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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延续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刘忆江，男，辽宁宽甸县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近年从事近代史人物传记及历史小说的写作。著有《袁世凯评传》、《曾国藩评传》及长篇历史小说《汉宫春梦》。
		
		
		
		



		
		

		
		
　　上
　　序
　　一、白杨坪曾家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二、京师居，大不易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三、曾剃头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四、衡阳建军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五、靖港之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的东征檄文，表明他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皇朝兴衰嬗递的局限，将与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视为护卫传统、保卫中华文化之战。
　　六、东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湘军东征连战连捷，如风卷残云般在十个月内席卷两湖，成为太平军闻之色变的劲敌。其战斗力不仅得益于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营制与军事准则，更有赖于战争实践的磨练与成就，这支由农民与书生结合而成的军队，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七、赣江之厄
　　湘军挟全胜之势，急于求成，大意轻敌，冒进浪战，致使陆师顿兵坚城，水师被截分为二，主客易势。此后两年，湘军于江西陷入被动苦战。饱经忧患的结果是，曾国藩在军事上更为成熟，也更为谨慎了。
　　八、大转机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史上根本的转折点，诸王头上的神圣光环至此消散，天国中人人同为兄弟姊妹的神话亦在空前血腥的屠杀中破灭。此后的天国，躯壳虽在，但已没有了奋斗目标，在精神上已然死亡。
　　九、转战安徽
　　三河之败，使东征战局再生变数，曾、胡携手苦战，于太湖之役遏阻住了太平军的势头，又以天堂奇兵挫败了太平军解围安庆的战略。而杭州的失陷，江南大营的崩溃，使得东南战局的千钧重担，终于压到了曾国藩的肩上。
　　十、宿松群英
　　曾胡左李并称中兴四大名臣，而他们四人聚会一堂，在宿松共谋东征大计，乃机缘凑成，仅此一次。宿松之会，坚定了湘军领袖们的意志，统一了认识，对即将到来的困难局面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从而决定了日后军事的走向。
　　下
　　十一、祁门之困
　　湘军兵困祁门，从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看到这位外表镇静，指挥若定的大帅，无日不在忧危之中，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感受，实非局外人所能揣度。缺乏心理层面的认知，后人对历史伟人的了解，只能是表面的与肤浅的。
　　十二、咸丰之死
　　一场本可以不打，也不应该打的战争，导致了空前的丧权辱国与咸丰皇帝的死亡，由此引发了政局的突变，自强运动乘时崛起，对中国社会之转型，起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改良主义犹如一阵微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在波澜不惊地潜入中国人的生活。
		
		
		
		



		
		

		
		
　　十三、走向覆亡的天国
　　后期太平军军纪荡然，所到之处，竭泽而渔，掳掠裹胁，大失民心。高层将领迅速腐化，天京解围失败后，太平军军无斗志，开始成建制地向湘军投降。不过十年，太平天国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制度上，都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救药地走上了覆亡之路。
　　十四、儒帅风采
　　战争的胜负，除去民心向背的因素外，双方将帅的军政素质，湘军亦远过于太平军，而将帅的素质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的素质，这其中大帅曾国藩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他言传身教，躬亲垂范，以“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为己任，实践着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
　　十五、天下无湘不成军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十六、朋僚幕友之间
　　曾国藩重情谊，但也偶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他知人善任，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其幕府犹如一高等学塾，学术气氛浓厚，颇能收教学相长之效。
　　十七、大功克成之际（上）
　　坐困愁城的洪秀全绝望而死后，天京陷落，门徒们各作鸟兽散，而在其愚民洗脑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幼天王，被俘后大骂“长毛贼”，向敌人摇尾乞怜的行径，为太平天国的灭亡，添写了一个黑色幽默的结尾。
　　十八、大功克成之际（下）
　　太平天国引发的战乱，是举世罕见的一场浩劫。面对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局面，曾国藩奏请裁撤湘军，减免地方赋税，努力为百姓的休养生息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他激流勇退，优游林下的愿望，却因中原军事态势的逆转而化作了泡影。
　　十九、北上剿捻
　　捻子兴衰起伏的历史与曾国藩治捻之策。曾国藩虽半途而退，未能蒇其全功，但捻子最终还是亡于他“以有定之兵，治无定之贼”的战略。
　　二十、教案与洋务
　　在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遭遇了天津教案。他实事求是，确定了委曲求全，绝不与洋人开衅的办案方针。在当时情绪化的社会中，他承受着极大的误解与压力，但秉持理性与谈判解决的立场不变。曾国藩是自强运动的支持者与带头人，但他对洋务的认识，只局限于器物方面，为的是师夷长技，仍不脱一个农业社会中士大夫的眼界。
　　二十一、风中残烛
　　曾国藩晚年老病缠身，犹如风中的残烛，随时有可能熄灭。而其道德文章，已臻于大儒之境界。百年以下，曾国藩肉身虽朽，冢墓丘墟，而其功在中华，遗爱在民，为后人誉为“三不朽”之完人，其嘉言懿行已内化于我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复兴中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附录：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跋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献说话。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曰”，《汉书》每篇之后的“赞曰”，都是评传之一种。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1，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2。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3。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4，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著，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研究，读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著，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
　　丁亥正月于北京
　　注释
　　1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荣获克鲁格奖所致答谢辞》。
　　2参见李幼蒸：《论语——我的第一书》。
　　3参见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4休·赛西尔：《保守主义》第二章，商务版，第13页。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湖南湘乡县，清代隶于长沙府。湘乡县城西南一百多里之外，有处被称作荷塘都大界里1的地方（即今双峰县荷叶镇）。荷塘地接南岳衡山的北麓，绵延起伏的低山丘陵中，环抱着众多平坝，当地称之为坪。其中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中，住着一户曾姓人家。
　　曾家祖籍江西，元末迁徙至湖南衡阳，清初，又迁至湘乡。数百年来曾家一直务农为生，从无以读书、功名而发达者。康乾之际，曾家有名曾应贞者，字元吉，治产有方，“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2曾家由此富裕，故后人都尊称他为元吉公。元吉公晚年，将家产分与诸子，其次子名曾辅臣，三传到了孙子曾麟书这一辈，曾家总算有了个读书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22岁的童生3曾麟书的长子出生，这孩子自幼沉静，极少啼哭，曾家为他起名子城，小名宽一。他就是日后光耀门楣，名重中华的曾国藩。
　　曾家此时还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国藩6岁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传统上，农村的大家庭一俟老人去世，儿子们多会自立门户，曾家也不例外。自给自足的农户，一旦分家析产，再殷实的人家也会家道中落。曾家的良田都被长房分去了，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分到了白杨坪的老宅与百余亩薄田，随着家口的增多，曾家这一支，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了。4
　　曾玉屏，字星冈，后人都尊称他为星冈公。星冈公是个极有个性之人，“声如洪钟，见者惮摄；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邻里纷争，往往居间排解；村里桥梁道路废坏者，随时修葺；遇鳏寡孤独衰病无告者，则量力帮助。5星冈公热心于乡党邻里之事，在家中却是个严厉专断的家长：“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于佳时节令，尤为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6
　　中国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唯此，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读史者，对古人家庭、亲友与成长之环境，须加以留意。曾国藩自幼及长，在星冈公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祖父的为人行事，对其人格个性的形成，影响至大。所以对这个人，这里要多落些笔墨。
　　星冈公于乡党急公好义，于家人不苟言笑，颇有几分儒者气象。可年轻时的他，却一度是个浪荡子呢。曾国藩为乃祖父作的墓表中，曾记录了星冈公自道其幡然改过之事：
　　吾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步）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畦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7
		
		
		
		



		
		

		
		
　　人谚：浪子回头金不换，星冈公由游惰一变而为勤劳。在曾国藩笔下，于辛勤劳作之中，他还颇能领悟农家之乐。星冈公又有一乡人少有的特质，喜欢接近读书人，这恐怕也是他宁可供儿孙读书科考，也不要他们在家务农的原因。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尘音，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8
　　星冈公的治家之道，后来被国藩归纳为“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9曾国藩于此十分自豪，在其家书中，屡屡以八字诀为圭臬，告诫子弟们要谨守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实行之。”10
　　传统社会中，家风构成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其影响往往会贯彻终生。如曾氏后裔曾约农所言：“欲领会文正公一生修齐治平之绩者，宜先了解其家世及祖传孝友礼让之风，方知其由来有自。”11这种影响的痕迹，散见于曾国藩遗留下来的大量家信中，可说比比皆是。这里摘录若干，以略窥曾氏家风之一斑。
　　譬如说勤。“吾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12曾国藩做了翰林后，星冈公已年逾花甲，“犹亲自种菜收粪”。13有一则轶事，记曾国藩如何养成早起习惯：
　　文正生平，不肯迟起，盖自幼而已然。方十余岁时，读书乡间，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瞌睡未足，不知红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终无法与睡魔为敌。于是乃思得一策，以与之抵抗。于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更点香一支，系于线上，与线交叉作十字形。其香点至交叉处，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公乃一惊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自此早起之习，至老不改。后辄与人言及，犹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当时，中国尚无钟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觉也。14
　　又譬如说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15
　　又如淡泊自守。“记得已亥（道光十九年）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16竹亭公谨守父训，从不将家中的困难告诉国藩，“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17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四日家信中，竹亭公告诉他，过年的家用有余，上年债务的利息也已还清。其实，曾家这些年的的欠债，已积有千两之多。之所以瞒着他，为的是让他能安心读书做事。18曾氏晚年曾道及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常忆辛丑年假归，闻祖考（即星冈公）语先考曰：某人（即曾国藩）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19
		
		
		
		



		
		

		
		
　　再如谦谨。“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训）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20
　　再如倔强。“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21“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22
　　再如厚重。“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23
　　甚至于星冈公手种的蔬菜，国藩都觉得更有味道。“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24
　　祖父星冈公而外，曾家予国藩影响最大的就是父亲曾麟书了。星冈公有三子，麟书是长子，次子名曾上台，20多岁时早夭，幼子名曾骥云。麟书字竹亭，后人尊称其为竹亭公。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无出过一个秀才，星冈公深以为耻，故对这个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可天公不作美，麟书积苦力学，却屡试不第，大半辈子精力都花在了应试上。星冈公失望之余，把一肚子怒气都发泄在了儿子身上，“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25徐进，愉色如初。”26久困于屋场的麟书，却偏有一股韧劲，屡试屡挫，屡挫屡试，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父亲）平生困苦于学，课徒授业者盖二十有余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补县学生员。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应小试者十七役矣。27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童试三年两试，考中者为生员（即秀才），考中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试，又称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亦称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举人，考中举人者就有了做官或进一步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试，于乡试的次年春季在京师举行，故称春闱。会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再经朝考后，成绩优秀者位列三甲，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称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者便成为翰林学士，朝考及散馆落选者则授予京城或地方的官职、教职。乡、会试又有恩科，是逢朝廷庆典，由皇帝特旨举办。又有副榜与贡生的名目，副榜是乡试成绩优秀，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录取的秀才，贡生则是品学兼优，由地方保送到京师深造的秀才。二者均可入国子监肄业，并有参加乡会试之资格。
　　童试又称小考或小试，虽是最初级的考试，却是科举进身之阶，绝不容易。要想从童生进为秀才，要经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每日一场，要连试五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县上一级的知府主持，内容与县试略同。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由皇帝钦派，一任三年，负责为朝廷甄拔人才，主持各省的科考事宜。院试是童试中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童生们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官，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廪饩），安心读书，奠定仕途的基础。
		
		
		
		



		
		

		
		
　　童生在通过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前，什么也不是，顶多算个读书人，在村塾或家塾中教教书，混口饭吃。有不少人终生应试不辍，须发皆白，儿孙满堂，却仍不过是个老童生，可笑可悯。所以当时有人做了副嘲弄他们的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
　　麟书从十几岁考到四十多岁，膝下儿女成群，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童生。曾国藩长成后，亦随父赴考，“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白杨坪通往县城一百二三十里的路上，时常可见这一老一少踽踽而行的身影。功夫不负苦心人，道光十二年，在历经十六次失败之后，竹亭公终于以府试案首28的成绩进入了湘乡县学，获得了生员的资格。这一年，竹亭公已年逾不惑，而长子曾国藩，也已经是一个22岁的青年了。
　　曾国藩的运气要好得多，他先后参加了七次小试，于父亲进学的次年（道光十三年）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娶妻成了家。或许是欧阳夫人带来了帮夫运，转过年来，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式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来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星冈公与竹亭公自然大喜过望，多年来的渴望，看来就要在曾国藩身上实现了。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次年（丙申）还要举办恩科，为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长安居，大不易，供儿子在京城读书，一年没有百十两银子应付不下来。以曾家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境，实在是很重的负担，可星冈公与竹亭公硬是扛了下来。
　　丙申（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可这一年他没有白过，京师人文荟萃，使他眼界大开，在学问上也开始脱出八股制艺的窠臼。“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辞自此始。”29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途中去拜访了时任雎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30“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31之后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廿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
　　两考不中，又借了那么一大笔钱买书，回到家中，曾国藩见到父亲与祖父，心里一定杌陧不安。不想“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几一年。”32正是由于京师与居家的两年苦读，“泛览百家”，拓展了曾国藩的眼界与见识，他的学识方能超越八股，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为下一年的会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33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34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是时，府君年六十矣。”35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36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37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侵渔中饱之弊。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38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39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舍。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40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41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42可见，在曾国藩墨绖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43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44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45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祖父、父亲而外，祖母与母亲之勤俭持家，也是曾氏家风构成的要素。祖母王太夫人的为人，国藩称之为“孝恭雍穆”。孝恭者，指王夫人待公婆以孝，处夫君家人以敬，“虔侍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悚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而雍穆者，指持家大度而和睦，“娣姒（即妯娌）钦其所为，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曲有仪法。……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其于子妇孙曾，群从外姻，童幼仆妪，皆思有惠逮之。权量多寡，物薄而意长，阅时而再施。”46母亲江太夫人，主持家政后，一秉王太夫人之风。“事舅姑（即公婆）四十余年，爨47（即生火做饭）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寸布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抑或谐语以解劬苦。”48看得出来，老太太是个倔强而乐观的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49曾国藩在要强与谐谑上，禀赋了母亲的气质。而祖母、母亲勤俭持家的作风，后来亦一如既往地在曾国藩家的女眷中传承了下去。
		
		
		
		



		
		

		
		
　　说过家庭环境，再来看自然环境。古人有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寓意山川灵秀之所聚，往往会使当地人才辈出。湖南所在的位置，在古楚国之南，因称南楚。“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50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51长沙古称湘州，而“湘州之奥，人丰土闲，人多纯朴，士少宦情”。及至近代，“土风纯古，恬于世利，其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为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故虽无甚富，亦无甚贫。”52而“元气之融结为山川，山川之秀丽称衡湘，其烝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居其间得之为俊杰。”53湘乡地处衡山北麓，涟水之滨，群丘环抱中的
　　坪坝，犹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望之令人心旷神怡。灵气所钟，因缘时会，咸同之际，湘军闻名于天下，湘乡英杰辈出，一时宿将，皆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出
　　将入相，位列封疆者，指不胜屈。古代有关中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然而将才如湘乡这般集一时之盛者，罕有其匹。后来曾国藩论及此事，自豪之情亦溢于言表，“盖武功之懋，非他州县可望而及。秦汉称山西出将，考之安定、天水、陇西诸郡，曾不能敌今日之一县，可谓盛哉！”54
　　曾家所在的荷塘都，现已划归双峰县荷叶镇。双峰县于1952年自湘乡划出，县治亦由湘乡迁至永丰市，所以此双峰已不是彼湘乡，而县中所谓的“曾国藩故居”，即富厚堂的侯府，曾国藩非但一天没有住过，而且一眼没有看到过，实在是名不副实。在这里住过的是欧阳夫人与曾国藩的儿女们，所以称作“曾氏故居”，方名副其实。为求历史真实，不能不于此略加辩正。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只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在今荷叶镇天坪村。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房为砖木结构，青砖黑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残留至今者约三分之一，家塾“利见斋”保存则较为完整。另一处是下腰里的新宅，后称黄金堂，在白杨坪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星冈公去世后，曾麟书与其弟曾骥云（字高轩）分居，故建腰里新屋，咸丰元年十一月迁居。55咸丰二年与七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比起白杨坪，他在新屋住过的时间很短，但家眷居住的时间很长。据称，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也是三进两横的青砖瓦房，可时至今日，已是故园丘墟，只有宅前的半月形池塘依旧。除门前的石基与一壁残墙，整个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些朝向不一的民房。56
　　其实，白玉堂与黄金堂初无此名，而是曾家发达后新起的名称，时间当在咸丰二年新旧两宅扩建增葺之后。57曾国藩跻身的翰苑，历来被视为清要之地，所谓玉堂金马，前程远大。曾家以此名居，不无炫耀之意。两堂的名称与建筑规模都是曾家发达后所为，绝非早年小康之家的气象。白杨坪的老屋，与良江村的新宅，原来都是一进两横的农舍，而且很可能如韶山毛氏故居一样，是土坯为墙，茅草苫顶的普通民居。这可由曾国藩的诗句“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58中，略窥一斑。
		
		
		
		



		
		

		
		
　　据当地人介绍，白杨坪老屋当初并无“堂”可言，然而其地势形胜，却颇为可观。“此地三面是高山，出口处有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有一小团山”，老屋就坐落于高嵋山的龙脉上。59中国古代堪舆之学，称山脉为来龙，平地为明堂，老屋坐于龙脉，前有坪坝，四周青山屏蔽，是风水学上所谓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佳地。曾国藩自出生直到出仕，整个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生长于斯，其身心必深受这种质朴自然环境的陶冶。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60
　　从青年时代的诗中，可以感受到曾国藩浓浓的乡土之情，即便在身居高位后，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故乡。同治四年四月，诏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留在金陵的欧阳夫人不愿回黄金堂，拟携儿女暂住长沙。曾国藩则执意乡居，为的是保持住俭朴的家风。“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立矫此弊。”61欧阳夫人不愿回乡，并非贪恋城市繁华，而是认为黄金堂不吉利。儿媳贺氏（即前面提到过的贺长龄之女）在此难产而死，贺夫人之母亦死于此，屋前的池塘，还溺死过人。62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致信长子纪泽，要他回乡一趟，与叔父们商量，择地另建新居。
　　黄金堂之屋，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奢靡，一家不能独俭。……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63
　　又致信国潢、国荃二弟：
　　令纪泽先回湘乡禀商两弟，觅一妥屋，修葺就绪，再缄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几有条不紊。请两弟先为筹度一处，以不须新造者为妙。64
　　曾国藩考虑的几处地点，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几处老屋，其中只有富坨村一处，是曾国荃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国荃自然当仁不让，痛快地将富坨的宅子兑与乃兄，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这就是富厚堂侯府的由来。
　　当年（同治五年）年底，曾国荃补调湖北巡抚，富坨新宅的修建，便由曾国潢一肩承当了。兄长为国之重臣，一日衣锦还乡，曾氏阖族与有荣焉。所以这位老弟办起这件事来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之堂皇与威严，若非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不知会搞成什么局面。
　　但就是省，也还是花掉了七千串大钱（约合三千五百两银子），其中曾国潢自己还帮补了一千余两。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65又在日记中痛自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66
　　欧阳夫人携带子女，于同治五年十一月搬入富坨新居，当时还没有富厚堂这个名字，而是以曾国藩的家训名之为“八本堂”。67后来曾纪泽以《后汉书》中“富厚如之”，更名为富厚堂。侯府大院坐西朝东，位于低矮而树木繁茂的鳌鱼山凹内，如同坐于圈椅之中。门前挖有一半月形荷塘，四面是开阔的稻田，涓水自堂前缓缓流过，向东汇入湘江。
		
		
		
		



		
		

		
		
　　富厚堂占地约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九千余平方米，正门上悬“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牌匾，从门厅绕过影壁，是座八百平米的大院，有石砌甬道直通前厅八本堂，中厅设有供奉祖先神位的祭台，后厅是欧阳夫人与纪泽、纪鸿夫妇的居室。此外还有求阙斋（家塾）、思云馆、藏书楼等多处建筑，各以回廊相连。其中藏书楼藏书三十万卷，收藏之富，可与清代四大藏书楼（分别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相媲美。
　　遗憾的是，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个宅院没能等到它一心归老田园的主人，在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后，成为后人凭吊曾氏的去处。此为后话，我们还是回到曾家的话题上来。
　　曾国藩在家读书时，先后交下了两位意气相投的好友，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一为刘蓉，一为郭嵩焘。刘蓉（1815～1873），字孟容，号霞仙，与曾国藩同邑。此人“少负奇气，能文不事科举”。“性沉毅而阔达开朗，倾诚与人，一无隐饰。”68两人相识于道光十三年（癸巳），时刘蓉18岁，曾国藩23岁，都就读于家塾，故为布衣之交。69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道光十五年与刘蓉相识于岳麓书院，一见而成莫逆。曾国藩赴京师会试落第归来，刘蓉与郭嵩焘适在长沙，曾国藩因刘蓉与嵩焘相交，旧雨新知，切磋诗文，情好弥笃。“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70
　　道光十七年末，闭门读书一年的曾国藩，再次公车北上，赴来年春天的会试。可此番北上，曾家已拮据到极点，不得不向族人开口。“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苦寒者，无以逾公矣！”71缗者，串铜钱之线绳，一缗即一串，每串一千文，三十二缗仅合约十六两银子。俗话说穷家富路，湘乡到北京，迢迢数千里之遥，要走两个月，靠着这么点钱，一路上之清苦，可想而知。但穷归穷，曾国藩却信心十足。泛览百家使他充实，其学业已大有进境。行前他去刘蓉家道别，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伯涵（曾国藩字伯涵）方锐意功名，意气自豪。”72果然，此番春闱，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接下来的复试，名列一等；殿试名次较低，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仅止于此，曾国藩很可能入不了翰林院，而是被用为县令或小京官。可他的运气出奇地好，传胪后，朝考73一跃而为一等第三名，卷子呈到御前，又被皇帝拔置为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后留馆为庶吉士，文曲星终于落到了几百年没有过读书人的曾家，玉堂金马之想，即将成为现实了。
　　跻身翰苑的曾国藩，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无从揣测，但踌躇满志，修身励志，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应该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将名字改为国藩（之前名为子城），国藩者，为国屏藩也。他自订了读书深造的课程，并“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时有论述，不以示人。”74庶吉士每月有四两多银子的廪饩（补贴），可在京师不足于用，于是八月请假出都，十二月抵家，又开始了家居读书的生活。
		
		
		
		



		
		

		
		
　　此番回乡，虽不能说是衣锦荣归，可气象已是大不同于往昔。旧时称中进士为登龙门，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曾国藩荣膺乡里，非但同族亲友踵门称贺，四乡有身份的人家乃至地方官员，都以与这个新科进士、未来的翰林交往为荣。功课之余，曾国藩四出远足，先后赴衡阳、耒阳、永兴、清泉、邵阳等处访亲探友，所到之处，求字，求诗，求文者所在皆有，县府长官则酒宴相接，由此而得的润笔、程仪与馈赠，不仅还清了赴考时欠下的债务，还有富裕，可供再赴京城之用。
　　但曾家也遇到了不幸之事。道光十九年正月，湘乡流行天花，曾国藩的长子祯第与满妹75种痘染病，不过数日，眼睁睁看着亲人不治身亡，全家人束手无策，曾国藩深受刺激，之后方有四出远足之举，访亲探友是一方面，也有借此排遣心中悲恸郁闷的用意。
　　光阴荏苒，很快又届临散馆之年。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于次子纪泽降生的当日启程赴京。父亲与叔父一直送到长沙，改由水路北上。曾父甚至雇船追送到了长沙以北五十里的紫金湾，可见对儿子期望之殷。泛舟湘江之际，曾国藩南望家山，心中充满志在必得的豪情。可无论竹亭公还是曾国藩，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番京师羁旅，一去就是十二年。
　　注释
　　1都、里，都是清代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湘乡全县被划为十二个乡，下分为四十四个都，每都设有都总、都团总，掌地方事务与治安，为地方保甲组织。曾家所在为廿四都。
　　2曾国藩：《祖四世元吉公墓铭》，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第209页。
　　3童生，又称文童，指读书应试，尚未考中功名者。童生只有经过县、府、院三试合格者，才能获取秀才功名。有人考了半辈子不中，须发皆白，仍被称为老童生。
　　4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先是，曾祖星冈公所居湘乡乡间之宅曰白玉堂，初析产时本尚有良田。长房欲之，星冈公不之较，故所有独此一屋及他处瘠田若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08页。又曾国藩晚年与幕僚赵烈文闲谈时亦自称：“家素贫，皆祖考操持。有薄田顷余，不足于用。”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辑·太平天国》第七册第341页。
　　5曾国藩：《大界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第330页。
　　6《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933页。
　　7同注5，第329页。
　　8同上，第329~330页。
　　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32页。
　　10《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270页。
　　11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补·前言》，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曾约农（1893～1986），又名曾昭棪，曾氏曾孙。留学英国归国后，在长沙办学，1949年携曾氏家传文献经香港转赴台湾，历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校长。这批珍贵文献后经吴相湘先生整理编辑成为《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面世。
		
		
		
		



		
		

		
		
　　1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06页。
　　1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066页。
　　14《曾文正轶事》，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十五册，线装书局2003年6月版，第708页。
　　1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066页。
　　16同上，第1281页。
　　1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6月版，第5页。
　　1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79页。
　　1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载于《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续辑·太平天国》（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2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88页。
　　21《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139页。
　　22同上，第934页。
　　2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06页。
　　24《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196页。
　　25嗃嗃，严酷貌；踧踖，恭敬而不安之状。
　　26王定安：《曾文正公事略》卷一。
　　27曾国藩：《台州墓表》，载《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1页。
　　28案首，县、府、院试录取的第一名称作案首。
　　29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4页。
　　30易作梅，字春谷，湖南湘乡县大坪人，与曾国藩同里。嘉庆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二十五年进士，累官江苏宿迁、江都、雎宁知县。
　　31同注29，第4页。
　　32同上，第4页。
　　3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662页。
　　3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2页。
　　35同上，第236页。
　　3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12页。
　　37曾麟书：《谕国藩》，《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9月版，第3页。
　　38同上，第12~13页。
　　39同上，第15页。卫青，汉代名将，多次出击匈奴，屡立战功，封侯拜将，娶帝姊为妻。可他是个私生的人奴子，少时贫苦，不被卫家所承认。胡林翼，字润芝，湖南益阳人，早国藩三年成进士，时任贵州道员，为政清廉，勇于任事，官声极好。陶澍，字子霖，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累官至两江总督，为有清一代名臣。
　　40同上，第16页。
　　41同上，第16页。
　　42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十九年刻本影印，第47页。
　　4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47~248页。
　　44左宗棠：《铜官感旧图序》，载章寿麟《铜官感旧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之42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十九年（癸巳）稿本影印，第35~36页。
　　45“曾国藩之父曾麟书闻罗泽南伤亡，即遣其次子同知衔曾国华兼程前来帮办营务，并函论湘营将士，朂勉忠义，情词肫切，三军咸为感动。”参见胡林翼《分兵应援疏》（咸丰六年四月初九日），《胡文忠公遗集》卷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07~508页。
		
		
		
		



		
		

		
		
　　46曾国藩：《大界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0页。
　　47，音赤，做饭之意；爨，音窜，烧火（煮饭）之意；意思是生火做饭。曾国藩号称古文大师，对很简单的事情，常常好以诘屈古奥的文字表达，如字之用法即出于《仪礼》、《周官》。
　　48曾国藩：《台洲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32~333页。
　　49《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934页。
　　50呰（音子）窳，苟且、懒惰之意。
　　51班固：《汉书·地理志》。
　　52卞宝第、李瀚章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地理志四十·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62册第353页。
　　53欧阳修：《送廖倚归衡山序》，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欧阳修文上》，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67页。杞、梓均为木名，文中用以譬喻人才。
　　54曾国藩：《湘乡县宾兴堂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40页。
　　55曾麟书家书，《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3页。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08页。
　　56wwwfhmjucom/茗居论坛：《曾国藩故居荷叶塘》。
　　57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曾国潢致国藩家信中有“现在白玉堂、黄金堂（即下腰里）两宅门面均非寻常”之语，透露了一点消息。《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02页。
　　58曾国藩：《题篬筤谷图》，《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66页。
　　59wwwisinonet/《曾国藩故居》一文。
　　60《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76页。
　　61《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244页。
　　62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云：“黄金堂之宅相传不吉。贺夫人既卒于是，其母亦卒于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08页。
　　6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212页。
　　64同上，第1213页。
　　65同上，第1325页。
　　66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1349页。
　　67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85页。
　　68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九，岳麓书社1984年10月版，第389~390页。
　　69刘蓉有《寄怀曾涤生侍郎》诗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虎观夜谈诗，龙城春校士。”是知二人相识比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所说早一年。参见刘蓉《养晦堂诗集》卷一。
　　7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光绪十九年刻本影印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04页。
		
		
		
		



		
		

		
		
　　7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5页。
　　72刘蓉：《与曾伯涵郭伯琛书》，《养晦堂文集》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三十九辑之482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四年（丁丑）刻本影印本，第185页。
　　73清代的会试共考三场，每场三日。中式者称贡士，继续参加殿试，殿试试策论，取中者方称进士，以成绩分为三甲，由皇帝宣布名次，称为传胪。传胪后三日，新科进士再试论、疏、诗各一道，由皇帝亲自命题，当日交卷，称为朝考。朝考名列前茅者，选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散馆成绩优秀者，才能真正成为翰林学士。
　　7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5页。
　　75满妹，小妹，湘乡方言称小为满，犹如东北方言称小女儿为老闺女，小妹妹为老妹子。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家北返，次年正月廿八日抵京，初寓长沙会馆，二月初一日转寓南横街千佛庵，赁屋四间，每月租金四千文（约合当时银价二两）。四月散馆，曾氏名列二等第十九名，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位列翰苑，虽清而不要，但前程远大，由此开始了他十数年的京宦生涯。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可“长安居大不易”的感觉，也肯定是有的。
　　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官，岁俸不过四十五两银子，外加月费银（又称公费银）一两半，全年的收入不过六十三两，只比在馆学习时的廪饩1略多。此时他只是个刚刚肄业的新人，资望全无，京官们年节三敬的外快，他根本指望不上。只能靠着微薄的俸禄和全年四十五斛的俸米度日。2清代一斛合五十升，每升约折合一千毫升，俸粮应该是够吃的，可用钱上要紧得多。就按初到京城时的房租计算，月租四千文约合纹银二两，全年二十四两。开去房租，曾国藩手头可用的银钱只有三十九两，平均每月不过三两多。当年十月，父亲竹亭公携曾国藩妻欧阳氏、子纪泽，弟国荃入都，一下子添了四口人，居家用度，手头之拮据，日子之清苦，可想而知。
　　从曾氏家书中，其经济上的拮据可以略窥一斑。曾氏授职翰林院检讨后，有了份固定的俸禄，可转过年来，在给祖父星冈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机感：“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3在给父亲的信中则云：“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4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禄虽低，可前程看好。日后一旦起用，外放为府道，内用为京卿，往往不几年即可擢至方面或京堂大员。债权人不担心收不回钱来，自然不会逼债。俸禄、借贷而外，京官们的额外收入尚有年节三敬，是地方官员用以拉关系，联络感情的赠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与关系。曾国藩此时乃官场新人，资望全无，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炭资”（即炭敬），不啻为画饼充饥。
　　六月，曾氏有了一项可供挹注的财源。身为乡党的他，接手了长沙府会馆的财务。会馆每月有大钱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此项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5有了这笔可以暂时挪借的钱，他的境况大有改善。到了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今宣武门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宽敞了许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当于十两）。所以到了年关，他还是得借贷五十两，加上挪借会馆的六十千钱，当年还是背了八十两银子的债务。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乐观。四月，债务已增加到二百两，而九弟曾国荃返乡的数十两川资，自然要由他筹借。冬天虽有了五十两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饥荒越拉越大，曾国藩在年终家信中不由感叹：“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6曾国藩这里所说的“得差”，指的是外放学差。近人何刚德《春明梦录》中对此有一则说明：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即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试）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7
　　次年，曾国藩迎来了仕途上的转折。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他名列二等第一名（一等仅五人，故曾国藩实是第六名），授任翰林院侍讲，连升四级。此番大考名列前茅，是其仕途转折的一大关键，引见时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到了五月，他终于得到了为所有翰林期盼的外差，出任当年四川乡试的主考。这也就意味着，四川本届正副两榜七十四名举人都是他的门生，门生于座主，例有馈送，所以这一趟外差下来，曾国藩得银千两，大大纾缓了他的窘困。“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为馈遗族姻之用。”8六百两为家中完债零用，四百两馈赠亲戚。居官四年，难得接济家用，奉老人甘旨。9国荃还乡时，他只能捎回区区十两银子，作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10这一千两银子，终于成就了他孝敬父祖，周济亲友的夙愿。“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11其心情之快乐与舒畅，可以想见。
　　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岁俸增加了十几两，可曾家吃饭的人也添了许多。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到了进学的年纪，要立家塾，请先生；亲友外加男女仆妇，“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实为可怕。”12添丁进口，房子也不够住，于是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住房二十八间，月租三十串京钱（约合十五两银子）。身份高了，出门以马车代步，起初雇车，自七月起，自养车马，每年须花费上百两银子。年底补转侍读，但品级相同，还是从五品。次年，两个兄弟国潢、国华联袂进京求学，衣食住行及学习考试的费用，作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负担。这样，曾国藩的家累仍很重。
　　转过年来（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仕途上仍是顺风顺水。三月派任会试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转补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为辅佐储君的衙门，清代自雍正以后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职任成了闲曹。“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两银子，可却是仕途中极为关键的升转站，到了这个位置，意味着高层的大门就要对他敞开了。年底，他被补任为日讲起居注官，同时直文渊阁事，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种顽症，“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靡之有痒，搔之见灰。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14此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他“颓散万状，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仍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对此，他惊喜之外亦颇感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7随后他又被派任为教习考试的总裁，成为该闱百余名中式者的座师，18仅门生们的贽敬银，就收入了二百余两。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随着曾氏的资望渐高，“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20挚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其遗著，买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不售，贫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为买石勒铭。朝廷因水旱灾害蠲免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当具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负一乡之望。从当年那个初涉京师，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曾氏从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家境纾缓了不少。“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济族戚之贫者。”21可升官后，“应酬较多，用费较广”，还旧账，借新债，仍是摆脱不了寅吃卯粮的局面。年终岁尾，积欠的债务仍接近一千两银子。居京八年，曾国藩早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手头拮据，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只能要兄弟们返乡看顾。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为一任学政最好，三年任满，即可归家省亲。退而求其次，或派任为外省主考，能解决旅费问题，也可就便归省。22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32
　　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3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36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省成千上万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上来的优秀学子汇集于此，有幸成为进士者，不过百余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这些人，可称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与这些人为伍，国藩自然境界大开。37谈到交友，他兴奋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38硕学鸿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座师，同考被称作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二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彼此互通声气，有着特殊的情谊。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他们终生，是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座主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汲引，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名位显赫，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测，曾国藩官运亨通，全在其座师提携。但从他留下的日记看，国藩于这些人，并无特殊的关系，除与同年们一起贺寿拜年而外，平时几乎不走动，也没钱走动。况且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绝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同样的门生座主关系，仕途蹭蹬，沉沦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与其说曾氏以夤缘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运气好。两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从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谓简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于同年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或同乡，或同年，或同事，往来过从者，皆跻身翰苑，极一时之选者。除定期会课39外，曾国藩每日里与朋友谈诗论文，酒食征逐，几乎日不暇接。“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40静下心来后，他痛自反省：“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42
　　曾国藩是个酷爱读书之人，何以会痛贬自己“不学如故”呢？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在京师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程朱之学。清代学术，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所谓宋学，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学。乾嘉以降，汉学大兴，但程朱之学作为朝廷树立的正统，仍然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20世纪的哲学教科书中，程朱理学被定位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学说，尤其在人性论上，更被认为是扼杀人性的毒药。故而在这个问题上，须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学，做人与学问并重，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也。宋儒是以继承孔子道统为己任的，故其治学自然也贯彻了这一宗旨。其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大为后世所诟病，如清儒戴震抨击其为“以理杀人”。其实“以理杀人”者，与程朱无涉，而是后人的一种误读。这个口号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为的是培养起一个良好的人格后，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国家事务，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后来的统治者认为理学有利于其统治，拿来为己所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这个责任是不能算在学者身上的。宋儒选定“四书五经”，作为修齐治平的门径，是因为它们是儒学的原始经典，荟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论，舍此无所谓儒学，没有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只能是零篇碎简，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至于四书五经后来流于形式与教条，变为科举的敲门砖，则是与学术无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生之中的准则。推及到个人，若想消解欲念与烦恼，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个准则，也就是要“穷理”，而后躬亲实践，方能达到“不逾矩”的圣贤境界。正如西哲斯宾诺莎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遵循于必然，人生才会自由。同样，认识并遵循于理，方能真正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
		
		
		
		



		
		

		
		
　　那么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理”呢？大程（程颢）主静，强调摒除杂念，“正心诚意”；小程（程颐）主敬，强调循序渐进，“格物致知”。两人都主张知行合一，穷理与实践密不可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于理（准则）的欲念，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朱熹学识渊博，他从注解儒学经典入手，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扬弃了二程的学说，又从易学太极理论中推导出一种理气学说：太极之理为至上之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在人性上，则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前者为至善，后者则有清浊善恶之分。因此要通过“居敬”，“穷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气质，激浊扬清，光大善念，摒除恶念，养成高尚的人格，并躬亲实践于修齐治平之中，致君尧舜，造福万民。此即“存天理，灭人欲”之真义所在。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靠断章取义或武断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学自始至终倡导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统治者本身并无教主的地位，从而为人们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如此，处于学术正宗地位的儒学，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欲统治中华，必先尊崇孔子与儒学，非如此不足以号召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与服从。儒学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学上承孔子的道统，推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儒学的主流。由此就不难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何均取程朱理学为己用。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于草莽，满清则以区区百余万人入主中华，如何使天下人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维持统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要使民心归附，统治者除去实行德政，镇压反对派而外，一大关键就是要认同传统的主流文化，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此笼络住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于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学必不可少，恢复科举，给士大夫以进身之阶必不可少。这些做到了，才会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识阶层）与民众的认同，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方能稳固，统治者宗奉程朱理学的深层动机即在于此。但在政治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理学亦难免流为形式与教条，正如今日本应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教育，蜕变为应试教育一样，理学原有的生机被窒息，逐渐演变成为入仕做官的敲门砖。
　　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如魏象枢、43魏裔介、44熊赐履、45汤斌、46李光地、47陆陇其、48张伯行49等，君臣孜孜为学，励精图治，开风气之先，揭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此后程朱理学一直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理学名臣，道听途说者往往为偏见所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满口教条，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假道学。其实不然，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个人修养很高，勤政廉洁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是经过科举这道门槛进入仕途的，但八股制艺不过是个工具，得鱼忘筌，用过就丢掉了。皇帝没有教主的地位，帝国也没有统一编定、强制推行的教科书，所以学术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名臣宿儒的真学问源自研读原著，而非八股教条。譬如理学名臣张伯行所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这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尖子，都是头脑极聪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没有真思想，真学问，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服膺理学并在实践中卓有建树？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读者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会有“不学如故”的警语了。八股制艺并非真学问，京师士大夫风气所至，必会将他带入程朱理学。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当时与之往来频繁、相与切磋学问者，主要有陈源兖、冯树堂、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汤海秋、黎吉云、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问学修身上，对他影响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唐鉴，一为倭仁。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御史、府、道、臬、藩，后内召为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直声震天下”。51在学问上，唐鉴宗尚程朱之学，躬亲实践，是当时众所公认的大学者。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听说“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52从日记中看，曾国藩开始向这位前辈问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饰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53
　　唐鉴于他的点拨作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昭然若发蒙也”。蒙者，幼稚无知也。旧时称学前儿童为童蒙，教儿童识字读书称为发蒙。曾国藩以此作譬喻，可见这番谈话对他震动之大。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之读书修身，处处以唐鉴所言为法，可说是亦步亦趋。譬如唐鉴自称最喜读《易》，曾国藩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录入日记，作为警诫。对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则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烟袋，从此戒了烟。
　　由唐鉴之指引，曾国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乌里齐格氏，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大学士，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向其请益时，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径是：研几。研者，研磨，引申为穷究事理；几（幾，音机）者，乃《易经》中的术语，指事物发端之隐微。宋儒则用为理学和伦理的概念，指称人心中的善恶之念。54倭仁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并指示他要马上作日课，不宜因循，55并允诺检视其日记兼作批语。
　　所谓日课，其实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记。一言，一行，一念，无不要以善恶之良知来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面我们从国藩的日记中摘录若干条，见识一下当时风行于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砺功夫，也看看曾国藩从中获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为人勿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药石也。”56日记中所说的岱云，即陈源兖，湖南荼陵人，戊戌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乡、同年且同事的关系，使二人极为亲近，几乎无日不相过从。陈源兖为人耿直，有一则轶事记载了他的方正不阿。据说某科会试，首辅穆彰阿之子与试，时任分校57的十八个人（包括陈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门生，十七人均想借机帮衬，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陈源兖手中，阅卷后“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实）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时相无如何也”。58
　　谈话中陈批评他争强好胜，待人刻薄，实有所指，见于曾国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59倭仁的批语，于陈大加赞赏：“直哉，岱云可敦友谊。”于国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极是。”60
　　与之龃龉者名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刑部主事。小珊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一言不合，两人竟恶言相向，虽说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气使然，但小珊年长曾国藩近十岁，又是同乡而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后，亦于家信中责备他，要他尽速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61之后，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与陈岱云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62
　　与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国藩甲午乡试的同年兼同乡，亦与之“有面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来曾国藩寓所拜年，饭后，两人因小事口角，曾国藩“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事后自省：“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64自省归自省，心中的怨恨却难以化解。两个月后，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听到有人贬评金，曾国藩“口虽不言，心窃欣之”。65此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缺陷，很难克治。
　　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后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摄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却仿佛行家里手般指授与别人，是为不诚。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冯是举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人往往会不虚心，以是不免“心有骄气”。76这也是有点地位、学问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非但有违恕道，而且大有“作伪”的味道，长此以往，会堕于下流，确实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毁誉名利当头，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何子贞的画作题诗。晚间自省，“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何丹溪77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与子贞久谈，而言之不怍，又议（论）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早间题诗，晚间急于知道朋友对题诗的评价，本属人之常情。可听到称誉，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则好誉之心深矣。又议论他人短处，凸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理。故国藩总结道：“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龌龊挈瓶嗟器小，饱食甘眠无用处，
　　酣歌鼓缶已春阑。多惭名字侣鹓鸾。82
　　古人讲三十而立，曾国藩此时已跻身翰苑数年，在一般士人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功，但正在刻苦自励的他却并不这样看。器小易盈，虚度光阴，第三四句意在自我警醒。顾镜自怜，自己饱食终日，简直一无是处。鹓、鸾，都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类，在此譬喻自己不配翰林的称号。当日反躬自省，曾国藩把自己迄无所成，归结为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83
　　其实，因循拖沓，做事无恒也是人类之通病。人们或因心有旁骛，不能专精一业，沦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或因懒惰因循，将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到明天，结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直到老之将至，方知道光阴虚掷的可怕与可悲。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孔子所言极有道理，是万古不易的箴言。早立志，早成功，人只有早立志，沿着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地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就如今日考上大学或博士的学子，总会松懈一阵子一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跃上枝头做凤凰，一时间反而迷失了方向。幸而京师文人间这股相互砥砺的风气，使之警醒，并给以他完善自新的动力。
		
		
		
		



		
		

		
		
　　教益之五，为人处事，宜端重自守。曾国藩赴朋友处饮宴，“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84后世人眼中的曾国藩，是被偶像化了的文正公。读他早年的日记，其活泼泼的人性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脾气火爆，好交友，喜游谈，善谐谑，常常耐不下性子读书。“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因下人侵蚀钱项，忿怒不能释”，“归，房闼大不敬”，85凡此种种，日记中随处可见。所谓“沾恋”，指耽于某种习惯，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如睡醒本该起床，却蜷于热被窝中迟迟不肯起身，是为沾恋之一例。而房闼不敬，则暗指夫妻间调笑戏谑之事。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常人所犯的毛病他也会犯，常人所有的缺点他也都有，读来亲切有味，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曾国藩之善谑是有名的。李鸿章与曾氏有师生之谊，咸丰九、十年间，李在湘军宿松、祁门大营做幕僚，对老师的风趣幽默印象深刻，他曾对曾国藩之孙女婿吴永讲过自己的观感。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86
　　当时曾国藩已是50多岁的年纪，却仍好谐谑，可见天性难违。
　　日课之初，曾国藩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兴奋得不得了，在家书中大谈心得。“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番话表现出，他已认识到科举与学问判然不同。科举记诵词章，为的是“卫身”，而“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读书人）劳心以求食者也。……科名者，食禄之阶也。”87他以自己为例，劝兄弟们博览群书，不要把精力耗费在墨卷上而“汩没性灵”。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88
　　进德修业使曾国藩“聪明大开”，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学问，对从前引以自傲的科名之看法，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其实今日之应试教育也是如此，读书上大学为的是求得谋生的资质，离学问之道还远着呢。
		
		
		
		



		
		

		
		
　　至于“进德”，初入理学门户的曾国藩，胸怀抱负一下子宽阔了许多。“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华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89民胞物与，内圣外王，天地完人云云，都是宋儒倡导的理想境界，气象宏大，但实践起来很难。曾国藩此时沉迷于理学气象，以此告诫诸弟不要汲汲于科考失利这类小事，而要胸怀大志。要用《大学》之纲领指导读书，否则“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90
　　在大谈了一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之后，曾国藩向兄弟们介绍了自己进德修业中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略窥京师士大夫砥砺修身之一斑。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91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92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93邵蕙西94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95
　　但曾国藩很快就发现，日课固然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过上并无很大助益。诸如溺情于围棋，好动不好静，对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诗，读经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骛种种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个月下来，戒掉的只有抽水烟这一项。他向倭仁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绝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逾闲”，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门高第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这是不可学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圣贤不能，“我辈但宜断断续续求其时习而说。”唐鉴则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现，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96
		
		
		
		



		
		

		
		
　　显然，天性不可克制，即使后天养成的陋习，也绝非短时间内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终身的实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日课两月之际，曾国藩再作反省：“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策，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极静，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语是：“力践斯言，方是实学。”97
　　但说归说，做归做，只过了一夜，他又故态复萌。先是晏起，而后“赴何子贞饮约。……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是日，倭仁批语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冯卓怀重立功课，而曾国藩“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于是向好友看齐，再立课程如下：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课程虽立，可从日记中看，曾国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听说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随人前往观看，“仁心丧尽，比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100转过年来，甚至日课也坚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补记初五以后之事，“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数口，联系到不时出现的耳鸣、眼蒙等症状，102曾国藩归因于气血素亏，思虑过度，不能静养。决定遵从父亲的嘱咐，节劳节欲节饮食，所谓节劳，就是“寡思虑”，不能太用功。
		
		
		
		



		
		

		
		
　　截至三月初，朋友“问余（日）课册，予但有日记而无课，闻之不觉汗下”。103实际上，此后他虽然还在每日日记中自省，可日课一事已名存实亡了。三月初十大考翰詹，曾国藩名列前茅，引见之后擢升翰林院侍讲，又于五月得四川乡试考差，一去近半年。之后公事渐繁，他也就不再有时间精力从事日课了。
　　在与天性和嗜欲的这场战争中，曾国藩败下阵来，做圣人虽不成，但绝非一无所获。俗谚：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从何而来？自省也。从曾国藩以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段日课的经历使他养成了自省的习惯，并贯彻终生，受益终生。人不怕有毛病，怕的是有毛病而不自觉，若要自觉，则自省的功夫必不可少，它是个人修身与砥砺自新的前提。许多人难于进步，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自省，从而陷溺于嗜欲本能之中难以自拔，浑浑噩噩地虚度了一生。
　　但在学问上，曾国藩大有进境。“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之所为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104李鸿章所论，有一事不确，即所谓“精通训诂”。曾国藩虽亦涉猎汉学，然自云：“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105
　　曾国藩为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无门户之见，故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对于当时汉学崇尚考据、颜李倡导力行，曾国藩认为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他们对于理学的批判，因门户之见而失于偏颇，因噎废食，不足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静养，与好友刘传莹相与问学。其时，曾国藩已脱出初学时的藩篱，对学术有了自己的主见。“公尝谓近世为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公与刘公传莹讨论务本之学，而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为竞竞焉。”107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时为国子监学正，于汉学尤其是考据、舆地之学深有造诣，但无汉宋门户之见。“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指清初大儒顾亭林），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108两人对学问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报国寺前有座祭祀顾亭林的祠堂，而顾氏亦深通考据、舆地之学而无门户之见。所谓“务本”之学，是相对于追随潮流的“风尚”之学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国朝大儒之学。不知是否从这时起，顾亭林成为曾国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顾氏倡导学以致用，转移风气，陶铸人才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肯定震撼了他，感动了他。“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时对小官的称呼，意为凡身任公职者，都负有率先垂范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责任。钱穆先生称，此即曾氏毕生学术之所在，亦即其毕生事业之所在。111别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学术的本质。
		
		
		
		



		
		

		
		
　　随着曾国藩的官位升迁，其进德修业亦渐渐让位于公务，“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公务之余则读书习字，访友拜客，谈诗论文，相约逛厂肆购书，琐碎凡庸，了无建树，日子一天天在平庸中流逝。道光二十五年，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可以看出其抱负已经现实了许多：“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112颇得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3的真义。
　　孔子云：四十不惑。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年近不惑，心志已定。他在京师生活了十二年，随着阅历的增长，于学问、事业、人生均有了自己的定见，无论何等光怪陆离之潮流时尚，都已不再能够迷惑他。对比他初入翰苑时好誉、好名、争胜之心理，其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是年，在回复老友冯卓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在学问修养上的新境界：
　　盖君子学道，尤病于近名。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也。虽著述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鹜，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而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岂笃于为已者哉？
　　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行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行既尊，然后吾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行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窹寐安恬。114
　　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我们可以用他的评价，为曾氏之学术作一总结：曾国藩“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齗齗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字）之成就，不仅戡平大乱，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115
　　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京师遇合的几位朋友，日后，这些人相继在其事业的不同阶段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人是江忠源。江忠源（1811～1853），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家世业儒，父祖坐馆授徒于乡里。忠源少时“英达过人。早岁能文章，好读经世书”。成人后，“猿臂长身。目奕奕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廓达大度，开诚示人，而见义勇发其所必为，虽险阻郁塞，众人孑孑环顾惊疑，公不为动。”116道光十七年，江以拔贡领乡荐，与郭嵩焘为丁酉同年，此后两人屡赴会试不第。科举定制，每六年一次，从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选任官员，一等的用为知县，二等授予教职，俗称“大挑”。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即为大挑之年，郭、江相继赴京备选。嵩焘入京，下榻于内城碾儿胡同曾家，据他回忆，江即经由他与曾国藩相识。117曾、江“以学行相切磨”，118成为知己。此番大挑，郭嵩焘、冯树堂与江忠源都落选了，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但江忠源之为人处事，却使其声名大震，令曾国藩钦佩不已。当时有一大批时乖命蹇的举人羁旅京师，会试不第，大挑又不得，多有贫病潦倒者。
		
		
		
		



		
		

		
		
　　陕西举人邹兴愚，故籍新化，于公（即江忠源）为乡人。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兴愚病羸，咳血，又贫无仆从。公襥被就其居，为经理医药。数月，兴愚竟死。时君所尝受业者邓鹤龄，湘乡举人，亦病咳血，垂殆。公既为棺殓兴愚，属其族人邹溥霖送归陕西，而身护鹤龄南归。鹤龄寻卒，公又为任棺殓，而致其丧湘乡。当是时，公义声震京师，人以得一识公为幸。其后同年生曾如礲死京师，公又为其归丧。119
　　江忠源所为，大有古代侠义君子之风，于朋友之道，至为难得。所谓“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120曾国藩以同乡之谊，亦曾对邹、邓二人施以援手，或经理后事，或帮衬路费，但论起江忠源所为，还是叹服不置。
　　湘乡邓铁松（即邓鹤龄，铁松为其字）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诚必信。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即邹兴愚，柳溪为其字）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灵榇回南。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121
　　当时天下承平，举世昏昏，而忠源来自民间，深知地方积弊，于即将到来的变乱颇有先见之明。“尝从容语国藩：‘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既归二年，而复至京。余戏诘公：‘青莲会匪竟如何？何久无验也？’公具道家居时，阴戒所亲，无得染彼教。团结丁壮，密缮兵仗，事发有以御之。逮再归，而果有雷再浩之变。公部署夙定，一战破焚其巢。诱贼党缚再浩，磔之。”江忠源以此功被朝廷赏戴蓝翎，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九年，江到京候选，“又语国藩：‘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逾年，而复有李沅发之变。又逾年，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作矣！”122
　　江忠源被分派到浙江补用，在捕盗、赈灾诸事上勇于任事，清正廉明，大得民心，也深获曾国藩座师、时任浙江巡抚的吴文镕的器重。派他署任秀水知县，很快又实授丽水知县。咸丰元年，曾国藩荐江于朝廷，奉旨赴部引见。未成行，闻父丧丁忧回籍。一年多后，两人再会于湖南时，江忠源已是首创楚军，历经大小数十战的名将了。曾国藩初练湘军，原是想交给江忠源统带作战的，可见他对江氏的信任倚畀之深。
　　第二个人是胡林翼，他对曾国藩后来事业的影响，还要大于江忠源。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又号咏芝），湖南益阳县人。父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乙卯科探花（一甲第三名），累官为詹事府少詹事。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123胡自幼聪慧，“少负才气，不甚措思也。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124道光十五年（乙未）举乡试，次年联捷（乡会试连续中第称之为“联捷”）。胡父为四品京堂，岳父是当朝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堪称世家子弟。胡小曾一岁，却早一科成进士，科考之途，比曾国藩顺利。但在仕途上，却不如曾国藩幸运，早早遭遇了蹉跌。
		
		
		
		



		
		

		
		
　　道光二十年秋，胡林翼奉旨出任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却因主考文庆携人入闱阅卷，吃了挂落。作为副主考，他担了失察的责任，降一级调用，125旋丁父忧回籍守制。由红翰林而连遭降级、丧父的打击，胡之侘傺消沉，可想而知。服阕后，他并未销假复出，而是“杜门不出，终日书卷翰墨自娱，……知心（朋友）至，相与放荡形骸，流览山水。春秋佳日，独从一奚奴散步乡村，与野老谈稼穑忘归，道旁之观者不知其曾践清华也。”126
　　此时，前面提到过的由科举而结成的那两种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当时的大学士潘世恩、陕西巡抚林则徐、安徽巡抚王植、云贵总督陆建瀛、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等封疆大吏，或其座主，或其父执，纷纷去信督促其出山。道光二十六年初，胡北上京师，销假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例降补为京官（内阁中书，从七品），可身负处分，升迁不易；而且俸禄微薄，难于奉养老母。再一个选择就是走捐输的路子，争取外放为地方官，更易有作为，在俸禄之外也有更多养廉银的收入。树挪死，人挪活，胡林翼当然会做第二种选择。而外放为知府的捐例甚贵，要一万两银子。127好在其老师、同年、门生纷纷集资助捐，曾国藩曾述其事之盛：“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128六月，林则徐为其报捐知府，胡林翼却选择了贫瘠偏远的贵州省，决意从头做起，干一番事业。
　　时龙山友人李如崑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善地，君何独取于黔？”公（即胡林翼）曰：“天下官方，129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我）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驻节地（胡父曾任贵州学政），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地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爱。”李公为之起敬。130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四月散馆，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他与胡林翼相识，当在这之后。但胡夏秋之际典试江南，回来后受到处分，紧接着胡父去世，次年八月林翼扶柩还乡。二人在京师相处的时间不足一年。时间虽短，但亦非泛泛之交。湘乡、益阳两县均隶长沙府，二人为同乡；胡林翼年纪虽小一岁，可科名早于曾国藩，曾国藩还要称他为前辈。胡林翼出京前，曾国藩前去拜访，胡赠给他两部岳父的文集，并将一些家用什物送给了他。八月初三胡扶柩出京时，曾国藩一直送到东珠市口。131道光二十六年五月胡回京销假，年底即分发贵州，在京仅半年，从两人的日记、书信中也看不出二人有何交往。但以同乡而兼前辈，曾对胡是敬重的，尤其是胡之才干，更为他所推重。所以曾国藩后来才会有“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的荐语。132但在此时，曾胡二人谁也不可能想到过，日后两人会携手作战，成为中兴名臣。
　　胡林翼在贵州为官五年，历长安顺、镇远、思南、黎平四府，每到一地，以缉拿匪类，除暴安良为先，使多年盗匪不靖而官府无可奈何之地，一一重获安宁。胡为官干练清廉，于民生、教育等，亦多有建树。“在黔数年，政声大著，上达宸听。”以致对于来京陛见的云贵封疆大吏，皇帝都会问及“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133道光薨逝后，咸丰即位，因太平军势力蔓延，命各省督抚保奏所属司道府厅州县可胜大任的官员。在总督保举的十人与巡抚保举的八人中，都有胡林翼的名字。要他奉旨迅速来京，送部引见，但因黔西南剿匪未蒇，直拖到咸丰三年年底，胡才自带数百黔勇赴援湖北，与曾国藩再会于湖南。
		
		
		
		



		
		

		
		
　　作为负才不羁的世家子弟，胡林翼与另一中兴名臣左宗棠，相交更早，性格也更为投契。胡、左订交于道光十三年，其时曾国藩还在乡下苦读，而林翼已博览群书，胸怀干济用世的大志了。
　　公（即胡林翼）既长，聪强豪迈，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是岁二月湘阴左文襄宗棠（文襄为左氏死后之谥号）以会试至京，公一见订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见者咸怪诧不已。134
　　左宗棠为学亦不拘于章句，年方18，即购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地理名著，“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135胡、左学有同嗜，故能一谈而成莫逆。后来，左宗棠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澍的儿子，由此又与胡林翼多了一层亲戚关系。136左宗棠科名甚早，道光十二年中举，但后运不佳，六年中连续三赴会试不第。而胡、曾虽后起，却已相继致身翰苑。宗棠愤而绝意于科举，居家耕读坐馆为生。他与曾国藩相识，是曾丁忧回籍之后的事了，两人间的关系，我们放在后面交待。
　　再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后来并列为“中兴四杰”之一的李鸿章了。此时，他还是个默默无名的晚辈，但曾国藩对之青眼有加。“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137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泉），安徽合肥县人。李家世代耕读为生，与湘乡曾家一样，数百年与科举功名无缘。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38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与曾国藩为戊戌同年。同年之子即所谓年家子，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当然会另眼相看。李自幼颖慧，在父亲与名师指导下攻读经史，学问功底扎实。道光二十三年以优贡参加顺天乡试，一举中式。次年会试不第，留京师读书备考。李文安时任刑部郎中，带他遍访同年与同籍京官，为他步入仕途铺设了广泛的人脉。
　　丈夫只手把吴钩，定须捷足随途骥，
　　意气高于百尺楼。哪有闲情逐野鸥？
　　一万年来谁著史，笑指卢沟桥畔路，
　　三千里外欲封侯。有人从此到瀛洲。139
　　这是李鸿章赴顺天乡试途中的诗作，那年李鸿章年方20。人在这个年纪，都有种心雄万丈，睥睨一切的气概，觉得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果然，道光二十七年再试，李鸿章登了龙门，是科中进士者，还有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后来曾国藩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曾话及当时自己对鸿章等人的欣赏：“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末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140陈作梅141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末四君子。”142李鸿章后来亦自称“少从公（指曾国藩）问学”。143令人不解的是，曾与李父既为同年，且同住京师，来往应该是很密切的。但在他们的文集中，却不见任何往来的踪迹，而曾国藩当时的书信与日记中，也极少与李鸿章交往的记录。20世纪30年代，广益书局曾出版过一部《清代四名人家书》，收录了李鸿章九十通家书，其中颇多其早年从师于曾国藩之事。但这些“家书”，经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先生考证，均为赝品。144由于书阙有间，我们只能肯定，青年李鸿章很受曾国藩的器重，至于他们在京师期间如何交往过从，只能俟诸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后的新资料了。
		
		
		
		



		
		

		
		
　　羁旅于京师时，曾国藩还有一个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的朋友——罗泽南。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为湘乡县人。罗泽南“幼颖悟，10岁能文。家酷贫，溺苦于学。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145其祖父为了供他赴试，一件布袍，典当过七八次。贫寒之外，罗家还累遭不幸，“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即祖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励，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146罗泽南虽刻苦力学，但时运不济，是个十足的老童生。他自15岁开始应考，直到33岁时才以府试案首进学，41岁时方以岁试一等补为廪膳生，享受到公费补贴。在此之前，他一直靠坐馆授徒维持生活。在长沙贺家坐馆时，罗得以结识唐鉴、刘蓉与郭嵩焘。由此机缘，罗成为曾、贺两家的媒人，促成了曾纪泽与贺长龄女儿的婚事。曾国藩也是由刘蓉、郭嵩焘那里，得知家乡有这么一位学行优长的学者的。
　　罗泽南“高颧方颐，精力绝人。读书潜思力践，言动造次必以礼法。”147虽沉滞于科举，可学力深湛，“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致用）”。他以道德之士自期，在学术上“大率推本横渠（即张载），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勉强力行为用”。148其著作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罗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他抹上了几分悲壮色彩，而其道德学问更使之声名鹊起。远近学子，纷纷负笈从游。较为著名的有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此三人后来均从罗泽南赴援江西，战死于南昌城下。王錱、钟近蘅钟近濂兄弟，钟氏兄弟后随王錱从军，败死于羊楼司。此外还有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罗信南兄弟、翁筼登、易良翰、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潘鸿焘、左枢、杨昌濬等。而从罗氏讲学过从之友人，同县有谢邦翰、刘蓉、彭洋中、周牧、贺雍、魏万杰、淇长龄等；县外则有湘潭的王士达、王荣兰，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兄弟，长沙的丁叙忠，宁乡的刘典等人。149其中成就为一代湘军名将而位列封疆者，大有人在。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华、曾国荃赴省城读书，附课于罗泽南处。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为兄弟们高兴，此时他已从朋友处得知罗泽南学问德行俱优，堪为师表。“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即刘蓉，霞仙为其号）、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150又有“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之叹，说曾国藩与之神交，不为谬也。曾国荃对罗泽南之道德学问，亦极钦佩，在给曾国藩的家信中，称其为“吾邑伟人”，“叩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谈吐，则“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顽廉懦立”。151
　　咸丰元年，罗泽南始与曾国藩通信。罗曾为贺长龄家西席，故为贺家女儿做媒，提亲于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国藩初不情愿，但因竹亭公坚持，终与贺氏做了亲家。而后，太平军由广西北上，围困长沙，全省人心惶惶。湘乡县令朱诒孙委托罗泽南、王錱、刘蓉等编练乡勇，以保卫乡里。咸丰二年底，丁忧回籍的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这部分乡勇就成为他属下的基本力量，罗泽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国藩麾下的部将。此后数年，罗或在省内剿匪，或出省与太平军作战，所向克捷，备受倚重，成为湘军早期的名将。罗、曾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此时，两人虽相知甚久，尚无缘谋面。
		
		
		
		



		
		

		
		
　　与曾国藩同为京师旧雨，且与其今后事业大有关系者，还有毛鸿宾、李元度、陈士杰、莫友芝等。毛鸿宾（1806～1868），字翊云，号寄云，山东历城县人。毛与曾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江南道御史、湖北道员、安徽臬司、江苏藩司，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后迁两广总督。曾与毛私交甚好，称毛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于曾国藩丁忧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与债务，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继骆秉章出任湘抚，为征战大江南北的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饷与兵员，是曾氏最终能够克成大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县人。少时肄业于岳麓书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后官县学教谕。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元度旅食京师间，闲从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为其字）、孙芝房、吴南屏、杨杏农诸公游”。154曾国藩回乡组练湘军后，李上书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转战至江西，李长于文墨，一直在曾身边综理文案。后亦带兵作战，官至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
　　陈士杰（1823～1892），字隽丞，湖南桂阳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贡廷试一等第一名，分户部任职为七品小京官。为人耿介，“敝车羸马，不喜造请”。同事中唯与阎敬铭相友善。“曾文正于朝考读卷时相知赏，又同乡先达以鉴裁自许，倾怀延接。”“咸丰元年，（陈）丁父忧，贫不能归。文正躬为办装，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并许之为“外朴内朗，干济才也”。155陈回籍守制时，适值桂阳土寇起事，陈为乡里所推，带乡勇剿灭之。曾国藩治军衡阳时，“闻公知兵，手书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军与太平军初战湘潭，建策者实为陈士杰。湘军克复武昌后，陈以功用为户部主事，随即还乡省亲，此后一直留居湖南办理团练，以抗御石达开闻名于世。后累官江苏、山东、福建按察使，浙江、山东巡抚。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县人。父莫与俦为嘉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友芝家学渊源，道光十一年中举。“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访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二人）造榻订交而去。”156虽仅一面之交，却是后来遇合之机缘。咸丰十年，莫以知县候选，后入胡林翼幕府，为之校刻《读史兵略》。“胡死，从曾国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身通苍雅故训、六艺157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久之，名重西南，学者交推。”158胡、曾聘其于幕府，非为军事，而是校刻书刊，切磋学问，由此亦可见儒将气象之一斑。
　　曾国藩为人雅好交游，由此结识的众多人才，构成了一笔无形而且深厚的资源。当然，好交游绝不是滥交游，曾国藩交友，有着自己的选择，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诫兄弟们的，择友宜慎之又慎，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159
		
		
		
		



		
		

		
		
　　曾国藩的京师生涯中，还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咸丰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所谓圣德，是个恭维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广大这三种行为。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陈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个假设来讽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乾隆朝大臣孙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但曾国藩此疏不是讽喻，而是实指咸丰行政处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颜直谏的意味。
　　那么，这三种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们看看曾国藩怎么说。他先给皇帝一个抽象的肯定，说咸丰关注朝廷礼仪、臣工应对这类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总把眼睛盯在这些细微末节上，则会“流弊为琐碎”。在列举了几个臣工因礼仪疏忽被罚的实例后，曾国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到了朝廷对广西民变处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关乎国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边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孔子曾称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贤，“颐情典籍”，也是“好古之美德”。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咸丰二年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将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可臣工们各抒己见之后，“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未几而斥为乱道之言，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61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指责皇帝用心不诚，徒尚文饰。
　　第三种流弊就更严重了，曾国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着边际的语句，说咸丰“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162其实是一种反讽，意思是说，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众臣如无物的样子，看似气派很大，适足以“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并举例说咸丰二年下诏求言，要求臣子们贡献用人行政的意见；而近来则屡屡宣言，“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大有乾纲独断之意。若这么一味自大下去，广大之美德就会变质为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流弊，会给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奢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163
　　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164奏疏虽措辞委婉，可指摘了咸丰的行为，等于是批了皇帝的逆鳞。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165“深嘉”其实未必，咸丰放过他，为的是表现自己的宽宏大度。其后在上谕中，咸丰完全否定了曾国藩的指摘，表现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颇，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166
　　这样，曾国藩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但事情传出后，却为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自此疏之上，曾国藩忠直之声乃大著，天下想望风采矣。”167一道犯颜直谏的奏疏，何以会有如此反响，这就不得不由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了。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除不断加强皇权外，在怀柔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朝廷也对所有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众所周知的文字狱。皇帝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思想钳制也必然会斫丧文化学术的生机，催生政治的腐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但却听不到来自现实的真话，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道光一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面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谨，“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镛）168当国，始嘉庆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见委任，而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扬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本朝家法，政无大小皆由宸断。至宣宗嗣位，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与曹有水乳之合。有识者每仰屋窃叹，以为三十年后，才与财皆尽矣。……至曹死，穆、潘169两相国相继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辙，升达者非夤刺（拉关系）即疲苶，170士风既变，国事遂日非。17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枢如此，则京师与地方官场的风气不问可知。当时有个叫沈垚的浙江人，在京师官宦人家坐馆，曾对亲眼目睹的官场风气，做过这样的描述：“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又云：“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指外省封疆大吏），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士大夫之别称）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谱；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172
　　举朝如此，个人只能随波逐流，难得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173但大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174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几次使他萌生退志。但朝廷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振作起他的精神。
		
		
		
		



		
		

		
		
　　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旻宁去世，皇四子奕讠宁即位，年号咸丰。新皇帝年方20，所为却令人刮目相看。登基伊始，下诏求言；不久后又一下子扳倒了老皇帝最为宠信的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姓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累迁少詹事、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诸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等职，道光七年入军机处。鸦片战争时，“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谤。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称‘穆党’。”175曾国藩自己，虽然并未阿附穆彰阿，可论起来也是他的门生呢。
　　大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对于皇权专制而言，本身就是件很遭忌的事情。所以新皇帝即位，为了扫清行政障碍，树立威信，每每都会整肃前朝的权臣。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虽已即位，但在道光去世的当年仍沿用其年号），咸丰忽然下了一道诏书，罢了穆彰阿的官，罪名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迎）主意。”176但举出的事例，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譬如说潘世恩荐用林则徐，穆彰阿说林身体不好，赴广西剿匪身体怕承受不了，咸丰骂他是“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其实穆彰阿说的是实话，林则徐果然病死在赴广西的路上。至于庚子年（1840）主张与洋人议和，是他看出道光不想打下去，逢君之好的举动。说他“揣摩以逢主意”，则有之，而责任实在于道光，他不过是按照皇帝的意图行事而已。可在当时，朝野上下都同情林则徐，在心里认定了他是欺君误国的奸臣。
　　这么一个人，咸丰一下子将他拿掉，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会振奋人心。“诏下，天下称快。”177朝野上下，无不觉得当今皇上是有为之君，原来以模棱平庸为风尚的朝政也开始出现了些新气象。有些大臣开始应诏进言，曾国藩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可很快他就发现，皇帝并未认真对待大臣们的建议。“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178如此下去，朝政不是又会回到先朝那种“万马齐喑”的状态么？曾国藩激于为臣的道义，于是就有了上述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竞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意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179
		
		
		
		



		
		

		
		
　　中国古代对于大臣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即所谓臣道。“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于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180因此，为大臣者，最重要的并非每日的公务，而是把他的智慧、知识与经验贡献给朝廷，辅佐皇帝走正路，成为造福天下万民的一代圣君。当然，这只是儒家期望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高度的集权造成了一种君主恣意而行的环境，地位与权力所造成的高高在上的威势，使皇帝更乐于乾纲独断，更喜欢那些先意承志，顺从听话的官员。尽管统治者的才智、品德常常不过中人，但却每每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只有当形势危及其统治时，他才会认真听取与采纳臣下的建议。而咸丰，正是这样一位君主。
　　所以，尽管曾国藩所为博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尽管皇帝没有因为他的批评而处罚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可咸丰文过饰非的态度令他寒心。此后，他虽然还曾就国是上疏，但都是就事论事，犯颜直谏遂成绝响。故《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曾国藩犯颜直谏之第一疏，同时又是其犯颜直谏的最后一疏。之后不久，曾国藩因母亲病逝回乡，旋即奉旨帮办团练，直至咸丰病逝，君臣间再没有见过一面。
　　咸丰二年，曾国藩已年逾不惑，阔别故乡十二年的他，是愈来愈想家了。加之广西局势恶化，国是日非，曾国藩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181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182
　　六月，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于赴任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即换装奔丧。归心似箭的他，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呢？居丧守制，奉养老亲，督课子弟，著书立说；有一份俸禄，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优游于乡里，或许就是他此刻所期望的人生归宿了。
　　注释
　　1廪饩，即钱粮补贴。庶吉士在馆学习，每月可领到四两五钱银子的补贴。参见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58页。
　　2曾国藩初仕时的收入，系笔者折算，当时银价合二千文一两，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备陈民间疾苦疏》，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又参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40~541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版，第7~8页。
　　4同上，第10页。
　　5同上，第16页。
　　6同上，第48页。
　　7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2页。
　　8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6月版，第8页。
　　9甘旨，指肉食一类的美味，后用作奉养父母老人的代称。
　　1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9页。
　　11同上，第70页。
　　12同上，第89页。
		
		
		
		



		
		

		
		
　　13同上，第117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6月版，第43页。
　　15同上，第19页。
　　16杨寿枬辑《云在山房丛书三种·簷醉杂记》卷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37页。
　　1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49页。
　　18清代科举考试，中举者与考官有师生之谊，称主考为座师，副考为房师，由此而结成在官场上相互援引照应的门生与座主的关系。
　　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50页。
　　20同上，第114页。
　　2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3页。
　　2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4页。
　　23同上，第183页。
　　24同上，第187~188页。
　　25同上，第192页。
　　26同上，第197页。
　　27同上，第227页。
　　28参见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曾纪泽信，同上，第231~232页。
　　29参见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谕曾纪泽信，同上，第237页。曾国藩的京债，直到咸丰九年才还清，参见其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日记：“是日安排京信，明早交元旦折差进京。计还债银三百：长沙（会）馆一百、陈仲鸾一百、杨提塘一百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40页。
　　30同上，第236~237页。
　　31利见斋，曾氏家塾的名称。
　　3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84页。
　　33曾国藩所欠的京债，直到咸丰九年才还本。“毛寄云初九日来营，……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参见同上，第505页。而利息之清偿，一直拖到了同治三年，见于他给友人的信中：“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曾国藩全集·书信六》，岳麓书社版，第4326页。
　　34同注32，第53页
　　35范，范仲淹；韩，韩琦；均为北宋时的名臣。马迁，司马迁。
　　3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37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自叙其学业云：“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汪觉庵）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即曾国潢、曾国华），其时之文与科一（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小名）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道光十三四年）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版，第1327页。
　　3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7页。
　　39会课，同年定期集会，研习功课，相互传观所作文字、诗赋。
　　40《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版，第42页。
　　41袁了凡（1533～1606），原名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江苏吴县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历任知县、兵部主事等小官，沉沦下僚，后被革职乡居。居家俭朴，急公好义，家教有方，以《诫子文》（即后世大为流行的《了凡四训》）名世。
		
		
		
		



		
		

		
		
　　42《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43魏象枢（1617～1687），字环极，号潜庵，山西蔚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累官御史，户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曾多次上疏请康熙崇尚理学。参见《清史稿》本传。
　　44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白，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累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生平笃诚，信程朱之学，以见之闻之述圣学之说”；致仕乡居后，“家居十六年，躬课稼穑，循行阡陌，人不知其为故相也。”参见《清史稿》本传。
　　45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官侍读、翰林院掌院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康熙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虚己以听。”其论学“以默识学行为旨”。参见《清史稿》本传。
　　46汤斌（1627～1687），字孔修，号潜庵，河南雎州人。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馆检讨，累官翰林院侍讲、侍读、詹事府庶子、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工部尚书等职。汤斌曾从学于清初大儒孙奇逢（夏峰），“习宋诸儒书”。为学无门户之见，“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参见《清史稿》本传。
　　47李光地（1624～1718），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侍讲、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侍郎、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时上潜心理学，旁阑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殿研求探讨。”参见《清史稿》本传。
　　48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累官知县、御史等职。“其为学专宗朱子”；为官“洁己爱民，去官日（离任时），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参见《清史稿》本传。
　　49张伯行（1650～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累官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仓场侍郎、户部侍郎、吏部尚书诸职。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初不令知。平日齮龁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参见《清史稿》本传。
　　50《清史稿·列传五十二》张伯行本传。
　　51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唐鉴本传。
　　52《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9页。
　　5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92页。
　　54宋儒周敦颐在其代表作《通书》中，将幾字定义为“善恶”，“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恶”，意指人心善恶相倚，须通过自省，以善念克制恶念。参见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
　　55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3页。
　　56同上，第113~114页。
		
		
		
		



		
		

		
		
　　57分校，科举考试时，分任各房批阅试卷的官员，称为分校，被录取者称之为房师。
　　58李元度：《书陈岱云太守所书罗太公寿序后》，《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1779页。
　　59《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6页。
　　60同上，见第114，116页。
　　61同上，第121页。
　　6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1页。
　　63同上，第43页。
　　64《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49页。
　　65同上，第166页。
　　6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34页。
　　67熊少牧：《道州何君（绍基）墓志铭》，附于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529册。
　　68以上引文，均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4页。
　　69《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孟子·尽心》：“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穿窬，原意指小偷，引申喻钻营之徒。全句意为：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孟子所说的，指的不正是像我这样的人吗？
　　70《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8页。
　　71曾国藩：《仁和邵君墓志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2页。
　　72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58页。
　　73同上，第114页。
　　74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10页。
　　7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76曾国藩的这种骄气在家书中偶有表露，譬如对陈源兖亦略有微辞：“岱云……近亦有日课册，惜其识不甚超越，余虽日日与之谈论，渠究不能悉心领会，颇疑我言太夸。”《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77何桂珍（1816～1855），字丹溪，又字丹畦，云南师宗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为戊戌科同年。其所学，“以宋儒者为宗，……于朱陆异同，辨最析。”《何文贞公别传》，李元度：《天岳山馆文录》卷十一。
　　78《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5~116页。
　　79同上，第120~121页。
　　80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癸未科进士，擅诗，名动京师。其古体诗“浸淫于风骚汉魏，出入韩杜”。他不仅是曾国藩的同乡前辈，也是其谈诗论理的朋友。
　　81《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6页。
　　8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79页。
　　8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7页。
　　84同上，第153页。
　　85以上引语，均录自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的日记之中。
　　86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2月版，第109页。
		
		
		
		



		
		

		
		
　　8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35页。
　　88同上，第80、87页。
　　89同上，第39页。
　　90同上，第39页。
　　91瑟僩（音色贤），庄重宽和的样子。曾氏在此用辞古奥，语出《诗经·卫风·淇奥》：“瑟兮兮”。
　　92窦垿（1804～1865），字子坫，号兰泉，云南罗平县人。道光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后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是当时与国藩谈诗论理，过从甚密的朋友之一。
　　93吴嘉宾（1803～1864），字子序，江西南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与曾国藩为同年兼同事，过从甚密。好古文，长于礼学，著有《礼说》、《周易说》、《求自得之室文钞》。
　　94邵懿辰（1810～1861），字蕙西（位西），浙江仁和县人。道光十一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其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励”。也是与曾国藩谈诗论文，切磋学问的密友。“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颇采汉学考据家言，而要以大义为归。”参见《清史稿》本传。
　　9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96《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23页。
　　97同上，第133页。
　　98同上，第133页。
　　99同上，第138页。
　　100同上，第141页。
　　101同上，第150页。
　　102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7页；《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记。
　　10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63页。
　　104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见《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762~763页。
　　105《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5页。
　　106参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166页。
　　10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1页。
　　108同注105，第38页。
　　109“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9页。又“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50页。
　　110曾国藩：《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182页。
　　111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634页。
　　11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2页。
　　113《孟子·尽心上》。
　　1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66~67页。
　　1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55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10月版，第326，349页。
　　117“初，公以举人留京师，因友人郭嵩焘见侍郎曾公。”同上，第350页。
		
		
		
		



		
		

		
		
　　118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6页。
　　119同注116，第326页。
　　120《论语·泰伯》。
　　12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21页。又曾国藩参与此事，见第115页。
　　122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4页。
　　123《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三》胡林翼本传。
　　124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51页。
　　125参见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5页。
　　126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3页。清华，旧时多指清高而显贵之地，如翰林院等。
　　127参见胡致其叔父的家信，梅英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4页。
　　12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129官方，为官应守的常道，即吏治官风。
　　130同上，第14页。
　　131胡曾间之过从，均见于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七、八月间的日记。
　　132参见梅英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十八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93页。
　　133参见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274页。
　　134同上，第25页。
　　135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版，第7页。
　　136道光十九年，两江总督陶澍殁于金陵，全家回籍。时陶氏独子陶桄年少，左宗棠应其老师贺熙龄之邀，赴陶家坐馆八年，后来并将女儿许给陶桄为妻。参见同上，《左宗棠年谱》卷一。
　　13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0页。
　　138李文安（1801～1855），原名文玕，号玉泉，道光十四年举人，十八年进士，朝考后分刑部任郎中。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自李文安“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43页。
　　139李鸿章：《二十自述》，《李鸿章全集》第九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790页。
　　140帅远燡（1820～1860），字仲谦，又字逸斋，号蕴辉，湖北黄梅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以候补道在江西筹饷，死于同太平军的战事。
　　141陈鼐，字作梅，号竹湄，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后官至直隶清河道。
　　14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15页。
　　143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文》，《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763页。
　　144参见刘学照：《李鸿章家书辨伪》，《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4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45页。
　　14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56页。又参见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05页。
		
		
		
		



		
		

		
		
　　147郭嵩焘：《罗忠节公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88页。
　　148同注146，第656、658页。
　　149参见罗正钧、王诗正编《王壮武公年谱》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
　　15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71页。
　　151上述引语，分别见于《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55、162、167页。
　　152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61页。
　　153“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1~232页。
　　154李元度：《与孙琴西方伯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2139页。
　　155上述引语，均见之于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五中，岳麓书社版1989年1月版，第284页。
　　156黎庶昌：《莫征君别传》，《拙尊园丛稿》卷四，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本，第310页。
　　157苍，三苍；雅，尔雅。均为有关文字名物训诂的古书。六艺，即儒家六经。
　　158同注154，第310页。
　　15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7页。
　　16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页。
　　161同上，第25页。
　　162同上，第26页。
　　163同上，第27页。
　　164同上，第27页。
　　165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24页。
　　16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7~18页。
　　167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25页。
　　168曹振镛（1754～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
　　169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后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参见《清史稿》本传。
　　170疲苶，老朽疲沓。
　　171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43页。
　　17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618~619页。
　　17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3页。
　　174《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97页。
　　175参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穆彰阿本传。
　　176同上。
　　177同上。
　　17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76页。
		
		
		
		



		
		

		
		
　　17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12页。
　　180赵蕤：《长短经·臣行》。
　　18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27~228页。
　　18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0页。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1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2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炮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3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4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穴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6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7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8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9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10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
		
		
		
		



		
		

		
		
　　曾国藩墨纟志出山，后半生大半时间都陷于与太平军的苦斗之中，所以，笔者有必要为读者补叙一下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对其来龙去脉做一个扼要的介绍。笔者所选用的史料，主要是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原名TheodoreHamburg，音译为：西奥多·汉伯格）所著《太平天国起义记》（原名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译者简又文改为《起义记》）。这部小册子中讲述的，多是洪秀全的从弟、后任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亲历亲闻的事情。洪秀全金田起事后，他为了逃避清军的缉捕，逃往香港，匿居于韩山文处，此书即韩根据他的亲口讲述记录下来的。是书1854年出版于香港，距金田起义爆发不过四年，距太平天国建都于南京不过一年，时间既早，又出自当事人口述，既权威又可靠。据译者兼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称：“历来欧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国者，咸以为此书为最真确可靠之史料。尝考吾国官书或私人著作关于洪秀全身世及太平军初期历史之种种记载，其详实可靠，无能出其右者。”12
　　再一种可信史料则是张德坚所编纂的《贼情汇纂》。张德坚原是湖北巡抚衙门的一名巡捕，出于职业敏感，每每将有关太平军的资料详细记载，汇编成册以供当时的军政上司参考。但上司们于此多不甚措意，直到遇到曾国藩，才真正受到重视。曾国藩将缴获的太平军大批文书与他的资料比对后，发现其资料相当准确，遂给以薪资和经费，于武昌设立采编所，搜集整理太平军方面的情报。以张德坚为总纂，集中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书生从事这件事，其中多数人曾与太平军有过实际接触。太平军再陷武昌后，这批人转移至长沙。从咸丰三年至六年，他们通过审讯俘虏，询问被裹胁后逃脱的民众与太平军活动地区的百姓，分析缴获的大量敌方文献，编辑整理出了这部几十万字的情报总汇，详细记录了太平天国的领袖、将领、人员构成、官制、军制、宗教礼仪、文书制度、给养来源与行军作战方式等系统资料。由于是供给湘军作战的情报，所以与一般炫耀武功、贬低诬蔑敌手的清方官书不同，其可信程度极高。简又文先生称之为“清军官书中之最有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者”。13可惜此书资料截止于天京事变之前，缺少太平天国中后期史料。
　　另一部可资凭信的史料就是著名近代史大家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郭先生广搜史料，选材精当，参订互证，钩玄提要，为太平天国作了一部日志体的长编纪事，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嘉惠学林，功莫大哉。罗家伦先生称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是将来写太平天国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据书”。14简又文亦称其书为“极便利极有用之研究工具书”，甚至以之为可以直接引用的“权威之作”。15
　　再有就是太平军后期主帅李秀成及其他诸王被俘后的供辞，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所言为第一手史料。再就是敌对双方大量文献档案、战争亲历者的各种笔记、回忆等等，辅之以后人较为严肃之著作。总之，以当事人之言证当时之事，尽可能揭示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是本书撰写之宗旨，故无论于曾国藩方面，还是太平军方面，都要以第一手材料说话立论，这是笔者采撷史料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介绍曾国藩与大清国的对头、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其人。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秀全是其“得道”后的自号。“全”字拆分后为“人王”，加上他小名中的“秀”字，合为新名，寓天命在身之义。洪氏是宋代自中原迁居于广东的客家人，洪父名洪镜扬，世业农，居于广东花县的官禄村，与元配王氏，继配李氏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长女名洪辛英，季子便是洪仁坤（秀全），行四。次女名洪宣娇，即后来嫁给西王萧朝贵者。一说洪秀全为李氏所生，与两兄为异母兄弟。16洪父在当地声望甚高，是村中长老，洪秀全幼时，则“品行躁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17
　　洪火秀7岁开蒙，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自13岁起，开始应童子试，据说县试时成绩不错，唯独过不了府试这一关。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后来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之影响。道光十六年春，他在广州（花县隶于广州府）参加府试时，曾遇到过两个在路边传教之人，其中一个名梁发（又名梁阿发）者，塞给他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他当时一心扑在科举上，略微翻阅便置诸脑后了。
　　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再试，又都名落孙山。屡试屡挫，洪秀全从13岁考到31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虚耗殆尽，却仍未能获取秀才的功名，他也由此步入了老童生行列。应试而外，洪火秀所能做的就是坐馆当塾师，挣些糊口之资。以他自幼争强好胜的个性，屡试不售，肯定对其精神与自尊是重大的打击。在道光十七年那次失败后，急火攻心的他，病倒了。他的病，从幻视幻听、狂躁不安与谵语等症状看，应该是中医所说的癫狂，即因情志郁结而导致的神思错乱。
　　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最初，见多人对彼欢迎招致。初以为此乃死亡之征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知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其时彼之长兄二人扶其坐于榻上，秀全言毕即闭目，全身无气力，不能自主。在场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两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时间竟失去知觉，不知身外各人言动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但其灵魂似为一种特别能力所附丽，以故彼不特有一种奇异的经验，而且事后尚可记忆清楚。
　　其始，当秀全闭目时，忽见一龙一虎一鸡走入室内。未几又见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音与，抬）一美丽肩舆至，并请其乘坐，乃共舁之而去。秀全骤受此荣宠不胜惊异，不知如何是好。
　　彼等未几即到一华丽而光明之地。两旁聚集有无数高贵的男女敬礼而欢迎秀全。下轿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谓之曰：“污秽的人啊！何以自暴自弃与那些人亲近，以致惹得满身肮脏呢？如今我必得要把你洗净了。”洗毕。秀全进一大宫殿，同行者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其中有许多古先圣贤。在宫中，彼等以刀剖开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伤口即时复合，全无痂痕可见。
		
		
		
		



		
		

		
		
　　宫内四壁均有木牌，上刻劝善教德之言，秀全一一读之。彼等旋复进一大殿，其美丽与华贵，不可言喻。上有一老人，披金发，衣皂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一覩秀全，老人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恶者则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言毕，老人即授秀全宝剑一柄，用以铲除魔鬼，但令其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给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再赐以金黄色的美果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美。秀全既受此帝皇的徽讠志，即时开始劝告同在各人敬拜高坐宝座之老人。有人听罢即回答云：“我们对老人确未尽本份了。”另有人说：“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且与朋友们饮酒寻乐罢。”秀全见各人心肠如此冷硬，乃继续劝导，以致下泪。老人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着工作啊！如遇有种种困难，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转向座中年长有德之辈言：“秀全真堪任此职。”随即带引秀全出殿，命其自上俯视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心邪行乖的。”秀全俯览全世，芸芸众生，一切苦痛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秀全神游既醒，仍受奇梦之影响，自觉头发直竖。忽然间，怒从心起，自忘身体软弱，穿衣起床，走出卧室，诣其父处，鞠躬长揖云：“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其父见其自卧室出来，又闻其言如此，以喜以惧，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连续卧病四十日。在异象中又常见一中年人，秀全呼之曰长兄。此人教其如何勖作（勉力工作），并带其遨游遐迩以追寻邪神，并扶助其杀死及灭除之。秀全又闻皂袍之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
　　秀全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铲妖，铲妖，铲呀！铲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当我的宝剑一斫的。”其父甚以其病状为可虑，以为其咎乃在于堪舆师（风水先生）误择不吉利的坟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于是延请巫道法师回家作法逐鬼。但秀全言：“这些妖魔怎能反对我呢？我必要杀死他们！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在幻想中，彼追赶鬼妖。鬼妖形影似是变化无穷，有时如飞鸟，有时如猛狮。为操必胜之权计，彼每操老人所赐之印绶以抵挡之。一见此印，妖魔即尽行飞遁，彼之幻想又觉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处必与群妖战而无不毁灭之。每有成功，即便欢笑曰：“他们挡不住我。”
　　彼又常常自唱旧歌一段，其辞云：“有德青年浪游河海，救其朋友杀其仇人。”劝告人之时，彼辄涕泪而言：“你们没有心肝敬拜父老，你们同妖魔交相好。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秀全之两兄，更常紧闭其室门而严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及其战斗跳动，唱歌，教人至疲困之时，则复卧床上。俟彼入睡时，多人乃来看视之，未几全邑人皆知其为疯子。彼常自言已被封为中国之皇帝。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但如有人呼其为疯子者，彼则笑而答云：“你才是真的疯狂了，还叫我疯子吗？”凡品行不端之人来看彼者，彼均申斥之，并呼之为鬼魔。彼镇日惟唱歌、教人、斥责，均诚恳之至。在卧病中彼作了一首诗，原文曰：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秀全之亲属以其病状请教于几位医生，医生开方投药以治之，但均无效。一日，其父发现有一小纸塞在门柱之缝隙中，纸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彼持此纸遍示家人，均不解此七字之意义。自此之后，秀全身体即日渐康健。许多友人及亲戚等均来探视之，欲亲聆其自述卧病时之经验。秀全将所记得之特殊梦境一一为之详述，毫不隐匿。亲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异，但其时人皆以为并非实际经验也。18
　　其时，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连皮毛都谈不上。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认真研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1843年，病愈后的洪秀全到莲花村的亲戚李家坐馆，其中表兄弟李某偶然在他的书笥中发现了此书，借去一阅，还书时称此书内容奇特，大异于中国经书。“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而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是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19于是，洪秀全与那个李某，依照小册子所言，自行洗礼，皈依上帝，成为最初拜上帝教之信徒。莲花村村塾散馆后，洪氏回到家，即开始在亲戚中宣传其新的宗教觉悟，最先被发展入教的两人，一为其表弟冯云山，一为其从弟洪仁玕。
　　曾有很长时期，洪秀全被列入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人物，是不是这样呢？读者看了上述史料，不难自己做出判断。科举制度下面，能够脱颖而出，置身于仕途者终究是少数，多数落第者大都以教书坐馆度过一生，这在过去是件很寻常的事情。譬如曾国藩之父赴考十七次才考上秀才；又如与洪秀全同县的骆秉章，也是40岁上，才考中进士；之前都与洪一样是坐馆为生的老童生。洪秀全自幼便有领袖欲，向往做人上人，不过四次府试不售，竟积郁成疾，只能说明其志大才疏，个性敏感脆弱。至于他将其疯癫时的梦境，附会于基督教义，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拜上帝教，怕也绝不能看做是寻求到了什么真理。
　　历史上，小知识分子因抱负不伸，积郁成恨，一变而为反社会分子者屡见不鲜。如唐末之黄巢，家世贩私盐，富于赀。“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王）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20又如宋代之张元、吴昊，“张累举进士，不第。吴亦久困屋场，无以自伸。”21后二人投奔西夏李元昊，为之出谋划策，草创制度，致西夏强盛，遂成北宋之大患。再如明末河南杞县举人李信、卢氏县举人牛金星，均为不得志之人，适值李自成进军河南，遂投奔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民心，积久而成大业。22显然，洪秀全也是这一流人物，其出人头地的努力一再碰壁，引起了他的憎恨并将这种憎恨投向摈其于门外的体制。譬如他第三次府试落第后，病幻中所见孔子受罚于天父的梦境，他后来极端的反孔行径，都可以映射出他因失意于科举而滋生的愤懑心理。但此时他对由科举而置身显扬，犹未死心，遂于六年后再赴府试，再落第，由此激起他与现制度不共戴天之仇恨。其从弟洪仁玕后来供述：“彼自十二三岁至三十一岁，每场（县考）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殊此科（道光二十三年第四次赴考，笔者从简又文说）揭榜不售，心中忧愤，在归舟中吟诗云：‘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23洪秀全在诗中用了《易经》乾卦中的典故。乾卦九四：或跃在渊；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后一卦象，比喻成就帝业，故做皇帝被称作龙飞九五，或称帝王为九五之尊。诗中寓意至为明显：我虽暂时潜伏于深潭之中，可一旦风云际会，我会一飞冲天，底定乾坤。无独有偶，当年的黄巢也有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两相比较，同样透着一种杀气与霸气。
		
		
		
		



		
		

		
		
　　又据其族人洪显初医生说：“彼自第四次落第回家后，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弃掷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24对出人头地的极度渴望，躁急与神经质的个性，报复这个埋没了他的社会的心理，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造反。后来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批判满清政权的：“（天王）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与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25但我们看到，其批判乃对满族的妖魔化，仍不脱种族主义与夷夏之辨的窠臼，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性。
　　洪秀全与其信徒，既失意于科举，又出于独尊天主，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信念，故无论是民间供奉的诸多神祇，还是士大夫信仰的孔夫子，在他们那里一概在排斥之列。孔子为历代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是传统“师道”的集中体现者，上自太学国子监，下至遍布各地的村塾、家塾，有老师与学生的地方，无不供奉孔夫子的牌位。洪秀全等人不敬孔子，甚至将他们所在学馆的孔子牌位除去，在学生家长们看来，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无疑是离经叛道，为防孩子们学坏，自然不会再用这样的先生授读。于是，他们都失了业。道光二十四年春，迫于生计，洪、冯等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为谋生，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远比开化地区更易于他们传教。
　　起初，他们选择了本省连山县八排、南江排等猺人聚居区，似乎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十多年前（道光十二年），八排猺曾经起事响应湖南江华、广西贺县的猺人起义，与官府对抗了八九个月，在广东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瑞宾也因镇压不力被朝廷革职治罪，最后还是靠招抚才平息了叛乱。26其时，秀全已经20岁，对此事当能记忆犹新。猺人有对抗官府之传统，洪秀全既有造反之心，当然会选择他认为最有可能响应自己的地方。但到了那里之后他才发现，在言语不通的猺区，别说传教，连日常对话都难以沟通。27无奈之下，洪、冯改投已迁居到广西桂平府贵县赐谷村的外家王氏（即洪秀全母亲的娘家）。王家很欢迎亲戚们的到来，可并不富裕的家境，难以长期负担他们的食宿，于是洪秀全决定回乡另谋发展。当时其表侄王为正被人诬陷，羁押于县衙，王家托其代为营救。洪遂要冯云山等先行回粤，自己留下来帮王家打官司。洪代王家写的申辩诉状递上去不久，王为正即于中秋被释回家，王家人感于他的帮助，遂加入其新教。其间，他还写诗痛骂了当地人为一对殉情男女建造的神庙，引起了当地人的反对，于是在十月初离开王家，经桂平还乡。28
　　而先行一步的冯云山却并未回乡，他遇到了几个在紫荆山烧炭的旧相识，遂随之一同进山，起先为人打短工，后来在一富户曾玉珍家谋得一份塾师的职业。生活安定下来后，冯在烧炭工人中从事传教，孜孜不倦，几年下来，从教者甚多，连他居停的主人家也入了教。拜上帝教这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扩大影响，发展信徒上，冯云山成就最大，洪秀全于此可说是因人成事者。洪回家后才知道冯云山并未返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得重操旧业，坐馆课徒以维持生活。闲暇时，他苦思冥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教义。两年内，他写了若干篇传教用的小册子，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其内容则摭拾一些基督教的皮毛，随意发挥而成，主旨无非是宣传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反对上帝以外的一切偶像崇拜，而世人均是上帝之子，互为兄弟姊妹，拜上帝者升天堂，不拜上帝者下地狱之类。洪秀全此时并未读过《圣经》，更没有基督徒的基本训练，他的理论，全来自于对一本二手小册子（即《劝世良言》）的附会揣摩。29而且他偏好用韵语形式表述自己的思想，譬如：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30
　　这些看上去像诗，不如说更像是顺口溜的东西，言辞鄙俚不堪，甚至不知所云。不知这是否是大病后遗症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所致，如此文笔修辞，也难怪他屡试不第了。
　　道光二十七年春，洪秀全与洪仁玕赴广州，慕名访晤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31在此时，他们才真正读到了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与新约，由此才对基督教之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及所从事的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寄宿于礼拜堂中一个月，因旅费告罄，告辞还乡。罗孝全负有传教任务，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派两位教徒随之还乡，以考察其品行。不久，两人又偕秀全重回广州教堂，继续教理的研究，而洪仁玕则一去不返。这次，秀全似有意受洗，加入教会，据说洪为罗氏的助手黄氏兄弟所妒忌，暗中唆使他向罗孝全要求尽快施洗并给以生活补贴，洪秀全着了道，果然向罗提出了要求，罗牧师误会他是个贪利之徒，印象大坏，不仅当面拒绝了他，而且迟迟不予施洗，放弃了发展他为教徒的想法。32洪秀全讨了个没趣，又没钱维持城市生活，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故于六月离开广州，再赴广西去找冯云山。其实，以秀全之个性及其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不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的普通教徒，他的那套以天父次子自居和造反打江山的理念也不可能为正规教会所接受，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七月，洪秀全历经艰险，重返贵县赐谷村王家，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马上赶了过去，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见到了暌违两年的冯云山。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多时间，这位表亲竟然使拜上帝在这一带成了气候。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其中有卢某、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等。萧妻名杨云娇，自丁酉年（道光十七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彼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即桂平县）、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有势力及有秀才举人之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会。有势力者如韦正（即韦昌辉）及其多数族人，举人胡某带其徒一体加入。33
　　洪秀全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他在曾家住了一个多月，每日与冯云山等一起会见那些当地的信徒，将他两年来研究教义的心得抄送给他们，发展更多的人入教。但他们也心生警惕，树大招风，拜上帝教的声势越来越大，必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他们决定选择更为隐秘与险固的地点藏身。于是在九月初，从黄泥冲曾家转移至高坑冲卢六家居住。此时，洪秀全听说象州有座甘王庙，甚为当地人敬畏，于是率冯云山等人赶到那里，撕毁了州官所献的锦袍，题诗于壁，历数甘王十大罪状，捣毁了庙中供奉的偶像。“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34
		
		
		
		



		
		

		
		
　　此时，拜上帝活动虽然蓬勃发展，但其真实性质只有极少数骨干知晓，存在着公开与隐秘两种运作。据李秀成后来回忆，在公开场合，洪只是“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敬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敬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而洪秀全之外，“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之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35但在当时，并无这些封号，洪秀全也尚未称王，远近信徒只知道有个天父派到人间来的洪先生而已。我们再来看其入教与祭拜仪式。
　　凡有人皈依教道而愿入会为教徒者，即施以洗礼，不问其预备或学道日期之长短也。洗礼仪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适于中国人之观感也。有一张忏悔状，上写明求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乃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任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净内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宥。受洗礼之教徒即领受各种祈祷文，于早晚进膳时念之。……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新年或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牲品献祭，祭毕，与祭者同食之。……祈祷时，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阳光入室之处，众闭目，一人代众祈祷。36
　　显然，洪秀全把他在广州教堂中观察到的基督教洗礼及礼拜仪式，加以改造，制定了自己的仪轨。但他诱人敬拜上帝的说辞，可说是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如此荒诞之教义，何以竟能迷惑万千信徒呢？
　　这就不能不提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了。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祇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法轮功、中功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有了适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大清帝国的衰败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够逞雄一时的最根本条件。大清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在接下来的嘉庆、道光两朝就走了下坡路。乾隆禅位伊始，鄂豫川陕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朝廷以举国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扑灭了这次动乱。而南方各省之天地会、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懦而隐忍，无敢先动者；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机）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40
　　这段话揭示了嘉道以来，政治腐败的最根本表现——官吏的不作为。所谓“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对话。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曰：富裕他们。冉有再问百姓富起来后又怎么办，孔子答曰：教化他们。41古代称府县两级为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这称呼隐含着一种责任，即为官者要向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致富，富裕之后则要施以教化，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官员一旦只知谋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于不顾，任其饥寒交迫，自生自灭，甚至有冤屈者无处说理，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势必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巴不得通过一场大乱改变自己贫寒无助的地位，人心思乱；社会之不公发展到这个程度，政权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员们仍会层层欺瞒，粉饰太平，甚至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看小乱是如何酿成大乱的。朝廷之风气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忧在籍，曾在家乡帮办团练的龙启瑞42曾如此描述过道光末年的几位广西巡抚：“金田会匪，芽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龙自称）做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抚某公”、“继之者”、“又继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郑祖琛，时相指的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首辅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禄位的佞臣，那么郑祖琛既是同类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位巡抚佞佛，讲求慈悲心肠，所以报经他审结的案子，宁宽毋严，许多人犯轻易逃脱了惩罚。44上峰如此，各级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宽纵，必然助长地方恶势力的气焰与扩张。而老百姓在难以得到官府保护的局面下，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屈服与依附于恶势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当地士绅阶层倡导下武装起来，建立团练，守望相助，保家卫乡。团练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为劣绅或恶势力控制，则会成为横霸一方，与官府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接替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也曾在家书中论及广西民乱的成因：
		
		
		
		



		
		

		
		
　　其地土广，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扰，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桀黠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蛊惑招诱，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盖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而俱为讳饰之。……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袒梦白（即郑祖琛，梦白是其字），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员的姑息养奸，导致广西各类非政府组织与武装蜂起。“窜扰无定，击散复聚”者，为流贼；“招纳亡命负隅抗拒”者，为土贼；“创立堂号，阳若乡团，而阴为贼盗”者，为堂匪；46此外还有天地会等会党、横行于江河水道劫掠财物的“艇贼”；等等。总的可以归纳为三大势力：团练、土匪与会党。拜上帝会亦可以归入会党一类，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为信仰基础，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传最广的会党要数天地会。其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为云霄县）高溪的僧人，俗名郑开，僧名万提喜，又号洪二和尚。47会党对百姓的吸引力在于，“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48这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为了自保，必然会寻求有组织的保护。会党的创立者的目的则大不相同，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与勇敢分子，其中，借机敛财者有之，愚弄会众自我神化者有之，聚众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会党往往成为他们追求财富、地位与权势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凭借会党的力量，从事偷盗、抢劫、走私、窝娼聚赌、绑票勒赎等违法勾当，堕落成为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的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49譬如天地会的创始人万提喜，就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会党首领的归纳，也十分切合拜上帝会的实际。它起初也行事诡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动后面，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众敛财；它以禁欲主义约束会众，其领袖却广置妾媵以满足自身的淫欲。还在金田大山中时，据被清军俘获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会首们（当时洪杨等尚未建号称王，故被会众称为“头子”）“俱着黄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50
		
		
		
		



		
		

		
		
　　嘉道以降，天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拥有丰富复杂的仪式与暗号系统，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乱的渊薮。广西的天地会组织，多由客家人建立传播，它的可怕之处即在于，任何一个天地会党徒，都可以凭借其独有的仪式与暗语，在其居留处发展新成员，建立分支，如同癌组织，在整个肌体中随机转移，四处繁殖。
　　广西之乱，起于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会党雷再浩之乱及继之而起的李沅发之乱。新宁密迩广西，故得到广西各地会党的响应，战火在湘桂边界蔓延了数年。会党之乱甫平，匪患又起，而当地的土客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动乱的形势，后来竟发展到邀集土匪参与土客族群械斗，数年之间，处处烽烟，官府穷于应付。大批客家人为求自保，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当时官府的注意力在会党、土匪身上，故其活动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拜上帝会遂得以在动乱中悄然发展。即使有当地的士绅向官府举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桂平县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率本地团练抓了冯，交保正押解赴官，途中为拜上帝会成员曾亚孙、卢六等聚众抢回。十二月，王作新等具状呈控于县，却遭知县王烈的批驳，不予受理。王作新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捕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由巡检司押送冯、卢赴县，洪秀全、曾玉珍被释。这一次，王作新提供了证据——传教的妖书，说他们“阳为拜教，阴谋图叛”。51据说王还向县官行了贿，冯、卢遂被收监羁押，而卢六不久瘐死狱中。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奏准许可中国人信仰及传播基督教，于是返回广东，打算向总督衙门申诉，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冯、卢二人。不巧的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已于十日前离任赴京了。52这期间，拜上帝会亦积极开展营救，除筹集数百串钱用以运动官府外，还向浔州府上诉呈递了该会十诫文书，以证明其为信教劝善之组织。而王作新等亦向府台衙门呈控，知府顾元恺将案子批回县里重审，新任县令贾柱遂以无业游荡为名，将冯云山递解回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说动了两名解差，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跟随他赴紫荆山入伙。回去后，冯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去了广东，于是也匆匆赶往广东，其时洪已自广东折回，两人于途中错过。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得知冯云山获释后赶去广东找他，于是再返花县与冯会合。适值洪父去世，洪居丧至来年五月，两人才相偕返回广西。这一去一来，两人足足有一年半时间未能主持会务，群龙无首，人心动摇之际，紫荆山发生了许多怪事，有两位骨干乘时崛起，成为拜上帝会的中流砥柱。
　　杨秀清（1823～1856），也是从广东花县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53又据地方志记载，杨为人“夙有异志，贫甚，以烧炭为生，而庐中常款接侠徒，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道上，时引声而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慨。……秀清性机警，喜用权智，自谓梦中能知未来事。一日语人曰：‘吾昨梦见某地有金。’闻者如言往，果得金，惊为神异，其实秀清预藏也。又尝诇人阴私，摘发之，自云从梦中窥见，其谲如此。”54如果志书所言不虚，则杨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洪秀全所谓梦游天堂，受命下凡传教之事心知肚明，拜上帝的作用在于诳骗百姓，为己所用。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杨本人也是个中高手，唯惜他见不及此，落了后手，教主与创始人的地位已被洪、冯占据，他只能隐忍一时，伺机而动。
		
		
		
		



		
		

		
		
　　而危机同时也就是机会，秀全二月末赴广东，十日之后，“天父皇上帝”便忽然下凡，托体于杨秀清。据说附体时杨的表现是一下子成了聋哑人，近两个月内不能言语，此后便能源源不断地传达上帝的旨意。据太平天国后来的官书《天情道理书》记载，天父下凡的原因是，世人不听天王（指洪秀全）的话，仍不知敬拜天父，叛逆天父（似指王秀才向官府控告拜上帝会为邪教一事），天父本拟大降瘟疫以惩罚世人，可一念慈悲，不忍凡间人民遭难，“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东王赎病之时，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瘁，艰苦备尝，甚至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总欲救得天下万郭人民永远得生。故我兄弟姊妹，今日之救得生，得享天福者，皆赖东王赎病之大功劳也。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55后来太平天国专门将天父初次下凡的三月三日，定为“爷降节”，可见这次天父附体，对于稳固危机中的会众之重要性。
　　无独有偶，另一个有心人不甘居后，九月九日，会内骨干萧朝贵，也客串了一回天兄耶稣附体下凡的活剧。萧朝贵（？～1852），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也是穷小子，“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56后移居桂平紫荆山平隘山，亦从事伐木烧炭。萧与杨秀清比邻而居，两人年岁相当，交情至好，萧妻杨云娇为秀清族妹，三人都是拜上帝会的骨干。据《贼情汇纂》记述，萧“面貌凶恶，性情猛悍”。57李秀成则称其“勇敢刚强，冲锋第一”。58据郭廷以先生分析，萧朝贵此番耶稣附体，很可能出于鼓励与坚定会众的信心，盖当时拜上帝会因毁桂平县神像，会众与官府派来缉捕人犯的兵士发生冲突。59是时，洪、冯尚未返回，而在此紧要关头，杨秀清为何将机会让与萧朝贵，殊不可解。以笔者揣测，“天父下凡”大大提升了杨在会众中的威信与地位，萧遂私下提出分一杯羹，否则便要揭破骗局，杨无奈而将机会出让。前面提到过，萧妻杨云娇精于装神弄鬼，故“下凡”云云，骗得了会众，骗不了他们夫妻，很可能杨的天父附体的把戏，灵感还是得自其族妹呢。
　　当然，还会有人看穿这套把戏，既然有利可图，自然也会跟进。一时间，紫荆山会众中附体下凡的事情不断，有的甚至与杨、萧唱反调，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洪秀全等回来后，会众将诸多下凡附体者的言辞呈其评判真伪，洪判定杨、萧为真，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在危急关头稳定大局的作用，且二人是会中的实力派，在紫荆山炭工中威信高，有大批追随者，而炭工是拜上帝会的中坚；另一方面也有利用下凡事件神化自己学说的用意。但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赋予二人上帝与耶稣代言人的神圣地位，会在日后的权力行使上，给他造成多大的威胁。
　　在匪盗如毛，遍地烽烟的广西，如同浪涛下面的潜流，拜上帝会长期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发展顺利。但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局面，随着地方上日益加剧的“土来之争”而终止。土来之争又称土客之争。“土”者，土著也，即世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客”者，客家人也，即历代为逃避战乱，由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外来族群。客家人因不断迁徙，总处在被排斥甚至充斥敌意的环境中，故而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犷悍不羁的性格，抱团之外，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祖先的方言与习俗，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凝聚力，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犹如欧洲的犹太人一样，被当地人视作异类。
		
		
		
		



		
		

		
		
　　“客（家）人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人，想做绅士，想做大婆（女绅）；小小学徒，想做老板，想做财主，甚至想做伟人，想做领袖；智识阶层更不用说。”60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加上冒险、肯干的赋性，使客家人每迁至一地，大都比当地人更易发达与成功。数代之后，客家人往往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成为富裕族群，进而买地占田，与土著发生利益冲突，并逐步演变成为土客之间的族群械斗。拜上帝会的主体是客家人，因而终不免卷入当地的土客之争。
　　当是时，盗贼日益增多，且结队成群，势甚猖獗。四出劫掠村镇墟市。官兵奉命剿捕，甚为棘手，然而贼匪虽聚散无常，漂流靡定，官兵亦常奏功。贼匪多由广东或邻省而来，即广西人所称为客家者。广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强大。本地人与客家人之感情甚坏，互相仇视，一有事端发生，仇怨更深。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子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允退让与本地人。县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状词无数，不能审判曲直，县官似乎是畏难故意推宕不理此纠纷。据说县官暗中却怂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对付客家人。无论此事确否，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占上风，因其人好勇斗狠，成为习惯，而且大概兼有贼匪加入作战。但本地人愈战愈强，经验愈富，又因其人数较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故许多客家人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
　　直至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发生关系。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集会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61
　　一些重要人物，就是为了对抗本地人的仇视与压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著名者如石达开与韦昌辉。石达开（1831～1864），父石昌奎，祖辈乃由广东和平县迁居广西的客家人，母为僮族人。石家是当地的富户，故石达开粗通文字，但因父母早亡而肄业。石达开后来被俘后的供述中称：“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共六人聚众起事。”62石达开从贵县带去的人大多为银矿矿工，精于开挖隧道与爆破技术，成为日后太平军中攻城拔寨的生力军。
　　韦昌辉（1826～1856），原名韦正，僮族人，广西浔州桂平县金田村人。韦家“素业质库（即典当铺），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3韦家虽富，可世代业农，没有功名，故为当地之强宗豪右嫉视与欺负。“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即花钱捐了个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使）大黄江巡检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韦）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64其家遂成为拜上帝会的大本营与兵器制作据点。金田背山面河，又有山路、水路与平南、象州、永安、武宣、贵县、修仁诸县相通，易守难攻，韦氏又是当地的大族，故被选为起事的大本营。
		
		
		
		



		
		

		
		
　　客家人因系外来迁住人口，要苦干几代，方可能用积累下的资产购置田产，有田产才能向官府纳税完粮，这是客家人在当地落籍的基本前提。而非落籍二十年以上者，无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得不到功名。65这样，当地的士绅阶层均为土著，而由士绅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无疑是敌视客家人的。客家人为求自保，必得托庇一个能够包容与保护自家的组织，拜上帝会适时而起，自然会成为客家人投奔的对象。如此，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与当地团练组织相对峙。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66
　　拜上帝会与土著人的首次冲突，起于金田某村的土著抢走了会徒的耕牛。会众派代表前去理论，返回时，本地人依仗人多势众，向代表开枪。会众愤而反击，以少胜多，将本地人打得落荒而逃。其时，官府正以全力剿灭会党与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仅有团练，而团练“以巡抚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不敢起练往剿”。67地方官员不作为，置而不问的结果是，这类冲突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广西士绅数十人联名赴京上告，广西大乱的的真相才在京都曝了光。据都察院代为呈递的诉状，这些绅士自县、府、道一直到省，逐级上告数十次，竟无一次得到查办。68
　　道光三十年九月，曾国藩的朋友、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上疏劾奏郑祖琛姑息养奸：“广西盗匪充斥，蜂屯蚁聚，已非一年，该抚郑祖琛事务弥缝。……广西统辖十一府，今有八府绅民李宜用等航海叩阍匍匐阙下，则民不聊生，通省糜烂，已可概见。”另一朋友、鸿胪寺卿吕贤基也奏称：“广西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胁从渐多，滋蔓渐广。”69
　　后来接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亦肯定广西酿成大乱的缘由在于历任巡抚的渎职：“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如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而闵正凤（原广西提督）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历戎行，惟陈亚溃（造反的会党首领之一）败溃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他任兵弁之鱼肉而无一顾惜。”70局势虽然严重，但拜上帝会之事此时尚隐而不显，洪秀全等仍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派人回乡接眷，并通知各地会众赴金田集结。
　　咸丰对此的处置是，罢斥郑祖琛与闵正凤，发配新疆；启用卧病在家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会剿事宜，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对广西士绅的控告严加查证。林则徐因病逝世于中途，于是又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驰赴广西，接任钦差大臣；在罢斥郑祖琛的同时，以原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此外，还调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剿，另以向荣取代被革职的闵正凤出任广西提督，并抽调广东、云南、贵州及湖南的绿营赴广西平乱。咸丰平乱的决心虽大，可从其用人调兵来看，可谓师心自用，全无章法。首先，他所用的统帅，虽都有能名，但或年高体衰，或身染沉疴，根本不适宜担任前敌统帅，其中林则徐、张必禄两人均在途中病逝，而李星沅亦于到任后不久病卒，周天爵则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其次，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起，先后调赴广西的军队有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众多省份的绿营兵，还有闽勇与潮勇，这儿抽一千，那儿调二千，像撒芝麻盐一样。总数虽然不少，却难以形成合力与有效的打击力量。再次，那么多大员一齐派过去，权位相当，谁也不服谁，必然会造成事权不一，相互掣肘的局面。李星沅逝后，咸丰意识到这点，于是再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期望他能以更高的权威，使三军慑服，但仍未能解决不同部队互不配合的大病，错失了将太平军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机会。
		
		
		
		



		
		

		
		
　　又如长沙保卫战时，“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指前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三巡抚（指新任湘抚张亮基、卸任湘抚骆秉章及江西巡抚罗绕典）、三提督（前广西提督向荣、湖南提督鲍起豹、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指两广总督、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前湖广总督程矞采）。不能灭贼，以至（太平军）北窜，亦一恨事。”71何以不能灭贼，亦在于平起平坐的大员太多，如俗话所言，九龙治水，愈治愈糟是也。
　　广西平乱的失败还在于清军战斗力之窳败。周天爵72对此曾有生动风趣的描述：“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作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73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74
　　赛尚阿督师广西，随军的幕僚王拯，也记叙了清军作战的情形：“南北两军各营一二十里之外，日报胜仗，动称擒斩数十百人，而实则我军驯至见贼即走，贼胆日张，而军威日亵。”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将不知兵，兵不习将，不重侦察，不讲计画，乡团不整，则民心未固，而贼之所至则望风奔溃矣。招勇不精，则士气多杂，而贼之所向，争为趋避矣。且赏罚不能立予破格之恩威，则军民感激畏惮之心不生，虽拥三军，犹匹夫耳。”75
　　我们再来看清军的对手。拜上帝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或是长年务农的农民，或是种山烧炭，开掘矿石的炭工或矿工。显然，比起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清军，会众们身体更强健，意志更坚忍，而且迁徙不定，四处为家的传统，使他们更有凝聚力，更容易抱团，在面临美好前景与目标时，他们也更容易舍弃固有的一切。拜上帝给与他们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精神，大难将临的预言使他们更服从教主的召唤。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团营制度”，又使他们更有纪律，并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
　　“团营”的内容究竟如何，书阙有间，于今已难得详情，但从后来太平军的军制，还是能窥到它的影子。76洪秀全等搞出这样一种组织与动员会众的方式，而且行得通，得益于上述客家人的禀性与宗教狂热。正是客家人的性格，会众才肯于举家、举族赴召，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一把大火烧掉房屋，掉头而去。正是宗教狂热，方能使会众甘心将私财缴入“圣库”，甚至泯灭长幼辈分及夫妻界限，彼此一律以兄弟姊妹相称。一入团营，则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即使是夫妻，也只能一周会面一次，在第三者的监视下谈话；男女大防极严，犯者死罪无赦。当然，作为天父上帝诸子的领袖们不在此列。77据简又文先生分析，团营制度的好处是：会众行军作战不至于为家室分心；也不至于因男女情欲分心；妻女姊妹分入女营，无异于人质，从而杜绝了叛变与开小差的可能。如此，一入团营，只有一条心地跟从教主“打江山”了。但洪秀全也给了会众们一个美好的许诺：一俟打下小天堂（指南京），家人们即可重新团聚而共享天福。78
		
		
		
		



		
		

		
		
　　以后来太平军之军制（参见表1）作参照，则金田团营作为准军事组织，应有相似的编制：最基本的单位称作“伍”，由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构成；五伍组成上一级单位，头目称作“两司马”，统率二十五人，相当于近代排一级编制；每四个“两司马”组成再上一级单位，头目称“卒长”，统率百人，相当于连一级编制；卒长之上为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统率五百人，相当于营级编制；再上面为师帅，管辖五个旅帅，统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团级编制；最高一级称军帅，以总制为辅，统辖五个师帅，一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现代的加强师。在金田时，拜上帝会党徒近万，尚不足以达到后来的规模，但其基层组织方式，应该与此没有很大差别。79
　　拜上帝会以团营方式在金田集结后，起初只是与当地团练有小规模的战斗，地方官多以土客械斗视之，并未予以重视，直至各地为官军剿捕追击的会党土匪，越来越多地投奔拜上帝会，官府的目光才开始注意到金田。道光三十年十月，盘踞在平南县大黄江一带的罗大纲（罗亚旺）、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等八股天地会党徒，投入拜上帝会，其中张钊、侯志等数股因不愿接受会内的纪律约束，旋即降清。起事前夕，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匿于平南县鹏化里花洲村胡以晄家。胡家是当地首富，田产跨平南、桂平两县，年收租谷十余万担。胡本人还有武生的功名。其为人“好高骛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80花洲位于群山之中，地势险峻，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官方得知有会党重要人物藏身于此的消息后，浔州副将李殿元，会同知县倪涛及当地士绅，带兵勇团练前往剿捕。会众们凭险拒捕，初战练勇死者五十余人，李殿元遂命兵勇封锁山路，将洪秀全等困于花洲大易山。
　　消息传到金田，杨秀清重施天父下凡的故技，声言天父神示，教主有难，号
　　召会众前往花洲“扶主”。于是大批武装会众赶往花洲，官兵众寡不敌，洪秀全等遂安然脱险，之后取道思旺墟，前往金田大本营与杨秀清等人会合。十一月，驻扎浔州，接替张必禄统军的贵州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等率军围剿，遭到拜上帝会大股武装团营的攻击，官军大败，伊克坦布阵亡。事后署理巡抚的布政使劳崇光（其时周天爵尚未到任）报告称“贼势浩大”，“人数约有万余”，要求朝廷调兵增援。但此时官府仍以为金田一股是“会匪”，仅知抗击官军者是韦正的部下，直至次年正月，尚误认韦源玠（韦昌辉之父）为“尚帝会”之首逆。81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之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即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拜上帝会是个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且耐得劳苦的团体，与地方团练及官军大小数十战后，越打越会打，对于作战已无师自通。战斗发生于自家地盘上，人人生死以之；论地形他们远比官军熟悉，论素质他们又具有前述的种种优势，暮气已深的八旗与绿营，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诚如周天爵所论，紫荆山一带，“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叠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现于今，而国事危矣。”82周天爵的担忧，很快就成为事实，而且比川、楚白莲教起义蔓延得更广，持续时间也更久。
		
		
		
		



		
		

		
		
　　起事伊始，拜上帝会屡战屡胜，不仅广西地方官军、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外省调集来的所谓精兵，如向荣所部，亦屡遭败绩。于是身在前敌的三位大员（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名上奏，声称兵力不敷足用，“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要求朝廷派“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名，选派得力镇将管带前来”。83这下，咸丰沉不住气了，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二月），又授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随同前往广西督师防堵，并陆续抽调安徽、云南、贵州、湖南精兵各一千，四川兵三千从征。从清廷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出，咸丰仍在沿袭前一段的战略错误。首先，派去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号令不一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其次，这个省调几千，那个省调几千，兵力分批次投入，仍然形不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这些老毛病，最终导致清军一溃千里，太平军烈火燎原，不可向迩的局面。
　　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拜上帝会的士气，也提高了洪秀全等人的自信，天下将乱，自是英雄乘时而起的大好时机。清军既不足为惧，造反自然也不足为惧。拜上帝会遂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在金田韦氏宗祠，借祝寿之机，在集体敬拜上帝的仪式上，奉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定国号为太平天国，立洪氏长子天贵为“幼主”，以第二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改正朔，易服色之后，天王发布人事命令，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其他大小骨干则分别授予丞相、检点、指挥、总制、将军诸职。84此后，清军方从太平军发布的文告揭帖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对手并非寻常的会匪，而是“尚弟会”，85迟至第二年三月，清方方确认其头目为洪秀全。86四月，乌兰泰一军开抵武宣，在奏报敌情时，朝廷才知道转移到这里的太平军“已立有伪王伪官名目，留发易服，众至万余，……实为广西心腹之患”。87而此时，距拜上帝会起事（金田团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个月。由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与相关情报信息的混乱缺失，使得蛰伏六年的拜上帝教得以从容坐大，而官府则已失去了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
　　金田是一处山乡，上万会众聚集于此，必会造成很大的给养负担。故太平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流动的方式作战，即不断向能提供丰富给养的地区转移，以获得人员与粮秣的补充。广西乡间有许多称作“墟”的地方，是些人口集中的大村，同时又是地方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农人们赶集交易之处，故又被称作墟市。这些地方相对富裕，多为当地土著人的势力范围。太平军最初的目标就是这些墟市，起事后，他们首先占据的，就是一贯与之作对的王作新所在的新墟，“此是上言王姓富绅所属地。所设粮食店及当铺适足供给此辈客家难民丰足的衣食”。王家遭到报复，死者八十多人。给养将尽时，太平军则主动放弃了新墟，转而攻占了另一处与之为敌的土著村庄——大村，“此处粮食供给亦多”。88太平军每攻占一地，掳掠当地士绅富户而外，都会将民众召集起来“讲道理”，即宣传拜上帝教，号召民众入教，参加到推翻满清，建立汉人统治的天国的运动中来。“洪杨等初起，每至一村，必裹胁壮丁妇孺，尽焚房舍，绝其顾念，势必随行。”89由此，太平军的人数日益增多，乡村所得远不足以满足其给养，势必会攻城略地，以满足愈来愈大的需求。此后，这几乎成为太平军之行动与发展的固定模式，如同滚雪球，不断在更大规模上重复。
		
		
		
		



		
		

		
		
　　太平军与清军的首次大战发生于咸丰元年一月。清军集中了近万兵力，由向荣、李能臣、周凤岐率所部分三路进攻盘踞在大黄江牛排岭一带的太平军，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反击，清军大败，退守官塘。二月六日，两军再战于牛排岭，坚守两日后，太平军焚毁大黄江村墟，主动转移至桂平新墟，随即穿越紫荆山，于九日进入武宣县东乡。
　　第二次大战于十七日展开，太平军分三路进击，在东岭村大破尾追至此的向荣部与赴前敌督师的周天爵，清军退至三里墟。
　　相持到四月，清军在武宣形成合围态势，试图将太平军围堵于此。但由于秦定三、周凤岐、和春等将领拒不用命，致使太平军轻易摆脱了清军的包围，于十六日北上，并一举攻占象州庙旺、寺村、中坪等村寨。
　　太平军突围，周天爵被夺去兵权，改由乌兰泰督师。五月十日，清军再败于中坪独鳌山，溃散千人，此后官军便只是远远地围着，无所作为。而太平军经过一段休整后，象州的盐粮又虞匮乏，遂于六月四日放弃象州，返回武宣东乡，转趋桂平金田、紫荆山等地，清军则分头尾追。而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也于此时赶到了省城桂林，曾国藩的老友江忠源也赶到广西，被分派到乌兰泰的麾下担任幕僚。此后数月，太平军打起了运动战，在桂平紫荆山、平南花洲一带与清军周旋。
　　八月，太平军穿越鹏化山进入藤县，在大黎屯休整五日。太平军后期名将李秀成等即于此时举家加入太平军，临行时放火焚屋，绝了众人的念想，随军北上永安。90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这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城池。
　　太平军沿途招纳裹胁，此时人数已达到三万五千余人，但多为随行的眷属，其中能够作战者仅五千余人（据《贼情汇纂》），而清军此时已有四万人之多，可却任由这支携有老弱妇孺的队伍，所向披靡，一路顺畅地攻城略地，由此可以想见清军战斗力的低下了。闰八月初七，洪秀全入驻永安。永安盛产稻米，为大军提供了丰厚的给养，故太平军在此休整，一待就是五个多月。而清军虽尾追而至，仍只是围而不进，两军差不多处于休战状态。起事一年来，太平军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屡克清军，壮大发展，其功劳全在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其中杨秀清“尤谲诈有才”，洪“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任之，任其裁决”。91尤其是，杨每每在作战的紧急关头，演出“天父附体”的活剧，对于稳定军心、激发斗志起了极大作用。论功行赏，势在必行，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遂颁诏加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而“以上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至此，杨秀清的领导才能已为全军所公认，其地位也超越于众人之上，而其天父代言人的身份，则是洪秀全也不能不忌惮三分的。此外，秦日纲、胡以晄以下有功将士八百余人皆晋升有差。
　　自十一月起，陆续赶到的清军开始收拢对永安的包围，双方的战斗开始频繁起来，“永安州粮草殆尽”，坐困孤城，清军的炮弹可以轰进城中，92局势变得于太平军不利。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杨秀清又一次天父附体（用天国的行话，叫做“天父大显权能”），作为突围的战前动员。十六日，自二更起，太平军分三波冒雨突围，头波是韦昌辉的前锋，之后是洪杨所在的大队，第三波是萧朝贵所带的断后部队，五更才出发。这波以老弱妇孺为主体的太平军眷属，在古苏冲被清军乌兰泰部追及，战死两千余人，损失惨重。十九日，先期突围出来的太平军，在屋寮岭大洞山口设伏，与尾追而来的清军主力乌兰泰、向荣诸部殊死力战，清军大败，四名总兵及四千多名士兵战死，乌兰泰仅以身免。太平军随即掉头北上，直趋桂林。太平军原想伪装成清军，赚城而入，不料向荣由间道日夜兼程，先一步赶到桂林。二十九日太平军兵临城下时，省城已严阵以待。省城一旦失守，前敌将帅会受到严厉处分，乌兰泰亦鼓勇追击，在省城南门外将军桥与太平军接战，伤重不治身亡。
		
		
		
		



		
		

		
		
　　与清军相持月余后，太平军继续北进，连克兴安、全州。四月二十三日，弃全州北进的太平军，原想乘湘江涨水，由水路进军湖南，但在蓑衣渡水塘湾遭到江忠源所部乡勇的伏击。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船只被虏获三百余只；这是起事以来，太平军首次遭到重创，也是湖南乡勇初次崭露头角。
　　水路受挫，太平军改由旱路北上，一路连克永州、道州，修整两个月，其间当地会党及周边民众，踊跃投军，增员二万之众。尤其是郴州煤矿数千矿工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太平军的力量。此后太平军便有了一支精于穴地攻坚的土营。六月底，全军取道桂阳、郴州、安仁、荼陵、醴陵直趋长沙，一路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洪杨大军尚在郴州，前锋萧朝贵部二千余人已兵临长沙城下，攻城时，萧朝贵中炮伤重而亡，自八月至十月，太平军数次穴地攻城不得手，给养渐形匮乏，遂掳益阳民船北进武昌，攻克武昌后，太平军力量急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数十万人舳舻千里，直下江宁，最后定鼎金陵，成为与大清抗衡十四年的割据政权。
　　前后不过两年，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何以能够从容周旋于多路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最终猛虎出山，将大江南北搅了个天翻地覆。除去本章前述分析，我们还是用参与广西围剿的清方将帅自己的话作一总结。
　　乌兰泰继周天爵之后，一度为前敌统帅，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是临阵磨枪、平日全无训练之辈，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黔军威宁、古州二营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以为凭借，甚至接到军令亦趑趄不前。结果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而“军营之弊往往以败仗报胜仗，杀贼以少报多，藉以邀功保人。伤亡官兵以多报少，俟获胜仗，陆续填报，借以避罪”。93清军将领与士卒如此素质，难怪与敌作战会望风披靡了。
　　赛尚阿继李星沅后出任钦差大臣，赴前敌督师，他在奏报中向皇帝说了实话。紫荆山一带的作战，太平军“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由庙旺而中坪、寺村，屡次奏牍但言穷蹙思窜，其实该匪定期捉夫，从容而走，官兵壁上环观，竟有无可如何之势”。94
　　邹鸣鹤继周天爵后出任广西巡抚，其呈报广西吏治废弛则云：“迨任事后，检阅卷宗，咨询舆论，如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藉以人证难齐、屡催莫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迭更，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稽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之废弛尤甚。除大股小股匪徒已成滋事巨案不计外，具报连劫数家数十家，甚至截江焚村、拒捕劫官之案，屡见迭出。行旅处处戒严，通省无一完善之区。臣触目惊心，不得不细询乡绅之诚实者，均谓：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95积案如山，盗匪如毛，地方糜烂至此，难怪官员们视广西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了。
		
		
		
		



		
		

		
		
　　江忠源奉调随军，在乌兰泰营中出任幕僚，他将清军的不中用归结为两点：一、将帅不和，上下隔膜。“逆匪滋事以来，蔓延两省，辗转两年，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遂至溃烂不可收拾。”96二、将帅赏罚不明，致使军心不服。“军中积习，打仗则以败为胜，获胜则以小为大，杀贼则以少为多。大帅但据总统文报入奏，功过不明，赏罚因之失当，士卒因之解体。”97
　　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江忠源还乡募集乡勇千人赴援广西，蓑衣渡一战，江部重挫太平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上颇有心得。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说：“贼众虽称万人，其实能打仗者不过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异常骁勇。我前彼仍退，我退彼乃前，惜各营将惫不能忍此须臾。以忠源身经数十战所历验不爽者，务望宣示乡勇，俾临阵保有把握。又驻扎地方，必须先筑营盘，深沟高垒。贼初来时，但在营中用枪炮轰击，俟贼威势既竭，然后出而击之，靡不胜矣。”又论太平军之战法曰：“然贼亦无他伎俩，不过到来之先，遣奸细以虚词恐骇之；将到之际，遣前队以甘言笼络之；既到则杀戮淫掠，无所不至。愚民至此，虽知被绐，而已悔不可追矣。”98在他看来，清军在广西，本来是有机会的。
　　七八月在新墟时，四面合围，本可歼旃，因在事诸公各存意见，遂至困禽漏网。及攻陷永安，向军门（即向荣，军门乃提督之别称）相隔百余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五十余日不敢进。
　　……去年六月，贼至桂平、新墟时，忠源方在乌都护（即乌兰泰）幕中，力主围贼之议，都护深韪其言。因诸将各怀意见，其后遂有官村之败。自贼据永安，以东路空虚，为都护作书请兵，十上而说不行，遂有大东（洞）之败。至自桂林窜出，攻陷全州，忠源先军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道，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时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贼果从河东小路窜出，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之？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因诸将懦不用命，以致江华、永明相继失守。适贼至七里江窜走，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追尾。无奈拦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开门揖盗，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贼皆入无人之境。贼又知我兵不能拦头也，而以后队敌追兵，以前队攻城池，由是而永兴、安仁、攸、醴一带遂不保，且渐渐逼近省垣矣。99
　　耗时两年，军费千万，却是这样一种结果，咸丰震怒了。所有带兵大员均遭处分，而身为统帅的赛尚阿处分尤重，不仅被罢黜了钦差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而且被逮问，处以斩监侯（死刑待决）。改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其实如前所述，皇帝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用人不当，调度错谬，才是根本的败因。可在专制政体下，从来都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赛尚阿是不能不当这个替罪羊的。
		
		
		
		



		
		

		
		
　　武昌失守，继之以安庆、江宁（南京）沦陷，局势危笃，皇帝慌了，吃不住劲了，要动员百姓了。三年正月，咸丰发布了大办团练的上谕：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后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即荡平。即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且有杀贼立功者。况各处乡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匪，一经约束，亦将驱邪归正，共保乡闾。惟有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众志成城之效。著各督抚分访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容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由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各团中如有捐资倡助，或杀贼自效者，地方官即详申大吏，据实奏闻，朕必立加奖叙。如广西湖南各乡团出力者无不渥沛恩施。凡土著良民，各有产业，与其仓皇迁徙，抛弃田庐，转不免土匪乘机抢掠，何如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赀练族党乎！100
　　之后，朝廷在两个月内，相继任命了多名在籍大臣督办其所在省份的团练，连先前的曾国藩在内，共计四十三名。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曾国藩。太平军如燎原的野火，一路烧过湖南后，湖南也开始有了动乱的征兆。原来蛰伏着的许多会党、土匪，受到太平军胜利的鼓励，开始蠢蠢欲动。湖南历来是会党之渊薮，说起来，湖南新宁天地会的雷在浩、李沅发之乱，正是引发广西大乱的星星之火。太平军入湘，天地会党徒，大多投奔而去，但仍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的民间会党，成群结伙，啸聚山谷。此外又有平日横行乡里之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及四处游走偷盗之徒，都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之所以会如此，“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弥缝掩饰，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101
　　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所论，堪称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处，必有强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国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强，安良去莠，方能使社会安定，人民乐业。官府若放任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社会将会失去公正而沦入无政府状态，人与人之间也将蜕化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丛林原则，也就是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谁的胳膊粗，拳头硬，谁人多势众，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资源。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组织起来自卫，或屈服或依附于黑社会，二者均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颠覆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一套保持社会平衡与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强扶弱，除暴安良。
		
		
		
		



		
		

		
		
　　当然，光有制度、法律还远远不够，还要看这个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贯彻执行。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也是个阶级没有充分分化的社会。国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官僚集团构成金字塔尖的上层，下面是由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塔基。其中只有士这个阶层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进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集团而跻身统治阶层，退可以以士绅身份影响地方事务，从而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官僚与绅士都属于精英阶层，也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穷人也可以通过科举，富人更可以通过捐纳跻身于其中。帝国的行政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通常要通过民间自治组织——保甲实施政令，完粮纳税，而士绅阶层对此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士绅与官僚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士绅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乡村的眷属，故与统治者休戚相关；但士绅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官府的作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导致政令不通。故一个地方的治绩好坏，常常取决于官绅间的互动。通常，官员若廉洁公正，会得到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阶层）的拥护与合作，其施政会顺利得多；官员若贪贿不公，则会遭到他们的抵制，不仅难于施政，甚至会引发士绅们的反弹，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团中的同乡、同年、戚友等各种关系，将其劣迹举报给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终将其挤走。
　　曾国藩家族所在的湘乡，也是这样。国藩做京官那十几年，家乡几任父母官的官声都不佳，“先是，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浮收倍取，恣为奸诈”。102道光二十八年，县中士绅甚至推生员王錱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于武昌折回，没有告成）。但曾国藩极不愿家人干预地方事务，给人以武断乡曲的劣绅形象，故为家人出了个应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务中，保持一种置身于事外的超然立场。“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103
　　但清官则不同。道光三十年，酃县知县朱孙诒调任湘乡，这是位清官，下车伊始，即召见王錱等士绅，询问一县之利弊，随后便对赋税的征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朱公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劵，不复假手书吏，祛百年积弊。”104故大得全县绅士百姓的支持。不用书吏，那么征收的工作交给谁？朱孙诒决定交给绅士们来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以至于一向置身于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改革。在给国藩的家书中，竹亭公之兴奋溢于言表：“今年钱粮公事办得极好。朱石翘父台（石翘为朱孙诒之字，父台为对父母官的尊称）不受钱，有能有为，不为吏所惑，除弊务尽，除恶必去。百余年积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户一旦乐输，甚非易易。余与赵玉班、朱尧阶、贺石农、刘月槎及潢男（即国藩的二弟曾国潢）等十分辛勤帮石翘父台办成。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齐上；各都均踊跃，完粮者欢声载道。至乐捐以弥补上年户房书办亏空。正饷随各姓捐照样，去年粮户两房包征浮收，连捐项尚是减价，并无勉强者。”105又云：“予数月奔走，费钱费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绅耆皆踊跃从事，所以易易也。”106
		
		
		
		



		
		

		
		
　　赋税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恶势力，安定地方，由于得到士绅们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顺利完成。湘乡如同他处，也有会党活动，还有些为恶乡里的地痞恶霸，纠结宗族势力，偷盗抢劫，抗税抗粮者，共同构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朱孙诒在改革弊政的同时，对这类人也出以重拳，一举端掉了有会党背景的熊聪一团伙与左光八等黑恶势力。107士绅们以前对这些人畏避三分，现在有官府牵头整治，众绅极为踊跃，甚至派出数千乡勇参与行动。用竹亭公的话说：“我县粮饷、会匪二事相因，会匪有粮者不少，抗粮之户从此生端，而会匪之羽翼更多，亏欠公项之户房又从而阴护之（李寿七、李寿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惧国法。今年赖有此好制军，好县官，绅士乃敢出力帮办，真是官清民安。”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则民必不安，早晚会酿出大乱子来。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被私欲蒙住了眼睛的官员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直至乱象四起，民心丧尽，方悔之无及，而历史很可能已不会再给他们洗心革面的机会了。
　　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广西大乱的根源，即出于地方官员的养痈遗患。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为己任。
　　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党伙，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繁；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故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109
　　敢不敢动地方黑恶势力，肯不肯下大气力办案，除恶务尽，不仅百姓绅民在看，黑恶势力也在看。拖而不办或敷衍了事，等于是向他们发出错误的信号，百姓会更惧怕，黑恶势力则更有恃无恐，官府之权威会流失，社会原有之正常秩序则被破坏，而动乱也就不远了。曾国藩早就认为，官场多年来养成了一种疲玩的风气，在道光三十年的《应诏求言疏》中，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如何扭转这种积习颓风，其实早在入仕之初，他对此已有了自己确定的看法。
　　至于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110
　　现在皇帝授权他帮办团练，搜查土匪，不啻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曾国藩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振玩”的实践。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公告最后宣示，自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11曾国藩的话说的既猛又狠，以他一个丁忧在籍的京官与帮办的身份，能够说到做到吗？但他做到了，因为他手里有武装，有军事资本。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陷道州时，全省风声鹤唳。在衡州布置防堵事宜的湖广总督程矞采，檄令各府县募集乡勇以备战守。湘乡县令朱孙诒为官清廉，治绩良好，很得士绅百姓的拥戴，故在此事上一呼百应，最初积极参与此事的有廪生罗泽南、112生员王錱、增生罗信南，还有生员刘蓉、谢邦翰、潘鸿焘、易良翰、杨昌濬，武生员杨虎臣、童生易良幹、罗信东、康祖成（康景晖）等，其中大半是罗泽南的学生。由于他们的努力，很快建立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分别由王錱（左）、罗泽南（中）、罗信南（右）统带，由于骨干多是有知识的书生，故这支队伍的素质很高。当时湖南其他府县，也有编练乡勇的，如新宁（江忠源编练）的楚勇、宝庆府的宝勇、浏阳县的浏勇等，故湘乡来者被称为湘勇。乡勇起初的作用只在保境安民，防御太平军入境。太平军北进湖北，长沙解严后，巡抚张亮基调湘勇赴省城以充实防御，适逢朝廷要曾国藩帮办团练，这支家乡子弟兵便顺理成章地隶于其麾下，成为他用以剿匪的基本力量。
　　从曾国藩此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已决意用严酷的手段治乱，而且其想法得到了张亮基等人的支持。胡林翼在贵州剿匪，成绩斐然，曾去信求教，“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113在给老友冯卓怀（树堂）的信中则称：“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养贼作子，重兴萌蘖，而贻大患乎？”114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自言“札各处绅士缚著名之痞匪，差为响应，至则斩刈，不敢复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115阴骘者，报应也。一般人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过多，会遭报应，死后亦不得超生。他这番话，既是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决心。
　　在搜剿土匪方面，乡勇战绩斐然。
　　先是，湖北崇阳钟人杰于道光二十二年末起事，占据崇阳、通城两县，戕杀县官，称王设官。其时浏阳东乡周国虞、曾世珍等人以防寇为名，组编团练，“招聚不逞之徒，为暴乡里，习刀茅，治炮械，志益叵测，邑人多隶名其中”。116周等命名其组织为徵义堂，由于人多势众，俨然成为当地与官府相抗衡的一大势力。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派人与徵义堂联络。浏阳团总、廪生王应苹捕获了联络人，得到了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复信，被周等杀害。张亮基得讯后，暗地派人探察徵义堂的虚实，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派江忠源率所部楚勇千人前往浏阳，连战十二日，斩擒千余人，解散胁从者近两万人，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张亮基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携江忠源部赴湖北，江仅带走四百人，而留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楚勇千人留驻长沙。此后，湖南剿匪的担子便落在了曾国藩肩上。
		
		
		
		



		
		

		
		
　　正月二十二日，接到耒阳县的禀报，常宁有土匪啸聚，曾国藩当即委派刘长佑带楚勇五百，王錱带湘勇三百前往围剿。曾氏对他们约束甚严，告诫他们：“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117刘、王尚在途中，常宁土寇即闻风而散，恰逢衡山曹戭、李跃聚众六百在草市起事，两军分进合击，大破土寇，这是湘勇初次作战，牛刀小试，大获全胜。
　　五月，江西土寇迫近桂东，罗泽南、王錱率部防堵，斩刈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
　　之后，罗泽南、罗信南部赴援江西，王錱率部于湘南郴州、桂阳等地搜剿土匪。七月，兴宁一战，毙俘二百余人，湖南之形势稳定了下来。
　　在扫除地方黑恶势力上，曾国藩亦施行铁血政策。上任伊始，他便在自己驻节的公馆开设了审案局，“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118“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119其严酷无情，在他此时的书信批牍中，可以略见一斑。
　　对于捉到的土匪或会匪的首犯，他要求一经确认，即行正法，绝不宽待。如巴陵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先后讯明正法，他批示“实堪嘉尚”，“现闻岳州宵小敛迹，几有道不拾遗之风，可见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更期坚执不懈，讼棍痞匪，一例严办。”120
　　匪盗之外，地痞讼棍也在打击之列，原因是“地痞讼棍与著名之土匪，气类相合，严办数人，宵小自然敛迹，幸勿稍存姑息也”。121
　　他主张办案要从快从重，不必拘泥于司法程序。“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以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122又云：“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斩刈唯恐不速，尚何牵拘文义之有？”123
　　对于平日为非作恶，鱼肉乡里的差役，国藩称之为蠹虫，批示“亟宜翦除，以靖地方”。“此种集蠹，锄一恶即足以快万众之心，幸勿稍存姑息，久遏民怨。”124
　　对于乘乱抢劫者，他指示：“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凭空诬人为盗者，亦立毙杖下。”125
　　此时，曾国藩身上，已全然不见儒者温和敦厚的影子，而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法家面目。乱世难有作为，他认为：“今日疲弊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案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126又曰：“除暴安良，为今有司第一要务。否则，弱肉强食，粤逆不到之区，亦为土匪蹂躏不堪矣。”127
　　但他也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主杀。在指示各州县缉盗之批牍中，他亦屡屡指示不可以捕盗之多寡定功过，以免“诬拿平民”；抓获盗贼后，要认真研讯，“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128要求各地对抓获的人犯，“务期研讯详确，无枉无纵”。129
　　这样，四个月内，“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限期交人，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130至于各地依其指示就地诛杀的匪徒痞棍，其人数当几倍于此。
		
		
		
		



		
		

		
		
　　在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从事剿匪除恶的同时，民间也渐渐生出来一种舆论，不少人对他的严刑峻法抱有非议，甚至有人给他起了“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但曾国藩悍然不顾。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曾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31
　　他无视地方官场的规矩，必然会引起忌恨，好在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132的朱批。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严酷，在当时是必要和及时的。首先，剿匪有助于恢复一度被战乱搅乱的正常秩序，稳定住民心；其次，扫除社会黑恶势力，大大恢复了绅民们对朝廷与官府的信心。从后来事态发展看，收效显著。太平军后几次进军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时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到各地团练的顽强抵抗而难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没有曾国藩这一番猛烈扫荡，湖南稳定不下来，后来便不可能成为东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粮饷。
　　然而在官场中，还是有人对他侧目而视，不少高官对他敢于负责，勇于任事的作风看不惯，认为他喧宾夺主，目中无人，越俎代庖，僭越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久，一场他所始料不及的冲突发生了，竟迫使他不得不离开省城，避到衡阳去办理公务。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9页。
　　2同上，第240页。
　　3同上，第242页。
　　4同上，第91页。
　　5《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39页。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五卷，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第190页。
　　7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七，岳麓书社版，第329页。
　　8“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又云；“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3～84页。
　　9“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参见同上，第95页。
　　1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47页。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6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译者序》，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页。
　　13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9月版，第4页。
　　14罗家伦：《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序》，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1986年9月版，第2页。
		
		
		
		



		
		

		
		
　　1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卷首绪言》，同注13，第39页。
　　16洪氏家世，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13~15页；简氏曾亲访洪氏故乡并抄录洪氏族谱，所道尤详。
　　17参见同上，第16页。
　　18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5~19页。
　　19同上，第22~23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卷二百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第8180页。
　　21戴锡章：《西夏纪》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58页。
　　22参见《明史·流贼列传》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第7956页。
　　23《洪仁玕自述》，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6月版，第847~848页。又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页。
　　2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42页。
　　25洪仁玕：《英杰归真》，《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570页。
　　26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道光十二年部分，上海书店版1986年9月版，第8～10页。
　　27参见同上，第38页。
　　2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1～32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69～71页。
　　29“例如，彼等在各章中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均不知其所指是谁，……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彼必将‘汝’、‘他’等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盖其以为此几本书乃特为其个人而作而由天所赐者也。每见书中有‘全’字，则辄以为是指其本名秀全。”“其时秀全在莲花村与李某继续研究《劝世良言》。书中词义均自行忖度，……彼等以为‘天国降临’即是指中国，而上帝选民乃指中国人及洪秀全。彼等又定制宝剑二柄，各重数斤，长三尺，秀全与李各佩其一。剑上镌三字曰：斩妖剑。”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26、28页。
　　30同上，第28页。
　　31“时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之下半年，秀全仍居乡间。有乡人巫姓者自广州回官禄村，告以有一西人名‘阿罗哥’者在广州传教，其教理与秀全所传者大约相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99页。
　　3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4～35页。
　　33同上，第38～39页。
　　34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53页。又见《太平天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648～650页。
　　3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1～482页。
　　3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9～40页。
　　37《论语·颜渊》。
　　3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版，第482页。
		
		
		
		



		
		

		
		
　　39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清经世文编·治体三》，中华书局1992年4月版，第226页。
　　40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33～634页。
　　41“子适卫。冉有仆（从）。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42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会试状元，授修撰，曾任江西布政使，太平天国起事时，龙丁忧在籍，后奉朝命帮办广西团练。
　　43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第250～251页。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三年进士，授任户部郎中，后辞官归乡，讲学于扬州学院，师从桐城古文大家姚鼐，为“姚门四弟子”之一。
　　44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浔州知府顾元恺上报逆案，郑祖琛没给他好脸色，他将此事告诉了左江道台陈启迈，陈启迈赴省询问藩、臬两司，“始知郑祖琛先接大学士穆彰阿信函，嘱其设法解散，不可轻易入奏，自取咎戾。遂立意隐庇，凡遇叛犯，概行开脱。顾（元恺）仰承意旨，将各犯发县看管，并未审讯，即令取保释放，此二十七年八月内事也。后郑祖琛获罪遣戍时，将穆彰阿原信送与赛尚阿等阅看，见者无不痛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54～355页。但此事不见于清宫档案，咸丰在罢黜穆彰阿时也没有提到此事，故此传闻只能作为参考。
　　45转引自李滨《中兴别记》卷二，《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第19页。又参见《中国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6页。
　　46参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395页。
　　47参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63页。
　　48同上，第3页。
　　49同上，第4页。
　　50《李进富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9页。
　　51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59～61页。
　　5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3页。
　　53《天情道理书》，《中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70页。
　　54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四十一，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27页。
　　55《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6页；又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62～63页。
　　56同上，第371页。
　　5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47页。
　　58《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5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65～66页。
　　60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61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2～53页。
　　62《石达开自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书店版，第780页。据《浔州府志》记载，“谓来人与土人械斗，败走桂平等处。会金田倡乱，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从之”。时间在道光三十年九十月间。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83页。
　　63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同上，第47页。
　　64《浔州府志》卷五十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28页。
　　65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第30页。
　　66《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2～483页。
　　67光绪《贵县志》卷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36页。
　　68《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等呈控情形折》及附件，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56～60页。
　　69李滨：《中兴别记》卷一，《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第14页。
　　70《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87页。
　　71《骆秉章自注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五辑之144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0～51页。
　　72周天爵（1772～1853），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累官安徽怀远知县、宿州知州、庐州知府、陕西布政使、湖广总督、漕运总督等职。接任广西巡抚时，年龄已经78岁。
　　73鹯，音瞻，一种善于从空中扑击猎物的鹞鹰类猛禽。
　　74周天爵：《致周二难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316页。
　　75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同上，第330、333页。
　　76据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奏报，“金田逆匪以二十五人为一旗，共二百八十五旗，亦有供称三百旗（约七千人）。”此情报得知于被俘的太平军俘虏，应属可信。所谓“旗”，以人数论，似应为“两司马”一级。
　　77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六人结为异姓兄弟，共奉上帝为天父，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为长兄，洪秀全为次兄（洪以上帝次子自居），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彼此以兄弟相称。而六姓合而为一，成一特殊宗族，被称作“国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31～132页。洪等如李进富供词所述，“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参见注50。
		
		
		
		



		
		

		
		
　　78参见同上，第204～205页。
　　79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
　　80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41页。又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81参见劳崇光、周天爵有关奏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0、87页。
　　82《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同上，第88页。
　　83参见同上，第99页。
　　84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建号的时间，简又文先生有详尽考证，笔者从之，不赘述。详见《太平天国全史》（上）第四章“金田起义记”。
　　85洪秀全建号称王十日后，有关金田拜上帝会起事的情况，才首次见诸李星沅、劳崇光与向荣的联衔会奏中：“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等结尚弟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嚣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1页。
　　86《李星沅等奏金田首领洪泉即洪秀全情由片》，咸丰于四月初六日批阅，据此推算此片上奏日期当在三月。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6～107页。
　　87《乌兰泰奏驰抵武宣办理军务折》，同上，第118页。
　　8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56～57页。
　　8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5页。
　　90李秀成原名李以文，家居大黎屯。李家先已信奉拜上帝教，遂于此时加入，详情见《李秀成自述》。
　　9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第44～45页。
　　92《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8页。
　　93《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73、175页。
　　94《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同上，第209页。
　　95《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同上，第259页。
　　96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7页。
　　97江忠源：《与徐仲绅制军书》，同上，第69～70页。
　　98同上，第62页。
　　9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列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版版，第54、58～59页。
　　100《咸丰三年正月癸丑谕内阁》，转引自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十九。
　　101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4～45页。
　　102《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五辑之24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6页。书吏在征收赋税，办理案件等公事中，往往与衙役上下其手，沆瀣一气，为自身谋取利益，而浮收倍取的对象不仅是百姓，亦包括当地的有产者——士绅，这自然会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反抗。而府县官员主要关心的是按时足额完成官方交办的任务（任务完成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其考绩升迁），故会放任下属。对此，瞿同祖先生在其《清代地方政府》第三章“书吏”中，有详尽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看该书。
		
		
		
		



		
		

		
		
　　10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8页。
　　104同注102，第56页。
　　105《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2页。
　　106同上，第11页。
　　107“八都左光八，窝藏各乡各县贼徒，常有百余人聚会，为八都、廿三四都害将三十年”，“若辈遇强者则窃，遇弱者则劫，各处有齐六七百人立意欲提获究办者，总是受伤而归。自督抚司道而下均案集如林，未有能治之者。”参见曾国潢致曾国藩家信，同上，第86～87页。
　　108同上，第12页。
　　109《与各州县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7页。
　　110《复贺长龄》，同上，第4页。
　　111同上，第104页。
　　112廪生，是享受国家钱粮补贴的秀才；生员，是不享受补贴的秀才；增生，在正额之外增入的生员（秀才）；武生，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生即武生员，又称武秀才；童生，即读书备考，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参见《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60页。
　　11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11页。
　　114同上，第113页。
　　115同上，第118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35页。
　　117《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26页。
　　11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5页。
　　11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34页。
　　120《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1同上，第10页。
　　122同上，第30页。
　　123同上，第39页。
　　124同上，第65页。
　　125同上，第19页。
　　126同上，第27页。
　　127同上，第59页。
　　128同上，第1～2页。
　　129同上，第58页。
　　13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13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14页。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6页。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事情起因于练兵。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泛江东下后，朝廷调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收拾残局。曾国藩与张亮基虽是初识，却甚为相得，依依惜别之后，1曾国藩回到长沙，将带到长沙的一千乡勇，“仿戚继光兵法编伍训练，以备防剿，名曰湘勇”。2其时，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杨岳斌、蒋益澧、萧启江、张运兰等皆在军中，后来都成了名声喧赫一时的湘军名将。
　　皇帝交办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搜剿土匪一事，他很积极，很投入，成效也很显著；可帮办团练，他从一开始就不积极，而是提出，在各县团练中，“择其壮健而朴实”的乡民，加以军事训练，以期成为一支战守兼备的新军。“公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号，自此起焉。”3其实道理很简单，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吆喝而已。
　　团练是一种民间防卫组织，成员大多为本地农民，平时要务农养家，只能于农闲时抽空训练，加之经费有限，装备窳劣，训练不足，战斗力也强不了。防匪防盗差可一用，若以之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对手，则无异于驱牛羊入于虎狼之口，是绝不可行的。还有个大问题是，办团练要用钱，国家不给钱，只能靠本地的捐纳集资，难度本来就大，且一旦经手人或承办人不可靠，从中聚敛贪污，则非但无益于地方，反而会成为扰民、害民的秕政。
　　那么为何非要在正规军外另建新军？扩增正规军不成吗？不成。曾国藩虽是个文官，没有带过兵，可耳闻目睹，尤其是官军围剿太平军两年来的事实，使他坚信，这样的军队是绝无可能克敌制胜的。早在做京官时，他便向咸丰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将军队的现状，做了这样的归纳：“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雎，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4为此，他提出将绿营兵兵额减少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的水平，汰兵五万，每年节饷一百二十万两，将之用于军事训练，走精兵路线。
　　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罗尔纲，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湘军新志》，其时，罗对湘军军制的研究，是经过胡适先生指导的，故尚遵从胡氏实证主义的治学传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5故此书资料详瞻，评论允当，诚为一时之选。今日读之，仍不失其价值。其后出之作，相形之下，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新志》中对当时清军的腐败窳劣，综核有序，正可以作为曾氏力主改练新军的注脚，故笔者不吝篇幅，于此转述之。
　　罗氏将清军绿营之积习（或称习气）归纳为四大端：
　　一为虚名冒饷。即将弁遇士卒缺出，仍存旧名，不予选补，以干没其粮饷。遇到差点兵额时，临时雇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将弁还将其自家府署内的厨役、仆人等挂名领饷，以国家养兵的经费，用于私人雇役。虚名冒饷的恶果是，册上有兵，伍内无兵；侵占名粮，则虽有其人，而操练调遣均不与闻，有兵等于无兵。咸丰初年，此弊浸深，如贵州一省之绿营，缺额过半，偏僻地区缺额更多，有只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语）
		
		
		
		



		
		

		
		
　　二为“官气”重。即不事训练而专应差事，不讲营规而专习节仪，巧滑偷惰，军纪涣散。“无事则应对趋跄，勇为善观；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此江忠源语）
　　三为操防虚应故事。平日训练，花拳绣腿，但求好看。“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势，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此左宗棠语）
　　四为敢于犯上。清军绿营之等级序列，自上而下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而上级“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因为有把柄在下级手中，故上级不得不务为姑息。姑息养奸，则军纪荡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间，绿营士兵挟持千、把总，千、把总挟持都司、守备，都司、守备挟持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则挟持提镇（即提督、总兵）的局面。“上述四个弊端，虚名冒饷与侵占名粮，则营伍空虚。官气重，则巧滑偷惰成为风气。操防虚应故事，则所谓训练实与没有训练相等。敢于犯上，则军无纪律。营伍空虚，则临事始招市人冒充，应募的人，兵籍无名（顶空额），以致闻风先逃，无可稽查。巧滑偷惰，则平时以钻营为能，营务必致废弛；有事以规避为巧，不免争先奔逃。无训练，则无胆无艺，不能披坚执锐。无纪律，则将令出而兵哗，敌未至而先溃，懦于御敌而勇于扰民。这四点都是绿营最大的弊端。此外，如将弁则役使兵士，视如奴仆，克扣摊派，剥及锱铢。兵士则吸鸦片，开赌场，豢盗，窝娼；平时无恶不为，一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种种积弊，二百年来，成为习惯，已经是改革不了的。”6
　　上述四大弊端之外。罗氏还总结出绿营制度的三大缺陷：一是饷薄。士兵为了糊口养家，兼营生意便成为公开普遍的现象；国家既无力增饷，便只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二是分汛太多，差役太重。所谓汛，指的是山川道路要隘等处设置的驻军，分散驻扎的兵士多了，自然不可能按时集中操练。差役重，当时没有警察，所有护饷、押送犯人、缉捕盗贼等等，无不以分汛的绿营兵当差。分汛多，差役重，致使训练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三是调遣无成法。绿营征调，往往零星抽凑，这一营抽一百，那一营抽五十。调兵一千，往往抽拨了几营或十几营。所谓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亦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一就是这样造成的。一旦临敌，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营与营之间则势如鸿沟，各不相谋，战不相援，败不相救。7
　　综上所述，难怪曾国藩对正规军没有信心，想要另起炉灶。故他赴任伊始，对帮办团练一事，敷衍了事，一带而过。“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8话虽这么说，这件事，他自己心里怕是都不相信能够做到呢。反之，对编练新军，他显得劲头很足。在抨击了官军两年来在广西的表现后，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9咸丰对官军之窳劣，广西之溃败，早已痛心疾首，曾国藩既然请缨，倒也不妨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于是批示同意：“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有了这道朱批，曾国藩名正言顺了，其帮办团练的职任也一变而为编练新军了。
		
		
		
		



		
		

		
		
　　曾国藩统率的湘勇，连他在内，基本干部全部是书生，虽然有知识，有头脑，可以很快掌握兵书的基本要领，但无一人有实际军事经验。练兵光靠兵书不成，于是曾国藩请了一个富于军旅经验之人，参与乡勇之军训。这个由此与曾国藩结缘，后来成为湘军早期名将者，是个满洲人，名叫塔齐布。
　　塔齐布（1816～1855），字智亭，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原为都统乌兰泰部下，咸丰元年发湖南以都司用，后以长沙守城之功擢升游击，赏戴蓝翎，后任抚标（即巡抚之卫队）中军参将。“时曾文正公奉命督练乡兵，用明戚继光法训练束伍。每校阅，公（指塔齐布）必短后衣蹑跷带刀侍。文正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皆精炼。”10曾国藩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常倚该游击整顿营务”，命其兼管辰勇（即由辰州募集之勇）。曾国藩每逢三、八日亲自校阅乡勇的操练，而塔齐布训勇比他来得还勤，“日日常阅，大约十日之中不过间断二三日，军士皆乐为之用”。11问题出在曾国藩想要将绿营拉过来，与乡勇一同会操，一同听训，以扭转其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事情发生在四月，曾国藩命塔齐布“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其所为“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2曾国藩这番尝试，是不避嫌疑，有责任心的表现，但却令湖南的军政大员们不惬。甚至新任巡抚骆秉章，都认为他有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之嫌。因为依惯例，文官管不着军队，即使是巡抚，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
　　最先挑战他的，是长沙协的副将清德。清德之为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庸官。这类人自己不做事，却偏好搬弄是非，在背后说做事人的闲话。对自己之职守，清德平日懈怠，战时怯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他是个“性耽安逸，不遵训饬”的人。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剿匪，“所过地方，虽经贼匪蹂躏之区，尚复需索供应，责令所属备弁，购买花盆，装载船头；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13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到处散布曾氏目中无人，僭越军制的谗言。原本就侧目于他独断专杀作风的省府大员们，也都对曾国藩心存了意见。六月，湖南提督鲍起豹回省，听了清德的播弄，将塔齐布传来，“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14而塔齐布则沮惧而不敢再行会操。
　　以曾国藩倔强的个性，当然不会退缩，决意力挺塔齐布，参劾清德。15六月十二日，他联络与之旨趣相同的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参奏清德“疲玩”（疲沓且玩忽职守），曾国藩仍觉得不解恨，同日又单独上了个附片，揭露清德与其部下，在长沙被太平军以地道轰塌城墙的危急时刻，换装藏匿的丑事，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要求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振）作士气”。16
		
		
		
		



		
		

		
		
　　同时，他又以密折保奏塔齐布，称其“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又保奏辰勇候补千总诸殿元“精明廉谨，胆勇过人”，请皇帝“破格超擢。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奖拔一人，冀以鼓励众心。如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17将自己的身家都押了上去，可见国藩对塔齐布的赏识，也可见他欲与鲍起豹一争高下的决心。
　　咸丰皇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对清德这类“疲玩”的将领是绝不会客气的。当月即以“庸懦卑鄙，不谙军务”的罪名将清德革职；随即又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避贼藏匿，苛索供应”的罪名将他拿办，18而塔齐布则被赏以副将衔（随即又实授副将），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曾国藩虽丁忧在籍，却是二品京堂，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身份不容小视；况且其所作所为为的是国事，而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张亮基与吴文镕于他，一好友，一座师，有参劾所属官员的大权（即湖南巡抚、藩臬两司、提镇大员亦为其属下）。清德不明于此，本身又一身毛病，庸懦忮求，落到这个下场是他自找的。
　　但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湖南的官场认同了曾国藩。骆秉章城府深，心中虽不满却藏而不露，对他敬而远之。鲍起豹却难以吞下这口恶气，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提标兵（即提督鲍起豹的卫队）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之）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宄，移牍提督，命捕主（使）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激）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然）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佯）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于）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幕）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19
　　兵勇互斗发生于八月四日，初六日营兵围攻曾国藩行辕，险些酿成大乱。惹不起，躲得起，曾国藩此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动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以一己之力，对抗省垣众多的官僚，即便可能，也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20事后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他也承认：“侍（曾之自称）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干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21
		
		
		
		



		
		

		
		
　　自曾国藩移营衡州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批给各州县的批牍中，原来独断专行的作风已大大收敛。此前，对上禀的公牍，他都是径直批复；到衡州之后，凡涉及其他衙门职权的批牍，他在末尾都会加上这样一句话：“仍候督部堂、抚部院批示”，或“仍候各辕批示”，表现出他开始尊重各衙门的职权。这样，在这一轮较量中，曾国藩败退了，八月十四日，他以湘南剿匪需要为名，带湘勇移营衡州，不久后开始了大规模招募、训练乡勇，并最终创立一支新军的新生涯。
　　曾国藩移营衡州后，忙里偷闲，回家省亲一行，八月十六日返乡，住了十日，于二十七日回到衡州。在此期间，江西前线传来一件噩耗，震动了湖湘，也从此改变了他练兵的宗旨。
　　两个多月前，经曾国藩调派增援江西的湘勇，在罗泽南、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等人的带领下，于七月十九日抵达省会南昌。五日之后，湘勇便迎来了组建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太平军主力赖汉英、石贞祥、韦俊部与湘军大战于南昌城外，由于镇篁、云贵之营兵没有按约定接应，湘勇在追击时被太平军伏击，因寡不敌众而遭受重创。但此战也充分显露了前一段明耻教战的成果：湘勇虽孤军对敌，却人人奋勇争先，官、兵皆无胆怯后退者。湘勇杀死太平军二百余人，自己虽也战死八十人，“而勇敢之名已大震于匡庐彭蠡之间”。22其中有营官谢邦翰、易良幹、罗信南、罗镇南四人。“湘中子弟敢深入，虽败犹荣，官兵弗如也。”23曾国藩由此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也产生了新的想法。
　　战死的四名军官，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幹更是王錱的妹夫。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以府试名列前茅入泮，补县学生员。是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与罗门下诸生游，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湘军的骨干。“咸丰二年，粤寇入湖南境，公上书知县朱公孙诒，请练民兵讨贼。朱公壮之，令与罗忠节（即罗泽南，忠节为其谥号，用作敬称）募乡勇千人教练。”24此后，湘勇归入帮办团练的曾国藩麾下，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八月初十，曾国藩将噩耗函告留在郴州剿匪的王錱，得讯后，王“悲极而愤，愤极而沉疴在身有不自知者矣。遽作文二篇，偕诸友率营中勇望东恸哭招魂而祭之。各勇捶胸顿足，咬齿裂眦，恨不即插翅飞去，生食若辈之肉。”又向国藩请缨道：“求令錱得邀合各营湘勇同志者，并许錱添募二千，先扫清江右之匪，藉以解书生迂直无用之嘲，以慰我亡友亡勇于九原。万望教其所不及，导其所不能，且为力言于大宪，共相赞成。”25
　　王錱所求，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他在给王錱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又云：“自临庄（即易良幹，临庄为其字）诸君殉难以来，仆日夜忧虑，深恐吾岷、石、罗、筠诸兄无以取胜而立于万全之地，且以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亦无以壮其魄而树厥威。拟请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金应用。”26
		
		
		
		



		
		

		
		
　　两人虽都主张添募湘勇，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曾国藩想的是凑足万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战时有支完全不同于官军的生力军，以期克敌制胜。王錱则是为自己的戚友同窗报仇；而且曾国藩主张练成精兵后方可对敌，王錱则报仇之心迫不及待。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不久后竟导致二人反目失和，致使湘军发生了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太平军久攻南昌不下，撤围北进安徽，与西征的石达开大军会合，在扫荡安徽的同时，以偏师出湖北。张亮基派按察使唐树义率兵五千，于田家镇布防，并檄文江忠源火速赴援。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大败清军于田家镇，由于半壁山天险先为太平军所据，居高临下以大炮轰击，山下的清军水营崩溃，九月十二日才赶到的江忠源部，仓促应战，亦在太平军的水陆夹击下溃败。湖北门户洞开，太平军连下黄州、汉口、汉阳，再次兵临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清廷以吴文镕接替张亮基出任湖广总督，张调任山东巡抚，江忠源原已升任湖北按察使，此番因兵败降四级留任。但将才难得，清廷鉴于石达开坐镇安庆，太平军西征主力试图一举拿下安徽，故江忠源不降反升，被调任为安徽巡抚以支撑危局。而其手中剩余的军队，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千余人。
　　在这种局面下，添募乡勇，训练成军，增援湖北，保卫湖南，并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输送兵饷，一下子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初五日、十五日，朝廷连下四道谕旨，命曾国藩带所部乡勇，赴援湖北。其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也书信迭催，而湘南土寇又起，需要镇压，曾国藩的压力大增，而如何募勇，练勇，募多少勇，由何人统带这类问题，终于造成了他与王錱的反目。
　　以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看来，曾王生隙，是受人挑拨所致。骆秉章（1793～1867），号籲门，广东花县人，与洪秀全同乡。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屡赴会试不第，直到40岁上，才在壬辰（道光十二年）恩科会试中式，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此后骆氏仕途一帆风顺，至咸丰元年补授湖南巡抚，位列封疆，骆已58岁，人老了，城府也深了。咸丰二年五月奉调回京，等到张亮基接任时，适逢太平军围攻长沙，骆遂留城参与城防。十一月长沙解围后，奉旨帮办湖北军务，随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驻岳州。武昌失守，徐革职拿问，骆则署理湖北巡抚，咸丰三年二月，新巡抚崇纶到任，办理交卸后，骆原本要回京城，走到河南，接到上谕，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而湘抚一职，又改由他接任，于是折回头返湘，四月接任，八月补授湖南巡抚。在与曾共事这四个月内，骆对曾之作风颇不以为然，但他城府深，并不表露出来。在曾与王这件官司上，他看似中立，可内心则偏袒王錱。我们先来看他怎么说。
　　先是，王朴山带勇一营。是时营规三百六十名为一营，往兴宁县剿办土匪，全股殄灭，奏以同知补用。时曾涤生住衡州，伊（指王錱）言于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朴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复信请其到省面商。后王朴山偕从九（品）吴坤修来见，备言先发口粮（钱）二万两，硝磺各一万，曰：湘乡招勇三千，必能不负所委。王朴山说湘乡言谈（方言）多不甚晓，吴坤修代达。我谓暂且招二千，因经费支绌，若不敷调度再招。即发札并饬局发口粮及硝磺等项。王朴山遂偕吴坤修回湘乡去矣。闻曾涤生致书伊老师吴甄甫（即吴文镕，甄甫为其字）先生，极言王朴山之能。不数日，吴坤修到省求见，言王朴山回乡招勇，出入鸣锣摆执事，乡人皆为侧目。其人如此，实不可用。我言伊得保举同知，初回家乡，不过荣耀之意。我粤新中举人回乡亦如是，似不足怪。吴坤修无词而对。翌日，伊又来求见我，言王朴山所招之勇，多是匪类，又不发口粮，连夜在县城偷窃，赖令不胜其苦，又不敢言。将来带勇到省，难免骚扰。我言汝同王朴山回湘乡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为规谏？吴坤修云，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难进言。我云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尔说他（不好）。吴坤修见我不信其言，辞去。既往衡州见曾涤生。两旬间吴甄甫即有咨函言王朴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来鄂。不数日，王朴山带勇到省，我以吴制军（即吴文镕，制军为总督之别称）之咨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余六百名作长夫，嘱其日日训练以备调遣。吴制军若调王朴山带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将，恐不致有堵城之败。利口覆邦家，信然。27
		
		
		
		



		
		

		
		
　　文中虽没有直接指责曾国藩受人搬弄，可亦能隐约体会出骆秉章的不满。即曾国藩既举荐王錱在先，而又听信吴坤修的谮言，在吴文镕那里中伤王錱，吴文镕偏听偏信自己的门生，因成见而不用王錱，致使军溃身死。而这一切全出于个人意气与口舌是非，骆一言以蔽之为：利口覆邦家。已可见其立场。
　　若真如骆秉章所言，曾国藩可谓不明是非，心胸狭隘，甚至迹近小人所为。真相如何呢？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一方的说法。起初，曾国藩确实为王錱杀敌复仇的气势所振奋，八月三十日，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国藩对王大加揄扬：“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为书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即入江西，一以愤二十四之役，为诸人报仇雪耻；一以为国家扫此逆氛，克复三城，尽歼群丑，以纾宵旰之忧。其书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今录一通往，阁下试观之，洵足为君添手足之助矣。”28
　　湖北告急时，曾国藩起初也想派王錱赴援。在给王的信中称其“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29
　　史称曾国藩有识人之明，从他许王錱为刘琨、祖逖一类人物看，有个细节很值得品味。刘琨、祖逖都是晋代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们熟悉的“闻鸡起舞”与“中流击楫”这两个成语，都与之有关。刘琨，字越石，史传称其“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祖逖字士稚，范阳人，“逖性豁荡，不修仪检，……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青年时代，他与刘琨俱为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后来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祖逖心怀恢复之志，率部北伐，渡江时，“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后壮怀未酬，赍志以终。30曾国藩将王錱比之为刘、祖，评价是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浮夸”这个词。王錱时年28，是个头角峥嵘的青年，“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31曾国藩虽然看重其奋勇请缨的锐气，但未必不对他的“言大而夸”抱有警惕。吴坤修（1816～1872），字竹庄，江西新建县人。捐纳出身，以从九品分发湖南，长沙城守时以功擢升知县职衔。从曾国藩练兵于衡州，水师创立时，吴司军械。之后随曾东征，转战江西，以功累升道员、加盐运使、布政使衔，同治四年实授安徽按察使，后参与剿捻，以功升任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他随王錱去省城，应该是曾国藩派去的。从后来曾给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曾之不满于王，主要是因为王言而无信且过于张扬。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募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而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吾辈私兴议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书来，言二十四（日）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促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划。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需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32
		
		
		
		



		
		

		
		
　　结合骆秉章所言，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的不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言而无信。曾、王在衡州商定，军饷器械自筹，以劝捐解决。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却要求骆发放口粮钱二万两，弹药所需硝、磺各一万斤，“一切皆取之于官”，招募人数也增至三千。
　　二、言大而夸，行事张扬。曾欲招足乡勇万人，为的是交给江忠源，与太平军一争高下。王錱却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时招摇过市，令乡人侧目。在曾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样子。
　　三、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若不严加淘汰，认真训练，则必成乌合之众，“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故乡勇力少而害多。”33基于这种认识，国藩制定有严格的招募标准，而且战事稍纾，即遣散并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军的“朝气”。王錱所招之勇“连夜在县城偷窃”，地方啧有烦言，曾一定会求证于乡里。这也是以后他对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种因。
　　四、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这样，曾国藩对王之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计三千四百人，另雇长夫一千余人，原拟赴援湖北，旋因太平军退兵，武昌解严而未能成行。曾国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35而其书信中的言语也不免含讥带讽。以王錱之自负的个性，非但听不进曾的劝告，反而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这样，王对曾之札件，“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36出现这种“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的局面，平心而论，两人都有些意气用事，但王錱责任更重。此后，两人分道扬镳，形同路人。王錱脱离了曾国藩系统，成为骆秉章节制下的一支湘军。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带兵东征，麾下大批将领均不数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却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军，多数时间以偏师在省内及湘赣边一带防剿土匪，难得有建立大功的机会，直到死时仍不过是个道员。王死后，这支部队重回曾国藩麾下，成为所谓“老湘营”的基干队伍。
　　此时，曾国藩又糊里糊涂地揽上了一项差事：筹建水师。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军自益阳、岳州掳获民船上万艘，并组建了水军。此后，借助这支水军，太平军上下长江，迅如疾风，机动性大大超过了清军。譬如，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江宁（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过二十多天；而向荣督率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击，赶到江宁时，已在一个半月之后，江宁则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军在长江上下往来自如，而追堵的清军则疲于奔命，望江兴叹。
		
		
		
		



		
		

		
		
　　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是郭嵩焘。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大军一部进抵九江，连克彭泽、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为帮办江南军务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余人，在赶赴江南大营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单，被太平军悍将曾天养等围困于城中，求援于湖南。六月，曾国藩分调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焘偕行。
　　至，即从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为其谥号）住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贼垒，广数十亩。问驻兵几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队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问船贼几何？曰十余万。因告忠烈公，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忠烈公大激赏，即属嵩焘具疏稿上之。推求广东兵船曰长龙，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项名目，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广东任购炮。此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嵩焘归谒文正公衡州，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湘军之兴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请制造战船肃清江面疏》，也是由郭嵩焘主笔，其论无水师之弊云：“粤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已逾万数，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数百里尽以资贼。多或百数十船，少或一二船，往来停泊，无敢阻拦。江南扬（州）镇（江）等处，皆两面凭江，并力攻围，而贼得水陆救护以牵制（我）兵力，故欲克复三城，38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贼船出没无常，季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官兵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最后强调：“剿贼之略，无急于斯论者。”39江忠源并将与太平军争夺制水权之重任，寄厚望于曾国藩：“方今贼具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40
　　此时北伐的太平军已进入山西，京畿告警。接到奏疏，咸丰立刻谕令四川、湖南、湖北三省速制战船：“贼匪自攻陷金陵、扬、镇三城以来，掳掠民船数已逾万。我军攻剿未能得手，皆由战船无多，致令长江天堑无所控扼。……著裕瑞（时为四川总督）、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崇纶（湖北巡抚）、骆秉章（湖南巡抚）等，于四川、湖广等处仿照广东拖罟船式，即雇觅工匠，共制战船百余只，每船约载兵五十名。均著剋期三月，一律齐备，以资调遣。”41由这道上谕我们知道，筹建水师的责任是三省督抚的，本来没曾国藩什么事。但他一感于老友的期望，二是他勇于任事负责的个性，三是他也确实意识到了水师的重要。练再多的乡勇，若无水师，也只能让独擅舟船之利的太平军拖垮，累垮。“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42
		
		
		
		



		
		

		
		
　　揽上这个差事，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之前他研究制作木排，目的在于防堵太平军由水路入湘。十月初五，因湖北形势危急，上谕命他“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43在回复的奏折中，其论战守形势曰：“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城池，莫不残毁，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田家镇一役，“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能习水师”。“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44这个话一说，督办水师的责任就转到他身上来了。
　　这道奏折到咸丰手中，已经是十一月初七日，皇帝对他的见解很满意，称赞他“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45但情势的紧急却由不得他从容行事。九月二十七日，北伐的太平军前锋已抵达天津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十月二十八日，湖北方面，太平军卷土重来，石贞祥部再占黄州；二十九日，安徽方面，胡以晄、曾天养部攻占舒城，国藩故友，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在籍工部侍郎吕贤基战死，太平军进逼临时省城庐州（原省城安庆已被攻占）。十一月十日，江忠源赶到庐州布防，可带去的兵勇仅二千七百人。清廷正以全力堵截北上的太平军，极为担忧安徽的太平军与河南的捻军合流，与天津的太平军相呼应。十一月十一日，咸丰皇帝接受礼部左侍郎宋晋建议，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再下谕旨，指名要曾国藩率领已经招募的楚勇六千，“乘船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城）、舒（城）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蹿之路”。46
　　江忠源手中有多少兵，曾国藩此时募了多少湘勇，水师组建起来没有，宋晋不明就里；西征的太平军兵力有多少，47他也不清楚。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二人收复安徽。可“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的状况，皇帝是知道的。曾国藩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赶办出一支水师来，拿什么“将皖省沿江贼船大加剿洗”呢？只能说明皇帝在危笃的形势面前，已经乱了方寸，急火攻心，说胡话了。截至十一月底，曾国藩督造成的快蟹船，仅有十艘，而且油漆未干，捻灰未固，根本还下不了水；而由广东采购的船炮、招募的造船工匠，还在路上。至于所谓六千练勇，乃是先前为江忠源做的打算，48训练、军饷等还远远没有跟上；且船只短少，水勇亦无从招募训练。故安徽事态再急，湖南也只能先派江忠浚带楚勇一千赴援。曾国藩也只能硬着头皮复奏：“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且广东购备之炮，张敬修雇募之勇，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者，臣若不督代同行，则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亦非臣与吴文镕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缕陈。”49
		
		
		
		



		
		

		
		
　　看了曾国藩的复奏，明知他在理，咸丰无可如何，仍不免就其奏章的用词，揶揄一番，以发泄满肚子的闷气。“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50
　　其实，“统筹全局”云云，乃皇帝的指示，并非国藩自大。譬如，十月初二致骆秉章的上谕中便有“两湖唇齿相依，汉（口）、黄（州）一带，尤为鄂省门户，该抚等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也”。51这个“等”里面，自然也包括曾国藩。又如十一月十二日的上谕中，则明确说：“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52
　　曾国藩见到皇帝的朱批，心里的委屈、不平可想而知，他那“湖南骡子”式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五天后便给皇帝上了道折子，据理力争，分五点为自己抗辩。
　　一、赶办水师的谕旨，限期三个月，自己并未逾期。“自兴工之日起，统计不满八十日，昼夜催赶，尚不迟缓。”53已新造战船九十号，改造百余号，加上雇载的民船总计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完毕，所差者是在广东购办的船炮，船炮不到，不能起行。言外之意，即使逾时，责任在广东而不在湖南。
　　二、扫荡江面，克服安庆的谕令不现实，不可能。“查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浚壕，已成负隅之势，……若舟师东下，必须克复黄州，攻破巴河，扫清数百里江面贼踪，乃克达于皖境，此则万难之事，微臣实无把握。”54江忠源兵单势危，自己则等候船、炮，沿途又必会遭太平军的节节顽抗，“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球抛回给了皇帝，暗喻他不明形势，一厢情愿。
　　三、通盘筹划数省军务者，是各省督抚，而非他欲以一身克当。“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待南省船炮到鄂，即与北省水师合力进剿，系臣吴文镕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55
　　四、湖南练勇，正在湘南剿匪，不可能马上撤回。“目下桂属正在搜捕之际，未便遽行更换；郴州、永兴正在危急之际，不能不星速进剿。且待船将办齐，炮将到齐，再将各勇撤回，带赴下游。”56断然回绝了皇帝要求他撤回剿匪的湘勇，进军安徽的要求。暗喻皇帝不顾轻重缓急，在瞎指挥。
　　五、饷乏兵单，自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成败利钝不可预计。“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57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像曾国藩这样顾念大局，肯于负责、办事认真的大员并不多，存亡危急之秋，皇帝还真是不能不指望他。咸丰也知道，军情瞬息万变，坐在紫禁城中的他，并不具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虽然这道绵里藏针的奏折肯定噎得他难受，皇帝也不能不以朱批加以安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58
　　清军连续三年的败绩与大局的危殆，使此时的咸丰，内心里涌动着一股戾气，动辄责骂、惩处臣下。譬如骆秉章，因代属下的官员缓颊，竟被皇帝降五级留任。59而被曾国藩顶回去这股火，随即又发泄到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头上去了。吴文镕（1792～1854），字甄甫，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顺天学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历任礼部、刑部、户部侍郎，外放为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巡抚，为官清正廉洁。后任云贵总督，咸丰三年八月，调任湖广总督。事情的缘起是，吴与湖北巡抚崇纶，在战守方略上发生了冲突。九月十八日，太平军前锋逼近武昌，崇纶等均赴城外扎营，为吴文镕所阻。崇纶争论说守此空城无用，吴文镕却认为：“抚臣之必欲出城扎营者，意将乘机逃避，藉口于本在城外，可免失陷城池之罪耳。”60吴因此坚持不允，要求所有官员与城共存亡，并宣称敢有异议者，必先手刃此人。此后，督抚龃龉不合。吴文镕是曾国藩的座师，到任后对门生亦寄以厚望，希望曾国藩能带兵到湖北助己一臂之力。两人书信往返商定，由曾国藩赶造船只，雇练水勇，明年正月北上与吴会合攻剿太平军。61
　　崇纶，姓喜塔腊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内阁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官侍读，陕西、直隶道员，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咸丰二年任湖北巡抚。崇纶乃小人心性，挟嫌报复，上折劾奏吴文镕畏葸不前，“臣屡劝督臣派兵攻剿，督臣之意，必将待湖南两广并自造各船炮到齐，方可出师。若以数千之旅，惟恐有失，万不肯行，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又称，太平军“现在楚境者，俱系零星小丑，并有土匪冒名抢劫。长发老贼，实系无多，若派数千官兵，配以现有炮船，水陆夹击，足资痛剿”。62崇纶的谎言，迎合了咸丰躁进的心理，故于上谕中称“崇纶力筹剿贼”，而“吴文镕闭城坐守”，指名要吴“亲率官军出省督战”。吴知道受了崇纶的中伤，上折自辩并揭露崇纶，但咸丰不辨是非，各打五十大板，且强令二人和衷共事：“汝二人厥罪维钧，负气诡辞，无耻已极，胆大已极。”63实际上，咸丰明显偏袒崇纶，吴上疏坦陈与曾国藩的约定，可孰料其时咸丰对曾一肚子闷气，无从发泄，正好迁怒于他，于是仍强命吴带兵出省迎敌，而以崇纶留城专办防务。
　　吴文镕无奈，带兵数千赴黄州布防。曾国藩得知老师被劾后，极为气愤，力劝吴文镕“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省会防守之不可忽，船炮凑办之不易集，湘省之办船，粤东之购炮，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只可并为一气，协力进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无成。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刻下旌从已成行否？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64但吴文镕很可能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了，即便读到了，吴也未必有他那样抗辩的勇气。正月十五日，太平军主力石贞祥、韦俊、曾天养、林绍璋，水营张子朋部约四万人，自黄州绕道出堵城清军大营之后，纵火焚攻，清军大溃，吴文镕投水自尽。之后，“崇纶自请出剿，谋脱身走避，文宗烛其隐，不许。会丁忧，青麐65代之，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又以病乞罢，上怒，撤其职。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及曾国藩论劾，命逮治。服毒自尽，以病故闻。”66
		
		
		
		



		
		

		
		
　　曾国藩坚持精兵之略，拒绝打无准备之仗，顶住了压力。风波过后，遂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先说造船，曾国藩于此可说是全无经验，太平军再犯湖北，湖南告警之际，他甚至打算以木排御敌。“现拟刻日造排，与之水战，或可得力。其制排之式，以轻为妙。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67显然，曾国藩所说的木排的优点，完全出自主观臆断，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或横渡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68以之御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可无论造船，练勇，非钱不办，所以第一位的，又是筹饷。于是在衡州开设捐局，他“在衡极力劝捐，总无起色，所入皆钱，尚不满万。各邑绅士来衡，殷殷相劝，奈乡间自乏此物，莫可如何”。“捐项寥寥，每日仅进钱一二百千”。69他又是个量入为出的人，虽想兑现承诺，练勇六千，但“捐项无几，不敢多练”。70这种状况，据说直到郭嵩焘回湘后，方大为改观。
　　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因议劝捐，曾文正公意难之。（郭）乃以商之益阳周寿山，宁乡廖子城，皆允诺自请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余万金，文正公大喜。黄南坡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即骆秉章，文忠是其谥号），开办通省厘捐。自长江梗塞，淮盐不至，因请借行粤盐，为粤督所持。又请淮盐假道浙江、江西，为浙抚所持。会嵩焘赴援江西，途遇贩盐者，经历贼卡，节节收税。出示所存税单曰：此即厘捐章程也。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71
　　郭嵩焘提到的厘捐、盐厘，实即厘金，厘金的征收关系战局甚大，故其来龙去脉，有必要略作交待。所谓厘金，就是在水陆交通要道与贸易集市设卡征收的一种商业税。以银两为单位，其百分之一为厘，这种商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左右，故被称之为厘金。咸丰初年，战乱频仍，朝廷的军费用度极为支绌。而东南财赋之区多沦为战场，村镇残破，百姓流离，正常的生产亦难于维持，故朝廷传统的大宗收入——地丁漕粮大大缩水。中央财政对正规军军费的拨用都难以为继，遑论地方，故地方募勇与武装之经费，全靠自筹。由此，厘金之制，应运而生。
　　厘金之要点，是取之于商。战乱于农业是坏事，于商业却很可能是个机会。凡战乱地区，因商路阻塞，均会物资匮乏，物价腾贵；但在商人眼中，却都是利市十倍的市场，尽管风险大，也值得一试。故战乱之区，往往众商辐辏，生意兴隆。对于芸芸众生，再艰难也得吃饭穿衣，尤其是人民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更是人人不可或缺；对于商家，百分之一的税额很轻，且尽可以将税金打入成本，不患不得厚利。对于官方，厘金虽低，架不住做生意的人多，集腋成裘可获巨款，可派大用。
　　最初的厘金征收，出自咸丰三年四月，地点在江苏扬州仙女镇，首倡者是雷以。雷以（1805～1884），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奉天府丞诸职。咸丰二年任太常寺卿，“屡上书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会办河防。扬州失陷后，雷自请募勇防太平军，以刑部侍郎衔帮办军务。后累官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后回京任光禄寺卿。屯驻扬州仙女镇时，雷“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额，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72
		
		
		
		



		
		

		
		
　　但据郭嵩焘所言，则厘捐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发明也。雷以开设厘捐，是在咸丰三年六月，73而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据郭说，他是路遇贩盐者，见到太平军征税后发给他们的税单，才受到启发，去信要湖南开办盐厘的。如此，太平军乃先于清军征厘，而湖南之设卡征厘，亦不必为仿照江苏所为也。但太平军无时不在征战之中，没有稳固的后方，其领地亦随战争之胜负而变动不居，故难于长久地推行这一制度，而清方则不然，战区而外，尚有大片领土，故其得力于厘捐，远过于太平军。
　　但郭嵩焘的建议似乎并未立见采行。直至次年末，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江苏帮办军务的胜保奏请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后，湖南才在咸丰五年四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以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以郭嵩焘兄弟作为襄办。而曾国藩则于八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74曾国藩在衡州时，并未得厘金之济，其奏折与书信中，也并无厘捐之踪迹可循，筹饷仍是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75以至于他不得不截留途经湖南押解北上的广东协饷、湖北船饷，用以购造兵船。而劝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面孔，开始向湘中之大户“勒捐”，即强制摊派，大户若抵制，则不惜动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们捐助军费。首当其冲的，有安福之蒋家、长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当时颇负时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与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于任上，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时主事的是陶澍的独子陶桄，而陶家又结了两家很有名气的亲家。一为曾国藩之京师旧友，现在贵州剿匪的道员胡林翼，胡妻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为曾国藩之新交，意气还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馆，是陶桄的老师，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这几层关系，一般人是很难拉下脸来的。可曾国藩一根筋，认准了国难当头，大户理当出钱报效国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况且他奉命带水陆大军一万东征，仅口粮非八万不办，也只有硬下心肠，冷脸勒捐这一条路好走了。陶家只捐一万，而且要分次给付，曾国藩坚决不允，非三万不可。陶家哭穷，曾国藩则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即李星沅，时李以陕西巡抚兼署陕甘总督，故称其为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即唐鉴，镜丈为尊称）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77骆秉章不以为然，曾国藩驳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即陶桄，少云为其字）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79
		
		
		
		



		
		

		
		
　　也是在筹饷上，咸丰找到个借口，对曾国藩小示惩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为饷粮所困的曾国藩，欲以其为表率，带动全省的捐输。于是亲自上疏，请朝廷予以表彰，将杨健入祀乡贤祠。杨健原是个老官僚，道光年间，因“随声附和，年力就衰，降为三品休致”。也就是说，当年杨健是因不称职而降级与被迫退休的，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于是以他所荐非人，越权上奏为名，大发淫威，说他“所奏荒谬之至”。
　　（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各省题请乡贤，例由督抚学政核其事实具题。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辄敢专擅入奏，并请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请，迹近要求。……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復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词以辩，有“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以舆论为断”之语，竟似从祀乡贤，不必问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话。曾国藩著交部议处。80
　　部议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咸丰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这样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时之曾国藩，刚正不阿，性格之棱角也还没有磨平。本来皇帝交待给他的任务是练勇、造船；提供钱饷主要是巡抚的责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饷不足致使军期延误，责任在骆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皇帝也不差饿兵不是？但他不这样想，好友江忠源孤军危城，延颈待援；座师吴文镕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时赴援，则安徽、湖北相继陷落，大局颓坏，湖南又岂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为杨家请功，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员不办，他只好自己出头。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吗？非也；他的焦急，愤懑与无情，乃是其正直与责任心的表现。
　　还有一事，也可见其正直与责任心。罗泽南是曾国藩敬重的朋友，陶寿玉是曾的门生，且跟在他身边办事。骆秉章就曾氏桂东剿匪之保举奏稿中，将二人列入，示好于他；却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显然，这样做为的是堵曾国藩的嘴。但曾却不吃这一套，复信指称骆氏保举不当，“然桂东之役，渠（指罗泽南）实无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调回防省之札，二十七日即挈师还省，不见一贼，不履一寨，即请以知县尽先选用，不过优乎？若以其人可任，专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录，以江西收复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无故超擢，不惟非众心所共服，亦非该教谕（即罗泽南）之所愿。”而陶寿玉于桂东剿匪，“亦无功，临发之际，随夏观察（即夏廷樾）以行，临阵不与，审案无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员，遽请加同知衔，不过优乎？此外营求而滥保者，侍不复胪举，以结此无谓之怨也。惟诸案皆侍所经手，而于侍单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过于歧异耳。”81骆氏看到此信，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本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却不料曾国藩非但不领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骆之尴尬、不快可想而知。
		
		
		
		



		
		

		
		
　　现在回过头看其衡阳练兵的成果。经过数月的苦心经营，十二月初，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在向老师报告消息时，他透露此军全用乡勇，不用营兵。“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82其水师的规模、营制有一个陆续完善的过程。曾国藩曾自叙创建水师过程如下：
　　咸丰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时守备成名标自长沙来衡州，始告余以广东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来衡州，告余以长龙船式。于是纠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厂于湘潭，共造快蟹四十号。长龙四十号，舢板八十号。快蟹配四十五人，摇桨者廿八人，橹八人。长龙配廿四人，摇桨者十六人，橹四人。舢板配十四人，摇桨者十人。每船柁工一人，头工一人，炮手数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驾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于众桨手中，置火弹手数人。于是规模略备。……
　　余既于癸丑（咸丰三年）冬创造战船，设立水师十营。甲寅（咸丰四年）三月廿八日，以五营击湘潭之贼，以五营击靖港之贼，军士溃败。五月以后，在长沙修复船只，重整规模。六月，克复岳州。七月、闰七月扫荡岳鄂之间江面七百余里。搜剿黄盖、斧头等湖。八月，克复武昌、汉阳。于是水师之规制略定，将卒亦略谙水战之法。83
　　水师而外，陆勇之最大变化，是他对陆勇的营制与招募遣散方式进行了改革。而之所以锐意改革，是他决心“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84湖南乡勇，最早出自江忠源编练的新宁勇，统称楚勇。楚勇在广西全州蓑衣渡一战成名，此后随江忠源四处征战，俨然劲旅。曾国藩起先也看好楚勇，但不久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产生了怀疑。第一件事是，江忠淑带楚勇赴援江西途中，未遇强敌即闻风溃散。
　　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国藩）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于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譟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85
　　另一件事是，太平军撤围后，江忠源所部楚勇二千余人拥到江西巡抚衙门求赏闹饷，甚至对江兵戈相向。其中千余人，次日哗散还乡。曾起初不信，后亲见数百人逐队而归，“以是寸心日夜焦虑”，原拟练勇六千交江忠源带领东征的想法也发生了动摇。“若如造谤者之言，万有一实，则勇之不可用，与兵相去亦无几耳。”86于是两人书信往来，讨论兵勇之优劣。江忠源认为，“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论目前搏击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忠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今日之实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用，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他认为，只要多物色罗泽南、王錱这样的将领统带乡勇，“则收勇之利皆可弭勇之害，而贼不难平矣”。87
		
		
		
		



		
		

		
		
　　曾国藩接受了江的意见，且未雨绸缪，从训练、择将、招募、遣散与营规营制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订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求打造一支全然不同于八旗与绿营的、有纪律和战斗力的军队。下面简略介绍一下他的做法。
　　首先是训练。清军战斗力之窳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训练，而缺乏训练的军队无异于乌合之众。训练分两个方面，一是练，指军事；一是训，指纪律。“练则武艺稍熟，不使见贼奔溃；训则去讹诈之风，惩骚扰之习，不可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现在募勇，自辰（上午七～九时）至申（下午三～五时），无刻不练。亲与训诫，有扰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解积习之万一。”88
　　在募勇上，曾国藩坚持宁缺毋滥，尤其注重新勇的素质。他认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故首要的，就是把住招募这一关。他所制定的营规，最前面的两条，一是入募的兵勇，必须造册具保，籍贯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必须登录，做到有案可查；好处是，一可戒绝游民混入，二可详细掌握士卒的情况，聚则易于管束，散则便于遣归，遇有开小差逃亡者，也便于按册查捕。一是入募者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89这样做是取法于戚继光，“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90曾国藩之所以看重农夫，亦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91有了好素质的兵勇，还要约束以好的营规，共计七则：
　　禁止洋烟：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处罚后开除）。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
　　禁止赌博：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哗：平日不许喧哗，临阵不许高声。夜间有梦魇、乱喊乱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许接声。
　　禁止奸淫：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
　　禁止谣言：造言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变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张皇贼势，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
　　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禁止异服：不许穿用红衣、绿衣、红带、绿带，不许织红辫线，不许扎红绿包巾、印花包巾，不许穿花鞋。92
　　曾国藩所定营规，寥寥数条，甚为简约，目的是造成一种不尚虚文的风气。“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即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93
　　此外，他还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为使人人牢记，曾国藩后来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以歌谣的方式要兵勇们背诵牢记，可称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爱民教育素材，也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后来之治军者，均不能出其范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94
　　《爱民歌》而外，曾国藩还撰有此类歌谣多种，多是用以训育乡勇的，范围十分广泛。如《保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等等。其时参军农民多不识字，以这种歌谣形式传授军规与作战要领，便于他们记诵、遵守。他制定的营规，除约束乡勇，防止扰民之外，还有一层爱护陶铸的含意：“吾辈待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95
　　为了克服绿营兵“兵与兵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的弊端，湘勇的招募，均由统领亲自坐镇，而不假手于他人。曾国藩将之归结为湘军建军之“良法美意”之一。“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96如此，则由统领至兵勇皆由自选，层层递进，每一兵勇与其直接长官，每一级主官与其直接上级，均同乡同里，不仅熟识，而且忠诚，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由私人关系为纽带的军队，只效忠于原招募者，故外来将领难于统带，即使一时统带得了，也难以保证其始终服从与忠诚。这样，湘军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旦某军统帅病故或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如新田县令施济之子施恩实，募新田勇五百随曾国藩东征，恩实病归，曾氏檄唐训方代恩实为将。唐训方是常宁人，不为新田勇所认同。“公（即唐训方）曰：将与兵不习，非计也。乃资遣新田勇，而募常宁勇训练之，命曰训字营。隶罗公（泽南）部下。”97
　　又如，湘军大将鲍超因病回籍调养，其所部“霆字营”需派任新统帅。鲍部下最具资望者有宋国永与娄庆云二人，宋国永一直在军中，而娄庆云早已调任正定总兵兼署直隶提督。曾国藩认为宋治军不严，故奏调治军严明的娄庆云接任主将。不料消息传开，“霆军各将领久畏娄庆云之严明，公禀不愿隶其部下”。霆军拒娄拥宋，大出曾国藩意外。他原以为娄出自霆营，回任应无问题，孰料娄离军已久，原有的人脉散失。娄庆云亦以“霆军人数太多，弹压匪易。各将领共事已久，势分本相等夷，……情谊既有未孚，临急必难得力，不敢冒昧接统”。98曾乃不得不下令将霆军遣散，由娄庆云从旧勇中另行招募成军。胡林翼亦曾以枝叶相生譬喻此制：“凡勇总要撤后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现在的营伍而易将。旧营伍而易新将，犹束散枝而为薪，不能枝枝叶叶相对相当，生气勃勃也。撤后即日招募，则耳目精神归于一，如活草活树，枝叶自然相生也。”99
　　曾国藩认为，湘勇虽最初为朴实强健的农民，但当兵久了，朝气渐消，暮气渐深，同样会变成兵油子。“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100为此，他采用戚继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之法，101对军纪不良之部队，战事稍纾，便会予以遣散，派将领还乡重新招募组建新的营伍，一求更新素质，二为保持朝气。久之，这种遣散整编或重新征募的做法，便成为湘军不成文的惯例，是湘军得以吐故纳新，长久保持其朝气与战斗力的基本原因。
　　许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编练湘军，将本该属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效忠于私人的军队，是开了近代军阀的先河。但分析曾国藩建军的初衷与本旨，这种说法未免倒果为因，过于表面化了。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乃鉴于八旗、绿营之腐败，其措施均针对官军之弊端而设。他募兵之所以注重同乡同里之人，其命将之所以强调待士卒如父兄手足，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非如此不能打硬仗、恶仗，不能扭转官兵胜则相争，败不相救，一遇强敌，稍触即溃的状态。而后来之军阀任人唯亲，则唯恐属下跟从不久，绝无遣散老兵，重募新军的举措。一为公，一营私，其动机判若云泥，又岂可同日而语呢？譬如历史上岳飞有岳家军，戚继光有戚家军，从没有人说他们是为军阀开了先河，曾国藩的湘军也是如此。慎哉今之学者，不可厚诬于古人也！
　　曾国藩是文臣，并无督带兵勇的经验，以一外行人而负担练兵作战的大任，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其入门的军事老师，即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祖籍河南，生于山东济南鲁桥，出身于将门之家。戚“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朝嗣父职，后历任都指挥佥事、都司、参将，先后在山东、浙江布防倭寇。在浙江时，招地方剽悍之民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嘉靖四十年后，倭寇连续进犯浙、闽，戚继光屡挫凶锋，连战克捷，斩俘数千人，东南宿寇几乎扫数而清，朝论以戚为首功，升任总兵。其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故能“飚发电举，屡摧大寇”。隆庆初年，北方边患严重，戚调任京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后又以总兵镇守山海关至薊州一线长城十六年，任内加筑敌台千二百座，“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京师赖以为安数十年。我们今日所见雄踞京、津、冀一带敌楼逶迤挺拔的明长城，多成于戚氏。权相张居正死后，遭万历皇帝清算，戚继光以亲附张遭贬黜，郁郁不得志而终。102
		
		
		
		



		
		

		
		
　　曾国藩练兵，“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仿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103戚氏练兵，首重节制，“或曰：子用兵酷嗜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功夫，从何下手？戚子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104戚氏所谓的“节制”、“束伍”，在当时称为营制，其实就是今日军队的编制。
　　自古及今，大将所统，动则数十万，若都临阵来，无个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个个无有利害到身，谁肯用命？任你几十万人，我所诛罚不过数人，不怕你几十万不着紧，此正节制云。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以简驭繁之法也。105
　　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于简单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节制之军队，恰如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这也正是绿营制度的弊端。曾国藩有鉴于此，到衡州之后，即注重于营制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营，衡阳改制后，其营制扩增为五百。107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队）抬枪，二、四、六、八（队）刀矛，三、七（队）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营置）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队）主炮，二、四、六（队）皆刀矛，五（队）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在其）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用）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惟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每）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108
　　新营制一大特点，就是每营都列入了“长夫”这一编制。所谓长夫，类如后来之辎重队，专为军队行军扎营运送辎重粮秣之用。这样，湘军每营之人数实际上达680人之多。增入长夫，也是曾国藩一项重大改革，为的是解决兵勇扰民的问题。官军最大，也是最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军兴调发，……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马车，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109
		
		
		
		



		
		

		
		
　　清军作战不行，扰民却无处不在，故民间的口碑，多说官兵的军纪不如太平军，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现了怕官军甚于太平军的现象。这种局面不尽快扭转，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战争并非只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更取决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夺，民心一失，大势随之而去，接下来就会是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其治军，以爱民为怀：“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110增添长夫，发放帐篷，为的都是防止军队扰民。因为当时官军最为民间所诟病者，一为强行派伕，一为强占民房也。配备长夫，行军时可运送军辎，屯驻时可挖壕筑垒；配备帐篷，则扎营无须强借民居，为从根本上杜绝这两项弊政创造了条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誉，郴、桂一带，多称仁义之师”。111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薪饷从丰，如上所述，比之八旗与绿营，湘军的薪饷要高出很多，由于军费自筹，朝廷亦不能限制其薪额。这就使从军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保证了湘军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绝的兵员，而且兵员的素质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国藩还制定了很高的赏格标准与严厉的惩戒办法，以激励乡勇奋勇作战。
　　湘军与官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构成。曾国藩对官军之腐败窳劣深恶痛绝，故在自己编练的新军中坚决不用军官（塔齐布等少数人例外），“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密者”。112也就是说，湘军的构成，兵，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官，则是乡里土生土长的儒生。
　　在这里我们先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观念：书生无用论。这个观念出自一首诗，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武进有个名叫黄景仁（字仲则）的文人，少年颖慧却沉滞于科举，时乖命蹇，落拓终生，35岁时病死于逃债的路上。但此人诗作的好，有《两当轩集》存世。所谓物不平则鸣，愤懑出诗人，穷愁出诗人，其穷愁不遇时，曾作《杂感》一首以自讽。
　　仙佛茫茫两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只知浓夜不平鸣。百无一用是书生。
　　风蓬飘尽悲歌气，莫因诗卷愁成谶，
　　泥絮沾来薄悻名。春鸟秋虫自作声。
　　其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辗转流传，竟成为喧腾于众口的俗谚。似乎书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无缚鸡之力，只会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腐儒。其实不然，此诗用作曹雪芹、黄仲则这类潦倒文人的写照尚可，但却不足以作为旧时书生的定论。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乃文人，多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者；后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国，心怀澄清天下之志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陆王心学，什么东西一旦流行，流弊随之而来，致使文人热衷于清谈、党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骛名争胜之心。“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所谓清谈误国，晚明为一例也。故明末之遗民，多对浮夸空泛之文人习气深恶痛绝。如顾炎武与友人书信中论及此事，引宋代刘挚言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113又云：“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114而清初崇实笃行之大儒颜元，更是将文人以之自傲的诗文字画，称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于玩物丧志也。
		
		
		
		



		
		

		
		
　　曾国藩乃顾炎武之崇拜者，115于文人虽不像顾、颜那样极端，但同样提倡笃实的作风，在选任带勇营官上，标准也很高：“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116
　　故其选用将领，文质彬彬者不可得，则宁取其“质”者。这样做也是惩于绿营之失。“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铅刀）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又云：“楚军水陆（将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而“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117
　　湘勇之初起，带兵官员均为土生土长之书生。如罗泽南、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钟近衡、钟近濓、谢邦翰、李元度、李续宜、曾国葆、刘腾鸿等，都是本县的生员或童生，他们生长于本乡本里，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勇就是经他们手募来，彼此结下一层同生共死的关系。他们又有文化，于军事易于入门，又具备儒家之价值伦理与修齐治平的抱负，较少沾染到官场的习气。故实在是曾国藩所求的那种“无官气，有血性，能吃苦，不怕死”之军官的不二人选，故经长期战争历练之后，幸存者多能成长为一代名将。
　　由上表看，曾任湘勇营官者，塔齐布、周凤山等虽为绿营军官，但已在练兵与剿匪过程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而储汝航、成名标等被任用，则出于他们原来就是水师军官，有指挥水师的经验；朱孙诒、夏廷樾原为地方官员，其任用，也是因为他们为官清正，且都有带兵剿匪的丰富经验。鲍超、杨载福等出身行伍者，则是在练兵、作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而绝大多数营官，则由土生土长的儒生出任，是营官的主体。由此可知，在选任营官上，曾国藩确实贯彻了他的标准，而非说说了事。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些儒生确实勇猛敢战，在历经长期战火洗礼后，幸存者多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
　　由此可见，所谓书生“百无一用”实在是偏见，事实是，任何事业没有书生（或者更广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绝难成就的。某些蓄意张扬书生无用论的人，若非人云亦云的愚氓，便是别有用心的反智论者与惯于愚民的巨奸大憝。一支由文盲组成的军队必然是乌合之众，而书生的参与、领导，会赋予这支军队以理念、兵法、谋略和纪律，犹如将散乱的砂石砖瓦筑成坚固的军垒，湘军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都是由犷悍农民组成的军队，太平军何以最终败在湘军手下，因素有多种，但知识阶层的不认同、不支持、不参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吴文镕的堵城之败是在一月十五日，四天后太平军就再次占领了汉口汉阳，围攻武昌，湖北形势危殆。朝廷催征的上谕，急如星火；相知于莫逆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相继战死，使曾国藩的压力倍增。终于，战船于二十六日赶造完毕，计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拖罟一艘以为座船。此外，还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钓钩船）一百二十号，炮位四百多，另雇有装载辎重的民船百数十号。招募成军的水勇五千人，分为正副十营，其中在湘潭所募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在衡州所募六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另募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为营官。以塔齐布为陆路先锋，以褚玫躬为水师总统，总计船只近五百，官兵夫役一万七千余人。118
　　两日后大军自衡州启程，溯湘江北上，时为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踞曾国藩墨绖出山，刚好过了一年。这样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面对能征惯战，人数几倍于己的太平军，究竟有几成胜算？“事之成败，不暇深思，……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119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立于座船之上，沐浴于江风之中的曾大帅，回顾一年来的种种，一定感慨万千。但面对眼前如林的樯帆，壮盛的军容，感慨中更应有一种意气风发，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亲手打造的新军，可以实现亡友遗志，一展澄清之夙愿了。
		
		
		
		



		
		

		
		
　　1“曾文正时在长沙，迭奉诏会办湖南拨兵募勇、团练、保卫各事宜。日与公（指张亮基）及文襄、忠烈感慨深谈，以共负山驰河相振勖。至是，深惜公去湘之速，偕罗忠节、王壮武、刘武慎、江壮节、李忠武、李勇毅随军远送，临岐殷殷握手，互勉为国效力，相约日通消息以觇南北贼情。”张祖佑辑《张惠肃公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四辑之63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343页。文襄即左宗棠，忠烈即江忠源，罗忠节即罗泽南，王壮武即王錱，刘武慎即刘长佑，江壮节即江忠济，李忠武即李续宾，李勇毅即李续宜，因系多年后追述，当事人均已身故，故以每人之谥号为尊称。
　　2同上，第322页。
　　3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三，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203页。
　　4曾国藩：《议汰兵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19页。
　　5其事参见罗尔纲之自述《师门五年》。
　　6罗尔纲：《湘军新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之94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1～15页。
　　7参见同上，第2～10页。
　　8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9同上，第41页。
　　1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1月版，第65页。
　　11《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61页。
　　1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08页。
　　13曾国藩：《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9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75页。
　　15六月二十五日，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曾国藩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弟久有保（举）塔将一折，五月已缮写矣。适会闻此（指鲍起豹欲责罚塔齐布一事），恶夫黑白之易位，因并夹以参劾之片，昨已以公牍咨往，想阁下必不疑弟之侵官也。世事败坏至此，为臣子者独当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济时艰，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默忍者为调停耶！”同上，第175～176页。
　　16引语见曾国藩：《请将长沙协副将清德交刑部治罪片》，同上，第60页。
　　17同上，第61页。
　　18参见张祖佑辑《张惠肃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57、460～461页。
　　19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版，第21～22页。又曾国藩在给其座师吴文镕的信中，曾详叙事件缘由：“因练勇之便，时与塔将言及城中各兵亦可抽演试操。四五月间兵勇会操，居然严明，时予薄赏，以示鼓励；亦欲（振）作其亲上死长之气，以惩窳惰骄蹇之习。塔将独能勤劳奋发，以是器之，而清副将为湘中万口所不许，又宴逸不事事，亦遂恶之。由是清大不满于塔，忮恨刺骨。六月初提军（即鲍起豹）来省，乃媒孽其短，百端构煽。于是文武不和，兵勇不睦之象，渐次成矣。国藩以黑白颠倒，薰蕕同器，大拂舆情，为（此）保塔而劾清。适会张石翁（即张亮基，石翁为其号，用为尊称）保塔劾清之折同时并发，不谋而合。石翁又有札，严责塔将何以不操练。提军遂疑石翁与国藩并力排之，而不留余地也。……七月十三，湘勇试枪，误伤一提标长夫。标下弁兵，执旗吹号，操军火器械于城外校场，寻湘勇而开仗。国藩以勇系湘乡，夫系常德，事涉嫌疑，但将此勇送城上，而责二百棍，而彼兵则置之不论，冀克己以和众也。八月初四，永顺兵与辰勇以赌博细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国藩以屡次称兵内斗，将来何以御贼，思按军法治之。咨文甫出，而有初六夜之变，毁坏馆室，杀伤门丁。国藩思据实入告，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所不安；欲隐忍濡迹长沙，则平日本以虚声弹压匪徒，一旦挫损，鼠辈行将跳踯自恣，初终恐难一律，是以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盖二月曾经奏明衡、永、郴、桂，匪类极多，将来驻衡数月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02～203页。
		
		
		
		



		
		

		
		
　　20《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74页。
　　21同上，第204页。
　　22同上，第236页。
　　2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六，岳麓书社版，第77页。
　　24同上，第92页。
　　25王诗正编：《王壮武公遗集·书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五辑之242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880～881页。
　　26《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86～187页。信中所提到的“临庄”，即易良幹，临庄为其字；岷，即江忠源，字岷樵；石，即朱孙诒，字石樵（又字石翘）、罗，即罗泽南；筠，即郭嵩焘，字筠仙。
　　27《骆秉章自注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3～55页。
　　2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93页。
　　29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八，岳麓书社版，第92页。
　　30刘、祖之事迹，见于《晋书》卷六十二，刘琨、祖逖本传。
　　31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八，岳麓书社版，第92页。
　　3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74～275页。
　　33《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版，第36页。
　　3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27页。
　　35参见《王壮武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208～209页。
　　36《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45页。
　　37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5～46页。
　　38三城，指江宁（南京）、镇江、扬州。
　　39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25～127页。
　　40江忠源：《答曾涤生侍郎书》（咸丰三年十月十六日），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卷一，同上，第101页。
　　41据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清廷接受江忠源建议在八月十二日，出处不详。参见《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270页。又见奕讠斤等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三，《续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04册，第316～317页。
　　42曾国藩：《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77页。
　　43同上，第76页。
　　44同上，第77页。
　　45同上，第78页。
　　46参见同上，第80页。
　　47据简又文估计，西征的太平军人数不下五万。参见《太平天国全史》（中），第965页。
　　48江忠源接到曾国藩八月二十四日来信，得知曾欲再练勇六千，为他凑足万人之军，“欣喜庆幸，次日适发报，即附片陈明，请吾师选派船勇，从洞庭驶下……从荆州西来，以剿为堵。昨奉谕旨，区区愚计，实已上协天心”。（同注39，第106页）咸丰接到江氏附片，故头脑中存了曾国藩处已有六千练勇的错觉。而国藩致骆秉章信中亦云：“募勇六千之说，侍（国藩自称）本欲大加训练，旌旗一色，万众一心，器械一新，号令一律，而后破釜沉舟，长驱东下。今诸务未克兴办，而岷樵遽以之入奏”。《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18页。
		
		
		
		



		
		

		
		
　　49《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82页。
　　50同上，第82～83页。
　　51同上，第76页。
　　52同上，第80页。
　　53曾国藩：《沥陈现办情形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87页。
　　54同上，第87页。
　　55同上，第88页。
　　56同上，第89页。
　　57同上，第89页。
　　58同上，第90页。
　　59骆秉章因回护益阳知县陈应台（二年前因被太平军掳走大批民船而被革职）而被咸丰责骂为“不知振作，无耻已极”，“有意取巧，尤堪痛恨”。交部议处，拟革职，改为降五级留任。参见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三十二》。
　　6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十一，《续四库》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04册，第605页。
　　61参见同上，卷七十二，第625页。
　　62同上，卷七十，第585页。
　　63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三十》，《续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376册，第640页。
　　6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13页。
　　65青麐，字龙宾，号墨卿，姓图门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中允、侍讲、内阁学士、江苏、湖北学政等职，后调任礼部侍郎。咸丰四年，崇纶丁忧罢职后，青麐以湖北乡试主考出任巡抚。武昌失守后，青麐以弃城逃跑被处斩。其事参见《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二》，青麐本传。
　　66《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四》，崇纶本传。
　　67《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52页。
　　68同上，第293页。
　　69同上，第315、316页。
　　70同上，第310页。
　　71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3～44页。
　　72《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参见雷以讠咸本传。
　　73笔者从简又文说，参见《太平天国全史》（中），第1216页。
　　74参见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2～73页。又据创办湖南厘金事务的郭崑焘（嵩焘之弟）所言，“湖南创办厘金，在乙卯夏间。其时郭嵩焘方在江西，并未知之。郭崑焘主讲浏阳洞溪书院，左宗棠、黄冕、裕麟各为书促其赴省，相助一切。规划皆由黄冕手定，崑焘佐之，裕麟总其成，而左宗棠斟酌其当否”。乙卯年即咸丰五年，足证曾国藩衡州练兵时未能得厘金之利也。参见郭振镛《湘军志评议》，岳麓书社版，第249页。
　　75曾国藩：《复朱孙诒》（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48页。
　　76参见曾国藩复骆秉章信，蒋家一家，即“勒”出十一万；同上，第421页。
　　77曾国藩：《复郭嵩焘》，《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69～450页。
　　78曾国藩：《复骆秉章》，同上，第471页。
　　7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七册第332页。
		
		
		
		



		
		

		
		
　　80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三十二》，上海古籍版《续四库》第376册，第701页。
　　81曾国藩：《复骆秉章》（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53页。
　　82曾国藩：《复吴文镕》（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同上，第393页。
　　83曾国藩：《水师得胜歌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425～426页。
　　8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31页。
　　85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版，第21页。
　　86《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39页。
　　87江忠源：《答曾涤生侍郎师书》，《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04～105页。
　　88《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版，第37页。
　　8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463页。
　　90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篇》卷一。
　　91曾国藩；《湖北兵勇不可复用大江北岸宜添劲旅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48页。
　　9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466页。此营规最后见诸文字，在己未年（咸丰九年），当有一个逐步修订、完善的过程。
　　93曾国藩：《筹议直隶练军事宜折》，《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版，第6322～6323页。
　　9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429～430页。
　　95王定安：《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清代军政资料选粹》（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第241～242页。
　　96《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版，第6323页。
　　97李元度：《直隶布政使前安徽巡抚唐公（训方）神道碑铭》，《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十三，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388页。
　　98曾国藩：《霆字全军分别撤留并檄娄庆云另募新军防剿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版，第5686页。
　　99胡林翼：《复多都护》，《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
　　100《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版，第36页。
　　101参见曾国藩：《复朱修伯枢密》（同治八年四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岳麓书社版，第6726页。
　　102戚继光事迹及引语均见《明史·列传一百》戚继光本传。
　　103王闿运：《湘军志·营制篇第十五》，岳麓书社版，第158页。
　　104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一。
　　105同上，《练兵实纪·杂集》卷四。
　　106同上，《练兵实纪·练将》卷九。
　　107新营制似成于咸丰三年十二月，见曾复王錱书：“旧制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兹添为五百人一营。每哨添火器二队，刻有新营制一纸，足下之二千人，即可分为四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28页；又与塔齐布书云：“新定营制，五百人一营。每营四哨，每哨八队，火器占半，刀矛占半，所带各营皆如此。足下所管宝勇，亦必照此办理。以五百人为一营，外招长夫一百八十人。”同上，第454页。
		
		
		
		



		
		

		
		
　　108王闿运：《湘军志·营制篇第十五》，岳麓书社版，第159～160页。
　　109同上，第158页。
　　110曾国藩：《禁扰民之规》，《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466页。
　　111曾国藩：《与朱蓂》（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36页。
　　112曾国藩：《复林源恩》（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同上，岳麓书社版，第328页。
　　11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第681页。
　　114《亭林文集·与人书二》，转引自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3月版，第56页。
　　115如其在《圣哲画像记》中将顾列为国朝学者之首：“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钦慕之情，溢于言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50页。
　　116曾国藩：《与彭洋中曾毓芳》（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24页。
　　117王定安辑：《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清代军政资料选粹》（第三册），北图缩微中心影印本，第239、245页。
　　118参见曾国藩：《报东征起程日期折》（咸丰三年二月初二），《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98～99页。
　　119同上，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