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爷 一 那天，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车上，我和司机随意聊了几句。那司机突然对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许立宇的朋友。” 我看了眼司机贴在前挡风窗上的服务牌，才想起许立宇原先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那时我常去车队找他，和他们那儿的许多司机都面熟。 司机问我最近见着许立宇没有。我说没有，很久没他的消息了。 司机又说，听说许立宇在日本被判了死刑是真是假？我看了他一眼回答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消息。 到了目的地，司机把车开走了。在朋友家我玩了半天，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很愉快地回了家。 晚上入睡前，我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觉心中暗惊。不是很相信，但又没理由断然不信。第二天给一个也认识许立宇的朋友打电话，顺便提到这一传闻，那个朋友立刻信了，并说：“我就猜到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步——折腾吧！”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 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插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矮，如果我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未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至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时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豪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玉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著，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奸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婪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我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 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蔑视另一部分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能以副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团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闺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 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一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再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里，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还认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龇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是谁。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种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坐他的车。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我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 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 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 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候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 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 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显示出对法国人的饮食习惯和这家餐馆的法国厨师的手艺很熟悉的样子，很在行地为我们推荐了我们能吃的东西，特别嘱咐男侍给我们二人的牛排要“煎得老一点”。他自己则只点了完全由生蔬菜组成的特色沙拉，可以想见他奢侈得已经咽不下任何油腻的食物了。 我相信，许立宇还没庸俗到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和看我们笑话的地步。真正生活优越的人面对奢华决不吹嘘或沾沾自喜地如数家珍，只会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厌烦、冷漠。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么！要是再诉说一下对粗茶淡饭布衣陋居的向往就更像了。 我们叙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些空洞的往事。我很感激许立宇对我谈论时所使用的平等的口吻。这感激使我倾听他的谈吐时不自觉地浮起一脸谀笑。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在献媚时心中便懊恼不已。 饭后结账时，我想都没想要作一下付账的姿态，只是默默地看着许立宇从他那只精美的皮钱夹里厚厚的一摞钱中飞快扯出若许，放在男侍端着的银盘上。 这顿饭我吃得很压抑。连许立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着我说： “你怎么不爱说话了？你过去不是挺能说的么？” “是生活……” 许立宇和吴建新都笑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这话时内心很酸楚的。 吃饭时，我和吴建新共同有个默契，我们看出许立宇想挑我们问问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我们就是不问！ 四 我自认还是有自尊的，这自尊表现在只要许立宇不主动来请，我决不先去找他。吴建新就不同了，他有一句口头禅：“管他呐！”他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哥们儿！丫有钱就吃他！” 他是真拉得下脸绑许立宇的车坐绑他的饭吃。他刚转业回来，工作还没安排，似乎也并不急着去上班。每天早晨一醒，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打电话给许立宇的车队，让他来车接他去吃早茶。许立宇车来了，他又不惜绕城半周去我们单位接上我，然后沿着一条条大街挑刚开张、最时髦的餐馆去吃。吃完早饭吃午饭，一天都在街上吃，不管有没有胃口，只要是没吃过的馆子一定要进去享受一番盘桓一番。看着他不歇气地顺序将菜谱上最贵的菜一排排点下来，杀人不眨眼使我心跳都不免加快。 我对他说：“没必要点这么多菜，吃不了。” “没想都吃，摆着，看着——高兴。”吴建新笑说。 “你可真够狠的。”我笑，然后看许立宇。 “是不是没事，许立宇？”吴建新问许立宇，“你要心疼那就算了。” “没事。”许立宇强作从容。 “我这是教你呢。”吴建新对他道，“光有钱不算什么，得养成糟践东西的习惯，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派头。” 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我不知道许立宇开出租车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想来不是金山银山，加上吴建新号了他的车当自己的专车用，他一天也没多少时间载客，时间长了，他也就扛不住了。 可只要他一犹豫，或答应得不那么痛快，吴建新就跟他翻脸。 有次吴建新打电话找不着他，专程跑车队找他，他也不在，说是出车了。吴建新就生气了，晚上他开着车来找我们出去吃饭，吴建新便指着他骂：“你牛逼什么呀你！你丫不就是个开车的祥子么？你还少在我这儿抖骚，我砸了你那车你信不信？” 许立宇解释：“确实是有客人包了一天车，跑了一天实在抽不出身，这不刚完事我就来了。” “不去！吃你丫那几顿臭饭有什么新鲜的？滚蛋，你以后甭他妈再来找我们。”吴建新正眼都不看他，挥手赶他走。 许立宇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劝劝建新，他这人脾气太大。我是一开车的，人家客人包我车我能不去么？再说我老不出车哪来钱供哥几个撮呀？” “走吧走吧。”我拉建新，“人许立宇专门来请了，你就别拿糖了。” “我今儿在地安门看见一新开的馆子，不错，咱今儿就去那儿。”许立宇低声下气地说，我请罪还不成？” “不去！哪儿都不去！你以为我多爱吃你那破饭呐！”吴建新仍不依不饶。 我在中间作好作歹：“这就是你不对了，人许立宇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就差给你下跪了，你还怎么着——给我一面子？” 吴建新笑了：“不给。” 我叫许立宇：“那咱俩去，甭理他。” 吴建新也就笑着跟出来了。 路上，我问许立宇：“今儿宰了多少？” 许立宇立刻眉飞色舞地讲：“那傻逼，老帽一个，计价器都不会看，我把‘夜间 '‘回程’全给他按上了，足足宰了他‘三棵’，下车还一个劲儿谢我呢。” 许立宇也就在吴建新面前话不利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偶尔有事乘他的车的衣着普通的男女态度绝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有时我在他车上，路边有人招手叫车，他停车后一定要冷冷地先问清楚人家去哪儿，那神态仿佛他的车并非为公众服务仅仅是做好事顺路捎人家一段。那时候，出租车管理不严，只要客人不强调，他从来不按计价器，要多少钱张嘴便来，往往几倍于应收钱数。即便是按计价器，据我所知，他那架计价器也是经过自己调试的，每公里到八百米便跳字。 五 我不知道许立宇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的交情。吴建新对他如果算不上欺侮也是有点成心祸害，而我尽管待之以礼也绝谈不上知己。从一切可以计量的方面他都不需要我们，我相信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感情都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真挚得多的友谊。 他在车队是很令人尊敬的。我们去他车队听到别的司机都叫他“许爷”或“大哥”，连车队的头儿都对他畏惧三分，见了面很客气地打招呼，主动上烟，对我们这些不知名的仅仅是许立宇带来的朋友也态度谦恭。 许立宇在车队似乎是一帮年轻司机的头儿，那些年轻人甘愿受他支使。他的话在那帮年轻人中很有分量，这从那帮人对他的每句话都报以热烈的反应和哄堂 大笑中可以看出。 他极随意地和每个人开极放肆的玩笑。 他似乎相当乐意为他的同事介绍我和吴建新，一句简短的“哥们儿”透出他颇为有我们这样的朋友引以为荣。 如果不是跟着许立宇，如果是我单独来车队叫车，只怕我要对这些司机点头哈腰。 许立宇屡次邀我们去他家。吴建新是干脆拒绝，我却不过情面，勉强跟他去过几次。其实没有任何事，只是他领着我向他爸爸和哥哥介绍一番。我和他爸爸哥哥原先都认识的。他爸爸改开大轿子车后，我们经常坐他爸爸开的车去体育馆看球赛，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的赛事相当频繁。和他二哥的见面更使我发窘，他二哥上中学时便是个体魄健壮的小伙子，非常喜欢摔跤和投掷铅，曾蝉联数届我们那个区中学生运动会铅球投掷冠军。由于他的气质出乎其类于其他住平房的职工孩子，他引起了院里住楼房的全体孩子的愤怒。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拦截他，围殴他，几十人追打他一人。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孱弱的小学生，也曾狐假虎威地在大孩子们的唆使下朝他扔过石头。我记得那时他家孩子多，生活困难，他经常领着许立宇穿着破衣服来我们各楼的垃圾箱内捡废纸。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最爱干的事就是看到他们钻进垃圾箱，便将一簸箕垃圾从垃圾道倾倒而下，看着他们灰头灰脸地从垃圾箱内仓皇而出哈哈大笑。 他二哥的个头现在比他还猛，块头还足，完全是个膀大腰圆的剽悍青年，其健美雄骏堪为中国人民雕像之模特儿。只是脸上已无有了他少年时代的桀骜不驯，极为懦弱，极为木讷。对于我的到来，像他父亲一样结结巴巴地客气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间全无声息了。 据许立宇说，他二哥现在一家工厂当保全工，正在打家具准备结婚。 我见过一次他二哥的未婚妻，那是个黄瘦干枯、毫无姿色的青年妇女。 我对与许立宇家人打照面极不舒服，对许立宇的殷勤款待，诸如沏咖啡、开洋酒之类的举动更不舒服。 我毫不容情地拒绝了留在他家吃饭。 六 许立宇的虚荣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把浮浪子弟的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的腔调学得维妙维肖。他偶尔会在沉默良久之后漫不经心地开口道，他今天拉了某一位影视界的红星或万众瞩目的名歌手“电视上看着挺漂亮，底下一看实在一般，脸上还有色斑。” 每到这时，吴建新便会尖刻地取笑他：“你肯定让人家签名了吧？” “没有没有。”许立宇会说，“我还不至于那么浅薄。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她坐车，我开车。” “你得了吧，”我也奚落他，“你还不定觉得自己多荣幸呢，肯定巴结着乱献殷勤，帮着开车门是最基本的。” “绝对没有！”许立宇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是那种人么？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在乎谁呀？不瞒你说，她到一地方让我等候她去找人，我都没答应。我对她说：‘我从来不等中国人！’” “你肯定没说这话，这都是你瞎编的。”吴建新道，“我还不知道你？” “真说了。”许立宇十分焦急地分辩，“没说我是孙子！只不过不是原话。我跟她说这儿车多，再打也容易，我还有事去接人——没说我是孙子！” 他万分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是那种人么？你真觉得我是那种人？” 吴建新便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就是那种人！” 他乜晃着眼睛瞅着许立宇：“要不你跟我们提这事干吗？你跟我们显配什么？拉一唱歌的你跟着美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英国女王坐了你的车她还不照样是英国女王你还不照样是个开车的？” 许立宇便脸红，讪讪地难堪：“我也没说我就不是一开车的了，我不过是那么一说。” “你不是那种人。”我安慰他，“你要是那种人我们也不会答理你。” 于是许立宇如释重负，大骂世间那等花边小人，言表之激烈足见其对此等情状深恶痛绝。甚至说出放刁耍赖的话：“我就是一司机怎么啦？不高兴任是谁给多少钱老子也不伺候——不尿你这壶！” “就是！”我推波助澜地给他垫砖，“认识你们是谁呀——你怕谁呀！” 我和许立宇又拍肩又握手，抚掌相视大笑，其豪迈其自得不可一世。 吴建新冲我悄悄眨眼。 七 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堕落。因为有了许立宇的车和他的钱包，为我们引诱那些轻浮的妞儿提供了很大便利。那时的社会风气已开始追求享受，但姑娘们尚未完全受到金钱腐独，尚未把自己当商品出售。还是很讲情调的，一顿饭就可以跟你上床。 我和吴建新几乎夜不虚度，天天走马换将，就像日本人到了香港疯狂采购。 我注意到许立宇对此的矜持与持重，他也和那些姑娘调笑，但始终保持距离，从未和其中一个哪怕动手动脚。他常常借口车里只能坐五个人，使夜载而归的姑娘头数保持在三缺一的水平，甚至不惜把一个姑娘孤零零地扔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 我认为他畏惧单独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我问他是不是童男子。他脸一红，连忙否认，大说下流话，以示对女人很精通。 我说你这就不正常了，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生理上不健全。 吴建新也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如果你真是因为生疏，不知从何入手，我们可以给你派一个老师像教舞一样跳男步带你。 许立宇郑重地对我们说，他对和我们厮混的那些妞儿一个也瞧不上，他认为她们不够档次，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许立宇的洁身自好和不肯同流合污的态度渐渐令我们深感不安，同时，也使我在狂放之后面对他有一种真挚的内疚。 我问过那些妞儿，许立宇在她们看来是否缺乏魅力，有些妞儿说不是，于是我便鼓励她们引诱许立宇，并因此许下了物质承诺。妞们兴致勃勃地主动挑逗许立宇，可许立宇的粗暴反应大出我们意料，令妞们无不感到扫兴、受辱乃至愤怒。 吴建新十分恼火，我也很不高兴，对我们来说，这近乎于一种对友情的不忠和背叛，差不多等于对我们本人的直接冒犯和贬低。 我们不能容许他一人逍遥法外! 我和吴建新态度强硬地找他谈了，使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我们指责他是伪君子、阳萎、梅毒患者、同性恋，最后干脆宣称他是“二尾子”指阴阳人。 许立宇感到羞耻，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激烈地反驳他不是，甚至要掏出生殖器让我们检验。 我们傲慢地表示不屑一顾，如果他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正常，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正常罢。 许立宇气坏了，当晚便把一个和我们相熟的妞儿约来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许立宇便一个人先从里屋出来，坐在我们床边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是如何干的她，他多么善于把持，既尽了兴又未泄亏了自己。我听着蹊跷，如此所为何来？但见他说得绘声绘色又不见更大破绽。 他走了后，我们便进里屋问那妞儿。那妞儿正在一个人懒睡，听到我们问，便说许立宇昨天夜里把她好一顿教育。说她年纪轻轻的何必要这么生活，家里人要知道她每天在外面这样鬼混还不伤心死。又说我和吴建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根本不会认真对待她，让她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他建议那妞儿去上个文秘或者缝纫学校，学门手艺，找个正经工作，并说他会帮助她的，如果她决心重新做人。最后还给了那妞儿二百块钱，让她今天就去交学费报名。就这么聊了一夜，连鞋都没脱。 “他还真是个好人，和你们不一样。”妞儿说，“说得我挺感动的，当时都哭了。” 我和吴建新又好气又好笑，问那妞儿是否打算重新做人。那妞儿也笑了，撇下嘴说：“哪那么容易？一说罢了。” 我们扣下她不让走，打电话把许立宇叫回来。吴建新说今天中午我们请你吃饭，老吃你不合适，该回请你了。 许立宇很高兴，直说不必太奢，找一个过得去的馆子就行了。 我们带上妞儿，一起乘车出去，找了个饭馆，可着二百块钱点了一桌子菜。席间，许立宇不时暗暗用鼓励的眼神注视那妞儿，我和吴建新看在眼里，忍不住笑，那妞儿也笑。笑得许立宇莫名其妙，傻笑着问：“你们笑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事？” 我故意大声对妞儿说：“你真该去学门手艺了，老这么跟我们混家里人知道还不得伤心死？” 吴建新也说：“学裁缝怎么样？以后我的衣服都找你做，省得买了。” 说得许立宇脸色发白，不住看妞儿看我们脸色，又不得不附和道：“真是，你才十八岁，学什么也都来得及。” “千万别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啊。”我拍着妞儿肩作语重心长状。 妞儿白我一眼，说我讨厌，作势欲走。吴建新拉住她，涎着脸对她说：“别走啊，说好咱们仨请许立宇的，还指望你那二百块钱付账呢——还真拿走呀？” “现在这好心人多难碰见，你好意思花人家钱么？可惜我们这些坏人没钱给你。” 我说完看着许立宇哈哈大笑，许立宇像落水湿了毛的狗狼狈不堪，一脸沮丧。 回到吴建新家，我们都有些醉意。吴建新搂着妞儿解着她的衣扣对许立宇说：“我给你现场表演一下好不好？省得你老不开窍。” 妞儿一边打着他手挣扎，一边骂他讨厌。 许立宇坐在一边垂头不语。 吴建新嘻嘻哈哈不顾妞儿的反抗，继续剥她衣服，同时对许立宇喊：“看呀，老师教你，你怎么这么不虚心？先捉住她的双手，腾出一只手解她的扣子，胸罩的扣子到背后去找……” 吴建新三下五除二地像剥花生壳似地把妞儿剥个半裸。 妞儿哭了，护着自己朝吴建新嚷：“你干吗呀你？” 我醉眼笑眯眯地坐在一边，也觉得有些过分，便对吴建新说：“算了，你别闹了。” “不是，”吴建新拽着夺门欲出的妞儿道，“我这是为了让咱哥们儿好好学习学习，我这是给他摆台呢，他自己不行，咱喂他。立宇，哥们儿够意思吧？” “你太挤兑人了。”许立宇此刻抬起了头。 他站了起来，牙关咬得咯咯响，双眼血红，面部的肌肉愤怒得不断抽搐。他抄起桌上的一只沉重的玻璃烟缸紧紧攥在手里向吴建新走去。一缸烟蒂烟灰扑簌簌从他掌间掉落。 “干吗，你要打架？”吴建新松开妞儿。 “就打你丫的了！”许立宇大吼。 他一把揪住吴建新，猛地举起烟缸，一股烟灰纷扬而下，使吴建新顷刻蓬头垢面。 我以为一场恶斗肯定阻挡不住了，我和妞儿在一旁都傻了眼，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我看到吴建新也害怕了，本能地抱头保护。 就在这时，许立宇哭了，手里的烟缸也没有砸下去。他举着烟缸揪着吴建新的前襟不住地哭着说:“你太挤兑人了，你太挤兑人了……” 他那个凶狠的姿态经此一哭，变成了空洞无力地恫吓。 我急忙上前分开了他和吴建新，他的手臂软得像面条，似乎连烟缸都抓不牢了。他哭得像个孩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不停眨巴着眼，幽怨地望着吴建新反复说: “你太挤兑人了……” 不知何时，他抹了一把脸，烟灰和泪水混合在一起，使他的脸和那副哭相十分滑稽。 烟缸掉在地上，“叭”地一声摔得粉碎。 八 此事之后，我和吴建新、许立宇二人都疏远了。许立宇第二天便来找我，一进门就堆出一脸笑，讪讪地坐下问东问西。问我吴建新是不是特别生气，又问我是不是也挺不高兴，然后又说自己为一个女的跟哥们儿急“真没劲！”解释说他那天不是冲我，对吴建新也不过是一时冲动，现在特后悔，托我和吴建新“说说”。接着便张罗请饭，一定要我拉上吴建新。我那几天正好感冒，便借故推辞了。我对他说你一定要请，我可以帮你约吴建新，你们俩当面谈。他说不，等我感冒好了再说。 吴建新则在许立宇当天哭过走后，又抄菜刀又拎酒瓶往外冲，恨骂连声地对我侃了一下午他将如何活劈了许立宇。他认识的一帮朋友如何心狠手辣，专门替人铲仇，只要他一句话，许立宇即便是能继续活在世上，也注定只能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苟且偷生。过了半天嘴瘾仍不解恨，抽了那妞儿两个大嘴巴，搜去了她身上的所有钱踢她滚蛋了。 我不是说我对自己就不感到厌恶。老实说，并非此事使我头一次看到了我们三人关系的丑恶真相，我一直真切清楚地注视着我的丑恶行径，并为之寒噤、恶心不已。这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善良更正直或更道德，也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警醒更具勇气，而是事实本来如此。这种放荡的生活方式说起来，描绘在纸上是很有吸引力的，足令未曾涉足者目眩神往。而在真实过程中，兴奋、刺激以至快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天中这样的时刻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剩下的二十三小时五十分钟，刨去睡眠、无知觉的片刻和不动感情的交往，再加上不等时的闲适、惬意，仍有数十倍于那有感觉的十分钟的时间内是无聊、空虚、极度的怀疑和极度的迷惘。如同性高潮，愈是亢奋之后愈是疲惫和麻木。 如同醉酒，飘飘欲仙之后便是加倍的头疼、恶心和清醒。 我无法摆脱罪恶感，用任何理论也无法去污，这就是为什么在有条件的国家里人们要借助吸毒使自己无所顾忌。故意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君子和实干家们就一定比用放荡的方式逃避现实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我只是想说，我是个世俗观念很强的人。我很在乎面子、名利以及在别人眼中的价值。我不想从年轻时就鬼混一生。我不是亿万富翁颓废的继承者，我的野心和自尊使我不甘沦落，我要有我的那一席之地。我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我必须像个初到一个大城市的穷光蛋在新社会里一点点积聚起自己的财富。 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我决意告别放荡的生活不是出于顿悟、悔过，仅是一贯的自私个性必定使然。 这不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不再接许立宇的电话，对吴建新也敬而远之，一切吃喝玩乐的邀请敬谢不敏。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中若干重要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仅仅过了两个月，“严打”便开始了。吴建新由于群奸群宿、集体淫乱被作为一个流氓团伙的主犯逮捕了，很快他的名字便出现在大街小巷张贴的刘云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署名的打红勾的布告上。 我抽身及时，仅仅受到吴建新一案的办案人员的讯问。证实了吴建新和几个姑娘的关系，并检讨了自己生活不检点，恋爱观不正确的错误，博得了公安人员的粲然一笑。 就是在那年，我辞去了公职。 九 转眼几年过去，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在自己钻营的领域干得很出色，成了一流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同时写言情和侦探两类小说，前一类为我带来了广泛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在一般人眼里，我已经成了成功的象征。 这期间，我换了几拨朋友，最后稳定在由一些和我经历相仿，现在又同在写字谋生的朋友组成的小圈子中。 我的谈吐、举止以及气质与过去迥然不同，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温文尔雅。这种气质上的变化甚或使一些不了解我的人怀疑我的作品的真实性。 这期间，我的国家也日趋繁荣，很多人都不明不白地发了财，人们形容富裕不再以“万元”做标定单位。为了方便人们携款外出，国家发行了百元大钞。出租车已经在京城里成了灾，“打的”不再是奢侈的壮举，而是数种代步方式较为便捷的一种。你很少看到再有哪个出租车司机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式，更多的是听到他们抱怨：活累、辛苦、受警察气，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仍高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但那数字已不是令人目眩咋舌的，他们已从令人嫉妒、想往的高度跌落了下来。 那天，我在一个饭店请几个有一饭之恩的外地朋友，吃完饭出来，在门口叫车。先开过来的几辆车的司机听说我去的地方不远，便恳告我，他们排了半天队了，如果拉我再到任何饭店都要从头排队，这样他们的定额就很难完成。他们让我到队尾去叫刚到的车。 我便往队尾走，从饭店门口到路口排了不下二三十辆车，车内的司机有趴在方向盘上看报的，有仰在座椅上睡觉的，还有开着车门互相聊天的，队尾的一帮司机凑在一起抽烟，互相打闹。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眼睛一亮如同砂堆中的玻璃片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出他是许立宇。 许爷黑了，黑得有些发黄，人胖了一圈，但不显得结实。他还穿着那身西服，只是没打领带，西服很旧了，灰蒙蒙的像他的肤色一样黯淡无光，膝盖和膊肘处布满皱褶。他的眉宇间有疲惫、忧戚之色，这使他的双目显得很混浊，很无神。 他看到我后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仅微微一笑，眼中似乎还有几分嘲讽。他向我伸出只手，摇着我的手说：“好久不见啊。” “好久。”我用力握握他的手。 “要车么？” “是。”我点点头。 他的“雪铁龙”也像他的西服一样旧了，车身和玻璃上落满灰尘，前日下雨，还溅了一些干泥点，当年那么时髦的样式现在夹在那些崭新的“沃尔沃”“尼桑”车中活像个寒碜的嬉皮士跻身于衣冠楚楚的绅士行列。 坐在他的车中可以听到马达轰鸣时噼叭作响像国产洗衣机发出的噪音。 我有个预感，他知道我现在的成就，可他一句不问。我问他的近况时，他只是简短地回答：“还那样儿，老样子。” 我感到尴尬，无话可说，便没话找话，问他这车包一个月要多少钱？他反问我：“你要包么？” “不不，”我说，“我的有些朋友需要包车，我可以介绍他们找你。” “我这车已经给人包着呢。今天没事，出来拉几趟。” 我转而问他结婚没有？他说没呢。我主动告诉他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嗯嗯哼哼听着，眼睛盯着前方全神贯注驾驶。 遇上红灯，我们在路口停下，我看到路边那间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的法国餐馆。这间当年名噪一时的高级餐馆在这几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豪华饭店和粤菜馆中变得默默无闻了，门口甚至摆出招揽路人的特价菜牌，用廉价的套餐吸引顾客。到了目的地，我掏出车钱给他，他问我要开票么？我说不用。我给他留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让他“没事找我玩去。”他说他还是老电话“没变”。然后招招手把车开走了。 我想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而我早已忘了他原来的电话号码。 十 邢肃宁是那种徐娘半老但精力反而更加旺盛，精神总是处于亢奋状态的女干将。我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认识她的，仅聊了几句，便被她慨然引为知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待人接物有一股丈夫气，极豪爽极热情，作风硬朗，虽然有时给人一种强制性赠与的感觉。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是以一种冲刺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窜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想和她联络时，常常看着一大片电话号码为难，不知哪个是她现在使用的。我国沿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兴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贸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以及政府 高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使馆官员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她经常打电话令我去见“一个人”，都是她认为我应当一见的，对我大有用处的人，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在她那儿重新认识了我的一些熟人。我们在她那儿吃饭、喝酒、互相恭维。而她则周旋其间，为我们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设想各种携手合作的可能。她有一种本能，一种不可遏制的本能，即：不能容忍有作为的人互不相识。我们一些常到她菜馆闲聚的食客暗地里送了她一个谑称: 侃姐儿。 那天，我奉侃姐之召赶赴她的餐馆，一见面她便携着我手引入雅座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一会儿让你见一个人，太好了这个人，对你太有用了。” 我素知侃姐脾性，也不多问，笑吟吟地坐在一边饮茶等饭。侃姐的厨子那是第一流的，据说给龙云做过饭。 雅座间已坐了一些半熟脸的各路贤士，正在和侃姐起劲地谈论法国奶酪。我听了一会儿才听明白，原来侃姐准备把法国最好的奶酪引入中国人的餐桌，现在正办这件事呢。 侃姐道：“什么汉堡包、皮扎饼那都不行，哄小孩的玩艺儿。真正讲究就应该吃奶酪，营养又好，口味又正。要论西餐，美国人怎么能和法国人比呢？” 有位见多识广的电影编剧赞同侃姐的观点，提到他在一位外国人家中品尝到的进口奶酪的口感和咬头，口涎满嘴，津津有味。 侃姐断然批驳：“那不正宗！你没见过真正的法国奶酪——这就觉得满足了？那编剧申辩：“是法国的么，我看到那上面贴着法文商标。” 侃姐同情地望着他：“那是人家蒙你老外呢。法国奶酪也分好几等呢。真正正宗名牌的每盎司比金子还贵，在法国也都是上等人才能品尝的，能让你像吃猪油似地大口啃么？” “肯定不可能。”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就像我们，也犯不上拿茅台招待外国人，‘二锅头’他们已经觉得很够劲了。” 编剧自找台阶：“反正下等的都这么好吃，上等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时，在座的人纷纷转向门口笑说：“来了来了，许爷来了。” 我扭脸一看，见许立宇傍着一位正当红的英语歌星小姐赫然立于门口。他含笑步入餐间，环顾摇手致意。 那些傲然踞座的贤士名流纷纷起立躬身相迎，拱手赶着一迭声叫：“许爷，许爷，您这边请。” 侃姐连忙起立，把我推上前去，笑对许立宇说：“给你介绍个作家——这位是我的小兄弟。”侃姐对我二人道：“你们好好聊聊，准合得来，都是风流种子。” “我们认识，多少年的哥们儿了。”许立宇一把捞住我的手，用力摇握，满脸笑容。 “你们认识？那更好了，更得好好聊聊了。”侃姐推我二人入席，对伺立门旁的服务小姐道：“告诉伙房，可以走菜了。” 几位华服盛妆的太太都招手莺声燕语地叫许立宇：“许爷，坐我这儿。” “不不，我先抽支烟，一会儿的。”许立宇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点上一支，退坐在桌旁壁下的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许立宇问我。 “常来呀我。”我把桌旁的一把椅子调过来，面对他坐下。 “怎么没见过你？” “噢，我这一阵儿没怎么来。” 服务小姐开始穿梭上凉拼，按箸斟酒。 有女士催促许立宇：“快来呀，许爷，我们可开吃了。” “你们先吃，我们哥们儿好久没见先聊会儿。”许立宇大口吸烟，他的脸色和我前些时偶遇时并无多大差别。 “快来吃，小许，没你就不热闹了。”侃姐交臂趴在桌上叫许立宇，又笑对我说：“这人特神，你呆会儿听他给你讲他遇到的那些事，都够写个好小说的。你今天算是抄上了，到时候得了稿费别忘了有我一份。” “你怎么不吃？”我拿起筷子问侃姐。 “我不吃，我呆会儿下去吃，我今天是陪你们。许爷，今天又碰上什么好玩的事了？说给我们听听——别光埋头吃。” 许立宇在桌对面笑笑：“没碰到什么邪事。” “没再碰到妓女拉你的客么？” 一桌男女都笑了。 “我们这小兄弟勾引女人可有一套了。”侃姐笑对我说，“你那两下子根本不行，差远了，根本比不上我们这小兄弟。” “是是，我知道。” “真的没碰上什么事。今儿我不是跟您跑了一天，就刚才去拉了趟她。”许立宇一指和他同时进来的歌星，“然后不就一齐到这儿来了？” “那你就说说你遇上的那个小妓女的事儿。” “你们不是都听过了么？” “有没听过的，你没听过吧？”侃姐问我。 “没有。”我抬眼望了下许立宇。 “听过再听一遍。”几位女士尤为起劲儿，“说吧。” “那天我去首都机场送客，回来一个女的要了我的车……”许立宇看看我，吞吞吐吐地说，“她去那地方特别远，整个绕了全北京，往西都快到石景山了，到了告诉我没钱……” 邢肃宁打断他：“你不能这么讲，你得学她是怎么说没钱的。” “没带钱，带这个了。”许立宇双手拎着餐巾在腿上作了个撩裙子的动作。 一桌人哈哈大笑，女士们的笑声尤为尖厉，东倒西歪，开心之极。 “这回讲得不如上回好。”邢肃宁批评，“省略太多。再讲一个，你那回是怎么拉一个精神病去天津迎接外轮的。” “没意思，讲过多少遍了。”许立宇频频用眼睛瞟我。我避而不看他，低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东张西望找火。 “那就讲你和那个法国小姐的爱情故事，她是怎么看上你的？”一个不知是干什么的迟暮美人娇声开口。 我感到被人用肘用力杵了一下，抬头看到邢肃宁笑眯眯地盯着许立宇说： “对，就讲你和安德蕾小姐的浪漫故事吧，这可都是你亲身经历吧？” 邢肃宁扭脸对我说：“看不出来吧？我们小兄弟还能被法国姑娘看上，爱得死去活来。” 我转脸看许立宇，看到他脸上浮起颇为得意颇为自负的神情。 整个故事的详尽过程，我无法一一复述了。许立宇倒是讲得十分细致，有铺垫，有渲染，有人物，有情节，脉络清晰，活龙活现。但在故事精采处不时被哄堂大笑所打断，并被其他听众的点评、感慨、雅谑所转移，造成了某些段落的衔接断裂，起因不明，后果无踪。特别是故事讲到一半，邢肃宁接了个电话，她的一个朋友要用她的车接人，她便派许立宇跑了一趟。故事的后半部分是由那些熟知情节的妇女们七嘴八舌补充给我的。讲述者众多，观点不一，记忆各异，后面的情节便有些莫衷一是，很多地方互相矛盾。妇女们为此还吵了起来，争论的结果使故事形成了有多少名妇女便有几个结尾的开放性结构。故事大致如下: 安德蕾是个以法语为母语的白种姑娘，她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曾在台湾学了口生硬的“国语”。从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迹象看，她似乎是个雕塑家。至于她为什么要来中国，又不是短期旅游观光，主要有两种说法。比较正式更具说服力的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她父亲是个医生，和白求恩一样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在五十年代退了党，但对中国较之一般北美居民要关注一些。她的父亲曾对她说要注意中国，这个国家将在下个世纪成为重要的大国，如果你想有个远大前程的话。这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就对自己的女儿讲了这番话，不能不说是颇有眼力的，那时我们自己还没有想到要搞四个现代化。据说这位医生在股票生意上也从未失过手。第二种说法近似于无稽荒诞，说是这位安德蕾小姐去美国游玩，在华盛顿动物园看到中国赠送的大熊猫，被大熊猫的憨态所吸引，遂起意去拜望和这么可爱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 总而言之，她来了，成了个混迹中国街头的外籍浪人，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感情。她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 安兰馨。她是在邢肃宁的餐馆遇见许立宇的。当时在场的一定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出色的中国人，但一个外国人，又是个雕塑家，能有什么眼光？她看到的只是肌肉、骨骼和那张硬纸板一样的皮肤。她不大能理解那些聪明的中国人的俏皮、机智，反倒被一个沉默的典型黄种人所震动。许立宇刚洗完澡，短硬的黑头发在刺眼的电灯光下散射出钢蓝的光芒，这光芒使他的脸阴影重重倍加忧郁，有一种版画效果，令安兰馨小姐心醉神迷，柔情满腔，犹如大熊猫的形象所带给她的那种罕见的惊喜。要知道，特别是艺术家，对新的造物形态有一种梦寐以求的向往。外国人是很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的，当一种发现处于稍纵即逝的情势之下，他们决没有我们中国人待其再现的耐心和信心，他们会像溺水者抓稻草一样紧紧抓住眼前的机会。安德蕾小姐当场便露骨地表示了对许立宇的好感，或者说，她纠缠了许立宇。 她公然对在场的人说：“他吸引了我。”接着那对蓝眼睛便如闪烁不定的猫眼盯住了许立宇，在这样一双眼睛的凝视下，任何旁观的中国人都会比当事者尤甚地害臊。 有人问安德蕾小姐：“他什么吸引了你？” 这句话引起了笑声，因为这里有隐约的色情味道。 安德蕾回答：“他的眉毛。” 那是一双扫帚眉，又短又粗，呈倒八字。许立宇本人也觉得这近乎开涮，不免说些自我解嘲的话：“你完全可以也刮出这样一对眉毛。”之类的。 安德蕾很认真，道：“是眉毛，这眉毛使这张脸显得伤感，不管他是在笑还是表示开心，这眉毛始终在给你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悲伤如此醒目地刻在一个人的脸上。” 中国人都笑了，许立宇许爷则更窘了，他连忙否认，他不悲伤，心里很快活。 安德蕾答道：“我并没说你心里其实是什么样的。” 没人知道许立宇的真实感受，他自己也始终是嘻嘻哈哈像是一件可笑的事。再三表白他从未对此事认真过，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为安德蕾小姐凑趣儿，“我才没那么傻呢。”当然，他照样为受到一个外国姑娘的青睐甚感得意，他的毫不为其所动更加重了这种得意感或者说使他有了一种优越感。 这个由许立宇本人讲述的情节受到了一个自认为对外国人有更深了解的女士的质疑。据这位女士讲，即便是一个操法语的以放荡著称的加拿大姑娘也不可能如此公然地表达对异性的喜爱。其实人不分种族、信仰、民族习惯，在对待爱情的态度行为上是一样的。如此描述纯系对外国人的想当然毋宁说是对全体雌性的侮辱。 照这位女士的版本讲，安德蕾小姐并非对许立宇一见钟情，实际上，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许立宇。那天晚上，她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很热情，对中国说了很多恭维话，仅仅是为了使表达更易解、更形象，她在恭维黄种人的脸型优势和对美术创作提供灵感源泉的例证时顺带用许立宇的那张脸做了教具。 真正产生感情冲动的是在以后。 安德蕾小姐包了许立宇的车，到郊外去挖她雕塑所需的胶泥。 那是块风景极为优美的田野，远处隐约可见清代帝后们的红色陵墓。安德蕾小姐挖泥时心旷神怡，被风景撩起如絮情愫，那颗芳心本正处于搭弓上弦、一触即发之际。合该有事，那天忽至雷雨，将一个美丽鲜艳的白种小姐淋得愈发醒目。你们是了解外国人的，除非下刀子，否则无法使他们的心情变坏，他们在劳动时有一种野蛮人发泄体力时的欣悦。安德蕾小姐干得更带劲了，她甚至脱下衬衣像我们中国人用报纸包排骨那样包着一大块赭红色的胶泥跑回汽车。照这位单身女士的刻薄讲法，我们那位许爷都“看傻了”，任安德蕾小姐半裸着冻了半天，还算天良未泯，更主要的也许是怕沿途的交通警察加以干涉，才脱下自己的上衣给安德蕾小姐披上。又怎么能知道他不是想给安德蕾小姐一个相等的肉体刺激呢？ 我们这位许爷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光明磊落。 他们驱车回到了城里安德蕾小姐寄居的饭店。可想而知，两个人都浑身泥泞，狼狈不堪，于是在房间的卫生间内先后洗了澡（这是确凿无疑的）。之后，才发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段故事，包括蓝光的感召。但安德蕾小姐动情的并非眉毛，而是许爷的嘴唇。她认为那总是紧闭的、像黑人一样憨厚的青紫色的嘴唇十分伤感，十分神秘，如同一把锈锁，锁住了无数令人伤心的故事。偏那些故事又像酒精一样易于挥发，一旦张口，顷刻弥于无形。因而安德蕾小姐不待知道那些故事的内容，便已经泪眼盈盈了。 她没有把许爷当作那种礁石般的经得起冲撞洗刷的男人，而是把他当成易碎的、怕遭雨淋的、只能头朝上的日本电器精心地爱惜。她拒绝了许爷这个人或者说压根没邀请他，仅留下了他的衣裳。她很喜欢许爷这位男式上衣的中国气派，这对她无异于奇装异服，穿上便不肯脱下来，对镜搔首，沾沾自喜，这件中式男上衣在安德蕾小姐恍惚、不可捉摸的思绪中成了她和中国融为一体的象征。 她对神奇和不可知的向往还表现在数日后的一个黄昏。在代表中国从古至今一切的华丽、高贵和至尊无上的天安门广场上，由我们这位黝黑的许爷骑来一辆果绿色的人们常看到心忧如焚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上面赶赴医院的微型三轮车，后座上坐着那位金发碧眼穿着男上衣的安德蕾小姐，招摇过市。 毫无疑问，这景象很美，足令安德蕾小姐获得她坐在“雪铁龙”汽车里所得不到的满足。她完全可以对周围自行车队的中国人脸上的惊骇表情视而不见。安德蕾小姐追求美感，她有一双和我们中国人感光度不同的眼睛，陌生的中国城市使她的眼睛变得像刚出生的婴儿那么单纯、透明，具有鉴赏力。 她把那块从苍翠、水淋淋的中国田野中挖出的赭红色胶泥，斧斩刀削为一颗许爷的头颅。后来我在许立宇家看到过那尊头像。的确是许爷的头，一眼便可认出，但神色我感到大相径庭，那是一种我从未在许立宇脸上发现过，其壮烈其狰狞大抵只在梦中才可想象得如此淋漓尽致。也许安德蕾是个浪漫主义艺术家，也许她确曾焕发了许立宇的某些资质，也许是那些红色的泥土天生造就了一种气势，表达了一种与模特儿无关的蕴意。 看得出雕塑家在作品上倾注了理想，而与理想距离最近的就是模特儿，这不需要中国式的逻辑推演，安德蕾爱上了许立宇。这爱与结婚、出国和缔结中加友谊无关，爱就是事实本身，甚至也并非是爱一个中国人！ 争议最大的就是这场爱情的结局。当事人许立宇其时已不在场，各位太太女士各执一词。有的说许爷把安德蕾睡了又抛弃了她。有的说许爷自知不敌根本没敢靠近安德蕾的床。也有的说安德蕾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改主意了。尽管说法不一，但事实很清楚，发生了一次动人心弦的情感高潮，但终未成事，或是成了事但未结正果。在高潮时情绪的陡变起因何在至今是个谜。根据最荒谬即最真实这一科学公式推论，我倾向于接受邢肃宁的说法： 安德蕾情欲如炽，约了许立宇到她的饭店房间幽会。为了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她一定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许立宇尽管嘴上一再否认他曾动心，但根据中国男人一向言行不一且并不一定要非有真情才可行动的惯例看，他未尝不是抱着见机行事，得便宜便捞一把的心态进的安德蕾小姐房间。由于所述皆为传闻，未经当事人认可，为避抄袭外国电影情节之嫌，进屋之后的种种作态、行为不再赘述，想来一定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如果算不上是惊心动魄的话。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反（邢肃宁原话），那天在那个房间内是小姐扑先生。即便是位外国小姐，到扑先生这步田地怕也是受逼不过，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据说安德蕾像扑鸡似地把许爷扑得满屋乱窜，咯咯叫声扑翅之声不绝于耳。情状如此不堪，安德蕾小姐尚能兴致不减，看来真是痴心可敬。一方面是真逮，一方面是假躲，许爷怕只是一时惊慌，自然假不敌真。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几秒钟的混乱，许爷便被安德蕾小姐手到擒来，置于怀中。其后小姐自然是大施笼络手段，这个她当然是会的。我不明白许爷何以仍能保持冷静，私心窃以为是小姐此时无有一口吴侬软语，一口生硬的国语夹杂几句脱口而出的法语不管内容如何凭其语调之铿锵当令对象如斗法不过的孙悟空时时束裙跳出圈外。 这句话大概是许爷心中暗憋许久，恐惧已久，此时不吐，后果不堪设想。 俟安德蕾小姐正当坦白正当陶醉，并欲进一步坦白进一步陶醉之际，我们这位许爷忽然开口，半是担心，半是谐谑：“你们是不是都有艾滋病？” 此语一出，许爷就是想也不能了。安德蕾小姐犹如旺火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形神枯槁。这实在是个突如其来的却又结结实实的侮辱。与其说安德蕾小姐感到震惊，不如说她感到失望。接踵而来的便是悲伤。她望着这个有着那么一颗漂亮头颅的男人心中诧讶，为爱情悲伤，但悲伤的爱情又治愈了她心中的伤口。她只冷冷地对许爷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白人就不是人？” 安德蕾小姐不知所终。一说是她已回国，把这段伤心史当作不可多得的人生体验饱藏心底，孤独地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远方。一说是她仍在中国内地漫游，有人看见她和一个黑人青年在一起。 出车回来的许立宇含笑矜持地坐在一旁，像个凯旋的英雄听着人们传诵着他的光荣。 最后，他补充了一句：“我受不了外国女人身上的那股狐臭味儿！” 十一 “有意思吧？”邢肃宁笑着看我，“今天没白来吧？你只要抓住他，保你一辈子有的写。有些更有意思的故事今天还没来得及说呢。” 我点头：“有意思。” 晚宴结束，许立宇用车送我们回家，车后座挤了一群吱吱喳喳的娘们儿。为了送她们，我们跑遍了全城黑暗的旮旯。似乎全城的色狼今夜都在等着拦截我们这车半老徐娘，每个娘们儿都坚持让许爷的车后屁股顶着她的家门，才敢下车。许爷一一照办了。 车里只剩下我和许立宇，我发现他那挂了一晚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注意观察了他的眉毛和嘴唇，看不出有什么伤感。如果硬要说他的五官给人以感受的话，弗如说透着一脸晦气。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啊欠，使劲眨巴着眼盯着昏暗的大街前方。 “累，真累。”他看了我一眼说，“困劲儿又上来了。” “你这一天跑多少小时？” “没点儿，抓着你就得跑。邢肃宁使人使得倍儿狠。” “她包着你车呢？” “要不我干吗呀？” 到了我家楼下，我对他说：“上去坐会儿？” “太晚了。”他犹豫了片刻，又说，“你们家有地方么？要不我干脆在你这儿睡得了。特想和你好好聊聊，真的，今儿叫那帮娘们儿打岔，咱们也没聊成。” 他望着我的眼神十分诚恳，我说：“那走吧。” 他摇玻璃，锁车，刚要离去，又想起什么，回到车里拿出一个手提袋：“我这洗漱用具什么的都带着呢。” 走了几步，他对我说，“不爱回家，没劲，看着我哥他们就烦。” “你哥结婚了？” “孩子都三岁了。嘁，没出息！什么呀？小日子过得还挺来劲。”许立宇露出一脸不屑，连忙又对我说：“噢，我不是说你，你和他们不一样。” “一样，都没什么大起子。” 上了楼，我爱人睡眼惺忪地给我们开了门，见有客，又倒水又送烟，并为许立宇支了张折叠床，抱来干净的被褥。 “床窄点，凑合睡。”我爱人抱歉地说。 “没关系，”他说，“我回家也得搭床，这就很好了。” 许立宇坐在床上，左顾右盼打量着我家陈设，啧啧称叹：“真不错，布置得真高雅，还是你行。” “你别骂我了，还高雅呢，穷对付吧。” “真的真的，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家，也就知足了。” “这还不容易么？你们开车的手里一般不都趁俩钱？” “看跟谁比了，看怎么说了。，不提那个，没劲。哪天我跟你好好聊聊。” 我以为许立宇今晚要跟我大谈人生，抡圆了感慨一番。可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他已经脱了衣服，躺在被窝里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他的脏球鞋臭袜子扔在一边，室内弥漫着熏人的臭脚丫子味儿。 十二 许立宇打算出国前几年就露过这话。那时他还挺得意，可遇到有的朋友出国，他还是十分羡慕。包括我当时都有那种心理，认为出国和飞黄腾达是同义语。 有次我们送一个去阿根廷淘金的朋友赶飞机，在机场路被莫名其妙地堵住了。 那个朋友很着急，怕误了航班，可路口的警察就是拦住所有的车不放行。这时，一个庞大的国宾车队在警车的开道下，风驰电掣从后面一路开过来。大家看着那些车里坐着的外国人和陪伴他们的中国人就骂：“牛什么呀？不就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当国宾车队的最后一辆开过去后，许立宇抖了个机灵，一踩油门跟了上去，对我们说：“咱们也享受享受鬼子的待遇。” 飞机倒是没误，可许立宇的车牌却被交通警抄了下来。当我们从机场出来时，在第一个路口便被警察拦了下来。一个十分年轻的警察冷漠地挥挥手让许立宇的车靠边，然后上来要他的驾驶本，装进自己口袋便回了岗亭。许立宇忙一溜小跑跟过去，又陪笑脸又递烟，那警察看都不看他递来的烟：“你少来这套！”许立宇再三央求，问警察他违了哪条章？警察就是不理他，照旧指挥他那个忙碌的路口的来往车辆。直到许立宇磨破了嘴皮儿，说尽了好话，警察才猛地掉过脸，指着他大声啊斥：“你算干吗地？也配跟着国宾车队走？这么多车这么多司机就你聪明？今儿你算聪明对地方了！等着吧，呆会儿市局的人来提你，为什么尾随国宾车队？想搞暗杀呀？” 一席话说得许立宇魂飞魄散。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纯属那交通警虚声恫吓。他足足训了许立宇两小时，耍足了威风，最后罚了款，才还了本让许立宇走人。 许立宇从警察那儿回来，一脸丧气，坐进车里问我：“你说我要是一外国人他敢对我这样么？” 我说：“那也得看你是一外国什么人。” “不用是什么，就是随便一外国人，他起码对我客气点吧？” 许立宇最爱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从北京跑到香港开公司混的人回来后，一天夜里乘车被巡逻的警察截住。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生意的。警察说那就是个体户了？那人掏出香港“派司”一亮，从容道：“不！资本家。” 每当讲这个故事，许立宇便两眼发亮，闪出异彩，说资本家讲那句话时掷地有声，明显带有某种快感。看得出来，他是多么希望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啊。 近年来，出国的人更多了，是个人就有不少朋友出国在外边混。其中不少换了身份回来，俨然外商，举手投足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邢肃宁一见许立宇便说：“不许结婚，尤其不要和中国人结婚。像你这么年轻，就应该出国闯一闯，老在国内呆着有什么出息？一定要出国！必须出国——包在我身上！” 许立宇就笑，当时不说什么。但时间长了，也不禁认真地盘算：“您说我去哪国合适啊？” “哪儿都行。”邢肃宁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哪国都比国内强。” 邢肃宁侃是侃，但也真是有些办事能力。后来，她真把许立宇办到了日本。 拿到日本使馆签证后，许立宇专门来找过我告别。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他问我：“你觉得我出国好么？” 我问他：“你干吗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 他连连摇手：“不行，我还开一辈子车啊？” “那怎么啦？” 他冷笑：“那我最后不就又变成我爸爸了？” 我说：“你以为你出国就一定能发财？” 他说：“那不管，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走一步看一步。” 许立宇出国前，大请了一次他的所有哥们儿，那天我也去了。 他剪了个日本“板寸”头，穿了身笔挺的西服，还戴了副墨镜。他的哥们儿一见他就起哄：“行啊，许爷，这就装裹上了。” 许立宇笑嘻嘻地说：“叫先生，以后再见我你们都要叫先生了。” 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样儿像日本人么？到日本大街上他们认不出我是中国人吧？”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抻直衣摆，两手交叉握住 ，在桌旁走来走去，模仿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喊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象着在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 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岔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大声感叹：“索嘎！”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咕哝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独角戏演员狂热痴迷地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悲愤，他声嘶力竭，喑哑的嗓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嗥叫。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着：“八格！八格牙路！” 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 他一把搡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干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插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力擤鼻涕。 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了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许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了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 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的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就是不争气，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方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闻》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述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 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都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地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里也有些愤愤不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在这里却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是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 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 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无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子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旨: 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象，他会为此编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么股狠劲。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 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们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的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神的中国人。 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数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是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尸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国家的公务员才会破门而入？ 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层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汁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防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墨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信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了他。 他把尸体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者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状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味混浊的房间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滑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势。 死者的屁股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 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着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叠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唿哨飞掠而过么？ 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种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 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职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超重他就会要求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竞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儿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 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感。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么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 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糖，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他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的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的“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但毕竟是厨卫设施齐全有客厅有卧房的私己之地。当他工作之余，换上一尘不染的西服，开着他那辆“尼桑”轿车去看他那些当苦力的朋友，请他们去“中华料理”吃上一盘鱼香肉丝，的确给人一种“混得不错”的印象。 他就是那时染上往头发、身上洒香水的嗜好，满身香喷喷的味道使他显得有些像花花公子呢。 也正是在那年秋初，他遭遇了那场事变。在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劈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头子。据报纸引述目击者的报道，事发突然，过程也很简单。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带着两个保镖在街上走，正逢许立宇也在同一条街上闲逛。当时与他们同在这条街上走的人有成千上万。人们各有各的目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大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而许立宇也许是去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此世不再相逢，就像当时他们周围摩肩接踵的其他人。也许许立宇正在为眼前的异国风情所陶醉，也许他另有心事，茫然若失，他根本没注意到那个大摇大摆的日本流氓正向他走来。那个家伙估计是看到许立宇可能会与他相撞，他可能觉得好笑，想看看这个不长眼的人的笑话，另外他也压根没有给人让路的习惯。直到这个东张西望、眼神惆怅的男人撞到他怀里，他才冷丁抬手扇了这个人两记重重的耳光。大概还骂了句：“混蛋！没长眼睛么？”这在中国，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街头小纠纷，互骂几句或互相厮打几下也就完了。可许立宇的反应大出路人的意料，连那个惯于斗殴的日本流氓也没想到，所以他后来毫无防备，几乎是眼睁睁地挨了许立宇一刀。那两个保镖也未及动作。就在他们数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对日本巡警。许立宇挨了耳光后一声未响，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对这记耳光早有准备。他转身进了路边的一家店，那是家日用品杂货店，他买或直接从货架上抄了把菜刀出来，揪住那个正神气活现准备往前走的家伙，当颅一刀。 事后，据警方调查，许立宇与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确实不认识。从他果敢地劈了人家一刀也可知他是不晓得这个家伙的厉害的。凡听说这个家伙大名的人，尤其是日本人无不对其噤若寒蝉。但了解此事的中国留学生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普遍认为这里另有瓜葛。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捕风捉影，或简单地按中国式的恩怨观论及此事。许立宇的表现似乎也不仅仅是把这事当作一个人人皆可遭遇的小侮辱看，从他迅速、连贯、一气呵成的反应动作和反应之强烈之凶猛之过当也给人以借题发挥、蓄谋报复的印象。 既然对方是个横行街头的黑社会恶棍，不难想见他会和许立宇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纠葛。黑社会主要工作便是控制街头的活动，他们把持赌博、卖淫，连垃圾婆都要收税，怎么能看着许立宇大发横财而不从中勒索派捐？在中国对黑社会闻所未闻的许立宇又怎么能对这种敲诈不感到窝囊？开始他大概是忍了，但这种敲诈是无止境的，逐步升级的，有可能会变得忍无可忍。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我无从想象，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合理的成份相当多，遗憾的是终究无法得到证实。 再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女人。从朋友闪烁其辞的讲述中，许立宇似乎有一个妓女朋友。一个妓女和黑社会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朋友也不能提供任何这个妓女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十六 那是个中秋节之夜。考虑到刀劈事件是发生在秋初，这个中秋节应该是上一年。我不知道当代的日本人还过不过中秋节，但老派的日本人一定知道中秋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许立宇邀了一些男女留学生到他家一起过节，可以想象，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这个聚会搞得热闹一点。炒几十个菜那是毫无问题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供应也充足。可尽管大家竭力凑趣，聚会仍没能热闹起来。边喧嚣，边高歌，边纵饮，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凄凉。经常在一个笑话刚讲完，沉默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使场上的欢乐气氛像断了电一样戛然而止，挂在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便显得残破、可怜。直到另一个人强撑着再次开口，才得以使笑声生硬地续接下去。大家都搜肠刮肚地想些有趣儿的话，但愈来愈多的人陷入沉默，不少平时有些酒量的人也都很快醉了。大量的酒非但没有活跃气氛反倒窒息了人们想乐一下的心情。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相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那些孤处异国的男女留学生多数都已互相结成了一种暂时情人的关系，彼此寻求温暖。这时，他们陆续一对对告别了，回到各自的住处用肉体的刺激来慰藉精神的苦涩。公寓里只剩下许立宇一个人和一大桌杯盘狼藉的残羹剩饭。浑圆无缺的月亮使许立宇益发感到无地自容，皎洁的月光更使他周身清冷，月光温柔的笼罩令他希冀告慰的愿望格外强烈。 他出了门，驾驶着他那辆旧车在东京街头游荡。我们都知道新宿和银座是东京的繁华中心，那儿即便是平日也是一派节日气氛，高楼大厦光芒万丈，各种娱乐场所光怪陆离。这一切耀眼的光芒投射到许立宇昏暗寂寞的心中，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 他带了足够的钱，足以买到一次销魂。 实际上这不需要下多大决心，鼓起什么勇气，只要他单身往那条街里走上几步，就会受到无数热情、甚至是半拉半拽的邀请。 他注定要和这些门后隐藏的一个姑娘相遇。 他进了一家妓院，那家妓院的姑娘像一座大金鱼缸里游弋的各色金鱼，穿着极透明地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他用日语对老鸨说他要一个日本姑娘。 老鸨告诉他这都是地道的日本闺秀，有大学生，有名门小姐。 他指中了一个极文静极清秀的姑娘，那姑娘便温驯地迈着碎步低头跟着他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式，服务中有多少花招的妓院我不清楚，究竟是日本浴还是泰国浴也无从考证。反正进屋后的程序中有一道是洗澡。许立宇进屋后才真正感到畏怯。他严肃地用日语和那个姑娘聊了几句，那姑娘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身世，她是个正在读室内装潢设计的学生，为了买一套高级美术用具出来挣钱。他拒绝了那姑娘为他殷勤地宽衣解带，拒绝了那姑娘和他同浴。自己进了浴室泡在热水中仍无法说服自己像个花了大价钱的主顾无耻起来。思前虑后，又兴奋又焦虑，拿不准自己会给这个漂亮的日本姑娘最终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又怕被她看出是个雏儿遭到轻视。这时，他听到几个熟悉的字眼儿从虚掩着的浴室门飘进来，他浑身一震，血都涌到头上。在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外间有人在说中国话。 那个姑娘正在悄悄打电话，似乎是打给远方亲人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也许是她妈妈，她正向家人问候节日。她的语调欢快、亲热，还带有几分撒娇。她抱怨没收到家里寄来的月饼，嗔怪家里人不关心她。她叫爸爸接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每回都是妈妈来信。她关心爸爸的身体，说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日本的同学老师都对她很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专门为她做了点心，老师还请她去吃了晚饭。打工一点都不累，挣的钱也不少。老板娘对她很关照，不让她接不三不四的客人。来店里的日本人也都很规矩，对她很客气……她突然住口不说了，她看到许立宇裹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呆愣愣地望着她。她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用日语对电话里说了句：“多保重。”放下电话迎了上来。 许立宇用中国话问她：“你家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淫荡的、寻欢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此时此刻，在这间日本妓院花哨、俗气、四壁镶满亮晶晶镜子的房间内只是一个中国人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感动。中秋之夜的特殊气氛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心里加深了感触，使他们不由对对方另眼相看，使习以为常的相遇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格外意味深长的韵味。他们不感到羞愧，只感到难得、幸运，似乎是一种苍天有意的昭示和安排。对方的不期而至在这时成了一种颇为神秘颇含寓意的象征。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顷刻间便为一种更牢靠更真诚的义务纽带所替代。可以想象，他们之间随之而后的交谈，无论在旁人听来多么辛酸，多么饱蘸血泪，而在他们心中则只会激起阵阵暖流和温馨，令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欣悦。据朋友讲，国内的人听到同胞在异国沦落如此，无不表情惨淡，心中酸痛，为之感叹，为之惋惜，甚至怒发冲冠，大骂资本主义，大骂不肖子孙。而身在异邦的留学生便不会如此激动不安。此类境遇实为司空见惯，并非受逼不过，只为人所不同的手段之一。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大都要靠男人，区别仅在于是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所有人。 做妓女并不特别下贱，只是运气不好，更谈不上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在北京住得不近，但在日本想来，住得也不远。许立宇对姑娘家那条街很熟悉，经常在那条街开车载客。他对那条街马路宽窄、楼群朝向以及有那些著名去处，路边种的是什么种类的树木都能一一道来。 也许他们在那条街就曾见过面，但来去匆匆，或淡然一瞥或偶一回眸。他们的回忆充满了童趣与天真，如同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儿时时光。他们甚至搜寻出了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虽然这个人也许是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常年在街头嬉闹游荡的女疯子。 他们已不再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萌发了温存的念头和诚挚的情感。他们在分手时会感到依依不舍和彼此留恋。这可能使他们在中秋之夜以后的日子继续保持来往，而进一步的接触无法不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 他们都不是盲目脱离现实的幻想型的人，他们都将每日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是会使他们保持冷静还是重重刺激了他们原已麻木安然的心灵？更超然了还是尤其敏感了？ 到底许立宇和那个卖春的中国姑娘之间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无从知悉。他们要仅仅是互相慰藉那是很容易的，也是不会有人妨碍他们的。但他们要是想改变现状，起意于他，那一切都不可逆料。 人在两可之间是最受折磨的，而这种两可局面持续时间愈长，平衡愈难维系，人也就愈会作出极端选择。一旦压倒性的决断出现，人便可能铤而走险。 朋友驳斥了许立宇被处极刑的消息。实际上那个挨了许立宇一刀的黑社会头子仅仅负了伤，虽皮开肉绽，血流满面但根本没有生命危险。况且日本似乎是个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没听说过处决过犯人。再说许立宇是个外国人，这种情况一般连普通刑罚都不加身，也就递解出境了事。关于死刑的传说是危言耸听和可笑的。 “除非自杀，否则他肯定活着，没准就在国内。”朋友说。 真相究竟如何，朋友也不知道，但他向我保证，他能打听出许立宇的最终下落。 十七 朋友一去杳如黄鹤，对他的保证没有践诺。可能是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也可能是忘了。这也怪不得他，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有一大堆麻烦事，自顾不暇，谁还会特别关心一个人出现或消失，犹如非洲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角马在迁徙的路途上无视倒毙、掉队被捕食的同伴。 电视画面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食草动物的任何一次大规模迁徙踏过的路途都会遗留大片、一望无尽的累累尸骨。 以后的传言更加含混，语焉不详，我甚至无法确定是许立宇的故事。它们更像是一种传说，经过无数民间口头文学家加工、渲染过后的多彩多姿的神话。如果和许立宇确有联系，也仅是借用了他的实况作为故事的起源、出发点和泊靠码头，作为文学家们想象力获得高度那有力地一跳所蹬踏的跳板。 事实与真相已被无可挽回地歪曲了。 我在一本很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字相当考究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框架使我怀疑脱胎于许立宇的故事。其中却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情节。有些明显是作者为了使故事更浑圆，更具人生感悟，或纯属为了讲述节奏、起伏褶皱等技术需要而设置的草蛇灰线。有些则煞有介事，但究其底里，也不难看出是为了制造效果，为了使事件发生更具逻辑、不可逆和在所难免。 这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这个留学生在国内是个可疑的艺术家，似乎是个才情超人的画家。这就是作者将身自拟了。小说没有明确讲明这个在国内前程看好的艺术家为什么要到美国。作者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两难。他大概既不愿强调美国是片自由的也就是艺术的沃土以免触怒当局同时又显得浅薄，也讳言此人自视颇高欲壑难填这也难免不显得此人妄自尊大期期艾艾。这种妄意肚明躲躲闪闪的表述，其效果并无可能无限动机深邃之慨，倒显得此人既得陇复望蜀，仅出于自我感觉良好便盲目奔向不可知。作者再反复强调此人到美国不是为淘金，也不能使其行为高尚，令读者不指谪他其后的一连串遭遇非出于咎由自取。 此人到了美国，身份、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既反映了真实又表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惧和身为黄种人所深感到的不公平。虽然作者给了主人公乐天、旷达甚至有几分无赖的性格，但字里行间沉痛感、悲辛感处处可辨。和许立宇的故事一样，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节日之夜孤苦伶仃，意欲寻求温暖。在唐人街街头邂逅了一个中国妓女。不同的是那个节日是中国的春节，而那个妓女则是主人公的旧日梦中情人。他们曾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念书，主人公的单相思一直未被那位姑娘体察，她甚至都不认识主人公。仅把他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向他献媚，卖弄风骚。她在校期间先于主人公出国，主人公曾幻想过在异邦和自己的意中人相遇，但做梦也没想到会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相遇。这一点我在那位女士一出场便料到了，我猜作者不会落入这个俗套，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掉了进去。他大概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关系的人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情况下相遇那种感慨万千的效果的诱惑。也许他在把心目中高傲的公主安排这么一个下场时心中充满了阴暗的快慰。我怀疑作者在爱情上有过难于启齿的惨痛经历。他的挫折感、受辱感都通过这一情节发泄出来了。 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采。一个懵然无知，只当他是嫖客，无耻纠缠。一个深知底细，貌似调笑句句暗藏机锋，直刺对方心中隐秘。那效果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激动不已，毛骨悚然。 可以看出，作者在写这段文字时是有生理快感的。 这时，他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那个风尘女子再不能是厚颜无耻、麻木不仁的。她必须是敏感的、机智的、毫无困难就能领悟的。作者可不想让自己的聪慧狡黠变成对牛弹琴。 然后就是一段孽缘。作者在写这段时心情错综复杂，他很想一了夙愿，但又对在这个已经残破、腌了的女人身上获得胜利是否真是无可置疑的胜利拿不定主意。他犹豫再三，还是勉强通过他的主人公和这个女人睡了。 接下来他便开始勾勒这个女子与其他风尘女子的本质上的不同。毫不吝啬地为这个女子使用大量的美好词汇，突出她身上那些未被烟花生涯磨损了的，在良家妇女身上都是罕见的，任何男人都为之向往的优良品质和可爱性格。给人感觉，即便是个妓女和她睡了也不亏。甚至更可贵，激起了一个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的真挚感情还不可贵么？差一点就值得夸耀了。 作者毫不困难地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现代观念，一种令所有迷恋贞节观的俗人自惭形秽的高人一等的倾向。 让我们摆脱开这个喋喋不休的讨厌的作者吧! 主人公和这个卖笑女子之间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依赖情结。作者还没有义无反顾地迫令他的主人公娶这位女子。但显然，他使主人公对这个女子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救风尘是每个正直、善良的中国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幸作者还没有让他的主人公说出那些道貌岸然的话，用道德的说教来使堕落者幡然悔悟。如果他的主人公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的屁话，我会立刻合上书，中断阅读。 他的主人公在认识了那个妓女数月后回国了。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有朋友介绍他陪伴一个想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老板到中国考察。如果他干得好，受到老板的青睐，他很有可能成为这家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的正式雇员。这种回国旅行是很风光的。食宿均由老板包了，当他和老板用英语亲密交谈时，周围那些豪华饭店的男侍们一定是神态毕恭毕敬的。他的一个手势，一声轻轻的吩咐都会得到迅速而至的殷勤服务。 由于这家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他还随老板受到了相当一级政府官员的接见。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和他亲切地握了手。得知他是从大陆出去的，还鼓励了他几句，多做些加强中美人民友谊的工作，要“爱国爱乡”，“多回来走一走，四处看一看。” 他在回国期间，去了那位风尘知己的家一趟。这段描写非常感人。 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对身心交瘁、勤劳奉仁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实得连客气、寒暄都很慌张。去国万里的独生女儿是他们掌上明珠。他们本来是舍不得、不放心女儿远行的。但女儿大了，要按自己的志趣生活。他们很开通，同意也支持女儿去“闯一闯”。他们得知女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学业大长，生活无忧，便前疑冰释，眉开眼笑。他似乎听到了两位善良的父母心中一块大石头“砰”然落地。 两个父母很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做母亲的更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来看望她的体面小伙子和她的女儿关系暧昧。她没理由挑剔这个年轻人，也希望女儿在异国有个依靠。对他十分热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在外面多照应些她的女儿。女孩子娇气、任性，到了外国难免有不顺心的事情。作父母的远在万里之外也帮不上忙，况且女儿大了，有些也不愿意和父母讲，该批评该劝导的就全由他代劳了。 作母亲的希望女儿能在近年回来一趟，让他们看看。但又连忙讲，看她自己的情形定，不要因此误了学业。回国也需要一笔不少的开支，别因此负债。 母亲再三讲，不要她在国外再为他们买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缺，只希望女儿学业有成，终身有靠。 一个“想”字没写，但通篇充满深情、厚望。 他从女孩的家中出来，坐在绿荫覆盖的马路牙子默默地流下了泪。 他回到饭店便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可她的公寓没人接。他知道她晚上要工作，便在第二天清晨打，公寓仍是没人接。他从上午打到下午，每隔一小时便拨一次电话，始终没有回音。 这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到第三天仍没人接电话时，他沉不住气了,抛下了那个正打算去西安看兵马俑的美国老头儿，买了一张飞机票动身回纽约了。往下的故事就有些不像发生在美国了，从景致的描写和故事发生的地点及其气氛更应该是日本的某处。 主人公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外国城市，到处找不着那个姑娘，平常有来往的中国留学生没一个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他找到了她工作的那个妓院（注意：在这里明确 出现了她卖淫的场所，这和前面所写的美国式的卖淫方式有矛盾）。老板娘照旧表示一无所知。当他正要失望而归时，一个和她一块卖淫的中国姑娘悄悄叫住了他，对他说他要找的那个人，不久前和一个外国老头儿私奔了。那个老年嫖客看中了她，他是个很有钱的鳏夫，他说服了她嫁给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一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主人公不甘心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寻找她，向所有认识她和那个老头的人打听。终于得知了那个有钱的老头儿在一个偏僻的乡下的地址。 他乘坐高速火车到了一个濒临海边的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至此，我已经可以肯定这是在日本了）。 村庄建于山凹处，四周悬崖峭壁环列，峭壁下有终年奔腾咆哮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岩。 村庄已经败落了，青年人都进了城，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旷的街道白天也难得遇见一个人。 一个白发老妪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问路的他，夏末的一天，村里人确实看见那个独居数十年、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他们进了老头儿的大房子后就没露面。几天后，来送信的邮差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派出所的警察也来过了，检查结果是自杀。他们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好像怕死不了似的，又都吊在了厨房的门梁上。据说那个年老体衰的老头是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帮助下才把自己吊上去的。那个年轻女人看着老头儿拴牢了，怎么挣扎也不会掉下来后，自己才从容不迫地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脚踢翻了凳子。他们死得是那么迫不及待，从外面进屋后，没有触动屋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只各自喝了一杯水，大概也是为了吞服安眠药，然后就直接去厨房上吊了。 老妪把主人公领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死者的尸体已经搬走火化了。门上贴着封条，据说死者的儿子已经把这所房子出售了，被一个城里住的律师买去作了别墅，但新房主还没有来过，大概明年夏天才会带着一家老小，开着汽车来吧。主人公站在阳光强烈的小山坡，望着这个静谧、房舍被树荫半遮半掩的异国小村庄，呼吸着远处大海吹来的腥冷的海风，心中作何感想？作者没有提供，我也不便妄加揣测。 后面的事情与许立宇的事情如出一辙。主人公回到城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被一个戴墨镜的大汉撞了一膀子。那大汉劈头盖脸给了主人公几记耳光。主人公转身从路边店铺抄出一把菜刀，揪住大汉劈面一刀，那大汉倒下时，血污横淌的脸上还是惊愕的表情。 小说到此截止，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下落予以交代。从作者篇尾行文的语感与语境感觉，作者似乎隐隐暗示，主人公已全然对生死荣辱无所谓了。这就是说，他活下去还是步向死亡可能性同样大。 十八 除了这篇小说，还有一则轶闻，那几乎是个笑话，不知经过多少人之口的转述，到我听到时，讲述者也不知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只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笑话讲：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押解上了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至于为何遭到驱逐，一切无考，在这则笑话中也不重要。 这个留学生上了飞机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一直郁郁寡欢，心情黯淡，也不和同机的人说话。直到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从舷窗上可以看到蜿延曲折、白浪席卷的海岸线和阡陌纵横、良田万顷的大陆田野，他突然开口了，哼出一段旋律：“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还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啊……”他索性站起来，忘情对全机舱的乘客放声歌唱，一只手还多情缱绻地挥来挥去，帮助他形象地抒发感情。 那机舱内，除了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最多的是一个大型的日本旅游团的成员。这些戴着同样式的日本男女率先为他的歌唱鼓掌。他唱得的确属于声情并茂，那些中国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或感慨，或赞许，或觉得好玩。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报以欣赏的微笑。机舱里的气氛因他的歌唱而变得热烈。 谁也没注意，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唱的是一首由流亡中国多年、多才多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所作词谱曲的歌。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就能够赢得胜利，啊——” 唱到这里，他才觉得不对味儿，歌声戛然而止，皱着眉头纳闷地坐下了。 掌声更热烈了。 十九 据说，那架飞机没有按预期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下降时出了机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又拉了起来在空中盘旋。 后来，首都机场因天气原因关闭，那架飞机不知降到外省哪座机场去了。 那天去迎接那架飞机的旅客的人们都失望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