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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才右文



　　“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于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己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的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着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优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材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实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结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会虚公廷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上谕是发给吏部的，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照上谕上说，凡是官员，都可荐举贤才；但话虽如此，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 
　　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第一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六十六岁，卜居陕西华阴，早年有志恢复明室，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弗事二姓”，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坚卧不起；如果强迫他上路，那也很简单，一把并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药，就可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第二个是黄宗羲，他是明朝东林巨头，与杨涟、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时已经六十九岁，归隐浙东，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为一代儒家，当然亦不肯受征召。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再有一个是李颗，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当差巴结，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人口，预备绝食自尽，只好放他回去，一回囗囗，锁入窑洞，除了顾炎武以外，什么客都不见。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七十四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否则就自杀。 
　　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他的同乡，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奉旨免试，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节。 
　　受官照例要谢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仆倒在地。 
　　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魏象枢见机，赶紧伸手阻拦，“好了，好了！”他说：“这就是谢过恩了。” 
　　俗语道得好，“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顒、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受征召；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千方百计，谋求荐举。因此盛传荐举有价，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有人做了这样两首诗。 
　　博学弘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此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 
　　补牍何因也动心？纷纷求荐竞如林！纵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 
　　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举荐的，大多高才博学，四海知名，而且颇多寒士。“长安居，大不易”，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交由户部酌量给与衣食。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诏的征士，每人每月给米三斗、银三两。于是“文酒之会”便多了，征士把杯联吟之地，常在虎坊桥西炭厂的众春园。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 
　　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 
　　有一天雅集，正当兴高采烈之际，有人托跑堂送了一首诗到席间，结句是：“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巢父、许由是上古高士。许由居颍川之滨，帝尧召为九州长；许由听得这话，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当时巢父正在牧牛，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特地牵牛到上游去饮水。举此典故，讥讽得非常刻毒；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有意轻薄而已。 
　　“轻薄出于自取！”这是陆陇其所说的话——他是浙江平湖人，字稼书；曾祖名叫陆溥，在江西丰城当县丞，有一次押运军饷到南京，夜过采石矶时，忽然发现船中漏水，他跪下来向天祷告：“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愿葬身鱼腹。”就在祝祷自明心迹以后，船不漏了！天亮检视，船底破了一个洞；但是，有水草裹着三条鱼，恰好塞住漏洞。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陆陇其的祖父，纪念先德，特地将他的新居题名“三鱼堂”；陆陇其的文集也就叫《三鱼堂集》。 
　　他是康熙九年的进士，讲理学专家朱子；但绝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康熙十四年授职为嘉定县令，县令虽小，可以“灭门”，而陆陇其从不用他“父母官”的权威，老百姓打官司，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如果是宗族相争，找他们的族长；乡里相争，则找当地的长者，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细诉曲直。 
　　他的听讼，全遵感化的宗旨，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相仇，打上了官司；经他苦口婆心，反复开导，被劝得相拥而泣，和好如初的。 
　　做县官的两件大事：刑名、钱粮。追完钱粮称为“比”；比期一到，不完就要打屁股。他定了一种“挂比法”；挂是褂名，到比期把欠粮的名字公告出来，等百姓自己来完。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这样劝告：“钱粮是朝廷的国课，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你们如果重视公事，完请钱粮，身心俱泰；我亦就可以安逸了。我的安逸不是在家里享清福；是可以匀出工夫来替一县做事。你们想想看，我跟你们没有仇，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们。再说，一动刑，你们要私下给皂隶‘杖钱’；如果雇人代为受比，有行情的，要给两百个制钱。这些钱都是白花了的；不但白花，还落个欠粮被打屁股的丑名声，与其如此，何不把这些钱省下来凑正数。一次完不清，分两次、三次都可以。” 
　　这个分期完粮的办法，也是陆陇其独有的，名为“甘限法”；到期不完，甘愿倍罚。老百姓听这位县大老爷如此苦心调护，不能不识好歹，所以江南的钱粮，总是嘉定县完得最快，欠得最少。 
　　他到嘉定的第二年，因为朝廷讨伐吴三桂，各省征饷，每一县都是正供尚且征不足，额外加征，自然更感困难，但嘉定的成绩优异。陆陇其出一道告示说：“我绝不贪恋一官，为百姓向朝廷争，即使革职，亦无遗憾，但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因为朝廷已经出兵，粮饷不可不筹，所以争也无用，徒然耽误正事。”然后，他又派人到每家投一张名帖，作为亲自拜托的表示。嘉定老百姓不忍他们的县官为难，踊跃捐输，一个月不到，征了十万两银子。 
　　然而，从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陆陇其的上司，江宁巡抚慕天颜，操守并不见得好，各县都经常有馈献，只有陆陇其不送红包。到了巡抚做生日那天，属下送礼，唯恐不丰，陆陇其登堂拜了寿，取出一正布，两双鞋子，说是他的家人所制，不是取自民间，特以呈献巡抚作寿礼。 
　　慕天颜笑着辞谢，心里很不高兴。但是，陆陇其深得民心，要想动他不容易；最后想出一计，上奏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接着奏劾陆陇其，说嘉定是大县，政务繁冗，陆陇其的“操守绝一尘”，但“德有余而才不足”，宜调小县。 
　　奏疏到京，照例交吏部审议。左都御史魏象枢为陆陇其不平，因而上奏，说如今地方官，惟恐操守不佳；既知陆陇其“操守绝一尘，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皇帝认为这话说得有理，不准慕天颜的奏请。 
　　而结果陆陇其毕竟还是让慕天颜攻走了。那是由于一个极小的过失，甚至不是过失，是慕天颜的欲加之罪。 
　　事起于一件命案。有个姓徐的商人，在收取了帐款回家的途中被杀，凶手不知是谁？等地保进城禀报，陆陇其立即带了刑房书办和件作，下乡相验。 
　　照例的，苦主一定会在现场送状，哭诉缉凶，为死者伸冤。但凶手虽逃得不知去向，也不知姓甚名谁，而徐家的长子在状子上，却指得明明白白，是他家的一个仇人下的毒手。陆陇其准了状子，回到衙门，立刻就发火签，把苦主所指控的凶手，一个姓张的屠夫抓了来。 
　　张屠夫素行不端，一脸的横肉，看样子倒真像个能干出那种谋财害命的勾当的恶人。然而上得堂去，极口呼冤；陆陇其听讼，一向冷静，总要让被告尽量申诉，除非有种种证据，断定犯人是在狡赖，不用刑罚。所以这时虽觉得张屠夫相貌凶恶，却不敢存着丝毫成见，只在口供上盘驳。 
　　“你跟姓徐的，是如何结的仇？”陆陇其问道，“人家状子上，说得明明白白，你曾经‘一再扬言，非杀徐某人不可’，可有这话？” 
　　“那是小人喝了酒胡说，作不得准。”张屠夫供道，“小人跟姓徐的结仇，原是为了祖坟的风水；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打从小人上一辈子就结了冤家的。” 
　　“俗语道得好，‘酒后露真情’；如果不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杀姓徐的，喝醉了酒，就不会说那种话！” 
　　“青天大老爷明鉴，想归想，做归做。譬如说，有那讨饭的，走过小人的肉案子，每每望着架子上的猪肉流口水，也许他心里在打算着偷一块走，莫非小人就赖他是贼？” 
　　“咄！”值堂的皂隶，厉声呵斥。“你怎么顶撞大老爷？” 
　　张屠夫的话很厉害，若是别个县官，一定痛斥他“奸刁利口”，说不定就先打一顿板子，然而陆陇其却并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还觉得他的话说得极有道理—一这个道理，陆陇其最明白，他是口不离“程、朱”，躬自实践，言行必符的人，“程、朱”的心性之学，修养所重，就在心不起恶念。所谓“不欺暗室”，不是说暗室中虽无人得见，而仍能把握得住，不做坏事；是说心无作恶的念头，虽在暗室，亦与明处无异。能有这样的功夫，就是圣贤！如何能期望于凡俗世人；自己不也常有鄙吝之念？只是能够自制自省而已。 
　　于是他摇摇手阻止皂隶，同时平静地对张屠夫说道：“你倒也说得坦白，我此刻也不必问你心里的事。只是光亮这句话，洗刷不了你的嫌疑。莫待我用刑，你自己说实话吧！” 
　　“小人句句是实。”张屠夫停了一下，突然提高声音说道，“姓徐的死在前天夜里，小人因为这三天祈雨禁屠，不杀猪，前天晚上睡在别处，是有…　”声音越说越低，最后竟无缘无故停了下来。 
　　陆陇其诧异，“你前天晚上睡在哪里？”他问：“是有证人？” 
　　“是！有证人。不过—　” 
　　“不要吞屯吐吐！”陆陇其拍一下惊堂本：“说！” 
　　“小人是睡在姘头家。”张屠夫吞屯吐吐，“小人的姘头就是证人，只是—　”他突然磕个头：“求青天大老爷不要问下去了。” 
　　陆陇其暗暗点头，这个张屠夫还有点良心。他的姘头必是良家妇女，不忍占了人家的身子，还叫她来出乖露丑，所以不肯露来历。牧民之官，化俗成美，第一要养人的廉耻；他不肯说，自己也不必追问。不过试还是要试他一试。 
　　“张屠夫！”他用警告的声音说：“你举不出证人，可就脱不得关系。这是人命重案，利害关系，你自己要想一想。” 
　　张屠夫为难了，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不断眨动；好久，好久，皂隶都已等得不耐烦，喝道：“大老爷问你话，你怎么不说？” 
　　此一刻是他“天人交战”之际，陆陇其要等他自己求得个结果，便对皂隶说道：“莫催他！让他自己回答。” 
　　“大老爷！”张屠夫有些激动地答道：“小人领罪就是了！” 
　　在做县官的，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当堂录案画供，案子就可定谳。但是，陆陇其已可断定，张屠夫绝不是凶手，一录了供，变成铁案如山，如何使得？因而吩咐：“且先押了下去，收监！” 
　　一喳！”值堂的皂隶，齐声应诺。 
　　管提牢的皂隶，却有话问，抢步出来，屈一膝跪在公案旁边，“请大老爷示下，”他说，“张屠夫是不是收下天字号监？” 
　　这问得有理。张屠夫自愿领罪，便是犯下命案的重囚，照规矩应下监禁死刑犯人的天字号监。但是，那一来就是脚镣手铐，日夜不松“戒具”；而且天字号的犯人，亡命之徒居多，张屠夫一关了进去，必受“牢头”欺侮。无辜让他受罪，于心不忍。 
　　想了想，这样裁决：“此案疑窦尚多，还要提审。张屠夫单独监禁。” 
　　单独监禁的用意是：陆陇其要教刑房书办到狱中去探询真情，刑房书办一共三名，比较善良的是一个姓李的；陆陇其退堂以后，立刻把李书办找到签押处，研究案情。 
　　“你看，这张屠夫像不像凶手？” 
　　“很难说！”李书办答道：“看样于不像。”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是从验尸看出来的。”李书办有条不紊地说，“第一、死者共有十七处刀伤，前脑后背都有，致命一刀在左下乳。如果张屠夫是凶手，伤处不会这么多。记得五年前有件命案，凶手是屠夫；被杀的，只有两处伤，咽喉要害上一刀，右腕一刀——这一刀是放血，完全是杀猪手法。” 
　　陆陇其深深点头，“第二呢？”他问。 
　　“第二是凶器。屠夫多用牛耳尖刀，伤口里窄外宽；现在这姓徐的伤口，里外一样，大概一寸二三分宽，凶器是两面开锋的匕首。” 
　　“这么说，我的看法不错了。”陆陇其欣然地，“我不曾冤枉了他” 
　　然而李书办却是忧形于色，“大老爷！”他说，“这缉凶的事很麻烦。既然有人承认，大可定案。” 
　　“诬良为盗，断乎不可！”陆陇其说；语气平静，但显得极其坚决。 
　　李书办也料到自己的话，说了也是白说；这位县大老爷的脾气，是他从未见过的，不必再争。争也无用，只谈难题好了。 
　　“照现在的样子看，是要另行缉凶了。” 
　　“当然！”陆陇其说：“你立刻传知捕快，今天就要动手。我也不立限期。要他们实心查缉，莫待我说出追比的话来！” 
　　捕快缉盗，亦有追比的办法，五日一比，要打屁股；倘若是关系重大，譬如过往的达官，本地的巨室被盗，是非破不可的案子而破不了，那就要连累家族，或者老父，或者爱子，为县官暂时拘禁，直待破案，方始释放。于是情急无奈，便有种种交代公事的黑幕发生，或者张冠李戴，把这一案的犯人，移到另一案顶名认罪；或者抓来无辜的百姓，有意诬赖，逼打成招。县官明知其事；为了自己的考成，也就马马虎虎了结；还有些则以手法高明，连县官都被瞒过了的，但在陆陇其面前，那是妄想！ 
　　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姓余的百姓，欠下两年钱粮，自己答应分期完纳，但一而再，再而三，说了话不算数；陆陇其也曾派人去查过，这姓余的因为连年不幸，尊亲相继亡故，殡葬花费，闹了很大的亏空；最后又遭回禄，弄成家破人亡的局面。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较优裕的亲戚，可予以援手。论境况确是很困难，只是讲法要公平，不责罚此人，无以对依限完纳的百姓；陆陇其无可奈何，下令行杖。 
　　“大老爷！”姓余的再一次哀恳，“无论如何再宽我十天的期限，我一定凑足了钱来交代清楚。” 
　　“到时候不交呢？” 
　　“我不敢欺骗青天大老爷，只求大老爷宽限，到时候一定交。我已经想到法子，却要几天工夫去办。” 
　　看他神情诚恳。陆陇其准了他的请求；姓余的也言而有信，到了限期，把两年通欠，如数完清。换了别的县官，有此圆满结果，当然高兴；再能抽出片刻工夫，把姓余的传上堂来，说几句嘉许的温语，就算是能体恤民艰的好官。但陆陇其却不是如此。 
　　“你一定在作贼！”他很生气地拍着桌子，“几次比期，你分文没有；我晓得你穷，也没有亲友可以帮忙。我问你，不是作贼去偷，哪里来的钱？” 
　　听这一问，姓余的神色惨淡地答道：“青天大老爷在我们嘉定做县官，哪个敢窃盗？这钱绝不是偷来的！” 
　　“那么，莫非天上掉下来的？” 
　　姓余的低头不答，却有眼泪掉落在地，这明明是有隐情！陆陇其心想，不逼他一逼，不会吐实。 
　　“哼！”他冷笑说道：“事无不可对人言，如果你的钱，来路清白，为什么说不出口？” 
　　姓余的倏然变色，悲痛相激，忍不住痛哭失声，“大老爷，我实说了吧！”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是卖女儿的钱！” 
　　这一下害得陆陇其也是颜色大变，放缓了声音说：“你女儿多大，卖给哪家？细细说给我听。” 
　　姓余的无法从容陈述，哽咽着说了个大概，他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尚未许亲；为了钱粮征收不足，便要连累“大老爷”的“考成”，于“前程”有碍，因此，将女儿卖给了邻家的儿子。卖得的钱，也不过刚刚够完速欠，因为邻家的境况也不好。 
　　完速欠不是为了免于受责，而是不忍连累县官的“考成”；陆陇其心里越发难过，也就越发不能不问个清楚。 
　　“你那女儿卖与邻家，是作偏房，还是算正室？” 
　　“也不是偏房，也不是正室。他家把钱都凑了给我来完粮，办不起喜事，我也一点都没有陪嫁。就在今夜，悄悄把我女儿从后门送了过去‘圆房’，就算成了亲。”姓余的说到这里，大概是觉得太委屈了女儿，抽抽噎噎地哭得好不伤心。 
　　“你莫难过！”陆陇其说，“等我先找了你邻家来再说。你也带了你女儿来，我自有道理。” 
　　于是陆陇其派人找了男女两造到县衙门，在后堂接见：邻家姓陈，父子两个，问了老陈，确实是买了一个儿媳妇；他那儿子学的虽是木匠，品貌不算粗蠢，也略略识得文字，只是配余家的女儿，无论如何是女家委屈。 
　　老余的女儿名叫寿姑，中人之姿而气度极好，不带丝毫小家子气；陆陇其跟他太太商量，要把寿姑认作义女。陆夫人极其贤惠，而且也爱寿姑的端庄和孝顺，欣然许诺，把她陪嫁的一枝玉钗和一副宝石耳环，赠予义女，作为陪嫁。陆陇其又传鼓吹把寿姑送到陈家合党。一时传为美谈。 
　　不过一个老百姓，完粮的钱的来路，陆陇其心有所疑，都要寻根问底，探明究竟，何况是诬良为盗？所以捕快们都死心塌地，绝不去动那些歪脑筋，打算着想蒙混了事。但是缉凶也不容易，一元见证，二无线索，唯有下水磨工夫，到茶坊酒肆、书场澡堂去慢慢查访。 
　　“回禀大老爷，”李书办有个要求，“捕快们有个计较，要假做真凶已获，就是那个杀猪屠夫；这是个障眼法，真凶以为有人替罪，可以安然无事，人就大意了，捕快才有机会把他找出来。” 
　　“可以！”陆陇其说：“这一案尚未申详上去，不必报盗杀——本来也还不知道，是不是盗杀？或者另有仇家，或者有人一时见财起意。都未可知。” 
　　李书办打点文书，报的是“是仇是盗，尚在鞠问”，同时在外面放出风声去，说是仇杀无疑。那些捕快们，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则在加紧缉查；果然，不久发现一个以前有案而久未露面的小毛贼，衣衫光鲜，得意洋洋。问他钱的来路，却是支吾其词，没有个可以令人相信的解释。这就不用客气了，下手抓到班房里，一讯而昭；然后请大老爷坐堂，指供历历，绝无虚假，这件命案是确确实实，漂漂亮亮地破获了。 
　　等把获盗定罪的公文，申详上台，到了慕天颜那里，一件公文化做两件，谋财害命一案，报到刑部；杀人偿命，依律定了“斩监候”的死罪，自然照准，只待秋后“勾决”处斩。 
　　另外还有一案，是专门对付陆陇其的；慕天颜劾他“讳盗”。奏章到京，照例“交部议奏”；这个部是六部之首的吏部，考核官员功过的一司叫做“考功司”，司里为首的叫做“掌印郎中”，下面有郎中、员外、主事等等官员，分职办事，统名“司官”。 
　　司官是不懂公事的，读过书的懂道理；那些满洲的官司，没有读过书的，懂人情世故，他们做官谈公事，就靠情理来判断是非曲直。然而公事并不是处处讲情理的；第一要讲“例”，过去像这类案子是如何如何办理，就叫“成例”。这些成例只有一种人知道，就是书吏，又名书办——这是个世袭的职位，虽有“三年退卯”的规矩，其实换名不换人，张三是他，李四也是他。 
　　陆陇其的案子到了一名赵书办手里，想都用不着想，照慕天颜的意思，办了议复的奏稿，以“讳盗”的罪名，定了“革职”的处分。 
　　书办称司官“老爷”；司官称书办“先生”。考功司掌印郎中“李老爷”看到奏稿，把“赵先生”请了来商量。 
　　“赵先生！”李郎中照多少年来的惯例，跟与他“身分”悬殊的赵书办，站着讲话，“这件案子怕不能这么办吧？” 
　　“是这么办。陆某人初报不指出是盗，就是讳盗，应该革职。” 
　　“那时真凶还没有抓到，所以原报‘是仇是盗，尚待搞问’，似乎没有错。” 
　　“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赵书办立刻顶了过去，“成例俱在，还有什么话说？” 
　　“例案不止这一件，可以不可以引用别的例案；从轻处分？” 
　　赵书办把那个头摇得博浪鼓似地：“李老爷，”他将手一指，“例案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一听这话，李郎中气馁了，一屋子的档案，堆得碰到天花板，到哪里去找？于是再低声下气地商量，“这陆陇其是清官，能保全总要保全他。赵先生，你说是不是呢？” 
　　不提清官还好，提到清官“赵先生”越发有气，心里在说：天下都是清官，叫我喝西北风？于是冷笑一声，撇着嘴说：“清官值几个钱一斤？” 
　　部文到了江宁，慕天颜委了一员“摘印官”到嘉定；老百姓愤无所泄，几乎要揍那“摘印官”，亏得陆陇其亲自出面弹压，才没有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来。 
　　陆陇其的移交随时可办，因为库存和帐目清清楚楚；交了印信，雇好一只船，把他自己的几箱书，和他太太的一架用熟了的织机先搬了上去，然后坐轿到码头上船。 
　　嘉定的老百姓家家跪香，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攀辕”——拉住轿杠不放，口口声声只喊：“青天大老爷走不得！”害得陆太太在轿子里把眼睛都哭肿了。 
　　陆陇其家住平湖。他家的始祖就是唐朝的名臣陆蛰，一部《陆宣公奏议》，为千古循吏，奉为金科玉律。陆家在嘉兴、平湖一带是巨族，虽在明朝嘉靖年间，出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那样的佞臣，但耕读家风，世世不替；陆陇其对一官得失，毫不在意，只觉得不能为百姓多做点事，是一遗憾。但得有这个机会，回家侍奉高堂双亲，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回到平湖，丝毫不见罢官归里的失意之态。 
　　侍亲读书的清闲日子，过不了多久；当地的县令亲自登门拜访，直道来意，是奉旨征召入京，应试博学弘儒；举荐他的是二部主事吴源起，说他“理学人程朱之宝室，文章登韩柳之堂”；又说他“理学纯深，文行无愧。”陆陇其自然有知己之感。 
　　但是，老父年迈多病，做儿子的深伯承欢之日无多，因而坚决辞谢。最后让老太爷知道了，教训儿子：方在壮年，正是出力报国救民的时候，何可自鸣清高？他问：“你可记得朱子答曾无疑的话？” 
　　陆陇其怎么不记得？随即琅琅背诵：“‘孝悌忠信，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信，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是个死地孝悌忠信，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 
　　“我如何愿你为乡曲之常人？”陆老太爷接着他的话说，“你如果只知报国之日长，待亲之日短，便是死守着一个孝字的表面；与忠信不相干。只为你尽孝，倒像是我耽误了你报国救民的机会。你须推我之心为心，勉为好官，岂不就是尽了孝了？‘孝悌忠信，表里通透’原须如此讲法才是！” 
　　陆陇其原知该如此讲，只是一片孺慕，不忍远离。此刻听得这一番庭训，再要依恋不舍，反倒是不孝了。因而接受征辟，轻车简装，取道山东，由陆路进京。 
　　在旅途中，他就打算了不知多少遍了；一到京师，第一个要见的人是汤斌！ 
　　应征博学弘儒的，多的是贫士，大都住在庙里。等到每月致送银米的恩诏一下，文酒之会，大为风行，但也有少数人，依然故我，在古庙里守着青毡青灯，刻苦用功，希望在此数百年难逢的盛典中，一显身手，博取高第。 
　　最特别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既不参与文酒之会，也不是打算博取高第，他有他的一套平生志业所在的常课，要把他在改朝换代、天翻地复的浩劫中，所见所闻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一个人住在古庙里，笔不停挥，写的却是《明史稿》。 
　　他就是陆陇其所渴望一见的汤斌。像陆陇其一样，他也是中过进士，做过地方官，又被荐举，奉召到京的。陆陇其今年四十九，汤斌比他只大三岁，但科名却早了十八年，一个是顺治九年的翰林，一个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所以陆陇其称他为“老前辈”，而他，虽是初次见面，却很亲热地称陆陇其的号：“稼书！” 
　　在座的还有个万斯同，史学的造诣，极其精深。汤陆二人则都是理学家，但途径不同；陆陇其笃守程、朱，而汤斌的理学出于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雨潇潇的古庙中，汤、陆二人的意气激昂，当仁不让，亦不输于前贤。 
　　陆陇其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到后来，王阳明得罪了权势薰天的太监刘瑾，被谪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那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万山丛中，荆棘遍地，五谷不生，既有毒蛇猛兽，又有瘴气毒虫，一到了那里，便难望再还家乡。就是王阳明，得失荣辱，都可以置之度外，只有生死关头却还看不破；自觉道学之士，这一关打不破是一种耻辱，因而置了一副石棺材，放在住处，自己对自己发誓：绝不以生命为念，如果刘瑾余憾不释，要来加害，那也随他，反正棺材已经预备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最后打算，便终日端坐，静等大限自至。但说也奇怪，久而久之，觉得胸头一团春意，不但忘掉死，而且忘掉困苦。看到跟他来的仆从都生了病，便自己砍柴汲水，煮粥给大家吃；知道大家中怀抑郁，便又教大家读诗；在那种生人所不能堪的环境中，谁也没有心思来听他忽发雅兴，大吟其诗，于是王阳明改了一个花样。 
　　他是余姚人，离绍兴不远，从小就会唱“绍兴高调”连唱带做，还加上插科打浑，仆从都在暗地里笑他“穷开心”！但是，大家到底是开心了，有了笑声，病也好了；打起精神来过日子，跟言语不通的苗子相处得很好。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陆陇其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 
　　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陆陇其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当激辩得不可开交时：万斯同一半调停，一半规劝地说：“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听万斯同屈着手指说完，汤斌和陆陇其异口同声地连称：“不敢，不敢！” 
　　两人原本惺惺相惜，即使有争执，依然相敬相亲；看看天色将晚，客人预备起身告辞，主人却殷殷留客便饭。陆陇其和万斯同都知道汤斌有颜回之风，饭食粗粝得常人难以下咽，倒要见识一番，是难吃到如何程度？所以双双点头，欣然接受。 
　　到得饭桌一看，却不免失望，四莱一汤，有鱼有肉，雪白的馒头；也不是如他人所传说的“脱粟饭—　”仅仅去壳，不曾舂过的黄糙米饭。万斯同疑团莫释，心里不好过；便借故走了出来，向汤斌的老仆汤桂问道：“你家主人，平日也是这样的饭食？” 
　　“万老爷在说笑了！”汤桂有些诧异似地，仿佛嫌他这话问得多余，“逢年过节也不曾有这样的饭菜。今天是待客，不便过于简慢。” 
　　“那么平日吃些什么？” 
　　万斯同一面说，一面去揭一个冷纱的菜罩，只见吃剩的冷饭残羹是：半碗黄糙米饭、一碟拌生豆腐、一碟豆腐乳，还有一样也是豆腐——青菜豆腐汤。 
　　看清了真相，万斯同不再失望了；但是，他又隐隐懊悔多此一看，因为看了心里一阵阵酸楚。 
　　“你倒也不嫌清苦？”他问汤桂。 
　　“我家老爷都不嫌苦，我们做下人的哪里敢嫌？”汤桂又说，“吃惯了倒也不觉得，青菜豆腐也蛮有滋味的！”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万斯同摇着头走了。 
　　回到席间，反是他食不下咽。汤斌待客甚诚，但不善酬酢，而且理学家特重行为的规矩。孔老夫子那套“席不正不坐”、“食不语”的教训，汤陆二人都是自然而然地遵守着，所以宾主三人，默地吃完了一顿饭。看着雨下得大了，汤斌提议煮茗作竟夕之谈；客人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表示同意。 
　　“潜翁！”汤斌字潜庵，所以万斯同这样称呼他，“令堂殉难一事，义烈芬芳，却不知其详，今天正好请教！” 
　　提到逝去的母亲，汤斌忍不住要掉眼泪；用手指拭眼角，从他的家世谈起。 
　　汤斌是明朝武官的家世，原籍滁州，在英宗正统年间方始迁到河南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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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母之子



　　汤库的祖父，单名一个宽字。明太祖起兵，在滁州的汤宽投入帐下，做个小小的养目，名为“总旗”。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汤宽升为管一百兵丁的“百户”；是最低级的武官，驻地在广东电白一带。 
　　明朝的武官是世袭的，汤宽的儿子汤铭袭职仍旧当百户，但驻地不同；被调到中都——明太祖的家乡，驻守中都都城金川门。 
　　汤库是汤铭的儿子，以战功升为“千户”；驻地由凤阳调到河南归德府的“睢阳前卫”，从此汤家在睢州落籍。一传汤英，再传汤讳卿；那于汤家最恒赫的一位武官，因为平巨寇王堂，定汝南之乱，又调到宣化府抵御鞑靼入侵，积功升到“指挥佥事”，世袭骠骑将军，最后的官职是“中都正留守”；那是他的曾祖父汤铭服官之地，但职位已大不相同，“正留守”是守卫凤阳的指挥官。 
　　汤讳卿有两个儿子，长子袭职，次子名叫希范，另外在仕途上发展，当过山西赵城的县丞；那就是汤斌的曾祖。 
　　汤家在那时，已成睢州的巨富，但家内宽厚，乐善好施，而且不废诗书；汤武臣家世，到了汤斌的父亲，几乎完全改观了。 
　　汤斌的父亲行之，名叫祖契，字孝先，号命式。从小是个神童，对于诗经的造诣甚高；中过秀才。为人慷慨热情而有侠气。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第二位太太姓赵，在天启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汤斌，字孔伯，号潜庵。 
　　在汤斌十一岁那年，遭遇了一场家难。有个豪绅趁他祖父去世，夺了他家的财产；而其时流寇如麻，已成乱世，没有道理可讲，汤祖契只得忍气吞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 
　　破家以后买不起书，汤祖契手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数百篇，亲自课子；寒夜青灯，书不读熟，父子俩都不睡觉。这样五年下来，另一场大灾难，又降落到他们父子身上。 
　　崇祯十二年九月，陕西的官军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他的部下死的死、投降的投降，李自成带了少数人逃入崤山；四面被围，饥寒交迫，李自成走投无路。几次上吊，都为他的养子李双喜所救。 
　　既然死不成，便只有突围，李自成下令，把所掳掠来的妇女，杀得一个不留，带了五十个人，骑马往南冲。如果合围坚守，李自成非困死在崤山中不可，只以杨嗣昌的一念之差，放了他一条生路。 
　　杨嗣昌是极受崇帧帝宠任的兵部尚书；此人的短处在于只会纸上谈兵；他认为自古以来，不管围城还是围敌，一定要留个缺口；如今不如空武关一路，另外在步关内外设下伏兵，李自成突围经过，伏兵齐发，可以一击而尽。 
　　他这时在前线督师，说的话就是命令，于是守步关的左良玉，奉令撤离。就在这空隙中，李自成拚命冲锋，伏兵尚未部署停当，他已逃出武关，躲入湖北郧阳、均县的深山中，静静喘气。 
　　这年久旱不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大饥荒；饥民无所得食，也成了流寇，李自成就是这样裹胁了河南的好几万饥民，声势复振。自郧阳、均县，一路往北，烧杀掳掠，到了崇顿十四年正月，终于包围了洛阳。 
　　洛阳是神宗第三子福王的藩国；他的母亲郑贵妃，得宠数十年，所以福王就藩时，行装中除了数不尽的内府珍宝以外，另外拨给数万顷的庄田，又取得了食盐的专卖权，福王府的富足，真堪敌国。此时寇临城下，发库藏、募死士击贼，颇有斩获。但不幸地，总兵王绍禹的部下，已跟李自成有了勾结；同时有一路援军驻扎在城外，在李自成带兵冲到时，城门关得太快，这一支军队来不及撤退，吃了大亏，迁怒到城内守军，反而投敌自效前驱。这样里外生变，不过两天工夫，洛阳的城就破了。 
　　那是一场浩劫，洛阳百姓被杀的有几十万；王府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福王父子组城逃命，但世子幸免，福王则仍旧被找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兵部尚书吕维棋，他劝福王自裁；福王贪生，向李自成磕头求饶命，结果被肢解了杂在鹿肉中一锅煮，李自成置酒大会，说是吃“福禄酒”。 
　　下一个月，李自成开始攻河南省城开封。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金兵人寇后，重加修缮，城墙有五丈厚，李自成怎么样也攻不破。时来时去，胶着到了崇帧十五年正月，攻势突趋猛烈，李军在城墙上凿了无数的洞，填上火药爆炸，但依然无效。最后一次“大放”，满天的砖瓦灰石，向外飞击，反把李军前队的人马，打得血肉横飞。 
　　于是李自成与另一有名的流寇罗汝才，集中了八十万人马包围陈州，布阵四十里，轮番进攻，陈州很快地陷落。 
　　接着便是北上攻归德府，雄州危急了。 
　　汤家商议逃难。但四面都是流寇，而且到处都缺粮，人吃人的事已不足为奇，一大家人就是逃得出去也难活命；因此，汤斌的母亲赵夫人作了断然的处置。 
　　第一步，她叫十六岁的汤斌，到北城外一座庙里去读书；李军自南来，倘或攻破难州，他就得渡过黄河，往山东逃了过去。 
　　汤斌自然不肯。无奈他母亲真的动了气，说他昧于大义，徒死无益！叱斥完毕，继以声泪俱下的苦劝，汤斌不得不勉强依从。 
　　第二步，她嘱咐她丈夫，保护她那七十多岁、两耳重听的婆婆逃命。汤祖契是孝子，为了护持老母，也就顾不得妻子了。听了赵夫人的话，亲自充任轿夫，抬着母亲，星夜往山东曹州一带去逃难。 
　　于是处分了一切家务，为城破之日，赵夫人悬梁自尽。 
　　赵夫人知书识字，早萌死志，上吊不成，冷不防又去投井；丫头老妈子也是早有防备的，陌生人尚且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是贤德有思的主母？所以就在她扑向并栏的刹那，有人拖住了她的衣服。回头一看，跪了一地的下人。赵夫人不能不发怒了，因为这对她是无比重要的荣辱关头，错过这一刻，也许就死不成；就是死成了，泰山鸿毛之间，评价大不相同。 
　　“走开，莫误我的大事！”她厉声呵斥，“贼来不死，什么叫贞节？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取义！” 
　　道理虽正大，下人却不能领会，环跪泣劝；就这乱糟糟，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难州城破，流寇已经打进大门来了。 
　　“人呢，人呢！”为首的小头目，拿刀把桌子拍得极响，“喊你们家主人出来！” 
　　“主人都不在家。大王！”老仆汤成抖得瑟瑟地。 
　　“这么说，一个家都交给你了！那好，金银珠宝埋在什么地方？领路！” 
　　“不知道埋在哪里—　。” 
　　一句话未完，刀背横扫过来，正打在汤成的嘴上；白胡子立刻就染红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搜！” 
　　一搜把赵夫人搜了出来，拖着头发，横拉直拽；赵夫人不绝口地骂，骂之不足，用脚踢、用手打，甚至用嘴咬，结果死在白刃交加的乱刀之下。至死而不曾受辱，赵夫人的志愿达到了！ 
　　奉母携子在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曹州、卫辉、大名之间，东选西躲，一步一惊的汤祖契，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爱妻殉节不久，老母不堪惊忧奔波，死在流亡途中，一个弟弟死在归德，所造一子，下落不明。两个哥哥，一个陷在睢州。凶多吉少；还有一个死在衢州，留下十岁的弱女，孤苦无依，倘或不加闻问，此生怕就再无见面的日子。 
　　“虽是女孩子，到底是你伯父的骨血；汤家的人不多了，我要想法子去领回来。再说，女孩子又不比男孩；男孩还能自立，女孩流落，将来不堪设想。” 
　　乱世弱女子，无以为生，如果不死，便多半会落入娼家；汤斌也觉得父亲的顾虑是件很严重的事。 
　　“爹！”他说，“我去一趟。” 
　　“衢州怎么走，你知道吗？一直深入仙霞岭，近江西了。往返六千里路，谈何容易？脱口就说了出来，见得你不诚不敬！” 
　　受了父亲的责备，汤斌自己想一想，果然轻率；因而不敢再作声。 
　　“我想只有我们父子俩一路去。”汤祖契说，“清兵已经南下；史阁部拥立了福王世子—　一这位世子虽是头号纨袴，不过经此巨创，也许有所作巍。再说史阁部拥护他，当然是看得他有出息。我们看看去！” 
　　于是父子俩跋涉南下，虽然走得脚上起了水泡，到晚来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汤祖契一定还要课子；。也只有听得汤斌的琅琅背诵，侃侃讲义，他才能忘掉道路流离的苦楚。 
　　到得南京一看，汤祖契的心，整个儿凉了！福王父子在洛阳的一切，他原是深切了解的，总以为老福王让李自成“吃福禄酒”吃掉，小福王无论如何想起父亲脔割生烹的惨绝人寰的死相，也会食不下咽。谁知不然！在马士英、阮大锨报弄摆布之下，搞得乌烟瘴气，光是朝朝演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夜夜选秦淮妓女侍寝，就把汤祖契气得觉都睡不着！ 
　　“这简直成了禽兽世界，不可以一日居！”汤祖契说，“我们赶快走吧！到衡州去。” 
　　“是！”汤斌很兴奋地说，“衙州是诗礼之乡！” 
　　因为，孔子的南宗在衙州。 
　　宋徽宗末年，金兵入侵，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由于哲宗所废的盂后的主持，接承大统，是为高宗。在建炎初年南渡，建都临安；那时在曲阜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他奉了子贡所手刻的孔子楷木像，扈从而南，定居在衢州。 
　　高宗赐了衢州的官田，孔端友依照曲阜的规制，建立家庙；终南宋之世，一百六十余年，衍圣公都由孔端友的子孙承袭。宋亡元兴，不承认衢州孔家承袭衍圣公的资格；而且孔庙也毁在兵火之中，于是曲阜恢复了衍圣公府。衢州孔家则被称为“孔子南宗”。 
　　明代宋兴，当然没有再度更张，以南宗承袭衍圣公的必要；但衢州孔家的境遇，比较好得多了，永乐初年，重建孔庙；正德元年，将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授职为“五经博士”，这是个世袭的职位，不须到国子监供职，专管衢州孔庙的祭祀。 
　　正德十五年，衢州孔庙移建于衢州府城中的“西安县学”；南宗孔家的门第，渐次兴旺，汤祖契的哥哥，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了孔家的食客。因此，汤斌随父到了行州，很容易地得到了瞻仰孔庙的机会。 
　　流寇的猖狂，福王的荒淫，马阮的奸恶，江淮四镇的跋扈，以及一路流离中所看到、听到的悲惨景象，使汤斌从极端痛苦中，得到一个领悟，这已不是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是礼乐消沉，人心崩溃，空前未有的亡天下的大危机！在衢州孔庙中，汤斌徘徊苦思，决定双肩担负起振兴文教，挽救人心的重任。 
　　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党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工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扶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这就很明显了，分外之分，是落入私人腰包，“这你请放心！”汤斌立即表示，“在我手里，绝不会有分外之分。” 
　　马呈祥站起来很尊敬地请了个安，“大人如此体恤，我替同州的百姓叩谢。不过，”他起身说道：“光是大人一清如水，是不够的！” 
　　“我知道了！”汤斌很郑重地保证，“若有人敢舞弊，我一定严办。除了我自己密查以外，贵府倘有所闻，请随时见告。” 
　　“是！”马呈祥答应着又说：“兵差除了分外之分，再有一层难处，那就是原来只需两天的供应，结果搞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兵还没有开拔。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大人作主。” 
　　“那就奇怪了，为何两天不够，要到四天、五天。”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马呈祥考虑了一下，“想来总有人不愿大军早走吧！” 
　　“是不是趁此机会，可以假借名义，向民间需索？” 
　　马呈祥不置可否，只说了句：“大人明见万里。” 
　　这是官场中一句相当含蓄的话，可以解释为同意，也可以解释为不置可否，总之，内有隐情，需要仔细体察。 
　　汤斌体会得这层意思。便不肯强人所难，去追问马呈祥。送走了客，天已将黑，一个人坐在暮霭四合的廊下，默思量，恨不得生两颗心、四只手，可以同时料理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无奈这是不可能的，眼前还得阅卷，先从了解案情开始。于是草草吃过一顿粗粝的晚饭，把京里带来的茶叶末子抓了一把，沏成一壶浓茶，倒在粗磁碗里，颜色黄浊，就像马溺，但却能消食提神；汤斌喝了两碗这种只觉苦涩，毫无香味的茶，在油灯下披阅刑名案卷。 
　　才看了上十件卷，就已约略明了马呈祥的话；照案情来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用不着提审的，情节确凿，口供明白，问得毫无差错，提审便成了别有用心，故意挑剔。再细看这些案卷的承办人，都是一个名叫周松轩的刑房书办，不言可知，是此人在中间捣鬼。 
　　但汤斌初想到此，即有警惕，深恐自己存了成见，知人不明，所以仍然平心静气地看着案卷，到三更天还不肯歇手。 
　　“老爷！”汤本劝道：“该睡了。” 
　　汤斌摇摇头，指着高可尺许的卷牍，“我得尽一夜工夫把它看完！”他说。 
　　一夜工夫可以看得完，这一点，汤本是相信他有此本事的。“不过，就是看得完，也不必急在这一夜。”汤本的怜主之情，化为轻微的不满，“何苦自己作践自己？” 
　　“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哪晓得关在监狱里的人，受尽煎熬的苦楚？早早弄明白了案情，明天一早坐堂，便可发落。在我不过破费一夜工夫，在别人就等于一年——怎么叫度日如年？那些候审的人最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汤本暗中叹口气，口不服心服，想一想便又说道：“老爷也该请位刑名师爷。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 
　　“这倒是句实在的话。我也想过，无奈有几层难处，第一、请了幕友，便得尊重人家的地位，办案迟速，操之于人；是那长厚的君子，倒也罢了，倘或遇着性情疏懒、脾气特大的人，只顾上头规定的限期，不肯额外出些力，那时我怎么办？不催于心不安；催了势必宾主失欢，倒不如我自己动手。” 
　　汤斌喝了口茶，又说第二、第三。幕友倘或从中舞弊，自然不会有证据落在外面，甚至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一案中做了手脚？同时，请幕友适馆授餐，必须有相当的供应，才算尽到礼数，这一下就得加重地方的负担。凡此都是难处，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硬挺着干。 
　　“为来为去为的四个字：于心不忍！”汤本又叹口气，“老爷就不知道自己这么苦法，旁人看在眼里，也是于心不忍！” 
　　汤斌笑了，“这就是你少读书的缘故。”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做，中怀坦荡，自有一种乐趣。” 
　　汤本跟了主人这几年，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气质，懂得为善最乐的道理；只是主仆情深，不能不劝，劝不听只好叹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坐堂不到一个时辰，汤斌发落了六件案子。其中三件是徒刑的罪，照规矩在这一审终结，汤斌斟酌案情，分别增减，发交驿站服役；两件是盗案，审明属实，即时堂谕解省；一件是田地纠纷，属于“户律”，可以由县官审结的，而前任潼关道，却以牵涉粮税的理由提审，提了来又关在那里不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节外生枝，汤斌对这一案，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研究过，并无提审的必要，所以问不到几句话，已经和解而无端受了讼累的原告和被告，大喜过望，心诚地磕头道谢，含笑出街。 
　　审到第七件也是“户律”中的婚姻纠葛，被告的女儿从小许配给原告的儿子为妻，当初是门当户对，两厢情愿；到儿女成长，被告发了财，原告的家道却中落了，因而被告悔婚，偏偏原告只有人证并无庚帖，所以县、府两审，都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告到道里。 
　　先提原告，名叫孙鸿书，是个蒙馆的塾师；照例问了年龄籍贯，听孙鸿书诉了冤屈，汤斌便问：“你儿子来了没有？” 
　　“小儿跟了我来的。” 
　　“唤他上来！” 
　　孙鸿书的儿子叫少鸿。上得堂来，汤斌一看便觉欢喜；那孙少鸿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眉清目秀，气度沉静；汤斌先不问案情，问他的功课，知道资质很不坏，只是他那塾师父亲，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可以传授儿子，变成“质美而未学”，着实可惜。 
　　“孙少鸿！”汤斌问道：“你父亲告人家海婚，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孙少鸿看一看他父亲，踌躇答道：“我不敢说。” 
　　“为何不敢？”汤斌鼓励他说，“两造对簿公堂，原是讲理。你不说话，这理从何讲起？” 
　　“大人明鉴，”孙少鸿答道：“一则是父命难违；二则，是不敢议论闺阁。” 
　　这两句含蓄的话；别人听不明白，汤斌却是人耳便已了然；原来他不愿打官司，也就是他愿意退让，这与他父亲的意思相反，所以不敢明说。其次是被告的女儿，必是名声不好，因而他说“不敢议论闺阁”。被告悔婚，他反倒替被告留余地，宅心仁厚，更见得是可造之材。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便浮起欣慰笑容，“孙鸿书，‘犁牛之子角如囗’”，他说，“可喜可贺！” 
　　孙鸿书大感意外，堂上大人称赞他的儿子，又为他道贺，真有些受宠若惊了，赶紧磕头答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敢当！” 
　　“你也是读书人，听我的劝，‘齐大非偶！’” 
　　“大人说得是。”孙鸿书加重了语气说：“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 
　　“你如肯听我的劝，我自然有教你消气的办法。” 
　　孙鸿书犹在迟疑，他儿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孙鸿书心想，儿子不愿意打官司，是无可奈何之事，于是这样答道：“那就请大人替我们父子作主。” 
　　“好，我一定不教你吃亏。”汤斌提高了声音吩咐：“带被告！” 
　　被告早在廊下待命，遥遥望到堂上，只见汤斌对原告父子和颜悦色，笑着问话，心里大为嘀咕，所以上堂去时，身上有些发抖。到了公案面前，双膝往下一跪，磕了个响头自己报名：“小人郝成，叩见青天大人。” 
　　“郝成！”汤斌问道：“你半夜里醒来，想到这场官司，还能睡得着觉不能？” 
　　如何问出这么一句话来？郝成愕了一下，辨清了话中的味道，想昧着良心说一句“睡得着”，又怕惹得堂上生气；要照实答说“睡不着”，那就明明是问心有愧。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不答，连磕头。 
　　“不用如此！你抬起头来；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 
　　“是！”郝成把头抬了起来，这时才发觉汤斌的脸色，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厉，心便定了下来。 
　　“你的女儿多大年纪？” 
　　“今年十六，比孙少鸿小一岁。” 
　　这句话便露了马脚，汤斌笑道：“照此说来，虽无庚帖，彼此的生辰八字是知道的！这先不去提它；我且问你，你可是很宠你那女儿？” 
　　“大人明镜高悬，不敢瞒大人，都是小的女人溺爱之故。” 
　　“这就是了！”汤斌说道：“从来这种案子，断合不断分，以致亲家反成冤家。夫妇为人伦之始，须得慎重，你家既不愿，男家也不爱，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道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交代，便满口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 
　　“你知道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子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干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精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鸡。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干，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邢大户跟钱乡约很熟，只当他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些，邢大户不悦，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钱乡约似乎也生了气，自己动手搜查；看到那两件湿衣服，查问原主，庄客还不及回答，钱乡约已从湿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张水迹淋漓的纸，字迹却还可辨，是一通郑亲王府所发的文书，记载着派了一个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汉中公干，请沿途关卡予以方便。 
　　于是钱多约和邢大户的脸色都变了，一个是翻脸不认人，一个是吓得目瞪口呆。同时原先看见生人，自己躲了起来的莫武成，也挺身而出，哀求钱多约“高抬贵手”。这一下真赃实犯都具备了。 
　　由此展开谈判，钱乡约的姿态又一变，劝邢大户将那密告的人安抚下来。如果只花个千儿八百银子，邢犬户倒也认命了，无奈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要把他赶出门去；大片家业，拱手让人，邢大户自然不甘。结果闹成僵局，不能不告到当官。 
　　听到这里，汤斌已经了然，伺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密告的人身上；而原卷中一直不曾提到这个人，岂不可怪。 
　　“钱乡约到案没有？”他问张桂文。 
　　“全案人犯都已移到。” 
　　“提钱多约！” 
　　钱乡约是个獐头鼠目的矮子，不要说是汤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此人绝非善类。汤斌平静地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转入正题：“那密告的人是谁？” 
　　“是小人的一个邻居，叫何小二。” 
　　“何小二人在哪里？” 
　　“回大人的话，何小二逃走了。” 
　　“怎么？”汤斌大为诧异，“他怕什么？为何要逃走？” 
　　“小人也不明白。”钱乡约的眼神闪烁地说，“据他家里的人说，有人拿着刀去威吓何小二，说他不该密告邢大户家有逃人，害得人家性命都要不保，叫何小二自己出头，说密告是诬告，并无其事。何小二不敢这么说，只好逃走。” 
　　话还未毕，邢大户气急败坏地喊了起来：“青天大人！他，他是血口喷人。” 
　　“咄！”张桂文喝道，“不准咆哮！” 
　　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亦是天理，汤斌对这张桂文假借“咆哮”两字威吓邢大户，颇为不满，但亦不愿当面呵斥，只摇摇手阻止，让邢大户说话。 
　　“青天大人，”邢大户说，“小人只为这个性子生得不好，性子耿直，言语上得罪乡邻是有的，却不敢昧着良心做坏事；如果不是平日心太热、喜欢朋友，也不至于会有这场麻烦。平空受了冤屈，如今这钱乡约反倒暗指小人买出人来去恐吓何小二，这是冤上加冤，小人万难心服。青天大人公侯万代，若不替小人伸冤，这世界上哪里还有好人过的日子？”说到这里，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同时“咚咚”地磕着响头，额上立刻凸起一个又红又青的大包。 
　　“你不必如此，我一定秉公办理。你体再哭，一哭我不好问话。” 
　　“是，是！”邢大户含泪答应，强忍悲声；只是喉头哽咽，不断抽噎，那声音越发令人感到悲酸。 
　　“姓钱的！”汤斌继续再问，声音威严而神态平静，“本道不听你一面之词。就事论事，你的话也着实可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实话！” 
　　“小人句句是实。”钱乡约一口咬定，死不肯吐实。 
　　“是虚是实，我自能知道，有本人问本人，本人不在，问证人，证人也没有时，”汤斌指着胸说，“我还有一颗心，不偏不倚，平心静气去体察，何愁真相不明？如今我问你，这何小H家中有什么人？” 
　　“有一个老子，一个哥哥！” 
　　“他家是何人当家？” 
　　汤斌这一问的意思，容易明白，是要传讯何家的当家人；于是张桂文抛过一个眼色去，钱乡约会意，当即答道：“是他家老头子当家。” 
　　那两人的一番勾结，都落在汤斌眼中，知而不言，另有计较；抬眼朝廊下一看，差役中有个年轻小伙子，浓眉大眼厚嘴唇，样子长得极其憨厚，便向张桂文问道：“那黑大个儿叫什么名字？” 
　　“叫张又飞。” 
　　汤斌笑了，“看模样倒像是又一个张飞。”他便喊道：“张又飞！” 
　　“喳！”张又飞大踏步跨了进来，双膝一弯，顿时听得砖地上“咕咚”一响，就像半截铁塔矗立在那里。 
　　“张又飞！我派你到同州去一趟。”汤斌照案卷所开何小二家的地址说了一遍，先问他：“你可记得住？” 
　　“我记得住。”张又飞复诵了一遍，果然不错。 
　　看来，脸笨心不笨，汤斌大为高兴，“这里到同州有多远？”他问。 
　　“不远。几十里路，一口气就走到了。” 
　　“那好，你此刻就去一趟，明日午堂候审。” 
　　汤斌料到何家是老大当家，所以这样吩咐；传他午堂候审，则一早动身，审完可赶回家去，免得携带盘缠于粮，这是极容易做到的“便民”。 
　　遣派了张又飞，汤斌嘱咐将其余嫌犯还押候讯；同时再一次安慰邢大户，说是只要无辜，定可无罪。邢大户自然感激不尽，那张桂文却大起恐慌，将公事勾当完毕，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看户房书办仲传武。 
　　这件传武就是马呈祥所指的“不法吏”，六房书办无形中听他和张桂文两人的指使；是同州一带有名的“文武两判官”，武的比文的更凶更恶，是这一伙城狐社鼠中的真正的头脑，连张桂文都得向他问计。 
　　“看样子，这姓汤的着实不好对付！倘或不给他一个下马威，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接着，张桂文把这天问案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大家都觉得诧异——汤斌的清廉刻苦，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但是，清廉刻苦而无用，可以不必理他，他不喜欢吃肉爱咬菜根，是他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瞒上不瞒下”，照样捞钱。如今是这般精明，那就麻烦了。 
　　“安大，”张桂文催问，“你怎么不说话？” 
　　不断在喝闷酒的仲传武，抬眼看了看周围，慢吞吞地说道：“遇见克星了！这一阵大家各自小心。” 
　　说出这等泄气的话来，在座的人无不失望，便有人问了一句：“小心到哪天为止？” 
　　“小心到姓汤的滚蛋为止。” 
　　“啊！”大家不约而同地精神一振；知道他还有话，都聚精会神地在等待下文。 
　　“凡人必有一好，这一好，在我们看，就是‘把柄’。好钱最容易办，好色也是容易，好名亦有叫他舒服的办法。这姓汤的一样不好，难弄者在此。”仲传武喝了口酒说，“不过细舷想去，他也有一好，好做事，这也是个把柄！我倒考考你们，这个把柄要怎么才捏得住？” 
　　包括张桂文在内，大家面面相觑，瞠目以对。就在这静寂得令人难堪的当儿，有个带些稚气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累死他！” 
　　回头一看是仲传武的小儿子小虎，才十四岁，却已语惊四座。 
　　“孺子可教！”仲传武大为得意，“你们倒舷想一想他的话看！” 
　　何用舷想？一点破就通体皆透了，于是纷纷夸奖小的，恭维老的：说他们虎父虎子，将来一定会光大门楣。 
　　乱过一阵，归入正题，大家商量好了办法，决定拿“例”去困扰汤斌——满清入关已过十年，也曾颁过一部《大清律例集解》，但实际上用的还是“大明律”；而大明律是不够用的，大至杀人放火的重案，小至田地婚姻的纠葛，都用律外的例来处理，而例案多如牛毛，只有书办清楚。仲传武教大家把大小案子，尽量推给汤斌去裁决；任何案子，砖签要做得噜嗦糊涂，越复杂、越麻烦、越看不懂越好，要汤斌看见公事就头痛！ 
　　“姓汤的有什么了不起？”仲传武酒后大言，“教他输在我小儿子手里！” 
　　到得第二天恰好是“卯期”——每期照例点检书办差役，时间在清晨卯时，所以称为“点卯”。 
　　应点就称为“应卯”。这向来是虚应故事，而且往往不是长官亲点，但汤斌实事求是，这天卯正升堂，按簿查点；有不曾到的，堂谕初犯免议、再犯行杖、三犯开革。接下来便有一番告诫；大家是齐心好了要对付他的，所以任他言之谆谆，一个个听之藐藐。 
　　这套例行公事完毕，接下来便是问案。早堂问完，汤斌对张桂文说道：“逃人一案，我今天就要结。你去问一下，张又飞回来了没有，何家的老大可曾到案？” 
　　“不用问，已经到案。” 
　　“那好。传齐了等午堂来问，一堂就结了。” 
　　又说要结案！张桂文倒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与自己切身利害有关，便不能不打听一下。 
　　“请大人的示，这案如何结法？” 
　　“我通盘想过了。这一案可繁可简，我是照简单的结法，以免好人亦受讼累。” 
　　“再请示大人，何谓简单的结法。” 
　　“简单的结法嘛，就是实际已经结了，纸面上不结。”汤斌说道，“我也晓得有些人结案，纸面上结了，实际上未结；那样子于事无补而于考成有利，我要反其道行之，只要于事有益，我的考成可以不管。” 
　　一听这话，张桂文暗暗高兴，心里在想，只要你不顾考成，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滚蛋就快了。 
　　午堂提审，第一个是传证人何老大，看相貌是老实人，上得堂来抖个不住，问起来是在“打摆子”，这个病又叫“三日两头”，这天原是不该发病的空档，但因见了官害怕。寒热提前发作，连话都说不清楚。 
　　“来！”汤斌喊道，“拿碗热汤给他喝！” 
　　这一半是汤斌的恻隐之心，一半是他的作用，好教何老大心情轻松些，问案便可顺利。果然，等把一碗热汤喝了下去，何老大额上微微沁汗，神气就好多了。 
　　“何老大，我问你几句话，就放你回去。你不必害怕！只要你不是与你兄弟串通一气，就没有你的事。”汤斌安慰了他一番，接着问道：“你可知道有人拿着刀来威吓你兄弟？” 
　　“回禀大人，没有这回事。”何老大答道：“我兄弟素来不务正业，那天晚上跟我说，输了钱还不出赌帐，不能不躲一躲，跟我要了两吊钱，连夜走了，至今不曾回来。” 
　　这一供，就见得钱乡约完全胡说；但汤斌却先放过此人，提莫武成上堂，第一句话就问：“你可知道逃人该受何刑罚？” 
　　“回大人的话，是鞭背一百。” 
　　“不错！你先受了这个刑再说。” 
　　“大人，大人！”莫武成叫苦连天，“你莫打我！我这刑罚该回王府去受！” 
　　“朝廷的法，行之于天下，哪里打都是一样！” 
　　于是莫武成被拉到阶下，剥下上衣，背上吃了一百皮鞭；观审的老百姓，知道他诬陷好人，无不称快。 
　　莫武成不止于吃这一百鞭子，还得发落；汤斌当时下判，等刑伤痊愈，押解赴京，接着是传邢大户上堂，预备当堂开释。 
　　“你是冤枉的，我知道！”汤斌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何小二诬害良民，自然有罪，不过我劝你不必再追究；不然案子不结，将来还有传你到案的时候，岂不又受讼累？” 
　　听得这话，便是昭雪了不白之冤，邢大户感激磕头，连声说道：“但凭青天大人作主。” 
　　“这样说，你是不愿追究了。好好回家跟家人团聚吧！” 
　　“是！青天大人再生之恩，小人只有来生做牛做马报答。” 
　　他的话还没有完，值堂的张桂文，踏上一步，轻声说道：“回大人话。是不是该让邢某交保候传？” 
　　“不必！这就结案了。” 
　　这是结的什么案？不明不白就把一个逃人的窝家，当堂开释，看他将来有得麻烦！张桂文在心中冷笑，格外用心，要看汤斌对案中另外几名人犯，如何发落？ 
　　“钱乡约，你总听见何老大的话了，饰词诬指，该当何罪？你自己说。” 
　　钱乡约哪能说什么，只是磕头说：“大人开恩！” 
　　“我问你，你可肯悔改？” 
　　“小人再也不敢了。” 
　　“只要你肯悔过，我就给你自新的机会，判你杖责一百，伽号三月，暂且寄下；倘或你不肯改过，将来两罪并发，先革你的差，再补今天的刑罚，最后再定别的罪。” 
　　“是，是，小人一定改过。”钱乡约喜出望外，激起向善之心，“小人若再犯错，情愿死在大人笔下。” 
　　听见这话，汤斌自然安慰，因而对何小二也网开一面，“你要想法子找到你兄弟，”他对何老大说，“叫他出来投案。本道治民，重感化不重刑罚，只要他能洗心革面，我一定饶他。倘或执迷不悟，一旦被捕，我就不能不依律例办理，叫他休得自误。” 
　　这一桩可以叫人破家丧命的“逃人”大案，汤斌就如此作了了断，看案的老百姓，自然觉得这位青天大人，仁厚过人；但也有人批评汤斌根本不懂律例，是非不分，惩罚不明，太便宜了恶人。 
　　“糊涂官结的糊涂案。”仲传武冷笑着对他的同事说，“我就在这一案上要他的好看！” 
　　仲传武想了极恶毒的一计，但尚未来得及施展，汤斌已经得到马呈祥的密函指点，特地把所有的书办都召集起来，有所训诫。 
　　“莫武成一案，似乎结得太容易；对何小二、钱乡约，我似乎显得姑息。你们可是这样的想法？” 
　　“不敢！”仲传武答道：“大人饱读诗书，小人等岂敢妄测高深！” 
　　“话不是这么说，”汤斌指着胸说，“一个人立身处世，全在方寸之间，要有主宰；凡事不肯用心，如何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敷衍长官的面子，大家都唯唯称是。 
　　“我以前说过，当官治民，我重教化，不重刑罚。”汤斌说到这里，突然一转，“我且问你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莫武成一案，我为何不愿深究？钱乡约、何小二应得之罪甚重，我为何姑息？” 
　　仲传武听这话有深意，而且问到这点，见得汤斌不是“湖涂官”；然则，有意宽纵，是不是放交情呢？俗语道得好，“行得春风有夏雨”，如果汤斌清廉其名，表里不符，不要钱只是“不要小的要大的，不要明的要暗的”，说这话的意思是，已行春风，思得夏雨，那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件传武踏上两步，陪着笑说：“大人有话，尽管吩咐。” 
　　看他那诡秘卑谄的神情，汤斌恍然大悟，此辈错会了意思；与今天召集他们来谈话的原意，恰好相反。这就太糟糕了！ 
　　因此，他把脸色沉了下来，“我的为人，你们自然不能深知，也无法深问，只向场本去打听好了。你们如果错看了我，便是自逢其祸！”汤斌停了一下又说：“莫武成一案，我不愿深究，是给你们一条自新之路。一深究，你们之中必定有人首级不保。不教而诛，我所不忍，亦非与人为善之道。从今天起，你们要好好想一想，流寇的惨无人道，都是你们所亲见的，老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今好不容易才有苏息的机会，你们本乡本土的人，还不能体恤乡里，而要作威作福，试问天良何在？” 
　　这几句话，击中了人心深处！书办只是相沿已久的不良制度，有时逼得他们不能不舞文弄墨，无弊生弊，论起本心，毕竟有天良未泯的，想起自己亲友受流寇茶毒，大军骚扰，辗转沟壑，哀呼求死的惨状，不由得满脸惭愧地把头低了下去。 
　　但是“恶性重大”的“文武两判官”，却是无动于衷，看到有些同事的神色，暗暗叫声“不好”，这样下去，尽为汤斌所用，“做事”就不方便了！这非得想办法阻止不可。 
　　“最后我还有句话，”汤斌看着张桂文，意味深长地问：“莫武成的刑伤，不会变重，以致死在监中吧！” 
　　这一点，张桂文和仲传武，都暗吃一惊，仲传武所说的，“就在这件案子上，要他的好看”，就是准备把莫武成整死了，报个刑伤毕命，这样汤斌就会担个极大的处分，重则革职，轻则降官，总而言之，潼关道是干不成了。 
　　不想汤斌受了马呈祥的指点，已有防备。张桂文看这样子，此计不成，自己知趣为妙，于是担保不会有此情事，否则任凭治罪。 
　　“好！”汤斌点点头，“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第二天汤斌请地方绅士吃饭。礼节周到隆重，特下全帖；但肴撰极其简陋，六菜一汤，倒有一半是素菜。 
　　这班绅士对于汤斌的来历、性情以及居官之道，早已听得多了，敬仰如天人的固然不少，但也有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同州知府马呈祥，算得是肯为地方做事的好官了，而比起汤斌来，似乎还差得远；他们不大相信，天底下会有如汤斌那样子的地方官！ 
　　因此，接到他的请柬，有些人不免惴惴然，认为“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说不定这顿酒吃下来，汤斌会有些什么暗示；譬如宣布老太爷在河南睢州做寿之类的消息，那就得好妹送笔寿礼，才能买得个安宁。 
　　为了有此打算，不免先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有的表示到时候再说，有的不置可否，有的认为汤斌确是好官，因为父老家贫打个抽丰，不仅情有可原，而已应该从宽送致“寿仪”，其中只有一个人，也是绅士行辈最尊，在前明当过礼部侍郎的朱嘉猷大不以为然。 
　　“是何言欤！”朱嘉猷掀着长可及腹的白髯，不断摇头，“汤公以悲悯人为襟怀，一心只想救百姓，何曾有半点私心？各位如此度他之腹，真与亵读圣人无异！” 
　　他的话说得很不客气，简直就是在骂起这个念头的人，是“小人之心”。但以他是绅士中的领袖，平日对他一向尊敬，此时也只好不作声。被骂的人心里不服，暗中思量：且先放着！等汤斌有了打抽丰的话，那时再来挖他几句；看他的老脸羞不羞？ 
　　存了这样的念头，在席间酒过一巡，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公祖召宴，必有示谕，尽管吩咐，无不从命！” 
　　“不敢！”汤斌答道：“我既然在这里做官，地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今天略设杯盘，奉屈各位，就是跟大家讨教，一起想办法，来解消同具的痛苦。” 
　　听得这话，朱嘉猷第一个点头，得意地望着大家；意思好像是在问：如何？你们这才知道我的话不错吧！ 
　　汤斌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因为他齿德俱尊，便先向他讨教，“猷老！”他问，“请直言民痪！” 
　　“老公祖的称呼，实在不敢当！”朱嘉猷拱手谦谢了这一句，自己不说话，只眼风环扫，鼓励大家发言，“潼关何幸，得汤大人驻节在此！各位有所陈情，尽管直说。汤大人绝不会见怪。” 
　　“正是！”汤斌欣然举杯，“猷老知我。” 
　　于是绅士们无不大感兴奋，光是畅所欲言，得以把内心的感触痛苦发泄出来，便是一大快事；至于能不能发生效果，大家却并不存奢望，因为都知道有些事出于朝廷的意旨，在汤斌是无能为力的。 
　　汤斌很虚心，他是真正勤求民隐，所以这时候只细心地听，不必表示任何意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盘算；等大家都说完，他才开口答复。 
　　“多承各位指教，感谢之至。”他说，“地方上的痛苦，约而言之，计有五事，其中兵差频繁，军队苛扰，是他处所无的苦楚，这一点，我自到任以来，已经相当明瞭，此刻听了各位的话，更觉得当务之急，便是在这方面下工夫改善。” 
　　话还未毕，只见有个人离席而起，捧酒长跪，口中说道：“老公祖请尽一筋！” 
　　汤斌认得他名叫萧庆聪，赶紧下座相扶，“萧兄，萧兄，”他不安而又不解地，“为何如此多礼？” 
　　这萧庆聪就是疑心汤斌要打抽丰的那个人，自从人席以后，立刻就发觉自己错了；越想越感歉疚，不该以那种心情去猜度汤斌，因而在内愧与感激两种心情交织之下，做出这种突兀的举动。当然，意在陪罪，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便说破也不必说破的。 
　　略能窥破心事的。只有一个朱嘉猷，他觉得萧庆聪的意思很好，正不妨由他来代表地方致谢，所以帮着劝汤斌接受了他的敬酒。 
　　这杯酒为汤斌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不多几天的工夫，已得到地方上这样深厚的爱戴，好官可为，在此又得到一个明证。同时也使他深切感到，百姓实在可爱，只要稍微能替他们做些事，便会得到逾量的报答，真是“受之有愧”，唯有格外费心费力，兴利除弊，为地方造福了 
　　在这个念头之下，他决定实话直说，不须加上任何迂遇曲折的言词，“同州府马知府说得好，潼关之害，害在是天下要隘，以致过境大军，络绎不绝。但是，这是一时的，请各位要体念朝廷的不得已，多多忍耐！”说到这里，他向在座的绅士举一举杯，带着些致歉的意味。 
　　“马大人的话说得很痛快，老公祖能够体谅，更是潼关之福。”朱嘉猷答道，“只要是额内的供应，担负再重，地方上亦一定勉力以赴。如今就请老公祖吩咐吧！” 
　　这是要汤斌拿出改善的办法来。他筹思已熟，不慌不忙地为大家解释，额外供应的由来，是因为大军一到，征粮征草，不能迅速交付，结果征集到的一部分，就在等待的时间中，消耗完了，说起来是双方的责任，不能只怪过境的军队苛扰。 
　　“我在想，凡事要‘尽其在我’，我如今跟两位相约，第一、大军过境，我要求上宪，联络邻省，预先通知潼关，以便准备；第二、通知一到，应该备多少粮、多少草，派定以后，请各位尽快缴纳，一到即付，付讫即走，既不误戎机，又图个清静，何乐而不为？” 
　　“是！”朱嘉猷毫不迟疑地代表地方绅士应诺，而且有进一步的建议，“老公祖肯为地方费神，实在感激不尽。只要大军能够随到随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乐于做到。我想，我们可以先缴粮缴草，请大人拨出仓库，预为存储；军队一到，立刻就有供应，至于谁该出多少，不妨随后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为定。” 
　　果然，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过境的军队，一到潼关，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异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随到随走，军纪肃然；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军过境，家家惶恐，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如今都是安居乐业，浑如无事。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一上午考完，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课二十名，附课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录取的即时人院，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钻研；逢初二、十六参加月课。其中一课名为“官课”，由汤斌开始，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优等每名奖银二两，次等奖银一两；文字拙劣的，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加以指点。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人无多，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因此，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亦无不觉得这位“汤大人”循循善诱，跟他论学谈艺，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是乡试之年。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极盛，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与汤斌在京里相识，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所以出闱以后，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一叙契阔。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汤斌为他延医治病，代为办公事请病假，每天亲自看护医药；到年底病愈，正待启程回京时，来了一道上谕，指河南正主考黄钅心、副主考丁澎，主持试务有弊，为言官参劾，奉旨：“黄钅心着革职严拿察究，丁澎亦着革职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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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场大狱



　　逮捕丁澎的上谕到了汤斌手里，他颇为疑惑，丁澎的操守是他相信得过，何至于闱中舞弊？他在想，河南的正主考，也是他的顺治九年壬辰科的同年黄钅心，在京里当吏部员外时，曾听说有索取红包的不谨之行；如果了澎不是为给事中朱绍凤所误参，受了冤枉，就必是受了黄钅心的连累。总之是非黑白还没有判明，自己对这位纤道来访，而遭遇了拂逆的朋友，唯有尽可能加以安慰和援助。 
　　于是他带着公文到客馆中去看丁澎，“飞涛！”他叫着他的别号，平静地说：“有件事似乎是新闻。”他把公文递了过去。 
　　丁澎一看，显得一惊，接着黯然地叹了口气：“唉！我晓得要受无妄之灾！” 
　　这就见得汤斌的猜测不错了，是受了黄钅心的连累；黄钅心到底如何作弊，他不便去打听，只是为丁澎譬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说“飞涛，你总记得《西铭》上的话：‘贫贱忧患，宁至汝于成！’” 
　　“见教得极是！”丁澎深深一揖，“这于我是个磨练，读书养气，在这些地方就得力了！” 
　　解到京里，丁澎才知道要兴科场大狱，考官被参的，不止河南一处，而且河南的情节还不算重。最严重的是顺天和江南两闱；弊端由顺天发现，及于江南，再蔓延到河南、山东、山西。 
　　科场的积弊，由来已久；皇帝决心加以整饬，这年——顺治十四年了酋，各省普行乡试，特地严厉告诫：“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 
　　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顺天闭是一百六十八，江南闱是一百六十三，居各省的首二位。这一北一南两地，前者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后者为人文荟萃之区，因此这北南两闱亦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所派的考官，特别慎重。北闱的正主考就是曹本荣，副主考名叫来之绳，亦是学问优长的翰林宫。 
　　正副主考以外，另外又派十四名考官，称为“房官”；在京师，照例选派各衙门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充任，这一类“散官”，另成一类，称为“中、行、评、博”；即是中书科中书，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的合称。这年，大理寺的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都被派充任房官。 
　　这两个人是少年新进，才名甚高，而行止有亏；因此听说他们膺选入闱，许多不肖仕子纷纷钻营，谋通关节，尤其是走李振邺的路子的更多——居间经手的是一个湖州的秀才张汉。 
　　张汉跟李振邺是朋友，到京谋生，因为资斧不继，借住在李家。李振邺的太太在原籍，京里只有一个新娶的姨太太。一天得到消息，说李太太已从家乡动身，不日到京，李振邺大起恐慌。 
　　因为李振邺惧内。他的这个小名秋葵的姨太太是瞒着太太而娶的，一旦东窗事发，这饥荒有得打。但是，他又舍不得遣走秋葵。左思右想，想出了一条移花接木之计。 
　　跟秋葵说通了以后，他找到张汉，说明原因，要把秋葵送给张汉，但是有个条件，只有在晚上，秋葵才是张汉的新姬；在白天，她仍旧是李振邺的外室。 
　　穷愁潦倒的张汉，得此飞来艳福，自然一诺无辞。于是“绿杨分作两家看”，秋葵跟着张汉，另外赁屋同居，但依旧向月而开。 
　　不多几天，她向李振邺诉苦，“老爷就是可怜我，也得替我找个富家儿郎，让我终身有靠，如今嫁了个穷鬼，三餐不饱，苦得要死，”秋葵淌着眼泪说，“转眼秋风一起，棉衣服还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年更不知道怎么过了？” 
　　“你不要忙！”李振邺应声答道：“我早已筹画好了，包你一到冬天，稳坐暖炕，黑的是煤炭，白的是馍馍，舒舒服服过一个肥年。” 
　　“我不信！”秋葵真的不信，“哪有这样的好事？” 
　　“这就叫机会！今年是子午卯西的大比之年，我已经内定了要入闱。”李振邺把秋葵抱着坐在膝上，低声向她耳际嘱咐：“你悄悄跟老张去说，叫他去找‘主顾’，要有钱人家的子弟，肚子里‘火烛小心’而急于想中举的；每一个六千银子，另加两成小费。我得正项，老张得小费，二六一十二，每个就是一千两百银子，能找到三个，你算沣看，是多少？” 
　　这再好算没有了，“三千六百两银子！”秋葵喜出望外，反又不信了，“真有这样的好事？” 
　　“你不信就拉倒。” 
　　“信、信！”秋葵笑着说道。“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发三千六百两银子的大财！” 
　　在她已觉此是巨数，而张汉意犹未足，心里在想，这件事，在李振邺不费吹灰之力，而自己要去觅主顾，却须大费气力。出的力多，得的钱少，这笔生意划不来。 
　　“哼！”他冷笑着对秋葵说，“你的眼孔真小，三千六百两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想，他安安稳稳坐得一万八——如果我找不来主顾，莫说一万八千银子，一两人钱他也没得。” 
　　“那么，你说，你要多少呢？” 
　　“什么‘你’要多少？你到底是谁的人！你呀、我呀的，拿我当什么人看了？” 
　　秋葵知道自己错了，“我是说‘我们’要多少？一时说错了也是有的，你何必这样子光火。”她也反唇相讥：“真是穷人气大！” 
　　“好了，好了！”张汉却又软了下来，“我是生老李的气，你不要误会。老李良心太黑了！秋葵，你要明白些，你跟我是一辈子，凡事替我打算，就是替你自己打算，懂不懂这个道理？” 
　　秋葵想想不错。李振邺的老婆是雌老虎，自己跟他这样明来暗去，有朝一日事机败露，必定要受一顿羞辱。倒不如弄几个钱，跟他一刀两断，死心塌地随着张汉过日子，才是个了断。 
　　于是她深深点头：“我怎么不懂？” 
　　“与其为他打算，不如为我们自己打算。秋葵，你等他来跟你说，请他把‘关节’给我，卖出一个，对半分帐，各得三千。” 
　　“那么，还有小费呢？”秋葵也很精明，“小费要归我。” 
　　“小费就不一定了，如果有，就归你。”张汉又说，“我自己当然也要下场；我这个‘关节’，对不起，要叨他的光。” 
　　“这样子说，你马上也是‘新科举人’了！” 
　　“岂止新科举人？明年春闱联提成进士，我不想当翰林，也不想当京官；榜下即用去当知县，选上了无锡、苏州这些好缺，你想想，你这个官太太当起来，是啥滋味？” 
　　有这样的好事！秋葵想想不能不信，顿时欣喜若狂，一夜都不曾合眼。 
　　到了第二天下午，李振邺照例来“歇中觉”，秋葵便把张汉的意思说了出来，只瞒着他自己要下场的话，因为照张汉的一把如意算盘，到明年就带着秋葵远走高飞，李振邺自然不愿，有此顾忌，他就不肯把关节交出来了。 
　　就这样，李振邺还是不肯。经不住秋葵一会儿娇语央求，一会儿生气要不理他，软硬俱来，使得李振邺终于屈服。 
　　“关节我可以告诉你，不晓得你记得住，记不住？” 
　　“何必要我记？你不会拿张纸写下来？”秋葵拖着他就走，“来，来！我替你磨墨。” 
　　“你替我磨墨，我也不写。”李振邺使劲摇头，“笔迹不能落在外面。” 
　　秋葵无奈只好听他口授，李振邺定的关节是“诚、敏”二字，分嵌在“承题”第二句第二个字和第三句第三个字——八股文有一定的格式，起首两句，说破题中之意，名为“破题”；接下来就是“承题”，笔法须与破题相反，正破则反承，反破则顺承，通常最少三句，最多六旬。第二句第二个字用“诚”字，第三句第三个字用“敏”字，李振邺一看就知道打来了暗号，自然会极力向主考“呈荐”录取。 
　　张汉得到了这个关节，自以为名利双收，已在掌握，但事与愿违，卖关节亦并不容易。 
　　买关节自然有人，但要打听打听“行情”；房官只有“荐卷”之权，而每房所荐的卷子，大致都有定额，除非得人极盛，好卷子太多，以争取较多的名额，一般来说，逾额荐卷，主考是不会买帐的。 
　　这样，如果房官的关节卖得太多，则中与不中，事在未定之天，“行情”就不好了。李振邺正是如此，茶坊酒肆，纷纷议论，有人这样摇头叹息：“今年北闱，要想靠文章中举，怕很难了！光是李振邺一个人，就不晓得卖了多少关节？” 
　　张汉一听，恍然大悟，怪不得卖关节如此之难！原来李振邺的关节不值钱，再细细一想，李振邺卖出这么多关节，将来又如何应付？可想而知的，他有几等价钱，最高的始为他力荐；价钱低的，就听天由命了。照此说来，竟是骗局！ 
　　“我原来以为他只算卖三个关节，这样子，花了钱的包定可中，自然乐于交易。哪晓得他是这样子搞法！”张汉向秋葵怨诉，“现在外面谣言很盛，东也是李振邺，西也是李振籽，名气搞得具而不可闻也。照我看，发财无分，后患无穷。” 
　　秋葵这时一颗心完全在张汉身上——实在也是在那名利双收的“官太太”的一份梦想上面；听见丈夫的话，自然对“故主”有着无限的不满。忍来忍去忍不下，等见了李振邺，终于把张汉的话，转了过去。 
　　李振邺还不曾听完，就已气得脸色铁青，双眼发红——多少是秋葵转述有误，李振邺只当张汉编造了这一套话在外面说他，当时便冲出门去，一跃上马，疾驰而去。 
　　每天下午，张汉都要从家里避出来，好“方便”李振邺来会外室；他经常所去的地方，是在一处名叫“信圣观”的道观中。观中两庑都是摊贩，别院有一处茶座，张汉不是在摊子上闲逛，就是在别院中喝茶。 
　　这天他正在茶座上“穷吹”，说李评事跟他是刎颈之交，交情亲密得像合穿一条裤子，有那晓得他跟李振邺好得合一个女人的，不免匿笑；但帷薄不修，男人的大忌，谁也不敢说破。而大部分不知道这个内幕的，无不信他的话；李振邺最近名气甚大，有人想买关节，却又不明底细，此时听张汉这等说，自然要打听打听。正谈得起劲时，忽有人说道：“那不是李评事来了！” 
　　一看果然，张汉赶紧站起身来；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话，一面快步迎了上去，一面亲热地高声喊道：“李大哥、李大哥！” 
　　“谁是你的李大哥！” 
　　张汉连李振邺的神态还未看清楚，左颊上已着了一掌：李振邺出手极重，他脸上顿时起了五条红印。 
　　“李大哥，你怎么打人！”张汉又羞又恼，而且万分困惑，气急败坏地说。 
　　“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羔子！”李振邺又是一掌，“你穷得没饭吃，我好意收容你，还，还——。”秋葵的话不好出口，李振邺一口唾沫吐到他脸上：“你自己摸良心想一想，我哪点亏待了你？你在外面瞎造谣言，坏我的事！真正狗彘不如！你再敢在外面胡说八道，我一张名片，先革掉你的监生，叫‘坊上’撵你滚蛋！你要不信，你就等着瞧！”说完又是一口唾沫，狠狠吐在地上；跺一跺脚，管自己恨恨而去。 
　　张汉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此一顿羞辱，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此时唯有低着头，不择路而行；一口气赶回家，颓然坐倒，一言不发。 
　　“怎么回事？”秋葵不安地问。 
　　“问你啊！”张汉一跳老高，“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我还不是就说的你说的话！” 
　　“这狗娘养的！少得意。” 
　　由此开始，张汉痛骂李振邺，骂到入夜方休；但枕上一番细语，张汉的心思又活了。 
　　秋葵劝他，做官就要受气，“宰相肚里好撑船，”受得气多，才会量大。而且李振邺这一来，内疚于心，必定会设法补报；自己反跟他闹翻了，岂非不智？ 
　　张汉想想她的话不错，第二天见着李振邺，依旧卑词奴颜，百依百顺，同时秋葵也帮着相劝。李振邺表面敷衍，心里却另有主意了。 
　　不久，明发上谕，钦派考差；果然，大理寺左右评事。都被派为房官。 
　　两个评事，一个是李振邺，另一个叫张我扑。李是财迷，张是官迷；张一心想图谋的一个官是：吏部郎中。吏部四司，主管人事进退，权柄极重。朝廷亦极重视，必从“中行评博”，或者名声特佳的知县、推官中考选。张我朴志在必得，而事机常不凑巧；这年——顺治十四年，春天他考取了御史，由此而人吏部，比较容易，所以同事都劝他就职，但张太太不赞成。 
　　“御史常要奉派查案，公事麻烦，容易得罪人；不知哪年哪月中了别人的暗算还不知道，你何苦自讨苦吃？” 
　　到了夏天，要点各省的主考，广东路远先点，张我朴得到消息，可能会点中他，张太太又劝丈夫了。 
　　“广东很不平静，路又远。而且考吏部司官的日子近了，你一到广东，自然错过，这又是划不来的事。” 
　　张我朴认为“夫人之言”大有道理，于是事先请了病假，作为规避。广东主考点过，他再销假，跟李振邺同时奉派为顺天乡试房官。 
　　这又是个机会，是结欢于朝中大老的机会——顺天乡试应考的不完全是本省的举子；大概十分之七为本省举子，十分之三是他省在京官员的子弟，以“监生”——可以花钱捐的，国子监肄业生员的资格入闱。卷子的字号不同，本省举子是“贝”字号，外省监生是“皿”字号。 
　　卖关节的，大多是“皿”字号。李振邺卖关节，张我朴则是送关节；自然是送大考的子弟，希望投桃报李，在应选考吏部司官时，取得同样的便利。 
　　到了八月初入闱，与李振邺恰好邻房；既是同事，又是同闱，而且两人年龄相仿，自以为年轻才高，越发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老李，”张我朴率直问道：“你一共卖出多少？” 
　　“实不相瞒，二十五名。” 
　　“二十五！”张我扑伸一伸舌头，“你预备荐多少？” 
　　“荐归荐，争归争。必中的只有五名。” 
　　“那么其余二十个人，你怎么交代呢？” 
　　“管他呢！”李振邺笑道：“反正先收一半，另一半就不要了。” 
　　“我倒不懂。”张我朴问，“你怎么知道那五名是非争不可的呢？” 
　　“这还不好办？”李振邺得意地说，“我的关节有三种，一望而知。” 
　　“原来如此！”张我扑恍然大悟，同时又自责愚鲁，连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都想不到！ 
　　“跟年兄说句实话，粥少僧多，非如此不足以应付。”李振邺得意地说，“只怕不入闱，入闱，哪怕它‘糊名易书’，总有办法摸索而得真相。” 
　　“然则请问：你那三种关节是几个什么字？” 
　　这话就问得蠢了，没有人肯把关节字眼告诉同官，一则此是受贿的凭证；二则不知道卷子分在哪一房？自己把关节告诉了人，人家一定会如是想：好啊！你搞钱，我偏偏不中他！于是见到有此关节的，一定打入“落卷”。 
　　李振邺却不然，痛痛快快地把三种关节都告诉了这个“年兄”——当然，李振邺说的不是真话；他是临时起意，猜到张我朴的用心，特意说了三个假关节，要教他上当。如果无意中有合此关节的卷子而被黜，只怨他本人命运不佳，受了无妄之灾。但损人不一定不利己，取额有定，黜落一本假关节，真关节便多一分中的机会。 
　　到了八月初十上午，便陆续有人交卷了。这本原卷，用黑墨书写，称为“墨卷”；受卷以后，先送“弥封所”编号弥封，然后转送“誊录所”，由“誊录生”用朱笔另抄一本卷子，称为“朱卷”。朱墨两卷并送“对读所”校对，倘有脱落抄错，用赭色笔注正——一本卷子上有各种颜色，誊录用朱笔，对读用赭色，内监试官有所批注用紫色，主考则跟应试的一样用墨笔。 
　　等朱卷送到，李振邺第一个先看关节，“皿”字号有上千本卷子，卖出的关节，不一定分在自己这一房；那就要暗中去摸索了。他带了个小听差名叫“灵秀”；人如其名，十分聪明，所以李振邺便要他去摸索，用蓝笔写明关节，共是二十五人，灵秀拿着这张单子各处乱钻，细细寻对。 
　　外面去寻，还未有结果，本房却冤家路窄，张汉那本卷子，恰恰落在李振邺手中；张汉还以为李振邺总还有香火之情，自己这本卷子，不能不中，所以把“诚敏”二字关节，嵌入“承题”，结果成了“授人以柄”，李振邺把那本卷子大涂大抹，另加一段很刻薄的批语，结句是“其亦高山滚鼓之音欤！”高山滚鼓，其音“不通，不通！” 
　　灵秀果然灵秀，二十五个关节，统统找到，别房中了三名，加上自己中了两名，才得五个人，未免太少，尤其是第一等的关节非中不可的，还缺两名，于是李振邺亲自出马去想办法。 
　　最公平的是交换，你中我的，我中你的；其次是套交情，软商量，无奈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李、张二人骚扰各房，人人侧目，但少年轻狂，毫无顾忌，甚至愈演愈烈，公然侮人；特别是对行人郭浚，欺侮他年老懦弱，格外无礼。 
　　“老郎！”张我朴揪住郭浚将要呈荐的卷子，“这本卷子是谁，我知道！你跟我说实话，得价几何？居间的什么人？” 
　　张我朴是诈语，郭浚却有些慌了，嗫嚅着说：“是太仓一个姓蒋的。” 
　　要撒谎就撒全了它，只撒一半，恰好启人疑窦；张我朴恍然大悟，“姓蒋倒是姓蒋，”他说，“是浙江嘉善，不是江苏太仓！” 
　　张我朴依然是诈语，但老实的郭浚，竟不敢否认，这就使得张我朴愈有自信，暗暗得意，真个冤家路窄，自然饶不过他！ 
　　“哼！”他说，“嘉善蒋文卓，哪个不知道他是肚子里火烛小心的大草包！此人怎么可以中？中了一定会有麻烦。” 
　　郭浚一听害怕了！他是想中这个嘉善姓蒋的，因为蒋家有钱，中了这本卷子便是收了个阔门生，一份“贽敬”，必然可观；而况文字不坏，也着实可以中得去，只以张我朴的威胁，不能不打入落卷。 
　　到事后才知道，这本卷子是嘉善蒋廷彦——蒋文卓的堂兄。张我朴跟他并无仇恨，所以蒋廷彦是受了无妄之灾；但郭浚恨极了张我朴，便不肯说破真相。 
　　“唉！”他这样叹息着对蒋廷彦说：“老兄的卷子，我已经中了，张我朴说什么也不许，硬要我打下来，实在愧对老兄。” 
　　“落卷”是本人可以领回来的，上面有郭浚“荐批”，说他“文字锦绣”，可以为证。蒋廷彦对郭浚自然还是感激的，照样称“老师”，然而对老师自然也有不满。 
　　“门生实在困惑！老师看老师的卷子，张某人何得妄加干涉。” 
　　“张我朴、李振邺二人，在闱中横行无忌，自己卖了关节，反而诬别人。”郭浚说道、“即如老兄这本卷子，明明应该高中，他硬说不通。如果我中了老兄的，将来‘磨勘’的时候，万一出了点小毛病，张我朴岂不是就有话说：‘是不是，我早说过这本卷子不能中，郭某人不听，不是有关节，何必如此？’那一来不但我的老命不保，老兄的身家亦大有关系。所以我宁愿隐忍。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老兄的事坏在张我朴手里。他跟李振邺俩，简直不是人；李振邺有个好得可以赠妾的朋友叫张汉，文字也还过得去，而且李振邺还送了他关节，结果也是不中——。” 
　　“这门生又不明白了，既然如此，张某又何以不中。”蒋廷彦插嘴相问。 
　　“哼！”郭浚冷笑，“谁晓得他们有何不共戴天之仇？李振邺送他的那个关节，是个圈套；正好找着了，把他打下去！” 
　　“这两个恶贼！”蒋廷彦咬牙切齿地。“门生无论如何，饶不过他们！” 
　　等发榜出来，四千余名应试的生员，取中的只有两百零六名，自是欢喜的少，嗟怨的多，照例落第的会顿足痛骂“主司无眼”，及第的无非侥幸。而这一闱也确有疑问，平素有名不通的人，居然中了，这是什么道理？ 
　　外面已经在怀疑了，而李振邺、张我朴二人，竟似一无顾忌；酒酣耳热之际，公然告诉人家：某某人中了，是我的力量；某某人根本不通，因为平日有交情，我中了他一个副榜。于是有个杭州的贡生，素行不端的张绣虎，打算着敲一笔竹杠；找到一个熟识的吏科给事中，而又是这一科房官的陆贻吉，托他转言，叫李、张二人拿钱出来，不然要他们的好看。 
　　陆贻吉不肯管这闲事，张绣虎便直接上门勒索，敲诈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他有恃无恐的凭证是，张汉和蒋文卓所写的两分“揭帖”。原来说好，花钱可以无事，结果揭帖还是贴了出来。 
　　这种揭发阴私的揭帖，俗名“无头榜”，照例不具姓名；但个中人则无不知出于张、蒋二人之手。除了闱区实贴以外，还分送科道衙门，希望查办。 
　　蒋文卓写的揭帖，未出大门，就有麻烦，他把张绣虎敲诈李振邺、张我朴的情节，叙在里面，用意是要证明李、张二人“贼胆心虚”；又说那一千二百两银子，是给吏科给事中陆贻吉过付，这一点自是大谬不然。 
　　陆贻吉的消息很灵通，得知此事，勃然大怒，赶到蒋文卓所住的客店中，厉声诘责。蒋文卓知道自己错了，连声赔罪以外，立即把陆贻吉的名字删掉。一场纠纷，本已告一段落，但陆贻吉内心颇为不安，认为还须采取一种什么措施，以防后患。 
　　于是他跟他的同事，刑科给事中任克溥说：“今年科场，弊端丛生，一个姓蒋，一个姓张的、写揭帖揭发，这倒也罢了；哪知道把我的名字，无端牵涉了进去，真正岂有此理！我要自己上疏，纠举这件事。” 
　　话是这样说，他自己可能也有顾忌，所以举棋不定，始终未见他上疏。任克溥的心思却是大为活动了——前明遗留以来的“南北之争”，依然未消；北以山东大老为首，南由江浙大臣领导；任克溥受了冯铨和刘正宗的指使，久已想“荼毒南士”，得此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不过江南籍的几名大学士和部院大臣，也不是好惹的；因而任克溥犹不免观望。 
　　就在这时候，皇帝在南海子召见汉大臣及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很严厉地面谕须各尽职掌，不得徇私包庇。任克溥一想，趁个风头上，正该奋力一击，于是十月十六日上了一道奏疏，严劾北闱弊端，以蒋文卓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为凭，并举陆贻吉作证。 
　　此疏一上，皇帝大怒，传旨拿捕奏疏中指明的人犯，由吏部及都审院会审。 
　　结果审实有五名房官卖了关节，他们是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项绍芳，还有一个就是陆贻吉。举人贿通有据，亦有两人。奉旨：“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曹本荣、宋之绳亦交部议处。 
　　这不过是北闱弊案的开端，吏部尚书王永吉，蓄意要兴大狱；于是灵秀手中的一张单子，便成了极重要的证据。 
　　此是李振邺的疏忽，当他用蓝笔亲写二十五个人的关节，嘱咐灵秀去“摸索”以后，原该将单子收回销毁，而竟忘却其事，偏偏灵秀又拿给他的同事冯元看，李振邺御下无恩，冯元久已怀恨在心；这张关节单子如至宝，想用来威胁李振邺。不知如何，王永吉也听说有这样一张单子，因而向满洲籍的大学士图海，和满缺的吏部尚书科尔坤建议，据此追查关节。 
　　“什么叫关节？”来自关外的图海，始终还不明白。 
　　于是王永吉掀髯抵掌，把什么叫关节，如何使用，怎样不易为人所发觉，以及如何付款？原原本本地讲解了一遍。 
　　“这就有疑问了。譬如，我向你买关节，先付一半；等中了以后，那一半不付，你又奈我何？” 
　　“怎样无奈何？”王永吉答道：“买关节的人有借据在别人手里。” 
　　“这又有疑问的了，倘或不中，这一半自然不付；而执有借据的考官，告到当官打钱债官司，不中的那人，岂不吃亏。” 
　　“不要紧，借据有个写法，具名是‘新科举人’某某，既然不中，便不是新科举人，不问可知，借据无效。” 
　　“啊——！”图海大摇其头，“南蛮子真狡猾！” 
　　有了这句话，便是被说动了，主张严办；王永吉得此支持，大为高兴，把冯元找来，好言问道：“你把那张单子拿出来，将来一定有赏。不要紧，凡事有我作主！” 
　　呈上单子，调原卷核对，李振邺所卖出的关节，第一名叫做陆庆曾，捉拿到案一问，陆庆曾承认有此事，但关节不是买的，是李振邺所送：因为他曾医好了李振邺的病，藉此以为酬报。 
　　不管是买是送，总是关节，陆庆曾当然被逮下狱。再调第二名的卷子一看，王永吉的神色大变！ 
　　“图中堂！”王永吉嗫嚅着说，“我，我要回避！” 
　　“怎么回事？” 
　　“唉！”王永吉长叹，“家门不幸，有此不肖子。真正是无从说起了！” 
　　“到底怎么回事？”图海性子急，“请你明说。” 
　　说出来无不诧异，这一本卷子的王树德，就是王永吉嫡亲的侄子，不知如何也通上了李振邺的关节。 
　　于是王永吉上疏自劾。皇帝公事公办，批复：“王树德审明处分，不必先期陈乞。”同时下旨，将关节单上的二十五个人，连家属一起捉拿到案，关入刑部大狱。 
　　北闱弊案未了，南闱又起了极大的风波。给事中阴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犹舞弊，其实是跟方拱乾父子有嫌隙，借以相攻，所以他的奏疏是这样写的： 
　　江西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俄，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玄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字有素，乘机滋弊，冒渎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 
　　主考舞弊，却说“冒渎贤书”，其意在方章钺；而方章钺还在江南，那么“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便隐隐然是指方拱乾和方玄成父子了。阴应节这道奏疏显然别有用心；当山东大老，正在“唯恐天下不乱”，掀起大狱之际，不能不令人怀疑，山西洪洞县人的阴应节，是受了刘正宗的指使，要对方拱乾报当年不肯明指太子假冒的仇。 
　　皇帝对考试舞弊的案子，深恶痛绝，因而一接阴应节的奏疏，立即召见方玄成—一这时自然不会叫他“楼冈”了，疾言厉色地责问，可有其事？ 
　　“臣家桐城，已历数世。江南主考方犹是浙江人，从未同宗，臣弟章钺，不在回避之列。” 
　　皇帝听得这样回奏，脸色缓和了些，“我想你家的人，亦不致要靠关节，才能中举。”他说，“不过此案既然从严办理，方章钺亦不能例外。” 
　　“是！臣不敢以私情坏皇上的大法，乞赐拿问。果然不肖，臣弟自耷应得之罪；否则便是皇上为臣弟洗刷，还他清白，臣父亦同感天恩。” 
　　“嗯，嗯！”皇帝撇开方章钺，就事论事：“江南闱到底如何？乡试至今已在一个月，总有江南来的人，可曾听到些什么消息？” 
　　“流言甚盛，只是真伪难明，不敢妄奏。” 
　　“不妨！你说来我听听。” 
　　方玄成不敢隐瞒，把所听到的消息，细细面奏，据说南闱发榜，士论大哗，好事者做诗做文章、做杂剧、传奇，把方犹、钱开宗骂得不亦乐乎。甚至船过苏州等地，一路有人跟着船骂，再激烈的，便拾取砖瓦投向船头，吓得方、钱一二人在舱中发抖。 
　　“真是斯文扫地，辱及朝廷！方犹、钱开宗太可恨了！非严办不可。”皇帝又问，“好事者是怎么说？可有他们做的诗文？抄来我看。” 
　　方玄成当时就找到了两本传奇，都是江南新刻的，一本名叫《万金记》，万是小的万字，加一点成方；金字则为钱字的一半，所以“万金”二字，即是影射方、钱两主考的姓。其中描写通贿的情景，历历如绘，只是姓名都已隐去。 
　　另一本叫做《钧天乐》，也是写科场故事，主考名叫胡图，是“糊涂”的谐音；三鼎甲名叫贾斯文、程不证、魏无知，谐音为假斯文、真不证、鬼无知。作者是号叫西堂的尤侗。 
　　“尤西堂是老名士，必不妄言。”皇帝重新加强了决心，一定要严办。 
　　于是一道上谕，颁行江南，上面是这样指示： 
　　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试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段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之佐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由于这道雷厉风行的上谕，参劾考官，顿时成为极时髦的举动，因而有刑科给事中朱绍凤的弹劾河南正副主考黄钅心、丁澎；山东两省试卷，亦经礼部“磨勘”，发现违犯成例而提出纠举，都奉到“革职拿问”的谕旨。 
　　但是案情重大，仍旧要算南、北两闱；而从南闱案发，北闱又变成雷声大，雨点小了——这是南北之争，北派占了上风的征象。吴梅村的亲家，大学士陈之遴为刘正家所打倒，获罪下狱，已没有人敢为南士讲话；而皇帝一则受了《万金记》和《钧天乐》渲染的影响；再则听信了北方诸大臣的话，认定江南士子，狡猾轻薄，惯于结党营私，反抗新朝，所以自然地严办南闱，放松北闱。 
　　北闱的新科举人，奉旨于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五，在太和殿举行复试，皇帝亲临主持，当面宣示：“由于本科考试不公，所以亲加复试。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不必畏惧。用心各抒实学。”我不是不放心你们，是要选拔真才，不得已而有此举。” 
　　应试的举人，本都惴惴然以为天威不测，雷霆一震，粉身碎骨，谁知竟是如此春风照拂，无不喜出望外。一齐顿首，高呼“万岁”。 
　　试场中虽有旗兵监视，但供给茶烟，照料甚周。日暮收卷，第三天放榜，取中一百九十二名，准予会试；因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的，只有八人。 
　　江南的新科举人，当然也要复试，日子是在会试以前的三月初。这些南士，就没有顺天的举人那种思遇，复试的地点在西苑中海之中，三面环水的瀛台，皇帝亲出的题目就叫“瀛台赋”。每一个人身边有两名“护军”看守着，白刃相向，如临大敌，一个个失魂落魄，文思逃得无影无踪，以致交白卷的不知道多少！ 
　　等到发榜，处置又与北闱不同，准予参加本科会试的只有一个人，准予举人而不得参与本科会试的，有七十五名，准作举人而“罚停会试两科”，要到六年以后方能会试的，有二十五名，文理不通，革去举人的有十四名。 
　　到了四月间，“三法司”会审北闱案终结，定罪甚重，案内人犯，一律死刑，所不同的只是“立斩”、“立绞”、“绞监候”三种不同的死法而已。 
　　到了四月计二日那天，刑部镇抚司开南角门—一向例，处决死囚，出这道门上绑；所以被押人犯，无不魂飞天外。同时听说刑部已备了四十副绳索，五十枚禁止犯人出声的“口啣”，四十名刽子手，这更见得绝无生理了。 
　　哪知出得南角门，并非五花大绑，直赴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而是被押解到太和门说皇帝还要亲审。这时候各人的想法就不同了，有的认为还有一线生机；有的疑惑亲审之后处决，而在受审时还要受一顿刑罚，因而吓得便溺齐出，亦大有人在。 
　　皇帝亲审，事非小可，刑部、大理寺，以及内延侍卫，无不到场伺候；律例中规定的刑具，应有尽有，打的打，夹的夹，一时巍峨庄严的九重宫阙，变成鬼哭神嚎的修罗道场。皇帝不忍看此惨相，回面向里；只命侍卫往来传话，乱糟糟、急匆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御审等于未审，唯一的结果是：皇恩大赦！侍卫传旨：“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问。本当依议发落，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于长安街重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这下三魂六魄飘荡在半空中的四十人犯，还如起死还阳。只是死罪可活，活罪难逃；想到“重责四十板”这句话，不免又心胆俱裂了。 
　　等皇帝起驾，人犯又被押往长安街行刑；刑部在当街设下公案，刑部三堂官亲临监视。名单上第一名是王树德，却已无法受刑——早两个月已死在狱中；流言藉藉，说是大学士王永吉怕他侄子招供，会牵涉到他身上，买通狱卒暗杀灭口了。 
　　第二名就是陆庆曾，他是明朝嘉靖二十年的状元，做过礼部尚书的陆树声的孙子；少负才名，家境优裕，住宅颇擅园林之胜，以享誉三十年的老名士，大可优游纳福；只以不甘寂寞，特以贡生的资格，参加北闱，结果招来了这么一场破家的大祸，而且还要受辱，所以监视的刑部堂官，不免相顾嗟叹！ 
　　如狼似虎的刑部差役，却无怜才恤老的念头；两板子下去，只见血流满地，人已不会出声了。 
　　刑部侍郎杜立德大怒，拍桌而起，撩着袍褂下摆，直奔行刑的差役；刑部官看他眼红如火，须髯抖动，大惊失色，赶紧拦住差役，不叫再打。 
　　“混帐东西！”杜立德用一口京东土音，指着差役大骂：“皇上要饶他们的命，你们必欲置之死地，是有意不遵旨不是？” 
　　这个大帽子扣下来，谁也吃不消；司法连差役一起跪了下来。 
　　“虽说重责四十板，皇上的意思不过羞厚羞辱他，你们怎么可以下这样的重手！立毙杖下是哪个抵罪？”杜立德一脚踹了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我踢死你们！” 
　　就因为他这样大发雷霆，大大减轻了那四十人犯的皮肉之苦。 
　　北闱案以人犯遣戍奉天尚阳堡作结束；南闱案则犹在审问之中。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犯人名叫吴兆骞，字汉槎，江南吴江人。” 
　　“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前程正远，如何不自爱惜，甘蹈法网？到底是如何通的关节？从实招来！” 
　　“天大的冤枉！”吴汉搓哀声喊道：“犯人诗礼传家，从不敢做非法之事；闱中文字，尽出精心结构，实不曾通过什么关节。” 
　　这位问官，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士，隶属“上三旗”的正黄旗，名叫安珠瑚。入关以后，曾从豫亲王下江南，亲见史可法在扬州殉难。 
　　安珠瑚这时的官职是刑部江南司郎中，正为主办南闱案的司官。此人性情平和忠厚，深通汉文，所以对汉人颇有好感；又因为转战吴楚各地，颇沾染了江南爱慕风雅，怜才惜土的习俗。当时听得吴汉槎的供述，便点沣头说：“我也知道你是神童，与你两个哥哥，同有‘江左之凤凰’之称，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吴祭酒的谬赞之词。” 
　　“对了，是吴梅村。”安珠瑚接着便念了一首诗： 
　　长沙寒倚洞庭波，翠嶂丹枫雁几过，虞帝祠荒闻野哭，番君台回散夷歌；关河向晚鱼龙寂，亭障凌秋羽檄多，牢落楚天征战后，中原极目奈愁何？ 
　　念完，安珠瑚问道：“这是你十三岁那年做的诗，是不是？” 
　　“是！”公堂上能够谈诗论艺，吴汉槎的心情便轻松了，从容答道：“原作一共八首，是仿少陵的《秋兴》八律。少年胡说，请大人指教。” 
　　安珠瑚谦虚地笑笑，接着又问：“你现在能不能马上再做一首？” 
　　吴汉槎便即答道：“遭命，请大人出题。” 
　　“自然是即事。” 
　　“请大人限韵。” 
　　安珠瑚想了想说道：“就是‘囚’字吧！” 
　　“囚”字是十一尤的韵。等安珠瑚命人给了纸笔，吴汉槎已经有了半首；于是一面磨墨，一面构思。磨好了墨，铺纸在地，先伏身提笔写下了题目：“四月四日就讯刑部江南司命题限韵立成”，接着振笔疾书： 
　　自叹无辜系囗鸠，丹心欲泪先流。才名夙昔高江左，谣琢于今泣楚囚；阙下鸣鸣应痛哭，市中成虎自堪愁。圣朝雨露知无限，愿使冤人遂首邱。 
　　把诗呈上堂去，安珠瑚看了看说：“急就章难免草率，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首诗，吴汉槎自己也知道做得不好，所以磕个头说：“愿大人矜怜，有冤待雪，此时此地，出语不工。” 
　　“我尽力而为，看你的造化吧！” 
　　于是吴汉槎仍旧被押回拘系之地，那地方自然在刑部，却非监狱，各州“火房”，凡是不曾定罪的官员，都暂时监禁在此。内部行动自由，有钱的话，生活亦可以很舒服。吴汉槎在火房中，依然读书饮酒，闲下来与难友分韵刻烛，彼此酬唱，不脱文人的积习。 
　　跟他在一起的难友，有“海昌相国”陈之遴与他的儿子陈直方、陈子长；陈之遴以“贿结内监吴良辅”的罪名，为北派打了下来，此时正待罪刑部。陈直方右眼失明，是吴梅村的女婿；陈子长则与吴汉槎年龄相仿，结成了患难之至交。 
　　再有就是方拱乾父子。方拱乾虽曾复奏，并引用载明科名年籍的“齿录”，证明他与方犹并非同宗，但皇帝在“办南士特严”的定见下，连方玄成一并革职下狱。 
　　由于彼此同在患难，加以气味相投，因而对吴汉槎这天的遭遇，都为他庆幸不止，说是经此考验，而且安珠瑚是如此矜怜，冤枉必可洗刷。 
　　吴汉搓是冤枉的。江南总督郎廷佐以“采访”所得，奏复朝廷，说南闱案中“显有情弊”者九人，将吴汉搓列名其中，实在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你自己总应该知道。”陈之遴问吴汉搓，“倘或是结怨于人，总也应该知道，冤家是什么人？” 
　　“不瞒相国说，我亦茫然。上个月初九，到礼部报到，谁知被逮！我当时有两首诗，颇能道出心情。” 
　　接着，吴汉搓便念那两首“口占”的七律： 
　　仓皇荷索出春官，扑面风沙掩泪看。自许文章堪报主，哪知罗网已摧肝！冤如精卫悲难尽，哀比鹃啼血未干。若道叩心天变色，应教六月见霜寒。 
　　庭树萧萧暮景昏，哪堪缧绁赴圜门！衔冤已分关三木，无罪何人叩九阍。肠断难收广武哭，心酸空诉鹤亭魂。应知圣泽如天大，白日还能炤覆盆。 
　　陈之遴亦是受冤甚深，对这两首诗，真所谓“感同身受”，所以连连点着头说：“一字一泪，不堪卒闻。” 
　　“但愿‘圣泽如天大’！”方拱乾比较乐观，说了这一句又问吴汉槎：“听说你跟汪苕文不和？汪苕文的气量是出了名的偏狭，莫非他造了你什么谣言？” 
　　“这就不知道了。”吴汉槎答道，“苕文气量虽狭一点，到底也是饱学之士，想来不至于。” 
　　“这要看你跟他结的怨如何？”方拱乾说：“‘怨毒之及于人，甚矣哉’！一时失检，遗无穷之祸，也是有的。” 
　　他说这话是“夫子自道”，指得罪了刘正宗那件事，但吴汉槎觉得他跟汪琬——字苕文，又号尧峰——的情形，并没有这么严重。 
　　“一次在我家乡吴江，一起出东门到垂虹桥去散步。我一时狂妄，引袁淑的话对苕文说：‘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吴汉槎说：“苕文素性自负，不甘居人之下，听见我的话，自然很不舒服、所谓结怨如此而已！” 
　　“那就难怪了！”方拱乾说：“如今你在刑部火房，汪苕文就可以独步江东了！” 
　　他的话谑而虐，大家笑归笑，却都凛然有人情险峻之感。 
　　安珠瑚果然是苦心回护吴汉搓，七月下旬奏复全案时，特地将面试吴汉磋的情形，详细叙明，同时附上了他的原作。 
　　“仓车之下，有此捷才，也还难得。字也写得不错！”皇帝看过吴汉楼的诗稿，这样嘉许；但是对于整个案子审问的结果，皇帝非常不满，“这一件大案，问得这样子轻，是何缘故？” 
　　于是降下一道上谕，除了方犹、钱开宗“正法”以外，十七名房宫，大都是浙江各县举人、进士出身的知县，一律绞杀。“显有情弊”的九名举子，包括吴汉槎、方章钺在内，“俱着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其中有个姓程的在逃，责成江南总督郎廷佐、漕运总督亢得时，尽快抓来治罪；如果抓不到，便认作郎、亢二人“受贿作弊”，有意买放。 
　　从清军入关，十四年以来，从未下过如此严厉得不讲情理的谕旨；同时对江南士林，怀着极深的成见，更为显然。因此，谕旨发抄，朝野震惊，而知道内幕的人，所感到的悲愤是，这都出于汉人的自相残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除了痛心饮泣以外，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话虽不说，暗中却有行动，尽量把无辜受牵连的“父母兄弟”，设法开脱，不随“正犯”一起充军——吴汉槎就是如此，堂上双亲和两个哥哥，都得留在关内；他的妻子葛氏，亦可暂缓出关，只有吴汉槎于身就道。 
　　遣戍是在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一，吴汉槎自己写了一首《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的长诗；然而传遍遐迩，脍炙人口的是，江南士林魁首吴梅村所写的一首《悲歌赠吴季子》：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魂消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壁青绳见排低，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君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囗，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鳀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莫喜，仓颉夜空良有以。忧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吴梅村一生恨事，第一是甲申之变，殉难为家人所救，不能相随崇祯帝于九泉之下；其次便是不能归隐，保持一个“遗民”的头衔——他在顺治十年被迫北上，受清朝的官职，当“国子监祭酒”，虽然一年以后，即以丁忧辞官回里，但已如守节的寡妇，遭遇强暴，白壁有瑕。这都是因为才名太盛，清朝才放不过他的缘故；所以“悲歌”实以自哭，亦为普天下读书人，同声一哭。 
　　丁澎的遭遇，与吴汉槎一样，也是充军出关；所好的是到奉天尚阳堡，不是几乎汉人从未到过的，满清发祥之地的宁古塔。 
　　一辆骡车，载着妻儿，迢递出关，三千里崎岖，不知何日重见西湖？这样至不堪的境界，丁澎却以极豁达的态度应付，他说：“出关迁客，皆是才子，此行不患无友。”所以每到邮亭驿站，先读题壁的诗。 
　　看起来他像个书呆子，其实伤心大别有怀抱，是一种无言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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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仕优而学



　　当丁澎遣戍的时候，汤斌也动了“驿马星”，朝命调任江西岭北道。他的移交很顺利，库有存银，案无积牍；造一份“四柱清册”，连印信交给了后任，仍旧跟到任时那样，雇两头骡子，一肩行李一箱书，带着汤本，悄然就道——事先得到消息，当地百姓预备跪香遮道，攀留不舍；这是办不到的事，同时他也不愿惊动地方父老，所以在公开宣布的行期前两天，半夜里开潼关，出函谷，取道湖北，入江西到任。 
　　岭北道驻赣州。汤斌得以调此官职，有着无限的兴奋，因为这就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做过的官；明朝的赣南巡抚与此时的岭北道，官称不同，事权相仿。他为学不薄程朱爱阳明，如今得能追步前贤，效法懿行来印证所学，实在是难得的良机。 
　　这是有名的一个难治的地方，“十月先开岭上梅”的大庆岭以北的地区，深山长谷，荒翳险阻，为两广通吴越的要道，所谓“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那里的风俗，一方面是儒良秀美，尚义工巧；另一方面，劲悍习武，嗜勇好斗，对死生看得甚轻，所以是个著名的盗薮。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文治武功，冠绝一时。武功之首，自然是五十大平宁王宸濠之乱，其次就是平盗，当时盘踞在崇山峻岭，鸟道丛篁中的土匪，共有左溪、桶岩、横水、氵利头四大股；王阳明判断形势，广用间谍，亲破贼巢八十余处，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年底，江西的土匪，完全肃清。汤斌对王阳明的这些业绩，早已研究得烂然于胸；所以一到任，首先要查访的就是地方的治安。 
　　治安果然不好。在零都县北的零山，有一股土匪，头目叫做李玉廷，手下有一万多人，时常下山，劫掠行旅。因此，由福建长汀、西人赣州的这条要道，大受威胁；商贩裹足不前，市面萧条，地方的生计，大受影响。 
　　汤斌心里在想，要办这一股土匪，不能期望动用官兵，首先没有这么多官兵可以调遣；就算能调到了，官兵的纪律如何不可知，未蒙平贼之利，先受骚扰之害，而且地方上要办军需供应，一样摊派，不如拿这笔钱来办民兵。 
　　这有王阳明、戚继光等人的成法可循，只要实心实力，地方上无有不踊跃从事的。汤斌也读过兵书，亲自招募选练；布衣蔬食，起居生活比哪个都要苦，仅是这一分感召，就足以昂杨士气了。 
　　于是，意想不到的，李玉廷派人上书，自愿投诚。汤斌抱着与人为善的宗旨，自然接纳；李玉廷倒言而有信，单身自缚，来见汤斌，表示负荆请罪。 
　　这只是投诚的初步，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如何安置？得有善策。谈到这一点，李玉廷言语支吾，只说“弟兄相从多年，不忍舍弃”，意思是要派他的官职，供他的粮饷；不说一句愿意“卖刀买犊”的话，那就大为可疑了。 
　　因此，汤斌一面安抚李玉廷，一面去见巡抚苏宏祖，面禀经过，断言李玉廷投降，并非心悦诚服，随时可以生变，不可不预作防备。 
　　“贵司饱学，识见超卓。”苏宏祖很诚恳地答道：“如有所见，尽请直言；赣州、南安两府，全靠老兄保障。” 
　　“大人过奖了。”汤斌直抒所见：“倘或李玉廷包藏祸心，必扑南安。南安无兵防守，寇至即下，危险之至。我请大人立刻下令调兵；我今夜就走，先回南安设防。” 
　　“好！就这么办。我派中军替你安排行程。” 
　　“多谢大人，只恐耽误戎机，不必费事了。” 
　　苏宏祖还要设宴为他犒劳，留他第二天一早再走。汤斌坚决辞谢，当夜就骑马带领八名亲兵，直驰南安。 
　　走了两夜一天才到，到时已值深夜；叩关进城。人马俱乏，但汤斌不暇投店，由地保领着，一直来到南安知府衙门。知府已经人梦，听家人唤醒了说：“汤大人驾到”，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汤斌此刻到府，必有极紧急的大事；喜的是有汤斌在，一切可以放心。 
　　于是急急起身，匆创穿戴，开了中门，在烛火下迎谒上司。 
　　“大人想来还不曾用饭？请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厨子。” 
　　“不必太费事。”汤斌说道，“请先派人招呼我那几个亲兵的饮食。我跟老兄先谈一谈。” 
　　知府亲自引入书房，在明亮的灯光照映下。只见三十三岁的汤斌，脸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还受了伤，用块中衣上撕下来的布条缚住伤口，上面血渍殷然。这副样子像个遭遇灾难，仓皇逃命的难民，哪里像个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劳王事，着实辛苦！”那知府感动之下，一揖到地。 
　　“好说，好说！”汤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讲这些客套，我们谈正事！” 
　　于是汤斌谈到如何设防。虽有乡兵，打硬仗不是劲悍的土匪的对手；汤斌指示，多设疑兵，加强巡逻。城内要清查保甲，监视奸充。只要示贼以有备，或者可以让土匪知难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苏巡抚所调遣的官军，必可赴援解围。 
　　“我请问老兄，”汤斌重提一句：“万一有变，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汤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尽力而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决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汤斌欣然称许，只见他的脸上，一双憔悴眼睛，神采奕奕，显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汤斌亲自帮着部署；旗帜鲜明，号令严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刚刚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远远而至。瞭望守卒发觉敌情，驰报知府，知府又转报汤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汤斌棋先一着，发生了吓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领的土匪，一看城头刁斗森严，旗旗密布，知道硬攻无益；而且他们亦没有打硬仗的准备，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虽暂时得解，汤斌却不敢丝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县知县，夜以继日地把防务上的“缺口”都堵塞起来。这样过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赣州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命案。 
　　这件命案的严重，是因为凶手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驻兵广东，派了一名姓董的游击，带领小队买马回广州；经过南安时，他的部下两名“旗军”，一个叫孙大，一个叫陈报国，不守纪律，持枪带刀，闯入民居，强取鸭子——南安的腊鸭，远近驰名；鸭子是老百姓生计所关，有人强取了一只，开了个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强而取，岂不断绝生计？因此为一只鸭子起了冲突。 
　　那家姓钟，弟兄三个，老大叫钟应贞，在向孙大讨回鸭子时被杀；钟应光喊了声救命，结果又为陈报国杀死。于是老三针应尧陪着寡嫂到董游击那里喊冤。 
　　董游击一听大怒，驰马到了现场，陈报国已经逃走；董游击拔出腰刀，住孙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颈的刹那，他变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亲兵将孙大捆了起来，移送大庾县办罪。 
　　这倒也是正办。只是随带的队伍，蛮不讲理，纷纷向游击去陈诉，说是旗军因为与百姓争斗，为了一只鸭子，闹出命案，如果要旗军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难行了。因此，要求董游击无论如何耍摆“威风”出来。 
　　董游击不但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还听从了部下的设计，首先就把“威风”摆在苦主身上，说是孙大为了钟家吃官司，一切要归苦主招待。到坐堂问案那天，命案被告孙大是坐了轿子去的，自然，轿子是苦主所雇；入狱以后，又要苦主为孙大送牢饭，每天一只肥鸭，如果敢支吾一声，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县知县，也受了胁迫；判的不是强取鸭子，致人死命，说是“索鸭必致争闹，疑于殴斗，故依律拟绞。”而以当时的赦例，绞刑可以不死，同时两条人命由孙大一人承当，陈报国竟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说，钟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还要花钱供养凶手。 
　　汤斌得报，大为震怒。等公事报到，亲自提审；董游击的部下，与当地老百姓来看审，挤得水泄不通。 
　　一声“带原告”，只听钟家的亲属，哭声震天；上堂一问，除了叙述当时命案经过以外，又说，为了供养孙大，已卖掉两个亲生儿子。世间哪有这样的不平之事？要请“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汤斌不置可否，先请董游击上堂问道：“一面是贵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数多寡？万一发生殴斗，如何收场？” 
　　董游击一听这话，心里着慌，躬身答道：“请大人示下。” 
　　“士卒须受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纪律，倘滋事，本道断难回护。” 
　　汤斌是兵备道，下马治民，上马管军，职兼文武，而且大庚的义兵正被汤斌训练得生气勃勃；万一发生冲突，自己过境的少数人马，不是对手。即令事后能倚仗平南王的势力，找回面子，无论如何眼前亏是吃定了。因此董游击表现得很合作，把夹在老百姓当中看市孙大的士兵，都集中在一起，带队回营。 
　　就这一下，便令大庾百姓，心折无已。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汤斌是如何大快人心地平反冤狱。 
　　“提孙大！” 
　　堂上一呼，阶下齐诺，把孙大从“班房”里提了出来；只见他起初傲然不以为意，等向堂下一望，顿显惊慌——一大家都明白，他仗的就是旗军的势；每次“过堂”都有人助威，如今同伴一个不见，自然气馁。 
　　问明姓名年籍，汤斌问道：“钟家兄弟，是你杀死的吗？” 
　　“是因为买鸭子起了争执，我一时失手伤人。” 
　　汤斌已把全案连件作所填的“尸格”，何处受伤，伤痕如何，缘何致命，都记熟在心里；这时不用检机案卷，便可洁问：“钟家老大，左乳下中枪，直透后心；这致命之伤是怎么来的？” 
　　孙大无法抵赖，依然这样回答：“是我一时失手。” 
　　“听你的供词，好像在跟人比武似的，左一个‘失手’，右一个‘失手’！我且问你钟家老大那时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拿着一只鸭。” 
　　“照此说来是赤手空拳，并无武器？” 
　　孙大无法狡辩，只好答应一声：“我不曾细看。” 
　　“不曾细看，便是毫无防备；你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把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杀掉了，还说是‘失手’？”一说到这里，汤斌不提此事；问到第二条人命，“钟家老二是谁杀掉的？” 
　　“也是我一时失手。” 
　　“喔，又是你！你的‘失手’何其之多？” 
　　这句带着讥讽意味的话，鸦雀无声的老百姓听得明明白白，都高兴地笑了。 
　　“钟家老二尸身只有刀伤，莫非你是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带着两样武器？” 
　　这一问把孙大问住了，低着头好久不响。 
　　“是陈报国是不是？说！”汤斌第一次动用了惊堂木。 
　　“是。” 
　　汤斌点点头，大声宣示：“案情已明，原告饬回，孙大收押，不准任何人接见，亦不得食用外送食物。听候本道提取陈报国到案，再行定罪。” 
　　这一宣布，等于是说要抓陈报国一起来抵命。堂下无不抚掌称快，交颂青天。但汤斌的处置却很慎重，第二天就离了南安，去见巡抚苏宏祖，提出两项要求，希望得到支持。 
　　“凶手有枪，死者空手，力不相敌，不能谓之争执斗殴。”汤斌的第一要求是：“凶手应依‘故杀’律定罪。” 
　　第二个要求是行文平南王府，要求将另一凶手陈报国交出来，归案讯办——当然，汛办也是故杀，要孙大和陈报国双双为钟氏兄弟抵命。 
　　苏宏祖是个好长官，但禀性微嫌游移懦弱，虽然对汤斌信任而又佩服，但他怕这样严厉执法，会引起平南府的不满，闹出事来，是件大案，前程不保之外，还有别的祸事，因而显得极其为难。 
　　“潜庵！”苏宏祖的态度不像上司，倒像个一向依恃汤斌的老朋友，所以称他的号，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可以缓和一点儿呢？” 
　　“大人！”汤斌答道：“我不敢有丝毫成见，亦不敢有丝毫爱憎之心，只记着‘持法务平’四字，民不平则起民愤；民愤不泄则必酿成民变。此案一时因可以硬压下去，只是将来的纠纷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时大人或者有悔不当初之叹了！” 
　　苏宏祖人虽懦弱，却不是不能激励的人；一听汤斌的话，再细想一想将来的利害关系，壮起胆气答道：“也罢！我依旧听你的。” 
　　于是汤斌“客串”苏宏祖的幕友，代为拟了一道致平南王府长史的咨文，细叙案情，同时强调为了以后彼此和谐，办理军差方便起见，必须依法处置，请求将陈报国移送归案。 
　　这个咨文缮好用印，派专差度大庆岭到广东投递，立等回文。当时约定，汤斌仍回南安；平南王府的回文一到，就近交汤斌拆阅处理。 
　　不久，平南王府复文到达杨斌手中，拆阅一看，答复出人意外，说是陈报国因为剿匪中炮，业已阵亡，无从移送。其事真假不可知，但就复文来看，并未表示陈报国无罪；这样在法理上已有交代。汤斌既然无法亲自到平南王府问明真假，就只有依律“免究”。 
　　孙大自然难逃一死，正法之日，万民欢呼；都认为朝廷毕竟能重民命，更当奉公守法，做一个好百姓。而平南王府所属的官兵，只要一人江西，也大为安分，深怕犯在汤斌手里。到这时，苏宏祖真的佩服汤斌，见识超卓。 
　　然而这样一个好官，不能再在南赣了。因为汤斌接到家书，他父亲的便血的旧疾复发——一自从他母亲赵太夫人殉难后，父子俩相依为命；回想当年艰苦倍尝的光景，汤斌孺慕之心，无法抑制，忧思成疾，因而上书，请求辞官归里，省视老父。 
　　苏宏祖自然不允。汤斌重复上书，再三再四，到第五次上书他是这样陈情： 
　　斌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赴任时归省，老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斌病，病必剧，是斌贻误岭疆，不可为巨；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 
　　苏宏祖看到这样的哀词，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为出奏，让汤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备回乡；而一笔盘缠，却无着落。 
　　如果说要让家里寄钱来，往返数千里，缓不济急；而且也怕伤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穷得连回家的川资都没有，这不太惨了吗？ 
　　万般无奈，只有卖去所骑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汤斌因为地方不靖，山路崎岖，为了应变和视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买的私产；这时马价又涨了，卖掉了勉强可供还乡之用，便叫汤本从槽头上牵到市集上去处分。 
　　“汤本，这匹马不可胡乱卖掉。”他说，“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钱。” 
　　汤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声：“知道。” 
　　“第二，要替这匹马找个好主人。” 
　　“这就难了。”汤本问道：“大少爷，怎样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这匹马很驯良，就年纪大些的人骑也不妨。你看有那长厚积善之家，老主人要觅座骑代步，你就卖了给他。”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爱马的，自然不会虐待牲口。若有这样的买主，就减些价也不妨。” 
　　汤本遵照主人吩咐，刚要牵走，汤斌又把他喊住，还有一句话嘱咐。 
　　“千万不可说，卖马充作川资！” 
　　这一点汤本也明白，如果那样一说，必有人自愿献赠川资；而且可以料定，像这样的人还不会少。主人当然绝不肯接受，结果推来让去，无非平添许多麻烦。 
　　“我这样说，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着这匹马。” 
　　“对了，就是这么说。” 
　　果然，汤斌有先见之明——马一牵到市集，想买的人真不少；也都认得汤本，第一句话就是问：“汤大人为什么要卖马？” 
　　这也难怪大家问。都听过隋唐故事，秦叔宝困在天堂州，客中资釜不继，只好卖马。汤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宝那样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我家主人从水路回乡，马匹无用。” 
　　“那我买。请汤二爷说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来，马价不贵，我且请问，你买了这匹马干什么？” 
　　“自然是当座骑。”那人说，“我儿子在驿站当差，得要有匹好马，伺候贵人；官马都不好，自己备一匹马，当差便有许多好处。” 
　　汤本心想驿马最苦，绝不能卖，但也不必说明原因，只摇着手说：“不行、不行！对不起，我这匹马不能卖给你。”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最后来了个地方上有长者之称的“张老好”；他买马的用意，只为敬爱汤斌，想留一点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马养在槽头上，逢到春秋佳日骑着出去逛一逛。 
　　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档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不！还是每天定个时候的好，就在晚饭以后吧。”孙奇逢征询汤斌的意见，“我们从哪里谈起？” 
　　汤斌想了想说：“就从‘范阳三烈士’谈起。” 
　　“也好！”孙奇逢说：“‘范阳三烈士’是他人所赐的美名，实在愧不敢当。当时畿南负乡里重望的是鹿忠节公鹿善继的老太爷，名讳一个‘正’字，大家都称他鹿太公，急公好义，极有肝胆，不晓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张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义行。当时的情形是如此 
　　东林与阉党之争，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当熹宗即位之初，东林的声势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敌不过小人的昼夜环伺，到了天启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顾秉谦、魏广微入阁，东林便可危了。 
　　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结论中说： 
　　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个弹章一上，接连上疏攻魏忠贤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贤颇为恐惧，但终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蛊惑熹宗，竟得无事，而魏忠贤跟东林的结怨，则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正罢职待罪，他本无罪，是受人的倾轧排挤。在他当御史时，对东林并不和睦；而东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有守辽之功，颇为看重。于是由于冯铨与熊廷弼有仇，劝魏忠贤借熊廷弼兴大狱，杀异己，把杨涟等人竟牵连罗织在内了。 
　　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建议。魏忠贤的意思，本想加以别的罪名，徐大化认为不如指杨涟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事涉封疆，杀他们更加容易。魏忠贤深以为然，指使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主管许显纯，逮捕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狱，指杨、左受贿二万银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一句话及于利禄。其中有一个是同乡旧交，过从较密。此人姓宋，单名一个荦字，号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学士宋权的儿子。 
　　宋权是前明天启五年的进士，崇祯十七年当到顺天巡抚，驻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殉国。宋权不敢弃官自全，用计杀了李自成的部将黄锭，维护地方治安。多尔衮入关，命宋权仍旧当顺天巡抚，在任内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成颂。 
　　因此，清朝谥崇祯帝为“庄烈憋皇帝”，陵寝名为“思陵”。宋权在同一奏疏中又说： 
　　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经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团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弃田而逃的怪现象，一方面田地荒芜，连年灾荒；一方面铤而走险，为流寇所裹胁，所以宋权这一建议，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谟猷；多尔衮欣然嘉纳，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权这一番话的，已无从估计。 
　　到了顺治四年，宋权擢升为国史院大学士；那时宋荦己十四岁，以大臣子弟而被派为侍卫，以后调任外官，这时复调回京，任职理藩院院判，他跟汤斌从小就熟识，又最佩服汤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觉亲热，所以经常到野寺中来相访，论关系在师友之间，每来总要请教文章政事，汤斌知无不言，视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缘故，两人结成了亲家，宋荦将他的长女，许配给汤斌的第三个儿子，今年十九岁的汤沆。 
　　礼部书吏，特地到野寺来通知，博学弘词的试期，已经决定，定在三月初一。接着，宋荦带来了更详细的消息。 
　　“仪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礼，然后在体仁阁下应试。”宋荦说：“试毕赐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汤斌问道：“应试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宋荦又说：“陆稼书不幸，老太爷在原籍故世了。讣音一到，他痛哭失声，当天踉貂跄跄，徒步出都，赤足麻鞋，双目尽肿，看样子竟如疯了似地！”他不断赞叹：“孝子！孝子！” 
　　汤斌严肃地点头，心里的感想很复杂，既为陆陇其悲哀，又为陆陇其欣慰——或者说是他自己感到欣慰，有陆陇其这样一个言行一致，无忝伦常的道义之交。 
　　“还有一个孝子是李因笃。他是这次应征的四布衣之一。”宋荦问道：“汤大哥可知道李因笃其人？” 
　　“李天生，如何不知？”汤斌答道：“他是陕西富平人，与顾炎武至好。其人慷慨重气节，为学精于音韵；又熟于明朝史事。我在潼关的时候，曾数次想见他一面，因为分不开身，未能如愿。听说他也是孝子，十分可敬。” 
　　“是的。这一次被荐，他以母老的理由辞谢，地方大吏，必欲罗致；李天生决心一死，不肯上路。后来是他老母垂涕以道，七十老人，何所倚靠？李天生才迫不得已就征！” 
　　“唉！”汤斌忽发感慨，“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伦常与修齐治平的大道一样，原是一贯的；而有时偏偏忠孝不能两全！” 
　　“那么，”宋荦问道：“到底是尽忠呢？还是尽孝？” 
　　“这要看各人的机缘、境遇，有时尽忠，有时尽孝，不可一概而论。如李天生这样的情形，自以尽孝为是。” 
　　“是！”宋荦心悦诚服地说：“汤大哥这话，才是讲恕道的持平之论。” 
　　“所谓‘四布衣’，还有三位是何许人？”汤斌问说。 
　　“这三个人，早已简在帝心，称之谓‘三布衣’，是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嘉兴朱彝尊；真是‘英雄出少年’，如今声名最盛的是朱彝尊。” 
　　“是跟陈其年合刻《朱陈村词》的朱竹诧么？” 
　　“是的。”宋荦接着又介绍姜宸英和严绳孙——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溪人，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诗与古文，都是一代能手。为人孝友而耿直。宋荦说他亦颇佩服汤斌。 
　　严绳孙字荪友，是个神童，六岁就能写径尺的大字。他读书不重记诵，一卷书能够读一天，读了想，想了读，所以一卷书不经他的眼则已；一经眼，精义便都在他腹筒中了。他的性情高洁，不慕荣利文字如其人，古文诗词，无不蕴藉深秀，丰神独绝，而且能书善画，多才多艺。 
　　汤斌虽对这些风雅之事，不甚爱好；但听了宋荦的话，亦不禁神往，心里打算，到应试那天，要见识见识这些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 
　　三月初一，应试的征士，一早齐集太和门前，由礼部官员引到太和殿，排班行礼，在胪唱声中，行了九叩首的大礼。接着，又被引导到太和殿东面的体仁阁下；每人一张矮桌，席地而坐。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捧着写在黄纸上的试题出临，一赋一诗，赋题是“璇玑玉衡赋”；诗题是“省耕”，限五言二十韵的排律。 
　　“你们都是荐举人员，原来不必考试，但经过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叶方蔼这样宣示：“皇上特为赐宴，这是会试、殿试的三鼎甲和点了翰林的，都没有的荣宠，你们都要知道皇帝的诚意。” 
　　宣旨完毕，荐举人员先赴宴、后就试——体仁阁中，已设下五十张高桌，东西向而坐，每席十二色肴撰，由光禄寺承办，异常丰盛。正中有一席，称为“主席”。由礼部尚书及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汉各二人陪宴。 
　　宴罢赐茶，饱袄天厨，然后从容应试。到傍晚还有十几人不曾完卷，如果是进士殿试，照例“抢卷”，由监试在未完卷之处，铃盖名章，作为识别；但这一次词科，格外优容，都给了蜡烛。到最后一个人交卷时，天已经黑透了。 
　　五十本卷子分为四束，当夜呈进御前，皇帝亲自浏览过一遍，分交“读卷官”李囗、杜立德、冯溥三大学士，及翰林院掌院叶方蔼评阅。 
　　卷子看得非常仔细，首先是严绳孙的那一本，不曾完卷。“璇玑玉衡赋”未出；“省耕诗”应作二十韵，只做了八韵。 
　　这就不能不研究其中的道理了！考试那天，并不曾限定时间，而且以严绳孙的才学，何至于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都不能交卷？ 
　　“自是有意如此！”叶方蔼说，“严荪友本来就不愿就征；应考那天，自陈目疾，其实是托词，功令所关，我看是爱莫能助了。” 
　　大家都同意他的话，于是严绳孙一卷首先被摈落。 
　　“这一卷有麻烦了！”冯溥面色凝重地说。 
　　其余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卷子是施闰章的。此人是安徽宣城人，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顺治六年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以后外放山东学政，转为西湖西道；居官的惠政极多，为百姓称颂为“施佛于”；公余之暇，喜欢用诗歌来教化部属黎庶，提倡文教，不遗余力。 
　　康熙六年，江西湖东、湖西两个道缺裁撤，施闰章失去了官职。卸任之日，所驻的临江百姓，倾城相送；环城的那条江，其清无比，当地百姓以为江水清如施闰章，命名为“使君江”，但这天的使君江却与施使君为难——一江上水涨，施闰章所坐的，他的朋友所送的船太轻，竟无法渡过。于是临江百姓争着去买当地所产的石膏，为他“压舱”，方得安然渡过。 
　　由于居官清廉，施闰章家居极苦，这十年赋闲的罪，实在不大好受，因此被征举后，以花甲之年，披一件老羊皮袄，单身就道。到了京师，向朋友借了钱，才能置办一副过冬的被褥。 
　　从这些地方看，可知这一次考试，对施闰章来说，得失索怀，所关不细，但偏就是他的卷子出了大纰漏。 
　　诗的结句用了“清夷”二字。称皇帝及八旗族为“夷”；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 
　　“不然！”李囗独持异议，“这‘夷’是化险为夷的夷字，与四夷的夷无关。清是清平的清，亦不是指国号。望文生义，无非说天下太平，没有什么！” 
　　“不然。”冯溥胆小，“倘或说是借以隐射，这话就很难说得清楚了。我看还是弃置为妙！” 
　　“有卷如此，何忍言弃置二字？” 
　　“诚如叶学士所说，爱莫能助！” 
　　“只要有担当，如何不能相助。倘或皇上诘责，我独任其咎好了。” 
　　官位是李囗最高，既然他如此说，大家自然无话，把施闰章取在里面。 
　　这不过是其中有瑕疵的两卷，还比较容易处理；文字的高下优劣，见仁见智，大不相同，那就更费斟酌争议了。 
　　因为，第一，皇帝虽有搜罗山林遗贤，消除汉人反抗之意的用心，却更重的是选拔其才，以为国用。其次，这一次制科，虽有许多志行高洁之士，宁死不就，或者就征而不应试；应试而不望取中的，却也有许多热中的人，更多的是妒嫉的人，言词文字；往往语涉讥刺，如果选拔不慎。必致惹出许多闲是闲非，说是主司无眼，不配衡文；甚至造谣说是有意徇私——已经有这样一个谣言，主试四学士各拟诗赋两题，御笔点定李囗所拟的赋题，杜立德所拟的诗题；试期前一日，题目已经泄漏，说哪一个哪一个诗文，有如“宿构”，即是皮里阳秋的话。因此，四读卷官相约，取中的名次，必须彼此同意，这样，就很费工夫了。 
　　半个月过去，尚无动静，沉不住气的，便设法到各处打听。消息自然甚多，但人言人殊，大部分是由揣测而演变出来的谣言。 
　　又过了半个月，四读卷官，方始拟定名次；决定分为一等二十名；其余的列为二等，至于严绳孙未曾完卷，应否录取，奏请御裁。 
　　复奏以后，皇帝又亲自细阅全卷子，召见四读卷官，有所垂询。 
　　这时已经决定，凡是录取的，不论授何官职，都人“明史局”修史；因此，皇帝不拿一般科举的功令来看五十名“征士”；严绳孙的名字，早已简在帝心，他说：“史局不可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严绳孙也录取了，换句话说，应试的五十人，无一不取。当然，严绳孙是“背榜”。 
　　“名次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皇帝说：“诗赋的韵脚，亦是学问中很要紧的，何以都检点。赋韵且不论，诗韵则取在上上卷里的，亦有出入。你们看这一卷。” 
　　发下来的一本卷子是潘丰的，此人是江苏吴江人，也是个布衣；而应试的仍为“四布衣”，因为姜宸英原由叶方蔼与韩状元韩艹炎相约，共同列名荐举，谁知叶方蔼被宣人禁中，半月不得归家；韩艹炎久等没有消息，独自上书举荐，但已过了期限，所以未得应试，恰好江苏举到潘丰，便补足了“四布衣”的名称。 
　　潘丰这本卷子中，“省耕”诗上一个“宫”字上有朱笔圈出。李囗这才明白，他这首诗用的是“二冬”的韵，而“宫”字在“一东” 
　　无独有偶，另一本则以“二冬”的韵，误为“一东”，那本卷子是李来泰的，“逢”与“浓”字上亦有朱笔圈出。 
　　施闰章的“清夷”二字，皇帝倒不甚措意；但指出一个字错了，这个字是“旗”字，误书为“囗”；旗属“四支”，旅属“五征”，亦算出韵。 
　　李囗等人，自然引咎；并为犯错的人解释，说是“大醇小疵”，皇帝亦以为然。于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吴远，汤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议奏。由于旗籍大官，对此冷淡；而汉人中存着妒忌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较好的职位，建议的办法，一共四条：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 
　　第二、已中过进士、举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职内阁中书。 
　　第三、贡生、监生、布衣，俱授职翰林院待诏。 
　　第四、未试而年老者，授职司经局正字。 
　　这四条办法奏达御前，皇帝颇为不满；诏谕煌屯，数百年未曾举行的盛典，落得这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 
　　省城的知府称为“首府”，首府的第一县称为首县。凡有达官贵人莅省公干，或者路过，照例由首县“办差”，供应一切。这个规矩，汤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县此来是谈办差的事，不能不见。 
　　未见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觉世来谈一谈，“子先兄”，汤斌喊着他的号说，“三藩之乱，虽已平定，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浙江为人阎的要道，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军由浙江经过，军需供应，颇费民力。你我该当体谅！” 
　　于觉世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六年的进士，科名既晚，又是副手，自然唯命是从，所以在了解汤斌的意旨以后，很爽快地答道：“老前辈莫问俺！老前辈怎么说，俺怎么听！” 
　　“既如此，我就自作主张了！” 
　　当首县的都是极能干的人，一见面先把汤、于二人恭维了一顿，然后请示：“两位大人有什么吩咐，尽请明示。” 
　　“多谢老兄关爱。”汤斌指着簇新的湖色杭纺的门帘说：“贵县备办的东西太华丽了，实在受之有愧。等试事完毕，请老兄都收了回去；下科乡试，还可以用。” 
　　首县一听，大为诧异。向来“办闱差”是件最苦的事，公馆中里里外外，都要新制；考完了捆载以去，还要首县出一张“甘结”，说是考官未曾白要地方的东西，一切供应，都已照实价付款。在闱期前后，多主需索，视为当然。独独这位汤主考，反嫌供应过于华丽，而且不愿带走，这是什么道理？ 
　　那首县灵机一动，自以为已默喻于心，便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是！” 
　　“我曾两任监司，”汤斌又说，“对地方上的情形，也还不隔膜，公私交征，无非取之于百姓，本院如今正告贵县，行馆的一切伙食供应，我们自己备办。下人及闱中役使人等，如有藉故需索，或者委托代办事项，不照实付价的，请随时锁拿，或者告诉本院，一定严办。” 
　　“是！”首县答道：“久仰两位大人弊绝风清，绝不致有此情事。” 
　　“但愿无此情事。”汤斌正一正脸色又说：“不过贵县亦不得有任何摊派，否则本院要严参的！” 
　　“是！”首县懔然应声，“遵大人的谕。” 
　　口中遵命，心里另有打算；回到县衙门，悄悄封了三百两银子，派一个亲信家丁。送到主考公馆，叮嘱面交汤斌的管家。 
　　去不了一个时辰，那名家丁哭丧着脸，跑回来跟主人说：“碰了老大一个钉子，差点被汤大人给抓了起来。”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送红包！” 
　　首县深深透了口气，把户房书办找了来，关照他说，这趟“闱差”很省事，不可有任何摊派。此外也要当心，主考照例采风问俗，可以专折奏事；地方上有何劣迹，落入汤主考眼中，须防他参劾。 
　　三场试毕发榜，杭州人大为惊奇，取中的寒士特多。 
　　虽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场的风气，还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占便宜；即使有“辛西科场案”那样的大狱，闱中毕竟还不能没有关节，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肆无忌惮。而况最公平的考试，亦不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所以卖关节的事没有，送关节还是有的；唯有汤斌是例外。 
　　他自己绝不送关节，也不理房官送关节；凡是荐了卷来的，只凭文章定去取。富贵人家子弟的关节，归于无用，大家凭本事角逐，寒士的机会多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取得多了。 
　　出了闱，汤斌便即吩咐：“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老前辈，”于觉世这下可忍不住了，“西湖山水甲天下，俺还不知道西湖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呢！” 
　　这一说，汤斌倒觉歉然，“既如此，我们自己载酒作一日之游。不必扰地方上。”他问，“你看如何？” 
　　“俺听老前辈的。”于觉世答道，“索性不扰，一清如水。” 
　　话虽如此，到底不曾瞒得住首县，陪着去逛西湖；汤斌拒绝不了他的人，却拒绝得了他的物，坚决不受首县的供应，自己叫厨子做了四样菜，带着一坛酒去见识了西子的面目。 
　　等游罢归来，门生来谒见的，已不知多少，贽敬一大堆，多到上百，最少也有八两；汤斌不能叫于觉世不收，但他自己的那一份，却另有处置。 
　　汤斌是这手来，那手去，收了富家门生的贽敬；分送给清寒的门生，勉励他们敦身立本，力学励行。那些寒士自是不肯收受的居多，害得汤斌费了好些唇舌，才得安排妥当。 
　　闱事全部处理完毕，巡抚李本晟要尽地主之谊，约请正副主考作两日盘桓，第一天游山，第二天玩水，到一处名叫西溪的地方，看芦花，吃螃蟹。 
　　汤斌说什么也不肯，坚持“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则；下一天上船，仍旧由运河回京。 
　　汤斌未曾到京，皇帝已知道他在浙江主持乡试的经过了。 
　　这是出于杭州“织造”的密奏——织造是沿袭前明的一项敝政，原由宫中直接指派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负责织制禁中所用的一切绸缎；清人废除了许多不当的供应，而织造却被保留。由于这是皇室的一个私人机构，所以由作为皇帝奴仆的内务府包衣掌管。织造的经费报销，与户部无关；工务亦与工部无涉。但在地方上，织造与总督、巡抚、将军、学政，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织造是受命监督这些地方大员的。 
　　江南富庶，是国家的要区；但离京师甚远，皇帝有鞭长莫及之苦。付托得人，自然不须烦心；如果地方大员贪污虐民，官官相护，则皇帝就无由了解实情，因此，利用织造为耳目，定下一套极周密的制度，可以使得皇帝在万里以外，了解江南和两浙地方官的一举一动。 
　　这个制度是规定织造应将本地的政情，按时奏报。奏折必须亲缮，绝对不得假手于人；专差递到京城，交由指定的太监进呈。皇帝用朱笔批谕，有时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有时长篇大论，或者指示，或者垂询。批完发出，原折由原差带回，到满一年，将这些经过朱批的折子缴回，不得私留一件。 
　　地方上可以专折奏事的，还有督抚、将军、学政；如果遇到天时变化，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奏报，如久旱之后喜雨，或者瑞雪初飘，要报明得雨几寸几分，得雪几天几寸，有时所报的各不相符，便以织造所奏为准，而从这个比较上，皇帝就可以知道，谁是所言不实，办事马虎？于是此人奏报其他政情，皇帝也持存疑的态度了。 
　　杭州织造根据耳闻目见，奏报汤斌在浙江当主考，说是闱中弊绝风清，闱外一介不取，清廉公正，极其罕见。寒士而有真才的，无不扬眉吐气。当然，他不收清寒门生的贽敬，反助以膏火的这段美谈，也叙在密折内。 
　　因此，皇帝对汤斌有着发自衷心的敬重。深信他是言行一致，不欺暗室的真理学，将他升为翰林院供读，选任为经筵讲官，表示承认他可作帝师。 
　　不久，由于叶方蔼病故，徐元文罢职。汤斌又被派为明史总裁官之一，并受命纂修世祖实录。就这样由侍读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升为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副总裁官，其时为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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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达之知



　　在汤斌升任内阁学士以后的四个月，海内最重要的一名巡抚出缺——江苏巡抚。 
　　江苏巡抚本来是汤斌的同年余国柱。他是湖北大冶人，中了顺治九年的进士，授职为山东兖州府推官；康熙三年内升行人司行人，又做过一任山西的考官。到康熙十五年经过考试，授职为户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还有放出去办实际政务的可能，如“巡漕”、“巡盐”、京师中的“巡城”等等，而给事中则纯为言职，以明朝的惯例，在本科范围之内，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余国柱当上了户科给事中，在筹粮筹饷方面，颇有建议，刻苦地方，以为军用，正当三藩乱起之际，他的才具颇为皇帝所赏识，同时也为明珠所罗致，很快地成为心腹。 
　　当时的朝中，分为两大派，一派首领是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为“顾命四大臣”之一的索尼的第三子；索尼的孙女儿，被立为皇后，所以索额图以勋臣而为国戚，颇见重用，康熙九年就已当到保和殿大学士。 
　　明珠则出身“海西四部”中，最后被太祖征服的“叶赫”部，姓“那拉”氏，由侍卫起家，一直在内廷当差，虽居高位，但势力远不敌索额图。等到撤藩议起，索额图反对，明珠赞成，就这一个意见上的分歧，成为失宠与得宠的关键。强者消，弱者长。彼此的势力由分庭抗礼而凌驾以上，到三藩之乱将平定时，索额图自觉无趣，请求解职；至此，明珠就几乎没有对手了。 
　　余国柱因为是明珠的心腹的缘故，官运扶摇直上，康熙二十年年底，由左副都御史，外放江苏巡抚；明珠的贪是出了名的，而余国柱则是他搞钱的第一号爪子，假公济私，自己也刮了好多钱。这样一个人到了富庶甲天下的江苏，自然饶不过地方，到任不久，就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为苏州织造，增设机房四十二间，制造宽大的缎匹，想趁此机会，增加织造经费，以便从中侵吞。 
　　皇帝有个特别的想法，能够容忍贪污，只要用心办事就行；办事不力而贪污者，才会获咎。当然，又能办事，又清廉的，必获重用。对余国柱的贪污，他是知道的；虽不加以惩罚，但也不准他骚扰地方，所以降旨说道：“宽大缎匹，非常用之物，何为劳民糜费？所奏不准，并予申斥。” 
　　这样当了两年多的江苏巡抚，地方上怨声载道，明珠深怕闹出事来，而且又要他在京帮忙，因而建议将他内调为左都御史，留下来的江苏巡抚一缺，由九卿“会推”。 
　　九卿按资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内阁学士孙在象，一个是浙江藩司石琳。奏报御前，皇帝对这两个人选都不同意，特旨派一个人接任江苏巡抚。 
　　这个人就是刚当了四个月内阁学士的汤斌。 
　　这时的皇帝正巡幸塞外，在跸路的黄幄中，召见扈从的明珠说：“道学之可贵，贵在身体力行，见诸事实。现在讲道学有名的人很多，仔细考究，大都言行相违。照我看，只有汤斌是真道学，说的话这样，做的事也这样。以前派他当浙江考官，操守极好。江苏巡抚叫他去好了。” 
　　恩命到京，无不意外；因为他除公务以外，从没有私人的应酬，明珠在什刹海的巨邸，大门朝南朝北，他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冷官，忽然会放作天下第一肥缺的江苏巡抚，岂不可怪？ 
　　在汤斌自己，同样也深感意外；然而更多的是感激知遇！棒旨涕零，又不免恐惧不胜；彻夜思维，决定用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来答报君命。 
　　“太太，”他跟他的马氏夫人说，“我今年五十八了，还有这样的机遇，是从古以来少有的。去日无多，一天要当两天用，万一死在任上，家事都要靠你主持。” 
　　说到这话，即令有升官的喜事，也不能遮掩汤夫人的哀伤，“好端端地，老爷说这话干什么？”她也是贤德刚正妇人，所以虽在垂泪，却又毅然答道：“老爷请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奉养婆婆，管教儿女，都是我的责任。” 
　　“你能这样替我挑起担子来，真太好了。”汤斌欣然之余，又歉然说道：“四十多年夫妻，你不曾跟我享过一天福；如今到了苏州，那里是有名的繁华之地！” 
　　一听这话，汤夫人就懂了，带些好笑的神气说：“老爷当我这一趟想到苏州去享福？真正是‘门缝里张眼，把人看扁了’！” 
　　“是，是！夫人至明，下官清罪。”汤斌学着昆腔的道白，一躬到地。 
　　不苟言笑的“老爷”，居然有此戏德，在汤夫人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出来，不由得瘪着嘴笑了。 
　　“皇上要到八月底才能回京，我总要见了皇上才能动身；还有一个多月的工夫，正好把史稿赶一赶。” 
　　汤斌自从当了明史馆总裁官，任事更勇，负责撰写天文志、五行志、历志，以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的群臣列传，还有太祖本纪及后妃传；明知一个月的工夫，绝不能完工，但却不肯借此推倭于人，依旧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赶写。幸好长成的四个儿子，都能替得了他的手，抄缮、查检之役，也省了他许多工夫。 
　　九月初皇帝回京，立即召见汤斌；他磕了头，谢了思，只听皇帝问道：“汤斌，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到江苏去？” 
　　“臣愚昧，恭请圣训。” 
　　“吴中财赋之区，不过从前明以来，赋额就特重；如果地方官再予取予求，百姓就太苦了。你的操守我信得过，想来一定不负我的付托。” 
　　“是！”汤斌答道：“臣已约束家人，到任以后，绝不敢妄取民间一文钱。” 
　　“你居官清廉，境况清苦，我是知道的。我给你五百两银子，贴补你的家用。” 
　　“臣清贫自守，蒙皇上天恩，使臣得以甘旨无缺；臣母亦感激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说着，便又磕头。 
　　“你的母亲是继母？” 
　　“是！” 
　　“这才是。”皇上表示嘉慰，“为人子的，奉养生身之母，是天经地义，谈不到孝字；二十四孝，都是继母。你到江苏，能够身体力行，自然可以移风易俗。” 
　　“臣职司民牧，这一层不敢忽略。” 
　　“听说你从前在关中、岭北，对振兴文教，很用了些心，”皇帝说道，“吴中风俗奢靡浇薄，你这一次去，要替我着力整顿。” 
　　“是！臣谨记在心。” 
　　“你预备哪天走？” 
　　“臣请训以后，立刻就走。” 
　　“好！”皇帝点点头，“我马上也要动身了。” 
　　这是说皇帝已下了南巡的诏令，目的是去看江浙的运河海塘；与漕运及农田有关的国计民生，但恐不兔糜费地方。汤斌意念到此，便试探着说：“臣当星夜赶到任上，预备接驾。” 
　　“我这次南巡，不是去览江南之胜，你到了任上，传我的话，不需过于铺张。” 
　　“是！”汤斌异常安慰，“圣德如天，臣不胜钦服之至。” 
　　“你下去吧！后天再‘递牌子’，我还有话。” 
　　等汤斌退了出去，随即便有侍卫来传旨——这名御前侍卫名叫纳兰性德，是大学士明珠的长子，惊才绝艳，所作的词，可比之于李后主，是皇帝最亲信的贵族子弟；他奉旨传示，御赐鞍马一匹，彩缎十匹，白银五百两。于是汤斌敬谨拜受；具折谢恩。到了第三天，又遵照皇帝的面谕，进宫递俗名“牌子”的“绿头签”请见。 
　　一早递进牌子去，直到巳刻才传谕进见；皇帝赐了三幅御笔的条幅，写着几首御制的诗，说是“见字如见我”。等汤斌谢恩退出，皇帝又命纳兰性德追了出来，撤了四样御膳，命汤斌在南书房食用。 
　　九月十一起程，先从陆路南下，十月初二到了淮安府清江浦，这是有名的一个水陆交会的大码头，已经有差官在那里备了船在等了。 
　　两名差官是护理江苏巡抚、江南江西总督王新命所派的，一个是文官，江宁府的通判王祥永；一个是武官，抚标——巡抚直接管辖的亲军游击李虎，带来了巡抚的关防，八面可以先斩后奏的“王命旗牌”，以及人马银钱的四柱清册及所有的重要文卷。 
　　汤斌这就算接了印，设首案望北磕头谢恩以后，立刻开始执行江苏巡抚的职务，在船上细看案卷。六天六夜工夫，赶到苏州，正式开印视事，第一件事是奏报到任日期，说是“自谓终老邱壑，蒙我皇上，召自田间，备员侍从”，五年之内，超擢为内阁学士，“自顾何人？遭逢圣主知遇之恩，直古罕闻，感激涕零，常终夜不寐。”这是实话，从清江浦下船起，他就曾有两天，彻夜治公。 
　　在汤斌还不曾到任时，皇帝已在九月二十八，自京师启跸南巡，事先曾有诏旨，说明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民生疾苦；一是察看河工——皇帝从亲政以后，就以撤藩、治河、通漕之事，列为大政的首要，三藩之乱既平，皇帝决定要清除黄河溃决之患。 
　　这一次南巡，先由陆路南下，十月初六到济南，初八到泰安，登泰山巡览；然后由大路向南，过临沂在郯城驻跸。 
　　这里是山东边境，已临近江苏，一面驿马飞报。汤斌与总督王新命，准备接驾；一面由河道总督靳辅，先期在郯城迎候，备皇帝顾问。 
　　靳辅是汉军镶黄旗人，与汤斌同一年人仕，但他是以“官学生”的资格，考取为国史院编修，由于勤慎奉公，升迁顺利，在康熙九年已当到安徽巡抚。 
　　那时的黄河自明朝万历年间，治河名臣潘季驯以“筑堤束水，借水攻河；蓄清扫黄”的办法，整治安澜以后，已历时八十年，中经明末的大乱，河道失修，归仁堤、王家营一带决口，淮安、扬州两府的田地，淹没无数；接着桃湖县、高家堰等地，又溃决三十余处，淮水灌入运河，而黄水则逆上至清水潭，清口变为陆地，徐州以东所谓“下河”所经的七州县，一片汪洋，加上滨临东海的宝应、兴化等地，灾区达十八州县之多。是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水患。 
　　河道总督王光裕治理无功，于康熙十六年解职，继任的就是靳辅。他带了一个幕友一起到任，此人名叫陈潢，字天一，杭州人，真所谓“学究天人”，饱读经世致用之书，冥想深思，周谘博访，对治河有独到的心得，然而怀才不遇，满腹牢骚，在北游途中，经过邯郸吕祖庙，想起黄粱一梦的典故，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出语豪迈不凡，终于遇见了识家。 
　　靳辅正膺新命，人觐后出京赴任，在邯郸由题壁一诗，邂逅陈潢，接谈之下，相见恨晚；于是罗致入幕，一起到了淮南，踏遍黄、淮、运三河交错的地区，白天跑得脚上起了水泡，晚上宿临时搭盖的茅蓬里，每每谈到深宵。陈潢对潘季驯的论理有极深的研究；认为前明自潘季驯去世以后的五十年，治河风气一变，不背寻求黄河故道，顺势导引，以致下游淤塞，不能归海。上游则多宣泄于四旁支，水势虽缓，而淤塞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为了通漕，往往又尽先疏溶旁支，舍本逐末，以致治丝愈棼。 
　　因此，陈潢主张“顺河性”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如果有灾患，一定要研究成灾的原因，从根本上去着手。他不主张为了省钱，因陋就简，图一时的安逸，认为这一来河工堤防容易败坏，结果为节省反而浪费。他又认为治河无一劳永逸的可能，唯有用“谨小慎微”四个字，时时刻刻加以防备。如果有什么地方溃决，先巩固两面堤防，不使扩大，然后修复故道，从引河中疏引河水，归入正流。这些议论都非常平实，在急功好利的人看，是无法人耳的，但靳辅是讲求实效的人，知道他这些话是出于真知灼见，所以极其信任。 
　　陈潢跟顾炎武是一样的心情、抱负，平时游踪所至，一定要访察“郡国利病”，早知黄河下游，人海那一段的地形，此时陪着靳辅实地视察，同时广泛访问乡里父老，确实掌握了情况、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做法。 
　　“紫公！”靳辅号紫坦，所以陈潢这样叫他，“泰州、安丰、东台、临城这些地方，形如釜底，倘或溶深海口，就是打开一道缺口，一到潮涨，海水倒灌，下游泛滥，上游亦无可宣泄，绝非长策。” 
　　“是的。”靳辅深以为然，“我本来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港深海口，还是筑提束水，以攻海潮。你现在这一说，我的主意定了！” 
　　所定的主意，就是以筑堤为主，他在一天之中，拜发了八个奏折，提出了治理黄河下游的全部计划，预定二百天完工，每天用民夫十二万三千。工程费总计二百十四万八千，筹措的方法是借征直转，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康熙二十年钱粮的十分之一；工成以后，由涸出田亩及经过商船，分别纳费偿还。 
　　皇帝同意靳辅的计划，但三藩之乱方炽，军务至上，部议动用民夫过多，会影响军务的需要，主张择要兴修，于是重拟计划，改为四百天完工，可以减少人力一半。皇帝批准了修正的计划，旨到之日，立即动工，其间因为经费超支，许多细节，有所修改，但筑堤的工程是成功的，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慢慢地水都退去了，有田可耕了。 
　　然而整个河工是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所以至今不能说是完工。皇帝在郯城召见靳辅，一决定亲自到黄河北岸去视察一番。”。 
　　此时苏州正在忙着接驾，由王新命与汤斌会同主持。依照部里发下来的公文，苏州将是皇帝南巡驻跸的主要地点之一；由北面人城，需要开一条极宽的晔道。 
　　“这一开，起码要拆除几千户人家的房子，”汤斌在实地勘察后，这样对王新命说，“事属万难，只好不开。” 
　　“不开怎么行？”王新命大摇其头，“出警入跸，自古就是这样的定制，不开跸道，且不说有损天子的威仪，而且难保没有人犯跸，那时候怎么办？” 
　　“保护圣驾，当然警戒要严密，与开跸道的关系不大。” 
　　“怎说不大？”王新命指着鳞次栉比的人家说，“这里面随处可以藏奸隐究，万一疏虞，冷不防冲了出来，岂是儿戏的事？” 
　　“王公！”汤斌这样说道，“拆数千民居，以开跸道，我总觉得期期不可。皇上此来，问民疾苦，不但早有上谕，且亦见诸行事，昨天有人来说：亲见皇上在高邮堤上，抚慰修堤的民工，圣德如天，或者反不以拆民居开跸道为然。王公，这一层请再思。” 
　　细细一想，王新命的原意有些动摇了，他害怕的是责任，“如果皇上怪罪，何词回奏？”他问。 
　　“有罪归我承当。王公。”汤斌很快地说：“若蒙诘责，请你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这一个疑难，总算由汤斌一肩承挑而解决，于是他即日就道，赶到淮安去接驾。船行的工夫，不肯白白消耗；实际上亦不容他有偷闲的机会，文案山积，就在船中处理；六天六夜，不曾上床，看到倦不可当时，只合一合眼，不久又见他手中握笔，埋头于案牍之中了。 
　　因此，一到淮安，被召人行宫时，皇帝大吃一惊，“汤斌！”他问，“你可是病了？” 
　　“启奏皇上，臣顽躯粗健。”甲 
　　“那么，你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此当是缺少睡眠所致。” 
　　“身子也要紧。”皇帝说道：“俗语道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须为我，为百姓珍重。” 
　　“是！”汤斌感激与惶恐交并，伏身谢恩。 
　　“你在苏州，不必预备什么！”皇帝说道，“今天已经十月二十了，我得在年前赶回京去；明天就由扬州、仪征直赴江宁。回京的时候，再看情形；如果能到苏州走一走，也不必预备，更不可骚扰百姓。” 
　　“是！”汤斌万分欣慰，“臣仰体圣意，务绝纷华，力求俭朴，已饬臣属下，唯以一片实心，上答至知。” 
　　“这才是！”皇帝说道，“你就回苏州吧，略为料理料理公事，赶到江宁等我，河工上的事，我要好好问一问他们。” 
　　“是！”汤斌退出行宫，随即上船，解缆向苏州而去。 
　　回到苏州，忽然接得镇江知府专差飞报，御驾行程改变了计划。皇帝原来由运河南下，与扬州由长江折而往西；这一夜泊舟仪征，忽然西北风大起，往江宁是逆风，往苏州则是顺风，所以临时决定，扬帆而东。 
　　于是乘沙船启程，第二天一早到了镇江，幸金山寺盘桓了一整天，当夜开船；沿运河往东南走，过丹阳、常州、无锡，都未停留，顺风顺水，一昼夜走了三百六十余里，在浒墅关泊舟。汤斌和王新命，都赶到船上谒见。 
　　“不想在这里又见面。”皇帝笑道，“冬风得便，让我能一览灵岩、虎邱之胜。” 
　　“是！”汤斌这时不能不实说了，“臣死罪，不曾预备跸道。” 
　　“喔！”皇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督臣原曾拟修治跸道，臣以需拆除民居数千，而且日子上也来不及，故而不曾预备。臣请罪！” 
　　“请什么罪！”皇帝十分欣慰地说：“你干得好！这才是我的意思。” 
　　王新命一听这话，暗叫一声：好险！如果不是汤斌阻止，一定大拂圣意；而老百姓更要唾骂，搞得两面不讨好，非丢官不可。 
　　“你们回去吧！明天我骑马到苏州。” 
　　皇帝善于骑射，舍舟策马，迎着晨曦，由阊门入苏州；老百姓夹道跪香，而街道太狭，以致御驾不易通过，弹压的差役兵丁，不断拿皮鞭子抽打叱喝，皇帝大为不忍；一面阻止，一面下了马步行，传旨：百姓不必跪接。 
　　苏州的百姓，兴奋若狂；从古以来，正统之君曾巡幸江南的，数不出几位，民间不断提起的，是“正德皇帝下江南”，名为“亲征宁王宸濠”，其实是任性来玩一趟，一路骚扰，无所不为，以至于有幼妇少女的人家，无不是白昼闭门，夜不安枕。这一次听说皇帝南巡，虽知道不会成为明武宗第二，但天威不测，又听说江南总督有拆民居、辟跸道的主张，但是由新任汤巡抚压了下去，到底不知道皇帝的意向如何？万一龙颜震怒，总是百姓遭殃，所以跪香之际，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 
　　现在看皇帝是这样和颜悦色，好得令人不能相信；然而不信亦不可，事实摆在那里，皇帝欣悦的笑容是装不出来的，就算能装得出来，也教人感激涕零；想想七品官儿的县大老爷是如何威风，就知道皇帝的笑容多么宝贵了。 
　　皇帝是真的高兴，因为他此来就是要收服民心；而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在想，如果不是汤斌坚持不拆民居，那么他今天到苏州来，就绝不会受到这样的爱戴；即令自己有爱民之，依然不能为百姓所了解。照这样说起来，汤斌实在应该奖励，应该重用。 
　　于是，皇帝特赐汤斌御书狐裘的蟒袍、美酒；并撤御撰命太监送到巡抚衙门。 
　　等皇帝巡幸了拙政园、瑞光寺，驻跸织造衙门；第二天启驾，又命汤斌随扈至江宁。 
　　在御舟中召见，除了垂询江苏的政务以外，皇帝还问起几个人，第一个是苏州织造曹寅。 
　　“臣到任未几，与曹寅只见过一面，所知不深；”汤斌据实回奏：“听人说起，曹寅居官，颇能实心效力，对地方亦没有什么骚扰，平时颇好翰墨，结交的名士甚多。” 
　　结交名士，原就是皇帝交付曹寅的任务之一，因而皇帝又问：“苏州的名士，可是跟曹寅常有往来？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臣对此并无所知，不敢妄奏。” 
　　皇帝点点头，嘉许汤斌肯说实话。“熊赐履呢？”皇帝问道：“近况如何？” 
　　熊赐履也是理学家，颇得圣眷，但他的理学还是在口头上的居多，遇到利害关头，不免露了狐狸尾巴——康熙十五年，与索额图、杜立德同为大学士；有件陕南总督的奏疏，熊赐履“票签”错了，深恐为皇帝所谴责，为求弥补，撕了一张属于杜立德所用的“票签”改写，把原来的草签嚼烂了吞在肚子里。他这样做法，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知为一个在旗的内阁中书所发觉；等杜立德追究其事，那内阁中书说出实情，杜立德大为不满，告诉了索额图，面奏皇帝，交部议处。 
　　吏部议奏：“熊赐履票签错误，欲倭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有失大臣之体，应革职。”皇帝虽对熊赐履的印象不坏，但他深知任何旷古绝今的贤主，只要不重视法纪，偏听袒护，就绝不可能出现盛世；因而以异常遗憾的心情，批准了吏部的奏议。 
　　熊赐履罢职以后，不回湖北原籍、侨居江宁；皇帝宽厚，命江宁织造常加接济；此时问到汤斌，也是一番念旧之意。 
　　汤斌到任不久，而且还未到过江宁，自然不会了解熊赐履的近况，照实回答。皇帝便又问起另一个人。 
　　这个人叫于成龙——同时有两个于成龙，而小于成龙曾受老于成龙的提拔。老于成龙字北溟，是山西永宁人，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榜，顺治十八年赴吏部报到选官，选上了广西罗城知县。这个地方在万山丛中，瘴疠甚烈，而且都是瑶人、苗人，扩悍无比；以前是化外之地，新近才隶人版图，四十五岁的于成龙，是罗城破天荒的一个县官，自然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汉宫。 
　　于成龙持着孔孟，行必忠，言必信，所以蛮貊之乡，居然能大行其道，农田水利，教育社仓，次第兴起，在官七年，与瑶苗相亲如家人父子。 
　　康熙六年，于成龙以总督卢兴祖特荐，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经明末之乱，张献忠杀人如麻，几千里人烟萧条，合州老百姓只有一百多人，赋额只有十五两银子，而大兵过境，供应浩繁；这样一个地方，于成龙有本事在一个月以后，能够增加到一千户人家，免摇役，办农贷。搞到欣欣向荣时，他又调了差，这次是当湖北黄冈同知。 
　　同知是武职文官，手下有兵，职司治安；黄冈有一处岐亭，出强盗，白昼行劫，肆无忌惮，历任同知都无法捕治，于成龙化装成一个乞丐，深入盗窟，共同生活了十几天，把他们做的案子、藏匿的处所，打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衙门，发兵逮捕，如瓮中捉鳖，捉了来审问；叫强盗抬头看了看，才知道是一同起卧的那个“乞丐”，自然不须狡赖。经此一治，黄冈就再无强盗立足的余地了。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遇上吴三桂造反，大军征剿，命于成龙在岳州造浮桥，刚刚造成功，山洪暴发，冲毁了浮桥，因而丢了官。后来因为招抚盗贼的功劳复职，以后一路扶摇直上，升道员，升福建按察使，升藩司，康熙十九年升为直隶巡抚，皇帝召见，嘉许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直隶时，属下的另一个于成龙，正当通州知州，此人字振中，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当直隶乐亭知县起家，也是个极好的好官；所以老于成龙调任江南、江西总督时，特地奏调小于成龙，升任江宁知府。 
　　老于成龙已经死了，皇帝此时所问的是小于成龙。汤斌一到任就听说此人能于而清廉，善政极多；当时便极口称赞。皇帝便说：“我预备要升他的官。他跟靳辅同旗，如果和衷共济，河工一定会大有起色。下游到底该不该溶，我亦不能听靳辅的一面之词。你回任后，细细打听地方父老的意见，看是怎么说法？定了定旨，我派于成龙去帮靳辅，务必要除河患，方能于民生有益；踵事增华，开几条大路，造些大房子，而老百姓常常泡在水里，这叫什么善政？” 
　　汤斌衔命回任，立刻遵照旨意，亲自赴沿河各地，问民疾苦。 
　　老百姓对地方兴革，什么是批政，什么是好事，大致都是众口一词，唯独对治理黄河，意见不一，有的说筑堤束水的好，有的说应该溶深海口，因此对靳辅的评价不一，而不满他的，却居多数。 
　　这就使得汤斌很诧异了，无论如何靳辅的勇气毅力，清廉勤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治河七年，功绩俱在，这样的人，还会不得百姓拥戴，岂不教天下清官和好官寒心？ 
　　访问得多了，汤斌终于明白了老百姓对靳辅的不满，是因为他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将下游涸出的土地，改为屯田，老百姓领种必须纳粮。虽说为了偿还工程费用，但频年灾荒，还属于与民休息的时期，汤斌亦觉得靳辅的做法，还有斟酌的余地。 
　　但是，对于靳辅的另一个计划，汤斌却是衷心赞扬。从来治黄河，必兼治运河，因为黄河不但与运河相通，而且有一段是黄运不分的；这一段是起于淮阴西南的清口，往西北一百八十里，借用黄河为运河，然后在宿迁以北再人运口；这一百八十里风涛险恶，南来的漕船，一不小心就会沉没。靳辅的计划，就是要避去这一百八十里的风涛之险，他预备从宿迁北面的骆马湖，开一条渠，到张庄地方，定名为“中河”；这一下，运河的船只，出清口几里路，就可越黄河而北，自中河人运河，比较方便安全得多了。 
　　这时参与河工的还有一个于成龙，他由江宁知府擢升为安徽按察使，奉旨帮助靳辅治理黄河上游；他的意见与靳辅不同，认为开中河毫无用处，仍以疏溶海口为宜。汤斌也参与会议，因为对治河还未有深切的研究，所以无从判断其是非，只能奏请朝廷裁决。 
　　河工虽然紧要，到底有专人在负责，不至于使汤斌增加额外的负担，在他的本职范围内，有几件大事要办，第一是清理田赋；江苏赋额特重，苏州、常州两府的赋额，与大省一百多县的总额相等，每年征收不足，欠额愈积愈多，部里要求新旧并征，以致十天之中，倒有七天是比期；老百姓固然欲哭无泪，各州县官亦受累无穷。彼此为了顾惜功名，或者皮肉少吃苦都是正赋不完，先送红包，希望不要追比得太紧。这一来，新旧两欠就永没有完得清的时候。 
　　汤斌知道了这些情形，特地召集属下县官到省，开诚布公地说：“你们送上官红包，由于上官是巧宦，将来升了官可以照应你们。可是，我告诉你们，现在来做江苏巡抚的——一就是我，已经绝意升迁；我将来亦不会升官，亦无法照应你们。那么，我倒请问你们，何苦拿了公款来贿赂我？过去的不谈，从今以后，一起改过，如果你们称职。我能提拔你们的一定提拔：如果不称职，只要不闹亏空，即令考成不好，罢官回去，还可以安享余年，想想看，你们常常提了前任官员的妻于，查问产业，追比亏空；他们的亏空，就是送上官红包闹出来的。如果不改，你们的妻子又会为后任追比，何苦来哉？” 
　　江苏的州县官，在任往往不满四年，移公济私，挖肉补疮，只求敷衍得上官在眼前不要追比赋追得太严；卸任时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无暇计及。尤其是余国柱当巡抚的那两年，只求大饱私囊，根本不顾属下的死活；现在大家听得汤斌这一番大破积习、扫除阴霾而见青天的话，无不振奋鼓舞，磕着头说：“这一下有活路了。” 
　　但是，汤斌也知道光是他不要钱，还是不够的，所以又找了司道来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书办、百姓的钱。谁要钱，谁负责任，这是要刷新整个风气，我不能容许‘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 
　　“大人的告诫，属员一定听从。”有个道员说：“只是属员有属员的困难，也得求大人体谅。” 
　　“你说。”汤斌这样保证，“只要真的有困难，我一定替你们设法消除。” 
　　“京朝官员，过境甚多，供应浩繁，赔累不起。” 
　　“要如何供应？莫非顿顿要吃海菜席？”汤斌又说：“供应过境官员，一荤一素就可以了，准予在公款开支，其余夫马等等，一概按照规定办理。如果有噜嗦需索的，把他送到我这里来，我自有办法处置。” 
　　“这就是了！”那道员欣然说道，“有大人担待，属员乐得省事。” 
　　由于汤斌的清廉耿直，言行必符，早已为京中官员所知，因而公差路过江苏，都绝了妄念，鼓掉而过，一概不扰。司道州县既不必糜费招待，更不必送什么红包；自然也就不必动歪脑筋去“找外快”。江苏的政风，在短短几个月内，丕然一变。 
　　官员清廉，百姓的负担减轻，完纳钱粮，当然踊跃；汤斌又一再奏请减赋，免除旧欠。凡是能够使得百姓获得实惠的事，无不全力以赴；同样地，足以骚扰地方的举动，无不禁除。 
　　有个县分，上了一张禀呈，说是这一县湖荡中的莲子、芡实，出产甚丰，照例应报部列为贡品——进贡到京，备皇帝食用。 
　　汤斌接到禀呈，批了两个字：“不准！” 
　　“不准！”是不准报部。想出这个花样来的是一名积年书办，藉此想立个名目，好假公济私，从中侵吞；巡抚衙门的书办跟他有勾结，他向汤斌进言：“大人，这是例规，地方上出产了好东西，照例要进贡。” 
　　“例自人作。”汤斌这样回答他：“宽一分则老百姓受一分之益。而况莲子、芡实，不是年年丰收；一报部就成了定例，遇到歉收的年分怎么办？” 
　　就因为他这样处处顾念百姓的利益，所以半年工夫，就受到江苏人极深的爱戴，令出必行，心悦诚服；到了这样的地步，汤斌知道可以着手来移风易俗了。 
　　苏州妇女好人庙烧香，崇奉淫祀。这是汤斌在京里，就听人说过的。改革风俗，他首先从此人手。 
　　汤斌在京里与有名的诗家号渔洋的王士祯相熟，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授职扬州推官，一做做了九年，对于江南的情形，极其熟悉，汤斌受命赴江苏之前，曾特地向他去请教江苏的民情风俗。 
　　王渔洋对于苏州相当不满，他说：苏州人有嗜好，斗马吊牌，吃河豚，敬五通神。又说：苏州妇女人寺庙烧香，招引游蜂浪蝶，最是伤风败俗的陋习。 
　　汤斌不愿先人之见亘在胸中，所以王渔洋的话虽记在心里，却不愿一到任就出告示，雷厉风行地禁止；同时刚接印就忙着接驾，随后又扈从到江宁，忙得连公事都在船上办，自然顾不到此。 
　　接上来是报灾、勘灾、清理漕粮，奏请减免缓征，这都是与民生有关的要务，当然也没有工夫去问，如何妇女人寺庙烧香，会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这时细细访查，才知道王渔洋所说的“三好”，除了吃河豚是个人轻生以搏口腹之欲，与人无尤亦无害之外，其余斗马吊牌，敬五通神，其害不可胜言。妇女人寺庙烧香，实在是“冶游”，无怪乎伤风败俗了。 
　　汤斌曾经微服私访过，烧香妇女的装饰，首先就让他看不入眼。如说敬神还愿，虽是迷信，但是持一片虔敬，也还罢了；浓妆艳抹，顾盼生姿，这哪里是来烧香？上焉者，借“烧香”之名，禀明翁姑，名正言顺地出来游逛；下焉者，简直就是来觅外遇。 
　　而且烧香应该只在佛殿，事了就走，毫无沾染流连才是，苏州妇女不然，往往“随喜”到增资禅房，曲径通处，花木深深，头皮剃得又青又亮的年轻和尚，穿着簇新的玄绸僧服，算是“知客”僧，侍茶进斋，陪着说笑。然后是写缘簿，大把的银子施舍，逗留终日，是不是结上了“欢喜缘”，往往是无可究诘之事。 
　　因为寺庙是靓妆艳服妇女集中之地，所以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地痞流氓，每日必到，“小人闲居为不乐”，何况本来就没有安着好心，于是争风吃醋，哄吓诈骗的情事。层出不穷。至于调笑戏谑，到两情相悦时，或则私奔，或则苟合；这些风流罪过，更是不在话下。 
　　香火一盛，必有赛会，这是店祝神棍的生财大道。也最容易歆动深闺幼妇、怀春少女，既然叫“赛”，就必得争妍斗胜，别出新裁，在杂陈的百戏中，出人头地—一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花样，有一种肉身提炉，明晃晃的一只铜钩，穿臂而过，钩子上是一条长可及地的链子，悬着一只擦得雪亮的铜香炉，烧着檀香，手臂平抬，昂步而过，那一副英雄气概，衬着裸露的上半身，宽阔胸膛，雪白皮肉，这一副风流气魄，真教幼妇少女，心里有十七八个吊桶在起落。而铜钩扎处，血痕斑驳，更教一寸芳心，怜痛不止。于是目挑眉语，哪怕是三贞九烈、闺训谨严的大家女眷，也忍不住烛前月下，悄然思量。这都是由于妇女受到寺庙烧香引出来的魔障。 
　　献肉身提炉的这些无赖少年，十九好勇斗狠；学了些花拳绣腿，自以为不可一世，瞧贤之怨，动辄加以暴力。其中还有专靠为人打架为生的，苏州人文弱的居多，有些人与人有仇，愤无以泄，而自己又不敢跟人挤上一拚，便可以花钱雇用这些无赖去打人，打到对方告饶为止，名叫“打降”。打降的少年，为了得人钱财，表示卖命，每每棵着上半身上阵；此辈又喜纹身，胸前背后，手臂手背，刺出各种龙蛇斑驳的花纹，以示英武，这却又是容易为荡妇淫娃动心的一端。 
　　至于沉湎于马吊纸牌，又不仅废时失业；最坏人心术的是，一面打牌，一面唱曲，而曲文则无不描写私情，文雅的风情暗写，粗俗的淫猥不堪，虽有妇女同座，照唱不误，不以为怪。自然，借此淫词艳曲作挑逗，是常有的事。 
　　苏州还有一样风俗，深为汤斌不满，对于丧事，悖越礼法，丧家和吊客，往往毫无戚容，尤其是高年长亲寿终，名为“福寿全归”的“喜丧”，灵前设宴唱戏，吊者大悦。送殡执绋，看不见“麻衣如雪”，十九是彩服，汤斌不胜感慨地说：“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风微！” 
　　“在我任内，绝不许有这种颓靡的风俗！”汤斌跟吴县知县刘滋才说，“不过不教而诛，亦所不忍。我想先请你约集地方绅士到我这里来，加以劝导，再出告示严禁。如果办不通，我就不能不采取激烈手段了。” 
　　刘滋才是能干的官员，依照汤斌的意思，约了绅士一起见汤斌；经过苦口婆心的解说，地方绅士无不内惭、散出归去，先从各人自己做起，约束女眷，不准进寺庙烧香。刘滋才出了告示，又派隶役在各处寺庙巡逻；不准妇女进入。这一个改革，很容易收效。 
　　但在城外就不行了。尤其是苏州城西十里的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神”所盘踞、五通神不知起于何时，又有“五显”、“刘猛将”、“五方贤圣”等等名目，在苏州是家家奉把的神道。于是巫师、巫婆，借五通神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的神话，敛财诱色，无恶不作，这样已有数百年之久。 
　　在上方山，就更加荒唐了，俗称上方叫“肉山”，山下宋朝范成大的故里石湖，称为“酒海”，仅凭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想见那里是如何一种淫奢的地方。 
　　上方山的香火终年不绝，迎神赛会，亦是层出不穷，此外还愿唱戏、酬谢丰收唱戏、久旱灾荒、祈求雨雪亦要唱戏，酒食相邀，男女混杂，搞得乌烟瘴气。五通神庙的庙祝极富，因而以放债为副业，据说借了五通神的钱营商，可以致富；所以不需周转，亦来借债。还债时要烧香唱戏，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上方山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歌舞笙簧，彻夜不断。 
　　五通神像古时“河伯娶妇”那样，亦为娶阳间妇女为妻；绝色妇女偶有寒热之类的症候，立刻就有人断定，说是“五通神看中了”。 
　　这一来，她的家属就不替她治病了，眼看她渐渐病重，至于死亡。也有些妇女，会跟母亲嫂子悄悄说起，在梦中曾恍惚与五通神同上阳台。像这样的情形，每年总有几十家。 
　　哪里是五通神入梦，是些神棍假借名义，诱奸妇女——骗局拆穿了一次，被害妇女的家属告到当官，汤斌知道了这事，怒不可遏：“光天化日之下，岂容此淫昏之鬼横行！”他对刘滋才说，“更不容神棍、巫师假借名义作恶。你替我严办、严禁！” 
　　“是。”刘滋才说道：“不过回禀大人，禁者自禁，信者自信，一时的雷厉风行，终恐故态复萌。” 
　　“何以见得？” 
　　“数百年的积习，人心受惑已深，不是一纸告诫，一时严查，所能收功。” 
　　“这也说得是。”汤斌想了一下说：“我自有区处。” 
　　第二天一早，汤斌处理完了公犊，传呼已升为抚标参将的李虎，到得后堂，吩咐他选二十名亲军，听候差遣，然后传轿到上方山。 
　　上方山正在锣鼓喧阗地唱神戏，吴县知县得到消息，赶紧派出隶役到山上弹压，驱散香客闲人。大家一打听，说是“汤大人上山”，心里无不疑惧——历任巡抚也有到上方山来拜五通神的，如前任巡抚余国柱就来过不止一次；但汤斌绝不会跟五通神攀交情，那么，此来是为了什么？ 
　　汤斌给苏州人的感觉是既怕又敬且爱，所以心里惴惴然，却又为他深深担心，怕他不卖“上方山老爷”的帐，会有灾祸降身。所以都避开了窥视着，但愿汤斌只是兴到逛山，逛完就走。 
　　等轿子到达山门，汤斌跨出轿来，四面一看，随即喊道：“李虎！” 
　　“李虎在！” 
　　“把什么五通神的泥土木偶替我拉下来！” 
　　“喳！”李虎答应得很响亮，却站着不动，满脸惊疑为难之色。 
　　“去啊！” 
　　“大人，”李虎嗫嚅着说：“沐恩不敢。” 
　　汤斌心里很生气，但转念就心平气和了。看着庙外群情惶惶，奔走相告的百姓，心里在想：如果五通神，迷惑人心不是如此之深，又何用自己来拆淫祠？不必怪李虎。这样想着，便一言不发，大踏步往里走去。行得不多数步，只听后面人声嘈杂，转眼一看，一大群百姓正忧容满面地赶了上来，见了汤斌，一齐跪倒。 
　　为首的一个白须老者，磕着头，用哀恳的声音说道：“青天老大人，千万慎重！老大人爱民如子，三吴黎庶，敬之如父，不敢不犯颜直谏。神道得罪不得，从前也有几位大人，得罪了神道，一回去立刻就有灾祸。崇祯十四，小人二十岁那年的知县老爷，也是冒犯了神道，还不曾下山就中风在轿子里。青天老大人千万动不得，请上轿回衙门吧！” 
　　越是如此，汤斌的决心愈坚，微笑摇头，“不要紧！”他说，“灾祸我一身当。” 
　　“大人的灾祸就是三吴百姓的灾祸！” 
　　话说得如此恳切，汤斌不能不感动，决定因势利导，希望说服，“你看我可是固执刚愎的人？”他问。 
　　“大人绝不是那种人。” 
　　“那就是。五通神是淫昏之鬼，这件事我想了又想，绝非心有成见。我不信有何灾祸。”汤斌又说，“这两年水旱灾荒，民生疾苦，岂可将有限金钱，浪费在这伤风败俗的荒唐淫祠上。我今天决定要革陋习，严办神棍；你们不必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都起来！” 
　　等百姓站了起来，汤斌又引经据典，讲了一套“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和祭典须虔诚简朴的大道理；无奈数百年根深蒂固的迷惑，绝非一时的解释所能消除。汤斌看靠空言无益，便命亲军守住殿门，大踏步走上前去，毫不考虑地将五通神的左臂一拉，只听“克哒”一声，泥屑纷落，一条断臂已经在他手里。 
　　百姓无不惊骇失色，有的发抖，有的默祷，有的跪了下来，喃喃念佛，与汤斌的神色自若，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们还不动手？”汤斌向亲军大声下令，“你们受命于我，‘冤有头，债有主’，如有灾祸，有我挡着，与你们绝不相干。” 
　　看巡抚已经动手，神色如此凛然，言语如此透彻，再想到五通神降祸，固然可怕，现任巡抚，有八面旗命王牌，掌握着生杀大权，万一由于违令的罪名，喊一声：“捆下去斩掉！”也不是好玩的事！ 
　　这样考虑下来，胆子便都大了，李虎在此时亦只得豁出一切，领头行动，带着亲军，把神案移开，将五通神抬了下来，放在当地。 
　　“跟我来！”汤斌说了这一句，提着泥塑木雕的那条断臂，首先走了出去。 
　　一走走到山口，下面就是称为“酒海”的石湖，汤斌使劲将那条断臂抛了出去；回头看了一下，示意照样行动。 
　　“五通神老爷，我是上命差遣，迫不得已！”李虎默默祷告：“汤大人是好官，你老人家看老百姓分上，饶过他一遭。如今请你先到酒海去住几时。有机会再塑金身，我一定出钱出力，补报今天冒犯的罪过。” 
　　说罢，挥一挥手，八名亲军合力往外一甩，将五通神抛人石湖，只见湖面起过涟漪，渐渐扩大消散，五通神就此失踪了。 
　　这时吴县知县刘滋才已经赶来伺候，见此情形，跪伏在地，不胜钦服地说：“大人为民除害，实为千古快事。百姓一时迷惑，久而自知，大人请回衙门吧！” 
　　“好！”汤斌听刘滋才这么说，料知他必能体会自己的意思，彻底执行命令，便又吩咐：“尚有妖像木偶，不妨火而焚之；淫祠拆除，木料移作建学宫之用。除恶务尽，不可疏漏。至于神棍及淫祠执事请人，如果改过自新，不妨网开一面。” 
　　不但苏州，其他各地，特别是风俗相近、交通方便的松江府属，亦有类似的淫祠，汤斌一律照此办理，土偶拆毁，词村移修学宫，神棍庙祝许其改过自新，不然严办。 
　　汤斌到任还不过半年的工夫，但威德俱着，下属奉令唯谨，果然有办不到的困难，照实申复，亦必有满意的指示。所以这一道命令下去，数百年名山胜地的酒肉之臭、乌糟之气，一扫而空。老百姓先为汤斌和自己担心；看靠汤大人每月朔望在义仓、社会，聚集老百姓讲“孝经”，依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不要说是灾祸，连个小病小痛都没有，这下才为自己也放下心来，都赞叹说：“果然邪不敌正。”又说：“汤大人命大福大，将来一定要入阁拜相，所以五通神不敢难为他。”最玄妙的是，据说上方山上掘出来一块石碑：“肉山酒海，遇汤而败！”这个以迷信破迷信的传说，流行甚广，收效甚宏，五通神的气数终了，合该如此1就没有人再怕它，也没有人再提到它了。 
　　这时是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汤斌接到部文，举行“大计”——考察百官，在明朝是六年一次，逢己、亥两年举行，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人清改为三年一次，由吏部规定办法，分行各省举行。特别优秀的官员，由地方大吏，特疏“举荐卓异”。汤斌接到公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江县知县郭琇。 
　　此人是山东即墨人，字华野。以“榜下即用”的进士，分发江苏，奉委吴江知县，才干卓越，颇有政声，但有一样名声不好：“郭大爷就是喜欢钱！”吴江的百姓都这样说。 
　　汤斌对待属吏，一向先教诲、后责成，真的不上进、不改过，才上疏奏劾；所以听得郭琇的贪名，下了一道公文，召他上省面谈。 
　　吴江密迩苏州，郭琇一到就上巡抚衙门，汤斌在花厅接见，看他年纪甚轻而衣饰朴素，不像是个饮食起居讲究享受的人，于是这样问道：“听说你在吴江苛敛，不法之财很不少，是不是都寄回山东买回置产去了？” 
　　“请大人行文山东巡抚衙门彻查，如有一分郭琇所置的田地，我甘受重典。” 
　　“那么你并无贪污的事实？” 
　　“有！”郭琇答道：“前任巡抚，是大人的同年，为人如何？大人深知。如果我不能填他的贪壑，就得丢官，丢官就不能替老百姓做事了。” 
　　“这也算一项道理？”汤斌笑道，“你自己不觉得强词夺理？” 
　　“遇见大人这样的上官，才能讲理、”郭琇说道：“我请大人宽我一月限期，倘仍如以前一样，请大人立置典刑。” 
　　“可以。我给你一个月限期。如果不改，请你自劾。” 
　　郭琇连声答应。回到吴江县衙门，亲自动手，率领仆役，将大堂内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堂召集三班六房说：“以前的知县郭琇，已经死了；现在是另外一个知县郭琇。如果你们假借名义，在外胡作非为；你们要想到，现在是不要钱、不怕死的新郭琇当知县。” 
　　大家都知道郭琇的脾气，凡事不说则已，说了一定做到，因而各具戒心，相约敛手。而郭琇也是一点都不肯放松，明查暗访，不准属下舞任何弊。这样一个月下来，特地上省，禀见巡抚复命。 
　　汤斌看到郭琇的手本，开中门亲自迎接，一见面就说：“老兄的毅力决心，可佩之至。我一定要奏报朝廷，特予褒奖。” 
　　“多谢大人成全之德。”郭琇深深下拜。“郭琇能够无忝所生，都出大人之赐。能容我补过赎罪，已经感激不尽，何敢再邀褒奖？我今天来见大人，一则是复命，二则是有所报答。” 
　　“不敢，不敢！请坐了细谈。”汤斌猜想郭琇的所谓“报答”，一定是对地方的兴革，有所建议，所以欣然接待。 
　　郭琇倒是有一番建议，但与地方政事无关，“这一个月里，我不断想到，廉吏易为亦不易为；遇到大人这样的长官，做一个廉吏不难。推己及人，大人许我为廉吏，朝廷可许大人做清官？我不能不关心。” 
　　“多谢厚爱。”汤斌答道，“圣主在上，没有不能做清官的道理。我望六之年，捧檄复出，正因为时逢明主，是大有可为之时。老兄这话，我倒真要请教。” 
　　“圣主在上，佥壬在侧。大人可许我直言，可容我毕词？” 
　　“当然，尽管请。” 
　　“前任余抚台与大人同榜，但知其人之深，大人恐不如我—　。” 
　　郭琇从余国柱谈起，谈到权臣明珠；余国柱在江苏的搜括。为明珠所授意。此外则皇帝宠信的南书房翰林高士奇；熊赐履的门生、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揽权索贿，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的口号，“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淡人则是高士奇的别号，由此两句口号，可以想见其中的卑鄙龌龊。举世滔滔，众浊独清，便成为反常的现象；因此，郭琇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朝中用事的大老，能不能容汤斌一尘不染？第二、倘或开口索贿，汤斌如何应付？ 
　　“我报答大人者，即是提醒大人这两句话。”郭琇说道：“大人不曾体会得贪读之心，不知此辈的险恶；江苏膏腴之地，为此辈的利薮，岂肯容大人在此做清官？如果所欲不遂，一定设法排挤大人去位。圣主在上，固然不错，但耳目毕竟有限，难免不受蒙蔽。这一层，大人可曾想过？” 
　　汤斌静静听完，久久不答；踌躇又踌躇，才慢吞吞地答道：“蒙老兄如此厚爱，论理料事又是如此透彻，我就跟老兄实说了吧，最近有人来跟我说，我奏报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积欠的钱粮，改为分年带征；睢宁、沐阳、邳州、泰州，以及西淮、扬州、徐州等地水灾，豁免前两年的欠赋，减了本年的新课，都靠明相国的力量，江苏百姓，宜有报答，他们要我四十万。” 
　　“如何！”郭琇拍着大腿，“大人如何答复？” 
　　“我能答复他什么？唯有置之不理。” 
　　“这绝不是办法。”郭琇说道：“我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你说！” 
　　“我与在籍绅士也曾谈过，几乎异口同声，不愿大人为难。”郭琇很谨慎地说，“大人如果不便出面，尽可不闻不问。” 
　　这话说得语气暧昧，汤斌一时不解，细想一想有些明白了；他当然知道老百姓的爱戴，巴不得他长生不老，一辈子当江苏巡抚，所谓“不愿大人为难”自是意指朝中有人索贿，由地方来应付；这应付无非是凑成一笔巨数，填京朝大官的贪壑。这话如果明说，知道他绝不能同意，郭琇所说的“尽可不闻不问”，正就是此意。 
　　想是想明白了，总有些令人不信。前明好官获罪要钱来折赎，部民醵金相援，如他老师孙奇逢救左光斗的故事，已经难能可贵；地方百姓凑钱来替长官行贿，那可以说是千古创闻，而况数目又如是之巨！ 
　　这样想着，觉得表示态度，亦属多余，便即笑道：“老兄一月之前方自洗堂庑，如何又管此闲事！” 
　　这一说，郭琇就无法再往下谈了，但心迹不能不表明，“大人，”他说，“若非与大人有关，我何苦管闲事？” 
　　“盛情可感！”汤斌说道：“但望与我一样坚持，就是爱我了。” 
　　“谨遵台命！” 
　　郭琇果然言而有信，等吴江的绅士，得到风声，与苏州方面联络，有了成议，来见郭琇，请他代为禀达巡抚时，郭琇婉言拒绝，与朝中贪官，绝不妥协。 
　　郭琇那里碰了钉子，苏州知县刘滋才那里亦碰了钉子，大家还不死心，居乡的绅士以曾任大学士的宋德宜为首，聚会商议，决定请藩司章钦文出面，七府一州共凑四十万银子交给他转送余国柱。 
　　兹事体大，章钦文不敢擅自作主，特地去见汤斌，用江苏绅民，只为求得汤斌无事，可以为民造福，所以送这笔钱是为自己打算，与汤斌无干之类的话，希望打动他。哪知汤斌一点水都泼不进去。 
　　“此事有三不可，蠲赋出于天恩，如今变成江苏百姓不得实惠，似乎皇上口惠而实不至，一不可。我生平自矢，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现在等于买官来做，良心何安？二不可。现在他要四十万，给了他了，将来要四百万，又将如何？三不可。因此，不但我不能理他，你们亦不能理他，否则造成陋规，害苦了百姓，我必指名严参。” 
　　这一来，没有一个人敢再管这件事。余国柱派来的人的失望，自然可想而知。 
　　三年大计，汤斌认为该当举荐的，除了郭琇、刘滋才以外，还有松江知府鲁超、上海知县史彩、通州知州边声扬、高淳知县张象翀、六合知县洪炜，但或者钱粮催科，尚有未清，或者因为盗案未破，不符部文规定，结果只能举荐一个松江府儒学教授陆在新。他是苏州人，举人出身。府、道、按、布各长官，都有优异的考语；汤斌亲考，列举事实，共有四条，除了勤于训诂，每月在明伦堂集合生徒讲学课艺，寒暑不更以外，还有三项卓异的行谊。 
　　陆在新也是讲理学的，但绝不是腐儒，除了淡泊自甘，敦品励行以外，又留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世务，农田水利，如何应兴应革，都能讲出一篇很深刻的道理来。至于约束松江府的秀才，最使得地方官感激的，就是不准秀才出入衙门、干预公事——江苏的劣绅最多，相沿成习，最喜欢干预公事；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言语冲撞，亦不能打他的屁股，利用这些优于一般老百姓的地位，包揽讼事，关说人情，包缴漕粮，生财之道多得很，地方官当然头痛，如今有陆在新管着，可以省了许多麻烦。 
　　陆在新为人极其热心，口才又好，所以经常接受府、县的邀请，城里城外，讲解上谕，宣扬政令，对地方立推行政务的帮助极大。在义学讲书，每日有课，极其辛苦，照例是有贽可收的，而陆在新一概不受。所以汤斌在叙明事实以后，下了这样的考语： 
　　此一官者，为学力追先贤，司教克端士习，更能阐明孝经小学之旨，使共识明伦敦本之修，有许风化，不愧儒林，所当特举，以备拔抉擢。 
　　以江苏地方之大，好官之多，三年计典，唯一能登荐牍的，只有陆在新一个人；而又是出于汤斌的保举，所以皇帝格外重视，特旨召见，亲加考间，果然是品学俱优的人才，御赐蟒袍，放到江西文风最盛的庐陵去当卸县，颇有政绩。 
　　汤斌在江苏没有一天不想到的一件大事，就是各地的灾情；这年——康熙二十四年，淮安、扬州、徐州府所属二十多州县，自五月到八月中，飘风露雨，接踵而至；此处古称天下的泽国，黄河、淮河、洪泽湖、高邮湖一齐涨大水，同时山洪暴发，水连天，天连水，一片汪洋，百姓几乎无路可逃。伤心惨目，汤斌还是第一次看到，站在城头上淌着眼泪，竟像傻了似地。 
　　回到驻节的一条小渔船上，汤斌吩咐连夜回苏州。天黑灯昏，风骤雨急，秋天竟如严冬，汤斌冻得瑟瑟发抖，风湿病大作，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船家看不过，说找个避风的地方油一夜，明天一早再走，汤斌不肯，非要加紧赶回苏州不可。 
　　一回巡抚衙门，连湿衣服都顾不得换，立即找了藩司章钦文、按察使丁永誉、苏松督粮道来商议放赈。 
　　“如今第一大事是办米。今年湖广、江西大熟，米价甚低，我们派人买米来办平粜。”他问章钦文：“你看哪里有公款可以动用？” 
　　“公款是有，但未经奏准，不能动用。” 
　　“转眼严冬，等奏准了再去采办，米运到已经是明年的事，灾民早已不能活命。”汤斌又说：“反正办平粜是本钱可以收回的；到时候归垫，有何不可？这件事，我完全负责，将来上头有处分，我一个人承担。” 
　　“为救百姓，没有让大人一个人担处分的道理。”章钦文说，“我拨五万银子出来，请大人指派采办人员。” 
　　“你们公举！肯实心办事，清廉能干的才合格。” 
　　即席推定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经政、苏州府海防同知刘三杰，委任为采办委员；米款亦议定在前任巡抚疏浚茆河，特开捐例，溢收的款项内，动支五万两，随后平粜归垫。 
　　于是连夜办公文，下委札、扫点起程；汤斌派了一名戈什哈通藩司，说李、刘三人动身以前，他要找他们谈一次话。李经政、刘三杰便约齐了一起去禀见。 
　　“你们是司道公举的，操守才干，我都相信得过。”汤斌问道：“你们是一起采办，还是一个到湖广，一个到江西？” 
　　“卑职两个已经商量过了，两个人一起办事，一则，遇事有个商量；再则彼此监督，务必仰体大人嘉惠灾黎的仁心，每一文钱的米。都到得了灾民嘴里。” 
　　“有此存心，我听了很高兴。不过灾情紧急，你们要多多辛苦。还有，买米怎么买法，你们想过没有？” 
　　李经政和刘三杰相顾愕然，拿钱买米，还有个买法，怎么买？李经政想了想答道：“湖广、江西两省的公文，已经办好了。到了那里自然是先投文，请两省帮忙，召集米商议价。” 
　　“不是，不是！”汤斌摇着手说：“这一来就慢了。饱汉不知饿汉饥，讨价还价，大费工夫；说不定还有不法恶吏，从中操纵把持。所以投文可以，不必期望那两省帮忙。” 
　　听这一说，果然有些道理；看来买米确是有个买法，刘三杰便看一看李经政，老实说道：“我看请汤大人指示吧！” 
　　“对！”李经政对汤斌说：“请大人示下。” 
　　汤斌点点头，屈着手指，从容说道：“第一，你们一到先打听市价；第二，打听好了，找米商自己打交道，能便宜就便宜，不能便宜照市价买；第三，随买随运；第四，买到一半不要买了，你们等在那里听消息。” 
　　“是！” 
　　“还有件事，学程、朱讲究不欺的人，不肯做的；只是阳明之学，讲究推求本心，本心可质天日，做也不妨户 
　　无端发这么一段议论，所为何来？李、刘二人只好顺着长官的语气，同声称是。 
　　“你们到那里要说一半真话。说一半假话。真话是说淮扬灾情之重，百姓之惨；假话是说此地米贵如珠，一斗一金。”汤斌问道：“你们懂我的用意不懂！” 
　　说破了怎么不懂？假报行情、迹近欺人无怪乎说学程朱的人不肯做！ 
　　因为其中别有妙用，李经政和刘三杰改变了计划，一个到江西，一个到湖北，一面买米，一面照汤斌的指示说“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这一半假话，打动了米商的心，一两银子一斗米，那就何必在本地卖米？到灾区去卖！ 
　　于是运河、长江中风帆相望，触目尽是米商；到了淮扬，才知大上其当。有些米商不服气，扳高不售；无奈“货到地头死”，你不卖有人卖，米多得是。汤斌一看这情形，通知章钦文，转告李、刘二人，江苏的米甚多，价钱亦不贵，不必再在产地买米。 
　　接到章钦文的通知，李经政与刘三杰哈哈大笑，都觉得精明的商人，也会中了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的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也由此悟出了阳明之学的体与用，如果说汤斌所设的一计是诡道，则王阳明平宸濠，为了先声夺人，让叛逆惊疑迟徊，有所瞻顾起见，假造公文，说起兵多少万，分途围剿宸濠，岂非更不可取？ 
　　“持正体第一！”李经政这样对刘三杰说，“欲行诡道时，尽不妨行。只是诡道亦须无碍于善类。” 
　　“是啊！”刘三杰深深点头，“其实湖广、江西的米商，闻风而集，钱还是有得赚的，只不是求取暴利而已。” 
　　“灾民头上取暴利，于心何忍？汤大人亦绝不会客商人求取暴利；不过话又说回来，能用这样的手段，令人无从求取暴利，这才是为政的上乘功夫。” 
　　汤斌就是在这样实实在在，时时刻刻不忘记百姓的施政中，获得了属员的敬仰。平粜的米款，连运费只花了两万六千两银子，很快地归还了公库。当然，光是这些米是不够的；只是先动公款买米的奏疏一上，足以看出灾情紧急，皇帝特派一名侍郎专程到江苏勘查，灾情果然严重，特准动用凤阳、徐州、淮安三府公仓的余粮，及历年的积谷，普施赈济。秋冬水退，灾民重理田园，但河患始终存在，皇帝决心，加紧整顿黄河下游。 
　　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鸡！你以为苏州的鸡，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档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　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巍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　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　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巍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巍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第一首借韩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宠，倒还没有什么。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齐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为史家评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史传说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高士奇颇为相像；最贴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览》，是由一本名为“遍略”的书，剽窃而来，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约略相似，巧不可言。 
　　尽管有人说：以祖、高相提并论，对祖珽来说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齿于朱彝尊，据李光地告诉郭琇，高士奇曾经跟他说：“像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这样的人不能做翰林，还有什么人可做？朱彝尊还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听这话，大为生气，将一只手炉扔在地上，大声说道：“什么老成人！还说他老成？我断不饶他。” 
　　于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案子发生。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来与明珠落落寡合，一下子变得很接近。索额图与明珠是势不两立的政敌，看高士奇倒向对方，背叛自己，怒不可遏，派人把他找了来问话。 
　　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半身坐在竹榻上，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国已经发作，这一顿骂，声震屋瓦，厚及高士奇的父母妻子。而被骂的人不敢回嘴，唯有连连磕头。 
　　“有个姓曹的总兵，竟因此引疾而归—一。” 
　　“这——，”郭琇诧异，打断李光地的说话：“何故？” 
　　“曹总兵进京述职，正在拜访索相，适逢其会地目睹其事。他心里在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人，不如躲避，免得受他陷害，所以引疾而归。” 
　　“原来如此。”郭琇问道：“照此说来，高江村已成了明珠一党了？” 
　　“不然。”李光地答道，“高谈人已经自成一党，不过与明珠相互为呼应接引而已。” 
　　郭琇微吃一惊：“如此不学无术的小人，居然亦自成一党？” 
　　“不学有之，说他无术，”李光地摇着头说，“华野，你小觑了此人。” 
　　“喔，有党必有党羽，是些什么人？” 
　　“第一死党是王鸿绪——。” 
　　李光地把高士奇的一党，王鸿绪和他的胞兄、与汤斌同为博学弘词出身的王瑞龄，以及浙江“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叔侄等人的底细，和盘托出。郭琇都仔细记着，打算找机会先拿高士奇开刀。 
　　存了这个心思，郭琇便要多打听一下，“我还要请教，”他问，“高淡人是用什么法子敛财？” 
　　“这就要靠他那班党羽，四处招摇，将高淡人说得在皇上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哄吓诈骗，无所不至。”李光地停了一下，又问：“华野，‘平安钱’这个名目，你听见过没有？” 
　　“听见过，那不是明相定下的规矩吗？” 
　　“高淡人、徐健庵无不如此；都是巨门如市，馈遗不绝。此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官不能不割一块心头肉，买得‘平安’二字。” 
　　“照这样看起来，潜庵先生在江苏，只怕难保其位了！” 
　　“着！”李光地大点其头：“潜庵先生的文章道德，并时无两；只是结怨亦甚深，想来你总有所闻。” 
　　“不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银子，没有理他吗？” 
　　“这是其一，还多得很。最近苏州有人来，谈起一件新闻：潜庵先生做得极正当，然而又结怨了小人——。” 
　　李光地所谈的“新闻”，是关于明珠的一个家人的。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焜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焜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子喘大气，几乎昏厥。 
　　就因为这一番告变的汗马功劳，三年工夫他由员外升到侍郎；当然，这也由于明珠的提携。因此，这一次他奉派到江苏会同汤斌勘问民情回京；到宫门递折请安以后，随即先去见明珠。 
　　这天下极大的春雪，明珠正约僚友在后园玩赏，其中自然有余国柱。明珠跟萨穆哈会面谈话，少不得也有他在座。 
　　“‘豆腐汤’怎么说？”明珠问。 
　　“他说：应该疏溶海口。” 
　　“为什么呢？”明珠讶然，“靳紫坦的法子是一劳求逸之计，很不错啊！” 
　　“就因为屯田的缘故。”萨穆哈说：“凡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他都不赞成。这是老汤亲口跟我说的。” 
　　明珠和余国柱面面相觑，有片刻默然——明珠支持靳辅，并不是因为靳辅的计划，让他佩服；而是靳辅的计划，在他们大有油水可捞。 
　　首先是筑堤束水，动用的公款将达五百万，先拨一半亦须两百五十万，“部费”先扣两成，就有五十万。 
　　其次，河堤两旁涸出的土地放领，明珠准备派出专人去办，其中的“浮收”，大有可观。现在由于汤斌支持于成龙，大好构想，将成画饼。 
　　“你看，怎么办？” 
　　“自然不能说实话。”余国柱便教了萨穆哈一套话，让他面奏皇帝。 
　　“光是这样也不行，于振甲那里也得下一番工夫。” 
　　“这也容易。不必跟他商量，反正他就要回去；相爷就把他的工款多报些好了——这是对不出来的事。” 
　　明珠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的办法。 
　　“倒是‘豆腐汤’！有他在江苏，什么事都不能办。而且还得防其他省分学他的样！” 
　　这句话把明珠说动心了，光是汤斌不肯送红包，还不要紧；大家都学他的样，不卖京里的帐，那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他圣眷正隆，动他不了，又如之奈何？”明珠又说，“我找徐健庵来商量商量看，也许他有妙计，亦未可知。”、 
　　就这当儿，一肚子坏主意的余国柱，想到了“绝妙”的一着棋，兴奋得失去常度，乱摇着手，急促地说：“慢来，慢来，还不到用得着徐健庵的时候。” 
　　“怎么？”明珠一看他这神态，便猜到他心里，“你定有奇计？” 
　　“虽非奇计，至少也是上策。我看不如——。” 
　　他低档地与明珠耳语了一番，才说得两句，就听明珠抚掌称善：“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妙＃＃＃” 
　　于是两个人促膝密谈，直到算无遗策，方始罢手。第二天上朝，等皇帝御门听政已毕，单独召见明珠，面议最机密的国政时，他找个空隙说道：“皇太子今年十三岁，以前朝的成例，应出阁讲学，伏乞皇上将简高才硕德的醇儒，以为辅导，天下幸甚。” 
　　皇太子名叫允礻乃，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是仁孝皇后所出；生下允礻乃几个时辰，因难产而崩。皇帝伉俪情深，所以不久就将这嫡出的皇二子立为东宫，皇太子生得相貌英武，颖悟非凡，深得皇帝钟爱；此时听得明珠的陈奏，觉得确是宗社大计，不可轻忽，便连连点头，表示嘉许。 
　　“论学问，徐乾学自是好的，但品德不甚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徐乾学曾教过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书，明珠当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亦绝不能说他好，否则所谋就不成功，因而不置可否，直接拿另一个人来比较。 
　　“若论学问优良，品德醇美，徐乾学自然不及汤斌。” 
　　“你这是公论。”皇帝坠入明珠的谷中而不自知，“正跟我的意思一样。” 
　　“奴才忝窃相位，荐贤有职。皇上如以为汤斌可以，何不内召大用？” 
　　“嗯。”皇帝答道，“我想用他为礼部尚书，管理詹事府。你拟一道旨意来看。” 
　　“是！” 
　　“还有于成龙。”皇帝又说：“海口暂时停开，等看今年的水势再说。于成龙在安徽的政绩很不坏，我想升做直隶巡抚。” 
　　这一下，下河的治理，完全可以听信靳辅的主张，在明珠当然求之不得，便恭恭敬敬地答了句：“皇上圣明。” 
　　于是先后发布了两道上谕，擢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另外一道关于汤斌的是这么说： 
　　谕吏部：江苏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特授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这道上谕一发，徐乾学首先就觉得诧异，同时也觉得很不安。高士奇肚子里的货色，他不怕；看见李光地，已视为劲敌；于今再来一个汤斌，真正招架不住，相形见细了。 
　　因此，他去谒见明珠。恰好又有余国柱在座，三个人谈起这件事，明珠都推在皇帝身上，说是他自己挑中的，并没有什么人保荐。 
　　徐乾学也是有名的老奸巨猾，听明珠的口风，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汤斌能够调离江苏，他家子弟在昆山又可以遇事出头，恢复以前的势力，这自是一件好事；但调到京里来，于己大为不利，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教他失去圣眷；今后不妨从这上面着手，想他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心里把主意打定了，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说上许多汤斌真道学令人可敬的话；同时又隐隐讽刺了李光地一顿。就这样把话题阐扯了开去，一点痕迹都不露。 
　　上谕到苏州是三月二十，开头就说：“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简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接着便提出汤斌的名字——读到这里，心头一懔，立刻便觉得双肩沉重得无法负荷。 
　　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汤大人高升”，没有人不替他高兴；但不是高升为总督，而是到京里去当尚书，苏州人真个“如丧考妣”，又痛又急，双泪交流；整个苏州城像沸了的油锅，街谈巷议，都在谈汤斌调升的事。 
　　汤斌走了，哪里再有这样一位好官？刚刚过了两年好日子，若是调个像余国柱那样的人来，如何得了？当初金圣叹哭庙，说是抗逆朝廷；如今要把朝廷特简的好官，留在苏州，这总不犯法吧！于是乡绅们纷纷集会，商量如何“攀辕”？ 
　　“皇帝真正是好皇帝，只要晓得百姓舍不得汤大人，一定会俯顺民意，收回成命。就怕下情无从上达；能达到御前，时机也已经晚了。”第一个人说。 
　　“这是三吴百姓，祸福所关的大事。朝廷派来的官，刮地皮的，我们不能撵他，那是以下犯上；遇到好的，总也要让我们说句话。”第二个人说，“如今是非常之变，应有非常之举，才能感格天心，震动朝廷。” 
　　“这话说得不错。”第三个人附和，“留是一定留得住的，只怕我们决心不够。” 
　　“怎么样表示决心？”第四个人说，“汤大人在潼关、在江西，老百姓也是不放他，结果只好夜里溜掉。所以要表示决心，先要表示给汤大人看，让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江苏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放他走，也许他自己就会上折请求留任。” 
　　“这话对！”有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我们罢市！” 
　　“罢市？这——”老年持重的，不以为然，“这不太好吧！” 
　　“不是好不好，要问对不对？”那个小伙子又说，“只有这样子才留得住汤大人。在我，汤大人如果真的走了，我的生意也不想做了，罢市的意思在此。” 
　　这个道理说不通，但大家都觉得事出非常，应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罢市就罢市，为了汤斌，少做两天生意也无所谓。 
　　汤斌听得这消息，大为不安，特地邀约士绅到巡抚衙门劝导。无奈这不是三数乡绅可以改变得了大家的意志的；因而一方面舌敝唇焦，苦劝放行；一方面声泪俱下，苦苦挽留。 
　　除了静悄悄罢市三天以后，苏州百姓又聚集辕门，号哭挽留；同时在通衢要道，设下几匦，预备筹集路资，派人上京叩阍，要求汤斌留任。看看事态严重，汤斌不能不出告示了。 
　　含泪和墨，杨斌在无限激动中，写下这样一张告示： 
　　本都院抚吴三载，一饮一食，无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钱谷、簿书鞅掌，昼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窃，力实有限。 
　　今蒙圣恩优擢，辅导东宫，职任重大，本当闻命就道，因钦件部案，限满当结；稍稍料理，即星夜北上。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挽留数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 
　　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实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尔等士废读书、农废耒耜、商度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朝之后，或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 
　　念况圣主眷财赋重地，以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 
　　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亦欲使尔育姓知君臣大义，朝廷恩德；自今以后，领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忠信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安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斗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王之说复兴淫祠。早完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倦倦望于尔百姓者。 
　　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丸当往来于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又不忍遽然而去；但君命不敢留，辅导东宫之任，亦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无复纷纷扰乱可也！ 
　　最后两句话，情见乎词，几乎懊恼得不耐烦！于是有那比较理智的，认为这样坚留不放，有害汤斌。因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如果迁延不克，小则误了程限，有罚薪之类的处分；大则会引起朝廷的误会，以为汤斌有意恋栈，故意发动百姓，搞出这套花样。而且也有知道朝中妒忌汤斌的甚多；如果趁此机会，暗进谗言，那就真的“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因此，汤斌才得略略安心，昼夜赶办有期限的案件，将钱粮簿册，弄得清清楚楚，连同钦颁关防，王命旗牌，委派苏州府的同知，以及当初送关防来的那个抚标中军的武官李虎，专程送到总督王新命那里，接着束装起程。 
　　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浴。”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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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辅导太子



　　汤斌是闰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车子进了彰义门，照例先行到宫门请安，递上折子；然后回到预先派人租下的住宅—　极小极简陋，草草安顿，立即草拟奏折，准备举荐他在夏峰的同门，做过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的耿介，一起来担负辅导太子的重任。 
　　刚刚拿起笔，忽然有数骑快马到门，求见汤斌：是一名御前侍卫，传旨即召汤斌进宫。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时候提起，说是看见汤大人在宫门请安，”那御前侍卫说：“皇上急于想见，吩咐即刻宣召；已经赐了‘紫禁城骑马’，请汤大人马上就走吧！” 
　　于是汤斌又向北磕头谢了恩，匆匆出门；御前侍卫带了一匹御厩的好马来，骑上就走，进宫直到景运门前下马，引入乾清宫西暖阁，皇帝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行礼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话，他向汤斌这样致慰：“你在江苏，能够洁身自励，统率僚属，实心任事，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员，有才的不少；操守谨慎的，未能多见。你以前陛辞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平日不敢自欺’这句话你说过做到。我很高兴，所以特地拔擢你当礼部尚书，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汤斌答道，“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苏巡抚，奉职无状，时虞陨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尽心力，勉图报称。” 
　　“江苏的情形怎么样？” 
　　“苏州、松江两府，去年丰收；西淮、扬州水灾，蒙圣恩减免因赋，赈恤百姓，万民欢呼，感恩不止。不过徐州一带，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较严重。” 
　　“你一路来，所见到的情形呢？” 
　　于是汤斌据实奏陈，提到安徽凤阳、蒙城一带，饥民遍地，谋用无策；皇帝恻然不欢，连摇头。 
　　“江苏的风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辞时，蒙皇上面谕，苏州风俗奢侈浮华，饬臣到任后，当以移风易俗为先。圣驾南巡时，面谕臣民，敦本尚实，反璞还淳，万民百姓，无不感动。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诫，风俗已渐渐改观。”汤斌又说：“苏松一带的淫词，臣已分别拆毁，百姓亦无惊扰；但神棍兴风作浪，无时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态复萌，已特上奏疏，请旨颁谕，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请。” 
　　“这是对的，当然要准。”皇帝又问：“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以后，有司颇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 
　　“你那里有好官没有？” 
　　“有！”汤斌答道：“松江知府鲁超，才具甚优。” 
　　“祖进朝呢？” 
　　“祖进朝是很朴实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样？” 
　　“王新命对政务甚为熟练，与地方甚为安静。”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龙那样吗？” 
　　这是指老于成龙，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总督。老于成龙的操守，只有汤斌自己与陆陇其可比；王新命当然不及。汤斌无意伤害王新命，但亦绝不愿说假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踌躇，考虑措词。 
　　“似于成龙的廉洁，世间原不多见。亦难以于成龙的作为来律人。”汤斌很婉转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错了。” 
　　皇帝最通达人情，觉得汤斌这两句话，既未隐瞒真相，却又存着恕道，所以点点头，不再多问王新命的情形；问到已放为直隶巡抚的小于成龙。 
　　“如今的直抚于成龙，你看他如何？” 
　　“成龙曾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颇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担当，皇上用他做巡抚；天下无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这番陈奏，皇帝入耳相当高兴，“对了！”他嘉许地说，“你说的‘清而不刻’这句话很好，做清官原要发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声，做出许多矫揉造作的事来，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担当，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百姓之累。” 
　　“是！”汤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务必与民休息；告诫部属，亦总以不用事，安静为言。” 
　　“苏州的乡绅呢？”皇帝问道：“我往日常听说，吴中的乡绅，最喜欢多事，近来如何？” 
　　“近来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 
　　“宋德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尧峰山中养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谨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见乡绅以私事干渎。” 
　　“那也因为你刚正的缘故，如果你自己跟乡绅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来，他们就放不过你了。”皇帝又问：“有博学好古的人没有？”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狼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请本衙门长官或都察院代奏，钦天监是个小衙门，那里的长官，除了本身业务以外，没有资格上疏论国事，自然也没有资格为部属代奏，所以董汉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这在董汉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为语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饰词推托，这一次因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汉臣的意志亦很坚决，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狈为奸，而与明珠、余国柱亦通声气的王鸿绪，怕压置下来，有人参他一个“壅于上闻，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汉臣论时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两款与汤斌及明珠、余国柱有关。 
　　与汤斌有关的一款是“谕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汉臣认为汤斌作东宫师傅，教法未善，尚未尽心。 
　　与明珠、余国柱有关的一款是“慎简宰执”，那时的学士是两满三汉，满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汉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国柱。宋德宣已回苏州养病，遥领虚衔，所以实际上是两满两汉。 
　　这四个大学士，自然是明珠当首脑，余国柱为明珠的死党，听从指挥，不在话下；王照极会作官，看明珠势大，见机行事，依附无违，勒德洪无足轻重，因人成事。因此，内阁中可说只有明珠一个人当权。 
　　由于董汉臣的指责，相当实在，特别是余国柱刚刚入阁，所以“慎简宰执”这四个字，仿佛主要的是对他而发，格外感到刺心，同时也相当害怕，怕皇帝认真追究，是个不了之局。 
　　经过一番密议，明珠同意了余国柱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申辩，应该引罪自责，等这场风波过去，再来收拾董汉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们都疑心沥斌曾授意董汉臣发难。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备国服待罪。皇帝却要先弄清是非，将董汉臣的原奏发交廷议。 
　　六部九师都到了，明珠在内阁主持会议，王熙的态度很蛮横，“市儿妄语！”他说，“把他杀掉就完了。” 
　　正在这时，汤斌到了，余国柱表面上很尊重这位老同年的，赶紧起身迎接，同时将王熙的话，告诉了他。 
　　这是不怀好心，知道汤斌的性情，有意要让他跟王熙发生冲突。果然，汤斌大摇其头。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汉臣没有死罪，而且说实话，我亦愧对董汉臣。” 
　　汤斌的所谓“愧对董汉臣”，是承认董汉臣在“谕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责有理。在他是实话，在余国柱却认为是莫大的讽刺，越发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为明珠和余国柱所豢养指使的言官，上奏参劾董汉臣，说他“越职言事，妄希富贵”。又说：“汉臣不知书，必有代草其疏者。”这一枝暗箭，箭头自然是指向汤斌。 
　　余国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动的，根据言官的这一道奏疏，拟议由刑部逮捕董汉臣问罪。皇帝自己下诏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则更无人敢于奏谏；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吓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内阁重新拟议。 
　　“董汉臣应诏陈言，不应该有罪。”汤斌指着胸对余国柱说：“倘或治董汉臣的罪，如此中何？” 
　　这是问他良心何安？余国柱既惭且恨，而实在无可如何。只有在董汉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汉臣去说：“这一案很严重。如果有一天要对簿公堂，你只要把汤斌尚书牵出来，说是他的指使，就可以无罪了！” 
　　董汉臣是个硬汉，这样答道：“我哪里识得汤尚书？我的奏疏已写好了几年，三次请求代呈，都被拒绝。怎么好诬赖汤尚书。”他又说道：“如果上面要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认识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国柱的至亲，董汉臣是有意如此作答，来人无奈而去。过了几天，皇帝遣礼部官员讯问董汉臣，他果然这样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这表示抨击明珠，不致招祸。对明珠的权威来说，自是一大打击。 
　　一计不成，另生一计，这一次便有徐乾学参与了。 
　　事起于江苏要增设一处海关，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廷议时，徐乾学以江苏京官的身分，拜托汤斌说道。“今日之事，江苏数百生灵，悬于老公祖之手，总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能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苏来，一言九鼎。合郡生灵，敬以相托。” 
　　及至廷议，徐乾学闭口不言，太学生梁清标受了指使，便即说道：“汤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设之议。” 
　　汤斌为了百姓，也就说道：“海关与民争利，这样的事，岂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还好，不得其人，四处骚扰，害民无穷。” 
　　这段话由徐乾学传到皇帝那里，深为不悦，传旨命明珠去法问汤斌。余国柱却又附着他的耳朵说：“有人要害年兄，到内阁只这样说：得其人便无害。” 
　　到了内阁，明珠说道：“皇帝面谕：‘汤斌是道学，如何一件事两样说法’，他进京时，我拿海关的事问过他，他说无害。今日九卿会议，如何又说害民？命我传问。” 
　　看起来余国柱像是一番好意，但无论好还是歹，对汤斌都毫无影响，在九卿会议中他是怎么说，此刻在奉旨诘问时，依然是怎么说。 
　　“是了。”明珠一向有礼贤下士的名声，其实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剑；他视汤斌为最大的政敌，但见面时总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争议，脸上亦总是带着笑容。所以听汤斌照实陈述，奉旨交办事项已毕，随即殷勤问讯，而且带着他到设在内阁的办事的书斋，取出他的诗稿，向汤斌请教。 
　　“此调不弹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议论。”汤斌很谦虚地说。 
　　“我与汤公少亲近，曾听小儿说起，汤公不仅理学；词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是最佩服汤斌的人；在史馆的那些日子中，纳兰性德当御前侍卫，常常奉旨有事跟汤斌接触，虽然年龄相差甚多，学问路数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两人却极其投契。不幸纳兰性德青年早逝，现在明珠提了起来，汤斌不免伤感，欷觑不止，反倒是明珠劝他不必伤心。 
　　经此一番相叙，谁都以为明珠跟汤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帮汤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这回事。 
　　见了皇帝，明珠据实将汤斌的话回奏；皇帝对汤斌不满之意消失了。 
　　这一来自然要对徐乾学不满。皇帝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他也是念兹在兹不忘记老百姓的；但因库用也是大事，为了江苏的海关，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今徐乾学却造作谣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对之实，其心可诛！认为非加以训斥不可。 
　　“都是你们苏州的乡绅，自己要做买卖，恐怕添个海关，于己不利。你们上牟公家之利，下渔小民之利，巧取豪夺，我都知道。”皇帝沉着脸说：“你们赖汤斌说害民，汤斌何尝是这意思？他说：‘得其人便无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条计，凡此皇帝发怒责备，都在意中；徐乾学自然不会着慌，磕着头，从容答道：“汤斌如何赖得？，廷议时九卿俱在，众耳共闻，皇帝如以为巨言不实，可问梁清标。如果这话是臣捏造，诬赖汤斌，他在苏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抚关防，难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示？” 
　　“是汤斌在苏州卸任出的，安慰百姓的告示。” 
　　“告示在哪里？” 
　　“臣家里就有。” 
　　“你怎么有此告示？” 
　　“是苏州有人特意寄来，嘱臣上呈，臣守皇上凡事安静的训谕，不敢多事。今蒙皇上垂询，不得不据实奏闻。” 
　　皇帝点点头：“明天你将告示带来。” 
　　这是反激的手法，一悬一宕，才逼出告示的话来；不然不能无缘无故献呈告示进谗。到了第二天，徐乾学将告示带进宫去，皇帝一看“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这两句话，果然大为不快。 
　　当然，徐乾学也还有一番歪曲的话。 
　　徐乾学当然先要颂圣，说皇帝屡次蠲免钱粮，又拨巨款兴修水利，无一不是皇恩浩荡的爱民仁政，而汤斌居然说他自己“爱民有心”，即是表示皇帝不爱民；而“救民无术”这句话，更为悖谬，仿佛当今天下有多少害民的苛政似的。 
　　这番话把皇帝说动了心，由此对汤斌起了误会，“原来他是假道学！”皇帝口不择言了。 
　　“汤斌的道学，是天下都知道的，只是欺世盗名，唯圣明在上能洞烛其底蕴。”徐乾学这样恭维着。 
　　“哼！”皇帝冷笑，“古人善者归君，过则归己，才是臣道；如今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汤斌名心太盛，似乎太过。” 
　　由于徐乾学的一再煽惑，皇帝便命詹事府满洲缺分的正詹尹泰，传旨汤斌洁问。 
　　“你去问汤斌，”皇帝说：“他是大臣，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我依部议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执，我未必就把他问罪。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为何不当面说？居然把责任推在我头上，他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是不是说我不爱民呢？” 
　　尹泰奉旨转问，汤斌自然只有惶恐谢罪。过了些日子，汤斌见皇帝奏事既毕，汤斌打算有所申辩，余国柱提醒他说：“皇上责问，应当磕头，为何要辩？” 
　　这话看来像是出于好意的卫护，其实是不叫他说话。汤斌一向在口才上吃亏，当时讷讷然无法出口，只有连声答道：“臣不敢！臣不敢！” 
　　由于种种拂过，汤斌的健康，便大受影响—一他平日自奉过于节俭，营养不足，所以身体一坏，衰象毕陈，对辅导东宫之任，便有力不从心之苦。 
　　为此，汤斌再次荐耿介自代。皇帝准奏，特召耿介到京，授职小詹事；由于汤斌的牵引保荐的奏疏中，说他“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所以皇帝亦甚看重耿介，召见以后，并且面谕：“你写一幅字来我看。” 
　　这不是要看耿介的书法，是要看他为学的心得，耿介写了一幅正楷，自己所撰的辞句是： 
　　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 
　　这四十三个字，阐明孝出于仁，表里相通的道理，简明扼要，皇帝颇为欣赏，特书“存诚”二大字赐耿介，作为心许的表示。 
　　但是，皇帝心许，太子却不“欣赏”这位师傅。耿介上了年纪，步履蹒跚，言语亦不甚利落；而且乡居太久，形质仪容，朴实简陋，年纪正轻，活泼好动的太子，自然觉得不对劲。当时朝中大小官员，也看不起这位乡下土老儿的师傅，往往就在他背后讪笑戏侮，以致耿介大为不安，颇有悔此一行之感。 
　　对汤斌怀着成见的人，攻击耿介，自是不在话下，但比较公正的旁观之论，亦都觉得汤斌保荐耿介，颇欠考虑。最明白的一点是，汤斌在荐疏中说耿介“年逾六旬，精力尚健”，即非事实。 
　　卅二年不见，耿介已大非昔比，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步履瞒珊，老态龙钟，即令寸心湛然，学问深厚，见解因年龄的增长而愈见超卓，但可以为一般士子的师长，却不宜负辅导十四岁的皇太子的重任；因为皇太子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宜乎有个精力充沛，行动轻捷，言语便络，能够庄谐并作，因势利导来启发少年心性，如郭琇那样的人，才是适当的人选。 
　　耿介当然也有自知之明，曾经具呈吏部，自陈衰老，不堪任使，请求代奏放回田里。无奈皇恩浩荡，授职于先，赐字于后，耿介只有勉强留了下来。这一留使得妒忌汤斌的人，有了攻击的口实；于是借海关一案发作，耿介也受了连累。 
　　当时攻击汤斌的“重头戏”，是在余国柱和徐乾学的指使之下，由左都御史王鸿绪担任“主角”。 
　　第一步是对付董汉臣，当他奉旨免罪不问以后，本已无事；王鸿绪却又另辟蹊径，重起炉灶，就整个钦天监的低级官吏立言： 
　　钦天监灵台郎、博士官等，无知蒙昧者多，皆由其始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竿。授官之后，又不专心学习，勉尽职掌，惟行险侥幸，希图迁擢，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 
　　这话说得不算错，礼部详议，认为可行，复奏核可，便举行了一次考试，结果有十五个人以“词理舛误”被革了职；不用说，其中当然包含了董汉臣。 
　　到了汤斌因为“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八个字为皇帝不满之后，余国柱认为汤斌的圣眷已衰，正是攻倒他的时候，所以发动王鸿绪倾全力展开攻击，由都察院满缺左都御史绦丹和他本人联名领衔，另外加上副都史徐元珙和郑重，合词上疏，说汤斌“务名鲜实”；又说他在巡抚任内，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这些都是针对皇帝的心理所进的谗言，相当有力；但攻击得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就弄巧成绌了。 
　　其中有一句话是：“至擢巡抚，涓氵矣莫报”使得皇帝大为不满。他特地召见大学士明珠等人，神色严重地说：“汤斌擢用巡抚，是我重视其人的品德。汤斌在巡抚任内，纵有务名之心，但是政绩昭昭在人耳目，何可因为海关一事，便抹煞了他以前的好处。果真其人不足当巡抚之任，那么，我以前用他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奏谏？” 
　　这番质问，使得明珠等人，哑口无言，唯有免冠碰头。不过，“惭对董汉臣”这句话，皇帝亦认为费解，便降旨令汤斌“明白回奏”。 
　　这是汤斌出于良心的“失言”，既然奉旨质问，便只有引罪；拖病草奏，深夜不眠，这篇奏疏很长，自陈昔年与耿介“同为词臣，其刻苦自励，杜绝交游，心窃重之，故冒昧荐举，但自顺治十二年，外转后迄今三十二年，竟未谋面。” 
　　已三十二年未见的人居然保荐，汤斌自道，“臣罪何辞？”及至跟耿介见了面，“惊其衰老”，更为惶恐。提到董汉臣，他是这样措词： 
　　御史陶式玉，循其越职言事，奉旨下问，臣亦就疏论疏，以方今求言之时，越职罪似可宽。殊不思汉臣疏内各款，皆抄录旧文，语多浮泛；惟是皇上谕教皇太子，何等精详？以臣何咎，辄敢妄议，臣不能请旨严究真倩，使狂妄小臣，幸辶官国宪，臣罪何辞？ 
　　这样说法，是违反汤斌本意的，但因董汉臣的原疏中，隐然有指皇帝纵容太子失教之意，而储位关乎国本，如以为董汉臣所指不错，则必将兴起大狱，这正是明珠、余国柱等人所希望的。汤斌自觉一身无所惜，但动摇国本，危及朝局的事，是他绝不肯做的，同时董汉臣亦将不保首级，所以不能不这样痛斥“小臣”，来解消一重绝大的隐忧。 
　　复奏疏的结论是，“自谓言动轻率，衍过多端”，惟有“席藁待罪，请听皇上处分”。 
　　这个奏疏一上，皇帝尚无处置，却以耿介上了个奏折，“引疾乞休”以致节外生枝，为詹事对正詹尹泰的弹劾，说他“侥幸求去，实无痼疾”，当时也劾指汤斌所荐非人。这样复杂的情势，更以第三者的介人，益发搞得严重。 
　　这个人名叫达哈塔，原是汉人，姓佟，入旗的汉人，照例在汉姓之下加“佳”氏，所以姓佟佳氏，他是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籍，以翻译进士出点，当到吏部尚书，亦为东宫辅保之一，一则为汤斌、耿介不平，再则亦不愿卷人漩涡，所以上疏说道：“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 
　　这一下皇帝大为困扰，但亦愿采取独断独行的办法，只有将有关此事的奏疏，一并交吏部议复，复奏是汤斌、耿介、达哈塔俱应“革职”。 
　　“耿介是东宫师傅，来了不多日子，革职回乡，这变得对不起人了！”皇帝深体人情，这样对吏部尚书李之芳说：“革职改为免职。他本是道员，以原品休致好了。” 
　　李之芳原是承受明珠的指使，本无意与耿介为难，自然连声称是。 
　　“汤斌与达哈塔，改为降五级留任。”皇帝又说，“汤斌原有些错，眼前略示薄惩，将来我自有恩典。” 
　　虽然皇帝相当宽大，但明珠、余国柱、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却是大失所望，认为这样一个“大题目”都扳不倒汤斌，将来怕更难措手。需要再接再厉，再找一个题目，非把汤斌治倒了不可。 
　　这个消息传到汤斌耳中，他不免叹息，汤夫人也知道这些情形，看他力疾从公，身体愈来愈坏，忍不住在侍奉汤斌的时候，要劝一劝他。 
　　“你的做官，办公事，我从来不敢干预，如今必得要说了。”汤夫人问他：“你做官做得这么苦，到底为了什么？”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你也应该懂啊？” 
　　“我懂，”汤夫人说，“不过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是升平盛世，又不是刘皇叔在白帝城驾崩，诸葛武侯独力撑持，扶保幼主的情形可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两句话用不着。” 
　　汤斌不作声，但口中无语，心头有感，而且感触不止一端，但他的性情是从来不知天下有所谓“苦”之一字的人；也不是有意求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在苏州的时候，春天他每天采巡抚衙门后园野生的荠菜佐餐；他的长子汤溥实在于心不忍，便劝他说：“爹爹，何必如此自苦？” 
　　起先他戚然不答，说得次数多了，他才吐露他的本心：“你们祖母未殉难之前，每天所食，粗粝不堪，今天我幸而略有成就，但子欲养而亲不待，终天之恨，无由弥补，如果稍涉奢逸，我就不能安心。这些野生的荠菜之类，都是你祖母在流寇猖狂的那两年常吃的东西，我无可一日或 
　　然而生母虽死，继母犹存，轩大夫人虽比他大不了几岁，毕竟名分是母亲，他想到复起服官，外则封疆，内则八卿，亦可说是位极人臣，轩太夫人应该是丫头老妈子一大堆跟在左右。然而从无一日的迎养，抚心自问，深为不安，如今又接得家书，说轩太夫人体弱多病，去日无多，应该及时告退回乡，稍稍承欢，才是为人子的道理。想到这里，端然动了归思。 
　　汤夫人也赞成他辞官，颐养轩太夫人还在其次，汤斌本人的病就很多，必须有个较为清静的环境来调养。因此汤斌在她的极力劝说之下，亲自动笔，上奏陈情；这个奏折的事由是：“圣息高厚未报，微臣积病日深，谨披沥吁陈，祈赐解任回籍，以免旷职”；以下分作五段，第一段叙恩遇： 
　　教里草茅愚陋，谬荷圣恩，起自田间。优擢侍役，三年谋幄，五月纶扉，星豉频屑，涓氵矣莫报。三吴繁剧之地，尤非薄窃所堪，桔据不遑业胜叠见，岂期未承严谴，复邀旷典，入侍青宫，宠遇之隆，无以加矣！ 
　　第二段叙病况： 
　　来巨草木寸质，年逾六旬，精力衰惫，心血久枯，自六月内，胃部作痛，过服克伐之剂，元气益复虚损，饮食呕吐，怔忡健忘，神思恍惚，头目眩晕，因惩至上心切，犹强事药饵，力疾趋朝，冀追省德愆，薄收复效，不意于八月初七等日，呕血数次，病遂增剧，痰火上升，虚烦喘急，闻人声则惊惧，感微风则战惧，辗转床褥，形体仅存。 
　　皇帝看到这里，恻然心伤，略停一停再看下去，下面是叙他母亲的病状： 
　　臣继母素禀怯弱，夏月得家书，忽感半身不遂之症，臣方寸已乱；八月初十日复接家信，言臣母病至委顿，四肢拘挛，转侧须人，昼夜涕泣，思臣一见面，臣闻之肝肠迸裂，呕血几绝。按京臣省亲，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请假，惟是巨病势危，万万不堪供职，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赐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见，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长逝，亦无所恨。 
　　于是，皇帝朱笔亲写一道慰留的手谕，命侍读学士德格勒去颁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汉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视甚高，平时最喜欢放言高论，批评别人的学问文章，但对汤斌是相当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这样一个差使。 
　　等到摆设香案，跪听宣谕以后，汤斌的心情相当复杂，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继母的病况，颇为严重，考虑再三，还是要上奏辞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着笔，皇帝倒先传旨召见了，“汤斌，”他说：“我知道你纯孝，视继母如生母，不过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个两全之计，我赐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继母，接了来奉养，不就行了吗？” 
　　皇帝是想得很好，无奈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轩太夫人病势很重，长途跋涉，极其劳累；加以汤斌又绝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办供应，瘦驴破车，鸡声茅店，从河南一路颠簸到京师，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轩太夫人足迹不出里门，也未见得能服京师的水土，所以汤斌坚辞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来。”他磕着头说：“皇上不舍臣远离阙下，臣请解职回乡，省母以后，仍旧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暂领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实在不能放你。暂且过几天再说吧！” 
　　这一过过了十天，不见皇帝提起，在汤斌焦急无计；在余国柱等人，却当他是恋栈，看皇帝不准他辞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个极恶毒的谣言。 
　　这个谣言是说，皇帝对汤斌异常不满，因为他不识抬举，要拿他纳入旗籍，汉人入旗，变为满军；归一旗的都统管辖，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动失去自由，从此怕回不得家乡了。所以一时关心汤斌的人，无不大为着急。正好汤斌上朝，因为病体衰弱，由人扶着上轿，见到的人，以为汤斌是被强制执行，奔走相告，说“汤尚书入旗了！”于是有人为他掉眼泪，有人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会商议，决心去击“圣闻鼓”鸣冤。后来得到消息，说是属于误传，实际上并无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汤斌经此刺激，病体越发不支，但在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隐忍，抱病入宫；皇太子一看汤斌的脸，大惊失色，“师傅！”他说：“你病得这个样子！” 
　　皇太子很敬重汤斌，当天就去见皇帝，将他的情形详细奏陈。皇帝考虑之下，认为汤斌不宜再担任辅导东宫的重任务，因而一面遣御医为他诊治；一面将他调为工部尚书。 
　　就在这一天，内阁奉旨议事，汤斌因为东宫进讲的缘故，自然不能参加，只是忘掉声明；这一下，左都御史王鸿绪便又算抓住他的短处了，指使御史，上奏弹劾。 
　　弹章一上，照例交议，余国柱等人所拟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降二级实在是降七级，因为汤斌原有降五级调用的处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时奉准调用，当然连同前案，一并计算，立刻可以降为从四品的官员。 
　　这是恶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撵走汤斌，吏部尚书陈廷敬，心怀不平，要为汤斌说话，“最近刚有同样的案子，失朝不过罚俸半年，”他说：“何以独对汤斌尚书不公？” 
　　余国柱等人不听，照原议复奏，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把汤斌打下去了。 
　　再也没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着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汤斌，明珠和他的走狗们害怕了，相顾失色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担心皇帝不是偏爱汤斌，是对他们的警告，言不听，计不从，祸将不远；同时也担心汤斌会因此报复。 
　　确有人劝过汤斌报复。在他病中，来探望的络绎不绝，有人劝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说几句好话；或者托人出来，居间调解，汤斌当然不肯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养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劝他采取强硬的报复行动，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辈小人，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们不晓得利害。”他说，“此辈的阴私劣迹，都在老前辈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脑儿抖露出来？倒看看谁忠谁奸，谁善谁恶？” 
　　“不！”汤斌不便说自己不愿多事，用轩太夫人来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这样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伤人；而明珠、余国柱骑虎难下，准备找一个极严重的事由，如谋反大逆之类，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置汤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国子监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汤斌的理学是“伪学”，也就是指汤斌为伪道学。这个昧良心的奏折，为翁叔元带来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为他带来了一场传遍京师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汤斌的人，亦无从为他声援，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汤斌的理学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实践，昭昭在人耳目，岂容污蔑？而且政治的争斗，牵涉及于学术，竟至诬指其为“伪学”，无论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为士论所不齿，其中最不平的两个人，除了口诛以外，还展开了笔伐。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皇帝亦久闻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为保荐误时，未能参加“博学弘词”荣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当叶方蔼任明史总裁时，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禄；并特许他参加会试，他在京师是个大名士，会试的考官，都以收录这个门生为荣，照常理说，进士及第应如探囊取物；谁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闱都喝得醺醺大醉，试卷违误了规定的格式，致考官爱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没喝醉，写作俱佳，格式也对，缴卷时，受卷官随手翻一翻，指出一处问道：“这两句话，有出典吗？” 
　　“那两句话出于李商隐的诗，”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问一句：“你没有读过李义山的诗？” 
　　受卷官大怒，但亦无可如何，只有暗箭伤人，把他这本卷子摆在一边，不发誊录，考官根本看不见他的文章，自然无从取录。 
　　以后他又为明珠慕名延聘为西席，纳兰性德对他的文采，倾倒备至，殷殷向学，师弟俩极为相得，但终于为了一句话，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个宠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严嵩的宠仆严年，为无耻士大夫尊称为“萼山先生”那样，安三亦在衣冠缙绅之列，奔走其门的，不知其数，而此人附庸风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词色，增添声价。 
　　于是纳兰性德有一天对姜西溟说：“家父素来敬重先生，却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进言，现在有一个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颜色，则无事不谐。我亦知道这话对先生说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是——，”纳兰性德很吃力地说：“是安三！” 
　　姜西溟将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我原以为你是纳兰家的佳子弟，不料无耻如此！”说完夺门就走。 
　　纳兰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时鲁莽，说了不该说的话；见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紧上前牵住姜西溟的衣服，哀声请罪：“先生，先生！我错了，千万宽恕我这一回！” 
　　姜西溟掉头不顾。事后，纳兰性德千方百计想挽回其事，而毕竟不能如愿。但纳兰性德对他，始终敬礼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归，纳兰性德做了三首词送他；第一首是自创格调的所谓“自度曲”，题名《潇湘钟》，在倦倦之情中，隐隐有请罪之意： 
　　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际萧条，无端又听渭城风笛；咫尺层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忆。依依白露丹枫，渐行渐远，天涯南北。凄寂！黔娄当日事，总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驴，西风残照倦游踪迹。号载江南犹落拓，叹一人知己终难觅。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师，纳兰性德已经以三十一岁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样，“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来是朋友，此时卑视其人，写了一封长信，痛加讥责，当然，从此也绝交了。 
　　在翁叔元，这还不算难堪；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何焯，当面投递了一封“破门”——断绝师弟关系的书信。 
　　何焯是苏州人，寒素家风，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种子；他年轻时曾帮助书商访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遗留下来的孤本及旧家的抄本，经他细心校读过的很不少。只是腹笥虽宽，性情偏狭，喜欢诋毁前辈；因此落拓京华，颇不得意。 
　　当时京师文坛的主盟，算是徐乾学，以天子文学侍从之臣，权相府中的上宾，而财力又称雄厚，够资格去博礼贤下士的名声；何焯就是他门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当面讥斥他人的短处，毫不留余地，因而为人在徐乾学面前进谗，彼此失欢，何焯绝迹于徐家了。 
　　这时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颇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声势。何焯虽是布衣，声名盛于公卿之间，正是他想罗致的目标。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际，“长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个浅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弹劾汤斌“伪学”的消息一传，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写了极长的一封信，当面投向翁叔元，表示着有这样一位老师，从此“请削门生籍”。那封信写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间，传遍九城。 
　　何焯好低毁前辈，好轻薄快意，但对翁叔元的这个举动，没有人说他不对，因为学术是非，自有公论，而何焯此举，正为公论的表现；也因为他是苏州人，而汤斌对他的家乡有大思，崇功报德，应该打这个不平——桑梓为公为大，门生为私为小，为大我牺牲小我，不算忘恩负义。 
　　由于何焯此举，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间，声名大起，来拜访道贺致意的，络绎不绝；其中最兴奋的，是何焯的一个门生，也是苏州人，名叫陈景云，才十九岁，博闻强记，整部《通鉴》，能够背诵。汤斌在苏州时，曾经考试秀才，拔陈景云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为汤斌不平的举动，他无不拥护。 
　　十月间，皇帝谒陵——顺治皇帝的陵寝，在喜峰口以西，属于遵化州的凤台山，定名孝陵。谒陵事毕，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视近畿之地；指定直隶巡抚于成龙，在霸州接驾。 
　　皇帝巡幸各地，召见守土之官，照例先问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陆陇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职为灵寿知县。这是正定府中最难治的一县，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权利的冲突，异常尖锐，所以民风强悍，善斗轻生；陆陇其一到任，就接到许多命案的状子，坐堂一问，十九起于细故，甚至有为了一碗饭送掉一条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尽地力以增加农产，同时请求上官，少派差役，减轻百姓劳力的负担；革除赋税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一面反复劝导，和衷共济，化除好斗轻生的风气。这样在任四年，风俗一变；成为直隶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县。 
　　“臣去年亲访民间利病，陆陇其曾面陈六事，无一事不切中民生利弊。”于成龙说：“臣属下的州县官，论操守，论治绩，陆陇其可算第一。” 
　　“以前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也保荐过陆陇其，我因为他到任不久，若有作为，还不到收功的时候，所以不曾调动。如今照你所说，果然是个好官，何以不见你举荐？” 
　　“臣荐过的。” 
　　“荐过？”皇帝诧异，“凡是这些奏折，我没有一个轻轻放过的，为什么一点都记不起来？” 
　　“其中的缘故，臣略有所知。”于成龙看一看随传在侧的高士奇等人，略一迟疑，这样说道，“容臣另缮密折奏闻。” 
　　皇帝有所意会，于成龙的话不便让第三者听到，便吩咐左右待从，一概回避。 
　　“现在只有我们君臣二人，你有话尽管说；出你之口，人我之耳，不会有人知道。不过，”皇帝又说，“你未说之前，要作检点。” 
　　这是告诉于成龙不可作不实之言，“臣不敢妄语！”他说，“几所奏陈，皆有证据。臣举荐陆陇其的奏折，为大学士余国柱所搁置了。” 
　　皇帝大为骇异：“他敢？” 
　　“据臣所知，除却谋反，他什么都敢！” 
　　皇帝还是不大肯相信：“他竟敢搁置奏疏，壅于上闻？” 
　　“皇上不妨彻查。京内外臣工所上奏疏，通政司皆有纪录；跟内奏事处的档案一查对，真相自明。” 
　　皇帝点点头，愣了一会又问：“余国柱为什么要跟陆陇其过不去？” 
　　“因为陆陇其无从馈赠，他也从不与政府中人通问。在任四年，只进过一次京，公事一完就走，好些人想见他都见不到；魏象枢是他的荐主，他亦不曾去看他。” 
　　“这真是公而忘私了。”皇帝想了一下，又问到余国柱一向恭谨，虽然操守不甚好，倒想不到他这样子肆无忌惮，他何所恃而敢如此？ 
　　于成龙应声答道：“恃明珠的势。” 
　　“明珠！”皇帝被触及了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团，“明珠怎么样？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劣迹？” 
　　“这——，”于成龙答道：“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皇帝惊诧，“是说他的劣迹甚多？” 
　　“是！”于成龙说：“臣只说三个人，第一个是蔡毓荣，就是明珠所引荐庇护。” 
　　提起蔡毓荣，皇帝便生气。此人是正白旗汉军，康熙九年就当到四川湖广总督；吴三桂之乱，他奉旨率领绿营兵进剿，调任云贵总督；乱平处理善后事宜，对吴三桂的余党，不是徇情庇护，就是得贿纵放，而且还霸占了吴三桂的一个孙女儿作妾，此外更有妒功诬奏、纳贿行贿种种不法情事，为人检举，下刑部审问属实，定拟斩决的罪；皇帝虽免了他一死充军黑龙江，但对此一直痛心疾首，现在听于成龙提到，方始恍然，蔡毓荣敢于如此无法无天，原来是明珠的庇护。 
　　“第二个是靳辅。”于成龙说：“靳辅治河，虽与臣意见不合，论其操守，亦有可取；只是明珠支持靳辅，与如何治河无关，作用在侵分筑堤的巨额工费。” 
　　“啊！”皇帝矍然，“原来有此内幕！你再说，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是汤斌。”于成龙说，“皇上加恩江苏百姓，蠲减钱粮；明珠居然贪天之功，由余国柱派人向汤斌致意，说江苏蠲赋，多出于明相国的斡旋，江苏百姓宜有以酬报。索贿四十万两！” 
　　“四十万？” 
　　“是！”于成龙说：“臣不敢妄言，可问汤斌；或者垂询原任江苏吴江知县，行取为御史的郭琇。” 
　　“那么，汤斌怎么样呢？” 
　　“汤斌哪里来的钱给他们？为此，明珠和余国柱设计攻走汤斌，一则报复，二则便于向江苏榨索。” 
　　“这就不对了！”皇帝摇摇头：“汤斌内用是我的主意。” 
　　“明珠之奸诈，一直能够欺君罔上，正以此故。窥探旨意，加以利用，其奸不露。”于成龙膝行数步，神色悲愤地说：“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 
　　于成龙为皇帝解说明珠招权纳贿的“巧妙”，总括一句话，是贪天之功；利用他受到亲信，易于窥测皇帝的意旨，从而哄吓诈欺。皇帝预备重用某人，他必先一步去讲条件，说好能以巨金为寿，便可获得某一缺分；或者某人获罪，皇帝宽大为怀，明珠又会预先透露可能得到的处分，说不是他从中斡旋，必将有如何严重的罪名。于是当事人一则感恩，二则畏威，又必以巨金为寿。 
　　听见这一番话，皇帝有如梦方醒之感，同时也深深感到惭愧，自以为凡事虚心体察，不易受人蒙蔽，哪知受了蒙蔽，还在鼓中。 
　　就这片刻之间，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最后终于作了决定，但却不便宣布，“你的直言可嘉，”他只是奖励于成龙，“你先下去，我有东西给你。” 
　　皇帝赏赐于成龙一千两银子，一匹骏马。大家都以为那是酬庸他在直隶巡抚任内的政绩，却不是由于振聋发聩之功。 
　　御驾离开霸州，皇帝还想西行，到陆陇其做知县的灵寿那一带去看看；半路上接得急奏，说太皇太后政躬违和。皇帝孝顺祖母，接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五中如焚，星夜启跸回京；不入乾清宫，直接到太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以东的五楹新殿，在那里设榻住下，以便于朝夕侍疾。 
　　随侍在他左右的是高士奇。有一天晚上，皇帝跟他谈到明珠的种种劣迹，提出一个疑问：“我平日深慕唐太宗纳谏的雅量，大小臣工的奏谏，无不亲览，即有逆耳之言，亦从不加罪。那么，何以不见有人奏劾明珠？” 
　　高士奇是极机警的人，看出皇帝对明珠的印象，已经完全改变；事态严重，绝非几句好话所能替他掩饰的，那就得想办法洗刷自己，避得愈远愈好。 
　　于是他说：“皇上圣明，孰不畏死？” 
　　“喔，”皇帝动容了，“他敢压制言路？” 
　　“董汉臣即是现成的例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士奇说，“皇上居宽大之名，宰相有滥权之实。” 
　　皇帝绕室沉吟，很想即时下诏，夺明珠之职。但太皇太后正在卧疾，宜迓祥和，不宜于严谴，只好暂且搁下。 
　　十月初八，汤斌偕同工部满尚书阿兰泰，专程到通州张家湾去验看西南运到的棺木。 
　　宫中这时正在大兴土木，皇帝预备在紫禁城东北角的空地上，造一所宁寿宫，作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颐养天年之用；所用木料，特发内帑，交西南各省采办，由水路运进京城，木料是否符合规格？汤斌的身体已相当虚弱，部属和家人都劝他，有阿兰泰去看，也就够了；秋风多厉，何必跋涉？但汤斌因职责所在，坚持要去；于是与阿兰泰同车出京，直赴通州张家湾。 
　　来去一共三天，回到京，人就不对了；咳嗽非常厉害，而且气喘不止。 
　　这是汤斌多年的毛病，逢秋必发，虽然咳得比平时厉害些，但也不以为意，只不过在妻儿侍奉之下，卧床休息，连医生都不曾请。 
　　汤斌有四个儿子，本来都在睢州老家读书，一则侍奉祖母，再则在河南准备应乡试，这年七月间，老三汤沆先到京城省视；九月间听说汤斌身体不好，老大汤溥，特地由原籍赶来，正是他上疏辞官不许，而皇帝遣御医诊视，病势已减的时候。汤斌看到儿子，心里自然高兴，但仍是悬念着他的继母的病，对汤溥表示，想辞官而不能；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勉力奉公，只是堂上老亲，桑榆景迫，不能亲身奉养，心如刀割。 
　　为了安慰老父，汤博说了假话，说他祖母的病，已大见好转，所以才能安心到京师来省父。听得这话，汤斌欣慰无比，认为母子还有相见之日。 
　　但是，他们父子之间，虽在一起，却一直没有细谈的机会，因为汤斌病势稍减，立即销假视事，公事极忙，接着便是到通州勘验楠木。直到此刻，反因为卧疾不能看公事，父子三人，才得在病榻前闲话。 
　　虽是闲话，实在是讲立身处世的大道理，汤斌对两个儿子说：“孟子有言，乍见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合乎圣贤的大道。如果只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面看来是道学，其实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于人于己，皆无益处。” 
　　谁知道这几句话，竟成了汤斌最后的遗言。 
　　纵使抱病，汤斌仍不肯请假，还在打算着第二天一早要到内阁去会议。 
　　汤溥、汤汤，忧心忡忡，却又无法相劝；怀着心事，辗转不能安枕。到了四夏天，突然起床探视，只听喉头已经“上疾”了。 
　　“爹！爹！” 
　　兄弟俩连声急喊，汤斌还能答应，但也就是答得这一声，再也不能说话了。呼吸渐弱，很快地一瞑不视。 
　　合家抢天呼地般痛哭。汤溥是长子，不能不节哀料理后事。亲友故旧、部属，接到“报丧条”，纷纷赶来，只见汤斌面目安祥地躺在板上；上身穿一件旧得快破了的蓝绸丝棉祆，下身穿一条黑布裤。问起身后之事，汤溥哭着诉说：只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候，徐乾学送了二十两银子奠仪来。汤溥不知道他曾陷害汤斌——事实上，他在南书房向皇帝奏陈的话，外间亦绝少人知道；还都认为徐乾学古道可风，收了这笔“雪中送炭”的奠仪，汤家才能买棺成殓。 
　　汤斌已多年未穿新衣，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就是用御赐的缎子所缝制的一件朝服。人殓本可用明朝的衣冠，在这样的境况下，只好用这件清朝的衣服。 
　　大臣临终，照例应有“遗疏”；汤斌临终一句话都没有，但仍不能不说“口授臣男溥”奏陈，只是些感恩的话，没有谏劾，也没有建议。 
　　凡是敬仰汤斌的，都替他可惜，觉得他死非其时，死在正当他为小人谗害，皇帝不无因为与汤斌争名而对他怀着成见的时候；他是死得如此凄凉，身为大臣，几乎无以为殓，而皇帝完全不知道，因为明珠、余国柱等人自然要蒙蔽隐瞒，就是徐乾学、高士奇之流，亦绝不敢表彰汤斌的清廉，变成自暴其贪黩的短处，所以皇帝接到遗疏，只是嗟叹不欢，而恤典并不优厚。 
　　也许是有意的安排，皇帝遣派两名内阁学士，到汤斌灵前赐奠茶酒，其中之一是曾劾汤斌“伪学”的翁叔元。有人说，这是出于明珠和余国柱的建议，有意刻薄死者；这一层无从究诘，但汤斌虽死，明珠和余国柱余憾未释，却在内阁议恤典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清楚。 
　　内阁的复奏是，汤斌生前曾有降七级的处分未消，所以不应照尚书的成例赐恤。皇帝素来以宽厚出名，自然不会准奏，降了这样一道谕旨： 
　　汤斌为巡抚日，廉以自守，屡加升用。忽闻溘逝，深轸朕怀，着驰驿回籍，赐祭如葬故事。 
　　亏得有这样一道上谕，汤溥兄弟盘柩奉母回睢州，一切舟车轿马，都得由驿站和地方官供给。而汤斌泉下有知，应该感到安慰的是，遗爱在民，身后的哀荣，虽不由于庙堂，却还出于道路，灵柩所经，路人多下马拱立，叹息目送，所过州县，地方耆老，无不路祭。回到睢州时，士绅父老皆是白衣冠郊迎，孝衣如雪，哭声震天，自动来迎灵的有上万人之多。苏州百姓接到讣闻，聚哭于生祠之下；常州及其他州县，则纷纷在书院设立汤斌的神主，举行祭享。此外，在京里则颇有人去瞻仰汤斌的故居。板门竹篱，简陋异常，如不说破，谁也不相信，这就是做过天下第一要缺江苏巡抚，以及职掌大工，手下有无数名工良匠的工部尚书的住宅。 
　　作为一个大官而言，汤斌死得很寂寞；但是他的一死，又可说是死得其时。 
　　汤斌之死，对郭琇等刚直君子来说，是一大刺激；而对在慈宁宫侍疾的皇帝，却等于是尸谏，他慢慢明白了，汤斌是死在哪些人手里的？ 
　　因此，皇帝决定展开肃穆政风的大举措，而以查办湖广巡抚张氵并，奖励陕西道御史陈紫芝作为开端。 
　　陈紫芝字非园，他是浙江宁波人，为人峭直，嫉恶如仇。当时的湖广巡抚张氵并，是明珠的私人，自恃靠山甚硬，在任上大事搜括，地方上运盐、铸钱、码头交通等等有利可图的地方，无不想出名堂来舞弊；甚至汉口的商家，凡是立了招牌的，亦要分别大小，按数派钱。贪名传播远近，大家都畏惮明珠的势力，不敢说话，独有陈紫芝，上疏严劾，除了指陈张氵江的劣迹以外，同时认为“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 
　　于是皇帝派了三个他相信得过的人，到湖北去查办。一个是于成龙，一个是山西巡抚，满洲镶黄旗的马齐；另一个是副都御史开音布。 
　　同时皇帝面谕群臣，说张饼贪污，没有人肯揭发，唯有陈紫芝上疏弹劾，应该升官。于是升为大理寺少卿。不久，于成龙、马齐、开音布三人回京复奏，张氵并果有贪污的实迹。皇帝下令革职治罪，张济被判处了绞刑；保举张氵江的官员，亦都丢了官。 
　　这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也是一大警告；但明珠不理会警告，只对打击展开报复。事由陈紫芝而起，报复便报复在陈紫芝头上——忽然有一天，四十岁不到的陈紫芝，暴毙身亡。据说，他下朝在朝房遇见明珠，明珠殷勤接待，喝了一杯他的跟班送上来的“茶”，这就是他暴毙的原因。 
　　尽管明珠的势力，依旧炙手可热，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他是走下坡了。如果负担不重，还可以自我克制，放稳步伐，不至于倾跌；而明珠积恶累累，仿佛拖着一辆沉重的大车，一走下坡，身不由己，一定越下越快，转眼之间就会竭蹶殒身。 
　　于是最见机的人开始有了行动，第一个是徐乾学。 
　　徐乾学本以依附明珠起家，但从纳兰性德死后，师弟的关系中断，加以余国柱的排挤，跟明珠也就渐渐疏远了。同时，他由南书房翰林的文学侍从之臣，转为总司风宪的左都御史，亦颇思有所建树，在廷议时，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调和的意见，很快地被朝士分为南北两党。 
　　既有党派，便成敌对，徐乾学看出明珠已呈不稳之势，而皇帝整饬政风的决心，在查办张氵并奖励陈紫芝一事上，表现得相当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断然作了打倒明珠的决定。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时又成了长官与僚属，于公，他可以鼓励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纪纲的决心，提出纠弹；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说法，可以打动郭琇的心。 
　　这套说法是为汤斌报仇。汤斌受明珠和余国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对徐乾学的话，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学又以汤斌有思于他的家乡，跟郭琇对汤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场是相同的；这样，郭琇便丝毫不觉得徐乾学所怂恿他的话，不是为了替汤斌报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谈，徐乾学提供了许多关于明珠的内幕。有些话，跟李光地跟他所说的相同；有些则大相径庭，而比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学，不信李光地，因为李光地“卖友”这一重公案，真相渐渐揭露，使得郭琇对他的信心大失。 
　　关起门来，一个人悄悄写好了一道严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递；却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搁置了下来。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当清兵初入关时，世祖只有七岁，多尔衮大权在握，颇为跋扈。幸亏这位太后跟多尔衮是从小一起被养在宫内的青梅竹马之交，苦心调护，才使得多尔衮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岁，留下四个皇子。当时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辅政大臣”定议，以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嗣位，即是当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选择，是听从她的“教父”，来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 
　　这时满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统一；内有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专擅，八岁的皇帝，全亏祖母教养护持，得以先诛鳌拜，后平三藩。祖孙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既与寻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对这位祖母的孝顺，不但在古今皇帝当中找不出来，就是上《陈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间，亦应自愧不女口。 
　　当太皇太后病重时，皇帝亲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坛上祭，祝文中吁恳上苍，减自己的寿算，为祖母延寿；太常寺的礼官宣读祝文时，皇帝涕泗交流，臣下无不感动。但人事已尽，天心难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岁的太皇太后，终于薨在慈宁宫。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号无间”，想起来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丧的仪典，当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辫麻衣，在慈宁宫席地寝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宫内，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宫哭临；第四天起，改为每天两次，官民在家斋宿。宫内外各寺庙庵观，无分日夜，撞钟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乐。 
　　一般的政务，当然都搁置了下来。这样过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释服。照多少年来的传统，大丧是以日代月；二十七个月缩为二十七天，至此期满。同时嫡孙为祖母服丧，只是“齐衰杖期”，期为一年，亦非父母之丧的“斩衰三年”。而皇帝下诏，定为三年之丧；哀和过重，妨碍国政，群臣交谏，国子监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皇帝节哀顺礼。这才勉强把皇帝劝得脱御麻衣，换了素服；由慈宁宫回到乾清宫，不入正殿，在乾清宫东庑设榻暂住。 
　　释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门听政；政务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弹劾明珠的奏折递了上去。 
　　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国丧期间，”八音遏密”，不准演戏；同时也不宜举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叙，场面已经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刹海北岸，是京师有名的巨宅；这天车水马龙，冠盖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郭都老爷到！” 
　　当司间的持着名帖，高唱传报时，明珠一时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爷？”他问。 
　　“江南道郭都老爷。” 
　　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是郭琇吗？明珠始而不信，从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请郭琇一叙，郭琇始终拒绝，不想在这华堂春满，贺客盈门之际，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于是明珠连声道：“请”，降阶亲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见了主人，长揖不拜；却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递似地。 
　　明珠喜动颜色，“足下今日兴致不浅，”他问，“莫非有寿诗见赐？”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 
　　满堂宾客，尽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张纸上写的什么？只见明珠读不多时，脸色大变，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却是一脸诡秘的笑容。 
　　“郭琇无礼！应该受罚。”他自己这样说，顺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大笑而去。 
　　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励朝士不畏惧权贵的风骨；因为他顾虑到弹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会交九卿会议，倘或畏惧威势，瑟缩不言，一片苦心，岂非付之东流？因此，特意出此当面投递弹章的举动，表示权相并不足畏。 
　　这自是大煞风景之事，宾主都觉得万分尴尬；寿筵草草终场，贺客纷纷告辞，偌大场面，片刻之间，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会议。都觉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实，十分厉害，可能会惹起不测的天威，当务之急，该去打听皇帝的态度。 
　　皇帝浩叹终日，将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参劾明珠的罪状，可有虚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的事实，计有八款：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洪，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竞不之及。 
　　这一款是事实。皇帝清楚地记得，当时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举张洴的人；等到自己当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训等人，保举张氵并不当，一体革职。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这更是事实。向汤斌索贿，说江苏蠲赋，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谎话。以此例彼，则窥测意旨，以示思立威，当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宫，有许多官员等候在中左门，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经郭琇说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他所预闻的机密，作出卖风云雷雨、招纳权贿的勾当。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写的是明珠及其党羽，卖官鬻缺的事实：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仪、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抚、藩、大出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至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看到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为邦本”，他即位以来，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民心驯服，乃是天下能够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却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犹有未沾足”的。照他这样的做法，只要一脱自己的约束，必定横征暴敛。搞的民怨沸腾，终于萌生乱源。由此看来，明珠真是贼臣？ 
　　就这转念间，皇帝已有了决定，但处置轻重，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状：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勾结，每年康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披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要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上臬司，不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议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这一款引起皇帝绝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视察河工时，开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龙总其成，而归靳辅节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议。当时还觉得他的话极有道理，谁知暗中另有这样的内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傀橱；看来做皇帝要虚己以听，求得一个“明”字，实在甚难。如果再有成见横亘胸中，则耳目所及，无一而非伪饰蒙蔽，从今以后，岂可不格外谨慎？ 
　　因此，他对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细，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 
　　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大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皆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常佛伦为总究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看到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点头，在灯下自语：“若要天下太平，实非广开言路，培养有风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经过深长的考虑，决定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人事革新。明珠应该受到惩罚，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时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恶极，绝不愿加以诛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终念着他支持撤藩的功劳，格少要宽大处理。 
　　于是首先改组内阁。大学士一共五人，首辅是明珠，革职交领侍卫内大臣差遣；次辅叫觉罗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爱新觉罗族以其与皇帝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两种，一种是太祖直系的后裔，称为“宗室”，系金黄腰带，俗称“黄带子”；一种疏远的宗族，称为“觉罗”，系猩红腰带，俗称“红带子”，勒德洪就是“红带子”，隶属正红旗，笔帖式出身，是明珠的应声虫，自然一并革职。 
　　还有个被革职的是余国柱。五去其三，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曾为世祖草遗诏的王熙，此人熟谙政事，小心谨慎，皇帝决定将他留了下来；还有一个是王熙的同年，顺治四年的进士，当过浙江总督，在平耿精忠之乱中立过大功的李之芳，已经六十七岁，精力衰颓，囗婀取容，皇帝决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为了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别召集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长的训谕，他说；国家建官分职，经理庶政，必须拿出忠心来！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职司，实心任事，才可以不负提拔。他亲政以来，不敢丝毫怠忽，所以对于大小官员的行事，无不深知，一再指出缺点，谆谆告诫，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的官员，全然不知勤慎供职，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套同年、门生的关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谋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营私舞弊，这种种情形，他亦无不明瞭，只是隐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发现，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他又说：他最重视九卿科道的会议，期望集思广益，斟酌至当。结果不过一两人倡仪于前，其余的应声附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会议，却茫然无知，到散会都不了解议的是些什么？像这样子，试问国是何凭？ 
　　至于人才进退，关系重大，某人贤、某人不肖，或恐不尽知悉，所以凡遇紧要的差缺，特令会同推举，一方面让好人得以出头；一方面亦是希望被举的人，心里有这样的警惕，倘或不是实心奉公，失职得罪，必定会连累推举的人，于是勉力自励，力为好官。六部九卿诸臣，如果体会得这番意思，理当从公选举，才是不负委任。而历年以来，所举者称职的固有；但贪黩的亦复不少，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贿所致。像这些人，自反其咎，虽加正法，亦无足惜；但他实在不忍见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宽大处理。不幸地，宽大变成姑息，姑息足以养奸，积弊愈来愈深，物议沸腾，民愤愤激，以致言官列款参劾，岂能再不闻不问？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平日望风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职。消息一传，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国柱狼狈出京，见者无不嗤之以鼻，真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贤者进用，皇帝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拔了三个人当大学士，第一个是伊桑阿，他是满洲正黄旗人，跟汤斌是同年，由礼部主事，循资升任尚书，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满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礼部尚书任内，办理太皇太后的大丧，勤慎将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阁。 
　　第二个是阿兰泰。他家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姓富密氏。阿兰泰以笔帖式起家，能干而谨慎，当三藩乱起，承旨宣达军机，详查明白，而且能够把握时机，迅赴事功。最难得的是，操行清谨；本来与汤斌同为工部尚书，这时入阁拜相，死者哀而生者荣，运气大不相同。 
　　第三个是汉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肃。他是徐乾学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学，老二元文，老三秉义，合称“三徐”，而徐元文是他们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个。 
　　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闲雅方重，敦品励行，与他的老兄，简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为他曾充经道讲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将他由户部尚书升任为大学士。 
　　这以后不久，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又为郭琇一疏，严劾去职，于是皇帝进行第二次改组政府，老弱贪庸的，纷纷休致回籍。起用熊赐履为礼部尚书，而郭琇则被超擢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汤斌始终被皇帝所误解，他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为了有这样的误解，终康熙朝六十一年，汤斌生前的德业，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诏以汤斌人祀贤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汤斌得到了一个谥号，而且是极其难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汤斌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以名臣从祀孔庙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陆陇其后来亦由知县行取为御史，殁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两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苏学政。死后得官，传为美谈。他的谥号叫“清献”，照他的官位，不应得谥，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张伯行是汤斌的同乡，也讲理学，也做过江苏巡抚，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张伯行的清官比较容易做，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从家乡带了钱到任上去用，不如汤斌那样坚苦卓绝。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册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不能不推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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