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Sun Mar 30 12:08:43 2003), 本站(ytht.net)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来源：世纪沙龙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 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 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 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 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 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 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 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後果， 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 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 尔死後，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 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 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 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 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後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 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 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 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 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 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 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 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 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 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 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 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 权力稍微巩固後，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 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後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 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 但最後却是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 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 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 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後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 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後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 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 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 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 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 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 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魑康模宰ㄖ莆崾獠?BR>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 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 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　尽量 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 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 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 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 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 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 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 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 说……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 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过于强大时，他们 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 对……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大多数 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两个魔鬼（国共 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四九年一 边倒局面负责。 我後来细细咀嚼，发觉有一些更大的历史背景比“光荣革命”本身重要得多。 一个是英国的小国会、小宪章这段历史。英国的小国会实质是诸侯会议，很有点 象中国的“春秋五霸”的诸侯会议。也就是说英国历史上有封建诸侯权势超过国 王的传统。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小 国会、小宪章（实际上是各诸侯限制王权的条例）和後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 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如果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分 封制，则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正象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发达、早就废止了封 建制度的国家，很难产生小国会这种制度一样。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 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英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人民革命 只会产生暴君，而革命产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国这种已有英国民主传统的殖 民地例子。有人说菲律宾是革命产生民主的例子，而实际上菲律宾的微笑革命只 是一次政变而已，政变也是在美国压力下上层推行的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产生的。 这与中国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实在是天隔地远。所以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传统 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 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征服他人、损人利己 的恶性这一条，对“暴君”和“人民”同样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会分 为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既然推翻暴君可行，为什么打倒敌对派别不行。“人 民”会用对待暴君的办法互相残杀，直至剩下一个新暴君为止。中国每次改朝换 代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无数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残杀， 剩下一个大土匪（新皇帝）。最後人民体会到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些， “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象不象法国大革命後“热月政变”时的“秩序党” 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来联盟的观点？）因此新朝代会巩固一段时间。辛亥革 命这种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一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式心 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这种革命会产生出“民主”。 ◆　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假设有可能出现孙中山 这类人，利用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为民主打下了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使国民 党“训政”下长大的人，从小就知道政党自由、五权分立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实现 的，所以虽然要经历两代人以上的动乱，民主政体终会来临（象台湾目前一样）， 那么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 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 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 “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我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革命情绪可说是到了顶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参加反 对当局的革命党的。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 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 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我想起这些被杀害的政治家生前的 一些思想（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狱中好朋友），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一种判断，即社 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当时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 秘密政党活动中都密切注视在南美搞革命活动的古巴人格瓦拉。他们认为，如果 格瓦拉能成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专制国家发动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 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与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理想，而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却企图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彻底失败了。 很多人总结失败的原因，与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极有关。譬如在现代 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 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象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一样，饿死近二千万 人，而人人都以为是“形势大好”，自己看到的灾难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 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 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原则上说，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 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象武昌起 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 政党活动，是因为有一点还不清楚，即象文革这种上层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是否会 提供革命的机会。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後来认识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 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文革不但没有为改朝换代创造条件，相反却为防 止改朝换代、巩固……的政权起了与预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民自从大跃 进以来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 暴露无疑。在……短期内允许变相政党自由的条件下，人民一轰而起，互相残杀。 大家又多了一个念头：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得多。批旧和反革命情绪油然 而生。这种情绪在极左路线的口号下成为邓小平政权最强的政治王牌之一。从这 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是文 革的积极後果之一。　　　　　　　　　　　◆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留恋一 个“大土匪”的情绪是中国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错觉。多个“小土匪”如能和平 竞争（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国或多党），自然比一个大土匪好，但这种和平竞 争的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专门写本书。原因之一是上层内部 的多极平等竞争不发达和缺乏稳定的结构。结果往往给革命和改朝换代以可乘之 机。最上层权力太大，中层和上层内部没有分封制，又不能象欧洲多国制度及现 代绅士阶层等结构来制约中央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是靠碰运气，谁 说美国人不是因为走运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 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 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若是中国今天发生了武昌起义式的民主革命，你怎么办？我 的回答是：我就会离中国远远的，躲开革命中的中国。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 命情绪的代表。我在监狱里结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 很爱他们，但……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变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 亲被逼自杀，我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 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 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象……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们自 己内部的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一样。至今迫害“反 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亲近……的人。有人会说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 民主政体，就会避免这类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代表 民主的北方胜利後，迫害南方的情绪势不可挡，一时谁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 量“冤、假、错”案。有个错案直到百多年後卡特当政时才昭雪。要不是老约翰 逊总统後来力挽狂澜，与这种迫害南方领袖人物的情绪对抗，美国也不会有今天 的民主制度。 ◆　改朝换代并不那么灿烂辉煌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并不从理论上否定 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 犯，有与……一模一样的意识形态，企图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许许多多 这类“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 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 所以专制政体最可悲之处并不是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识形 态也专制化。因此革命只会复制专制，而这又成为当权者镇压人民的理由，可悲 之处就在于这种镇压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总之，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象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 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 另外，我想强调，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 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 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 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 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 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 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 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 最宝贵的信息。何况最坏的政体也许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点），正象苏 联制度在制造人造卫星方面就曾给美国以制度创新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 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 好坏不能看短期，坏到底，也许会出好东西，所以在一个长历史时期内（譬如一 千年），有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 但对我们这类渺小的功利主义者，意义却不大。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後 果不轻易下结论，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试验机会是会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 我是个被试验政体下的人，我最关心的却不会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个人的幸福。 ◆　外国历史值得借鉴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体的人，自然会用法国大 革命来反驳我关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几等于零”的观念。 法国大革命制造了彻底的改朝换代，虽没有代议制，但却产生了一个“造反派的 皇帝”——拿破仑。正好，拿破仑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　　试想想，有 谁能一枪不发地征服一个与他为敌的政权。而拿破仑百日复辟时正是带着少数随 从，一枪不发的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当他走近时，都高呼“皇帝万 岁”而倒戈。拿破仑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 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象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被黑格 尔这种知识分子真心崇拜，称为哲学理性在地上的代表，这种君主实在不多。拿 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 典。”显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确定陪审 制度的成文法。法国革命後，几经改朝换代，直至世界大战时从来没有真正确定 民主政体，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仑法典奉为圭臬，不敢变动。革命後真正被巩固 了的是拿破仑确立的私人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 法国的历史，与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现代社会，都说明私有财产制度是 比民主政体对现代社会更根本的东西。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 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　　英国的“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历史上 对私有财产权处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没收私人财产。皇帝知 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候”，则意味着他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对这种 挑战的敏感往往是对改朝换代危险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也喜欢用这句 子提醒……对……朝代之威胁的警惕）。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 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这倒很象今天的……。商 人造反往往是建设性的，不象“无产阶级造反”、农民造反那种纯粹的改朝换代。 而英国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贵、大贾，经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国王打仗必须 屈膝向他们借钱，私人财产是不能随便充公的。这种借钱中的冲突正是英国大革 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只有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 权力，政治变动才有产生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政治变动 几乎完全等于动乱或改朝换代。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 而且是种欺人之谈。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 证明的另一种假说。 ◆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上层结构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 有一个有管理社会能力的企业家精英阶层。现代的激进主义是种中产阶级现象， 而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是性质很不同的。中产阶级 的激进主义往往表现出互利性，其关心的重点是政体，而不是改朝换代和国体等 等与损人利己的征服心有关的事。资产阶级与当权派的竞争更接近上层内行的竞 争，而不象农民起义这类外行竞争。 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达，可以使社会的“仕途”（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 化。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 都大大减少了。中国很多改朝换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来的。中国也极少有自动让 权的例子。这都与私人财产制度不发达有关。 三、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正象我 敢在这里讲一些真正独立知识分子的话，是因为有私人基金会资助我来美国一样 ；如果在中国，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独立的地位。大陆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 也不得不附在“……这张皮上”。在这种国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所有民主的鼓 噪都不会有超过中国历史上“清议”政治的水平。中国曾经有发达的清议政治， 士大夫被鼓励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 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正象中共最喜欢用“人民”这种偶像 崇拜来推行其政治运动一样。 四、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美国大选时， 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中国文革中的变 动，对经济影响极大。仔细观察中国的人，会发觉工业生产最糟时是短暂实行变 相政党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产效率最高的却是专制暴政最 厉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怪现象，劳改队的生产率比同等 条件的国营单位要高。也就是说，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 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文革政治动 乱中，江浙南方一带发展出一种发达的半私有经济制度，以温州、常州、无锡为 代表。很多农民和企业家，利用文革国营经济瘫痪的机会，发展出一种准私有经 济。他们从物物交换式的市场做起，发展出一个计划控制之外的发达的私人经济 市场。这种市场倒很适应文革的“大民主”气候。不管政治如何动乱，它照样发 展。　　　　　　　　　　　◆　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 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产党统治下，他们都有本事发 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正象学大寨运动中，有些生产队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产 量激增，还得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中国人长于与政治权威妥协，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两面派工夫实在到家。上海是另一个例子。“四人帮”用专制主义 办法经营上海的国营经济，相当成功。而上海经济却很不适应改革後的一些自由 化的搞法。国营经济与专制政治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 变得了的。 广东也是一种例子。广东私人资本主义目前已相当发达，在广东就没有北京 那种空洞的政治热情，广东的学生就不闹事，也没有革命情绪。更不喜欢那些奢 侈性的知识分子头衔。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威胁，实在是……利益所 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为等级的“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知识分 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类）“民主”政策，结果是既讨不了知识分子的好 （因为这种政策不会多产生出住房、汽车），又会激化革命情绪。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 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 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而在大陆， 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 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只是想欺 骗舆论或粉饰太平，那还谈不上危险；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 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 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 ◆　……靠镇压政党过日子中国政治有其十分特别的地方。中国政治的一个 重要特点就是朝代周期。所谓国体概念、专政概念、革命与反革命概念，无非是 用现代政治词语来谈论这些古老的特点。朝代周期现象在欧洲并不明显，那里的 朝代更迭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造成。欧洲历史上基本没有成功的农民起 义（革命），而大量政治冲突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美国人更不懂什么叫“改朝 换代”。这种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巨大区别，使两个政治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 截然不同的政治辞典。中国人在谈论民主时，他的意思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 许根本是南辕北辙。譬如美国人在谈政党自由时，没有人会将其与改朝换代联想 起来。但中国人成立的大多数政治组织，都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他们自称替天行 道、革命或解放等等）。农民起义军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也是这样。中 国政治中成功的政党都是改朝换代党（革命党），而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 党”。所以中国人一讲政党自由，马上会想到改朝换代。特别是……这个经过成 功的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它以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一切政党活动（为首分子判十 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对政党自由与改朝换代的关系特别敏感。以我个人对中 国政治犯的观察，一九四九年後大陆的绝大多数秘密政党活动都是以改朝换代为 目标，不管是亲苏的“劳动党”、亲西方的“民主党”、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 信儒家的“大同党”，还是农民会党性质的“一贯道”。 而……的政治稳定，全靠对这类政党活动的残酷镇压，从镇反、肃反、反右、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这种靠镇压政党活动过日子的政 权，会开放党禁、搞民主政体、这不是哄小孩的鬼话吗？如果不是这样残酷镇压 政党活动，……还能干尽坏事而不垮台吗（一九五九年饿死近两千万人，“文革” 又使中国生灵涂炭）？像任何一个新朝代一样，……开国是以残酷镇压为基础， 而以德政为辅助，……的德政实在少得可怜。　　　　　　　　　　◆　……朝 代的特点是极权主义国民党很像历史上的隋朝。国民党比……更像现代政党，它 文化很高，但却不太会打仗。国民党的革命没有彻底改朝换代，它把清朝时代的 绅士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几乎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国民党的革命不太像改朝 换代，有点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味道。而……朝代极像明朝，它是一次彻底的改朝 换代，对基层的旧社会绅士阶层赶尽杀绝，打入十八层地狱。经过各次政治运动， 特别是不为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划极右和坏分子运动，过去的绅士阶级、中产阶 级已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比奴隶还可怜。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这类彻底的改朝 换代，朝代寿命是相当长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 为它的残酷。与恩格斯和维特福格所议相反，这类亚西亚式的专政并不是建立在 管理公共事务（如水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用一个大土匪扼制无数个小土匪， 即扼制人的征服他人的恶性的基础上。 中国政治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权威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共产 党朝代的特点却是极权主义而非权威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未 曾有过的。中国目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不但史无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苏联严 厉得多。所以中国很多史无前例和旁无佐证的极黑暗的政治现象，只能说是马克 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结婚生下的一个文化怪胎。对这种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 可低估。中国政治正处在……朝代中兴的前夜，又处在苏联式经济制度的危机中， 同时在世界上发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明为背景的东亚新工业 国包围中。中国从来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韩、台湾甚至泰国，都在以极高的速度 逼近发达国家，拉开与大陆的发展水平的距离。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原 动力。另外两个原动力，一个是台湾问题，二个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动力结 构。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就是欧洲十几支文化、十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 之间的平等竞争。这种结构以统治者之间竞争如何治理国家为主，而不是以人民 和统治者争谁来掌权（国体）为主。所以这类政治动力结构类似一国内的民主政 体，有防止革命、保持内行同级竞争的功能。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国际环境。 中国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接合的文化、 台湾式的中国文化、香港式的中国文化、大陆式的中国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国文 化等数个亚文化。 英国光荣革命时如果没有从国外请客籍国王的可能性，则摆脱革命和专制循 环的概率可说是百分之一。而请客籍国王设立虚君当然要有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 家存在。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机会。譬如说，一旦中国大陆上的党争激化出现 英国光荣革命的局面，请国民党回大陆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来平衡虽然是一种 小概率事件，但这个概率虽小却大大大于零（相当现实）。历史发展本身就包括 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现。 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台湾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不但因为台湾正 在迅速走向民主政体，使中华民族这个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党政治， 而且因为台湾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国民党、……就是二 元的。没有台湾问题，不会有一国两制的政策，……也没有今天这么开明。如果 没有台湾问题，中国极可能走苏联式的政治演进道路，当局会象苏联骂沙皇一样， 使自己对政敌的政治迫害永远合法化。而有了个台湾，中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全世界有目共睹，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都远远走在大陆之前。…… 迫害国民党的合法性就永远受到挑战，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 治的第一必要条件。另外台湾的存在自然与民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私有制度 有关。台湾与香港的私有制始终对大陆中国人是一个最直接的样板，有了这两个 样板，任何私有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说都不可能站得住脚。台湾无疑起着一种类 似两党制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几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竞争，一个 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制武力竞争和促进商业、文化竞争的作用。 为什么内陆国家难以发达，原因之一就是内陆方便武争，但商业运输在内陆却成 本高昂。台湾海峡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也起着扼制国共两党武力竞争而促进文化、 经济和平竞争的作用。 ◆　中国历史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文革是使中国不可能重覆苏联的政治发展 模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从上层而言，文革造成了邓小平的复辟。这在社会主 义国家政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派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是斯大林派内的分裂，这并没有摆脱社会主义政治永远朝一极不断分化的规律。 而邓小平复辟是第一次“反党分子”重新上台，打破了政治朝一极分化的规律。 这一特点的深远历史意义，现在还难以被人们全部看清。革命後的复辟往往难有 制度创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 却有无数成功的革命，这正是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的原因。每个朝代初期都是文化 水平最低，善于征服，而不善于管理。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于管理， 却不善于征服。革命一起，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新 皇帝又是个征战的内行、管理的外行，一切从零开始，积累数百年，又一个改朝 换代，毁掉一切重来。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不能进化。英国有复辟，复辟为 光荣革命打下基础（而不是为革命打下基础）；法国有复辟，拿破仑法典正是在 复辟时期巩固下来。但中国的复辟却总不成功。……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复辟， 而邓小平却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复辟者。复辟推进历史前进的功能至今并未被 人系统地研究过，但我有个直觉，其中学问很多。 ◆　民主政治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从上几节的讨论，我有几点直感：第一、 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避免革命与专 制的循环，而革命本身却是促成这个循环。第二、没有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时来 谈民主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这可能导致动乱和改朝换代。第三、中国…… 朝代的演进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时机。……还在开国的末尾，它的基本特点就是 镇压政党活动（政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垄断政治。 虽然讨论民主政治改革为时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湾问题、 邓小平复辟、苏联式制度危机等等，又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动力 结构。中国处在一种从极权政治向权威政治过渡的可能性面前，虽然离台湾正进 行的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还相差很远，但脱离苏联政治发展模式的几率却 相当大。　　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头等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中为私有化市场化创造 了条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面为上述政治过渡创造条件。 即使不搞私有制，中国的行政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实在有很多事可做，例 如恢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回避制度、文官考试制度、文官系统与政党官僚系统的 分离（前者由考试制度产生，後者由政党活动产生）、模仿台湾搞军队国家化、 省级直接选举、用立法形式保证档案制度向人民公开（特别是向本人公开），以 及设立上诉法院、改变以党报充当上诉法院的不正常状况等等。特别是省级直接 选举问题迫在眉睫。因为文革後，地方政治因私人势力化有更趋黑暗的现象。毛 泽东调动省级官僚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难以形成强大的私人 势力。但文革後地方政治私人势力化的倾向大有加强之势。 但所有这些改革的中心原则应该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让原来的 特权阶级得利，尽量不让人在改革中吃亏。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 人得利。譬如取消贵族和武士阶级的特权，发放一次性俸禄（类似转业退休金）， 这是比今天中国改革激进得多的措施。但关键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这些特权阶 级引导去投资做生意，他们中大多数後来都经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所 以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干部子 弟利用特权成了专业户，发了财，变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这 个问题却没有解决。高干的真实工资收入相对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尽管非工资特 权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赎买政策并不很有效，因为在位的特权收入占的比重 太大。 ◆　选择的机会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允许民主竞选人大代表，而你 又有机会参加竞选，你的竞选政纲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政纲第一是控制物 价，第二是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当然我心里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对控制物价，也 反对政府有任何“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应由劳力市场上的供求力量来处理知识 分子问题。但中国大多数人只懂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泛泛之谈，要想当人大代表， 当然只能投他们所好。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 愿意听听你的谋略，你愿意向他讲什么呢？那我会告诉他：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 国营企业拆成股份，把股份给特权分子，将其特权“私有化”，并让他们退休经 商或吃股息，则他们就会由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像明治维新一样，解决了这个 问题，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他细节，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会妥善替你解决的。 如果第三个人问我：你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有机会向社会大声疾呼， 你会说些什么呢？我就要告诉他，如果我能在电视中向人民大声疾呼，那我会说 ：民主的当务之急，一是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 二是推动修宪运动，取消四个基本坚持。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思 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保证真正的信仰自由。从短期而言，这可能没有效果，但台 湾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说明宪法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有着极深远的长期 影响。正像孙中山立国时的宪政思想，使很多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闻 自由、三人可组党，这都是中国迟早要实现的政治原则。而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 取消新闻检查，不都是几十年宪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吗？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 义者，今天哪怕是对牛谈琴，也要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人身保护 法案这类具长远影响的问题。我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 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中……“关心国家大事”的毒太深？）。 尽管来美国後这种毛病减轻了一点，我更关心自己在市场中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 得出去的产品（我的产品是知识），但“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病还是有一 点。因此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励，又写了一篇充满使命感、“不在其位，却谋 其政”的文章。写完之後，悲从中来。因为这种过分强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政 治经济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不是他专业的事。不管如何，每 当中国政治变动发生，我都会“思潮澎湃”、“联想翩翩”、“伤感”一番，不 是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一种“精神享受”。试想一个为看中国政治这部戏，付了 十年牢狱之灾门票的人，怎会不仔细观赏这个票价高昂的话剧呢？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杨小凯 最近朱学勤教授请笔者为百年中国史写一章中国百年经济史，盛情难却，只好慢慢收集材料，准备这一章的写作开始做阅读文献的家庭作业以後，後悔不该应允此事，因为比起做理论研究文章，阅读文献辛苦多了。为了累积背景材料，笔者写下一些读史笔记，也许不少读者会有兴趣一睹晚清经济史。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晚清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人认为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 80 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第二个问题与中国和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关，也与当时法国和英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大大落後於西欧，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就是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评价。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於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於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分析这三个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说明我所采用的治史方法，笔者不同意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历史研究从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试想相信地心说的人写出的天体运行与相信日心说的人写出的必然会非常不一样。 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假设之多样化到达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历史记?变得非常主观。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 (或商业资本主义) ——晚清的经济历史 杨小凯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晚清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人认为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 80 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第二个问题与中国和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关，也与当时法国和英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大大落後於西欧，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就是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评价。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於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於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分析这三个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说明我所采用的治史方法，笔者不同意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历史研究从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试想相信地心说的人写出的天体运行史与相信日心说的人写出的必然会非常不一样。 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假设之多样化到达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历史记?变得非常主观。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 (或商业资本主义)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指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中分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没有在迂回生产性的制造机器和工具的行业加深，也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 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後的政治，经济制度。清朝一直1996才有专利法(费维恺, 1999下卷第一章，pp73-75)，此前专门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因此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使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按照 Mokyr(1990,pp.235-50) 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於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原因。他还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自由企业制度 (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 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而按费正清的记载 (Fairbank,1992,p179),　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　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 (见费正清1999,上卷p.19)。皇帝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可以不经审判抄没大臣的家产及处死他们 (见费正清：第一章，导言：旧秩序，上卷，p29；张灏，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下卷，p345；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0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 特别是官府由於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⒄埂≡谡庵种贫认拢枰笮退饺似笠道幢；て笠导宜枷牒椭恫撇挠劁幸抵械姆止さ比徊豢赡芊⒄蛊鹄矗由?906　年前没有专利制度，所以以技术发明，技术在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特徵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 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 (见费正清1993.p19)。这种官商勾结是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徵，正如 Landes(1998,p222) 所言，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不可能加深，生产力不可能提高。而Landes认为18 世纪的法国也是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官商勾结的坏资本主义社会。而当时的英国是个税法公平，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中产阶级有相当高购买力，整个经济为平民生产的好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时英国的市场容量大於法国 (虽然人口和国土小於法国)，分工可以加深，人均收入比法国高30%。(Mokyr,1993,p.56)，费正清 (1993,p24)记载了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制 (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 (关於清朝成立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见费正清1993,pp19-20及何炳棣，Ho Ping-ti,1962,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rin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问题是为什么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很快就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时间呢？很多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Baechler (1976,p.79) 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欧洲的政治不统一创造了一种格局，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有激烈的制度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统一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使得有竞争力的制度有机会胜出，而且会很快被创造性地模仿。 而18-19世纪的东亚，中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其政治上是大一统的，早至秦朝就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而实行了一种政治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这应该是清朝制度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後于欧洲的根本原因。就政策层面而言，18世纪的英国早就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并完全放弃强调政府产业政策，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单方面自由贸易，无产业政策，放弃保护关税，以及逐渐放弃靠特许垄断特权获得税收的制度 (Mokyr 1993,p.44,north,1981,pp158-68)。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处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政策思维水平上，奉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在法律制度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普通法中的公平司法，由案例在司法公正条件下自发形成法律的概念，而且没有与中国法律制度类似的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民法概念？ 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个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制度化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军队中官方鼓励战胜时的抢劫也成为官兵收入的主要来源 (费正清1993,pp23-32)。 这种税制不健全和不公平的状态也是坏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在18世纪的法国坏资本主义社会中，税法因人而异，特权阶级不交税，平均税率低於当时英国的平均税率。英国光荣革命後的好资本主义社会中，税率对所有人都一样，且由民意代表机关决定，政府没有独立於议会的财权，所以政府税收能力极强(Landes,1998)。中国清朝末年的坏资本主义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一样，税制不公，特权阶级交很低的税率，由於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政府的税收能力很差，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因此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事业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支持。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出国时惊叹西欧公共财产可以用来做如此之多的公共设施和善举。 清政府的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後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厘金制类似欧洲重商主义之前的各地贸易关卡，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收2-10%的厘金。由於对跨省跨区贸易重复收税，这种税收制使贸易的交易费用极高，对分工的发展起著严重的阻碍作用。欧洲重商主义虽然用各种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阻碍国际贸易，但它却以统一国内度量衡，废除国内贸易关卡，减少了国内交易费用，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厘金制虽然受到外国条约制的限制，但是一直要等到民国时代才被完全废止。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 (郭廷以, 1993, pp544-600, 费正清, 编, 上卷, 陈锦江, 1993, pp428-532, 费正清, 刘广字编, 下卷) 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 (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 ，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二次大战後，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 (见陈锦江，1993,pp482-483,　也见 pp. 495-512)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 ，开平矿务局 (1877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 而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陈锦江，p488-490)。几个所谓私营铁路公司的例子都说明，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 (陈锦江，上引文，pp503-509)。而不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业，如茂新面粉厂大多生机勃勃 (陈锦江，pp509-512)。 但与1949年後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更像一个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後，於1904年1月21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1905年颁布公司登记法，1906年通过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上了轨道。1904-1908年私人企业迅速发展，共有272家注册。但这个良好发展趋势被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动乱所打断。 清末经济史中还有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清末农业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第二个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外国入侵 (包括国际条约制度，战争和租界)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清朝末年的经济有一个二元结构，农村地区基本自给自足加上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主要协调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极低分工。外生比较利益是指天生生产条件或偏好不同引起的分工和交易，而内生比较利益是指後天形成的比较优势。由於缺乏专利制度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制度，在迂回生产和技术发明创造等活动中，分工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能发展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1期 (1964) ) 。这种农村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是自己生产的，极少部分购自市场，所以农业生产不是专业化和为了市场化而进行 (分工水平低) ，几乎很少有专业生产一种蔬菜，水果的欧美式农户，更少有大规模雇工进行专业化商业化生产的农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 (见，例如Yang, 2001)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经济制度落後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每个自然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著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 所以清朝末年农业的落後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国工业的入侵造成。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已相当发达，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说明，华北和满洲，除了私人民田外，还有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它们都是侵犯财产和战争的後果。到了十九世纪後期，对私人地产的保护不严主要表现在对私田和特权阶级田赋税率的差别。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经司法程序任意抄没田产和其他财产的特权，也可说政府有能力侵犯财产的「剩余权」，虽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时并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特权阶级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的证据是，依靠侵犯财产，强抢恶要，并吞土地的趋势并 不明显，因而土地所有权分配比欧美要平均。很少有官吏，富绅，有官方背景的垄断商人拥有一万亩土地的例子。大约有50％ 的农户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货币地租已出现，每亩现金地租为地价的5-10%，相当接见现代国家中市场的货币地租水平。实物地租约占收成的 50％ (费维恺，第一章：1870-1911　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势，费正清，刘广编，1993，下卷) 这种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证明为不利於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　但是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资讯经济学证明，在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俩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一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 (见 Stiglitz， 1977, 张五常1976, 张五常还发现了废除分成地租制的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费维恺，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并不比当时的美国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权阶级和政府侵犯财产的特权可能是土地市场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尽管民间自发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土地私有权在租赁买卖中不受侵犯，保护土地产权的法律制度很不发达，例如有权以原价赎回已卖土地的权利是一种没有经过类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则，进化到自由买断所有权的制度的机会，这曾经是清朝土地纠纷和杀人案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引费维恺一文中还指出专业租田经纪人虽是土地制度相当发达的标志，但地方士绅，地主与官府勾结也利用这种制度将土地税转移给佃户。这也应视为中国式坏私有制的一个特点，富人与官方勾结，形成特权阶层，向穷人吸取政治垄断租金。因此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使得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 (特别是知识财产和私人企业剩余权)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得交易效率低，农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产力低下。 与农村相比，中国的城市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按费正清的记载 (1993,上卷，第一章) ，清末的人口增加，刺激了商业化的发展，所谓商业化就是分工的发展，按文玫 (Wen, 1996) 的理论模型，人口增加会刺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清末原始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使银行业，信贷业，行会和商会出现和发展，并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分工发展的一个特徵是专业化水平高的职业会取代那些专业化水平低的职业，而且一些在迂回生产中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会取代不依赖迂迥生产器械的职业。现代工厂制度内高度专业化的各种纺织职业取代手工纺纱织布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被迫从旧职业转到新职业的情形相同。但是由於清末的各种法律，经济制度并不发达，交通运输条件也很差，所以这个工业化转型过程在当时不是太快而是与欧美日本比较而言太慢。费维恺 (1993, pp25-40) 记载了两方面的抱怨，这个经济转型中过程吃亏的手工业者抱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新的工业家却抱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使他们的新生意扩展速度太慢。施坚雅 (1965) 和费维恺 (1963，下卷，第一章，pp.53-63) 记载了如下史实，由於交通运输效率低，所以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全国性很高分工水平。所以沿海大城市只是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路的交易中心。这使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加大，也使沿海大商业城市的发展受到局限。这表现在最初创办的企业很快发现地方市场饱和，利润下降。清朝末年保险市场不存在，政府 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还不可能用保险市场及社会保险减少工业化转型造成的代价。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原因。费维恺 (pp.73-83) 还指出，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後造成用於促进交通运输，司法，执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开支，大大低於欧美国家，这是当时清朝经济落後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於外国企业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外国制度和条约保护其权利，而中国政府没有保护本国企业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所以中国私人企业的确有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的问题，但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本国政府的落後制度。 最後笔者介绍费正清 (1993, 上卷， 第5章)，徐中约 (1993，下卷，第2章) 对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对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记述。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後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於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慈禧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犯罪行为，因而招致各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犯下这一罪行时，其关键因素是被部下关於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後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暴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国人侵略中国。因此这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法，而是由独立於政府和告辩双方独立的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定有罪无罪，这是普通法不同於欧洲大陆和中国成文法的地方。当然，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教会人士都曾经依靠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保护其人权。英国在中国的租界基本实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国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机构治理租界。但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 (市政局) 权利的人由於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大约外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 (见Feaer, Werker, pp.128-208) 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　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从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实在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可惜在革命运动乱发生後，租界的制度并没有被中国人系统地学习。费正清在前引文中还记载了英国人在租界的俱乐部制度加自由结社制度怎样被用来克服中国人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天生的免费搭车的心态。 与租界有关的是中国的海关制度。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刘广京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 (见刘广京，1993,费正清编，上卷，第十章自强运动：导术西方的技术，pp566-570)。 民国经济史 阅读次数　1012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一、 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李克， Li, 2001年） 将霍布斯(Hobbs, 1651 ) 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严格而言可被视为一种大偷大抢）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持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因而可信）的国家警察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所谓国家机会主义）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 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国会立的成文法可适当程序被成功诉讼，成为违宪和非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的途径过程中逐 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所谓联省自治）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的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　 　　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 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于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宪法）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 1911－1915), 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及抗战和国共内战 (1938－1949)时 期 。我们在此小节其余部分讨论第一阶段，而在其余四小节记述其它三个阶段。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 " 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转引自侯宜杰）。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相当于当令的危害国家安全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 "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二、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 (1983, pp. 28－127) 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于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纪大革命前后，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互相迫害最后被光荣革命终止，各派终于达成共识，承认了保护人权，禁止政治迫害，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英国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但却是宪政的创始国，其宪政游戏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像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于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Saction）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于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是警察还是小偷，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 　　而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则生存下去，而一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因此宪政过程中，参加游戏各方要有起码的公心，都要在心中有把尺，在选择和遵守游戏规则时不能违反模糊面纱的原则。 　　这原则用俗话来说就是分饼的人和第一个拿饼的人不能是同一人。正如自己夸奖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信的一样，只有第三者仲裁（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才能有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断。 　　民初的宪政失败也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象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也很安全。所以民初执政者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这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回到 "霍布斯丛林"。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定宪法）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终于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 　　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于1931年5月5日制定 "训政时期约法"， 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 　　政府于1936年公布 "五五宪草" ，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对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中国最重要的宪政发展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各党派对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次宪政过程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主要政党坚持不经选举，而用联合政府方式将官位在主要党派之间瓜分，而宪政谈判的其它主要参加者主张在军队国家化、立宪、选举后，才由胜出的政党决定政府职位的分配。国民党没有采取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行动对自己的权力作出可信的限制，以赢得共产党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而主要调停者美国政府由于与国民党关系太近，也使共产党对调停者是否能发挥中性的第三者仲裁功能没有充分信心，导致百年中国最有希望的宪政过程完全失败。 　　国共内战开始后，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 　　三、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两个主要独立于官方的对民国经济发展的估计，见Liu Ta－chung and Yeh Kung－ chia (1965) 和巫宝山(1947)。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 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属于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2000）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见Feaerwerke， 1983,pp. 28 和 Skinner， 1964,pp.3－44)。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见Rankin, Fairbank，Feuerwerker， 1986, pp.12)。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 5－6％（ Feaerwerker， 1993,pp. 33)。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孙广振，杨小凯，1998，见 Yang, 2001, ch. 14)。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1969,pp. 20－74)。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 (Feaerwerker，1983,pp. 42)。Feaerwerker认为（pp. 120－1），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 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见Feuerwerker, 1983,pp.47）。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Feaerwerker,1983,pp.47－48）。 　　四、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按Buck的估计， 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Buck,1937）。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 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 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 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房地产经纪人）。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 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 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民国统计署，1946,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 Feaerwerker, 1983,pp.72－90）。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 Stiglitz,1974,Cheung，1969）。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率，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见 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 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 　　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 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高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Feaerwerker, 1983,pp.85）。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如湖南）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Feaerwerker,1983,pp.72－85)。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Feaerwerker,1983,pp.33,pp.85)。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Sachs and Yang,2001)。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五、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按照Perkins(1975,pp. 115－65) 和 Feaerwerker (1983, pp.28－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农村 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Rankin, Fairbank, Feaerwerker, 1986,pp.12－27）， Perkins(1969, p.72)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类似英国普通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上引Rankin等人，pp.12－13）。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类似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putting－out制度。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 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程文利 (Cheng,1998)证明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Feuerwerke, 1993, pp. 99－120）。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Feuerwerker,1983,pp.91－92) 。 　　程文利、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 (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 Sachs,Yang,Zhang, 2000)证明，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 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后期和1949年后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参考资料： "feuerwerier　1983"might be a typo of "Feaerwerke　1983" "feuerwerier　1983" might be a typo of "Feaerwerke 1983" 巫宝山，1947，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海，转化。 Yang,Xiaokai,2001,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Cambridge,MA,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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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後，执政党将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中社会主义因素向前大大推进，首先是彻底的土改。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认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於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後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援，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及 Teiwes 的文献记载中都说明，相当部分农民并不支援土改 (Teiwes，1962, pp.85-88)。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见Stavis, 1963, pp228)。正如Teiwes (pp.85-88) 所记载，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作为威胁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威权。在土改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Mokyr (1990,1993) 从比较英法16-17 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差别，得出了对土地私有权保护的程度对经济长期发展有正关系的结论，张五常 (Cheung,1969) 也发现台湾的和平土改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 而土改的短期效果由於与内战结束，秩序恢复的正面影响很难区分，所以并不易测度。秩序的恢复，使经济迅速恢复。在1950-195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是国家机会主义和部分实现在内战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承诺的混合。国家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府不实现在内战时期对真正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承诺，而且在1950年宣布要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由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开始 (见房维中， 1984, pp.1-2)，共同纲领公开背弃了共产党在内战时向民盟等大反对党作出的反对一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该承诺是各主要在野党在内战中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件。共同纲领从共产党保护财产的承诺後退，变为「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政策 (房维中，1984,p.2)。共同纲领提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一宣示虽在1950-1953年起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作用，但将人分成有不同权利的等级，开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的先例。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 (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很多私人企业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式，被斗争羞辱自杀。45 万私人企业中的 3/4 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Riskin, 1987)。.新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极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政府一执政就打击金银外汇自由买卖，逮捕了成千外汇和金银经纪商，关闭股市。没收所有外国银行和很多外国大公司，没收国民政府的公司，银行，日本人的私人企业，因此使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45%上升到1953年的63%，政府控制的商业在1950年也占到批发贸易的24%和零售业的15%。1950年实行外贸国家垄断，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国家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大豆和 43% 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 (见房维中, 1984, p33)。政府对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垄断也被用来打击私商 (房维中,p34) 。一九五零年底的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 虽然它保证保护私人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却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为政府侵犯私人企业财产做了制度准备 (房维中,1984,p37)。 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独立学者(Riskin, 1987) 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业额下降42% (房维中, 1984, p69)，而合作社购销额下降 33% (房维中,p73)，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 3.6 倍 (房维中, p74)。 於是政府只好又对政策调整，放松对财产和人权的侵犯。1949年後的政治运动往往以这种左右摇摆为特徵，被称为「扭秧歌王朝」和「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 1979 年前这种政策波动是朝越来越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任意侵犯财产和人权的方向发展。 政策波动也使人们对政府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再怀疑， 他们也不再相信政府对公正游戏规则的承诺，这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五反运动中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是後来私人企业家于 1956 年不敢抵抗国有化运动的原因。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 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 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Sachs and Yang, 2001, North, 1981)。1951年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制度化的国家贸易垄断 (比如禁止私人出售棉，纱，由政府机构统购) 。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房维中, 1984, p103)。　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 (房维中, p.124), 1955年这种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垄断进一步制度化 (房维中,p124)，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以後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房维中, p142, p151)。 当时陈云等人提出垄断粮棉贸易的理由是由於工业化需要廉价农产品， 需要打击私商， 但实际这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 由於政府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与私人企业竞争， 为了与民争利， 采用商业垄断来使政府工业企业及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极大负面效果，而且於当时就造成了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猪肉，蔬菜，粮食都由於统购统销的实行於1954年，1955年出现严重供不应求 (房维中, 1984, p116, p121, p139, p152)。这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 (房维中,p153)。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对这些经济效果极差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反对声音，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压制。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放弃内战时对其他在野党作出的不搞一党独裁，不搞社会主义，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又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权地位，要求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房维中,p125-126)。这个宪制游戏规则的根本转变，後来在1957年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几个在野党的反弹。因为这些大在野党内战时支持共产党的条件是共产党实现其对民主宪政和反对一党专政的宪制承诺。 (3.2) 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　 1954年政务院通过推动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条例，这个公私合营运动首先用政治运动压力威胁私商，然後用统购统销和政府对金融，商业，外贸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的生路，然後再用给企业所有人象徵性股权和管理职位的办法实现公私合营，最後在文革时废止私人股权，完全实现国有化　(房维中,1984,p123)。中共於1954年开始推动农村合作化，第一步是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然後实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主要采用阶级斗争，政治工作的方式推动 (中央农村工作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文件，见房维中, pp128-129)。 这个合作化运动的经济效果极差，受到农民的抵制，按中共〈关於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所记载「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夥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 (房维中,p137) 。由於农民的反抗，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主张支持自愿原则，放慢合作化步伐。但是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次全会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毛泽东提出强制实现合作化的具体进度要求，要在1957年初70-80%总农户实现合作化。而实际上强制执行的结果，1955年底农村就基本实现合作化。丁抒 (1996，pp34-37) 详细记载了政府干部用各种手段和以政治迫害为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证据，《党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6页还提供了初级社的社员生产资料所有权受到侵犯的证据。 因此某些中国学者指称合作化运动以自愿为基础的断言是完全不合史实的。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是，个人农场不利於机械化，不利於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利於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化就证明了这些论调的无知。在有自由土地市场的条件下，一些日本企业家向农民租来很多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农场，雇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大规模经营。而由於生产力提高，土地的所有者发现租地的租金收入高於自己种地的收入。而可以自由买卖租赁的土地也便於用合约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但是在没有完全土地私有权和自由的土地市场条件下，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经营和农田水利建设就会破坏激励诱因，而小规模经营的土地承包制虽然保证了一定激励，却不利於机械化，而完全的土地私有制，自由土地市场，自由契约才能解决这类两难。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可证明农业合作化会提高生产力，但证明合作制企业效率低於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型却汗牛充栋。实际上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起了负面影响。过去的史家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历史上第一个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例子。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陈云承认出口未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 (房维中,p177) 。1955年由於合作化全国大牲畜减少二百万头以上，1954已建成的67万个合作社，1/4当年减产 (丁抒，1996，pp34-36，《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p6) 。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 (刘蓬勃载《农村未来》1988 年第 2 期文章) 。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指出「在15个县里曾发生60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一个县饿死10个人，群众挖树根吃得脸肿」 (《党史研究资料》， 第9集， p.698)。加上合作化时农民大量屠杀耕牛，猪羊的情况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2年第3期p1) ，所以合作化全国统计的粮棉产量增加是以产出结构扭曲加大，猪肉，蔬菜严重短缺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对生产力并没有正面影响。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 (见萨克斯，胡，杨，2000) 。 (3.3)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为了理解中国1959年代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其二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徵是什么？这一小节我们先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区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 von Mises, and 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 (von Mises，1922) 和哈耶克 (Hayek,1944a) 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资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画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 (LangeandTaylor,1964) 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画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画机关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後中央计画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 (Hayek,1988) 和弗里德曼 (Friedman,1962) 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画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画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画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 (Kornai,1980) 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 (1988) ，易纲 (1988) ，平新乔 (1988) 和孟庆国 (1988) 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控制权(正或负)(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 。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於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工厂经理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徵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 (1999) 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这些文章中有一篇 (孟庆国，1988) 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张五常 (Cheung, 1974) 、史莱佛和韦斯尼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1993) 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於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於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著，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 (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 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 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 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 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 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 (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画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後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 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 (见Sachs, Woo, and Yang)。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萨克斯 (Sachs, 1996) ，萨克斯,胡,和杨 (Sachs,Woo,Yang,2001) 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概述这个答案。如萨克斯和杨 (Sachs and Yang,2001) 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 (Ng and Yang,1997,见Sachs and Yang,第15章) 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於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於存在社会试验带来的资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时，被试验的劳动分工的模式就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资讯也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资讯，当人们缺乏组织资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然而，如黄和杨 (Ng and Yang, 1997也见 Sachs and Yang,2000, 第15章) 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於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资讯为後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於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中国在1959年代建立起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徵如下： (1) 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画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 (Shi and Ya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 2002，第12章) 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 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画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路规模的大跳跃，这使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发生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画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 (Zaleski,1980) ；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於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路效果的免费组织资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路，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房，1984) 。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於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画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献记载能从扎勒斯基 (Zaleski,1980) 找到。列宁 (Lenin,1939) 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徵的理解，後来苏联计画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 (1984) 找到。 (3) 中央计画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割，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画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画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画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 (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 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由於缺乏这种顶层的权力制衡，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 中央计画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 (Leontief) 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对於中国50年代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 (WorldBank,1984) 提供了详细的记录。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 (Roland, 2000, 第一章) 综述了一些经济模型，这些模型证明，通过中央计画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5) 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著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Hayek,1944,1960,1988)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萨克斯 (Sachs,1996) 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路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後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 (North,1994) ，诺思和温格斯特 (North and Weingast,1989) 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後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1977a) 。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制度演变差别的大背景。 五十年代城市中还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变化，一个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另一个有正面影响。政务院於1954年5月6日废止了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而采用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竞争力的拿破仑和苏联式的’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房维中,p117)。1955年6月政府职员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改为二十九级工资制(房维中,p145)，此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徵。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但采用模仿策略推行大推进工业化却可能在落後国家与中央计画，国有企业及政治专制相容。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程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Teiwes,1965, pp85-88)。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後国际公认的审判反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1990年後德国对前东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但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1957年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虽然资本形成率比投资率低2%至10%(Riskin,1987) 。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 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 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邓力群，1998,pp.103,105)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见杨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3.5)文化革命及其前後的经济发展 大跃进後及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恢复到传统苏联式经济制度加一些包产到户和自由农贸市场试验的混合。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和1960年〈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试验一个与苏联式经济不同的制度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很难推行。他提出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各地自给自足，采用小型，本地生产技术，反对大型，现代，全面规划的技术，反对专家路线，物质刺激。大跃进後，这些思想基本上被一系列的 (例如教育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否定。毛的行政分权的思想也受到他的同事的抵制，他们主张搞大型托拉斯，中央各部集中经济决策权，物价总局和垄断生产资料流通的物资总局也于1963年建立 (房维中, p364)。 这被称为条条专政， 而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被称为块块专政。 农业政策方面，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质被否定，公共食堂解散，经济决策权和财产所有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队，但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还是保留下来了 (房维中,pp306,314,316,348)。 毛泽东关於在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突出政治，冻结工资级别调整，反对物资刺激，进一步打击私商，对城市私人房产实行国有化的一些观点还是在1965-1966 年实行了 (房维中, pp.373-414)。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後，一个有效的中央计画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画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19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得出「成功归於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的结论。他不明白成功是基於苏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模仿。因此，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毛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感，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画，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後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 (见毛，1977b) 。这样，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画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後称作乡镇企业 (TVE) 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实施分权协议的定货会议在毛的时代发展起来，在定货会议上物物交换非常普遍，有时候短缺商品被用作商品货币。关於转轨经济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1950和1960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71%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援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人口。落後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画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1976年毛泽东去世後，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了农村分工演进和制度转轨过程。相比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 (Sachs and Woo, 1999， 表6)。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 (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 被给予「铁饭碗」 (见Cook,1993，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档记录)。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据杨、王、威尔斯 (Yang,WangandWills,1992) 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这意味著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画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画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於低劳动分工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於通过中央计画建立起来的高得多的劳动分工水平，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画体制瘫痪了。同时，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倾向局部自给自足。 文化革命一方面是毛泽东对1962年清算大跃进错误的所有高级干部的大规模政治报复和迫害，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只是使用史达林利用官僚机构搞政治迫害的方法。他自1966年10月後，利用1949年以来被迫害的人民对共产党官僚的不满，允许有限度的自由政治结社，并支持自发的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在社会等级制下受到歧视的临时工，合同工也纷纷造反，其他工人也提出反对冻结工资奖金，反对经济分配中突出政治的各种经济要求。这被毛泽东称为经济主义妖风(见房维中, pp418, 423, 425 及 1966 年 4 月冻结奖金的中共档，房维中, p410)。这时国营工业停工停产，加上毛泽东支持破坏中央计画机关的造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类似休克疗法的振汤。不少城市集体企业和打著集体企业招牌的私人企业趁国营企业瘫痪之机发展起来。而武斗最利害，国营企业受打击最大，过去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好的浙江温州地区成为资本主义趁文革动乱发展最快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的档决定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 (房维中, pp416-417)。文化革命中期 (1966年底至1969年初) 由於中共允许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原来的党团组织形成保守派组织，而与他们对立的在野人士形成造反派组织。但是毛泽东反对选举决胜负的政治游戏规则，禁止全国性政治组织，主张分省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造反派与保守派及造反派内的冲突。由於政治协商是由官方少数人操纵的不透明不公正过程，又没有选举决胜负的游戏规则，所以造反派中的在野集团不认输，导致各派之间发生内战，整个国家陷入内乱。最後毛只能以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而结束动乱。 由於毛泽东的反苏倾向，1966年中共中央作出增加与资本主义贸易关系的决定，1972年中共中央批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 (房维中,p409)。这在秩序恢复後发展为新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推行进口替代大推进工业化的战略 (房维, pp.523, 527, 530, 531)。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其中宝钢成套设备进口，金山成套化工设备进口，以及各种电气消费品生产线的进口都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设备投资，和新技术，新设备，但却不模仿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 1970年毛泽东完全镇压了文革自发产生的非共产党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後，开始较有效地推行他在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一套反苏，反中央计画，实行行政分权，地方分权，反专业化，反专家路线，反大洋全，实行群众路线，自给自足，小，土，群的毛式社会主义。根据史料，改革开放时代的财政包乾制，利润留成制，地方分权制始於1958年 (房维中,pp210, 212, 216, 227)。有趣的是，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取消计件工资制也是始於1958年 (房维中, p228)。1971年毛泽东控制下的新财政部正式发档推行毛的地方分权制，其主要内容是将中央管的企业下放给省级地方管理，将财政收入中除中央管企业的收入，基建，文教，国防，外援及关税外，都划归地方财政。各省政府提出收支指标，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後，地方包乾，收大於支部分定一个绝对数上缴中央，其余归省支配，地方财政赤字自求平衡。1972年这个制度又改为超收一亿元以内由地方支配，超收一亿元以上中央和地方对半分。并不准省对县市财政层层包乾(房维, pp475-476)。 地方也得到灵活处理”五类小型工业”企业的税率的权力。毛的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 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2002) zt 杨小凯 (4.1)经济改革的特点 毛泽东死後，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其经济政策主要是：农村恢复1962年的包产到户试验，废止公社制度，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及推动区域分权制度。包产到户马上使农村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但土地制度一直没有恢复到1950年代初及民国时代的制度。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详细记载了中国农村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他们用12个指数描述对四种财产 (产品，劳动，土地，金融资产) 界定三类权利 (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 的交易效率。中国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界定产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界定劳力和土地的使用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第二阶段为界定产品和劳力的转让权，以及界定劳力的收益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也有提高。第三阶段，界定金融财产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更提高。但总体而言，土地产权制度变化相对於产品，劳力的交易效率的提高较小，而影响财产转让权的制度变化又小於影响财产使用和收益权的制度变化。由於界定产权的综合交易效率指数从1979年的0.384增加到1987年的0.642，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也於同期从0.455增加到0.645。根据杨小凯和威尔士 (见Yang, 2001, ch.16) 的产权经济学模型，商业化程度反映了分工程度。而中国农村分工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力提高。整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9% (Yang, Wang, and Wills, 1992)。 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後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中央容许各级政府实行层层财政包乾。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徵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徵收机构分离开 (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Zhuravskaya, 1998 和 Qian, 1999)。 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邓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 (周, 1999, 何, 1997, P206)。换句话说，邓的区域分权继承了毛的行政分权坏的方面，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 (Lardy, 1998a， P204) 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有差别极大。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在中国，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政府重罚。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见程 (Cheng, 1991)。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这个论文的一个最新版本，也能从程得到。 最後，中国有非常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因此，当1989年後邓出於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个弱中央政府时，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更类似於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在後邓时代，当朱熔基总理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时，财政体制变得远离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由於没有司法和政治联邦主义的配合，中国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美国的司法联邦主义意味著，跨州官司不由任一州的法院司法，而由上诉法院审理。但中国的跨省官司却由告诉方所在省法院审理。省法院一般偏袒本省利益。这造成地方市场封锁的制度化。例如，上海不准使用湖北制造的汽车作计程车。湖北不准使用上海制造的汽车作计程车。 进入改革时代时，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台湾、南韩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香港、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资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於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对台湾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 (Yang, 1999, 也见Sachs and Yang, 2001， 第16章) 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 (Yang and Ng, 1995, 也见 Sachs and Yang, 2001,第8章) ，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但直到 20 世纪末，中国的加工出口和自由贸易区仍以政府控股的企业为主，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强迫外商在限定期限内将产品零部件国产化， 使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用来保护外国企业家的知识产权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邓的改革时代具有史达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根据拉迪 (Lardy, 1998) 的文献记录，在改革时代，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 国有部门都在扩张。 在最大的特区深圳， 国有企业控制著经济。但是，不同于苏联式的制度， 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 这种制度的特徵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 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人质。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徵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我们将在後文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徵。 总结一下，中国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於它落後的起始发展水平 (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於在中央计画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史达林的社会主义， 也不同於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後，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後， 苏联式社会主义於20世纪末失败一样。 对中国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误解造成了关於中国改革的许多误导观点。 首先一些中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过高估计，萨克斯和胡 (Sachs and Woo,1999) 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基於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後，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後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尼，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拉迪 (Lardy, 1998) 指出，官方资料至少高估增长率1至2%。一些中国学者，例如罗绍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1版) 认为，官方资料高估增长率2至3%。拉迪 (Lardy, 1998) 也提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於国有银行坏帐和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资讯的证据。 许多经济学家也许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苏联和1949至1979年的中国，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如台湾和南韩，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19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也开始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汤疗法转轨之後，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於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这在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於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Sachs and Woo, 1999)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 (http://www.quis.net/chinalaw) 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性的来源。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它关於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来自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 (Pilon,1998) 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徵：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像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於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於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後，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 (Pilon, 1998, p.355) 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 到目前，在中国没有反对宪法的有影响运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还不够强烈，这，再加上中国的巨大规模，表明宪政规则转轨的压力太小，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党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从而改革被党组织的既得利益所挟持就不足为怪了。 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从相同的党组织所安排以及制度化了的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太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它行业。在这三十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二十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 (Huang, 1993, P88)， 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路，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僵化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地，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在许可证申请者运作的行业有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的许可证由外经贸部颁发，它是中国的很多大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批发和零售流通网路的许可证是由拥有地方国有流通网路的地方政府委员会所颁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缪勒 (Mueller, 1998) 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主要参与者、执行规则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国有组织。因而国家机会主义被制度化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成立企业的政府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没有公司的自由合夥，也没有公司的自动登记， (茅，1999，Pei, 1998) 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这连同户籍制度、住房和银行业的国家垄断，提供了许多能用於追求国家机会主义的有效控制方法。皮伦 (Pilon, 1998) 指出，所有的假公济私当然被中国宪法里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援。 国家掠夺私人企业开始於1950年代早期的政治运动，白等人 (Bai,etal, 1999) 认为，在改革年代它继续存在。一个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对私人企业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白等人用文件证明，在改革时代国家掠夺行为的另一种形式是收入掠夺，不同层次的政府倾向於强加各种税费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可观察收入。一项1988年辽宁省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税和附加费加在一起将取走可观察企业利润的63%，当二十种不同的收费被算进去後，税务负担甚至更高。这样的税务负担使得私营企业除了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避税费以外，难以生存。(中国经济年鉴，1989，P107) 。十年以後，一项1998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说，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的10%，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超过10%，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50多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不想关闭其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农村的农民是过多税费的主要受害者，整个改革期间，政府对农民作了减少勒索性徵收和随意徵税的无数许诺，然而勒索性徵收和随意徵税仍旧很普遍。在一些地方，向农民索取61种不同类型的收费。 (丁，严，杨主编，1995) 中国 1990 年代开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但是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那些法律，如 1994 年通过的《合同法》，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贯彻执行。 杨 (1998) 特别提到了《公司法》和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的不相容性，缪勒 (Mueller, 1998, P200) 特别提到电信行业的国家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不相容性，可以下结论说，许多对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不能运作。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著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我们将用几个例子阐明这一点。 (3.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见Yang, Wang, Wills, 1992; Sachs and Woo, 1999, P30; Wu, 1998) 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 民。 在 1980 年代, 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 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 Wang, Wills， 1992， P18)， 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资料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4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 (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 具体而言， 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 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985年後，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 (Prosterman, Hanstad and Li, 1996) 在他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块土地以适应家庭规模的改变，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许多小型长期改进。(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改进将会提高粮食产量。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 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 关於另一个案例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著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詹森 (Johnson, 1994) 指出，针对1985年後农业增长减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农民对土地安全的担心，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作努力和对土地的投资。例如，政府在1990年後期宣布，为了实现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像耕地、施肥和收割这样的农事活动，将重新集体化。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路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後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 (1985，1989和1992) ，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白条而代替现金 (Sachs and Woo,1999)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 1985 年後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 年以後的那些年里对农业基础设施 (即灌溉工程) 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广大农村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国家投资的下降伴随著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努力的降低。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在制度约束下，基於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徵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 (Wu, 1998) 的档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Wills(1992) 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 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 (劳动分工水平) 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4.3)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 (TVE) 。萨克斯和胡 (Sachs and Woo, 1999) 提出，TVE一词有两种通常用法，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类型讨论中的学术用语。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著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後，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合火和个人所有 (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 。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 1994 年87% 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 27% 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资料来自《乡镇企业年鉴1992》，李 (Li,1999) 记录了广东省顺德市乡镇企业通过转变为公众控股公司而自发私有化的一个例子，据他的资讯，从1980年代末起，一个长期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已经把该市的大多数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在1990年代末，私人企业在这个市场成了主导角色，然而腐败、掠夺和其他国家机会主义猖獗。 然而，关於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 (在我们看来，日益不真实的登记) 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么诺顿和沃尔德 (Naughton and Walder, 1995， 转引自 Sachs and Woo, 1999) 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於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画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几乎收不到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国家预算补贴，只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当少的一点补贴。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看作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 (Oi, 1992)。 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其结果，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 推动农村工业发展。 同时勒索它们以补充政府预算 (Zweig, 1991)。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後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它将面临著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 (Sachs and Woo, 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是在十年文革间奠定的，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重新列为乡镇企业。出於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 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差别很大。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苏南模式，因为它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江苏省地方当局对乡镇企业实施牢牢的控制 (例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 ，并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於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於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当局付费，这是一种被一般地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 (〈企业动摇保护盖〉，《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 直到1990年代，江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它的信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接近。然而，就象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也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2999年江苏政府官员也承认苏南模式是一个失败。 在乡镇企业多样化，它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演变性质都模糊的情况下，不同的作者强调乡镇企业不同的基本特徵，而经常不承认它们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极大差异。例如，倪 (Nee,1996) 把乡镇企业看作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正规合资企业，经常伴随著集体所有的资产和企业不正规的私有化。而沃尔德 (Walder,1995) 把乡镇企业看作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差别。彭 (Peng,1992) 强调乡镇企业的半私有性质而解释它们的经营自主。而欧 (Oi，1995) 突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乡镇企业是由县、乡镇、村庄分层管理的一个巨大的多层公司的一个生产单位。1990年代，随著附加的对企业登记为乡镇企业的限制的减轻，许多地方出现真正的乡镇企业和红帽子私人企业共存的现象，专门用语的模糊更是不胜其繁。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後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後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於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 (何，1997，P275) 。 这种双轨制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於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的。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阿文杨(Alwyn Young,1999) 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它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同时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著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 (Wu, 1998) 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封建制度的特徵 (何, 1997) 。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员警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导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後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 (何，1997) 。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於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於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 (Qi, 1995, Walder, 1995)。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後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 (Naughton,1994) 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著一个金融仲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 (Nolan1993) 。 萨克斯和胡 (Sachs and Woo,1999) 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仲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著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 (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 (当被地方 当局容忍时) 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 (Liu,1992) 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不顾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 (Lardy,1998a,PP53-57) 。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於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於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於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 (登记的) 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 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夥、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 (比起) 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著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著更强的市场激励 (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 。萨克斯和胡 (Sachs and Woo,1999) 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於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 (Oi，1995) 。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 (Peng,1992) 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 (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 ，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後，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 (〈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 (4.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 (税收连同利润) 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 (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 。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 (Yang and Ng, 1995， 也见Sachs and Yang, 2001, 第8章) 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於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 (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 ?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 (1) 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於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 (2) 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 (Bai,LiandWang,转引自Sachs and Woo,1999) ，在中国，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著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资料支援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 (经合组织) 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於产量资料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 (Lardy,1998,P206) 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最大化利润，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於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在财务上更划得来。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於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金，李 (Li,1997) 估计，一个在定额生产之上有市场利润的国有企业，在1986至1988年间收到其市场利润2.7倍的租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後，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後，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著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於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後，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创记录的国有部门亏损〉，《南华早报》，1996年6月29日)。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者和工人对企业利润的自发侵吞是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最重要原因，随著中央计画的终结和财务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工业局有关国有企业资讯的主要来源是由国有企业自己提交的报告，在持续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国家监督能力的降低意味著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几乎没有激励抵制工资需求，因为他们将来提升到更大的国有企业部分地由他们任期内增加工人的福利所决定的。 最早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失归於分权改革的是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出现的通过各种记帐手段来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的趋势。即使国有企业绩效改进，这反而会加强裁判-球员一体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因此国有企业绩效改进对社会福利而言可能并不是好事。中国的儒家学者早就了解这点。他们认为政府经商是与民争利。现代宪政规则也严禁执政党直接从事营利性活动。美国的执政者必须将其营利性生意交给独立的信托行。一些经济学家声称国有企业关心政府的社会福利，新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年轻的员工，几乎没有养老金支付和其他福利津贴的负担。因此，当私人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有部门增加时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可以理解。拉迪 (Lardy,1998,pp.53-57) 记载了这个事实：依据产出和就业水平，依据就业比例和资金融通比重，国有企业一直在扩张。尽管它的产出比重下降，财务状况恶化。由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提拱的贷款大多数进入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其他投入也持续增加。如他所示，在过去的二十年，尽管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持续的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国有企业负债对资产的比例在1995年升至平均85%，这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拉迪 (Lardy,1998，p.119) 的分析，中国的四个主要国有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值为负，因而无清偿能力。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储蓄率和国家发行货币权力相结合已经提供给中央政府用来暂时掩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金融资源。与白等人 (Bai,et.al,1999) 相反，这个观点表明在中国造成异常高储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匿名存款制一方面能够保护私人财产防止国家掠夺，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洗黑钱和与之相联系的腐败。因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随著私有部门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徵税能力迅速减弱。因此白等人 (Bai,etal,1999) 把与利率的控制相结合的匿名存款制，当作政府间接向 居民徵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再一次产生了效率和对腐败的容忍造成的不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何清涟 (1997,PP71-240) 记载了由土地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轨制造成的大规模腐败。在她看来，大规模的腐败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机会主义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对这种大规模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不满，可能造成政治动乱。但双轨制这个严重的潜在後果并没有得到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们的应有注意。从1995年起，报告显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出售已经在全中国发生，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山东省诸城市。1992年诸城开始私有化国有企业，当时它的国有企业有2/3亏损或者刚刚收支平衡。在诸城差不多90%的县属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国有企业转变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领导层的看法：通过股票市场上公开的证券出售以及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个改进。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造成大规模腐败。 何清涟对中国两种类型的自发私有化的记载说明了双轨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何 (1997,pp.101-138) 记载了1987至93年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她分析了在这种政府内部人控制过程中的四类腐败。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银行贷款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 (何,p.55) 。在第二种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後通过两个企业间不正常的各种交易 (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 ，国有资产从後者转移到前者 (He,P60,P69) ，在第三种方式下，在这样的合股公司里，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画无偿地把政府的股份转移给前者。 (何,pp.57-60) 。在第四种方式下，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然後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最终，许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这个期间产生，但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贿赂金以使它们得以登记并保持运转 (即得到土地和其他基本原材料以及各类官方的批准和允许，以避免政府没收和限制私人企业) 。在中国，有权的政府官员对私人企业的有力监护，是私人企业生存之绝对必要条件。陈益南，周致仁(1996)记载了很多私人公司的案例，说明1992年前私人公司受到政府的极端歧视和打压，政治的波动尤其使私人公司经营的风险加大。而1992年後，私人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大大改进。项飙(2000)提供了北京市浙江村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分工不断加深，城市化不断发展的极好案例。 何和其他中国学者坚持说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个失败。大多数股份化的国有公司的绩效没有改进，甚至在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通过以後，中国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在这些股份化的国有公司里没有贯彻。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权，内部人交易和腐败非常普遍，在何 (1997) 的记载中，这种国家控制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许多实例，涉及到资本外逃。根据邢 (转引自Sachs, Woo, and Yang, 2000)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的巨大数位，反映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数字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是98亿、178亿、156亿和169亿元。 何 (1997,pp.71-100) 也记载了在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轨制下，土地使用权自发私有化的许多例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规模腐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取得买卖土地批准权的政府官员为了钱而出卖他们的批准档。用於购买土地的钱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规模的中国圈地运动中，许多有贷款审批权的国有银行官员和他们的主管人卷入腐败。再一次，双轨制一方面创造了土地使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 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 (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 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 (何,1997,P25) ，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资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00年，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本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制度化贪污的关键。WTO的入会谈判也使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再完全由执政党垄断，而是由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平等讨价还价过程决定。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特别是最近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定量分析了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对交易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正面影响。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WTO成员国要求中国制定实现这些规则的具体日程表，例如废止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地位的具体日期，废止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的具体日期。但是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十分封闭，咨商面太窄，太草率，没有充分辩论，因而产生过分立法，立恶法，也没有宪法司法(通适当程式可告法律，如胜诉，可使法律被判违宪)，使司法执法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及与会者的评论与讨论 阅读次数　847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之前，也就是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大革命前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权力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可能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讲的宪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按照一个叫做默比的学者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获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对南美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英国治下，各州自治，税收主要是用在地方发展。而南美洲宗主国只是把植民地看作一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成文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到0.7。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网络经济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股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 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我6月去南韩开会，了解到南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 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南韩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南韩所了解的事实是，南韩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象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这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我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东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很迟才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30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WTO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的。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包括私人可以不需许可证而经营外贸和出版媒体。 　　讨论： 　　茅于轼：下面我们请两位评议人发表意见。由于时间关系，每个人只有5分钟时间。 　　左大培：5分钟太短了，我就简单讲一个态度。刚才小凯讲的东西有一点我不赞成，我是持国有企业可改革好的观点的。你讲的英国宪政这些东西，不一定和国有企业挂得上钩。即使英美本身，也没有排斥国有企业。二战后英国搞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国有化。 　　其次，关于拉美的教训，你讲的这些内容是很重要的。但是，左翼的经济学家对拉美的教训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拉美经济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大庄园经济，所以一直发展不上去。我过去不相信这个观点，现在则是百分之百的相信。拉美的阶级分化、收入差距等全是从这里来的。而美国实际上土地是公有的。每个移民进来，政府都象征性的收一小部分钱，然后给他一块地，也就是实行"小农"政策。因此我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有好的私有制也有坏的私有制。如果能保障每一个农民都平等的拥有一块土地的话，我承认它就是一个好的私有制。而拉美的私有制是典型的坏私有制。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搞什么私有制。西方典型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不愿意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只是论证私有制好而不管是什么私有制。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要回答政府的机会主义从哪里来，否则我们就只能把这个问题解释为人种差异。这应该从历史的循环作用角度去讲。我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对此我有一个说法。当然我不可能拿出一个很完整的回答，历史这本书太难读了。但我现在要讲一点，就是小凯讲的这些东西所依据的那些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英美制度绝对优越。这种绝对优越论能不能论证，我画很大的一个问号。而且到底什么是英美制度？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界定的。英美自己就不断地在变化。由于今天没给我时间，我不可能集中讨论了。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洋务运动问题。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我们社科院搞经济史的人，他们讲洋务运动的问题恰恰正在于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私人办企业，特别是对于改造落后技术的私人企业，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和小凯讲的正相反。说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一定要坚持官办占主导地位等等好象缺乏历史事实根据。甚至到清末，政府还采取了鼓励私人办企业的措施，比如你办一个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可以封你一个翰林等。而且说清政府不想搞政治改革，这也是不对的，最后十几年清政府确实一直想搞立宪。因此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清朝政府搞不动私人企业？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就在于筹资渠道缺乏，想办私人企业筹不到钱。中国人也许天生不信任别人，因为中国人天生互相欺诈。所以后来清政府之所以搞铁路合营，是因为不这样做就筹不到资，而并不是不让私人搞。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确实取缔过私人办的现代化缫丝厂，但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厂在当地引起很大的纷争，当地的一些小手工业者几乎要跟它打起来。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清政府处于就业问题的考虑，下令取缔这些缫丝厂。所以我只讲一条，就是经济学家所能说的只有一点，国有企业有没有道理先要查查它的帐。它是否有财政补贴？如果国有企业有补贴，那么私人企业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补贴你还竞争不过它，问题就只能出在你的心态上。但是怎么解决，我没有时间说了。 　　范剑平：我和左大培的观点不太一样，我比较同意杨教授的观点。对他今天讲到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这些，我都很受启发。 　　我今天想讲的是，我在看杨教授关于后发劣势的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一些纲领性文件里面，老是强调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等。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国度里面，要想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在讲跨越式发展，但实际上却往往是向后退的。有很多人讲是不是在技术领域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牵连到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我觉得高科技产业也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基础问题。高科技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制度基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制度，因而这就涉及一个信用基础问题。自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最基础的制度，就是高科技发展的文化氛围。我想，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都非常成功。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象硅谷这样一种现象，是跟美国的文化氛围有关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在政治、言论及生活作风各个方面都是非常自由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使得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发明上敢于去想象。而在一个政治上始终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生活方面要求循规蹈矩、新闻舆论又有那么多限制的国家，其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也必然大大受到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觉得在市场经济道路中间，与其讲"跨越式"发展、与其找捷径，不如老老实实的打好基础。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模仿的问题。 　　茅于轼：下面请小凯作一些回应。 　　杨小凯：我和大培早就认识。他关于企业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久前我还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篇关于幼稚工业保护的文章。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有一点也跟我们的研究有关，就是现在外生的比较优势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更多地讲内生比较优势。比如说根据日本早期政府的产业政策，按当时的计算，日本在汽车行业是没有生产技术的外生比较优势的。但是它的私人部门抵制了政府的产业政策，从而实现了后天的内生的比较优势。再比如说湖南有个"远大公司"，生产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要从外生比较优势来看，湖南是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在资本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但它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中央空调的企业之一。国内以前有句话说不要管姓社姓资，但我在分析全聚德连锁网为什么失败时，发现它的国有性质是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我对国有企业有些偏见，这是因为我自己有个企业理论，就是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是对企业家思想的定价。如果没有这个定价机制，任何好的管理方式都不可能产生。所以在这一点上，又要有企业家精神，又没有私人剩余权的有效保护，是不可能同时做到的。 　　关于坏的私有制，我想我们的看法没有什么区别。我没有说英美制度是绝对优越的意思。我们最近有本书叫《发展经济学》，里面介绍了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历史学家都强调西欧的政治不统一是制度演进的一个动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英美体制和欧洲大陆体制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个推动力量就是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间，法国有超过英国的地方。比如说英国早期是不准在大学里面教工程和技术的，它都是教人文学科，法国则强调在大学里面教工程技术。因此法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就比英国有优势，它在许多方面包括修高速公路等都有超过英国的地方。因此两种制度是在竞争的。不过总的竞争过程中，英美制度还是占一些优势的。比如很早以前大陆国家就模仿英美的地方自治制度，法律上也在向英美普通法靠拢。 　　关于洋务运动时期没有禁止私人企业等等，大培说的都是1906年后的事实。那时清朝政府已经痛感不进行彻底改革不行了。而且当时慈嬉太后还有一个《罪己诏》，表明要痛下决心改革。但是那个时候改革显然太迟了。因此统治者下决心改革的时间早晚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明治维新正是决心下得早才取得了成功。洋务运动时期政府虽然没有禁止私人搞企业，但政府同时自己也搞企业，游戏规则就破坏了。制订规则的人自己下场踢球，即使不禁止别人参加游戏，人家也是注定要输的。而私人企业自动注册是1906年后的事，这之前政府可以任意没收私人企业财产(连大臣的生命财产皇帝都可任意侵夺) ，没有与官员的硬关系，是无法办私人企业的。 　　对于范剑平先生的评论，我基本同意。但我还是要说明一点，就是技术模仿在短期内还是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的。当然这个成功是很危险的。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伊朗巴列维改革，俄国斯托雷平改革的教训。这两个改革的特点都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特别是斯托雷平改革，你看它当时的统计数字比现在的中国还好，它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搞得很快，而且表现很好，成长率很高。但是因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所以就不公平，就造成了普通百姓不满，导致改革失败。因此一个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哪怕方向是对的，也可能造成意外的倒退，这种意外的倒退会使社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有时这种损失甚至是不可挽回的。这都是历史的教训。 　　茅于轼：小凯的发言涉及面确实非常广，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要有全面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不但在经济上，就是在政治上我觉得成就也是很大的。虽然还有许多的毛病，但我们想想20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对以后还是要有信心的。 　　再一点，我们天则所是提倡学术宽容的。因此既要吸收别人观点中好的地方，而且要勇敢的指出不足的地方。下面请大家发言。 　　盛洪：非常感谢小凯。今天讲的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或者说好私有化和坏私有化、好自由化和坏自由化、好民主和坏民主，其含义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这些概念的表面层次上谈问题，问题比概念要深入的多。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第二点，我基本赞成小凯刚才的演讲和他背后的诺斯这套理论。但是我觉得他只说了一半。作为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我对诺斯的理论还是非常赞同的，尤其是他最近从研究有形制度转向研究无形制度，这种倾向我是非常赞同的。他后来也讲到从天主教向新教的这样一个变革对于西方制度结构的影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天主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集权的宗教，它甚至可以因为信仰杀人。当时因"异教罪"而上火刑柱的有几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上，因为利益杀人的情况是非常之多的，但因为信仰杀人我想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这一点，欧洲当时的发展过程中，思想是不可能自由的。后来到了新教革命，小凯讲的非常重要，就是没有了判别信仰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连耶酥是不是三位一体这样的事情都要争论一番。因为这件事还导致了罗马教和东正教的分裂。实际上新教革命最初也是非常集权的，他们也因为异端而杀人，只是到了后来美国非宗教化以后，才逐渐走上完全根据自己对上帝的理解去理解上帝、不需要别人判决是否正确的道路。这在西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提出一个批评，刚才大培也提出来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诺斯讲的话不全面，实际上确实有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在里头，所以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会使人形成一种片面的印象。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认为，英美的崛起主要是靠民主、市场化、自由化、私人企业、自由贸易等。实际上历史并非如此。包括小凯举的香港的例子和美国的例子。但还有一个是印度的例子。实际上在英国崛起的时候，最初重商主义非常盛行。那时候可以说印度棉布统治了欧洲市场，而英国当时带头通过了重商主义的法案，禁止印度棉布的输入。英国的工业革命恰恰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就是个国有企业，女王在里面是占有股份的。再看看对印度的统治。当时攫取印度财富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利用对印度的统治，对之强加歧视性关税，也就是说印度的棉布到英国是高关税，而英国的棉布到印度是低关税。所以这里面各种因素都是存在的，不能简单而论。包括南美和北美的对立也是如此。实际上南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贸易保护主义，而北美是有的。所以南美无法保护它的工业发展。 　　第二点，我在考虑后发劣势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以英美模式为基础去思考，就要求我们都要从制度上去学它，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但不能忘记英美模式出现之前，什么模式占优势呢？我想中国起码在唐、宋之间的时候，在全球是领先的。但你要想到是否如果当时不学中国模式，就会永远落后？所以我觉得制度变迁有向外学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内生的一面，这非常重要。 　　第三点，就是要看到中国的很多特点都与法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中国在信仰上不是以某一个教廷为集权的，中国的儒教不是西方的宗教形式，它在信仰方面非常宽容。另外一点是在法律制度上，我猜测中国的法律制度就是判例法。你看过去的《三言两拍》，很清楚表现了这一点。此外，现在也不能很简单地讲私人企业不能进入了。我觉得对于80年代的改革还是应该认真的看待的，现在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模仿，确实存在一些比较深刻的变革。包括刚才讲的私人企业现在在不断地改进它的境况。刚才小凯讲的私人企业不能进入的那些行业，其实现在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特点，而且要看到我们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英美的制度模式，可能会形成新的想法。 　　周其仁：小凯今天讲的东西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把落后国家的发展概括为技术的模仿和制度的模仿。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要长远发展，只从技术上模仿恐怕会出问题。这一点我想是一个重要的论述。当然他在论述涉及到整个世界历史，因此难免会有很多争论。 　　对于小凯的观点我有一点评论，就是从中国这两年的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的制度模仿也很热闹。但我们好象对制度里面的技术部分更为偏好，而对制度里面的基础的制度总想绕开或躲开。比如我们已经有股份公司了，而且各种专业词汇层出不穷，让我们这些教经济学的人感觉很好。但在基本的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个层次。比如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就要有一个基础的信用关系，要讲诚信原则。你看今天郑百文又重组了，那么一个一塌糊涂的公司，套走一大批资源后，再把一家放进去，跟琼民源一个手法。所以我想我们先不要讨论什么印度、法国，先把这些事情讨论清楚再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又有董事，又有监事，还有什么治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词汇都进来了，可行为改变了吗？所以我们在模仿制度的时候，有的东西变的很快，有的东西变的很慢，这种不协调产生出了许多问题。 　　黎鸣：今天我对小凯先生的观点大部分是赞同的。但我要补充几点。小凯先生说后发劣势说的很好，但有一点我觉得不够深入，就是后发也有优势。后发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后发的人必须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如果后发的人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的话，后发一定就是优势。之所以会出现后发劣势，关键就在于理性主义不足。为什么在技术方面容易学、容易模仿，而在制度方面不容易学、不容易模仿？关键就在于技术是纯粹理性主义的东西，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框架进行框定，而制度无法做到这一点。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中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如果缺乏这点认识，我们就看不到制度里的非理性主义。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超过法国？英国为什么超过法国？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岛民意识"？根本一点就在于它有一种比大陆人的更强的危机感。正因为这样，"岛民"学起理性主义的东西来比大陆的人要快。英国比法国发达，这并不说明央格鲁椚隹搜反尘捅缺鹑擞旁健Ｊ导噬衔医椿嶂っ鳎敫衤硹撒克逊作为一个理性主义岛国，它的理性主义的确比大陆的理性主义强；但过度的理性主义也使它本身走向了极端，要很快的向下滑落。 　　我讲的这些算是对小凯先生的演讲在心理学、在人性、在人学的角度的补充。 　　李晓宁：刚才杨小凯讲英国的问题和法国的问题有一个偏差。其实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英国走的是普通法体系，法国走的是大陆法体系。为什么会这样？罗马法和欧洲宗教这两大观念是统治欧洲上千年的最基础的东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打破了这两大模式。谁来打破的呢？是基督教。新教最大的特征就是分裂，所以就造成了天主教不能保持集权的情形。并不是说新教有多么革新、有多么先进，关键是它造成了分裂。而英国的普通法有一部分也是来自罗马法，这是跟大陆一样的。普通法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为国王服务的，而大陆法是为国王服务的。 　　还有一点，我们这些年模仿外国技术可以填补国内空白，而制度很难做到这一点。制度是很复杂的，它是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信用关系。而我们现在的信用关系如何，我就不多说了。 　　蔡德诚：我基本上同意杨小凯先生的发言。我觉得他在一个关键时刻提醒我们所有中国人，在享受没有制度模仿就取得很大成果的时候，要警惕后面的危险。我希望这个警告得到认真思考。技术发展可以取得突破需要有一定的保证，就是说在技术发展的初期，模仿的效率可以比较高，但越往后这一点越要打问号。 　　我是《科技导报》的主编，所以我始终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关心社会发展。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自由思想的阳光雨露浇灌出来的花朵。没有自由思想的阳光和雨露，是不可能产生原创性、高质量的技术出来的。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而高技术、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进入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非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以为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实际上知识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哺育出来的；第二点，知识经济是人性普遍解放的结果；第三点，知识经济也是高等教育大普及的结果。所以认为只靠我们的科学院士、精英分子就可以带动起我们的知识经济，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以为既然过去的模仿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成果，那么在高技术的模仿同样也能实现快速的发展，这也是思想上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充分、很不透明，我们人性的解放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想超越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切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危险性的幻想。所以我认为杨小凯先生的报告非常及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　 　　张祥平：我觉得杨小凯说的那几个条件里头缺了一个条件，就是当初英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不光是因为它的制度，还因为它通过发现新大陆而在海外发掘了很多新的资源。这两个条件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后面很多的机制。日本也是一样，如果它当年不欺负咱们的话，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样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目前我们能再发现一个地球，那么英美制度就是绝对优越的；如果不能再发现一个新的地球，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可以和欧美制度相替换的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就是科举竞争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可以同杨小凯教授的分析结合起来。所以我最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环境方面。 　　仲大军：杨小凯先生的发言是很精彩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宽广的，值得我们有的学者借鉴。经济问题说到底也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了，它涉及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等方面。我认为小凯论证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一个经济发达不发达，最根本的渊源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我认为小凯的主要论述点就是从这里来的。 　　另外，小凯先生今天的主题是后发劣势，我认为它这个主题未免太武断了。但过去我们总是讲后发优势，现在小凯先生来了个反动，这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将来会不会是后发劣势的案例呢？我是这样思索的。中国从历史上模仿苏联，学习马克思，都不成功。因此我们今后到底要模仿什么？怎样模仿？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模仿成功，我倒不认为中国就一定是后发劣势。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管益忻：小凯这个报告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认为新教同天主教的区别、南美同北美的区别都不是主要的，但我们在讲后发优势的同时千万要注意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我们多年来一直存在制度创新很薄弱，而技术创新比较快的情况。比如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治理结构、政企分开等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决不能用技术创新取代制度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是刚才提到的家电行业。现在的龙头海尔是从集体经济起来的，春兰则是从地方经济起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第二是我国的汽车工业。 去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部等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文件，说是为了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我们取消了238项的不合理收费。我当时很高兴，但随后有个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各种各样的阻碍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乱收费有 1500种，我一下就傻了。可见我们的制度确实是落后的。 　　郑也夫：我认为后发有优势也有劣势。应该说比较多的被大家谈到的是后发优势，所以杨小凯谈到后发劣势是非常有创见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各有各的道理。但如果硬要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话，我认为还是后发优势的道理更大一点。但再大的道理说多了也没有什么创见了，而小道理往往是有创见的。杨小凯的立意非常高，不过要把后发劣势作为原理而把前一个推翻，我想是不可能的。 　　茅于轼：最后我也说几句。我觉得小凯说的后发劣势显然是存在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后发优势。我们中国的发展大量地利用了西方的技术，我们现在从日光灯到麦克风到计算机，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都是利用后发优势。现在后发劣势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技术上的引进而在制度上没有变化，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感觉在过去的20年中间，中国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我想看到这一点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的情况做一下回顾，再想想将来20年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将来我们不仅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现实，另一方面对以后还是要有信心的。 　　最后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 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阅读次数　701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本文原为《回应林毅夫的批评》，编辑改为本题目。特此说明。 　　首先我们感谢林毅夫对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的认真批评。林文指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南韩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1990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及不搞国有企业）。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Charles Jones, 1995, JPE, QJE）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及R&D的规模没有单调正关系。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50%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Trefler, 1995, 1996）。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比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江泽民提出反腐败要从制度上反，否则腐败越反越多，朱熔基认为将干部贪污洗钱、资本外逃去掉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这都间接承认了中国政治制度落后造成的制度性腐败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而中国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靠偷窃技术来模仿。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南韩、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很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由于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人在大街上仍可以当街拉尿），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对印度经济史研究的最近综述，见Ahluwalia, 2002, Roym 2002）。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连刘少奇都痛心疾首“人相食，你（毛泽东）我是要上史书的！”从每个人生命都无价这一点而言，中印这一比较就说明宪政体制和专制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劣。诺奖得主Sen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是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没有宪政制度，经济发展和贸易的好处会被用来巩固专制制度，阻碍长期经济发展。最近Acemoglu, Johnson, 和Robinson蔼（2002）用大量史实和经验证据说明，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正是因为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方面16-18世纪比英国占优势，但一直实行专制制度和政府对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好处被王室垄断，用来加强专制制度，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不到，也没形成无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 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世界大战。中国如果攻打台湾，也会步当年日本后尘。 　　林文强调宪法和宪政的差别，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在《宪政》一文中特别注重宪政形成的推动机制。例如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宪政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是欧洲长期没有政治大统一。而中国宪政产生困难正是因为长期政治上的大统一。但我们要指出的是, 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有个好宪法而没有宪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法律面前不平等, 只有共产党有执政权,这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不相容。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的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宪法基础。 　　我们非常欣赏林文对赶超战略的批评。但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日本政府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军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中国政府的赶超战略，限制汽车工业战略之所以可以推行，当然是中国的宪法给政府以不受限制和制衡的权力，给执政党高于其它党和法律的权力（只有共产党可执政，其它政党没有法律面前平等的执政权）。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这与史实不合，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象合资经营。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的可笑。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九十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纪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莲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References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IT, 2002. Ahluwalia, M., “Economic Reforms in India Since 1991: Has Gradualism Work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3), 67-88. Roym, T., “Economic History and Modern India: Redefining the Link,”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3), 101-109. Jones, C.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a, 110, 695-525. Jones, C.I., “T & D-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b, 103, 759-784. Trefler, Daniel, “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 Differences: Leontief wa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3, 101(6), 961-987. Trefler, Danie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Endogeneous Protection: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U.S. Import Poli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93, 101(1), 138-160.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阅读次数　1126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中国学界正在讨论维护宪法尊严和尊重宪法的问题。不过，我想在此提个问题: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宪法要有权威才能得到尊重，而宪法权威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因此所有成功的好宪法都规定了最严格的被治者的批准程序，一般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经三分之二以上公民通过，宪法才有合法地位和权威。宪法要有权威还必须有严格的修改程序。10年可换一次的宪法，不经充分自由辩论就可轻易修改的宪法是不可能有权威的。有些国家为了使宪法修改不至于草率，宪法规定，提议修改宪法的政府在任内不得实行公民投票，而实行公民投票的政府在任内不得推行修改的宪法。因此修改宪法至少需三届政府的时间。 举例来说，当今日本宪法是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帮日本起草的宪法，其经过议会各在朝在野党派及公众通过自由媒体的长期充分辩论，再由超过三分之二公民投票通过而具备合法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不存在这种权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在何种程序下该宪法可经由被治者以一定程序完成宪法的批准过程。因为没有这种经过公民的认可这一最基本的程序，所以在合法性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没有权威。对这种没有经过被治者认可的一部宪法，如果中国人竟然尊重它，那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缺乏最根本的「宪政教养」。 宪法权威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是在宪法的制订和通过时，必须要有执政者的反对派参加。宪法这个做为国家最根本的法律，不能只代表执政者的意见，还必须通过非执政者代表，特别是反对者以及少数派的同意，宪法才能具有合法性以及能被施行的条件。因此在宪法制订的过程中必须让各方，特别是反对派，都愿意参加，宪法才能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出现过两部宪法。第一部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 1946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民大会议决通过， 1947 年元月一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的批准程序太草率，也是内战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中华民国宪法在制订的过程中，是由非国民党人主持，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其中。亦即，中华民国宪法制订的过程符合宪政制订的程序。不过中华民国宪法的施行，并没有获得当时中国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与支持。因此，中华民国宪法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后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是一个比中华民国宪法更有合法性问题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任何公民批准宪法的程序。其次，中共在建政之后，甚至不断的消灭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势力，让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消失，仅存在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政党。所以，相较于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没有任何反对势力的参与。 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没有获得反对势力的认可，中国政府也仍然继续消灭反对势力。例如，中国政府继续拘捕中国民主党向政府注册的人士。这种举措，严重违背了自由民主制度下政党自动注册的基本政治权利。另外，如果将还在施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台湾地区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没有得到台湾几个主要政党，如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以及亲民党的同意与支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获得反对者同意的这个合法性条件是不存在的。 英国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处理是一个值得借镜的例子。爱尔兰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是一场数百年来的争斗。这场斗争也造就了今日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分裂，以及自 1960 年之后数以千计的人员死伤。在北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族群为少数派，信仰新教的族群为多数派，占人口90%以上。英国尊重北爱尔兰人民的自治权，主张由北爱尔兰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北爱前途问题。但以天主教为首的反对派拒绝参加公民投票。然而，在经历北爱共和军二十年来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英国政府从未片面召开北爱和平进程会议和单方举行公民投票。直到 1998 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真正愿意坐下来和谈，英国政府才真正召开北爱和平会议，北爱才真正开启了和平的曙光。至今，虽然离北爱问题的解决还有长路要走，但敌对各方共同参加宪政过程，北爱共和军终于交出武器，为北爱的和平带来希望。 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的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游戏规则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 英美这种包容少数派，包容反对派的宪政传统，是宪法权威的基础, 它造就了英美的兴盛与发展。这种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宪法要有让所有竞争执政权的各方，拥有公平竞争执政权的游戏规则。做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不应该保障某些政党或集团拥有优于其它政治团体获取政权的权力。人类宪政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限制王权以及反对专制独裁的历史。而宪政发展的过程，反映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上，就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必须让反对党与执政党有公平的机会争取执政权。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竟是以成文宪法的方式，将一党专政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将一党专政明文写在宪法之中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这种宪政发展的创新源自苏联，它以强调普选制，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形式，否定分权制衡，政党自由，及宪政的私人财产权基础，而将一党专政制度化。这使宪法不再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制度化工具，而使宪法成为将无限政府和一党专政制度化的工具。在东欧俄国人民纷纷放弃这种宪法时，将无限政府和一党专政制度化的宪法怎么可能有权威？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也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反而保证所有政党在法律面前平等。 第四、宪法必须明载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宪政的发展，其实也是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例如在最早的宪法雏形 -- 英国的大宪章 (Magna Carta) 中，大宪章就规定了没有代表的地方就不必缴纳税金，如果国王想收税就必须经过纳税者的同意。大宪章也限制政府对自由民只能根据法律进行逮捕、关押、驱赶等处罚，此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罚。也就是说，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限制的一定的范围内。美国宪法的大部分条款都是明文规定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比如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 然而，西方宪政学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个实现无限政府的纲领。该宪法并未明确规范政府的权力范畴。国家可以依其需要，例如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人民的言论、通讯自由以及人身自由。国家也可以依其需要侵犯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的集会，言论自由是由政府给予，因此也可被政府拿回。 第五、宪政对政府的权力应该实行分权制衡。政府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具有平行、互相不隶属的权力。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要分权制衡。在欧美宪政制度发展健全的国家例如美国，他们是将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衡、互不隶属。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见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了第七十七条说明原选举人民代表之单位可以罢免人民代表外，并无任何限制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具有行政权 (宪法第九十二条)、 立法权 (宪法第五十八条) 以及司法权 (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以及第一百三十三条) 等。也就是说，三种权力集于一身, 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并无任何宪政机构可以限制或制衡其运作。 这种缺乏分权制衡的一元化宪政设计在宪政发展的历史中是极端危险的政府制度设计，其本质为一种民粹式的反宪政发展，人们通常称之为宪政怪兽。其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结果导致在法国革命中出现专制屠杀的历史悲剧。这一悲剧后来在俄国重演。缺乏分权制衡的这种设计也将导致政府中执政者的权力与责任无法区分，因此无法对执政者的执政成败进行监督。前苏联、或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不断发生的政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导致数以千万生命的牺牲正是其结果。中国如不改变这种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仍然将为中国人民以及中国的宪政发展埋下极不稳定的定时炸弹。例如，当类似1989年动乱事件发生时，若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集，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专政就可能发生。 第六，宪政必须防止政教合一。很多国家的宪法容许人民和政府用相当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阻止政教合一。美国1960年前历届总统都是新教徒，新教一般最反对专制，美国新教徒总统在这一新教国家通过法律实现政教分离，禁止公立学校教授神学。第一届天主教总统肯尼迪上台前，朝野各方要求他保证政教分离，将他的宗教意识形态与施政分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将政教合一制度化。这在所有实行宪政的国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制度不可能对其它宗教意识形态公正，这种将政教合一制度化的宪法也不可能获得被治者的广泛同意, 因此它也不可能获得权威。 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也没有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类似美国参院保证各省利益可得到平等代表的制度。美国每州在参院都有平等的两席，因此可成为人数少的州对付大州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一党专政，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是各地人民选举，因此也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所以人民和各省都不会出自内心尊重宪法, 他们中认为自己被不公对待的族群一有机会就会追求类似苏联解体的局面。 总结而论，上述各个方面是一部成熟宪法获得权威和尊重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不应该奢谈尊重一部没有权威的宪法，而应该讨论如何创造条件使宪法获得权威。这些讨论将导致各方之间的宪政讨价还价(constitutional negotiation)。而宪政讨价还价是宪政的真正开端。中国由于历史上各派互相迫害积累的问题，启动宪政还会象南非一样面对各派之间的政治和解(political reconciliation)问题。如果大家不小心谨慎对待这些复杂的问题，而高谈阔论民主宪政，失控的局面的确可能发生。 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 阅读次数　452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介绍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现摘录如下。 　　在前苏联、东欧、中国等原先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模式和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渐进改革模式。中国改革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虽然观点各异，但学者们在转型模式的研究上大体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赞成激进改革，也称趋同派，另一派赞成渐进改革，也称制度创新派。持激进改革观点的有萨克斯（Jeffrey Sachs），布努诺（Michael Bruno），胡永泰（Wing T. Woo）等，持渐进改革观点的有杰克逊（Garry Jefferson）, 罗斯基（Thomas Rawski）, 劳福顿（Barry Naughton），钱颍一，许成钢等，中国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茅于轼等也持后一观点。 　　杨小凯教授从对渐进改革观点的批评开始。渐进改革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许多试验式改革方法，如价格双轨制，财政联邦制，两田制，乡镇企业等，均属制度创新，并且是成功的制度创新。对此，杨小凯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钱颍一提出的财政联邦制，杨小凯教授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西方的联邦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来说，美国的各州有自己的财政来源，州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州选民而非中央政府，而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两种情况下官员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财政联邦制实际上造成了地方分割，不能称为是完全的制度创新。 　　杨小凯教授接着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 　　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英国式的宪政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其间伴随着战争与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最终建立的宪政制度为经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美国内战是宪政转型的又一代表性案例，在内战结束后10年间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但今天内战对以后的经济繁荣的贡献显而易见。 　　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增长时期，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振荡的时期要短得多。另一方面，根据拉迪（Nicholas Lady）等人的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被高估了1－2个百分点。因此，有关两种改革的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已经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我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 　　杨小凯谈到，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更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转轨将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渐进式改革和震荡疗法的共存一定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有助于大量发生多样性的制度试验。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大爆炸式转轨到君主立宪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大爆炸式转轨。认为所有的大爆炸式转轨都不适当并注定要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双轨制方式的好处和代价之间的两难冲突更值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注意。一方面，渐进式改革能够通过全部买下执政党机构已掌握的股权而获得一批支持者，并减少来自执政党机构的抵制。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增加了那些国家因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受到剥削的人对改革的抵制。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在不同国家之间一定是不同的。因而，高估渐进式改革及与其相关的双轨制方式的好处而忽略了这种两难冲突一定是不适当的。 　　结合中国将要加入WTO的情况，杨小凯教授认为应该尽早取消一些歧视性政策，如禁止或限制中国私人进入某些行业。在WTO谈判中已经同意向外国人开放的行业如继续限制本国人进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教授提出，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而人民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那么转型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而完成转型的过程。因此，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至于中国改革过程中采用的双轨制度，不能因为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地区或时代被采用过就不认为是一种创新，因为创新不等于发明，只要采用的制度和过去的不同，就属于经济学所说的创新。茅于轼教授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改革无论如何应该认为是成功的。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选择在现实情况下可行的改革办法，任何一个改革策略都是路径依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朱玲教授指出，可信的承诺机制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她还谈到，过去2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是开放，是开放促进改革，改变游戏规则。海闻教授就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还是给定约束下的次优选择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如果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那么乡镇企业应该是一种成型的制度形式，如果只是一种做法，那么它还在发展当中，而不是一种制度。 土地产权与宪政共和 阅读次数　467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评《财产论》，【美】理查德·派普斯著，蒋琳琦译，张军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26.60元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是，西方的宪政与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而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哈佛大学教授派普斯（RichardPipes）的新书《财产论》（原书名为“财产与自由”，PropertyandFreedom）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 　　一般认为，宪政制度起源于英国。按照派普斯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非专制君主，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制度创新。国会自订税率，使得税收更加容易强制执行。这可能也与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告辨双方有权选择打官司的法院（当时有国王的法院、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国王法院中告辩双方有权排除陪审团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员。既然判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当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决，也不得不服气。因此司法、执法的权威反而高于欧洲大陆成文法国家。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国王不会喜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靠它来收税。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习惯：“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国王慢慢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税收之间的关系。 　　国会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争执有时会导致两个政权并立和冲突的情形，甚至导致内战（英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类冲突引起）。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王财政依赖于民意代表机关的制度却不因这些冲突而被废止（克伦威尔专政是个短暂的例外），要是在东方国家，国王被议会中的造反派杀了头，王朝复辟后，大概头件事就是取消代议制。但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时期，及至光荣革命，国会制度反而日益巩固。仔细琢磨，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逾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国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美国经济学家默克（JoelMokyr）的记载，17、18世纪英国的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却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默克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有了《拿破仑法典》后，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默克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当时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东方一些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西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原因即此。 　　想想希望用废除个人财产所有制的办法来减少税收的麻烦，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财政仰赖民意机关威胁的主张，看似聪明，实则是民富不起来，国也强不起来的馊主意。这也说明读史的重要，当年持这种主张的人要是读了很多英法的历史，他们会发现他们关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国旧王朝的教训证明大错特错了。如果不保护土地产权的制度是对的，当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英国实行民主是183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1688年就有。 　　说到这里，先要澄清民主与共和、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自由与共和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和共和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 　　再接着前题往下说。1688年前后的英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举权。财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交税没到一定水平的，都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选举权。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没有政治垄断，有上层政治权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这个共和，又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权选举的，都是有财产的人，特别是交税大户。1688年的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1760年才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财产主要是地产。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对应关系。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这在西方是一个传统，《圣经》里面就说，要爱你的邻居，保护别人的财产。不像中国古代，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 　　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和市场，政府收税就没有道德标准。因为地价算不出来，比如，这里有一座山，你能知道它值多少钱？只有有人出价，有买这个地产的市场，才会有价值，基层政府的行政权、收税权才会有道德基础。否则，老百姓说，你侵犯我的权利。政府则说，我在给你办教育、修公路，你为什么不承担这个责任？这是讲不清楚的。如果有地价了，地价出来了，比如说，交5％，就没什么架可吵了。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对。你超过5％，我也可以说你不对。 　　地产的权限没有界定，谁该交多少税，都讲不清楚。所以，人就变得很机会主义，“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无法公认一个公平的收税规则。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纪念李慎之 阅读次数　5456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最近美国有一场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的讨论,[1] 其核心内容与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很接近，我就用介绍这一讨论来纪念慎之先生。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q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q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q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q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q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2]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 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去年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 [1]作者杨小凯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墨纳石 (Monash) 大学讲座教授。曲祉宁为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行销组博士候选人，墨纳石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2] 原文标题为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有限理性 阅读次数　3010 字体大小 [ 大 中 小 ] 双击滚屏 by 杨小凯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 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 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1980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 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人（1982），Binmore等人（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象是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例如法轮功和一些宗教人士追求人权的行为，看似没有个人行为的理性（例如不怕死），但却可能导致规则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思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 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 　　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们传递抽象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具体的私人信息。例如当木材价格上涨时，房层建筑商了解到从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优决策应该减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涨价是森林起火，还是人们对木材家具更喜爱产生的。而这种与他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对全社会福利影响的信息，尽管个人并没有能理解这全社会福利信息的理性。换言之，在这个社会用价格制度做社会试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个人面对根本的不确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价格制度和社会试验不可能减少根本的信息不对称，相反它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的极小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由于这种自由价格制度的功能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所以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例如每个专家根本不必懂其它专业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享受各行各业价廉物美的产品。 　　这正是海耶克，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市场在个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确定性条件下，综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 　　我们用几个例子说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首先。看麦当劳连锁店的创立和发展，在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前，饭馆的价格相当高。当时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似乎与供给相当。如果饭馆服务的价格稍微降低（以经济学术语而言即为在边际上调节），利润将会减少。因此，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决策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市场已在均衡中，利润已最大化，创办更多饭馆或大规模减价只会造成损失。但是，当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办人认为可能有另一种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饭馆服务价格比现有饭馆低得多，因而很多人会减少自己做饭的次数，而增加对专业饭馆的依赖，专业饭馆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内部专业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务成本大规模地下降，因此大规模降价也会有利可图。如此一来，麦当劳创始人就不是以当时市场的边际调节信息定价，而是将价格订在普通人能经常上馆子的很低水平。麦当劳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大规模经营，用连锁店的合约形式组织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分工，使专业化的计划管理，餐馆设计，原料采购，广告成为总部的专门部门。结果这种“组织创新”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之一。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分析这类“组织创新”的奥秘完全无能为力。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内点最优决策为基础，而实际经济决策是以角点决策为基础。内点决策表示所有决策变量最优值都是正数，所以找寻内点最优解只要在边际上调节就行了。而角点决策则表示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零值和正值在若干决策变量之间的组合，意味着决策必须在很多个角点解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而决策从一个角点转向另一个角点时，会造成产量和价格不连续地大幅跳跃，所以边际调节根本不能提供最优决策所需的信息。 　　人们要得到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须试验所有不同的角点。这一方面意味着组织试验会产生风险，成败不可能像边际调节那样肯定：另一方面，试验必须是从一种组织结构跳跃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而不能只是边际调节。这就意味着众多的破产案例其实是人们获得决策信息所必须的组织试验。破产企业家的贡献不见得低于成功的企业家。在这种组织试验过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试验目前不存在的组织，则人们永远不能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如果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没有十足把握时就去试验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角点），则很多不同的角点就是会被试验，其中大部分当然不是最优结构，而破产就提供了有关最优结构的信息，使成功的组织得以被人模仿和发展。 　　所以，看看经济发达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其破产率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有很多企业家冒风险在试验不同的组织，因此成功的组织出现的概率就会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发展，使这种组织试验的风险分散，因而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的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论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要搞组织试验必须借助大量资本。因为新的角点均衡并不存在于现有市场中，而人们一般只相信现有市场的边际调节提供的信息，企业家要说服人们与他一同去进行这种冒险的组织试验，只能以钱把他们引出来。而一旦新的角点均衡不如现有均衡，则这笔投资就会血本无归。因此，资本和风险是组织试验不可或缺的两个特点。这种对资本的看法与传统经济学对资本的看法很不一样。传统经济学中，资本是一种生产所需的资源，资源越多，则产出也越多。而用角点分析方法来看资本。我们对经济的最优决策有赖于我们对组织的信息，这信息的获得却依赖足够多的组织试验，而进行组织试验却是要用钱把人们引来与企业家共同进行，这试验的成本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收益就是通过试验所获得的有关组织的信息而赚的钱。 　　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的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这反过来用高效率扩大了他的市场，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能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自我发现”，实际上这种过程是“自我创造”，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点之间的组合造成的可能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对组织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充分认识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其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的劳力密集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有害生产力。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 　　20世纪50年代香港政府没有如何产业政策，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劳力密集产品的工业化模式。台湾在50年代，政府强制推行进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国际竞争压力和美国压力下，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市场自动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创造了台湾奇迹。后人称这是政府有意设计了这个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设计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场自发地创造了这个模式，然而其他三小龙的政府加以模仿。这些经验说明了市场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场为什么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的能力高超得多？ 　　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分工专业化的发展，随着分工的演化，每个专家所知道的信息相对于全社会的知识越来越少，信息越来越分散在不同的专业中，而市场的功能一方面是促进这种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不对称（一种专业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差别增大），以促进社会获取知识的总能力和增进生产力；享受所有不同专业的信息带来的生产能力。市场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而是让人们在不必知道他的专业之外的生产知识时也能享受社会的生产力。正因为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能将分散的专业知识加以综合运用，所以市场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专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因此，市场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所知的信息多。加上迷信政府或经济学家的经济理性会限制经济组织试验，所以，市场试验经济组织的能力比政府和经济学家要高超得多。因此，我劝读者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台湾“产业空洞化”或中国“产业低级化”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 　　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算计自己决策与其他人决策的交互影响，只能依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通过社会试验逐步了解所有人决策互动及决策与价格互动的后果。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如果价格信号与决策之间有时间滞后，则反馈机制会产生市场价格不是高于就是低于静态均衡水平的波动，也就是金融家索罗斯所说“市场永远是错的”。如果市场上所有决策的交互依赖程度很高或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代表这个机制的微分-差分方程是高度非线性的。这个瓦尔拉斯价格机制会产生有名的紊乱系统，这种紊乱系统虽然由确定性微分-差分方程产生，但其唯一可预测的特性就是不可预测性。笔者将在另文中讨论这种“市场永远是错误的”和“市场不可预测”问题，它们正是人的有限理论造成的根本性社会不确定性的特点。 　　（杨小凯，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中国改革面临的焦点问题 ——杨小凯、江濡山谈话录 聚焦之一：宪政制度改革无法回避 杨小凯：欢迎江先生访问莫纳什（Monash）大学，其实我也是刚刚从中国回来。这次到大陆的切身感受是：人人都在关心和谈论中央最高首脑层的人事变动问题。江先生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江濡山：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魅力”，每过五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总是牵动着成千上万党政官员的“神经”，牵动着海内外华人的“心”。大家总是像猜谜语一样，猜测下一届国家领袖阵容与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人们都非常关注今年北戴会议的精神，看来只有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人们的许多“疑团”才会解开。 杨小凯：听说最近高层政治斗争十分激烈，江泽民仍留任、朱镕基要下台。江泽民还在某个场合说说要防止野心家。您是否清楚其中的内幕？ 江濡山：不清楚。海内外传言颇多，无法辨清真伪。中国政坛高层有政治斗争是十分正常的事，历来都是如此。但是党内斗争再激烈，从政治领袖的对外神态上是看不出来的。自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关于最高层，即下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的确定问题，各种传言都非常多，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江泽民全退还是半退的问题。 杨小凯：专制政体下经济搞得再好，也可能因为没有公平、透明、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游戏规则而出现动乱，尤其是在权力转移时。中国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冲突造成文革动乱，邓小平权力转移时与赵紫阳的矛盾都说明了这一点。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当时是欧洲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战争。中国目前的政治秩序极有可能因权力转移无公平规则而走向动乱，也可能步德国后尘。经济上强大后打台湾而与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对抗。 江濡山：其实，现在大陆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最核心的问题集中在江泽民一个人去留的问题上。我觉得就是江总书记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倍感困惑。如果江总书记不继续留任，那么“三个代表”的理论旗帜和他的政治主张，谁能坚定不移地扛下去，能扛多久？可是，如果继续留任，那其他年龄到站的高层领导人还留不留?若都留下来岂不有违邓小平当初确定的方针，岂不是政治上的倒退?另一个令总书记困惑的问题可能是：如果半退，就意味着要交出相当一部分权力，那么在今后几年的政治生涯中，他还能否完全控制住政治局势，个人意志能否起决定作用？新的政治集团会不会出现政治分裂而导致内讧？中国老百姓应该体悟到中国这种政治体制是很“折磨人”的，巨大的权力诱惑在给权力执掌者带来不可限量的财富支配权的同时，也会带来无限的苦恼和难以预测的政治灾难。 杨小凯：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中国的宪政制度改革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在于中国权力阶层尚不知道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政制度。对旧的宪政制度总是修修补补只能是浪费资源、浪费时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我有这样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宪政制度改革是中国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当局现在就要研究和正视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已到了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程度。无论改革的成果多么大，今后的改革多么有魅力，实行民主化取向的宪政制度改革是中国绕不过去的一个政治大关。 第二，中国将来是实行内阁制，还是实行总统制，应采取什么样的选举制度——美国式的总统直选，还是澳大利亚式的代议制。中国的有关机构也应对这个问题尽快研究。我觉得澳大利亚的体制值得中国借鉴。 第三，宪政制度改革要为解决台湾问题留下余地。台湾问题在短时间内显然是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急不得，急也没有用。我觉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值得中国借鉴。 江濡山：杨教授，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澳大利亚解决新西兰问题的一些做法？ 杨小凯：澳洲形成独立国家时与新西兰一样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与美国一样，实行各州地方自治，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澳洲大陆各州加塔斯马尼亚同意成立联邦（有点像中国民国初年陈炯明提倡的联省自治），但新西兰拒绝参加联邦。按西方人的观念，这当然是新西兰人民的权利，正像台湾人民要独立是他们的权力一样。但新西兰与澳洲一直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因为同文、同种、同一个祖国（英国），因此互相免签证，自由移民，临时居民在对方国可享受政府福利。早期新西兰人均收入高于澳洲。 但值得台湾吸取的教训是，现在新西兰市场太小，人均收入大大落后于澳洲，人口纷纷向澳洲移民，澳洲被迫取消对新西兰临时移民自动提供福利。 大陆要吸引台湾，光用大陆大市场的前景还不够，要用一个宪政共和制，使台湾人有机会在大陆自由组织政党、竞选总统，有公平竞选胜出执政的机会。正像克林顿这个不知名小州州长有机会当选美国总统。江泽民说台湾领导人统一后可当国家副主席，但不能当主席，这还是毛泽东的联合政府观点，即不经竞选，少数大党瓜分政府官位，这不是宪政民主，而是寡头专制。谁能当权要由竞选后胜出的党和其领导决定，怎能由非民选的现领导人指定呢？这当然需要中国进行大规模宪政改革，取消共产党对政治的垄断，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必须一国良制。更重要的是，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当年日本希望与强国结盟，结果与英国成功结盟，其主要原因是明治维新进行了振荡疗法，实行宪政，政党自由，议会政治。但由于官商勾结性的垄断财阀制度和天皇实权制，发动侵略战争，与文明世界对抗。如果大陆坚持一党专政，打台湾，也会走上这条死路。为什么战后日本欢迎美国驻军，并愿意由日本为美国驻日军队出钱，为什么南韩也欢迎美国驻军，而中国却对美国这个见义勇为的好国际警察反感，关键差别就是日本、南韩是宪政共和制度，而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中国不改政治制度是不可能与美国有友好外交关系的。1980年代因江南命案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加上南越沦陷和美国断交的打击, 蒋经国终于认识到,不回归宪政,是不可能与美国搞好外交关系的,美国不会为一个独裁的台湾打仗。但美国民意会支持为一个民主的台湾打仗。蒋经国看清这一点，终于下决心开放党禁，回归宪政。今天，小布什和美国民意对台湾的立场证明了蒋经国的明智。 江濡山：那么大陆应该怎么做才能既避免武力的道路，又能够吸引住台湾呢？。 杨小凯：中国的宪政制度要改得比台湾更好，才可能吸引台湾。台湾已做到政党轮替，执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执政党不准从事赢利事业，这方面大陆还是个不及格的小学生，离台湾大学毕业的水平还差得远呢。做个台湾宪政改革的好学生才是正确的心态，张口就要打台湾，文明社会不会把你当成个野蛮的小无赖吗？假设中国宪政改革成功了，我认为把政协改成类似美国参议院一样，每州三票，台湾也不例外，也只有三票。那时所有实行地方自治的各省和台湾都可像WTO一样双边谈判。台湾可能会要求作为特殊省，有更多的选票，但谈下来也许就是十票，台湾不会好意思要太多特权。 江濡山：现在的问题是台湾有一股比较强大的力量要推动“独立”。据说台湾有些人闹独立是不讲条件的。如果中国大陆按国际社会的希望实行了民主化取向的宪政改革，这种台独的意愿不知会不会自动消亡。 杨小凯：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有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准备复员军队，参加全国选举。两个中国的局面是共产党造成的，本来只有中华民国，而共产党要另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1946年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全国选举，实行宪政，那么我预计，1960年，共产党可能就在选举中胜出，成为执政党，现在也可能还是共产党执政，但共产党就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差不多，没有超越法律由宪法规定的垄断政治的特权，刘少奇、彭德怀也不会死得那么惨，也不会有1959年的人祸，饿死三、四千万人，也不会有文革、六四这些灾难。1946年的共产党比台湾的民进党强多了, 当时的青年才俊很多都在共产党。民进党从成立到执政不到20年。1946年共产党若交出军队，1960年他一定能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通过和平竞选胜出执政。 江濡山：您刚才的意思是说解决台湾问题应纳入到大陆宪政制度改革的范畴，并用历史的经验来解决。但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台湾问题是否也应如此痛苦而漫长地等待下去？出路在哪里呢？ 杨小凯：要统一台湾，共产党必须要有开放自由选举，准备政党轮替的心理准备。实行宪政必须有竞选失败者自愿承认失败，也要有反对党自愿参加宪政游戏，这是真功夫、真功课，国民党1949年以来从未承认失败，台湾也不愿参加大陆的政治游戏。1949年以来国民党治理台湾比共产党治理大陆成功得多，国民党领导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宪法，实行政党自由，各级政权自由选举，新闻自由，执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执政党不再从事赢利性事业，以及体面下台，实现政党轮替，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成绩单是张白卷，所以国民党更不会认输，中国实现宪政后，国民党和其他政党都会在竞选中提出换个执政党试试看的要求，他们也不一定会在自由选举中输给共产党。 江濡山：您刚才说，中国要尽快正视宪政制度改革问题。现在中国海归派的主流意识就是追求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最高决策层在经济改革实践中也借鉴了一些美国经验。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全盘美国化，恐怕中国消化不。 杨小凯：中国人讲民主太多，讲共和太少，讲科学太多，讲自由太少。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共和是要保护所有人，特别是少数人的权利。就政体而言，我觉得澳洲式的内阁制，代议制比美国的总统制更适合中国。总统制竞选非常昂贵，而澳洲的制度，竞选非常便宜，工党这种不富裕的政党也能胜出。我这次到中国，感到民间，特别是知识阶层民主的呼声很大，而“共和”的声音不足。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美国是民主与共和折衷的国家，参议院是共和，一州两票，几个小州联合起来，虽然按选民而言是少数，却可能少数胜出。众议院是民主，每州众议员人数与此州选民人数成比例。而总统选举团是由参院（共和）和众院（民主）的总议员人数定。所以总统竞选有可能是代表少数的政党胜出，小布什按选民人数算就是少数派，而戈尔是多数派，但少数派却赢了多数派，这就是共和对民主的胜利！中国人只讲民主，不讲共和、自由，就可能用多数派压少数派，比如用多数派迫害法轮功成员。 聚焦之二：要有勇气彻底改革土地制度 江濡山：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令中国政府束手无策的大问题。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存取向问题令人焦虑。城市限制他们，农村容不下他们，这个问题同欧洲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不久后面临的境况十分相似。从目前中国的政局来看，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党和政府不得不把“三农”问题提升到极其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杨小凯：我此次去中国之后，特别留神了大陆的农村发展情况。我看到的一本书介绍说，有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反映了农村的许多问题，他的意见总理很重视，但他的结局并不好，所以他辞职进京当编辑了。 我觉得李昌平及中国许多农业专家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但没有抓住农村问题的要害。我冷静想了想，中国农村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土地制度问题；二是户籍制度问题；三是地方政府治理结构问题；四是政府对大宗农产品的贸易垄断问题。而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 对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而言，土地制度若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就不稳定，大多数民众就无法安居乐业，这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中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从心理上，农民不认为自己种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没有长远投资于土地的打算。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开创了政府侵犯财产的先例，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极深远的负面影响。 江濡山：您能否谈谈澳大利亚的土地制度有什么特点? 杨小凯：澳大利亚对土地的管理很值得中国借鉴。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区一级政府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各级政府管辖下的私人土地的财产税和交易税收入归各级政府财政。区一级政府拥有很多有价值的土地。这些土地都可称为政府所有。但不像中国的国有土地，很多山地，草原实际上没有主。澳洲的每块土地不管公有私有，都有产权证书，土地的精确位置、大小、所有人一清二楚。除此之外，大量的有市场价值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土地私有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交易租赁。土地私有化后，政府可以收到可观的交易税和财产税。同时对土地的管理也容易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私人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土地。每发生一次买卖，政府都要收一笔很可观的土地交易税。而且每年政府要请与政府无关的独立测量师按市场行情对每块房地产估价，按估价和给定的比例算出财产税。这个税收是政府财政的重要税源之一。 江濡山：那么澳洲土地管理与运营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杨小凯：第一，改造公地环境，使周边私地升值。政府往往要花费较大的投入用于政府所有的公地的“基本建设”，比如环境绿化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这样一来，等于为周边“私地”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于是推动了私地的升值和交易，政府的土地交易税、财产税则大大提高。当私地交易活跃了，公地的价值会更高。如果政府财政遇到危机，或者有特殊的重大支出，政府就可以按市场价割卖它的公地。 第二，土地绝对私有，有无限期所有权，私人舍得长期投入。由于澳大利亚是个移民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因此土地升值很快。以墨尔本市为例，近几十年来，每7-8年，城市及郊区土地的价格就翻一番。所以，有钱人愿意把资金投资到房地产、近郊花园、农场等土地项目上。土地及房产已成为许多澳大利亚人的核心资产。这也是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重要遗产。 第三，以简单易操作，但极其严格的法律保障土地的公平交易。这是维护土地公平交易的最基本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平的土地交易，一般有三个方面受益者：一是土地交易双方；二是政府；三是土地的丈量及评估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土地丈量与评估机构比较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这类中介机构竞争的焦点在于丈量准确、服务到位，估价公正准确。每个环节都有法律作保障。 而对于中国而言，大量所谓国有土地实际无主，没有所有权证书。而大量私人使用的土地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不能自由买卖、租赁。 江濡山：我前不久曾专门对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做过考察，同许多基层村干部和农民进行过交流。感触最深的是，他们对土地作不了主，而能对土地作主的至少是县一级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但他们并不理解土地同农民切身利益的利害。 杨小凯：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是目前中国农村改革必须正视的焦点问题。这是主要矛盾，其它都是次要矛盾。 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只要土地可自由交易，城市资本就会自然流向农村。农民暂时没必要学习这技术、那技术，再说现代农业技术也不是农民一下子能学会的，而且学会了也无法完成市场交易。农民只要把土地租给他人或者卖给他人就行了。自己可以收租金或去当雇工。这样一来，土地就会按市场规律自由上涨或跌落。富人、穷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选择时机买卖土地。 再比如说，生态环境及城乡绿化问题。只要土地属于私产，土地的主人自然会倍加呵护。澳大利亚由于房地产大多是私人财产，所以澳洲绿化都有点过分，私人业主对绿化投入大量资金。中国内蒙草原如果私有化了，我看沙尘暴就会消失。四川等地的山林如果私有化了，也会促进绿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50%山林降到19%。 中国的政治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都没有自己本应该拥有的私产权，人民也没有公产的支配权。因此，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许多现行制度为权力机关的公务人员留下了很大的腐败寻租地带。 总之，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土地私有化只会去掉村干部定期按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分配的特权，因而减少此特权引起的贫富分化。如果有的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没有土地私有权时，他只得放弃他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份额。如果他不愿放弃他对土地的权利，他就要定期回乡，变成"盲流"。这正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安定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制度。它不但反效率，也不公平。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特别是，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台湾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 有人担心，如果农民卖地进城经商失败，这不会引起贫富分化吗？其实，卖不卖土地的权力在农民手中，农民进城经商不必卖地，他可将土地出租，不但有固定租金收入，一旦生意失败，还可回家种田。没有土地私有权时，转让使用权所得租金极低，在江浙一带是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不少地方租金甚至是负的。转包也有很高风险失去土地权利。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不但业主可收得更多租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更有效，而且业主可以用土地向银行作抵押贷款，借钱投资，克服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使中国的私人投资能力成倍增加。 我2000年6月回中国，看到江浙农民还在用手插秧，扮禾，心中不是滋味。我年轻时多次参加双枪，知道这份工作的辛苦。台湾农民早就机械化了，不用受这份苦，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访问南京时，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经济学家为省委，省政府咨询的会议。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希望听到专家们关于城市化的对策的建议，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提到，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是城市化的大障碍。我也建议城市和农村土地制度并轨是土地私有的第一步。农村土地应该象城市土地一样，70年期使用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做到这一步，私有化就容易了。但是香港的土地年期制与无限土地私有制相比是种很落后的殖民地制度，英国人在本国就不实行这种制度。18世纪法国落后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孟子早就说过恒产有恒心，比孟德斯鸠讲“所有权是道德神”早了一千多年。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很依赖土地税和房地产交易税，而这又是以土地私有权和土地自由市场为基础。 有人会提到中国很多朝代的没落是由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现在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能 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其实，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正是因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清朝的官司纠纷记载说明中国历史上原土地所有者以原价购回已卖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成为很多杀人案和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广东的很多土地纠纷也是由对土地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健全引起。 江濡山：您刚才谈到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问题，这方面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改革对策。估计下一步会有条件地放开，但现在最大的顾虑是担心户籍制一旦放开，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大量涌向城市。 杨小凯：对于中国户籍制度问题，我的看法是： 第一，废除户籍管制。 第二，改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度，任何中国人可以自由迁徙，在国内有充分的居住自由。 第三，户籍管制放开后，要采取“市场”调节的办法消化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第四，户籍制度改革应与土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土地私有化，农民移居他地就会失去集体土地中所有的份额，所以必须定期回来，当盲流、或是宁愿抛荒土地，也不永久移民。如果土地是私有制的，农民可以在移民后将土地租给别人增加收入，也可以卖给别人，得到一笔资金，可用来创业投资，或者不卖土地，但用土地所有权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创业投资。户籍改革其实十分简单，只是中国有关管理部门把这个问题人为复杂化了。 江濡山：现在中国南方一些地方的户籍管制已取消了，比如浙江省的许多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移居住地，只要你能生存下去，就自己选择居住地。这样以来，不但没有出现政府担心的混乱局面，反而市场经济的活化因素更多了，地方经济发展更快了。 杨小凯：农民不轻易永久移民，根本原因是土地不是私有的，永久移民会丧失他们对集体土地中的份额。这是一种封建制度，把农民捆在土地上。 江濡山：你提到中国农村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对此你有哪些高见? 杨小凯：中国基层政府的治理结构非常落后，比如县的划分太大，由于土地没有私有化，公地没有明确是哪个政府（乡政府或区政府）所有，也没有土地所有权证书，更没有健全的财产税、土地交易税制度，所以地方政府办公共事业、教育事业没有制度化的公共财政。这方面，中国不要搞制度创新，只要派一些干实事的官员去各国考察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将各种制度比较一下，择优模仿就好了。比如美国是各区政府管中小学教育，所以各区学校质量差别很大，而澳洲是州政府管中小学教育财政，所以各区学校质量差别不大。我看中国可学澳洲的教育财政制度。 江濡山：从本质上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劳动力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放，才导致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同城市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差距很大。这种差距的背后是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祖祖辈辈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现在搞市场经济，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是生存方式来一次全新的转变。这就要求，国家政权对农村事务的管理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 杨小凯：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在对待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上步入了一种误区。政府花费很大精力和代价号召和组织农民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农村劳动力水平的确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提高的。农民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完全是农民自己的事，政府手把手教农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时会适得其反。比如农民按政府要求种植了大量产量高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都是价格最低的，根本不应该种。因此，当土地私有了，农民会把土地租给或卖给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少数人去搞产业发展，每个农民会根据自己的“生产力水平”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我还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对大宗农产品的贸易垄断，等于弱化了农村经济市场化交易能力。不仅大宗农产品国际贸易由政府公司垄断，国内贸易也由政府垄断。这样下去，中国农民只能是永远被动地受政府的摆布。要搞所谓农业结构调整，用政府统购统销正好是帮倒忙，废止政府对大宗农产品和跨省、跨国农产品贸易的垄断，中国农业的结构调整就会自然实现。现在的农业结构问题正是由这种垄断造成。农民是为政府生产，而不是为市场生产。自给自足的农民要变成专门生产一种商业化农产品的现代专业农民，只有在废除政府对农产品贸易垄断才能实现。当然结社自由对农民组织专业化农民协会以协助贸易也很重要。 江濡山：刚才您提到对农民教育的问题，您是在国外大学当过学生，又当了多年的教授，你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有何建议？ 杨小凯：关于教育问题，我觉得中国不应该学澳洲，而应该学美国的。美国对私立大学没有限制，政府办大学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所以发展出各种适合不同需要的大学。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而各种低水平的私立野鸡大学也适合了低层的社会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进入教育领域是自由的，不需要任何教育部批准，所以私立大学之间竞争自由而激烈，制度创新层出不穷，州立大学便可以模仿这些好教育制度（例如终身教授制），也有不得不模仿的竞争压力（比如教授工资就不可能比私立大学低得太多）。而澳洲受欧洲政府办学思潮的影响，政府办了太多的大学，虽然不限制私人办学，政府也像美国政府一样不直接管理学校，而是成立独立的法人机构管理学校，但由于官办大学太多，私立大学就起不来。例如十年前澳洲有股私立大学发展的浪潮，但这些大学在公立大学的压力下大多不成功。所以澳洲的大学制度始终不如美国，例如从来没有形成全国性大学市场，学生大多在本州上大学，不像美国在私立大学的创新体制下，形成在外州上大学的传统。澳洲大学教授的工资及管理制度对市场的反应都不如美国大学灵敏，关键原因也是公立大学占优势，不像美国私立大学占优势。 中国教育现在最大的危险是教育部垄断学位授予批准权和重要办学项目的批准权，现在又有了创收的动机，这是产生坏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机构不允许有创收动机，只能花钱，不能自己创收。收入是只有国会才能批准的统一税收。美国制度严禁追求执政的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而中国80年代以来就鼓励有各种政府批准权、垄断权的政府机构创收，这就是与民争利，并会鼓励政府机构加强垄断以追求垄断利润。这在各行业都造成了不公正的坏资本主义现象，最近两年这种坏资本主义现象在教育部门大大发展。例如政府用国家财政权力、用大量金钱支持重点大学，这就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歧视性的制度，因为这些财政支持不是通过公平竞争的程序取得的，是种对非重点大学的制度性歧视，更是对私人大学的制度性歧视，与WTO非歧视的游戏规则完全不相应。 中国的经济制度变化 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杨小凯 (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2003年7月3日 太平洋贸易的潜力 肖谨: 有人对中国经济很乐观, 有人很悲观,你的看法如何？ 杨：现在两个极端的情况都在中国，所以你要找最糟的情况也是很容易找的，要找最好的情况也是容易找到的。那我想中国的经济情况一般外头批评它容易漏掉的好的情况就是，中国从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它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太平洋贸易，它的潜力之大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到的。 中国的统计数字一般是不可靠的。这个不可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把国营企业讲的比实际情况好多了。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大大地低估私营企业好的方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靠是二个不可靠，一个是高估不好的，同时也低估好的潜力大的私营企业。你看它低估好的这方面你可能会忽略了它高估不好的一方面。 另外，我觉得中国是个制度转型中的国家，所以按我们这个中心的研究来说，就是那些统计数字往往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我们比较赞同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对国民收入这样的统计都有很大的保留，就是认为国民收入不能说明很多问题，中国制度转变要从很多个案去了解。现在的一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告诉你什么东西。你看中国的制度转型，要看它几代企业家之间的差别，你说第一代企业家牟其中完全需要靠玩政治来生存，打着支持改革的招牌，还要和上面拉政治关系，要搞很多政治上的东西才能够活下去，而且最后还是要垮下来。第二代比如说万通公司的冯伦，他们的政治色彩要少一些，但是，他既要会玩白道，又要会玩黑道，又要会真正有些经营上的能力。到了再下面一代，比如说潘石屹，原来是冯伦的助手，后来做得很好的叫红宝石公司。他做现代城很成功，包括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搞房地产的。他们基本上是很低调的，不再玩政治，经营上的能力更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些企业家他们经营方式的改变，他们精神状态的改变，他们操作方式的改变，这些东西比那些统计数字要说明问题的多。 最近这个叫 罗斯金（Ruskin）的外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他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为什么不可靠。他用一些中国的能源消耗的数字去推算，说如果是能源消耗降低了多少，然后这个国民收入增加了多少。这些数字互相是矛盾的。他们争论这个增长率，在我看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中国是个制度转型的国家，你要看他的制度转变。看那些统计数字真的不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就是说统计数字本身不可靠。它高估国营企业这一块。对银行坏帐它估计不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私人企业为了逃税它把自己的实效低估，在统计上也反映出来，就是它会低估很多非常好的情况。 现在从美国一些商业案例来说，美国公司早期是从中国进口劳力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 那现在就是慢慢的变成美国把它很多上游产品的零部件，包括美国的汽车相当一部分的零部件，包括变速箱现在都在中国做。一些所谓的机电产品和重工产品的零部件都包到中国做。美国现在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谁把他们的零部件外包给中国，谁就赢。美国市场是很大很大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是经济火车头。马歇尔计划，美国向欧洲，德国打开市场，那欧洲就发财了。它向台湾打开市场，台湾就发财了。向南韩打开市场南韩就发财了。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统一市场，它有两亿人口。欧洲是一个分割的市场，语言不同，很多东西都不同，有经济学家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市场，只要它向谁开放，这个国家就富了。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只要给美国市场生产，不管什么东西，包括信箱这样的小东西，汽车的后视镜，很小的玩意儿，只要你能做。台湾早期生产蘑菇，南韩生产电话机上的东西，只要能在美国市场上卖，你那个国家就富起来了。现在中国你不管它的问题有多少，美国这个市场是向中国打开的，美国大多数的产品中国都能做。你到美国看看，每家每户门口的邮箱都是中国造的。大到汽车变速箱,万向轴，一些机电产品的上游环节它都包到中国做。早年他们要到中国设立公咀觯衷诟静徽庋恕Ｃ拦烁静坏街泄韫玖耍液献骰锇椤Ｏ衷诠鹕萄г鹤畛晒Φ陌咐褪钦庋桓霾豢煽咕艿某绷鳌Ｄ阒灰涯愕钠盗悴考恍┥嫌尾贩诺街泄?外包成功了，你就能把你的对手打败。这个市场就大的不得了，因为中国的国民收入低，你只要做美国国民产值的百分之一中国人就富了。这个潜力很多悲观的人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外贸顺差这么大就是靠这个东西。我们这里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一般你到中国去不要看数据，要看帮美国生产配套产品的这些小公司。你不要去看大公司，你要去看私人公司。江浙一带替美国生产汽车的另配件，你看是美国产品，其实都是中国制造。它根本不要标志，也不要商标，它就是无名英雄，赚钱就是了，这个很厉害。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 肖谨: 中国很糟糕的方面是什么？ 杨: 历史上英国富起来是靠大西洋贸易，从很多历史资料看，它就是靠大西洋贸易富起来的。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发生。当时大家都承认十六、十七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国家富裕的基本动力。凡是没有大西洋贸易的意大利、东欧的一些城市发展很慢，凡是跟大西洋贸易有关系的西欧城市都发展的很快。这在统计上有很多明显的证据。但是西班牙当时大西洋贸易的条件比英国好多了。它占了美洲贸易资源最丰富的南美。它的大西洋贸易比英国搞得早，很多方面 都比英国占便宜。但是为什么西班牙没有发展起来，至今南美很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光是有大西洋贸易是不行的。对今天来说，光是有太平洋贸易的好处，也是不行的。 英国当时除了大西洋贸易这点外，它在1688年有个光荣革命，它与西班牙的差别就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把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给打破了。那西班牙就一直是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也就是大西洋贸易的好处都到王室垄断的企业了，就是我们中国说的国营企业。英国就不是，英国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给打破了，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大部分是和王室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得到了，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见有钱赚就投资大西洋贸易，他们发财了。这些人跟王室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因为政治改革以后，宪政改革后，他们发了财缴税，就可以在议会具有政治影响力，是因为由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出现了很多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括王室的财产和国家银行分开，执政党不准从事盈利性事业啦，成立企业不要批准，自动注册啦，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啦。很奇怪，你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以后，就没有高利贷啦，你限制高利贷它就有高利贷。现在温洲不是有很多高利贷钱庄啊，它就是因为政府限制私人搞银行。英国的经验就是你把限制一丢掉，就没有高利贷了。这些制度创新都是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它的专制制度改成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不是民主，英国到1830年才有民主，就是老百姓都有普选权。但是它1688年就有宪政共和了，但没有民主。那时候所谓的宪政共和就是只有缴税超过一定数量的人才有选举权。所以，那不是民主，但是一种共和宪政制度，也就是有政党自由，进入政治的自由，不准政治迫害,宗教迫害。王室的垄断特权，特别是对大西洋贸易，成立企业的限制都废除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正好在这里。中国的三十几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这跟光荣革命之前王室垄断很多商业机会的情况是一样的，很象西班牙。中国包括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电信，赚钱的外贸不但不准私人经营，它有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国营企业没有许可证也不准经营外贸，由外贸部等少数机关垄断了太平洋贸易。 美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任何人你发现从中国进口东西可以赚到钱，不要任何人批准自己就可以做。美国的商人现在都知道，就是中国穷，基本上只要你在中国能生产，从中国进口任何东西都赚钱。向中国出口倒不是很容易，所以美国只要把它的大门向一个国家打开，这个国家马上会富起来，就是这个原因。但中国不是这样的，所以整个太平洋贸易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被国营企业、政府垄断了，就像当年大西洋贸易的好处被西班牙王室垄断了一样。所以它走的这条路就像当年西班牙走的这条路。那它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它制度创新就很难。 中共十六大的结果使“官商勾结”制度化 肖谨: 你对中共十六大有何评价？ 杨:那十六大就是把官商勾结制度化了，就是说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你看十六大的这些新进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什么股份公司的老总啊都是典型的官商勾结。这就是西班牙跟英国的差别。在英国你从商就不准你用金钱操纵政治。你要去操纵的话就是违法的。美国也是的，比如说它对于公司的政治捐款有限制，不许你用金钱操纵政治。你当总统，你搞政治你就不准赚钱。你只准花钱，不准赚钱。而且，当总统要把自己的私人财产移交给一个托管会(Trustee)去管，不准你再搞赚钱的事了。不光是现在不行，象布什，他以前赚钱时不规矩的事大家都要把它兜出来，要找他麻烦。所以基本上这种宪政秩序就是不准官商勾结。你赚钱就不能从政，你从政就不能赚钱。那中国的十六大建立的新秩序就是官商勾结，现在资本家也可入党了。以前还有些限制，当共产党员不能赚钱，不能追求利润。那种制度当然也不好，但是至少还有些限制。那现在你到中国去，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在抓油水大的项目。他就是利用他有权有势的地位来搞钱。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它会使中国更多腐败和官商勾结制度化。这是一个坏资本主义。它的前景不是美国英国的好资本主义，它是西班牙的坏资本主义。所以这个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 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你不要看统计数字。你就看这些制度上的特点就好了。它成立企业还要批准。在我们这个国家成立企业不要任何人批准。这就叫自动注册，交六十澳元就成立企业了。在中国不是，要批准制度，它要二，三十个程序，很难很难。我们在中国有个公司，为了注册拿到许可证，搞了一年多不知道盖了多少章，就是这个批准制度。然而最糟糕的还不是国营企业效益低，国营企业是跟官有关的。官是当裁判的，然而，他又来下场踢球赚钱。你说你怎么跟他竞争。这个当裁判的人下场踢球，他踢得越好，这场比赛就越没有公平可言，这个当裁判的人就越不公正。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在证明国营企业到底效益有没有提高。我说这是一个假问题。这个问题提的不好。不管它的答案是什么样的，真正的问题是说国营企业改革效率越高，那游戏规则越不可能公正，坏资本主义就越可能。没有好资本主义那些统计数字就不能说明问题。那基本上是说，你没有官商勾结的背景，没有官方的支持你是无法做成生意的。你老老实实缴税，老老实实做生意，你不行。最近的那个孙大伍，他就是不去贿赂这些当官的,他要自己搞私人银行业务，用比国营银行高的存款利率与国营银行竞争。那人家就找他麻烦。有些事情就是在中国你不搞贿赂就没法活。那稍微油滑一些的就是我做生意是靠我的本事，但是需要打点的我都打点，就是黑白二道都搞。这样的还算正派的。完全象赖昌星那样靠歪门邪道赚钱的也很多。中国经济上最大问题就是银行不准私人搞。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讲了，中国的四大银行早就破产了，资不抵债。最近，人民银行的头陈元（陈云的儿子）也承认中国的四大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靠操纵利率差还可以维持下去，而这却要靠对银行的垄断。但是，这个垄断从长期来说，坏帐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他把这个垄断一放弃，私人银行的存贷利率差比国营银行低，国营银行马上会垮台。就是人家说的，你不改是等死，你改了是找死，都是一个死，安乐死是最好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宪政改革没有跟上，就是我们说的西班牙和英国的差别。中国现在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 中共执政前途如何 肖谨: 中共执政前途如何？ 杨:我是觉得共产党的政治资源现在是很少了，越来越少了，而且，胡锦涛以后的变化会很快的，他的权力稳定以后，变化会很快，因为他没有政治资本，他要迎合社会的需要。共产党和原来的皇权制度不一样，它不是世袭的。新上台的人都要抓新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就是民心。就像戈巴乔夫一样的，社会上能抓到什么，他都会去抓，胡锦涛也会去抓的。这个时候大家的舆论就会有影响力。有些事情，就要大家讲啊，我到中国，我就讲，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你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所以彭德怀、刘少奇都不会死得这么惨，包括林彪啊，所以这些都是替他们自己着想的。你说当时把国民党保留下来了，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是彭德怀、刘少奇还有林彪，这些被毛泽东害死的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还不要说地位了，他的性命和人身安全实际上都是和国民党能否合法存在有关的。就是基督说要爱敌人，你很难想通，为什么要爱敌人，上帝是用你的敌人来救助你的，当时要保刘少奇命，保彭德怀命，保林彪的命的最好的人是谁，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你只要把国民党 保留了，他们的命就保住了。就是说为什么要爱敌人，上帝说要爱敌人，上帝是用敌人来救助你，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上台下台，政党交替是正常的。美国它考察台湾，它为什么认为台湾是真正民主，就是有政党轮替。你政党轮替，执政党总要下台，你不要说共产党，别的党也是一样的，也总有一天要下台，你要老在那里不下台，就没有政党轮替了，所以最近他们老是讲，党内民主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两难，那从台湾的经验来说，党内民主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一直就搞不起来，一直到国民党下台，国民党才真正实行党内竞选总统候选人，才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举。连李登辉他们都是自己举手的，和共产党一样的，就提一个人名，根本就没有竞争，当时如果说允许宋楚 喻和李登辉竞争国民党候选人，国民党不会下台的，也就是说，你想党内先民主，这个是行不通的，一般就是说，政党轮替以后才逼着人搞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民主就是一直到国民党下台以后，连战才宣布下届的总统侯选人就是竞选，那以前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怎么可能，如果真正国民党实行党内民主，先实行党内民主，国民党怎么会下台。宋楚喻和连战他们两个争着去选举的，如果自己党内竞选的话，国民党怎么会输给民进党？民进党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民进党比共产党差多了，三十年代的青年才俊都在共产党里面。从人才来说，他比共产党都差嘛，他能轻易地拿到政权，其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办法实现党内民主，它不下一次台，它不会搞党内民主，李登辉那时就不允许竞争选举党内候选人。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下台不是那么可怕的，就是说如果49年共产党不搞改朝换代，而是像美国南北战争一样，把国民党请回来和它公平竞争，南北战争北方赢了，它就把南方扶起来，南方是民主党，北方是共和党，他把民主党扶起来，又跟它平等竞争，你说这不就很好吗？当时如果共产党把国民党扶起来，还是叫中华民国，又跟它一起竞争政权，我估计大概是1957年，顶多1960年共产党就上台了，就是和平选举，说不定以后它又下台，它又上台，这就好了嘛，这就是长治久安，大家都是君子之争，是吗？你说你不愿意这样体面地下台，那就是人头落地，那才惨呢。 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 杨小凯 澳洲莫钠什大学讲座教授 最近经济学界用超边际分析研究贸易理论，对全球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有不少新观点。这些新观点与对比较利益说的反思有关。比较利益说其实有两种，一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被当代经济学家称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以李家图为代表，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 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 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 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斌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 国家应该 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 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 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根据特勒副勒尔(Trefler) 1993 和1995 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只有一半左右的数据支持外生比较利益说。经济学家们也从理论上对外生比较利益说提出了质疑。 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提供基础，而是理论决定人们可以观察到什么。” 爱因斯坦的论据当然就是红移现象，在人们了解相对论之前，他们对红移现象视而不见。 著名的发展和贸易理论家巴瓜地证明，如果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用来代替传统的替代弹性为一的生产函数，则一种商品可以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从资本密集的转变为劳力密集的，因此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劳力密集产品，因而资源禀斌的比较利益 说变成没有任何意义 的了。 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最近的论文(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证明，如果将递增报酬和多种产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则此国有可能既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又出口劳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进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 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 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最近不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吗？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 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最近将超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加角点解之间的总费用-效益分析)用到贸易理论，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 但是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 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 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 这些模型说明，如果中国不进一步改进交易效率，加入WTO，的确会使中国在二元经济中失去用保护关税争夺分工好处的手段，因而分工的好处全被发达国拿走。如果加入WTO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使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加入WTO会使中国得利。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这类李加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 大大 发扬了。刘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转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扔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 国交易效率改进，B 国交易效率仍低，则A 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 B 国仍处于 自给自足状况。当 B 国交易效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 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A 国获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都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 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最近的经经验数据(S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但二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却不断上 升。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论证道，以前说贸易条件恶化会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为只用了边际 分析。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当分工网络扩大时，全社会总生产力增加，只要这种正面的网络效果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负 面效果则贸易条件恶化和从分工和贸易得到的好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正象电脑行业由于分工加深，生产力上升，尽管电脑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但电脑行业不断扩张，收益不断增加。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转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转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 台湾中华研究院的刘孟俊在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中國統一之利弊 楊小凱 Baechler (1976，頁 77 --- 113) 在其名著「資本主義的起源」中指出「資本主義擴張源於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 (頁77)。他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會從國家解放出來，但其更大的歷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敵對主權國家之間的分裂與競爭，這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權力，因而使經濟得以解放。這種政治多元局面使得各種不同的政治試驗以在較短時間同時進行，因而使得有利於提高國家實力的制度被發現，採用和被創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這種同種文化長期分裂為不同主權國家的現象在歷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跡。因為每一政治權力都有無限擴張的趨勢。而中國式的大一統局面發生的概率反而較高。 他承認歐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權國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個很難解釋的謎。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個條件是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國家權力受到制衡不能無限擴張。第二是地中海和英倫海峽特別的政治地理環境有利獨立國家和獨立城邦之間經商卻不易武力統一 (正像台灣海峽的政治地理特點)。第三個原因是歐洲發達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權力。 Macfarlane (1988)， Jones (1981)， North (1981，1994) 都有持類似觀點。這些作者分析歐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時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處。 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給了地主紳士和新的資產階級可乘之機，易於利用國與國之間的權力爭奪取得獨立地位，使資本主義得以發展起來。歐洲歷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國王之間爭權奪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與普魯士之間的權力爭奪早在十五世紀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為代表。自由城邦不但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基地，而且是歐洲形成城邦之間長距貿易和統一歐洲市場的基礎。而按 North 的看法，這個十五世紀形成的市場是工業革命的基礎。中國歷來沒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屬物。直到近代香港成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後能夠維持，也要靠中英之間的鬥爭，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競爭及對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會大大增加制度試驗的多樣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發生在不同文化之間，其促進制度試驗的漿果就不會很顯著。用中國俗語而言「同行生嫉妒」，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間越強烈，而這種嫉妒的強烈一方面會鼓勵標新立異，試驗不同的制度，另一方面對成功的制度有極大的創造性模仿的壓力。例如英國的一整套制度 (自由企業，開辦企業不要批準，專利制度，自由貿易，將王室財務與國家銀行分開，十八世紀撤銷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規例，例如撤銷對高利貸的管制，廢止對工藝、學徒制的管制，對外貿及移民的管制，廢除穀物法，廢除中世紀留下的保護主義法令等) 只花了五十年左右就被歐陸創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亞洲的成功，卻至今沒有被中國大陸成功模仿 (大陸辦企業仍要政府批準，外貿企業的成立仍要許可證，自由貿易和議會民主更是非常遙遠)。這種模仿速度的差別當然是因為英法之間文化相近，而中國人總認為英國式的制度不合中國「國情」，也就是中英不太像「同行」。 但法國被迫模仿英國，卻有意標新立異，比如拿破崙法典在廢除等級特權方面就超越英國制度。法國在拿破崙時代發展起來的現代大學制度故意與英國教育制度背道而馳，強調工程和科學的正式訓練，使其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後來居上。英國的教育制度在工業革命第一波中曾成功將資產階級吸納入上層社會，但法國的國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級概念，使英國制度相形見拙。英國吸納資產階級入上層體制雖增加了社會流動性，但卻使企業家貴族化，反而在工業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國超過。 將這一起一落與十一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較， 可以看出這種「同行生嫉妒」機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英國的制度是與整個歐陸非常不同的制度。 不但普通法與歐陸的羅馬法完全不同， 而且政治權力通過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歐陸要徹底。 普通法由於不是政府立的法， 而是訴訟各方在公正條件下吵架吵出來的法律，加上衡平法 (Equiteng Law) 的實施， 確定了在何種條件下， 新個案可以推翻過時的個案，所以成為世界上適應性最強的一種法律制度。 這種制度在十五世紀前的歐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本世紀初的中國人根本瞧不起泰國一樣。要不是英倫海峽的隔絕作用，要不是歐洲的政治分裂，英國制度和意識形態絕不可能在八百年內成為歐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制度。 上文引到的幾位作者都提到，歐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異端邪說有處可逃，而中國的大一統相當於儒家一黨制，異端邪說無處可逃。而中國文化思想最燦爛的時期往往是政治分裂時期。 分裂國家之間的制度的差別還創造出比較利益和貿易的好處。例如英國人在技術發明方面不強 (由於英國教育不強調嚴格的工程和科學訓練)， 但卻很鼓勵將聰明變成商業性的產品 (由於專利制度，自由企業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護私人財產)， 所以在工業革命前從歐陸進口了很多發明思想 (歐陸的制度使這些思想難以商業化)， 然後變成商業性的新技術出口。 按照 North (1994) 的看法，意識形態和信仰系統決定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這些決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影響法律和經濟制度，它們又影響經濟發展的表現，而經濟的表現好壞在一個政治分裂的環境中會在統治者之間產生極大的生存競爭壓力，因而會反過來影響意識形態和信仰系統 (Belief System)。這個反饋鍊條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實體之間文化相同，則競爭壓力越大，所以經濟表現對意識形態的反饋影響也越靈敏，所以社會意識形態和制度演進也會快。 North 指出很多亞洲國家相當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卻不模仿政治制度，也沒有吸納西方的意識形態，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為和道德準則決定，而這些又由意識形態決定。所以光模擬技術，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會如預期那麼好。而意識形態和信仰系統的變化會比硬制度慢得多。 由於制度試驗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人類的想像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度試驗多樣化的條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例如歐洲語言文學的不統一就成為民族國家抗拒政治統一的強有力武器。 而安格魯 --- 薩克森 (英國) 文化分叉為美國子文化，英國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子文化也使英國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稅制和其它制度的試驗多樣化 (例如澳洲沒有消費稅，新西蘭將主要政府部門職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 因此，安格魯薩克森文化下的政治分裂成為此文化在世界上佔優勢的一個原因。 英法之間在工業革命前後人均收入差別增加到 40% 時，政治壓力就極大，而當今中國大陸與歐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壓力也不如英法競爭那麼大，這當然是因為中國與歐美文化差別造成的隔絕競爭作用。今天如果湖南與廣東是兩個國家，他們之間的人均收入差別已在一倍左右，競爭壓力當會非常強。但湖南廣東由於不是主權國家，它們也沒有能力對此競爭壓力作強有力的反應。 從這些分析看，中國文化分裂為多枝子文化，並由多個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政治實際合作載體應該是中國文化昌盛的一個條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獨立主權國家形成的條件。英國文化的分枝現象也以創造子文化認同為基礎。這種子文化認同有一些基本條件。第一是文字、字典的可識別性。例如，美國有意將原來差別不大的美式英語與英國英語加大差別，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語與英國英語兩個字典系統。澳洲與新西蘭也以用英語為他們的子文化標識。 政治制度的獨特性，對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獨特感情，與其它國家相異的電視網，軍隊，警察，大眾媒體網絡，教育制度，教材，貨幣，股市，等等都能成為獨特子文化的標識。 以這些條件來分析，台灣中國文化與大陸中國文化已經不可逆轉地形成了兩個互相區隔的中國子文化。台灣文化與大陸中國文化之間的差別要比美國文化與英國文化之間的差別大得多。第一是台灣與大陸的字典差別比英美的差別大很多倍。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差別已使海峽兩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經過幾代後，也不再可能合成一個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差別更不用說。對一次政治事件，兩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陸人民會毫無感情，而對清查五一六運動，台灣人民會毫無感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和李登輝訪問美國，兩岸人民的感覺可能完全相反。 因此從長遠而言 (以英國文化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為測度單位)， 台灣的中國子文化從中國大陸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國人的一大幸事。這也是概率極低，但卻極為珍貴的歷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國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國文化分枝，中國文化至少已有了四個子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國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內被中國大陸子文化同化。 香港的中國子文化可說是盎格拉 --- 薩克森文化與中國道家、儒家文化的結晶，新加坡文化是盎格魯 --- 薩克森文化與中國法家、儒家文化的結晶，中國大陸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及法國文化與中國儒家法家的結晶。台灣中國文化是比較正宗的中國儒家道家文化在響應西方挑戰演化出來的。如果當年春秋戰國的局面能延續上千年，中國的一次極優秀文化分枝 (例如強調科學的墨家) 也不會失傳。東亞的大陸政治地理大概是這種分裂難以維持的原因。大陸便於武力征服，在無汽車時，貿易的交易成本卻非常高昂。 下面我們來討論一下中國統一的好處。這當然與歐洲不統一的壞處有關。歐洲的不統一雖然使制度創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識形態與經濟表現之間的反饋更靈敏，但卻使戰亂連綿。兩次世界大戰都源於歐洲，更不要提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三十年戰爭，等等使人民生靈塗炭的事件。但這卻是歐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異端邪說的意識形態比亞洲早形成的條件。加上十九世紀後形成國界不可侵犯和國際秩序的概念及制度 (例如神聖同盟，國聯，聯合國，各國的民主制度)，因此歐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後可能並不是戰亂的主要原因。特別是伊拉克戰爭之後侵犯國界要受罰，就像偷東西要受罰一樣已形成全世界都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識形態和信仰系統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戰亂在海灣戰爭後的時代大概會成為一個不太令人擔憂的問題。 但是歐洲早在上世紀就形成的「住民自決原則」及其它歐洲衝開形態在亞洲並未被廣泛接受，特別是這一原則根本不是台灣和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台灣大陸分裂仍可能成為戰爭發生的原因。這的確是台灣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限制因素。台灣也只能在堅持中國統一的原則下減輕這個限制因素的負面影響。如果將來「住民自決原則」成為亞洲的主流意識形態，則台灣被迫用「統一」的承諾來自保國際安全就會成為不必要。但正如 North 所言，意識形態的變化比硬制度的變化要慢得多，即使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政治制度和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住民自決原則」「LaissexFaire」，這些英國意識形態可能還不會真正被中國人接受。 因此在看得見的未來，台灣海峽兩邊都會用「統一中國」這個概念來保持台海和平的安全。 歐洲政治分裂的另一個壞處是要第二次在大戰後才看得出來。第二次大戰後，由於美國利用巨大國內統一市場的優勢，大大超過了歐洲。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美國與其它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加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統一的國家，提供了統一的交易網絡，統一的電視網，統一的文字，無洲際關稅，統一的大眾媒體網絡，統一的批發零售網絡，統一的洲際公路網，信息高速公路，統一的貨幣，統一的工業標準系統，統一的股市及其他各類市場。這些都使分工的演進比分裂歐洲高得多。歐洲的分裂使上述條件都不具備，所以即使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交易效率比美國低得多，市場分隔和壟斷比美國嚴重得多，使分工演進受到限制。 所以歐洲人發現，如果他們不消除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必要交易費用，他們永遠無法在與美國人的競爭中勝出。這是歐洲貨幣一體化及其它朝統一歐洲發展的趨勢後面的經濟原因。從這種經濟角度來看，似乎中國統一是台灣一定要搭的經濟快車，反倒是中國大陸對此是無所謂。因為中國大陸在下個世紀將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 但是我們也知道中國市場的分割程度相當高，由於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原因，中國的很多市場都區隔成很小的地方市場，地方政府的壟斷權力使中國統一文化減少交易費用的優勢無法發揮。很多產業沒有全國性統一市場上的競爭，甚至在地方市場，私人企業也無法與壟斷性國營企業競爭。因此台灣與大陸的分裂對真正自由的統一中國市場的形成可能還是促進因素。因為台灣商人將自由企業制度和自由企業精神帶到大陸，使政府企業的壟斷及僵化的制度受到挑戰。因此從中國短期而言，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分裂反而有利於真正的統一中國市場的形成。 正是因為很多在台灣的中國籍看到台灣可以在中國制度改革中發揮的作用，所以很多台灣的「大中國主義者」真正有「統一大中國」的夢。統一大中國的夢當然主要不是基於上述經濟學原理。「統一中國」概念有深厚的憲政淵源。 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使人類意識形態發生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大逆轉。而中國和俄國是這個意識形態大逆轉的主要受害者。共產主義試驗使中國清末開始的立憲運動及一系列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的發展被打斷，使得目前的中國在制度上沒有任何中國現代憲政傳統的痕跡。更不要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憲政意識形態的破壞。 但是中國人遲早會認識到，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反憲政的。因此重新立憲，或憲政改革必會出現。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出現，就會在缺乏公平的分配政治權力和遊戲規則下，由人們爭奪權力的自發過程不太和平地出現。在這個過程中，即使人們開始有了共識，要以公平選舉的遊戲規則來決定政治競爭中的勝負，選舉中總會有挫敗者。這挫敗都會有本能的衝動利用人們對新遊戲規則缺乏信心，而輸了不認輸，不承認選舉結果，造成憲政危機。正像南韓和菲律賓第一次選舉時，在野黨輸了不認輸一樣。南韓和菲律賓在立憲過程中的政治危機是靠美國充當國際憲兵，利用它在這兩國的軍事基地和政治影響強迫選舉挫敗者輸了認輸 (儘管選舉中的得勝方的確有大量舞弊行為)。 但是中國開始選舉和立憲時，如果選舉中的失敗者不認輸，誰來當這個警察強制執行遊戲規則？如果無人能擔當此角色，中國又可能動亂起來。而防止立憲過程中這類動亂的有效方法就是深厚的憲政淵源，使得人民對新遊戲規則有信心。中國自清以來已有深厚的憲政政治淵源，此淵源在當代中國由中華民國憲法及在台灣憲政實踐的代表。 因此很多台海兩岸的中國人都體會到台灣之所以真正關心中國統一，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對整個中國回歸憲政軌道過程的巨大價值。中華民國憲法當然不是一個台灣中國子文化中的憲法，它是在中國大陸制定，制憲過程有各個敵對的主要黨派參加，因此它是民國初南北議和以來中國的第二次真正憲政過程。它有全中國的合法性。整個中國還沒有任何成形的制度和人群關係能與中華民國憲法競爭在中國憲政過程中的法統上的合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於制度過程中完全沒有反對派參加，所以根本不具合法性，加上它本身的反憲政本性 (四個堅持) 所以在中共歷史上不可能有憲政法統的合法性。 但是憲政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一個強大的強制執法能力。這在美國是靠英倫海峽的隔絕作用自發地在缺乏強大武力的情況下形成的。由於英國的特殊政治地理環境，歷史上曾長期沒有強大的常備軍，也可能避免外敵入侵。所以社會精英在軍隊和政界沒有很多出路， (見 Jones，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因而朝經濟和商界及技術上發展。這一大背景使得英國民風淳樸，憲政秩序的自發形成不是依靠一個對社會有控制能力的軍事強人，盡管光榮革命時客籍荷蘭國王 (英國威廉第三和瑪麗) 的武力是這種新憲政秩序的後盾。 美國形成憲政秩序當然是以英國已有的憲政為基礎。英國人治理北美殖民地與西班牙人治理南美完全相反 (見 North 最近對兩種制度的比較分析)。英國人用法治，並給各殖民地以極大自治權，由他們自己管理本地事務，並決定各殖民地之間的政治關係 (如聯邦或分治)。稅制穩定而不是掠奪性的。而西班牙人正好相反，直接控制殖民地，不給地方很多自治權，並將殖民地當成榨取稅收的剝削對像。因此，美國獨立戰爭靠本地紳士及一次烏合之眾在短期內取得了獨立。沒有機會讓毛澤東、拿破崙式的軍事強人在獨立戰爭中成長起來。這當然是英國人早有讓地方自治甚至定渲退 (Devolutim) 的心理準備造成的。因此美國也類似英國是個長期沒有常備軍，不靠軍事強權維持憲政秩序的國家。憲政秩序真正是像深諳英國傳統的海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 但對中國而言，歷史的傳統似乎指明，沒有一具軍人強權，強制執行法律的承諾似乎不可信。人民一般相信有軍事強權的人才可能有這種強制能力。從這點而言，中共在大陸的統治是有這種強制能力的公信力。而不少中國人都將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看成軍事上的失敗者沒有強制執法和治國能力的證據。所以中華民國憲法的法統上的合法性和中共的軍事強權又是個目前不可兼得的憲政秩序的兩岸要件。這兩岸要件是否能結合就完全看歷史的機遇了。 從上文分析，我們可作出結論，即使有前文中種種政治分裂的好處，很多當代中國人從自己的利益考慮 (不顧子孫後代的利益) 都真正有一個統一大中國之夢。這個夢實現的機會並不渺茫。因為從歷史上看，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成必經立憲過程，當共產主義逆流把憲政過程完全毀棄後，一旦立憲重新回到國家的議事日程。正像俄國一九九零年重新立憲時，馬上就把沙俄時代的杜馬制度恢復了一樣。因為大家都知道，本國的憲政經驗是本國人民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這些憲政經驗在歷史上不是成功的經驗，哪怕這些憲政經驗已從國家的文字記錄中被抹去了七十年。 考慮到這些統一的好處和分裂的壞處，我們就有一個兩難的衝突 (TradeOff)。而其有效率的折衷既依賴各人的偏好，也依賴於歷史的機會。就筆者而言，台灣與大陸的永久分裂或永久統一兩種結果對我來說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論哪種結果出現，筆者都會樂觀其成。 一九九八年四月於哈佛大學 一个经济学家的视野 ——澳洲社科院院士、经济学讲座教授杨小凯访谈录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是你的专业，但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　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可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过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他们在海外完成的，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o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on 。 　　向：Olson好像有一本专门说"国家兴衰"的书。 　　杨：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他有一本《国家兴衰论》，在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ァ　　　　?br>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它。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念：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你能谈谈民主、自由、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吗?　　 　　杨：以前我们只强调民主，其实民主、自由、共和、宪政这四个东西是有差别的。比喻说，民主和自由就有紧张关系。自由是保护少数，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自由主义是不信任民主的，--因为民主可能导致"多数暴政"。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残酷的事实：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成了多数迫害少数。共和强调地方的权力不应来自中央，应该有独立的权力，以形成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制衡。在欧洲，他们真正发达起来的原因，就是没有大一统，国家之间有竞争，政府之间有竞争。共和最初的想法是在上层内达到权力分割和制衡。大一统了，就没有制衡了。欧洲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它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太强大了。如果某个国家太强大，它们就要遏制它，特别是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希特勒太强大了，所有的欧洲人要遏制他；拿破仑太强大了，所有的欧洲人要遏制他。当欧美人谈要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可能就很简单地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是由于中国人对欧美人不信任权力的传统不了解。　 　　向：是否可以说欧美人的这种遏制是有传统的?　 　　杨：我认为是有的。其实欧美人的遏制强权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的，或者说不是针对谁的。在美国，总统连任两届，他们就要挑他的毛病，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权力太大了，要遏制他。在欧洲，德国统一后，他们认为德国太强大，他们也会想要对付它一下。所以我认为，这种遏制的心理是一种很正的心态，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　　 　　向：权力没有制衡机制的必然后果是"无法无天"。　　 　　杨：美国当年成立联邦政府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反对，并以欧洲的经验为例子，说你成立一个联邦政府，最后没办法控制它，使它变成一个怪物。于是美国联邦党人将古时候希腊的共和思想弄出来，建立了一整套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参议院，每州两票，这是防止大州欺负小州；众议院是按人口的，大州的议员人数当然要多于小州。按人口，大州就欺负小州，但是参议院一州两票，就有保护小州的制衡。美国联邦政府有它独立的税源，州政府也有它的独立税源，所以这样就有很大的制衡作用。州政府完全地方自治，由本地居民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不但州政府, 而且县政府、区政府首脑都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 都是由地方选民选出的。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早在清末民初就接受了这种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 但是由于清政府一直不积极推动地方自治, 所以造成动乱。如果清政府那时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分裂不分裂也可以用公民投票的和平方式解决(正像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用公民投票解决是否独立一样)。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之所以富强，就是英国治理这些地方时一直是搞地方自治。美国人早期是英国人的精华，但是他们要独立，英国人也没有认真反对，而是让它独立而去。结果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美国救了英国的命。我们澳洲是否要独立也是用公民投票来解决的，结果去年公民投票仍选择了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仍是我们的元首。有了地方自治，这些问题都不是你死我活，都可以用和平公正的方法解决。美国南北战争的教训是，一州独立或脱离联邦应该由本州选民进行公民投票，而且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选民同意。同时，提议进行公民投票的州政府不应有权马上实行之，而应由下届政府实行公民投票，这才不至于像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几个州政府匆忙做出退出联邦的决策而导致战争。我相信如果台湾用这种办法公投决定其地位，大概很难选择独立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独立，所以不够公投所要求批准独立的三分之二人数) 。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都实行地方自治，如果某个州想退出联邦，这是合法的，但他们不退出，完全是他们的自愿选择。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打败了南方，按美国宪法，南方退出联邦是它的权力，北方强迫南方留在联邦反而是违宪的。但内战后北方不迫害南方，并保护他们的权力，把"反动派" 扶起来，重新自由竞选。现在你要南方退出联邦，南方肯定是不答应的。 　　向：你说共和和民主是有差别的。能具体谈谈吗?　 　　杨：中国人对共和了解太少，对民主讲得太多，对自由讲得太少，对宪政也讲得太少。英国是世界上宪政创始国，但至今没有成文的宪法。英国、以色列、新西兰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宪政非常好的国家，却没有成文的宪法。成文的宪法和宪法司法是美国人创造的，英文是judicial review，译成中文是"宪法司法"( 直译"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政府、国会立的法为违宪，这就叫"法治"。在非普通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宪法司法多由宪法法庭处理。但中国现在没有"宪法司法"。现在中国想"依法治国"，其实"依法治国"和"法治"是有区别的。这里说的"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想搞什么就可以制订一个相应的法律，这是很不好的。五四运动过去八十年了，中国人对五四运动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在我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向：五四运动给我们的印象，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一贯提倡的：即民主和科学，继而就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时，我注意到一些大陆学者撰文纪念时加了一条"自由"。但据我观察，这也只是在学术圈子里阐述，一般人以为"自由"就是...当年的"反对自由主义"那些东西。中国的自由主义提得太少，是何原因?有学者说：五四启蒙运动未完成就救亡了。要救亡，似乎自由主义就格格不入了。 　　杨：我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由主义。中国所强调的"科学"，已经变成"科学主义"了。我们现在对"科学主义"也应有批判，因为迷信科学和迷信理性，都可能导致制度失败。 　　向：这么说来，科学和理性都需要批判。但我觉得，说"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大跃进中"一天等于二十年"、"亩产三万斤"，还有"文革"等等，都是一哄而起的。细一想，正是缺乏科学和理性。 　　杨：大跃进不是因为缺少科学，难道钱学森还不懂科学，他也鼓吹亩产万斤符合科学。这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宪政民主。在美国，干什么都是以宗教运动为先导。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都是宗教改革的后果。所以宗教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绝对不是科学。你可以说它是反科学的，但反科学有什么关系，科学为什么不能反?中国有一种"科学主义"，如"新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就是科学崇拜。现在，什么事情一讲，就是符合科学，或不符合科学。不符合科学就歧视，这就是"科学主义"。有些东西即使不科学，你也不能压制，不能歧视。如今中国很多人都同意：制度很重要。其实，"制度"就是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科学"创出来的。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这种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地；第二，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第三，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十八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 　　向：从北美和南美的差别回到中国吧。五四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自由和宪政，那么现在按你的观点，应把自由放在第一位? 　　杨：自由摆在科学之前，宪政和共和摆在民主之前。我甚至觉得不应当搞科学崇拜，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跟崇拜民主和科学有关。中国走了很多弯路，不是因为反五四，而是五四的后果。如果那时强调自由，强调宪政与共和，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共和跟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民主是讲下层的政治参与，两相比较，共和比民主更重要。共和强调要有三极世界：即选民的权力、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中央级司法、立法、行政之间的分权制衡。没有共和思想，它容易形成两极：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斗争起来，不是革命就是暴政，而三极就比较稳定。 　　向：看来，要想社会真正稳定，必须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杨：至少是三极或更多极的。　 　　向：上面我已提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已成为一个话题。现在学界一般都认为：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个人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述。你是否也这样看?　　 　　杨：这是常识了。自由主义可以自由地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相信科学，但也尊重别人不相信科学。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现在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有赖于争论。"不争论"是不对的。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都需要争论。如没有争论，就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就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最近几年美国经济之所以活跃，这与七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是有关系的。那时，他们开展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办宗教活动夏令营等等，然后影响到人的观念彻底变了。 所以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也受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极深影响。 　　向：有人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说东方文化的特点是封闭而专制，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开放而包容。 　　杨：从中西文化比较谈，这个题目很大。具体说来，我觉得共和思想在欧洲比较深入人心。如十二十三世纪的英国，它的法庭就有三个，一是国王的法庭，二是宗教裁判所，三是地方的封建法庭。三个法庭共存，这就有点像共和了。老百姓打官司可以在三个法庭中选择。当时一般都认为国王的法庭比较公平。为什么? 是因为有另外两个法庭的存在，如果把另外两个法庭砍掉，那国王的法庭也肯定不会公平了。但是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只一个"王法"。 　　向：中国的司法体制也在进行改革，但步子是缓慢的。但改革必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你觉得中国司法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杨：司法独立必须以多元化为前提。…… 英国法庭有陪审团、双方律师，还有一个法官，法官只保证司法公正，陪审团才是判决被告有罪或无罪的。　　 　　向：陪审团是否相当于中国的合议庭?　　 　　杨：中国的"合议庭"都是参与审案的法官组成的。而英国的陪审团成员既非达官贵人，也不一定是专家教授，而是街上请来的。对陪审团员唯一的要求是：必须要有良心，必须由原被告双方接受。如告辩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某某坐在陪审团会不公正，他可要求将其排除出陪审团。文革中，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制度造成的不公正深有所感，曾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党政分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一人身兼党政军数职。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它最早实现"党政分家"。早在十六世纪，国王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分家(这在中国相当于执政党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家)。英国最早实行了执政党或处于竞争执政地位的政党不允许直接从事赢取商业利益活动的制度，执政者的商业性赢利事业要交独立的私人信托商经营。有了这些制度，贪污才能根治。而台湾的黑金政治正是因为执政的国民党有太大的"党营事业"(尽管它已与国家财政和国营事业脱离)。英国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形成了国王财政和政府财政不可独立于议会权力的制度。正因为行政当局没有独立的财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才有根基。所有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都实行这种制度。在中国实行这些制度也是中国现代化和根治贪污腐败的基本条件。 　　向：在经济方面，你认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杨：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九九八年我回大陆，在回答《经济消息报》记者提问时就说过，你可找到那份报纸看看。 　　向：关于中国加入WTO组织，去年中美达成了协议。中国媒体说是"双赢"。你认为中国加入WTO的利弊该怎样计算? 　　杨：这就要看中国政府怎样对国内制度进行改革了。WTO组织有它的游戏规则，中国政府目前要做的，我认为首先是废除与WTO游戏规则(非岐视性、公平、透明、稳定、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不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据我所知，中国还有二十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如银行、电信、铁路、外贸等等。根据WTO规则，外国私人公司可以进入中国这些市场，而国内却不让私人经营这些，这就是歧视中国人了，恐怕还得让中国私人自己也搞，参与和外国人的竞争。另外，中国现在成立企业还是实行批准制度，必须由工商部门许可。你成立一个公司必须要多少万资金，而国外却不要，只要交几十块钱就自动注册了。这些都必须改。还有户籍制度，也是歧视乡里人的。我今天在长沙街上看到布告，农民进城打工要"三证"。即使农民在城市买了房子，置了产业，但因为户口不在这座城市，孩子上学要多交钱，还有办这个证，那个证，都要交钱。所以户口政策与WTO规则也是相悖的。还有，农村不能私有和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土地，这很像封建制度。农民到城里去就失去了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中的相应份额，此份额又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就妨碍了城市化，也妨碍了私人农业资本家(专业大户)用租土地和租机械的方式经营大规模机械化农场和兴建水利。这些制度都会使农业在进入WTO后因无竞争力而受损。 　　向：户籍制度的弊端政府也看到了，并且一直在试图改革。 　　杨：这种歧视制度的结果，使不同的人，权利不一样，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中国喜欢搞双轨制，其实双轨制就是歧视性的。我在海外就想到，你加入了WTO组织，把机会让给了外国人，而中国人自己得不到，这公平吗?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很强，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主义情绪上来，各种意料之外的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向：你近来的思想看来否定了你早期的观点，你是否仍坚持早期的个别观点呢? 　　杨：我否定早期的观点是由于我看了很多西方历史书籍，发现我们大陆出来的中国人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是根本不了解的。我最近看了pipe的《财产与自由》一书，发觉我早期的"私有财产制度是民主宪政的基础"这一观点仍然站得住脚。英国国王十四至十七世纪财政不独立，原因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王收税不容易，为了保证收税，所以国王让独立纳税人开国会，自己决定税率。自己同意的税率，当然比较容易实行。所以英国国会与国王无关，国王不会要自己的下属参加议会。因为这些下属是由国王养的，而国会却是为了向国王缴税。这种国王在财政上对国会的依赖，当然只有在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不可侵犯时才可能。这种早期的民主制度，有点像两个政府并存，因此是动乱的一个原因。英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由此而生。但长期而言，这种权力制衡又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减少了收税的困难，但却去掉了制衡机制，正像从异性繁殖倒退到同性繁殖，看起来更方便，实则是生存和进化能力的退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私有化的深入，政府会遇到类似当年英国国王收税的困难。一个办法是倒退回国有经济。如果不愿意倒退，就要吸取英国的教训"没有民主就不缴税"。所以经济改革如不倒退，一定会有实行民主宪政的压力。我们希望这种压力不会造成在中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发生的民主退化(这两个国家的代议制都比英国出现得还早)，而是像南韩那样顺利转型到民主宪政。这其中成败的关键是执政者要采取主动措施，执政者越主动，决心越大(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越容易成功。执政者越抗拒宪政转轨(像清朝一样)，越容易使国家陷入动乱。 　　向：中国经济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政治改革进展缓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想，中国加入WTO组织后，经济更加与世界一体化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你认为中国加入WTO组织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吗? 　　杨：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谈谈个人的想法。我认为，为了中共的长远利益，也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中国村级选举普遍开始了，但它不是一级政府，应该尽早开始乡级政府的选举，然后到县级，待条件成熟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对"直选"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东欧和苏联，...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你不会，自然就有麻烦了。所以，学会选举是一切革命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杨小凯 最近听到俄国新总统布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消息，忍不住将自己近两年关于土 地私有制 的读 书心得记下来， 提供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让大家了解认识到目前中国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观 念的错误。第一点是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 共和 的关系，第二点是土地私有制对农 业现代化的意 义，第三点是土地私有制与 公平效益兼 顾之间的 关系，第四点是土地私有制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澄清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区别，及民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是来源罗马共和制，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蘅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压迫少数。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级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宪政和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的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Pipe的新书“财产与自由”（Proplity and Freedom(1999)）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按照他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　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不专制君主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国会自订税，使得税收更加容易强制执行。这可能也与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告辨双方有权选择打官司的法院(当时有国王的法院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国王法院中告辨双方有权排除陪审团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员。既然判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当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决，也不得不服气。因此司法，执法的权威反而高于大陆成文法国家。 由于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为保证收税而设立，所以国会的成员都是向国王交税的大户，国王绝不会要由他供养的官僚进入国会。因此在没有私人财产权，特别是土地私有权时，由政府提供财政的议会其实只可能是政府的橡皮图章。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政治中心。国王不会喜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靠它来收税。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习惯“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国王慢慢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关系　但是发生战争时国会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争执往往导致两个政权并立和冲突的情形，甚至导致内战(英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类冲突引起)。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王财政不独立于民意代表机关的制度却不因这些冲突而被废止(克伦威尔专政是个短暂的例外)，要是在中国，国王被议会中的造反派杀了头，王朝复辟后，大概头件事就是取消代议制。但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时期，及至光荣革命，国会制度反而日益巩固。中国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中国的执政者没有一个会如此傻崩的　仔细琢磨，除了从北欧来的英国统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俞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国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Mokyr的记载，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Mokyr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拿破仑法典后，侵犯私有财产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Mokyr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英国这段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薄赋轻 徭 观念的批判。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 想想苏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动机是用国有制来减少税收的麻烦，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财政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看似是聪明的主意，实则是民富不起来，国强不起来的馊主意。这也说明读史的重要，当年要是列宁，斯大林读了很多英法的历史，他们会发现他们关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教训证明大错特错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当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写到这里忍不住提醒读者中国今天政治要现代化一定要有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这个基础。有人说象香港那样有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就够了。但笔者却不敢苟同，中国当今的政府是侵犯过土地私有权很多次的专制者，他即使推行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产权，人民还会怀疑他是否哪天又会变卦，重新侵犯财产。如果他半心半意只允许私人所有使用权，大家心里更不会放心了。共产党要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形象必须要用行动证实自己承诺的可信性。土地彻底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是一种人质机制，老百姓有了完全的私有权，财政上不依赖共产党，反而共产党财政上依赖私人财产所有者，这才可能真正限制执政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土地一旦完全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地价会大涨，政府会有收税的困难，故而产生开独立议会的压力。在健全的宪政秩序下，地方政府的财产税和土地交易税都会上升，地方政府就会象西方地方政府一样富起来。土地私有制与公共财政的关系还与公共设施所需的公有土地有关．澳洲和美国都有一半左右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用作公园和公共设施．但是由于其它土地是私有的，所以私有地的地价依赖公共设施的质量，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依赖私有地的地价．加上自由迁居，使得地价和政府所有的公地经营效果之间形成反馈机制，公地经营效果越好，地价越高，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地方政府越有钱修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因而公地经营效果越好，人们越愿意移居此地．在一个联邦主义的制度下，这就形成政府服务的竞争性市场．它不但是经济效率的基础，也是开明政治的基础． 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说 杨小凯 澳洲莫钠什大学讲座教授 比较利益说其实有两种，一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被当代经济学家称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以李家图为代表，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 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 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 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斌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 国家应该 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 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 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根据特勒副勒尔(Trefler) 1993 和1995 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只有一半左右的数据支持外生比较利益说。经济学家们也从理论上对外生比较利益说提出了质疑。 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提供基础，而是理论决定人们可以观察到什么。' 爱因斯坦的论据当然就是红移现象，在人们了解相对论之前，他们对红移现象视而不见。 著名发展和贸易理论家巴瓜地证明，如果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用来代替传统的替代弹性为一的生产函数，则一种商品可以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从资本密集的转变为劳力密集的，因此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劳力密集产品，因而资源禀斌的比较利益 说变成没有任何意义的了。 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最近的论文(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证明，如果将递增报酬 和多种产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则此国有可能既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又出口劳力相对 密集的消费品和 进口资本 密集的消费品。 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 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 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 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最近不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吗？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 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 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最近将超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加角点解之间的总费用-效益分析)用到贸易理论，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 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 但是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 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 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 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这类李加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 大大 发扬了。刘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转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扔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 国交易效率改进，B 国交易效率仍低，则A 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 B 国仍处于 自给自足状况。当 B 国交易效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 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 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 A 国 获取。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都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 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 最近的经经验数据(S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但二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却不断上 升。张定胜 用超边际分 析论证道，以前说贸易条件恶化会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为只用了边际 分析。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当分工网络扩大时，全社会总生产力增加，只要这种正面的网络效果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负 面效果则贸易条件恶化和从分工和贸易得到的好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正象电脑行业由于分工加深，生产力上升，尽管电脑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但电脑行业不断扩张，收益不断增加。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转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转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 台湾中华研究院的刘孟俊在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专门研讨网络决策和劳动分工的超边际分析。其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此文提到的贸易理论的超边际分析。哈佛，斯坦福大学，MIT的名教授，网络经济学专家Paul Milgrom 将出席会议作重要演讲。会议包括超边际分析的纯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及其在电子商务，特许联锁等领域的应用。会上还会交流超边际分析的博士论文，教材，杂志，培训班，阅读文集，专著等方面的信息。有兴趣的读者可查询 www.inframarginal.com 中的会议信息，或与 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 联络。会议将于2001年7月6-8日于墨尔本市召开。 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 杨小凯（澳洲莫钠什大学讲座教授） 　　我在《信报财经月刊》关于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建议于1998年登出后，听到很多反对意见，一直没时间回应。最近去中国一趟，觉得此事不能拖延，特回应如下。 　　“土地私有化会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这是最常听到的说法。此论似是而非，完全不合经济学逻辑。如果土地按现有的使用权私有化，变成完全的私有权，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相当平均。因此私有化只会去掉村干部定期按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分配的特权，因而减少此特权引起的贫富分化。如果有的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没有土地私有权时，他只得放弃他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份额。如果他不愿放弃他对土地的权利，他就要定期回乡，变成“盲流”。这正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安定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制度。它不但反效率，也不公平。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特别是，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君不见，台湾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 　　如果农民卖地进城经商失败，这不会引起贫富分化吗？第一，这与保险市场有关，它是提醒人们买保险，不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目前保险市场不发达正是因为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若废止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的法令， 土地私有化并不会增加很多风险。第二，农民进城经商不必卖地，他可将土地出租，这就是最好的保险，不但有固定租金收入，一旦生意失败，还可回家种田。没有土地私有权时，转让使用权所得租金极低，在江浙一带是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不少地方租金甚至是负的。转包也有很高风险失去土地权利。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不但业主可收得更多租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更有效，而且业主可以用土地向银行作抵押贷款，借钱投资，克服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使中国的私人投资能力成倍增加。 　　“土地私有化会阻碍机械化” 是另一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这个理由更是不合经济学逻辑。以日本的农业为例，日本二战后土改使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但是由于解散了财阀，有竞争性资本市场，有些企业家开办农业机械租赁公司，赚了钱。由于有自由土地市场，另一些企业家租很多小块土地，合成大块土地，然后租各种农业机械，雇人经营，不但赚了钱，而且付的租金也比农民自己种地收入高，因此农民往往不愿自己种地，而愿将地租给大农场。可见，自由土地市场，竞争性私人银行业，自由劳力市场(移居不受户口制度限制)正是农业机械化的条件。而中国现在的土地公有制正是农业机械化的障碍，它不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在这种制度下，要搞机械化，就要侵犯财产，造成社会不公，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要顾及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这是因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为了顾及公平，土地分为若干等，每等都在全村人之间平分，使得每块土地极小，土地又不能自由买卖，因而不便机械化。没有自由买卖时，合并土地又会损害激励。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自由资本市场，自由劳动市场(没有户口制度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可得到兼顾。 　　这种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产生了两田制中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我今年6月回中国，看到江浙农民还在用手插秧，扮禾，心中不是滋味。我年轻时多次参加双枪，知道这份工作的辛苦。台湾农民早就机械化了，不用受这份苦，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访问南京时，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经济学家为省委，省政府咨询的会议。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希望听到专家们关于城市化的对策的建议，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提到，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是城市化的大障碍。我也建议城市和农村土地制度“并轨”是土地私有的第一步。农村土地应该象城市土地一样，70年期使用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做到这一步，私有化就容易了。但是香港的土地年期制与无限土地私有制相比是种很落后的殖民地制度，英国人在本国就不实行这种制度。18世纪法国落后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孟子早就说过恒产有恒心，比孟德斯赳讲?所有权是道德神?早了一千多年。慎子也说过，“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焉，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见甘学平，黄春兴，《经济学原理》)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很依赖土地税和房地产交易税，而这又是以土地私有权和土地自由市场为基础。 　　有人会提到中国很多朝代的没落是由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现在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能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其实，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正是因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清朝的官司纠纷记载说明中国历史上原土地所有者以原价购回已卖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成为很多杀人案和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广东的很多土地纠纷也是由对土地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健全引起。 　　有人会提到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会使公共建设成本大增。其实，美国和其它自由国家都提供了用立法的方法，用公平征购价强制征购私人土地以进行公共工程的经验。一个民主的制度可以以公众的利益为准，形成强大的公共选择能力。18世纪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比当时专制的法国有高得多的公共选择能力就是一个例子。英国当时税率高过法国，但税法公平，对所有人一样，只认收入水平，不认人。而法国正好相反，税率各地不同，因人而异，平均税率并不高。因为税法不公平，政府的收税能力极差。英国政府税收能力强的原因是，税法由国会定，政府没有独立于国会的财政权，国家财政独立于执政党的财政。这种制度的形成反过来以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当年英国国王被迫放弃决定税率的权力，让交税大户(早期的国会议员)自定税率，正是因为他不可能用没收土地的方法来代替税收。而收税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民意代表机关自定税法。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杨小凯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 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 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 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 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 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 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这种对宪 政秩序承诺的可信性使得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 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时，执政者"为社会服务" 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会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社会利益。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Ｓｔ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行为"主要有如下 几类严重恶果。第一，政府会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窒息民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 ，扭曲价格。中国历史上学者称之为官营工商业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上 也有学者看出这种政府从商有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海耶克所说的，制定游戏规则 和参予游戏的政府角色的混淆。政府的功能本来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及担当执行 游戏规则的裁判。如果裁判也可以参加游戏，游戏哪还有公平、公正可言？中国史 家历来鼓吹政府应该是清水衙门，不能从事工商业，这应该是与海耶克的主张一致 。 　　其次，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 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 果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 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ｍ ｏｒａｌ　ｃｏｄｅ），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 社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是法治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是机会主义 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少中国人批评传统社会太重传统道德，而不重法治。但以我们在西方社会生 活的经验，和读到的法律教科书，我们可以体会到道德准则是英美普通法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更原始更根本。在西方社会，各种不成文的道德准则起的作用 非常重要，也更受人重视。很多从大陆去香港的新移民的行为特点足以说明此点。 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在香港时行为非常有礼貌，不乱扔纸屑，但一旦过了罗 湖关到了大陆，就像是另一个人，言行变得非常粗鲁无礼。这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 法律的原因，而是每个人对不同社会群体对自己的道德期望有不同期望而造成。而 这种对社会认可的行为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如果政府言而无信（ 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公然违宪判王 丹、魏京生的刑），甚至在"宪法"中公然鼓吹追求一党之私（四个坚持），则整 个社会的行为会非常机会主义，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也会非常低下。这时纵有漂亮 的法律条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可言。 　　下面我们再考虑国家机会主义产生的内生交易延谩＞醚е薪甓源宋侍庥?br> 不少有趣的研究。其中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各类寻租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包 括资产特异性和议价过程造成的钓鱼行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欺骗行为等等），这 类研究有时会得出一些民主和市场失败的结论。例如当一个划船比赛的团队中，各 人划船努力的测度和节奏的协调费用很高时，用市场来协调划船可能比不上一个人 下命令协调划船，下命令有可能犯错，划船节奏可能太快或太慢，但用市场价格来 协调可能根本得不到节奏而使各人努力互相抵销。又例如两类生产活动，一类活动 的投入产出容易测度，另一类却不易测度，则按市场原则论功行赏就会鼓励人们只 生产前类东西而不生产后类东西，这时企业内的计时工资（不完全论功行赏）反而 优于计件工资。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以张五常，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他们认为， 划船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命令经济优于自由价格制度，而只是说明与劳力市场有关的 企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会比产品市场更有效。 　　另一个例子是各种活动的效果都不易测度时，强调论功行赏可能会使人们在寻 租上投入太多精力，在评级升级上浪费很多精力，这时，反而日本式的按年资升级 能减少寻租费用。这种看法被有些经济学家"论证"，民主制度会使利益集团的寻 租行为制度化，因而反不如东亚的一些非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不少公司里 因为很多活动的绩效不易测度，所以老板认为按绩效升级评等反而会刺激寻租行为 ，所以乾脆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使雇员互相不知道各人的工资，而老板按他对综合 效果主观判断来定工资。最近有不少这类经济模型"证明"过多的信息分享是有损 效率的，而有效率的市场会使人们不去追求他们不应知道的信息。对这种观点的批 评指出，民主制度虽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但它也会鼓励私人企业家 活动，这些活动却会限制寻租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类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能用来给我们前文中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 之间的关系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另一类"承诺对策模型"（以马士金，钱颖一等 人为代表），却支持我们前文的观点。这类模型强调，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来源是 承诺不可信问题。特别是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最近一系列文章用承诺对策的概念论证 国家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按 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分税制）是使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激烈竞争 时使他们追求地方公众利益的承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按 他们的逻辑，当然民主宪政是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 成为可信的条件。 　　政府对宪政秩序承诺目前还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信。没有权力制衡，自 由公平选举和政党自由，一个执政党保证在公平政治竞争下输了认输，怎么可能令 人相信？如果政府对公众负责，不在损害公众利益时追求一己之私的承诺不可信， 则会有如下恶果。首先，社会道德准则会江河日下，国家机会主义会为全社会所有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偷抢横行，不尊重私人财产，为人不厚道的 社会就会出现。当大多数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一次时，这个社会还有何道 德准则可言。当执政党公开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一党之私（四个坚持）时，社会怎么 可能太平？ 　　更可怕的是，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会使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非常机 会主义，因此执政党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秩序（'安定团结'）。中国一 九四九年后每次社会动乱都是上层内斗造成的。高棉的动乱又一次说明，如果军队 国家化，民主选举决定权力分配这些游戏规则没有稳定下来，则社会不可能安定， 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这当然不能只怪这些"政 治野心家"，主要问题在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时，政治人物争夺权力造成 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政治人物会为了权力不惜将社会拖入动乱。为社会提供长期 稳定的秩序是政府的首要功能，但至今为止，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的政治制度只有 民主宪政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制度曾有提供三百年稳定秩序的纪录，但 大多数君主世袭制都没达到这个纪录。民主宪政制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但很多国家 在立宪过程中陷入动乱（俄国一九一零年代的立宪和中国上世纪末的立宪）。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式的非世袭非民主政治制度无法达到君主世袭制和民主制的纪录 。 　　君主世袭制为什么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因为世袭制是种部份满足布坎南"模 糊面纱"的游戏规则，皇帝的位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有了 王位继承法，王位的得失变得完全无法由个人努力争得。所以人们也死了争王位的 心。用经济学家的话而言，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投入，因而使内生交易费用大降。这 有点像用年资制限制寻租行为的功效。民主宪政在高层次上有同样功效。竞选中的 激烈政党竞争使得输赢不可能由个人努力来控制，很多敌对的个人努力互相抵销， 使选举的胜负变得象随机事件。这不但容易形成各方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的局面 （因为游戏参加人不确定将来他会在朝或在野），而且这游戏规则比君权世袭要公 平得多，即完全满足模糊的面纱原则。这原则声称，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 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在野，可能是被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警察 ，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游戏规则都是公正时，此规则才是真正公正 的。按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满足这种原则的社会秩序有可能长期稳定，超过君权 世袭提供长期稳定社会秩序的纪录。 　　一个国家是否能走上这样一个宪政秩序的轨道是每个真正政治家首先要关心的 问题。这个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 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但是立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新游戏规则没有信心，会出现输了不认输，因而动 乱发生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俄国最近的立宪过程中没有出现，但却可能在中国即将 发生的立宪过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中国人比俄国人个人主义色彩更重（此处并无褒 贬含意）。因此，我们有必要记取过往的激进变革的种种教训。 　　对激进变革的批评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以海耶克为代表）的传统。此传统 就笔者的知识至少可追嗍到伯克（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ｋｅ）。他在一七九零年 有名的"法国大革命反省"一文中就提出了自发秩序的观点。他认为激进变革的鼓 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 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 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 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 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 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 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有人据 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 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 ）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用这种看法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化，我们 会更慎重对待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不轻易对制度的演变下结论，对自己个人的无知 保持一种警觉。 　　为什么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于英国？我认为英国人由伯克代表的思想传统 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领导人物对群体智慧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彭 定康领导的香港的政制改革，我们对中英领导人的素质差别略有了一点了解。从最 近的"末代港督"电视片中，我们了解到彭定康在决定是否政改的立法会前夕，对 胜负还没有把握，但他不是让制度由个人胜负的利益来决定，而是在给定游戏规则 下，尽最大努力与中方和其它各方玩一场公平的游戏。而中方却相反，一切制度安 排完全以中方的胜负利益为准则，为了赢，避免输，可以把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下（ 中方和其它各方都积极参予了）产生的立法局废掉。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患无穷，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 心。这种信心是极难建立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英国人几年 建立这套制度很容易，没有香港政府一百多年来在香港的令人尊敬（ｄｅｃｅｎｔ ）行为，谁会相信香港政府对公平选举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类似承诺从来就不 可信，它在香港的不道德和自私行为再次证明它的承诺不可信。而中国近百年来的 动乱都是因为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引起的。辛亥革命是因为维新党对 皇室承诺立宪的不信任引起，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对袁世凯对宪政的承诺不信任引起 的。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不可信，其实是现代中国政治动乱迭起的根源，它造成 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中国失去了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机会，而人民对这种承诺的不信任 当然是当政者不道德和自私行为日积月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香港的行为再次将这 种"动乱病毒"带到了香港，使香港人民对政府对宪政秩序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 不信任。中国人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解散香港立法局看似事小，实则是伤了香 港法治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创立了一个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先例。如果香港政府在 明年选举时，又以中方赢为标准来设计选举制度，那香港就完全倒退到中国式的反 宪政制度去了。 　　而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 的经济发展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后。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 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 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 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 和经济大发展。 　　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 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 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 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 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 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 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 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 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 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 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ｅ）就不会有人愿意当， 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 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 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 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 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 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 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 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 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 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 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 ，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 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 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 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 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 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 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 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 言，美国六十年代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 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 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 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 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 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 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 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 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 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 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 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 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 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 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 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 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 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 □　作者为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莫拉什大学经济学教授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现代经济学前沿丛书中唯一有中国背景的一本。很多人相信中国或华裔经济学家要在经济学前沿创立新分支或学派应该还为时太早，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却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前沿的新学派。这个学派不但已在国际匿名审稿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相当著作，而且已有了完整的文献综述（见Yang and Ng， 1998），此学派的两本教科书的英文版本也即将于2000年出版。可喜的是，此学派教科书的中文版本（杨小凯， 1998）先于英文版两年出版，而且在中国的学生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可说是使中国经济学者和学生比外国人更快地接触到系统的新学派教材。 　　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已有一二十篇，其中大部分也已在国际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而美国、欧洲、澳洲、中国、台湾等地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也不断增加。 　　我们已申请到为期三年的一笔大型基金，将用来组织第一次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国际会议，组织专门的匿名审稿期刊，组建专门的国际互联网教学通讯网络，甚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会。 　　我于1999年底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讲座系列，在密集的讲座中，同学们反应非常热烈。北京大学也正式邀请我帮助他们培训硕士、博士学生。 　　正如一名匿名审稿人所言“杨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见美国学术出版社组织的匿名审稿报告）。 　　这个前沿专题与中国的关系有如下几个有趣的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文字的特点使中国人特别长于组合数学的思想方法，而超边际分析的特点正好是非连续的组合数学思想方式。第二个是此专题中的不少思想虽然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存在，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实质问题是几乎同时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两个不同的大陆提出来的。而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由一群中国来的经济学者在美国和澳洲等地解决的。 　　就我自己而言， 这个学派的基本想法是我在 “文革期间”坐牢时萌芽的。我当时只能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仔细阅读的结果产生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但却非常喜欢马克思对分工的描述， 于是企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价值论，并将分工问题揉合进价值理论。我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自以为是发现了新价值理论，推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后来我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边际分析，拜倒在其精巧的数学结构面前。我发现我自己坐牢时想出的"欲望"概念100年前就已被用效用概念数学化。以此为基础的Gossen第二定理也早在一百年前发现。在普林斯顿做博士资格课程时，我开始系统地将原来的想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比较下来，发现不少东西新古典经济学比我自己想出来的价值理论高超得多。但是我也发觉，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分析却不如我自己计算出的一些模型。我花了不少时间与同学、老师讨论，以后又与我在美国、澳洲的同事和学生讨论，终于厘清我的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终于最后形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 　　回顾这一过程，我觉得，我坐牢的经历使我思想上既不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又不受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束缚，是这个新学派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经济学已渐式微，新古典经济学正想填补空白。我想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可以利用这个空白，在中国得到比在其它地方快的传播。毕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创始人群中，中国人和华裔占了多数。 　　我已与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有一些安排，在中国训练博士、硕士学生。如果有愿意做新兴古典经济学题目的同学请用互联网与我们联络（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或Xiaokai_Yang@KSG.harvard.edu ）。这本书是第一本没有数学演算，而用图示和直观的描述系统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书。希望它能使一般中国读者了解这一新学派核心文献中的主要思想。 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 要了解网络经济，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网络效果以及什么是网络决策。 网络决策是指 一个决策者对与他人是否建立关系的决策，它被称为超边际决策，不同于决定买卖量的边际决策。 超边际决策是种斢袚 与撐迶 的决策，而边际决策是在对某一活动选择了撚袛以后，再决定活动水平高低的决策， 或者关于摱鄶与撋贁的决策。 一个不太 恰当的例子是， 一个女人决定是否嫁给一个男人，或者是否与丈夫 离婚 的决策就是超边际决策，而已决定与他结婚或不离婚，在婚姻关系内搞 好夫妻关系 就是边际决策。 一个人大学时选专业也是超边际决策，他做此决策时对某一专业(例如经济学)说撌菙，而对其它专业(例如化学，物理学)说摲駭。所有学生的这 类决策决定一所大 学 的专业设置网络结构，所以是一种网络决策。传统的边际分析对这类决策不适用，而需要应用超边际分析。他选定经济学专业和要上的课以后，再将有限时间在所有 选定的 课之间分配的决策就叫资源分配的边际决策。 传统的边际分析可用于这类决策。 边际分析中，所有决策变量都取内点值，它是决策变量可能的最大与最小值中间的一个值。 这种边际分析就是只允许内点解的古典数学规划。而超边际分析允许内点和角点解，角点解就是有些决策变量取其最大或最小可能值。 超边际分析对每一角点和内点解用边际分析法求解，将目标函数在给定角点或内点内最大化，然后再用总费用一效益分析比较所有角点。内点解中的局部最优目标函数值以选择全局最优解。这种超边际分析就是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非线性规划及其它非古典数学规划。 网络决策只能用超边际分析，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足以处理网络决策问题。 由于网络决策影响到社会分工网络的拓扑性质，所以又叫拓扑决策，而给定网络模式选择买卖量属于选择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边际决策又叫非拓扑性决策。拓扑性质是关于每两两个体之间是否有联接的经济组织特性，它与联接方式，联通流量多少无关。 网络效果是指每个人的网络决策不但影响他本人的生产力，而且影响对他人产品的市场，因而影响他人的生产力。因此每人的生产力不但与他的努力有关，而且与参加网络的人数(网络规模)有关，而这网络规模又反过来由所有人的网络决策所决定。每个人选择职业和选择买哪些产品或自给自足哪些产品的决策就是典型的网络决策，它决定全社会的分工网络，其产生的网络效果被罗森(ROSEN，1977)称为撘患右淮笥诙Ч麛(Superadditivity)。 网络决策分为两类，一类叫对策网络决策，它是指决策人在其生产行业有垄断权，可以控制价格，或者网络决策之间有直接交互作用。另一类叫非人格网络决策，它是指信息成本很高或产品提供者很多时，人们按非人格价格作网络决策，而不对他人的网络决策直接作反应。非人格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通过市价而间接进行的。在西方自由世界，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决策，大多是非人格网络决策，电子信件服务或信息搜寻服务都有数千家类似的提供者，无人能操纵价格。买卖双方 并不关心谁是买者或卖者，而只关心是否与某一类专业电子服务提供者联接。 我们举个例子说明网络效果。当汽车发明并商业化以后，如果我们不考虑网络 效果，则会预见汽车将代替过去步行去买东西的活动，因此汽车的市场是有限的。所以以此预测的汽车生产量少，成本高，进一步限制了涫谐　Ｈ绻蟾Ｌ卣庋钠笠导胰鲜兜降推导鄹窨梢约跎俳灰壮杀荆虼耸狗止ご俳Φ暮么Τ湓黾拥慕灰追延茫虼撕芏喙ノ薹ㄗ淖ㄒ涤捎诒阋似档某鱿郑梢宰缑挥衅凳保蟪豆何镏行目鞅荆灯占昂螅庵止何镏行睦蠊龉觥Ｒ虼似档钠占笆狗止に缴仙行幸瞪ι仙杖肷仙蚨徊皆黾佣云档男枨螅蛊党杀鞠陆担蚨蛊嫡嬲芷占啊Ｕ饩褪歉Ｌ赜?000美元一辆的廉价T型汽车利用网络效应发大财的故事。福特把汽车价格定在比当时市价低得多的水平，不是用边际分析，而是用超边际分析，预见到分工网络扩大后，可以使汽车大幅降价的同时使利润大幅上升。 我们今天用超边际分析电子网络时也应看到很多现在亏本的行业或很多人们今天无法预见的行业在电子网络扩大，通讯成本大降后有可能变成赢利性行业。很多这类行业的出现会使分工网络大大扩张，生产显著的网络效应。 下面的电子商务现象就是以此网络效果为基础。这种现象是：很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市赢率(P/E ratio) 大大超过任何传统财务理论中的边际分析预见的水平。按传统理论，如果反映股价和利润比的这一市赢率高于 10， 此公司一定要破产了。但是很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市赢率往往高达700，800，甚至还有上了1000的。不少人指出这是以对网络效果的合理预期为基础。此话只对了一半。不错，如果很多目前无法预见的行业会因电子网络和分工网络的扩张而出现和赚钱 ，因此对这种无法预见的事的合理预期就应该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股价作出较高估价，至少高于边际分析指示的目前合理的估价。 但是这种解释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的利润都是在不断下降(或亏损上升)。理性预期总不能与现实趋势相反吧。电子商务公司的利润下降不但是因为费用上升引起，且因为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趋向于免费提供。比如几年内私人电脑上网在发达国家就会完全免费。由于越来越多的服务无法收费，电子商务公司的亏损自然只增不减。问题是在这种趋势下，为什么电子商务公司的股价和市赢率仍居高不下。 最近杨小凯与李克用超边际分析和杨小凯与黄有光的间接定价理论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 多电 子商务公司虽然创造了正的网络效果，但却无法用直接收费的办法将这网络效果转化为公司的收入。因此很多电子商务公司就来用打包订价的方法，通过公司购并 将电子商务服务与有形财产捆在一起买卖，使网络效果可以转化为有形收入。我们以下例来说明这个间接定价理论。 假如福特公司卖有形的汽车，售卖汽 车的服务可以通过电子网络进行，顾客可以在网上 用鼠标这里点一点那里按一按，用很少交易成本买一辆汽车。但这种服务却不易收费。假如有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解决了这些服务的技术问题，并创办了一个与汽车有关的网页，吸引了足够高的点击次数。这时福特公司就可以将这家电子商务公司买下，然后向顾客提供免费的电子商务买车服务。只要这种服务省下足够多的顾客的交易费，则公司可以将购买和经营这一电子服务的成本记入汽车价格。如果汽车增加的一点点价格大大低于每个顾客用电子服务省下的交易费用，则 福特公司就会比其它不提供免费电子服务的汽车公司更有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所有汽车公司都会被迫提供免费电子购车服务。 因此电子商务创业者，可以用卖掉公司的办法，最后将它亏的钱都赚回来。只要它创造的网络效果足够大，则市赢率就会足够高，使得卖公司的收入足以抵销多年的亏损。而实际上很多电子商务公司都是如此生存的。最有名的要算 捗拦谙邞与华 纳公司的合并案。一 般电子商务 公司的员工工资并不高，相当报酬来自公司配股，这部分收入往往以预期公司可 以卖个好价 为基 础， 因为公司本身可能一直会亏损，本身不可能赚钱。 这个故事中有三个要点。第一，这种网络决策是非人格网络决策而不是对策型网络决策。如果市场是垄断的，公司可以操纵电子商务的价格，就不会有免费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压力。第二，为什么福特公司不可以自己建一个部门自己发展电子商务，而非要买另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呢？这是因为电子商务是风险极高的行业，福特公司自己雇人做，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承担风险，因而搞不出成功的创新。所以成功的创新都是由私人风险投资公司与小创业公司一起搞出来的，而不可能由功成名就的大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搞出来，更不可能由国营公司和官商合办的公司搞出来。连美国波士顿地区的私人风险公司都因为当地的保守风气而无法有大创新。倒是加州那种非常自由灵活的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才适合电子商务的创业。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指出，中国今天用国营或官商合办(合资企业)的方法发展电子商务，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上海浦东区用国营风险投资公司的办法发展电子商务等高新科技，更是 歪门斜道。这不但不会产生后发优势，反而会用模仿新技术来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后发劣势。 正确的方法该 是废 止政府 在金融 业 ，银行业，电子网络 上的垄断，保护私人企业在这些领域 自由创业和 经营的权利， 废止对私人企业上市和私人经营证卷的限制，有了这些制度条件，中国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才能发展起来，否则电子商务中的所谓摵蠓⒂攀茢又会象1959年的摮⒏厦罃的口号 一样，变成历史笑话。中国今天银行业和电讯业的国家垄断使个人支票，信用卡及电子信用都无法普及，哪里 还谈得到对此非常依赖的电子商务的大发展呢？ 　　第三，间接订价加上对网络效应的合理预期，股市就会对那些点击次数高的网站有相当高的定价。华尔街对一定的点击次数，已有固定的定价公式。股市可以对网络效应定价，这一方面说明传统边际分析中认为市场不能利用网络效果的理论不对，另一方面，这预期价格是以猜测为基础，所以风险也极高。 新网络经济中另两个有趣的现象是用于网络的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会因网络通讯效率的提高而上升，网络整体可靠性会因网络通讯效率上升，网络扩展而下降，或网络整体协调 失灵的 风险会因此而上升。这两种现象又是传统的边际分析不可能预见，而必须用超边际分析才能研究的。国立台湾大学的刘孟奇1997年有一篇极精采的博士论文，用超边际分析预见 了这两种网络 经济 现象。 在他的内生网络规模和网络总体可靠性的全部均衡模型中，每个交易有一个协调失灵的风险，当分工的网络扩张时，则整个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成几何级数增加。但是只要分工对总体生 产力 的正网络效益超过风险增加的坏处，则生产力，网络规模，和总的协调失灵风险会因交易效率的改进而同时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用于网络连通和协调的总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也会增加。 在生产力增加的好处超过这种增加的坏处时，总的协调失灵风险会是有效率的。总的交易风险的 增加也是种 有 效 率的结果。这个模型的详细描述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杨小凯和张永生的新著《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