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 出 海 面 上 篇 经过一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队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流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的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光广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夜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再说。我到柜台上换了些零钱，走到外面一个投币式自动电话亭打电话。拨了两遍没拨通，没了耐心，看到外面一个姑娘很焦急，便让给她打。 自己走出来。一辆无轨电车驶来，我跑两步挤上去。车到站我又突然觉得什么人都不想见了，继续往前乘，一直到总站才下来，达达瞎逛。这条街有很浓密的洋槐，乘凉的人很多。男人们在路灯下打扑克，小孩子坐在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则搬着小板凳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闲篇。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 我想找个演外国旧片的影院，走了两家都满座。走到一家剧场，有人迎上来问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张电影票的价，那人踌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给我，我进剧场时不禁有些怀疑。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儿个观众，台上一个古装少女在跳着徐缓但十分舒展的中国古典舞。水袖在淡蓝的光中拖来曳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筝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曲终舞罢，灯光暗下来。尽管我很入迷，也没鼓掌。舞台再次亮起来时，这个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来。跳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个神话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个倒霉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严重后果后，这个女人像瓦匠一样把天重新砌好，使我们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据说，也是这个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产卵，提供了第一批人种。值得欣慰的是编导没让这个女孩子裹上一层蛇皮，否则，她就不能向我们展现她那双极富表现力、生气勃勃的腿。最后，我还是觉得扫兴。我以为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现雄壮、慈悲，即使她是好心眼。我对这个女孩子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又像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姊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 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岜，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请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要马上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你们跳吧，专心跳吧。”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尔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子。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着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留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 这时，一个穿红拖鞋的姑娘娉娉婷婷走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圆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 “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角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说。 “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来。” 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 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 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祸补天。不不，女娲女娲。”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叮叮砸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的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去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像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颗维生素Ｅ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衣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上下班高峰时才有的钟点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 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麇集在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煲，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心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锲而不舍地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几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躺在床上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淡一笑：“你来了。” 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上：“看什么书？” 她合上书，给我看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悠——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 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婵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婵娟丁点儿暧昧的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 我问于晶跳什么角。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着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没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脸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 “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他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们笑。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独自出神。 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 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跃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漂到木樨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 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即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猗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拚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的浓密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睁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栏，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陪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陪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润的草坡聊天。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世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扬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地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里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挑，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 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 “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 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走来。小杨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还得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到前面。我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 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满湖金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波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像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中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邦邦、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像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 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尽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 我们好像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是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一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时，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他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像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 “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侍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餐巾扔到一边，抓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嚼，风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眼看她，她笑眯眯的，手把着酒杯玩。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劳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帐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 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和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三十七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头看于晶，她的眼睛在桔红的路灯下又黑又亮，露出那么点饶有兴味的神气。 “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退职？我们都猜你是被开除的。” “这可是凭空诬人清白。我，”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些艰难。我咽口唾沫： “想发财——” 于晶笑，看来她又以为我在信口开河。 “真的，”我诚恳地说，“怎么说我跟你也不一样，浑浑噩噩小三十年，身无一技之长，再没钱，将来谁待见？我过去那个单位，终日无所事事，薪水菲薄，饿不死也吃不饱，难受坏了，毁我青春。” “那你退职后，比过去好点了？” “常饿肚子，真惭愧。可我不怨别人，机会有，全看自己。另外。”我笑着说，“也不是没有挥霍的时候，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 “你真反动。” “我寻思着，官不是人人都做得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度。” “你退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看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自己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没有过什么恣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地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了。”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 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一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像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哪儿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子？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愣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颏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像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了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时间，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在街上商店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凉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 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到旅店介绍处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泊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上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头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锥、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的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新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制品堆积如山。晒得黧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掏出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俩吮着冰糕来回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打闹跑过。 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衩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 海水晶莹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跃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游到潜不见底的深海。 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得进，人借涌势，是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伏彼起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 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皇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着，像是另一个快乐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恣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我继续闷头游着，不再理睬他们，汽艇仍跟在我身后。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得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跄跄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乐。我吃了一通冰激凌，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当然，我没再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告，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像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抽，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徜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 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了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黢黢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蓝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 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像这次饿得这么狠，像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 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 “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 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 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 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 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我连干了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老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像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只好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了，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 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几天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腊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儿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偌大的白晃晃的钢儿，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的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像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像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的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 “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了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军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像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里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作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像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像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 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嗒滴嗒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晚上，我去看《屈原》。于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达到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 “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有，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哟，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她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在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地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 小杨不爱听，我们换了话题。她说她家在下关有几间铺面房，我说可以开个卖服装的杂货店。从广州购进，铁路到昆明，然后用军车运到下关，只是不知销路如何。小杨说销路没问题，边境地区从来都是很时髦的，穿着牛仔裤刀耕火种。 “我可没说着玩，要干咱们就真干。” “我也没说着玩，干就干。”小杨说，“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干脆双管齐下，回去要没劲就当老板娘去。” “这年头，”我笑着说，“都是曲线救国的路子。国军皇协军不分。” 这时，要开演了，演员们拥出来，小杨也跑走了。 我下到剧场里，已黑了灯。幕拉开后，我看到前排还有些空座位，就和其他观众忽拉拉往前拥，换了个座位坐下。我使劲在台上的演员中找晶晶，那些脸搽得粉粉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样。直到后来一个女子挺剑自刎，我才想起这人就是晶晶，可她已经死了，被人拖下去。 “你觉得《屈原》怎么样？”晶晶问我。 她嘴里含着饭，犹豫着不知夹哪个菜。今天菜是我做的。西法红烩牛肉有点狐臭味。 “吃吃，别客气。”我自己喝了口汤，“还不错，我说《屈原》。那些小桔子跳得挺喜人，身段袅娜，我爱看人数众多的群舞，变队型就漂亮。灾难舞不如上海的《木兰飘香》，没什么气氛。当然，除了你……不能吃就别吃了。” 我看晶晶嚼着臭烘烘牛肉的难受样儿，笑了。晶晶也笑了，把牛肉吐出来：“炒的什么玩艺呀，真难吃。” “主要是牛不好，老死后还停了两天尸。本来这菜我挺拿手。” “就会吹牛。”晶晶把碗里的牛肉全扒拉到桌上。 “你还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就是不认识你也注意到，死得很突出。” “还会拍马屁。” 我涨红脸大声继续说：“男演员实在让人没法恭维，包括屈夫子，就会剑指问天，什么呀，《蝶恋花》。” “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是什么专家？” “我很为我们的民族舞剧担忧，这样下去，会连我们这种相当宽容的观众也失去的。如此矫饰、机械，毫无意趣和演技。女演员抢尽风头，把男演员仅有的那点可怜的光彩也剥夺了。使男演员成了难以想象的奇形怪状和不体面的某种东西，只能像搬运夫那样显露肌肉，卖卖力气。” “你还行嘛。”晶晶瞅着我，“挺有见地的，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耳熟？”我装糊涂，“别人也说过这话？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 吃过饭，我看到晶晶在我房内翻书，忙冲过去夺，她灵巧地闪开，笑着对我晃着说：“你看东西真是过目不忘啊，现炒现卖。” 我笑着说：“我也没想在你跟前卖弄，原意是想跟不懂的人吹吹，可也挺贴切是不是？我确实为如此糟蹋男演员忿怒。” 刚才我对男演员的议论，几乎原封不动引自美国人理查·克劳斯所著《芭蕾简史》里戈蒂埃对一八四○年法国芭蕾舞台上男演员的批评。 我戴上耳机听歌，晶晶低头削京白梨，我们都爱吃这种汁多绵软的水果。晶晶递给我一个，又给自己削了一个。吃了两口，张嘴无声地说了句什么。我忙挪开一只耳机： “你说什么？” “你是要去云南开店吗？”她的声音大了。 “小杨告诉你的？有这么回事。” “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 “这可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店铺，好当家做主，从领导、父母给我气受那天起。” “你不是被哪儿驱逐回国的吧？” “不，不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生在这间屋子，长在这间屋子，就像俗话说的：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 “一点看不出来。” “我可认为自食其力没什么不光彩。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让公家操碎了心，就业、婚姻都得公家一手操持。就像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总住在父母家，公家慈祥，不说什么，咱自己也不好意思。而且，明摆着，公家也顶不住了。” “噢，这么说，你也算开拓型干部了。”晶晶欣赏地看着我。 “不敢当，小的溜的吧。” “你比我好呀。”她叹口气。 “怎么？” “就是好嘛。我们，舞蹈演员，小儿麻痹，长不大，三十就成了豆腐渣，不像你蒸蒸日上。” “不是也有很多老同志还活跃在舞台上，风韵犹存。” “我可成不了那号精。说真的，”晶晶说，“将来你要真成了个肥胖的百万富翁，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可不能装作不认识。” “你还不知道我，像百万富翁吗？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用嘴砍大山，每天不止。” 我们都笑了。笑了一阵，晶晶看看表：“哟，净胡扯了，我该去剧场了。” “来得及，”我也看看表，“我还有个建议没跟你说呢。” “什么建议？”晶晶站起身拎上化妆箱。 “先问你，有男朋友吗？” “你指哪种？我有一簸箕。” “我指可以结婚的男朋友。就是说不一定非结，但结也无妨的那种。” “没有，目前没有。” “想有吗？我有个合适的人选向你推荐，你可以试一下。” “你不是想推销自己吧。”晶晶笑起来，怪有趣地看着我。 “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没发觉咱们俩挺合适？你不漂亮，我也不漂亮；你日暮途穷，我孤苦伶仃。” “你这些废话呆会儿再说吧。我二幕三幕没戏，你到后台来找我。” “你不吃点东西再走？”我洋洋得意地送她。 “我包里有巧克力。” “别吃那玩艺，又该上火起疙瘩了。” “我说，”晶晶又羞又气，“你要老纠缠细节，我就给别人当女朋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在剧场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为一个人看舞剧要打瞌睡而忧心忡忡，见到我大喜，和我旁边的人换了票，坐在我一旁嘴巴不停地说起话。他怀疑他们单位领导是隐藏很深的“三种人”，准备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举。我问他怎么知道的，“文革”时他才上小学。他说那个领导长得像。他愤愤地抱怨领导诬陷他是经济犯罪分子。这我倒挺同情他，我知道他不是，虽然偶尔当当掮客，除了蹭过几顿便饭没拿过一分钱。接着他又问我国家干吗请三千日本人来玩，他们干吗不请咱们？我说这事没人跟我商量过，我也不清楚。 “你在谈恋爱是不是？”他借着幽暗的光线审视我，“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 “没有啊，”我把目光从台上舞姿婆娑的晶晶身上收回“没有，没有，你看我像谈恋爱的人吗？” “千万别结婚，石岜，听哥哥的没错。你本来可能还有点出息，一结婚就全毁了。婚前蜜糖似的，婚后，女的瞧男的不殷勤了，男的瞧女的不新鲜了。我就不打算再结婚。” “我不结，答应你。” 我一边和那个朋友前言不搭后语地胡扯，一边继续看台上跳来跳去的晶晶。 她跳完编织舞，退到一旁席地而坐当观舞的民众，她们在台上也聊天。过了会儿，我见晶晶往台下观众席上看，断定她看到我后，便做了个“八”的手势，她轻轻点点头。 “你给谁打手势，你给谁打手势？”我那个朋友好奇地都快疯了，拼命伸着脖子往台上找。 “好哇，和舞蹈演员勾搭上了，走向深渊。” “我得去帮农民兄弟点忙。你别跟着我，”我厌恶地说，“我拉屎可臭。” “我也没把你当成麝香牛。” 我在厕所里呆了半天，才出来，那个朋友也走进休息厅，东张西望地找我。我刚想藏，已被他发现，飞跑过来： “你千万听我一句……” “去你妈的吧，”我挣开他，冲他脸大喝，“我他妈愿意毁了自己。” 我逃出剧场，那个朋友摇头叹气踱回观众席。满台都是腾挪跳跃的王侯将相、妃嫔宫娥以及渔人樵夫、甲士村姑。 第一幕结束，演员们拥进后台，边走边拔头钗摘耳环，一溜小跑冲进各化妆室抢妆。八点多一点儿，晶晶换完妆出来，薄薄的舞衣袖袂飘飘，远远看见我就笑嘻嘻的，越往近走，越发笑成一朵花。我看着她，觉得她真是很好看。 “你笑什么？” “瞧见你我就想笑。” “你笑什么？”我拉晶晶坐在后台门口的石阶上。 “你瞧你吧，穷得叮了咣当响，还挺沾沾自喜，四处跟人说要发财，简直像个骗子。” “我哪四处跟人说了，不就跟你说过，也是说着玩。哎，我那个倡议你考虑的怎样了？” “你还真要这样呀，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呢。” “试试吧，怎么样？不行就拉倒，什么也不影响。我问你，你讨厌我吗？” 晶晶摇摇头。 “那就这么定下了。” 晶晶光笑不说话。 “别光笑。”我说。 “试试就试试。”晶晶说，“以后你对我好吗？” “当然要比现在好。” 我们相视而笑，晶晶用水袖掩住嘴。我们侧耳听前台音乐，屈原已经将黜，痛不欲生。 “你该进去了。” “再呆会儿。” “进去吧，”我推她，“散场我在大门口等你。” 晶晶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进去。 那些天，我是《屈原》最忠实的观众。还掏钱买票，请朋友们的客，拉大批闲人来捧场。晶晶跟我说过，一个再谦逊的演员也是很在乎观众掌声的。 她很伤感地告诉我，她第一次登台跳什么“大寨，亚克西”时，下台听到一片掌声热泪盈眶，别人无情地告诉她，那不是掌声，是拉幕的隆隆声。现在她如愿以偿了，每当她宛转痛苦死去时，总能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虽然这掌声显得那么没心没肺。 散场后，我就在后台门口等她。她梳着头发跑出来，我们沿着幽暗寂静的街道走回家。北京的夏末，街上摆满鲜花，夜晚清凉的空气中浮动着浓郁袭人的花香。我把家里的窗户终日敞开，这样，晚上回到家就能嗅到满室芬芳。晶晶演出完总要喊饿，我们就搞点简单的夜宵，咖啡和馒头夹奶粉。我有一罐咖啡豆和一罐速溶咖啡，我常搞错，使咖啡味道一塌糊涂。 “为什么不喝茶呢？”晶晶问我。 我先说喝茶有点老气横秋，又说喝咖啡显得绅士，最后承认茶水使我走肾，夜里睡不踏实。我说过，我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很使晶晶紧张过一段。后来她了解我后才安下心，我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你没觉得我其实很腼腆吗？” “不，没觉得。” “我从小就很害羞，很胆怯，为了掩饰这个缺点，我才学吹牛说大话，故意胡闹。可直到今天，我仍像一个经常手淫的中学生那样怯懦自卑。” “你是说你其实像天使一样纯洁？” “那倒不是，”我不好意思了，“没那么白。” 我告诉晶晶，我过去的确谈过几次恋爱，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正常的。但我人基本上是正派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 “我说过我喜欢你吗？” “你说过不讨厌。” “我也说不上来，”晶晶想了半天仍这样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喜欢呗。你很爱钱？” “是啊，”我说，“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也爱钱，所以喜欢你。” “别这么赤裸裸，晶晶。”我求她，“这太打击人情绪了。起码心里这样想，嘴别说出来。” 晶晶和我大笑，笑得喘不上气。 “好吧好吧，”晶晶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 “还能再热情一点吗？” “我可以为你死，你能吗？” “不能！”我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似乎挺失望。 “你能为我死？” “是的。” 我把窗户大开：“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们又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把窗户关好。 “你说，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 “是你叫我热情点的。”晶晶点起一支烟，懒懒地说。 “我不想陷进去，我不想丧失也不想看别人丧失独立的人格。” “怎么，你害怕了？”晶晶看着我大惊小怪地喊，“吓成这样，简直面无人色了嘛。” “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怕，我是在坚持我的原则——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放心，”晶晶打了个啊欠，“用不着害怕，要是将来你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ＯＫ。” 晶晶早晨起床，一般都很早，不管晚上睡得多么晚。她像一匹精力充沛的小马，不停地在屋里跳跳蹦蹦，搞一些空中劈叉击打、腿的曲直伸拉之类的名堂。 如果我还在睡懒觉，她就拼命砸门，大声放收音机，把我闹起来。然后拉我出去跑步，说我的身段实在不像话，再下去就甭想冒充演员往剧场里混。 我们俩沿着阳光初洒的大街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晶晶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我就把皮都剥给她。晶晶过马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不规则的，任意乱走。我批评她，她也不听，警察吼她，她才往人行横道跑。警察叫她过去，她冲人家笑仍走自己的路，多数警察也就一笑随她了。我过马路规规矩矩，可有时爱随地吐痰，卫生警察抓住就毫不客气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罚款，根本不听我有鼻炎的申辩。搞得我一见大壳帽就神经紧张。现在街上大壳帽又多，连邮递员也神气得像将军，一惊一乍的，我是不爱上街了。常常是我受了一肚子气，执意回家，撇下晶晶单独去自由市场买菜。 南方女孩子从小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都有一手讨价还价看秤的绝活，北方再精明的农民也坑不了她们。我很放心晶晶，每次她都能买回又便宜又好的蔬菜。就是她也有一般南方女孩的毛病，逛市场一上瘾就刹不住车，转遍全城也要买回那几根最佳黄瓜。 她兴冲冲回来时，我已急得胡思乱想了，对她发脾气：“到哪儿去了？一上午。” “买菜去了，你瞧这几根黄瓜多嫩，顶着花呢。” “犯得上么，不吃行不行？” “我怎么啦？”晶晶委屈地说。 “知道吗，”我口气和缓下来，“晶晶，有时我老觉得我们好得不真实，像场美梦，特别是你一不在，我就恍惚受了什么幻相的蛊惑。” 《屈原》演完后，舞蹈学院开始毕业分配，晶晶如愿分到一个在观众中颇有人缘的歌舞团。 “我到团里以后就不来你家了。”临报到那天晚上，晶晶嗑着瓜子对我说。 “那你去谁家？”我在看博伊尔的《背叛之风》，没抬头。 “我天天来影响你不能干正事，我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学习。我妈妈都来信说我，不能光谈恋爱——虫！虫！”晶晶忽然指墙上说。 我抬头一看，有只蟑螂爬在墙上。我用书将它打落，铲起举到晶晶面前。 “别闹，你别闹。”她把我手推开。 “你刚才说什么，以后不来了？”我把蟑螂尸体开窗扔下去，坐回桌旁问。 “少来。我到团里就不整天泡这儿了，我要学习了。” 我嘻嘻笑起来。 “怎么，你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 “随便，”我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后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挺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的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 “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寄东西，就像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 “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地说，“使我痛苦。” “嗬嗬，”晶晶笑起来，“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是真的。”我执著地说。 “好好，”晶晶安抚我，“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对我也好。”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好在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 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虽说写字楼、酒店、工厂一夜之间林立了，文化方面仍是乡村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影剧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元。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像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 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浩荡的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个家伙忽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托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南国仍是盛夏，挥汗如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城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大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街。入夜，那些收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我在这儿遇到一些老朋友。有的是取得学历后被招聘来的；有的我原以为已经坐了牢；有的老老实实拿着几百元人民币谨慎度日；有的趁机猛赚钱已成了小富翁。他们给了我各种互相矛盾的劝告。 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当天便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找的人关押在他们看守所里。我以领导身份去了趟公安局，了解到这小子原来没给公司办事，炒卖外币发了笔小财，买了张假护照跑到东南亚逛窑子，花光了钱才回来，还染了身脏病，目前狱医正给他注射大剂量青霉素，不日将解回内地劳动教养。 我十分懊丧。又从朋友处听说那个舞蹈家已找到合作者。我认识的那个助手也不在此地，不是在上海家里休假就是在福州帮人家排舞剧。 我给北京打了长途，总经理让我等几天，务必见到那个助手，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碰到一个中学女同学刘华玲。我简直不敢认她了。过去她是个胆怯、漂亮的女孩子，很多男孩子追她，我也给她写过纸条，冬天放学后，我们在昏暗的街道拐角偷偷接过吻。后来她和一些年龄大的男孩子混在一起，我见过那些戴羊剪绒皮帽、穿黄呢大氅，每天晚上用冰刀互相往脸上剁的野小子轮番拉着她在什刹海冰场滑冰。一个下雪的晚上，我还遇见她被家里赶出来，一个人在铺满白雪的街道上边抽泣边茫然地走。后来我去当兵，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一晃快十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她，珠光宝气，端庄丰腴，一副有钱单身女人的豪奢派头。 饭后她请我去酒吧听歌。聊起来才知道，她一九八○年和一个叫戴维的外国人结婚出了国，取得外国籍后，便和那个洋鬼子离了婚，靠一大笔赡养费悠闲度日。 “这么说，您现在是外宾了。” 她矜持地笑了，说她还是爱中国甚过爱她前夫那个国家。她现在新加坡定居。 “那也算个华人国家，没有肤色问题。” “你现在算干什么，回国观光？” “对。” 她说实际上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内，这儿毕竟是故国，气候、民俗、语言都熟谙：“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过是个外国人的感觉。倒是在戴维的国家，处处觉得像个外国人。” “那你何必非要那个外国籍。” “不不，你不懂，这不一样。” “我懂，我怎么不懂。” 侍者不停地上色彩缤纷的鸡尾酒，我喝的有点多了。穿着像马戏演员的男歌手在倏忽变幻的灯光下做着各种亮相，声嘶力竭地唱。顾客都在乱哄哄地说话、鼓掌、高喊着点歌。我瞧着那个满脸堆笑、一个劲鞠躬致谢的歌手，觉得他挺可怜。 “那么，”我扭头问刘华玲，“你爸爸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好了？我记得他过去曾经把你赶出来。” “他现在仍不让我进门，把我送的电视从窗户扔出去。他认为我嫁给外国人是他的奇耻大辱。” “有趣的老顽固。” “我并不认为他这样就是立场坚定。” “是啊，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和亲和伤了心，总认为这么做是国力疲弱的一种屈辱表现。其实，外国人爱上我们的女孩子，是因为她们美丽，是我们的骄傲，只要那些外国人不是洋瘪三就行。” “我不觉得你是在恭维。” “那就换个说法，我们不是也娶过这些外国女人嘛，还把她们选进各个委员会。国际交流总是互通有无的。” “你还是那么爱胡说八道，政府没再逮捕你吗？” 我笑了，她指的是一九七六年我卷入“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三个月那件事。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个混乱、灾难深重的凶年。她还记得我站在批斗台上的那副凄惶相，那时晶晶才上小学。 “我没能挺住，一进去没打就全招了，也就没当成‘四五’英雄。我现在还存着平反时送回来的那些声泪俱下的交代书，看一回笑一回。” “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 “不当了，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人很成熟，国家料理得有条不紊，我也放心。” 我告诉我那个入了外国籍的女同学，从部队复员后的有段时间，我倒当真信过一阵基督教。那年我在泰山顶看了一本斯维特拉娜写的悲怆的书，引起宗教情绪，下山时我偷了岱庙里的善男信女贴在铜锣上的香火钱，泰山神未能降祸于我，使我对中国神大为失望。考虑到凡心未泯，既不愿剃秃子也不愿吃素，又把佛门摒除。最后觉得基督教挺文明，没什么义务也没什么苦行，全凭自觉，便欣然信了。那年圣诞节，唱诗班唱的多声部《弥赛亚》神曲，曾使我深受感动，差点受了洗。只因那天的牧师不许我领圣餐，使我觉得他很可恶。我一向厌恶豪奴，神仆我更不能宽恕，我抛弃了主。主一定在天上哭得很伤心，末日审判那天他不能给我走后门了。我妈妈倒破啼为笑，但最后她还是被我气死了。 ? “我是在极端苦闷中退的职。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我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我要探索生活的意义，我很难受……”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小时候也想当过刘胡兰，被人塑成雕像。”她也喝多了，结结巴巴地说，“小时候我多为我们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那时我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妈的人家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管闲事，我倒成了资产阶级。” “你不必过意不去。” 第二天酒醒后，我头疼欲裂，想起昨晚有点后悔，觉得说多了，为向一个女人倾诉苦衷羞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也有点局促。难为情地跟我说：“我现在不能喝酒，一喝就醉，就胡说八道。” “我也是。”我说，“我都忘了昨晚说了些什么，喝多了酒是让人显得幼稚可笑，其实我现在过得还不错，我在谈恋爱。” “是吗，那一定是个好姑娘，太让人羡慕了。我一向羡慕在谈恋爱的人，我没谈过，噢，那些都不算。” “别说这些没劲的事了。” “好，不说。”她笑，“其实一个女人也用不着要求太多，生活舒适就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福的。” 饭后我们驱车去游乐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骑马跑了几圈，又到射击场比枪法。为了有趣些，我们还打了赌，一顿晚饭。她打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打得更好，在部队我就是神枪手，而且这种轻便的小口径步枪比我们那种跳动很厉害的军用步枪更易于操纵。打完靶，我们都得了奖品。 在水上餐厅吃茶时，我碰到刚从上海休假回来的舞蹈家助手，她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大局已定，我也不想勉为其难，这种事也是“自由恋爱”。谈毕公事，她问我，是不是晶晶到那个团后不太顺心？我说没有呀，她挺乐。她说她听回云南绕道上海玩的小杨说，晶晶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都快笑了，说她一个人在团里很孤单，叫小杨去看看她。小杨临走事情多也没去成。 舞蹈家助手走后，我屈指一算，晶晶给小杨打电话正是我走那天。 下午没事，我回饭店要了个北京长途到晶晶团里。晶晶午睡刚起床，还没去上排练课，可线路不好，听不到她的声音，由北京的话务员传话。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什么东西。话务员告诉我，没事，什么东西也不要。我想说我很想她，忽然又觉得很烦恼，那边晶晶的声音一点听不到，就像对着空房间自言自语。我没了兴致，挂了电话。 晚饭时，刘华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啦。我说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打通，我补了句：“我很爱她。” 她笑，我告诉她：“我不是开玩笑。” 她沉默了，不再笑。晚饭吃到一半，气氛实在沉闷，我们都很别扭，又快喝醉了，她终于忍不住，求我讲讲我的女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讲，便把我和晶晶的关系始末细细讲了一遍。讲完后，她眼泪掉得抬不起头，我知道我勾起了她的伤心事。 “我也曾追求过真情，可总和肉体遭遇。”她说，“我很灰心。” 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天返京。她说她跟我一起走，一定要见见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她又改了主意，说不想去了。她拿出两只玉色手镯表，要我送给晶晶：“不要介意，这东西很便宜，并不贵重，是一点心意。” 我说知道，那些飞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很爱戴这玩艺。我说谢谢，晶晶一定喜欢。 “回北京，见到熟人说起我，你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吧？” “不会。”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色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 我在楼道穿行，认出一个正在像模像样炒菜的蓬头小伙子是位很受青年人欢迎的歌星。练功房内传出清脆的钢琴声和嘭嘭的手鼓声。正在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肯定是男低音，巨大的共鸣音震得楼道嗡嗡作响。一个穿着运动衣的俊秀小伙子拦住我，打量着我问： “你找谁？” 我告诉他我找谁。 “她住那个房间。”他有礼貌地让开，“她可能不在，洗澡去了。” “已经回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从旁边匆匆走过，边走边说。 我敲敲那扇紧闭的门。 “进来。” 瘦得飞起的晶晶站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梳着长发，看到我进来，两手拢着头发怔住了。她刚洗过头，脸庞头发潮润润地闪着光泽，散发着发乳香脂的馥郁气味。我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她，她仍在发愣，接着，像片羽毛轻轻飘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还哭鼻子呐。” 在街上走时，我们互相争着说话，晶晶为压住我拼命大声嚷嚷，说她的新朋友，她的新节目，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走。当时正是下班高峰，一辆辆汽车开得老鹰一样又猛又快，好几次我不得不拉住她，才没被疾驶的车辆撞上。后来我也不看车了，光顾和她说话，就出了事。 出事时我最后和她说的话似乎是：“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了，一定学到第二册了。” 她好像那么说的：“我不学了，我正挨章学《家庭主妇日用大全》。” 接着我见她脸骤然变得恐怖，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就飞到半空中。在空中我想：坏了?? 下 篇 “一位擦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位擦地，一二三四……一位蹲……” 我们手扶把杆站成一排，在钢琴单调、永远不变的那支曲子伴奏下，做着枯燥乏味、十数年如一日的基本训练，像一群虔诚的僧众，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痴心修行。 “腰组合……控制组合……” 这些动作我是那么烂熟，完全可以条件反射地随着节拍准确、有条不紊地做下去，脑子同时开着小差，胡思乱想，甚至万念俱寂，视一切于无睹。 “大踢腿……大跳组合。” 我轻飘飘地连续大跳，不为人察觉地偷着懒，再剧烈的活动我也不会出汗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练功对我就像一个官僚对待他的文件，无动于衷，轻圜自如，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和目的。 练完功，休息一会儿，准备上排练课。我懒懒地坐在地板上，尽管没卖力气也觉得疲乏无力。我们这个团的舞蹈多是异邦的民间舞，跟中国古典舞功两个“法”。不管你过去在省里如何受宠，在学院拿了多少五分，在这儿都得老老实实地跑龙套。老演员对我说： “你们这拨来的可以了，一来就上节目。我们当年，换灯片，跟幕都是三组。” 领导说：“你们年轻轻的，先不要谈恋爱。” 我们私下说，不谈恋爱干什么？每天呆在宿舍里光吃，吃肥了再吃“果导”泻下去？谈恋爱还能劳劳神，燃烧燃烧脂肪，就说我的那个家伙，虽然被撞了，还是那么带劲—— “想什么呐？” “我在想，要是我处于蛮荒时期，当人不如不当人。” “你想当什么？” “一只大猛犸或者披毛犀什么的。” “那无所谓。” 医院大楼一层，窗户对着花木扶疏庭园的一间病房里，我坐在因车祸受伤的石岜身旁。护士刚为他接过小便，他由于不得不当众小便而感到体面扫地，一脸懊丧。 “腿怎么样了？我看看。” “别看。”他按住被角，“我不喜欢把有瑕疵的东西给人看。” “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长势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不喜人。医生说，残废是不可避免的。” “那好哇，”我说，“你对社会危害可以少点了。” “是值得庆幸。其实，”他恶毒地说，“那条腿已经不在这儿，切下去了。 我顿时失色，伸手隔着被子一摸，恼怒地板起脸：“你太不地道了。我知道你转的什么坏心眼，你干吗总那么坏呢？” “他们说，痛苦让别人分担一点，能轻些。” 我缄默了，抓起一把松子，用牙咬开坚壳，嗑出一捧果仁，递给石岜。瞅瞅他，伏在他枕边问：“你是真痛苦了吗？” “真的。”他在枕上偏过头来看我，“我不想连累你，我想高尚一点，我现在是个又穷又瘸的人。” “别说蠢话了。”我说，“你就是真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就在乎。” “那可能，因为你总要情不自禁地表现一下卑劣。” “不是，”他睥我一眼，“我不屑隐瞒我的观点，就是落到这步田地也不屑隐瞒，我不喜欢别人占我便宜，也决不占人家的便宜。” “你认为金钱和外貌就那么重要？” “是的，如果你破了相，一文不名，我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你，不管有多少道德先生站出来谴责。” “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多漂亮多有钱，我见过比你棒的腿、比你趁的人多了。要是为了找个鼓钱包找条粗腿，我早去找别人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喝酒了？” “嗯，团里招待一个非洲舞团，让我们作陪。”我在他床旁坐下，拿出个纸包，“我给你买了些无锡酱大排，人家说吃排骨有利于长骨头。” “我也听说过吃什么长什么。” “现在吃吗？”我把玫瑰色的排骨从纸包里拆出，问。 “要吃。” 石岜坐起来，接过排骨吧唧吧唧吃起来，咂着嘴，很香的样子。他跟我说医院虐待他，营养灶的厨子过去是养鸡场的饲养员。我给同病房的病人送去一些排骨，然后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听他抱怨。 吃够后，他张着两只油腻的手叫我把脸盆里的毛巾拿来。我走到脸盆前一看，哪里是什么毛巾，简直就是一块抹布。我拎到盥洗室洗干净，像对孩子似地使劲给他擦手擦嘴巴。 “我自己来。” “你别动。”我把他脸上的肉渣一一擦去，“怎么吃了一脸。” “哎，晶晶。”我正在擦自己的手，他对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在这儿陪绑。” “……” “老呆在病房会传染上病人的有害情绪。你瞧你的脸，都快跟泌尿科护士一样——铁青。” “我以为你愿意我来。” “我是愿意你来，一天来看我一眼，尽尽朋友义务就行了。多找那些健康的朋友玩玩。” “和你交朋友后，我就没别的朋友了。”我说。 “这可不好，我可没叫你不理人家。恰恰相反，”他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你有几个正派、有学问的男朋友，我还很赞赏。” “你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欢，想趁机把我甩了，还落个高尚。” “不不，你别误会。”他脸红了。过了会儿，他握住我的手，我挣了挣，没挣脱，就任他握。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他轻声说，“不陷进愚蠢的爱情中去。” “……是说好了。” 我低着头，慢慢抽回自己的手，走了。 我有几天没去医院看石岜。每天排练完，就自己上街逛，自由自在地挨个店吃心爱的冰激凌和酸奶，挨家影院看新上映的片子。我们的喜剧还是不行，无休止地卖弄噱头，尽管我也跟着笑，可每回笑完都有被人笑了一场的感觉。悲剧依然是湿淋淋的，那些成年人号啕大哭的嘴脸，使人又厌恶又蔑视，我宁肯闭着眼睛听台词，我喜欢上海的配音演员。有时我买上一包烟，坐在街头长凳上的老爷爷老奶奶旁边悠闲地吸。常有小伙子过来和我搭讪，我跟他们搭讪几句，要带我走，我就不理他们了。 一天，我碰上一个在石岜家见过、可叫不上名的小伙子。他见我坐在马路边，凑过来和我说话，他自称是某大学的学生，请我去吃晚饭，说饭后还有场音乐会，我跟他去了。吃饭时，他说石岜很多坏话，说他如何道德败坏，见钱眼开，我光笑不置可否。等到在剧场坐下听音乐会，他讲起贝多芬，我受不了啦，找茬溜掉。 回到团里，同宿舍的小青姐说刚才有人给打电话。我问是谁，小青姐说她也不知道，那个说一会儿还打来。九点多钟，电话打来了，我跑去接，是石岜。 “你怎么不来看我了？” “不爱看你。”我气哼哼地说，“找别人玩去了。” 他笑了。说明天来吧。他挺想我，还有话跟我说。 “好吧。”我说。挂了电话，连蹦带跳地跑回宿舍。 小青姐今天过生日，买了酒，跟她男朋友边聊边喝。我也坐过去蹭酒喝，傻乎乎地听他们说笑话。小青姐说我：“你老笑什么，傻不傻？” 我还是穷笑，喝了酒越发笑个不停。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医院，石岜正在和一个神经质的中年男人说话。我不想打扰他们，就在一旁坐下。开始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会儿，只言片语传进我耳朵里：“我已经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两个月都是靠借支开的工资。”“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我懂。”我倾耳听起来。 这个男人是石岜的朋友，他曾为什么事雇佣了石岜，现在他想解雇石岜。他的公司很不景气，营业额日趋萎缩，如果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项不能达到二十万元水平，今年年底就要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只得裁员，可是他心里很过意不去。倒是石岜开释了他半天：“我要是你也得这样做。”“事关重大，私情公谊应当截然分开。”中年男人走了，石岜笑着转向我： “你也支着耳朵听呐。瞧，众叛亲离了。” 他摸我的脸，我咬他的手，他把手躲开。 “你交的朋友，真够呛。”我说。 “不怪他。”他说，“本来朋友就是为了锦上添花，互相坠算怎么回事。”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坚持说。 他一笑，滑进被里躺下，仰面看着天花板出起神。宽大的枕头衬得他的脸颊那么瘦削、孱弱。 庭园中阳光明媚，亭亭玉立的五角枫树冠已是金黄掺杂着绛红，威严的雪松凝成深深的墨绿。穿着白衣的病人三三两两在廊道阳台闲坐，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看，我们没有强努下去的必要了吧。”他忽然笑。 “什么？” “试不下去了，算了，各投生路吧。” “你今天叫我来，”我竭力克制自己，还是脱口而出，“就他妈为了跟我说这话。” “别傻了。” 妈的！我正要发作，外面聚成一堆听录音机的病人那里传来一个低沉柔和的女中音：“尽管我和你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那歌反复地唱，熄灭了我的火气，涌上满腹凄凉。 要不是他无能为力地躺在这儿，我真要以为他从头到尾跟我开了个大玩笑，耍了我一场。我忍住泪对他说：“这事没那么简单，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还得我同意才行，我不能让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啊——咦——！”我躺在被窝里大叫，小青姐她们坐在一边嘿嘿笑。最近老停电，一停电我就趁机歇斯底里嗷嗷怪叫。电来了，屋里亮了，小青姐过来扳我身子，我还是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 “你干吗呀，起什么哄？”她笑着说，“我汗毛都倒竖了。” 我笑着推开她手，翻身闭眼睡觉。 连着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团里放了两天假，小青姐她们搞了辆车，去郊外野游。问我去不去，人多热闹。我想了想，说去，去高兴高兴。 秋初的山里，丰饶富足，多彩多姿。酸枣棵子丛丛密密，荆条上果实累累；漫山遍野的“山里红”斑斑点点，沉甸甸地结满枝头；山道旁柿子树上悬挂着一个个小灯笼似的肥柿，摇摇欲坠；深山里，溪流边，不知名的野花仍在成片盛开；疏落有致的簇簇树林已在郁郁葱葱中透出那么点杏黄和嫣红。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下一个狗声吠吠的庄户院里。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一片片干柴林子，气喘吁吁，兴高采烈地爬上山顶。毫无顾忌地任山风吹透自己的衣衫。当时正是下午，天空湛蓝，浮雕般的白云凝固在黛色的山头。远处平原、河流蜿蜒东去，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精耕细作的农田如同一幅由黄绿不一的颜色拼接得整整齐齐的巨大地毯。 在群山间一座空旷无人、碧波粼粼的水库旁，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男孩们咋咋呼呼下了水，一边哗喇喇游着水，一边大叫痛快，叫我也下去。我穿着练功衣下了水，水库是高峡出平湖，水很深，水凉彻骨，鱼也很多，不时滑溜溜地从大腿旁擦过，水面辽阔平静，游起来很舒适惬意。游着游着，我想起了夏天在市内那个湖里游泳的情景，上岸后，我就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很委屈，还冷。抱着双臂蜷在那儿，瑟瑟发抖地望着远处的山水哭泣，哽咽一声便掉下一串泪珠，山水都模糊了。小青姐她们躺成一排晒太阳，见我哭，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给我披了件衣服，便躺在一旁看我，也不劝。 我哭够了，小青姐问我：“怎么啦？” “没怎么。”我擦干泪说。 我们走在绵亘的山脊上，强烈的夕阳将山岭分成壮丽的明暗两个世界。一面是灿烂夺目的山坡，草木花叶轮廓纹路清晰，栩栩灵活。一面是幽深昏暗的谷壑，水声潺潺，潮气升腾。山的皱襞阴沉了，山势也显得凶险，远远地，长城起伏，逶迤在崇山峻岭的茫茫暮色中。 国庆节将要到了，电台电视台报纸每天都报道刊登大量标志建国以来国民经济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数字和比率。今年是大庆之年，节前就开始人心浮动，街上挤满购物的人群。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将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一购而空。工人们粉刷油漆了天安门和各主要大街的建筑物，在天安门广场安装了大型霓虹灯和激光照射装置。民警们也动员起来，加强治安保卫，清理居民户口。军队则忙于操练，国庆那天，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示新式武器和新式军装。 三十日下午，日本青年代表团中某“座”的几位女演员到我们团来联欢。笑眯眯地左鞠躬，右鞠躬，大吃一顿，送了几把日本纸扇，一人抱着一架精美的贝雕哭着走了。我们一边挥手欢送，一边小声嘀咕：“小日本真抠门。” 送走她们，我来不及洗澡，用纸擦了脸上的妆，就匆匆乘公共汽车往医院跑，紧赶慢赶还是在天安门被堵住了。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人头攒涌，照相机的镁光闪成一片，到处是穿着节日盛装、合家留影的人们。公共汽车连成长龙，在人堆中缓慢地行驶。 我赶到医院，天已经相当黑了。病房大楼空荡荡的，能行动的病人都提前出院回家了。急诊室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医生护士团团转地急救着大批因激动而脑溢血、心肌梗塞的胖老头。这些一点不节制的老家伙，每回女排一比赛或过节都要兴奋得晕过去，让人又可气又好笑。 我推开病房门，石岜正在和开摩托撞他的那个小伙子聊天。最近，这个小伙子常带女朋友来看他。他们混得挺熟，已经成了朋友。他的女朋友，一个妩媚的糖果店售货员见我来了，就说：“哟，你可来了，我们正说你呢，外面车不好坐吧？” “嗯，在天安门堵了一小时。” “快来吃香蕉，我们刚买的，特别好。” “现在不想吃，先放那儿吧。” 我和她坐下说话，石岜老看我，我冲他笑笑，继续和那个女孩子聊天。她正在学交际舞，兴趣很高，跟我说了半天，又叫我给她跳一段。我说我也没跳过交际舞。 “迪斯科，迪斯科你总会吧？” “迪斯科我也跳得不好。 “跳跳嘛，别谦虚。” 她一定要我跳，我说这是在医院，她说没事，去把门关上，又来拉我。我没办法，只好随便扭几下，那个女孩笑嘻嘻地和我对扭。一个护士探头进来，我跳着跟她笑笑，她也笑笑走了。我停下来，看着那个女孩扭，说：“你比我跳得好。” “再扭再扭。”石岜和那个男孩一齐对我说。 我摆摆手坐下。 “有什么关系，今天过节。”妩媚的小姑娘央求我。 我把她搂坐下：“我累了，已经跳了一下午。” 我喜欢这个女孩，亲亲热热搂着她热汗淋淋的身子。她朋友给我一支香烟，我抽了两口，小姑娘也要抽。我给她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教她怎么抽，又回头问石岜： “你抽吗？” 他点点头。我把手里这支给他，又点上一支，全神贯注地吐烟圈。 “晶晶。” “嗯？” 我把脸前的烟赶散开，掉脸看石岜，他又不说话了，我移过身俯下问他：“什么事？” “我想回家了。”他说。 “还没全好，怎么能回家？”我说。 “差不多了，在家养也是一样。” “家里没人，谁照顾你？还是全好了再出院吧。” “我们，”那一对说，“回去了。” “他想出院。”我跟他们说。 “着什么急？”小伙子说，“不全好不能出院，你还怕我付不起医药费?” “不是。” “安心住着吧，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明天全城戒严。” “我们穿胡同。” “算了，明天你们别来了。”我说，“好好玩去吧，这些天也没开过心。” 我从医院出来，已经很晚了，我没回团，去石岜家过夜。我开了门锁，在偌大的、空荡荡的公寓中走来走去。我害怕，把所有房间灯都打开了。公寓内还是石岜住院前那种东西乱丢一气的凌乱样，家具什物已蒙上薄薄一层灰尘。我坐了会儿，动手打扫起房子。擦地擦玻璃，倒烟蒂，归置书报，一直干到拂晓，才倒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天亮后，我又上街买菜。节日交通都临时断绝了，我只得在附近小店买些食物。好在是过节，小店货物也很齐全。 我回到家，庆典已经开始，打开电视，观看威武的阅兵仪式和花团锦簇的群众游行场面。 晚上，大部分街道交通恢复后，我去了医院。石岜也坐在医护人员中看了一天电视。我进去找他时，电视还在播放焰火晚会的实况。我让他再看会儿电视，自己去找值班大夫办出院手续。办好手续我帮石岜收拾了简单的东西，换了衣服，走出医院。 街上到处是出来看焰火的人群，我们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走着。路过一座新落成的巨大华丽的灯光音控喷水廊时，上百条和着音乐奔涌跳跃的水柱将清凉的水花细雨般地洒在我们头上，我挽着石岜，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和其他人们一起欢笑，他也在笑。 家里收拾得整洁异常，窗台上的花盆，果盘里的苹果散发出幽幽芳香。酒柜上玻璃鱼缸里，金鱼在无声无息地游动。卧室也重新布置了，凉席，草垫都撤去，换上干净松软的被褥和绣花椅垫。书籍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插在书架上。 “是你收拾的？” 我看出他有点感动，没说话，径自走上阳台。夜空中仍不时有礼花从三个方向升起，无声地闪耀成绚丽的一片，旋即又一切黯淡下来。他也走进阳台，我回屋给他搬了张藤椅，又倚在栏杆边，托腮望着夜空出神。那夜景时而辉煌，时而混沌，辉煌时烂漫夺目，混沌时一切皆空，幻显无穷，盛时即衰。 “今夜是最后一夜吗？”我小声问。 又是成百个红亮的礼花笔直地递次升起，壮丽地怒放在整个天穹，熄灭，陨落下去。 我等了良久，不见礼花再次升起。天空的晕红慢慢消褪，醇蓝的夜色迅速在空中横行扩散，覆盖统一了城市景物的调子，阳台、我们也被黑暗吞没了。 “我有什么过错吗？”我在黑暗中问。 “没有……” “你觉得我离开，对你更好点？” “嗯。” “你考虑过我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一点没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 “好吧，就这样，我说过，你要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ＯＫ。” “你，挺恨我吧？” “别说这种无聊话，不会的。咱们是好说好散——原来也只说的是试试。” “我倒希望你恨我。” “进去吧……我冷了。”石岜一瘸一拐进屋，我拖着藤椅跟在后面，屋里的灯亮了，我们暴露在光明中。他的脸很激动，相形之下，我倒显得过分平静了。 “我问你一件事。”我垂下眼皮，随即扬起脸凝视着他问，“你爱过我吗？” “爱过——”他身子往前一冲，一刹那，几乎站立不住，“——爱过！”他站稳后说：“这是不容置疑的。” “你不是捉弄我，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粲然露齿而笑。 夜深了，我们仍在开怀畅饮甜葡萄酒，彼此都有些醉意朦胧，快活地笑个不停，说个不停。 “你，你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呢，给你印象好吗？”他问。 “还可以，还可以，”我说，“足够记几年的。” “我们不会互相诽谤，互相鄙薄吧？” “我不会，”我停了一下说，“也许你倒要说是我不配你。” “不配一个瘸子？” “哦，你尽管瘸，还是瘸得挺有风度的。对了，”我说， “你的照片我不想还了。” “好吧，”他说，“你的照片我也就不还了。” “如果你打算悄悄销毁，还是还给我。” “我倒担心你将来的丈夫要吃醋。” “丈夫？”我木然冲他一笑，“我发觉一句都提不起来。” “什么？” “过去说过的话呀，那些海誓山盟真没用。” “……过去我们起过誓吗？”他怯生生地问。 我眼里闪出泪花，把杯子一顿，心平气和地问：“这个你也想否认？” 他不吭声了，我久久盯了他半天，又端起酒杯，把嘴伸进琥珀色的液体中啜饮。 “你说，”我喝了一阵酒，喘口气问，“会很快过去吗？” “什么都会很快过去的。”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少跟我转词。”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他看看我说，“像过去一样，你常来找我玩。” “真的希望我常来？” “真的。” “那我就常来。”我注视了他一会儿，咬着嘴唇笑了，“我常来。”我低下头，飞快抹去下巴上的泪珠，问他，“我的演出你还看吗？” “看。”他也笑。 上床睡觉时，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过去说过什么山盟海誓的话？大概真没说过，可那，还用说吗？ 秋天一个个晴朗无尘、阳光充沛的日子倏忽而过。不堪酷暑又畏惧严寒的人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一年中最后的好时光户外活动。今年街上流行鲜丽的羽绒马甲和斑斓的粗线毛衣。有的国家领导人带头在电视里穿西服会见外宾，出席国宴，为全国作表率。西服立刻畅销，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与不合身西服行走的男女。 秋天是我们团的演出旺季，前去观看者趋之若鹜，票子一售而光。可首场过后，黑市价跌得很惨，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票子砸在手里的“倒爷”焦急地在剧场前徘徊。因奥运会胜利和国庆阅兵大大高涨的爱国热忱没能在歌舞上移情。那些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高亢清越的汉曲宋词、讲究意境的古典舞蹈依然隔膜，掌声寥寥。演了几场后，团里只得把上半场的民族舞大部拿掉，换上疯狂喧闹的《布莱伏》舞和踢达舞。团里对这些老掉牙的节目的依赖程度是令人悲哀的。 石岜仍在家静养，由于长好的骨盆有些倾斜，走起路来，十分明显地跛脚。他在青岛的姐姐请了假来照顾他的起居。我也时常去看他，他给姐姐介绍我说：“晶晶，我妹妹。” 姐姐看了我半天，然后就和我有说有笑地聊起来，一起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对石岜说：“喂，我挺喜欢你‘妹妹’。”我就红了脸瞅石岜。他笑笑，装作若无其事。我垂了会儿头，又开始说笑忙活。 姐姐是个一丝不苟、爱管别人闲事的女人，常以挑剔的眼光打量我和石岜的穿着。她特别瞧不惯我随随便便的打扮，但她不跟我说，却去训石岜。 “你也不给晶晶买几件衣服，瞧你们两个，穿得像一对叫花子。” “我们没钱。”石岜说，“再说我们也不出门。” “你不出门，晶晶总要出门，总要打扮得漂亮点，这会儿不穿什么时候穿？” “我们赶不起时髦。”我也这么说，“夏天还可以凑合赶赶，秋冬季的羽绒皮货太昂贵了。我是低工资。” “其实，心灵美也就行了。”石岜说。我闻声瞅他，他忙对我说，“姐姐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买几件——你没听出来？” “你，我不管，晶晶，我要管。”姐姐说。 “我什么也不要，真的，姐姐你什么也别买。”我说。 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游。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撂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岜却乜着眼说： “真难看，像小县城的。” “管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了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住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容整治得像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水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瞒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有膀胱刺激症，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得也快，小青姐她们就拉住我跟我捣乱。 “上哪儿去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笑着从我身旁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吧，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 “一直就会的，”我掰开她的手，“看跟谁了。”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橐橐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我和石岜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个小板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换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 “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岜的脸拉得像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挺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 “水开了。”姐姐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 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岜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在家里憋得很烦。 假日，我陪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们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 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里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岜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的。”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震动颤抖起来。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回事。瞧你那副德行，真叫人讨厌。什么东西。混蛋一个！” 石岜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稳，我跳下车，石岜也跟着跳下来，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住，面向他。他身后的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 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队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佬佬”。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中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为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候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在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首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若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怏怏走开。 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满怀雄心去了，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的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 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帐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像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岜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岜现在好吗？噢，我跟他是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岜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岜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岜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他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她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匀，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哆嗦嗦从包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抽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喀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节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 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道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的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像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些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霾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窗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像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沉默地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身旁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像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踽踽独行。铺满雪的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拖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方了。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 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她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霁，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的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公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 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喁喁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常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舞蹈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 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筒冰激凌，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 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像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向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是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 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是我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着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她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儿？”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像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队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 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里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在排练老师的吼叫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断，很多人一边跑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个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是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你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着石岜说：“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儿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像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自己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再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两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我。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铢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台上。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像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纳妾。”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坐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轻轻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 晨曦已经出现在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载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内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详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是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 “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 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精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是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像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 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婚姻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他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人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在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 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 “什么？” “水。” 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像是一只饥饿的狮子，目光灼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 “他妈的！”石岜把被子掀到地上，狂怒地喊，“怎么结了婚还这样！” 团里由几个著名歌星组成的小队向我们舞队要几个人给她们伴舞，名单里有我。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歌星队的演出收入十倍于我们歌舞大队，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知道别的演员都说不去，我还是说去。老师当场就急了，说：“你的事业都不要了？就为多挣几个钱！我没想到你这孩子是这样，大学毕业去给人家伴舞。你这么年轻，搞了这么多年舞蹈，就为这个——钱？” “是的。”我难过地说，“就为这个。我需要钱。” “你真叫我们老师寒心。本来我们还说你不错，以后考虑给你多安排些节目。而你，自甘堕落。我决不答应让你去当什么伴舞。” 我低着头，只是对好心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公园的音乐堂演出。我刚化好妆，有人找我。我以为是石岜，赶紧走出来，却见是小杨。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舞蹈学院毕业后，小杨分回云南，我们有一年没见。 “我怎么不能来？”小杨笑着说。她黑了，瘦了，精神却很好，不像去年分回去前那么消沉。她说他们这次带了个舞剧来北京调演，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当然是你的主角了。”我羡慕地说。 “小地方的舞剧，粗糙得很。” “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还没一个上舞剧的，还是分回省里强。” “那你们当时干吗不回去，像躲瘟疫似的躲省里来要人的老师。我不也是没躲过去才回去的。”小杨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挺好的？” “挺好。”我忙说，“这团条件不错，新盖了房子，练功房和宿舍可漂亮了。还要盖大剧院大酒店，专门接待外宾。以后我们团就是北京一个名胜了，旅游手册都要写上的，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全聚德’烤鸭店齐名。” “你和石岜怎么样了？上封信你说你们又和好了。” “我们结婚了，没告诉你真抱歉。他对我特别好……我很满足。” “他还在捣腾买卖？他那个人挺逗。” “他不太干了。嗯，你知道他能写几笔，正在写小说呢。” “是吗？” “噢，他一会儿就来。我每次演出他都来，他对我特别好。” 正说着，石岜吊儿郎当走进后台。看见小杨先愣了一下，接着便笑喊：“怎么，胡汉三又回来了。” 小杨笑着说：“又回来了。你还是老样子。”他们俩握了握手，石岜往旁边一坐。我问他干吗去了，他说在广场上看了会儿人家放风筝。又看着小杨说：“《咪依鲁》是不是？我全知道，晚报登了，彝族舞剧，领衔主跳。” “你消息还怪灵通的。” “那是，好容易报上看见一个认识的人，还不眼睛一亮。哪天首演？” “过两天。到时候去看吧，别嫌丑。” “哪能呢，没看我就知道不错，不看看谁的大梁，嘁！” “你现在天天在家写小说？” “没有。” “候场啦，《满妃仪》演员候场了。”老师在后台叫人。 “我得上台了，你陪小杨坐会儿。”我跟石岜说。 “我能不能从后台下去看你们演出？”小杨问我。 “哟，这儿后台管得挺严，不好下。” “有什么不好下的。”石岜插话，“我回回从后台下去看，从没人管，别看瘸一条腿。” “谁能跟你比。”我瞪石岜一眼，又对小杨说，“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还不是咿哩哇啦那一套。” “看看你呀。” “你根本找不着我。” 石岜看我，我白他一眼。他一笑，跟小杨说：“确实没什么好看的，你在台上也找不着她。她们那舞是熘肉片，大小厚薄一模一样，脸上还勾了芡。不像你们《咪依鲁》，干烧鱼，你是那鱼，从头到尾都是菜，别人不过是胡萝卜、辣椒丝而已。” “别拿我开心了。”小杨说，笑了。 我笑着起身对镜整整头饰，穿着高底鞋踩着碎步走了。石岜这大扯子跟小杨侃开来。 “咱那买卖怎么着了，不开了？” “你还想呐，我早忘了。你说去云南也没去呀。” 我《满妃仪》下来，看到石岜和小杨眉飞色舞谈得正热闹。便先去换了妆，笑微微地坐在一边。石岜转脸对我说：“小杨正跟我说她在云南采风的事。一个女孩，走州穿县，跋山涉水，了不起是不是？事业家呀你——小杨。” “我当然不能跟人家比了。我们，匠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怎么闻着醋味了，谁在后台吃饺子呢？” “我也是逼到那份儿上。”小杨说，“我还想跟晶晶换个位。光看见我在北京出这么几天风头，没瞧见我在云南憋得死人一样，这辈子能来几回北京。” 晚上回到家，石岜又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我揪他耳朵：“去，洗脚去。” 他假装睡着不理我。我给他打来水，狠拉一下他耳朵，甩手走开。他疼得蹿起来，揉着耳朵说：“你这不是闹着玩，故意伤害。” “对。”我回头说，又问他，“我晾的那杯水呢？” “不知道。”他闭着眼睛把脚泡在水盆里。 我去外屋找了一圈，找着了空杯子，忍着气问他：“是不是你喝了？” 他仍旧闭着眼边擦脚边笑着说：“不是。” “就是你喝的。”我一下火冒三丈，把他拽下地，刚洗干净的脚又踩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演出那么辛苦，好容易晾了杯水，你还给喝了，什么人呀。” “你别冲我撒气。”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招你。” “谁冲你撒气？你说你对不对，一点不会体贴人，就会气人。” “我气你了？” “你气了，你气了，就是你气了。” “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气哭了。 “好好，我不对我不对。”石岜忙哄我，“别生气，我给你晾水，晾一盆。” 那一夜，我没喝水也没理石岜，自个抱着被子哭着睡着的。我也知道，石岜有点冤枉。 小杨她们舞剧公演后，北京大报小报都登了文章，连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和剧照。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云南籍和少数民族出身的）以及各国驻华使馆人员都看了演出。我和石岜也看了演出。石岜还买了所有刊有肉麻吹捧文章的小报给我看，跟我说，“什么狗屁文章，‘群舞整齐，表演认真……理解人物深刻，有激情……’简直不知所云，马屁全拍到马腿上去了。” “什么叫拍马屁，”我呵斥他，“人家演的就是好。” 我跟他说我们结婚没请小杨，应该补请。让他和小杨联系，看哪天休息，到家里吃饭。 “在家折腾什么，外面找家好一点的馆子不就行了。”石岜说。 “就在家吃。”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她给我看了她的拿手戏，我也得给她看我的拿手戏。” 小杨演出休息那天，我请了假，在家准备了一上午。石岜去接小杨，半天没回来，我等得着急，不住出门张望。石岜小杨到底回来了，一起还有一男一女。 “遇见两个朋友，好久没见，就一起来了。”石岜说，“这是刘华玲。” 我向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笑笑。 “你们不是见过一次吗。”石岜说。 “那次是她呀。”刘华玲说，“我都记不清了，还以为是另一个。” “石岜，”同刘华玲一起来的那个男的说，“换得勤。” 石岜笑笑：“胡扯。” 那男的也笑着对我说：“不得罪吧？” “不得罪，我知道他。”我笑着让他们进屋，“坐吧你们，抽烟。我得去厨房炒菜了。” 石岜跟进厨房，看看我准备的菜。 “够么？”我问他。 “够了。”他数数酒瓶，“酒够就行。我是在路上遇见他们的，非要来看看，其实那男的我根本不认识。” “别解释了。”我切着菜说，“来就来呗，人多还热闹。你去陪他们先喝着酒吧。” 石岜拎着几瓶酒出去后，小杨又进来，“要我帮忙吗？” “不要。”我笑着说，“你就等着吃吧。” 小杨站在一旁看我熟练地忙活，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在学校你可光会蕃茄拌面。” “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我说，“我记得那会儿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又嘴馋，练功回来就偷食堂的大白菜裹在衣服里拿回宿舍……” “放在脸盆里用加热器煮，吃得可真香。”小杨笑着接着说，“那会儿可真是穷学生。” “你看我胖了吗？”我问小杨。 “你还好。”小杨打量着我。 “我要成大胖子了，从学校毕业我长了十斤肉。” “你有福，我可是掉了十斤肉。” 我和小杨一齐笑起来，“哈哈哈”，外屋传来一阵更响亮的笑声。石岜和他的两个朋友边喝酒边说着笑话，开始，还挺规矩，后来就有点闹了。大概他们觉得有些冷清，就端着酒杯挤进厨房。 “你们干吗呐？还没炒完菜。” “马上就好。”我加快了动作。 “我来给你们炒一个菜。”刘华玲喝了口酒，放下酒杯，夺我的炒勺。 “你行吗？”石岜问。 “开玩笑，过去我家的菜都是我炒。” 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时，大家尝了尝刘华玲炒的菜，一致认为不错。 “好长时间没干了。”刘华玲一手执箸一手端酒杯说，“我在外面那个家的厨房有三十平米，但我除了煎鸡蛋，什么菜也没炒过，一个人没兴趣。” “你没结婚？”小杨好奇地问。 “结了，又离了。”刘华玲做了个潇洒的手势。 “感情破裂？” “哪来的什么感情。”刘华玲大笑，“就为了离婚才结的婚。” 小杨被她搞糊涂了，又不好再问。我听石岜讲过她的事，对小杨说：“为了得笔赡养费。她嫁了个有钱的外国人。” “为钱？”小杨小声说。 “对。”刘华玲听到了，笑着对小杨和我说，“为钱。挺卑鄙是吗？” “有什么卑鄙的？”石岜插嘴，“这太正常了，人之常情。” “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表示赞赏的，干杯！”刘华玲和石岜挺脆地碰了个杯，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第一个？”刘华玲带来的那个男的问。 “你也不是。”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一瓶红酒。石岜开了瓶白酒：“喝这个，这个有劲。”他们三个又斟满酒，满饮。石岜说：“钱，好东西。你是幸福的人。将来我有女儿，也许她嫁老外。” 他们三个带着醉意嘎嘎笑。小杨看我一眼，我一笑，慢条斯理地喝我的酒。 “有钱和没钱的确不一样，不承认不行。是不是华玲？”那个男的感慨万分，对石岜说，“华玲算咱们师姐了吧？道行高呀。” “算师姐！”石岜一举杯，“为师姐干杯。” “干，师姐，跟我们说说，有钱怎么个快活法？” “尽可以醉。”刘华玲舌头打着结说，“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敞开喝，喝最好的酒。”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还有，不用生儿子。”刘华玲说，“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他们喝醉了吧？”小杨小声跟我说，“别让他们喝了。” “让他们喝，我家地上能躺开。”我把录音机打开，用强烈的音乐盖住他们的喧嚣。 “她骂咱们呢，你没听出来？”石岜大声跟那个男的说。 “骂呗，谁让她有钱的，人穷志短。”那个男的跟石岜说， “我三十了，到现在家无隔夜粮，到处蹭饭吃，这他妈也叫为人一世。都是人，谁不比谁短多少，怎么香嘴巴都亲到她刘华玲的屁股上？气死活人呐！” “你怎么不死去？” “你怎么不死？”那个男的火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好媳妇，可少那么一截腿，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们吵什么！！”刘华玲喝得满脸通红，不耐烦地喊，“你们也别死呀活呀的，以后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我喝啤酒不能让你们喝马尿，我吃肉片不能让你们吃狗屎。”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岜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夺不能夺要饭碗，坑不能坑婊子钱。你留着养老吧，干儿子不可靠，买条好狗。” “你当我打算活八十呢？”由于录音机的音乐轰鸣，每个人的说话已变成大叫大嚷，“一旦脸上的粉盖不住褶子，我就自杀。你猜我打算怎么死？拣处悬崖跳下，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默默地躺在深山，血沃中华。” “遗臭万年？” “一个意思。” “呸！” “钱呢？”那个男的定定神，问，“你的钱怎么办？” “什么？”刘华玲没听清。 “钱！”那个男的贴着刘华玲的耳朵喊，“你的钱怎么办？” “全他妈当大便纸擦了屁股，给就给，真不要脸的。”刘华玲嚷完，一把搂住我，吓了我一跳，酒洒了她一身，她也不管不顾，喷着酒气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你。你是个多好的女孩，当年我像你一样，比你还漂亮。你怎么爱上石岜呢？太不应该了。他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没出息，不伦不类的男人。你指望他发财吗？没戏，他没戏。发了也没劲，我发了，有的是钱，那又怎么样？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到了我这一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的不是接过厚厚一叠钞票时刹那间的快感，不是欢耍游乐时的恣意放纵；而是你这个年龄时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微笑，早晨起来看到的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要当一朵花，在阳光中开放；我要当一只小鸟，飞在天空，只让孩子们着迷……”刘华玲说不下去了，呜呜哭起来。 “她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带来的那个男的问石岜，“是不是骂咱们呢？” “跟你没关系，骂我呢！”石岜把唾沫星子全喷到那个男的脸上。 “骂你就是骂我，打丫的。” 那男的晃晃悠悠站起来。小杨吓得尖叫，刘华玲嘻嘻笑，我对那男的说：“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真的？”那男的大声诧异地问，走过来。石岜伸腿把他绊倒，他唏哩哗啦地摔在地上，哇哇吐起来，像个漏的泡沫灭火机。石岜把他拖出门，扔在马路边。刘华玲也不行了，醉得又唱又笑，咕咚向后摔过去。我忙拉她，她在地上打挺，嘴里说，“我死了，牺牲了。” 石岜进来说：“扔出去喂狗。” “不。”刘华玲恐怖地喊，“不喂不喂。” 我安慰她：“不喂。” “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好好，一定撒。” 我扶她到里屋躺下。 “不许她躺到我们床上。”石岜声嘶力竭地喊。 “你好啦。”我往回推石岜。他身子也已经软了，一推就倒了。 “拉我起来。”他冲我伸出手，“拉我起来！” “不拉。”我也冲他喊，“想起就自己爬起来，不想起就躺着。” 疯狂的音乐震天价吵，响彻房间每一处角落，钻进人的每个细胞，使人的血从四面八方奔涌进心脏。接着，戛然而止，键子嗒地跳起，犹如毒药喷进了鼠窝，欢蹦乱跳的老鼠们一下全无声无息了。 我们三个重新在狼藉的桌前坐下。房间里静得人都感到耳鸣，说出话来也是瓮声瓮气的。 “该咱们喝了。”我对小杨说，“喝点吧。” “不。” “你不想喝？” “想喝，可有演出，不敢喝。” “那我喝了。” 我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和石岜对着干。很快，我醉了。原地不动也觉得像在溜冰，一圈圈旋转，屋里的景、物、人一一飘逝，又一一再现。我仍然喝着，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发现只剩我和石岜两个人了，只剩两张皮肤紫涨、眼睛血红的脸。这两张脸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忽而年轻，忽而苍老，忽喜忽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呢？”我失去知觉前问。 “在岸上。”石岜说，“浮上去就看见了。”他在屋里做游泳状，踩着椅子上了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