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的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挲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这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 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我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啊。”她欠身用手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也是。”
    “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
    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
    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
    “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
    
    “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一样心满意足地睡了。
    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个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上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
    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我们三人在月色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她褪去衣裤，仅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燠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吴林栋从我眼前像只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之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的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  流漾的线条。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在酣睡。他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大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像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扑地而死。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厌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了。
    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友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是一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间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户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慵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
    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
    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个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转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
    “贾玲，贾玲！”
    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攥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产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
    “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
    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 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个把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了其它栏目，领 着我们去妇产科。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色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的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那个男大夫站起来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
    一个小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亲热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
    “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
    潘佑军狼狈不堪。
    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
    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
    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
    医院院墙外也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
    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 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
    “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
    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
    “你好像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
    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  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
    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也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抬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愣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
    “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
    “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得我含苞欲放呢。”
    “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个女孩不错，今天不巧你来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啊。”她转身匆匆走了。
    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
    “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
    “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
    我说着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
    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
    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
    “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
    “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嗑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
    “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
    “行行，不急。”
    “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
    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商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
    “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上——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  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 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发觉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憾。”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的。据我所知，吴 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感的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我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次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其实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在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给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
    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了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扣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在办公室我还戴套袖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欣赏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有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
    “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啊？”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５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 这家店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厢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厢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喁喁私语。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吗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
    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
    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她在我指定的床上很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没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楼里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只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刻却是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入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
    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角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的手用指甲掐我。那疼痛真是钻心。
    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像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
    “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非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啊。”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像我逼着你结婚似的。”
    “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
    “我觉得不是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你才发现啊？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
    “真他妈烦人！”
    “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了？自己后悔，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赃。”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
    她背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
    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事了——那就说明我……动了情，你说我会后悔么？”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
    “我能相信你的话么？”
    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多一个子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
    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
    “是不是没朋友啊？”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未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她对我说她父母是唐山大地震给砸死的。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杆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舍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户很窄很高，还是双层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黢黢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前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
    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枪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
    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在着深仇大恨似的。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以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抬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灰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式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笨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乜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
    “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一新窝？”
    “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
    “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
    “你是不是阴冷啊？”
    “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
    “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
    “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
    “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
    
    “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
    “我觉得你无耻！”
    “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
    “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文化程度。”
    “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字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万个是假招的！”
    “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啊。”
    “……我是真的。”
    “对对，你是真的。”
    “你不信？”
    “没说不信，信。”
    “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过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困了睡，醒了就聊天，不分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
    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我们没有未来。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我们失之交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
    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
    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
    “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
    “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
    “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啊，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
    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
    其实我对孩子也不感兴趣，但她既然已经激进在先，我不妨多表现出一些传统价值观。
    
    “孩子还是应该要一个的，一个家么。”
    “不不，坚决不要。人家说了，有孩子夫妻感情就淡了。”
    “谁说的？”
    “人家。我想也是，有了孩子你就会对孩子好不对我好了。我不能容忍我们俩之间有这么个第三者。”
    “还是要。现在可以不要，将来一定得要，否则老了怎么办？”
    “将来也不要，永远不要！就我们俩，一辈子，老了我伺候你。”
    “万一你死在我前头呢？”
    “那我就先毒死你，然后自己再死。”
    “我的天！”
    我们挎着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在一长溜吆喝声此伏彼起的菜摊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杜梅不厌其烦地叮嘱小贩：“称给足啊。”
    那天是星期天，农贸市场的顾客摩肩接踵，其中有不少医院的熟人。杜梅见到熟人就大声打招呼，对人介绍我是她爱人。我就得对人家笑，腾出一只手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握手。 杜梅挽着我在农贸市场从头逛到尾，我看着阳光下熙攘的人群想：这大概就是幸福吧。晚上，贾玲和医院的一帮小护士来我家串门，一进走廊就听到她们的吵吵嚷嚷，扯着嗓子喊杜梅的名字。找到我们家门就用脚“乒乓”地踢门，然后疯疯癫癫地一拥而入，大说大笑，在屋里东张西望，看见什么都新鲜。
    贾玲大声对杜梅抱怨，“怎么搞的？我回家休趟假，你就匆匆忙忙把自己嫁出去了，也不等我把关，将来吃亏怨谁？”
    “怨我怨我。”我对贾玲说，“本来杜梅是想等你回来再说的，可我的魅力实在无法抵挡。”
    一屋子姑娘大笑，贾玲也笑，横我一眼，“别臭美了，我要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对，那就是咱们俩的事。”
    “哎，杜梅，看出你丈夫是什么人了吧？”
    “早看出来了。”杜梅倚在桌边笑。
    我拿出糖招待姑娘们：“吃糖吃糖。”
    姑娘们一齐摇头：“不吃，太。”
    “那喝水。”
    “不喝。你别忙了，我们呆一会儿就走。”
    “你们让他忙，他就爱向女孩儿献殷勤。”杜梅在一边说。
    “怎么样，他对你好么？”贾玲剥了一块糖含在嘴里，坐在床上问杜梅。
    姑娘们又笑，笑得杜梅有点不好意思：“还行吧。”
    “那当然，”贾玲看我一眼道，“这人一看就惯会甜言蜜语，越是这种人才越要提防呢。”
    “贾玲经验特丰富，人家什么人没见过呀？”我说，笑眯眯地吸烟。
    “反正你要想对我们杜梅使坏，那你就算倒霉了，毁你太容易了。”
    我和贾玲你一句我一句地穷逗了会儿。她们起身告辞要走。
    “忙什么的，再坐会儿。”我挽留她们。
    “还是早点走吧，别影响你们休息。”
    贾玲的话又引起姑娘们一阵会意的大笑。
    送走贾玲她们，回到屋杜梅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特恋恋不舍是么？”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庸俗啊。”我掩饰着愉快的心情，坐到一边看电视，看了两眼电视忍不住笑了，掉脸对杜梅说：“我不应该对你的朋友们热情点么？”
    “应该应该。”杜梅笑吟吟地说，“贾玲可爱吧？”
    “你说的是她性格吧？长得只能算一般，比你差远了。”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型的，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水蜜桃似的？”
    “她腰长。”
    “嗬，观察还挺细的，腰长都看出来了。别不好意思承认，喜欢就喜欢呗。”
    
    “你说你这人多没劲。你要那么巴不得我喜欢她，那我就喜欢她——是不错嘛。”
    “哼。”杜梅腰一扭，鼻子一哼，“少跟我来这套！我还看不出你那点坏？可迷着了哈，瞧你那兴奋劲儿贾宝玉进了大观园似的，眼睛都不够使了吧？我们医院漂亮姑娘多了，还有更好的呢。”
    “好的再多，也得一个个来。”我刺她一句，懒洋洋站起来去洗脚，回头对她说：“你说你吃这没头没脑的醋有意思么？”
    “我才没吃醋呢。”她抖着一条腿撇着嘴说，“多爱搭理你似的。”
    “德性！”我斥责她。
    杜梅躺在床上就着台灯看一本小说，我躺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翻过一页，掉脸瞪我一眼：“看我干什么？”
    “羡慕你！”我也瞪眼。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整个一个苦命人儿。”她又看书，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口水。
    “能嫁给我还不该羡慕？真是傻人有傻福气，居然能找着我这样儿的还不费吹灰之力。”
    “得了吧，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她笑，眼珠一转，放下书，偏脸盯着我道：“噢，还想着呢，特替贾玲遗憾是么？没关系，你去跟她说说，让她当二房，我没意见。”
    “别学得这么下流好么？这不像你。”
    她又举起书，虽然眼睛盯着书，可脸渐渐地红了。
    她撂下书，埋头钻进我被窝，喃喃地说：“就不许你觉得她好。”
    杜梅真有股粘乎劲儿，那些天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猴在我身上，即便是在睡梦中也紧紧地抓牢我。当我重新回单位上班，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约好下班后她到我们单位来找我，一起逛逛街，然后回我家吃晚饭。
   下午六点她准时来了，一见她我毛骨悚然。老实说她就不能打扮。我见过很多青春期穿着军装度过的女人，一改文职就胡乱穿起来，惨不忍睹莫此为甚。街上的人都看她，她兴致勃勃在我看来近乎恬不知耻。这种情形下，她再欲和我勾肩搭背作亲热状孰不可忍。
    “怎么啦？”我抽开胳膊闪开身，她问。
    “大街上。”我不想无礼，另外我也知道她以为她这是为悦己者容呢。
    “大街上怎么啦？你还怕谁看见？”她东张西望，“哪个是你‘情儿’啊？你指给我看看。”
    我没吭声，只是斜眼冷觑她。
    “看什么？”
    “看你好看。”
    她沉下脸，从墨镜后盯着我。
    我忍不住数落她：“你怎么打扮得跟只‘鸡’似的？”
    她扭脸朝旁边商店的玻璃橱窗照了一眼。
    “你出门照镜子了么？头上那缕头发用火筷子烫的吧？哪垃圾箱拣的这条黑网眼的连裤袜？再在肩上钉点亮片脖子上挂串玻璃珠子耳朵上挂俩钥匙环你就齐——你去哪儿？”
    她扭头就走，我追上去：“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她不吭声，只是大步向前走。
    “站住，那个方向是派出所，你要去投案啊？”我低声下气地劝她：“别生气呀，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
    “别跟着我——讨厌！”她站住，大声对我说。
    一街人都闻声回头，马路对面的两个巡逻的武警也站住往这边瞅，眼神警觉。
    我大惭，狼狈不堪，她得意地瞟我一眼，傲慢地向前走去。
    我一个人回了父母家。我妈妈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了？我佯作镇定地说杜梅在后边，一会儿就到。饭都做好了摆上桌，她也没到。家里人问我等不等，我没好气地说不等了，端起碗就吃。
    
    一顿饭吃完她也没来。我无聊就给潘佑军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这阵干什么呢。
    “我还问你干吗去了呢？”他说，“至于嘛，不就结个婚么，面都不照了？”
    我说一会儿到他那儿去。又等了半小时，杜梅还没来，我沉不住气了，也没心思去潘佑军家，直接回家。我一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气就不打一处来。进走廊摸黑寻路时，在一处拐弯提前拐了，一头撞在墙上，脸都搞脏了。
    我一脚踢开门进去，杜梅正一个人一边吃桔子一边看电视，床上摊了一片新买的衣物，神态怡然。
    “你干吗去了？”我厉声质问她。
    “你不是嫌我给你丢人么？我自己逛商场去了。”
    “约好了去我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我跟个‘鸡’似的，怎么去你家呀？一想：算了吧，人家那么爱面子，就别让人家脸上下不来了，还得装亲热，那多不好。”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最恨女人在大街上跟我耍性子。你嚷嚷一声倒没什么，弄不好我得让人家当流氓抓了。”
    她笑了：“那谁让你说我的？我还不高兴呢。”
    “我说你不应该呀？”我一步
    蹦到她面前，指着她鼻子大声道：“你说，你自己说你今天像不像只‘鸡’？”
    “那人家都说好看，就你说不好看。”
    “谁说好看？谁说好看谁就是‘鸡’。”
    “贾玲，我们科女孩儿都说好看。”
    “你能听她们的么？女的说女的那能有好么？她们那都是毁你呢，唯恐你不难看。”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坏心眼呢。”
    “那就只能是一个答案：审美有问题，集体有问题。”
    “别人都不行，就你行，你多行啊。”
    “这你还真别不服气，别人就是比不了。再说了，你是为谁穿的？别人说好看都不行，得我觉得好看。我不觉得好看你不是瞎耽误工夫么？”
    “依着你，恨不得我穿成柴禾妞儿呢。”
    “那也不能……”
    “好好，你别说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
    “光说错了就完了？你今天气死我了。首先你穿得乱七八糟就出了门，我向你指出这一点，你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冲我厉害……”
    “哎，你瞧我今天买的东西。”她站起来走到床边拎起一件衣服，“还给你买了一件夹克呢。”
    “别打岔，我还没批评完呢，你坐好……约好去吃饭你不去，让我干等。你也是当过兵的人，组织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我说一句，杜梅点一下头，无比诚恳地望着我：“我错了，全我错了，行了吧？”
    “知道错了，以后怎么办呢？”
    “改。”
    “唉，”我叹口气站起来，“比带一个团的兵还累——这件夹克多少钱？”
    杜梅跑了，半夜两点从家里跑了。
    白天她说出去办点事一早就走了，快到吃晚饭的时间才回来。我正在和贾玲站在礼堂前说话，她从大门进来，一身灰尘一脸疲惫，看见我们淡淡地打了个招呼，自己回家了。
    我和贾玲又聊了两句，就回了家。
    一进门看见她正在发脾气，早晨起来我们都没叠被，还有这几日换下来的脏衣服也没洗，乱扔在屋里。她一边把脏衣服往地上扔一边嘟嘟囔囔地骂：“家都成什么样子了，猪窝似的，早上出去什么样晚上回来还什么样儿，就不知道伸手收拾一下，当少爷当惯了。”
    我没理她，坐到一边看晚报。
    
    她蹬了鞋躺在床上伸着腿假寐，重重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晚上吃什么。
    “烦着呢烦着呢，别理我。”她闭着眼睛连珠炮似地说。
    “懒得做就去食堂打点吧。”我站起来装饭盒。
    “爱打不打，不吃也可以。”
    我装好饭盒，拎着饭盒出门，临出门给她一句：“你有什么邪火别冲我发，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说罢扬长而去。
    我到食堂排队打了饭，回来路过礼堂，看见有些家属小孩在那儿一堆一堆说话，便站住问今晚什么电影。回到家里，杜梅还躺在床上，灯也没开，外出穿的衣服也没换，袜底都黑了。
    “起来起来，吃饭，吃完饭看电影。”
    我把盛着菜的饭盒摆好，盛了饭拿着筷子在饭桌旁坐下。
    她仍不动也不言声。
    我吃了口饭，道：“绝食啊？”
    这时她背过脸哭了，我放下筷子，走到床边看她，“怎么啦？”
    她埋着头不说话，啜泣声也停了。
    “是不是痛经难受啊？”我茫然地问，“那也不能不吃饭。”
    “你吃你的去吧，吃死你！”她抱着被子瓮声瓮气恶狠狠地说。
    “什么话？”我走回饭桌坐下继续吃饭，“什么时候吃饭也成罪过了？”
    我吃完了，她那份也凉了。我看看墙上的钟，问她：“你去不去看电影？外国片，据说特感人。”
    她不理我。
    我又说：“你不去我去了!去晚没座儿了。”
    她仍不搭腔，我叼着一支烟站起来：“我走了啊，饭在桌上。”
    说完又停了会儿，看她毫无反应便开门出去了。
    电影是外国片，可毫不感人。小孩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尖声笑叫，对白听得语焉不详。礼堂里没开空调，坐满了人十分闷热。我坚持到片子放到三分之二时实在坚持不住了，昂然退场。透过放映孔射出的那道粗大的光束，我看到贾玲坐在一排姑娘中全神贯注热泪盈眶。
    回到家里，屋内灯火通明，杜梅刚洗过脸披散着头发坐在梳妆镜前搽护肤霜，板着脸，眼中怒气冲冲的。桌上搁的饭菜一口没动。
    “怎么回来了？不多玩会儿？”
    “电影没劲。”
    “人有劲呀，不是约好了一起看电影的么，怎么把人家一个人孤单单甩在那儿了——那多有感觉呀，一起坐在黑暗里看着感人的外国片子……”
    “你别胡说八道的，我跟谁约好了？”我走到床头坐下拿起半导体找“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今天上班了么？”
    我低着头仔细调着旋钮。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我一仰身端着半导体躺在床上。
    “你不理我是不是？行，你就等着瞧吧。”
    她一扭身端着脸盆出门倒脏水，片刻回来给自己搞了点吃的，边吃边看电视，故意把音量开得吵人。
    “你能不能把音量开得小点？还有邻居呢。”
    “你不是不理我么？别理我呀。”
    “行，那咱就谁也别理谁。”我把半导体贴到耳朵上转身脸朝里。
    “还他妈丈夫呢，还他妈爱我呢，连狗都不如。”她在一边骂骂咧咧地骂开了，“狗还知道主人唤一声就跑过来呢。”
    “你嘴放干净点，你骂谁呐？”
    “我就不干净，我就骂你。骂你个聋子，骂你个哑吧。什么东西？在外边跟人家一聊起来就没完，回家跟老婆就没话。不是个东西！心里不定憋着什么坏呢！想离婚就直说，别不好意思吞吞吐吐的……”
    
    我手里的半导体被她一把夺走。她单腿跪在床上，一手按着我一手指着我居高临下地喝令。
    “你理我，你理我！”
    我一抬胳膊把她掀到一边，起身拣回半导体，对她说：“别碰我啊，小心伤着自个。”
    “我就碰你了，看你敢怎么着我。还不让我碰你了，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
    她披头散发张牙舞爪抡着王八拳跪着扑上来。
    我一边抵挡，一边下床，警告她：“别来劲啊，给你脸了是不是？”
    “谁给谁脸呀？给你脸了还差不多。”她追到地上。
    我捉住她的两手，恳求她：“别闹了，好好呆会儿不行么？”
    “偏闹，就跟你闹！”她手被我捉着，脸直逼到我脸上张嘴就能咬着我。
    我把她胳膊拧到背后，把她撅起来。
    “你说你也打不过我……”
    “你放开我，放开我！”她不屈地威胁我，接着叫了一声，“你把我拧疼了。”
    “我放开你那你别闹了。”
    她不吭声，我侧脸一瞧，她哭了，连忙松开手。
    “你说你，非把自己弄哭了才算完。”
    她站在那儿，眼泪成串地往下掉，一声没有。弯着嘴像一钩下弦月，伤心死了。
    “行了行了，自己闹的还哭什么？”我摘下铁丝上晾的一条手巾递给她，“擦擦泪。”
    她垂着手不接，我就亲自替她揩泪。她一把打掉手巾，扭过身冲墙站着。
    “我这可是仁至义尽了，你别不识好歹。自己没事找事还有理了？”
    我看她一眼，她泪如泉涌。
    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她一眼，她不哭了，站在那儿用手抠墙皮。
    “你打算在那儿站一晚上啊？犯什么倔呀？你倔给谁看？你不睡我可睡了。”
    我打了个呵欠，见她还是不动，就真脱衣服钻进了被窝，一边说：“真舒服呀，还是被窝里舒服。就有人那么傻，喜欢站着，也没人罚她站。”说完，我闭上眼睛蜷缩在被窝里。
    再睁眼，她在擦脸擤鼻涕，接着就是换衣服换鞋。我蹭地从被窝赤条条站起来，一步跳下床去直扑房门，她也撒腿往门口跑。我先她一步按住门把手，接着把门锁死，把她从门口推开。
    “你要干什么？”
    她死盯着我，严肃地说：“你让我走。”然后拧身冲上来奋勇拉门。
    我再次把她推开：“你无聊不无聊？”
    “你让我走。”
    “先说好你要去哪儿？”
    她走到一边坐下，点点头说：“行，你就守着吧。”
    “你打算闹一夜是不是？”
    “没不让你睡，你去睡你的吧，瞧你困得那样儿。”
    我一挪步，她就站起来，我只好又回到门口堵着。
    “你到底打算上哪儿啊这么深更半夜的？”
    “去死。”
    “得了，又不是小孩，都这么大人了。”
    “你就等着瞧吧。”她扭脸冷笑，鼻子连哼两声。
    我向杜梅求饶：“咱们有什么事明天说行么？哪怕不过了，离婚，也等明天说。”
    “躲开，我要上厕所去。”
    “你就先憋会儿吧。”
    “好吧。”她想了想说，“我不走了，明天再说。”她脱了高跟鞋换上拖鞋。
    “把衣服也换了。”
    她重新换上睡衣，走到床边坐下。
    我离开门，趴上床钻回被窝：“何必呢你说，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呢……”
    我话没说完，只见她弯腰拎起高跟鞋离弦之箭似地冲向门口开了门锁一闪跑了。
    
    我追到门口，已是鞭长莫及。
    看到自己妻子穿着睡衣拎着高跟鞋光着两只脚丫弯腰沿着黑漆漆的走廊一溜烟地跑远，我心想：这叫什么事啊！
    我怒不可遏，看看墙上的钟，已是夜里两点，又不能不去找。
    我披上衣裳换了鞋，来到月光依稀的院子里，到处是树丛的重重黑影，四周鸦雀无声，只有一两只野猫在垃圾箱觅食，猫眼闪着幽光。
    我走到院门口，问哨兵看到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出门没有。
    哨兵说几分钟前有个女人出了门往北走了。我慌忙往北追到十字路口，四下灯火通明的马路上空空荡荡的不见人踪，只有一两辆载重卡车偶尔驶过。我心情绝望，又站了会儿，不知该沿哪条路追下去。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口外羊从东边过来，羊群挤挤挨挨咩咩叫着从我身边走过。该到吃涮羊肉的节令了，我带着这个念头，哆哆嗦嗦回了家。躺在床上，我不住地胡思乱想，担了一会儿心，又发了一回恨，不知不觉竟也睡着了。
    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房门大开，大概是门没锁半夜被风吹开的。我迷怔一下，想起昨晚发生的事，随即破口大骂。我一边骂着一边起床洗漱，刷完牙我又接着骂，到科里去找杜梅。病房里正在开早饭，一群面黄肌瘦的病号围着餐车伸着搪瓷饭盒打粥。护士戴着大口罩，我也没认出是谁，她告诉我杜梅没来过。我又到单身宿舍的楼上去找。贾玲出来说杜梅昨晚没来，接着她又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跑这儿来找她。我忍着气说这个小婊子昨天夜里跑了。她笑了说准是你把她气跑的。我气她？我向贾玲诉苦我就差喝她洗脚水了。贾玲说她还是爱你的，平时总夸你这好那好。我嘁了一声说当然我受之无愧。然后我们又一起分析她能跑哪儿去，我问贾玲她还有什么熟人在城里。贾玲问我给她姨妈家打电话了没有。我说没有。
    贾玲陪我到科里找了部电话。我甚至不知道她姨妈家的电话号码，还是贾玲告诉了我。我拨通电话，杜梅表妹告诉我她在早晨刚进门。我让她叫杜梅接电话，表妹去了会儿回来说她不接。“我马上去。”说完放下电话。
    “你说这叫什么事？”我冲贾玲发牢骚。“招谁惹谁了我？她过去跟别人也这样么？”
    “她除了跟你还跟过谁？”贾玲笑着推了我一把，“快去磕头请罪吧。要不要搓板？我那儿有块可以借你。”
    “不必了，想必她姨家有暖气管子。”我走了几步又掉头回来，对贾玲说：“保密啊。”
    “放心。”贾玲笑着离去，“我怎么那么爱传你们这些破事？”
    我去杜梅姨家的路上，顺道拐到单位请了个假，说家里有点事，硬着头皮听了上司一通教诲：“年轻轻的可别叫家务缠住。要计划生育。别像处里的那些女同志，本来很有前途的，生了孩子就全完了，变得婆婆妈妈。”
    杜梅的表妹给我开的门，把我堵在门廊里嘀咕半天，说她表姐正哭呢，让我进去别对她发火，表现好点。我唯唯喏喏答应着，堆出一脸笑进了屋。
    杜梅的姨妈正在劝她，一见我进来便让开站到一边。杜梅哭得跟泪人儿似的，倒叫我动了些怜香惜玉之心。偏她穿得一身齐整，又叫我奇怪。
    “走吧，回家吧。”我三步两步赶上去，涎着脸软语柔声地半蹲着手按着膝叫她。
    “不回去！”她脸一扭，丧声丧气地说。“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理我。”
    “走吧。”我动手拉她，背对着她姨妈什么的，瞪眼小声道：“别来劲啊！”
    “你还跟我厉害？我就不回去。”她一甩手打在我脸上，打得我脸颊生疼，并吼，“少碰我！”
    我笑着直起腰，心里感觉受了刺伤：“还生气呐，别生了。”
    她姨妈在一边说：“小俩口闹了矛盾，就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多让着点。”
    
    “是是。”我答应着，抬眼瞧杜梅。
    “男同志就应该心胸开阔。”
    “是。”我又过去叫杜梅，“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不行么？”
    “女同志也不要得理不让人，往后还得一起过日子嘛。”
    “你怎么我表姐了？”她表妹问。
    “我……咳，不说了，都我错了。”我把杜梅拉起来，暗暗使劲表面上还作搀扶状，“走吧，别拧啦，何必呢？”
    “就不走，就不走。”杜梅半推半就，嘴始终硬着。
    “回去别吵了，哪说哪了。”她姨妈在后面说。
    “哎哎。”我不住嘴地应着。
    她表妹给我们开了门，我拖着杜梅马不停蹄地出了她姨妈家。
    “你昨晚跑哪去了？”街上阳光充沛，人群闲适。
    “你管呢。”
    “好好，我不管。冷不冷啊昨晚我出去一会儿就冻得够呛，干吗这么跟自个儿过不去呀？”
    “你瞧，你又说这种话。我不走了，回去。”
    “别别，”我拉住她，一脸谄笑，“我不说了。”
    无轨电车来了，我拉着她上了车。
    “你管我上哪儿呢？反正我死我活你也不心疼。”
    “哪里，心疼。”我去售票台买了两张票，又回来站在她身边。
    “心疼什么？还不照样睡你的觉。”
    “你昨晚是不是回来过？衣服都换了么？”
    “我不回来你想冻死我呀？我根本没走远，就看你出来找不找我。”
    “找了。”
    “你那叫找啊？兜了一圈，连十分钟都没有就回去了。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真气，回来一看你，居然睡着了，亏你睡得着！”她说着又来了气，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那是愁得睡着了。”
    “呸，还不知梦里和什么人鬼混去了呢。早把我忘到一边，巴不得我这一走就别回来呢。”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替自个可怜，泪也越发止不住了，低下头让泪从鼻尖滴到地上。
    我表情沉痛，昂首严肃地看车窗外，主要也是不想让同车乘客有什么下流的想像。
    我不说话，她就一路抽泣。
    下了车，我对她说：“快到院门了，你可别这副样子进院，好像我怎么你了似的——身上有手绢么？”
    她掏出手绢擦泪，理理妆道：“你就是欺负我了。”
    “是非问题以后再谈。”
    “唉——”她把手绢放回包里，长叹一声，“有时真想永远不理你了。”
    “你算了吧，别弄得自己多愁善感的。你可以了，还觉得没占够上风？我都叫你弄成什么了？我干什么了究竟？多说了一句没有？我的冤情还没处诉呢！”
    “你怎么又说这话？”她惊叫，“原来你心里根本没认错。”
    “我认什么错？我有什么错？我千古奇冤应该昭雪的。”
    她不吭了，闭着眼使劲挤泪。
    “你们政委来了啊。”我侧身挡住杜梅，跟那老头点头哈腰打招呼，顺势带着她走。
    她盲人似地任我领着走，进院门时，贾玲正手里拿了一封信往门口挂着的邮箱里投，看见我们，便张嘴指着杜梅掩口用眼睛问：接回来了？我摇手叫她别吭声，这边一分神，那边她闭着眼走路一头撞在传达室旁机动车限速标志牌上。门口所有的人，包括哨兵都不禁一笑，我也笑了，她哇地一声哭出声来。然后是掉头往外冲，口口声声去买菜刀抹脖子，我奋力阻挡，把她连抱带拖地往院内的小花园弄。很多人都站住看热闹，笑嘻嘻的。贾玲站在一边面有忧色，又不便上前协力。
   我好容易把她弄到小花园的白色廊架下，按坐在廊凳上，她还一次次起身欲冲，被我毫不客气地一次次推坐在原处。她力气用尽，开始哀恸地哭。
    四周茂盛的柏丛挡住了好奇者的目光，我也在一边坐下，喘出一口气，感到名誉扫地，威信扫地?
    花坛里的月季花枝叶扶疏地婀娜开放，一些蜜蜂嗡嗡地在阳光中盘旋；蚂蚁沿廊柱往上爬，爬到光滑的地方把持不住掉了下去；一辆轿车若隐若现地从树丛外驶过。
    杜梅还在哭，无声地泪流满面地哭，我吸着烟耐心地等她哭完。
    两个老年病号背着手从小径走来，看到我们怔了一下，原路退了回去。
    我们就那么坐到吹中午下班号，她哭了一上午，大概自己也哭得没趣了，肿着个眼睛茫然地坐在那儿，想起来又抽噎几下，干哼几声，鼻子像伤了风似的不停吸溜。
    “哭完了？”我问她，“这就痛快了？过瘾了？”
    “滚，你滚！”她用手使劲推我。
    我屁股纹丝不动，只是上身摇摆：“不滚，就不滚，干吗要滚？”我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哭完回家。”
    “回屁家！”
    “屁家也得回，哪怕回去接着哭呢。家里哭多舒服啊，哭累了还能躺着，饿了能吃渴了能喝，毛巾现成嫌自己哭单调还可找音乐伴奏……”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没有，我是气我自己。我怎么就那么不会来事儿？就一个媳妇，眼睁睁地看着哭死，束手无策——平时挺机灵的，也算个拍马高手，关键时刻就不灵了。”
    她扑哧一笑，旋即又声色俱厉：“行，回家，回就回，回去就离婚。”
    “前边还像句话 ，后面就不是话了。”
    “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她站起来蹬蹬走了。
    “你敢，你胆大。”我跟在她后面走，“你怕谁呀？”
    我打开门，贾玲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走廊里，每人双手端着一个盛满饭菜的饭盒，反扣的饭盒盖上还放着一些切成片的酱肘花。
    “你们还没吃午饭吧？”
    “一点都不饿。”我没精打采地说。
    “都打来了，接着。”她把手里的饭盒递给我。
    “谢谢啊。”我朝那姑娘笑一下，把两个饭盒摞在一起抱着。
    “她好点么？”贾玲小声问，踮脚从门缝往里望。
    “躺着呢。进来坐吧。”我用脚后跟磕开门。
    贾玲明显犹豫了一下，抬腿进门：“我看看她。”
    我把饭盒放在桌上，让那姑娘坐，问她：“喝水么？”
    那姑娘抿嘴笑着摇手：“不。”乖乖地坐在一边。
    贾玲在床头搬过杜梅身子：“哟，哭成这样，怎么啦？”
    杜梅翻身坐起：“你问他。”
    然后她絮絮叨叨向贾玲诉苦：“外面累了一天了，回来他都不知道心疼人，还气我，理都不理我。”
    “累了一天，谁知道你干吗去了。”
    “你说我干吗去了，你说我干吗去了？”
    “我不知道你干吗去了，也许是干革命去了吧。”
    “你就少说两句吧。”贾玲说我。
    “他就这样，一点都不让我。人家心情本来就不好，从他那儿一句好话也听不着。”
    “我为什么要让你？谁让我呀？”
    “你是男的。”贾玲说。
    “噢，男的就该让女的？宪法上有这一条么？”
    “她还比你小好几岁呢。”
    “小，不懂事，更应该听大人的。”
    
    贾玲笑着对那姑娘说：“这人是有点无理啊。”
    那姑娘眨眨眼，点头笑说：“没错。”
    “本来就是么。”我也笑，“凭什么让？我只知道服从真理。”
    “那为什么真理总在你那一面？”杜梅道，转而又对贾玲说，“你还不知道呢，昨晚上我一气之下跑了出去，你猜怎么着？人家老先生一点没着急，自个就睡了。有这样的人么？自己老婆半夜跑了居然没事儿似的。”
    “是太不像话了。”贾玲谴责地瞪我一眼。
    “那你为什么跑呀？”
    “你甭管我为什么跑，就冲你对我这态度，我还得跑。”
    “是你不对啊，”贾玲批评我，“你得检讨。”
    “我找了，没找着。”
    “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女的似的？她说一句你非得跟一句，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认个错又不会杀你头，跟自个老婆逞那份强干吗？”贾玲板着脸训我，“没见过你这样当丈夫的。”
    “他也就会跟自个老婆厉害，在外边见了谁都三孙子似的。”杜梅说。
    “怎么样，能不能认个错？不能认错我们可动手了，这屋里我们可有三个人。”贾玲笑着望着我，眼睛里却流露出焦灼和敦促。
    “你让我怎么说呀？”我脸飞红。
    “要不我们走吧。”那姑娘坐不住了，笑对贾玲说，“他当着我们不好意思。”
    “那好我们走，不逼你，有个认错态度就行。”贾玲下地往外走，走到我身边用右肘使劲顶了一下我后腰，使我一个踉跄扑到床边，和杜梅近在咫尺。她和那姑娘大笑着离去。
    “你瞧你，非得把这事弄得满城风雨，全院都知道。”
    “你呢，非得别人下令才认错，我说什么跪着求你都白搭。”
    “你脾气也太大了，一点小事就能闹成这样，哭出的眼泪够洗一次澡的吧？”
    “那你要早对我好点呢？一开始我也没哭呀，不过是耍点小性子，你就应该哄哄我，那我就早好了。人家闹不也就是希望你哄哄我温柔点？”
    “我够温柔的了，一直在哄你。”
    “有你那么哄的么？说出话来跟刀子似的。好几回我都自己好了，又让你招起来。”
    “那你也不该跑呀，这不是自绝于人民么？”
    “谁让你不理我的？”
    “谁先不理谁的？一回来你就先不理我，跟你说话没听见一样。我能没气么？我怎么那么贱呀？”
    “你也气了？”
    “当然，我气坏了。特别是你这么撒腿一跑，这是他妈电影里的路子，怎么发生在我头上了？你怎么那么傻呀？吵架归吵架，跑什么？不知道城里的坏人天一黑就都出来了，专门收容你这种离家出走的妇女？真出了事你找谁哭去？”
    “我没跑远，本来想去我姨妈家的，走了一段路，心里害怕又回来了，加了衣服一直在小花园坐到天亮。”
    “这点还算聪明，说明你没傻到家。”
    “下回我不跑了。”
    “别跑了。真堵得慌不跑难受，也别出院门，就在院里黑处藏会儿。”
    “以后咱们别老闹了，好好过日子。”
    “我根本就不想闹，每回不都是你挑的头儿？哪次我不是忍气吞声委屈求全？”
    “说到最后又是我错了，我就没对过一回。”
    “你是错了，你应该正视这一点，以后才能彻底地改。”
    “……我老这么闹，你不烦我吧？”
    “不。吵的时候有点烦，但吵完就完了，不是真烦。”
    “那你还爱我么？”
    “当然，不至于，没那么严重。”
    “以后我不犯了。”
    “我喜欢你这种痛改前非的态度。”
    说是不再犯了，但好了没两天，又犯了。这次是为什么吵起来的我也忘了，不是为一道菜的咸淡就是为了一根烟。我发现她这人像孩子一样情绪不稳，事后我也严正地向她指出“你这人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她也承认，但就是改不了。一点小事就能欢天喜地要么痛哭流涕。像开滦煤矿工人有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一样，她也特别能哭。一哭起来十分骇人，常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短暂地晕厥，使你看着可气但不哄又恐怕哭出毛病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那么全力以赴不顾死活地去哭，我相信如果我置之不理她就有本事把自己哭死。在一个正在痛哭的人面前，你是无法申辩的，只有像个坏蛋一样忏悔。杜梅使我掌握的词汇量激增，很多诸如“认贼作父”、“不稂不莠”等成语我都是那时学会准确运用的，并对“闻风丧胆”、“不打自招”之类的成语有了切身体会。我在那些天说过的肉麻话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最著名的佞臣一生说得都多，妓女听见都要脸红。我吃惊地发现，一旦需要，我胁肩谄笑的本领不比任何人差。
    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
    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     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还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给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直、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
    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
    
    令我自豪。
    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还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
    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
    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
    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
    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白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
    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
    她看也不看一眼。
    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
    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们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
    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佑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吗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
    “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啊，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门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
    “我就喜欢这套。”
    “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
    “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子。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
    “别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
    “我这人内向……”
    “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
    “不不不。”
    “那你就说！”
    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
    “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
    “是。”
    “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
    “嘿，贾玲，干吗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
    “没干吗，出去了一趟。”贾玲淡淡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
    “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走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肩膀上亲昵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
    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
    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
    “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
    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还烦了？你烦什么？”“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
    
    “瞧你那无耻的样子。”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页狂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
    “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
    “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
    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字，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
    “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
    “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
    “你觉得不好？”
    “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上用力擀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把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堂演歌舞。”
    “不去。”
    “‘腕儿’指著名演员。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
    “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页。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
    “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
    “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想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
    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柜上一拍：“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不行么？”
    “看你也像——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又想谁呢？感时伤怀——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傲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少罗嗦！”
    “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
    我没有接茬儿，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啊？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白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
    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的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找个比你强百倍的。”
    “那你找去呀。”
    “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是个人就比你强。”
    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嘟哝着乱骂：“什么东西？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候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愤地仰起头。
    “那还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
    “没你这样爱的。你得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
    “以后我改。”
    “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合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
    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令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讦，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竟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觑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验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
    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了。她又拿出两筒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
    第二天，她外出了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
    “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
    “哎哟，你真不知死。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
    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紊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把。”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
    “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
    “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
    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
    “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
    “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
    “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
    “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上。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全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１１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１２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１２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
    “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
    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
    “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
    “不知道啊。”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笑了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啊。”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薅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啊？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吗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肖超英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拨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指导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拎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啊，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起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蒙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啊，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啊？‘二锅头’，干吗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５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白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抬，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
    “回来吧，回来吧。”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
    “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
    “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憋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
    “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太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
    “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
    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
    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一天，想睡……”
    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
骂:“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扇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
    “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人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
    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跟你拼了。”
    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５分钟。可实在忍不住。
    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蹄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又觉得不成熟，用板擦擦了，再写，又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像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吹，终于死灰复燃。这个该死的小店员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
    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
    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
    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
    “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
    “哎，奇怪了。”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啦？”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
    “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你再走一步试试。”
    “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
    我冲他一挥手，气呼呼地坐下，不看他。
    他难堪地笑，站着不动：“不要这样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真他妈讨厌！真他妈腻歪人！”我扭脸看着窗外连声狠骂。
    “你怎么骂人？”他厉声道。
    “骂你了，骂你了，”我掉脸冲他嚷，“就骂你了！”
    他脸上的油光像调入了其它中和性颜料刹那间失血了，他像舞台上发脾气的小生拂袖翘靴而去。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骂了一顿这个无辜的、平心而论还算和善的老头子好多少。
    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是鲜丽的瓜果和动人的少女，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产生欲望，街上的欣欣向荣和繁华喧闹使我感到压抑。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吗，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见人。什么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到麻木，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穴位周身麻痹，别人撞了我，我也不以为然。我相信这世界中有我一个位置，就像我过去相信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可我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也许已经错过了。从骨子里我是个严肃的人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严肃地对待。我自己选中的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切都是零。别人都认为这是在爱，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是在爱。看着一切都吻合，想想从第一天起裂痕就存在。可能又是误会，也许永远没个完。总觉着自己欠什么，心里明白也从未得到过，怀疑中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
    我在街上一直逛到深夜，人群散尽，车也蛰伏，只留下一路路的霓虹灯。我回到院里，院里一片漆黑，杜梅大概也睡了，房里熄了灯。我轻轻掏钥匙开门，门被反锁上了。我敲门，里边没动静。我越敲越响，里边就是没反应。后来我开始用脚踢门，凶猛粗野地踢门。邻居都惊动了，有房门泻出灯光，开门探了一下头，嘟嘟哝哝地又掩上了门。“你不开门，我就把门踢烂。”
    我运足气一脚踢出去，踢了个空，一大步跨进屋里，险些在地上来个大劈叉。
    黑暗中我听到她跑上床钻进被窝的声和低低的笑声。
    我开了灯，她躺在被窝里安详地望着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开口跟我说话了。
    我看着她，脚和胯间隐隐地疼。
    “你看我干吗？”她挑衅地抬起脸，“你不是有本事不理我么？一辈子别理我呀。”
    我向她迈了一步。
    她马上说：“你要再敢动我一下，我就把全院的人都喊起来。”
    “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吗？”我在沙发上坐下，“你也别闹了，我也闹够了。你起来，咱们谈谈。”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她裹着被子转身朝里。
    “你不谈，那就我说。总这么闹下去，也没意思。我想了，责任也不全在你，当初我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她倏地翻过身来，被子也松开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泰然道，“我觉得我们性格太不合，这不是说你，我性格也不好。再这么凑合下去也过不好，不如分开……”
    “噢，”她盘腿坐在床上，盯着我，“你想跟我离婚？”
    “我的意思是先分开……”
    “别吞吞吐吐的！”
    “对，是想离婚。”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老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你也怪受罪的。房子家具我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不是，随你怎么想吧。”
    “你想让我同意？”
    “嗯，好说好散，咱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不，我不同意。”她掀被赤脚下地，趿着拖鞋似要去干什么，又不知干什么，愣在书柜旁。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不是来征得你同意，而是亲自通知你。”
    
    “啪”她把书柜上摆的一对小瓷人摔到地上打碎了，接着一路扫过去，把上面的所有她心爱的小摆设:     唐三彩马、小鸭标本、瓷卧猪、永动不锈钢分子式以及镜子、小钟表、我的丁烷气筒、茶叶筒、润喉糖罐还有那支花瓶统统扫到地上，摔得乱七八糟，怒冲冲地回过头盯着我：
    “离婚，离吧，不过了。”
    她又开始从书柜里抽出书一本本撕。
    “都砸了，都撕了，反正也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提醒了她一句，“你现在是在破坏你自己的东西。”
    “我都不要了！”她怒目圆睁冲我嚷。
    “那你随便吧。”我绕开地上乱七八糟的弃物，往门口走，顺路一脚踢开了挡道的茶几。“改天咱们再谈，等你冷静一点。”
    “你别走！”她在后面喊。
    一瓶“果珍”从后面飞过来砸在门上，“啪”地粉碎，溅起一阵呛人的桔粉烟雾。
    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转身吼：“你要干什么？”
    她笑，手拿一只打火机“啪啪”地打着火苗：“你要走，我就把这家点喽。”
    “你吓唬谁呢？敢点你就点。”
    她二话没说，坐到床上，掀起床单一角就用打火机引燃。
    我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床上，用手扑火。她咯咯笑着又用打火机点枕巾。
    我一把将她揪起来，从她手里夺打火机：“你疯了！”
    她反手环腰将我紧紧抱住：“你要走我就去死。”
    我用力掰她的手指：“你何必呢？又不是谁离了谁不能活。”
    “我离了你就不能活。”她忍痛不松手，更紧地抱着我。
    我早就知道女人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这次更有体会了。她像一条钢丝缆绳紧紧缠在我腰间，两条手臂几乎勒进我肉里。
    “你把我腰都勒断了。”
    “那你还走不走？”
    “好，好，我今晚不走，你放开我吧。”
    我揉着被勒疼的皮肉，蹒跚地走到一边，满怀怨愤地冲她喊：
    “你这是干什么嘛？寻死觅活地给谁看？哎哟，我腰扭了。”
    “我看看。”
    “去，一边去！”我厌恶地躲开她，“你到底要干吗？”
    “不干吗，”她平静地说，“不让你走。”
    “你就是把我扣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我在沙发上坐下，牢骚满腹地抱怨，“我有什么好的？又没钱又没本事，长得也一般，性情古怪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跟我离了再找个好的不行么？”
    “不行。”她说，“我就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毛病再多我也不嫌，别人再好我也看不上。”
    “蠢么！愚昧！”
    “就是蠢，就是愚昧——因为我爱你。”
    “哦——”我全身像被抽了筋似地一瘫，爱在这儿居然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要挟。
    “我爱你，所以不放你走。”
    “你爱我，可你没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爱我，反正我爱你。”
    “这叫什么逻辑呀！”我用拳击额，转念一想，问她，“你说你爱我，你了解我么？”
    “了解。”
    “了解什么？我都不了解自己。从一开始你就是盲目的。”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得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潸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得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
    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
    “行啦，别哭了。”
    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
    “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块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裂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
    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囔囔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
    “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
    “以后我一定对你好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
    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煦的阳光，
    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入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
    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淋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
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伤的鸡跑了。
    “跑了就跑了，它跑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她。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出一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
    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提琴和钢琴。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登场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的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破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
    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总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
    
    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做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
    
    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丧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
    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
    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
    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的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
    “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就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
    “我不会总缠着你的。”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
    “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潘佑军离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从我父母家做客出来，顺道去看看他们，杜梅借佑军妻子的一本美容书还要还她。到了他们楼门口，就看见路边停了辆卡车，有几个男人从楼里抬出家具、电器往车上搬。上了楼，才发现那些家具是从他们家搬出来的。潘佑军和他老婆都在，潘佑军还叮嘱工人：“别动冰箱，冰箱是我的。”看见我们，他迎了上来。我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说“哪儿啊，离了，我们离婚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先还不信。他说真是离了。还扭头叫他老婆证实：“是彩抢肓耍俊?
    那女人回头看见我们，证明道：“是离了。”还朝杜梅一笑。
    虽然我对这女人有看法，但还是感到突然。“怎么说离就离了？”
    “可不说离就离了。我们不像那些俗人，还得打几年。”潘佑军无所谓地说，
    
    “你不是也挺瞧不惯她？我更瞧不惯她。”接着又补充一句，“她早在外边有人。”
    这时，那女人走过来问潘佑军：“我那大瓶法国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军摇头，“没看见。”
    “卑鄙！”那女人横潘佑军一眼，扭身走开。
    潘佑军笑着对我说：“偷了她好几件东西，回头她还有不见的玩艺儿呢。”
    那女人和杜梅说话，给她写了她的电话和新住址，让杜梅以后找她玩去。那本美容书就送杜梅了。
    潘佑军对我说：“以后你也来找我玩吧，我这儿清静了。结婚没劲，现在我逮谁跟谁说。幸亏当时没要小孩，现在看来这点还是比较英明的。”
    他又跟我开玩笑：“你也离了得了，回头再劝肖超英也离了，咱们几个光棍住在一起多乐儿。”
    看到杜梅转过身来，他又改了口气，诚恳地说：“别听我的，能不离还是不离，能凑合就凑合。你可不知道离回婚多伤身子骨，虽然咱们都是想得开的人。”
    回到家，Ｎ乙恢泵凰祷埃琶芬怖晾恋牟豢弧？吹贸隼矗芫某潭缺任已现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边抽烟边看着外面几个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开口道:
    “特羡慕吧？”
    我看她一眼，没理她。
    “特羡慕人家说离就能离了，是不是觉得我特赖，没潘佑军老婆那么好说话？”
    “你知道个屁。潘佑军老婆早在外头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边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啊？别没事找事。”
    “有话别不敢直说，憋在心里再憋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
    “没精神跟你吵架。”我离开窗口，坐到沙发上。
    她又跟了过来：“瞅着我烦是么？连吵架都不爱跟我吵了。留着精神跟别人使去。”
    “你存心找茬儿怎么着？潘佑军两口子离婚你冲我撒什么气呀？”
    “你们都是一路货，都不是好东西！”杜梅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
    “你才知道啊。”我冷笑。
    “对，才知道，晚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疾言厉色，“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你真想离？”
    “真想。”
    “可我没想跟你离。”我把头一扭。
    “那你就对我好点！”她挺胸发怒道，“别一天到晚不阴不阳，死人似的，做这副委屈样给谁看？”
    “你叫什么叫？你撒什么野？你还想把这家再砸一遍么？”
    “那也没什么难的。”她眼圈红红地指着我，“告你小子，别惹我。我为你哭的次数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哭过——就为了你！”
    “你真有本事，快赶上三岁小孩了。你这副样子太不可爱了，照照镜子去，你看你都成什么了。”
    “别气我，别气我，你听见了没有？”她嘴唇哆嗦，脸颊的肌肉也哆嗦，忽然弯腰使劲冲我没头没脑地狂叫一声，“你别气我！”
    “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霸道，你就是这么霸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强加于人，而我不吃这一套！”
    那天夜里我们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责，把所有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了出来，连平时开玩笑的话也说出来用以攻击对方，唯恐话语不恶毒，不能刺伤对方。
    “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可我发现，我爱错了！”
    “是只我一个人么？不止吧？吴林栋也得算一个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
    
    “你在认识我之前十足就是个流氓！”
    “鱼找鱼，虾找虾，你也不干净。”
    “你当年到广州倒过东西，到他妈公安局检举你去。”
    “你还在背后讲过国家领导人的笑话，告你们政治处就能定你个反革命。”
    “你什么东西？臭流氓一个！”
    “你什么东西？小贱人……我要骂你就太难听了。”
    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们刺向对方的刀刃格外锋利，弹无虚发，沉重打击了对方。杜梅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感到体无完肤。
    那天夜里最终的结果是:     分居。我在长沙发上布置了一个铺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种深刻的失败感，我的荣誉，我的自尊荡然无存，就像一个被奴隶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国寡君。
    如果我压根对她没感情像一个囚犯对他的看守那倒也干脆。事实却不是这样，毋宁说我的感觉更像一个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企业老板，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难过，就心酸。
    “你这就叫懦弱，玩物丧志。”潘佑军对我说，“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哪怕是金丝眼镜！”
    我现在经常和潘佑军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对他絮叨我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详的信，屡投屡误，无论是挂号还是专递，最后总是又退回发信人的手中。
    “砸手里了吧？”潘佑军抽着烟，对我高谈阔论，“说你像个诚实的寄信人不如说你更像个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乡镇企业家。用户不买你的账，说明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另外包装怎么样？广告做得如何？噢，闭着眼睛挨你坑啊？用户就是上帝你懂不懂？”
    “我……”我刚要分辩，他打断了我。
    “得得得，你甭对我宣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了解你老兄，你也就属于那种一次性商品，咱们都属于，可人家女的想买的是耐用消费品，所以矛盾就产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没有扔彩电冰箱的就是这道理。”
    “你别跟我胡扯了，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么？光棍在一起还不就是胡扯？”
    “谁光棍？我还没离呢。”
    “你呀，跟我两个月前一样，就是个怀有二心的丫环，一方面怨活儿累，一方面又贪恋这家给的钱多吃得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给人家干，要么去他妈的。这老婆我还有一比——记住，将来你要写小说，版权是我的——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瘾。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说戒也就戒了。”
    潘佑军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改抽白面了。”
    我笑，望着他：“叫你一说，什么事都成扯蛋了。”
    “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他又坐下，活动着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谁差了？刚离婚时也挺难受，可是哥哥挺过来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啊！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
    我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
    
    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啊？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干吗？”
    “唉，”朋友叹口气，“有上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
    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
    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搭不理的态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了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忤，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
    我那个姑娘很温顺，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惜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的那种空虚。
    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裸裸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擦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
    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遛达。
    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通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
    “看见杜梅了么？”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
    “哪儿和哪儿赛？”
    “你们怎么啦？”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
    “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
    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
    将近１０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
    她没理我。
    “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拿了脸盆毛巾和牙具就出了门，把门“哐”地带上，到水房洗漱去了。
    我耐心地等她。
    片刻，她端了半盆凉水回来，放在地上，我拿起暖瓶，她一把夺过去，把半暖瓶热水倒进盆里，自己坐在床上，挽起裤腿，开始脱袜子。
    “你不想跟我谈谈么？”
    两只丝袜一前一后扔到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不要以为我对现在这种样子无动于衷无所谓。”
    她两只脚把水撩得哗哗响。
    “这是干吗呢？离又不离，谈又不谈，就打算这么耗到哪天耗一辈子么？”我蓦地立起，喉头一阵哽咽。
    这时，她擦着脚慢悠悠地说话了：“噢，你着急了。你怎么不出去玩去了？出去玩多开心呀？何必回来跟我着急？”
    “你别用这种口气，我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她站起来，一步跨过洗脚盆：“这不是你惯用的口气？”
    她端起脚盆往外走，我把她拦住。
    “你就不急？你觉得这样挺好，挺舒服？”
    “我觉得这样挺好，谁也不管谁，爱干吗干吗，也用不着一天老吵架了。”她出门把水泼在走廊里。
    “算了算了，”我站在原地对自己烦躁道，“离了算了，这样也没意思。哎，杜梅，我们还是离了吧。”
    杜梅拎着盆进来，把盆“咣朗”一声扔进一摞盆里：“不离，你有本事就让法院判吧。”
    “你这是折磨谁呢？这么做你自己能得什么好处？”我跟着她的走动转身。
    “好玩。”她说，上床铺开被子拉到肩膀上躺下去。“就想看你难受。”
    她躺下后忽地又坐起，冲我大声说：“这回你甭想让我向你认错！”
    说完蒙头大睡。
    “嘁——”我哭笑不得地走到沙发前脱衣：“不谈算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躺在长沙发上就着台灯看书，她下床主动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谈。”
    我连忙放下书，坐起来，眉开眼笑：“想谈好啊，坐吧。”
    她坐到一边的单沙发上，垂着眼睛问我：“你说咱们的感情还能维持么？”
    “照目前这个样子，我觉得没必要维持。这些天，我也很痛苦……”我伸手拿了一支烟，看到她诧异的目光，不由尴尬。“啊，我说的是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
    她拽过我被子上的毯子盖住自己。
    “怎么搞到这一步的？”我问她。
    她摇头：“不知道。”
    “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就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当初我以为是个……幸福美满的结局。”说到这里，我动了点感情，眼睛也湿了。
    杜梅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向我投来忧郁的一眼。
    “我也是。”
    我接着往下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为一点小事就吵？和那些平常关系的人我们都不这样，都比较客气，善于容忍。偏偏我们反而互不容忍。”
    “不知道，不知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什么哪怕冷嘲热讽我都不生气，就对你，我不能容忍你对我一点不好。”
    “可在一开始，你什么都能忍。”
    “那不一样，那不同。不单是我，你在那时对我也不像现在这样。那会儿你……那会儿你很温柔。”
    “我一直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会儿和那会儿的区别。我以为你那会儿很欣赏我这点。”
    “你的意思又是说责任在我了？”她怒气冲冲地反问。
    “不是，我是说我们都有责任。”
    “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呢？那会儿你对我什么样？现在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想和你亲热点，可你毫无反应。”
    “我不愿意结婚后两个人还老是那么酸溜溜的。我有我的感情表达方式。你非逼我那么做我别扭。我有自己的好恶，我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处事为人，你不能强迫我，这也不代表我一定对你怀有反感。”
    “可你过去不这样。”她坚持道，“我们刚好的时候，你每天都亲我、抱我，就愿意一天到晚和我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干，光呆着。那时候你说想我爱我一点都不难为情，张嘴就来，为什么你现在就觉得这一套酸了？”
    “根本没有‘那时候’！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我尖酸刻薄地指出，“你对现实失望，就躲入过去。没有一个过去，你就制造一个过去，在梦呓中把过去想像得无比辉煌，无比灿烂，一方面聊以自慰，一方面借此指责我——自欺欺人！”
    “你连事实都不承认？”
    “好啦好啦，不争了，再争我们就又吵起来了。就算过去有……”
    “不是就算，而是就是有！”
    “就算有，难道你现在还想让我像过去那样：每天对你表忠心，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一天八百遍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你烦不烦呀？”
    “我也没有非说要把这搞成仪式，形成制度。事实是你现在根本不爱我了，不是形式，是从心里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这不是事实。”
    “就是事实，别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看不出来。我对你还不够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每天把一切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都是我在忙，用你操过一点心么？瞧你都胖了，还不满足？你满世界打听打听去，上哪儿找我这么贤慧又能干的老婆？怨不得人家说男人全是老婆是人家的好——你找个潘佑军那样老婆试试，就你这样的一天和她也过不下去。”
    “我没有否定你的丰功伟绩，我承认你做了很多事情。话又说回来了，这不都是你该干的？你是主妇啊，在这位置上你要不干，每天好吃懒做，走东家串西家，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你不能把应该做的算成恩德，你这得算丑表功吧？”
    “我不是想给自己评功摆好。我做这些事是应该，我为你做我也愿意，再苦再累也心甘。人家图什么？不就图你念个好儿，别做了跟没看见一样。可是你呢？倒成冤家了——我寒心！”
    我倒一下给她说愣了，没词了，一肚子要和她好好理论一番的想法都被风扬了。我只是说：“这是你的逻辑，典型你的逻辑……”
    “甭管谁的逻辑，对不对呀？你不是总说：服从真理。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你算账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家维持下去。从你刚才说的话来看，你还是爱我的，对我有感情的，我没说错吧？”
    “是，当然有感情，这么长时间了。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想了一下，尽管这个话很难说，但我还是决定开诚布公，不要最后又糊涂了事。
    “我看没什么复杂的。”杜梅又说，“只要感情还在，我们双方又都能从今天起从头做起，重新做起，就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状况。”
    杜梅又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总说‘双方’、‘双方’，好像是在谈判，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爱我对么？你还爱我对么？”她反复盯着我问。
    我发觉当我面对她时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坦诚。忽然，我的思路顺了。
    “这与感情无关，这是两回事，虽然我还爱你但我照样无法忍受。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我承认你对我生活上照顾得很好，给我吃给我喝，婚后比婚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这我不抱怨，瞧，我都胖了。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啊，但我不是一个衣食无忧就完事大吉的人。和你在一起，老实说，我精神上感到压抑。”
    我停下不说了，喝水。
    她说：“可是我并没有从精神上管制你，我还是想方设法想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的，没事我们不也常去看电影，听音乐会？”
    “这是两回事。”
    “怎么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你觉得我在思想上不关心你？”
    “不是！”我直接大声道，“我觉得你在思想上太关心我了！都快把我关心疯了！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盯贼似地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穷原竟委，醍醐灌顶，寸草不生，一网打尽。杜小姐，你不是对我不好，你是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好得简直我粉身碎骨无以回报，而你又不是一个不要求回报的人！”
    “我没听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夸你呢！说你好！你对我情重如山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是高山仰止。你对我的‘好’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客气地讲，你用你的‘爱’就像人们用道德杀寡妇一样奴役了我！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那么在乎冬穿皮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我向往的是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不赔不赚，平安周到。”
    “我明白了，你是怨我没有给你乱搞的自由。”
    “我操……好，好，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去想我也没办法。唉——有时候真是还不如和没心肝的人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我觉得你有点变态。对你好还不行？非得对你恶狠狠的一天打着骂着你才舒坦？”
    “两回事，不说了。”
    “我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不通嘛。”
    “好吧，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词句说吧。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这么过下去了。”
    “……”
    “你别激动。”
    “我不激动，我没事，眼泪早哭干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
    “不是。”
    “是！你现在这样已经不能激起我真挚的感情了。”
    “可你当时选择了我，不能才过了几天就变卦。”
    “我当然可以变，因为人，你我都在变。”
    “你认为你当初选中了我就是错的？”
    “当初选你是对的，现在不选你也是对的。我没卖给你。你不能像……你是什么呀？信仰、国籍、姓名？你给我说一个不能变的东西？性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的结合是有婚姻做保证的。”
    “婚姻可以解除，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推翻。我不喜欢了不中意了，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一纸空文。”
    “就是说，你下决心了，不计后果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了？”
    “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我们目前还是分开的好。我们不合适，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从根儿上，我们是两种人，继续绑在一起，分歧不但不会弥合，矛盾还会愈演愈烈，最终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也许分开后，我们冷静了，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思考，没准将来还会走到一起，起码会成好朋友，人生知己。人生不过百年，最后仍要分手，永世不见，我们不过是提前了５分钟而已。这一生能认识你，我也很幸运，我会到死都想着你的。使我一生中的一段时间有过快乐。能被你这样优秀的姑娘爱过我觉得没白活，很好。希望你对我印象也别太坏，权当是不小心被狗咬了一口……”说着说着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无耻，我完全没料到就像今天晚上我开始谈时根本没想要和她离婚。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
家潘佑军两口子，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儿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道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
    “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
    “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的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不是这么回事。”
    “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再睡两个小时。”
    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
    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
    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
    “你干吗？”
    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
    “你干吗?”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吗？”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吗，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
    “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问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
    “你爱不爱我？”
    “我恨你！”
    “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吧。”
    “不爱不爱——不爱！”
    “你爱过我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爱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
    “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
    “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
    “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来人：“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
    “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
    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
    “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
    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栽在松软的床上。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睥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痂，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
    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每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
    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７０多针。
    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清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我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
    
    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 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
    
    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部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
    我拎着箱子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
    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剽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留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她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吗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
    “……好吧。”
    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我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
    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
    杜梅点点头。
    “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
    “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
    “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像，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
    “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你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吗？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
    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九六五年到现——他今年有７０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７０。”贾玲说。
    “我妈妈比他小１１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
    
    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
    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那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枯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黯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
    “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儿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也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路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
    “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气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
    “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遛达，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那是本政治辅导材料。
    “看这种书干吗？”
    “没事，看着玩。”
    “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
    “你瞧我不是挺好？”她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
    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
    “不喝。”我说。
    “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憋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
    “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
    “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
    “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你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
    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分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
    
    “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
    “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你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
    “也怨我自己，那么仓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梅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来盯着我认真地说：
    “也有点身不由己。”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胳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
    “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衣，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园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１０亿，刨去１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辖一些由从良妓女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当时已过１２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皆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我。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
    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
    “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
    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
    “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
    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吗？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手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
    “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
    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搏说：
    “问题不大，脉搏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这儿有药么？”
    “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会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
    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
    “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
    “你都不记得了？”
    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起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
    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 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种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种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支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承受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