝不可能保持模糊中立的选择：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或是支持地主镇压农民。 也就是说，国民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敌人。问题在于究竟选择谁？ 这种选择是既严峻又十分艰难的。安抚农民争取农民的支持，势必要逼迫地主和城市利益集团让利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上层势力的反叛；支持地主阶级和城市利益集团也就会势必逼反农民（中国成语：逼上梁山，即把农民逼成反社会的强盗。毛泽东后来在他的临时首都延安城内极为欣赏一部以“逼上梁山”为名的中国歌剧，他后娶的妻子江青女士就是这出歌剧的女主角出演者）。 蒋在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讨伐北方军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亲眼见到了农民力量的巨大和难以约束。当他在城市上层社会势力和外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压迫下最终选定把枪口指向农民时，他不仅要经受胆量的考验而且肯定也遭受了道德上的折磨。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不可能走一条调和矛盾的中间道路，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初建时调和阶级冲突以取得社会稳定。由大量证据证明蒋曾试图这样做，但３０年代的中国已无可能重演历史，现代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已经流入，民主阶级正在生成，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共产党的公开存在。 １９２７年蒋曾试图以袭击方式将共产党彻底杀绝， 从而为自己从容地治理（或调和）这个破碎的社会创造条件。但是从结果来看，蒋选择的这种方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做不仅把共产党逼近了农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几亿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组织者。走投无路的共产党和同样无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国农民一拍即合，迅速汇成一股足以能够推翻旧有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体性力量。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农民党。国共两党对抗，两个庞大军事集团的超大规模的决战，实质上是农民与地主阶级及城市上层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和地主都不是胜利者，因为从以后的结果看，农民并没有从胜利中得到除土地以外的任何好处，而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即以“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名义被新的地主——国家收回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共产党，真正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是中国的工业建设。这种结果标志着传统的农民与地主的战争由于共产党的参与而具有了现代（资本主义？）性质。 中共的选择农民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这种联姻一经确立以后他就未再产生大的动摇，直到最终拿到胜利果实。其他阶级的成员主要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大量吸收进共产党的队伍并且成为了其中的骨干力量，但这并没有影响党的农民立场和路线。因为这些入伙者必须接受转变立场的教育和洗脑，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必须“把屁股坐到农民的一边去”以后才会受到信任。 选择农民作为依靠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就是毛所说的正确路线，而对农民进行教育、约束他们的盲目性以及用软的手段瓦解地主的抵抗，这些可以称为“政策和策略”。毛的路线和政策也曾受到过他的同僚们的严重挑战。在中共党史中分别把这种挑战称为“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来说，相地主妥协的右倾路线固然不能容忍，而脱离农民和鄙弃农民的左倾倾向却是更加可恶的，因为这样做“会断送了革命”。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厌恶，对周恩来的戒备，恐怕都与这些党的领袖主要搞城市工人运动的经历与倾向有关。在毛泽东辞世以后，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毛的错误是左倾，相信他是极左的策动者，这在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学者中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毛泽东从没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克思列宁的教条行事，从没有脱离农民去城市搞工人阶级的游行和暴动，这使他挽救了中共并且把这个党引向了成功。 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是决定一切的。那么，当中共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农民还是决定一切的吗？当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和开放的新国策以后，农民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吗？ 二、 中共面临的选择：放弃农民吗？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不仅它自己也处在了农民与其他阶级和集团利益冲突的火山口上，而且从自身成功的经验中它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强大与可怕。更严重的是，当中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方式的工业建设和改造以后，社会很现实地产生出一对新的矛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党政军干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 对于旧的矛盾，中共在成为执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但是对于工农这一对新矛盾却无法用简单办法解决。由于现代工业生产与手工畜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劳动效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国这个工人农民的家庭中工人与农民两兄弟之间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如此，当一块蛋糕由两兄弟分吃时，你多吃一口就是对我的剥夺。 作为家长的中共此时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安抚农民将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而没有工业建设这个国家将没有进步；加快工业建设就必须剥夺农民。中共愿意把农民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去吗？ 值得称道的是，中共高层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也有个别例外，如以立场顽固著称的彭德怀元帅因为为农民“请命”而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对抗，被解职。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论家们在重新评断这次争吵的是非曲直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和职责，而替彭德怀元帅鸣不平。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何尝不愿意为农民多争一杯羹？如果有对农民过分剥夺的过失而应受到指责，也应辨清最本质的“路线”是。）中共的这种选择是既痛苦又充满风险的，但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中共以政权的力量勒紧了农民的肚皮而在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困难处境下独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事过之后我们可以做这种设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选择，那么它的工业化道路将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中国农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积聚又办起了几个工厂呢？一个没有工业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觊觎下能够完整的生存吗？ 从理论上说，中共从农民立场转向工业立场，是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放弃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因为又不得不时时顾及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坚硬教条修正自己，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典型。但是，在剥夺民族资本使却做得既典型又漂亮，在敲锣打鼓声中就把小鱼小虾般的工厂主们剥得干干净净。 国家集权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点，但是也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国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创痛、累累伤痕和种种极权主义弊端；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伤。这个穷汉还没有学会使用刀叉，饿极了时他的就餐姿态很不优雅。 但是，历史将记述下这个事实：在中共不优雅或相当粗暴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对付农民？ 三、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方案：禁锢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对付或治理对社会整体秩序构成破坏、冲击或威胁的人群群落时，无非是采取这两种办法，或限制它在一个范围内活动，或彻底消灭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为威胁。这两种方案当然以后一种更为理想，但由于受条件所限你根本无法同化它，于是只能采取禁锢的办法。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案本身并无积极与否的区别。美国的欧洲移民们曾将他们的黑奴禁锢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至今仍在不断发生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农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因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为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位置。在这一时期内，任何试图同化的举措都将以整个社会的倒退为代价。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使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其结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进程的中断。８０年代以后的农民进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和秩序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已经对社会造成了许多现实的麻烦与威胁。 毛泽东的方案：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 毛泽东的农民治理方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辩证体系。这里面既有田园诗般的幻想又有共产主义的空想；既有充满温情的教育和诱导又有严厉冷酷的管制与强迫措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硬性原则又有历史遗留的大量统治经验。如此丰富的内容被包罗在一个体系中，不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天才和创造性（我的学生们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种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个神而不是常人这种说法），而且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６亿（以后发展为８亿）贫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反传统的中国农民竟驯顺地被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终于为中国的工业建设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㈠合作化运动 中共自建国伊始即开始在农村开展合作生产的试验，以后便以行政权力（几乎是暴力）强行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终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全部收缴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合作化或称人民公社化被写入宪法，成为任何人不许擅动的一个铁的原则。 最初的合作化设想应该是善意的。农民分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后，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还会出现两极分化，共产党绝不远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个新的地主阶级。而且合作化有利于推广良种和使用新技术，有利于农田基础建设，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带有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主观善良动机。 但是在以后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设计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偏移，转而成为对农民治理的一种最现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发生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热潮。毛泽东似乎是被他的热情的下属们的工作热情所迷惑，迅速堕入一种奇迹即将发生的神奇预感中。它将中国比作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一旦爆炸，社会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弹爆炸的一个良好组织形式；而且，这似乎也是一个一举解决工农差别从而根本消灭旧式农民的千载一遇的时机。于是，人民公社立即被履行成了一座专事各种生产的兵营（或可称集中营）。与小农生产有关的一切都在一夜中被抛弃，甚至农家厨房也被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取代。公社的成员被分派去进行工业、农业、矿业等各种门类的生产，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钢铁厂，并建立了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这件是真实地暴露了毛的意图，以提高农民的方法消灭农民，而人民公社恰当地为实现这一想法提供了组织形式。毛先生本人对地方各级官员上报的显示大跃进辉煌成就的各种数字并不太相信，也不甚感兴趣，他更注重实现乌托邦幻想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目的。因为在奋斗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将变得美好，心灵趋向纯洁，这种由旧道德迅速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办法很可能是彻底改造农民的一条简捷的道路。此后，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忘掉教育、改造农民这个目标。 另一件事是大跃进失败后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抬头。作为对虚幻共产主义的一种惩罚，农民以偷窃、流浪、集镇黑市等手段向共产党政权发出了挑战，特别是黑市上高价出售粮食和蔬菜，直接威胁到了城市工人的稳定。这些事实不仅对毛改造农民的热情计划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也在证实着毛头脑中那个可怕的预感，农民这个巨大的群落，是一个不断滋生毒菌的温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从这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不再对他们心存幻想，而且开始产生了潜在的恐惧心理。 历史将搞清这个谜：农民与毛泽东，究竟谁背弃了谁？ ６０年代中晚期，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扫荡。１９６４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乎把公社以下的所有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可疑分子，由城市工人和职员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乡村，发动农户中的懒汉和赤贫者，对干部逐个进行审查清洗。毛泽东说，我们对付的是国民党。 １９６９年开展的第二次运动的目标仍是打击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这一次运动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一般较富裕的农户和手工匠人。这些人仅仅因为比较一般农民有更多的挣钱机会，生活稍显宽裕而被列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运动结束时，这些农民游离土地的谋生方式被严格禁止。 这两次运动不仅把农民牢牢地钉死在土地上，而且也把农民的思想牢牢地束缚住了。农民对政权的权威深怀恐惧，噤若寒蝉，甘居贫困而不敢口吐怨言。 中国封建时代历来有在农村实行保甲连坐制度的管治措施，以钳制民口，约束行为。农民跟随共产党取得了对地主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从而彻底解放自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三级农村管理网络所达到的管理效果已经类同甚至超过了旧式保甲制度。因为不仅要限制农民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发财致富、通过奋斗走进上流社会的妄想。 事实是，１９７７年逾１９４９年相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收入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农村人口增多，城市用粮急剧上升，农民年均口粮数量几乎没有提高，低粮价政策使农民极少有余钱扩大再生产。农业始终在原有水平上悲惨地徘徊。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共产党政权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旧政府并列或等同看待。同样是对农民的粗暴统治，目的或动机却有着极大差别。毛泽东有难言的苦衷，他必须在敌人的包围和威胁下（这期间，美国人至少有三次准备用核武器袭击中国，苏联则有一次）进行艰苦的工业建设。如果农民用自发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建设计划和政权，他难道能袖手旁观吗？而且，按毛本人的说法，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道理（国家工业实力的增长）而对自己的农民兄弟动粗，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毛泽东的方式肯定是错的，他的动机则没有大错。问题是怎样评价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严格管制的效果。假设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就实行彻底解放农民、任由其自由发展的政策，这个国家的今天绝不是这般风貌，或许，他早已成为另一个印度了。 ㈡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并没有由于农民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核销资产阶级的贪婪而有所改变，他始终是农民的儿子。１９６０年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不少农民，他焦虑得夜不成寐，几次失声痛哭，并由此几年不吃肉。他也希望农民能够摆脱饥饿和贫穷，但是这种致富活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ａ、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以免对城市的工业建设造成威胁；ｂ、平均的共同的富裕，不允许落下一个“阶级兄弟”，也不允许产生贫富差别；ｃ、致富的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动员农民的力量。毛泽东说：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定胜天，人多好办事。这为哲学家仍没有放弃通过劳动（尤指不计报酬的列宁式的义务劳动）而提高、改造并消灭农民的设想。 这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是，善察毛泽东的意图而又极富智慧的周恩来还是找到了解题的钥匙。他把位于贫瘠山区的山西省大寨大队介绍给了毛泽东。他说，这个大队大灾之年没有减产，农民干劲大，丰衣足食。 周恩来没有撒谎。大寨的村民在穷山恶水的干旱山区用肩膀和石头垒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石坝，并在坝内填土从而形成有海绵状表土层的“小平原”。干旱山区的这种人工工程对一般性自然灾害有抵抗能力，并且可从新造地块上获得较高的农作物单产。从更长远得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如果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的干旱地区都建成类似的人造工程，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贻害中国几千年的水土流失问题，甚至黄河的水也可以变得清澈见底。民谣说：圣人出，黄河清。中国出了毛泽东，旧貌换新颜。 面对大寨这个生产典型，毛泽东激动不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寨村的农民拯救了毛泽东。这个在最初意义上进使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的农村典型不仅使苦闷中的毛泽东先生找到了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而且是对他的浪漫理想和英雄意志的一个准确的注解。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相信英雄的意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全国几亿农民和一千多万个生产队都像大寨一样，中国不久可以平地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吗？是的，可以。毛泽东在几年以前曾愤怒地斥问他的党内同僚：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 于是，毛泽东威严地向全党和全体农民发出了命令：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对大寨得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更本质的心理因素去分析他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与大寨之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即中国农民所能拥有的最辉煌的梦想——田园诗般美妙的、与世隔绝因而也是静谧的、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小康农家生活。毛泽东用诗歌表达他的这种梦境：到处盛开着鲜花的国度里啊，洒满阳光。（芙蓉国里尽朝晖——译者注）。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实践者，毛泽东把小康农家的范围扩大为一个生产队。这一扩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仅是庸俗狭隘的农民理想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光环，而且使这个“大家庭”还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净化灵魂、提高农民、由穷变富等。更主要的石，或者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大的客观效果是：赋与农民以理想和希望，使他们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 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之久，历朝统治者为约束农民设计了不知多少方案（纪元前七世纪在中国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律中，就有了对游荡的农民杀头的规定），但是，任何方案也没有毛泽东设计的大寨方案更完美有效。这一方案刚柔相济、诱惑与强迫交用、理想与现实共存。直到今天，当邓小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散了全国的生产队以后，毛泽东的大寨方案仍保留着自己的相当神圣的地位（只是理念上的，实践方面的活动早已停止）。无论如何，建设家园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应该是不错的。问题是当新一代领导人发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后我们将提到被解放的农民已经给这些领导人制造了多少麻烦），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了大寨方案这个法宝，他们只能采用当时兑现酬金的办法收买农民的劳动力。 许多人怀念毛泽东，这在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具有等同与神的权威，所以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没有遭遇到他的同僚们的反对。即使保守派首领周恩来先生在许多问题上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只留下了他心悦诚服并不遗余力推行大寨经验的纪录。邓先生在文革中复出后对学大寨运动也未提出过不满、反对甚至修正性意见。 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和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这些反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因其方法的恶毒而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反对派传播并散步一个未加证实的谣言：大寨村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政府的大笔现金和物资的援助。另一则谣言则说，由两个师的高炮部队长住大寨的山头上，用炮弹驱散一切有可能挟带着冰雹的黑色云朵。 他们讥讽地发问：全国有那么夺得生产队，他毛泽东能派去那么多的高炮师吗？ 关于高炮师的说法似不可信，因为这样做太过分了。这则谣言虽然很易被识破，但它竟能在知识分子和下级干部中不胫而走，说明这些人并不在乎传言的真实性，只不过借讽刺和侧面攻击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对毛泽东的不满罢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仅能以此种中国式幽默和谣言发散内心郁闷的情绪。 物资支援可能确有其事，无非实在数量多寡、是否付款以及是否平价等问题上大寨村民与外界传言之间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即使花高价也卖不到农用化肥和油料，但地方官员却主动给大寨送去了这些物资，这大约就是真相。 这个镇相继精彩。它形象地表演了中共干部们是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怎样用一点可怜的农用物资夺取了毛泽东膝下爱女的贞洁的。大寨，只要接受了一吨额外的化肥，不管是否以按价付款，它就等于出卖了贞操，丧失了农业样板的真实性。大寨人极有可能没有拒绝这些诱惑。 这一切都是从“爱护”毛亲自树立的“红旗”的善良动机出发的。中国过去和现在有许多英雄和模范以及样板式集体都是这样被毁掉的。这常常使人想起一群恶汉中间的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她极少有可能摆脱诱惑和甜言蜜语。常采用的办法是夸大她的成绩，夸大到极荒唐极不可信的程度从而让她出丑；或者吹捧她并把她说成无所不能的神，像耍猴似的把她放在高位上展示给人们看。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对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非常尊敬。但是，在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周很有可能是出于迎合毛的动机而把大寨村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他的精明是不应该做出既害毛泽东又还了那个农民，同时也使自己玷污的事情的。 在考察研究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发现中国人实在太不理解太不爱护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了。当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省长和县长们成群结队去大寨朝觐，并顺便带领妻子或女秘书沿途游山玩水时，大寨村这个以实践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而成名的农业生产单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几乎成了怪物。 真正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有效地破坏了这场运动的是全国的农民。 在口粮不足又不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仅凭精神刺激（包括表扬、批评和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严厉手段）就动员亿万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并使这种热情持续十年之久，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中共却做到了。虽然农田效益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农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积极怠工，卖力气地执行指令并把指令执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农民在执行深翻土地（也是为了有一个海绵状的表土层）的指令时，将农田深翻到一米，结果是生土层压住了熟土层，第二年几乎颗粒无收。而内蒙古的肥沃草原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许多草场在十几年以后已退化成沙漠。中国南部则大搞围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悲惨的，因为一旦这些起调节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处在了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了。 对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出讽刺性总结的是１９７５年的河南安徽两省的大洪水。一夜之间，３０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发生了涝灾也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失。问题发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区的十几座质量极成问题的小水库上。这些连成一串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库的堤坝决口而发生连续倒塌，水量越聚越多，冲击量越来越大，十几座水库的蓄水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倾泻而下，许多人在梦中就已经死了。 应该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于地方领导的无知或无能，许多事情是农民自觉自愿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场种植农作物，比如围湖造地，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丢失了一半面积，这些违反常识的破坏性行为常常是农民在夜暗的掩护下偷偷完成的。当然，农民的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干部们的赞许的。而这些可以称之为犯罪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进行的。谁敢反对毛泽东呢？ 毛泽东又一次被自己的农民兄弟出卖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短视，可以把他为他们设计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但是更公正地说，挡你决心要把几亿并不驯顺的富有反抗和破坏传统的中国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时，他们能不玩出一些恶作剧让你难堪吗？当宁夏的回民聚居区的农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养猪积肥时，毛泽东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都丢尽了脸。 哈佛大学的德哈特·Ｈ·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劳动力动员（指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２０年作为整体的话（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化肥、杀虫剂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几乎占２／３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劳动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劳动力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是剩余的增产部分的增产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资料全部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为粮食增产所作的贡献不足２０％。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计算结果太令人寒心，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要知道几亿农民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应该有更大的价值，那么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即假定相当一部分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守旧的农民扔进了大海而并没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那么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就相应地增加多少。但是，这样计算不是对中国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侮辱吗？ 平心而论，我们在这里还不忍心把另一个事实计算进去。十几年无效益的劳动，十几年在红旗的引导下毫无报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终会形成逆反心理，诱发一种舍弃土地厌恶劳动的懒惰倾向。从目前发生的许多情况看，这种倾向已经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它不仅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硕果仅存的一些农田设施废弃毁坏了，而且也将毁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劳动、务实、勤俭的优秀传统。在许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国农田设施已转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财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袖手看着政府官员们左右为难。逆向农民征收资金维护或扩建这些设施吗？农民将向中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层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支持农民，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增加了农民负担”而最终使得全部农民都逃离土地。 离开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０．１公顷的中国竟有大面积农田因无人经营而闲置，这难道就是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惩罚吗？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农村到处盛开鲜花洒满阳光而付出的心血，难道一点儿也得不到回报吗？ 这又一次证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㈢文化大革命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动员几亿农民也参加到这种无政府的狂热中去，则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是因为他本人甚至中国农民的狭隘和半文盲状态，甚至任由这样状态下的超大规模的人群去造反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劝阻（这两个人以及彭真企图炮制一个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学术界的范围之内，这被认为是一个阴谋），一意孤行地号召农民去造政府各级官吏的反，于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底的两年间中国农村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场。 毛泽东的错误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负责，因为毛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翻过类似的错误而中央委员会不仅未能就这些错误做出正确的清算结论反而作为毛的功绩而大家赞扬。这不是为尊者讳的问题，而是由肯定领袖的功绩进而发展到迷信进而形成新的教条，错误的东西也变成了正确的教条被认真执行。这说明这个党虽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获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权利和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而那些“议员”的选拔方式则完全是军队或家庭式的，由长官或家长指定。因此，循规蹈矩的委员们很难真正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个“议会”也就不可能起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及领袖的作用）。 １９２３年湖南农民（请记住，是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军阀的战争中，曾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开展对乡绅和地主的斗争。斗争是过火的，杀人、放火、戴高帽子进行人身侮辱。毛泽东为此些了文章，兴高采烈地欢呼：流氓懒汉运动好得很！（指“痞子运动好得很”——译者著）。 农民反对地主以及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进行斗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仅从斗争的策略来看，流氓懒汉的胡闹（事实上真正老实做田的农民并没有参与闹事）毕竟激怒并吓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在共产党人毫无戒备，仍在到处放火玩闹的情况下，蒋在愤怒的地主和军人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一网打尽的袭击。在这场袭击中，共产党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６万多名共产党员中的９０％被屠杀。 折断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和总结，因为每人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如果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话，他或许会提出一些更清醒的意见来，因为他在当时和以后都对毛的农民运动持保留态度。 我们仍然说毛泽东动员农民参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级政府官吏瞒上欺下的作风使农民吃尽了苦头，甚至造成６０年代初期大范围内饿死人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这些官吏已忍无可忍，急欲发动农民对他们进行清算； 其次，农民种的“自发资本主义实力”一再向毛的路线发动进攻，并已实际造成威胁，毛对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役，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第三、仍然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文化革命的公开目标是清楚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习俗。毛认为放弃使农民从道德意识上快速步入共产主义的企图； 第四、 在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决战中，毛神经紧张并缺乏必胜的信心，而他坚信农民会战在自己的一边，因此才把农民动员了起来； 最后，发动农民参加文化革命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设计并不矛盾。因为毛深信精神成果势必会转化为物质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这些口号和实际做法证实了这一点。 毛没有估计到的只有一点，几亿处于半文盲状态的农民凭借什么武器去清除旧的道德和思想文化呢？他们又根据什么去区别好干部和坏干部呢？ 很闲谈，中国农民在这里同样是贫穷的，几乎一无所有。因为农民固有的传统思想意识本身就在被批判和清洗的范围之内，而他们在学习记载着毛思想的小红书时，除了死背硬记一些条文外，其基本内容往往用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加以了彻底的改造。应该被清除的东西披上了毛思想的战袍，从而光芒四射，这大约就是文化革命在农村的一种成果。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武器加入毛的战线投入战斗的。 于是，他们只能给毛帮倒忙。（自从毛在建国以后决定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并在工业建设与农民之间最终选择放弃农民以后，农民似乎从未在一件事上真正帮了毛泽东）。 关于农民在文化革命中得可笑、可耻、愚昧、罪恶以及破坏等行为，西方国家的报纸曾做过大量披露。而中国即使在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仍坚持对此秘而不宣。这样作为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行为实在太黑暗太丑恶，以至于一旦为人所知将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蒙受太大的损失，尽管主要责任应由过世的毛泽东承担。 由于得不到中国官方的准确数字，我们无法确知在文化革命初期那几个月里湖南省南部各县一共有多少名“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以及其他可随意加之与任何人的身份）被屠杀了。因为中共在土地改革是为了准确辨明阶级阵线，曾给每个家庭都划定了成分。所以，屠杀的对象全市以家庭所有成员为目标的，妇孺皆不免。屠杀全家还因为农民传统的“斩草除根”意识和毛思想中“防止阶级敌人复辟”思想在起作用（这是对毛思想加以改造的一例）。这股屠杀之风像野火一般瞬间挂遍几个县的乡村集镇，枪击、活埋、集体焚杀，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和几千人被杀掉了。当大批军队被派来制止住屠杀以后，一位解放军的下级军官说：“这种悲惨情景令人感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 稍后一些时候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了内蒙古草原甚至是北京的郊县。与湖南的情况不同，内蒙古屠杀的对象几乎全是牧民中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而屠杀的目的却是要保卫党！起因是一则谣言。有人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谣言称，内蒙古地区存在一个秘密的党，该党的宗旨是争取内蒙独立。于是开始清查并对受审者施用私刑，许多人受刑不过而胡乱招供，这样一连串的“坏人”就被找了出来。这些“坏人”全部受到酷刑，其中一部分在刑讯中死亡。 公允地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质动机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认毛的这个动机，就无法解释他对工人和农民无政府行为的放任鼓励以及为什么他在一夜之间将全国各级官吏全部罢免。事实上，毛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由于“人祸”而发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以后，对中共的中下级官员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愤恨情绪。同时，由于处在这些人的包围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层的人民，也使他孤独并有被人阴谋架空的猜测和潜意识。有材料说，毛泽东曾秘密派出身边的保镖去一些省份的农村“访贫问苦”，但因这些人一出门就被下面的官员收买了，发生了多吃多拿的问题，毛不仅未获得渴望知道的真实材料发而更加觉得情形的严重与可怕。（毛自己出钱为这些人做了退赔）。 中国的决策体制必须民主化，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说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自己身居在一个宗法性极强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长，这是他根本无法由上而下地推行他的设想，只好转而发动民众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级官吏达到，希望由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类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权力机构和民主作风。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乱和破坏使他的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坚持要实行“三结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农民跨入权力的大门。他自己也把上海的一个青年工人吸引到身边来，亲自鼓动中央委员会把这名工人选为党的副主席，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一时期见过毛泽东的外国领导人大多都在毛身边见过这位相貌英俊、循规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农民深深地伤害了。这些人或者原来就是破皮无赖、品行不端者，仅凭着能言善辩敢于出人头地而爬上了高位（担任副主席的青年即属此类），或者很快地被权力所腐蚀，成为以权谋私的霸王。少数真正纯朴本分的一般民众即使当上了官员也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既没有文化也缺少政治阅历和官场斗争经验。那位当了副总理的大寨农民在国务院会议上几乎一言不发，度日如年。 毛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会见了一位旧相识的农妇。农妇向他哭诉的仍然是吃不饱肚子。这与他在１９６０年听到的情况完全相反。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经过一场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革命，农民景况依旧、官员照样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一个健康的民主的领导机构仍然未能建立起来，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沮丧而无奈的心境中溘然长逝的。他无法瞑目。 西方公众和政治家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狂热的极端专权的共产党皇帝，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这个任何中国的大多数人以及西方的公众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公正的政治秩序，而且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制约的政治体制上。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以毛泽东的威信、权力和政治经验，都无法做到，这大约说明在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条件。没有条件而又要强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去碰撞，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悲剧，也使他个人的不幸。 毛泽东尚且做不到（指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体系——译者注），美国人的干预能起作用吗？ 毛泽东用暴政的办法把农民稳定了３０年，即使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即使文化革命杀了不少人，农民毕竟始终被禁锢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没有对艰难成长的中国工业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这是毛的功绩呢，还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 下面该轮到邓小平了，他怎样对待中国的农民？ 邓小平的方案：释放农民的力量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因言行不当而被赶下了台，但他给中央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封号“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却一直被沿用下来。西方公众对邓头上的这顶桂冠颇不以为然，因为它与毛泽东的那顶“舵手”的帽子一样，都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从政治决策的角度看，把某种带有绝对权威性质的东西加之于一个人身上，既不科学也不明智。邓是个英明的政治领袖，但也是个８０多岁的老人了。 实际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决定实行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系产量的承包制时，他的改革思想是非常朴实和本分的。他的思想是： ａ．守住毛泽东的遗产， 只对那些必须改变的东西加以认识并改革， 也就是“不冲击毛泽东所作的一切”； ｂ．中国的改革不是来自政治家的恩赐，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智慧良知，而是被饥饿逼迫的；（也即毛思想的穷则思变） ｃ．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不被马克思、列宁或毛规定的原则或教条束缚纠缠。 邓的这几条改革“宣言”几乎可以成为人类一切有志于改革者的盛典。同时，有时所有政治家可以借鉴参照的最充满智慧因而又是最狡猾最强硬的政治谋略佳作。 邓绝不妥协，他公然宣布要改变毛泽东的一些东西；但是又绝不伤害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感（中国整整两代人固有的毛泽东情结），不是改革处在大多数人的攻击下而遭致失败。而改革的起步点或突破口，又选定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饥饿”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借口，但以次为口实则改革的确可以在人民的拥护下在反对派哑口的情况下开始。 对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家来说，邓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的真正唯物主义策略，避开“主义”和“阶级”的争论，让事实最终选定社会应有的主义，选定真正的主人。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选用的道路，也是西方日夜盼望的，中国最终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的一个中间站或台阶。 农民的力量无疑是一把双刃宝剑，它技能用来击中目标，也会伤害到自己。邓小平的“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改革政策，显然对此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预想中的在坚持毛的大部分政策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虽然充满着智慧但却并不实际。毛的中国农村政策完全是一个紧密联结着的整体，一根钢筋的抽动都会引发整体结构的松垮。企图由毛的一部分政策以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发展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完全把问题简单化了。毛泽东留下的是一座完整的大厦，而不是一座用枝条搭就的小屋。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步，使邓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痛苦的选择：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彻底否定。似乎没有从两盘菜里挑捡出一些的余地。 邓非常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是毛泽东的同代人。”同代人之间在基本方面是共通的，推翻毛泽东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代人去做了。但是，他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着找出第三条路来。 邓的两名最倚重的部下赵紫阳和万里率先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和东部的安徽省进行了未经中央讨论批准的反饥饿试验。虽然未经批准，但相距两千公里的这两个省份的试验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法进行。暗示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后台或幕后策划者，这个人物后来被证实是“设计师”邓小平。 邓是政治家中那种顽石办坚硬的厉害角色。你既无法拉拢他，又不能压服他。在中共党内，默不作声、先斩后奏、不过多进行理论争辩和是非争吵以及胆大妄为，使邓一向的工作作风。他在挑选宠物猫时从不注意猫的皮毛颜色及血统，而只重视猫的嗅觉和牙齿的尖利程度。对于邓的这种务实、功利、强横作风，已故毛泽东常常感到无可奈何，只是深知其人地感叹说：“他历来如此，总是老一套。” 四川和安徽的试验获得了预想的成功，但是也引起了农民和城市阶层在认识上的对立。 中国农民的反应迅速、强烈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立即把邓小平认作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邓青天。这个绰号的政治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只有邓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的天空才会阳光普照。（这个绰号与毛泽东是“红太阳”的美誉在汉语的意义上完全相同，但是后者是农民在建国初始时对毛的称誉，以后农民并不真心地这样看待毛泽东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意味深远的政治性民谣迅速在全国农村传播：“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民谣如果翻译成美国式的竞选语言就是：你们要吃饱肚子吗？请投赵紫阳和万里的票！ 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任何王朝在崩溃前都有民谣去显示征兆。民谣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等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结果。农民强烈要求邓和赵紫阳、万里这一批试行动摇旧体制的人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为农民的解放开辟道路。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压迫最深，反抗最烈。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只是由于３０年的饥饿政策，使农民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始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农民的呼吁，完全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一种原始萌动。 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却对此忧心忡忡。他们一方面承认农村的新制度的确是粮食有了增长，另一方面又很敏感地看到这种试验对既定秩序的破坏性冲击。一位老资格的退役将军流着眼泪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九死一生，就为的是社会主义。我知道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上只写着两行字：公有制、共同富裕！”另有许多人指斥邓“不要社会主义”，攻击赵紫阳是“自毁万里长城”。 邓立即进行了反击，他说，应该允许一部分人现富裕起来。他并且解释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步骤，可以带动整体的富裕。 邓在此是绝不会想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理论，恰恰是整座长城倒塌的开始。邓是否将过共产党员应带头富裕的话，我们无从查证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对农村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怀疑，面对改革过程中农村基层党员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则是肯定的。 农村自全面实行了承包制以后，被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力量开始分流，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对“长城”的冲击。 破坏生产力。 农民在改革初始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如同当年分地主的土地是一样兴高采烈。但是他们同时也存在着很深的顾虑：共产党的这种政策能持续很久吗？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也为了迅速拿到现实的利益，许多地区的农民连夜对公有财产进行了毁灭性的瓜分。其中最严重的是对山林的砍伐。农民将分配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卖掉，当钱票子揣进自己的衣兜里以后才放下心来。 原始的平均主义公正观念和短见浅识随处可见。官方通讯社的一位记者曾描述他亲眼看到的一幕：一个生产队的耕牛太少无法平均分配，引起争吵。队长接受了村民的建议，将耕牛杀死，把肉煮熟后平均分配给全体村民，又把牛皮和内脏换来酒。当夜，全生产队的人欢宴庆贺旧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例子更壮烈更荒唐。为了不让村干部获得有利可图的机械磨房的承包权，几个青年农民趁夜暗用炸药将磨房连同设备炸得粉碎。他们在村民中成为有正义感的英雄。 在新政策被强制推行的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是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和水利设施。由于田地被分割成无数块界线分明的小地块，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中国在２０多年里建立起的几万个机耕站在一两年内全部瘫痪，其中属国家所有的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和收割机几乎全数锈蚀成废铁。灌溉与排水设施也因没有必要的劳力投放而损失惨重。１９９０年华东地区的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排水系统的人为性损坏而加大了灾害的损失的。 一般认为，中国农村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这场为吃饱肚子而进行的革命使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平倒退了１０年左右。这种倒退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状况使得农业技术装备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事实上，经过改革，农业的粮食总产有了提高，农民的吃粮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更重要的事，生产队解体，使农民获得了劳动自由和人身自由。 这种倒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有效管理却是致命的。 ８０年代中期，当中国政府着手建设第二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时，预算的总投资额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这条铁路开工施工时，总概算又提高了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铁路通车时，实际投入的资金总量肯定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建设费用急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原材料涨价；二是征用农民的承包土地是农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费用增长的农业因素和工业因素加以比较的话，尽管工业因素的变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会给政府造成摧毁性后果；而农民漫无节制地提高地价则象一个无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项对全民有利可图的建设计划都将因农民的难以对付而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举步。仅此一个因素计算的结果是，该条铁路线如果早开工１０年，费用仅为现在的２５％。这笔钱，原本可以修４条同样的铁路！ 另一个例子更有趣。中国农村中有首富村出现在深圳附近。这个村的农民将土地出卖以后又将地款进行了获利极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拥有的资金两早已超过法国农民的富裕水平。 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丧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设的条件。农民已经坐在了谈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数字的地价；他们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树枝，想你要赔偿“森林被毁”的款项。 因此，有了另一个思路：如果让农民再饥饿几年呢？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以为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 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虽然老实驯顺（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而居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亡和起义，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当他们的肚子吃饱以后，他们肯定会不停顿地提出下一个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它将是发展的欲望。发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经济学上称为创造财富的本能；社会学则称之为人的完善和价值实现；心理学上的原因是贪婪）。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学教授说，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当为生存而奋斗挣扎时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现在，瓶颈以被突破，魔鬼已经放了出来，你还能让它回去吗？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农民还是农民的贪婪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体一些。他说：农村实行承包制，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了。 他们的忧虑和警告绝不是多余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实行的低粮价政策，使农民在获得简单温饱以后立即就冲向了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已经不在农田上了，它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那就是金钱和机会。而走出农田的也不仅仅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而是农村全体成员的整体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都被用来向社会讨索财富。这些资源包括：农田、劳动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胆大妄为、人口及女人的身体。 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广泛地存在，各种邪恶的职业都有可能使人迅速发财。从四川拐带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东出售，可获利５００多美元，一个男童的售价则高达６００多美元。在广东从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乡同龄女子一年的劳作报酬。 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大城市中发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分邀请农民进城承包。是因为农民的经营能力高于城里人吗？不，农民胆大而愚莽，只有他们才敢于放手行贿、走私、造假、贪污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中国的报纸曾一度装傻充愣地讨论这一问题：农民承包企业为什么成功率高？原因在哪里？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识开始被打破， 政府固守的防线也一步一步后退。 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央则不得不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这样搞起来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毛泽东的遗产到底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要在四个方面坚持不退，究竟坚持住了多少呢？ 这或许就是邓的用经济问题的解决来带动政治问题的解决？ 令人忧虑的政治。 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带来了政治上的重重忧患，中国今天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较之毛泽东的时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Ａ．流民潮 一亿多农民冲出农田，但真正在城市社会站稳脚跟并发了财的毕竟是极少数的幸运者，绝大多数农民仍在不断流动寻找机遇。 １９９０年春节后《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因外出寻求做工挣钱的机会而滞留在广州和上海火车站的农民各达数十万。报纸配发了一帧照片：青年农民、他的妻子、老母亲及一个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车站的露天广场。天下着雨，全家2t缩在一柄雨伞下。其情其境令人不胜唏嘘。 这家中共中央机关报号召农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这种号召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无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挣钱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筒。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种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强烈的被疟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有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性运动。在此时，任何一个低级谣言都能指引这支盲动的巨大力量冲向一个无辜的目标。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权威的思想和信念都极易植根于人的意识深处，一个极端的反社会的党派往往在这时才能抓获它的基本群众。而在这以后，反社会的心理将长久地影响曾一度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 谁发财谁光荣一度成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号。在这一思想的号召和支配下，以及在其他经济因素的促成和推动下，流民潮的现象在中国将比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事实上，各大中城市流动的农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数十万人左右。一旦他们在城市的临时工作因为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失去时，无业的几十万人及不断涌入的后续者将使城市不堪重负。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均有一个农民大规模入城问题，而且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诸多麻烦和事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无法医治的后遗症。中国的流民问题由于以下三个因素而变得格外凶险，或者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这些因素是：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除个别城市外，现在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使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经济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体现物的，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极其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极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决流民问题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导又无方。而对于外出做工的农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闹事（指爆发社会运动）即动用军警予以镇压。但是，这些闹事者届时肯定会喊出些纯政治或纯经济的口号，会以政治目标形成骚动的凝聚点，（因为中国还有几百万青年知识分子）。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不怕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和抗议吗？ Ｂ．犯罪潮 目前全世界都处在一个犯罪高发期。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由于它的类别不同而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运作状态。有些犯罪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些犯罪是社会经济发生阶段性变迁时的标志物；有些犯罪则明确表示了社会内部存在着尖锐而无解的矛盾。 由于中国官方没有公开过有关的统计数字，现在很难确定农民犯罪在中国全部刑事犯罪案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对北京街市上公开销售的１０种法制报刊在一个月内所登载的全部案例进行统计，罪犯的职业为农民者竟占全部罪犯人数的７０％以上。据此可以认为，农民犯罪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在出现农民进城热的初期和中期阶段，从未发生过农民将犯罪意识和行为大规模带入城市的现象，他们往往是犯罪活动的针对者和受害者。以犯罪为进城活动的方式和目的，这是中国农民进城热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事实。 从类别上区分犯罪，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凡是通过加强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发案率降低并且不具有舆论支持背景的犯罪，可归入普通型犯罪。这类犯罪无论其惨酷程度或危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例如，中国湖南已开始出现受雇佣杀人的职业杀手，情况虽然让人心惊肉跳但仍可看作正常社会现象。当然，如果操此业者日多且已成为一种信息畅通生意繁忙的行当，则会对社会造成相当大的恐怖。但这只是说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说明其他。 中国农民犯罪中劫持人质勒索财物的罪例明显偏高。这类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记录并且经验不足，无论受害者家属是否报警，罪犯通常是将被劫持人质杀死甚至是杀死以后在轻松地勒索财物。这种非职业犯罪手法反映出这种犯罪目前在中国仍属初起阶段。华人注重家庭亲情，随着一个比较富裕的企业主阶层的出现，针对他们的绑架勒索案还将逐渐增多。但是，这类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会问题。 拐骗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在中国农村地区有泛滥成灾的趋势，甚至有城市大学女生被骗至偏僻农村强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这类罪行虽然令人发指，猖獗泛滥，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会治安网络疏宽所致。有些农村的乡村干部协助看守被拐骗来的妇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动，也可看作是旧的社会风俗及落后道德的反映，对社会文明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与社会的政治性动荡无关。 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类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础和相当程度的道德舆论支持的成年性职业犯罪。西方的社会学界将这种类型犯罪称为心动式社会犯罪，哪怕仅出现一例也反映了社会的心脏杂音，非进行社会政策的调整无法根除。当这类犯罪活动能够在一定的自然结构的人群中自由地无顾忌地谈论时，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即可以认为是达到了危机点。 中国西南各省铁路沿线已出现专搞抢劫铁路货运物资为生的群体性农民。在一次对某村庄搜查时，几乎家家都储存着被抢的物资。如果按照中国法律对那些有赃证的农民家庭的成年男性进行起诉，该村将成为“寡妇村”。 抢劫铁路者自称“游击队”，他们与法律的对抗也采取游击方式。当军警加强控制时，活动次数减少，铁路运输相对安全；风头一过，抢势猛涨，有些货物每行驶１０００公里损失率高达５％。 对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无能为力。在农民企业家群体中行贿、逃税、贪污、走私及造售假货等重大犯罪行为不仅极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认可、支持。他们甚至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上述犯罪行为而不在乎会被指控和检举，事实上法律对这些人也很少能够依法制裁。极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报竟能够公开讨论“能否对犯罪的农民企业家免于起诉使其戴罪立功”的问题。中共在经济刚起步时有急于见成效的功利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贿者而却能容忍这些社会敌人的存在并公开活动，却是非常令人不解的。这或许由于他们的短视，或许他们认为这些犯罪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当一个执政党把社会犯罪看作是发展经济的环节和工具时，这个党就正在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国社会中，上述犯罪行为已有蔓延趋势。 《中国旅游报》有一片介绍“京城温州村”的消息。消息说南方温州的农民到北京市经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区的几个居民点里，因这些人多为农民，故京城人将这些聚居区称为“温州村”。消息说，在温州村针对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发生两起。抢劫者也是来自温州的农民，他们结成帮伙，并制订出明确的“生产计划”——不抢够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镖保护自己或结伙自保，家家备有木棍铁器。“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些农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为京城的一个景观。 在改革初始时，邓小平曾轻松地说：门窗打开了，流进新鲜空气，进来一两支苍蝇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国犯罪潮的出现，不是外来的苍蝇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点小点缀。当土匪公开在火车客车厢内公开洗劫时，当武装农民将长途车乘客洗劫一空时，当通讯电缆和民用变压器被公然盗走时，这个国家的社会性大危机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Ｃ．农村基层政权的瓦解趋势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由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村长）这两根支柱共同支撑。因为已不再实行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在农村以言论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审判活动也已中止，所以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权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许多地区，这些支部已名存实亡，很难再起到管束农民的作用。 村委会（村长）因为一方面负责公粮和杂项税费的征集，一方面又负责政府方面对紧缺农用物资的发放，所以曾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权力。各种力量争夺的结果，往往采取轮流担任或选举诚实厚道者担任。随着农用物资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场化，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减少，村长的职位和权力已显得无关紧要。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为超自由状态，村长赖以强制农民服从的唯一手段即凭借乡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的支持对农民进行经济处罚。在农村，村民集体武装对抗上级处罚的事件屡屡发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庄农民私设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包围村庄追索凶犯，而农民则与军警发生对立。 最危险的情况则是，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市场，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中国尚不存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离开胡基地的农民除了在发生犯罪行为被追缉的情况下不再与政府和政权机构发生关联。这种情况，既是农民或农民企业家无视法律轻易犯罪的一个原因，又是在社会动荡时农民卷入大规模骚动的一个潜在原因。无联系、无管束即无恐惧。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致各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８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当这种制度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渐丧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须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没有被及时设计出来。对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 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的各种力量都不会自然地合谐与合作。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评常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谁都未能有效实行的制度强加于中国身上，而中国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负担，这等于进行一场谁都不必负责任的社会空想试验。我们说中国农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况下的这个群体的盲目激动状态。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还会出现的类似事件，在一个代表自由经济的真正的反对党出现以前，其性质和阵线讲师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和无政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北京事件中与军警激烈对抗的市民联合阵线的组成成分是极端多样化的。既有要求进行激进改革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青年领袖；又有害怕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旧秩序的工人和国家干部；还有根本没有政治目标，只要求打烂一切秩序并借机发泄无名的愤世之火的游荡农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权威运动的天然参加者——青年学生。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状态的力量却在这个夏季形成合力与政府为难，准确地表明在这个１２亿人口的国家存在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个无政府、无权威因而是无秩序的中国，将把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场灾难。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管理和权威是这个系统得以维系并生存运转下去的基本环节。对这个复杂系统的管理，不是技术或技巧经验的问题，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交换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双方的给予、回报、放弃之间的整体均衡。我给予你自主地创造财富的自由，你必须以财富的形式回报国家；我放弃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须放弃无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出于对自己两次被独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经历和感受，在一段时间内不遗余力地鼓吹必须进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设。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为此，他连续挑选了两位力主实行政治宽松政策的官员担任中共总书记。但是，随着改革的实际进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塌，经济管理权的放弃终于引来了政治的自由化呼声，中央权威受到削弱，邓的态度不得不变得严厉起来。在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法制建设和民主制度的尝试，其管理目标都明确地指向了一点，即国家生活的稳定的秩序。发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层管理网络的削弱而变得强硬起来。至于这种补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实现了管理平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的现实都在做出证实：一方面是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度增长；一方面是针对经济的和针对社会的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同时，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技术停滞等恶性经济肿痛也在生成。 这些事实预测者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两个决策动向：一，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鼓励，继续实行以下放中央管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二，在受到社会秩序瓦解和财政崩溃的威胁时，将重新拾起被过去年代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共产党传统的思想威慑和意识形态专政。现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施政纲领——１９９０年的“７·１讲话”即表明了这种倾向。 西方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预测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将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开始向右转向。这不是对外国干预的一种机械式反馈，而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病态现象的一种积极对应措施。美国《时代》发表了经济学家詹姆斯·沃尔什的文章说：中国“新的繁荣现象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信贷、物价和货币供应量都已失控”（１９９３．２．２２《时代》）。而日本的专家则分析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元资本投入了中国是受到了那里的法外暴利的吸引。当中国政府终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义、官员的贪图贿赂和初始泡沫经济也成了投资环境的“有利”成份时，当它预感到经济过热、失控以及高速度掩盖下的低效益时，当这种虚假繁荣最终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时，它除了拿起过去的旧武器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邓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下降还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社会自把农民释放出田土的禁区以后发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然而是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建国３０年来，由于实行毛泽东的禁锢农民的政策，中国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部分——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城市社会和闭塞、贫困、半文盲的农民群体。如果抛开农民不计，仅从中国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教育、生活质量和文化意识等几方面考察，这个社会已初步具备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条件。如果仅在工业和商业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在几年之内酒会培养出一个工厂管理者和商人的阶层。那么，社会的开明程度将由于这个阶层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而被推动并发展到另一个高层次。 这时，邓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进行他所热衷的“制度”的改造和建设。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他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 在社会分隔被打破以后，原来针对单独城市人群设计的政治方案立即就暴露出它的不合时宜和脱离实际的色彩。这就如同在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里你可以整夜地演奏贝多芬和柴柯夫斯基，而在体育馆里举行的音乐会上你必须声嘶力竭地唱那些低级的流行歌曲。凡是不能适时改变自己演唱曲目的那些政治家，如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都不是合适的歌手，只好下台去了。 中国的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家，领导或干预中国，对必须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农民。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三章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 ------------------------- 内容提要：１９５７年那个夏季，谁应承担罪责？ 知识分子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座桥梁。 是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的反叛精神，这一代人却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 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清醒者的思考和当权者的隐忧。 写大字报是非法的——彻底断绝了言路？ 西单民主墙。 两个目标：新闻与言论自由。 旧式民主活动的终结——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民主理想：自由、自由、自由；政府的有力回击：责任、民众！ 苦闷、孤独、下海。 考察中国大陆地区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国开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的４０年中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全部政治性活动，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不令人鼓舞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虽屡遭打击但却始终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理想，并发动了多次悲壮的冲击；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斗争运动无一取得过理想的结果，这不是指运动参加者的悲剧性结果而是指的是这些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明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斗争并未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执政的共产党手中要求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并试图用民主来改造权力，并因而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我们只能称这些运动是旧式的民主运动。 首先，这些活动主要是执政党的一种活动，或者是执政党内斗争的一种反映，它的目标是政治权力和政权形式，因而不具有独立性。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充分发表意见和呼吁民主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热情和勇气最终证明只能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其次，这些活动虽然代表了一种健康合理的趋向并提出过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其发展下去的逻辑结果不仅不会是这些要求的实现，反而是动机的一种必然反动。因此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往往具有反动性，使他们自己一此次地搬砖运石加固了禁锢自己的院墙。这不是策略问题所致，而是中国具体政治制度的自然发展所必须借助的一种形式。 最后，民主运动并没有造就意志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利益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些活动始终局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独立的知识分子圈子以内，因而只能是孤独的、苦闷的、无结果的经历与热情的虚耗。他所产生的只能是几个流亡于外国的焦急、悲伤而又无奈的思索者。 他们在思索中国问题之前，应该更多地思索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究竟是什么？ 一、 １９５７年的悲剧：罪责与惩罚 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中只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感情离异始于１９５７年初夏的“反右运动”。由于共产党未能平和顺利地渡过这一关，未能把握时机真正地争取到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帮助，从此这个党也就走上了一条失误多于正确的坎坷之路。 但是对于上述论断相联系的另几个问题，至今没有人得出过令人信服的结论。在１９５７年初夏之前，中共却由于知识分子真诚合作的愿望和举措吗？这种合作仅仅是一种愿望还是存在着客观可能性？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历史的偶然因素或客观条件所致，还是有其中一方的主观原因？ 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将是一个关键，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共的执政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知识阶层，因为我们把中国的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这个阶层的身上。 １９４９年，中共从一个农民的反抗压迫的党变成了在全国执政的党。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中共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设，同时对自身也要进行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造。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甚至将能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高到政权是否巩固的高度一再向他的共产党同事们提出告诫。 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受到了中共党内那些农民出身的将领的挑战，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证实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鲁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清醒的，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如果把毛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些讲话也参照进来，我们发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各点：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重大作用；他们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他们是否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投降从而转变立场；因此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必须保持警惕，特别要保持工人和农民的领导权，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领导。 毛泽东是个英明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宽容精神，但是他毕竟没有完全摆脱开一个凭枪炮夺得了政权的农民领袖的狭隘立场和高傲心理，这是中共未能顺利通过执政关的一个关键原因。毛对知识分子的有关看法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人”而惨遭折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此不断恶化，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偏狭无关。如果说毛泽东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那也只是判断上的一种错误，而错误的原因则是感情、认识与经验的问题，并不是如他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由预谋地设伏，引诱知识分子把脑袋伸出来一刀切掉。这些化石无奈中一种并不高明的掩饰。 从知识分子方面看来，他们对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很高兴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厌烦、痛恨，而且还主要因为他们盼着有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可以从钱学森先生等一大批海外科技界人士在１９４９年后纷纷返回大陆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热情、希望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这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不详的种子。 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都倾心结合，并且各自做出了最真诚最有善意的举动，但是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就大打出手，以至感情都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从此再也没有亲近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这个依靠农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发誓要依靠工人建设现代化的党，难道与知识分子真是一对天敌吗？ 毛泽东的学生、 中共元老之一的柯庆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番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柯是用男子评论婢女的口气去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共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将领则只肯用品评妓女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柯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几乎是毛思想的权威解释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顾问。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重的政党内部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且反映出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执政党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 毛泽东在感情上也同样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理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１９５６年初，毛已经指出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他的党在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危险的不适应症，而这种病症将严重损害政权的质量。毛甚至还发现他的党同时也在脱离工人和农民，他把它归结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政权变质腐败的前期征兆。毛在这一时期曾多次与人谈起３００年前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近一个多月就迅速垮掉的历史掌故。他认为大顺朝皇帝李自成之所以很快失掉政权，一是功臣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很快变成了新官僚；二是李自成不该杀李岩，是政权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撑。 毛在那时隐隐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打江山可以依靠工人和农民，而坐江山绝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他虽然为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感到苦恼和不快，但还是为此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号召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加紧培养“自己的秀才”，毛在亲笔写下的这个通知中强调“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措施是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工作，设法打通阻隔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那堵厚墙，从而使执政党不仅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或不与知识分子为敌），而且能够领导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的政党。 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他的党与社会产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评，认定症结的主要责任者和该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应社会的方向转变，这都是极为难得的。那时，毛甚至有温情主义的倾向。他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长，把全中国比作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家庭内部当然有争论和斗争，但是这种打斗不会出危险伤感情，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嬉戏般的“和风细雨”耍耍脾气而已。 为了创造出这种气氛和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严厉地要求他的党开门整风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 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式的浪漫举动，在中共党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人数不多但势力很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强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时的转变以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 １９５６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从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个党的决心。这三件事是：１．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甚至公开地提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２．明确提出曾指导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继续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３．宣布基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常常会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难解。这个党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有时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衷地赞叹钦佩。毫无疑问，１９５６年中共完全独立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它的历史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断和选择。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它能暂时地抛开陈腐的阶级斗争教条，把党的工作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说明了这个党具有务实作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够在维护了领袖权威的情况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弃就图新，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中共尝试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馈调适，这是罕见的一个例证。当然，如果中国从那时起能够平稳地走上中共为它选定的道路，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那条八大路线，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了。 ２２年以后，邓小平在中共１１届３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１９５６年路线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对个人迷信和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等问题上，２２年前的认识甚至是更自觉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议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脚步并从此历经坎坷，开始了一连串极其荒唐的错误行动，直至发动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劫难之中？现在，人们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来解释这次背离或叛变，但这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哪一个原因首先发生了作用，它作为诱发点终于引出了更多的原因发生作用，并终于在合力的推动下使中共从正确滑向荒谬。 找出首先起作用的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国家政治运作总是以极短的周期重复相类似的动作。为了避免重返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是应该知道更准确的情况吗？ １９５６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是艰难的。美国人不仅组织了一个敌视中国的国际同盟，而且实际上已经沿中国东南海岸布置起了一条军事封锁线。蒋介石在台湾似乎也待得不耐烦了，拼命鼓噪要向大陆反攻，“解放人民”。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中共的紧张和警惕，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的决策，特别是对其国内路线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前，中国的百万军队曾前出到朝鲜半岛，为支持北朝鲜的军事扩张而与美军和联合国军大打出手。这场双方死伤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当时并没有完全结束，而这并不妨碍中共在１９５６年作出那个正确判断。所以说，国际原因如果起作用的话，那也只是被中共当做进行国内镇压的一个借口而不会是初始原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时期也是事端频频。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事件”一直被宣传为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党内复辟势力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恶性证据。中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同苏联一样强硬，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先后与苏联党的首领进行交涉，催促苏联派出坦克部队进行坚决镇压以保全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找到两个证据证明中共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中共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搞了一次政治意图明显的恶作剧，他决定同时会见对波兹南事件持完全相反的苏共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会见一开始，毛偏袒波兰人的倾向就极为明显，他一而再地赞扬波兰党的反叛领导人哥穆尔卡，并鼓动在场的波共书记奥哈布当着苏联的面宣讲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在奥哈布讲过之后，毛笑容满面地表了两个态：中波两国过去是友好伙伴关系，现在依然是友好伙伴关系；如果哥穆尔卡在中国党内，我们不会开除它的党籍，允许他直抒己见。在场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当时显得非常难堪。盛怒之下，他把波兰（奥哈布）和中国（毛泽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说他们是苏联的敌人。他说：“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种宣传的人。” 毛泽东则笑嘻嘻地望着他那位苏联同志发怒。 事实上， 毛不仅喜欢听“这种（反苏）宣传”，而且对波兰人满怀同情和尊敬。 布达佩斯事件爆发时，毛泽东的态度明显暧昧，他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决定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的。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毛从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以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刘对毛的结论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反驳说，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好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对中共的政策有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刘少奇的意见也没有被毛泽东批驳，这就证明即使中共的政策会因此而转变，但转变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从八大立场的后退，更没有道理由此而决定把矛头对准本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必须承认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件，并且形成了类似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心理。“裴多菲俱乐部”、“纳吉”等字眼一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因而就一再地把这些异端当成帽子甩给他周围的人。这场恶梦一直做到他临终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扮演纳吉的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泽东的温情主义幻想开始破灭，那么他在当时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终认为“大家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内伙伴而并非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轻蔑的，因而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主要危险，所以匈牙利事件不会诱发他发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共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原有的各种派别的势力发生了重大调整。那些农民出身识字不多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并进一步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对越来越受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些将领在进如城市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责时由于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们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视个人威信和职位权威，而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骄傲风格又恰恰对这些束手无策的将领的尊严构成威胁。双方的矛盾如果还没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锐。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在极恨时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当然是偏袒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农民同事，因为战争的残酷充分地证实了这些人的忠诚。毛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威胁说，知识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决定于这种服从的恭顺程度。但是，由于两方面在教育、知识、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诸方面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因而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利益和前途不同的两个集团，并围绕着“打江山的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 许多研究者指出，毛的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来自于对古代统治术的吸收和运用。中国历代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无一例外地要对功臣进行大面积的诛杀和贬黜，这是稳固政权开创繁荣局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成功的政治措施。“狡兔死，走狗烹；帝国灭，功臣诛”，这是哀叹也是历史的总结。 毛泽东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代帝王，他坚持认为自己所领导的革命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把这种区别极端花绝对化正是毛犯错误的根源，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即起义军的主体都是农民。毛决定不抛弃功臣。 即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许多抱怨。另一些中共负责干部肯定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将一些攻击知识分子的话，并试图用农民在战争中对他的支持和情谊打动他。在这种包围中，毛泽东的感情处在痛苦和矛盾中，但他的头脑仍能保持清醒。他在当时即使还没有产生走马换将，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建国的念头，那么他至少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农民出身的同事们已经不能胜任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了。 １９５６年前后，一大批军管被贬斥回乡或进院校深造。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彭德怀等一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地位开始下降。彭抱怨说：“我老了，对毛泽东没有用了，不重要了。” 仅仅在几年以前，彭德怀还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的总司令在朝鲜作战。他的抱怨说出了事情的客观本质：农民干部的作用已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主要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这两次运动的目标都是“右”，因而人们一直认定彭是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同盟，这实在是很大误解。人们只要翻看一下彭在１９５７年的讲话稿，就可看出这位元帅对右派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指出只有一点，就是都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毛的独裁作风，而中共以后的历次斗争都与此相同）。 事实上忘了老朋友的人的确存在，但这不是毛泽东，而是在中共党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于战争胜利转入城市管理因而地位上升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一般认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强硬的党的二号领袖刘少奇。 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吃过面包的，他们曾在欧洲或苏联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斗争。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以及中共内部更残酷的清洗，建国以后仍留在高层决策圈的只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个硕果仅存的人物了。（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 另一部分则是参加了中共及其农民军的中共城乡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是农民军中较有能力的一群，而且其重要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战争期间，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担任的，而在城市开展谍报工作并策动社会各界反政府活动则完全是这些党员去作的。实际上，中国城乡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不仅具有较高的实践经验而且也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正是那一时期中国最需要也最适用的一支领导力量。 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内部形成立即就显示出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和民主意识。他们不仅直言不讳地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对单纯农民出身的同僚的轻视。在中央，刘少奇试图以民主的形式削弱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以中共八大为开端，党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只能保留在宣传口号中了。在党内，一彭德怀元帅位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毛泽东身处调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虽然能够纯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调动着双方的此进彼退并维持平衡，但是由于他的倾向和立场将决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运，所以，双方在对他进行全力以赴地争取的同时必然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怨恨。从容、潇洒地游戏与哲学、诗歌和权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时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受夹板气，这或许正是毛所潜心研究的谋略哲学——辩证法。 中共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派别。他们在那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仅仅追随着毛泽东，察言观色，或待机而起，或邀宠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帅）。这是一个稳固的三角架结构。元帅们与文官的较力构成了稳定的权力支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毛泽东其实只要设法维持这种平衡就够了，他完全应该无为而治。而事实上这三方面谁都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积极进取，从而造成了最后的摊牌和翻脸。１９５７年在庐山刘少奇冷这脸庞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时的心情肯定是轻松欣喜的，然而当元帅落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头号敌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 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义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明有所指的。这两顶大帽子或大棒子是专为那些在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各级干部预备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在感情上开始闯关，决心向自己的功臣、爱将然而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老朋友下手了。 打可以不还手，但决不会不叫痛、含冤、申辩。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帅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办法还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终于抓住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小辫子而与毛刘翻了脸，甚至骂了一些粗话。毛泽东则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把他击垮了。 多数将军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办法要比彭德怀聪明有效的多。不是“敌国灭、功臣诛”吗？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敌国”并未灭亡！一大批“共产党政权并不稳固”、“阶级敌人”随时反扑的证据飞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台湾岛上的蒋军动向及国内少数及其民众骚动都被解释为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用以对毛泽东进行恐吓。 事实证明这些恐吓不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终生未愈的恐惧症。１９６０年他发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指令，由忧虑而疑惧，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疑成“定时炸弹”并坚决地打倒了，终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 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确已睁开了疑惧警觉的眼睛，开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搜寻潜在的阶级敌人。但是，这一年对知识分子的一网打尽式的沉重攻击的初始原因还不能归结于中共内部这一派人对他的游说。这种游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这个条件要依据其他条件发生作用。 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说它不能成为继发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条件。当你真正表现不当从而提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时，这庞大的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工农干部群体决不会紧闭嘴巴或视而不见。他们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将借助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砍不断的亲情和友谊而发生极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虑，他们都必须团结、尊重农民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做出坚决让步。 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成的现实。 这一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难了，对他们的要求又太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我们以后还将看到，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病）。 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 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信服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 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敛的态度。 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 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 局势一开始尚可控制，处理武汉事件的余威使知识分子们不敢轻易讲话，中共各级官员奉中央指示拼命动员他们开口（当局势翻转时，这些官员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则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当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开口提意见时，局势就迅速恶化了。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农民咬得遍体伤痕。零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 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其成，并无反感。 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 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 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 向该学生认错、 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年党员当众宣布要推出这个“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被发送到乡村或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从此再也没有受到社会的信任，没有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 这个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需要一个稳健的执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运动似乎使民族同时失去了这两者。中共与知识分子失去了这次结合的机会以后，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这大约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次进行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本意是争取民主进步，却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结果，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说造成悲剧的第一位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熟，这似乎令人很难在感情上完全接受，因为他们除了知识和一腔热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并且在以后的２０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又一再遭到摧残、戏弄和折磨，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磨难最多的一个群体。其实，知识分子的不成熟的另一个意义是说这个群体具有先进性。当整个民族和社会还不具备民主、多元、科学的意识时，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只能把自己与社会割裂，成为孤立与软弱的一群。 回顾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责任推于毛泽东身上，指责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推诿不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时，十几亿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而延宕２０年。 １９５７年的悲剧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文化与古文明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生就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不可能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与领导民族前进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 答案只能如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不断重复讲述的这句古老格言实际上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传统和历史。因为他们只是可怜的被豢养的一群，是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工具、附属品。他们的意志早已被阉割了，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单独构成过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只是在与生产资本结合之后，才能逐步接近国家的权力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和理解改造这个权力。者不仅是知识获得解放和应用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进步所必经的一个程序。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从来未有过与生产资本接近的机会，而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更彻底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在实行完全国有化经济的中国，掌握生产资本的知识官僚话的国家，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官僚，但不会成为生产资本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改造的热情与理想，他们对民主化科学决策制度的追求与争取，只能是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反动，毫无实际意义。 中国一位很出名的民主派青年诗人说：“我们今天的牺牲，是后来者前进的铺路石。”诗句美丽，富有想象力，但这仍然是一句漂亮的空谈。政治体制的演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所以，决策体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不是前人的预演、流血牺牲或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争取到的，就如中共牺牲了无数生命虽然终于夺得了政权但并没有夺得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平等、均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兑现曾许诺过的公正与民主，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怎么有可能给予别人呢？）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是一种经济产物，是科学的、自然的、合理有效的社会经济运作秩序的一种适当的反映或表现形式。只有当知识集团终于能够与生产资本相结合而不仅是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而且是经济成长秩序趋向合理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才将是一种必然。 这一结论适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切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风波的分析与观察。这些运动不是没有获得成功与胜利的可能（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但是他们得到的绝不是民主与公正。 二、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是什么？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件失去，中国的秩序还有保证吗？ 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认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伦纳德·宾德在其所著得《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中所罗列的危机表象在中国全部发生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危机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发展上的主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 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的情况完全吻合。１９６３年的学雷锋运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都是试图用道德教化和纯洁思想的办法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民众中“揪出阶级敌人”则是典型的专政或恐吓。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政治需要它们，说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容忽视。 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并使之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济的条件下，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制有秩序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序、造反、暴力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 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在内乱中“自然结束”，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这些理论偏见，诸如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的历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能冲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 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但他仍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招棋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谋略，即以乱治乱，“乱了敌人”，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和无秩序，那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究所）。 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果，是结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主动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程。但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是普通的民众，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 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一个好处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潮的内在原因，也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舆论力量。 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把中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法，可以上溯至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 这些政治要点包括：a.阶级斗争；b. 共产党一元化领导；c.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造反有理）；d.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绝对优越性；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当人们对上述政治要点产生怀疑时，他们实际上已对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构图发生了动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政策的认识论基础。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进步，很难想象会发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期的某一个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们的认识要缓慢得多。如果说邓提出的改革理论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性变革，那么这次革命也是循着“政治危机——造反——、动乱——变革”这样一条必然的逻辑线索发生的。 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动乱中遭受过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众。的确，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只能沿着历史的延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个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备受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十年的文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状态、民众极端狂热、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你面对一架测谎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但是在你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 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们融入自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 在系统封闭、信息交换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最进步的集团发生了演变，成为一个不断熵增、停滞盲目因而完全无序的子系统。这是他们所能接受到的信息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统治者的思想灌输。接受了前者，它们可以守节自好但对于社会的进步却无助。而接受了后者，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成了阴谋家的帮凶。文化革命终止以后，真正接收到新鲜信息的人只是有限的少数，多数人仍处于闭塞状态或只能接收到折射的经过滤选的信息，所以，这个阶层仍保持着一种惯势运动，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观念陈旧是这个阶层致命弱点。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是自我更新改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人权意识。这两种意识是这个阶层现代化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以他们之间的激烈的内战形式进行的。这种内战尽管激烈、对垒分明，也产生了许多为主义慷慨赴义的烈士，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权和人权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多数英雄是以捍卫“真理的纯洁性”的面目出现的，如后来被极端推崇的张志新女士。张因攻击毛泽东背叛了他自己极为刘少奇辩解而被投入牢狱。据传她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强奸，但她始终不该初衷，坚持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和指责现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又被处决。 类似张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勇于反抗权威的精神和勇气当然令人钦佩，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警醒社会的意义。因为他们据以作战的思想武器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同处一座武库，属同一体系范畴，所以这种对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事实上张志新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第二个人理解。 文化革命中真正为人权而奋斗过一次的英雄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对中共鼓吹的阶级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说：“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甚至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的这篇名位《出身论》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局在革命口号掩饰下的封建主义性质。他强烈要求人人都应具有天生平等的权力。他说：“人的命运不应是在娘胎里决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例。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 遇不是孤立的英雄。《出身论》在北京及全国拥有无数读者。当这篇真正反潮流的思想作品最初以油印传单形式出现以后，立即被传抄翻印了许多份传至全国各地，以后几名中学生又专为刊登这篇文章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首期９万份竟被一抢而光。遇则借助这份民间报纸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继续对当权者的封建主义面目予以揭露和职责。 遇在被处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就决定了人的政治命运”的血统论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才渐渐被当局废弃。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报刊舆论主要对他反对血统论的事实予以褒扬，而只字未提他的斗争在争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义。至于独立思考及人权等问题，则完全鼩避。 与张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被冷落了的英雄。人们愿意承认文化革命反了错误，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文革的反思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可以用张志新为武器，不允许用遇罗克的思维方式为武器，这或许仍旧是文化革命的惯势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已解决有这种政权性质必然引发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林彪元帅和毛夫人以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用政权和专制的力量将旧政权的各个政治要点加以强化，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一种在狂热革命口号掩盖下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按照贸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宣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则称为“放毒”，而在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并敢于“放毒”者，几如凤毛麟角。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学生写给林彪元帅的一份“公开信”，这封信公开对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歪曲毛泽东本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铁一般的原则提出怀疑。 “公开信”的作者是伊林·涤西。心中指责林彪“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以后吐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改变，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而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憾，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这为中学生的见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在于，他证实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对１７年的制度进行思索和革命，而这种意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所响应。遗憾的是，伊林·涤西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外，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林表元帅和毛夫人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那一套制度产生怀疑更不允许对它进行“炮轰”、“熔炼”。 伊林·涤西的命运不得而知。 毛泽东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特别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发出了一条咒语式的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９月７日，他又给林彪写信，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干预学生运动”。如果青年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伊林·涤西的观点有机会传播并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们不是热衷于夺权而是勤于思考，由他们形成的一个派别或潮流如果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将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当然，这些“如果”近乎神话或完全是臆想，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当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力以后，他们进行这种思考的能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增强，或迷信权威，或轻信“美国知音”。所以，只有当中国的这个阶层能够独立思考时，他们才有了希望。 伊林·涤西现象虽然孤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一位大学的在校学生谭力夫是以狂热鼓吹“血统论”而著名于当时的学生界的。但是，即使是这位封建意识浓厚这在当时仍能够对强权维持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他否认毛泽东是神，不同意毛泽东的话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够在公开集会的场合公开称毛的有些观点“过时了”。谭是以这种异端言论而被他的愤怒的同学逮捕并送往监狱关押的。 无论是张志新还是遇罗克或伊林·涤西，他们都可称为知识阶层的个别现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他们的思维形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如果把毛泽东的权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阴谋和出尔反尔都排除在外，我们仍发现知识分子的认识程序或思维逻辑呈现为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结构：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会取得胜利→我的胜利证明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 这个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而价值取向则在于“无产阶级立场”。 这种思维结构产生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苦修和造神。 因为无产阶级立场是思维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当自己取得“胜利”时应归功于或根本原因在于立场的正确。因此，为了不断获得胜利即获得个人或宗派的利益，就要牢牢站稳这个立场；遭遇挫折或失败（事实上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极少有获胜的机会），只能检查自己立场的偏失而进行修正。而保证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唯一可行方法是“改造世界观”，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脱胎换骨称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分子。这就需要苦修和与自我作斗争。文化革命中，中国掀起了持续１０年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并不是强迫所致。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学习的态度还是非常虔诚的。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他们学习毛的著作时倒是常常流于形式。 苦修不仅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有法力的绳索，也是系牢中国社会进步步伐的一条绳索。“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动都是由不学习什么著作的农民的暴动起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参与或虽卷入却仍要以“天理”规范行为，于是中国的社会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环徘徊。 三角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义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个谬误而用一生的时间去捍卫它，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事实上真理的边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人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丝含混。这样就必须找出一个裁决正确与否的仲裁者。 这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农村的农民因家族原因和“观点”不同而分成两派，常常争辩不休。一次为一张攻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发生了争吵。一派称“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派称“毛泽东说造反有理”。争执不下时恰好有一位修电线的工人来到这个村庄。两派争相请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仲裁。最后，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这位电工的一句什么话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 城市知识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权力一旦充当了仲裁者它本身就成了被激烈争夺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地造就权威和神以防止争论没有结果；而是当仲裁者的判断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义时发生激烈的无结果的角斗。 把“正确”庸俗化、绝对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学从来不主张对具体事物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解释判断。毛泽东先生把老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嫁接中和，提出辩证法思想，他对事物的解释也是非常洒脱浪漫的，并不提倡绝对化。 问题发生在毛把另外三个概念引入了思维认识过程以后又被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认可了。这三个概念是： １、社会进化。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先进和未来，也只有它们拥有未来，其他阶级则是“垂死的”。 ２、阶级斗争。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前途、命运、成败都取决于它的阶级归属。 ３、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毛是政治家，他的这套理论充满着政治智慧和实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证明是具有很强的战术功效的。当他面对这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万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当毛不费吹灰之力作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亲切地召见了刘，用意深刻地把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博士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推荐给自己的败将，这就如同把对手击倒以后又颇有职业风度地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垂死的对手去观览。 毛在对付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时同样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都忙着转变“立场”，林彪元帅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剥夺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丧身于蒙古的沙漠，从而以自己的死亡证实了毛对他的“立场”的判断，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预言：“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降临，林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泽东本人。但是当真地要实施这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的计划时，林立果及其武装小组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想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未获解决，起义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笔记本上。 如果有谁试图真正控制中国的权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计较或争取政府的职位，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夺得这个地位完全不需要法律的或党的程序。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众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这位仲裁者不发生昏乱。 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思想框架不仅在十年中运动了几亿中国公众，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是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了。不仅老一代知识分子将继续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去参与社会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这种思想遗传，尽管他们早已对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观念上也混杂或改造了是非标准。 我们很难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危险。他们不能忍受一个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将使他们在否认这个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为这些新崛起或被拉来当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它们的内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或布什总统或撒切尔夫人都被拥戴为他们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标准时，这个国家不是分裂就是再过一次１９５７年。 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以绝食的方式与政府对抗。他们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坚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每一位回答记者提问的年轻人都能托举出这样一些“标准”去证实自己的正义性。有着中亚民族血统的学生领袖吾尔开西说：“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学生都是爱国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对政府的抱怨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错？”而他的未婚夫则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却热衷于搞政治，这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悲剧，也是柴玲这一些人的错误。他们用以作为标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逻辑推演成谬误，而他们却把它们当成了仲裁者。爱国不等于说不误国乱国，当时的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是爱国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们。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满腔热情地追求民主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专制与恐怖。而民众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运动走向反动，把运动的领导人推向泥沼，有经验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为群众的意识热情所左右的。毛泽东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打倒刘少奇的。当然，中国的民众还真诚地支持过林彪元帅，那种真诚和狂热，如同更早年代里日尔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样。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为民族也是逐渐才成熟的。 开展政治运动必须追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必要环节的充分运动和完备。 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区别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纯洁政权和保卫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的，那么这个目标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与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方公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诧异。 美国人是以不关心政治为民族的显著特征的，但是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每四年一届总统选举时，美国公众投票是绝不顾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决定取舍。个人利益常常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众这个范围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无可非议的，其社会状况甚至还呈现出某种严重的病态，但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思维方式却是基本健康的。这就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轨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堕落和判断错误而出现严重的偏失。 为了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管理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且文化与经济发展都相当落后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众更多地去关注经济利益（首先使个人经济收入及生活质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参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来所采用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拼命唤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又搞政治的神秘化，使公众产生参与的焦渴心理。这是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也常常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因为这会造成一般公众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来，使人们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政治利益。这样，公众必然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着政府，当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愚弄感觉并盲目地汇聚成冲动的力量去攻击政府及破坏秩序。这时的政府不仅动辄得咎，而且对付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一个官员的一次丑行就会引起整个政府大厦的倒闭。当美国公众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太骄傲太崇拜时，他们就经不起诸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杂碎”的冲击。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使社会风潮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场而就职，一个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浮、狂燥、固执、愚莽，自我毁弃。 三、 西单墙——一个政治反对派别的产生 西单墙是位于北京市繁华商业街西单大街东南侧的一堵长约２００米的灰色砖墙。 这堵灰墙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并通过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连通，两处相距约两公里。 西单墙在文化革命中是北京无数个大字报自由张贴处之一，毫无独特之处。值得一体的仅有一点，在１９６６年即将结束时，清华大学的一些具有赌博意识的学生冒险冲破禁令， 在这堵墙及长安街的另几个地点公开张贴了“打倒刘少奇” 和“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中共党内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第一次向社会作公开披露。据一些回忆文章说，当时站在西单墙前围观的人有数万之多，长安街及西单路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深夜以后，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将这两条标语撕掉了，有少数学生试图阻止，发生了并不激烈的争辩。天明时，仍有不少老年工薪人员和蓝领工人站在灰墙前，发呆、落泪。 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毛夫人江青女士及她另外三位男性同事的被捕为标志的。这之后北京的大字报又掀起过一次热潮，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清除“四人帮”的标语和口号，但很快就沉寂下去了。 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中国各地都有不少人要求具体解决他们在文革中遭受打击和陷害的冤假错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尚未来得及研究具体政策问题，地方政府手中没有如何处理这些积案旧案的依据；再加上地方实权人物大多是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积极平反文革错案，所以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从各省汇聚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直接过问自己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和要求，中央政府当时能做到的仅仅是安慰，劝告他们要相信中央，要有耐心。按中央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提法，是“积重难返”。 上访告状的人于是急不可耐地求助社会舆论。而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为一可以借助的传播媒介只有大字报这一种形式。于是，从１９７７年盛夏开始，北京的大字报的数量又悄悄地增多起来。质量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几乎篇篇都是以血泪事实来控告“四人帮”的罪行。写大字报，除了借助舆论力量争取自己的问题尽快获得解决这个目的外，还有一个发泄自己的内心愤怒的心理需求。这恰好是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两个重要关系。不幸的是，大字报作为媒体不仅简陋、低效，而且极容易偏激、史实，极端化的自由传播而不能加以导引、选择、控制、回馈。 １９７７年夏季西单墙就成了这类大字报的集中地。这是自发形成的，究其原因，最主要及最初的原因是这堵墙的位置和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使这些大字报能充分地发挥传媒作用。但是，当大字报一旦有了它的集中张贴处以后，它立即就具有了集群性扩散和效应放大的特点。它的传播功效和缺陷同时得到放大，立即就是这种原始媒体不堪重负，并引出了下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 围观的人很多。在整个秋冬两季西单灰墙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许多外地游客一下火车就直奔这堵墙而来，北京市民尤其是高校中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一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拥戴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运动的中坚骨干，又在以后成了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风头人物。 对西但灰墙上的大字报在以后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另外两类人员。一是外国通讯社的驻北京记者；一是政府派出的便衣警察。 外国记者一般都知道中国政府当局对他们的戒备态度，但他们或是不愿守规矩或是抵挡不住这堵灰墙对他们的诱惑。他们不仅把这堵墙当成了搜寻新闻资料的圣地，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企图在人群中接触持异端政见的青年人和采访大字报张贴者。在当时的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接触是一个敏感而又犯忌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些怒气冲天的申诉上访者忽发奇想地想把自己的冤屈捅到国际上去，他们不怕甚至还希望外国人给他们的大字报拍照。 政府的一般看法是外国人中多数是不怀好意者。西单灰墙是中国过去十年一切丑行和黑暗的最集中的暴露点，外国人频繁在此出没拍照，这是令人尴尬的。 警察着便装来到灰墙下，说明政府既不愿放松控制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程度的控制措施。市长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也是指派警察充当同样角色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警察们在那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远不是光彩的，他们记下的黑名单后来成了江青女士下令大搜捕的主要依据（当然，积极追捕那些被称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的青年斗士的人还是北京政府及其属下的警察）。 警察的出现既令围观大字报的公众惊慌又令他们感到气愤。这是肯定有一种直接的联想，由警察联想到四人帮推行的恐怖政策和思想禁锢，这种恐惧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的感受。大字报的内容后来由一般的伸冤诉屈迅速向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向转变，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警察，但是公众与政府和权威对抗的情绪总是要借助什么中介物表现出来。 据德国一位记者报道，他目睹了灰墙下公众与一位便衣警察的冲突。那位警察不够谨慎，他只是更换了上装，而且还骑来了一辆有公安局拍照的自行车。几位青年人围住警察要求他交出记录下的“黑名单”，被警察拒绝了。更多的市民则站在远处发出一种怪叫声。据那位德国记者观察，警察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孤立。 这件小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由文化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公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和新人执政而消除。这种情绪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和拥戴邓小平而爆发过一次，但是这仅仅是借助的一个中介，它不会因为目的达到（邓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时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目的，而只有对立物。公正地说，这种对立情绪是四人帮专制政策的一个必然的果实，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黑色遗产，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承受下来并设法消化它。但这并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个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错案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纠正；而清除民众中的对抗情绪和强烈的不信任感却要用更长的事件。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这种潜伏在民众意识和心理上的情绪可能借助爆发出来的中介物简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预设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赛的胜利或失败、物价调整及伴随而来的谣言、对日本贸易的不平衡及诱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到最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这种情绪曾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文化革命的后遗问题和造成的痛苦大约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痛苦既是民众的，更是政府的。 因为政府始终是这种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的针对物，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情绪为依据去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就犯了一个“立场”的错误。情绪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但许多有经验的严谨认真的西方政治家们，却错把这种情绪当成了中国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情绪冲垮权威和秩序，那么中国将又进入一个大破坏的年代。 中国政府似乎对这种情绪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充分的理解。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这种愤怒是西方挑唆的结果，是“亡我之心不死”，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确对中国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间行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情绪的缘始并不是西方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它是文化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国自己的历史。 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社会的这一个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时，我们才能比较超脱地站在高处看清楚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抗和冲突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当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压制和愚弄，他们的愤怒是不会通过华国峰的一次政变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将因为它的软弱无助而丧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纠缠于过去的情结而无法解脱，这个民族将给世界一个愚昧、固执、不理智的印象。 西单灰墙上的各类大字报在１９７７年底达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不同，西单墙的大字报从未遇到过反驳或批评的情况，往往是互相鼓励、同情、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激愤的氛围，使大字报的内容迅速转向政治方面。 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贵州一位署名“钟鸣”的小学教师之手。钟在一份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发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 钟鸣继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涤西之后，又一次把攻击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钟的大字报迅速得到响应。在这份大字报的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满了支持的口号，另外几份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继贴到了墙上。 很难评价钟鸣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提问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个错误。很明显，文革动乱刚刚评定下来，掀起这样一场从根子上动手的论争无疑又是一场更大的混乱，中国已经很难承受这种打击了。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即使给钟粗暴地扣上一顶“坏人”的帽子并限制他的自由也是不为过的，不论他是真的忧国忧民还是哗众取宠的冒险者（从以后的实践结果看，邓小平的策略，即抛开理论问题而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渐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没有一次风潮不把制度扯进去，对政府失误的批判也总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算账。现在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发制度的阴暗和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改革绩效相比较，中国的这一代青年职业政治家则显得非常固执和浅薄。 另一类政治性更强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在西单墙上。这些文章则是充分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即社会公众和舆论对中央政府最高层次领导人选进行积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难判断究竟是高层人事变动被泄露了还是公众舆论真的起了作用。 西方记者们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一致认定有一条秘密信息渠道勾联着某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和西单那堵肮脏不堪的灰色砖墙。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弟游荡于这堵墙之下，似乎也在佐证这这种猜测（高干子弟是中国是政治活动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闻向社会散布，不仅使江名誉扫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邓小平的声望。据许多专家分析，清明节事件的策动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团）。 西单墙在１９７７年春天开始大量出现呼吁邓小平再度出山的标语，以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启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最高决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军各机关也随着开始启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 被西但强烈如要求中央罢免弃用的干部黑名单的前两名是华国锋总理最倚重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中央警卫部队司令汪东兴。华国锋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国民众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泽东的新神，在这个时候西单墙开始攻击他的政治盟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舆论的成熟和准确。 吴德在以年前的清明节事件中屈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压力而出头扮演了镇压群众的总指挥的角色，一般公众对他深怀不满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东兴列入黑名单则显得蹊跷。汪主持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汪将军在华国峰和叶剑英对四人帮发难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没有警卫部队的支持，逮捕四人帮绝无可能。但是，西单墙的一批文章还是直呼其名地强烈要求他下台。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利用来引起公众对汪的愤怒，西单墙不得不使用了中国自由大字报以来就有的传统兵器：谩骂和造谣。 中国知识分子在骂人时也极富形象性。仅仅一个“宦官”的恶名加之于汪的头上就足以唤起公众的丰富想象力从而把这名政治局委员的公众形象和政治威信彻底败坏掉。 散布的谣言则是漏洞百出不经推敲的，但是社会公众中被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对抗权威心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墙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则丑闻：汪正在中共中央驻地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宫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该地下宫殿的名称是“逍遥楼”（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现的意义去理解，这个名称是颓废的；而按照中国社会风俗的意义去理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 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思想（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这一思想）。在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对邓本人表示了轻蔑。他说，邓小平的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汪的这番话说过不久，西单强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攻击。中国政治公开到这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 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和利用西单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无论这些大字报在呼吁邓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对吴德、汪东兴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舆论的作用，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任由人们去不负责任的谩骂和诋毁，不管这位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结构脆弱的表现。 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给予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选择中大约会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品性格决定取舍，他们喜欢忠厚得近于木讷的华国峰。所以任由他们以西单墙的形式对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说长道短评头品足，那么仅仅一个“两个凡是”的问题恐怕要辩论几十年，那么改革还怎么起步呢？ 如果政治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言论自由就更无意义。假设西单墙上的一切言论和要求都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仅受直感、情绪、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将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的。从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单墙，中国民众的“自由言论”什么时候没有被人利用呢？ 自由言论权力的获得仍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进步相联系，这种进步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独立。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开始，第一篇攻击“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为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了开山炮。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至徐在２０年以后写文章提及此事时，仍怨愤不已。 政治不独立，道德上也很难守节，自己的嘴巴和笔杆都是别人的。以这种状态还要积极投身政治，不是十分悲哀吗？ 吴德的继任者于１９７８年冬下令封闭了西单墙。这堵墙在更以后的不久被推到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市政府为大字报开设了另一处场所——月坛公园。不过，在月坛公园专设的大字报张贴处发表自己的文章，必须先向秘密警察交验自己的身份证件。于是，这个张贴处完全等于虚设。 北京市封闭西单墙的动机不得而知，公开的理由是不负责任及易被利用等等，这也的确是实情。封闭西单墙遭到了西方记者和许多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又一例证。然而孰是孰非，只有请出上帝本人来仲裁了。 西单墙的另一重要产品是秘密的政治团体的组成。人们去西单不仅是为了看大字报，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北京西郊骑自行车到西单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政治氛围”。互相影响，秘密串联，许多青年民主派人士就是利用这个场所结识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据法国一位记者估计，到１９７８年春季，仅北京市就大约有了２０多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相当松散，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却都是一致的，即怀疑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 如果按照这些团体的成员组成成分来分析，秘密政治团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外地来京城上访诉冤的人员组成的。当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贴上西单墙以后，伸冤诉屈的血泪文章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之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被迫焦急无奈地等待过程中，人们自发产生的互助互励倾向，而同为无家可归者自然会使得这些告御状者产生群体意识和结群欲念。 这种上访者团体的特点是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核心成员。其成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政治态度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有人是真心拥护共产党而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则是真心反对共产党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团体中的三种成员。一是文化革命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战中的失意者。这些人既有政治经验又有政治野心，它们唯一希望的是社会的混乱，以便改善自己的处境。因而他们常常充当谣言制造者和热心传播者的角色。他们虽然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但是中共对付他们并不困难。这些人后来多数被所在单位定为“三种人”，这等于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 另一类成员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或曾被打击国但并非不公正。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素质低下、性格刁蛮，对于被打击后要求的赔偿条件高得惊人，而且这种要求（中国的政治术语是“落实政策”，非常令人费解，不知这个政策为何物）常常无止境，不断增加一些绝无可能满足的新内容，诸如子女职业、住房、高额赔偿金及本人的职务官位等。者就令人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平反和补偿而完全是一种借机勒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这类人完全无办法。好在他们紧紧是满足于职业告状者的生活，在政治上则完全没有能量。 还有一类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即上访群中的各型偏执症患者。很难确定这些精神障碍者的致病原因是在文化革命遭遇不公正迫害，还是他们带“病”参加文化革命因而才受到打击的。相当多数的人仅仅在臆想中受过迫害。这些人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由于中国根本没有心理医疗网络，甚至没有这种概念，所以这些病人不仅自己拒绝承认有病，社会和政府也不把其当作病人看待。一个病人和政权发生政治性冲突，其悲惨境况及双方的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至今尚未有用精神病院对付政治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坚持认为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恶劣先例。刘的说法待查），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不应被看作是迫害而应看作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上访这组织的团体的领袖人物往往是最有争议的，这些人素质虽然不高但及其热情勇敢，而且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却表现得极为单纯、质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最初具有明确的反共意识。一位傅姓女士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是西单墙附近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傅女士的遭遇是悲惨的。她遭到本单位中共党员干部的性骚扰，虽多方躲避及抗议但仍不能自保，后又被该干部强行奸淫。傅于是离岗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上访告状。告状的结果是被奸污事实没有确认，该干部位受任何惩处而傅女士的声名荣誉却被有权力者彻底败坏了。 傅女士以后曾组织过一次有数百名上访者参加的向政府示威请愿活动（这是西单墙时期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傅女士因为这次活动而以妨碍交通秩序的罪名被起诉。 有的文章说傅女士的这支游行队伍曾喊出了一些过激或出格的口号，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法庭在审理傅案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戏剧性的波折。 毫无经验的法官（因为中国在当时刚刚恢复公开审判制度，所有得法官都是没有经验的）突然发现事先已经确定下来的判决意见遇到了强硬的挑战，傅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提出了能够证实自己曾被单位里的中共干部强奸施暴的有力证据。据民间流传的不可靠消息，傅在法庭上声称知道那位先生身体隐秘部位的明显特征，而自己后来屡遭迫害的事实说明他们之间不是通奸关系。法庭确实为此不得不休庭验证，并在休庭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流传出来。 这个案件的离奇之处在于审查妨碍交通罪是为什么要弄清是否遭受强奸这个事实，难道被强暴的女人就有充分理由去冲击或妨碍社会秩序？傅女士是华国峰点名要以司法手段惩处的两名持不合作态度者之一（另一名是魏京生），或许，出于同情，那些毫无经验的法官用一种极富计谋的手段保护了她。 第二类政治性秘密团体是由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干部子弟所组成的各种“讨论小组”。干部子弟的特点是消息灵通、政治敏感且有比较广泛的知识。这些青年由于具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所以他们在对当局的对抗中显得非常无顾忌，甚至有撒娇的成份。 干部子弟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并不明确，他们过多地关注现实的政治目标。西单墙上那些要求为清明节事件平反、要求启用老干部以及对凡是派干部的侮损，基本上出自这些青年之手。许多西方专家认为干部子弟是中国最有政治头脑的一批人，因为他们从来都把政治目标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不作虚泛的空想。西单墙时期，他们最关心的是设法恢复自己父母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热心社会改革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按中国社会原有的秩序稳定运行，那么他们的政治血统完全可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比一般社会公众更多的深造及升迁的机会。这种优越的地位是他们既不可能成为与当局对抗的一支力量，又不会成为争取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因为这些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大相径庭。 魏京生是秘密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这份刊物以攻击时政为主要内容，编辑部成员和他们各自联系的外围人员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上层社会的秘密政治沙龙的松散团体。出于干部子弟的狂妄、轻率和无知，这份刊物的观点也是混乱不堪的。但却十分大胆、无忌、放肆，极专断极自由地对时政予以评点。政府当局当然对此无法容忍。魏京生于１９７９年３月被捕，１０月被判处１５年有期徒刑。 干部子弟组成的政治团体不乏政治才干和智慧，西单墙期间他们最得意的政治作品是诱使已经掌握了中央主要权力的邓小平对西单墙作支持性表态。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与一些干部子弟进行了接触。当他们得知诺瓦可将有一次采访邓小平的机会时，他们立即为诺瓦克列出了一个采访提纲。结果是意料中的，邓对诺瓦可讲了“民主墙是一件好事”的话。但是这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立即就对自己的失言作了完全意义上的修正。他说：并非西单民主墙上的所有大字报都是正确的。这样，他就仍然能够把主动权牢牢地操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对于西单墙前游荡的那些热情的青年斗士来说，他们得到第一句话就足够让他们头昏脑热了，他们接着就会犯下第二步的错误。 干部子弟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社交群体，在近３０年的中国历史上扮演过相当醒目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３０年可以从１９６５年北京市的干部子女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造旧教育制度的反计算起一直到最近大批高干子女进入中国党政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其中，最辉煌的两个时期应当是１９６６年夏季的红卫兵运动和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前一个事件他们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同时也打倒了他们自己的父母，而后一个事件是他们与普通市民一起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个觉悟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四人帮及极左派与干部子弟群体是一对死敌。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硬是塞进了一条反走后门的内容。反走后门是反对干部子弟不去农村当农民而是凭借父辈的权势和关系网上大学和在军营里被提拔成干部。四人帮反走后门的目的仍然是在政治上打击老干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走后门这个阴谋的表面内容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最大程度的拥护。 在四人帮倒台以后，反走后门及反特权一直是民众民主运动中最强烈的呼声。而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这个问题在大学校园里是最易激起公愤的一个话题。 如果抛开政治问题不谈，仅从社会意识和情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会发现在反对特权这个问题上文革极左派与现在的民众民主派之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如果更冷静地深入进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久已存在的民众民主意识是文革极左派得以上台的最适宜的社会土壤；而现在的民主运动及其思潮中明显带有文革极左派的思想遗留物。 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逻辑推理，可以得出一个很据警醒意义的答案：如果不进行社会秩序的改革，使其在竞争、平等、风险的基础上趋向稳定和民主，而任由权力发生异变，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极左思潮完全可能互生。中国人，还愿意再经历一次文革吗？ 邓小平对西单墙的态度变化表现了这位卓越政治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为难得的大局观。 邓除了对诺瓦克表态说西单墙是一件好事以外，在此之前他还对一位日本来访者讲过这样一些态度明确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者批评人民群众为发扬民主而采取的行动……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发泄他们的不满！” 但是很明显，中国尚不具备（在当时尤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其根本证据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辩论很快就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这样不仅会破坏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与团结的社会环境，而且从当时的具体政治局面分析，邓如果再进一步地提倡民主运动和纵容西单墙的大字报，他将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因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势必会冲击老干部的利益，而邓暂时还没有一支可信赖的力量能取代老干部帮助他清除凡是派（华国锋及其盟友），又牢牢把握住政权。 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邓说道：“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为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 邓最后愤怒地说：“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 第三类政治性小团体的成员几乎全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属于平民阶层的大学生。由于他们家庭的原因或本人的原因，这些人大都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过政治挫折和打击，所以他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更为强烈。当他们孤单地忍受了多年，终于在西单墙下寻找到有共同经历和语言的同龄人以后，他们谈话的题目和思想从社会表面现象飞速向更深的方向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是这类小团体成员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共同情绪。 西单墙之后，这类团体以松散的单线联络形式保留了下来。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每当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高涨期，这类团体的成员几乎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或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往往比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更有政治意义。目前活跃在西欧和北美的中国流亡的民运活动积极分子中，更成熟更有职业性的一群大多是来自这类团体的成员。 根据美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的报告，西单墙下产生的政治团伙之所以能坚持了下来并有可能成为流亡的中国未来的反对党的骨干分子，这些人在政治上终于与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大约是： 1.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 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曾受过较重的伤害，并在青春成熟期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自卑。因而他们对社会以及对共产党的统治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政治上的敌意。 2. 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天资使他们能够从外国思想界寻求政治营养并开阔眼界。这些人最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变种或分支流派的思想论著感到亲切，以后才逐步改信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 3. 自西单墙开始， 这类团体的主要成员一直与外国有直接联系，而在８０年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利用考取欧美大学资格的方式又先后到了国外，较少拘束的环境使他们的一段思想得以系统性发展。 4. 西单墙事件结束以后， 中共的基层组织对本单位参与西单墙、民办地下刊物及以后的其他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歧视态度，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绝望感，也断绝了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可能性。 流亡欧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和明确政治目标的党派组织。不过，具有经验的专家判断，这种党派组织根本不具有在不远的将来形成有影响的反对党的可能性。这不仅由于这些组织远离本土中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公众中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而且脱离了国内公众以后这些职业政治野心家团伙完全陷入了纯政治清谈、歇斯底里仇恨、财务危机、争夺领导权的混乱漩涡，这就使得这类政治团体永远失去了成为能够通过反馈系统来调整思想和政策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 从现在和比较长远的将来来看，流亡的中国反对派不会对中共在中国的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它们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被抛弃在国外的愤怒而无奈的一小群。 在中国国内，目前尚无存在或生成反对党派的迹象及可能。共产党明智地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比较宽松的政治管理措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开始从狭隘的政治院落转向广阔的商品市场，极端对立的政治局面在短期内也不会再度出现。当然这不排除在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或发生指导性失误时，仍会有来自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指责。这类指责如果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再会发生政治对抗，因为中共一把这类问题纳入了体制改革的范畴，不再笨拙地上纲为阶级斗争或政治立场的冲突，因而不再继续从政治上树敌或培植自己的反对派别，这也是政治宽松的一个准确实例。 如果来自知识界或社会公众的指责比较具体明确地指向中共的某一位领导者，则有一定的危险性。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能影响到中共领袖产生的制度，因而这类批评或指责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会涉嫌对共产党领导权的攻击和否定，因而产生的情感地处往往使政府或中共应对失误。过于严厉的反批评又会激起民众的对抗情绪，酿成彼此伤害感情的小规模冲突。 真正对社会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中国民间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会党的出现，根据中国国内一些报刊的披露，这类会党或神道组织目前已发展到屡禁不绝的程度，其中规模较大者常常能在短期内发展信徒数百人，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书记、村镇政权的干部及派出所民警都有参加会党并成为骨干的现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中，文盲及低教育水平者占很大比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低档次神秘宣传的蛊惑欺骗。当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致富机会与农民日益强烈的致富欲望产生比较大的差距时，这类神秘宣传则有了相当大的群体性社会对象。此外，农民一旦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眼界的开阔与自己经济状况的困窘也会形成较强反差，并因此而产生出莫名的愤怒情绪和破坏欲望，从而为怪异邪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经济发展过程的突然性断裂，即不合理增长速度的人为或自然的调整，将是各种反政府思潮爆发的关节点。而公众的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以及政府的对前景的过于自信的宣传，不仅会使繁荣的虚假成份增大，而且会在断裂到来时产生更大的绝望和愤怒。 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沟堑。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尤其有益。 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 ４月４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民众达到５０万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自发性集会。这次运动也是中国历次民主运动中效果最显著的一次。它不仅间接低推翻了一个权力集团（花果峰在很大程度上市借助民众反四人帮的力量发动政变成功并牢牢控制了政权的），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一个神的地位，毛泽东引起下令对参加广场集会的群众进行镇压而终于威信扫地。毛在去世前，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已有关于他的政治笑话在地下流传；而在毛刚刚去世不久，社会上已散布开关于他的两个未成年私生子的谣言。这类谣传是明显不真实的，但是政治意图和效果也是同样明显的，它们在败坏着神的尊严，动摇着神的不可动摇的权威。 问题在于清明节事件并没有在民主问题上取得任何成果。四人帮是被一次组织严密的宫廷式政变推翻的，华国峰及其盟友控制住政权以后立即就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这面大旗，并且以“两个凡是”和毛泽东的一道手书的信任状作为自己统治权的法统依据。在政治上，一切都在原地踏步，没有取得进展。非常有意思的是，明确表示了守旧思想的华国峰先生，在以后的３年时间里，被全中国绝大多数干部和民众一致推举为“英明领袖”，并衷心地尊崇他为一尊新的神。 我们发现，造神运动是中国几次民主风潮中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活动，很难说请中国人为什么以这种背离民主精神的做法作为通向民主目标的桥梁和途径。可能的解释时，缺乏独立人格和主题意识的社会公众只能把政治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政治家的清明的品格上，而从未试图从人本或人道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所以，他们只是把政治运动当作了民主运动去参与的，从未能够把这两者作严格的区别。这个特点既是旧式民主运动的全部表象特征又是这种运动的致死症结。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当权者可以任由盲目的公众（政治神秘化的情况下公众的盲目程度加剧）凭着感觉去干涉权力运作，精明如邓小平者亦如此。 民主运动与政治运动在逻辑上虽然等同，但在价值上却是完全异向。民主运动的价值在于人的自身和人的主体，不在于凌驾于人之上的上帝和神，更不在于是谁必然地或偶然地掌握了政府的最高权力。 因此，旧式民主运动只是被动卷入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这一点在１９８９年风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为争得政治平等和民主权力曾勇敢地投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他们从未真正发起过一次为民主权力和政治民主化的运动。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只是政治和权力的一个道具，是一种被利用的力量。当他们越是忘我的投入斗争，受骗的感觉也就越强烈。当他们终于厌弃了政治时，也许民主意识也就开始了觉醒。 根据西方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有才华和指挥的一代人是中国大陆被称作“老三届”的那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但是遗憾的是，这一代在当前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和精英群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从幼年时即投身反复无常的文化大革命并从而培植期浓厚的政治责任感和群体意识，这使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民主意识，这种状况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悲哀。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以胡耀邦的去世为发端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个事件所包含的大部分社会内容。在胡的身上，至少集中了这样四种社会情结： １．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规模平反历史积压的冤假错案的力倡者和主要实施者。被解救者中有一些共产党老战士，但更多的是大批长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胡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而且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对立物的形象出现的。 ２．胡在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为文化和思想的活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这虽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政敌，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学生心目中他却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开明政治的保障者。 ３．胡在担任中共纪律委员会书记期间及以后，曾热情地呼吁坚决清除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极其严厉地对其中一两起最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公开查处。在社会中造成轰动影响的是发生在杭州的“两熊案件”和发生在上海的“两公子案件”。这两起案件的共同之处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权势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邦和社会公众一样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报纸对此类案件公开披露并予以追踪报道，以显示党的清除腐败的决心和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执掌重权的老干部们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却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支持。 当然，胡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把社会现实的阶层矛盾，即干部和权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于众。这样做的结果是诱发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另一说法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矛盾面前，胡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 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接力要维持的团结稳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后的愤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又危害到社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反对者。 １９８９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经济改革与旧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对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这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然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未收益而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但是在危急时刻军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 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品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普遍发生，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 如果这是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对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年秋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顾及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愤怒情绪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 不满和埋怨是社会的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经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 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由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燥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明显特征。 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理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绪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 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们既没有脱离开这类运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 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青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使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当中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自杀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国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阴谋色彩。 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主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奴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目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的、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 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协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而它的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是争取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症候为： １．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现出明确的趋群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狭和局限，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民主运动均不具有民主性质。 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合固执性造成了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得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地自主地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 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才不至于兑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目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１９５７年的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论彻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发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亿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四章 中国的干部问题 ---------------------- 内容提要：第五个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纳税人观念和雇员意识。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可以作为权力异化的条件。 像官僚主义开战。毛泽东死不瞑目。 含泪的妥协，是为了政权的稳定。 监督权也是一种权力。幻觉，监督权可以不遭受污染。 把希望寄托于民主，就等于把女儿嫁给了魔鬼。 法律，保留孔眼是为了不使它成为绳索，于是它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一张什么也捕捉不到的网。 唯一的抉择和出路——坚决制约权力！ 在观察中国的社会状况时，有一个难以鼩避而又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即中共干部阶层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性质归属及解决方式是什么？ 毛泽东把中共的“大官”称为“资产阶级”，这显然不是情绪偏激时的用词不当。研究毛泽东晚年历史的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对待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上明显有平民倾向和愤世色彩，而他发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即清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按照通行的解释，即刘少奇的忽略政治注重经济增长的路线及其拥护者，那么很难理解毛为什么以打乱一切秩序彻底发动民众的方式去解决这种纯粹的思想路线之争。而且，这种解释也离毛的本意甚远。 毛泽东是把他的党内的官僚阶层当作一个阶级去反对的。他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即平民与大官之间的阶级斗争。 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毛的头脑中“阶级斗争”的概念的正确阐释，可以成为把握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基本脉络的钥匙，并为毛泽东晚期行为和政策指导方针找到更合逻辑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基本看法在１９５７年夏季以后发生了急剧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曾幻想过要建立起一个和睦、谅解和家庭气氛浓厚的田园诗社会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他变得非常悲观，一再强调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危言国家变质问题。两次庐山会议上他都公开提出了要重新上山打游击的问题。这种危险性是现实的、急迫的，毛有时流露出恐惧和沮丧的情绪。他的根据是什么？ 蒋介石及其残败的军队已经不再对毛构成威胁，而且他也从未把他们放在过眼里。国内残存的敌对阶级势力实际上也微不足道了，毛虽然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这些孤立的个人已经很难真正堆共和国发动攻势了。实际上毛对国内的安全工作是比较放心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怎样呢？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国外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毛在６０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仍对残存的地主分子表现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他强调的是对他们的改造、教育和分化，并且断言地主分子中的一部分已经改造好了。１９６４年５月他甚至意味深长地对四位副总理说：“一定要很好注意阶级斗争。……不能唯成份论，马、恩、列、四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毛泽东这里讲的阶级斗争显然不专指甚至是不包括队在土地改革时期单纯按照财富数额划定的敌对阶级的家庭成员的斗争的。 美国为首的国际仇华集团的武力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但是它们的存在仍然不是“国家变色”的主要原因。毛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判断是轻松而又准确的。１９６０年３月他说：“美国和我们结的仇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仅现在有效的间歇性，而且将来有较大的间歇性。”如果把间歇性理解为矛盾的暂时缓和或缓解，那么１０年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就已经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而毛在此后仍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敌人的威胁和国家面临的改变颜色的危险。 毛泽东头脑中的阶级敌人，究竟指的是谁？那个阶级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 最早的问题应该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一般认为，右派知识分子用出言不逊的方式攻击共产党，甚至要求国民党回来，这些言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刺激，并由此而改变了他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判断，这种推断是符合逻辑的，而且也有明确的事实证据——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终身戴上了识别政治身份的标记。 但是这种推断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毛在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开门整风运动中的斗争目标是谁？毛在确认右派知识分子是敌人的同时，是否也把整风的目标修定掉了？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仍是他心目中的大敌，那么他将采取何种作战措施并且选定什么时间重新对他的党内产生的“大敌”开战呢？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刚一结束立即就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党内敌人的斗争上。他甚至宁肯从宽发落右派知识分子也绝不会放松对党内问题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宽容大度地表示要对右派知识分子给予出路，他说：“几年以后，把心交了，摘掉帽子。”交心，仍然是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方法，而几乎在他讲这番话的同时，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趋向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新概念：党的干部中的特权分子正萌发成一个新的阶级！ 为了从根本上阻止这个阶级的生成，毛在这一年稍晚时候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突然非常幼稚地提出恢复“供给制”，即恢复在战争年代对干部实行的低消费标准的配给生活用品的制度。毛的建议在理论上是原始而有笨拙的，但他的用意却是极为明显的。当全部生产资料都收归国家所有之后，干部将作为国家的代表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侵剥工人、农民，最终以这种形式生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毛泽东力图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被毛一再提及并加以创意性发挥。毛企图用这个概念说明即使合理的、公平的“权利”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通俗或政治化的解释是：干部因为战争功劳以及担负领导指责，他们领到较多的报酬。这种比一般工人高出很多的报酬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这种权利以及为了维护并扩大这种权利使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新生的阶级。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的一次讲话中，对一些努力争取较高级别和较多工资的干部进行了最严厉的斥责，他决定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牌子挂在这些干部中民愤最大一些人的脖子上。在一周以后，毛经过认真考虑，郑重宣布中共内部有两个派别，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两派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官吏体系的。文革中对刘的“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都是牵强生硬的，直到现在仍无法明确找出毛与刘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与经济基本战略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点。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回答红卫兵非法审讯的提问时也对此大惑不解，她在气恼的情况下把问题归结于毛的心胸狭隘和个人尊严的维护上。她说：“我认为他（刘少奇）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１９６６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对于红卫兵提出的刘的其他罪行，王光美女士都一一举证刘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经请示毛以后才执行的。 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刘少奇的“最大错误”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没有找到与毛泽东共同的语言。毛泽东的忧虑是隐藏在内心的，他虽然也多次公开披露了他对党变修国变色的警告，但这些议论常常与阶级斗争车在一起，使他的同事们根本无法揣测他的本意。他讲得越多，刘及其同事越下手狠抓恨斗残余的敌对阶级分子，红卫兵时期甚至采取屠杀手段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分子。毛的内心隐忧大约只有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才真正把握到了。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未公开披露的材料说，邓小平在被放逐到江西省进行劳动改造之前，曾与毛泽东进行过一次谈话。邓在谈话之中对毛之所以选择林彪元帅作为接班人的原因作了评论，他说林是“无功受禄”。毛泽东笑着回答说：“你也不必就此大泄不满。” 邓以他的精明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林彪因长期在家养病而逃过了被毛列入“大官”阶级的厄运。有类似情况的大约还有其他几位后来也爬上高位的人。邓小平在当时只能发现毛与林之间亲密关系的表面原因：喜欢被人奉承和善于厚颜无耻地奉承领袖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不令人羡慕的联系。邓直言不讳地预言林不会有好结果。邓低估了毛，因为毛很快就对林也失去了信任。林的过分热情的奉承词语使他感到不舒服，但这仍不是主要原因。林无功受禄，一旦挡了大官（接班人）并且还想得到更多的权力时，立即就被对“大官”保持天然警觉的毛列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 中国的这段历史颇像封建王朝中屡见不鲜的官吏沉浮演义。但是决定官吏沉浮的人物是毛泽东，而他绝不是一位封建皇帝。影响他对官吏取舍的使他头脑中那种越来越强烈的隐忧——共产党的大官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民的对立物。这种隐忧仍然未能形成准确而有力量的理论语言，而只能借助阶级斗争和国家变色等咒语似的警告传达给别人。当然，别人也只能盲目地捕风捉影地去抓“阶级敌人”，这无疑又增加了毛的苦恼。 其次，１９５７年整风中的确有一些老干部如柯庆施等在毛泽东的耳边对知识分子进行诋毁，称他们要夺共产党的权。知识分子的一些过激言论也的确激怒了毛，但是，运动的突然中途变相真是一场有预谋的引蛇出洞吗？知识分子反映的中共干部腐败的事实对毛没有一点触动吗？他决心要掩耳不听，为部下遮掩吗？ 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忽略了这个事实：１９５７年夏季整风运动期间，各地汇总的有知识分子揭露的中共干部腐败无能事实的材料曾在一段时间里大量飞到毛泽东的书桌上。毛曾日以继夜地看这些材料。他对自己的老部下和哪些仅凭战功升至高位的农民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完全可以分辨出这些揭发材料的真假和是非。令人最惊异而又最难堪的是：干部腐败无能的事实几乎全是真的。 的确，毛后来把棒子抡向了头脑发热、同样有一腔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头上。但这已经不是是非选择，而是一种政治抉择，毛不能因为身上沾污了狗屎就把自己杀掉，他必须保卫共产党的政权。 毛这样做肯定是不安和痛苦的。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个人变化，一是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和几乎全部国家事务工作，退居二线；二是他从此放弃了他曾深感兴趣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且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再未重新拿起过《资本论》等书籍。按照他的秘书邓力群先生的说法，毛已对纯粹经济学或经济现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开始关注经济体系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虽然与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失败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党内干部发生的问题在缠扰着他。他在思索，究竟有多少人实际反对社会主义。发动大跃进也是这种思索的一个结果，他企图借助列宁式的无报酬劳动来洗净干部们身上的细菌。随着经济上的失败，这个思想改造工程也未取得成果。毛以后没有重新尝试过无报酬劳动试验，但净化思想和纯洁意识却成了他念念不忘的一个大题目。他强迫自己必须迅速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纯洁干部的思想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刘少奇的方法是笨拙的。王光美承认：“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刘少奇组织领导了１９６４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确提出了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斗争。但是运动中倒霉的认知是那些挂着牌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些多吃多占的“小官”。毛对刘的不满是在这一时期加剧的，因为他已经对刘在这场运动中的做法有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坏印象。反修防修，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必须解决“大官”的问题，而刘对此无动于衷或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的党内肯定不乏拍马者。丹林彪后来的成功肯定不是他的拍马术取得了回应效果，因为毛泽东在这方面仍保留着超凡脱俗的气质。林彪经过长期的冥思苦想，凭借自己的机敏和与毛同为农民出身这个有利条件，终于摸准了毛的脉搏，独出心裁地开出了一剂反修防修的药方：大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实际上仍是净化灵魂的老一套，但林毕竟贴近了毛的真实意图，从而获得了赞赏。如果再加上邓所说的“无功受禄”，免去大官之嫌的原因，林被迅速提升并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就是当然的事情了。 有一个事实也是极为重要的，在党的中央一级领导成员里，真正保持了农民式思维习惯和俭朴克己式生活习惯的只有毛与林及朱德等少数人。其他的领导者如刘、周、邓等人则由于经历不同而另有不同的生活情趣及学识修养，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不仅从表面上构成了不和的一个原因，而且也为毛的反大官思想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毛泽东在１９６０年写下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在这篇笔记中他突出提到了干部子弟问题。毛认为，由于苏联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结果旧式的等级制度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只有干部子弟才有提升的机会，而农民和普通工人却没有。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种有害的倾向也会给中国造成威胁。但是毛在笔记中对中国的干部子弟问题只是比较温和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有些学者认为毛在当时既已提出干部子弟由于将继承父辈的地位和特权，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并在延续几代后转化为一个阶级的看法，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毛作为中共最大的一个干部和一个父亲，在他的一生中至多只是对干部子弟的特权有一种替平民感到不公的感慨。他晚年支持平民子弟张铁生上大学和对没有特权关系走后门的插队落户青年家长李庆霖的同情的事例可以证实他的这种不平之感，但他的注意力始终是放在握有权力的第一代人身上的。 １９６４年前后毛对党内腐败现象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现在几包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一十七，大批机关干部去农村和城市街道等基层单位进行为期一年或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干部的工作成绩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挖出更多的坏人以及发现更多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以印证毛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存在的论述。许多事例带有人为加工甚至是创造的痕迹，但是绝大多数丑闻正是中共基层干部低文化素质、低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骄横狂妄的真实反映。这些材料源源不断地上报到毛那里，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愤怒和忧伤。国家的权力如果是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里，我们的国家还能不变色吗？他不断地这样问别人也问自己。 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对列宁的思想作了发展。列宁认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来自每日每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而毛却认为这种小生产能够与党内的有特权的当权者相结合，并且有后者的腐败变质生成资产阶级。问题的焦点甚至不在于腐败，不在于你娶了地主的女儿就去替地主讲话，而在于权力的腐蚀作用。究竟用什么办法来保证权力不为个人所用而成为特权，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控和制约不使它发生异变呢？毛泽东在他以后的２０多年余生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作了各种大胆的试验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大动荡大瓦解大夺权的试验，但他在晚年时还是发现一切照旧。他失败了。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两个，而这两个原因又不是共同存在的。 西方学者倾向于同意毛泽东的判断，即中共干部握有特权的事实已使他们成为公众的对立物，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死板模式下根本无法克服的社会死结。毛泽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他的经验和眼光过于狭隘，既不可能吸取西方的民主政治经验又不可能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点入手去解决问题。 这实际上是主张资本主义补课论。共产党依靠农民军夺取政权以后，合逻辑的社会改造方案是在专制政权的庇护下发展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建设。中国的情况是１９５７年以后彻底地实行了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农业封建社会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跨入了马克思社会发展链条的下一阶段。这样，社会公众包括干部的文化、知识、意识水平和法律观念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进行破坏性干预。换句话说，合乎社会自然顺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要借用社会主义的外壳顽强地发展自己。因此，干部特权化或资产阶级化是难以避免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对仰赖社会主义生产来逐步改善自己生活的广大平民公众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合理。但是不合理的基本原因是社会内容与它的外壳严重脱节，这种矛盾无法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得到解决。 中国比较保守的理论家认为党内阶级斗争只存在于毛泽东带有神经质的意识中，事实上并不是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毛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是因为他没有治愈他的精神疾患。另一种更轻率的看法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和党内干部腐化变质的恐惧和紧张，是因为江青、康生之流不断在他耳边吹风的结果。 康生的确和毛泽东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路比毛更狭窄，他试图循着毛的定论推演出一个哲学的结果。康生告诉毛，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内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表现为干部在思想上的麻木和腐败。 毛对康生的结论未置可否，他当时关注的要点依然是权力和物质利益之间的那种惹人讨厌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被利益腐蚀。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毛泽东有是对这种必然结果感到十分沮丧。文化革命中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有一篇讲话，莫名其妙地怀念起战争年代的生活。他说：“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旧事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进城市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应该说，毛泽东的思索已经接近了问题的最本质的要害：社会依据什么对它的成员进行物质利益的分配。在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的情况下，权力（包括官职和年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分配的一个重要筹码，这是毛泽东对党不满意对社会感到愤怒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有幸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权力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了能够直接交换钱的物质商品）。但是只要有管理就有权力，国有化的社会资产只能依靠或通过干部去管理。权力是一个无法鼩避的客观现实。 毛泽东的思索在这一点上走上了歧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对权力本身做出动作，例如设法削弱它、分散它，对它进行最严密的制约和监控。战争年代的经验是毛泽东不可能对权力的集中发生怀疑。大权独揽，在他看来是战争获胜的条件，也是经济工作高效率的一个条件，当然他也承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或主要原因。 毛不愿意把权力分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无法放弃党对一切的领导权。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市夺取了政权，新政权的组成完全按照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所有的“服务员”（即市政府成员）将通过普选从普通公民中产生，工资待遇不变，他们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以争取支持，未获支持就意味着撤换。上海新政权的名称即上海公社。 毛泽东对这次直接的民主试验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他把张、姚召回北京，命令他们把公社改为革命委员会，他斥问道：“还要不要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次试验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已经相当混乱的社会里他只能制造出现多的混乱，但是这个试验的进行及被制止，及明确地验证了毛在对权力进行限制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他宁肯承认“党不那么好了”，也绝不肯放弃党的绝对统治权。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维持统一的唯一保证。毛没有糊涂到放弃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去争取公平合理的程度，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张、姚的试验极又可能曾经是毛的一个想法，他后来又制止了自己。 不可能对权力本身做出动作，那么毛剩下的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千方百计地对执掌权力者进行提纯和净化工作了。前面已经硕果，毛泽东者为民族的奉献者用了他余生的２０多年时间和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成就甚微。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不得不承认：走资派还在走。１９７５年他又一次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又一次被江青和张春桥用来作为权力竞逐和整人的武器。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位老人。 不仅仅是毛泽东，用内部整治的办法使掌权者更廉洁是共产党历任领导者的习惯做法。毛泽东之后，华国峰和邓小平都进行过极为严肃的整党工作。但是除了在公开宣传中所罗列的那些成果之外，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中国大陆的社会风气和共产党干部的廉洁作风，都远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６０年代了。 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战略。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关于党内阶级斗争的思索和实践做出评价，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这个人，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将使我们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状况以及正确测定它的走向。 毛的这以理论在实践上是完全失败的。这里甚至可以排除林彪元帅和江青女士等极左拍利用和滥用这种理论去整人的情况，这种理论的实践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党内斗争的残酷化。周恩来讲过错话、作过错事，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中共现任的或已经卸任的高级领导人是几乎都在自己手里出过几起冤假错案或整出过几个右派分子。很难完全用违心这个词来推诿搪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的这一思想是作为指导方针被全党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而在毛泽东仍然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一项成熟有效的制度使他们能够制止毛的错误。抵制者中胆子最大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他敢于违背毛的意愿去否定那些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他也很轻易地就被毛又一次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在毛泽东时代，党的廉洁风气和干部的俭朴奉公是值得称道的。令人怀疑的是这种廉政是出于自觉还是迫于威胁。很难认定这是毛泽东对干部进行世界观改造的结果，谨小慎微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地位的不稳定，始终处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风浪中，这使他们不得不注意收敛自己的言行。 有效的严谨的监督机制从未建立起来，依靠公众监督被证实只是一种空想。群众虽然有贴大字报公开披露事实的权力，但干部本人及干部所依靠的另一部分群众也有贴大字报反击和进行打击报复的权力。从文革中后期开始，一般群众不敢也无法再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 权力对毛泽东的反击也是肆无忌惮的。正是在文化革命中，普通社会公众才亲眼目睹了什么叫特权以及特权的效用，而在此之前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特权问题的激愤议论始终处于似懂非懂之中。关系网在权力之间建立起来，一切紧缺物品或凭票证供应的商品都可以通过关系轻易搞到手。汽车司机、有处方权的医生及住房管理员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北京高校首批招收的理论上完全由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入学学生总数的５０％以上，而解放军官兵入学者的８０％是将门之子。其余非干部子弟学员也大都与基层实权人物有瓜葛牵连。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评论这种状况，说，后门堵住了，但墙壁推倒了。毛自己已是心灰意懒、无能为力了。福建一位小学教员向他写信抱怨自己无能力走后门，结果下乡的孩子不能进城安排职业。毛泽东也只能给他寄去３００元钱以表示安慰和歉意，一个“国王”因对官吏管教不严而对臣民表示的歉意。 邓小平信奉的一句哲学名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０年以前中共高层的凡是派曾对这句话进行了认真的挑剔，但是也没有找到它的明显疏漏之处。 但是用后来中国人的实践再去检验这句哲学名言时，可以发现它在指导人们认识事物，特别是认识理论性事物时有严重的误导性。理论是一个系统，如果因为它的输出信息错误就否定了系统的全部组成部分，这是不公道的。就如同一道多步骤运算的数学题，不能因为得数与正确答案不符而一概否定全部运算过程。 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倒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理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具有相对值，其实践的结果因时间地点的变迁有可能完全不同。毛泽东的理论完全或永远也没有合理之处吗？ 根本否认毛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是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性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而激起了公愤。共产党的作风问题一定会形成社会问题，这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就有的看法。他在那次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普遍对特殊化现象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相隔１０年以后， 即北京事件平息以后， 中国的人大代表郑旭棠先生在香港《文汇报》撰文说：“根据内地１００多名记者就１９８９年时大难题进行投票的结果显示，为政清廉问题高踞于第二位，仅次于物价控制问题。” 相隔１０年，问题依旧。中共不是没有下手解决，而是没有获得改善和好转的迹象，甚至有泛滥、恶化的趋势。如果１０年前干部特殊化问题被“少数坏人”利用搞了一个西单墙事件，１０年后为政清廉问题则被同样的坏人利用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再过１０年，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郑旭棠先生在文章中质问道：中共“为什么面对党政机关内的贪污受贿行为蔓延却表现得一筹莫展、软弱无能呢？” 这个为什么肯定是令中共感到不快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无意对这种腐败行为纵容，而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彻底整治的。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就告诉邓小平必须抓住反腐败问题不放手。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曾几次转述陈云这句箴言式的警告。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邓对腐败现象的评论是：再不治，中国要变色！ ３０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有变色的危险。３０年后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相同的警告，仅仅是巧合？所不同的毛泽东那时所看到的只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看到的也仅仅是干部特殊化，而到了１９８９年，共产党面临的则是一批人的腐败了。 问题仍然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理。一些人宽慰邓小平说可以用加强法制的办法解决，但是这仅仅是宽慰而已。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它的议会制订通过了数十种法律，但是党和社会的腐败行为几乎和法制建设同步增长，毫无收敛迹象。法律的执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社会产生腐败时，执法行动也难逃同样的厄运。它不是神仙，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根据中国的报道，中国各级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努力与自身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如果社会指望法律去清洁的话，法律机关的清洁问题又去指望谁？ 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存在着。如果说１０年前官员接受小额馈赠还必须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那么现在收受大额贿赂已经是一种半公开的行为。道德观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不仅不再对地下金钱与权力的交易进行谴责，反而有了默认甚至赞同的色彩。公众情绪也开始麻木，不再对社会风气好转抱有奢望。据一项调查，１０年前社会公众的心理是盼望能有传说中的包公式清官出来治世，一部歌颂新包公的电视剧《新星》轰动全国，现在同类题材的节目被绝大多数观众冷落。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回到毛泽东那里去？会不会重回毛泽东？ 邓小平坚决认为资产阶级是在党外的，它们不过是利用共产党内的腐败以次为借口打倒共产党。他说：尽管反腐败是某些人借以打倒我们的口号，我们仍然准备认真办。 中共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在１９９０年７月庆祝党的生日时说：要反对和平演变！ 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并非从头错起，每一个不对中国怀有恶意并且能够用研究的目光观察中国事物的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毛是一个神，人们也许要过许多年以后才能理解他。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当人们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并又一次真心地遵循毛的教导去行事时，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已经不可阻遏地滑向了另一股轨道。 另一股轨道，是捷径吗？它能通向繁荣和富裕，安定和统一？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五章 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社会治理方案 --------------------------- 内容提要：治理整顿的要义就是部分地背叛或复辟。中国的第三代领袖将起自于“复辟”行动吗？怎样继承邓小平？ 不要迷信法制。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扩军，是为了应付社会战争。地区紧急状态与军管，可行的选择。 不干不净的行政权力。 权力强化，三分弊七分利。 地经济水平需要绝对秩序。 专制，秩序的保护神。 如果能够执行３０年的强迫教育计划，那么专制权力的一切过失和罪恶都将被饶恕。 工作队再度接管乡村政权？ 部分地否定毛泽东是邓小平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邓对毛的否定显得急不可耐。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出于私人成见或仅仅是为自己正名，因为他自己以及所有的人都清楚在毛尚健在时就否定他的文化革命，邓的前途绝对是凶多吉少，甚至可以肯定他的行动在一开始就具有自杀性质，即不能见容于领袖，又绝不为多数社会公众所理解。 但是邓还是以飞蛾投火般的勇气去干了。文化革命中当他仅仅获得了一部分权力并且地位还相当不稳定时，他就开始策划对毛的否定行动了。１９７５年他公开抛出一个名为“整顿”的纲领，开始在军队、工农业、教育和科技各个领域全线批判和控诉文革的罪恶。邓的手法是一切反叛者惯常的逻辑推导方法：通过攻击社会秩序恶化的现实以否定文化大革命；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达到部分地否定毛泽东，并进而引发一场民族的思想革命。 邓冷冷地讥讽说：雷锋叔叔不在了。 雷锋，是高道德水平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当文化革命使这个名字不再为人们所崇拜和效仿时，社会秩序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了。 邓小平的这场反叛运动失败了。但是邓还是赢得了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的西方各国的极大尊敬。因为失败了的邓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品质和爱国精神。 邓表现出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使用一切可行的自保措施加强守卫。据现有的材料证明，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所有“整顿”行动都事先征得了毛本人的统一，“要整顿”也是毛的最高指示之一。邓是高举着毛的旗帜去反对毛的文化革命的。在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工作中，邓严词强调秩序和纪律，撤换了大批文革中凭借造反有功而获升迁的领导人。他仅仅干了８个多月，就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此经济由停滞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１．９％。 邓的支持者是周恩来。周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也很值得玩味。他一方面对毛毕恭毕敬，在大的方面从无违逆之举；另一方面他又无数次利用了毛的指示解救了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遏制了林彪和上海帮文人的攻势。由于周的勉力维持，中国经济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崩溃。 周深知自己不是领袖之才，真正的未来领袖将是邓小平。周的这种认识早在５０年代初就有了， 他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 我欣赏邓小平的领袖风度和才华（“举重若轻”——译者注），而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周恩来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一反谨慎小心的工作作风，全力支持和鼓动邓开展整顿工作。但是当周终于病重不能再替邓做遮护工作时，毛泽东也发觉了邓的反文化革命的意图。 毛泽东极轻易地就摧毁了邓的防御体系，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毛板起面孔宣布了邓在政治上的第二次死刑。他对邓的评价是：走资派还在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个政治伟人的对抗是极其严峻的。它绝不是宴会桌下的用皮鞋对踢，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厮杀。谁也不会为友谊、温情和老人的苍凉感而放弃原则，水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顽强地坚持着自己。邓在这场并不势均力敌的角斗中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操。如果仅仅是为了反对毛本人，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狡猾的策略和战术。例如，他再等待一年不到的时间，毛就将辞世西去了，那时他的行动将再无羁绊。另一个恶劣、有效而又非常普通的战术是引申归谬法。推波助澜或者仅仅是消极旁观着毛的路线最终结出社会的恶果，从而诱发人民的反抗，一切罪恶都将由毛来承担。 邓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任由错误泛滥的话那么受害者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的政治角斗场上，只有爱国者才可能成为赢家。邓是怀着赴难者的悲壮去投入战斗的。 毛立即就部署了对邓的反击。他甚至等不到周恩来逝世就在全国开展了针对周和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毛已自知自己来日无多了，他撕破脸皮对自己昔日的老战友和几乎是相伴一生的政治伙伴进行了最后的攻击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文革遗产以及为自己身后的中国规定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是荒唐的，但不能不承认他也是伟大的爱国者。 邓以沉默相对抗。在沉默中他已经不把毛看作是一尊神了。在那时也许有几分沮丧，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得到一次政治上的机会以抒发抱负和理想，他虽然比毛年轻一些，但他们毕竟是同一代的人。他也有怨愤，毛的蛮横无理和昏聩轻信甚至深深地激怒了他。但是邓绝没有因此而对毛本人产生丝毫仇恨的心理。他和毛都是政坛上有造诣的拳击手。击倒毛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邓只要再有一次机会，他也要不遗余力地鼓吹对文化革命的批判，对毛泽东晚期错误进行否定。当毛已经完全成为一位神志不十分清醒然而又滥用权力的昏君的时候，邓仍没有完全否定毛这个人。 邓已具备了成为在毛之后的下一任领袖的条件：对前任者的部分继承和部分否定。者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又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舍此之外的全盘继承或全盘否定都是错误。无论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或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都只能照邓小平的方子去抓药，这几乎是中国甚至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条规律，这其中的哲学原因和实践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真正能把握好继承与否定的尺度，并且像邓那样真诚地实行这个方针则很难。 极左派官员们给邓起的绰号是“还乡团长”，意指对文化革命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和复辟。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公众却称邓为“邓大人”或“邓青天”。邓大人一词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语言很难准确表述的。它既是一个失败了的爱国者的象征，又是一个反抗的符号，人人都愿意听从它的召唤去投入政治反叛的队伍中去。邓凭借着对文革的勇敢批判和对国家的忠诚，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以巨大的比分战胜了毛泽东。这说明拳击并没有结束。 斗争的爆发时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当处于昏睡状态的毛又一次清醒过来时，他除了下令对闹事民众进行坚决镇压之外，还驱逐了邓小平。毛作完了这两件事似乎心安了许多，他以君王的口气和胜利者的语调喃喃地说：天下已定。他是在告诫和提醒邓不要再作徒劳的努力了。因为胜利，毛的温情主义又显露出来，他在又一次陷入昏睡之前指示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把审查邓案的领导权交给了华国锋而不是江青和张春桥。这是决定性的，邓极大可能因此才保住了性命。 以上讲述的不是一则宫廷故事，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对抗，是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进行政治交接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政治家交接往往甚至是必然表现为一场对抗，后任对前任的既继承又否定，使交接成为输油管线上的一个泵站，社会进步从此获得新的动力。 在前任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后任试图去改变些什么尚且不易，因为一大批“忠臣”是必要为捍卫既定的原则进行顽强的抵抗；在前任仍健在时就试图否定他，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以邓小平的威望、权力和能力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换一个稍微平庸者恐怕连自己的头颅都难以保住。然而这种以卵击石的反对声音又是一个过程所必须的，它为领袖和民众都提供了一个可供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和对象。 中国的最有权势的一批政治领袖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坚决地选择了邓小平。 据一则未经证实然而可信度极高的消息说，１９７７年初以叶剑英将军为首的军事实力派领导人向党的主席华国锋施加压力要求允准邓小平重返中央参与决策。华迫于压力于当年５月派汪东兴与邓进行了接触。华同意了邓复出，但先决条件使邓必须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华和凡是派其他成员都很清楚，如果说邓是一只猛虎的话，那么对文化革命的否定和批判就是他伤人的利齿。永不翻案是为了锯断邓的牙齿。这不仅是自保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毛在临终前已经把看守文革遗产的重责托付给了华，他不能不小心谨慎。这个人忠厚的品质表现在无论在毛生前或身后都真诚地效忠于毛。 邓却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毛与邓的对抗就转而成了华与邓的对抗，与邓相比，华已经远不是对手了。 邓用经过仔细挑选的、语义含混两可的词句勉强做出了承诺。他必须再度获得权力和在中央这个讲坛说话的机会。在中国，权力是纠正错误的前提保证，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只能由中央做出决定。民意或民众支持率只是做出决定的参考条件，在没有普选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公众可以参与闹事但不具有改变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邓深知这一点。（林彪元帅也深谙此中道理，他认为在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发生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他告诫过毛泽东，但毛对此嗤之以鼻）。 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前，邓小平就对凡是派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他甚至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进攻的筹码而对华国锋派去的人要挟说，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必为我平反了。他的原话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华国峰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接纳邓小平将是自己的政治灾难，拒绝邓的进入同样是政治上的灾难。邓利用民意的潮流维护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也为华的最终下台铺设了道路，一个能够为对手设置两难处境的政治家无疑是个高手，但这个事例却有力表明了中国民众绝不仅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存在，只不过他们的作用需要由政治家去利用才能显示出来。 邓对毛的部分否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前进的新动力。毛的错误被揭示出来并给予纠正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国际大家庭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成员。 否定毛，使邓获得了成功；邓之后的中国下一代领袖，他的成功起点在哪里？他也会否定或修正邓的路线、政策的某一部分吗？ 邓对毛的否定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抛弃了毛的错误。二是毛的错误经过充分的社会实践检验已经十分明显，抛其它已经成为了全国民众的共识。 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怎样区分毛思想重的正确与错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则根本谈不上继承与否定。平时沉默寡言但却极有计谋的陈云轻而易举地为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毛的思想和言论以时间为界限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必须坚决继承的，第三个段落是彻底否定的，中间段落则参照两头进行取舍。邓按照陈云的分期法顺利地找到了“复辟”的基点，使他自己的改革战略与毛的路线某一段发生衔接，完成了以毛为起点的继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开辟工作。 从政治角度考虑，有继承有否定可以满足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获得保证。当然，陈的分期法也是邓的规诫，越过任何一条线他都将失去社会的一部分支持，从而将导致邓及改革路线的失败。从以后的实践看，邓是深明其意的。 时间分界法是一种政治方法，因为它取得了最佳效果，我们也可称其为科学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党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清楚地割裂开的。在坚决继承的部分，一定有后来终于生演城大错的原始萌芽成分；而在坚决摒弃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初始设计呢？真正科学地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最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的工作，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邓的继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两份丰富的遗产可以继承和利用，他一吉他以后的在继任者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宝库中汲取丰富养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从而完成领导国家的这份并不轻松的工作。但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当社会矛盾充分展开以后，人们也许将会发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一个正确思想不仅是智慧的带有预见性的，而且成了唯一可选择的正确的对策。突破戒条，你愿意陷入“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性责难之中吗？ 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盲肠，可以不留痕迹地割除。它的深遂思想而不是疯狂实践是人类的一份遗产。中共是相信自我净化的，不进行净化这个党很快就会覆亡。但是，当它开始净化程序时，它会发现毛泽东某些思索的深刻意义。突破就是否定，这需要勇气。 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在晚年趋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国家的前进步伐，相反，他太想使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了。为此，他当然必须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是当他把过去正确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捧为神圣的教条以后，他的错误就发生了。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只要是前进就难免有失误，而坚持正确也会导致错误。毛不可能逃过历史和时间设下的这两个圈套，虽然这无损于他的伟大，但他的确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文革这样的灾难。 问题是，毛之后的人们能避开这个圈套，比较聪明地避免错误吗？他们也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国家的进步。 当一个民族尚在能够使它快步前进的道路上行进时，过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进步的同时犯下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内这些错误与进步相比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显著的，它有时甚至表现为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一中牺牲或有害伴生物，消灭它就等于消灭了进步。 在中国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对道德堕落的承认开始的。公民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对金钱的欲望是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耻辱，但在以后却被宣扬为经济发展中应予承认的现实驱动力。企业主管人员谋求职务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开审判，而在以后却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的经理制更“反动”，因为承包人的获利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管理知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资本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反动”也是在进步，它毕竟比之以前的党委书记领导或集体领导而任由国家资产无效损耗的状况好得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肃，但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在不久以后即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击计划经济优越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语言，而后来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国家计划废除了。 这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种过程也就诱惑着人们不断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攻击、承认、进步，这个模式体现了进步的节奏性，也表明了进步背后所蕴藏的隐患，被承认了的“堕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动进步的作用以外，必将以辐射状向社会散步有害影响。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及其社会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哪些现象是真正的错误，哪些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哪些现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却被误解为错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民还只是在人民公社进行产品劳动时，父亲对子女的读书欲望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进入商品生产后，即使是童工劳动，也能够很快得到现金的酬报，父亲于是成了监工。责骂农民的短视毫无用处，因为他就是农民，他只计算家庭收支账。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无法计算原因的结果的一再累积，就是社会的裂解。如果能够认为所有新产生的社会恶劣现象都起因于社会的新因素，即改革因素的加入，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改革的结果是不断累积的社会分裂。这个结论是恐怖的，但在逻辑上确实严密的。社会分裂就是阶级的冲突。 中共的思想指导原则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它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它也应该承认人心向背是检验改革政策的标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冲动和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选择这种特殊事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公众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进的改革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 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共官员开始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抱怨民众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够用心理滞后等民众落后论来坚决排除来自民众的对改革决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一旦试图证明公众必然的堕后性和心理上的怀旧倾向是无足轻重的，并以此作为缝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把么也就暴露了公众领袖们的英雄倾向和精英意识。因为这些领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订者，于是错误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时错误的时机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应该是真理的体现，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谬不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会现实来确定，而且由时间的前后移动来确定。一个政策如果在理论上是经过论证的，在实践上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而它面对的却是严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脆弱的公众情感，它的推行将不仅为自己制造生产出数量巨大的反对者，而且也将因推行过程中发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产生错误执行或异变，从而为反对自己生产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和口实。历史将判定这类政策为失策。 目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度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困难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获得解决，而改革之后前面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于是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设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势运动是人力根本无法阻遏的。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经验，人的被动地位已经无可改变，因为硬性的阻挡将是灾难性的碰撞。举例说，如果改革进程立即停顿在目前状态下，那么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尖锐矛盾将无法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资金市场单一与僵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几乎全是国家命脉的问题必须仰赖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将改革从现有基础上向后倒退，后果将更不堪想象。 深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最终将碰上那些在过去１０年中由邓巧妙地闪避过了的敏感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较，过去的改革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修补工程。这些敏感问题因为涉及到了国家及社会的根本性质，触动它们将与已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治愈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阐释是：一、以公有制为基础；二、非剥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解中又把非剥削化诠释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 邓的定义中似乎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中另两条重要原则，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但是非剥削化与按劳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共同富裕则明显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作为一条原则，它的作用无疑是一堵墙。 很明显，深化改革将与邓的原则发生无法鼩避的碰撞。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作了让步，他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作了让步，中国的社会公众也会做出让步吗？邓在１９７９年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进化学说理解“历史倒退”的含义，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语言。但是一旦将原则变幻未可变通的三个软性标准，这里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人民是否会做出“历史倒退”的理解呢？ 已经习惯与贫穷然而比较安全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中国公众，他们在变革发生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惧和悲伤，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吗？ 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取决于新一代领导者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综合环境。公众对于单一性的打击（必须承认革命是一种打击）或许能够承受，雪上加霜式的综合打击必将引发愤怒。 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是改革的获胜方，因为这是一场进步性革命而并非“历史倒退”。但是从实践上看政府获胜的过程决不会平坦，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获胜的机率也将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一种不可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竞争家具、生活相对贫困、治安恶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点燃革命与反对革命两种力量之间剧烈冲突的导火索，而这些问题的产生绝对是人力难以抑制的。 如果再考虑进去下列因素：庞大的人口数量、低教育水准的干部和民众、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越演越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封建式的经济割据、已经明显化了的社会人群贫富分流状况，等等，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处境艰难的。在他们身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人掀起的改革洪流推用着他们不得不向前行进，而在他们面前却是墙一般的困难、障碍和许许多多伪装得极好的陷阱。可以说，他们不会成为牺牲者的概率是很低的。这需要采取非常强硬的领导措施，使自己成为行动的主动者。 这些措施的形式石油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力量组成状况来决定的。从目前情况分析，由于社会公众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这两个客观现实的存在，目前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贵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称之为精英们的事业。它的推动者主要由社会上层各集团组成，包括：国有企业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员和意识先觉者阶层（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劳动者），而一般公众只有在现实的挤压下或制度的强迫下才会发生意识转变。 因此，这是一场少数人主动多数人被动或反动的革命。强硬的领导措施即由此决定了它的基本形式——革命时期的专制手段。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们经常怀疑中国当和政府领导人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他们声称在领导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却没有在革命已经发生以后像毛泽东那样做出准确的阶级动态分析和社会力量评估。毛泽东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根本分辨不清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将陷入盲目性。 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场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政策性妥协和牺牲性打击才是有意义的。政府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更正确的立场是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而在过程中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阶级。压制与扶持并举，是所有政权都在做的两件事，他们也仅仅做这两件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压制与扶持并举的政策，一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毛的经验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吗？时过境迁，公众还能接受类似的专制吗？谁也不能回答。 能够回答的是，今天的中国仍需要毛泽东的天才、魄力和无与伦比的统治技巧。 中国的领导人常常对来访的外国客人介绍说，中国目前社会安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各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们而且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始终保持一个适当的速度，安定局面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没有理由认定中国人在虚言掩饰，但他们肯定是乐观得过分了。中国目前已经大步地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动期，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对抗已经有了逐渐激化的迹象。如果说过去在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不被触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分配方式改革可以使所有社会阶层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现实利益，那么深层次得体执行变革则是在各阶层间进行的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调整，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获利将是以另一些阶层的利益被损害为基础的。利益调整的依据是全部自然法则，既包括知识、技能、机遇和信息等技术性条件，更主要依据对资本的掌握程度。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邓小平设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程序是一致的，但远比那个设计的初始估计要严酷得多。因为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分化要走得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富裕的基本手段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邓在１９７９年以后没有再强调过“非剥削化”这个原则，大约也是对这种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默认。社会及其公众能不能冷静地面对这个严酷的分化过程则仍然是一个谜。 目前，中国各地加速改革的势头极为猛烈。西部各省区和东南部沿海省市都在伸手向中央要“新政策”；本来只准许在特定区域实行的“特区政策”现在已经自动地在全国各地开花；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的胆大妄为得官吏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的流入，同时也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市场得竞争能力而自作主张地推行了许多未经立案论证的“土政策”。值得注意得时，所有的这些变革和新政策的基本要点都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急切地要求得到包括国有资产的控制权、监督权，国有土地资源的拍卖权甚至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权。目的是释放一切可能的能量，以利益吸引为基本手段增强地方的非自然的竞争力。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变革和开发的热潮。在经济效益和资本收益率未获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１２个百分点以上。各地建立了几百个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特区”，出台了无数野政策，三个“有利于”似乎使一切胡作非为和蛮干都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这种热烈而混乱的局面就像千军万马一样漫卷而来又裹挟而去。问题在于，洪水滚滚而过之后，被它冲刷过的大地上究竟留下了些什么。 社会潜在的危机是极为严重的。经济列车的快速奔驰可以使危机延缓爆发但不会使它消失，相反会使它累积再累积。中国人和西方各国都不希望再一次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毕竟是两件事。 一个改革中得社会是极其脆弱的，旧的体系被冲击得百孔千疮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体系的稳定社会功能尚未完全生成，社会很难在哪怕是轻微撞击中保持安定。中国是一个由１２亿人口的巨大社会系统，新的信息流入并完成它的接受改造过程，实现重组功能往往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时间的距离造成了系统事实上的分裂和不平等。 所有者一切，都是变革期综合症的显著特征。中国社会的变革期综合症有多种基本病灶，它们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构造。 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成巨大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 纵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对者。１９８９年，当西方公众从电视屏幕中看到密如蚁群般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阻军队的汽车时，他们判断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中国流亡作家刘宾雁甚至断言中国现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两年。这些判断时错误的，因为从电视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是心理失衡的民众对权威和社会的泄愤，发泄之后则归于平静。 中国公众在产品经济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那个安全而又超稳定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向一种有风险、有竞争、有差别、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会结构过渡时，恐惧、犹豫、彷徨等心理将自发地做滞后性调节。在整个变革期，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观念情绪和社会文化潮流都在急速流动变化，这就不断制造出负差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慨。这种心理潜流的基本特征是寻机发泄和排遣，而且敌视权威的倾向明显。 中国政府的心理学顾问们似乎一直把这种逆差心理称为逆反心理，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在于权威的滥用，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技术措施实现对它的纠正。逆差心理则是社会变化的心理结果，它只能而且必须借助某个缘由发泄出来，只有当社会变化缓解时它才能根本消除。 社会逆差心理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在整个变革气馁，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终窥伺着目标，寻找借以发泄的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缘由。 社会逆差心理的积极作用是对政府的权力行为和政策指导行为起着监视和威慑作用，逼迫它小心谨慎从事，尽可能做到平和与平衡。它的消极影响则是趁乱打劫，使本来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因为得不到公众的一致支持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惧怕这只猛虎和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贵族指导式变革，有些国家的政府曾企图设计一个局外目标以排遣这种逆差心理产生的社会愤怒，即转移公众的注意方向。目前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掀起的反犹排犹浪潮即属于这种情况。无意义的疯狂和无道理的愤怒是公众情绪互染的基本特征，当一个政府心怀叵测地有意点燃这种情绪并将它导向局外目标时，这个政府已经成了罪犯，因为它将民族引向了灾难。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曾在德国掀起过排犹浪潮，它的结果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的建立，德意志民族愚蠢地选择了战争、破坏和仇恨，从而使民族蒙受了难以洗刷的耻辱。 １９８７年冬季北京地区几所高校的学生曾试图开展一次针对政府的学潮。由于不具备挑起声势浩大的骚动的各种条件，这次学潮的规模极其有限，仅以几千名大学生的一次疲惫冷清的夜间游行即告结束了。天亮以后，沮丧的学生们挤进了几十辆大公共汽车，这些车时宽容大度的学校当局派来接他们返校的。 这次学潮虽然并未产生社会的连锁相应，但它有两个倾向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游行队伍呼喊出反日口号并高唱带有民族情绪的抗日歌曲。中日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使敏感激烈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民族被辱感，他们呼吁市民要集体抵制日本商品。二是在学潮结束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当局宣称从学生中抓住了一个挑拨离间的混入者，政府拘捕了这个“坏人”。 外界对后一件事件反应冷淡，认为是中共惯常的冲淡矛盾、嫁祸于个别人的手法。但通过对公开和秘密渠道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该“混入者”的确给大学生们带来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消息”和秘闻，并在他们之中传播者一种民族忧虑情绪。因为没有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们无法知道该混入者的最后命运，但是这一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明确的，即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职业的“挑拨者”，而且社会人群也为这种职业提供了市场，因为社会逆差心理的负值性特点使人群的被辱情绪急于得到发泄和解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未曾卷入过民族间的仇恨。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民族情绪仅仅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阶级内容，更不必然具备进步意义。中国目前正被卷入一股开放国门的热潮中，全民族对试图进入这快大陆赚取利润的外国人表现出令人感到拘谨不自在的热情、慷慨和大度。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长，人们的期望目标严重受挫，这个民族会不会转而产生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呢？ 这是个难以轻易下判断的问题，但肯定是中国民族最危险的一个举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认为或早或晚，或规模大或规模小，仇外情绪总会有所表现。很可能出现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外国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为被传媒渲染为暴力强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但是，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较平稳地度过艰难变革期，并且在国际真诚援助下进入良性循环（不出现大高潮大低谷），那么上述情境不过是恶梦而已。中国已经跨上了世界的列车，世界也被捆在了中国的列车上。这时，民族矛盾更多的以经济的矛盾的替代形式出现，是不公正国际经济结构的反映。 中国社会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指标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的巨大落差和城乡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缩小并且正在逐渐扩大的严酷事实，这两项负值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据“美国知音”记者的报道，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的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表现在他们开始痛恨一切官吏。对中共的咒骂和队官员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又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能借以发泄的媒介无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乡村发展所必须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愤怒爆发。 农民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动荡的“高危”群体。 一个单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不存在类似问题。亚洲的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１０％的规模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项目是符合人权法则和公平法则的，但是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这是一项后患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耗能的农村工业品只能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为。农村采矿业的肆无忌惮地发展对国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村办煤矿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对有色金属矿产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引导他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电冰箱生产厂，告诉他这是农民办的“乡镇企业”。邓在极表惊讶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错觉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破坏性的原始工业盲目发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员的无知，实在是出于无奈。真正了解农民，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因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们挑战！ 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层。攀比心理的基本特征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的意识中存在一条均等线作为衡度自身和对象的社会地位标准，并且仅仅是单向地向上攀比，对超出均等线以上者产生强烈忌恨的同时对自身产生被虐幻觉和怜悯。 局部范围的相互攀比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之发生在同一阶层内部或两个阶层的衔接部分，它的基础是对荣誉感和尊敬感的歧变型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这是中国和前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因为人类没有先例，很难判定它的最终变化方向是什么。 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时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护以及社会没有颁布明确的反平等纲领则是辅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求，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结果和性质评价也是两方面的。在主观上它要求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平等去，在客观上它从意识上把不平等的事实确定了下来，它完成了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过渡。这种过渡一旦完成，社会攀比心理将立即转变了它的存在形式。 如果说纵向失衡必然产生愤怒，而愤怒必须得以宣泄，而横向失衡则只产生忧郁，忧郁根本无法宣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危险的情绪。因此有的专家称它是阶级仇恨的初始状态和原动力，或者至少是阶级意识生成的培养基。 横向失衡心态的持续存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旧式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意义不大的朦胧的社会冲突，那么由这种心态培养起来的新的反对派则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斗争目标，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宣传对象以及依靠对象和同盟者。当这种失衡最终转变为某种觉悟时，社会冲突也就具有了阶级性质。 在中国访问时发现中国人最忌讳讨论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官员们矢口否认有这种可能的存在，他们只是低调地谈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心理，讥笑自己民族意识上的不开化状态。中国心腹地带的河南省和湖北省曾发生过几起偶发性的农民集体对抗政府司法机关的案件，对这种现象所显露出的社会未来趋势的端倪，最明智的官员也仅仅表示了“不平则鸣”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阶级分化趋势也是茫然不悟。一位自称是“死硬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学研究生解释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大陆和台湾。他本人虽然对中共持不新任态度，但是坚决反对台湾的脱离中国的企图，如有必要，他愿意为此而投入战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热情的爱国者。 中国统治者中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敢于毫无顾忌地大讲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大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恐怖。这是他晚年犯下重大错误的意识上的原因，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只存在一个半阶级，即名为资本主义而实际上与资本并无联系的工农劳动者和并非资产阶级却代表国家掌握资本的干部阶层。干部阶层并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但是毛泽东仍是个有先觉才能的最智者。面对一个平静的极少波澜的社会，他的平民意识和被虐幻觉却非常浓重，他为未来中国无可避免的阶级分化而深深忧虑。他终于发动文化革命，不能排除他试图组织这种趋势的可能。 中国现在仍未完成阶级分化，只是有了贫富区别。但是一切迹象都在表明阶级分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因为贫富的区别之大，已经不能再用知识技能和勤勉程度的区别来解释贫富区别的发生原因了。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已经公开承认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法性。这样，依据对资本的占有程度而形成的真正贫富差别将会出现。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鼩避的事实，即社会分化过程与改革的过程是同步状态，同时开始，同时完成。应该说明的是，与两个过程结合以后社会应进入一个高层次文明期，这是形成的阶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阶层，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必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和对抗，它们可以也只能共生共存。但是从对社会财富的拥有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上看，他们完全是严格定义上的不同阶级。 中国的情况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特殊条件，它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走别人已经走通并取得成功的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材料，目前中国公众民有资金的总额已经超过了两万亿人民币元。这个数字大约是国有固定资产价值额的两倍。而在改革初始的１９７８年民间资金力量只是国家资本总额的１／２００。这种变化和这些数字的意义是深刻的，它至少说明了４个问题： 1. 改革的实际结果与它的初始设计已经发生了分离。 国家力量被相对削弱，而民众资金力量却迅速崛起并变得越来越强大。改革不可逆转，而且改革的方向已完全脱离了指导者的主观意志，呈自然运动状态向必然目标自然运动。 2. 依靠国家公有资产是社会全体成员保持大致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基本运转方式的变化无可避免。 3.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民有资金向资本形态转化；民间资本的自然运动必然重复资本由积累到积累集中的过程；以资本占有为依据的阶级分化成为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臆测。 4.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社会斗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决不能武断地说这个过程一定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对中国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偏下的人口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除人力以外所有资源的匮乏，特别是发展的不均衡，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要求社会安全必须以低水平的平等作为保护。当这种平等一旦被破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以及社会进步都将遭受毁灭性破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正常的进程，发生在中国就是一场民族悲剧。 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理想而斗争的献身者，他们也在为这种悲剧的可能出现而焦虑不安。从目前中共决策层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去分析，他们似乎企望依靠“宏观控制”这个手段去强行扭转某种趋势的发生，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力量只服从利益的指挥，而国家已没有力量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支配民间资本。即使可以这样做也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从长远看这类措施如同割自己的肉去喂食对手，力量对比将更趋恶化。 宏观控制的基本含义是用经济手段作为杠杆去调节“力量”的作用方向，也就是用利益去指挥力量。一种悲观的估计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做这种调节的物质力量和最佳时机。宏观控制的另外一些做法是把另一种力量引入经济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名称是“权力”。用专制或不讲道理的手段强行阻遏、导引、中断某种有害进程，例如中断民有资金资本化进程，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断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目前的中国急需权力的干预，因为社会和它的人民还没有做好面对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的准备。 资金资本化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显，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正在对此进行顽强的抵抗。双方斗争的焦点和主战场是在国家银行，即对国家银行保有的资金的争夺上。 中国公众手中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国家银行（中国目前尚没有私营银行，但已经存在秘密的地下资金拆兑融资市场，这是又一个危险来临的信号）存款的形式存在的， 存储余额已达到1.4万亿人民币元和约１００亿美元。这股巨大“力量”的进退和取舍实际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国家之所以能够使社会基本上仍按传统的运转方式运行，保持着有控制按计划的改革程序，或者社会之所以仍然能维持安定和秩序，基本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在目前仍由国家以低利形式占用。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股力量不再安分。首先是新的一轮经济开发热潮引发了新的一轮价格上涨，与城市居民密切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已超过１４％，而银行储蓄利率仅为１０％左右。两相对照，中国民众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储蓄看似安全实际上却在逐日贬值。他们开始惊恐不安，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成熟了。政府很可能希望利用一下民众的惊恐，促成部分资金转化成社会购买力，从而不仅刺激生产而且刺激市场。因此在压力下政府坚持不做出类似调高利率的动作。但是１９８８年的抢购劣质日用品的风潮完全没有出现，僵持的结果是民众的觉悟和反叛。在观望了几个月以后，民间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先是抢购黄金和硬通货，随后即转向有利可图的其它各项投资事业上去了。民众的考虑是简单而又实际的，他们不愿看到这一笔节衣缩食积蓄的货币被无形掠夺，他们渴望着笔钱的保值和升值，因此，他们的背叛以及寻找投资出路是无可指责的。 另一方面，经济开发热潮不仅刺激了对资金的渴求，而且为资金迅速获得高额利润造成了数不清的机会。国家的宏观控制措施是银行能够提供的贷款数额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机会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于是，经济开发的热衷者们开始转向民间渠道去筹集资金，而民间资金也恰好正在寻求出路，供需双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民间投资财团。 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民间投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民有资金时既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又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凶狠而不预留后路。它们以高出国家银行一倍至两倍的利率无限量地吸引零散资金，并立即把这笔资金投入赌戏中。风险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内即获厚礼的地产投机是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赌博游戏。 很多迹象表明，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诱惑在这场资金外流的风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原则上一切集资活动必须由银行批准或提供担保。在过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银行机构的利益独立化和合法化，这就为叛卖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联合反叛，参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企业及部分民众。国家银行资金大量外流，私人资本却在投机和哄抬中成倍增长。这个过程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已经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或这种反叛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过程。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掀起的地产投资热潮中，已经有数额巨大的台湾资本卷入了进来，在台湾本岛已经形成一股对大陆地产投资热，台资登陆的范围已不限于沿海的几处滩头阵地，中西部多处都插上了台湾资金的旗帜。冠冕堂皇的口号是爱国与合作，实质内容确实赢利赚钱。如果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台资壮大而告终（概率极大，凭其资本的雄厚和经验的丰富，大陆资本绝少取胜的机会），那么这一过程将涂上可笑的政治色彩。台湾的一位新闻界人士面对着台资登陆曾调侃地说：大陆已经光复！ 国家政府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难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开展对资金的争夺，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相对降低，由此而发生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业以维持社会稳定、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等一系列目标肯定会落空。然而以通货膨胀或增大财政赤字、印制纸钞的办法市民有资金发生事实上的贬损，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张胆地掳掠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叛。仅仅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抢购大风潮、物价狂涨大风潮和随后必然引发的政治抗议大风潮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崩溃。类似的过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运行过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这个可怕的过程了。 西方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这样不仅可以使地产投机和债券投机等泡沫经济的有害之火自然熄灭，而且可以减缓物价上扬速度，是社会安定程度加强。更重要的好处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等同于社会变革速度的减缓，这样可以赢得一段缓冲时间，使民众的心理意识得以从容地适应和转变。 这个建议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国政府仍难以接受。在主观上他们似乎非常忌讳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过“热”的情况，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在指导上发生了错误。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目前也难以承受低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速度一旦减缓就会形成连锁性反应，市场、生产、财政收入、企业亏损、债务以及对外资的吸引等问题都将无从解决。仍然是那个基本估计，这个国家已跨上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它决心忍受一切牺牲和困难在车子上坚持住，当车子到达终点时，人们盼望着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良性循环将从终点站开始进行。 李鹏总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之后曾对国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合作与和解的口号：勒紧裤带。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全民动员方式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在一列奔驰的快车上坚持住不被甩下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牺牲。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企盼中的终点站将难以到达。 由此我们想到了共产党的另两件传统武器：思想说服工作和权力。 如果思想说服工作不被滥用为思想恐怖，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中共干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劝导并服从全局利益的。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结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圆其说，随风转向并带有不加掩饰的压迫震慑色彩而在民众中引起了心理上的厌恶感。加之干部中的一些人作风腐败，已经很难以身教人。但是无论如何，思想说服这种社会工作方法是可用而且必须要使用的。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国性大饥馑和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说服全社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的。那个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暴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在面对民众时，他们必须做到诚实。诚实，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民众。虚假的乐观就是欺骗，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许再一次蒙骗民众。 当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分化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制度，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议员来确定自己对政策的选择。即使如此，政府近凭良知也应该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众的。 无论是否承认社会分化或阶级分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企业的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们的生产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至类似逃税或提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较量， 而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 李鹏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双紧方针”，财政与信贷大规模紧缩是对市场的一次良性压迫。在增强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良性调整，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采用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能耗和产品成本。只有企业在这种良性压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术更新。以产品的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紧缩了的市场参加竞争时，企业的利益才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鹏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业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疯狂，１９８９年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业强行进入无资金无市场生产引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企业为进行非法竞争采用仿制滥造手段引致全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非法竞争只要能够赢利就具有了导向作用，一批循规蹈矩的企业主管人员因“无能”或无胆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业职工弃用。李鹏的两年经济调整期没有引发全国性企业技术意识增强和技术革新热潮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避免另一次无奈的调整期的到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企业即它们的代理人——地方观念浓厚的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运作过程也许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下， 决策圈子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争论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松动”却是悄悄地发生了。 中央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向不应是针对民众或银行的出纳台，它必须首先用权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权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地方的制约更简练有效，因为它可以仅凭结果而不必寻找证据就对干部予以处置。当一个地区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认定“行贿”是合法行为时，法律尤其显示它的苍白无力。 据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们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体力劳动者都认真地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的一些官员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熟练地背诵马克思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警句。但是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那里竟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可惜，没有人为此而忧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的官员悠然自得地说：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把牢供求总量平衡这道关口，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是的，顺利地完成“过程”。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一旦这个社会分化出不同阶层的话，它们之间很难采取共生形态，阶层之间的斗争很可能以比较野蛮的形式进行。这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灾难。 横向攀比心理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必然性意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由一般性社会情绪向危险的爆发点发展。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恰好是社会分层状况的衡度计。 在初始阶段，表现为一种向上的情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上层社会”的圈子，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以能进入这个圈子为荣，富翁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成为社会的时尚，被先是城市后是乡村的人们争先效仿。高消费品成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超出购买能力的追求高档消费品成为一般家庭的苦恼。 社会分化的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是：专为社会上层人士设置的消费场所的建立。例如，私立学校，高收费诊所和舒适病房，贵族体育俱乐部及高价精品商场等等。这些场所的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提供高价然而是舒适优良的服务，它们的出现的客观作用是为上层人士提供了彼此熟识交往的社交场所，使这些人数虽少但却富有能量的人物得以组合成“团体”。 发展阶段，表现为一种沮丧或绝望情绪。黑社会犯罪组织、嬉皮士青年和落魄文化人团体大量出现。对服装的追求是两极化趣向，奇装异服、肮脏衣装和华贵西装都拥有大量的喜好者。酗酒现象将相当普遍，开始出现城市型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在这一阶段社会下层人物已经不再关心政治，但是针对社会的报复和发泄性的犯罪行为开始发生，特别是类似对公共建筑物的爆炸、纵火和投毒等恶性案件将时有发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往往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姑息和同情，舆论和道德发生分裂。 可以确证社会分化已进入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因为经济困窘而发生的离婚案件和由一切原因构成的自杀案件数量急剧上升，非遗传性精神病发病率增长明显。 完成阶段，社会表现出沉默和消沉情绪。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皈依宗教的人数激增，秘密政治团体、激进的文化人团体、城市武装小组相继出现。非法的或合法的反对党成立并有不断壮大的趋势。 在上述关于个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没有列入军队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特殊表现，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军队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难以做统一的特征归类。而在事实上军队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是十分鲜明的，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衡度计测试社会的变化。随着不同阶段的临近，军队在政权中的地位、对文官政府的权力制约状况、纪律、职业化和官兵关系等方面都有着方向特定的变化。社会分层，军队自身也会出现裂痕，但是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反叛的情况只有在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时才会出现。 中国目前已进入社会分层的初始阶段，这个判断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令人吃惊的是它在进入这个巨大历史变化的前沿阶段时表现出来的积极、兴奋和迫不及待，几乎所有的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显现出来。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所能做出的合理解释是社会对于进步的本能性迎合和渴望，因为一个贫穷的又及庞大的社会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里竟人为地保持了统一而没有发生社会分层毕竟是非常不自然的。（城乡之间以及干部和民众之间已经具备了分层条件，由于同样的人为原因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离）。 但是，社会分化的速度过快和民众态度的过于天真和乐观，实在是蕴含着台大的风险。因为当完整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各种变化以后，社会将在惯势作用下，加速度地进入下一个分化阶段，光中的心理根本来不及做出调整，无法接受哪些接踵而来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政府大约会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反击以安抚民众，但是这类反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可能取得效果。 因此，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社会在进入分层的第二阶段时，社会环境将发生恶变。不仅一般的对抗行为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而且某些至应该在第三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特征性行为也会提前出现。 激烈、政治化和非理性，很可能成为中国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行为特点。 无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制止社会的这种自然滑动，因为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它是无法扭转的。中国人曾做过努力。１９７８年开始进入改革进程以后，几任政府首脑和当的总书记都非常明智地甚至是带有预见性地对社会的“堕落”进行过严肃的斗争。这期间曾开展过几次以净化道德、纯洁意识为目的的社会性运动，包括重提学习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以及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等，如果再计入先后几次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然而，这些社会运动显然带有太多的官办色彩，最热情的一方是政府本身。关于这些运动的效果，官方与民众的评价也相去甚远。官员们在对外国来访者的谈话中坚决否然这些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似乎一切都是满意的。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却乐于看到官方的努力付诸东流。 幸灾乐祸是一种对抗情绪，也是心理是衡的反映，无非是以恶毒来发泄而已。 承认分化并找出造成分化的加速度进行的真正原因，这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应该致力的一项工作。 西方的专家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观念上犯了一个重要错误，他们似乎根本不能理解政权内部也有一个利益对抗和分层问题，而且这种对抗是一种天然行为。 中国人正在重犯他们的祖先在纪元前一千年时的“错误”。周天子裂疆封侯，是因为中央政权没有力量有效地治理如此广阔的疆域。因此天子给了公爵、伯爵和南爵们以相当充分的自主权，调动他们开发封地经济的积极性，希望枝荣而本固，中央政权和中央之国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奉因而更富强。但是事与愿违，演化的结果是诸侯纷争，百家争鸣，中央政权一再衰败终成傀儡。 中国人人为那个时期是本民族最值得骄傲、最辉煌的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权，层层架空。当最终失去了权威和中央控制之后，生产发展了，思想学术空前繁荣（诸子百家即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迅速进步，由残酷的奴隶制过渡到比较文明的封建制农业社会。 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的是简政放权，给地方或企业以自主权和积极性，其出发点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荣而本固，或用《人民日报》引用的民谣语言：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 在改革初始，中央政府即规定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收益分配原则。１９８３年这个原则又被具体为“个人拿小头，企业拿中头，国家拿大头”的指导性分配方案，各地方政府甚至用文件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大头和小头”的百分比率。但是，十几年的执行结果却是大头与小头的倒置。国家的相对贫穷和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问题发生在观念上，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化竟使政府主持者陷入认识的误区，他们天真地认为在共同理想的大旗下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天然一致；而不是天然对抗！ 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牺牲地方利益去效忠，特别是当官吏任免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后，地方官吏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基础。他不再和国家或全局利益有任何道义伦理的关联。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这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家将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拔权和任免权交给急切盼望迅速致富的地方上的“人民”，又将选择企业主管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干部权绝对是资产权，因为一切干部从来都只向直接有权任免他的“人”负责。干部任免权的这种变动，从一开始就表明中央政府决心牺牲资产国家所有制的完整，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率。或许中央政府仅仅想到了效率而对其深层后果茫无所知，不懂得干部任免权的迁移完全等同于资产所有权的迁移，企望从新增效益中由国家收回“大头”。这是天真的。党指挥枪是因为党有决定干部命运的权力。当党中央放弃这项权力以后，枪只能听命于各个山寨中的“山大王。”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曾被各级地方干部虚夸浮报成绩的恶劣行为气得捶胸顿足。如果按照下面上报的“成绩”进行估量，中国仅仅再用３、５年的时间就会“超英赶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梦想。毛等人后来在经济指导上一再犯错误，肯定与地方虚报成绩有关，他们无法看到真实。３０年以后，中国的地方基层干部仍在向上封锁，但他们这一次却是瞒报收入、产量和增长。瞒报的目的无非是封锁财富以利己利地方。中央政府仍无法看到真实，低数字汇总隐瞒了超速增长的客观事实。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分配有两个古老的公平原则，即按劳分配和按资本占有产品。当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中前一个原则从属于后一个原则，即通过劳动来分享和占有生产成果从属于按资本占有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完全具有了资本主义公平准则的特征。 中国是否已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它的国民讲清楚。一方面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断生产出来，并不断积聚成富裕和贫困的分化，另一方面又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国民。观念的虚幻和无依据，与现实的残酷和不可逆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旦虚幻破灭，社会将处于受骗被愚弄的绝望之中，一般公众和干部的心理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小平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必须时刻警惕“舆论导向”问题，绝不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官办传媒却从两个方面极力使邓的意见发展为一种错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向社会灌输虚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争权的战斗中。一位德国游客在中国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抱怨。这３位国营大企业的主管人说，他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力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他们强烈要求与私营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中国官办电视台却不受约束地为他们提供讲坛，而官员和公众听到这些宣传几乎全都无动于衷。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的结论；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能够存在吗？ 取消社会主义，在将来是否可行暂不去讨论，在目前是绝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仍然是人们的心理承受问题，当有一天一切都从基础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天真地以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主义中。受蒙骗是凄惨的。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梦呓般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是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茂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的选择。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时间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又一道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分社会既有的公平制度，而这样做要对效率做出限制，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自由竞争能力。这样做能够不招致地方和企业的抱怨吗？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常常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的艰难，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政府的人民性。人民在分层分化，政府绝不能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方去领导或开辟进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须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一边，对社会的进步做出限制。 英国记者达尔文·史特写道：这个政府不会产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断制造出悲剧中的人物。史特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或许能够使人们增加对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增加对他们的尊敬。 中国在进入了改革进程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关系因此不得不做出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组之中。 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虑、无所措。社会心理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脆弱。无定向的局部变态失衡心理成为又一种主要心理特征。这种变态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存环境，造成人格的自我污损，而且作为改革的伴生物，它间接或直接地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裂度。 局部变态失衡心理在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义情绪、破坏性抗议行为非职业化倾向。 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期间，一位参加绝食抗议而体衰被送进医院的大学男生对前来探视的李鹏总理讲述了他所以要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原因。他说，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学生们沉迷于出国留学、搞女人和赌博性娱乐，他和他的同学们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位大学生的话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中国没有宗教生活。人们的信仰来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着。问题是人们信仰所寄托的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脱于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大千世界，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人们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会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为社会提供的是具体化为毛泽东语录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毛泽东的话由于其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特点而不具备成为一种宗教的条件，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中国会发生信仰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危险的。邓小平曾极力使中国避免这种危险局面。１９７７年他在重新掌握权力之前，立即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泽东思想的形象。４月邓给华国峰写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稍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来指引我们前进。” 邓是否在那时就预见到了以后将发生的信仰危机，我们无法确认。但是邓显然在第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即他必须做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将产生一个副产品，即严重损伤毛泽东的形象，破坏人们对毛的迷信和崇拜，从而动摇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信仰。两难，投鼠忌器，邓在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两项工作有说服力又合逻辑地联结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伤害毛泽东。 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关联：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政治上搞垮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最后捍卫者——华国锋派别，这样做将否定毛泽东是一尊神，毛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这个观念播入了全国民众和党的意识中。信仰的政治化在这时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性为就不得不伤及信仰本身。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峰就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是确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的１０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这些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的错误。平反的材料完全一边倒，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这个“新社会”受到迫害和打击，而毛不仅是在认识上陷入了错误，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损伤，毛与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决策原则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许多内幕材料被披露出来。要命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词，他们把自己涂抹得无辜又无邪，忠贞而又善良，但他们受到了毛本人或共产党的打击。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讲清真实，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舆论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在８０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试图为历史作辩护的言论都受到舆论的抨击，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拿着一顶顶“保守派”的帽子给人乱扣。从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脚来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国知识界的不成熟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毛泽东个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损本不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形象本身也欠真实，沾染有过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寄托着一种人民已经接受了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它的任何损伤都是对社会信仰的瓦解和动摇。 毛泽东不同于中共历史上的陈独秀和王明。后两个人的错误也导致过中共大批党员改变信仰，但中共最坚强的一小部分人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因为陈独秀和王明并不能代表共产党强硬派（毛和邓都是这一派别的骨干分子）所坚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们的错误丝毫不能说明这种思想必然要破灭。换一个说法就是，陈独秀、王明以及一共十个反党宗派首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或叛卖、或逃亡、或犯下左的右的错误，都与革命的主线无涉。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按照这条主线的指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条主线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遥远的、文不对题的、欧化的，这个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的形象受到损害时，这条主线也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从现在看，这或许是中国在摆脱文革走入改革进程的过程中付出的最大牺牲。因为这条主县（它是一条能够延续的生长中的线索）的另一个名称是：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当这条主线的某一段落变得模糊难辨以后，中国人向前继续迈进时将方向不清，道路不明，犯下更多的错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清楚的。中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或日本、欧美走过的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贫穷、文盲众多的国度，它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延长线走下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如果说不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必要的否定中国就无法迈出下一步，那么仍有必要对这种牺牲或痛苦的副产品做出限制，使它不至于产生波及面太大的灾难性后果。进行这种限制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及时塑造新的偶像以代替毛泽东的位置。 从原则上看这或许是愚昧的，是反现代文明的，但是从实践看，这样做对于中国却是绝对必要的。中国的明天是走向现代文明，然而它的今天并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必备条件，它必须首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否则它就永远也没有了明天。明天或许是孩子们各自独立生活，但是今天他们必须服从家长的管教，否则他们无法安全地长大。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指手划脚地加以指导，这是可笑的。因为它们在达到比较高度的文明之前也走过一段愚昧、野蛮的道路。愚昧、野蛮是文明和进步的基础和手段，这是世界历史所讲述的一个浅显道理。 中国的现实需要一尊新偶像。但是它似乎错过了这个机会。 邓小平坚决拒绝出演这个历史赋予他的新角色。他公开说出来的理由是反对现代迷信，他认为领袖个人迷信给党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是巨大的。邓小平就曾深受其害，他先后两次被无端地逐出中南海，都是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决定了，邓甚至没有申辩的机会。 邓厌弃新的造神运动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与华国峰的交恶。华热衷于接受民众和干部们的阿谀恭颂，使邓终于忍无可忍，他本来是有可能迁就华的无能，允许他继续担任一个名誉性虚衔的。 邓大声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比较可靠的民主决策制度。他推举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但很快又取消了党的这一重要职位，令胡改任新设的总书记职位。这个职位的含义仅是一个会议班子的召集者而已。 无论是对于胡耀邦还是对于胡之后的赵紫阳，邓小平从未给予过公开的个人赞颂，没有过人为地为其树立威望的举动，这不能解释为他对这两位年轻者的不信任，而是他避免为党选择一个个人色彩太强烈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人很容易被捧到一个不适当的高位，形成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局面。但是，邓在１９８９年彻底引退之前，他为党的另一为总书记江泽民格外加上了一个突出的头衔——集体领导的“核心”。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领袖、权威以及树立必要的个人威信的问题上，邓是否在认识上曾陷入了一个误区以后又有所觉悟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变化发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后，这个事件肯定会给邓某些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位英国记者在北京事件发生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面绣着“国务院监察部”大字的深紫色旗帜的后面，缓缓地走着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这些纪律的检查维护这也公开地违反了纪律，向自己的领袖们进行抗议。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当这个国家失去权威以后，一切似乎都乱套了。 邓小平如果接受他的一些同志的建议，建立起个人的更大的权威，那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 中共的另一个判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党坚持认为，在文化革命的疯狂和混乱中，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没有崩溃，生产之所以没有完全停顿，是因为有了党的存在。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整整两年里中共在组织上已经完全瘫痪了，也没有地下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而恰恰就在这两年中社会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达到了最热烈最疯狂的程度。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组织。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落后，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众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为，它肯定带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当这种“迷信”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妥协比斗争更明智。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明的领导者和所有知识分子都渴望在这个国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如此。他们聪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学是从争论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条件的。事实上，社会真正处于这种局面之前必须做出重大牺牲。首先牺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继之则是权威和秩序。春秋战国，战争持续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农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和容忍这种局面吗？ 毛泽东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亲手作过两次试验。第一次或被点燃以后立即就烧向了共产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灭了它。而第二次，他连扑灭火的力量都没有了。 在信仰问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时，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会迅速地涌入以填补真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两年前的清明节事件平反，这是公正的。但是那次事件毕竟是民众自发地对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的蔑视和攻击，平反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造反”受到鼓励。这之后的一系列学生风潮和抗议活动不能说与此项平反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中共中央出面为一次民众的政治反叛活动正名，这肯定是为后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随时都会选择的自由政治方式。 １９７８年以后，许多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涌入了中国。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开放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结果，中国让出了空间，为它们开辟了市场。 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新鲜的思想和理论不断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些在异国土地上生长出的花朵。记住，异国！不同的水土条件会生长出不同的果实。 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例如要保持共产党以党执政的政治格局等等。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稳定所必需的，那么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从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国的，因为这些理论产生的土壤上并没有诸如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类条件。 西方的任何理论，包括纯科学的经济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在进入中国以后大致会起两个作用。一是与这块土地上的政治条件发生冲突，如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设计等；二是起到诱导和启发进步的作用，如许多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说和现代管理观念和方法等等。人权思想的启发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直接指引中国人走上发展的道路。它们只能在被中国人自己加以改造以后才会成为有用之物。马克思的学说是辉煌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它的改造利用，它在中国也仅仅只能停留在辉煌的水平上。它至多唤起几个勇敢的反叛者，但反叛不可能获得成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目前也需要再造一个“毛泽东”。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至今无法看清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决策层的组成情况。毛泽东向来对高级知识分子嗤之以鼻，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度，只有了解工人和农民的人才有对中国决策的建议权和发言权。毛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偏激的，但是绝非毫无道理，因为这是中共几起几伏终于取得全国政权的留血经验的总结。毛的告诫应该为他的继任者们牢牢记住，绝不能给予那些有学问但不了解中国社会地层状况的人单独做出决策的机会。赵紫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几位留洋归国的青年才子对他鼓吹管理就是生产效率。 并由此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极热闹的“优化组合”热潮。优化组合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种系统优化方案，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完全是一种非政治的通用管理思想。但是，当这项纯技术的管理措施被引入中国的机关和企业以作为对从业人员和干部进行重新组合的依据以后，它立即就被生命力更强的中国底层社会固有的政治所操纵和利用了。“优化”被普遍地改造为“净化”。有权势的基层领导人借此机会排除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人，净化自己的权利环境，清洗报复举报者和一切对权位造成威胁的人。权力被“优化”以后，不再受到监督。一些优化后的领导班子出现集体腐败趋向，公开的行贿受贿行为开始发生；另一些净化后的班子又开始了“同志”间的新一轮权力竞逐。 管理新技术的引用，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加强中央权力的统驭能力，相反，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基层单位却加固了割据、离心力量，使中央政权对地方和企业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降低。 这是可笑的，然而也使中国的一种真实。人们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真实状况以后，立即就会对那些怀有优越感的，试图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和训导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产生极度的厌恶。 １９３４年，中共在与它的敌人蒋介石先生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把溻的１５万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译者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而把领导班子中的农民知识分子，桀骜不驯、出言怪异的毛泽东放逐到远离权力的山区去了。权力“优化”或“净化”的结果是，仅仅八个月时间，中共的根据地损失了９０％，红军主力部队被迫开始了长达１万公里的大逃亡。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也使用了两名德国军事顾问。但与德国人相配合的却是土豪出身的地方军阀和更优秀农家子弟统领的黄埔系正规部队。这种组合很难说是优化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者。 在失败以后，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是一种“信仰”转变的过程。从笃信遥远的普鲁士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坚信身边的中国人毛泽东。他的后半生始终是克勤克俭地按照毛的指示而工作的。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独立地自然地完成了由洋到土的转变，他并没有转向毛泽东而是转向了他自己。而这个“自己”又恰恰与毛泽东完全一致，邓因此被列入毛的宗派组织成员而被放逐。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这种信仰的建立不是由于天才的出现，而是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本身提出的需要。 作为个人，邓对毛是保持独立的。因此他可以在对毛的个人缺点很不以为然的情况下笃信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当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提出一整套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的理论时，他实际上是在作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持续性发展的工作。 信仰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认证面临着一次转变。抓住机会，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思想体系，即获得了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就能保持统一并获得发展；集会放过，任由德国的、美国的、传统的或超现代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参与决策和招兵买马发展势力，这个民族很快就会遭受重大挫折。 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受到挫折。如果几千万吃不饱的矮个子中国人经俄国而进入欧洲大陆就食和寻求发展，那时就是欧洲人的末日。在中国问题上，世界的最佳选择是既不干预又不“帮助”，即不用那些漂亮然而对中国无用的思想开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自己的事情。 作为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后果，职业行为的非职业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不断毒化和污染社会生活环境，又会进一步动摇社会的共同的信仰。 职业行为非职业化一般被区分为职业道德堕落和职业权力利益化这两大类，而在具体行为上实际并不存在区别，例如，以权谋私的警务人员实际上也是背叛了职业道德，而漫不经心的医务人员常常是因为没有利益的驱使。之所以要在类别上做出区分，是因为它们的行为主因和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在发展趋势和解决途径上也完全不同。 以权谋私的非廉行为从比较单纯的角度看，是社会管理的必然性缺陷在行政行为上的表现，属于物质的或技术范畴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无法反映社会的属性或社会道德气氛，任何国家几乎都有此类问题的发生。中国的报纸大量刊载西方国家发生的诸如：吸毒、艾滋病、官员受贿、极端性宗教活动和官场丑闻、金元政治等等，并试图以这些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甚至做出西方社会正在衰亡的盛气凌人的预测，这是既无根据又十分浅薄的。上述的所有社会丑恶在中国大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而且发展势头迅猛，一两年之后肯定会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但是我们却无法据此做出中国社会已经腐败的结论，因为类似官员非廉和社会腐化等问题，仍可在技术范畴内考虑解决。 公正地说，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官员的廉洁状况根本无法与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前比较，在那一个长时期里这片大陆是纯洁的、干净的，共产党曾为此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其经济发展逐步市场化并有着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景，你能说社会在退步吗？ 社会主义是纯洁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肮脏，这是中共的一个误解。当他们用这种误解去误导公众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众对社会变化的承受能力，公众必然会因看到社会出现肮脏现象而对那个唯一的执政党产生无法解释的愤怒。 对权力不能进行严密监督和妥善管理，权力必然会成为谋利的手段，在任何国度或任何性质的社会里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因为从法律上不相信道德对权力有约束作用，所以比较注重从制度上规定除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措施，权力还不能够任意胡为。而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订，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这或许是文化传统或观念方面的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用人哲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荒唐可笑的，可中国自己却认为只有如此才符合道德规范。错的一方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所有哲理名言都是在非商品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中国人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商品经济社会。 用几百双眼睛日夜不停地紧盯权力，中国人慢慢就会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开打出不信任的旗帜，严格内部检控制度，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道德的。不信任就是一种督促和保护。 中国大陆目前出现了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这并不可怕。因为这个现象与社会阶级分化的其他现象不同，它除了说明管理观念落后和管理制度需要改进以外不能说明其他的任何问题，更不预示着社会将发生可怕的恶变。当然，因为腐败而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也会因此发生规模很大破坏严重的社会风潮，但这是对执政党管理无方的抗议和惩诫。一般地说，事态过后，社会仍会按照既往的步调发展下去。 但是，如果官吏腐败问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能获得解决，并且有蔓延之势，那将是中共真正难堪的时刻。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如果出现了反对党，那么它的头一条政治主张一定是反腐败。它不仅要以此为纲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且要把腐败这块招牌牢牢地挂在执政党的脖子上。这是世界各国普遍上演过的政治悲喜剧。 改善吏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官员不敢或不能任意行事。中国现在的难题是不能轻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动作几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缘。 邓小平在７０年代末重掌重权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大力加强民主建设，但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响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求共产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邓小平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 中共以后在全国进行了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目的除了要稳定社会，制止不断发生的学潮以外，更主要的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在１９８７年邓与总书记赵紫阳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健康、顺利、深入地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划清界限。 无论在什么事件和从什么角度去看邓与赵的这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打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优势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 中国的社会公众又一次做出了非常奇特的反应。不知是出于错觉，还是计划步骤本身除了问题，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应是恐惧。他们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安全和职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的确，包括“优化组合”在内的用工制度改革意在砸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铁饭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以充分表现了出来。 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像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人多少有点儿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 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未能在这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中国人将真的要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 １９８７年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一个谜。邓领导的这场革命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触动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将予以回击，而民众的利益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做出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难等各方面的让步，仅仅在两个基本点上要坚守阵地，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终身保障制度和心理上获得的社会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击到这两个基点，那将是改革领袖们的滑铁卢。妥协是必须的。 这两各级点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时只能在职工已获得的利益基础上作向上的调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线的前提下拉开贫富差距，而不是打破平均线作有上有下的调整。中国社会固有的复杂有力的权力辐射效应使社会成员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经济性质，民众在自己基本利益不被触动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泽东已经给了民众的东西，邓或其他的人不能再拿走。中国在１９８７年以后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毛泽东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这种情绪。 １９８７年改革是同时向干部的“铁交椅”和一般职工的“铁饭碗”下手的。作为有资格的中国领导者，在作者中设计时应预想到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可获得各种保护，铁交椅在短期内难以打破；一般职工缺乏保护而使针对他们的改革立即就会成为事实。这种“时间差”实际上使这次改革蒙上了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挑战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众下手，使贵族精英意识还是单纯的计划不周？ 另一个谜则更令人费解。在此期间中共的宣传机构却在极不准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获得了社会的同情和热情捐助。诸如此类事迹在报刊上被大力宣扬，这是明显的误导。改革的冲击与人们心理上的承受力之间有着必然矛盾。正确的宣传应该是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正确的幻想，而不是以虚假的事是来鼩避矛盾或麻痹自己。要明确地没有任何误解地告诉社会公众：这个国家使贫穷的，不仅无力解决许多儿童的医疗费用问题，而且也无力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关于个人生活和保障的许多问题上，你们将不能依靠国家和社会，你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 承认这一点对中共是痛苦的，这个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毕生的愿望是让全体公众都过上富足的无忧虑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将来才会实现的理想。而现在，国家和社会绝没有这样的能力。 要把真实告诉民众，使他们的心理得以必要的锻炼，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机制的“转轨变型”，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传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又很难。他们必须不断宣传社会的“光明”，以维护社会人心的安定。又是一个艰苦的两难选择。 在结束本书的叙述之前，我们无可回避地要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或预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设计能否按期实现？中国政府将在社会危机发生时采取什么对策？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对策的社会价值，等等。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可能性极低，这几乎是一个充满风险、不断冲突、挫折、错误甚至是激烈对抗的过程，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形成发展与安定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如果政府的对策正确、全面且有一定预见性，社会完全有可能以妥协的方式消化矛盾，使对抗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最大的或最现实的危险来自于中国决策集团对社会发展的错误理解。在处理危机时，意识偏差将导致对策失误。这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和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但是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条件对中共是极为苛刻的，它们不允许这个执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及关键时刻犯错误。任何类似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过程的中断。 我们已经反复阐释过，中国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反馈机制的条件，虽然新的领导人力求对决策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咨询、论证、预演，但是决策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传统色彩，这又增加了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 如果说传统的意识上的偏见是决策失误的陷阱，那么中共在引导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遇到下列几个伪装得极好的预设陷阱。 1.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钥匙，速度与安定同步运行。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的计划，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 中国十几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正处于旧的结构和体制趋于瓦解而新的可以替代的结构和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关键时期。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新结构和体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里能够生产出来的，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才是有效的。因此，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使就结构迅猛崩溃，而必然滞后的新结构尚没有生成，社会将发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空白期。 如果说双轨制已经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苦恼，那么双轨都不起作用的空白期将是更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双轨时期不同利益集团都可同时获取改革的红利，那么在空白期与各轨有利益联系的社会集团就同时失去了依托，开始从左右两方面夹击中央政府，政府将因此而举棋不定，动辄得咎，宏观一再时空、微观早已失控。 这仍然不是最危险的，因为仍由政府作为缓冲物存在。当左右两方面越过政府而互相攻击时，社会就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了。 ９０年代开始以后，中国政府曾对公众许诺要“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政策举动的信号，并未见实际举措。因为这个问题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结果，除非实现全面倒退，否则无从解决。在此之后，全中国迅猛地掀起了股票投机和地产投机热潮，政府却并未加以认真的制止和引导。炒股动辄就是几万元的赔赢，这不就是更明显的“分配不公”吗？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决定引退时，曾面嘱他的继任者们要慎重从事，保持国民经济年增长６％——７％的发展速度。１９９０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十年规划”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６％左右。这是明显求稳的速度规定。如果考虑到“七五计划” 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７.８％的速度，那么实际上就是要使经济发展适当放慢速度。邓的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调节经济增长速度有两个旋钮。一是资金总投放量，二是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给予刺激。由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则，中央政府对这两根缰绳都无法勒住。中国经济就像一匹急躁的劣马，任性地狂奔而去。据最保守的估计，１９９２年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１１％以上。 中国人经常能够创造出奇迹，在那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许他们不受某些陈腐规律的制约，能够保持超高速度的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稳定。 2. 市场机制万能论与国有大中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和热点。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文件称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１９９２年预计中国财政赤字将超过２５０亿元人民币（应为２３６亿元——译者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既开源又节流，意义是重大的。 前苏联各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实行所谓“硬着陆”，既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变或改造为企业所有、集团所有或私有，限制国营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开辟和单轨化创造条件。 中国人虽然在搞“软着陆”式改革，但是苏联人的设想也正是他们的设计目标之一。改造国有企业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也是改革从此走上歧路的重要契机。 中国目前并不深刻了解市场经济。他们或许看到了市场机制刺激生产的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致命缺陷尚无深刻体会。试图单纯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去弥补不足，是十足的书生气和天真。 中国企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它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保有一个门类齐全的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有企业力量。组成这支力量的企业只能有较少的自主权。 实际经济生活与模型论证有巨大差别。按照模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完全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态，而且也只有这种自发调节才能达到最优态。这是不错的。但是必须记住，模型的建立是排除一切干扰的，如同物体在真空中运行一样，这种理想结果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全部条件获得完全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自发调节必然造成巨大荒谬和极度不合理的结果，而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它不可能“完全满足全部条件”。 在中国旅行时，每当听到官员对我这个来自商品国度的学者大谈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美妙作用和神奇功效时，我都为他们的浅薄和偏颇感到沮丧。毛泽东先生曾多次讲过他的干部缺少辩证法，我发现毛的这个评价正在得到印证。如果不能保存一直强大的国有经济力量，使它们担当起部分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作用，社会的商品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协调运转，在中国这个刚刚开始向市场机制国度的国家尤其如此。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产品生产，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的参与，它们只能服从计划而不服从利润，服从全局而不服从本企业的经营指标。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它追求的是政治、文化、教育、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这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了几百年以后才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市场机制在完成除经济指标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时，都是间接的方式，甚至为了利润而牺牲其他目标，例如环境恶化、教育偏颇等等，中国在进行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时，应避免重犯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 经过近４０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建成了一个国有的工业体系，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独有的优势。由于这个优势的存在，它可以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例如，资金投向的分散化和轻型化，调剂劳动力市场的无能为力，基本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非均衡产业结构，受价格导向的市场与生产的短期行为等。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尤其需要国有经济力量在安置失业劳动力、调整分配收入差距、吞吐物资、平抑价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对这些企业进行经营机制的改革，给它们“自主权”，无异于纵虎归山，使它们各自成为自己的王。中央政府再企图指挥这支分散的军队时，必须予以收买，而这笔费用要比用于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的费用大得多。 毛泽东有句至理名言，现在几乎成了西方所有政治家或政治野心家的座右铭。毛说：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的语言虽直率而简朴，但其内涵却耐人寻味，显露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心机和老辣。这句话等于告诉了你一个稳固政权的全部统治术和经营秘密，你要善于指挥自己的力量，而不要为这些力量所左右，即不用自己的受打自己的头。 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也许要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才会重新回归毛泽东。 3. 打破“铁交椅”和干部选任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在总结自己的治理经验时一再强调说：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靠的就是两支干部队伍。（指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中培养起的两代干部队伍——译者注）。干部队伍基本稳定是政权建设和社会安定的同一语。 在现代化进程中，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出政治参与要求。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起自于基层的政治参与要求的目标不可能指向对中央决策发生实际影响，更多的指向则是对中层以下各个职位的干部的任免撤换。社会成员中政治参与的动机和社会利益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有挫折感的社会成员希望干部能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相应的同情和保护政策；而对新的经济生活比较适应，并且积聚了一些财富的社会成员则要求任命那些更有魄力推行改革措施的干部，从而不仅使他们的财富得到保护，而且能为增加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要求都具有合理性，因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使社会安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中共目前推行的干部选拔方针，除了固守的传统标准以外，更偏重于选拔“开拓型”的干部，这与社会正在迅猛“变型”的过程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省的主要官员为这类改革开拓型人才，那么一个任期之后这个省的各级干部都将按照“类聚”规律调换成同型的人选。这样延续下去，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由谁去代表呢？ 按照一般规律，当一派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有表达渠道时，他们不是改变自己的要求或压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开辟非正常渠道伸张出来。这类非正常渠道队社会安定造成的威胁是巨大的，它包括游行示威、秘密集会、地下组织和建立党团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常常出现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手段。 既然有利益的分野，就必然有政治主张的对立舆斗争。与其采取压迫手段使这种政治斗争社会化和秘密化，不如选用更利于谈判和妥协的方法。社会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游泳池，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家。各派社会成员都在政府中或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代表们之间相互影响、协商、谈判、妥协，使社会稳定地获得发展。 中国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众团体和组织，如社区组织和独立工会等，这又减少了利益缓冲的一个层次，从而使权力机构多元化更显得必要。 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还有更为重要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和现代观念也开始生成和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反权威意识和自由化主张。从而与代表统一、稳定、权威的政府官员发生天然性的对抗。 非常难办的是，从表面现象看，在对抗中占理的一方并不是政府官员们。因为当社会公众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要求和评断各级公职人员的素质时，他们可以从中剔选出许多观念和行为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生活作风、效率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袒护同僚甚至有个别的以权谋私行为。剔选的过程有时伴有举证，有时仅为单纯性的厌恶，无论有无举证，都能形成舆论。 这是一次非常容易卷入错误的机会。迎合舆论，迁就民意，是错误的开始。公职人员和干部队伍应该逐步更新观念，并通过内在机制匡正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但不是动手术般地割除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此时，“无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职人员处于“被告”或“被挑剔”的地位所造成的，并非整体的堕落不堪用。另外，干部队伍在观念上适当落后是一种保障社会安全的正常现象，对此亦应有正确理解。 政府公职人员从整体上体现着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因而也代表了全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队伍本身不能获得安定，那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反过来就要对社会的安全发起挑战。因此，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刻设法保持基本干部队伍的稳定，与他们对话，并在权衡利弊之后对他们中的某些“把柄”采取姑息性的既往不咎的政策。而在变迁结束政权稳定之后，政策可以相应严厉一些。南韩、台湾等亚洲准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过渡期。 4.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愿意声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因为改变政策往往是务实精神的体现。中国是个例外，它的政府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或许这是某种原则精神或尊严感的体现。 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是层出不穷的，政府作为解决矛盾的对应措施，只能不断更新和调整，自己否定自己，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不必算数，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有些政策在推行时是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做出承诺的，这是为了使社会放心地接受并执行它，例如中国在改革初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几十年不变的政府承诺农民将不敢在承包地块上作资金投入。当着类政策没有与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政策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惯常定式，它也会自然延续。 另一类政策则要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改革初期制订的“反投机倒把条例”中的许多条款是违背商品流通规则的，现在早已因其不适宜而废弃不用了。进行这类调整时就不必承认“错误”，因为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变动各项政策，就如同驾车者要随时扭动方向盘一样，哪一次的向左或向右都是正确的，因为车子在向前走着。 有些政策的变动引起摆幅过大或缺乏论证会使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形成失望感，这会成为一些人与政府拉开距离的心理原因。例如在邓南巡之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相继制定了鼓励在职职工进行第二职业的政策。此项措施的用以无非是希望职工多一条增加现金收入、对抗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出路，减缓因分配不公诱发的社会矛盾；但同时也是职业道德发生堕落的一个合法原因，弊端许多，绝非良策。 类似的一些在头脑热胀时推出的政府决策大多将以个别人承受指责而被政府废弃。 5. 善意的宣传诱导。 对于政府来说，宣传的唯一指导方针就是公正地尊重事实。舍此之外，任何其他动因的宣传都应归入“误导”之列。中共在北京事件中已深切体验到了误导宣传的巨大威胁，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相当一部分宣传一直在起误导作用。 对于改革或政府执政的成绩进行宣传从来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似乎难以提高民众士气与信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民众一般只对自己能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成果铭记于心，而对官方喉舌的宣传并不刻意去体验。因此，官方的热情宣传自己只剩下两个副作用，或误导民众产生过高的期望值，或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况且，中共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过去曾受过很大的损伤，宣传效应已经下降，加大宣传量或增强宣传力度只能向反方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对“大跃进”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对“大好形势”的宣传，文革中对“伟大成果”的宣传，虽已被彻底否定，但民众心理上极自然地会把同一宣传机构的这些杰作同现在的宣传联系起来，从而排斥现在宣传的真实性。 中共执政４０多年来对民众最大的一个误导是劝说民众相信“奇迹”。它在推动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诉民众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最终都没有产生奇迹。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未能够接受宣传上的这一系列教训，它现在又在宣传“改革会创造奇迹”的思想。改革不会创造奇迹，它只会指引社会走上艰难的但会得到正面成果的道路；相反，奇迹思想却会危害改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全部源于对奇迹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华国峰的“洋跃进”，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对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开发热潮等等，均属于政府缺乏成熟的表现。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决策者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或没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简单化框框。只不过，‘革命’在这里换成另一个说法——‘改革’了”。 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和解，将北京街头设路障和放火阻止军队进城的“暴徒”宣传为大多是有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一般市民开脱肯定是善意的，但这不是事实，无益与市民的自我检讨，也使世界舆论对北京政府的宣传产生不信任感。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事件结束一个月后，北京市五个城区共收审“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罪前科案底的仅有１９０人，（指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两劳”人员──译者注），占总数的７．３７％。这个数字和比例虽比这类人员在同龄市民中的自然比例为高，但在“暴徒”总数中却还是“极少数”。在宣传中夸大这类社会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不利于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总结。这个材料之所以能够披露出来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宣传倾向激怒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主管监狱和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该部门的主管官员魏相如（音）不满地说：事件中闹事的前罪犯仅占五年来放回社会的同类人员的１．０８％，说明挽救前罪犯的社会工作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当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半官方喉舌披露出来，这是中国宣传政策发生松动的一个例证。宣传上允许讲不同的事实，是保证宣传的公正性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船抵进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吧，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国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引起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 向富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对自己的民族迟一种正确的态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而不适当地夸耀自己的进步，误导民众产生狂妄情绪和民族优越感，则应视为宣传的失败。 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富裕和强大的程度，与周边国家相比较，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常规海外作战能力（指军事力量——译者注）都是很低的，但是它正在通过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如果它的国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狭激烈的民族情绪，那么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就已经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它在自己继续进步的过程中将遭遇到强烈阻遏和预防性限制，这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经济进步盈余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的最重要的经验和体会。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卓有建树的领导人，那么毛泽东远比邓小平幸运得多，他是在一个宽广无比的历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挥洒着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计、修改设计初稿，在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个性的色彩。而邓却没有这种条件，在他当政时，历史已经把中国逼入了一条狭长起伏的险路，他只能引领着自己的党和国人亦步亦趋地沿着历史预留下的这一条唯一生路艰难走下去，稍一错步或失足，就是整个民族的颠复。 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基本风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乐观精神。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自己都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设想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邓之间即完成权力交接，中国的情况将与现在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邓之间确曾发生过一次言词激烈的个人冲突。在一次研究制订农村工作政策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按照中共党史权威的解释，邓当时完全是善意，而毛对于权力过于敏感。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当时既没有抢班夺权的欲望，历史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安排。历史知识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将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经过磨难的邓小平，也不会是现在的邓小平。 历史为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了他们。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远也不要离开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 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 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对中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 一 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 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 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 人类已经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 我们不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 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可疑者的名单是长长的一列，如果我们认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公正的，它没有屈服于强权者的意志（事实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联合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局面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说，几乎已构成了联合国的历史。）那么这份名单上已开列出下列国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北朝鲜、塞尔维亚、红色高棉……。潜在的名单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贫国家。 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国组成“安理会”，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 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 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 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理造成的吗？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去制订呢？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 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想。 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 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从来的统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但是，从来的这些权威改革家推动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灾难甚至正是由这些改革引发的。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中国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当他一相情愿地企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时，他使他深爱着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从而使这个伟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贬损。 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两个要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所以，统治者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因因相循，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变。 哲理，我们得出了促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三个限制性条件：不是单纯性受国际潮流影响的，而是发自本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经济、政治要求；不是出自于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体；不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 在这三个条件中，我们排除了外部因素对变化的激化影响，也排除了内部组成因素中贵族与贫民阶层对变化的主导作用，仅留下了“社会优秀品级成员”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并将民族与社会更新变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在这一阶层成员的身上。这并不等于说外部的与内部的其他因素对社会改革变化毫无影响，事实上，因为所排除的两个因素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往往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左右任何变革。但是，由于对这两个因素加以克服、限制和利用，可以在策略和技术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有理由不予考虑。 这里，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优秀品级？ 三 我们的地球是这样狭小。目前，拥挤在这个小小的星体上的人口已达５５亿，据最保守的估算，再过３０年（２０２５年）人类的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１００亿。 所有的民族，我们未来的１００亿地球居民都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他们要吃要穿，而且要求富足，要求发展，甚至他们还要求奢侈的虚荣心和自尊感，要求自己过得比别人更好从而支配别人，这个基本的动机就迫使各个种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疯狂滥用和肆意开掘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并且毫无顾忌地随意污染者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据最乐观的预测，人类最终能够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开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懈地奋斗３００年！３００年后，地球上有多少人口了呢？ 前景黑暗得令人不寒而+B！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自己将活不到那一天。 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和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的膨胀，另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人类赖以摆脱危机的唯一文明方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却相对缓慢。于是，这样两种作用力相背的力量就以极大的张力背离而去，撕扯着人类社会整体，像一根绷得过紧的皮条，最终会因达到极限而被扯碎。 人类社会整体被扯碎，这意味着什么？自相残杀因而由于热核武器的使用而同归于尽？ 上帝既然缔造了人类，将不会再让它毁灭。或者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在冥冥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们在创造人的初始以及人类不断更新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举着那把捍卫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 这一法则强调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更注重的是适应。只有那些与世界相适应的个体、群体、种族或国家才当然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力。而落后或不适应者，只有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的权力，无权要求其他！ 世界发展到今天，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边界仍被尊重和承认，但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信息不断流动的大系统，其内部的阻隔和分界早已被冲得摇摇欲坠。因此，落后的民族国家在开放的世界系统中完全无法保持其自身，它们将被无情地改造、同化、消灭或者废除，从而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优化做出令人痛惜然而是必要的牺牲。 上述观点是本世纪初叶生物学派思想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虽然偏颇但却接近真理的结论由于希特勒先生的荒谬鼓吹和血腥实践而变得臭不可闻。然而战后者５０年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未放弃过同化别的种族的政策，而落后的贫困国家从自身的悲惨处境中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或者已经看到了更加悲惨的未来，从而发出了改造自己挽救民族的呼吁。这或许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性改革洪流最本质的原因。 作为一种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有两种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确认。 首先是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二战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种学说作了善意的改造，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伊甸园式的辉煌理想，并且由这种理想出发产生出深及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一整套治国安民措施。领袖和子民们都深信沿着这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即可以达到光明灿烂的理想天国——共产主义。问题在于，无论各国的共产主义理论与方法存在着多大的冲突和歧解，它们的基本实践却是相同的，即在思想方法上鼓励克己，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抑富扶贫。 共产主义思潮曾经在世界上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它不仅被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所认同，而且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在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在竞选期间被老一代政治家们攻击为共产主义的朝圣者，因为他在年轻时曾热衷过参加某类政治活动。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学说确曾获得过重要的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突然急剧降温了，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停止活动以后，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恶魔的同义语。绝大多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废弃执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造。 但是这并不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失败。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理论，它极其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事实上，就在共产主义在东方示微的同时，马克思学说在西方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热潮，几乎全部的金融经济理论都在马克思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得以更新、改造。抑富助贫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克林顿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柱即为向富翁们增税！ 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另一种思潮即民族生存权力和民族平等权力的泛滥。战后，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作为旧的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对延续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清算，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近几年，国际政治地理的变化无不与民族问题相关，只是由于国际地界早已划分完毕，因此民族独立和自决的斗争方式才以国内政治斗争的方式进行，但其激烈程度并无稍减。不仅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相继分解，而且分解后的国家又面临进一步的分裂风险。民族问题在西方工业国中也有强烈的表现。 从国际政治或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荡这个世界最终按照单纯民族的标准划分成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国家时究竟是一种灾难呢还是一种福祉？作为一种人类固有的原始情感，民族情绪应该被看成天之信条得到充分尊重并进而成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准则呢还是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忽略、削弱、批判？ 目前，民族问题至少已经出现了下述麻烦，使国际大家庭根本无法按照一个公正的标准或统一的尺度发表相应的意见，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对民族自身造成损害倒在其次，这种状况的延续最终将使世界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最终削弱公正或国际公理。 民族问题与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时，任何处理办法或解决方案都是不公正的。在历史上，南非无疑是黑非洲人民的土地，但白色人种至少已经在这里进行过二百年的开发治理，谁更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阿拉伯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如果按照单纯历史的标准去评断，则更是一本烂账。历史是漫长的，土地曾几次易主，究竟应该按照哪一段历史去仲裁？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始终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正因为与这个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而才引起了诸多争端，使问题极端复杂化。 其次，荡民族利益或民族生存地域与政治地理边界发生冲突时，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呈现出是非不清的混乱局面。 再次，当古老的民族情绪被具有现代色彩的民权意识所认同时，历史公正甚至是人类自身都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在人类的情感发展过程中，除了原始情绪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人的情感基因之中以外，情感发展还呈现出对这种原始情绪是而背离时而回归这样一种曲线式前进的样式。每一个周期都应是人类更远离原始的自己。鼓吹民权思想无可厚非，但这种鼓吹应具有历史进步性而非鼓吹倒退。 最后，因为国际政治对抗中对民族意识这个工具的反复使用，使它自身不仅得到强化而且发生了多种形态的裂变。特别是当这些变异了的分枝被嫁接到一株株濒死的老树的枝干上时，远缘的和近缘的各种遗传因子共同作用使它开放出强异的花朵，鲜艳、灿烂又邪恶万端。例如，当民族解放的理想、热情与伊斯兰远古经典和习俗传说相结合时，就产生出其式汹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冲决一些国家政府用权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坝，漫卷而去，它最终会吞没掉什么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寻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 民族意识已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难以排解的矛盾和麻烦，它总是和战争相联系，这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实。但是，民族意识的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定势。作为战后（或者说全部人类文明时）的一种重要支配性力量，它必须得到承认、尊重，而且它势必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整个人类。 战后的全球政治运作和力量演变，实际上始终是由上述三种重要思潮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相互联合的运动构成的，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进步性的根源，也为世界各个组成部分最终能够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无法判断这三中思潮中哪一个更合理更具进步性，因为随着时间地点的迁移，它们都在一身扮演着英雄和败类、进步与倒退、维护者与捣乱者这样两种角色。但是，当这三种思想潮流渗入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且以法律条文或社会倾向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时，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就使得被考察对象具有了鲜明的特征，而且客观地显示出它在人类整体前进的过程中和民族进步的旅途上所处的阶段性位置。我们因此不仅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现状做出理性判断，而且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它的未来走向。 这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的为以有效的宏观手段（它的基础是微观的技术分析报告和数量统计报告），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见并且不设理论上的任何标准。 四 在战后，东西方在严酷斗争和对立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接受了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并分别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不仅间接地说明了冷战和对抗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联系，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对真理性认识的趋同倾向和服从本能。 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因为各国均把马克思先生的学说改造成土产货品而被差别所掩盖了。差别不是尘土，不能因为要显示思想的光辉而将它抹去。实际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够变异成土产时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 大多数国家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试图恢复思想的纯正性，并用正统的所谓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这时，思想变得苍白而且荒谬。 东方阵营是以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形式去实践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学说与本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沿习、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值观念相结合，甚至还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兴趣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也正由于各国在嫁接马克思先生的思想时它们所采用的母本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开放出的花朵也就面目全非，各放异彩。因此，这些表兄弟之间更多地表现出衣帽服饰的近似而并不能真正形成由血缘亲近感维系的完整体系。在每个独立个体的身上都无可掩饰地保留着它们的历史继承性。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几乎就是沙皇俄国传统的新版本；中国的封闭、孤独、骄傲以及宗法观念和体制，甚至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样式和手法上，都能清晰地影像出满清王朝时代的印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宣布自己改变颜色以后，仍未能成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传统角色，既受东方大国的压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驯顺，又时时刻刻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难以泯灭的仇俄心理。朝鲜（这里指朝鲜人民共和国——译者注）同样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严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坚硬；另一方面它又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求得邻近大国的保护，对此而心安理得毫无难堪之感。在历史上，东亚这个半岛国家与其邻居的关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的中国盛唐时代。 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 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 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 二、 质量问题。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 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 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 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治立国，前苏联在发展其国内某个工业或经济项目时，其基本着眼点并不是国内生产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为着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仅仅是为着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说明政治选择的正确而全力以赴制造的虚饰。当经济成绩或工业项目被当成工具使用时，因而影响了它的质量水平。 结果之工业建设成绩的综合影响，它的考核标准不在它是否瞬目而在它是否实惠。当一项工业成绩与民族经济的整体水平脱节时，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另一个灾难性结果是盲目的成就感堵塞了民族更新进步的道路。当１９５８年苏联领先于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它的人民也就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丧失了对国家政策的批判性检讨的能力。 与经济建设成就相比较，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各国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却显得十分不平衡。一方面是在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教育、卫生、艺术、哲学和科学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使这些发展难以为继，当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除了继续给这些方面以道义支持外而不能再予以财力支持时，已取得的发展立即呈萎缩或下滑趋势，倒退到它们各自在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支持下应有的位置。 以中国近期发生的事为例。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初级教育普及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网络，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了不起的成绩。但在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国家的财力开始分散，合作医疗网络迅速崩溃，城市职工公款医疗的体制也即将解体。农村儿童失学大面积发生。为维持学校费用而向农民集资已招来并不富裕的农民的埋怨，如不维持学校则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危机，实际上，政府已处于两难境地。 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由于进入了一个误区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政治领袖甚至普通选民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轨道以后政治建设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进度，并且这种超越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更强劲势头。 这是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的最荒谬的解释和滥用。马克思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反复表述过自己的见解，即社会改造和民族在政治上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成就。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发生歧解，这位哲学博士甚至冒着被政敌攻击的危险而武断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的文化、精神、政治发展的指标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即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阶段相适应。 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们始终对这一问题感到迷惑不解。先师的教导如此明白无误，不容置疑，为什么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另一条歧路呢？中苏长期对立，向来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在以发展精神文明为手段和借口毫不痛惜地扼杀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挂出政治第一这面旗帜的时候却如此一致？ 进入８０年代后期，在改革的反思中，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卫士们在勇敢地承认自己犯下的过失的同时，都对当时之所以走上歧路罗列出一些客观实在的理由，这些理由表明了犯错误的苦衷和不可避免性。其主要理由是国际“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侵略和颠覆阴谋，外部的压力造成了内部的失误。 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美国及西方各国在５０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时期）也先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黑暗”时期，其理由也是共产主义威胁的陈词滥调。 问题在于，西方为什么能够迅速克服它的错误，没有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东方就一直拖延下去了呢？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东西对抗，全球冷战或者是几乎要毁灭人类自身的热核大战的危及都已经过去了，西方并非无可指责，东方亦不仅仅是扮演了受害者。如果整个人类由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全额收回补偿，因为它将指引我们顺利地毫发无损地渡过接踵而来的其他危机。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上帝，我们也将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诸如前苏联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对马克思学说独立地做出的选择，并且怀着钦佩与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在实践这一学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并没有换取相等的成果，甚至把他们自己拽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但是问题不在于学说本身，甚至也不主要在于当权者对学说做出了不正确的或者是荒谬的解释，全部问题都应归结于命运，而命运就是各个民族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它们各自的历史以及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条件。因而任何选择都不是依照理念去决定的。中国大陆与台湾隔绝了４０年，两部分中国又分别由敌对的两个政党执政，但是假以时日，再过４０年，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部分中国的发展轨迹竟是如此相近似，甚至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都相继在两地上演。这就是历史和传统的魔力所在。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学说的引进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更新改造以及国家政治结构的重组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执政党在国民中强化进行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教育，长达４０年，这一阶段“教育”在民族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决不会以空白的形式出现，当这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后，国民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退回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初始时期的水平上。作为一座桥梁，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将为中国民族的前进起着历史的与现实的作用，因为在４０年代中，它已渗入了整整两代人的血液中，称为国民性的一部分。 五 上帝并没有完全剥夺穷困者生存的机会，它交给了他们一件翻身的武器：后起优势因素。 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悲惨然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场面：当穷兄弟们挽起臂膀试图以集体对抗、共同抵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悲惨性处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无所得，甚至适得其反地使自己的国家的发展进程逆转或断裂；而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敞开自己的国门热情迎入国际资本时，（此种行为和政策在６０、７０年代被普遍理解为经济入侵和丧失主权），并在引入资本方面义无反顾地同自己昔日的穷伙伴进行针锋相对的竞争，虽然自己宝贵的血液会令人痛惜地流失，但是以牺牲部分利益换取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工业体系的建立、管理人才的长成以及国民观念意识的更新，从而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起步。以南韩为例，这个半岛小国再经过近３０年的努力以后，已经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它不仅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向更贫穷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资本扩张和非平等合作，而且在某些重要产品领域早已具备同日、美等强国开展竞争的能力。（由专家预测，到９０年代后期南韩将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劲敌，而日本早已从美国手中夺取了相当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资本掠夺一旦由殖民方式变化为资本扩张方式，这种掠夺方式就明显地具有了两利性质。资源分布不合理以及财富的方式不公正是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角落的普遍现实。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在承受痛苦和牺牲的同时充分利用落后国度固有的后起优势因素。 后起优势指低消费水平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形成的商品出口优势，以及由前两者共同构成的优越的投资条件。一旦这种优势因素在政治上得以确认和国民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认真地在国际商战中成为致胜的砝码时，可以认定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 我们常常惊叹中国人的智慧，它有一句充满哲理而耐人寻味的格言准确地揭示出世界的这种变化趋势：水往低处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经济地貌上的洼陷区，像水受物理力的支配由高向低流一样，资本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受利润的吸引汇向这个低洼区，并最终有可能填平它。 资本输入具有两利性质，指的就是这种交流的客观结果。实际上在资本侵略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野蛮、破坏、干预，甚至会引发政治的动荡和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际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润是建立在对方利益的基础上的，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意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理念上，而且已经成为谈判的基础和获利的技巧，所以合作气氛已经开始向轻松的方向转化。 然而由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企望，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策略。而拥有资本的一方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投资生利条件，必然对合作伙伴提出超经济的要求，并对这块获利土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因此，毒化合作气氛的基本因素永远也不会消失；合作伙伴间将开展经济、文化、道德、政治多方面的冲突和斗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引入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上将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实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当然会加强国家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的地位，加快开发步伐，但这意味着对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几乎没有适当的缓冲空间和时间。除了刺激国民情感，忍受巨额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本民族脆弱的工业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必须指出，当经济重建和改造工程结束以后，伴随资本和技术涌入国门的管理意识和政治观念将被国民所接受，从而形成与新经济相联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或直接夺取立法权和司法权。 现代化进程和民族更新改造进程都是痛苦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进程开始以后必然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阵痛。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决定了冲突的形式上的差异，或流血或和平，或渐进或突变，但因为关乎巨大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则是相同的。 有意思的是，在改革的国际潮流冲击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门首先是由当政者亲手打开的。但它们在引入希望的同时也在开门揖盗，向自己宣战。中国的改革领导者常轻松地说，国门打开了，飞进几个苍蝇有什么可怕的呢？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中国的更多问题将在以后陆续出现。 加强国家控制，限制现代管理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堵塞这种管理意识像政治权力浸染的道路，或者保留政治权利对经济改造和外国资本的命运的最终判决权，这一切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两个：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发生冲突，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加大和资本生殖环境的恶化，从而削弱本国在吸引资本上的竞争力。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进程能够吻合，甚至能够成为一种保护力量，那么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也只是阶段性的。南韩的全斗焕将军和台湾的蒋经国将军在他们的生前或身后都发生了权力交割。能否把这两位独裁的将军评价为英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是，一方面是他们在运用政治权力完成了民族工业的改造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权力交割后人民对他们的独裁专制行为的批评和审判，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明智的政治家，是本民族最智慧的指路者。它的一句名言准确低阐明了削弱资本竞争能力和放慢技术引进速度后国家必然面临的悲惨处境。他说：“落后了就要挨打“。他的其他同僚们甚至讲出过更具刺激性的语言：落后将被开除球籍！意思是将有被从地球上消灭的危险。能讲出这样语言的人无疑是清醒的。以中国论，如果在目前进行的一轮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竞争中失利，而它的真正宿敌俄国和印度这两个庞然大物肥壮起来以后，那么他的处境和命运将是可想而知的。伟大的中央之国像一块肥肉，处在虎狼的包围之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正在崛起的东南亚各国），它将无一日可以安枕。 正因为进退两难甚至进退都会失据，所以在经济体制变革、国门开放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造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任何一次政治的失误，不同集团利益关系的失衡，或者一个足以刺激国民情感的微小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激烈的内部冲突。在两个利益集团得以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冲突会演化为内乱或战争。 危险源即在这里。 六 本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却维持了近５０年的和平。据各国政治家的一致推断，这种和平局面还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和平的出现不是核威慑的结果，它只是表明，以争夺殖民地为主要内容的旧的战争条件已经逐步消失，而以保护环境（生存、发展、投资等方面的环境）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战争条件尚未完全生成。 在这半个世纪中，局部战争却此起彼伏，无一日宁静。除了单纯的国内党派或部族战争以外，反有第二国参与的战争或是旧战争的残余，或是带有明显的新战争条件的色彩。以美国为例，越南战争的目的是阻遏苏联势力在南亚的扩张，阻止东南亚各国在被输出“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多米诺效应。这场战争不具有任何经济色彩。而布什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军事干预行动和海湾战争，其经济意义则是首要的。特别是后一场战争，如果任由萨达姆将军吞并科威特并威胁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从而掌握住世界可供输出的石油的大部分份额时，全球的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会发生灾变，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主张对此进行坚决的干预和制止。这场战争表明了新的战争观念和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环境。当然，受到环境恶变的影响而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美、日和西欧这些经济大国。如果旧式战争被人们冠以“肮脏战争”的恶名的话，那么新式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义性或公正性。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是因为在做出决定时人们根本不愿意或无暇分神去考虑伊拉克方面的辩解，不去考虑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分离是否公正。人们注意的只是这一事件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即公正（或公理）的现实性、限制性、片面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与强权无关，因而又具有公理的属性，但它将在许多情况下与人们观念上的公正标准发生冲突，当人们按照自己认定的公正去行事时，常常背离国际社会的公理或公正准则，这种背离如果严重地损害了既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长环境，那么接下去的只能是制裁和战争。 近年来联合国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国际事务仲裁人的角色，虽然在仲裁时往往沾染上浓烈的强国意志的色彩，但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大家庭多数成员的支持。对此，中国人常常以弃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保留性意见和不得不屈从的令人敬佩的克制。外交姿态的灵活性表明中国对自己实力认识的客观性，还反映出对国际公正的理解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特别是美国人之间存在着重要距离。中国是个大国，它的任何举措都会产生国际性影响；中国有是个发展不足、有着深厚传统色彩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必将在观念领域与国际社会发生多方面冲突，观念上的冲突又产生重要的国际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战略理论制定者将中国视作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源的原因。 消除这个危险远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支持中国人取得经济体制改革（在后一阶段将包括政治体制）的成功，顺利地实现转轨和软着陆，并从此走上平稳的自然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幸运。 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大部分公众都得到可见的明显好处时，社会才处于驯顺和稳定的状态。而当社会的下层民众的极端性情绪被社会上层政治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时，而且这种合力将使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产生断裂或逆转时，就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如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它虽然以青年知识分子强迫共产党交出执政权的形式出现，但它真正的原因却是市民阶层对社会进程产生的阶段性不适和恐惧。青年知识分子是飘散在社会上空的云雾，他们不代表谁，只是反映社会的情绪并从混乱中希图达到自己的一些意义不明的目标，如言论自由、自由派报纸等。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社会进程的力量恰恰是执政的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共产党中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西方绝大多数政治家却没有看清云雾下的真实。 目前的中国，中间阶层即商品财富的真正代表“优秀品级”尚未发育成熟，上下两层社会势力之间没有形成坚固的隔离带，一旦社会进程发生重大挫折或某一事件诱发了下层的恐惧和愤怒情绪，将会发生真正的麻烦。 中国的情况较之俄国更险恶，因为后者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国民教育程度和政治规则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远比前者优越，且没有庞大的人口之累，所以危机发生概率要小得多。中国经过近１０年的改革进程，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不平衡是普遍的。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中央控制与地方分权倾向、社会原则与经济刺激手段，获利者与一般民众，矛盾错综复杂重重叠叠，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数量巨大、低教育程度、未充分就业、经济生活窘困得高密度人群中。可以说，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是部分失误，危机随时都会发生，风险将伴随始终。 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已经起步，这一进程已无法逆转。一旦这个过程断裂，整个世界都将卷入一场灾难。所以，世界要帮助中国，中国也要帮助世界。本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公众文化心里以及社会经济运转的秩序、特征和支撑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目的是使我们不仅能了解今天的中国，而且能清晰地辨清明天的中国的大致轮廓。 我们将再回到那个老问题上去，世界的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对世界环境构成威胁的国家将具备哪些条件？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美国海外用兵六原则。 第一、 除非特定的交战或时机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极关重要，否则，美国不应在海外把部队投入战斗； 第二、 只应在具有取胜的明确意图的情况下才投入作战； 第三、 实施作战应具有明确规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四、 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估计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第五、 这应得到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在国会的代表的支持； 第六、 这应是最后一着。 “六原则”以限制性条款的形式出现，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使用上的收缩、慎重、有效和克制的倾向。在前苏联解体以后，尽管世界上局部争端此起彼伏，但美国人并未充当假想中的全球安全宪兵的角色。 但是美国人并未立地成佛。海外用兵虽然是“最后一着”，但仍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自然延伸的手段。 六原则的第一条即对美国“国家利益极关重要”是启动工作程序的按钮，一旦触及它，其余原则则完全可以从程序上或技术上得到解决。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爆发了战事，杜鲁门总统迅速做出了出动海空军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当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先生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通知时，他留了眼泪。他说：“感谢上帝，这次不会重犯上回的错误了。”舒曼先生想到了二次大战前英法两国没有及时制止希特勒这段历史。 朝鲜战争也成为了历史，但是人们关于灾难或潜在灾难的概念并没有改变。这一概念在今天包含下列含义： 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由非逻辑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财政破产、非民主化的政治结构和决策方式、不理想的人权状况，以及由上述因素引发的国内国际的动乱或战争，而当这一切与大规模战争手段如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联系时，国际干预将不可避免。 于是，我们必须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