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荒年》 谈歌 [编者按：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宣传干部、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天下荒年》可以作为“大跃进”前后中国农村精神状况的备忘录，至少作者有这个意图。尽管小说的某些议论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置疑，但是作品的确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基层读者。 　　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它只是拼接了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并由他们引出各自的悲剧性故事——因为与上司争夺一个女人而舍冤自杀的父亲；被誉为“泥腿子县太爷”，却使全县饿死人数居地区首位的大伯；因为乱搞女人而被枪毙的有功之臣曹汉；宁可让孩子饿死也不偷吃公家红薯的杜二娘；带领群众打开公社粮库赈灾，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志河；为了侈水库，活活累死在工地上的袁娘等等。这种结构可能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使小说超越虚构的特征，提升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能够使作者更直接自如地阐发议论和思想。很显然，作家试日弘扬一种精神，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完美无缺的生存精神，并且将之与时下人们精神的迷失相对照。作家饱含感情地写道：对那个让我保持“惊恐记忆”的时代，我“始终高山仰止”，“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被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苦的精神秩序所震憾”。“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在作家的心目中那个被我们普遍认为的愚昧和悲剧的年代已经“神化”了，我们并不怀疑作家的真诚以及他对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痛心疾首，值得我们寻问的是那个精神“绝对灿烂的年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事实上，蔑视人性的道德，其本身就是不道德，而对这样一种建立在泯灭人的个性与欲望基础上的秩序的“镇定自若”与自律，只能说明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无知和丧失。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一块红薯被母亲活活打死；还是因为一块红薯，大伯挥手便打自己的妻子时，驱动他们的残忍本性的难道真是什么道德吗？ 　　虽然，小说在阐发观念上令我们感到某些遗憾，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太需要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操守以便我们能够面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也许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启示吧。]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 　　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 　　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 　　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们神坚强地再生。 　　　　　　　　　　　　　　　　　　　　一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 　　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口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憎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憎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取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档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小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换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恩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躺在Ａ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作工艺：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类合成），放进沸水中，然后再加入野菜，再加入盐，等锅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搅拌。约五六分钟以后，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亲很晚了还没回来，我饿得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记得那顿饭吃得非常奢侈。结婚以后，我多次跟丈夫说起那顿饭，说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试试，你肯定会成了相声里的那个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漳。我也笑。就终于没有一试，我怕破坏掉记忆中那个奢侈而又香甜的记忆。那天我吃得很饱，吃完了就害怕，怕父亲回来教训我。每顿饭他是决不让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后来大概是睡着了。大概还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 　　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死了。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J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畏罪自杀报上去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贺二言听到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炼铁厂的书记厂长叫了去问话。那个厂长刚父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我操你们租宗，秦志训是那种人？于是，父亲就被以病故处理了。贺二喜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后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见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的伯怕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二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着我父亲的棺材，凶凶地盯着我说：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贺二喜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眼睛里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一直很被这种战友的感情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父亲死后，我被贺二喜接到他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就来Ａ市接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桂兰。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农村妇女，一说话先笑。她梳着短发，一双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流着，流到了我的嘴里。我至今记得从那双小眼睛里流出的那咸咸的泪水。贺二喜让我喊袁桂兰娘。我喊不出。贺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兰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兰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带着她的体温的菜馍让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兰就间我想不想跟她到乡下去？我就点头。贺二喜对袁桂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把老秦看管好，他不该死的啊。袁桂兰没说话，眼里就又有了闪闪发亮的东西。贺二喜说：这孩子你要不想带，就交给我来养好了。袁桂兰笑了笑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挺像她爹的。贺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欢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带她，我还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几分像老秦呢。 　　第二天，贺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车站。我们上了车，贺二喜就在车下朝我们挥手。我看到他那只独眼里淌下了几滴泪。贺二喜1964年病故，没有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就随袁桂兰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我就跟袁桂兰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有了母爱，至今我也认为袁桂兰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始终不能理解上苍为什么要在她和我父亲之间安排一场悲剧的结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里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许并非命中注定，实在是机遇的缘故。或者黄玲真该成为父亲的妻子，但却不一定非我父亲不嫁。袁桂兰也并非不可以同我父亲离婚。也许黄玲嫁给我父亲她会十分幸福，但焉知她与张三或者李四结合就是堕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谁又可知？但黄玲一旦钟情于我父亲，诸多可能便不复存在，又怎能逞论她与我父亲一定是爱情悲剧呢？幸与不幸，真是无法预料，推而广之，人世间大抵如此。谁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终，爱与不爱，无论悲欢，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如此说来，爱与不爱便无可无不可，无所谓真心或者假意，爱得过于沉重，一定要认真起来，便有些轻薄了，便让人不好承受了。黄玲如此，袁桂兰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兰娘，她是燕家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县里当干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里。大伯那时已经当了地委书记，很忙的，不常常回来。 　　大怕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泊1958年至1962年当过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 　　大伯最辉煌的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过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大伯死后，地区组织部的人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并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地区的日报上刊出过这张照片，只是被做了技术处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见了。1986 年，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这张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怕的形象。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的记者拍摄的，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衣，慈样地笑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那种伟大的慈祥，白衬衣的时弯处，有两块补丁，很打眼。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大伯站在主席的右侧，穿得很整齐。是那种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山装，裤腿有笔直的裤线。头发刚刚理过，很整齐，发型很土气，没有留鬓角，样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个扣在头上的黑锅盖。大伯张嘴笑着，笑得很傻气，是那种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跃进，毛主席来这个县视察，在地头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时是苍山县县委书记。 　　大娘回忆说，当时地委通知，只说是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可谁也没想到会是毛主席来。大怕两天两夜没睡觉，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办公室里点灯熬眼背材料，准备汇报，那无的上午，大伯正在地里浇水，弄得浑身的泥泥水水。很狼狈。地区的一个副专员风风火火开着卜辆吉普车赶到地头，扯着嗓子吼大怕。大伯就挑着水桶跑过来。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连丢在地头的鞋也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一双泥脚上了副专员的车。谁也不曾想到，大伯这一双泥脚后来就有了名堂。那天，所有地委的干部和省委领导都在路边静候着。初夏的风暖暖地吹着，人们却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啊，人们就看到远远地有几辆吉姆汽车沿着乡间的土道开了过来，扬起阵阵黄尘。车停稳，先是几个工作人员下来，然后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下来。有人惊呼一声：毛主席。省委的领导和地委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毛主席和他们握了手，就用浓重的湘音问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书记就看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就低声喊：秦志达，秦志达快过来。大伯就忙从人群外面慌慌地应一声；我在哩。众人就闪开一条道，大伯就战战兢兢走过来。地委书记见大伯一身泥水，裤子挽过了膝盖，没穿鞋，脚上都是泥。就低声埋怨：你怎么搞的嘛？大伯就尴尬地站在了那里。 　　毛主席就笑道：县大爷，毛泽东今日要打扰了。就仰出手跟大怕握。大伯两只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怕就口吃起来：主席，我这手脏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个脏官喽。你刮地皮了吗？大伯一时怔住了。主席就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开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着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问：你是刚刚下田了？大伯点头：是的。主席问：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他说：报告主席，刚才乱跑，忘到田边了，主席就笑着朝田里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后边。主席就问：你这个泥腿子县大爷；可知道贵县出过什么大人物啊？天宝八年，李大白曾路过此地，对贵县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问得哑口无言，主席就对大怕讲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对大伯说，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读读中国历史，否则就当不好共产党的。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有《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新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袋样子，还是他根本就看不但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你大怕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委书记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去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怕，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麦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张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开会，主席讲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怕请大家吃饭，主席对大怕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大怕笑着就要去安排饭。主席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饱，就这样。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主席淡谈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怕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再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兮件新衣服，大怕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怕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很快就调到地委当了书记。于是，大怕就更加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大伯1958年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怕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 年，我们这个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苍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1962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对大怕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账哩，你那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再不久，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怕应该是吓死的，大伯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于是，大伯就被光着脚装进了棺材。 　　大伯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直到大怕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怕生前曾说：都想进城，那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我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1932年离休，她曾在地区水利局当办公室主任，离休后，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地区养老院。 　　大伯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当了爷爷，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于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丢在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怕地下有知，他该作何感想呢？ 　　前几年，听说县里卖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怕的几个孙子都买了户口搬到县城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大娘也没有进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两个堂哥吵了一架。 　　1960年夏天的叫个阴阴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爷有着无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亲的家乡，那天我跟着袁娘在县城下了车，又步行寸十余里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土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匕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拌有麦秸，麦秸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就很亲热地背起我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天大热了，到村前的并上喝口水再走吧。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三伯苦笑道：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村前这一座大庙，叫燕王寺。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的说，此庙是唐代一个一生坚持克己复礼的官僚的纪念馆。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说来，燕家村都是他的后人了。可是燕家村三百余户人家偏偏就没有一个姓燕的。很怪的。 　　庙门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刻写着密密麻麻的隶书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过。听大人们讲，上边刻着燕家村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做什么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等我能看懂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不在了。 　　碑文规定，凡是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生。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据老人们传说，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中，从未发生过偷窃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这座庙。那年毛主席来县里视察，说这座庙是一个古迹，要保护。人们就不敢再拆了。县里还拨了专款修整了一下。到文化大革命，这座庙被从城里赶宋的红卫兵给拆了。拆下的砖头，被村里人弄回去或垒了圈或砌了鸡窝。“文革”后，乡里几次提议重修燕王寺，可是县上没有钱，只好作罢。前年，燕家村里的几家富户，私下核计重修燕王寺。于是，村里的大户纷纷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两个儿子。于是，重金从城内请来了几个高级工艺美术师，先画图，再设计修改，反反复创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后就从城内请来包工队，叮叮当当干了三个多月，一座华丽的寺庙重新盖了起来。听说竣工那天，县里的干部们都来剪彩，还请了县里的剧团来唱了两天大戏。唱的是《二进宫》、《捉放曹》什么的。寺庙前还立了一块石碑，本来说要重新刻写上燕家村的村约的，可是村中竟无一个人能背下那凡百字的村约了。石碑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上边就只好刻写了捐资修庙人的名单，大伯的两个孙子显显赫赫地写在了前面。 　　当时，村里也给我写了信，让我回去助兴。我因为到外地采访就没有回去。过了些日子，我口去看了看，燕王庙真是成了苍山县的一景，首先方圆百里前来烧香许愿的就摩肩接踵，庙前庙后都是集市了，叫卖声轰轰乱响。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陪着我，笑道：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现在乡里发展经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我笑笑，没有说话。李部长就挺于的。就扯我去乡里喝酒。 　　那场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长喝得烂醉如泥。大怕的两个孙子一劲猛灌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请他放一个什么人出来。我没听清楚。好像是那个人是燕家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因为偷了什么被抓起来了。那个副局长一口答应。于是，又是乱喝一气。 　　我觉得没趣，就走出来。又来到燕王庙。时值黄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庙前只有两个老者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庙前的那块碑在飞扬的尘上中，显得脏兮兮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类的浑浊的粘液被人涂抹在上边，显得十分尴尬。 　　我久久站立在这座华丽堂皇的寺庙前，暮色已经涌上来，我的视野里袭来一阵阵凄凉，我的心也随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觉我在咀嚼一种文化的苦涩。田野里寂静无声，暮色中的村庄浮动着一片浑浊的哀切。我终于明白，岂只是那座石碑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座古寺也确确实实不存在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精心装饰的仿本。 　　那场大饥饿来得的确太突然了。 　　我随袁娘回到老家的这一年，县里几乎是绝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张张着。太阳烤上去，滋滋地冒烟。紧接着是一场蝗灾。据说旱灾蝗灾已经像风一样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几个省份。 　　这一年，公社的食堂还没有解散，但也已经是冷锅冷灶了。大跃进那股狂热已经降到冰点。 　　真像是一场有噩梦，田野里什么也不长，老天爷不下一场雨，只有村东那几十亩地种上了地瓜，半死不活的地爪秧，跟四类分子一样的表情。四面的山上和沟里，已经见不到绿色，凡是可以果腹的东西，统统被人们用作了代食品。 　　我每天要走五里路，去公社办的小学校去上课。我那年上小学三年级了，至今记得我们的老师是一个面色黄黄的年轻女教师，姓苗。她天天给我们讲课，晕倒在课堂上好几回，每天都空出两三节课的样子，苗老师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挖野菜，因为全公社已经因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了很多人了，所以只能让教师带着去挖，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记得有种叫作“月儿”的野菜，名字十分好听，毒性却十分厉害，人吃下去后三两个时辰，浑身奇痒，就出现豆粒大的紫水泡，抓破了之后，身上就溃烂，无药可医。人死之后，骨头都是黑色的，可见奇毒无比。我的两个同学，都是眼睁睁地被“月儿”毒死的。当野菜被人们挖光的时候，我们便去跟老师捋树叶，最好吃的是榆树叶，还有杨树叶和柳叶，要用水浸上几个日夜，去掉那种苦涩的味道，再稍稍放上一点面，上锅去蒸。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中最好的是榆树皮，扒下来，晒干，放到碾盘上碾成粉状，掺上野菜，就算作是上好的食品了。还有杨树皮，柳树皮，味道就差多了。很快，学校里的小树林里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月光下，就像一群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有时猫头鹰就在那白光光的树林中哀哀地叫上一夜，听得人心颤颤的。这种感觉我至今还有，我从不养猫，我不知道猫与猫头鹰是否是一类，但我怕猫，很伯。尤其是怕听猫叫。 　　苗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述共产主义的远景。我至今记得这样几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每顿吃苹果，每天每顿吃鸡蛋。我记得每次听苗老师讲这些美丽而又幸福的远景时，我的口水便悄悄淌下来。 　　村里已经听不到鸡鸣狗叫，也看不到炊烟。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生气，只剩下了难捱的日子、天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拖出村去，埋在村东面的坟地里。人们整日都是傻傻的表情，两眼灰蒙蒙的；空空洞洞，木了一样，没有了哭声，或者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哭。整个村子陷入一种死静。 　　三伯终日闲在屋里写他的书，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三伯原来是一个挺大的干部。 　　父亲一共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因为我的爷爷与村中的举人有仇，爷爷被举人害死，于是，父亲五兄弟都参加了红军。二怕和四伯先后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三伯进城后，在北方一个城市当了市委书记。三伯很能干的，据说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可以一口气处理上百件案子，且不出差错。现仍健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夸奖三伯，说他非百里之才。三伯本可以升到更高官位，可惜他被一个战友带累得断送了前程。 　　这个战友名叫曹双。曹双当时是那个城市的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我曾听三怕说曹双是个独眼龙，那只眼睛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瞎了。曹双爱喝酒，爱说下流话，爱发火。解放那几年工作十分出色，镇压反革命，惩治不法资本家，干得挺带劲，很受市民们的欢迎。曹双还好色。据说，当时市委有几个女干部都跟他有染。如果曹双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力的市委领导，于是，这一个天下男人几乎共有的毛病，就给他带来了危险。 　　曹双先是看上了一个姓于的中学女教员，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发现了于教员长得漂亮，就动了心，就指名要于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当秘书。那个于老师就神神气气地到曹双的办公室上班了。三怕知道了，不同意，三伯说那个于老师过去是个交际花，在日伪时期有劣迹。三伯就把于老师调了回去。理由是教育部门缺人。曹双不高兴，说三伯不支持他的工作。曹双资历比三怕老，不怕三伯。三伯这一回却发了火：老曹，你是有家室的人，市委几个女的已经让你给搞得乱了套，你还要怎样搞？曹双只好悻悻地作罢。 　　市里有个名角，叫边彩玉，唱青衣的，唱得绝好。曹双喜欢得不行，每每边彩玉演出，曹双都要去捧场。有些戏迷就看出了名堂，私下说曹书记要栽倒在边彩玉的脚下了。果然就出了事。 　　那天，曹双吃了酒，就带着警卫员去听戏。戏散了，曹双就上台跟演员们握手，还邀边彩玉到公安局去演一个夜场。边彩玉就去了。 　　到了公安局，天已经很深了。边彩玉唱了一出折子戏，就要回去，曹双就让别人先走，要留下边彩玉谈谈话。边彩玉陪笑说：今天太晚了，曹书记要休息啊。曹双就黑下脸来：我找你谈工作，晚什么晚。边彩玉就不敢再说，就跟曹双到了一问办公室，曹双进了门就笑，你要是不想谈就不谈了吧，你再给老曹我唱一段吧。边彩玉就唱了一段。唱着唱着，曹双的酒劲就涌上来，就扑过去抱住了边彩玉，边彩玉吓得喊起来。曹双就更来了劲，笑道：别叫别叫。就按住边彩玉脱衣服。值班的副局长就闯过来，劝开了曹双，边彩玉已经让曹双扒得只剩下内衣了。曹双正在兴头上，破口大骂副局长：你给老子滚出去。副局长给边彩玉递一个眼色，边彩玉抓过衣服跑了。曹双的好事就没有做成。第二天，曹双的酒醒了，就有点后悔，让警卫员去给边彩玉道歉。警卫员去了口来说，坏了，边彩玉罢演了。 　　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城内的艺人们为此事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共产党刚刚进城就这样了，跟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啊。就有人给边彩玉出主意，不能这样就算了，告！ 　　就告到三伯那里，三伯就让曹双写检查，让他公开向边彩玉道歉。曹双自知理亏，就到边彩王那里去道歉。本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算了。可是有人背后给边彩玉出主意，让她继续往省里告。于是，边彩玉就不见曹双，往省里告了曹双。 　　到底是谁给边彩玉出的主意，这件事一直到了“文革时抖落出来，边彩玉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副书记。因为平日曹双跋扈得很，在市里除了三伯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据说各个市领导都挨过他的骂。那个副书记是个知识分子，脸皮很薄，曾让曹双骂过几回。曹双说过就完了，副书记却记在了心里。抓住这件事情做开了文章，给边彩玉出了许多欲置曹双于死地的办法。所以说，边彩玉的事件，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阴谋的色彩。 　　省里派来了人，调查曹双的事情。问过之后，也认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省里的同志和三怕一同找过边彩玉几次，请她接受曹双的道歉。但是，边彩玉不依不饶。 　　三伯火了，对着边彩玉嚷开了：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莫非还要把老曹的脑袋掀给你才解恨吗？省里的同志也认为边彩玉有些过分了。边彩玉就有些吃不住劲了，就表示不再告了。省里也准备给曹双党内处分。事情就要结束。 　　谁知这时候又出来个姓于的女人告曹双。这个女人就是曹双要调来当秘书的那个中学教师。”这个女人告状说曹双强奸过她。 　　平地一声雷，省里的同志和三伯一下子都懵了。 　　三伯就去找曹双，问他是否有过此事。 　　曹双涨红着脸，闷下头不讲话。 　　三伯大怒，把桌子拍得山响：老曹，咱们都是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的人，大丈夫敢做敢当，你到底怎么那娘们了？ 　　曹双咬牙切齿道：操他娘，老子让人涮了。她那回找我睡觉，我意志不坚定，就跟这个臭娘们睡了，现在又来咬我。算我倒霉。随组织上怎么处理吧，我已经犯到了这份上，就没得话说了。 　　三怕恨得跺脚：老曹啊老曹，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人最难办了。你好好想想，莫要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哟。 　　三伯就有指点曹双赖账的意思。三伯后来说，他当时已经感觉有人在这个女人身后当孔明，否则一个那样的女人是绝不敢宋告曹双的。而且这种事情，只要一方咬住牙不认，谁也没有办法的。不幸的是，曹双是一个热血汉子，不肯当缩头乌龟。这就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曹双眼一瞪：我老曹敢做敢当。没得改口。 　　三怕一阵头晕，张张口，再也无话可说。 　　省里的同志就认为案情重大，不敢再保护曹双，就把情况带回省里去了。 　　没过几天，省公安厅就来了人，抓了曹双。曹双不是一般干部，案子就报到了中央，据说就报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四个字：杀一儆百。 　　三伯不知道这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听说曹双判了死刑，大吃一惊，曹双毕竟是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跟边彩玉没有做成事实，跟那个女教师纯属乱搞，双方自愿，强奸从何谈起。三伯就上书到省里，替曹双喊冤。 　　三怕哪里知道，省里也正在调查他的材料。那个副书记早就写好了材料递上去了，说曹双是在三怕的纵容下才无法无天的。三伯很快就被省里来人宣布停职了。 　　一位副省长亲自来到Ａ城，监斩曹双。 　　这期间，曹双被判死刑的消息就传开了。Ａ城的市民就惊呆了。人们纷纷上书，要求保释曹双。这就是Ａ城建国初期“万民上书保市长事件”的来龙去脉。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着近万名市民签名的折子，我到市委招待所，求见那位副省长，说曹双为Ａ城做了不少好事，还年轻，请求让他戴罪立功。几个老人就齐齐地给副省长跪下了。这一跪就惊天动地。副省长泪就往下淌、颤巍巍伸手扶起几个老者，叹道：共产党不能让共产党给毁了啊。 　　箭在弦上，已不可逆转。 　　经省委研究，执行曹双秘密进行，不开公判大会。公费安葬。子女由国家抚养到参加工作的年龄。 　　枪毙曹双的头一天，副省长代表省长来看曹双。副省长递给曹双一支烟：省长让我来看看你，问你还有什么事情？ 　　曹双闷闷地抽烟，最后把烟屈捻死，抬头道：请告诉首长，我没有什么事，我曹双给组织丢人了。该杀的。只是，秦市长不该吃我的牵累。 　　副省长道：老秦的问题你不要管了。 　　曹双停了一刻：我能喊几句口号吗？ 　　副省长想了想：不行。 　　曹双就落了泪：请告诉战友们，莫学我曹双。 　　逼省长道：省委已经发了通报，让大家记住你的教训。 　　曹双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 　　副省长退出来。回到招待所，打电话喊来三伯：曹双明天就要执行了，你去送怂他。他喜欢喝酒。 　　三怕想了想：影响好吗？ 　　副省长好久没有说话，好一刻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话：不声张。 　　三怕就买了几斤好瞩，夜里就去了看守所。 　　曹双看到三伯，就红着脸道：老秦，我带累你了。 　　三伯摇头迫：不提这个了，我今夜来跟你痛饮几杯。 　　曹双笑道：你怕不是我的对于。 　　三伯也笑：莫吹牛。 　　二人就划拳行令，直到天亮，二人旨喝得大醉。 　　毙了曹双，边彩玉和那个女教师在Ａ城呆不下去了。市民们不能容忍两个女人毁了一个挺得人心的副市长。边彩玉的家门口常常被人倒粪便。她在台上演出时，也常常有人往台上扔砖头，闹得很不像话。公安局竟抓不住这些闹事的。 　　边彩玉只好离开了Ａ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红。但她再也没有来过Ａ市。她死于“文革”初期，传说是让红卫兵拉去批斗时，给剃了阴阳头，她气愤不过，一头栽下台子，登时毙命。那个于教师就在学校教不下书去了。总有人骂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门口挂了一只旧鞋，她气恼地揪了下来，然后就破口大骂。骂到后来，就哈哈乱笑，笑完了，就疯了。后来就在城里乱跑，再后来城里就不见她的影子，不知所终， 　　四十年之后，我曾到Ａ市采访这件事。几个老人谈淡他说：当时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很高，两个女人生生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谁能不恨啊，那时共产党严厉得很啊，现在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就好了啊。 　　这是一种沉重的牢骚。沉重得让人不好承受。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看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怕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要写我爸爸的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回了呢。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当着我和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并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游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今年八十九岁。（我这篇稿子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于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便赋闲在家。他身体不好，身上有三处弹片没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曾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他还跟毛主席很熟悉。因为曹双的问题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1959年，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2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Ａ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秦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很好。 　　Ａ市领导就谈了三伯的憎况。 　　毛主席就笑：脑壳顽固不化，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引来见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据三伯后来回忆，毛主席跟三伯谈了他那本书，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毛主席后来就要三伯出来工作。三泊说，他要写完下一本书再说。毛主席就笑：我从不强人所难，或者你真会成为我党的司马迁。但是我还是要劝你研究一下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我们十分缺乏这样的专家，只有一个陈云同志，是很不够的，“仓廪实而知礼仪”。是不是这样？古人这样说，我不大相信。我想你还是研究一下农民的状况，农民的问题。你还是要出来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书本。你好像有什么情绪嘛？ 　　三伯就旧话重提，讲到了曹双的事情，认为处理大重了。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了，点点头，叹道：我们杀了凡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做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主席的声音有些发涩。 　　三伯听得呆了。窗外的北风呼呼响着，锈铁般的枯枝发出海潮般的啸声。 　　毛主席看着三怕，缓缓地道：你研究历史，不知道你对明史怎么看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帧，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会，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就割若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Ａ省任副省长。是时：1963年春天，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可怕的荒年。但另一个可怕的年代正在悄悄向人们走来。 　　1960年夏天，村里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起了炉灶，只是稀少了炊烟。 　　每天都有人死去。时值盛夏，田野里已经没有了绿色的植物，以至连树根．草根，凡能够咀嚼的东西，统统被人们拿来充填了肚皮。可是村里的红薯地，却没有人去挖。村里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饿得搞不住，半到地里摸了一块红薯，就狼似的吞起来。不曾想被偷偷跟踪来的杜二娘从后面一把夺过去了，一向温和的杜二娘变得狰狞极了，嘴里骂着：你个崽子，几时学会偷了。就乱打起来，杜小山立刻鬼叫起来。等村人赶来拉开疯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一张小嘴被二娘拧得烂妹的，昏死过去了。杜二娘凄惨的声音在村里炸响着：燕家村可从没出过啊，为什么就让我家遇到了啊，这叫我如何在村里做人啊。小山啊，你丢了祖宗的脸面啊。呜呜。 　　那天，大伯从地区回来，在地里转了转，就把村支书志河喊来了，听了志河的汇报，就让志河带着乡亲们把地的红薯挖掉。 　　志河惊讶地摇头道：还没熟啊。 　　大伯恼怒地骂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饿死的时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说你去说嘛。就转身倔倔地走了。 　　那天黄昏，大娘也从县上回来了，进了门，就软软地坐在院中的石板上，脸黄黄地喘着。大娘很少回来，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盼着她回来，因为她每次回来，总能给我们带回一些吃的。 　　我们几个孩子拥过来，饥饿的目光狼一样盯着大娘。大娘看懂了我们的目光，歉意地笑笑：这口没带回来吃的，玩去吧。 　　孩子们失望地走开了，大娘轻声地喊住我，等别的孩子走尽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塞给我，我记得那块烤红薯是黄绿色的，其间有许多坏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梦中忆起那种诱人的颜色。 　　大娘对我说：吃吧，快点吃吧。 　　我晕晕地看着大娘，怯怯地接过来。刚刚咬了一口，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夺走了那块红薯。我回过头，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着我。 　　你回来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问我：哪来的？ 　　我的几个哥姐听到了大伯的吼声，都拥过来，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至今记得那目光中有许多仇恨。 　　大伯骂道：是从地里偷来的吧，你这个贼崽子。 　　大娘急忙说：你怎么这样骂孩子啊。 　　你还护着他不成？大伯一扬手，给了大娘一记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来，跳脚跟大伯吼起来：你不问问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骂：我打你给他们看的。看谁敢去偷。 　　我突然扑过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飞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冲过来，扬扬手，威吓着我。 　　袁娘跑过来，拉住大伯：你也不问问明白，这块红薯是大嫂从县里带回来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你说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讲话嘛？ 　　大伯摸摸我的头。我抬手挡开了。 　　大伯叹口气，转身出去了。 　　三伯缓缓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低档的声音道：孩子，别怪你大伯。说罢，再也无话，就踱出院门。 　　月亮胆怯怯地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一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消瘦极了。很快又淹死在黑谮的云朵里了。 　　当天夜里，志河站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拿着喇叭嘶哑地喊话，要社员们到村里的东大场上去开会，秦书记要讲话。村民们就去了，见大伯早早等在了场上。志河袁娘几个村干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边。大伯身边放着一张木桌，桌上燃着几支昏黄的土蜡，受惊似的烛光在夜风中慌慌地窜动着。 　　大伯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夜开这个会，是告诉大家，村里已经决定了，让大家会挖地里的红薯。村民们听得愣住了，直直地看着大伯。 　　大伯说：咱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都把地里的东西挖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饿饭啊。我听说杜二娘的孩子偷吃了地里的一块红薯，让杜二娘打得半死，这不好嘛，不怪孩字嘛，杜二娘来了没有，就有人喊：杜二娘，秦书记喊你哪，前边来。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颤颤地走到前边，傻傻地看着大伯，社员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大伯。大伯声音有些发涩，暗哑下来：二娘，我老秦替孩子给你道歉了。说罢，大伯突然弯下腰去，给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已是满脸的泪。 　　杜二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猛转身跑出了会场。哭声在黑谮的旷野里响得烈。没有人去劝杜二娘，村里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经死了。 　　袁娘带头喊了一声：去挖红薯啊。就转身向田野里走了。社员们紧紧随着袁娘，拥进了田野，空荡档的场里，只剩下了孤单档的大伯，在那里久久地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大伯变得十分的可爱了。我没有随人们去挖红薯，我坐在空室的场上，远远地看着大伯。大伯也远远地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三伯也来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里走了。我感觉三伯的手冷冷地颤动。 　　黑谮的夜色像水一样在村道上沉沉地涌动着。 　　又过了两个月，就进入了1960年的冬天，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村子。村里已经没有炊烟。整日整日的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座古墓那样可怕的寂静。 　　扑天盖地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雪厚厚地盖在了田野中。天晴了，刺眼的阳光在雪地里喘息着，让人听着心颤颤的。 　　那天，我一早醒来，见村里的人都拖着软软的身子去扫雪了，袁娘也拖着浮肿的两条腿去扫雪了。我吃了一碗用杨树叶子做成的饭，就去上学了。道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几个男人和女人扶着扫帚和铁掀软软地站在路旁看着我们，我认出他们是公社的干部们。雪都被堆在了道路两旁，路面已经露出了于松的黄土，散发着黄土的泥香，诱发着人们的食欲。我一路上不时地抓着道旁的雪吃着，那天我吃了很多雪，我至今记得我那天的肚子像被人系紧了肠子一样，有些隐隐的疼痛。我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在第一堂课，就歪倒在了课桌底下了。紧跟着，就歪倒了另外几个同学。我是被苗老师背回家来的。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土炕上。袁娘正在喂我柴灰水，这是乡下治肚胀的一种上法。我想坐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呆呆地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下来了。袁娘把一碗柴灰水端给我，让我喝了，就问我：还疼不疼了，柴灰水涩涩的，我直想呕，不想说话，就点点头。这时就听到街门一响，院子里就传来志河的声音：五嫂在家吗？袁娘就应道：志河吧，快进来吧。 　　豆芽菜一样的志河就晃进门来，就在屋中的土炕上坐下，伸过于柴一样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问袁娘：大哥大嫂没回来。 　　袁娘叹一口气：听说苍南县好凡个村子的人吃野菜中毒了，大哥去那里了，怕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大嫂过两天就回来，说是要在咱们村里下乡。 　　志河苦笑笑：五嫂，村里有人说要去逃荒哩。你看这事？ 　　袁娘闷了一下：不行，县上讲了，眼下全国都是这年景。咱们去别人的地面上讨食，人家吃什么啊？让党员们去做做工作，一个人都不要去，不能给咱燕家村丢人败兴的。饿死一条命，丢了儿孙的脸啊。那天县上的方书记就在会上这样讲的。话重哟。 　　志河叹道：都阎王喊门的年景了，还顾什么儿孙的脸哟。乱扯嘛。 　　袁娘叹口气：志河，咱们做干部的，莫要对乡亲们乱讲的。 　　志河不再说话，就坐在院子里掏出一指用旧报纸撕成的烟纸，卷烟。然后就凑近土蜡点燃，屋子里就升腾起一股菜叶子的味道。那是用葵花叶子卷的烟。那年代，村里的许多烟民就用它来替代烟草。 　　志河默默地吸完那支烟，把烟头放到脚下踩灭，对袁娘说：五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袁娘笑道：你说吧。 　　志河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好，那样做怕是要犯罪的。就垂下头。 　　袁娘怔了怔：我听别人说过了，你真敢想啊。 　　志河叹道：咱们当干部的，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这么死人啊。 　　袁娘点点头：是啊，再想想办法吧。那种事是万万不能干的啊。 　　志河说：我们当干部的，总不能让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啊。就说不下去了。 　　袁娘默然无语，呆呆地看着志河。 　　志河道：县里传来了活，地区要修水库哩。公社要咱们燕家付出三十名劳力哩。 　　袁娘道：我也听说了，村支部要去一个带队的哩，还是我去吧。你婆娘有病，脱不开身的。 　　志河闷闷他说：其实我是真想去哩，在家天夭费心呢。你一个妇道家，怎好去干那种力气活啊。 　　袁娘笑了：你小看我哩。当年支前的时候，我一个人一口气背过一百多个伤号哩。 　　志河也笑：不敢小看嫂子哩。 　　袁娘说：就这样吧，我去水库。 　　志河说行，就抬起屁股走了。我肚子里一阵乱叫，大概是那碗柴灰水发生作用了。就坐起来，袁娘扶着我，我扶着墙去大解。到了街上，就看到志河踢着疲疲塌塌的步子，消失在暗夜里了。街道上，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寒风呆呆傻傻地吹过去。 　　1961年冬天，县委指示各公社抽调人力去修朝阳水库。朝阳水库至今仍是苍山县最大的一个水库，于1963年春天竣工。或者今天的人们不可能想象，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政府竟然还能有这种举措。燕家村抽调了三十名民工，在西北风呼叫着的一个早晨，到公社集合了。 　　我那天正在公社的学校上课呢。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听不进课去了。一下课就跑到公社的大院里去看热闹。就看到公社的院子已经挤满了，各村来的民工都带着工具站在寒风里。还有几面旗子在凤中猎猎飘动着，发出哗哗啦啦的雄壮的声音。院子的中央搭起来一个席棚子，算是主席台了。上边还挂着一幅大标语，红纸黑字亮人眼目：让高山开道，让河水让路。 　　天阴阴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感觉有些冷，就想回去了。刚刚要走，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袁娘。袁娘笑道：援朝，你别走，一会儿我给你吃的。 　　我高兴地问：什么吃的啊？袁娘笑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人群一阵躁动，有人说：来了来了。袁娘也对我笑：你大伯来了。 　　我国头去看，见有几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瘦干干的大伯跟县委的几个领导下了车，就上了主席台子。公社的干部们就忙朝会场喊活：大家静一静了，秦书记来看望我们来了。 　　天果然就下开了霏霏的细雪，我抬头看去，就觉得天上要是下白面该多好啊。我至今记得当时这一个念头。每当下雪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比喻来。这时，大伯就上了台子，开始讲话。 　　大伯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他眼前是数千名面呈菜色的乡亲。小风呼呼地刮着，小雪花在人们头顶上落着。 　　大伯高声喊着：乡亲们，我老秦送你们出征来了。我们苍山县，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走了蒋介石。今天，共产党号召我们去修水库。我们一定不能让党失望。人定胜天。愚公移山。 　　人群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我听到大怕的声音在满天的飞雪里像冻石头一样硬硬的。 　　开罢了誓师大会，各村出征的劳力到公社的食堂领取菜饼子，每人两个，还有一碗热汤。然后就出发。袁娘带着我去领了两个菜饼子，把菜饼子塞给了我，她喝了那碗热汤。她笑着对我说：娘去了，得走些日子哩。你就跟着你三伯吧。 　　我只顾狼吞虎咽着那两个菜饼子，一边吃一边乱点着头，竟没有细细看看袁娘。后来袁娘走了，大伯看到了我，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援朝，快去送送你娘。 　　我醒过来，把最后一口菜饼子吞进肚里，就跑出院子，就听到一片敲锣打鼓的声响。只见黄土道上，漫天飞雪，红旗飘飘，民工队伍浩浩荡档地出发了。我已经看不到袁娘在哪里了。 　　袁娘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只是那时袁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一丝笑容在脸上僵住，似乎她突然有了一个什么念头，而这如烟一样的念头已经飘散了。民工们抬回的是袁娘的尸体。听民工们说，袁娘是生生累死在工地上的，她事事干在别人前边，还把干粮给别人腻那天，她顶着寒风挑河泥，就昏倒在河坝上，再也没有醒来。 　　给袁娘下葬那天，我默默地淌着泪，固执地坐在坟地里不走，家里人劝不动我，就先走了，我听着田野里的风僻低地吹过来，听着风儿钻入坟土的声音。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袁娘了。我哇地放声哭起来。 　　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如果说我们用血肉筑起朝阳水库，那么凝聚血肉的则是精神的原汁。 　　袁娘走后的第十天的夜里，志河在他家里开了一个民兵会。第二天夜里，就胆大妄为地带着村里的民兵把公社的粮库打开了，弄出了九袋玉米。为此志河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常常感慨，或者那天志河真是晕了头了，已经被饥饿煎熬得耐不住他那焦躁的性子了。或者志河那天夜里跟几个民兵一定想了很久，终于他们做出那一项可怕的决定。据村里曾经参与了那件事情的老人们回忆，志河叫他们去的时候，眼睛红红得像是冒血。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时的志河，血管里的液体正在急涌奔流，志河已经决定了一件让全村人脸红至今的事情。 　　志河讲了想法，众人一下子都惊呆了，有人呆呆地问：这，可是犯法的事情啊。 　　志河惨惨一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人一个个就这样死去，咱们是借，借还不行嘛。那么多种子粮在粮库里闲下一冬也是闲着，咱们借借还不行嘛？他空空的目光四下看着，渐渐，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渐渐就红得像浇了鸡血一样，恶恶地盯着众人。 　　借。志河终于为自己这个决定找到了一个理由。凡事情如果不做，只有一个理由；如果去做，总有一百个理由任你挑选。 　　民兵们闷闷着，谁也不肯说话，满屋子里只听到一种犯罪前紧张的喘气声。 　　窗外，月亮被云彩掩死了，寒风嗷嗷地叫着，在村道上疯跑着。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志河抽了几口树叶子烟，大口大口地吐着浓浓的烟雾。他哑声道：大家就不要去了，我一个人去就是了，日后有了什么我秦志河担着吧。说罢，就跳下炕来，扯起几条麻袋，凶凶地走出门去。 　　终于，有几个年轻的民兵，跟着志河出来了。 　　屋里有人冲出来，低低地喊一句：志河，你们去不得啊。 　　志河听到这一声喊，脚步猛地停住。他回过头来，看到几张欲哭无泪的眼睛。志河叹了口气，就大步走了。 　　当他们走到村口那块石碑前，志河的脚步似乎迟凝了一下。但他没有去看那块刻写着约束着燕家村人行为规范的石碑。 　　公社的粮库只有一个粮食局的冯大水守着，大水已经被饿得头晕，早早躺在床上了。对翻墙过来的这十几个人，竟是毫无察觉。 　　志河他们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粮库的门弄开了。他们拥进去，满满地装了几麻袋玉米，拖出了粮库。就在出大门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吼：站住。 　　志河一惊，回过头来，昏换黄黄的灯光下，管粮的保卫冯大水黑黑地站在粮库门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志河。大水是县粮食局的。到燕家村收过粮食。大家当然认识他了。 　　无人知道是偷，有人知道则是抢。偷则还有羞耻之心，抢则把这种行为推上了赤裸的绝境。志河并没有想到抢。志河呆在了那里。几个背着粮食的民兵也愣愣地看着大水。 　　志河非常难看地笑了笑：大水。 　　大水骂道：秦志河，你怎地干开了这种事啊？ 　　志河垂下头，许久，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就看着大水说：大水兄弟，我们不能看着村里人一个一个地死啊。 　　大水就湿了眼，声音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就软下来：志河兄弟，这可是种子粮啊，有道是饿死爹娘，不吃种粮啊。你们都是当村干部的，这道理是该懂的啊。 　　一阵沉默。空气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粮库里只听到呼呼的喘气响。 　　志河猛地吼一声：大水，你给我滚开。吼罢，拖起一包粮食就走。 　　大水哗啦一声就拉开了枪栓：志河，听我一句，这粮食动不得啊，是要掉头的啊。 　　志河凄然他说：我什么都明白，可现在顾不得许多了。 　　大水硬硬他说：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走的。 　　志河点点头：我知道。猛地抬手，打昏了大水。几个民兵就上去捆了大水。 　　志河把粮库的十几袋子种子粮弄到了村里。当夜就开了社员大会，让各家各户把粮食带回去。 　　于是，一个出乎志河意料的景观出现了。乡亲们眼睛里冒着一种就要燃烧的热烈，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搬那些已经分配好的粮食。志河去公社粮库劫粮的事情在村里已经传开了，人们惊得透不过气来了。燕家村从没人干过这种事情呵，真是胆大包天了。志河疯了不成？人们慌慌地拥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就看到志河几个人弄来的那十几包粮食。土蜡燃起换黄的光，荡起飘忽不定的暗影，像鞭子一样在人们的身上抽打着。 　　志河干干地喊道：大家把这些粮食分一分吧。 　　没有人响应，志河的声音显得无力极了。像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折断的枯枝。 　　志河又心虚虚地喊了一声，仍是没有人去动。一个老汉走过来，盯住志河：志河啊，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哀哀地看了志河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转身走了。于是，乡亲们就一个个走出了院子。最后，院子里只剩下志河和那堆粮食。 　　天空黑黑的，院子里点燃的那几支土蜡，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志河就木木地怔在了那里。他没有料到，他们几个舍身为乡亲的行为，他们对村民们的关怀，竟像是一颗挡在村民们脚下的小石子，被村民们轻蔑地踢飞了。志河突然觉得自己挺窝囊，挺没劲，挺操蛋的了：几个早就蔫头蔫脑了的民兵，突然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呜呜地。哭声在死墓一般的村中飘散着，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像残秋中田野里悲悲的虫鸣。 　　志河呆呆地走出院子，不禁抬起头来，仰天长啸一声。一口浓浓的热血就喷出来。 　　其时，天寒彻，夜无声。 　　天蒙蒙亮时，志河让民兵把粮食送到了公社，自己去自首。几个年纪大的村民就趴在村头那块石碑前痛哭着，哭声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村中飞来飞去。整个燕家村陷进了惶惶不宁的气氛中，人们感觉到一种比饥饿更吓人的事情就要来临了。 　　1994年的春节，我面对着一桌丰盛的年饭，把这段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我：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您讲的是真的吗？ 　　我艰难地苦笑笑：是真的，的确是真的，你的姥姥就是在那年饿死的。 　　女儿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真的是在编造一个神话。或者，她真的不相信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 　　我摇摇头：我也读过那部名噪一时的小说，但我总不肯相信作家写的那就是真实的生活，至少在苍山县里就没有发生过那种事件。也绝不会发生那种事件的。 　　女儿笑了：您别是把记忆中的东西艺术化了啊。您看看当代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您记忆中的是否真实了。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您见过有扫雪的吗？您这些年见过有扫雪的吗？这就是中国人啊。 　　女儿挑衅的目光盯着我、我哑然。的确，我已经记不清了，从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没有人扫雪了。每年下雪之后，都要出几起交通事故。市委大楼门前，雪仍旧堆得厚厚的，人们连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最为保守的格言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女儿看我怔怔的，就嘲笑着问我：既然那个年代那样饥饿，为什么人们竟能够自甘潦倒，聊以自毙呢？为什么竟没有人破门人户，抢劫造反呢？他们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却竟没有互相残害。真是还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我点头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女儿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的人真是老实啊。如果现在赶上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还会那样吗？ 　　我看看她：你说呢？ 　　女儿一脸惶然：说不定，我也要加入打砸抢的行列呢。至少要把银行抢了。 　　我呆呆地，我的心疼了一下子，我看着女儿那张平静的脸，我知道女儿说的是真话。一句非常恐怖的真话。 　　我再也无心吃饭了、转身去看窗外工窗外一片白茫茫，路上的雪还没有化。太阳光在雪地上波快地跳舞。果然是没有人扫雪，听说已经出了好几起交通事故了。昨天晚报上讲，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了雪地里。丈夫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谈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小孩子的游戏。我开始恐怖雪，皑鞍白雪中竟掩埋着黑暗的凶杀。一种精神的民族的凶杀？ 　　的确，对于这样一个年代，对于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以致于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口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竟怀疑我是否真的在那样一个时候生活过。我该怎样写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好像真是很难的。那一个年代那些无恨无侮饿死的人们，能否代表中国？在当今热闹的现实景观中，我这样一个回忆，显得那样苍白，而且有毛病。那一场饥饿，像一场风一样，早就刮得无影无踪了，却让我保持着惊恐的记忆。那一个没有诗情的年代，却让我终生高山仰止。 　　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破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不要总是指责那一个年代吧。不要总是对那一个年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和锗误，但是它竟是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以致使我们每每回忆起，总感觉像是敲打一块钢板，叮当作响，激越雄浑。 　　退一万步讲，我们恼怒那个经常充满了错误和悲剧的年代，但我们总不应该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憎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那一个人格灿烂的年代，错误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 　　或者那一个年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悲哀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是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今天能够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或者说，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已经丧失了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1993年的春节，我一夜无眠，我想了很多。这也许就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吧。 　　志河带上那些粮食去公社自首了。公社被惊呆了。当下就用麻绳捆了志河，又派人到粮库找到嘴里被堵了破布，被捆成一团的大水，一并解押到县里去了。县公安局就把志河和大水拘押起来，连忙向县委汇报。 　　县委方书记听到汇报，惊呆了。那是一个公社的种子粮啊，竟敢有人这么胆大妄为，而且还是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干的。反了反了。 　　方书记是大伯的老部下，当他听到是大伯的堂弟犯的案子时，很是为难地给地区挂了一个电话。大怕接了电话，听得呆呆的，电话里好半天没有声响。方书记颤颤地问：秦书记，您看这事…… 　　大伯猛地火了：这还用请示我吗？这是反革命事件。懂吗，反革命。大伯把电话摔了。 　　方书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就对通讯员说：你把秦志河叫到我这里来。通讯员就去公安局带志河来见方书记。 　　两眼没有了一点光彩的志河被押进方书记的办公室。彼此都认识而且熟悉。方书记点点头坐着没动，浮肿的双腿已经很难使他站着说话了。他指指椅子：坐吧。 　　志河一脸惭愧之色：方书记？我……我真是昏了头啊。说罢，就垂下头，傻傻地坐在椅子上，再无一句话了。 　　方书记闷了一会儿，就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特别问了问死人的情况。志河一一说了。方书记不时点点头，最后看看表，就喊通讯员进来带志河回公安局。 　　志河站起身，闷闷地问了一句：这事我哥知道了吧？ 　　方书记点点头。 　　志河又问：他说什么了？ 　　方书记哀下脸，没有回答。对通讯员挥挥手。 　　志河低下头，转身要走，门就开了，就听到有人颤颤地喊了一声：志河。 　　志河口头看，见是大娘走进来，哀哀地看着他。 　　志河怔住了，干干地叫了一声：大嫂……头就低下去。 　　方书记跟大嫂点点头，吃力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通讯员就站在了门口。屋里只剩下了大娘和志河。大娘叹口气：我刚刚听说了，你怎么会做下这等事啊。 　　志河低下头：我实在不忍看乡亲们饿死啊。 　　大娘说：你也不是在党一天半天了，现在什么形势啊，修正主义掐我们的脖子，老天爷闹自然灾害，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还不能饿几顿饭吗？挺一挺就过去了吗，总不会比咱们打鬼子那年月难过吧？可你怎么能…… 　　志河垂泪道：大嫂。我已经知道做下错事了，现在悔得肠子疼哩。我对不住村里的乡亲，做下这等坏了村子名声的事情。把这事刻在村前的石碑上吧，让后人知道，饿死也不能去偷啊。就呆呆地转过脸去，看着窗子，有一只苍蝇软软地趴在上面飞不动了。 　　大娘叹道：志河，你何上是丢了村里的脸面啊，你糊涂啊，你是丢了共产党的脸面啊。 　　志河身子一颤，呆呆地看着大娘。 　　大娘看看志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家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嘛？ 　　志河就湿了眼：日后就靠给大嫂你了。 　　大娘点点头，怨怨地看了志河一眼，就低头出来了。 　　志河回了县公安局的看守所。 　　案子就报到了地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开除志河的党籍。移交到法院。过了一个月，就判了志河的死刑，报省高院核准。 　　枪毙志河的那天，几个公社的人都拥到路边看热闹。人们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故事，燕家村的支部书记砸了国家的粮库，共产党里边出了坏蛋。 　　老百姓们拥挤在路上，朝着志河指指点点，有人恶恶地骂着。还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开道的警车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驱散着人们。 　　没有开公判大会，原来是要开的。后来方书记说了一句活：乡亲们都饿得走不动了，再弄到一起开会，在冷天里冻着，怕是要死人的，于是，就没有开会。 　　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们头低着，觉得志河实在是给燕家村丢了人，燕家村的乡亲们日后怎样出去见人啊。有几个老太太那天就在燕子庙前跪下了，饶着香，嘴里喃喃着，似乎是在替坏蛋志河赎着什么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们感觉他们的荣誉一下子被志河毁掉了。悲哀啊。 　　我没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让我去，我至今后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会在囚车上四下找燕家村的乡亲们。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乡亲们的。而燕家村却没有一个去送怂他。 　　枪毙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一直目送着志河上了刑场。看着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又看着我大娘带了几个村里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尸。 　　那人就是我三伯。 　　志河在看守所里省下了十几块菜饼子和两块玉米饼子。两块玉米饼子是志河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嘱咐，给大娘送了去，说是志河让大娘带回燕家村给孩子们吃的。大娘就带回了村子，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个净光。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饭啊。志河是空着肚子走上刑场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两度荒年里，全县共出过三起偷窃事件。除去燕家村这一件村干部偷窃粮库的事件，还有一件石家村的一个叫贺二虎的偷了生产队的几斤红薯干，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县城的售货员监守自盗，半夜值班时，偷吃了商店的饼于，大概一共吃了十几斤，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职工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肚子像一个皮球一样鼓鼓的，他是胀死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有杂质的，但不能代表这一个年代的人们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没有划出这个精神目的。在那个饥饿作为第一特征的年代，这几起偷窃事件，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近年来，苍山县偷窃成风，于是，防盗们成了抢手的产品。燕家村占河的儿子做防盗门成了大富。去年我回苍山县采访，参观了占河家的铁合会工厂。那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堆满了一律涂着血红色防锈漆的防盗门，上边还画着秦叔宝尉迟恭的神像。占河的儿媳告诉我，他们家已经开始设计装有防盗电子系统带音乐门铃的防盗门了，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订户。我问她价钱是不是很贵？她狡滑地笑笑说：当然很贵的，因为还要装非常豪华的进口锁。我问：真的有人买？她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很走俏，苍山县共有十几家这样的工厂，没有不嫌钱的，很受一些有钱人的欢迎。她让我在报上给他们吹一吹。就算做广告了。我点头答应了。 　　我回到报社，没有写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个荒年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防盗门这个东西的。那真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啊。那些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能说明什么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数字。今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建国后的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个水平的背后，是全县偷盗成风，仅燕家村，就有二十余人因偷盗被逮捕。1993年，全县出现刑事案件两千一百多件。其中盗窃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抢劫杀人案37起。我从这些数字的背后，看到苍山县于民当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变得硬实了，凶悍了，骄横了，他们不要任何制约了，他们重新选择了一种行为准则，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带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志河的事情，够燕家村人脸红几辈子的了。村头的那块石碑，不知道被谁涂上了一层黑黑。耻辱深深地击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脏。燕家村的人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已经做到了极致，村头的这一块石碑，为燕家村的历史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没有这一个前提，燕家村便无以构成，燕家村便无以自存。而志河这个孽障，竟然背弃了这一个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扎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里在滴血，这是比饥饿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后，志河一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任谁去喊，也不开门。后来，大娘让人送去一些用树叶子做成的饭团子，送到他家门口，却也不见他家人出来取。半个月后，大伯回来，让人砸开了他家的门，就见志河的媳妇和三个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饿死的，他们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没有一点点表演的意识，也没有一点点抱怨的情绪。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 　　1988年，我回到Ｓ县采访，见到了县里著名的乡镇企业家日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间，提到了那个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那年志河弄回了粮食，他们也被喊了去，田二喜的父亲田成杰不敢相信，志河肯把粮食分给他们这样的地主分子。那时田二喜才十三岁，胆怯地跟在父亲身后，志河声音哑哑他说：拍你们家那一份拿去。 　　田成杰害怕他说：乡亲们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 　　志河叹道：你不要管他…，他们有原则的，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 　　田成杰声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俞的事了，你家现在也一样挨饿哩。娃儿还小，都是乡亲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杰就贼贼地背回了那十斤玉米。 　　说到这里，田二喜嘎咽了：没有那十几斤玉米，他们一家人活不到现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会活活饿死的。他说，他父亲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对全家人说，不要忘记志河，不要忘记…… 　　田二喜对我说：你要写写志河啊，那是二个怎样的年月啊。 　　我含了泪：我写我写。

　　１９６１年春天，灾荒仍旧威胁着苍山县。县委方书记万般无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军区，找当时的省军区的司令员赵勇求救。赵勇是三伯的老战友，曾在苍山县打过游击。方书记是想动用三伯这个老关系，弄一些粮食回来。 　　三怕听罢方专年的意思，就叹道：部队的日子也紧得很啊。方书记垂泪道：我知道，我们是种粮食的，怎么好从部队的嘴里掏口粮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乡亲们…… 　　三伯长叹一声，就随方书记去省军区。 　　赵勇黑瘦瘦的，显示着灾年的特征。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方书记讲述苍山县的灾情。他的眉头一直紧紧锁着，一支接一支吸着特供的劣质烟，不时咳出黑黑的痰来。当听到县里饿死了那么多人，赵勇哭了，手颤抖着，猛地把烟在手心里捻死，唬地站起身，对方书记摆摆手：你别说了。来人。 　　一个警卫员走进来。 　　赵勇说：把军需处长给我喊来。 　　不一会，瘦得像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进来了。越勇没说话，示意他坐下。军需处长就坐下。 　　屋里很静。谁也不说话。赵勇就接着闷闷地抽烟。满屋子的烟雾，只听到赵勇不时的猛烈咳嗽声。方书记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见三伯仰靠在沙发上，已经是珠泪滚滚了。 　　军需处长坐不住了，问道：司令员，有事吗？ 　　赵勇不看军需处长，眼睛闭着：我私人跟你借些粮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军需处长一震，看看三伯和方书记，方书记埋下头，三伯一声不吭，似乎睡着了。 　　赵勇说：我请你调拨给苍山县五十万斤粮食。 　　军需处长身子一怔，忽地站起来，空空的目光看着赵勇，没说话。 　　赵勇睁开限睛，看着站得笔直的军需处长：你听到了没有？ 　　军需处长点点头：听到了。 　　赵勇声音于涩他说道：那你就去办吧。 　　军需处长脸色就白了：司令员，这＃＃＃军粮动不得啊。 　　赵勇硬硬地扔出一句：出了问题我赵某去顶雷。 　　军需处长还是一动不动，额上逼出许多细汗，脸更加惨白起来。 　　赵勇声音就有些沙哑：国法、天理、人情啊。我赵勇今天至少占了后两条了。你应该记得，那里的老百姓当年是怎样支援革命啊。那年月为了部队，乡亲们死了多少人啊，现在解放了……赵勇说不下去了。 　　军需处长身子微微颤了，向赵勇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脚步沉沉的。 　　方书记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浮肿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赵勇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赵勇腾地火了，骂道；你这是干球什么嘛？ 　　方书记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连声喊道：谢谢了。谢谢了啊。 　　赵勇转过身去，眼睛盯着窗停＃久久没有回头。窗停的树叶已经绿了，熬过了一冬的生命似乎正在悄悄地复苏了。 　　三伯看看方书记，站起身。方书记会意＃低档的声音说：赵司令，我们回去了。 　　赵勇闷声对三伯道：老秦啊，回去代表问乡亲们好；把这个灾年过去，我赵勇要到苍山县去看望乡亲们。这五十万斤粮食，实在是不多啊，可是我赵勇就只有这一点能力了，让乡亲们咬咬牙吧。说着就转过身来，已经是满脸的泪了。 　　三伯凄然一笑，你已经尽力了。我听人讲，分家乡的人来求你，你一斤粮食也没给啊。 　　赵勇眼睛上红，泪又落下来，长叹一声：我这个官，不是为家乡当的啊。你们快走吧，不然我冷静下来会后悔的。 　　赵勇病逝于1982年，时年七十九岁。他至死也没有到苍山县来看看。

　　五十万斤粮食，对于几十万人口的苍山县，无异是杯水车薪。但是，它毕竟救下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那个瘦成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同时还调拨了三十万斤饲料。军需处长亲自押解着这批粮食，和方书记一同到苍山县。走到县里，把粮食卸了，军需处长眼睛潮潮地说：我回去了。 　　方书记和三伯跟军需处长握握手，目光哀哀地着着军需处长远远地去了。 　　后来听说那个军需处长在“文革”中该人整死，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军用粮食和饮料。他到底也没有出这一切都是赵勇的指示。而且这批调拨粮就没有赵勇的签字，或者那个精明的军需处长当时就想到了最后的结局，竟没有让赵勇留下一点痕迹。 　　五十万斤军粮和三十万斤饲料运到了苍山县，县委星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伯和几个地委领导也被请来，大伯听了方书记的汇报＃就苦笑道：粮食是你们苍山县搞来的，可是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别的县挨饿啊。全局一盘棋嘛。 　　方书记点点头道：当然。 　　于是，重新划拨这五十万斤粮食和三十万斤伺料，最后分到苍山县头上，只剩五万斤粮食和三万斤饲料。后来有人感慨他说，苍山县在那个时候献出了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近乎贡献出了几千个生命啊。这是何等的气魄啊。这是一个处在极致，超越了界限，不近乎人情，近乎于愚蠢的故事，今天读来并不会使人快乐，让人听后有一种难言的悲怆，让人听后会永远感到今人的低下，我不得不在这个气壮山河的数字后边提及另一个让我气短的数字。1993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而这一年，苍山县对希望工程的捐款，却平均每人不到一角钱。而这一年的公款吃喝费用，却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我富裕了的苍山啊，远远地走出了饥饿贫困的阴影，脱去了上布的衣着，换上现代的西装革履，却如何竟站在了一个十分弱小和蒙昧的人格水平上了。仓廪实而知礼仪。我几次想起这个古老的历史命题＃果然是这样吗？我深深地困惑了。 　　大伯带着那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走了，只剩下了苍山县委一班人仍在连夜研究余剩的粮食和饲料如何划分。 　　方书记想了想说：县委县政府和各区乡的干部都划出去，一份也没有，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说罢，他那浮肿的眼睛，四下扫视着会场，扫视着那一个个脸上全是菜色的干部们。 　　会场上一片寂静，只听到一片沉重的喘息声。 　　窗外＃早春的寒风扑打着窗子，发出尖尖的啸声，揪得人心紧。 　　方书记艰难地笑笑：散会。 　　1960年至1961年，县委和各公社的干部们没有吃一点额外的粮食，是否绝对，至今苍山县的老百姓都这么说。西山公社的党委秘书刘春华的老婆玉秀，是刘家村的妇女队长，到公社开会时，因为惦记丈夫＃就把自己早上的口粮－－两个菜饼子省下，给刘春华带来了。刘春华带咽得下去嘛。 　　玉秀看着丈夫＃转身流着眼泪走了。刘春华的老娘和不满一岁的儿子，就是那一年饿死的。刘春华却硬是从每月已经减到了２０斤的口粮里，每月都省出几斤，给了村里的五保户张寡妇。张寡妇由此又活到1976年。临死前，她仍喊着刘春华的名字。是时，县办公室主任刘春华正在戴着高帽被红卫兵押着批斗呢。 　　1989年，任县委书记的刘春华，因为贪污公款三十八万元，被判刑二十年，给他送过菜饼子的玉秀，在县煤建公司当副经理，也因受贿索贿被判刑七年。据报上披露，刘春华家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成箱的罐头，高级营养品，成条成捆的高级香烟和成箱的名酒。一个为了解决工作的临时工，为了转正，家里的房子拆掉变卖了，给玉秀送了礼。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曾去狱中采访过刘春华，他不认识我，我讲了他当年的事迹，他突然埋下头，无声地器了。两肩颤拦着，像两片寒风中的枯叶。我发现刘春华的头发已经白了，我一阵恍惚。想象不出当年那个每月从嘴里省出几斤粮食的刘春华是什么样子的。 　　狱中的控视室里，不时有风悠悠地吹过。我抬头看看，是那扇小铁窗开着呢。几根锈蚀的铁条威严地竖着，让人感觉思维在这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再看看刘春华那一头白发，知道这个老人将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了。我希望他能对我讲点什么，或者说，我暗暗希望着他能对那个年代再说些什么。 　　刘春华突然抬起头，挥挥手，无力地说，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讲。说罢，就转身回号子去了。我起身盯着他那有些驼背的身形，恍惚间似看到一片精神的废墟。这似乎不应该是刘春华一个人的变节，一个人的异化，而是一种当代文明对生态愚昧意义上的可悲的认同与回归。我不禁心中一阵慨叹。昔日的光荣已经成了嘲弄。文明的精神已经被这种回归打得落荒而逃了，苍山县已经开始容忍邪恶，已经无视暴虐，那一度辉煌的精神已经被撕成了碎片，任大大小小的刘春华们搓捏着和践踏着。 　　这似乎不是刘春华一个人性格的转变，背景竟是相当的深刻。深刻得让人心中滴血。 　　那天，苍山县委宴请了我这个记者。我是被一群政府官员拥簇着进了一家豪华的饭店的。我记得那天上了许多我没听说过的菜，鸡鸭鱼蛋都被做成了我很少见过的表情和姿态端上了桌子。五粮液和外国洋酒也前呼后拥地挤上了桌案。我看看那些红光满面的官员们，我估计如果再发生什么荒年，他们是绝不会在吃上出问题的。我那天喝得多了些，席间去小解。路过后堂的时候，见到两个老乡正在拉泔水，整盒的米饭和肉食就呼呼地倒进了泔水桶了。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老乡把一些整盘的米饭和馒头倒进了一只门袋中，我问他这样分开做什么用。他笑道：拿回去让家里人吃呢。 　　我好奇地问：现在吃的还紧张吗？ 　　老乡苦苦一笑：我是那年月饿怕了，见着这糟蹋东西，心疼哩。 　　我怔怔地看着他… 　　老乡自嘲地笑笑：我这人没出息哩，没出息。 　　采访完了刘春华，我离开了苍山县。路两边盖起了一排排的商店和饮食店，一些招客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边拦截着来往的车辆。我听说这一带卖淫的事情很多，还常常发生抢劫的案件。这些商业建筑的后面是田野，田野里麦浪滚滚，我打开车窗，深呼吸着浓郁的麦香。我竟嗅出了一种腐烂的气味，我闭上眼睛，车子已经走出苍山县很远，我暗暗叮嘱我不要回头去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当我扭过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我蒙蒙的泪眼中，似乎看到了一片昨天的废墟，我耳边传来路边酒店中放出的摇滚的强劲音乐。是一个时下很是走红的歌星在呼嚎着。我突然想到，也许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那是辽阔，那是久远，那是高贵而悲壮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骇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遗址。 　　（选自《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 【此文章由“宇慧文学视界”(http://yhsj.bentium.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转载，请保留链接。】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

　　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卅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青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不过，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的优美的轮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扩。宽阔的前额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 　　可是，倒是我自己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他。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 　　我知道，已经有人在背地里说长道短：“凭她那些条件，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不过是一头劣种的牲畜，却变着法儿想要混个肯出大价钱的冤大头。这引起他们的气恼，好象我真的干了什么伤大害理的、冒犯了众人的事情。 　　自然，我不能对他们过于苛求。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 　　我和乔林相处将近两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摸不透他那缄默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不爱讲话，还是因为讲下出来什么？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险，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不好！”就这么两挡，再也不能换换别的花样儿了。 　　当我问起“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认真地思索了好一阵子。对他来说，那段时间实在够长了。凭着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我知道，他那美丽的脑壳里面的组织细胞，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我不由地对他生出一种怜悯和一种歉意，好象我用这个问题刁难了他。 　　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 　　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谢谢你，乔林！” 　　我不由地想：当他成为我的丈夫，我也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到底呢？也许能够。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经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一起。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逢到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象我不是一个准备出嫁的姑娘，而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的老学究。 　　也许我不必想这么许多，我们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廿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象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样过下去呢？ 　　不，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我想起小的时候，我总是没缘没故地整夜啼哭，不仅闹得自己睡不安生，也闹得全家睡不安生。我那没有什么文化却相当有见地的老保姆说我“贼风入耳”了。我想这带有预言性的结论大概很有一点科学性，因为直到如今我还依然如故，总好拿些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但搅扰得自己不得安宁，也搅扰得别人不得安宁。所谓“禀性难移”吧！” 　　我呢，还会想到我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对我的这些想法，对乔林，对我要不要答应他的求婚说些什么？！ 　　我之所以习惯地想到她，绝不因为她是一个严酷的母亲，即使已经不在人世也依然用她的阴魂主宰着我的命运。不，她甚至不是一个母亲，而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这多半就是我那么爱她，一想到她已经离我远去便悲从中来的原因吧！ 　　她从不教训我，她只是用她那没有什么女性温柔的低沉的嗓音，柔和地对我谈她一生中的过失或成功，让我从这过失或成功里找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过，她成功的时候似乎很少，一生里总是伴着许许多多的失败。 　　在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用那双细细的。灵秀的眼睛长久地跟随着我，仿佛在估量着我有没有独立生活下去的能力，又好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叮嘱我，可又拿不准主意该不该对我说。准是我那没心没肺，凡事都不大有所谓的派头让她感到了悬心。她忽然冒出了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照别人看来，做为一个母亲对女儿讲这样的话，似乎不近情理。而在我看来，那句话里包含着以往生活里的痛苦经验，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倒不觉得她这样叮咛我是看轻我或是低估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她爱我，希望我生活得没有烦恼，是不是？ 　　“妈妈，我不想嫁人！”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害臊或是忸怩作态。说真的，我真不知道一个姑娘什么时候需要做出害臊或忸怩的姿态，一切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对孩子隐讳的事情，母亲早已从正面让我认识了它。 　　“要是遇见合适的，还是应该结婚。我说的是合适的！” 　　“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 　　“有还是有，不过难一点——因为世界是这么大，我担心的是你会不会遇上就是了！”她并不关心我嫁得出去还是嫁不出去，她关心的倒是婚姻的实质。 　　“其实，您一个人过得不是挺好吗？” 　　“谁说我过得挺好？” 　　“我这么觉得。” 　　“我是不得不如此…　”她停住了说话，沉思起来。一种淡档的，忧郁的神情来到了她的脸上。她那忧郁的、满是皱纹的脸，让我想起我早年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 　　“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呢？” 　　“你的为什么太多了。”她在回避我。她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的心事。我知道，她不告诉我，并不是因为她耻于向我披露，而多半是怕我不能准确地估量那事情的深浅而曲扭了它，也多半是因为人人都有一点珍藏起来的、留给自己的东西。想到这里，我有点不自在。这不自在的感觉迫使我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地追问下去：“是不是您还爱着爸爸？” 　　“不，我从没有爱过他。” 　　“他爱您吗？” 　　“不，他也不爱我！”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结婚呢？” 　　她停了停，准是想找出更准确的字眼来说明这令人费解和反常的现象。然后显出无限悔恨的样子对我说：“人在年青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等到你再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时，你已经干了许多悔恨得让您感到锥心的蠢事。你巴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那你就会变得比较聪明了。人说‘知足者常乐’，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快乐。”说着，她自嘲地笑了笑。“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莫非我那“贼风入耳”的毛病是从她那里来的？大约我们的细胞中主管“贼风入耳”这种遗传性状的是一个特别尽职尽责的基因。 　　“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她不大情愿地说：“我怕自己还是吃不准自己到底要什么。”她明明还是不肯对我说真话。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他和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分手了。我只记得母亲曾经很害羞地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似的人物。我明白她准是因为自己也曾追求过那种浅薄而无聊的东西感到害臊。她对我说过；“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忆年青时代所做过的那些蠢事、错事！为的是使自己清醒。固然，这是很不愉快的，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象黑暗里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似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里倒也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 　　我真对她不再结婚感到遗憾。她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如果她和一个她爱着的人结婚，一定会组织起一个十分有趣味的家庭。虽然她生得并不漂亮，可是优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文章写得也比较美，和她很熟悉的一位作家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会爱上你的！” 　　母亲便会接着说：“要是他知道他爱的竟是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他准会吓跑了。” 　　到了这种年龄，她绝不会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这分明是一句遁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些引起我生出许多疑问的怪毛病。 　　比如，不论她上哪儿出差，她必得带上那廿七本一套的，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中的一本。并且叮咛着我：“千万别动我这套书。你要看，就看我给你买的那一套。”这话明明是多余的，我有自己的一套，干嘛要去动她的那套呢？况且这话早已三令五申地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她还是怕有个万一的时候。她爱那套书爱得简直象得了魔症一般。 　　我们家有两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也许说明对契诃夫的爱好是我们家的家风，但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招架我和别的喜欢契诃夫的人。逢到有人想要借阅的时候，她便拿了我房间里的那套给人。有一次，她不在家的时候，一位很熟的朋友拿了她那套里的一本。她知道了之后，急得如同火烧了眉毛，立刻拿了我的一本去换了回来。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那套书便放在她的书橱里了。别管我多么钦佩伟大的契诃夫，我也不能明白，那套书就那么百看、干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有什么必要天天非得读它一读？ 　　有时，她写东西写累了，便会端着一杯浓茶，坐在书橱对面，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走进了她的房间，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一身，便是象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地羞红了脸。 　　我便想：她是不是爱上契诃夫？要是契诃夫还活着，没准真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她神志不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套书----”她已经没有力气说出“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样一个长句子。不过我明白她指的就是那一套。“……还有，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和我、一同火葬。” 　　她最后叮咛我的这句话，有些，我为她做了。比如那套书。有些，我没有为她做。比如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子。我舍不得。我常想，要是能够出版，那一定是她写过的那些作品里最动人的一篇。不过它当然是不能出版的。 　　起先，我以为那不过是她为了写东西而积累的一些素材。因为它既不象小说，也不像札记；既不像书信，也不像日记。只是当我从头到尾把它们读了一遍的时候，渐渐地，那些只言片语与我那支离破碎的回忆交织成了一个形状模糊的东西。经过久久的思索，我终于明白，我手里捧着的，并不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我还看见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她只有把这些笔记本当做是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每时，每天，每月，每年。 　　难怪她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够意思的求婚者动过心，难怪她对那些说不出来是善意的愿望或是恶意的闲话总是淡然地一笑付之。原来她的心已经填得那么满，任什么别的东西都装不进去了。我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想到我们当中有人多半不会这样去爱，而且也没有人会照这个样子爱我的时候，我便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怅惘。 　　我知道了卅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逢到他看见那些由于“爱情”而结合的夫妇又因为“爱情”而生出无限的烦恼，他便会想：“谢天谢地，我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象一个人的左膀右臂。”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他们可以说是患难夫妻。 　　他一定是她那机关里的一位同志。我会不会见过他呢？从到过我家的客人里，我看不出任何迹象，他究竟是谁呢？ 　　大约六二年的春天，我和母亲去音乐会。剧场离我们家太远。我们没有乘车。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人行道旁边。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满头白发、穿着一套黑色毛呢中山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那头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得象水晶一样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要使这样一对冰冷的眼睛充满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别强大的爱情，而且得为了一个确实值得爱的女人才行。 　　他走过来，对母亲说：“您好！钟雨同志，好久不见了。” 　　“您好！”母亲牵着我的那只手突然变得冰凉，而且轻轻地颤抖着。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谁也不看着谁。母亲瞧着路旁那些还没有抽出嫩芽的灌木丛。他呢，却看着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真好，太好了，和妈妈长得一样。” 　　他没有和母亲握手，却和我握了握手。而那手也和母亲的手一样，也是冰冷的，也是轻轻地颤抖着的。我好象变成了一路电流的导体，立刻感到了震动和压抑。我很快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我的手，说道：“不好，一点也不好！” 　　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不好？”或许我以为他故作惊讶。因为凡是孩子们说了什么直率得可爱的话的时候，大人们都会显出这副神态的。 　　我看了看妈妈的面孔。是，我真象她。这让我有些失望：“因为她不漂亮！” 　　他笑了起来，幽默地说：“真可惜，竟然有个孩子嫌自己的妈妈不漂亮。记得吗？五三年你妈妈刚调到北京，带你来机关报到的那一天？她把你这个小淘气留在了走廊外面，你到处串楼梯，扒门缝，在我房间的门上夹疼了手指头。你哇啦哇啦地哭着，我抱着你去找妈妈？” 　　“不，我不记得了。”我不大高兴，他竟然提起我穿开裆裤时代的事情。 　　“啊，还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忘记。”他突然转身向我的母亲说，“您最近写的那部小说我读过了。我要坦率地说，有一点您写得不准确。您不该在作品里非难那位女主人公……要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 　　这时，有一个交通民警走到停放小汽车的地方，大声地训斥着司机车停的不是地方。司机为难地解释着。他停住了说话，回头朝那边望了望，匆匆地说了声：“再见”！便大步走到汽车旁边，向那民警说：“对不起，这不怪司机，是我……” 　　我看着这上了年纪的人，也俯首帖耳地听着民警的训斥，觉得很是有趣。当我把顽皮的笑脸转向母亲的时候，我看见她是怎样地窘迫呀！就象小学校里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凄凄惶惶地站在那严厉的校长面前一样，好像那民警训诉的是她。 　　汽车开走了，留下了一道轻烟。很快地，就连这道轻烟也随风消散了，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很快地忘记。 　　现在回想起来，他准是以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而且—　　说起来奇怪，他和母亲一样喜欢双簧管。对了，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了。 　　至于他爱不爱我的母亲，我就猜不透了。要是他不爱她，为什么笔记本里会有这样一段记载呢？ 　　“这礼物太厚重了。不过您怎么知道我喜好契诃夫呢？” 　　“你说过的！”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 　　原来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是他送给母亲的。对于她，那几乎就是爱情的信物。 　　没准，他这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到了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意识到他心里也有那种可以称为爱情的东西存在。这可真够凄惨的。 　　关于他，能够回到我的记忆里来的就是这么一小点。 　　她那么迷恋他，却又得不到他的心情有多么苦呀！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窜动的人头，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她便觉得心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凝固了，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为了把自己的泪水瞒注别人，她使劲地咽下它们。逢到他咳嗽得讲不下去，她就会揪心地想到为什么没人阻止他吸烟？担心他又会犯了气管炎。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她那么近而又那么遥远？ 　　他呢，为了看见她一眼，天天，从少车的小窗里，眼巴巴地瞧着自行车道上流水一样的自行车，闹得眼花缭乱，担心着她那辆自行车的闸灵不灵，会不会出车祸；逢到万一有个不开会的夜晚，他会不乘小车，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来到我们家的附近，不过是为了从我们家的大院门口走这么一趟；他在百忙中也不会忘记注意着各种报刊，为的是看一看有没有我母亲发表的作品。他不能明白，为什么生活偏偏是这样安排着的？ 　　可是，临到他们难得在机关大院里碰了面，他们又在竭力地躲避着对方，匆匆地点个头便赶紧地走开去。即使这样，也足以使我母亲失魂落魄，失去听觉、视觉和思维的能力，世界立刻会变成一片空白……如果那时她遇见一个叫老王的同志，她一定会叫人家老郭，对人家说些连她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她一定死死地挣扎过，因为她写道：---- 　　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我们不过是在互相欺骗着，把我们的苦楚深深地隐藏着。不过我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你，我曾经多么努力地去实行它。有多少次我有意地滞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把希望寄托在时间和空间上，我甚至觉得我似乎忘记了。可是等到我出差回来，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简直承受不了冲击得使我头晕眼花的心跳。我是怎样急切地站在月台上张望，好象有什么人在等着我似地。不，当然不会有。我明白了，什么也没有忘记，一切都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年复一年，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却越来越深地扎下去，想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实在太困难了，我无能为力。 　　每当一天过去，我总是觉得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夜里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没有你！于是什么都显得是有缺陷的，不完满的，而且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一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了，为什么还要象小孩子一样地忘情？为什么生活总是让人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才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这梦想因为当初闭着眼睛走路，不但在叉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l百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 　　对了，每每母亲从外地出差回来，她从不让我去车站接她，她一定愿意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他去接她的那种幻觉。她，头发都白了的、可怜的妈妈，简直就象个痴情的女孩子。 　　那些文字并没有多少是叙述他们的爱情的，而多半记载的都是她生活里的一些琐事：她的文章为什么失败，她对自己的才能感到了惶惑和猜疑；珊珊（就是我）为什么淘气，该不该罚她；因为心神恍惚她看错了戏票上的时间，错过了一场多么好的话剧；她出去散步，忘了带伞，淋得象个落汤鸡……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和他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甘四小时，而这甘四小时，大约比有些人一生享受到的东西还深、还多。莎士比亚下的朱丽叶说过：“我不能清算我财富的一半。”大约，她也不能清算她的财富的一半。 　　似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也许因为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段的文字记载相当含糊和隐晦。我奇怪我那因为写文章而受着那么厉害的冲击的母亲，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习惯坚持下来的？从这隐晦的文字里，我还是可以猜得出，他大约是对那位红极一世，权极一时的“理论权威”的理论提出了疑问，并且不知对谁说过：“这简直就是右派言论。”从母亲那沾满泪痕的纸页上可以看出，他被整得相当惨，不过那老头子似乎十分坚强，从没有对这位有大来头的人物低过头，直到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得打下去不可！” 　　这件事一定发生在六九年的冬天。因为在那个冬天里，还刚近五十岁的母亲一下子头发全白了。而且，她的手臂上还缠上了一道黑纱。那时，她的处境也很难。为了这条黑纱，她挨了好一顿批斗，说她坚持四旧，并且让她交代这是为了谁？ 　　“妈妈，这是为了谁？”我惊恐地问她。 　　“为一个亲人！”然后怕我受惊似地解释着：“一个你不熟悉的亲人！” 　　“我要不要戴呢？”她做了一个许久都没有对我做过的动作，用手拍了拍我的脸颊，就象我小的时候她常做的那样。她好久都没有显出过这么温柔的样子了。我常觉得，随着她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那几年她所受过的折磨，那种温柔的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人。 　　她恍惚而悲凉地笑了笑，说：“不，你不用戴。” 　　她那双又干又涩的眼睛显得没有一点水份，好象已经把眼泪哭干了。我很想安慰她，或做点什么使她高兴的事。她却说： 　　“去吧！”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生出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我觉得我那亲爱的母亲似乎有一半已经随着什么离我而去了。我不由地叫了一声：“妈妈！” 　　我的心情一定被我那敏感的妈妈一览无余地看透了。她温和地对我说：“别怕，去吧！让我自己呆一会儿。” 　　我没有错，因为她的确这样地写着：—— 　　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呐，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复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可现在，我无时不在想，我的一言一行会不会惹得你严厉地皱起你那双浓密的眉毛？我想到我要好好的活着，好好地生活，象你那样，为我们这个社会----它不会总象现在这样，惩罚的利剑已经悬在那帮狗男女的头上----真正做一点工作。 　　我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唯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小路上。听着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沉寂的夜色里响着、响着……我每每在这小路上徘徊、流连，那一次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肝肠寸断。那时，你虽然也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便觉得你在伴随着我，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 　　我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又折回去，重新开始，再走一遍。 　　我弯过那道栅栏，习惯地回头望去，好象你还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我们曾淡档地、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像两个没有什么深交的人，为的是尽力地掩饰我们心里那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是一个没有一点诗意的初春的夜晚，依然在刮着冷峭的风。我们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你因为长年害着气管炎，微微地喘息着。我心疼你，想要走得慢一点。可不知为什么却不能。我们走得飞快，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我们非得赶快走完这段路不可，我们多么珍惜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可我们分明害怕，怕我们把持不住自己，会说出那可怕的、折磨了我们许多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更不要说到其它！ 　　不，妈妈，我相信，再没有人能象我那样眼见过你敞开的灵魂。 　　啊，那条柏油小路，我真不知道它是那样充满了辛酸的回忆的一条小路。我想，我们切不可忽略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谁知道呢？那些意想不到的小角落会沉默地缄藏着多少隐秘的痛苦和欢乐呢？ 　　当她写东西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她还会沿着我们窗后的那条柏油小路慢慢地踱来踱去。有时是彻夜不眠后的清晨，有时甚至是月黑风高的夜晚，那怕是在冬天，那怕峭厉的风象发狂的野兽似地吼叫，卷着沙石噼哩叭啦地敲打着窗棂……那时，我只以为那不过是她的一种怪僻，却不知她是去和他的灵魂相会。 　　她还喜欢站在窗前，瞅着窗外的那条柏油小路出神。有一次，她显出那样奇特的神情，以致我以为柏油小路上走来了我们最熟悉的、最次迎的客人。我连忙凑到窗前，在深秋的傍晚，只有冷风卷着桔黄的落叶，飘过那空荡档的小路的路面。 　　好象他还活着一样，用文字和他倾心交谈的习惯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直到她自己拿不起来笔的那一天。在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 　　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 　　我真不知道，妈妈，在她行将就木的这一天，还会爱得那么沉重。象她自己所说的，那是镂骨铭心的。我觉得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她分明至死都感到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 　　如今，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它的什么元素。可我知道，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门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那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情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 　　每每我看着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我就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我哭，我不止一次地痛哭，仿佛遭了这凄凉而悲惨的爱情的是我自己。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意重复它！ 　　英国大作家哈代说过：“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我已经不能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相爱。我要谴责的却是：为什么他们不互相等待着那个呼唤着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哟！ 　　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相不能答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啊！可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我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说到底，这悲哀也许该由我们自己负责。谁知道呢？也说不定还得由过去的生活所遗留下赖的那种旧意识负责。因为一个人要是老不结婚，就会变成对这种意识的一种挑战。有人就会说你的神经出了毛病，或是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是你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或是你刁钻古怪，看不起凡人，不尊重千百年赖的社会习惯，你准是个离经叛道的邪人。总之，他们会想出种种庸俗无聊的玩意儿来糟蹋你。于是，你只好屈从这种意识的压力，草草地结婚了事。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去，来日又会为这不能摆脱的镣铐而受苦终身。 　　我真想大声疾呼地说：“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原载《北京文艺》1979年11期）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宇慧文学视界** 　 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节选） 张辛欣、桑晔 中  奖



　　一年前尚被报刊批评的“有奖销售”、“募捐奖券”，从一九八四年九月开始，以各种名义和方式风行开来了。 　　“中华武术基金会募捐奖券”是当时中奖率较高、奖额最大的奖券，特奖是全套高级家具和全套家用电器。 　　许多人在奖券发售处排队棗象只蝌蚪的队，前面拥成一团，后面是齐刷刷的尾巴。有老人，也有孩子；当然，中年和青年男性居多数。 　　周天晓，复员军人，三十二岁。 　　那可没准儿，说不定就碰上了呢!特等，全套家具、电冰箱、收录机、彩电、洗衣机、摩托车，除了老婆，全齐了!我也不缺老婆，有。家具，用不了，卖!谁家有那么大地方，还分客厅、卧室、餐厅?用不着的，当场卖!对啦，特奖还有深圳、沙头角六日游哇!我问明白了，沙头角就是香港，一迈腿，就是花花世界!甭逗，中了彩，傻子才跑那，什么全齐了，比香港人还“港”哪! 　　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多大比例，大概是几十万分之一可能性吧。管它呢，碰大运。全凭撞，撞上了就发了。我算看透了，没一件事是十拿十稳，全没准!我说，除了“我保证当穷光蛋”这一条儿不用碰运气，干什么也有运气不运气，您杀了人还不一定判死刑呢，死缓二年。是不是?! 　　这也倒算过，没买就算了。买十元一张的，不值，才两次机会；二元一张的，一次机会；十元，买五次机会哪 !十元券那特别奖三十名，没劲。所以，我买了三十张两块一张的，一张十块一张的，一共七十块钱。不在一个地方买，这儿几张，那儿几张，我觉着这么买保险，可能性大。科学?没科学。我不信你们说的，什么叫“机率一样”?!“机率一样”，运气还不一样呢?买彩票还论科学?讲科学，您拿发明奖、专利好不好?! 　　我呀，我要是中了，把那些同学、战友、歌们儿全找来，叫他们看看，到底是谁行?甭看他们挂个牌牌，还有上研究院的，没用!以往，这一堂儿人，就我穷；没文凭，复了员，臭工人一个；中了奖，比他们全横! 　　我这人，开头算是运气不错的。“文化大革命”，家里那“老头子”挨斗，咱该注定倒霉吧?谁想到，他那一堂儿人，还真有硬是没倒的，还在部队当团长。六九年春季，补征六八年的兵，我家“老头子”就把我弄去当兵了。甭看在外地，甭看一月才六块钱，比上山下乡强百倍!那帮现在当研究生的，大学才毕业的歌们儿，全不如我来劲，全下乡去了。可惜，现如今，倒是他们横了! 　　我一共当了七年兵，那中间，提干、推荐上学什么的，全没碰上，交上邪运了。当然有原因，我家“老头子”那战友，把我招到湖北，扔在当阳山沟里，拍拍屁股走了棗到地方支左，当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我没靠山，全连就我这一个北京兵，真他妈倒灶。那连长、整本的山东鲁汉，横竖看咱不顺眼，玩了命地改造咱们的“小资产”。我们这连队，是最普通的步兵连，什么现代化的玩意儿也没有；所以，美差事就两样儿：连部、炊事班。连队里那一套，你们不懂，连长顶半个皇上，美差，全叫他的老乡占了。可是，部队“拉练”，一天步行一百多里时，他就命令咱们去充实炊事班，别人休息，我还得挖他妈的野战灶!“拉练”结束，咱们还得回班，继续出大操。 　　我分析过，他不可能是报复我，部队的小连长能和团长有什么矛盾?就是有矛盾，也不致于这么整咱们。他呀，就是不喜欢城市兵。部队的事，邪门!那帮农村兵不想复员，全眼巴巴地盼提干；可是，到日子就动员他们走，叫他们回家修理地球去；我呢，正相反，知道熬不出头儿，想回北京，他偏不叫咱们走!非叫我超期服役，号称“老兵带新兵”。所以，七三年，给我委了“官儿”，当他妈“狼头儿”。嗨，“狼头儿”就是副班长棗排队时排在全班最后一名，最后一名不是叫“打狼的”吗?所以是“狼头儿”。 　　我一直到七六年才复员，七七年恢复考大学，过去的同学有考上的。我不行了，我什么也没学会，中学也考不上。人家在工厂、农村，有的是时间复习，我在山沟里当大兵，反而得穷忙个没完没了。根本不翻书。那倒也是，有我个人的原因，我没自学的心气儿。我就在厂子里干吧，走了点儿后门儿，当了司机。那几年，还看不出有多亏，我当了七年兵，复员就定了三级工，挣得不少呢!越来越不行，人家大学一毕业，就顶上我了，往后，还会超过我呢!所以，我得中彩，一下子把他们全甩在后边去。 　　我们厂子也承包了，用油量、运输量、安全，全有定额，可是，你就是拼了命节油、超“吨、公里”数儿，也挣不上大钱来。古语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点儿也没错儿；人家在办公室早算计好了，我想多挣，想是门儿也没有。我们这样儿的，也就是受治的脑袋，看不远棗前些年，厂子里鼓励往高考，让我们开卡车的司机考轿车本子，我没去考；心想，全厂就那几台轿车，我考了本子也开不上，结果，错了!最近，北京开了那么多家出租汽车公司，大招司机，我呢，却没轿车驾驶证；要有那本子，我早去了!开出租车，好好干，一月能挣六七百块。我一连走错两步棋，头一步，本该复习功课考大学；二一步，本该往高考，弄个轿车本子。现在，全晚了。 　　人呀，甭管运气好坏，全得碰；碰运气，碰运气，哪有等着运气碰自己的?碰来碰去，说不定就碰上一回，不去碰，白搭。上回，国际马拉松比赛，那入场券是有奖的，我买了十张，白坐那儿半天，什么也没中上；得了一台彩电那位呢，竟是个外地人，他就为看比赛 ，买了一张退票，偏偏中了彩!人家那运气，唉，真他妈捧!对，我就是为了中彩，才不是为看长跑呢；要不，我一个人进去看，买十张票干什么?刚才，我们排队，有人说：“为什么偏是外地人中了彩呢?有窍门儿棗别和老婆睡觉。要是和老婆睡觉，第二天准是运气坏，打牌都输，甭说中彩了。”我看不一定，我头天也没“干事儿”，不也是10：0，末奖也没中!但是，我这回买的彩票不能叫老婆摸，女人手臭!而且，我买彩票，专挑男售票员的窗口买，不买女售票员的。谁说没摸过，印刷厂女工人摸过，咱们也不知道哇。眼不见为净。少一个女人摸，就多一分可能性；再说，万一男的卖的那彩票正好是男工人印的呢?你们说是不是?还有，最好买有6字和5、7字的，“六六顺、五七香、三遭殃”，千万别要有3字的!那是，他们才不叫挑呢，买什么算什么；所以，我把有3字的全转手卖给别人了。 　　那倒不怕。开奖那天，电视转播，大家全看着呢。而且，还有公证处派人监督摇奖。那摇奖的大铜球，从国民党那年月就使，四九年之后，一直留着，这回又使上了。报上说了，从一九二九年用那大铜球开始，从来没发生过争议，一直是公平合理。 　　那有什么害怕的?光天化日，还有人敢抢吗?报上说了，特奖，由警察护送到家呢!我估摸着，咱们能捞个特奖，至少是二奖，我买了七十块钱的呢!我自从买了第一批彩票，就试验了好几回了，每回都证明我能中奖。行哇，我告诉你们怎么试：每天先想好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西单路口吧；没等你到那儿，先决定路口是什么灯，看你猜得对不对。我试了几回，猜红灯，到那儿准是红灯，猜绿灯，准是绿灯。证明运气好。那倒也是，有一回我猜红灯，没到路口，发现是绿灯，就慢慢开，等着变灯。我这不算耍赖皮，因为车并没熄火；要是运气不好，它才不变呢，老是绿灯!还有，我家院儿里有棵树，人从左边绕过去也行，从右边绕过去也行；我规定自己从左绕，进院儿从左绕，出院儿也从左绕，至今没走错过。那天差点儿错了，走了一半儿，想起来了，我瞄了瞄，身子还没超过树，赶快回头，从左边走。这也证明运气好；运气好，刚要错，自己就知道纠正过来。你们不信?我信。 　　我仔细研究了这回的彩票，有个地方不好：它不印“祝你中彩”，偏印“谢谢捐赠”，这多叫人扫头，甭看它叫“募捐奖券”，买的人没一个光是为了发展武术；要不，您捐赠，买了彩票，当时就撕了! 　　不行，我不能留地址，我把名字告诉你们就不借了，再告诉地址，万一有人找你们查我，说我胡说八道，我就亏了。你们倒可以留个地址给我，我中了奖，请你们去看看。那是，我要中了奖，就不怕人查了，不怕。 　　……是党员。在部队入的党……那党章也没规定说不行呀，你们别挑咱们的刺儿呀!我想，也没那么大的不是。 　　(选自《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北京人》主要作者张辛欣，1953年生，北京人。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张辛欣小说选》、《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北京人棗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在路上》、《面向无名谷》等小说集。她曾创作了一系列自成一家的心理小说，意在探索当代某些青年女性的心路历程。因其对社会人生有颇多不同于传统的见解，以致发表后褒贬不一，引起争议。而她的富于时代感的纪实小说、口述实录文学，却深得文艺界的好评，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北京人》为我国新时期出现的第一部口述实录体作品。此书展示了一百个不同年龄、职业、身份、地域的普通人的经历，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我国当代社会生活。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新的时代，新的感受和交流的传递、反馈方式，要求有新的文学体例，被采访者的说话借助录音和文字记录还原成口述实录文学。”《中奖》是《北京人》系列中的一篇，我们可借一斑以窥全豹，了解这一文体的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具有新闻采访的性质。作家通过定向选择或偶然相遇决定采访对象，然后让被采访者畅谈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借助现代化的录音工具和作者的文字记录整理成文。《中奖》叙述人周天晓，是个三十二岁的复员军人，他向作者叙说自己购买“募捐奖券”的种种心理活动，娓娓道来，毫无顾忌，能让读者产生也在现场参与采访的效果。 　　其次，进行必要的文学加工。这并不意味着像小说那样创造艺术典型或报告文学那样刻划人物形象，而是对被采访者的口述材料进行“艺术处理”。《中奖》一文经过精心剪裁与文字加工，被采访者的音容笑貌得以跃然纸上。 　　第三，被采访者现身说法，直接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中奖》叙述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渴望中奖的侥幸心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隐秘的内心活动。这些肺腑之言必然打动读者的心，引起人们的思考。也许叙述人渴望中奖的侥幸心理，不具有最直接的典型意义，但与其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看法联系起点，却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不难从中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作者有意识地深入民间“采风”，通过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让人真正了解“活的中国”，因而具有社会、民俗、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在80年代，口述实录文学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文学样式。张辛欣、桑晔采用这种文体明显受西方“非虚构文学”潮流，特别是斯·特克尔《美国梦棗得到的和失去的》一书的影响。斯·特克尔这位专栏作家曾采访了一百位美国公民，整理出一百篇口头报告文学，意在反映西方社会“梦”的破灭。《北京人》从题材选择到表现方法均借鉴了《美国梦》。近年，冯骥才紧步《北京人》后尘，创作了《一百个人的十年》，揭示“一代人的心灵史”，同样引起轰动，更使口述实录文学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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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弦

　　尽管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天堂公社的青年们心目中，爱情，还是个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所以，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反对买卖婚姻”大会上，当报告人——新来的团委书记大声地说出了这个名词的时候，听众都不约而同地一楞。接着，小伙子子调皮地相互挤挤眼，“呵汉汉”放声大笑起来；姑娘们则急忙垂下头，绯红了脸，吃吃地笑着，并偷偷地交换个羞涩的眼光。 　　只有墙角边靠窗坐着的长得很秀气的姑娘——天堂大队九小队团小组长沈荒妹，没有笑。她面色苍白，一双忧郁的大眼睛迷惘 地凝望着窗外。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一切都与她无关。但突然间，她的睫毛抖动起来，竭力摆脱那颗沾湿了它的晶莹的东西。——“爱情”这个她所不理解的词儿，此刻是如此强烈地激动着她十九岁的少女的心。她感到羞辱，感到哀伤，还感到一种难言的惶恐。她想起了她的姐姐，那使她永远怨恨而又永远怀念的姐姐存妮。唉！如果生活里没有小豹子，没有发生那一件事，一切该多么好！姐姐一定会并排坐在她的身旁，毫无顾忌地男孩子般地大笑。散会后，会用粗壮的臂膀搂着她，一块儿到供销店挑上两支橘红色的花线，回家绣枕头…… 　　在五个姐妹中，存妮是最幸运的。她赶在一九五五年家乡的丰收之后来到世上。满月那天，家里不费力地办了一桌酒。年轻的父亲沈山旺抱起小花被裹着的宝贝，兴奋地说： 　　“……我把菱花送到接生站，抽空到信用社去存上了钱，再回来时，毛娃儿就落地了！头生这么快，这么顺当，谁也想不到哩！有人说起名叫个顺妮吧，我想，我们这样的穷庄稼汉，开天辟地头一遭儿进银行存钱！这时候生下了她，该叫她存妮。等她长大了，日子不定有多好呢！” 　　他发自内心的快乐，感染了每一个前来贺喜的人。当时，他是“靠山庄合作社”的副社长，乐观、能干，浑身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和力量。山坡上那一片经他嫁接的山梨，第一次结果就是个丰收。小麦和玉米除去公粮还自给有余。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人人都同他一样快乐，同他一样充满信心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等到五年以后，荒妹出世时，景况就大不相同了。“靠山庄合作社”已改成天堂公社天堂大队九小队。“天堂”这个好听的名字，是县委书记亲自起的。取意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时，包括队长沈山旺在内的所有社员，都深信进“天堂”不过咫尺之遥，只须毫不痛惜地把集体的山梨树，连同每家房前屋后的白果、板栗统统锯倒，连夜送到公社兴办的炼钢厂。仿佛一旦那奇妙的、呼呼叫着的土炉子里喷出了灿烂的钢花，那么，他们就轻松地步过“桥梁”，进入共产主义了。但结果却是那堆使几万担树木成为灰烬的铁疙瘩，除了牢牢地占住农田之外，没有任何效用。而小麦、玉米又由于干旱，连种子也没有收回；锯倒梨树栽下的山芋，长得同存妮的手指头差不多粗细。菱花怀着快生的孩子从外地讨饭回来，沈山旺已经因“攻击大办钢铁”被撤了职。他望着呱呱坠地的孱弱的第二个女儿，浮肿的脸上露出了苦笑：“唉，谁叫她赶上这荒年呢？真是个荒妹子呵！……” 　　也许是得力于怀胎和哺乳时的营养吧，存妮终于泼泼辣辣地长大了。真是吃树叶也长肉，喝凉水也长劲。十六岁的生日还没过，她已经发育成个健壮、丰满的大姑娘了。一条桑木扁担，代替了又一连生下三个妹妹的多病的妈妈，帮助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一年一度最苦的活——给国营林场挑松毛下山，她的工分在妇女中数第三。每天天不亮下地，顶着星星回来，吞下一钵子山芋或者玉米糊，头一挨枕边就睡着了。尽管年下分红时，家里的超支数字总是有增无减，连一分钱的现款也拿不到手，但她总是乐呵呵地不知道什么叫愁。高兴起来，还搂着荒妹，用丰满的胸脯紧贴着妹妹纤弱的身子，轻轻地哼一曲妈妈年轻时代唱的山歌。 　　生活中往往有一些蹊跷的事，十分偶然又根源显见，令人惊诧又平淡无奇。比如畸形者，多么骇异的肢体也都可以找到生理学上的原因，只是因为人们的少见而多怪罢了。存妮和小豹子之间发生的事，就是这样。 　　小豹子是村东家贵叔的独生子，名叫小宝，和存妮同年。这个体格镖悍的小伙子，干起活来有一股吓死人的挤劲。有一次挑松毛，赶上一场冬雨，家贵婶在前面滑了一跤，扁担也撅折了。小宝过来扶起母亲，把两担松毛并在一起，打了个赤膊，咬着牙，吭哧吭哧挑下了山。一过秤，三百零五斤！大家吃惊地说，小宝子真能拚，简直是头小豹子！就这样喊出了名。 　　七四年的初春，队上的干部清早就到公社去批孔老夫子了，壮劳力全部上了水库工地。保管员祥二爷留下存妮帮他整理仓库。老头儿一面指点着姑娘干活，一面唠叨着： 　　“干部下来走一圈，手一指：‘这儿！’这就开山劈石忙乎一年。山洪下来，嗵！冲个稀里哗啦！明年干部又来，手一指：‘那儿！’……也不看看风水地脉！” 　　“不是说‘愚公移山’吗？”存妮有口无心地答讪说。 　　“移山能填饱肚子那也成！……来，把这堆先过筛，慢点，别撒了！……瞧这玉米，山梨树根上长的，瘦巴巴的，谁知出得了芽不？”老人又抱怨起玉米种子来。 　　“不是说‘以粮为纲吗？”姑娘仍有口无心地答着。心想，跟老头儿干活，虽然轻巧，却远不如在水库和年轻伙伴一起挑土来得热闹。 　　这时，仓库门口出现了个健壮的身影：“派点活我干吧！祥二爷。” 　　“小豹子！”存妮高兴地喊，“你不是昨天抬石头扭了脚吗？” 　　祥二爷说：“回家歇着吧！” 　　“歇着我难受。”小豹子憨厚地微笑说，“只要不挑担子，干点轻活碍不着！”说着，他抄起木掀就帮存妮过筛。 　　祥二爷高兴地蹲在一旁抽了支烟，想起要喊木匠来修犁头，便交待几句，走了。倒仓库、筛种子这些活儿，在两个勤快的十九岁的青年手里，真不算一回事儿。不多久，种子装进了麻袋，山芋干也在场上晾开。小豹子说了声：“歇歇吧！”就把棉袄铺在麻袋上，躺了下来。 　　存妮擦擦汗，坐在对面的麻袋上。她的棉袄也早脱了，穿着件葵绿色的毛线衣。这是母亲的嫁妆。虽然已经拆洗过无数次，添织了几种不同颜色的线，并且因为太小而紧绷在身上。但在九队的青年姑娘中，仍不失是件令人羡慕的奢侈品。 　　小豹子凝视着她那被阳光照耀而显得格外红润的脸庞，凝视着她丰满的胸脯，心中浮起一种异样的、从未经验过的痒丝丝的感觉。使他激动，又使他害怕。于是，他没话找话地说： 　　“前天吴庄放电影，你没去？” 　　“那么老远，我才不去呢！”她似乎为了躲开他那热辣辣的目光，垂下头说，一面摘去袖口上拖下来的线头。 　　吴庄是邻县的一个大队，上那里要翻过两座山。象小豹子那样的年轻人也得走一个多钟头。它算不上是个富队，去年十个工分只有三角八，但这已使天堂的社员啧啧称羡了。青年们尤其向往的是，沿吴庄西边的公路走，不到三十里，就是个火车站。去年春节，小豹子约了几个伙伴到那里去看火车。来回跑了半天，在车站等了两钟头，终于看到了穿过小站飞驰而去的草绿色客车而感到心满意足。九队的社员们几乎都没有这种眼福。至于乘火车，那只有外号叫瞎子的许会计才有过这样令人羡慕的经历。 　　“我也不想去！《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了八百次啦！每句话我都会背！……”小豹子伸了个懒腰，叹着气说：“不看，又干啥呢？扑克牌打烂了，托人上公社供销店开后门，到现在也没买到！” 　　除了看电影、打百分而外，这里的青年，劳动之余再也没事可干了。队里订了一份本省的报纸，也只有许瞎子开会时用得着。他总是把报上的“孔子曰”读成“孔子日”，当然不会有人来纠正这位全队唯一的知识分子。过去，这里还兴唱山歌，如今早已属于“黄色”之列，不许唱了。…… 　　忽然，小豹子兴奋地坐起来：“喂，听许瞎子说，他以前看过外国电影。嗨，那才叫好看哪！”他啧着嘴，又嗤的一声笑了：“那上面，有……” 　　“有什么？”存妮见他那副有滋有味的模样，禁不住问。 　　“嘻挝挝，……我不说。”小豹子红着脸，独自笑个不停。 　　“有什么？说呀！” 　　“说了……你别骂！” 　　“你说呀。” 　　“有—　”他又格格地笑，笑得弯了腰。存妮已经料想着他会说出什么坏话来，伸手抓起一把土粒儿。果然，小豹子鼓足勇气喊：“有男人女人抱在一起亲嘴儿！嘿汉汉……” 　　“呸！下流！”存妮顿时涨红了脸，刷地把手中的土粒撒过去。 　　“真的，许瞎子说的！”小豹子躲闪着。 　　“不害臊！”又一把撒过来。带着玉米碎屑的土粒落在他肩膀上、颈项里。他也还了手，一把土粒准确地落在存妮解开的领口上。姑娘绷起了脸，骂道：“该死的！你！……” 　　小豹子讪讪地笑着，脱了光脊梁，用衬衣揩抹着铁疙瘩似的胸肌。存妮也撅着嘴开始脱毛衣，把粘在胸上的土粒抖出来。……刹那间，小豹子象触电似地呆住了。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呼吸突然停止，一股热血猛冲到他的头上。原来姑娘脱毛衣时掀起了衬衫，竟露出半截白皙的、丰美而富有弹性的乳房。…… 　　就象出涧的野豹一样，小豹子猛扑上去，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地紧紧搂住了她。姑娘大吃一惊，举起胳膊来阻挡。可是，当那灼热的、颤抖着的嘴唇一下子贴在自己湿润的唇上时，她感到一阵神秘的眩晕，眼睛一闭，伸出的胳膊瘫软了。一切反抗的企图都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一种原始的本能，烈火般地燃烧着这一对物质贫乏、精神荒芜，而体魄却十分强健的青年男女的血液。传统的礼教、理性的尊严、违法的危险以及少女的羞耻心，一切的一切，此刻全都烧成了灰烬。…… 　　瘦巴巴的玉米长出了稀疏的苗子。锄过头遍，十四岁的荒妹开始发现姐姐变了：她不再无忧无虑地大笑，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同她讲话，好象一句也没听见；有时看见她脸色苍白、低头抹泪，有时却又红晕满面地在独自发笑。……最奇怪的是一天夜里，荒妹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姐姐的被窝是空的。第二天问她，她急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还硬说荒妹是做梦。 　　这一阵，妈妈的腰子病发了。爸爸忙着去吴庄的舅舅家借钱，张罗着请医生。家里乱糟糟的。谁也顾不上注意存妮的变化。只有荒妹，在她稚嫩的心灵里，隐隐地预感到将有一种可怕的祸事要落到姐姐的头上。 　　祸事果然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而且，它远比荒妹所能想象的要可怕得多。 　　那是玉米长出半人高的时节，累了一天的社员，晚饭后聚集在队部，听许瞎子凑着煤油灯念“孔子日”。荒妹没等开完会，早就溜回了家，照应三个妹妹睡下，自己也去睡了。但不一会就被一阵喧嚣惊醒：吵嚷声、哄笑声、打骂声、哭喊声、诅咒声、夹杂着几乎全村的狗吠和山里传来的回声，从来也没有这样热闹过。荒妹惊慌地捻亮了灯，可怕的喧嚣越来越近，竟到了大门外面。突然，姐姐一头冲进门来，衣带不整、披头散发，扑倒在床上嚎陶大哭。接着，光着脊梁、两手反绑着的小豹子，被民兵营长押进门来。在几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射下，荒妹看到他身上有一条条被树枝抽打的血印。他直挺挺地跪下，羞愧难容，任凭脸色铁青的父亲刮他的嘴巴。母亲这时已经瘫坐在凳上，捂着脸呜咽着。门外，黑压压地围满了几乎全村的大人和小孩。七嘴八舌，詈骂、耻笑、奚落和感慨。……吓得发抖的荒妹终于明白了：姐姐做了一件人世间最丑最丑的丑事！她忽然痛哭起来。她感到无比地羞耻、屈辱、怨恨和愤懑。最亲爱的姐姐竟然给全家带来了灾难，也给她带来了无法摆脱的不幸。那最初来临的女性的自尊，在她幼弱的心灵上还没有成形，因而也就格外地敏感，格外地容易挫伤。荒妹大声地哭着，伤心的眼泪象决堤的河流。一面用自已也听不清的含混的声音，哼着：“不要脸！丢了全家的人！……不要脸，丢了全队的人！……不要脸！不要脸！！ 　　事情闹腾到半夜。 　　后来，她昏昏地睡了。朦胧中，又听到队长驱散众人的声音、家贵叔家贵婶向父母恳切道歉的声音、祥二爷劝慰和提醒的声音，“千万别难为孩子家，防备着她想不开！……”妈妈的责骂也渐渐变成了低声的劝慰。荒妹终于贴着泪水浸湿的枕头睡去，又不断地被噩梦所惊扰。在最后的一个噩梦中，她猛然听到从远处传来两声急促的呼喊： 　　“救人哪！救人哪！……” 　　荒妹猛地跳了起来。东方已经大亮。床上不见存姐，也没有了守着她的母亲。她忽地爬起来，赤着脚就往外奔，跟着前面的人影奔到村边的三亩塘前，啊，姐姐，已经被大伙儿七手八脚捞了上来，直挺挺躺在那里。这么快，这么轻易地死了！ 　　母亲抱着姐姐嘶哑地哭嚎着，发疯似地喊着。多少次被乡亲们拉起来，又瘫倒在地上。父亲呆坐在塘边，失神地瞪着平静的水面一动也不动，仿佛是一尊枯干的树桩。 　　朝霞映在存妮的湿漉漉的脸上，使她惨白的脸色恢复了红润。她的神情非常安详，也非常坦然，没有一点痛苦、抗议、抱怨和不平。她为自己盲目的冲动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现在她已经洗净了自己的耻辱和罪恶。固然，她的死是太没有价值了。但是生活对她来说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在纵身于死亡的深渊前，她还来得及想到的事，就是把身上那件葵绿色的破毛衣脱下来，挂在树上。她把这个人间赐予她的唯一的财富留给了妹妹，带着她的体温和青春的芳馨。…… 　　事情还没有完。大约过了半个月吧，家贵叔家里又传出了凄凉的哀哭，——两个公安员把小豹子带走了。全村又一次受到震动。他们从田野里奔来，站在路旁，惶恐地、默默无言地注视着小豹子手腕上那一双闪闪发光的东西。只有家贵夫妇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跟在他们的独生子后面。 　　“同志，同志！”沈山旺放下锄头追了上来。这位五十年代的队长是见过点世面的。虽然女儿的死使他突然老了十年而且对生活更冷漠了。但此刻，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沉默。他向公安员说：“同志，我们并没有告他呀！” 　　公安员严峻地瞪他一眼，轻蔑地说：“去，热热热取什么告不告！强奸致死人命犯取什么告不告！……” 　　小豹子却很镇静，抬着头，两眼茫然四顾。突然，他略一停步，就猛地飞奔起来，向对面的荒坡冲去。 　　“站住！往哪儿跑！”公安员吆喝着，连忙追了上去。 　　但是小豹子不顾一切地奔着，杂乱的脚步踏倒了荒草和荆丛。最后，他扑倒在存妮的那座新坟上，恸哭起来，两手乱抓，指头深深抠进湿润的黄土里。公安员跑来吆喝了几声，他才止住泪。然后，直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散了会，荒妹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公社礼堂的大门。天堂公社是本县的角落，天堂九队又是角落的角落。她望了望低垂在西边松林里的夕阳，担心天黑以前赶不到家了，就断然放弃去供销社逛逛的计划，从后街直穿麦田，快步奔小路上山。 　　“沈荒妹，等等！一块儿走吧！”身后传来团支部书记许荣树的喊声。他家住八队，与九队只隔着个三亩塘。荒妹当然很希望有人与她同行这段漫长的山路，冬天的傍晚，这山坳是十分荒凉的。但她不希望同路的是个小伙子，特别不希望是许荣树。所以略微迟疑了一下，反而加快了脚步。在麦田尽头荣树赶上来时，她警惕地移开身去，使他俩之间保持四步开外的距离。 　　存姐的死，绝不仅仅给她留下葵绿色的毛衣。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摆脱的耻辱和恐惧。她过早地接过姐姐的桑木扁担，纤弱的身体不胜重负地挑起家庭的担子，稚嫩的心灵也不胜重负地承受着精神的重压。她害怕和憎恨所有青年男子，见了他们绝不交谈，远而避之。她甚至鄙视那些对小伙子并不害怕和憎恨的女伴们。她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孤僻的姑娘。 　　但是，青春毕竟不可抗拒地来临了。她脸上黄巴巴的气色已经褪去，露出红润而透着柔和的光泽；眉毛长得浓密起来；枯涩的眼睛也变得黑白分明，水汪汪的了。她感到胸脯发胀，肩背渐渐丰满，穿着姐姐那葵绿色的毛线衣，已经有点绷得难受了。她的心底常常升起一种新鲜的隐秘的喜悦。看见花开，觉得花儿是那么美，不由地摘一朵戴在头上；听到鸟叫，也觉得鸟儿叫得那么好听，不由得呆呆地听上一会儿。什么都变得美好了：树叶、庄稼、野草以及草上的露珠……，周围的一切都使她激动。她常常偷偷地在妈妈那面破镜子里打量自己，甚至在塘边挑水时，也忍不住对自己苗条的身影投以满意的微笑。她开始同女伴们说笑，过年过节也让她们挽着手一起逛一逛公社的供销店。尽管对小伙子仍保持着警惕，但也渐渐感到他们并不是那么讨厌了。……就在这时，许荣树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了。 　　还是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荣树。那是她到设在八队的小学上一年级，男孩子们欺侮了她，一个同存姐差不多年龄的高班男同学，跑来打抱不平，还用袖口擦掉了她的眼泪。后来因为妈妈生下了最小的妹妹，她二年级还没上完就辍了学。当她背着小妹妹在三亩塘附近割猪草时，荣村看到了总是偷偷离开伙伴们，抢过她手上的镰刀，飞快地割上一大抱，扔在她的筐里，就急急走开。过了不多久，八队传来锣鼓声，荒妹带着妹妹们去看，只见他穿着过大的新军装，戴着红花，沿着三亩塘边上的小路，去当兵了。 　　直到去年的一次团支部会上，她才又一次见到荣树。他几天前刚从部队复员。进了大队会议室的门，羞涩地向大家一瞥，就象荒妹她们那批刚入团的姑娘们一样，悄悄在屋角坐下了。这时几个同他相熟的活跃分子围过来，硬要他讲讲战斗生活。只见他窘得满脸通红，忙腼腆地推辞着说：“当了几年和平兵，又没打过仗，说啥呀！……”全然没有青年人心目中那种革命军人的威武气派。但不知为什么，这却引起了荒妹的好感，当选举团支委进行表决，念到许荣树的名字时，她勇敢地把手举得笔直，以此表达她真诚的愿望。 　　到下一次的团支部活动时，新上任的支部书记许荣树却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主张，并因此引起了曾当过民兵营长的党支部副书记的不满。 　　过去，天堂公社青年团的活动，除开会之外，只有一个内容：劳动。——事先准备了些积肥、抬石块之类的重活，先开会，再干活。这种无偿的劳动往往进行到很晚，称之为“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但荣树破了这个规矩，他说：“青年人有自己的特点。我建议：今晚看电影！”大家乍一听，楞了。接着便轰笑着鼓起掌来。他想得真周到，事先已经在公社附近一家工厂订了票（他有个战友复员到这家工厂），开了个短会，就领着大家出发了。小伙子和姑娘们三五成群，欢天喜地，笑语喧哗，有人大胆地哼起了山歌。简直象过节一样。荒妹这才生平第一次坐在有靠背、有扶手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看了一场电影。而且当天夜里，也是生平第一次，一个青年男子走进了她甜蜜的梦境。他有点象电影里那个带领青年修水库的男主角，更象她的团支部书记。他憨厚地笑着，同她说了些什么，离她很近。醒来时，月光照在她的床边，温柔而明净。她的心里，生平第一次泛起了一片甜丝丝的柔情。但又立即因此而感到惶恐。“这是怎么回事？”她懊恼地想：“唉，唉！幸亏只是个梦！……” 　　然而当她担任团小组长之后，荣树就真的常来找她了。荒妹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严肃而冷淡。从不请他进屋，一个门外，一个门里，保持着四尺开外的距离。谈的不过是通知开会之类的事，一问一答，公事公办。讲完荣树走了，荒妹总要装出做事的样子，到门外偷偷目送他远去。她多么希望他多谈一会儿，进来坐一坐，谈些别的。又多么害怕他这样做。随着接触的增多，这种矛盾的心情越加发展起来。有一天，她回家晚了，十一岁的小妹妹对她说：“荣树哥来过啦！”正好母亲也刚回来，忙问：“他又来干什么？”父亲说：“他来找我的。问我嫁接山梨的事，几年能结梨？一亩山地能收多少钱？我说，那不是资本主义的路吗？他说，这不叫资本主义，报上就这么讲的！这孩子！…　” 　　父亲似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但荒妹却觉察到他对这个青年是有好感的，心中暗暗感到高兴。然而母亲的脸色却很难看，她皱着眉头说：“他，可是个不大安分的人！…　” 　　荒妹早就听说过荣树为限制社员养鸡的事同八队队长（他的叔父）吵起来，有人说他太狂，不服从领导等等。但她从没在意。今天母亲这样说，使她生起气来。想分辩几句，又看到母亲狐疑的眼光总在盯住自己。只好闷闷地低头吃饭，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晚饭后，母亲在房里嘀嘀咕咕，她听到门缝里传出了这样一句：“已经有闲话啦！要当心她走上存妮的路！…　” 　　荒妹只觉得心头被扎了一刀似的，扑在床上哭了。她怨恨姐姐做了那种死了也洗刷不净的丑事；怨恨妈妈不明白女儿的心；她更怨恨自己，为什么竟然会喜欢一个小伙子？这是多么不应该、多么可耻呀！“不要脸！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不要脸！！”她恨恨地骂自己，把脸深深地埋在被子里，不让伤心的哭声传出来。 　　她下定决心，从明天起，再不理睬他！有什么事，让他找副组长去！他会觉得奇怪，觉得委屈吗？随他去吧！谁让他是个男人呢！ 　　过不了多久，她真的恨起荣树来了。那是偶尔在队部听到许瞎子说：“荣树这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又跟大队副书记吵起来了！”有人问：“为了什么？”许瞎子说：“哎！他要为小豹子伸冤呢！” 　　“什么？！”荒妹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小豹子被判刑，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并不是什么冤、假、错案，贰不了的。——这几乎是人们共同的看法。荒妹不可能有别的看法。由于姐姐的死，她只有对小豹子更多一分仇恨。可是荣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她所尊敬的团支部书记，怎么会为小豹子这样的坏人讲话呢？他同情小豹子？还是得了家贵夫妇的什么好处？…　她气得发抖，要去当面质问荣树。但当她在三亩塘边，看见荣树憨笑着向她迎面走来时，那股勇气又倏然消失了。那件事怎么说得出口？又怎么好对他说呀？于是忙转过身，装做到别的地方去，绕了个大圈子回到了家。接着，她又后悔起来。…　 　　就这样，气他、恨他、不睬他、害怕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念他…　交替地变化着、矛盾着。这就是十九岁的农村姑娘的心。 　　如果把这说成是爱情，那么，对于生活在别的地方的青年男女们是难以理解的。但荒妹是在天堂九队这个本县角落的角落里。这里的姑娘，在荒妹的这个年龄，也多半有过象荣树和荒妹那样隐秘的爱情、矛盾和痛苦。然而不久就会什么都消失了，平静了。——来了一位亲戚或者什么人，送了一件葵绿色或者玫红色的毛线衣，进行一番大体相似的讨价还价而达成协议。然后，在某一天，由这位亲戚或者什么人领来了一个小伙子，再陪同这相互不敢正视一眼的双方一起去吴庄或者什么地方，照一张合影相片。到了议定的日子，她就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这个角落。…　 　　这是一条这里的人们习以为常并公认为正当的道路，却被今天大会的报告人说成是“买卖婚姻”。他还说什么“爱情”！姐姐和小豹子，那叫“爱情”吗？不，不！那是可耻的、违法的呀！那么，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吗？——荒妹感到茫然。她不能不想到荣树。此刻，他就在她的身后，默地陪她同行。同来开会的女伴都去供销社了。寂静的山路上，只有他们俩。她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　 　　忽然，荣树站住了脚，放眼四顾，用浑厚的嗓音唱起歌来：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祖国的海疆多么宽广！…　 　　荒妹吓了一跳。但听着听着，热情奔放的歌声感染了她。不由自主回过头，露出赞许的微笑。 　　“看着山上的这片松林，我想起了大海啦！想起了在军舰上的日子！…　”他自语似地微笑着说，“看着海，心里就会觉得宽阔起来。要是乡亲们都能看看海，该多好呵！” 　　荒妹微笑地听着。她的警惕在悄悄地丧失。 　　“荒妹，你去前街了吗？集上卖鸡蛋、卖蔬菜的，没人撵了！知道吗？农村政策要改啦！山坡地一定得退田还山，种梨树。山旺大叔这位好把式又要发挥作用啦！先在你家自留地上栽起树苗来！…　”他说得很凌乱，也很兴奋，“山旺婶身体不好，可以砍些荆条在家编篮子，换点零花钱。你大妹妹明年可以出工了吧！两个小妹妹可以放几只羊！…　我有个战友在公社当干事。他告诉我，中央很快就要下文件，要让农民富裕起来！…　真的。你不信？” 　　他两眼闪着乐观的光芒，声音象淙淙溪水，亲切感人。荒妹没有相信这些话。对于富裕起来，她从没有抱过希望，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从她懂事以来，富裕之类的话总是同资本主义联在一起遭受批判的。使她激动的是荣村这样清楚地知道她的家庭，并且这样关心。他就是用这个来回答她的冷淡、戒备和怀恨的！她疚愧了，觉得脸上在发烧。…　 　　“是啊！不富裕起来，一辈子过着穷日子，就什么也谈不上！”他深为感慨地摇摇头，“就拿小豹子来说吧，能全怪他吗？穷、落后、没有知识、蠢！再加上老封建！老实巴脚的小伙子，下了大牢！你姐姐，就更冤啦！…　” 　　一听他说起这个，姑娘顿时觉得受了羞辱。她愤愤地瞪他一眼，吼道：“不许你说这个！不许你说我姐姐！…　” 　　她竭力忍住快要流出来的眼泪，猛地冲上山顶，放开大步向下奔去。弄得荣树莫名其妙。 　　四 　　走近家门，天已经完全黑了。她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小妹妹老远就喊她，向她扑来。紧接着母亲也迎了出来，脸上挂着喜气洋洋的笑容。这使荒妹感到奇怪。贫困、操劳和多病的母亲过早地衰老了。特别是姐姐的死，使她的脸上除了愁苦之外，只有木然的发楞的神情。发生了什么值得她这样高兴的事？ 　　“快，快去看看你的床上！”母亲几乎笑出声来。 　　床上放着一件簇新的毛线衣，天蓝色的。在幽暗的煤油灯下发出柔和的诱人的光泽。 　　荒妹抓在手里，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它那轻柔和温暖，就立即象触了电似地甩开了。她吃惊地喊：“谁的？” 　　“你的！”母亲正从锅里盛出热气腾腾的玉米粥。神采飞扬地膘她一眼说，“你二舅妈送来的。…　” 　　“二舅妈？！…　”荒妹打了个寒噤，两腿发软，颓然坐在床沿，呆住了。二舅妈前不久来过，同母亲嘀咕了老半天，一面不断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她。她当时就敏感到那眼光里好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果然，现在送了毛线衣来！…　 　　母亲挨着她坐下，用难得的柔声说：“是二舅他们吴庄三队的，比你大三岁。他哥哥在北关火车站当工人，一月拿五十多块！…　” 　　荒妹感到冰冷的汗水在脊背上缓缓地爬。她浑身颤抖，耳边“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清了。 　　“我不要！”她挣扎地喊，“不！我不要！” 　　她把毛线衣扔向母亲，母亲却仍然微笑着拉住她说：“又不是现在就要你过门！端午节来见见面，送衣裳来。十六套！…　订了婚，再送五百块现钱！” 　　“不，膊膊膊病”一种耻辱感陡然升上荒妹的心。她感到窒息的恐怖。她不知该怎么办，只有让委屈的泪水急速地流出来，只有愤愤甩开母亲抚慰的手臂，跑开去。 　　门口，站着心情沉重的父亲和三个睁大眼睛呆望着她的妹妹。她捂住脸，冲出了门，站在院子里，倚着倒塌了的猪圈的半截土墙，大声地哭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母亲急急地跟出来，拉起她的手，“荒妹，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咱家有啥？妈有病，三个妹妹光知道张着嘴要吃。养猪没饲料，喂了半年多，连本也没捞回来！攒几个鸡蛋拎上街，挨人撵来撵去，心里慌的象做了贼。去年分红，又是超支，一分现钱也没到手。我想给你买双袜子都…　” 　　母亲也啜泣起来，数落着：“你姐姐不争气，这个家靠谁？房子明年再不翻盖实在不行了。欠着债，哪有钱？二舅妈说，五百块钱一到手，就…　” 　　“钱，钱！”姑娘激动地喊，“你把女儿当东西卖！…　” 　　母亲顿时噎住了。她浑身无力，扶着半截土墙缓缓地坐倒在地上。“把女儿当东西卖！”这句话是那样刺伤了她的心，又是那样地熟悉！是谁在女儿一样的年纪，含着女儿一样的激愤喊过？是谁？——唉唉！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呀！…　 　　那是在土改工作队进了吴庄的那个冬天，菱花去看歌剧《白毛女》的那天晚上，认识了憨厚、英俊的青年长工沈山旺。从那一刻起，她突然明白了平时唱的山歌里“情郎”一词的含义。十九岁的菱花不仅勇敢地参加了斗地主的大会，而且勇敢地在夜晚去玉米地同她的情郎相会了。可是她原先是父母作主同北关镇杂货铺的小老板订了婚的。男方听到风声送了五十块银元来，硬要年内成亲。菱花大哭大闹，一反常态。公然承认她自己看中了靠山庄的穷小子，公然宣布跟他进山里去受苦，一辈子不回“老封建”的娘家门！把父母气呆了，关起房门又骂又打。她哭着，闹着，在地下滚着，把银元抛洒一地。激愤地嚷：“你们，是要把女儿当东西卖呀！” 　　那是反封建的烈火已经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连同地主的地契债据一起烧毁了的年代。宣传婚姻法的挂图在乡政府门口的墙上贴着。舞台上的刘巧儿和同村的童养媳都是菱花的榜样。憨厚、英俊的沈山旺捧着美好、幸福的前途在等待着她。菱花有的是冲破封建囚笼的勇气！ 　　“他们，要把女儿当东西卖！”第二天，在刚刚粉刷一新的乡公所里，不需要任何别的，只凭她菱花这一句话！土改工作队就含着鼓励的微笑，发给她和山旺一人一张印着毛主席像的结婚证。…　 　　万万想不到今天，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女儿竟用这句话来骂自己了！ 　　“这是怎么回事？日子怎么又过回头了？…　”她感到震惊而惶惑，慢慢抬起了头，仰望着暮冬的夜空。几颗寒星发出凄清、黯淡的光，讽嘲似地向她眨着眼。她仿佛忽然得到什么启示似地一颤，捶胸顿足痛哭起来。一面喃喃地自语： 　　“报应，报应！这就叫报应呀！” 　　她干枯的双眼里涌出了浑浊的泪。里面饱含着心灵深处的苦恨。她恨荒妹，恨存妮，恨她们的父亲。她恨自己的苦命，恨这块她带着青春和欢乐的憧憬来到的土地，这块付出了大半生辛勤劳动、除了哀愁什么也没有给她的土地！…　 　　荒妹反而镇静起来，劝慰母亲说：“妈！公社街上，卖鸡蛋、卖菜的没人撵啦！你可以砍些荆条编土篮拿去卖。妹妹可以去放羊。山田改了种果树，爹是个好把式！…　要让我们农民富裕起来！荣树说的，中央有这个文件！…　” 　　“文件，文件！今天这，明天那！见多啦！见够啦！俺们不照样还是穷！荒妹，妈不愿意叫你象妈这样过一辈子呀！”母亲抽泣着，也渐渐平静起来，“孩子，你是个懂事的姑娘。妈看出来，荣树对你有心，你也看着他中意。可你想想，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你妈悔不该当初……唉！如今得了报应啦！……” 　　风停了。妈妈衰弱的身子倚着荒妹。母女俩无声地呆坐着，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之中。 　　“妈，你回去吧！”荒妹低声说。她的眼睛向八队的那一片村舍凝视着，探寻着其中的一间房子，“我还有点事！……” 　　然后，她倔强地向三亩塘的方向走去。刚才发生的事，使她突然聪明了，成熟了。一切成见，包括要为小豹子伸冤这样使她强烈反感的事情，现在都觉得合理了。她相信荣树是会讲出他的道理来的。那么，他知道得很多很多，甚至连大海都知道！他所深信不移的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文件，荒妹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一定还会给她出个最好的主意，告诉她该怎么办！ 　　三亩塘的水面上，吹来一阵轻柔的暖气。这正是大地回春的第一丝信息吧！它无声地抚慰着塘边的枯草，悄悄地拭干了急急走来的姑娘的泪。它终于真的来了吗，来到这被爱情遗忘了的角落？ 　　（原载《上海文学》一九八0 年第一期）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嫦    娥 铁凝 　　从现在开始后退二十年，嫦娥在离B城150公里外的西部山区种莜麦。那村子名叫小道儿，单听村名，就知道那地方有多么狭小。嫦娥是小道儿的媳妇，就在那一年，二十年前，她丈夫开拖拉机从崖上摔下来，让嫦娥成了寡妇。那时候嫦娥二十岁不到。须知寡妇嫦娥还带着一个刚满六岁的儿子，那景况，真是叫人看着难过。可是，突然间，正像很多小佟家喜欢描写的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小道儿的嫦娥走进了B 城，走进了该城有名的佟家佟先佟家中，并在不久成为佟先生的太太。到如今，二十年过去，嫦娥给佟先生做妻子的"妻龄"也有十几年了，推算她的年纪，该是四十大几。假使你们见过现在的嫦娥，也许还能从她身上看出二十年前在山里种莜麦的影子，这："影子"主要表现在她那丰满的两腮。山风和日照的缘故，使她的两腮数十年如一日地呈现出一种新鲜的红晕。红晕之于人脸，按常规染在颧骨的居多，不知为什么嫦娥却在腮帮子上承接了它。叫人暗想，名佟家佟先生当初说不定就是看上了这鲜艳的腮帮子，才动意要娶嫦娥为妻的。文人有时喜欢感情用事，且眼神儿犀利，胸中的词汇也比常人略多。谁能保证当他看见嫦娥的时候没有想到"香腮"一词呢。香腮这词儿谈不上高雅，还有点儿肉麻，可是它引人动一种念头，想要品尝的念头。从现在开始后退二十年，佟先生五十岁。那时候全中国稍微识字的人对小说都有好感。佟先生凭一部写海外赤子（发了洋财的）万里归国寻亲，终于和荒山僻壤结发之妻相认的长篇小说立足文坛，然后就不断奔忙于笔会和讲座，一时间看了不少名山大川，培育了不少文学青年。媒体称他"大器晚成"。正是该过好日子的时候，佟太太却得了一种不治之症。这不治之症先从皮肤溃疡开始，到后来毛发脱落；再后来，佟太大连光也见不得了，光加速着皮肤的溃烂。佟太太需终日躺在门窗紧闭，黑色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吃喝拉撒均在"暗中"完成。这真是一种中国治不好，外国也治不了的病，佟先生急得快要疯了。佟家虽有女儿三人，但三个女儿谁也不能尽孝于生母床前。老大老二在外地念大学佟家里只有念初中的老三。保姆换了几位，都因嫌弃俺太太而先后离去。幸亏佟太太一个多年的同事，想起在佟家的深山里有一位新近丧夫的表侄女嫦娥，便把嫦娥引荐到佟先生跟前。 　　嫦娥将六岁的儿子留在小道儿，只身一人来到日城佟家，在佟太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尽心尽力一百天，直至佟太太体无完肤悄然去世。照理，佟太太去世之日也该是嫦娥离开佟家之时，可是嫦娥却留了下来，她的职务也由看护改做了女佣。 　　女佣嫦娥的烹调手艺并不高强，但她吃苦在前，人很勤快。有一次，嫦娥正在做饭，液化气没有了，佟先生便打电话给液化气站要他们送气上门。十分钟后，送气的师傅就扛来了新罐，换走了旧罐。佟先生付过煤气费，又掏出两块钱送气费给师傅。嫦娥将这两块钱看在了眼里，她多嘴多舌地对佟先生说，敢情不是白送啊。佟先生说两块钱买这么好的服务我看挺值。嫦娥心疼地咧咧嘴说："往后这活儿叫我劫了吧，你把那两块钱给了我。"佟先生对嫦娥使用的那个"劫"字十分敏感，那个"劫"字给佟先生眼前这个女人平添了一股子匪气，却更有一股子粗鲁和率真，听起来很是叫人心跳不已。 　　又到了换气的时刻，嫦娥扛上煤气罐就走。少时，她便将一满罐新气运回院来运上三楼（佟家住三楼），运进佟家。佟先生不知嫦娥是怎么把煤气罐弄走又弄回的，他想到了扛、背、推、拖、拽、拉…这些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加上嫦娥的英勇气概令佟先生有几分惭愧，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两条细瘦的胳膊，他相信它们本是没有缚鸡之力的。他觉出了一点不自在，不是作为主人的不自在，而是作为男人的不自在。于是他便故作轻松地摸出两块钱放在煤气灶上说，说话算话，一次两块。哪知嫦娥哼了一声说，看我这一脑瓜子汗，敢情我也就值两块？佟先生说，你说个数。嫦娥倚住灶台，歪着头又哼了一声："哼。"后来佟先生发现，"哼"本是嫦娥的口头语，大多时候，它既不表示轻蔑，也不表示气愤。所以，到了后来，当她真的用它来表示气愤或轻蔑时，不仅失掉了应有的分量，反而还有点无可奈何的意味。现在嫦娥倚住灶台冲着佟先生说"哼"，佟先生体味到的就不是轻蔑和气愤。那是什么呢？佟先生不傻，他恍惚觉得有那么一丁点儿似嗔似怨，有那么一丁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不过当时的佟先生，刚从丧妻的悲痛中缓过神儿来的佟先生，仿佛并不反对有个女人在跟前来那么点儿似嗔似怨，来那么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更何况，"哼"过了之后的嫦娥又说了句她那从崖上摔下去的丈夫常说的话呢："力气从身上长出来，就是为了叫你使它！" 　　佟先生又给嫦娥加了三块。 　　又一回，傍晚时分，佟先生出门散步，不小心将钥匙锁在屋内，一抬头看见正在倒垃圾的嫦娥，便自然而然地喊起嫦娥。嫦娥听罢，向三楼阳台注目一阵，便直奔单位的锅炉房而去。不一会儿，倏先生就见嫦娥肩荷一架巨大的铝制叉梯直奔他的单元而来。这次伶先生不再惊异于嫦娥的力气，转而惊异于嫦娥的信息量了。他想，她是打哪儿知道这院内的锅炉房里，有一架能够得着三楼阳台的大叉梯呢？看来这方面的灵敏度，乡下人一般都高于城里人。嫦娥支起叉梯，对准佟家阳台，便毫不犹豫地攀梯而上。那时伶先生双手扶梯仰望着登高的嫦娥，就看见了一个平常从未见过的角度。她那壮硕的屁股在他的仰视之下显得格外饱满有力，那真是一个沉甸档的压得住阵脚的屁股。一瞬间佟先生想到了逝去的夫人，她那溃烂之前的肌体反倒成了"纸扎人"。佟先生在潜意识里开始渴望一个康健的生命，一个身上有的是力气的生命。于是，自那天嫦娥入室取钥匙开始，佟先生和嫦娥的关系再经过些演变，他们就结了婚。 　　对于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婚，院里的 　　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表示出惊异。几 　　年过去，院里对于嫦娥的落户佟家仍然显出些排斥。 　　这里所说的"院里"是佟先生的所在单位，这是联系着一批文人的单位，佟先生的同事都从事着一些和文化有关的研究。四楼的钱先生研究民间瓷绘；二楼的柳先生研究古BC国王--罗跋的最后的日子；一楼的麻先生专搞傩戏溯源。在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下，这个院叫过"院"，当"中心"一词在国内悄然兴起后，它改叫了"中心"。这中心不大，只两座四层小楼，一座办公，一座为宿舍。两楼摆放的位置呈L形。"L"之间有块空地，原是要盖一微型民间艺术博物馆，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空地就一直空着。日久天长，"中心"的人们便把这块空地戏称为"微型馆"了。微型馆顾名思义必是微型的，可它还没有微型到火柴盒那么大小，兴建起来的颇费周折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微型馆"成了大人乘凉，孩子们骑车。踢球的好去处，人们多在此叙说着天气，报道着肉。蛋价格的涨落，传递着必要的。可公开。可不公开的信息。那时有关佟先生婚姻进展的信息，就始干这微型馆。其实远在嫦娥登梯入室取钥匙之前，麻大太--研究傩戏渊源的麻先生的大太，就对柳大大--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柳先生的大太说过，我怎么看着佟先生的眼神儿不对呀。柳太大说，得了吧你。麻大太说，不信你就等着。柳太大终于等到了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合，微型馆的信息很富预测性。 　　嫦娥把这院里对她的排斥，总想成是必然中的必然：一个山里人，又是二茬。她的苦恼，多来自佟家内部。佟家的三个女儿首先对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外地念大学的老大老二已向佟先生声明，毕业后决不再回日城；正在佟先生身边的老三则不断向两位姐姐诉说着嫦娥佟家后的细枝未节，还详尽描述了嫦娥如何将她那七岁的儿子留柱领进了佟家。原来，这嫦娥与佟先生结婚不久，谎称留柱患有厌食症，以治病为名将留柱接来日城。老三对老大老二说，哪里是厌食症啊，贪食症还差不多。一上饭桌见了食物便风卷残云似的，小脏手举着筷子在菜盘里乱捣乱戳，桌下还不时爆出一个个又响又臭的屁。老三说着，双手比画着那屁的形象和大小，说直到她把留柱赶出佟家门，她一坐上饭桌还能看见那一个个的屁在桌子底下游荡。佟先生对留柱倒是产生过几分侧隐之心，但，留柱到底没能在佟家留住。后来当留柱长大成人，每来日城，总是偷着打电话叫嫦娥出来（嫦娥教会了留柱打电话），娘儿俩找个小饭馆见面。他们不择饭食地吃饱，嫦娥再塞给儿子两条不好不坏的烟，间或也有一双佟先生穿过两三回便搁置起来的皮鞋。 　　老三顶住了留柱，却仍然觉得在院里有些抬不起头。她把母亲的遗像放大了一张三十六寸的悬在客厅，以此震慑嫦娥。嫦娥却不恼--至少脸上不恼，有时还端详着遗照，发表些可高可低的评论。这使得老三气上加气，截长补短就在饭桌上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她说她同佟家有个小保姆，趁主人上班，伙同男友佟家中财物席卷一空，跑了。嫦娥对此更不在意，还净捡老三爱吃的做。她给她搓莅麦卷儿，给她蒸大馅儿韭菜包子，给她炸罗卜丸子。这几种气味浓烈的山乡吃食不仅老三爱吃，佟先生也不讨厌。俺佟先生原本就出身佟家，婚后为了处处随和大太，把自己的饮食爱好也忘得差不多了。媳嫦娥在佟家的出现，似乎让佟先生的肠胃先获得了一次大解放。 　　老三吃饭香甜，对嫦娥的贡献并不赞许，脸仍然阴沉着。嫦娥还是不恼。也许她是想，哼，是你爹娶的我，又不是你娶我。也许她是想，哼，也得让佟家闺女生一阵子气吧，谁让我一步登了天呢。 　　嫦娥终于又熬走了老三，老三也去 　　外地上大学了。没有老三的日子， 　　被佟先生称做"和平时期"。写作之余，佟先生就不免以平和的心绪回顾一下自己的婚姻。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不能说叫他满意。当嫦娥鲜艳的腮帮子和壮硕的屁股日复一日平平安安地摆在佟先生眼前时，接踵而来的日子除了和平，还显出了平淡，平淡中亦有些从前难以觉察的枝杈。老三的离佟家，无疑使嫦娥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她一下子好像成佟家中所有空间的占有者。在这些显出空旷的空间里，她最愿意更多地盯着佟先生、努力使自己像个城里的贤妻，或者说城里一个佟家的贤妻。她常在吃完饭。刷完碗之后，点上一支烟（老三的离佟家还使嫦娥学会了吸烟），走进佟先生的书房，搬把椅子坐在佟先生书桌旁边，盯着倏佟先生在稿纸上写字，间或也发出一两声感叹："哼，写小说可不是个容易事儿。"那时佟先生便像受了惊吓似地抬头看嫦娥，他多半会看见她牙缝里的韭菜或某种面食的渣滓。为了避开眼前的嫦娥，佟先生便打发她到隔壁房间替自己抄几页小说（在小道儿，嫦娥是上过初中的）。谁曾想，这嫦娥先是把佟先生的稿子辨认明白誊写清楚，很快就不满足于这些了，她为佟先生改起了小说。有一次她举着一页稿纸兴冲冲地闯进书房对佟先生说："闹了半天名人也出错儿呀，你看你把个闺佟家'好看'写成了'受看'，叫我给你改过来了！还有，这儿……"没等嫦娥把话说完，佟先生火了，他夺过嫦娥手中的稿纸，将她赶出书房，并告诉她今后不准再进来。这使嫦娥大惑不解，她想，原来男人都是有脾气的。 　　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佟先生也不能说不满意。首先嫦娥属于低消费型的女人，她不讲究吃喝，不用化妆品，永远不曾生病，永远穿自己纳底子做的布鞋。她从邮局或银行取回的稿费，一向如数交与佟先生。后来俺佟家老大老二大学毕业都去了美国，逢年过节寄些美元给佟先生，嫦娥对美元既不稀罕也不打听。其次，凡佟先生碍于身份和尊严不便出面的事，唤一声嫦娥就行了。嫦娥会守着一排啤酒瓶子。一捆废报纸，为佟先生和小贩一分钱一分钱地往上争价；也会为俺先生和封阳台的工人一块钱一块钱地往下压价。当阳台封完，楼下堆满碎砖。烂瓦。水泥。沙子时，又是嫦娥从锅炉房借来推车。铁锨（锅炉房似乎有嫦娥取之不尽的东西），一趟趟地把那成堆的废料装上推车运出院子。她一趟趟从街坊邻里眼前走过，面不改色，走得但然。楼上的佟先生看看楼下的媳嫦娥，一刹那觉得她好似一名受雇于佟家的壮工，才悟出，他娶嫦娥，决非以浪漫主义为基础，那实在是纯正的现实主义啊。 　　出了大力之后的嫦娥，在佟先生眼前才又表现出几分轻松。她开始大模大样地洗澡，但她不在卫生问里更衣，她习惯边走边把衣服脱完。这使佟先生常常觉得，嫦娥本不是去卫生间，而是下河。嫦娥一边往"河"里走，一边脱下汗湿的背心举到俺先生眼前说："你闻闻你闻闻，叫汗沤得都馊啦！"佟先生连声说着"好，好"就退进书房关起门。 　　嫦娥洗净自己，换上干爽的衣服，看看书房紧关着的门，这里转转，那里转转，才想到，也许该去院子里坐一会儿。 　　嫦娥来院里乘凉其实是万不得已。 　　面对那些文佟家属和后裔，嫦娥常 　　觉出些自己的不能入伙。那里的谈吐常使她感到费解，费解着就会生出些寂寞。最让嫦娥不可思议的是，嫦娥不在场时，人们也说些猪肉的注水，菜的缺斤短两，佟家添了外孙，佟家装了一拖二变频空调……只待嫦娥一出现，她们就突然改变话题。柳太太对麻太大说，奥瑞特超市刚进了澳洲"培根"；钱太太对柳太大说，佟家的吐司炉今天早饭时怎么也弹不起来。麻太太开口就是她业务上的事，退休前她是电视台的化妆师，退休后受雇于一间婚纱摄影工作室，专化新娘妆。钱不少挣，说话格外气粗，也显出些云山雾罩。比方她说，妆化得好坏，也看化妆师的心情。遇上她高兴时，她能把个凡人化成毛阿敏；遇上她不高兴，她能把个新娘子化成江青。众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远处的嫦娥也笑了，她听懂了。但当人们发现嫦娥也笑着享受了她们的谈话，便心照不宣地令这谈话夏然而止。半天，柳太大的女儿，一个叫大橙的才开辟了新话题。大橙在市交响乐团拉弦贝司，喜欢叉腿站立于众人面前，很是显出些职业特点。她说，练"柴5"（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最难，指挥又不赶劲，指挥个二胡齐奏还差不多。钱太太问，"柴5"有没有标题，"柴6"是《悲沧》。大橙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她的分谱上没写着。"你想，一个弦贝司拉那么快。"大橙说着，胳膊在腹前快速摇摆。"柴5"终于又驱走了嫦娥。 　　面对一座院子，就像面对一个人生。人生总有绝路逢生的时候，有两件事使这院子终于接纳了嫦娥。 　　麻太太许久不讲她的婚纱摄影工作室了，此时常见她奔忙于院里院外。嫦娥热心地问她是不佟家里有什么事，看这腿不拾闲的。麻太太犹豫一番，才佟家里的事告诉媳嫦娥。原来搞摊戏溯源研究的佟先生和专化新娘妆的麻太佟家中有一位八十老母（麻太太生母），最近突患便秘，大小医院的各种手段都用过了，对老人无济干事，痛苦的老人整日在床上翻滚。嫦娥闻听此讯，毫不犹豫他说，叫我去看看，我先佟家拿个东西就来。说时迟那时快，嫦娥三步两步就来到麻佟家。麻太太此时的心理一定是有病乱投医，便快速把嫦娥引至老人床前。嫦娥撩开老人被单，在老人肚子上一阵抚摸，又让老人侧身团卧露出下部，一边指示麻太太快拿香油来。麻太大取来香油瓶，只见嫦娥从袖中出示一物，是一把老式铁钥匙。这钥匙一柞长，扁片形，头上有弯钩。麻太太明白八九分，又想起有病乱投医的道理，赶紧把油瓶递给嫦娥。嫦娥打开瓶盖，倒出些香油于手心，将钥匙浸蘸于油中片刻，便向老人伸了过去……嫦娥的手段是见效的，不一会儿，她就把收获之物举到了麻太太脸前说："哼，不掏就行了？"接着又扶正老人再问些寒暖。老人握住了嫦娥的手，麻太大也握住了嫦娥的手。嫦娥说，有事叫我吧，住得这么近便。 　　又一次，一群半大孩子--属于这院中第三代吧，围坐在院里。仿照电视上吉尼斯吃"热狗"大赛，比赛吃青枣，钱太大的外孙子不幸被青枣噎住，满嘴的尖碎青枣吐不出又咽不下，小脸憋成了青紫。其余孩子吓得不知所措，佟家大人也闻讯赶来，围住被噎者乱作一团。这时买菜回来的嫦娥看见了这一幕，她放下菜篮走了过去，也不说话，只伸手冲那孩子后背猛击一巴掌，孩子伸伸脖子吐出了口中的东西，得了救。嫦娥对众人说，我小时候吃糠团子常挨噎，我娘给我后脊梁一巴掌，就好了。当晚钱太太领着外孙登门向嫦娥致谢，还赠她一块去美国探亲带回来的擦佟家具的"魔巾"。 　　嫦娥在院中的这两项壮举，终于拉近了她和邻里的距离，甚至于，你常能听见人们在院里说，这事儿还得找嫦娥去试试。麻太太开始称赞嫦娥脚上的布鞋；柳太太有一次竟拿着一本佟先生的新著递给嫦娥说，这是她一个学生买的（柳太太任职于某大学教务处），拜托嫦娥请佟先生给这学生签个大名。这真是对嫦娥的无比尊重和极大信任啊，其实这又有何难呢。嫦娥不必看重签名本身的难度，她应该重视柳太太这恳求的方式。 　　再遇乘凉聊天，众人不再避着嫦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人群中自始至终地坐下去。没人嫌她说话，也没人嫌她不说话。有时天色晚了，风也凉了，人都散了，她还坐在那儿不走。书房里的佟先生往楼下看看，只看见一个豆粒大的小红点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的，那是嫦娥手上的香烟。佟先生从不喊她佟家。兴许他是想，她在哪儿呆着不是呆着，在哪儿呆着她也是一个人呆着。 　　就这样，又一些日子过去，佟家就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事。 　　据知情人透露，事情的起因缘于媳 　　嫦娥在早市买菜时，巧遇正在卖花的 　　老孔。 　　老孔原是这"中心"的锅炉工，一个烧了几十年锅炉的单身汉，后来嫌"中心"工资低，就辞了锅炉工，给近郊一个花农打工去了。当初嫦娥那叉梯。推车什么的，一向从他手中借得。早市上，嫦娥见了老孔说，老孔卖花呀。老孔见了嫦娥说，嫦娥买菜呀。嫦娥说，叫我看看你都有些什么好花。老孔说，新品种美国丝绒，市场价七块钱一枝，你要买，打五五折。嫦娥从老孔的花桶中抽出一枝红玫瑰--美国丝绒，放在鼻子底下闻闻，也没什么香味，但花瓣肥厚，色泽娇艳、毛茸茸的泛着似金似银的柔光。老孔补充说，花期比一般玫瑰长两三倍，眼看情人节快到了，一枝能涨到十二块。嫦娥说，敢情种花挺赚钱呢。老孔说，可不是。临走老孔白送了一技美国丝绒给嫦娥，嫦娥拿佟家来插进一个玻璃瓶，这里放放，那里放放，最后决定把花安置在厨房窗台上。倏佟先生偶然看见，问嫦娥哪儿来的花，嫦娥便答，捡的。佟先生说，捡的？嫦娥说，"哼，谁还能白给我送花呀。"叫人也听不出来是抱怨，还是得意。 　　第二天在早市，买菜的嫦娥又碰见了卖花的老孔。嫦娥说卖花呀老孔，老孔说买菜呀嫦娥。两人打着招呼，彼此都觉着挺高义 　　据柳太太回忆，某日在早市，她亲眼看见老孔和嫦娥蹲在一桶花前叽叽咕咕，达四十五分钟之久。当教师的柳太太，习惯以课时为计算单位。 　　麻大太获得的信息就更具体些。她亲眼见过嫦娥跨着大步在院中那"微型馆"的馆址上丈量土地，还亲耳听见过嫦娥与老孔说话的内容。当时她去传达室取报纸，老孔就在传达室门口站着。嫦娥从地里出来对老孔说，我量了无数遍，至少是四亩。 　　再后来，嫦娥便铁了心似地要与佟先生"离"了。 　　嫦娥和佟先生离婚没费什么周折，虽然她离开佟家就像当初她走进佟家一样，又引起了这座院子的惊异和不屑。佟先生听了媳嫦娥的宣布，立刻想到了一些他能够想到的词，比如"狼心狗肺"，比如"忘恩负义"什么的。出身于佟家的他还想到，从前的乡村，男女勾搭大多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借箩借秤，借权耙扫帚……他记起很久以前嫦娥去锅炉房借梯子借推车，心中泛起一阵阵屈辱感。为了缓解这屈辱，便又想，一个锅炉工和一个村妇，他们本该走到一块儿去的。若是拖着不离，岂不显得太看重她么。甚至于，不如抢先一步休了她。名佟家佟先生在情绪波动最厉害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休"字。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佟家老三。早已另立门户的老三，十几年来始终是父亲第二次结婚的坚决反对者。到如今，十几年过去，她却又成了父亲第二次离婚的坚决反对者。谁也不如她知道，嫦娥与父亲十几年来的日子，本是对佟家有益无害的。她还想起，十几年来佟先生几次有病住院，那日夜守护的不是她们姐妹三人，却是那个让她一百个看不上眼的嫦娥呀。现在嫦娥拔腿就要走，怎不叫人怒火中烧呢。我佟家的大米白面你白吃了多少年，我佟家的大房子你白住了多少年，嗅，你当这儿是旅馆呀，美的你！ 　　可惜老三没能阻挡嫦娥的离婚，就像当年她无法阻挡嫦娥的结婚。嫦娥收敛好自己的衣物，装进一只仿羊皮人造革衣箱--那是佟先生参加某次笔会带回来，指定给她用的，她也就不客气了。最后她交出佟家所有的钥匙，提着箱子下了楼。她把箱子绑上自行车，就直奔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又一些日子过去，嫦娥和老孔双双出现在这"中心"的院内。却原来，两人一块儿和"中心"签了协议，租下了"微型馆"，种起花来。院里人便也明白了，嫦娥离开伶佟家并非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郊区一个大杂院，院里有老孔两间西屋。 　　三年过去了，"中心"院内的微型 　　馆仍未建成，嫦娥与老孔在这馆址 　　上耕种的花圃就日益生机勃勃。他们种"美国丝绒"，也种康乃馨，还把韩国一个岛上的名贵洋兰移植了过来。他们按时向"中心"交纳租金，据闻，"中心"把租金用做了办公设备换代和装备资料库。他们还在街面上租间小房开了花店，批发零售兼营。留柱也来了，带着媳妇。平日里留柱跟老孔在花圃干活儿，嫦娥和儿媳在花店守摊。 　　每逢星期一，人们会看见嫦娥出现在中心的办公楼。她挎一只摆着鲜花的柳编篮子，亲自给每间办公室免费赠花。她给研究民间瓷绘的佟先生送过康乃馨；给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佟先生送过百合；给研究傩戏渊源的佟先生送过洋兰；给其余几位女士小姐送过"美国丝绒"。花也不多送，每间办公室仅一技。满打满算二十来枝鲜花，把"中心"的每个人都打点得挺愉快。出得办公楼，她还要在花圃里走一遭，看看丈夫老孔（她已同老孔结婚）和儿子留柱，必要时也遥望一下佟家的阳台。"中心"的很多人都见过，每逢星期一，佟家保险门的把手里，也会插着一枝玫瑰--美国丝绒。 　　满院子的人都看见了嫦娥和老孔的大花圃，红玫瑰黄玫瑰似云似锦，照耀着蓝天，亮丽得叫人晕眩，叫人透不过气。钱、柳、麻诸太太原想齐了劲不往这花圃跟前凑的，可这院里除了花的波涛，余下的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她们不得不一分一寸地往有花的地方挪着。她们坐在花团锦簇之中，像从前一样。什么都聊，除了花。 　　这一天，麻太太似有意似无意地走进了嫦娥那间花店。嫦娥热情地招呼说，麻大太买花呀。麻太太热情地回应说，不买花。媳嫦娥说，麻太太忙吧。麻太大说忙，可不如你挣得多。听说你和老孔把房也买了。嫦娥说，贷款买的，三居室的一个小单元。麻太太说，自个儿高兴比什么都好，管他别人说什么呢。嫦娥说，别人说什么呢？麻太太说，说什么的没有哇。嫦娥说你说说我听听。麻大太说，千言万语归成一句话吧，……其实也没说什么！ 　　此时嫦娥正手持剪刀修剪花枝，只见她笑着把剪刀往柜台上一拍说："哼，奇他妈的怪！" 　　嫦娥这一声"哼"，照例没有轻蔑和愤慨。在麻大大听来，那似乎是一种心中有数的不以为然，也有那么点儿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痛快。麻太大品味着嫦娥的话回到她们那座鲜花盛开的院子，钱、柳几位太太正在门口迎候着她呢。柳太太说，上午领着个熟人到婚纱摄影工作室去找麻大太预约化妆，老板告诉她，他们刚聘了一位海派化妆师，如果愿意可以立刻请新化妆师试试……柳太太话音没落麻太太就急了，这一急，便莫名其妙地将嫦娥的语言原封搬了出来：只听她音量很大地叫道："哼，奇他妈的怪！" 　　麻太大的粗话让众人十分意外，谁都听出，在麻太太这非同寻常的句式里，饱含着非同寻常的愤慨。 　　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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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慧文学视界** 陈奂生上城

高 晓 声

一 　　“漏斗户主”(系作者写的另一篇小说《漏斗户主》(发表于《钟山》1979年第2期)主人公陈奂生的外号。漏斗户，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人家。)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象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一种油煎的面食。)。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象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项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象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多特别的主意，怎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另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捉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过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莳秧一蔸莳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嗳!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象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家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二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挺不愉快，一路走来，便感到头上凉嗖嗖，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十点半卖不掉，十一点二十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晚了，陈奂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三十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十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奂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帐，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利拿了油绳未付款。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胞的，就会要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三 　　一觉得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体肢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颤，一颗心象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肚挂肠。他用手一摸，身下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陈奂生吃了一惊，连忙平躺端正，闭起眼睛，要弄清楚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好像有点印象，一时又糊涂难记，只得细细琢磨，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县委吴书记和他的汽车，一下子理出头绪，把一串细关节脉都拉了出来。 　　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他是要乘十二点一刻那班车到省里去参加明天的会议。到火车站时，刚只十一点四十分，吴楚也就不忙，在候车室徒步起来，那司机一向要等吴楚进了站台才走，免得他临时有事找不到人，这次也照例陪着。因为是半夜，候车室旅客不多，吴楚转过半圈，就发现了睡着的陈奂生。吴楚不禁笑了起来，他今秋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一眼就认出他来，心想这老实肯干的忠厚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若要乘车，岂不误事，便走去推醒他；推了一推，又发现那屁股底下，垫着个瘪包，心想坏了，莫非东西被偷了?就着紧推他，竟也不醒。这吴楚原和农民玩惯了的，一时调皮起来，就去捏他的鼻子；一摸到皮肤热辣辣，才晓得他病倒了，连忙把他扶起，总算把他弄醒了。 　　这些事情，陈奂生当然不晓得。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自己看到吴书记之后，就一把抓牢，听到吴书记问他：“你生病了吗?”他点点头。吴书记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就去摸了摸旅行包。吴书记问他：“包里的东西呢?”他就笑了一笑。当时他说了什么?究竟有没有说?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吴书记好象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和驾驶员一同扶他上了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叫开了一家门(机关门诊室)，扶他下车进去，见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晓得是医生了。那医生替他诊断片刻，向吴书记笑着说了几句话(重感冒，不要紧)，倒过半杯水，让他吃了几片药，又包了一点放在他口袋里，也不曾索钱，便代替吴书记把他扶上了车，还关照说：“我这儿没有床，住招待所吧，安排清静一点的地方睡一夜就好了。”车子又开动，又听吴书记说：“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 　　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象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不曾忘记老百姓。 　　陈奂生想罢，心头暖烘烘，眼泪热辣辣，在被口上拭了拭，便睁开来细细打量这住的地方，却又吃了一惊。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刮刮叫三层新(被面、被絮都是新的)。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　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象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到了走廊里，脚底已冻得冰冷，一瞧别人是穿了鞋走路的，知道不碍，也套上了鞋。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一向听说招待所的住宿费贵，我又没处报销，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才算不来呢。 　　他心里不安，赶忙要开清楚。横竖他要走了，去付了钱吧。 　　他走到门口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帐。” 　　“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 　　“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 　　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 　　“不要紧，我要回去了。” 　　“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奂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奂生便象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 　　“五元。” 　　“一夜天?”他冒汗了。 　　“是一夜五元。” 　　陈奂生的心，忐忑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千不该，万不该，陈奂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语：“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象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着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横竖到今午十二点为止，都收一天钱。”这还是客气的，没有嘲笑他，是看了吴书记的面子。 　　陈奂生看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三遍，数定了五元；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 　　这时大姑娘已在看报，见递来的钞票太零碎，更皱了眉头。但她还有点涵养，并不曾说什么，收进去了。 　　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他饿了，摸摸袋里还剩一块僵饼，拿出来啃了一口，看见了热水瓶，便去倒一杯开水和着饼吃。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嗵坐下去…　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饼，觉得很舒服。头脑清爽，热度退尽了，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着：“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民间传说里的大富翁)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 　　这陈奂生确是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就干，但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可是他睡不着，他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不曾先买帽子，才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搞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　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 　　想到油绳，又学得肚皮饿了。那一块僵饼，本来就填不饱，可惜昨夜生意太好，油绳全卖光了，能剩几袋倒好；现在懊悔已晚，再在这床上困下去，会越来越饿，身上没有粮票，中饭到哪里去吃!到时候饿得走不动，难道再在这儿住一夜吗?他慌了，两脚一喘，把被头踢开，拎了旅行包，开门就走。此地虽好，不是久恋之所，虽然还剩得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 　　他出得门来，再无别的念头，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 　　一路上看看野景，倒也容易走过；眼看离家不远，忽然想到这次出门，连本搭利，几乎全部搞光，马上要见老婆，交不出账，少不得又要受气，得想个主意对付她。怎么说呢?就说输掉了；不对，自己不当心，照样挨骂。就说做好事救济了别人；不对，自己都要别人救济。就说送给一个大姑娘了；不对，老婆要犯疑…　那怎么办? 　　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 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　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象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有一次碰着他，也拍 他的肩胛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陈奂生上城》作者高晓声，1928年生，江功武进人。50年代开始创作，已出版《李顺达造屋》、《七十九小说集》、《高晓声八小说集》、《高晓声八一小说集》、《陈奂生》、《觅》、《新娘没有来》等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高晓声檀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炼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上城”为其生活带来转机，“包产”使他找到归宿，“出国”则标志着他走向成熟。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 　　《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虽然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负而步履维艰，却终于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从而形象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作品中的陈奂生已经摘掉“漏斗户”主的帽子，“屯里有米，橱里衣”，抽空还可以进城卖农副产品。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开始渴望过精神生活，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总想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这事终于在他上城时“碰”上了：因偶感风寒而坐了县委吴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在心痛和“报复”之余，“忽然心里一亮”，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种陈奂生式的精神满足与鲁迅笔下的阿Q似乎有着血缘关系，我们只能带着“含泪的微笑”来看待这一人物的这段奇遇。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缍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 　　《陈奂生上城》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开拓，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土洋结合，寓洋于土”，富于创新。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基本上采用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法，即通过人物个性化的动作、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与此同时，也借鉴、吸收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如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意识地将叙述、描写与人物心理分析结合起来，以更深一层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情节基本按照时空顺序展开，但也有跳跃和切入，且在叙述、描写过程中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作品语言朴实凝炼，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轻松的喜剧色彩。藏庄严于诙谐之内，寓绚丽于素朴之中，构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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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淖记事 汪曾祺 　　一 　　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①，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过了炕房和浆坊，就都是田畴麦垅，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棗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由大淖北去，可至北乡各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直达邻县兴化。 　　大淖的南岸，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房顶、地面，都是木板的。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靠外手是候船的休息室。往里去，临水，就是码头。原来曾有一只小轮船，往来本城的兴化，隔日一班，单日开走，双日返回。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吆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就卖船停业了。这间木板房子倒没有拆去。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棍棍棒棒，乱打一气；或到码头上比赛撒尿。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看谁尿得最远。 　　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腚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二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是从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卖紫萝卜的（紫萝卜是比荸荠略大的扁圆形的萝卜，外皮染成深蓝紫色，极甜脆），卖风菱的（风菱是很大的两角的菱角，壳极硬），卖山里红的，卖熟藕（藕孔里塞了糯米煮熟）的。还有一个从宝应来的卖眼镜的，一个从杭州来的卖天竺筷的。他们像一些候鸟，来去都有定时。来时，向相熟的人家租一间半间屋子，住上一阵，有的住得长一些，有的短一些，到生意做完，就走了。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了。到太阳落山，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于是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就都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所烧的柴草都是半干不湿的）。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膊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 　　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都是兴化帮。这地方兴用锡器，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香炉、蜡台、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酒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嫁闺女时都要赔送一套锡器。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一百鸡蛋），装粥用的就是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因此，二十来个锡匠并不显多。 　　锡匠的手艺不算费事，所用的家什也较简单。一副锡匠担子，一头是风箱，绳系里夹着几块锡板；一头是炭炉和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着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锡器是打出来的，不是铸出来的。人家叫锡匠来打锡器，一般都是自己备料，棗把几件残旧的锡器回炉重打。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支起担子，拉动风箱，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棗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就化了；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裱纸的一面朝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绳头留在砖外，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两砖一压，就成了锡片；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焊好接口，用一个木棰在铁砧上敲敲打打，大约一两顿饭工夫就成型了。锡是软的，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也不那样吵人。粗使的锡器，就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打，用竹节草（这种草中药店有卖的）磨得锃亮。 　　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帮锡匠有一个头领，是个老锡匠，他说话没有人不听。老锡匠人很耿直，对其余的锡匠（不是他的晚辈就是他的徒弟）管教得很紧。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他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除了上市应活，平常不让到处闲游乱窜。 　　老锡匠会打拳，别的锡匠也跟着练武。他屋里有好些白蜡杆，三节棍，没事便搬到外面场地上打对儿。老锡匠说：这是消遣，也可以防身，出门在外，会几手拳脚不吃亏。除此之外，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棗听。 　　老锡匠有个徒弟，也是他的侄儿，在家大排行第十一，小名就叫个十一子，外人都只叫他小锡匠。这十一子是老锡匠的一件心事。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锡匠里出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老锡匠心里明白：唱“小开口”的时候，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其实都是来看这位十一郎的。 　　老锡匠经常告诫十一子，不要和此地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尤其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有什么勾搭：“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三 　　轮船公司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房顶两头多盖着半片破缸破瓮，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挑得最多的是稻子。东乡、北乡的稻船，都在大淖靠岸。满船的稻子，都由这些挑夫挑走。或送到米店，或送进哪家大户的廒仓，或挑到南门外琵琶闸的大船上，沿运河外运。有时还会一直挑到车逻、马棚湾这样很远的码头上。单程一趟，或五六里，或七八里、十多里不等。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担稻子一百五十斤，中途不歇肩。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一齐换肩。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每挑一担，领一根“筹子”，棗尺半长，一寸宽的竹牌，上涂白漆，一头是红的。到傍晚凭筹领钱。 　　稻谷之外，什么都挑。砖瓦、石灰、竹子（挑竹子一头拖在地上，在砖铺的街面上擦得刷刷地响），桐油（桐油很重，使扁担不行，得用木杠，两人抬一桶）……因此，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干，饿不着。 　　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挑了。起初挑半担，用两个柳条笆斗。练上一二年，人长高了，力气也够了，就挑整担，像大人一样的挣钱了。 　　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棗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因此，这些顽童得到一个稍带侮辱性的称呼，叫做“筢草鬼子”。有时懒得费事，就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时，他们早就没影儿了。锅腔子无处出烟，烟子就横溢出来，飘到大淖水面上，平铺开来，停留不散。这些人家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吃的都是脱粟的糙米。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冬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 　　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向钱注密处滚去，钱停住后，用事前备好的两根草棍量一量，如距钱注五寸，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注；距离七寸，反赔出与此注相同之数。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为他们助兴。 　　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连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棗“歪歪子咧…　” 　　没出门子的姑娘还文雅一点，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要多野有多野。有一个老光棍黄海龙，年轻时也是挑夫，后来腿脚有了点毛病，就在码头上看看稻船，收收筹子。这老头儿老没正轻，一把胡子了，还喜欢在媳妇们的胸前屁股上摸一把，拧一下。按辈分，他应当被这些媳妇称呼一声叔公，可是谁都管他叫“老骚胡子”。有一天，他又动手动脚的，几个媳妇一咬耳朵，一二三，一齐上手，眨眼之间叔公的裤子就挂在大树顶上了。有一回，叔公听见卖饺面①的挑着担子，敲着竹梆走来，他又来劲了：“你们敢不敢到淖里洗个澡？棗敢，我一个人输你们两碗饺面！”棗“真的？”棗“真的！”棗“好！”几个媳妇脱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爬上岸就大声喊叫：“下面！”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四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父亲名叫黄海蛟，是黄海龙的堂弟（挑夫里姓黄的多）。原来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他专能上高跳。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上高跳要提着气一口气窜上去，中途不能停留。遇到上了一点岁数的或者“女将”，抬头看看高跳，有点含胡，他就走过去接过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一支箭似的上到跳顶，两手一提，把两箩稻子倒在“窝积”里，随即三五步就下到平地。因为为人忠诚老实，二十五岁了，还没有成亲。那年在车逻挑粮食，遇到一个姑娘向他问路。这姑娘留着长长的刘海，梳了一个“苏州俏”的发髻，还抹了一点胭脂，眼色张皇，神情焦急，她问路，可是连一个准地名都说不清，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黄海蛟和她攀谈了一会，这姑娘就表示愿意跟着他过。她叫莲子。棗这地方丫头、使女多叫莲子。 　　莲子和黄海蛟过了一年，给他生了个女儿。七月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就取名叫做巧云。 　　莲子的手很巧、也勤快，只是爱穿件华丝葛的裤子，爱吃点瓜子零食，还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　”这和大淖的乡风不大一样。 　　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闷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 　　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只是她留下的这块肉，黄海蛟实在是疼得不行。他不愿巧云在后娘的眼皮底下委委屈屈地生活，因此发心不再续娶。他就又当爹又当妈，和女儿巧云在一起过了十几年。他不愿巧云去挑扁担，巧云从十四岁就学会结鱼网和打芦席。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皠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圹圹。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巧云十六了，该张罗着自己的事了。谁家会把这朵花迎走呢？炕房的老大？浆坊的老二？鲜货行的老三？他们都有这意思。这点意思黄海蛟知道了，巧云也知道。不然他们老到淖东头来回晃摇是干什么呢？但是巧云没怎么往心里去。 　　巧云十七岁，命运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她的父亲黄海蛟在一次挑重担上高跳时，一脚踏空，从三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腰。起初以为不要紧，养养就好了。不想喝了好多药酒，贴了好多膏药，还不见效。她爹半瘫了，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有时下床，扶着一个剃头担子上用的高板凳，格登格登地走一截，平常就只好半躺下靠在一摞被窝上。他不能用自己的肩膀为女儿挣几件新衣裳，买两枝花，却只能由女儿用一双手养活自己了。还不到五十岁的男子汉，只能做一点老太婆做的事：绩了一捆又一捆的供女儿结网用的麻线。事情很清楚：巧云不会撇下她这个老实可怜的残废爹。谁要愿意，只能上这家来当一个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谁愿意呢？这家的全部家产只有三间草屋（巧云和爹各住一间，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堂屋）。老大、老二、老三时不时走来走去，拿眼睛瞟着隔着一层鱼网或者坐在雪白的芦席上的一个苗条的身子。他们的眼睛依然不缺乏爱慕，但是减少了几分急切。 　　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老往淖东头跑，但是小锡匠还短不了要来。大娘、大婶、姑娘、媳妇有旧壶翻新，总喜欢叫小锡匠来。从大淖过深巷上大街也要经过这里，巧云家门前的柳阴是一个等待雇主的好地方。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锡匠拉风箱。有时巧云要回家看看她的残废爹，问他想不想吃烟喝水，小锡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她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划破了（织席很容易划破手，压扁的芦苇薄片，刀一样的锋快），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巧云从十一子口里知道他家里的事：他是个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有一个老娘，守寡多年了。他娘在家给人家做针线，眼睛越来越不好，他很担心她有一天会瞎……好心的大人路过时会想：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配不成对。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起。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有一天晚上，好月亮，巧云到淖边一只空船上去洗衣裳（这里的船泊定后，把桨拖到岸上，寄放在熟人家，船就拴在那里，无人看管，谁都可以上去）。她正在船头把身子往前倾着，用力涮着一件大衣裳，一个不知轻重的顽皮野孩子轻轻走到她身后，伸出两手咯吱她的腰。她冷不妨，一头栽进了水里。她本会一点水，但是一下了懵了。这几天水又大，流很急。她挣扎了两下，喊救人，接连喝了几口水。她被水冲走了！正赶上十一子在炕房门外土坪上打拳，看见一个人冲了过来，头发在水上漂着。他褪下鞋子，一猛子扎到水底，从水里把她托了起来。 　　十一子把她肚子里的水控了出来，巧云还是昏迷不醒。十一子只好把她横抱着，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把她送回去。她浑身是湿的，软绵绵，热乎乎的。十一子觉得巧云紧紧挨着他，越挨越紧。十一子的心怦怦地跳。 　　到了家，巧云醒来了。（她早就醒来了！）十一子把她放在床上。巧云换了湿衣裳（月光照出她的美丽的少女的身体）。十一子抓一把草，给她熬了半铞子姜糖水，让她喝下去，就走了。 　　巧云起来关了门，躺下。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月亮真好。 　　巧云在心里说：“你是个呆子！” 　　她说出声来了。 　　不大一会，她也就睡死了。 　　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五 　　由轮船公司对面的巷子转东大街，往西不远，有一个道士观，叫做炼阳观。现在没有道士了，里面住了不到一营水上保安队。这水上保安队是地方武装。他们名义上归县政府管辖，饷银却由县商会开销，水上保安队的任务是下乡剿土匪。这一带土匪很多，他们抢了人，绑了票，大都藏匿在芦荡湖泊中的船上（这地方到处是水），如遇追捕，便于脱逃。因此，地方绅商觉得很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这些成帮结伙的土匪。水上保安队装备是很好的。他们乘的船是“铁板划子”棗船的三面都有半人高、三四分厚的铁板，子弹是打不透的。铁板划子就停在大淖岸边，样子很高傲。一有任务，就看见大兵们扛着两挺水机关，用箩筐抬着多半筐子弹（子弹不用箱装，却使箩抬，颇奇怪），上了船，开走了。 　　或七八天，或十天半月，他们得胜回来了（他们有铁板划子，又有水机关，对土匪有压倒优势，很少有伤亡）。铁板划子靠了岸，上岸列队，由深巷，上大街，直奔县政府。这队伍是四列纵队。前面是号队。这不到一营的人，却有十二支号。一上大街，就“打创创滴打大创滴大创”，齐齐整整地吹起来。后面是全队弟兄，一律荷枪实弹。号队之后，大队之前的正中，是捉来的土匪。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只有一个，都是五花大绑。这队伍是很神气的。最妙的是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都合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大队上街之前，要由地保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有的店铺是养八哥、画眉的），都要收起来，因为土匪大哥看见不高兴，这是他们忌讳的（他们到了县政府，都下在大狱里，看见笼中鸟，就无出狱希望了）。看看这样的铜号放光，刺刀雪亮，还夹着几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的威武雄壮的队伍，是这条街上的民众的一件快乐事情。其快乐程度不下于看狮子、龙灯、高跷、抬阁、和僧道齐全、六十四杠的大出丧。 　　除了下乡办差，保安队的弟兄们没有什么事。他们除了把两挺水机关扛到大淖边突突地打两梭（把淖岸上的泥土创得簌簌地往下掉），平常是难得出操、打野外的。使人们感觉到这营把人的存在的，是这十二个号兵早晚练号。早晨八九点钟，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就到大淖边来了。先是拔长音，然后各自吹几段，最后是合吹进行曲、三环号（他们吹三环号只是吹着玩，因为从来没有接受检阅的时候）。吹完号，就解散，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就轻手轻脚，走进一家的门外，咳嗽一声，随着，走了进去，门就关起来了。 　　这些号兵大都衣着整齐，干净爱俏。他们除了吹吹号，整天无事干，有的是闲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棗饷钱倒不多，但每次下乡，总有犒赏；有时与土匪遭遇，双方谈条件，也常从对方手中得到一笔钱，手面很大方，花钱不在乎。他们是保护地方绅商的军人，身后有靠山，即或出一点什么事，谁也无奈他何。因此，这些大爷就觉得不风流风流，实在对不起自己，也辜负了别人。 　　十二个号兵，有一个号长，姓刘，大家都叫他刘号长。这刘号长前后跟大淖几家的媳妇都很熟。 　　拨开巧云家的门的，就是这个号长！ 　　号长走的时候留下十块钱。 　　这种事在大淖不是第一次发生。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这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她想起她的远在天边的妈。她记不得妈的样子，只记得妈用一个筷子头蘸了胭脂给她点了一点眉心红。她拿起镜子照照，她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她想起十一子给她吮手指上的血，这血一定是咸的。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 　　她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个号长来一次，她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 　　水上保安队又下乡了。 　　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上”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六 　　十一子和巧云的事，师兄们都知道，只瞒着老锡匠一个人。 　　他们偷偷地给他留着门，在门窝子里倒了水（这样推门进来没有声音）。十一子常常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有一天，又是这时候才推开门。刚刚要钻被窝，听见老锡匠说：“你不要命啦！” 　　这种事情怎么瞒得住人呢？终于，传到刘号长的耳朵里。其实没有人跟他嚼舌头，刘号长自己还不知道？巧云看见他都讨厌，她的全身都是冷淡的。刘号长咽不下这口气。本来，他跟巧云又没有拜过堂，完过花烛，闲花野草，断了就断了。可是一个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太岁头上动土，这还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连保安队的弟兄也都觉得面上无光，在人前矬了一截。他是只许自己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不许别人在他脸上溅一星唾沫的。若是闭着眼过去，往后，保安队的人还混不混了？ 　　有一天，天还没亮，刘号长带了几个弟兄，踢开巧云家的门，从被窝里拉起了小锡匠，把他捆了起来。把黄海蛟、巧云的手脚也都捆了，怕他们去叫人。 　　他们把小锡匠弄到泰山庙后面的坟地里，一人一根棍子，搂头盖脸地打他。 　　他们要小锡匠卷铺盖走人，回他的兴化，不许再留在大淖。 　　小锡匠不说话。 　　他们要小锡匠答应不再走进黄家的门，不挨巧云的身子。小锡匠还是不说话。 　　他们要小锡匠告一声饶，认一个错。 　　小锡匠的牙咬得紧紧的。 　　小锡匠的硬铮把这些向来是横着膀子走路的家伙惹怒了，“你这样硬！打不死你！”棗“打”，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子。 　　小锡匠被他们打死了。 　　锡匠们听说十一子被保安队的人绑走了，他们四处找，找到了泰山庙。 　　老锡匠用手一探，十一子还有一丝悠悠气。老锡匠叫人赶紧去找陈年的尿桶。他经验过这种事，打死的人，只有喝了从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才有救。 　　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的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锡匠们摘了一块门板，把十一子放在门板上，往家里抬。 　　他们抬着十一子，到了大淖东头，还要往西走。巧云拦住了： 　　“不要。抬到我家里。” 　　老锡匠点点头。 　　巧云把屋里存着的鱼网和芦席都拿到街上卖了，买了七厘散，医治十一子身子里的瘀血。 　　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 　　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 　　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 　　刘号长打了人，不敢再露面。他那几个弟兄也都躲在保安队的队部里不出来。保安队的门口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原来都是一窝“草鸡”！ 　　锡匠们开了会。他们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求保安队把姓刘的交出来。 　　县政府没有答复。 　　锡匠们上街游行。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 　　游行继续了三天。 　　第三天，他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 　　这条规矩不载于《六法全书》，现在不是大清国，县政府可以不理会这种“陋习”。但是这些锡匠是横了心的，他们当真干起来，后果是严重的。县长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再不管。于是由商会会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一个承审棗作为县长代表，保安队的副官，老锡匠和另外两个年长的锡匠，还有代表挑夫的黄海龙，四邻见证，棗卖眼镜的宝应人，卖天竺筷的杭州人，在一家大茶馆里举行会谈，来“了”这件事。 　　会谈的结果是：小锡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实际是商会拿钱），刘号长驱逐出境。由刘号长画押具结。老锡匠觉得这样就给锡匠和挑夫都挣了面子，可以见好就收了。只是要求在刘某人的甘结上写上一条：如果他再踏进县城一步，任凭老锡匠一个人把他收拾了！ 　　过了两天，刘号长就由两个弟兄持枪护送，悄悄地走了。他被调到三垛去当了税警。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巧云一家有了三张嘴。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大淖东头的人家就没有积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典押。结鱼网，打芦席，都不能当时见钱。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不会好，日子长了，怎么过呢？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姑娘媳妇都很佩服她。起初她们怕她挑不惯，后来看她脚下很快，很匀，也就放心了。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扇忽扇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旧历大年三十 　 【宇慧编后按:作者汪曾祺（1920－1997，5，6），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经师从于沈从文先生，其作品风格亦与沈有许多相似之处。该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北京文学》1981后第4期，是其代表作，曾经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小说奖。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凤凰琴 　　刘醒龙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论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蔫了的垸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垸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要，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也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修理、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左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垸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更变了方向，走到邻坑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长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扇去将自己叮得生疼。他爬起来，拿上书住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垸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作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垸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率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垸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有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作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作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层只剩下舅甥两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先去了隔壁垸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呆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么！”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垸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有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有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档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说到教室去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有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有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有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1，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噪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凹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磨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爿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四来一趟，送些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有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有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运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有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哀。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凹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有梅一左一右背靠背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着。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着，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倍。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凹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祆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有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有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有梅的老婆长得很墩实，左边生了个疤拉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有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呆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有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有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有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有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有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有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伯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有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疽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有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几才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档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绳，余校长身后是邓有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着。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最少长大以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张英才感动了，说：“余校长，这些事你该向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说：“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又说：“听说国家派了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搞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邓有梅插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转正。”张英才的情绪就被破坏了，他扭头进屋去刷牙洗脸。 　　拿上毛巾牙刷牙膏，走到屋子旁边的一条小溪，掬了一捧水润润嘴，将牙刷搁到牙床上带劲地来回扯动。忽然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孙四海。孙四海提一只小木桶来汲水，舀满后并不急着走，站在边上说：“你不该动那凤凰琴。”张英才没听清：“你说什么？”孙四海又说了一遍：“我们是从不碰那凤凰琴的。”张英才想再问，忙用水漱去嘴里的白沫。孙四海却走了。 　　早饭是在余校长家吃的。是昨夜的剩饭加上野芹菜一起煮，再放点盐和辣椒压味。没有菜，有的学生自己伸手到腌菜缸里捞一根白菜杆，拿着嚼。旁边的想学他，伸手捞了几下没捞着，缸太大，他人小够不着缸底，就生气，说先前的学生多吃多占他要告诉余校长。张英才站在他们中间勉强吃了几口，就走了出来，回到房间摸出两个皮蛋，揣在口袋里，又到溪边去。他倒掉碗里那种猪食一样的东西，涮干净后，独自坐在水边的青石上剥起皮蛋来。一边剥一边哼着一首歌，刚唱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句，一只影子现在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冲着走到近处的孙四海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像个没骨头的阴魂。”见到滚落溪中的是只皮蛋，孙四海也不客气地道：“我也太自作多情了，见你吃不惯余校长家的伙食，就留了几个红芋给你，没料到你自己备有山珍海味。”他把手中的红芋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走。 　　张英才捡起红芋，来到孙四海的门口，有意大口大口地吃给他看。孙四海见了不说话，埋头劈柴。红芋吃光了，张英才只好去开教室的门。孙四海在背后叫：“张老师，今天的课由你讲。”张英才毫不谦虚：“我讲就我讲。”连头也没有回。 　　山里的孩子老实，很少提问，张英才照本宣科，觉得讲课当老师并不艰难，全凭嘴皮子，一动口就会。孙四海从头到尾都没来打照面，他也一点不觉得慌。先教生字生词、再朗读课文三五遍，然后划分段落，理解段落大意，课文中心思想，最后是用词造句或模拟课文做一篇作文，上学时老师教他们用的一套他记得一点没走移。余校长在窗外转过几回，邓有梅装作来借粉笔，进了一趟教室，他拿上两支粉笔后道：“张老师一定得了万站长真传，课讲得好极了。” 　　捱到下学，张英才看到孙四海一身泥土，从后山上下来，钻到屋里烧火做饭。他也尾随着进了屋，见孙四海不大理他，讪讪地说：“孙主任，干脆我上你这儿来搭伙吧？”孙四海冷冷地说：“我不想拍谁的马屁，也不愿别人说我在拍谁的马屁。其实，你没必要和人搭伙，自己屋里搭座灶就成。”张英才说：“我不会搭灶。”孙四海说：“想搭？我和班上的叶碧秋说一下，她父亲是个砌匠，让他明天来。”张英才说：“这不合适吧？”孙四海说：“要是你自己动手做，那才真不合适，家长知道了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说着话旁边来了一个女孩。 　　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挺招人喜爱，身上衣服虽然也补过，看起来却像天然的。女孩笑笑径直到灶后帮忙烧火。张英才问：“这是谁家的女伢儿？”孙四海答：“她叫李子，她妈就是王小兰。”说时把目光直扫张英才，仿佛说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张英才由于听邓有梅说过孙四海与王小兰的事，见孙四海这么直爽，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于是转过话题，说：“灶没搭起来，我就在你这儿吃，你撵不走我的。”孙四海怪自己主意出坏了，说：“让你抓住把柄了。先说定，灶一做好就分开。”张英才连忙点点头，孙四海正在切菜，吩咐李子给锅里添一把米。 　　吃饭时，孙四海和李子坐在一边，张英才越看越觉得两人长得极像。他记起教室学习栏上有篇范文好像是李子写的，他便端上饭碗边吃边走到教室，范文果然是李子写的。 　　题目叫《我的好妈妈》。李子写道：妈妈每天都要将同学们交到我家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聚上一担，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儿一块血迹，那儿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霉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后来将给爸爸备的一副棺材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去给同学们买书。妈妈的心很苦，她总怕我大了以后会恨她，我多次向她保证，可她总是摇头，不相信我的话。 　　张英才看完后，没有回到孙四海的屋里，孙四海喊他将碗送去洗，他才从自己屋里出来，碗里盛着剩下的八只皮蛋。他对李子说：“放学后将这点东西带回去给你妈，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她好！”李子不肯接。孙四海说：“拿着吧。代你妈谢谢张老师。”李子谢过了，张英才忍不住用手在她的额上抚摸了几下。 　　下午是数学课，他先不上数学，将李子的作文抄在黑板上，自己先大声朗诵一遍，又叫学生们齐声朗读十遍。学校教室破旧了，窟窿多，不隔音。上午上语文，下午上数学，这是全校统一安排的，目的是避免读语文时的吵闹声，干扰了上数学课所需要的安静。三四年级的大声读书声，搅得一二和五六年级不得安宁。邓有梅跑过来，想说话，看到黑板上抄着的作文，脸上有些发白，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余校长没进教室，就在外面转了两趟，也没说什么。 　　放学后，笛子声又晌了起来。老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张英才站在一旁用脚打着拍子，还是压不着那节奏，那旋律慢得别扭，他有点不明白这两支笛子是如何配合得这么好。后来，他干脆就着这旋律朗诵起李子的作文来。他的普通话很好，在这样的傍晚里又特别来情绪，一下子就将孙四海的眼泪弄了出来。降了国旗，张英才拦住邓有梅问：“邓校长，李子的这篇作文你认为写得怎么样？”邓有梅眨眨眼答：“首先是你朗诵得好，作文嘛不大好说，你说呢，孙主任？”孙四海一点不回避：“只说一个字：好！”邓有梅逼了一句：“好在哪里？”孙四海答：“有真情实感。”余校长这时踱过来说：“孙主任，我看你那块茯苓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孙四海说：“底下太硬了，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学生家长来帮忙挖一天。”余校长说：“也好，我那块地的红芋长得不好，干脆提前挖了，让学生们尝个新鲜。家长们来了，叫他们顺带着把这事做了。”又说：“邓校长，你家有什么事没有？免得再叫家长来第二次。”邓有梅：“我没事要别人干。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熟的先生—　”话没说完，孙四海扭头走了，一边走一边狠狠甩笛子里面的口水。 　　李子回家去了，放学时垸里有人路过学校顺路带她回去的，在平时，都是孙四海送她。张英才蹲在灶后烧火，几次想和孙四海说话，但见他满脸的阴气就忍住了。直到吃饭，两人都没开口。一顿饭快默默地吃完了，油灯火舌一跳，余校长的小儿子钻进门来：“孙主任、张老师，我妈头痛得要死，我父问你们有止痛的药没有，有就借几粒。”孙四海说：“我没有，志儿。”张英才忙说：“志儿，我有，我给你拿去。”临出门，他回头说：“孙四海，你像个男人。”回到屋里，他将预防万一的一小瓶止痛药，全部给了志儿。 　　夜里，张英才无事可干，又弄起了凤凰琴。偶然地，他觉得有些异样，琴盒上写的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与1981年8月这两排字之间，有几个什么字被别人用小刀刮去了。刮得一点墨迹也没剩，留下一片刀痕。 　　外面的月亮很好，他把凤凰琴搬到月亮地里，试着弹了几下。弹不好，月光昏昏的，看不见琴键上的音阶。他好不扫兴，就用钢笔帽猛地拨动琴弦，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和声。忽然间余校长屋里有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宿在余校长屋里的学生惊慌地哭起来。张英才急步过去，大门闩得死死的，敲不开，他就叫：“余校长！佑佑佑佑有事么？要人帮忙么？”余校长在屋里答：“没事，你去睡吧！”他趴在门缝里，听到里面余校长的老婆在低声抽泣着，那情形是安静下来了。他想了想就绕到屋后，隔着窗户对屋里的学生们说：“别害怕，我是张老师，在替你们守着窗户呢！”刚说完，山坡上亮起了两对绿色的小灯笼，他死死忍住没有惊叫，下一点不敢迟疑，飞快地逃回自己屋里。 　　进屋后，才记起将凤凰琴忘在外面，还忘了解小便。他不敢开门出去，在后墙根上找了个洞，哗哗啦啦将身子放干净了，就去床上捉蚊子睡觉。凤凰琴在外面过一夜，明早再拿不要紧。 　　捉完蚊子，再看几页小说，困意就上来了，这是昨夜没睡好的缘故。他本打算吹灭灯，嘬起嘴巴，又变了主意，从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将煤油灯拧小了。一阵风从窗口吹进来，手臂凉丝丝的。他想父母这时一定还在乘凉，大山杪子上就只有一宗好处，再热的天也热不着。 　　虽然困，心里总像有事搁着睡不稳。迷迷糊糊中，听到窗口有动静，一睁眼睛，看到一只枯瘦的白手，正在窗前的桌子上晃动着要抓什么。张英才身上的汗毛一根根都竖起几寸高，枕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本小说集，他抓起来隔着蚊帐朝那只手砸去，同时大叫一声：“抓鬼呀！”那只手哆嗦了一下，跟着就有人说话：“张老师别怕，是我，老余呀。见你灯没熄，想帮你吹熄。睡着了点灯，浪费油，又怕引起火灾。”末了补一句：“学生们交点学杂费不容易呀！”一听是余校长，张英才就没好气了：“这大年纪了，做事还这么鬼鬼祟祟的，叫我一声不就行了！”余校长理拙地应道：“我怕耽误了你的瞌睡。” 　　这事过去不一会儿，张英才刚寻到旧梦，余校长又在窗前闹起来，叫得有些急：“张老师，赶快起来帮我一把。”张英才躁了：“你家水井起火了还是怎么的？”余校长说： 　　“不是的，志儿他妈不行了，我一个人动不了手。”张英才赶忙一骨碌地爬起来，跟着余校长进了他老婆的房。前脚还没往里迈，后脚就在往后撤。明爱芬光着半个上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满屋一股恶心的粪臭。余校长在里面说：“张老师，实在无法，就委屈你一回！”张英才看看无奈何了，只有进去。 　　一看明爱芬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上憋得像只紫茄子。余校长分析一定是吞了什么东西憋在喉咙里，并简要地数了她以前吞过瓦片、石子和小砖头等东西，张英才心里一动，脸上发愣，想这女人命真大，自杀几多次仍还活着。余校长和他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一个人扶着明爱芬，另一个人用手拍她的背，看看能不能让她吐出什么东西来。明爱芬大小便失禁身上脏得很，余校长自己习惯了，就上去扶，露出背心让张英才拍。张英才不敢用力，拍了几下没效果，余校长就叫他在床沿上练练，连拍几下余校长不满意，要他再用力些。他心一横，想着这是下谁的黑手，一掌下去，打得床一晃。余校长说：“就这样。非得这样才出得来。”张英才看准那地方猛地一巴掌下去，只见明爱芬颈一梗，哇地吐出一只小瓶子来。正是刚天黑时，志儿去借药，张英才给他的那一只。余校长将明爱芬安顿好，看着她睡过去。明爱芬喉咙一咕咙，说了一句梦话：“死了我也要转正。” 　　出得屋来，余校长将志儿从学生们睡的那间屋里，一把提到堂屋，朝屁股上打了几巴掌，骂他多大了还不开窍，又将不该给的东西给他妈。志儿不哭，全身缩成一团。张英才上去讨保，余校长才将他送回床上，并对那些吓醒了的学生说：“没事，明老师又闹病了，大家安心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升国旗呢！” 　　送他回屋的路上，两人站在月亮地里说了一会儿话，余校长解释，他家过去发生这类事，从不请别人邦忙，现在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才求他。张英才很奇怪，怎么过去不叫孙四海帮一帮，余校长说自己天黑以后从不去孙四海屋里，怕碰见不方便的事。说了之后又声明，孙四海是少有的好人。张英才请他放心，孙四海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任谁也不告诉。张英才又追问邓有梅为人怎么样，余校长表态说这个人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张英才于是说：“你果真是和事佬一个。”余校长问：“谁告诉你的！”张英才供出是邓有梅，余校长听了反而高兴起来道：“我怕他会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张英才抓住机会问：“那凤凰琴是谁送你爱人明老师的？”余校长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张英才道：“问问就问问呗！”余校长叹口气：“我也想查出来呢，可明老师她死不说明。”张英才不信：“你俩一个学校里住这久，还不知道？”余校长说：“我比她来得晚，最早是她和你舅舅万站长两个。之前，我在部队当兵。” 　　张英才有些信这话，分手后，他顺便将凤凰琴拣进屋。到灯下一看，凤凰琴琴弦被谁齐齐地剪断了。 　　天刚现亮，就有人来敲门。张英才以为是余校长叫他起来升国旗，开开门，门口站的是怯生生的叶碧秋。叶碧秋说：“张老师，我父来了。”这才看见旁边站着一个模样很沧桑的男人。叶碧秋的父亲很恭敬地道：“张老师，我来打扰了。”张英才忙说：“剥削你的劳动力，真不好意思。”叶碧秋的父亲紧忙答：“张老师你莫这样说，烂泥巴搭个灶最多只能用个十年八载，你教伢儿一个字，可是能受用世世代代的。”张英才不解：“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哪能用世世代代的？”叶碧秋的父亲说：“过几年，她找了婆家，结婚生孩子后，就可以传到下一代，认的字不像公家发的这票那证，不会过期的。”张英才听了心里一动：“你这孩子聪明，婚姻的事别处理早了，让她多发展几年。”叶碧秋的父亲说：“我是准备响应号召，让她搞好计划生育的。” 　　听出这话是言不由衷的。叶碧秋的父亲放下工具，也不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就开始搭起灶来。他本来在别处做屋，将人家的事搁一天，先赶到这儿来，到外面两支笛子吹奏国歌时，灶已搭到齐腰高。张英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备着锅。他问孙四海哪里有锅卖，邓有梅一旁听着接腔应了，说自己家里有口锅闲着没用，给他拿来就是。到上课时，邓有梅果然顶着一口黑锅来了。张英才只有谢过并收下。 　　大约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张英才从窗户里看到山路上走来了父亲。父亲给他带来了一封信和一罐头瓶猪油，还有一瓷缸腌菜。他对父亲说：“正愁没有油炒菜，你就送来了及时雨。”父亲说：“我还以为学校有食堂，带点油来打算让你拌菜吃。”他问：“妈的身体好么？”父亲说：“她呀，三五年之内没有生命危险。”张英才见父亲说了一句很文气的话，就说：“父，没想到你的水平也提高了。”父亲说：“儿子为人师表，老子可不能往你脸上抹粪。”张英才嫌父亲后一句话说得太没水平了，就去拆信看。 　　信是一个叫姚燕的女同学写来的，三页信纸读了半天才读完。前面都是些废话，如同窗三载，手足情长等等，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姚燕在信上说，毕业以后，除了这一次给他以外，她没有给任何男同学写过信。虽然这话的后面就是此致敬礼，张英才仍读出许多别的意思来。姚燕的歌唱得特别好，年年元旦、元宵、三八、五一、五四、五二三、七一、八一、十一等等时节，只要县文化馆举办歌手比赛或晚会，她就报名参加，为此影响了学习，但她总说自己不后悔。姚燕长得不漂亮，但模样很甜很可爱。所以，张英才想也不想就趴到桌子上赶紧写回信，说自己也是第一次给女同学写信等等。 　　想到姚燕唱歌，就想到自己将来可以用凤凰琴为她伴奏。他去动一动凤凰琴，才记起琴弦已被人剪断了。不知是谁这样缺德。张英才将琴打开后，搁在窗台外面，让断弦垂垂吊档的样子，去刺激那做贼心虚的人。 　　因是第一次来校，余校长非要张英才的父亲上他家吃饭。灶还没有搭好，没理由不去。吃了饭出来，父亲直叹息余校长人好，自己的家庭负担这重，还养着十几二十个学生，还说：“你舅舅的站长要是让我当，我就将他全家的户口都转了。”张英才说：“你莫瞎表态，舅舅那小官能屙出三尺高的尿？转户口得县公安局长点头才行。” 　　说着话，忽然山坡上有人喊余校长派人到下面垸里去领工资。余校长便拉上张英才作伴。到了垸里才搞清，乡文教站的会计给这一带学校的老师送工资和民办教师补助金时，在路上差一点被抢了，幸亏跑得快，只是头上被砸破了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走到垸里后就再也走不动了。余校长签字代领了几个人的补助金，走时安慰那会计说：“这案子好破，你只要叫公安局的人到那些家里没人读书的户里去查就是。”张英才拿了钱后，随口问：“补助金分不分级别？”余校长说：“大家一样多。”张英才一默算竟多出一个人的钱来，心想再问，又怕不便。回校后他就给舅舅写了一封信，要舅舅查查为什么这里只有四个民办教师，余校长却领走五个人的补助金。 　　两封信都交给了父亲。还嘱咐父亲将姚燕的信寄挂号，怕父亲弄错，他说邮费涨了价，现在挂号得五角。父亲要他给钱。他有点气，说：“父子之间，你把帐算得这清干什么，日后有我给钱你用的时候。”父亲听出这话的味：“好好，谁叫水往上涨，恩往下流呢！” 　　父亲走时，他正在上课。听见父亲在外面叫一声：“我走了哇！”他走到教室门口挥挥手就转回来。刚过一会，叶碧秋的父亲搭好了灶也要走。张英才放下粉笔去送他，他对张英才说：“你父让我转告你，他将那一瓶猪油送给余校长了，他怕你生气，不敢直接和你说。他说他中午在余校长家吃饭，那菜里找半天才能找到几个油星子。” 　　这天特别热闹，放学后，国旗刚降下，呼呼啦啦地来了一大群家长。总有十几个，也不喝茶，分了两拨，一拨去挖孙四海茯苓地的排水沟，一拨去帮余校长挖红芋。大家都很忙乎，没人注意到张英才，更没人注意到断了弦的凤凰琴。张英才到孙四海的茯苓地里转了转，大家都在议论。孙四海这块地的茯苓丰收了，地上裂了好些半寸宽的缝，这是底下的茯苓特大，涨的。孙四海头一回笑眯眯地说，自己头几年种的茯苓都跑了香。张英才问什么叫跑了香。孙四海说，茯苓这东西怪得很，你在这儿下的香木菌种，隔了年挖开一看，香木倒是烂得很好，就是一个茯苓也找不到，而离得很远的地方，会无缘无故地长出一窖茯苓来，这是因为香跑到那儿去了，有时候，香会翻过山头，跑到山背后去的。张英才不信，认为这是迷信。大家立即对他有些不满，只顾埋头挖沟不再说话。张英才觉得没趣，便走到余校长的红芋地里。几个大人在前面挥锄猛挖，十几个小学生跟在身后，见到锄头翻出红芋来，就围上去抢，然后送到地头的箩筐里。红芋的确没种好，又挖早了，最大的只有拳头那么大。余校长说，反正长不大了，早点挖还可以多种一季白菜。张英才看见小学生翘屁股趴在地上折腾，初始，心里直发笑，尔后见到他们脸上粘着鼻涕粘着泥土，头发上尽是枯死的红芋叶，想到余校长将要像洗红芋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洗干净。他喊道：“同学们别闹，要注意卫生，注意安全。”余校长不依他，反说：“让他们闹去，难得这么快活，泥巴伢儿更可爱。”余校长用手将红芋一拧，上面沾的大部分泥土就掉了，送到嘴边一口咬掉半截，直说鲜甜嫩腻，叫张英才也来一个。张英才拿了一个要去溪边洗，余校长说：“莫洗，洗了不鲜，有白水气味。”他装作没听见，依然去溪边洗了个干净，他不好再回去，只有回屋烧火做饭。 　　走到操场中间，听见有童音叫张老师，一看是叶碧秋。他问：“你怎么没回家？”叶碧秋答：“我细姨就住在下面垸里，我父让我上她家去为张老师要点炒菜的油来。”果然，半酒瓶菜油递到了面前。张英才真的有些生气了：“我又没像余校长一人照顾二十几个，怎么会要你去帮我讨吃的呢？”叶碧秋吓得要哭。张英才忙变换口气：“这次就算了，以后就别再自作聪明了。”叶碧秋忙放下油瓶，转身欲走。张英才拉住她说：“你帮我一个忙，问问余校长的志儿，他知不知道是谁弄断了凤凰琴的琴弦。”见叶碧秋点了头，他就送她回细姨家。进垸后才知道，她细姨就住在邓有梅的隔壁。 　　邓有梅见到后又留他吃晚饭，他谎称已吃过，坚决地谢绝了。往回走时，张英才记起叶碧秋刚才走路时款款的样子，很像那个给他写信的女同学姚燕，他有点担心父亲会不会将他的回信弄丢。他又想，可惜叶碧秋比姚燕小许多。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学校里的事几天就熟悉了，每日几件旧事，做起来寂寞得很，凤凰琴弦断了一事，便成了真正的大事件。等了几个星期不见叶碧秋找他汇报情况，反而老躲着他，一放学就往家里跑。星期六下午一上课张英才就宣布，放学后叶碧秋留下来一会。叶碧秋果然不敢抢着跑。 　　张英才问她：“你问过余志儿没有？”叶碧秋说：“问过，他说是他干的，还要我来告诉你。”张英才说：“那你怎么迟迟不说？”叶碧秋说：“他说他知道我是你派来的特务汉奸。我要是说了，就真的成了特务汉奸。”张英才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叶碧秋说：“我父说，是你问我、要我说就不一样。”他说：“我不相信是志儿干的。”叶碧秋说：“我也不相信，志儿尽冒充英雄。”他说：“那你再去问问他。”叶碧秋说：“我不敢问了。上一回，他说他吃了蚯蚓，我说不信，他就当面捉了一条蚯蚓吃了。”眼看谈不妥，张英才就放叶碧秋走了。 　　星期六的国旗降得早些，原因是老师要送那些路远的学生回家。尽管降国旗时，全校的学生都参加了，但由于太阳还很高，天空还很灿烂，邓有梅和孙四海的笛子吹不出黄昏时的那种深情，气氛也就没有往日的肃穆。降完旗，邓有梅、孙四海和余校长各带一个路队，往校外走。学校里显得特别冷清。张英才试过几回这种滋味了，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夜里，就像山顶上的一座大庙，寂寞得shen人。余校长总说他路不熟，留他看校。张英才这回耍了个小心眼，悄悄地跟上了孙四海这一路。直到走出两三里远，才从背后撵上去打招呼。孙四海见了他有点意外，嘴上什么也没说，依然牵着李子的手，一步步稳稳地走着，还不断提些课堂上的问题，让李子回答。李子若是到路边采山楂时，孙四海必定在旁边紧紧守护着。这一路队有六个学生，到第一个学生的家时，已走了近十里路。张英才走热了，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背心，说：“这十里路，硬可以抵我们畈下的二十里。”孙四海说：“难走的还在后头呢！” 　　路的确越来越难走。草丛中的蛇蜕也越来越多，孙四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将拣到的蛇蜕小心地装进去。张英才看到一只蛇蜕，鼓起勇气把手伸了出去，刚一触到那发糙的乳白色东西时，心里就一阵阵起疙瘩。李子在旁边说：“张老师怕蛇了！”孙四海说：“李子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李子想了想说：“杯弓蛇影。”孙四海轻轻抚了一下那片微微发黄的头发。张英才不由得尴尬起来。蛇蜕有许多了，塑料袋装得满满的。孙四海不让学生们再拣，要他们赶紧走路。张英才站在山梁上还以为离天黑还有会儿，一下到山沟，就很难看清路了。 　　学生们陆续到家，只剩下一个李子。最后李子也到家了。李子的母亲就站在家门口，一副等了很久的样子。孙四海将塑料袋递过去，李子的母亲也将一只装得满满的袋子递过来。都交换了，孙四海才说：“李子这几天夜里有些咳嗽。”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张老师，以后由他带李子的课。”张英才不知道怎么称呼好，只有点点头。李子的母亲也在点头，点得很深，像是在鞠躬。然后问：“不进屋坐会？”孙四海忧郁地答：“不坐了。”黑暗中，张英才似乎看清这女人是个哀戚戚的冷美人。 　　女人身后的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呼唤：“李子回来了么？”孙四海立刻说：“我们走了。”女人什么话也没说，牵过李子倚在门口伫望着离去的黑影。 　　远远望去，山上有一处灯火很像学校。一问，果真是的。张英才奇怪：“李子回家不是多绕了十里路么？”孙四海说：“路是绕了点，但能多采些草药，她愿意。她不绕别的学生就要绕。”张英才壮壮胆后，忽然说：“李子她妈不该嫁给她父。”孙四海愣了愣说：“谁叫她娘家穷呢，这个男人那时是大队干部，又实心实意地喜欢她，她抗拒不了。谁知搞责任制后，他上山采药挣钱，摔断了腰。”张英才胆更大了，追问一句：“那你当初怎不娶她？”孙四海叹口气：“还不是因为穷，一听说我是民办教师，她娘家就将我请的媒人撵出大门。” 　　正待再问，前面有人呻吟着唤他们。听声音是余校长。他们走拢去，见余校长拄着一根树枝靠在路边石头上。余校长解释自己是怎么成了这样子的。他送完学生返回天就黑了，路过一个田垅，明明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走着，还叼着一只烟头，火花一闪一闪的，他走快几步想撵个伴，到近处，他一拍那人的肩头，觉得特别冰凉，像块石头，他仔细一打量，果然是块石头，不仅是块石头，还是块墓碑。他心里一慌，脚下乱了，一连跌了几跤，将膝盖摔得稀烂。余校长说：“我想等个熟人作伴，回去看个究竟。”孙四海说：“也太巧了。我们去看看，你丢下什么没有。”张英才知道这风俗，人走黑路受了惊吓，一定要赶忙回去找一找，以免有精气或魂魄失散了，不然迟早要大病一场。张英才不信这个，他胆子特别小，家里人总说这是受了惊吓找得不及时的缘故，所以，有时他又有点信。 　　回去一找，果然是座墓碑。看铭文知道是村里老支书的。学校就是老支书拍板让全村人，那时叫大队，勒紧裤带修建的。过去余校长常叹息说若是老支书在世，学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破样子。这时，孙四海开口说：“老支书，你爱教育爱学校我们都知道，可你这样做就是爱过头了，你要是将余校长惊出毛病来，事情可就糟了。你要想爱得正确，就请保佑我们几个人早点转正吧！”余校长一旁说：“孙主任，你可别像邓校长，为了转正，不论是神是鬼，见到了就烧香磕头。”孙四海苦笑一声：“余校长放心，我这是开玩笑。” 　　大家又说墓碑的事，一致认为是余校长看花了眼，再有另一种可能是遇上了磷火加上心里太紧张的缘故，引出幻觉。末了，余校长说，这种事山里常发生，不用大惊小怪。边说边走，走到邓有梅的家，门外喊了一声，他老婆出来应，才知道他还没有回来，邓有梅送学生的路最远，有个学生离学校足有二十里，来回一趟整四十里，三个人进屋去说了一会话，邓有梅在外面叫门。开门进屋，四人一凑情况，不由得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余校长遇上怪事，而是邓有梅撞着一群狼了。说巧都巧到一块儿去了，邓有梅刚绕过一座山嘴，狼群就迎面冲过来，他吓得不知所措，站在路中间一动也不动，那狼也怪，像赶什么急事，一个接一个擦身而去，连闻也不闻他一下。 　　说到底，大家都笑。邓有梅的老婆揉着泪汪汪的眼睛说：“真是应了老古话，穷光蛋也有个穷福分。”余校长添一句：“穷人的命大八字小。” 　　星期天，张英才就起床往家里赶。从山上往山下走，几乎是一溜小跑。二十里山路走完，山下的人才开始吃早饭。路上碰见了蓝飞，他也是星期天回家看看。两人只是见面熟，走到岔路上自然就分手了。一进家门他就问：“妈，父呢？”母亲说：“你父一早就到镇上拉粪去了。”他正想问她知不知道父亲寄过一封挂号信没有，一扫眼发现灶头上搁着一封写给他的信，也是挂号。拆开一看，只有一句话：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他先是一怔，很快就明白了意思，心里高兴地说，没有料到姚燕还这么浪漫有诗意。 　　母亲给他做了一碗腊肉面，正吃着，舅舅从外面走进来，见面就说：“听说你回了，就连忙赶来，有个通知，正愁送不及时，你就赶紧带回学校去。”张英才说：“刚到家，就要返回？”舅舅说：“这是大事，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精神，下下个星期要到你们那儿搞扫盲工作验收，一天也不能捱了。”张英才知道舅舅一定又在蓝二婶那儿，听蓝飞说他回了，就跑过去抓他的公差。不过收到了姚燕的信，回家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早回校迟回校都是一个样。他梗从舅舅手里接过了通知，回头扒完碗里的面条腊肉，提上母亲匆匆给他收拾的一些吃食就上路了。 　　上山路走得并不慢，歇气时，他忍不住拿出姚燕的信来读，信纸上有一种女孩特有的香味，他贴在鼻子上一闻就是好久，这样就耽误了，还在半腰上，就看见路旁独户人家开始吃午饭。他也不急，从包里抠出两只熟鸡蛋，剥了壳咽下去，依旧走走停停。走到邓有梅家的后山上，他弃了正路，从砍柴人走的小路插下去。 　　邓有梅家门口的粪dang里，有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将粪dang里的土粪一担档地往一块地里挑，地头上已堆起了一座黑油油的土龚堆。张英才认出其中两个人，是上次帮孙四海挖茯苓地排水沟那帮家长中的。邓有梅也挽着裤腿在一旁走动，脚背以上却一点黑土也没粘。 　　见张英才来，邓有梅不好意思地说：“马上要秋播了，我怕到时忙不过来，昨天和家长们随便说起，没想到他们就自动来了。其实，这土粪再沤一阵更肥些。”张英才说：“现在你和余校长，孙四海摆平了。”邓有梅说：“其实，那天我那话没说清楚。”张英才抢白道：“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教私塾的先生，是不是？”邓有梅说：“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张英才说：“你不是怕我，你是怕我舅舅。你洗洗手！”邓有梅眉毛一扬：“是不是有转正的名额下来了？”张英才说：“可不能先吐露，等大家当面了再说不迟。” 　　邓有梅走在前面，乐得屁颠档的，这个样子让张英才觉得很好笑。余校长不在家，领着志儿他们上菜地浇水去了，只有孙四海坐在门口吹笛子，曲子是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又是将快乐吹成了忧伤。邓有梅冲着他喊：“孙主任，到张老师屋里来开会。”孙四海放下笛子：“星期天开什么会？这地方，抓得再紧也不能提前达到小康水平。”邓有梅说：“来吧来吧，这回亏不了你。”在等余校长期间，张英才将熟鸡蛋分给他俩一人一个，他自己也吃一个。边吃边说：“我有个俗语对联，看你们能不能对上：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邓有梅和孙四海想了一阵，认为这没有什么，再想想就能对出来。这时余校长来了，手也没洗满是泥土。邓有梅说开会。张英才不急，要余校长帮忙对对联。余校长听了就说：“这个上联很难对，主要是那个你字。”邓有梅忙插嘴：“你能对的字太少了，只有我和他两个字。”余校长说：“是原因之一，主要的还在之二，这个你字用在这里表示两人在互相盼望，下联只能用一个我字，就是这个我字来对也很勉强，所以，在这里是难有很好的下联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服了气，张英才心中有苦不便说出来，就叉开话说：“我舅舅让捎个通知给你们，要你们按通知上的要求，尽快执行，做好准备工作。” 　　余校长接过通知看了看，就手递给将颈伸得老长的邓有梅，让他读读。邓有梅接过去，咳一下，清清嗓子响亮地读道：“西河乡文教站文件，西文字第31号，关于迎接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刚读完标题，邓有梅脸就变色了，最后几个字几乎能听出一些哭腔。余校长问：“邓校长，你怎么啦？”邓有梅实在忍不住沮丧：“我还当它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前几次的文件总是这个季节发下来。”邓有梅不愿再读。孙四海不用人叫，自己拿过去，自己读起来。读得余校长一脸的严肃。 　　孙四海一合上文件，余校长就说：“满打满算才剩十天时间，没空讨论研究了，今天我就独裁一回，从星期一起，咱们四个人作这样的分工，张老师正式带三四年级的课，孙主任将一二和五六年级的课一担挑了，抽出邓校长和我突击搞扫盲工作。”张英才打断余校长的话：“我不懂，十天时间怎么能扫除文盲呢？”余校长头一回用不客气的语气说：“不懂的事多得很，以后可以慢慢学，现在没空解释，这事关系到学校的前途，一点也放松不得。”余校长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一切为了山里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山里的孩子，一切为了学校的前途。张英才听不懂这叫什么纪律，他想说这倒像是誓词。余校长这一认真，显得像个领导者，让张英才生出几分畏惧，不敢乱插嘴。 　　余校长话不多，说完后就叫大家补充。邓有梅提出，要村里派个主要干部参加准备工作。孙四海说：“来个人又不能帮忙做作业、改作业，不如乘机叫村里将拖欠的工资补给我们。”邓有梅连声叫好。余校长苦笑一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不过各位也得出点血，借此机会请支书和衬长来学校吃餐饭。每人十块钱，怎么样？”邓有梅说：“可以是可以，在谁家做呢？”余校长每人看了几眼，才犹豫地说：“就在我家吧，明老师做不了饭，就另外请个会做饭的女人来帮帮。”孙四海低声说：“我没意见，还可以让村干部感受一下学校里艰难的气氛。”至于请谁，商量半天唯有王小兰合适，她做的饭菜又省料又清爽。这一切都定下来后，天就黑了。 　　吃过饭后，张英才就趴在煤油灯下冥思苦想，如何写上一句话，才能在姚燕的那句话上来个锦上添花。他将那本小说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其中每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都细细品过，竟没有一点现成的可供参考。枯坐到半夜，余校长又在窗外察看，见他没睡，就打个招呼走回去。他灵机一动，冒出一句话来：敲门太费时了，我要直接翻进你的窗户。写了这句话后，张英才很激动，也不怕外面的黑暗，跑去敲孙四海的门。刚敲一下，孙四海还没醒，他就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怎么和孙四海说呢，说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的。他悄悄地退回去，身后孙四海醒了，问：“谁呀？”张英才学了一声猫叫：“喵—　” 　　村长、支书和会计是星期二来学校的，加上王小兰与学校本身的四个人，刚好一桌。王小兰的菜其实做得不怎么的，就是佐料放得重，他们都说这菜做得有口劲。吃饭之前，干部们先说了一个好消息：尽管村里经济困难，还是决定先将拖欠教师的工资支付五个月，同时还希望全体老师能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村党支部和全村人民争光添彩。大家都为这话鼓掌，余校长的老婆明爱芬，也在里屋鼓了掌。然后吃饭喝酒。 　　酒至半酣就开始逗闹。会计死死拉着王小兰的手，非要王小兰和他干一杯。学校的人都为她讨保，说她真的不会喝酒。会计不答应，不喝酒他可以代她喝，喝一杯她必须亲他一下。也不等王小兰分辩，会计端起王小兰的酒杯，一口喝干，便将老脸往王小兰嘴上凑。孙四海的脸顿时涨得像一大块猪肝，余校长怕出事，用手连连扯孙四海的衣角，邓有梅见势不妙，起身解手去了。张英才本与此事无关，又有很硬的亲戚作后台，大家对他很客气。他见会计闹得有些过分，就挺枪出马杀到两人中间，一手分开王小兰，一手将酒瓶倒过来，斟满桌上的空酒杯，说：“我代王大姐和你连干三杯。”也不管会计同意不同意，一口气将酒杯喝干了三次。会计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一见张英才血气方刚的样子，就连忙甘拜下风。孙四海的脸色也开始平和了。张英才岂肯白喝三杯，拉扯之间会计叫起了头昏，说：“我服了你，但酒是不敢喝的，我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行啵？张英才答应了，会计真的趴到地上去。村长见了道：“行行，就这样，意思到了就行。”张英才心里对村干部本是有意见的，自己来这儿教书都这长时间了，没有一个人来看创他，如此见村长在他面前打官腔，就来了气。他也不说话，绕到会计的背后，双手抵住会计的屁股直往桌子底下推。对面坐着的孙四海，将自己和凳子一起往后移了移，露出空档，让张英才将会计推到桌子这边来了。会计恼羞成怒，爬起来时手里攥着一只肉骨头，要砸张英才，支书连忙抱住他，口称：“醉了！醉了！别再喝了，撤席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笑话我们！” 　　送走了村干部，张英才看见王小兰趁人不注意，溜进了孙四海的屋子。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镜头里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歇下来的。 　　第二早上，见到孙四海时，人明显消瘦了许多，眼圈挨着的地方都是凹凹。升完国旗，余校长吩咐，三四和五六年级，各抽十个成绩差的学生，交给他和邓有梅安排。按照成绩单倒着排，叶碧秋应该是前十名，这倒数前十名轮不上她。张英才不理解余校长搞扫盲工作，要抽成绩差的学生做何用处。问又得不到回答，因而多了个心眼，把叶碧秋派了去。 　　隔天，他问叶碧秋：“余校长安排事你都做了么？”这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说话时绕了弯。叶碧秋果然很坦白地回答：“余校长安排我代替余小毛的一年级的作业，我很认真地做了，余校长还表扬了我。”张英才问：“你认识余小毛么？”叶碧秋说：“认识。前年他和我一起报名上一年级，上了两天课就没有再来，今年报名余校长又动员他来了。只报个名就回去了。他家困难读不起书！”张英才说：“我们班的同学，总共要代多少个报名不上学的学生做作业？”叶碧秋说：“余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的。做完了，每个学生奖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张英才说：“明天放学时，你把给余小毛做的作业本拿给我，我替你改一改。”叶碧秋一点也没怀疑，点头答应了。 　　过了一天，叶碧秋果然将作业本带来交给他。他一看，完全和一二年级已经作过的作业一摸一样。由于成绩差，哪怕是高年级学生了，做一年级的作业还是常出差错。张英才一点也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转眼十大过去，舅舅带着检查团来了。检查团来时，余校长又要孙四海将五六年级的课，也交给张英才，理由是孙四海也要参加一部分接待工作。所以，张英才忙得团团直转，连和舅舅打招呼的工夫也没有。他只是觉得一二年级的学生，似乎比平时多出许多，却难得有空想其中的缘故。 　　检查团在学校呆了一天，下午总结时，张英才给两个班的学生布置了同一个作文题《国旗升起的时候》，三四年级要求写五百字，五六年级要求写八百字，自己抽空去听了一下总结报告。报告是县教委的一个科长讲的，他认为，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几的入学率！真是一个奇迹，他还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几大堆作业本。张英才听完报告才明白。这次检查只是查扫盲工作最迫切的问题：适龄儿童是否入学。张英才的舅舅只是检查团的一名普通成员，他发言说：“老万我不怕大家说搞本位主义，如果界岭小学这次评不上先进，我就不当这个文教站长了。”余校长带头鼓起了掌，检查团的成员也都鼓了掌。 　　山上没地方住，检查团看着余校长指挥学生降下国旗后，就踏黑下山了。临走时，张英才对舅舅说：“舅舅，我有情况要反映。”舅舅边走边说：“你的情况我知道，等回家过年时，再好好聊一聊吧！”舅舅走出两百米远，张英才记起忘了将写给姚燕的信，交给舅舅带到山下邮局寄出去。他喊了两声，撒腿追上去。跑了百来米，看到舅舅在那儿拼命摆手，他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一行人，在黑沉沉的山脉中隐去。 　　检查团走后，张英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平时各处弄虚作假的事他见得多，那些事与他无关，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这回不同，不仅他是当事人，舅舅也是，而且学校里其他人明摆着是串通一气，怕他泄露玄机，事事处处都防范着他，把他和舅舅都耍了，就像他耍叶碧秋一样。这一想就有气往上涌，他忍不住，拿起笔给舅舅和县教委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详细地述说了界岭小学和界岭村，在这次检查中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等等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伎俩。信写好后，他有空就站到学校旁边的路边上，等那个三天来一趟的邮递员。等了四天不见邮递员来，也不知是错过了，还是邮递员这次走的不是这条路线。他不愿再等下去。拦住一个要下山去的学生家长，将两封信托他带下山寄出去。不过姚燕的信他没交给他，他只会将它托付给像父亲和舅舅这样万分可靠的人。 　　这几天，学校里气氛很好，村干部来过几趟了，大家一道每间屋子细细察看，哪儿要修，哪儿要补。村长表态，发下来的奖金，村里一分钱不留，全部给学校作修理费，让老师和学生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余校长将这话在各班上一宣布，学生们都朝着屋顶上的窟窿和墙壁上的裂缝欢呼起来。余校长还许诺，若是修理费能省下一点，就可以免去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的学费。 　　大约过了十来天，下午，张英才没课，到溪边上洗头和晚上换下来的衣服，边洗边吹着口哨，也是吹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一边想孙四海和邓有梅的笛子里，这一段总算有了些欢乐的调子飘出来，听到身后有人喊他，四处一打量，才看见舅舅站在很高的石岸上．他甩甩手上的泡沫，正待上去，舅舅已跳下来了。舅舅走过来，铁青着脸，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就是几个耳光，打得张英才险些滚进溪水中。 　　张英才捂着脸委屈地说：“你凭什么一见面就打我？”舅舅说：“打你还是轻的，你若是我的儿子，就一爪子掐死你！”张英才说：“我又没有违法乱纪。”舅舅说：“若是那样，倒不用我管。你为什么要写信告状？天下就你正派？天下就你眼睛看得清？我们都是伪君子？睁眼瞎？”张英才说：“我也没写别的，就是说明了事实真相。”舅舅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这儿实际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几？你知道我在这儿教书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入学率才达到多少么，臭小子，才百分之十六呀！我告诉你，别以为自己比他们能干，如果这儿实际入学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他们个个都能当全国模范教师。”舅舅要他洗完衣服后回屋里呆着，学校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几巴掌打怕了，张英才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屋里，天黑前，笛子声一直没响，直到余校长用异样的声音喊：“奏国歌！”笛声才沉重地响起来。之后，孙四海开始拼命地劈柴，用斧头将柴连劈带砸，弄成粉碎，嘴里一声声咒骂着：“狗日的！狗日的！”直到余校长叫他去商量一件事。 　　舅舅很晚才到张英才房中，灯光下脸色有些缓和了，叹口气说：“你花两毛钱买一张票，弄掉了学校的先进和八百元奖金，余校长早就指望这笔钱用来修理校舍。其实，这儿的情况上面完全清楚，这儿抓入学率，比别处抓高考升学率还难，都同意界岭小学当先进，你捅了一下后就不行了，窗纸捅破了漏风！”张英才想辩几句，舅舅不让他说：“找让余校长写了一个大山区适龄儿童入学准的情况汇报，作个补救，避免受到通报批评。我和他们谈了，让他们有空将每个学生入学时的艰难过程和你说说，你也要好好听听，多受点教育。”话音刚落，人就睡着了。 　　舅舅的酣声很大，吵得张英才入梦迟了。早上醒来一看，床那头已没有了人。 　　早饭后，张英才拿着课本往教室那边走，半路上碰见孙四海，对他说：“你休息吧，课我上！”张英才说：“不是说好，这个星期的课由我上么？”孙四海不冷不热地说：“让你休息还不好么！”张英才听了不高兴起来：“休息就休息，累死人了，我还正想请假呢！”说着转身就走。第二天，几乎是在头天的同一个地方又碰见了孙四海，孙四海说：“你不是请假了，怎么还往教室望跑！”张英才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是真生气了。 　　从舅舅走后，他很明显地感到大家对他的反感。孙四海见他时，只要一开口，那话里总有几根不软不硬的刺。邓有梅干脆不与他对面。看见他来就躲到一边去了。余校长更气人，张英才向他汇报，说孙四海剥夺了他的教学权利，他竟然装聋，东扯西拉的，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自己的耳朵一到秋冬季节就出问题。开头几天，张英才还以为只是孙四海发了牛脾气，闹几天别扭也就过去了，过了两个星期仍没让他上课。余校长和邓有梅也不出面干涉，他就想到这一定是他们合谋设下的计策，其目的是撵他走路。 　　晚上，他看见一只手电筒灯光往余校长屋里走。到了门口亮处，张英才认出是邓有梅，随即，孙四海也去了。他猜一定是开黑会，不然为何单单拉下他一人！越想越来气，他忍不住推门闯进会场。进屋就叫：“学校开会，怎么就不让我一人参加？”孙四海答：“你算老几？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张英才一下子愣住了，退不得，进不得。最后还是余校长表态：“就让张老师参加旁听吧！”张英才就不客气地坐下来。听了一阵，搞清楚是在研究冬天即将来临，如何弄钱修理校舍等问题。 　　大家都闷坐着不说话，听得见旁边屋里，学生们为争被窝的细声细语的争吵。闷到最后，孙四海憋不住说：“只有一个办法。”大家精神一振，盼孙四海快点说，孙四海犹豫一番，终于说：“只有将我那些茯苓提前挖了，卖了，变出钱来先借给学校，待学校有了收入时再还我。”余校长说：“这不行，还不到挖茯苓的季节，这么多茯苓，你会亏好大一笔钱的。”孙四海说：“总比往年跑了香强多了。”余校长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代表全校师生愧领了。”一直低头不语的邓有梅抬起头小声嘟哝：“要是评上了先进，不就少了这道难关！”说了之后，又一副后悔的样了，恨不能收回说出口的话，赶紧重新低下头，余校长问：“还有事没有，没有事就散会。”张英才说：“我有件事，我要求上课。”余校长说：“过几天再研究，这是小事，来得及。”张英才说：“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回个话。”孙四海开口说：“张英才，你别仗势欺人。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先出去，等研究好了，再将结果通知你。” 　　张英才无话，只好先行退出，他又没胆子候在门外的操场上，回到自己的屋里，用耳朵和眼睛同时注意着外面的动静。不一会儿，孙四海过来，隔着窗子对他说：“我们研究过了，决定下一回再研究这事。”这话让张英才气得直擂床板，用牙齿将枕巾咬成团，塞在嘴里狠命嚼才没哭出来： 　　学校一如既往，不安排张英才的课。哪怕是请了学生家长来帮忙挖茯苓，孙四海不时要跑去张罗，也不让张英才替一下。茯苓挖到第二天，中午山上一片惊哗。张英才以为出事了，心里有些幸灾乐祸。没过多久，孙四海兴冲冲地从山上下来，手里捧着一个灰不溜秋的东西，嘴里叫着：“稀奇，真稀奇，茯苓长成人形了。”张英才忍不住也凑拢去看，果然，一只大茯苓，长得有头有脑，有手有脚，极像一个小娃娃。余校长从孙四海手里接过茯苓人。细看一遍后，遗憾地说：“可惜挖早了点，还没有长成大人，要是长得分清男女，就值大价钱了，说不定还能成为国宝。” 　　孙四海愣怔之后，手一用力，将茯苓人的头手脚一一掰下来，一下一下地扔到张英才的脚下。张英才见孙四海的眼里冒着火，不敢吱声，扭头回屋，将自己反锁起来。 　　他想，老这么斗也不是事，回避一阵也许能使事情有所转化，他就向余校长交了一张请假条，余校长立即签了字，还说一个星期若不够，你还可以延期一两个星期都行。张英才拎上一只包，装上牙刷毛巾和给姚燕的信，外加那本小说集就下山了。 　　下山后，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乡里，想见舅舅，舅妈拦在门口，告诉他舅舅到外地参观去了，一点也没有让他进屋的意思。他心里骂：难怪舅舅会偷偷和蓝二婶相好——这个母夜叉！嘴里依然道了谢。 　　出了文教站，看见回县城的末班客车停在公路边上。车上人不多，有不少空位，他摸摸口袋里的钱，打定主意，干脆上一趟县城，将信直接交给姚燕，他一上车，车就开了，走了三个小时，在县城边他叫了停车，姚燕家在城郊，父母是种菜的，问了半天路才找到。找到和没找到一样，她一家人全上黄州走亲戚去了，大门上着锁。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原以为晚上可以住在姚燕家，现在要掏住宿费了，便觉得囊中羞涩。他记得县城有家下等旅社，过去父亲来学校看他总住那儿，同学们尽拿此事笑话他，他和父亲说了几次，父亲不肯改，仍住那农友旅社，张英才找到农友旅社，交了两块钱，登记了一个床铺，也不去看看，拿了牌牌就出门瞎逛。几个月没来，县城就变了样，别的没有，主要是人们穿的裤子，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不论男女统统穿一条绷得紧紧的牛仔裤，他想搞清这裤子的叫法，就走到一个成衣摊子上，远远地用手一指，要摊主拿条裤子来看看，摊主拿着取衣杆，碰一下说：“是要牛仔细裤？”又碰了一下说：“还是要萝卜裤？”他知道这种裤子叫萝卜裤，便说：“算了，这式样不好。”转到天黑，找个小吃店买了碗面，三下两下吃完，就回到农友旅社，蒙头睡了。后半夜，农民赶早去占集贸市场上好位置，将他吵醒，他没表不知几点，跟着起来去车站搭车，到了候车室一看那钟才三点一刻，候车室里只有几个要饭的躺在那儿。 　　好不容易回到乡里，刚下车就碰上蓝飞。相互简单说了些情况，蓝飞就替他出主意，要他回去装作准备进行转正考试的样子，不信那几个民办教师不来巴结他。张英才对这个主意很满意，抵销了先前对蓝飞的不满。 　　张英才回家吃了顿中饭，又让母亲准备几样可以存放的菜，就赶着回校。 　　回到学校，他就将初高中的课本以及学习笔记，全部铺开，陈列在桌面上，窗户也用报纸糊死，不露一点缝隙。一连两天，除了大小便和必要的室外活动，譬如升降国旗等，其余时间决不出屋，即使要出屋也将门随手锁上。第三天早上，他去厕所回来，发觉窗纸被人抠了一个小洞。他什么也没说，找了一块纸，把那个小洞又补上。中午，他闩着门在屋里做饭，听见有人叫门，打开了，是叶碧秋。叶碧秋站在门外说：“张老师，我有个问题搞不懂，你能教我么？”张英才说：“什么问题？”叶碧秋说：“最小的个位数是哪个数？”张英才一愣：“谁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的7”叶碧秋说：“是邓校长和孙主任两个人一起来考我的，还说若不懂可以问张老师。”张英才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说：“你进屋来等着，我查查资料。”装模作样地将一本本书都露给叶碧秋看过，他才拍了一下头：“记起来了，不用查，最小的个位数是一。”叶碧秋说：“谢谢老师。”张英才故意说：“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不要再来敲门，我要复习，准备考试。”叶碧秋走后，他忍不住一阵窃笑。下午放学后，他听到笛子的响声有些三心二意，就有意走出去，邓有梅立即放下笛子，冲他极不自然地笑一笑，他视而不见，嘴里喃喃地背着数学公式。 　　天一黑，他还要闩门，孙四海来了，对他说：“明天我要下山一趟，配副眼镜，课就由你去上。”张英才说：“我请了一星期假还未满呢！”孙四海说：“我这是私人请你帮忙。”张英才说：“如果是公对公，那可没门！”孙四海走到桌边，拿起那副近视眼镜：“你这眼镜是几多度的？”张英才说：“四百度。我告诉过你。”孙四海说：“我记性差，忘了。”边说，眼睛狠狠地将每一本书盯了一下。 　　孙四海果然是下山去了，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回来，背着一大摞书。张英才问李子，孙老师背回的是些什么书，李子告诉他全是中学的数理化课本。孙四海背书回来后，就没有在半夜吹过一回笛子，每次张英才夜里起来小便，都看到一个读书人的影子，映在窗纸上。 　　邓有梅也请假下山去了一趟，回来后神情忧郁，背后和余校长嘀咕：“可能是这次转正的面很窄，名额很少，所以上面有意保密，一点口风不透。”邓有梅回来的当天，余校长就亲自来找张英才，询问他近来工作安心不安心。张英才矢口否认自己有过不安心。余校长就单刀直入，指着桌上的书本问他这是干什么。张英才用准备参加明年高考的理由来应付。见问不出什么，余校长走出去，对着守在一边的邓有梅仰天长叹。后来几次，张英才听到余校长恍惚地自语：“邓有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后门，孙四海可以凭本事硬考硬上，张英才又有本事又有后门，我老余这把瘦骨头能靠点什么呢？” 　　张英才实在服了蓝飞这一招，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这个学校的宝贝，被人或明或暗地宠着。他想，民办教师转正这一关，实在太厉害了。 　　往后的一个月中，邓有梅往山下跑了七八趟。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可见了张英才仍要作出笑脸，称又见到了万站长，万站长真是个好领导，等等。这天晚上，余校长踱进了张英才的屋，寒暄一阵，就把目光转向凤凰琴：“最近一段怎么没听见你弹琴，是不是弦断了？”张英才说：“弦断了不要紧，主要是没工夫。”余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琴弦：“我还有四根旧弦，不知合适不，你上上去试试看。”张英才也不推辞，伸手接过来，并说：“只怕过不了两天又会弄断的。”余校长说：“不会的，再也不会的，以前主要是明老师听不得这琴响，听了就犯病。现在我将门窗堵严实了。”支吾几句再转过话题：“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特别的人，譬如像——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优惠政策？”张英才说：“这次转正？没听说，一点消息也没听说。”余校长忧伤地转过脸：“没听说就算了！你忙，我到孙主任那里去转转。”走了几步又回头：“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向上报你当教导处副主任。”张英才心里想笑，嘴上说：“多谢余校长的栽培。” 　　余校长敲不开孙四海的门，孙四海声明过，这一段放学后，他谁也不见，连王小兰这一个月也没见来，余校长本也无事，隔着门说几句就打了回转。 　　正在这时，黑洞洞的操场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余校长，余校长喂！你快救救伢儿他父、救救我的有梅吧！”邓有梅的女人跌跌撞撞地扑过来，一把抓住余校长。余校长有些急：“你放开我，有话慢说，这黑的天，叫别人看见了如何说得清！”邓有梅的老婆仍不放手：“我不管这些，有梅他让派出所的人抓去了，你要想法救他出来。”张英才这时从屋里钻出来：“派出所的人怎么会抓他呢？”邓有梅的老婆答：“还不是为了转正的事，别的人不是有学问就是有靠山，有梅他什么也没有，就想找路子走走后门，家里又没钱，送不成礼。没办法，有梅就到山上砍了几棵树，偷着卖了。没想到被查了出来——余校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哇！”余校长一听急了：“这不是丢学校的脸么！上次先进没评上，这次又来个副校长偷树，真是斯文扫地哟！” 　　见余校长又急又丧气，张英才就一旁劝：“事已至此，还是得想个办法为妙。”余校长在操场上团团转，像只热锅上的蚂蚁。邓有梅的老婆坐在地上干嚎，声音又长又尖。张英才不耐烦地说：“你哭得难听死了，像死了人一样，搞乱了别人的心怎么想主意呢！”经这一说，哭声低了很多。余校长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只能这样了，就说是给学校砍的，学校要修理校舍，又拿不出钱，只好代学生忍辱负重，作此下策之事。”张英才说：“行倒行，就怕孙四海不同意。”余校长说：“你去喊他来一下，我刚才去过，他不开门。你敲，他会开的。”张英才过去一叫，门就开了，说了经过，孙四海露出一脸鄙夷相：“没本事就认命罢了，干吗一人做鬼，还拖着大家陪他去阴家呢？”余校长说：“行还是不行，你表个态。”孙四海说：“我没态可表，就当我不知道这事行了。”余校长说：“这也算个话，你就把一切推给我得了。”邓有梅的老婆叫起来：“姓孙的，别以为自己就那么清白，想坐在黄鹤楼上看帆船，是人总有裁跟头的时候！”孙四海将门掩到一半停下来，低声说：“我同意，就算是学校决定的吧！” 　　余校长连夜独自下山，第二天下午才和邓有梅一道回来，邓有梅脸上有几道疤痕，开始还以为是让派出所的人打的，说过后才知道，是自己钻到床底下去躲时，被床底的杂物划伤的，邓有梅整个灰了心，一连几天，见人就说自己教一生的民办算了，再也不想转正，吃那天鹅肉了。 　　会计又送补助费来，还透露说，上次被抢一案有线索了。会计刚走，邓有梅的弟弟就被抓走，他一见到派出所的人就说：“前几天你们来抓我哥哥时，我就以为是来抓我的。”他做木材生意亏了本，就横了心，专搞不义之财。这两件事一发生，邓有梅的背驼了许多，还向余校长递交了辞职申请。 　　只有孙四海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复习。星期六下午放学，照例是老师送学生回家。余校长见邓有梅情绪不好，怕出事就叫张英才跟着邓有梅。一路上很顺利，返回时，碰上了王小兰。王小兰慌慌张排地往学校里去找李子。张英寸记得很清楚，站路队时，孙四海是牵着李子的手出发的，王小兰仍不放心，她心里感觉似乎要出事了，非要到学校看看。 　　到了学校，孙四海的窗口亮着，有人影一动不动地透出来，叫开门，王小兰气喘喘地问：“李子呢？女儿呢？”孙四海说：“她不是回家了？”王小兰说：“你们是在哪儿分手的？”孙四海说：“半路上，我想赶早回来复习，就没把她送到门口。”一听这话，王小兰哇哇地大哭起来，扭头就往门外跑。余校长也来了，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分成两路：一路是孙四海和张英才，顺着路队走的路找，一路是余校长和邓有梅，沿近路往前找。孙四海跑得飞快，不一会儿就超过了王小兰，张英才跌了几跤，还是跟不上。幸亏孙四海要到沿途路边人家问问，才时断时续地跟住。跑到张英才头一回跟路队走时天黑的那道山岭上，月亮出来了，孙四海站在山梁上不动，等张英才跟上来后，就说：“李子在那边树上，被一群狼围着。”张英才一看，那棵黑黝黝的木梓树上，果然有李子嘶哑的哭声，树下有十几对绿莹莹的狼眼睛。 　　孙四海吩咐张英才，看准路后，两人大叫着往那树下冲，千万不能停，然后迅速爬上树去，等余校长和邓有梅来。说着，孙四海大叫：“李子——别怕——我来了！”张英才有些怕，不知叫什么好，嘴里哇哇地乱吼出一些声来，狼群吓得往后退了些，他们趁机爬上木梓树。孙四海一把将李子搂在怀里，李子没哭，他自己先哭起来，狼群又将木梓树围起来，但只过了半个小时，就被余校长带来的一大群人撵跑了。 　　回到学校，已是后半夜。孙四海不肯去睡，谁劝也没有用，一个人坐在旗杆下吹着笛子，一个个音符流得非常慢非常缓，沉沉地，苍凉得很，一如悼念谁或送别谁。张英才早上起来，看见操场上到处是焦黑的纸灰，他拣起一张没烧完的纸片一看，是中学课本。孙四海仍坐在旗杆下吹笛子，从笛孔里流以一点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小块殷红。余校长坐在自己屋门口抽着烟，不远的山坡上，邓有梅双手掩面，躺在枯草丛中，都是一夜未眠。 　　晨风瑟瑟，初霜铺在山野上，褪得发白的国旗，被衬出一种别样风采。张英才对余校长他们说：“我是今天第一次听懂了国歌。”他这话含有多层意思，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搞的这场恶作剧很悔恨。他不敢说明白了，只想找机会报答一下，作一种补救。晚上，他将自己上山后的所见所闻，如升国旗、降国旗、李子的作文、余校长家的十几个孩子、以及孙四海仅有的一次疏忽就能使学生遭到危险等，写成一篇文章叫《大山·小学·国旗》，又亲自下山送到邮局，寄给了省报。在门口正好和跑界岭这条线的邮递员走对了面，邮递员交给他一封信，又是姚燕的情意绵绵的话写了几页纸，他没读完款塞进口袋里。心里一点谈情说爱的兴趣也没有。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文教站的会计领来一个陌生人，说是省教委下来搞落榜高中毕业生情况调查的，要和张英才好好谈谈，会计将这人扔下，自己回去了。那人自称姓王，张英才见他年纪较大，就喊他王科长。王科长和他谈得很少，却老爱往教室和学生中钻，还逐个同余校长、邓有梅和孙四海谈了话，张英才可起谈了些什么，他们都说只是拉拉家常。有一次王科长竟跑进明爱芬的房里，余校长发现得快，硬将他拉出来。第二天中午王科长不见人影，张英才以为他不辞而别，不料到天黑后又回来了，说是到下面垸里去看看风土人情，王科长最喜欢看学校升国旗、降国旗，每到这个时候，就拿着照像机按个不停，一点也不疼惜胶卷。 　　到了第三天下午，又逢星期六，王科长跟着孙四海的路队绕了一大圈，回来后才说了实话，王科长不是省教委的，而是省报的高级记者，报社收到张英才的稿件后，非常激动，就派他下来核实。大家开始改口叫他王记者。王记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篇文章每一点都是真实的。还说那篇文章一个星期以内就可以见报，要发头版头条，还要配编者按和照片。 　　刚好王记者走后的第七天，县教委、宣传部的人在张英才的舅舅的陪同下，亲自将报纸送上山来，声称张英才和界岭小学为全县教育事业争了光，在省报这么显要的位置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是从未有过的。张英才接过报纸，发现文章不是发在头条位置，那个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界岭小学的文章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编者按和照片倒是都有。 　　照片印得非常好。余校长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横吹笛子的邓有梅和孙四海，打着赤脚、披着余校长的破褂子、站在满地霜花中的志儿，趴在几块土砖搭起的木板上做作业的李子，以及围在桌边吃饭的一群小学生，这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余校长看了照片直惋惜：“要知道报纸上要登这些，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整理整理。” 　　县里来的人在山上呆了两天，走之前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都说话望能拨点钱，添置一些课桌课椅。最后问张英才，张英才呛呛地说：“请领导发点善心，给几个转正指标，解决这些老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领导将这些话都记下才下山。 　　又过了十来天，邮递员给学校送来一只大麻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信。是从全省各地寄来的，除了表示慰问敬佩和要求介绍经验外，还有二十多封信是说要和界岭小学一道开展手拉手活动。张英才不知道什么叫手拉手活动，余校长就解释，这是团中央一个什么基金会搞的，富裕地区的学校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的活动。这么多的学校都愿意来帮助界岭小学，大家自然很高兴。当即决定分头写信，一人分了一大堆。 　　忽然，邓有梅叫道：“这么多信，都写回信要几多邮票钱呀？”大家受到提醒，忙点了点数。一共是三百一十七封，需邮费六十三元四角整。四个人都傻了眼，呆了半天，余校长说：“先将重要的挑五封出来回信，其余的以后再说。”大家一挑，发现几封专门写给张英才的。 　　张英才一一拆开看，都是差不多的意思，称他有文才，将民办教师写活了，也有说他敢于为民请命，有良心和同情心的。只有一封信很特别，只有一句话：速借故请假来我处一趟。开始还以为是姚燕写的，再看落款，方知是舅舅。他不敢再撒谎，舅舅说有事又不能不去，便想了个主意，写了个请假条，只写“因事请假一天”六个字，趁天没亮，余校长还未起床之际，塞进余校长的门缝里。 　　日上三竿时，张英才到了舅舅家。舅妈正蹲在门口刷牙，一只又肥又大的屁股将门堵得死死的，见人来也不挪出道缝。张英才只好等她刷完牙，进门时，见地上的白泡沫中有些血样，心里就骂了句活该。舅舅正在屋里洗女人的内衣，满手的肥皂泡。见了他，用手一指厨房：“没吃早饭吧，还有两个馒头。”张英才也不谦让，自己进了厨房，一只大碗盛着两只肉包子和两只馒头。他懂得舅舅话里的意思，肉包子肯定是留给舅妈的，就用手移开上面的肉包子，拿出碗里的馒头，一手一个，捏着站到舅舅身边，望着他吃。张英才咽了一口问“什么事，这急的！”舅舅望了一下房门小声说：“等忙完了再说。”于是，他知道这事得瞒着舅妈。舅妈从房里整整齐齐地出来，用纸包上肉包子，拿着就出门去了。他问：“她这是去哪？”舅舅说：“上班去呗！” 　　接下来就人了正题。张英才的那篇文章受到上面的重视，除了拨给界岭小学一笔三千元的专款以外，还破例给了一个转正的名额。并点名将这名额给了张英才，这不仅是他的文章写得好，还因为只有他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合适，其余四个相差太远了，既超龄，学历又不够。 　　舅舅说：“你把这表填了，快点的话，下个月就可以批下来。”张英才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看了舅舅半天才说：“这没搞错吧？”舅舅将表摊左他面前：“白纸黑字，还错得了！”张英才终于拿起笔，正要填写，又止住了：“舅舅，这表我不能填，应该给余校长他们，事情都是他们做的，我只不过写了篇文章。”舅舅说：“你别苕，舅妈为了她表弟转正的事，都和我闹了几次离婚。这次的机会一生不会有第二次。”张英才说：“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我不会让的，现在我想还是让给他们一次机会，我比他们年轻二＋多岁，就算像你一样十年遇到一次，也还有两次机会呢！” 　　舅舅听完他说了自己假装准备转正考试，弄得他们差点出了大事故的经过后，心也动了：“其实，我也想将他们转正，只是没有这个权力。”张英才说：“你可以找领导做做工作。”舅舅想了想，态度又坚决起来：“不行，姐姐把你交给我，我要替你的一生负责。你想想，转正后得马上到县里去读两年师范，这时就快二十一岁了，然后干上三五年，积蓄点钱正好可以结婚成家。”张英才说：“你这样做，我是不会同意的。”舅舅说：“你这伢儿！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让蓝飞去界岭，把这个机会给他！”张英才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些话我可是没向舅妈漏一点风声哟！”舅舅气得往门外走：“你倒要挟我起来了！好好，你的事我不管了，自己看着办去！”过了几分钟，舅舅又从门外转回来：“外甥风格高，舅舅当然不能拉后腿。不过你得回去问你父母同意不同意，免得到时弄得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张英才坐在舅舅的自行车的后架上，半个钟头不到，两个人就进了张英才的家门。舅舅先说，张英才补充。刚说完，父亲就说：“伢儿，这一年复读的确没白读，你思想也提高了，做人就得这样，该让的就要舍得让！”母亲还没开口，眼泪先流出来：“伢儿，这样做对是对，只是你自己不知要多吃多少苦。”舅舅叹口气：“你们都这样想，倒是我先前不对了。”张英才边给母亲擦眼泪边对舅舅说：“我也是为你作牺牲。你想想，堂堂的万站长，不将转正名额给自己那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外甥，反给一位条件不如他外甥的人，说出去不等于给你脸上添光么，说不定因此将你提拔到县里当个局长、主任什么的呢！”一屋人都笑了起来。 　　两人随后上山去界岭小学。一路上舅舅说了几次，到了学校后名额肯定不好分，只能搞无记名投票。他搞过几次这种投票，有一百人参加，就有一百人能得到票，参加投票的都是自己投自己的票。这次投票张英才的票千万不能投给别人，投给了谁，谁就是两票，就是多数。舅舅要他给自己也留一点机会，同时也可以检查一下别人的风格如何。 　　三千元拨款加一个转正名额，弄得界岭小学人人欣喜若狂。投票时，舅舅坐在张英才身边，看见那笔在纸上写下余校长的名字，他气得恨不能给外甥一个耳光。他以为这个名额非余校长莫属了，不料唱票结果，仍是一人一票。张英才马上明白，余校长投了他一票。舅舅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不自禁地说：“看来我还没能力将每个人都看透。”按照规定，投票无效时，就进行公开评议。 　　大家坐在一起，半天无话。张英才忍不住先说：“我看这次的名额，大家就让给众校长吧！”过了好久仍没响应，他又说：“不谈别的理由，余校长是学校元老，吃的苦最多。”又过了好久，孙四海低声说：“给余校长我没意见，”邓有梅只好也表态：“我也无话可说。”一直耷着眼皮的余校长，抬起头来，张英才以为他会说几句感激话来接受评议结果，听到的却是一句意想不到的话：“万站长，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听到这话，邓有梅、孙四海和张英才起身要往外走。舅舅忙说：“你们人多，还是我和老余到外面去说话。”余校长也说：“我们到外面去说话方便一些。”他俩起身出去，站在操场边上，面对面说了一会，余校长像是流了些眼泪，张英才的舅舅嘴唇动也没动，只是在最后时候点了点头。 　　舅舅招手叫张英才他们出来。大家站成了一圈。舅舅声音沉沉地说：“余校长有件事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老余，你说吧。你说了，我再说。”余校长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刚才大家投票时忘了一个人，就是明爱芬、我老婆，她也是我校的一名老师。那年腊月她生下志儿的第三天，就到县里去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没想到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了，为了赶车，她趟了冷水河，还没进考场入就病倒了。抬回来后，下身就废了。拖了这多年，她心还不死，夜里做梦都念着转正。我想，就是还没转正这口气憋在心里没散，所以她每回到了死亡线上又返回来。我想，若是真给她转了正，说不定过不了几天，她就会死的。现在这个样子，她难受，我也难受，连带着国家、集体和大家都不好办。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让她将这几步路走快点，走舒服点，让她这一生多少有点高兴的事。大家刚才的好意我心领了，转正的名额我不要，能不能把它给——给——明爱芬呢？”说完，他低下头，不敢看大家的神色。张英才的舅舅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才说：“明爱芬本来是不够条件的，给她挂个民办教师的衔，主要是因为照顾余校长的生活。所以，虽然只有四个人上课，站里仍给你们学校五个人的补助金。但是，我不是没有一点人性的人，只要大家同意给阴爱芬转正，并且保守秘密不向外说她是个废人，哪怕是犯错误，我也要帮老余这一回。”孙四海什么也没说，缓缓地将手举起来，邓有梅也跟着举起了手，张英才见了，将自己的两只手都举起来。舅舅说：“老余，你抬头看看表决结果。”余校长抬不起头，泪水哗昨直往外流，喃喃地说：“我知道，天下尽是好人。”太阳挂在正当顶，地上的影子很清晰。 　　大家跟着余校长进了明爱芬的房。张英才第二次进这间屋，觉得气味比以前更难闻。上次是夜晚，加上慌张，没看清，这次不同，清楚地分辨出，明爱芬的模样，完全是一张白纸覆在一只骨架上。 　　余校长捧着表格，走到床前说：“爱芬，你终于转正了。”明爱芬眼珠一动：“你别骗找，你总是对我这么说，”余校长说：“这次是真的，万站长刚刚主持开了会，大家都同意转你。”张英才的舅舅说：“这次上面特别批给界岭小学一个名额。”邓有梅说：“这还得感谢张老师那篇文章舆论造得好。”孙四海说：“余校长，你快把表格给她填了吧！” 　　明爱芬接过表格，从头到尾细看一遍，脸上逐渐起了一层红晕。她忽然说：“老余，快拿水我洗洗，这手哇，别弄脏表格。”张英才连忙到外面去端水，趁机猛吸几口新鲜空气。明爱芬用肥皂小心洗净了手，擦干，又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共青团员，贫农，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生。那支笔忽然不动了。邓育梅说：“明老师，快写呀，万站长今天要赶回去呢！”明爱芬没有一点动静。在背后扶着她的余校长眼眶一湿，哽咽地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走的，爱芬，你也是好人，这样走最好，大家都不为难，你也高兴。” 　　明爱芬死了。一屋的人悄无声音，只有余校长在和她轻轻话别。张英才忍了一会儿，终于叫出来：“明老师，我去为你下半旗致哀！”张英才走在前面，孙四海跟在后面。邓有梅把在教室做作文的学生全部集合到操场上，说：“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老师死了！”再无下文。张英才扯动旗绳。孙四海吹响笛子，依然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国旗徐祆下落，志儿、李子、叶碧秋先哭，大家便都哭了。 　　余校长给明爱芬换上早就准备好的寿衣，点上长明灯，再赶到操场，见国旗真的降了下来，慌张地说：“这半旗可不是随便降的，你们可别找错误犯。”他伸手去升旗，使劲一拉，旗绳断了。张英才说：“这是天意。”余校长急了，对邓有梅说：“这是政治问题，不能当儿戏。你快找个人到乡邮电所，借副爬电线杆的脚扒来。”张英才的舅舅这时说：“老余，你去张罗明老师的后事吧，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停一停，又说：“明老师这一走，名额的问题还得重新研究一下。”余校长说：“万站长放心，这事我已考虑好了，保证不误你下山。” 　　张英才的舅舅在山上呆了好几天，一直到明爱芬葬好了。文教站会计送安葬费时，带来了舅妈的口信，要舅舅马上回家有急事。舅舅对张英才说：“屁事，一定是闻到风声了，想要我将这个转正名额给她表弟。”张英才说：“你就硬气一回，看她能把你生吃了！”舅舅答：“我是这样想的。” 　　葬礼来了千把人，把余校长都惊慌了手脚，都是界岭小学的新老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亲属，操场上站了黑鸦鸦地片村长致悼词时说了这么一句：“明爱芬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二十年教师生涯留下的业绩，将垂范千秋。”张英才见到村长说话时噙着泪花，就把上次喝酒时的不快扔在一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让他润润嗓子。来的人都送了礼，有布料、大米，也有送鱼送肉、送豆腐鲜菜的。孙四海摆个桌子在那登记，大家都不去那儿，说这么多的人情，余校长若是还起礼来，哪还负担得起？孙四海坐在那儿没事干就去厨房帮忙，王小兰在那儿，她被请来负责筹办葬礼后的酒席。孙四海刚进去，还没和王小兰搭上话，邓有梅就来喊他，说余校长要他俩去商量一件事。 　　张英才和舅舅分别看到他们进了余校长的家，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脸上很平静。他们没料到这是在开校务会，专门研究那仅有的一个转正名额问题。舅舅随后进去看看，见余校长正在那儿填表，就没有打扰，出来对张英才说：“余校长转正后，这两年师范怎么个读法？三个孩子咋养呢？一二十个住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又该怎么办呢？”张英才也没有答案，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谁能把后路看得一清二楚呢！”酒席在操场上摆了几十桌，桌子和碗筷都是从附近院里借的，酒菜全是别人送礼送的。大家都说，就是上次老支书死，也没有明老师死得隆重热闹。 　　酒席散后，就到了黄昏。张英才送完最后一张桌子回来，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他家门口争论着什么，两人都很激动。张英才想拢去又有些不敢。站了一会，孙四海和邓有梅也来了。舅舅见了，就喊：“你们都过来！”张英才走过去。舅舅递过一张表：“你看余校长是怎么填的。”张英才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张英才三个字。张英才结结巴巴起来：“余校长，你怎么能把转正名额让给我呢？”舅舅说：“我劝不转他，就看你的了！”余校长说：“谁来也没有用，这是校务会决定的。”张英才不相信：“真的么？”孙四海说：“是真的，从上次李子出事后，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自己一走，李子一家怎么办，特别是李子怎么办。我的一切都在这儿。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邓有梅接着说：“明老师这一死，我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的事看得太重。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张老师，你不一样，年轻，有才气，没负担，正是该出去闯一闯的时候。”张英才仍说：“我不信，这不是你们心里想的。”余校长正色道：“张老师，你这样说太伤人心了。邓校长和孙主任的确是自愿放弃的。只有一点，大家希望你将来有出息了，要像万站长一样，不管到哪里，都莫忘记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孩子上学还很困难。”张英才听不下去，大叫一声：“我不转正。”转身钻进自己屋里。 　　舅舅随后进来，不理他，打开凤凰琴拨了几个音。张英才说：“你不要乱弹琴。”舅舅不管又拨了几下：“你不是想知道，这琴的主人是谁么？就是我。”张英才一惊：“那你干吗要送给明爱芬？”舅舅只顾说自己的：“转正的事我不强迫你，我讲个故事，你再决定。十几年前，这个学校只有两个教师：我和明爱芬。那年，学校也是分到一个名额。论转正条件，明爱芬比我强一大截。我就想别的门路，迅速和你舅妈结了婚。你舅妈品行不好，已离了两次婚，但她却有一个军官叔叔作靠山。明爱芬当然明白这一点，她为了证明自己比我强，明知无望，又刚生孩子，仍硬撑着要去参加考试，想在考分上压倒我。结果就是前几天余校长所说的，将自己弄废了。我一转正就调到了文教站，走之前，我不敢见明爱芬，就想将凤凰琴作为礼物送给她，让她躺在床上时有个作伴的。写好字后，又怕自己的名字会刺激她，就用小刀把它刮掉。我将自己的东西全拿走了，就只留下凤凰琴，我想老余见了一定会拿回去的。没想到它一直搁在这里。”张英才听完了说：“这叫有得必有失！”舅舅说：“你真聪明，我就是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张英才坐在桌子前不说话。舅舅说：“我累了，先睡，你想好了就喊醒我。明天回去，还不知道你舅妈怎么跟我吵。”躺下后又补充：“这次转正要两步棋一步走。明天就随我下山，一边到师范报到，一边办手续。别人都是九月份入的学，晚了赶不上考试，拿不到学分就麻烦了。” 　　一觉醒来，天已亮了，屋里不见张英才。舅舅开门一看，张英才独自靠在旗杆上出神。屋内他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天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学校依然在升国旗，张英才要余校长让他亲手升一回国旗，他在笛声中一把一把地拉动绳子，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了凤凰琴声。他忍不住回头一看，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合作，弹奏着《国歌》。 　　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时，大部分学生还未到校，这种天气余校长、邓有梅和孙四海都要到半路上去接学生，三人都为不能为他送行而感到不好意思。张英才将那副四百度的近视眼镜送给了孙四海。余校长将凤凰琴送给了张英才。然后，大家握手道别。各走各的路。张英才和舅舅下到半山腰时，遇见了邮递员。邮递员又给界岭小学送来了一麻袋信，还给了张英才一张汇票。看后，他对舅舅说：“是报社寄来的稿费，一百九十三元。”舅舅说：“真不少，比我一月工资还多。”他本想问问有没有姚燕寄给他的信，马上意识到问也是白问，又不能查，反正学校那些人会转给他的。舅舅忽然说：“今后你要努力呀！那时，我总想，到了你们这一代人百事都好办了，没想到难办的事还有那么多。”正走着，身后有人喊。是叶碧秋的父亲，他要进城找活干。叶碧秋的父亲告诉他俩，余校长在举行葬礼那天，和那些孩子还没上学的家长都谈了话，大部分人的思想通了，表态说，过了年一定让孩子到学校里来。张英才和舅舅走累了，想歇歇，就让叶碧秋的父亲先走了。 　　雪越下越大，几阵风劲劲地吹过，天空就乱舞起来。转眼之间，地上没白的地方就白了，先前白了的地方变得浮肿起来。张英才望着雪景，不免说了句：“瑞雪兆丰年。”舅舅说：“别浪漫了，快走吧，不然就下不了山。” 　　 [公益图书馆扫校]

　

**宇慧文学视界**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 骥 才 　　 一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象根棍子!其实，它不过恢复最初的模样，你何以又别扭起来? 　　这是习惯吗?嘿，你可别小看了“习惯”!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需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不过，你也别埋怨给它死死捆着，有时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遵从它的规范。比如说：你敢在上级面前喧宾夺主地大声大气说话吗?你能在老者面前放肆地发表自己的主见吗?在合影时，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你却大模大样站在中间放开笑颜?不能，当然不能。甭说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个比你年长十岁，比你块头大，或者比你高一头的吗?你先别拿空话呛火，眼前就有这么一对—— 　 二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做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绰号“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儿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斗! 　　再说他俩的模样：这女人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象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五官还算勉强看得过去，却又小又平，好似浅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象一块硬挺挺的搓板。她的丈夫却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辊儿；饱满，轴实，发亮；身上的一切——小腿啦，嘴巴啦，鼻头啦，手指肚儿啦，好象都是些溜圆而有弹性的小肉球。他的皮肤柔细光滑，有如质地优良的薄皮子。过剩的油脂就在这皮肤下闪出光亮，充分的血液就从这皮肤里透出鲜美微红的血色。他的眼睛简直象一对电压充足的小灯泡。他妻子的眼睛可就象一对乌乌涂涂的玻璃球儿了。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有对比。可是他俩还好象拴在一起，整天形影不离。 　　有一次，他们邻居一家吃团圆饭时，这家的老爷子酒喝多了，乘兴把桌上的一个细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礅礅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问全家人：“你们猜这象嘛?”他不等别人猜破就公布谜底，“就是楼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短爷儿们!” 　　全家人轰然大笑，一直笑到饭后闲谈时。 　　他俩究竟是怎么凑成一对的? 　　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过，有人爱把问号留在肚子里，有人忍不住要说出来罢了。多嘴多舌的人便议论纷纷。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了。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看到这可笑的情景，就在一旁指指划划。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大人的无聊最能纵使孩子们的恶作剧。有些孩子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着：“扁担长，板登宽…　”他俩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可能为此，也就与大楼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少数不爱管闲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们时，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一下招呼而已。这便使那些真正对他俩感兴趣的人们，很难再多知道一些什么?比如，他俩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结合一起?谁将就谁?没有正式答案，只有靠瞎猜了。 　　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私。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能力和兴趣也得到发挥。看来，造物者真的不会荒废每一个人才的。 　　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极不相称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象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面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好，置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说法就象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地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象什么开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次达一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为了地位，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报，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反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娘儿们。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象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三 　　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一九六六年，团结大楼就象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有居民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从身旁发现出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能发生作用。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这样热闹—— 　　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有那矮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标语，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泡。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了。这天可把她忙得够呛，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呢!真象她家办喜事一样! 　　晚饭后，大楼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得象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是肃然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带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口号，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说：“这家伙太矮了，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使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有攻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龙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然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气冲冲地问： 　　“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句话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好啊!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象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好东西?说!” 　　“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邓拓是不是他的后台?”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揿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大楼门房的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乔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道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象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完事了?” 　　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届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楼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失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男人又出了什么现行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到离楼十几米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这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档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三十多岁的人，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 　　“我看这娘儿们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出来，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啊——现在就离婚改嫁，等那矮子干嘛，就是放出来，人不是人，钱也没了!” 　　过了一年，矮男人还是没放出来，高女人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上班下班，走进走出，点着炉子，就提一个挺大的黄色的破草篮去买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出现了。这是秋后时节，他穿得单薄，剃了短平头，人大变了样子，浑身好似小了一圈儿，皮肤也褪去了光泽和血色。他回来径直奔楼里自家的门，却被新户主、老实巴交的裁缝送到门户前。高女人蹲在门口劈木柴，一听到他的招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着他。两年未见的夫妻，都给对方的明显变化惊呆了。一个枯槁，一个憔悴；一个显得更高，一个显得更矮。两人互相看了一忽儿，赶紧掉过头去，高女人扭身跑进屋去，半天没出来；他便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柴，直把两大筐木块都劈成细木条。仿佛他俩再面对片刻就要爆发出什么强烈而受不了的事情来。此后，他俩又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楼里的人们从他俩身上找不出任何异样，兴趣也就渐渐减少。无论有没有他俩，都与别人无关。 　　天早上，高女人出了什么事。只见矮男人惊慌失措从家里跑出去。不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把高女人拉走。一连好些天，那门房总是没人，夜间也黑着灯。二十多天后，矮男人和一个陌生人抬一副担架回来，高女人躺在担架上，走进小门房。从此高女人便没有出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回来总是急急忙忙生小炉子，就提着草篮去买菜。这草篮就是一两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个。如今提在他手里便显得太大，底儿快蹭地了。 　　转年天气回暖时，高女人出屋了。她久久没见阳光的脸，白得象刷一层粉那样难看。刚刚立起的身子左倒右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左胳膊弯在胸前，左腿僵直，迈步困难，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脑血栓。从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搀扶着高女人在当院遛两圈。他俩走得艰难缓慢。矮男人两只手用力端着老婆打弯的胳膊。他太矮了，抬她的手臂时，必须向上耸起自己的双肩，他很吃力，但他却掬出笑容，为了给妻子以鼓励。高女人抬不起左脚，他就用一根麻绳，套在高女人的左脚上，绳子的另一端拿在手里。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脚，他就使劲向上一提绳子。这情景奇异，可怜，又颇为壮观，使团结大碌的人们看了，不由得受到感动。这些人再与他俩打头碰面时，情不自禁地向他俩主动而友善的点头了…… 　 五 　　高女人没有更多的福气，在矮小而挚爱的丈夫身边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样无情。生活打垮了她，死神拖走了她。现在只留下矮男人了。 　　偏偏在高女人离去后，幸运才重新来吻矮男人的脑门。他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被发给他了。只剩下被裁缝老婆占鹊的房子还没调换回来。团结大碌里又有人眼盯着他，等着瞧他生活中的新闻。据说研究所不少人都来帮助他续弦，他都谢绝了。裁缝老婆说： 　　“他想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你们瞧我的!” 　　裁缝老婆度过了她的极盛时代，如今变得谦和多了。权力从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她怀里揣一张漂亮又年轻的女人照片，去到门房找矮男人。照片上这女人是她的亲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家里，一边四下打量屋里的家具物件，一边向这矮小的阔佬提亲。她笑容满面，正说得来劲，忽然发现矮男人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在他背后挂着当年与高女人的结婚照片，裁缝老婆没敢掏出侄女的照片，就自动告退了。 　　几年过去了，至今矮男人还是单身寡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伴。大碌里的人们看着他矮礅礅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来一桩桩事，渐渐好象悟到他坚持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象有长长一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1982216天津       　　(选自《上海文学》1982年第5期)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作者冯骥才，1942年生，浙江慈溪人。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小说集《雕花烟斗》、《铺花的歧路》、《雾中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怪世奇谈》、《炮打双灯》等及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作)。冯骥才善于记录现实的风云，表现“文革”中令人颤栗的生活，又擅于描写近代历史，表达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思考。写法不拘一格，富有探索精神。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冯骥才把视角转向市民文化心理的一个短篇。作家捕捉到一对“身高逆差一头”的夫妇，从他们所遭受到的冷眼和中伤中，揭示世俗心理中卑微、污浊的一面。那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光，那落井下石的市侩行径，那窥人隐私的奇异癖好，那搬弄是非的旺盛精力，充分表现了小市民文化心理中的污垢。这种市侩心理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垃圾，也有极左政治的社会遗毒，它们的共通之处，是对人的不尊重，对人的个性、自由的漠视和践踏。这种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漠视，终于酿成了这对“反常”夫妇的悲剧。小说通过这个悲剧的产生，使人们看到市民文化心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小说抓住人生奇特的不规则的旋律展开艺术构思，充分揭示其背后的生活哲理。高女人在世俗冷眼和政治中伤中抑郁而死之后，鳏居的矮男人还像妻子在世时那样，出进总把雨伞举得高高的，“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的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这空间对矮男人来说，是无法填补的生活亏空，无法弥合的感情创伤；对于读者来说，是充分思考的广阔余地。它让人们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生活的悲剧。作者留下这块艺术空间，把读者引入哲理沉思的境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意识去填充它，在这个空间里咀嚼复杂的人生内容与社会内容，获得一种余味无穷的艺术美感。 　　而细节描写的成功，丰满了这篇小说的人生内容。除了雨伞下面那块空间的细节之外，邻居在吃团圆饭时无聊地把长颈酒瓶与矮礅罐头放在一起猜谜的细节，揭示了世俗心理的丑恶，显得同样精彩。作品在生活的不规则旋律中获得哲理的构思，又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丰富了艺术形象，显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思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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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慧文学视界** 狗日的粮食 刘　恒



　　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 　　“他背了二百斤谷子。” 　　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 　　杨天宽是趟着雾走的，步子很飘。他背着花篓，篓里竖着粮袋，鼓的。这些都陷入白烟，人们疑心他背着空篓。但他前几日的确跟各家借过粮食，谷子的用处也吞吐着挑了。他走得健就是因了这个。 　　人们却只说：“他背了二百斤谷子。”把一个火烧火燎的光棍儿汉说得丢了份量。 　　杨天宽驴一样把谷子背到那地方，脸面丢尽了。不会说话，只会吐气，眼一劲儿翻白，晕噎中那个男人问他：“新谷?” 　　他点头，甩一帘汗下来。那人身后立一匹矮缧儿，也不计份量，只掂了掂就用肩一顶，将粮袋拱到骡鞍上。 　　“妥了，兄弟歇着。” 　　那人一笑，便牵了骡走。骡屁股后面就移出了一个人，站在那儿瞭他。杨天宽只对了一眼，不敢看了，有心去宰走了的男人，又没有力气。他叹了一口气。这声长叹便成了他永远扔不脱的话柄。 　　丑狠了。二百斤谷子换来个瘿袋。值也不值?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值，总归是有了女人。于是他领了女人上路，光棍脑袋细打路的尽头那盘老炕的主意。事情比他想的来得快，女人有火。 　　你的瘿袋咋长的?”出了清水镇的后街，杨天宽有了话儿。 　　“自小儿。” 　　“你男人嫌你……才卖?” 　　“我让人卖了六次……你想卖就是七次，你卖不?要卖就省打来回，就着镇上有集，卖不?” 　　“不，不……”女人出奇的快嘴，天宽慌了手脚，定了神决断，“不卖!” 　　“说的哩。二百斤粮食背回山，压死你!”女人咯咯笑着瞭前边去，瘿袋在肩上晃荡，天宽已不在意，只盯了眼边马似的肥臀和下方山道上两只乱掀的白薯脚。 　　“瘿袋不碍生?”天宽有点儿不放心。 　　“碍啥?又不长裆里……”女人话里有骚气，搅得光棍儿心动，“要啥生啥!信不?” 　　“是哩是哩!” 　　最后是女人到坡下小解，竟一蹲不起，让天宽扛到草棵子里呼天叫地地做了事。进村时女人的瘿袋不仅不让天宽丢脸，他倒觉得那是他舍不下的一块乖肉了。 　　那时分地不久。杨天宽屋里添了人，地数就不够，村里把囫囵坨两亩胡萝卜地拨给了他，地很肥，可是路远，是日本人在的时候游击队烧荒撂下的，多年不种了，天宽性子钝，人人不要的地给了他，也嚼不出啥，苦着脸忍了，女人却不，爬到猪棚上骂街。句句骂的猪，可句句人不要听，唬得村干部谁也不敢露脸。 　　“猪哩，哪个托生的你呀?你前辈造了孽，欺负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了吧?哼哼啥，看老娘拉屎给你吃，你是个臭了心肝的……” 　　人们只知道天宽娶了个瘿袋婆，丑得可乐，却不想生得这般俐口，是个惹不得的夜叉，都不敢来撩拨了。天宽也由此生出一些怕来，女人的瘿袋越哭越亮，圆圆的象个雷，他便矮下三寸去，觉着自己做个男人确是活得不带劲，比不上这娘们儿豁爽。他灶间里舀一瓢水，哀怯怯地劝她。 　　“累着，行啦……下来喝。” 　　“你哑啦?尿挤不出一星，屁崩不来一个，？的你!我下去你上来，你给我吆喝，给我日他欺人精的祖宗……” 　　天宽搀女人进屋，愁得苦。这女人是个混种，以后的日子怕难得好过。但是，凭怎么骂，女人还是女人，身条儿和力气都不缺，炕上也做得地里也做得，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镢头、吃食，在囫囵坨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白天翻坡地的黑土，两口子一对儿光膀，夜里草铺上打挺儿，四条白腿缠住放光。不下三日天宽就蔫了，女人却虎虎不倦，净了地留丈夫在棚里养精，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一颗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 　　秋后天宽家收的山药吃不清了。叔伯兄弟杨天德口儿众，四个娃儿，谷子又没有长好，天宽有心接他。 　　“屁话，饱日不思饥，你不怕我还怕日后饿煞哩，他吃自己种去…　” 　　女人挡了他，在屋后掘了一口大窖，把黄皮山药鸡蛋似的堆成小山，封了。她嘴伤人，心也伤人。天宽在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但他心里有数，女人侍他不薄。两口子熬日月，有这个够了。 　　以后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生下来，女人就仿佛开了壳，一劈腿就掉一个会哭会吃的到世上。直到四十岁她怀里几乎没短过吃奶的崽儿，总有小小的黄口叼她小萝卜似的奶头儿，吃饱了就在瘿袋上磨嫩牙，口水、鼻涕蹭她一脖儿。 　　她奶水一向充足。伏天吃饭，天宽蹲北屋檐下，她在灶间门口，孩儿玩她奶子弄不对付了，只需一压，一股白溜溜的长线能嗖地挂到天宽碗里去。两口子闲时打趣，奶柱儿时时滋得天宽眼珠麻痛。这些都成了男人的骄傲。 　　但是，女人到底不是奶牛，孩儿们也不是永远不大。他们要吃，孩儿们也要吃，大小八张嘴，总得有象样的东西来填塞。天宽起初只尝到养孩儿的乐趣，生得一多就明白自己和女人一辈子只在打洞，打无底洞。一个孩儿便是一个填不满的黑坑。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锅里的玉米粥就稀了，并且再没有稠起来，到第四个孩儿端得住碗，捏得拢拢子，那粥竟绿起来，顿顿离不开叶子了。 　　孩儿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撂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 　　几个孩子舌头都好，长而且灵活。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就你短舌，舔喽!” 　　脑勺上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儿使劲儿往碗里挤，兄妹几个干得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磨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大跳。 　　天暗得看不清人形了，天宽常常顶着星星去串户。他拎一个小口袋，好象提拎着自己的心，又羞又慌，碰上不肯借粮给他的，他就恨不得整个儿钻到破口袋里去。洪水峪奸人少，没有借过粮给天宽的人不多，天德要算一个。 　　“你借不给，让瘿袋来!” 　　叔伯兄弟说出这个，天宽料定早年山药蛋的帐还未结，只好呐呐地走开，传话给女人，她就骂：“这算一个爷的种?日歪了的!” 　　出不够气，她便到天德菜园儿里将白日瞄下的一颗南瓜摘来，放了盐煮，待天德在菜园儿里揪着秃秧跳脚，天宽的孩儿们已经拉出了南瓜籽。 　　一家人就这么活。 　　女人姓曹，叫什么谁也不知。她对人说叫杏花，但没有人信。西水那一带荒山无杏，有杏的得数洪水峪，杏花是她嫁来自己捡的名儿，大家还都说她不配，因此不叫。人们只叫她脖上的那颗瘤，瘿袋! 　　她的西水口音短促、尖厉，说快了能似公鸡踩蛋儿，咕咕咯咯的满是傲气，人们觉得这种嘴只配骂人。她又的确会骂，骂起来脏字连珠，恍惚间一跃而为男人，又比一般男人多着胆量和本事能让对手或与对手有关的一切女人受辱，不管她活着还是在坟里。 　　这里男人打老婆是一顿饭，常事，她来了就造出天宽这〓货，让老婆揪住耳朵在院里打悠儿。这又是西水的习气，人们简直近不得她，当她是西水的母虎。 　　生红豆那年，队里食堂塌台，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也能逗下口水，恰逢一小队演习的兵从山梁上过，瘿袋抱着刚出满月的红豆跟了去，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见了在阳儿里晒，真把它当了粪，拎起来倒猪圈里。瘿袋见了空篮，从屋里跳出来就给他两嘴巴：“瞎了你的!我闻骡子屁都不嫌，你看一眼就嫌它?你自己拉!自己拉一锅能熬的来，能煮的来…　” 　　谷子豆子们看着父亲让巴掌抡得转圈儿，好一阵挣扎才稳下来。墙头上有几个脑袋在笑，叹气。她不是母虎又是什么!但人们又发觉她夹着细筛到河里去了。 　　骡粪沾了猪圈的脏味儿，淘得不能不细，草棍儿和渣子顺水漂去，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两把能攥住，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射的粮食星星，一边搅着舌头细嚼，一边就觉得骡儿的大肠在蠕动，天宽家吃得惬意，女人是好的，天宽用筷子在打肥的腮上拨，这么想。乡人们只好沉默，百孬不如一好，这娘们儿坏得不透。 　　那年头天宽家坟场没有新土，一靠万幸，二靠这脏嘴凶心的女人。 　　日子苦，但让她得些怜悯也难。她做活不让男人，得看在什么地界儿，家里不消说了，推碾子腰顶主杠，咚咚地走，赛一头罩眼牲口，能把拉副杠的小儿小女甩起来；从风火铳背柴到家里，天宽一路打六歇，她两歇便足了，柴捆壮得能掩下半堵墙；担水一晨一夕十五担，雨雪难阻，五担满自家的缸，十担挑给烈属、军属，倒不是她仁义，而是每日四个工分诱着。地里就不同了，一上工立即筋骨全无，成了出奇的懒肉，别人锄两梯玉米的工夫，她能猫在绿林深处纳出半拉鞋底，锄不沾土；去远地收麻，男背八十，女背五十，她却嫩丫头似的只在胳肢窝里夹回镐把粗的一捆。 　　“瘿袋长到屁股台儿了，背不得?”队长怨她。 　　“背不得，我腿根子夹着你的〓哩!” 　　“…　你篓儿倒不空。” 　　“空了不饿死你六个小祖宗?亏是天宽揍下的，你的种儿你敢说这个?!” 　　她笑得野，队长扯眉无话。她篓里是半下子泉里泡过的麻麻棵儿，绿格盈盈叶香，单等着掉锅里煮了，别人歇晌她不歇，草坡上乱扒图的就是这货，是村旁山地难得一见的野菜呢!队长能说什么?怪不得，自然地敬不得，还不由她去! 　　怪不得不只一项。她身上有口袋，收工进家手不知怎么一揉，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总能揪一样出来。日积月累，也不能说是个小数目。但谁也逮不住她，不知道口袋在什么方。有猜在裆里的，虽说是老娘们儿终究不是可探的地方，证实不易。或许又是人家不愿逮她罢了。天宽未必明白小秋收的底细，他只明白起初女人只是嘴坏些，有了孩儿，肚子一紧瘪，她的手便也坏了。不能说，他嘴打不过她，手打怕也吃力。况且养一堆活口，女人的本事哪一样都是有用的。 　　这爪子就难免四处撒野。 　　邻家靠院墙搭了葫芦架，水汪汪一棚嫩叶，几朵白花挤到墙头这边来，绿豆和二谷伸着小手去够。 　　“看落了!让它长……”瘿袋有了心思，也不说。白花枯后，茎上吊了拳大几颗蛋蛋，吹气似的胀起来。邻家女人也是精明的，趁瘿袋上工溜进来，用荆条圈将葫芦一一托牢，既免了坠秧，又宣白了它们的主人。瘿袋只当无事，邻人扒墙头窥动静，她就背身藏住冷笑，滴水不露。 　　葫芦大了，估量着搀俩茄子已够吃一天，瘿袋便刮北风似的割了它们。依旧是煮，然后骂也依旧，邻家的嫩崽打了先锋骑墙头日偷儿的娘。这边就威凌凌杀出了瘿袋。不骂人，只骂葫芦。骂得很委屈，葫芦成了骚娘们儿，把漂亮身子递过墙，将清白的瘿袋勾引了。 　　“心肝葫芦肉儿，你天生是个招人日的货哩，明儿个记着，有骚憋自家院儿里，便宜自个儿留着……” 　　声气儿顿消，邻家女人羞得只剩下拔秧的力气，把一棚葫芦扯散了，吃亏的都说，西水的娘们儿不是个人。天宽也觉得女人八成是着了魔。 　　那一年粮食又不济。可二谷都七岁了呀!魔鬼附体的日子没个休、没个休。 　　天宽五十了，闹不清自己是怎么长的，也闹不清自己肚里是什么下水。人呆得象个木桩，横炕上总打不住要想年轻时那沉甸档的二百斤谷子。鼠子凉酸，哀气也跟着涌，一声叠着一声。 　　“哀啥?见我那天就打哀声，半辈子也下来了，我亏了你没?” 　　“不亏，不亏!” 　　俩口子捂一床破絮无事可做。早年几句话逗下来，天宽就能折腰腾身，压女人一身腥汗。如今不行了，女人的屁股他看都不要看，况且又有满满一炕大的小的孩子，大谷大豆怕已听不得爹娘喘气。 　　最后一次是在园子里，黄瓜架后边。俩人在月亮底下办事，不紧不慢做得渐浓，瘿袋就开了口：“明儿个吃啥?” 　　天宽愣住了，“吃啥?”自己问自己，随后就闷闷地拎着裤子蹲下。好象一下子解了谜，在这一做一吃之间寻到了联系。他顺着头儿往回想，就抓到了比二百斤谷子更早的一些模糊事，仿佛看到不识面的祖宗做着、吃着，一个向另一个唠叨：“明儿个吃啥?” 　　“你说吃啥哩?”他问瘿袋，不论月光把她粗皮照得多么白细，他算彻底失了兴趣了。 　　“〓子。” 　　“哪儿拾的。” 　　“鞍子房。小豆眼快，这丫头出息了。” 　　“……仓库后头地里有鼠坑儿，怕能掏下正经粮食。” 　　天宽认真琢磨耗窝儿的走向。从此清心寡欲，与女人贴肉的事算淡了。瘿袋也到了日子，仰炕上不再向他伸手。 　　吃啥?细想想，祖宗代代而思的老事，俩口子可是一天都不曾怠慢过。 　　女人日见憔悴。如虎也是病虎了，急躁中添了忧伤。瘿袋有了皱儿，再不似亮亮的粉红气球，骂人时也鼓不起来。 　　天宽呆想：操心操够了吧?看看六个孩儿个个饿相，大的小的都有舔鼻痰的病，心里就有了火苗，燎着熏着朝上顶。 　　他想逮上活的揍一顿，揍死它! 　　绿豆退学、二谷上学那年，洪水峪日子不坏。虽说新崽儿不在这家就在那家哇地降世，人均土地已由九分降到七分，但返销粮是足的。家家一本购粮证，每人二十斤，断了顿儿就到公社粮栈去买。夏粮绿在地里时辰，山道上总有拎着空的鼓的口袋的人，来回踟蹰地走。那天早上瘿袋挑了八担水，留七担晚上挑，伺候鸡、猪、人吃了，便掖着购粮证离了家。出村的时候，凡见她的人都觉得她气色不坏。过后人们才明白，凶人善相不是吉兆。 　　公社粮栈柜台外边挤着人，虽挤倒并不显得怎么饥饿，瘿袋捏着空口袋，发现钱和购粮证一并丢掉了。生就的急性子，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买粮的卖粮的四下里围住，看那有趣的瘿袋在她胸脯上滚来滚去，人人探个鸡脖儿，眼也都乌鸡似的鼓出来。粮栈一个人物拨不开人，拿腔儿抓调儿地念出一段语录，说的是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什么目标共同走到这地方来了，意思是他要挤进去……帮助帮助，那时候兴这个，而且管用，于是人们闪一条缝出来。他看明白了，到柜台后里端出个大茶缸，含一口水漱了漱嗓子，然后喷到瘿袋脸上。几口刷牙水浇下来，她嘴不抽抽了，眼却愣直。 　　“哪村的?” 　　“丢了。” 　　“姓啥?” 　　“丢了。” 　　“啥丢了。” 　　“丢了丢了……丢了……” 　　女人撒了癔症，围的人更添趣味，那人加倍逞能，逮住人中狠掐，嘿嘿着：“丢不了，你过来呗!”瘿袋乱扑愣，终于尖嚎“日你娘!”她爬起来，夺路而去。 　　瘿袋哭软了，一辈子刚气，不知哪儿积了那么多泪。她打了两个来回，把十几里山路上每块石头都摸了，又到灌木林儿里脱光，撅着腚撕衣裳补丁，希望里边藏点儿什么。有了月亮她才进家，油灯底下天宽在吸烟袋锅，旁边炕桌上给她晾着一碗稀粥。她盯住那碗粥愣了神儿。 　　“娘，快吃粥!”二谷蹦过来拽她。 　　“不吃，再不吃啦…　”女人猫似的。 　　天宽一下子知道出了事。一边问，一边就有火苗在心里拱，手巴掌打着抖没处搁没处放，女人不曾现过的软弱使他勇气陡升，〓人有了胆了不得! 　　“败家的!” 　　他吼一声，把粥碗往地下一砸。 　　“吃货!” 　　一辈子没这么痛快过。 　　“丢了粮，吃你!老子吃你!” 　　说着说着就管不住手，竟扑上去无头无脸一阵乱拍，大巴掌在女人头上、瘿袋上弹来弹去，好不自在。乡人们蹲在夜地里听，明白瘿袋的男人又成了男人，把女人的威风煞了，半世里逞能扒食，却活生生丢了口粮，这是西水女人的造化。天宽，往死里揍她! 　　正揍得紧，一声长号让他悬了手。 　　“天爷，〓哪个拾了粮证，让他给我家还来呀，我的粮唉…　” 　　这歌是复调，一遍一遍唱。月亮把那脖上的瘿袋照成个白球，在黑院里闪。天宽撸一把酸鼻涕，点个马灯拎着去了。 　　有睡不实的乡邻，半夜里听到瘿袋到水泉担水，白薯脚在石板上踏踏地蹭，又听到蒜臼响，响得很脆，啪啪的象是硬壳碎了。以后就没有声音。 　　天宽趴在山道上拿马灯东照西照的时候，他女人卧在席上服了苦杏仁儿。天上有不少星星，眨着眼冷冷地瞧着他们。 　　天宽耗尽了灯油回家，隔二里地就听到村里有惨哭。是自己那窝粮食在响。院子里嘈杂，豆子们从门里滚出来迎他：“爹，快看娘!”他一听就怕了，硬挺着踱到炕前，老娘们儿丑脸歪着，还有气，只是喘得骇人。他从二谷手里接过碗来，在粗瓷儿上抹下一指杏仁儿渣子，这才记起她一天不曾吃什么。她再不想惦记吃，所以她就吃了这个。一辈子不饥，天宽也有吃的意思了。 　　黎明时分，一扇门板离了村庄。几个邻家后生抬举着，瘿袋高高地睡在上边，眼脸发荣光，大谷在前头引路，天宽由叔伯兄弟天德陪着殿后，一行人在雾里向山下滑。天宽迷迷登登走路，恍然回到差不多二十年前的那个早晨，但二百斤谷子正沉得把他压扁，压做薄薄的骨饼。 　　大谷唤他：“爹，娘有话!” 　　门板撂稳，天宽把耳朵凑上去。听不清，他扒拉一下瘿袋球，挨她嘴近些。 　　“狗日的!” 　　静了半天，又吐出两个字。 　　“粮…　食…　” 　　天宽赞同地点点头，很悲哀。他在女上头发上摸了一把，最后一把。 　　门板将要漂出山谷时，大谷把天德的儿子换下小解。那小子绕到大石头后面哗哗地撒了一通，接着便狂叫，蛇啃了〓似的。天宽赶来，只一眼就〓上了那个皮筋扎紧的包包。它躺在石根子那儿，几束草掩着，象块灰石。两尺开外有两节不大新鲜的绿粪，是人的。为什么绿，天宽明白。但他分明已完全糊涂，傻了似的看看这、看看那，脸上迅即失了血色。 　　脏物如有幸石化，将使后世的考古学者出丑。他们将陷入历史的迷宫，在年代和人种问题上苦苦纠缠。 　　瘿袋却是离去了。天德的儿拾了布包抢功：“婶子，天爷还你粮证哩!”她两目圆睁，阔嘴微开，大瘿袋亮着黄光，仿佛对突如其来的窝心事儿大吃了一惊。 　　“婶子，你〓〓!” 　　“闭你娘的嘴!” 　　天宽吼过侄子，大谷便哭了。天德喘儿子一脚。看看人确是没了气，又赶上去踹儿子一脚，天宽也就下了泪。他收了布包，把女人身下垫的麻袋抽一条出来。卫生站不必去，粮食不能不买。余人抬了瘿袋回头，俩口子一硬一软算是暂且分了手。 　　一袋粮食买回，刚够助丧的众乡亲，饱食一顿，天宽的一家自然也扎进人堆抢吃，吃得猛而香甜。他们的娘死也对得起他们了。 　　“明儿个吃啥?” 　　夫妻合谋的事，剩天宽独自苦想，他深知了女人的不易。夜里头赤条条翻身，被里的空儿叫他心痛，接着就有女人脆响的脏话传：“狗日的…　粮食!” 　　这仁义的老伴儿竟去了。 　　洪水峪少了母虎，清静了，也寂寞了。听不到她公鸡踩蛋儿似的骂声，日子便过得不够紧迫，谷子豆子们摆脱了母亲的淫威，活得反而快活起来。岁月毕竟是一天一天不同，个个肚子大了不止一倍，却大抵充实得可以。 　　如今杨天宽六十多岁了，仍旧慈眉善目，老娘们儿似的低声细气。他一辈子没有逞过大男人的威风，也许试过一次，但只一次便要了老婆的命。到承包的田里做活，时时要拐到坟地里去，小心拔土堆旁的杂草，他好悔! 　　孩子们可没有什么债务，他们几乎将母亲忘却了。认真回想一番，也无非更加肯定那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二谷念高中时翻过一本医书，发现瘿袋即是“甲状腺肿大”之类，于是母亲就脖上吊着个肉球在他脑海里走。虽说只是一闪，也算有了一份想念，不能说是不孝的了。大谷、大豆、小豆们都有了孩儿，他们的孩儿是不耍苦杏核儿的，可见有些事他们也还记着。 　　老辈儿人却爱讲瘿袋的故事。开头便是：“他背了二百斤谷子。”语调沉在“谷子”上，意味着那不是土、不是石头、不是木柴，而是“谷子”是粮食，是过去代代人日后代代人谁也舍不下的、让他们死去活来的好玩意儿。 　　曹杏花因它而来又为它而走了，却是深爱它们的。 　　“狗日的……粮食!” 　　哪里是骂，分明是疼呢。是不是骂，骂个谁，得问在她坟上的天宽，老家伙心里或许明白。 　　(选自《中国》1986年第9期) 　　《狗日的粮食》作者刘恒，1954年生，北京人。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因发表风格独特的《狗日的粮食》而引起文坛关注。此后，就发表了《白涡》、《虚证》、《伏羲伏羲》、《教育诗》、《黑的雪》、《逍遥颂》等中长篇小说，已有五卷本《刘恒自选集》问世。刘恒小说以写农村生活居多，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状，农民的生存问题及土地问题是他着力表现的对象。他笔下的人物虽也写得相当生动，但他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而是要通过对某个富于意味的农民形象及其一生的描写来折射时代的面貌，并从中揭示出富有启示意义的主题。因此，刘恒在创作中总是侧重于把人物作为类的存在进行考察，进而对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人的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障碍进行深入的探究。他的作品显示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共有的特色。 　　《狗日的粮食》讲述了一个在特殊年代里发生的有关粮食的故事。洪山峪的农民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买来媳妇瘿袋，而后生育了六个用粮食命名的儿女。但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与饥饿相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瘿袋一有机会就去扒偷粮食，全然失却了羞耻之心。但这个逞强了一辈子的女人最后却因丢了购粮证而寻了短见。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本能，粮食也就必然地成了人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条件。小说从“粮食”这一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入手，用它观照杨天宽一家所走过的单调而又艰难的生活道路。一方面，反映人因粮食的匮乏而产生的向生物性的退化，体出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由于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退化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和环境之中的，因此就使得小说在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的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内容，包含了对于造成这种退化的社会历史关系和环境的否定与批判。 　　在当代文学中，《狗日的粮食》是较早的一篇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宏观角度去描写农民的作品。在“十七年时期”，作家们注重的是农民的政治、阶级和社会属性，直到新时期，文学创作才打破了以往那种单一的阶级分析模式，开始注重对农民的文化属性的发掘与表现，写出农民作为社会的人的复杂性。而刘恒笔下的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一步，即进入到了对农民自然属性的把握与表现。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农民自然属性的表现并不是仅仅在社会属性之外添加一些“食色”之类的人性表现，而是把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人的自然本能中显示出其历史发展的鲜明特征，从而达到了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完整统一。而富于个性的语言系统和叙述手法，又使这一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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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骏马 张承志 　　也许应当归咎于那些流传太广的牧歌吧,我常发现人们有着一种误解.他们总认为,草原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摇篮.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看来，这些朋友很难体味那些歌子传达的一种心绪，一种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 　　辽阔的大草原上，茫茫革海中有一骑在禹禹独行。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但他已习以为常。他双眉紧锁，肤色黧黑，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思想亲人，咀嚼艰难的生活。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心绪从他胸中飘浮出来，轻盈地、低档地在他的马儿前后盘旋。这是一种莫名的、连他自己也未曾发现的心绪。 　　这心绪不会被理睬或抚慰。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心底的一切都被那冷冷的、男性的面容挡住，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东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柔软的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这灵性没有声音，却带着似乎命定的音乐感——包括低缓的节奏、生活般周而复始的旋律，以及或绿或蓝的色彩。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动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荷。 　　相信我：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叩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档哑呻吟的拍节上，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它尽情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歌手骑着的马走着，听着。只有它在点着头，默然地向主人表示同情。有时人的泪珠会噗地溅在马儿的秀鬃上：歌手找到了知音，就这样，几乎所有年深日久的古歌就都有了一个骏马的名字：《修长的青马》、《紫红快马》、《铁青马》等等，等等。 　　古歌《钢嘎·哈拉》—　《黑骏马》就是这无数之中的一首。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还是在孩提时代。记得当时我呆住了，双手垂下，在草地里静静地站着，一直等到那歌声在风中消逝。我觉得心里充满了一种亲切感。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成人，不觉之间我对它有了偏爱，虽然我远未将它心领神会。即便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理解了它那几行平淡至极的歌词。这是一首什么歌呢？也许，它可以算一首描写爱情的歌？ 　　后来，当我遇到一位据说是思想深刻的作家时，便把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解释说：“很简单。那不过是未开的童心被强大的人性的一次冲击。其实，这首歌尽管堪称质朴无华，但并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怀疑地问：“那么，它为什么能自古流传呢？而且，为什么我总觉得它在我心头徘徊呢？”他笑了，宽厚地捏捏我的粗胳臂：“因为你已经成熟。明白吗？白音宝力格，那是因为爱情本身的优美。她，在吸引着你。” 　　我哪里想到：很久以后，我居然不是唱，而是亲身把这首古歌重复了一遍。 　　当我把深埋在草丛里的头抬起来，凝望着蓝空，聆听着云层间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句，在静谧中寻找那看不见的灵性时，我渐渐感到，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那此世难缝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框架。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和调子。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我出神地凝望着那歌声逝入的长天，－个鸣叫着的雁阵掠过，打断了我的求索。我想起那位为我崇拜许久的作家，第一次感到名人的肤浅…… 　　哦，现在，该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想问问自己，也问问人们，问问那些从未见过面、却又和我心心相印的朋友们：《黑骏马》究竟是一首歌唱什么的歌子呢？这首古歌为什么能这样从远古唱到今天呢？ 　　 　　漂亮善跑的—　我的黑骏马哟 　　拴在那门外—　那榆木的车上 　 　　在远离神圣的古时会盟敖包和母亲湖、锡林河的荒僻草地深处，你能看到一条名叫伯勒根的明净小河。牧人们笑谑地解释说，也许是哪位大嫂子在这里出了名，所以河水就得到这样有理的名字。然而我曾经听白发的奶奶亲口说过：伯勒根，远在我们蒙古人的祖先还没有游牧到这儿时，已经是出嫁姑娘“给了”那异姓的婆家，和送行的父母分手的一道小河。 　　我骑着马哗哗地趟着流水，马儿自顾自地停下来，在清澈的中流埋头长饮。我抬起头来；顾盼着四周熟悉又陌生的景色。二十来年啦，伯勒根小河依旧如故。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父亲曾按着我的脑袋，吆喝说：“喂，趴下去！小牛犊子。喝几口，这是草原家乡的水呵！” 　　前不久，我陪同畜牧厅规划处的几位专家来这一带调查仔畜价值问题，当我专程赶到邻旗人民委员会探望父亲时，他不知为什么又对我发了火：“哼！陪专家？当翻译？哼！牛犊子，你别以为现在就可以不挨我的鞭子……你应当滚到伯勒根河的芦苇丛里去，在河水里泡上三天三夜，洗掉你这股大翻译、大干部的臭味儿再来看我！” 　　父亲，难道你认为，只有你们才对草原怀着诚挚的爱么？别忘了：经历不能替代，人人都在生活…… 　　河湾里和湿润的草地上密密地丛生着绒花雪白的芦荻，大雁在高空鸣叫着，排着变幻不定的队列。穿行在苇墙里的骑手有时简直无法前进；刚刚降落的雁群吵嚷着、欢叫着，用翅膀扑楞楞地拍溅着浪花，芦苇被挤得哗哗乱响。大雁们在忙着安顿一个温暖的窠，它们是不会理睬自然界中那些思虑重重的人的。 　　我催马踏上了陡峭的河岸，熟悉的景物映入眼帘。这就是我曾生活过的摇篮，我阔别日久的草原。父亲—　他一听到我准备来这里看望就息了怒火，可他根本不理解我重返故乡的心境……哦，故乡，你像梦境里一样青绿迷蒙。你可知道，你给那些弃你远去的人带来过怎样的痛苦么？ 　　左侧山岗上有一群散开的羊在吃草，我远远看见，那牧羊人正歪在草地上晒太阳。我朝他驰去。 　　“呃，不认识的好朋友，你好。呃......好漂亮的黑马哟！”他也斜着眼睛，瞟着我的黑马。 　　“您好。这马么，跑得还不坏—　是公社借给我的。”我随口应酬着。 　　“呃，当然是公社借你的—　我认识它。嗯，这是钢嘎·哈拉。错不了，去年它在赛马会上跑第一的时候，我曾经远远地看过它一眼。所以，错不了。公社把最有名的钢嘎·哈拉借给你啦。” 　　钢嘎·哈拉？！像是一个炸雷在我眼前轰响，我双眼晕眩，骑坐不稳，险些栽下马来。但我还是沉住了气：“您的羊群已经上膘啦，大哥。”我说着下了马，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支烟。 　　哦，钢嘎·哈拉……我注视着这匹骨架高大、脚踝细直、宽宽的前胸凸隆着块块肌键的黑马。阳光下，它的毛皮像黑缎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的小黑马驹，我的黑骏马！我默默地呼唤着它。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呢？这个牧羊人仅仅望过你一眼，就如同刀刻一样把你留在他的记忆里。而我呢，你是知道的，当你做为一个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也许只有我曾对你怀有过那么热烈的希望。是我给你取了这个骄傲的名字：钢嘎·哈拉。你看，十四年过去了。时光像草原上的风，消失在比淡蓝的远山和伯勒根河源更远的大地尽头。它拂面而过，逝而不返，只在人心上留下一丝令人神伤的感触。我一去九年，从牧人变成了畜牧厅的科学工作者；你呢，成了名扬远近的骏马之星。你好吗？我的小伙伴？你在嗅着我，你在舔着我的衣襟。你像这个牧羊人一样眼光敏锐，你认出了我。那么——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我同她别后就两无音讯，你就是这时光的证明。你该明白我是多么惦念着她。因为我深知她前途的泥泞。你在摇头？你在点头？她——索米娅在哪几呢？ 　　“呃，抽烟。”牧羊人递给我一支他的烟。 　　“好好，哦…晒晒太阳真舒服！大哥，你是伯勒根生产队的人么？”我问。 　　“不是。不过，我们住得很近。” 　　……那时，父亲在这个公社当社长。他把我驮在马鞍后面，来到了奶奶家。 　　“额吉！”他嚷着，“这不，我把白音宝力格交给你啦。他住在公社镇子里已经越学越坏了。最近，居然偷武装部的枪玩，把天花板打了一个大洞！我哪有时间管他呢？整天在牧业队跑。” 　　白头发的奶奶高兴得笑眯了眼。她扔给父亲一个牛皮酒壶，然后亲热地把我揽进怀里，滋地一声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亲得头皮那儿水滑滑的。我便劲挣出她油腻的怀抱，但又不敢坐在父亲身边，于是慢慢蹭到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一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旁边。她望望我，我望望她；她笑了，我也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打听道。 　　“索米娅。你是叫白音宝力格吗？”她的嗓音甜甜的，挺好听。 　　父亲喝足了奶酒，微醉地扶着我的肩头，走到外面去抓马。盛夏的草地湿乎乎的，露水珠儿在草尖上沾挂着，闪着一层迷朦晶莹的微光。我快活地跑着，捉住父亲的铁青走马，使劲解着皮马绊。 　　“白音宝力格！”父亲一把扳过我的肩头。我看见他满腮的黑胡子在抖着。“孩子，从你母亲死掉那天，我就一直想找这样一个人家……你该知道我有多忙。在这儿长大吧，就像你的爷爷和父亲一佯。好好干，小牛犊。额吉家没有男子汉，得靠你啦。要像那些骑马的男人一样！懂么？” 　　“骑马？”我向往地问，“我会有自己的马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答到：“当然。可是要紧的是，你不能在公社镇上变成个小流氓。” 　　这样，我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子。我学会了拾粪，捉牛犊。哄赶春季里的带羔羊；学会了套上健牛去芨芨草丛里的井台上拖水；学会了用自己粗制滥造的小马杆套用羊和当年的马驹子。我和索米娅同岁，都是羊年生的，也都是白发奶奶的宝贝。我们俩一块干活儿，也一块在小学里念过三年蒙文和算术：夏天在正式的学校里，冬天则在民办教师的毡包里。她喊我作“巴帕”；我呢，有时喊她“沙娜”，有时喊她“吉伽”——至今我也不明白草原小孩怎么会制造出那么多奇怪的称呼来，这些称呼可能会使研究亲属称谓的民族学家大费脑筋吧。 　　草原那么大，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玩得痛快。它拥抱着我，融化着我，使我习惯了它并且离不开它。父亲骑着铁青走马下乡时，常常来看我，但我已经不愿缠他，只要包门外响起牛犊偷吃粮食或是狗撞翻水桶的声音，我就立即丢开父亲，撞开门出去教训它们。有时父亲正在朝我大发指示，我听见索米娅在门外吆牛套车，也立即就冲了出去。 　　当我神气活规地骑在牛背上，驾着木轮车朝远处的水井进发的时候，回头一望，一个骑铁青马的人正孤零零地从我们家离开。不知怎么，我心里升起一种战胜父亲尊严的自豪感。我已经用不着他来对我发号施令了。在这片青青的、可爱的原野上，我已经是个独挡一面的男子汉。我望望索米娅，她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木缸上，信赖而折服地注视着我，我威风凛凛地挺直身子，顺手给了键牛一鞭。蓝翅膀的燕子在牛头前面纷纷闪开，粗直的芨芨草在车轮下叭叭地折断。我心满意足地驱车前进，时时扯开嗓子，吼上一两句歌子。 　　十四年前是羊年：我和索米娅都十三岁了。 　　十三岁是蒙古儿童第一次得到众人礼遇的年头，过年的时候，奶奶给我和索米娅都穿上用牛粪烟熏得鲜黄的、花边鲜艳的新皮袍。我们套上牛车到处去串门，因为是我们的本命年，所以牧人们照规矩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礼物。索米娅高兴地数着自己的礼物，一个个地翻看着那些月饼、花手巾、磁茶碗。而我，却不免开始有了一丝感慨：在这样重要的节日，我居然和女人家一样，赶着牛车去串门；而其他有畜群人家的孩子，却神气地跨着剪齐鬃毛的高头大马，随着大人的马队，在飞扬的雪雾中吆喊着，从一个蒙古包驰向另一个蒙古包，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马呢？ 　　索米娅安慰我说：“别急，会有的。奶奶说，过两年，我们向队里要一群牛放。那时你就有整整五匹乘马啦。” 　　“哼！两年！”我愤愤地朝她喊道，“可是这两年里怎么办?" 　　没想到，事情变化得那么快。 　　春天，热清明前几天的一个夜里，刮了一场天昏地暗的风雪。整夜我们都缩在皮被里，挤在奶奶身边，倾听着嗷嗷的风吼声、包顶咔咔的摇晃声和分辨不清的马群的驰骤。奶奶不安地拖长了声说：“唔，马群被风雪抓跑啦……晤，怀驹的骒马要死啦……” 　　第二天清晨，奇迹出现了！ 　　我和索米娅使劲推开被雪封住的木门后，突然看见，在我们包门外站着一匹漆黑漆黑的马驹子。远处依然在刮着白毛风的雪坡上，隐隐可以望。见一匹黑骒马的僵尸。 　　我们惊叫着，又牵又抱地把马驹拉进了包内。它害怕地睁着泪汪汪的眼睛，四肢弯曲着，靠着毡墙打颤。炉火烤化了它身上冻硬的毛片，愈发显得漆黑闪亮。 　　奶奶连腰带都顾不上系了，她颤巍巍地搂住马驹，用自己的被子揩干它的身体，然后把袍子解开，紧紧地把小马驹搂在坏里。她一下下亲着露在她袍襟外面的马驹的脑门儿，絮叨叨地说着一套又一套的迷信话。她说，这黑马驹很可能是神打发来的。因为白音宝力格已经到了骑马的年龄。白音宝力格是好孩子，是神给她的男孩，所以神应该记着给白音宝力格一匹好马。如果不是这样，有谁见过骒马在风雪中产驹冻死，而一口奶没吃的马驹子反而能从山坡上走下来，躲到蒙古包门口呢？她还说，她一辈子见过多少马驹子，可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看来，把这马驹子养活喂大，是神打发她这把老骨头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件事啦…… 　　我和索米娅听得入了迷。我们完全被奶奶的思想征服了。后来·我们看到她在用红帘块给黑马驹缝护身符时，我们都忘了老师教过我们的、要反对迷信的教导。 　　晚雪尚未化净，山野还是一片斑驳。每天，黑马驹喝了一小桶牛奶以后，常在柔软的草地上挺直脖颈，轻轻跃起，又缓缓卧下，久久地凝望着山峦和流云。我和索米娅在山坡上拾粪回来时，总喜欢鼓起腮，尖尖地打个嗯哨；或者拖长声音喊一声“呵——依——”黑马驹会像灵巧的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躲闪着它害怕的马莲草丛和牛粪堆，用那让人心疼又美丽无比的步法飞一般朝我们奔来。我们则扔下筐，帮它把弄脏的黑皮毛擦净，把歪了的红布护身符挂正，把我们省下来的月饼块、红糖、油果子，一块块地喂给它吃。远处，奶奶飘着一头银发，勤奋地忙碌着，挤奶、拴中犊，像是为着一项神圣的使命。我们当然不让它在外面过夜，晚上总是用软羊毛绳把它拴在包里的炉火旁。小马驹加入了我们的家，我们四个愉快地生活着，享受着它给我们带来的无限乐趣。 　　一天，我们正在逗黑马驹玩呢，蹲在乳牛脚旁的奶奶突然来了兴致。她一面挤着奶，一面哼起了一支歌子，那就是《钢嘎·哈拉》——《黑骏马》。 　　奶奶旁若无人地干着活儿，唱着。她挤完奶，又把豆饼掰成小块，放进木食槽里，挨个地牵过乳牛和牛犊。她唱着、教训着贪嘴的牛：“漂亮善跑的——黑骏马，呵哟……滚开！白鼻子！还吃不够么！——拴在……那榆木的车上，呵哟……” 　　奶奶在情在意地唱着，没料到，她还是一个歌手呢！在她拖出婉转的长长的尾音时，她的嗓音嘶哑而高亢，似乎她能随便唱出很难唱的花音，也许是我以前听惯了学校教的那些节奏欢快的儿童歌曲吧，这朴直古老的《黑骏马》，使我觉得那么新奇。索米娅和我对望着，连气也不敢出，呆呆地听着奶奶自我陶醉的吟唱。奶奶唱的是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她总是在一个曲折无穷的尾腔上咏叹不已，直到把我们折磨够了才简单地用一两个词告诉我们这一步寻找的结果。那骑手哥哥一次次地总是找不到久别的妹妹，连我们在一旁听着都为他心急如焚。哦，这是多么新鲜，多么动人的歌啊，它像一道清清的雪水溪，像一阵吹得人身心透明的风，浸漫过我的肌肤，轻抚着我的心……我失神地默立在草地上，握紧拳头听着。神妙的曲调在我心灵中唤起的阵阵感动，渐渐地化成一匹浑身宛如黑缎的、昂首长嘶的骏马；这匹黑马的一举足一甩鬃都在我脑海里印下了那么深、那么逼真的印象。 　　歌子唱完了。我醒过来。索米娅正搂着黑马驹的脖子，不出声地流着泪。我大喊道：“喂，沙娜！我要给这匹马取一个响亮的名字！你知道吗，它就是奶奶唱的那黑马的儿子。我要叫它‘钢嘎·哈拉’！它一定会成为一匹真正的快马。嘿，多棒的名字：黑骏马……我要骑着它去追那些讨厌的老牛。我，我要骑着它走遍乌珠穆沁，走遍锡林郭勒，走遍整个草原！” 　　索米娅惊讶地看着我。她说：“当然啦，它会是一匹黑骏马。你看，它刚生下来就有本事穿过风雪跑到咱们家门口……可是，巴帕，”她闪着黑黑的眼睛盯着我，“嗯，等你真的走遍了锡林郭勒和全部草原以后，你会像奶奶唱的那样，骑着你的钢嘎·哈拉回到这里，来看创我吗？” 　　“当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喂！喂！”牧羊人推了我一把，“你怎么，生病了吗？朋友，你的气色很不好！” 　　我猛然一惊，“噢，没什么，”我回答说，“天气真暖和。”随即，我站起来，拉过钢嘎·哈拉。 　　 　　二 　　善良心好的——我的妹妹哟 　　嫁到了山外——那遥远的地方 　　十四年光阴如流水。钢嘎·哈拉已经显得骨骼粗大，不再像以前那样修长苗条。它的胸脯虽然显得更加宽厚结实，可是做为一匹在赛会上与精选的好马争一步之短长的骏马来说，它的黄金时光已近结束。就像我们已经成人立业，步入坚实的中午，结束了那充满激动和幻想的青春年华一样。 　　牧羊人和我并马走着。他显然觉得独自陪伴羊群很无聊，乐意陪我走几步，消磨时间。 　　伯勒根小河在这里缓缓地绕了…个巨大的半圆，当马儿登上吾伽·古塔尔的阪道，走上山坡时，我看见蓝玻璃般的河水静静地嵌入浓暗的绿草，在远远的大地上划出我的故乡和邻队的界限，望着河湾里影绰可辨的星点毡包，我不觉带住了钢嘎·哈拉的嚼子。故乡－－我默念着这个词，故乡，我的摇篮。我的爱情，我的母亲！河滩右侧的山岗下。那黄石头垒成的牛圈依然如故。在青格尔敖包和曼卡泰·海勒罕之间的狭长山谷里，还是蓝幽幽地开满着马莲花。哦，在这块对我来说是那么熟识，那么亲切的草原上，掩埋着我童年的幸福和青春的欢乐，也掩埋着我和索米娅的美好的爱情…… 　　我离开她整整九年。我曾经那样愤慨和暴躁地离她而去，因为我认为自己要循着一条纯洁的理想之路走向明天。像许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选择了新途。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痛击下身心交瘁之际。才顾上抱恨前科，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去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包括故乡，包括友谊，也包括自己的过去。九年了，那匹刚进五岁的、宽胸细腰的黑马，真的成了夺标常胜的钢嘎·哈拉；而你呢？白音宝力格，你得到了什么呢？是事业的建树，还是人生的真谛？在喧嚣的气浪中拥挤；刻板枯燥的公文；无止无休的会议；数不清的人与人的摩擦；一步步逼人就范的关系门路。或者，在伯勒根草原的语言无法翻译的沙龙里，看看真正文明的生活？观察那些痛恨特权的人也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听那些准备移居加拿大或美国的朋友大谈民族的振兴？ 　　而索米娅如今又怎么样呢？远处那星乔点档的毡帐，哪一座才是她的家呢？ 　　“呃，羊群远啦，老弟，再见吧。”牧羊人打了个哈欠，扯开了马头。 　　“等等！大哥，”我拦住他。“请指给我，哪个是索米娅和她奶奶的蒙古包？要知道……” 　　他眯着眼睛想了一阵。“嘿----你说的是伯勒根的白发额吉呀！她家已经不在啦。” 　　“怎么？不在了?"我急了。 　　“唤，老人早死了，那姑娘嫁了人。”想了想，他又说：“嫁到白音乌拉----很远的地方去啦。” 　　说罢，牧羊人纵马朝背后的羊群驰去。 　　暮色已经降临。西方半个天空斜斜地布着暗蓝色的条云。正将沉没的残阳把那厚重的云层底部烧得蓝里透红，暮霭轻轻飘荡，和远方盆地里的晚炊融成一片，我骑着钢嘎·哈拉，向罩着蓝红色晚霞的西方走着。水一样清凉的风扑入心里，我周身发冷，我心情沉重而坚决、朝西走着，像古代骑手走向自己的末日一样。 　　在分开伯勒根河流域和外部草原的那条峥嵘的山谷里，我追上了快要逝尽的落霞。这儿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山沟。自古以来，畜群从不来这儿吃草，人家也不靠近这儿居住。如果细细察看的话，可以看见，那高得齐腰的幽深野草中有一簇簇白得晃眼的东西。那就是一代代长辞我们而去的牧人的白骨。他们降生在这草中，辛劳在这草中，从这草中寻求到了幸福和快乐，最后又把自己失去灵魂的躯体还给这片青草。我亲爱的银发额吉，同时给了我以母爱和老人之爱的奶奶，一定也天葬在这里。 　　她把我从小抚养成人。而我却在羽毛丰满时，就弃她远去，一去不返。我不知道在她死去的时候，她是否想到过我；我只明白，这件送葬老人的事情，本来应当是由我，由她唯一的男孩子来承当的……额吉，饶恕我。你不肖的孙子在为你祈祝安息。 　　夜幕四合。傍晚时已高悬半空的那弯镰月，此刻显得银光照人。我勒紧马肚带，整理了－下鞍鞯。在上马之前，我默默地单膝跪下，双手拔起一束野草，向这哺育过我的伯勒根草原告别，奶奶已盍然长逝，索米娅又远嫁异乡，我和这片育育草原之间维系的血脉断了。 　　我跨上马。突然，钢嘎·哈拉猛地竖起前蹄，在空中转了半周，然后用立着的两条后腿一蹬，嗖地冲了出去。正前方，是白音乌拉大山的依稀远影。 　　哦，白音乌拉，索米娅远嫁的地方！钢嘎·哈拉已经决定我们立刻去看她。我不能再做迟到的悔恨者。也许，我的沙哪正在生活的漩流中呼喊着我，等着我向她伸出救援的手…… 　　索米娅，我来了。黑骏马像箭一样笔直地朝着朦胧的白音乌拉大山飞驰。宁静的夜激动了…… 　　尽管我一本正经地给黑马驹命名为“钢嘎·哈拉”，而且弄得全牧业队的男女老幼都习惯了这样称呼它；但我倒并没有像索米娅那样常常哼着《黑骏马》，对我来说，那支歌子毕竟还是古怪了一些。那时被我喜爱的歌子是《阿洛淖尔》，一支简单明快的骏马赞歌。因为在《阿络淖尔》里，叙述了一匹神马从一岁开始，到两岁，到长成熟的种种奇迹和本事；一直到“在达赖喇嘛的赛会上，它七十三次跑第一”那样的总结。从黑马驹降临的那个可庆幸的春天开始，我差不多整整一年反复哼着“还是一岁驹哟，你就备上鞍。”等到第二年，它的大脑袋刚刚显得小了点，小沙狐般的短尾巴刚刚能甩上几甩，我就眼巴巴地盼它长大，盼它超过全公社的千万马群。那时，早晨在迷糊中被奶奶或索米娅推醒，我揉着发粘的眼皮，打着哈欠。直到端起奶茶碗，还没有清醒过来，只是觉得该说点儿什么。一张口，“二岁马哟……像飞箭！” 　　奶奶笑了。索米娅也格格地笑了。 　　第三个春天——奶奶从棚车深处找出一盘破碎的鞍子，央求附近的牧民修理。她说，这是索米娅的父亲留下的。自他死后，这个只有女人的家里就没有人用它。而现在该收拾齐整啦；钢嘎·哈拉已经成为三岁马，很快就要调教出来；白音宝力格也过了十五岁，是男子汉啦。 　　十五岁是儿童和青年的分界。对早熟的草原少年更是如此。那时，我正一心钻研畜牧业机械和兽医技术，索米娅则在给邻居家的羊群守夜。我早已不再傻乎乎地把半句《阿洛淖尔》哼个没完了，那时我寡言少语，喜欢思索。父亲来看我时已很少耍威风，因为我常常正在安静地读一本图文并茂的《怎样经营牧业》，或者是赤着上身在用镐头刨着圈里的羊粪砖——我的汗水淋淋的两臂肌肉发达，他看看就会明白：白音宝力格已经成人了。 　　那天天气晴朗，是春季里的一个好天。我束紧腰带，走到草地上，解下钢嘎·哈拉的马绊。昨天晚上我们商量过：如果天气好，就正式给马备上鞍，把它调教出来。 　　索米娅朝我跑来。可能因为天热的缘故吧，也可能是为了帮我调马，她脱去了臃肿的皮袍子，穿着一件奶奶穿旧的、显得很小很窄的旱獭皮薄袍。她气喘吁吁地跑来，阳光直射着她的脸。她抬起手臂擦着汗珠，紧束着的腰带立即勒出了她躯体的曲线。刹那间，我的心动了一下：呵……我说不出心里的滋味儿，只觉得跑来的好像不是那个和我耳鬓厮磨地一块儿生活了六七年的沙娜了。沙娜——那个为我熟悉的小索米娅是多么小、多么胖乎乎，眼睛眯得是多么可笑呵，而差几步就要跑到我面前的，却分明是一个颀长，健壮、曲线分明、在阳光下向我射出异彩的姑娘。 　　“巴帕，真的今天就骑么？嘿，真高兴！”她的大眼睛闪着喜悦的光，以前她也常为些小事兴高采烈的，但那时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奇怪的味道。我的心绪乱了，不知为什么生起气来。我暴躁地把皮马绊摔到地上，粗声吆喝她：“喂，收好马绊子！”接着我揪紧马鬃，跃上了马背。 　　钢嘎·哈拉挣咬着旋转起来。索米娅高喊着：“骑稳，巴帖！”她的声音也完全不像从前那样甜甜的；而是那么圆润，扰得人心神不安，我朝她吼道：“别乱嚷！”随即松松马缰，黑马立即发疯般又踢又跳起来。 　　晚春的三岁马没有多大劲儿。傍晚时，钢嘎·哈拉已经学会在马鞭子的拨弄下，忽左忽右地顺路小跑了，我下了马，把它绊好放开，让它去啃刚冒芽的绿草尖。 　　已经融得一片斑驳的残雪，在渐渐黯淡的天色里显得白亮亮的。露出去年枯草的土地，在薄暮中颜色很黑。凉风阵阵拂过，使山凹里的积雪、袅袅的炊烟和整个春牧场都涂上了一分纯净的青色。我和索米娅抱着鞍鞯鞭绊，吱吱地踩着含水很多的雪地朝家走去。索米娅快活得很，她总是一面说话，－面朝我转过身子，或者干脆侧着走，说着，哼着什么歌子。 　　“巴帕，你骑得真不错！我原来以为，恐怕钢嘎。哈拉会把你摔下来，喂，喂！你听着吗？”她像以前一样，扳着我的肩头，摇着我。 　　“嗯，喂——”我觉得自己在费劲地寻找话题。这是多么奇怪的、异样的感觉呐。“我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 　　“吃肉饼！”索米娅欢叫起来，“哈哈，我们吃肉饼！我去取肉！”她一阵风似地向前跑了。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惊奇她怎么会用这样啊娜的姿态在草地上奔跑…… 　　哦，成年的日子！当油然而生、连自己也无法理解的那异样的兴奋和萌动，突然间从心田里破士而出的时候，惶惑中的我们究竟能理解它的几分含义呢？我们根本没有理解，甚至不知道这就是青春的来临。我们只记得心中涌起的，那神圣的激动……我真切地感到，自己正在体验着一个纯净透明的世界和一个可怕的、令人羞耻和心跳的世界的啮咬和更替。我在初次爱上了生活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我们再不会在冬夜里一块儿钻进老奶奶的皮被，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下地瞎闹；再不会在开着蓝花的青草地上滚成一团，争抢一个染红的羊拐骨；再不会一块几骑在腱牛的背上，后一个扶着前一个的肩，沿着一条被成行的牛群踏出的婉蜒小道，去水井拉水啦……索米娅穿的那旧饱子太窄了，腰带也束得太紧了。她在明媚的阳光里朝我跑来的时候，突然蜕去了过去的躯壳。她以完全陌生的东西敲击了一下我的心扉，并在一瞬间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启蒙。哦，男子汉！我从那么小就盼着长成个男子汉。可是男子汉原来完全不仅仅是拥有一匹骏马。我根本没有料到，也没有理解这一切，我太年轻了。 　　在我独自咀嚼着这模糊的感受的时候，索米娅似乎也同时悟到什么。第二天，我看见她一个人套上牛车去拉水。她没有骑牛，而是像女人们那样，斜斜地坐在车辕一侧。她没有喊我，我也明白：不该再去插手女人们的家务活儿了，我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在低洼不平的盐碱地里，然后提着十字镐和斧头走出去。那天，我把家里的木轮车一一修好，并且刨了整整半圈羊粪砖。 　　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没有人宣布过它的开始。不觉间，奶奶不太去张罗门口和停列成一排的勒勒车那儿的活计了，她更多的是撑起身子，在昏暗的包内发表着她对里里外外各种事情的看法。在阳光强烈的夏天，她喜欢蹒跚地迈出包门，舒眼地晒着太阳，捉捉虱子。过路的牧人向她致意：“好舒服呀！额吉！”她乐呵呵地说：“当然。两个孩子都大了嘛！没有我干的活儿罗。”我已经成了见习兽医，每天跟着老兽医四处转悠，去对付一些难产的骒马和不要犊的乳牛。没事的时候，我喜欢读书，尤其爱读那本《怎样经营牧业》。那本书是有模范牧民参与讨论、由专家分门别类写成的。我不仅从那里面读到了知识，也从那里窥见了为我不知的、新鲜而博大的世界。当我吃力地读完一段时，就伸手去摸茶碗。“等一下，巴帕。”一个低柔的、姑娘的声音传来，索米娅在给我斟着茶。我看见她低垂着的、微ⅱ闪动的黑睫毛和红润的一侧脸颊。我念不下去了。于是推门出来，牵过钢嘎·哈拉。它已经是新四岁的马了。我喊着：“喂！拿剪刀来！”索米娅跑出来，递给我剪刀。我给黑马修整着打齐的鬃，时而瞟索米娅一眼，那时，她会对我微ⅱ地一笑。 　　这样，到了我们十六岁的那个秋天。 　　一天，我们把一秋天拾来晒干的白蘑菇运到公社供销社去卖。索米娅和奶奶赶着装满蘑菇的棚车，我骑着钢嘎·哈拉相随。 　　在公社耽搁了好久——父亲要招待奶奶和我们吃饭。等我们返回伯勒根河湾的时候，天色已晚。索米娅拾来一些早枯的芦叶和干马粪；我在河畔的硝士岸上架起一口小锅。我们打算架起簧火，用河水煮一锅茶，吃些东西再赶路。 　　硝土岸旁长着细嫩多盐的碱草。芨芨草丛粗硬的根茎旁，也还有一些没有变白的绿叶。健牛和钢嘎·哈拉贪婪地嚼着。几乎一步不移，任阵阵浮动的炊烟漫过它们黝黑的身体。我们祖孙三人围坐在簧火旁，随意闲谈着。河湾青朦朦的，通红的火焰里溅着桔橙色的火星，烤着我们的胸怀。流水跳跃着磷光，平坦无声地滑过，我们注视着恬静的家乡，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感觉。 　　“就是这儿。孩子们，”奶奶啜着茶，用浑浊的眼光注视着河湾。“这儿就是出嫁姑娘告别亲人的地方。唉，这一辈子，我看见多少姑娘，唉，就像你一样的年轻姑娘，索米娅。——跨过这条小河，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呀。我也一样，自从跨过这条河，来到这儿，已经整整五十多年罗……老人们唱过这样的歌：‘伯勒根，伯勒根，姑娘涉过河水，不见故乡亲人’……” 　　我们收拾了锅碗，熄灭了簧火，准备继续赶路时，奶奶突然扯住我们俩。她急急地、紧张地说：“索米娅！唉，如果你也跨过这条河，给了那遥远的地方，我，我会愁死的！我看，我看，你们俩就在咱们自己的家里成亲吧！你们结成夫妻！这样，我一个宝贝也不会丢掉……” 　　我们俩同时从奶奶怀里挣脱出来。我跳上马，连抽几鞭。在呼啸的风声中，黑马一蹦子冲上了山岗。等我勒住马时，身后响起了歌声。我扯转马头，远远看见那银发的老奶奶正精神抖擞地边走边唱，她一手牵着牛车，一手牵着姑娘。她步履坚定，银发在夜风中一飘一飘。她准是看见了一种最实在，最鼓舞她的美景，才滋生了如此蓬勃的精神。 　　当天夜里，奶奶执拗地躲到蒙古包西侧去睡；炉灶正北的、属于男女主人的那块白垫毡空出来了…… 　　 　　三 　　走过了一口——叫做“哈莱”的井呵 　　那井台上没有——水桶和水槽 　　钢嘎·哈拉顺着黑黝黝的峡谷奔驰着。我紧闭着双眼，伏在马鬃上。河湾、芦苇，整个伯勒根草原，包括那肃穆的天葬沟，对我都已不堪回首。我知道，此刻也许奶奶正在哪丛茅草旁，责备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奶奶，忘掉我吧……我催马更快地跑着，奶奶，忘掉昔日的白音宝力格吧！是他粉碎了你人生留年的最后一个梦想，因为索米娅最终还是跨过了那道河水，给了陌生的异乡，我纵马跑着。夜，延伸着它黑色的温暖怀抱。默默地、同情地跟随着我，仿佛它洞悉我无法倾诉的委屈，当然，只有它，只有这孕育光辉黎明的夜草原才知晓一切。它知退在自己深邃怀抱里往事的细节，知道我——愚蠢而粗野的白音宝力格也曾有过真正温柔和善良的一瞬…… 　　我和索米娅并没有占用炉灶北侧那块最大的白垫毡。奶奶好心的饶舌。反而使我们真的疏远了。我在一心迷入书本和兽医知识以后，已经开始不善言笑和有点儿不像草地上长大的年轻人。索米娅在给羊群下夜时，常常在门口的棚车里过夜，我们彼此间已经短少话语，但我们又都在相互猜测。好像，我们都愿意长久地、这样日复一日地过下去，并悄悄地保护住一株珍奇的、无形的嫩芽。只有在我们一块商议一些生活琐事时，比如准备给谁缝一件袍子啦，把在公社忙昏了头的父亲接来吃顿羊肉啦——我才发现，索米娅总是非常兴奋。她热心于每一件日常的小小的高兴事，甚至吃一次从公社买来的“酱”，她也那么兴致十足。我清楚地感到：她的身上已经燃起了一般的人的希望之火。一个像明媚春光一样的幸福未来，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闯进我们的破毡包来了。 　　就在那时，父亲奉命调动工作。在他出发赴邻旗的一个边远公社前，曾来和我们告别。我蹲在外面宰羊时，听到奶奶在和他叽叽咕咕他说些什么。后来听见父亲的声音：“他们还太年轻，刚十六岁多一点……不过，额吉，一切就按你的主意吧。白音宝力格首先是你的孩子啊……咦，有酒吗？应该喝点……我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哪！” 　　他临走时，猛地把我搂住了。他浑身的骨节嘎巴嘎巴地响。我很不好意思，可是又推不开他。他喉音浓重地嘟囔着说： 　　“白音宝力格！我真高兴，你母亲若是活着，唉－--算了！我说，你真是个好小子！” 　　过了些日子，公社兽医站发给我一个通知：旗里准备开办一个牧技训练班，为牧业生产队培养畜牧兽医骨干，为期半年。 　　几年来，我一直对真正的专业学习向往不已。因为我觉得。如果继续跟着老兽医学下去，很可能会堕入旁门左道。想想看，把拖拉机排气管插进乳牛肛门吹气，医治那些不要犊的乳牛啦；用狗奶灌骒马，打下马肚子里的死胎啦，等等。这套办法虽然经常确是卓有成效，可是难道能用理论来阐明吗？也许，这个训练班将带我走进真正的牧业科学，我决定不放过这对一个牧民孩子来说是得之不易的机会。 　　我当然想到了索米娅。或者说正是因为她的缘故，我才有了这个抉择。等我半年后回来时，钢嘎·哈拉将是五岁马，真正的大马，我呢，也将满了十八岁。十八岁，成人的、使草原刮目相待的年龄，独立的男人和成家立业的年龄，十八岁的我将带着魁梧的身量和铁块一样的肌肉，还有一身本领回到草原。当然，十八岁的索米娅也会更勤劳、更能干、更善良和更美丽。那时我将以坚毅的神情和成熟的大人气，向她建议我们的生活。我和她将有一个使整个草原羡慕不已的家，在幸福中照顾好我们亲爱的奶奶，让她享受一个充满安慰的晚年。呵，我深深地被自己的计划迷醉了。我渴望走向这样的未来，渴望着那跨着黑缎子般漂亮的黑骏马重归草原的日子。生活已经朝我敞开了大门，那全部的劳动、温暖、充实和休憩正强烈地召唤着我的心。 　　我喊来索米娅，递给她那张通知书：“喂，我准备去旗里参加学习，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她赶快去找马褡子，我也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切都留到将来再说吧。第二天，有一辆卡车来我们生产队拉秋毛，我同司机说好，搭他的车去旗里报到。那司机是个直爽的汉族小伙子，他说，驾驶室里已经有两个人先我一步占了座位，不过，他可以在装羊毛时，用羊毛捆在车顶给我搭一个没有顶的房子。“保险像坐飞机一样舒服。”他说。 　　我们伯勒根草原离旗所在地很远。为了当天赶到，司机嘱咐我：夜里——也就是凌晨三点钟就要开车。 　　家里商量，决定由索米娅送我到旗里，帮助我安顿下来，顺便买点儿东西，再乘这辆车返回。 　　夜里，我俩攀着粗硬的绳索，爬上了装得比一座蒙古包还高的羊毛垛上。顶上，有一个用长方形的毛捆拦成的凹字形，这就是司机讲的房子啦。 　　汽车轮碾着草地上光滑的海勒格纳草，发出了均匀的密密切切的哔剥声。黑黑的天穹上星光稀疏；上半夜悬在中天的弦月潜进了辨不出形状的一抹暗云。夜，深远而浩莽。卡车偶尔驶上一道山梁时，苍茫的视野中一下子闪出一些桔黄色的光点，那是些帐篷里未熄抑或是早燃的灯火。而车子冲下黑暗的山谷时，神秘跳跃的火光熄灭了，只有座座朦胧的山影四下围合，并迎面向我们送来阵阵袭人的秋寒。 　　“喏，冷么？”我裹紧身上的薄皮袍，问她。 　　“冷。嗯，风太大…　”她牙齿在打战。 　　我想了想，解开腰带，把宽大的袍子平摊开来，盖住我们两人的膝盖和前胸。靠着高高的羊毛捆，后背并不冷。只是冰冷的寒风马上从没盖严的肩头钻进来，我扯住袍角。 　　“不行，还是穿上吧。你会冻病的。”索米娅转过身来对我说。 　　“不。” 　　“你冻病了，奶奶会骂我。她会——” 　　“住嘴。”我顺嘴训她一句。 　　“喂！白音宝力格，挤过来些，你太冷啦！” 　　“我才不怕！”我故意坐得更高些，眺望着黯淡星光下起伏不定的原野。我们的卡车隆隆地吼着前进，路旁惊醒的黄羊从梦里跳了起来，痴呆地盯着我们这庞然大物。当车厢掠过它们伫立不动的侧影时，我觉得这些黄羊简直就像草坡上嶙峋的黑色岩石。伯勒根河上游的很多溪水在这儿汩汩地、昼夜不息地汇集着，流淌着，好像在引导着我们的车子奔向天明，我遐想着，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激情。不是吗？像这些不辞劳苦的溪流一样，我也正在穿过荒僻空旷的漠野，把过去了的幼稚生活长留身后。就在这个宁静的草原之夜，故乡的姑娘正送我走上旅程。我当然不会感到什么冷的，傻丫头。脱下皮袍子又算什么？你知道我将来会怎样保护你和关怀你么…　索米娅正在我身旁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像只小羊一样躲在我搭在她身上的皮袍下面。在星光下，我看见她的大眼睛在一眨一眨地注视着黑暗，注视着这博大的夜草原。我的心里一下子涨起了一股强烈的、怜爱的潮水，一股要保卫这纯洁姑娘不受欺负和痛苦的决心。我猛然翻身掀起皮袍，把整个袍子都裹到她的身上，我不理睬她吃惊的叫唤和阻挠，起劲地把袍子塞紧在她的肩下、腰下和腿下。虽然寒风立即吹透了我里面穿的绒衣，呛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却感到那么痛快，不，是满足或者自豪。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英勇的自豪感。 　　“不－！”索米娅挣扎着跳了起来。“巴帕－-白音宝力格…　你疯啦？你会冻死的！”她吃惊地喊着，双手举着皮袍扑向我。 　　这时，汽车忽地一斜，冲进了一条浅浅的小溪，满载的羊毛捆沉重地晃了一下。我坐不稳，一下子倒在“房子”的侧墙上。索米娅叫了一声，重重地栽在我的怀里，她冰凉的脸颊一下碰到了我的脖颈。我胸中轰然掀起了雄壮的波涛，心儿像一面骤然响起的战鼓，我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胡乱地抚摸着、亲吻着她，我把她搂得那么紧，以至她低档地呻吟起来。我激动得语无伦次，只顾一个劲儿地嘟囔着：“索米娅，沙娜．沙娜…　” 　　索米娅使劲贴紧我，把头死死地扎在我的怀里，不肯抬起来。等到我贴身的衣服热乎乎的湿了一小片时，我才发现，她哭了。 　　这时汽车正在一条开阔的、流水纵横的戈壁里行驶。马达轰鸣着，高高的羊毛捆一摇一晃，我摇晃着索米娅的身子，伸手捧起她的腮，我着急地朝她喊着：“索米娅！你这傻瓜别哭！听我说，我早想好啦，等我明年回来，就——结婚！听见吗？半年，结婚！”。 　　索米娅啜泣着，用力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们紧紧抱着，用青春的热和更暖人心怀的美好憧憬，驱走了拂晓前秋夜的寒冷，卡车愈开愈快，宛如一匹高大的、黝黑的巨马。茫＃的草地，条条的山梁，都呼啸着从两侧疾疾退去。哦，世界多辽阔！未来多美好！我禁不住小声地哼起歌来，但是索米娅止住了我。她伸出手捂住我的嘴，然后轻柔地摸着我的脸。最后，她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把它弄乱。又抚平。她久久地、一言不发地亲吻着我，吻得那么潮湿、温暖，又使人心酸。黑暗中，她那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凝望着我。眸子深处那么晶莹。我胸中的涛声和鼓点又激越起来，带着幸福的晕眩，莫名的烦乱，和守护神般的、男人式的责任感，我又把皮袍子给索米娅裹紧，然后紧握住她的小手。车轮溅起溪流的水花，飞扬的水珠高高四散，像是碰上了我们灼热的脸。头顶上方可能浮盖着一层厚厚的云，我们看不见它，但可以相信：是它遮住了天上的乔里玛星和那片残月。我们拥抱着，默地把手握在一起，让手心热得冒汗，东方的天空已经褪去那种夜的清冷。它虽然仍是一片墨蓝，轻缀其中的几簇残星虽然也依旧熠熠闪亮，但是那缀着星星的黑幕后面。已经苏醒般地升起、并悄然朝这儿飘来了一支壮美音乐的最初和声。它听不见，也许很本没有音响，但它确实已经出现并愈来愈近。它使莽莽的长夜失去了均匀的平静。也许它就是爱情吧，它汹涌而来，把不安宁的、富有活力的情绪注入这已经黑暗了太久的夜草原。 　　索米娅用鬓发触着我的面颊。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说道：“你真好！巴帕…　” 　　就在这一瞬间，我们大卡车轰鸣着冲上了青格尔敖包一线最高的山口。朝向我的索米娅的脸庞在那一瞬突然变成通红通红的、妩媚的颜色。我吃惊地转向东方一看—— 　　啊，日出…　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那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了出来。从我们头顶上方一直伸延东去的那块遮满长空的蓝黑色云层，在那儿被火红的朝阳烧熔了边缘。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火，正在坦荡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断了草原漫长的夜。 　　呵，话语已不能形容。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好、最壮丽的一次黎明。 　　我们已经不觉站立起来，在那强劲而热情地喷薄而来的束束霞光中望着东方。索米娅惊讶万分地睁大眼睛，注视着那天际烧沸的红云，她的脸上久久凝着感动的神情，金红的朝霞辉映着她黑亮的眸子，在那儿变成了一星喜悦的火花。我忍着心跳，屏住了呼吸，牢牢地抓着她的手。那半轮红日转动着，轻跳着，终于整个挣出了大地，跃进了人间。索米娅忽然抱住了我，我也把她紧贴在胸前。我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千载难逢的美景，心里由衷地感激着太阳和大地，感激着我们的草原母亲，感激着她们对我们的祝福。 　　…　哦，黎明，朝霞染红的黎明！你带给我们多么醉人的开始啊！ 　　直至如今，我仍然认为，即使我失去了这美好的一切；即使我只能在忐忑不安中跋涉草原，去找寻找往昔的姑娘，而且明知她已不复属我；即使我知道自己无非是在倔强地决心找到她，而找到她也只能重温那可怕的痛苦——我仍然认为，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毕竟那样地生活过。因为生活毕竟给过我一个那样难忘的开始。我将永远回忆那绚美难再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太阳。我觉得那天的太阳也曾显示过最纯洁、最优美的人间的感情。哪怕我现在正踏在古歌《黑骏马》周而复始、低徊无尽的悲怆节拍上，细细咀嚼并吞咽着我该受的和强加于我的罪过与痛苦，我还是觉得：能做个内心丰富的人，明晓爱憎因由的人，毕竟还是人生之幸。 　　 　　四 　　路过了两家——当作““艾勒”的帐篷 　　那人家里没有——我思念的妹妹 　　钢嘎·哈拉确实是匹好马。尽管它年纪稍嫌老了些，可是跑起来又快又稳。我骑着它，上坡走，下坡跑，一夜一天赶了二百多里路。道路左侧，已经看见白音乌拉大山巍峨的侧影在渐渐移近。 　　傍晚时分，在这片白音乌拉的草滩上，我信马走着，打量着每一个远远的女人的身影，直到天黑透了，我才下了决心，在一个破烂灰黑的小毡包前下了马。 　　我推开门，朝昏暗的包内问着好。好久才辩清毡子上端坐着两个默默吸烟的老头。简单的交谈中，我打量着这个包，没有女人。从简陋而条条有理的家什用具来看，我明白，这一定是两个过去的喇嘛。这种人家正是我最满意的宿处。 　　一个老头取出一块案板，从案板背的横木里抽出莱刀，慢腾腾地切了些肉，然后在那块尺来方的案板上做着面条，等他终于把面条下了锅，把案板翻过盖在锅上之后，我谨慎地向他们询问索米娅的消息。煮面条的老头说： 　　“知道啦，你问的是大车老板达瓦仓的老婆。不过，唔……他们不在草地上住，好像住在公社那边？是么？”他问另一个老汉。 　　那老汉又装上一袋烟，点燃。他久久地咂着假玉石的烟嘴，好久才懒懒他说： 　　“嗯。达瓦仓住在诺盖淖尔。前两天，我还见到过他老婆。”说罢，他伸出腿，仔细地在靴底上磕着烟袋锅里的灰，我没有再问下去。他打了个哈欠，开始收拾枕头皮被，然后躺下了。 　　油灯熄了。我裹紧毯子，枕着手臂，望着天窗外面的夜空。 　　这已经是白音乌拉草原的夜。 　　索米娅真的在这片夜空之下么？ 　　那次的牧业技术训练班延长了两个月。等我回到伯勒根草原时，已经是五月初，草皮泛青的季节了。 　　我学得很好，在小畜改良和兽医这两门课程上，我都得到教师的赞扬。结业式上，我得到了一张奖状和一套奖品——一个装满兽医用的器械的皮药箱。 　　旗畜牧局李局长说。内蒙古农牧学院畜牧系和兽医系今年都在我们这里招收新生，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如果我愿意的话，旗畜牧局愿意推荐我去其中任何一个系去上学深造。我看了那份表格。又还给了李局长，我说。这实在太诱人啦，但是我不愿离开草原。李局长劝我再考虑考虑。他说：“你应当懂得什么叫机会。并不是每一个草原青年都能遇上它的。”而我却在第二天一早，就跨上－匹借来的马，朝伯勒根河湾飞驰而去。 　　走近家门口时，远远看见奶奶和索米娅都站在门口。风儿正掀得她们的袍角上下翻飞。 　　呵，这才是千金难买的机会！和心爱的姑娘一起，劳动、生活，迎接一个个红霞燃烧的早晨，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前景是怎佯地吸引着我啊！ 　　奶奶依然饶舌地问这问那，索米娅给我搬出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整理着带回来的一大包书籍，心里很快活。我把这些书齐齐地码在箱盖上，觉得我们的家已经焕然一新。一切都要开始啦，我们郑重地、仔细地商量了我和索米娅结婚的事。我们想等到秋天，等到忙完了接羔、剪毛和畜群检疫以后，而且那时父亲也许能有空闲。奶奶准备在夏天给他烧一大桶奶子酒，让他来这儿尽情地喝个痛快。 　　有了书，我当然更喜欢读书了。我还是习惯地在读完一页以后，就伸手去端茶碗。索米娅还是在那时立刻把热腾腾，香喷喷的奶茶斟进我手中的碗里。 　　那时，我照旧望她一眼，有时会遇见她出神的、直直地望着我的目光。但是，她的目光和神情非常古怪，甚至可以说是黯然神伤。她小心地、迟疑地盯着我，那眼光不仅使我感到陌生，而且似乎含着敌意的警惕。那是一种女人的眼神。 　　我奇怪了。难道新娘对她的未婚夫是这么疑心重重么？我说：“索米娅。你怎么啦？呶，过来。”而她却慌忙连连摇头，急匆匆地推门出去。没系腰带的宽大袍子绊着她的脚。 　　回家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出诊去一户牧人家医治几头跛腿的山羊，等我干完后。主人搬出一个塑料桶来，请我喝酒。这时又来了一群闲逛的牧民，于是，大家便围着炉火喝起来。 　　喝一阵，唱一会儿，大家都醉了，我的兴致很好，歌子唱得也特别响亮。这时，黄头发的希拉醉醺醺地扳过我的肩，问道： 　　“白音宝力格，你……可真高兴呀，把，把高兴事说给我们……听听嘛！” 　　“是这样，希拉兄弟。”我兴奋地对他倾吐心曲，“我不久就要……就要和索米娅结婚啦！我不去农牧学院！不去！我要永远和……和索米娅……和额吉，嗯……永远！”我的舌头僵硬可是心里却满是甜蜜。 　　“索米娅么？嘎，嘎、嘎，”希拉怪声怪气地哑笑起来。他端起半碗烈酒，咕咚咚地灌下肚，又凑向我，“那可真是……真是头漂亮的小乳牛哇……嘿嘿，那奶－－那奶，甜哟---－”他开心得前仰后合，最后竟哼唱起来。 　　昏暗中，有人厉声喝斥池：“住嘴！希拉！”“你胡说些什么！”“住嘴，你喝醉了！” 　　“我胡说？”希拉突然蹦起来，呼呼地喷着浓烈的酒气，血红的眼珠也斜着，恶狠狠地扫视着屋里的人。最后，他盯住了我，盯了好久。接着，他无耻地笑起来：“反正白音宝力格最明白！对吧？你那漂亮的……小乳牛快下犊了吧？对！黄牛犊……嘎父父……对吧，兄弟？” 　　我气疯了。我暴跳起来，甩开揪扯着我的牧人，狠狠地抬起靴子，一脚把这个黄毛踢翻在毡子上，随即冲出了包门。 　　当我气急败坏地扯过钢嘎·哈拉的缰绳，踏住马镫时，包里传出那卑劣的黄毛恶毒的、发狂般的怪吼声：“滚回去吧！摸摸你那头小乳牛……我希拉把她连牛犊子都送给你啦！“ 　　我狠狠地鞭打着马，黑马的四蹄在石头上重重地击出一串串火星。这黄毛鬼的恶毒诅咒气昏了我。自从我生长在这片草原，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肮脏的话！我后悔没有揍那张污秽的嘴，或者用头号粗针头给他扎上一针冬眠灵----他居然如此放肆地侮辱和中伤我的爱情，还有我亲爱的索米娅！ 　　黑马在门口猛地停住，我翻身下马，一下子撞开了家门。同时，我听见一声尖厉的惊叫，。 　　索米娅正在换衣服。她还来不及扣上袍子的前襟。我的眼睛被牢牢地吸住了——在她敞开的长袍里面，我看见一个高高凸起的肚子。 　　我呆住了，手扶着门框一动不动，只顾直直地盯住她那怀孕至少五六个月的。隆起的肚子。刹那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了黄毛希拉那些毒言恶语的含义，也明白了几天来索米娅古怪的神情和敌意的目光。 　　奶明在一旁呼呼熟睡着。索米娅惶惑地、害怕地望着我，慢慢朝角落退去。她扣着袍子上的纽扣，可是总扣不上。我看见她睁圆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酒精和狂怒已经攫住了我，但一种莫名的难过又一下涌来，使我痛苦而悲伤。我一步步地朝她走去，她一步步地退着。我绝望地问： 　　“真的吗……是黄毛鬼希拉吗？”我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它简直像是哭。 　　索米娅紧紧靠着毡墙，颤抖着。她一言不发地死盯着我，脸上已是泪水纵横。 　　我的眼前黑了……哦，黄头发希拉是一个真正的恶棍，他耍弄过的牧民妇女究竟有多少，没有谁数得清。草原上已经有不少孩子长着一头丑陋的黄发。用呆滞阴沉的眼睛看人，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指着那些孩子说：“哼，都是黄毛希拉的种子！” 　　我勃然大怒了，可怕的痉挛阵阵袭来，我觉得眼前直冒金星。我猛扑过去，抓住索米娅的衣领，拚命地摇撼着她，要她开口。可她却倔强地愈发沉默。我发狂地吼叫起来，更用力地摇着她：“你说！你说呀！为什么……说……你说！那个黄毛恶鬼！”。 　　“松开—索米娅忽然锐声地尖叫起来，“孩子！我的孩子！你—松开！松开—她哭叫着，在我死命钳住她的手里挣扎着。突然，她一低头，狠狠地在我僵硬的手上咬了一口！ 　　我痛得倒抽了一口凉气，手瘫软地松开了。索米娅愣怔了一下，一下子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她撞开我，披头散发地奔到外面去了。 　　我揩去手上的血，伤口处立即又渗出新的一层血珠。我颓然坐下，猛地看见白发蓬松的奶奶正在一旁神色冷峻地注视着我。原来她早就坐在一旁，我想喊她一声“奶奶”，但是喊不出来。她那样隔膜地看着我，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我突然想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的亲生骨肉。 　　奶奶慢条斯理地开口了。她讲了很多，但我没有听进去，也不愿听进去。那无非是古老草原上比比皆是的一些过程，是我们久已耳闻并决心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它的丑恶。这些丑恶的东西就像黑夜追逐着太阳一样，到处追逐着、玷污着、甚至扼杀着过于脆弱的美好的东西。所以，索米娅也无法逃避在打水路上遇见黄毛希拉时的那种厄运。“唉，自从你去学习以后，那个希拉闹腾得叫我们一秋天都不得安宁，”奶奶感慨他说，“这狗乐西。”听她的口气，显然也没有觉得事情有多严重。 　　我沉默了。包里一片寂静。奶奶低下头数着她的那串念珠。门外，在远处传来的声声狗吠中，隐约能听见索米娅在棚车里的啜泣。 　　我打开箱子，摸出一柄父亲送我的蒙古刀。我悲愤地用力拔出刀子，雪亮的刀光在灯下一闪。奶奶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我。 　　“白音宝力格，怎么，”她用充满了奇怪的口吻说，“怎么，孩子，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么？” 　　我生气了。我怨恨地、愤愤地朝她问道： 　　“怎么？难道那样的坏蛋还配活到明天？” 　　她不以为然地摇头，然后开始搔着那一头白发，她嘟囔地说：“不，孩子。佛爷和牧人们都会反对你。希拉那狗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她朝我伸过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来，“给我，好孩子。让我收起你那吓人的玩艺儿来吧……有什么呢？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 　　我气得浑身哆嗦。但我更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手里的匕首沉重地落在地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痛苦地、感慨地凝视着这一头银发的老人。我推门走到包外，皎好的银月正静挂中天。我倚门站着，久久注视着这一望迷茫的广袤草原。 　　钢嘎·哈拉嘶鸣起来。我看见它正披鞍挂镫，精神抖擞地跺着脚，像是等待着我。不，已经用不着我们去复仇啦，我的朋友。我走近它，开始松开它的肚带，那肚带勒得很紧，我解着它，流血的手背一阵疼痛。我感到身心交瘁，就把脸埋在骏马的鬃毛里，马儿不安地打着响鼻，用前蹄刨着草地。 　　……也许是因为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吧，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尽管我爱它爱得是那样一往情深。我在黑暗中搂着钢嘎·哈拉的脖颈，忍受着内心的可怕的煎熬。不管我怎样拼命地阻止自己，不管我怎样用滚滚的往事之河淹灭那一点诱惑的火星，但一种新鲜的渴望已经在痛苦中诞生了。这种渴望在召唤我、驱使我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 　　但我决不能没有索米娅！我回忆着远自童年就开始了的那漫长的十几年生活。昔日的生活是那样亲切，就像春季化雪时节在山谷里浸过草根，汩汩淌着的溪流。那溪水清澄又甘甜，浸泡着我心田的一寸一分。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些两小无猜、无忧无虑的日子；又看到索米娅美丽眸子里的明亮火花，和那熊熊燃烧的、使一切自然界和人间的美都相形见绌的绚丽红霞。我走到棚车前面，轻声地呼唤着索米娅。我盼望她能再用湿润的嘴唇吻着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我等着她把满腹的委屈和痛苦向我诉说。我最终是会原谅她的，而且我坚信会有办法让恶魔希拉一直到死都不得安生。 　　索米娅已经不再哭了，但她不回答我的呼唤。我又在棚车旁站了许久，才回到包里。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两天过去了。索米娅已经恢复了平静。我一直在等着她来向我倾诉。每当我饮马回来，出诊回来，或者在夜里走到棚车附近时，我总以为，她会立即出现在我眼前并扑向我。 　　但是没有，两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天早晨，我去伯勒根河湾里赶牛，在一块被芦苇隔开的浅滩草地上，遇上了我的仇人：黄毛希拉。 　　他骑着一匹棕白相间的小花马，歪戴着一顶软软的鸭舌帽。他见了我，有些手足无措，似乎想搭讪着和我讲些话。可是他的嘴角刚一动，我就看见了那个恶毒下流的笑容。 　　我的怒火燃烧起来了。痉挛的手几乎握不住缰绳。突然间，钢嘎·哈拉嘶叫着跳了起来，朝着他冲上去。我也用力挥起马鞭，狠狠地朝地那丑恶的嘴脸抽过去。鸭舌帽打飞了，我看见那个焦黄的头倒栽向河滩的盐碱地，我下了马，朝他走去。希拉凶狠地瞪着我，突然一跃而起，朝我扑来。 　　我和他扭打了好久，踏倒了一大片芦苇。我的小腹被他踢得疼痛难忍，但他最终还是被我一拳打翻在蓝色的河水里，浪花溅得很高很远。 　　我浑身打着战，忍着小腹的剧疼，跨上黑马，馒慢走回家来。 　　在门外，我听见包里索米娅正在和奶奶说话，我捂着腹部，艰难地一步步捱到门口。我听见索米娅的声音：“奶奶，这布多好看啊。”我的脚步太轻了，她们都没有听见。我口渴得要命，恶心得想呕吐。我想喊索米娅来扶我一下，可是喊不出声来。我费劲地拉开门，索米娅的声音停住了。我看见她正慌忙藏起一双红花绒布缝的婴儿鞋子。她警惕地望着我，把那双为腹中婴儿准备的小鞋子藏在背后，一声不响。 　　一阵从未体验过的绝望和伤心笼罩了我，我觉得一股酸酸的东西堵住了喉头。我转过脸，把一口粘稠的血吐在外面的草地上----像她们一样，我也没有让她们看见。我无力地倚着门框，缓缓地滑坐在门槛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索米娅。而紊米哑却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突然不顾一切地朝门口冲来。我抬起一只手臂，轻轻地说：“别到棚车那儿去了…索米娅，这里是你的家啊。” 　　一句话不知怎样滑了出来。后来，我曾经长久地感到奇怪：自己从哪儿找到了这样的一句活。我说： 　　“你不要走--是该我走了……索米娅，奶奶，我要走了。” 　　 　　五 　　向一个放羊的人打听音讯 　　他说，听说她运羊粪去了 　　诺盖淖尔是个深幽幽的小湖，由于白音乌拉山侧面的陡壁斜斜插入湖水，所以从南面看去，这小湖很像融雪蓄成的那种山中湖，而和一般锡林郭勒草原上常见的那种洼地和泉眼生成的浅湖大有不同。由于深，所以湖水并不浑浊。清晨，在牧畜前来饮水之前，它平静地、蓝晶晶地在山谷里闪着光，大概就是为着这难得的水源吧，白音乌拉公社的许多单位都移建于此：乳粉厂、皮革作坊、食品公司收购站，还有小学，当我驱马走近这里时，甚至有一种觉得是离开了牧区的陌生感。这儿甚至还有啄食的母鸡和鸭子。索米娅难道会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么？ 　　我找到了赶马车人达瓦仓的小泥屋。 　　这是一座傍着湖岸修成的、只有三面墙的那种低矮的地窝子式土坯屋。木门旁有一个烧得焦黑的泥炉灶，旁边停放着一辆双辕高高翘起的马车。车上已满载着货物，马轭马套散乱一地。绳子上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还发现尘土里埋着一个廉价的橡皮动物玩具。 　　我犹豫着，迟迟没有下马。索米娅就在这土屋里面，我是敲门呢，还是喊一声？哦，所谓人生的重逢就要在我眼前出现啦……我的心跳了起来。不远的湖面上，灰蒙蒙的水均匀地一摇一荡，让人如刻如镂地感受着这难熬的时间。 　　我咬咬牙，把钢嘎·哈拉拴在马车跨杠上，然后踩着门前的羊骨头、牛粪块朝门走去。我俯身拾起一件踩在土里的格子布小衣服，然后用力推开了门。 　　屋里，充斥视野的是一条大炕。坑沿上的镶木少了一半，露出磨得圆滑的草泥坯。在炕上的皮被、大氅、山羊皮、蒙古式袍子和汉式棉袄中间，我数出三个酣睡着的小孩。他们七横八竖地挤作一团，污垢厚厚的光脚丫乱蹬着那些衣被——没有大人。西墙上还有一个小门，我推开那小门，一眼看见一个蛛网尘封的黝黑的蒙古包木格天窗。旁边堆着折叠的哈那墙，俄尼棍，还有一扇紫红色的小木门。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祖孙三人，不，还有黑马驹曾一块儿生活其中的那个家…… 　　我凝视着这个被拆散了的蒙古包。是的，索米娅真的在这儿。她真的嫁到了这个离我们伯勒根河湾那样遥远的地方。她已经像藏起这架毡包般地藏起了过去，在外面那间临湖的肮脏泥屋里，迎送着沉重的、而又是大家都在过着的生活。 　　“哟！你找谁？”一个女人的清脆声音在我脑后响起。我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 　　我转过身来。一个穿着西式女上衣，梳着齐耳短发的女人正温和地打量着我——不是她。我吁了口气，用汉语回答说： 　　“我找索米娅……噢，就是达瓦仓的……老婆，她是我的妹妹，我从伯勒根草原来。” 　　“啊，白音宝力格同志！”她惊喜地大叫起来，“我知道你！你不是念大学去了吗？” 　　“唔，是的。大学——已经毕业了。”我说，心里忐忑不安。她知道我？知道我多少呢？ 　　“上的哪个学校？内大？师院？什么专业？唉，索米娅姐姐总说不清！”她兴致勃勃地问。 　　“农牧学院，”我回答说，“您是…　” 　　她笑了，扶扶眼镜：“哈,我姓林，是这儿的学校老师。内蒙师院毕业的一——真难得啊，我第一次在这儿碰上个大学生，而且是我的小其其格的亲戚！” 　　“其其格？”我赶快追问了一句。 　　“怎么，你忘啦？索米娅姐姐的大女儿嘛！已经上二年级啦！一直是我的学生！”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切的，连同那个万恶的淫棍。哦，在向奶奶天葬的山沟告别的时候，我没有想起来该去见见那个黄毛希拉。我们的帐还没有结清…　其其格，其其格，我默哪念着这个名字。不幸的孩子，可怜的小花啊，你不至于真的长着那种污脏的黄头发吧？女孩总该比男孩纯洁些，就像索米娅比我要纯洁一样。我实心实意地愿这孩子能学好，能爱她的母亲。因为她毕竟是降生于索米娅的怀腹之中。不论我是否愿意，此时此刻我已经决不能否认她的存在了…　 　　“林老师，其其格这孩子…　听话吗？我想、嗯，她长得一定很高了？” 　　“长得很高？哈哈！哪里…　看来，你上了大学以后，什么也不知道呀！”女教师叫嚷着，突然想起来什么，“咦，你看，我是来帮忙的！索米娅姐姐今天不回来，要我帮助提水呢！” 　　她麻利地拎起铁桶，歪着头望着我问：“你呢，是坐在这儿等，还是也帮我去提一桶？” 　　我提起一对铁桶。在她带领下朝湖畔走去，苍茫天色和薄暮中的湖面融成一片，使我心绪淡凉。我等着她继续讲下去，因为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故事。而林老师并没有觉察到我的情绪，兴致勃勃地闲扯了好多才转回原题： 　　“你猜，其其格刚生下来有多大？哈哈——你猜不着！一支勺子！真的，我是在这孩子已经三岁那年才到这里的，如果现在我不是确实了解我的学生年龄，我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时她有三岁…　天哪，比别人六个月的婴儿还要小呐！咦，你信吗？白音宝力格同志？” 　　“唔。”我含糊地答应着。 　　“索米娅姐姐告诉我，这孩子生下来时，还不满一尺长！一只小脚比不上你的大拇指！脑袋只----唉！她像一只小猫崽那么小！”这年轻女教师激动了，她耸动着眉毛，用力挥着手，急匆匆地讲着。我拎着两只铁桶，小心不让它们晃响．紧张地听着。 　　“太小了！可能是不足月…　你们伯勒根草原的人都跑去看新鲜，男人们用大拇指比比她的脚，孩子们用拳头比比她的脑袋，她小得出奇，用一张旱獭皮就能包起来，人们都说，不行呀，扔了吧，这样的孩子养不活呀。听说也有人恶言恶语，说索米娅生的不是人，是怪物！可是，索米姬姐姐的老奶奶——喂。白音宝力格同志，你总不会连你奶奶也忘了吧？哈哈！”她开玩笑地问我。 　　“唔，没有。”我嘟囔了一声，心里很难受。 　　“…　你们的老奶奶坐在门槛上，对那些牧人说：‘住嘴！愚蠢的东西！这是一条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滩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猫狗…　把有命的扔掉．亏你们说得出嘴！我用自己的奶喂活的羊羔子今天已经能拴成一排！我养活的马驹子成了有名的好马…　钢嘎·哈拉，你们这些瞎子难道还没有看见钢嘎·哈拉吗？只怕你们还没有福气骑那样的好马！哼，扔了吧----把这孩子扔给乳牛，乳牛也会舔她。走吧！你们走开吧！别用你们的脏手碰我的小宝贝儿你们几年别来才好！等我把她养成个人，变成一朵鲜花，再让你们来看创！’” 　　林老师兴奋地说着，激动得满脸通红。这时我们已经来到湖边。她蹲下来,用手撩着湖水，突然又睁大眼睛朝向我： 　　“啊，你们的奶奶真好啊。你知道吗？自从听说了这个故事，每当我和小其其格在一块儿，给她讲课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没能亲眼见见这位老人，这位伟大的女性！” 　　…　我再也听不见什么了。尽管这位热情的汉族姑娘还在抑制不住地谈着她对我奶奶的无限崇拜。暮色中的湖水宁静幽暗，西斜的太阳在这暗色的水面上洒着一些耀眼的、粉末般的光点。我把铁桶浸进水里，荡起的涟漪更使那浮动的波光闪烁无尽。我望着湖水，觉得那闪闪的银光正摇动着，现出奶奶飘拂的银发。我提出盛满的桶，那银发又化成奶奶昏花而又灼人的眼睛。我闭上了眼睛。我真想把这位有点学生腔的女教师立即支开，然后纵身跳进湖水，跳进奶奶那微微颤动着的、一闪一闪的呼唤中去，把我满心的痛苦，难言的委屈和悔恨，都埋进她那亲切温暖的银发和浑浊而深遥的目光中去。 　　我没有让林老师帮忙，一个人提着两桶水向小泥屋走去。女教师默默地跟着我，像是在回味刚才那故事的感受，也许，是我的沉默使她感到不解。我抱歉地说。 　　“林老师，再讲点什么吧。你知道，我离开得太久了，什么都不知道…　” 　　“讲就讲…　哼，你呀，真不像话，你还不知道索米娅姐姐有多好。唉，我总觉得，就算我这一辈子扔在这荒草地上，碌碌无为吧，但是认识了她，也可以说是有点收获啦…　知道么？我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幻觉：我总觉得索米娅姐姐是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女人。我总觉得，她一连多少年总是抱着一个哇哇哭的婴儿在这条路上慢慢走着。就这种幻觉。后来，有一天她来找我，说：‘林老师，收下我的其其格做学生吧！’我非常奇怪，就问她：‘姐姐，你的其其格能上学么？她顶多才三岁吧!’她急了，说：‘哪里！我女儿已经七岁啦！求求你，收下她吧!我可以每天给你提水、烧茶、做饭！我可以给你挤乳牛，可以到草地上去给你拾牛粪烧!’唉，她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后来简直是嚎啕大哭，哇哇的，撕扯着我的衣服。啊，那样子真惨……她为什么那样伤心呢？我想，一定是为了把孩子养大，她熬得太艰难啦……”。 　　女教师低下头，擦了擦眼角，又说下去： 　　“当时，我把其其格揽到怀里——噢，这哪里像个学龄儿童呀，又瘦又矮，看上去像是刚刚学会走路。可是，索米娅姐姐哭得那么凶，她穿的一件蓝布袍子湿了一大片。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又是泪水又是鼻涕。我——唉，也陪着她哭了－顿……就这样，开学了，我把其其格安排在我讲课前面的位子上。我想，这样孩子离我很近，我可以随时发现她的一切。我不敢大意——要知道，索米娅姐姐常常躲在教室窗子外面听着，有时候，外面下着雨，她就那样淋着，呆呆地站在窗子外面呀……” 　　直到我们回到那熏黑的小泥屋的门口，女教师还在不停地讲着。此时已经不是我要听，而是她自己要讲了。我觉得，她一定是受了太深的感染，才如此对人倾吐。当然，我看得出她是个直肠快语的人，这样的人喜欢用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内心。而不像我，只是默默地吞咽一切。从她瞟着我的眼神看，她似乎在怀疑我能否理解她的索米娅姐姐。或许，她的怀疑是对的。因为我实实在在地觉得，她描述的那个女人的作为不像是我的索米娅。我不能想像那一切。我也没有她那种幻觉。我的脑海里只深刻着一个脸颊妩媚的姑娘，她正动情地凝视着一派幸福醉人的红霞……索米娅，你哪里会像她讲叙的那样呢？你是个多么温柔，多么单纯的小姑娘呵。 　　推开门，我看见一个小姑娘正在忙碌着。 　　“其其格！”林老师高兴地喊着。“其其格，快喊舅舅！这是白音宝力格舅舅。知道吗了他是你妈妈的哥哥！” 　　小姑娘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看上去，这女孩子只有六七岁。她穿着一件打着补钉的汉族女孩儿那种对襟花布衫和一条蓝布裤子，光脚穿着一双显然尺寸和样式都不合适的黄球鞋。我发现乱七八糟的屋子已经被她收拾干净了。炕上靠里面叠放着一层层码开的被褥和衣袍。地扫过了，连着土坯炕的灶里，干透的羊粪烧得轰轰响。炕上，三个一律剃成锅盖头的小孩正围着一块案板，跃跃欲试地想把小黑手伸向案板上的面团。 　　小姑娘拘谨地、慢慢地搓着手上粘着的面屑，忧郁地望着我。这眼光里混杂着惊讶，隔阂和思索。我还无法分辨出它究竟是友善的还是猜忌的。我有些手足无措，半晌，才喃喃地开口说： 　　“其其格，你好。我是……” 　　小姑娘的嘴唇轻轻地嚅动了一下---- 　　“巴帕，”她小声叫道。 　　一股酸酸的滋味猛地涌向我的喉头和鼻尖。 　　“巴帕，我看见了门口拴的黑马。”小女孩怯生生地说，“妈妈以前说过，我的巴帕会骑着一匹黑骏马来看我们。” 　　 　　六 　　朝一个牧牛的人询问消息 　　他说，听说她拾牛粪去了 　　门外响起一阵纷沓的马蹄声,伴着一个粗嗓门的吆喝。女教师笑道：“瞧，是达瓦仓回来了。喂——”她朝门外喊着，“车老板！来客人啦！索米娅的哥哥来啦！” 　　门外那个粗嘎的嗓门大声赞叹着：“哈，好威风的一匹大黑马！”随即，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大汉推开门跨进来。 　　女教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番，然后起身告辞。 　　“我回家啦，白音宝力格同志。你妹妹要明天才能回来——她给学校运煤去了。如果没事，明天到学校来玩吧，还没有听你讲讲城里的事情呢。”说罢，她走了。 　　大汉拍着我的肩头：“坐，坐。上炕。嘿——”他朝炕上那几个小家伙吼着，“滚下来！让纳合齐上炕坐！狗崽子们，把炕弄成狗窝啦！”一面吼着，他顺手把已经爬到炕沿的两个小孩一拨拉，两个孩子嗵地摔在地上。我慌忙伸手去扶，但那两个小机灵鬼却是司空见惯，打个滚儿爬起来，“赶马去哟！赶马去罗！”闹嚷着，撞开门朝外面奔去。最小的那个在炕上哇哇哭了，连滚带爬地要追随哥哥们去。大汉一把揪住他的开裆裤，把孩子提溜起来，搂在怀里。 　　“宝贝——别跑，别跟他们乱跑，给阿爸当宝贝——－啧！”他粗鲁地用大嘴在那小孩的屁股上亲了一口，一巴掌抹掉孩子脸上的两道黄鼻涕，又顺手抹在炕褥上。“上炕坐嘛，白音宝力格兄弟……嘿！其其格，愣着干什么？快做饭呀！哼！” 　　我搭讪地说：“一共这四个孩子么？” 　　了就这四个啦。没听说么，公社卫生院正到处抓女人，连割带阉。哼，妈的！索米娅——你妹妹，去年就给他们----咦，其其格!看我不揍肿你的脸！怎么还楞在那里？等死么？”他突然又暴怒起来，凶恶地朝小姑娘吼着。 　　“面条已经赶好了。”女孩子低声说。她靠着炕沿坐着，显得那么矮小。 　　“那么就去给纳合齐饮马！到房子后面找条绳子，把纳合齐的黑马和我的黄辕马连在一起放去吃草！怎么，你准备让马饿死么？”他挺着胸，唾沫星子乱溅在怀里的小男孩和我身上。我连忙跳下炕说：“还是我自己去饮马吧，这马不太老实呢。” 　　“那么就去给纳合齐带路！提上我的帆布水斗，黑马如果不喝湖水就去井台！”他继续盘着腿大吼大叫，神气十足。“喂，白音宝力格兄弟，快去快回！我等你一今天咱们好汉喝它一瓶子！” 　　天还没有黑透。我和其其格默默地走在通向湖畔的路上。这女孩子走路脚步很轻，而且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每当我转脸看她一眼时，她都迅速地和我对视一下，并瞟瞟我牵着的钢嘎·哈拉。 　　“其其格，你妈妈给你讲过这匹马么？”我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嗯。讲过的。”她简单地回答。 　　静静地走了一会儿。这回是她主动开口了： 　　“巴帕——这马真的名叫钢嘎·哈拉吗？” 　　“当然。” 　　她转过身来，轻轻地朝黑马喊道：“钢嘎·哈拉！钢嘎·哈拉！”。 　　黑马猛地扬起头来，呼噜噜地打了一个响鼻。小女孩欣喜地笑了。“多好啊！”她说。 　　我感动地蹲了下来，轻轻抱起了她，她很轻，像一片羽毛。我把她举起来放到黑马的背上。这样她才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了。我扶着她的小小的肩头，仔细地端详着她。 　　我没有在她脸上找到我记忆中的那个少女的痕迹。她不像她的母亲。索米娅没有这样瘦削，也没有这样忧郁的眼神。而她呢，也没有索米娅那红扑扑的脸颊和温柔的表情。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这小女孩生得挺好看。昏暗中，她默默地跨在马上，双手抚弄着黑马肩上的长鬃，小小的躯干显得那么单薄和弱小。我想把目光移向她的头发，突然又感到这样很可耻。于是，我提起帆布桶，牵着马，继续朝湖边走去。 　　钢嘎·哈拉埋头长饮。从它埋入嘴唇的地方，湖水漾起一圈圈次第扩展的波纹，在黯淡的湖面上画出条条闪光的弧线，一直密集地排向对岸轮廓朦胧的陡峭山崖。 　　其其格蹭在黑马旁边，洗着手上面粉结成的硬垢。“才九岁，已经在给家里做饭了。”我想着，望着她。黑马喝足了，侧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女孩，其其格高兴地伸出小手，触着马儿毛茸茸的嘴唇。 　　我凑过去问：“你在学校里高兴么？学习好么？其其格？” 　　“昨天算术考坏了。林老师给了我二分。” 　　“题很难？” 　　“不，”她抬起脸望着我，“因为妈妈昨天一早就去海拉金山里运煤了。去年她是暑假里去的。所以我也一块去了。那地方很远，我知道。” 　　“你不该想妈妈，其其格。应当只想着怎样把题算对。”我开导说。 　　“嗯，是的，”女孩子说，“去年在回来的路上，有一辆勒勒车的轮子散了。妈妈抱着我。在黑地里坐了一夜……今年，牛车会不会又在那里坏了呢？我想着，就把题算错啦。今年她赶了四辆牛车。” 　　小女孩又沉默了，我也再说不出什么。我们牵着马，朝家走去。走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又问这孩子： 　　“其其格，阿爸对你妈妈----我是说，为什么你阿爸不去运煤呢？那么远。” 　　“不，那是妈妈的事，她在给学校干活儿呢。不光运媒，还挤奶，拉水。学校呢，就每个月都给我们钱。” 　　天全黑了。其其格把马笼头交给我，自己跑进黑暗中。一会儿．“嗨！嗨！”传来了她的吆喝声。一匹辨不出颜色的高头大马被她赶来，她把一条绳子拴在那马的双腿绊上，然后递给我绳子的另一头。“呶，让钢嘎·哈拉去吃草吧。我也该去煮面茶啦。”她说。 　　我接过那绳头，触着了她凉冰冰的小手。 　　孩子默默地任我攥着她的手。半晌，她说： 　　“巴帕，要我明天带你去看妈妈的奶牛么？可好看啦。”然后。她小心地捏了捏我的手背。 　　           　　      　　1 　　达瓦仓已经脱了上衣，露着肌肉隆起的、黑毛丛丛的胸脯。那个小儿子在他怀里闹腾着，咬着他胸上那个硬硬的乳头，另外两个，则在旁边扭作一团，撕抢着什么东西。“白音宝力格兄弟！”他喜气洋洋地招呼着我，“快上炕！先喝一碗再吃饭！其其格，下面条！” 　　我们对饮起来。见到大人喝洒，那两个小鬼头更来了劲。他们拼命抢着酒瓶子和我们手里的杯盏。一边给我们添酒一边尖声喊叫，下午我曾觉得那么冷清凄凉的小泥屋沸腾起来。弥漫着面汤的蒸气、呛鼻的酒味儿和孩子貌椤Ｎ乙炻砑颖奕ズ退腔岷希*后去开始新的工作。 　　此刻，宇宙深处轻轻地飘来一丝音响。它愈来愈近，但难以捕捉，像是在草原上空的浓郁空气中传递着一个不安的消息。等我刚刚辨出它的时候，它突然排山倒海地飞扬而至，掀起一阵壮美的风暴。我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黑骏马追赶着它的步伐。接着，从那狂风般的雄浑前奏中，流出了一个优美悲怆的旋律，它激烈而又委婉地起伏着，好像在诉说着草原古老的生活。 　　那一浪浪涌来的、苍凉古朴的调子叩击着我的心，又伴和着钢嘎·哈拉急骤的蹄音，把我们的心绪向莽莽的大草原传递。在这天宇和大地奏起的浑厚音乐中，我低档地唱起了《黑骏马》，从那古歌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唱到终止的“不是”那个词。 　　当我的长调和全部音乐那久久不散的余音终于悄然逝尽的一霎间，我滚鞍下马，玫地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地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志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我悄悄地哭了，青绿的草茎和嫩叶上，沾挂着我饱含丰富的、告别昔日的泪珠。我想把已成过去的一切都倾洒于此，然后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就像古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 　 【编后按： 《黑骏马》是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原载于《十月》1982年6期，曾被评为1982年优秀中篇小说。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http://plains.yeah.net】 〖来源：新语丝电子文库〗

　

　　　　　　　　　　　　　　　　　剪辑错了的故事 作者：茹志鹃

　　开宗明义，这是衔接错了的故事，但我努力让它显得很连贯的样子，免得读者莫名其妙。 　　一 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寥 　　周围的公社、大队，前脚后脚都放出了亩产一万二、一万三千斤的高产卫星。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捷报四传，参观的人群如云。甘木公社的甘书记深感有急起直追的必要，于是和一大队支书老韩做了三宿的思想工作，终于一大队也紧赶慢赶地筹备了起来。甘书记觉得，都到这时候了，要放就要有点气派，放一颗特大的卫星，亩产一万六千斤！顿时，甘木公社也热闹起来了。松柏牌楼搭起来；锣鼓家什敲起来；卫星田的四周红旗插起来；介绍经验的稿子编起来。参观的人一多，专业接待人员编了两个班。真正是热火朝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了，不仅名扬全县，同时简报也送到了省里、中央。具体传了谁的名不大清楚。不过不久以后，公社甘书记提为县的副书记了，人们猜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时扬的名、这仅是猜测，不足为据。 　　一开始，一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尚觉热闹、有趣，但是过不多久，随着高产，便来了个按产征购。十多亩稻子，硬搬到一亩地里去收割，不是搬着玩玩的，要拿出实货来的。这时候社员急了，社员一急，就惊动了三队副队长、梨园的经管人老寿。 　　老寿本名叫田寿本，不过大家一直叫他老寿，主要是冲着他那副长相：长眉善目，大大的秃脑瓜，什么时候脸上都是和和顺顺的，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也从没见他有过气恼。很有点象那财主家玻璃罩子里站着的寿星。其实他年纪并不老，才六十六，不过是个老党员，过去这个地区“拉锯”时，还做过交通。他不大会说话，不过一开口，别人就乐。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自己是认认真真的，说的也不是什么笑话。没法，现下年轻人就是这样，大概他们本来想笑，不过拿他作个由头罢了。时间一长，这也成了个习惯。大家呢，觉得他有点迂，叫他老寿的意思里，也包含着这一层。不过大家都乐意接近他，除了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平时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老党员。他自己呢，还挺讲个组织性，纪律性。 　　他走出梨园，就看见村道上一溜停着四挂大车，装满了粮食，插满了彩旗。头挂车的辕马头上，还顶着一朵红花，车上拉了一条横幅，上写“荣缴高产粮”，车上还放着全套锣鼓家什。一切齐全，就少了赶车的，派谁，谁就甩手走开。眼看日头已经两丈高，参观的人潮马上就要涌来，这里却派不动人。支书老韩正急得跺脚，一眼看到老寿走过来，老韩高兴得象拾了一个宝，马上把赶车的鞭子塞到老寿手里，说：“赶快，把车赶到征购站去，我们已经缴晚了，甘书记已经不愿意啦！”说话时，参观的人群已经进了村，老韩掉转身，立即笑着脸迎上前去。这时候，要是老寿噼啪一挥响鞭，四挂大车隆隆地从人群中驰出村去，有多威风！可是老寿却一手抱着那杆老长的鞭子，一手扯扯老韩的衣角，然后伸出大指和食指，悄悄地在胸前做了一个“八”字。 　　“要八个人？十个人都可以，你招呼去就是，工分照记。”老韩说完，就和参观的同志握手，照例是先带他们去参观那块大队和公社合种的高产试验田。然后再请到祠堂大厅里坐下，递上井水浸过的手巾，再送上碧绿的热茶，边歇着边听经验介绍。 　　这一天参观的人当中，有一个大概是搞农技的，学得特别认真，问得也特别详细。掐了一穗稻，数了粒，还要包回去称，又看每一蔸稻，发了多少棵，还问插秧的行距，棵距。大队长被问得一件白褂子湿了半件，可是那位参观的同志还在又惊叹又奇怪地问：“稻子长得这么密，通风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嗯！……用竹竿……”老韩正在支吾，不料后面有个人说话了。 　　“用风扇煽！城里不有那电风扇，吗？往里煽！”原来老寿抱着鞭杆还没走，也跟着来了。陪同参观的社员一听，差点笑出声来，老韩可没这份闲心，急得车转身向他竖竖眉毛，抬抬下巴，意思让他快走。老寿也不是不懂，他也急，趁着支书瞅着他的机会，又急急地在胸前做了一个“八”字”。可是老韩也不知看没看见，又转过身去了，因为参观的人也在急急地问：“你们这里有电了吗？” 　　“没有。嗯，我们是用小马达，借拖拉机上的小马达……”老韩赶紧堵着漏洞，接着就恼火地对身边一个社员悄悄说道：“叫老寿快赶车去！” 　　好不容易带大家看过了高产田，参观的人都坐在祠堂的大厅里听经验介绍了。这有稿子，老韩比较自在了一些。介绍到社员们对高产的兴奋劲，编了个顺口溜，“一年种出四年稻，今后生活甭提有多好，拍大腿，唱小调，共产主义眼看就来到……”不过他说着说着，总觉得窗外有个什么在晃动，抬头一看，老寿抱着鞭杆，站在窗外直瞪自己。一看到老韩看他了，又伸手做了一个“八”字，两个手指还直晃晃。看得出老寿也急了。老韩没办法，只好请大家等一等，走了出来，便一把拉了老寿，走到医院中央那株大榆树后面，才轻声说道：“咋的！大爷你今天是犯了‘八’字病了？” 　　“唉！我就是没灾没病，喝得下，吃得香才着急呢！老韩哪，大伙儿都说这四车粮食不能走啊！要送走，咱口粮一天只有八大两啦！”老寿又做了一个大大的“八”字。 　　老韩叹了口气，拉起敞着的衣襟，抹了抹满脑门的汗，说道：“没法，上面是按产量征购的。甘书记说一定得送。” 　　“你不能再跟甘书记说说，他心里明白，这是咋个高产法儿的。” 　　“说了，叫送。”老韩已有点不耐烦了。 　　“那……咱还得再耐着点性子，再去说说，啊？”老寿首先表现了自己的耐心，一脸的笑，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说道：“咱肩上掮着几百口子呢！这八大两咋过？” 　　老韩紧蹙着眉没开口，只是直摇头。这种地方，老寿就不大会看气色了，他还在用手背拍着支书的胸，顺便又做了一个不大明确的“八”字，说：“这个数，总不行。甘书记总不能不顾几百号人的嘴吧！……” 　　“寿大爷，你别背时了。叫咱送咱就送，说了有屁用。”老韩窝了一肚的火，冲着老寿来了。老寿倒并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不恭敬，他仍然含笑说道：“下级服从上级，我懂。不过，还不兴说说咱的难处？” 　　老韩实在不耐烦了。“你去说吧！我没工夫了！”说着扭头就走了。剩下老寿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慢慢地搔着下巴上的胡茬，心里说着：“没办法，叫我去说，我就去说吧！不过，车子，还得赶了去。意见归意见，服从归服从，他要同意呢，咱就拉回来。面条饺子可不能下在一锅里。”老寿打定了主意，就叫上三个老头帮着赶车，一气奔到了公社。可是公社的同志说，甘书记如今是县委副书记兼公社书记了。现在省里领导下来了人，他去接待、汇报了。 　　“没办法，只好委屈这几匹哑巴牲口，上县里走一趟了。”老寿并没有泄气，倒反更来了劲，干脆脱了褂子，单穿一件粗夏布的背心，跳上车又要走了。这时候那三个跟来的老头打退堂鼓了，说：“拉倒吧！老寿，咱几个上县里去算是哪门子呀！” 　　“哎！这，你们就错了。”老寿的长眉毛飞舞了起来，“咱去咱八路的县政府，这可不又对路又对门哪！” 　　“人家甘书记正跟省里的领导说话，咱去了往哪站啊？” 　　“这，你们又不懂了。省领导又不是客，他们下来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为了咱。说不定当场给咱解决了困难，叫咱把粮拉回去。这也叫老韩看看，咱这些背时老头办事的麻利劲！”说着就跳上大车，甩了个响鞭，直奔县委。 　　老寿的估计不是一切都错了，也不是一切都对了。县委的大院没有进得去，粮食交到了收购站，老寿他们在门卫旁边的接待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甘书记总算见到了。一见面，老寿还没开口，他就语重心长地说道：“不是我一见面就批评你们。你们的眼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 　　一席话，说得老寿低头无语，坐着空车回去的路上，也没吭声。他把鞭杆插在车帮上，任牲口自在地走着，他则是眯着眼，肚子里推开了磨。甘书记的话是句句在理，过去真的没计较过七大两、八大两，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饿肚子也没叫苦的。现在看样子，这好日子还要在将来……将来又是什么时候呢？这一点，甘书记没说。要是从前老甘的话，也许不会让大家只吃八大两。……哎！谁知道呢！兴许是自己老背时了，老落后了。他想不清。随着大车的颠簸，他倒有点朦胧起来了。 　　二 老甘不一定就是甘韦记，也不一定就 　　不是甘书记，不过老寿还是这个老寿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刚开始，就给穷人来了个下马威，冻得舌头都僵了。这里正跟敌人“拉锯”，土改还没开始。老寿仍裹着他那件破棉袄，腰里扎了根绳子，背着个小粪筐，在外转了一天，现在天都黑净了，才跑回家来。一进门就对老伴说：“有吃的吗？给一口，肚里都结冰了。”说着就丢下粪筐，蹲到灶门前，拨着余火，烤着打战战的身子。 　　老寿的老婆是个苦死累死不讨饶的硬女人，就是爱唠叨几句。照老寿的话说，“是个贤德的人，话多，也多在理上。” 　　老伴一看老寿冻成这样，心疼了：“这一整天都没吃？” 　　“上哪吃去？”老寿用烤热的手，使劲擦着脸。老伴急忙掀锅盖，一碗现成的红薯叶玉米糊糊坐在热水里，她又特别优待，拿下馍馍筐子，掰了一大块高梁饼子给他。一边给，一边轻轻问道：“有情况啦？” 　　“还乡团领着一个团的匪兵，还带了两把铡刀，已经到了镇上。” 　　“那快给县大队报信呀！” 　　“我又不傻。这不刚从老甘那里来。”老寿耸了耸眉毛，端起了碗。但还没顾上喝，又把碗放在锅台上，从怀里掏出了四条干粮袋，眼瞅着地上说道：“老甘他们决定今晚就窜到敌人后面去，让过这股锋头，再打回来。他们到新区去，吃粮怕有难处……” 　　老伴一看这情景就明白了，也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揭开小木柜，拎出个面口袋，摔到老寿怀里，说道：“就这点高梁面了，这天寒地冻，咱不吃，叫孩子也不吃？你看着办吧！” 　　“有难处，这不假啊！”老寿仍旧两眼瞅着地上，说道：“可是我是个在党的人。再说我们冷了，饿了，在家还能烤烤火，摘把野菜。老甘他们走出这么远去，还不知睡哪里，吃什么呢！这不都是为了咱…　” 　　“唉！装吧装吧！罗嗦个啥！我才说了两句，你就说了一大套，谁不知道革命就是为了咱穷老百姓呀！” 　　“对！你是个明白人，都怪我嘴碎。说实在的。这点粮还不够他们吃一顿的，不过是个心，给防个急。回头老甘要从这里过，我让他来拿的。”老寿就这么检讨着，说着，和老伴一起把高梁面装进了干粮袋。最后面袋空了，而四条干粮袋只装了三条。 　　“该够啊！一条干粮袋装三斤，三四一十二。”老寿捏着那只空的干粮袋，踢踏着脚，转了一个身，又眼望着地，说道：“我咋记得家里还有十五斤高梁面呢！” 　　“这两天没吃啊？正巧我今天又烙了饼。”“饼！也行啊！把饼切成小条条，装进去也成啊！”说着也没敢抬头，拿起刀就切老伴优待自己的那半拉饼子。这一次，老伴没吭气，把饼筐子递过来了。老寿把饼切好，装进口袋，然后端起灶台上那碗糊糊，看了看，重又坐到锅里。用手掌抹了抹嘴，说：“留给铁栓吧！” 　　“你喝了它吧！”老伴眼里已转了半晌的泪，到底流了下来。 　　“别难过，等解放以后，那时候啊！…　嗨！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老寿吹灭了灯，又在灶门前蹲了下来。一边想着将来，一边等着老甘那轻轻的叩门声。 　　村里的狗，叫了几声，老甘来了。老寿在黑地里递上四条干粮袋，最难受的是他不得不说明其中有一袋是饼条子。 　　“老寿，你放心。哪里有老百姓就饿不着咱们。你们这点心，我带去防个急用。”老甘紧紧捏了捏老寿的手就走了。 　　老寿看他走远了，回身进屋关门。一摸，门栓上挂着两条干粮袋，老甘只拿了一半上了远路。打仗的人，留下了一半安家的粮。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抹去两眼的热泪，把门关上。 　　三 也不知是老寿背了“时”，还是“时”背了老寿 　　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拭去了两汪眼泪，把车悄悄地赶回村里。那三个跟去的老头，在村头上就下了车各走各的。老寿一个人卸下牲口，牵到饲养院里。有那聪明人一见，便跟在后面问道：“老寿上县委啦？甘书记请你吸红牡丹了吧！” 　　“你们走开吧！”老寿说。 　　“这，你就错了。”聪明人学着老寿的口气，“甘书记说了些啥，也给咱传达传达嘛！” 　　“行！”老寿把牲口拴到槽上，回过身来，扬着眉，颤着声说道：“甘书记请我吸的黄烟，喝的绿茶，还捏着我的手，叫我放心，有党在，就饿不着老百姓。怎么样？够劲吧！”说完，老寿掉身就走了。 　　梨才鸡蛋大，老寿就搬上凉床，上梨园那个小窝棚里住去了。说是去守梨，实际呢，老寿也说不出为什么，他想清静些；再有，就把梨看护好。梨要甜的时候，最易招虫，有那种细虫，一咬就往里钻，钻到梨心，这梨就毁了。今年梨是大年，大伙儿可是指望着它，过冬的口粮，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这树上长着呢！于是老寿学着人家那有名气的水果的保养法儿，上小学讨来了一些废旧本子，把树上的小梨头也一个一个地用纸包了起来。这些土梨一包上纸，也显得娇贵了。这果园还从来没有这么排场过。社员们从梨园边上过，都抬头望着，高兴地招呼说：“老寿哪！你也不敲锣，也不打鼓，一个人不声不吭也在搞大跃进啊！” 　　老寿说：“跃进不跃进，我不在行，我就想让虫少咬一个梨。” 　　白天他爬上爬下包着一个一个的小梨头。晚上就坐在小窝棚前面，望着一天的繁星。有时，这里那里会点起一溜气灯：有人在挑灯夜战。老寿一个人巴嗒着旱烟，这时候，他才觉出自己心里有忧，有愁，还不知为什么有点伤心。他说不出，但总觉得现在的革命，不象过去那么真刀真枪，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没过去那样实心实意。现在好象掺了假，革命有点象变戏法，亩产一万二，一万四，自己大队变出了一个一万六。为什么变戏法？变给谁看呢？……说起来也丢人，种地的人心里都有数，可是装得真象有那么一回事，还一层层向上报喜。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为了谁呀！…… 　　“颠倒了，倒过来了……”老寿捏着早已熄灭的旱烟杆，喃喃着。这不，做工作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花了功夫，变着法儿让领导听着开心，看着满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没人问了。老寿一想到这里，心里顿时害怕起来，吓得手脚都凉了。可不得了，咱这不是有点反领导的意思了吗？……甘书记劝我要听党的话，难道自己真的跟党有了二心？ 　　“杀了头也不能有这个心啊！”老寿陡地站了起来，当即离了窝棚，当即走出梨园，当即找到支部书记老韩的家里，他要原原本本，向党反映吵吵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跟党没有二心。 　　当他推开老韩家的堂屋门，就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楞住了。原来甘书记带着他那个秘书正坐在里面。甘书记一见了老寿，便笑道：“哦！你来得正好，上次你对领导提了些意见，……” 　　“我，……我，”老寿这时恨不得浑身都长出嘴来，把一肚的话全吐出来，但是越急越是说不出来，脸也红了，口也吃了，心也跳了，挣了一会，才挣出一句话来，“我，我就是来说说这…　” 　　“不要说了。上次你提的意见很好嘛！现在我就到你们队来蹲点，要来个全党大办粮食，扎扎实实解决粮食问题，把一切可以种粮的地，都要种上粮。粮是宝中宝，要以粮为纲嘛！你说对不对？” 　　“对！对！”老寿边说边朝老韩看看。老韩低着头在吸烟，没搭腔。 　　“很好。”甘书记果断地说：“你是老党员，事先跟你打个招呼，这是党对你的爱护。现在形势发展这么快，争取不犯错误，就是前进。”说到这里，甘书记也向老韩看了一眼。老韩还是低着头抽烟，一声不吭。老寿听不大懂，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嫌亩产一万六千斤还不够高？正想着，甘书记又说话了，不过不是对老寿说的：“我看应该写个简报，争取三天三夜改变原貌，应该有这种事不隔夜，雷厉风行的作风，老韩，你看怎么样？” 　　“哎！”老韩应了一声，声音就象是大病当中的呻吟， 　　“好！”甘书记就向秘书说：“那你就起草吧！”接着又对老韩说：“你也别蹲在屋里，去发动社员写写决心书，搞出一些声势来。老寿，你是看梨园的，更应该表个决心。” 　　“我，我决心早下了，跟党没有二心。”老寿终于抓紧机会，说出了梗在心里的一句要紧话。 　　“好！很好！”甘书记听了以后，竟站起身来，握着老寿的手摇了一下，说道，“那你就来带这个头，你先写了贴出去，我给你写到简报里去。” 　　老寿又是意外，又是激动，又有点茫然，说：“写啥！咋写？” 　　老韩抬起眼，看到老寿抖动着眉毛，手足无措的样子，便站起身来，说道：“走吧！我告诉你咋写。”说完就和老寿一起走出门，走出院子，一直走到村道上了，老韩还没吱声，老寿心又跳起来了，说：“到底咋回事，你吭个声啊！” 　　“你听着，老寿，“老韩显得十分乏力地说道，“领导已决定把梨园砍掉，让出地来种麦。” 　　“啥？”老寿猛地收住了脚。 　　“今晚上就要组织劳力干了。甘书记不是说了限三天三夜？要放倒树，整好地，下好种，要改变面貌，这是要上报的。” 　　“毁了！这下全毁了！”老寿腿一软，坐到了地上。他恨不得在地上打滚，可是他连打滚的力气都没了。 　　“你胡说啥呀！”老韩一把拉起了老寿，说道：“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党员。” 　　“…　大伙儿…　大伙儿都指望着今年的梨呀！”老寿说到这里，心里象是插上了一把刀，他捶胸顿脚地干号了起来。老韩一看他这样，便猛喝了一声：“你疯啦？你…　”话没说完，老寿骤然停止了号哭，把脸凑到老韩的脸前，说道：“你，你手摸胸膛说一句，这样干对不对？…　你说呀！这样做，咱对得起谁？对得起党？对得起老少社员？你说呀！…　你为什么不言语？…　你亏心！你孬种！我去跟他说。”说着就返身要走。老韩一把拉住了说道：“你这是怎么啦？这事是上面有文的。” 　　“上面的文也得听听老百姓的。”老寿不知哪来的劲，一下摔开了老韩的手，回头就往甘书记住的院里走去。 　　四 “大地啊！母亲”不是诗人创造的 　　老寿走进屋子，又走出来，走出来又走进去，他睡不着啊！走到第八次的时候，星星已经淡下去了，鸡叫了第一遍。 　　老寿伫立在屋前的枣树下，听着那炒豆似的机枪、大炮也轰轰地连成了串，天上的照明弹，一挂就是一大溜。千里淮海平原，汇集了百万大军，把敌人搓成一球一球地围了起来。捷报，捷报，又一个捷报。这样的大战，真是百世难遇啊！远道来的粮车，象一道道流不完的长流水，成日成夜吱扭吱扭地往前送。千里之外的老百姓，都在为淮海大战贡献力量，可是咱呢？…　老寿想到这里，心里象开了的锅，身上那件三层新的棉袄，烧得他前胸后背尽冒汗。 　　鸡啼二遍的时候，副区长老甘来了。他刚一进门，老寿都不敢认他了。才几天没见，他瘦落了形，眼窝塌下去了，腮帮子凹下去了，一脸黑茬茬的络腮胡子，围着一张干裂的嘴，裂开的血口子都发了黑。他一进门，就背靠着炕沿，坐倒在蒲垫上，说：“老寿，快帮我通知党团员、积极分子，马上来开个会。还有…　你有没有热水，给我一碗。” 　　“有！有！”老寿连连应着，走出门去，伸手就在屋檐上，使劲拽了两把屋草，进来就填进灶膛里，点着了火。老寿在锅里添了水，又敲了四个鸡蛋。一边忙一边说道：“老甘哪，遇见啥困难了，你开口嘛！” 　　“啥困难？柴草！老寿，解放军打这样的大仗，粮食不用咱筹划，咱连个柴草都供不上，象话吗？”老甘说着，一边使劲地用手搓着脸，胡茬子搓得刷刷响。“土地庙拆了，土改前的那些小破屋也拆了，还有啥？啊！” 　　是啊，还有啥呢？老寿的老伴刚去世，她心爱的小木柜子上次也支援了前线。 　　“别着急，咱再合计合计。”老寿把一碗滚热的汤鸡蛋端到老甘面前的矮桌上，就急急出门去通知人了。 　　等到老韩和其他党团员、积极分子十多个人，跟着老寿走到屋里，只见老甘背靠着炕，双手搭在匣子枪上，头歪到肩膀上睡得正香，桌上那碗汤鸡蛋已经冰凉了。 　　大伙儿蹑着脚，悄悄地围着那个睡着了的人，蹲下来，坐下来，开了一个哑巴会，议题是明白的：柴草。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可是大家都被紧急地动员了起来：柴草。 　　最后，大家看着老甘睡沉了的脸，相互坚决的眼色，点点头，散了会。 　　老寿送大伙儿走出屋去，没再进来。他站在屋前的枣树下发起愣来。这枣树不大，可是结的小甜枣，可真没说的，土改时，老伴对分进的这三间草屋倒不怎样，可是对屋前这七棵枣树，喜得几宿都没合上眼，头年打下的枣，她只给正要去参军的儿子铁栓尝了几颗，全部都送到了部队，慰劳了解放军。 　　“铁栓娘，还是你想得好啊！”老寿在心里跟老伴合计着，“可不，你早就想到了慰劳解放军。” 　　鸡叫三遍，晨曦初露的时候，老寿已脱了棉袄，抡起斧子，“哼”的一声，向枣树砍了下去，树不大，老寿哼了三下，树就倒了，枝梢上还带着几颗红透了的枣子。起早的孩子们欢叫着，一哄而上。老寿却笑得眼睛弯弯的，打量这棵树，捆捆扎扎，不过担把光景，七棵树，不过七担柴。 　　“少是少了点儿，总比没有的强。”老寿想着，又“哼”的一声，向第二棵枣树砍了下去。当他砍到第五棵的时候，他的膀子叫人从后面抱住了。回头一看，是老甘，再一看，周围站着的，不尽是孩子，村里的一些爷们也站在那里，默地看着。老寿笑着说：“这地里的东西嘛！去了还能再长。去了枣树种梨树，咱拿枣儿换梨吃。那梨又水灵又甜，比枣强多了。” 　　老甘紧紧捏着老寿的膀子，眼里转着泪花，说：“将来我们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果园。不过现在，你还是留两棵给孩子们解解馋吧！”说话时，那些参加哑巴会的，也有没有参加的，挑的挑，扛的扛，都来了。大木柜，石榴树，旧水车，洋槐树，一个老大爷带了两个孩子，抬来了一副板，老大爷挤到老甘面前说：“咱没树，我有副寿材板，可行？” 　　老甘没有说话，他环顾着大家，又仔细地看着一件件的东西，最后说道：“老少爷们，革命的衣食父母，你们对革命的贡献，党是不会忘记的。” 　　这个不算大的村落里，一夭放倒了二百多棵树，于是村子成了赤膊村。老甘含着两眶热泪，从这个小小的赤膊村里，运走了一千担硬柴。 　　第二年的春天，当百万雄师飞渡长江的时候，老寿为村里果园培育的梨树苗苗，已有筷子长了。当村里有人来看望苗苗的时候，这是老寿最高兴的事情了，眉毛一耸一耸地说：“桃三梨四，大伙儿算算看，再过四年，老甘说的那种铁牛，咱不牵它三五条回来才有鬼呢！”说着就坐在苗圃边的田埂上，抱着膝盖，乐得直摇晃身子。 　　五 一味的梨呀！梨呀！哪象个革命的样子 　　老寿坐在窝棚前的地上，抱着膝盖，摇晃着身子，嘴里喃喃着什么，象傻了一样。刚才甘书记已经说了，现在革命深入了，要不是看着他是个老同志，早把他当绊脚石搬掉了。社员们见老寿这模样，含着眼泪劝他，哄他，拉着架着地把他弄回家去。可是过不了一会儿，老寿又摇摇晃晃地走回来，重又坐在窝棚前的地上，抱着膝盖，摇晃着身子，眼睁睁地看着那汽灯抬来了，锯子斧子搬来了，锣鼓家伙敲起来了，社员们举起斧子，梨树倒下来了，那用纸包裹着的青梨，也跟着横在了地上。老寿身子摇得更厉害了，嘴里叨叨得也更响了，他唤着：“老甘哪！你来呀！咱那老甘哪，你怎么不见啦！…… ”他唤着，同时用手小心地把包梨的纸扒拉开来，原先象鸡蛋大的青梨，已足足大了一圈，颜色也转淡了一些。 　　“哎！”老寿长长地呻吟了一声，就霍地站立起来，直楞楞地走到参加夜战的甘书记面前，他想说；“凭良心，你限时限刻把梨树砍光，是真为了革命？是真为了夺秋粮？你这是欺弄人，你这是为了向上报喜，你这是假革命！”可是老寿并没吃过豹子胆，他也没这口才。他摇摇晃晃，站在甘书记面前，只是喃喃地说道：“再等二十天，只要二十天，梨熟了再砍，啊？等梨下来了就砍，啊？麦子先下在树行间，不耽误啊！” 　　老韩在旁一听，替他捏汗，便抢着说道：“老寿，你不要再说了。三天要改变面貌，这是党的决定。” 　　“甘书记，不能等了？二十天也不行？”老寿仍不死心。 　　“不行！”甘书记面容严肃，说道：“我们现在不是闹生产，这是闹革命！需要的时候，命都要豁上，你还是梨呀，梨呀！还是一个党员，象话吗？” 　　“哎！”老寿象是受了伤，痛苦地唤了一声，就两手扒开了衣裳，露出了瘦骨嶙峋的胸膛，哑声地说道：“拿去吧！为革命我没怕死过。把我这块石头搬了吧！我是块石头，绊脚的石头，我赶不了这形势，我闹不来这革命，我想不通，把我搬掉吧！搬掉吧！……” 　　老韩急忙喝道：“老寿你喝醉啦？快回去。”甘书记却摇头叹惜道：“可见这场革命考人。他要向右倒，想拉也拉不住啊！” 　　终于，老寿被搬了石头，撤销了他生产队队委，梨园管理负责人等职。然后，甘书记主持召开了支部大会，认为老寿是个典型的、自己跳出来的右倾分子。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甘书记说：“这还是照顾他是个老同志，否则的话……”当然，这事也及时写了简报，说明以粮为纲也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 　　老寿一下变老了，皱纹深了，人也佝偻了，整天坐在屋门前那两棵枣树下。人说他在打盹，他自己说他睡不着，晚上也睡不着。他那双朦胧的双眼，总是一动不动地在望着什么。 　　也许是望着那没有梨树的梨园！那里虽然已撒下麦种，不过梨树的根还埋在地下。甘书记完成了任务，回县去了，大队也已得到了通报表扬。正因为得到了表扬，又是甘书记抓的点，大队得到的化肥，城镇劳力的支援，救济粮，都比别队多，所以老寿担心的每天八大两倒没成问题。有点变化的是甘书记已经不兼公社书记，是县里分工抓棉粮油的书记了。 　　不过，看来他也不象在望梨园。老寿自从那天从党员会上回来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梨园，更不问队里的事。他那朦胧的两眼，一动不动地望着一个地方，可以半天也不改动一下姿态。只是偶尔翕动着嘴，象是在跟人说话，有时也举起那须眉全白了的头，看看树上的枣儿是不是有红了的。 　　这也是老寿脾性上的一个改变。往年，枣儿等不到红，就全给孩子们钩个光，本来，这就是给孩子们解馋的嘛！可是今年变了，老寿不许孩子们动一个，连自己那宝贝孙子也不给，摘下来的枣，全晒了起来。有时，他就不吃饭，抓把枣当饭，儿子媳妇问他干嘛这样，他轻轻说道：“我试试，看能耐饥不？”说着又似睡非睡地呆着不动了。 　　这朦胧的双眼，有人说是神经失常的症状，有人说是气恼苦闷的表现，有人说是他在回忆过去，怀念老甘。谁知道呢！这朦胧的双眼里，到底变幻着什么？…… 　　六 老寿心里发生的一切，是发生在心里吗 　　反侵略战争爆发了。真正考验人的时候到了。有些基干民兵参了军。老韩天天被叫去开会，一开会就要净拣那些好听的说，因为上面要看汇报呢！ 　　村子里一下冷清了，人心都有点发紧。敌人虽然离得还远，但是那飞机却是呼呼地，没日没夜地在头顶上转，转一圈就翘起屁股下蛋，黑烟柱一个一个冲得半天高。村里有那胆小的，没经过战争锻炼的，就象掐了头的苍蝇瞎闯，更加上还有坏人的造谣惑众。眼看着人心要散了。 　　这时候，老寿打定了主意，站出来了。在组织里的人嘛，他不出来谁出来！他浑身披挂得又利索又威武。腿上绑腿打得紧腾腾的，腰扎宽皮带，左右掖着四个手榴弹，左肩斜背一支牛角号，右肩斜背着一条干粮袋。老寿对大伙儿说话了： 　　“没事，啥事也没。咱的老甘在，就在西边那架大山的对面。俺这就去找他。有了他，胜利就是咱的。现在敌人不过是派些飞机来撅屁股拉屎，怕他怎的。当年淮海大战，那个枪子炮弹，哗哗地象下雹子。咱那口子在擀面条，说是缺个小葱，还走出一里地去，到她娘家后院里掐了几根，又走回来，根本不理那个茬。咱眼下第一要紧的事，是要组织起来，我说得分一拨人去挖防空洞，民兵呢？得在仓库前面站一个岗，村前村后是巡回流动哨，词堂的屋顶高，在那里再安一个防空哨。敌机来了，要是过路的，咱不睬它，要是奔着咱来的，就吹号报警，大家就钻洞。敌机一走，再吹号，咱该干啥就干啥。”不知怎么的，老寿变得怪能说话了，而且腿脚也灵便了。说着，把牛角号交给了民兵，自己把干粮袋背好，说：“第二要紧的事，是把老甘找回来。我这就去。大家说说可在理？” 　　乡亲们听完以后，一片声地说道：“这就合上榫了。这才是正理。快去把咱的老甘找回吧！有了他，咱们怎么难，都能打胜仗。”乡亲们递给老寿一根梨木削成的棍杖；乡亲们递给老寿一袋炒得喷鼻香的小麦面，说道：“好老寿，你可要把咱的老甘找回来呀！” 　　老寿接受了委托，告辞了乡亲，直往西边的大山奔去。 　　山哪！好高哦！老寿却头也不抬，只顾一步一步往上攀。他知道，山高望不见顶，可是走是能走到顶的。只要这么一步一步登上去，登上去。这山哪！好险哦！岌岌的悬崖，沉沉的深渊，怪石流沙，没有现成的路。但是老寿目不旁顾。他知道，只要脚底下踩得稳稳的，就摔不死人。他翻过一架山，又有一架更高的山，翻过更高的山，还有更高更高的山。这山哪！多深哦！没有人迹，也没有战争的烽烟。这里有的是奇寒，大苍雪，冷风，还有山石上的冰凌。为找老甘他披着霜雪，涉过溪流，踏破了山鞋，挂破了衣裳，为找老甘，他终于爬到了山巅上。望望山那边，跟他来的路上一样，是一片苍苍莽莽的大地，伸展开去，似乎无垠无极。这上哪里去找？这上哪里去寻？老寿张开双臂，从肺腑里发出一声呼号： 　　“老甘哪！回来呀！咱有话对你说，咱有事跟你商量！” 　　“……老甘！……老甘！……回来！……回来！……商量！……商量！……”荒山深峪里的回声，也似乎在帮他寻找，一递一声地把声音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回来呀！跟咱同患难的人！回来呀！为咱受煎熬的人！回来啊！咱们党的光荣！回来啊！咱们胜利的保证！”老寿嘶声地喊着，回声也以加倍宏大的声音响应起来： 　　“回来！回来！……党的光荣，胜利的保证……” 　　……雪又密密地飘落下来，把老寿来的足迹掩盖了，把老寿要去的路，铺垫得厚厚的，洁白然而难行。 　　几天以后，老寿疲惫地回来了。他没有找到老甘，不过已打听到了他的下落。有人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老甘哪！他不在大山的那一边，他在一个最美的地方。那里的山上树成林，那里的山腰上，茶园果园成片，那里山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哪里最美，哪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 　　老寿心里有了底，准备回来把吃空了的干粮袋，重新装满。换去磨烂了的鞋，歇息走乏了的腿，然后再出发去找。可是当他刚刚走到村边，就遇上了敌机的扫射，他前后左右的土，都被打得噗噗直响，村里烟火冲天，老寿知道不好，便猫着腰，一口气奔进村里。果然，队里的粮仓中了弹。 　　真金哪怕烈火烧，老寿大喊了一声：“救粮仓要紧。”就一个鹞子翻身，从倒塌的墙上，翻进了火焰直蹿的仓库。可是大家一进尘烟弥漫的仓库，都楞了。原来仓库里空空荡荡，既没有重重叠档的粮袋，也没有大大小小的粮囤，只有靠墙放着几个口袋，插的标签上写明是各式种子。当大家拎着出来的时候，房梁屋顶就一齐倒了下来。 　　打仗怕的就是粮尽弹绝。仓库的底一露馅，大伙儿心里立时坠上了千斤石。就在这当儿，老寿报告了老甘的下落，同时老韩也跑来说，情况有了变化，敌人在附近降下了伞兵。于是当场大家一条声地推老寿带队，决定一起去找老甘，带上骡马，牛羊，愿跟老甘一起上山，一起钻洞，一起抗敌，一起胜利。决定以后，各自回去准备，约定半夜以老寿的牛角号为准，一起动身起程。 　　老寿回到家里，打好了背包，换好了鞋，把干枣灌进干粮袋，当一切准备停当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叩了三下门。 　　啊！这不是老甘吗？他就是这么敲门的、难道真把他给盼来了？老寿赶紧拔栓开门，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进来的却是甘书记，他蓬乱着头，身上又是雪又是泥，没一个跟随的人，手里捏着一条空空的干粮袋，一进来就把门关上，气喘吁吁地说道：“后面有人朝我放枪！” 　　“胡说！你动摇军心。”老寿威严地说道。 　　“是真的。我跟你们一起行动吧！我不能一个人走。” 　　“这得问问大伙儿。” 　　“胡说！我是你们的领导。” 　　“这也得问问大伙儿。”老寿认准了一个理，而且竟都说出来了。他自己都觉着奇怪，自己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大。 　　“谁都知道我是个领导干部，只有反党分子才不承认。我这是好意才提醒你这些话。快给我装上干粮，我带领你们行动。”甘书记说着就递上了那条空粮袋。 　　“我没有粮食。”老寿决断地说。 　　“哼！看你那粮袋鼓鼓地，还说没有？”甘书记冷笑一声，说：“不装也不要紧。我是干部，有你们吃的，就有我的一份。”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晃了晃，说，“这是有文的，规定的。” 　　“有文！有文也没有粮食给你吃。我这是干枣。” 　　“干枣就干枣。”说着，他就张开了袋口来接。 　　老寿气得正要爆发，忽然响起了砰！啪！两下震耳的声音。这 　　是啥！ 　　七这不是结尾 　　冲天炮一个接一个的蹿上了半空，还夹着一挂一挂的小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 　　“爷爷，爷爷！”孙儿摇着老寿，兴高采烈地报告说：“咱大队炼出钢来啦！用坩埚炼出来的。快去看呀！” 　　老寿努力睁大朦胧的眼睛，茫然地说道：“炼钢？谁炼钢？那，那老甘呢？仗不打啦？…　” 　　“你说啥呀！爷爷。我说咱大队自己炼出钢来啦！有了钢，咱就可以造拖拉机了。” 　　“哦！拖拉机，…　”老寿想起很早很早以前，老甘是说过耕地不用牛的。“拖拉机，那敢情好！可是…　”可是老寿又觉得自己种了一辈子庄稼，如今又要去炼钢，又要造拖拉机，他更加迷惘起来。全白了的长眉下面，眼睛又朦胧地合了起来。慢慢地，从他那合起的眼睛里，迸出了两颗浑浊的泪水。他还想在梦幻中去找回那威武雄壮的故事来，但现在连这也隐遁了。他依然是一块背时的石头，被人搬到了路边的一块绊脚的石头。 　　“对呀，为什么不真的找老甘去？”老寿猛然睁大了眼睛，醒悟过来，“我找老甘去。跟他说说去。他会告诉我，这是咋回事，这到底是谁背了时！”老寿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颤巍巍地走出村去。…　 　　结尾于一九七九年元月，老寿老甘重逢之时，互诉衷肠之际。奋斗，寻求多少年的理想，多少年，多少代价啊！终于付于实现之年，中国人民大喜，大幸，大干之年。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二月号）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灵与肉 张贤亮 　 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一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阵雨过后，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大门也是铁的，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他掀了很长时间门铃，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他认得这个门房，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门房领着他，经过一条两旁栽着冬青的水泥路，进到一幢两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那时，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肘臂倚在壁炉上，低着头抽烟斗。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 　　“这就是那个孩子？”他听见她问父亲，“倒是挺像你的。来，过来！”他没有过去，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有什么事？嗯？”父亲抬起头来。 　　“妈病了，她请你回去。” 　　“她总是有病，总是…　”父亲愤然离开壁炉，在地毯上来回走着。地毯是绿色的，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你跟你妈说，我等一下就回去。”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她要您现在就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　”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你先回去，坐我的汽车回去。要是你妈病得厉害，叫她先去医院。”父亲送他到前厅，突然，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嗫嚅地说，“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你就懂得，懂得…　你妈妈，很难和她相处。她是那样，那样…　”他仰起脸，看见父亲蹙皱着眉，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 　　然而，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他的泪水却一下子涌出来了。一股屈辱、自怜、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谁也不可怜！只有自己才可怜！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的教诲，父亲一回家，脸就是阴沉的、懊丧的、厌倦的，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的争吵。父亲说他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就能懂得…　实际上，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而父亲最需要的却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后来，父亲果然没有回家。不久，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 　　而正在这时，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刚刚，有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洛杉矶的、东京的、曼谷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７４７的椭圆形标签。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他呢，只不过是在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这里的。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洋气”的，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想起临走那天晚上，秀芝还叫他多带些茶叶蛋给父亲吃，不禁苦笑了一下。前天，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自他们结婚，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爸爸，北京在啥子地方？”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有马兰花？”“没有。”“有沙枣子吗？”“没有。”“唉—　”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用手托着下颏，显得非常非常失望，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 　　“傻丫头，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赶车的老赵逗她，“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是不是，许老师？”秀芝蜷着腿坐在老赵背后，向他微微一笑。她没有说话，但仅仅这一笑，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她不能想象他会到别的国家去，就和清清不能想象北京有多大一样。 　　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牲口在上面颠踬地踏着碎步。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路南边，在雾霭朦朦的远方，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股磁性的吸力，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是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要离开它们了，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后面，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他下车折了一枝，几个人在车上一颗颗地吃起来。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六○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怪不得清清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其实并不需要想象，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线条纤细的、挺直的鼻梁，轮廓丰满的嘴唇，甚至举手抬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父亲并不显老，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但那一定是有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一点也不憔悴。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那样注意仪表，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三Ｂ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灵与肉二 　　“啊，这儿还能听到丹尼·古德门的《恒河上的月光》！”密司宋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长得高大丰满，身上散发出一股素馨花的香气，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条紫色的缎带束在脑后，不时像马尾一样甩动着。“董事长，您看，北京人跳迪斯科比香港人还够味，他们现在也现代化了！” 　　“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父亲像把一切都看透了的哲学家似的笑着。“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禁欲主义者了。”吃完晚饭，父亲和密司宋把他带到舞厅。他没有想到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小时候，他也曾跟父母到过上海的“梯梯斯”、“百乐门”和“法国夜总会”，现在应该像是旧地重游，但是，当他看到有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中，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他身边像月光中的幽灵似地游荡的时候，却感到不安起来，就像一个观众突然被拉到舞台上去当演员一样，他无法进入要他扮演的角色。刚才在餐厅里，他看见有的菜只动了几筷子就端了回去，竟从肠胃里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反感。在他那儿，上县城的国营食堂都要带一个铝制饭盒，把吃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 　　大厅里响着乐曲，有几对男女跳起奇形怪状的舞蹈。他们不是搂抱在一起，而是面对面像斗鸡一样互相挑逗，前仰后合。这些人就这样来消耗过剩的精力！他想起现在正在热得发烫的稻田里收割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不停地摆动上肢。偶尔，他们抬起头向远远的担子嘶哑地喊着：“喂，水，水…　”啊，要是他现在能够躺在那一片绿荫下，在汩汩的黄色的渠水边，闻着饱含稻草和苜蓿香气的微风，那该有多好…　 　　“您会跳舞吗？许先生。”忽然，他听见密司宋在旁边问他。他刚捕捉到的一点味儿马上消失了。他掉过头瞥了她一眼：她也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不，不会，”他心不在焉地向她笑笑。他会放马，会犁田，会收割，会扬场…　为什么他要会跳舞呢？ 　　“你别为难他了，”父亲笑着对密司宋说，“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一个穿灰色西服的漂亮男子绕过桌子走来，笑嘻嘻地向密司宋一弯腰，两人翩翩下了舞池。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父亲又燃起烟斗，“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经常变的，现在办签证还比较容易，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嗯？”父亲凝视着他，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心头突然掠过一阵惆怅。这才想起父亲也是属于这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的。形体上的相似消除不了精神上的隔膜。他也像父条凝视他那样望着父亲，而两个人的目光都不能透过对方的视网膜看到眼睛深处的东西。 　　“是还…　还怨恨吗？”最后，父亲低下眼睛。 　　“不，完全不是！”他把手一挥。这个动作也完全像他父亲。“正如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完全是另外的事…　”舞曲变换了，这次是低沉的、缓慢的，像渠水经过长长的渠道。灯光好似暗淡了一些，他看不清舞池里憧憧的人影。父亲低下头，用手不住地擦着额头，又表现出那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是呀，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可是回想起来，还是痛苦的…　不过，我的确很想念你，尤其到现在…　” 　　父亲喃喃的低语配上这支比较典雅的舞曲，也使他动了感情。“是的，这我相信。”他沉思地说，“我也想念过你的。” 　　“是吗？”父亲抬起头来。 　　是的。二十年前，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月光穿过窗纸被大雨淋破的窗棂，洒在一群像一堆堆破布的人们身上。十几个人睡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他紧贴着墙根，带着土碱味的潮气浸透了他的衣服。他冷得直打寒战，干脆从湿漉漉的稻草上爬起来。外面，泥泞在月光下像碎玻璃一样闪光。到处是残存的雨水。空气里弥漫着腐败的水腥气。他找到马圈。那里还比较干燥，马粪尿蒸发出一股熏人的暖气。马、骡子、毛驴都在各自的槽头上吭哧吭哧地嚼着干草。他看到有一段马槽前没有拴牲口，就爬了进去，像初生的耶稣一样睡在木头马槽里。月光斜射进来，在马棚的山墙上划出一条分开光与影的对角线。一匹匹牲口的头垂在马槽边，像对着月亮朝拜似的。这时，他陡然感到非常凄怆，整个情景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独的处境：人们抛弃了他，使他来和牲口为伍！ 　　他哭了。狭窄的马槽夹着他的身躯，正像生活从四面八方在压迫他一样。先是被父亲遗弃，母亲死了。舅舅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卷走，单单撇下了他。以后他搬到学校宿舍，靠人民助学金上学。共产党收留了他，共产党的学校教育了他。在五十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虽然他具有一副在畸形的家庭中养成的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但也慢慢地溶化在一个大集体里。和五十年代所有的中学生一样，他对未来也有一个美丽的梦。毕业了，梦成了现实。他穿着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他有了自己生活的道路。但是，就因为学校支部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又把他推到父亲那里去。好像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必然决定阶级的传宗接代，他又成了资产阶级一分子。过去，资产阶级遗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个履历表上的“资产”，后来，人们又遗弃了他，却给他头上戴了顶右派帽子。他成了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的人，流放到这个偏僻的农场来劳教。 　　一匹马吃完了面前的干草，顺着马槽向他这边挪动过来。它尽着缰绳所能达到的距离，把嘴伸到他头边。他感到一股温暖的鼻息喷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在他头边寻找槽底的稻粒。一会儿，棕色马也发现了他。但它并不惊惧，反而侧过头来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这样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他突然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把眼泪抹在它棕色的鬃毛上。然后，他跪爬在马槽里，拼命地把槽底的稻粒扒在一起，堆在棕色马面前。 　　啊，父亲，那时你在哪里？ 　　灵与肉三 　　现在，这个父亲终于回来了！ 　　这不是梦，父亲就睡在他隔壁；这不是梦，他自己也的的确确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他摸着身下的床垫，和那硬绷绷的木头马槽多么不同！月光透过薄纱窗帷，在地毯上、沙发上、床上投下一块块边缘模糊的菱形方格。在朦胧的月光中，这一天获得的印象这时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而他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则是他完全不适应、不习惯这一切。父亲回来了，但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父亲的回来不过是勾引起他痛苦的回忆。打破了他的平静而已。 　　尽管已到秋天，但房间里好像越来越闷热。他索性掀开毛毯，翻身坐起来，扭亮台灯，用漠然的眼光环顾四周。最后，他的目光光落在自己的躯体上。他看到肌肉突起的胳膊，看到静脉曲张的小腿肚，看到趾头分得很开的双脚，看到手掌、脚跟上发黄的茧子，他想起了下午父亲对他的谈话。 　　下午，喝完咖啡，父亲支使开密司宋，对他谈到公司在海外的发展，谈到他的几个异母弟的无能，谈到对他和故土的思念。“……有你在身边，我能得到一点安慰。”父亲说，“三十年前的事，我后来越来越觉着不安。我知道大陆上讲究家庭出身，老搞阶级斗争，你的日子不会好过，甚至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心里总是惦记你。你小时候的模样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尤其是你生下来，你爷爷为你在南京外交部旁边的华侨招待所设汤饼筵的那天，你在奶妈怀里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一样。那天，申新的荣家、先施的郭家、华纺的刘家、英美烟草公司的郑家都从上海来了人。你知道，你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 　　现在，当他在罩着淡绿色灯罩的灯光下，看着自己裸露着的强健的肌体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新奇的印象。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在父亲口里听到他记忆的史前时期——他儿时的情景，于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终于，他发现了他们父子之间隔膜的真正所在：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他解除劳教以后，因为无家可归，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名放牧员。清晨，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他就把栅栏打开。牲口们用肚皮抗着肚皮，用臀部抗着臀部，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土百灵和呱呱鸡发出快乐的和惊慌的叫声从草丛中窜出。它们展开翅膀，斜掠过马背，像箭一样地向杨树林射去。他骑在马上，在被马群踏出一道道深绿色痕迹的草地上驰骋，就像一下子扑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一样。草场上有一片沼泽，长满细密的芦苇。牲口们分散在芦苇丛中，用它们阔大而灵活的嘴唇揽着嫩草。在沼泽外面，只听见它们不停的喷鼻声和哗哗的趟水声。他在土堆的斜坡上躺下，仰望天空，雪白的和银白的云朵像人生一样变化无穷。风擦过草尖，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带着清新的湿润，带着马汗的气味，带着大自然的呼吸，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他伸开手臂，把头偏向胳肢窝，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这种心悦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到处都有他，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 　　中午，马匹一头头从芦苇丛中趟出来，带着滚圆的肚皮，抖擞着鬃毛，甩动着尾巴驱赶马虻和牛蝇。它们信赖地、亲昵地聚在他周围，用和善的大眼睛望着它们的牧人。有时，长着白色花斑的七号马会绕过几头瘦乏的牲口，悄悄地遛到瘸腿的一百号旁边，用乍着稀疏胡须的嘴唇掀动它、戏弄它。一百号也不示弱，调过屁股，用本来就没有着地的瘸腿使劲地向后一弹。七号马急速躲开，高昂起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丢手帕的游戏一样，在马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银光的水花。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马都会竖起耳朵，并向七号马投去责怪的眼光。七号马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水深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唇，无聊地锉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感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口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物。 　　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她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迎着雨头风，在马群周围奔驰，叱呵和指挥离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各队放牧员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杨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感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敏感的新体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 　　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蹁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蹁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唿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利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得档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揪欲试。 　　“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地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跑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 　　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样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副情景，使庄重得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又穿上了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重续了二十二年前那个美丽的梦。农场的职工都不富裕，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教室里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干燥的阳光味。孩子们在简陋的课桌后面瞪大了天真的眼睛惊异地瞧着他，想不到一个放牲口的人成了他们的老师。可是不久，他就使孩子们信服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他甚至还没有敢想象他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他认为那是英雄们的业绩。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到了他的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临来北京的那个早晨，他看见孩子们一伙一伙地站在上学的小路上望着他的马车。大概他们也听说他找到了在外国的爸爸，要跟有钱的爸爸出国了吧。他们一个个都压抑着惜别的冲动，带着沮丧的神情，默地目送他的马车过了军垦桥，过了白杨树林，消失在荒地的那边……有时，放牧员们还会从十几里外来看他。那位老放牧员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腿脚依然强健。他坐在炕上，捧着灵均的《现代汉语词典》摩挲着：“还是有学问的人能，看这么厚的书，这怕要看一辈子哩！”“这是字典，是查字的，”“郭蹁子”告诉他，“你真是，活糊涂了！”“是呀，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瞎，看电影连个名字都不认得，光看个人影儿动弹。”放牧员们感叹着，在这崭新的时代里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干啥都得有文化。上次我给牲口拿药，差点把外用的喂了牲口。”“郭蹁子”说：“‘老右’，你可是从咱们堆里出来的。咱们这些人完了，咱们的孩子可托付你了……”“是呀，”老放牧员说，“你要是教得我那小孙孙能看这么厚的书本本子，也不负咱们穷哥们在草场上滚出来的交情……” 　　这些毫无文采的语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工作的意义，使他对未来的希望更加明确起来。他在他们身上闻到马汗味，闻到汁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完全和跟父亲与密司宋在一起时所有的那种压抑感迥然不同。 　　他在他们眼里，在学生们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呢？ 　　灵与肉四 　　上午，他和密司宋跟父亲逛王府井大街。他发觉他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了。这里的地面辅着水泥和沥青，完全不像乡村的土地，踏上去是那么松软湿润；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互不相识的人，既热闹而又冷漠。而且，四处不停地响着的噪音，不一会儿就使他神经紧张得疲乏了。 　　在工艺品商店，父亲开出了一张六百块钱的支票，订了一套工艺精细的景德镇青花餐具。他却在瓷器商店里挑了一个两块多钱的泡菜坛子。坛子小巧玲珑，转圈用黄色和棕色的花纹组成古色古香的图案，就和汉墓的出土文物一样。这样漂亮的家庭用具，是西北的小县城里没有见过的。秀芝早就想有一个像样的泡菜坛子，老是说她家乡的泡菜坛如何如何好。现在家里的一个，还是别人从陕西抱来的瓦制品，是秀芝花了好几晚上给人纳了五双鞋底换来的，周围早已渗出了盐渍，白花花的，实在难看得很。“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回到饭店，密司宋妩媚地对他笑着说，“您这样爱她，真叫人嫉妒哩！”她今天又换了衣服，红黑相间的丝衬衫上罩了件淡紫色的开襟毛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薄呢裙子。经秋天的阳光蒸烤，素馨花的香气更浓烈了。“婚姻总是一种条约和义务。”父亲在一旁叹了口气，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也许是联想到了自己，仔细地斟酌着词句说，“不管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个条约和义务恪守到底，不然就会使良心不安，引起痛苦的懊悔。这次我叫你出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都带上。” 　　“那么，许先生，您谈谈您的罗曼史好吗？”密司宋又说，“您的恋爱一定很动人。我不相信像您这样英俊的男人没有女人追求您。”“我哪儿有什么恋爱，”他像是抱歉地笑了笑，“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罗曼史了。”“啊！”密司宋顿时表示出一种夸张的惊奇，而父亲又一次不解地耸了耸肩膀。他想把他和秀芝结婚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们，但是这种反常的婚姻方式的背景却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他怕告诉他们以后，反而会引起他们嘲笑那在他心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他踌躇地考虑着，默地呷着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但他们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吗？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婚姻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完全脱离了常轨，纯粹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他们只会从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不能体会到偶然性也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突然赏赐给人。而且，越是在困苦的环境，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就越是珍贵。他和秀芝奇特的结婚，后来在他们共同回忆时每次都会引起既悲凉又热烈的感情，这怕是其他任何人难以理解的。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和往常一样，给牲口饮了水，拦好马圈，回到小屋。刚放下鞭子，“郭蹁子”就闯进门来。“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郭蹁子”兴冲冲地说，“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他笑着回答他。他以为“郭蹁子”是在给他开玩笑。“好！咱们君子一言。你准备准备。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刚跟你们书记说了。你们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他立刻开证明。好，我给你开了证明，回家路过场部就把证明交给政治处，转回来就把人带来，你今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天刚黑，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解放军文艺》，就听见外面一群孩子喊：“‘老右’的老婆来了！‘老右’的老婆来了！”接着，门哐啷一声，“郭蹁子”又像下午那样闯了进来。 　　“好了！我酒不喝你一口，水你总得赏一口吧？真够呛！一下午脚不沾地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他伸手从铝桶里舀了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光，然后用袖子一抹嘴，长长地“嗨”了一声，才朝门外叫道，“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 　　这时，他才看见门外的一群孩子面前真的站着个陌生的姑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上衣，拎着一个小白包袱，冷淡而又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满布灰尘和锅烟的小土屋，好像她真准备在这里住下似的。“这……这怎么行！”他大吃一惊，“你这个玩笑简直开得太大了！”“这怎么不行？你别马虎，”“郭蹁子”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啪”的一声往炕沿上一拍，“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法律，你懂不懂？我可是跟政治处说你去放马了，叫我代领的。你要是撒手不干，就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吗，‘老右’？”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摊开双手，连问“郭蹁子”。姑娘可是进来了，坦然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小板凳上，好像他们两人说的话与她无关一样。 　　“怎么行？你们两口子的事来问我，我问谁去？”“郭蹁子”又把“法律”放回炕上。“好了，好好过吧！明年有了胖小子，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他走到门口，叉开两手，像轰小鸡一样轰走孩子，“看啥，看啥？没见过你们爹跟你们妈结婚？回去问问你们爹跟你们妈去，走、鬃鬃鬃！……”“郭蹁子”就这样一甩手走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悄悄地端详姑娘。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翘鼻子周围长着细细的雀斑，一头黄色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神情疲惫，面容憔悴。不知怎么，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于是倒了杯水放在木箱上说：“你喝吧，走了那么远路……”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像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这股生气好像不能在她自身表现出来，而只能在经过她手整理的东西上表现出来似的。外表萎顿的她，把这间上房略加收拾，一切的一切都马上光鲜起来。她灵巧的手指触摸在被子、褥子、衣服等等上面，就像按在音阶不同的琴键上面一样，上房里会响起一连串非常和谐的音符。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她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移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这时，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针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她对他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非常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伛偻着的脊背上。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铺着破麻袋的炕沿上，一直唏嘘地说到天明。秀芝原来是四川人。那几年，天府之国搞得连红苕都吃不上，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大量外流。姑娘们还比较好办，在外地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出去。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姑娘在外地成了家，就一个一个提携家乡的姐姐妹妹。这样，成串成串的姑娘就拎着她们可怜的小包袱离开巴山蜀水，闯出阳平关，越过秦岭，穿过数不清的长长短短的隧道，往陕西、往甘肃、往青海、往宁夏、往新疆去奔她们的前程。家里能紧得出钱的就买张车票，没有钱的就一站一站偷乘火车。她们的小包袱里只包着几件补缀过的衣服，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木梳，就靠这些装备，她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这个人生的赌场上。她们也许会赢来幸福，也许会输个精光……在灵均这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郭蹁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子，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蹁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灵与肉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　”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　”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灵与肉五 　　他终于回来了，终于又回到这熟悉的小小的县城。汽车站前面横着全县唯一的柏油马路，那上面仍然蒙着层薄薄的黄尘，风一吹，就在商店、银行和邮局门口打旋。马路对面的那架弹花机仍然响着单调的绷绷声，好像自他走后就没有停过似的，汽车站门前仍然拥挤着卖醪糟的、卖油饼的、卖瓜子的农民；两边，仍然是东倒西歪的土房，有的门上还能看到古老的雕花门楣。那座新盖的戏院仍然困在横七竖八的脚手架当中，一群工人还在它四周忙碌着。 　　但是，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珊疵，就像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黄昏，他搭乘的马车路过原来住的生产队。残阳正从西山上斜射过来，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都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之中。只有秀芝栽的两棵白杨树高耸在一片土房子的屋顶上面，静静的，一点也不摇曳，仿佛正对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一样。牲口回来了，横穿过土路，它们好像认出了他，呆呆地立在路两旁，睁大眼睛望着他。马车远去了，它们才掉过头，懒洋洋地向自己的圈棚踱去。 　　他的心里泛起了一股温暖的柔情。他想起临回来之前父亲和他的谈话。那天晚上，父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父亲穿着丝质睡衣，伛偻着背，神情懊丧地抽着烟斗。 　　“这么快就走吗？”父亲问他。 　　“是的，学校准备期中考试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又说：“这次我回来，看到了你，很高兴。”父亲虽然努力保持平静，但下唇却轻微地抖动着。“我发现你非常非常成熟了。这也许是你有坚定信念的缘故吧。这样也好！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信念。老实说，过去我也追求过，可是，宗教并不能给人什么…　”说到这里，父亲表示厌倦地挥了挥手，又继续说下去，然而却跳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年在巴黎，我看到一本英文版的《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那个儿子后来成了一个白痴。我看了，一晚上没睡着觉。以后，我经常好像看到你一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放心了。你的确出乎我意外，你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　”变得像一个什么，父亲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概念，但是他从父亲眼睛里看到了欣慰的眼神。他觉得他们父子都对这次重逢和分别感到满意，他们各自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父亲在良心上得到了安慰；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回顾了自己的半生，从而领悟到一点人生的意义。 　　太阳完全隐没在西山后面了。她射出的几束剑似的桔黄色的强光映着山顶的晚霞，又从晚霞上折射下来，散在山坡的草场上、山下的田野上、田野的村庄上，最后变成了一片柔和的暮色。离学校越来越近了，远远地已经能看到那中央操场，就像一泓明净的湖水在泛黄的芨芨草滩中间。在晚风的吹拂下，他胸中的柔情也逐渐荡漾开去，终于形成了一股暖流在他全身回旋。他感到，父亲说他有坚定的信念，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任何理性上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是空洞的。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他终于看到了学校。他家门口正站着几个人向大路上这辆马车眺望。秀芝围的白布围裙，在柔和而苍茫的暮色中就像一点皎洁的星光。很快地，那里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看出了是他，全都向大路上奔跑。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她就像迸射出的一团火，飞也似的向他扑来。她越跑越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编后按：此文是张贤亮文革劫后归来奠定文坛地位的作品，也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发表于1980年，曾被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大获成功。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http://plains.yeah.net】 (此文原载于BBS水木清华站)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一 　　李鸣已经不止一次想过退学这件事了。 　　有才能，有气质，富于乐感。这是一位老师对他的评 语。可他就是想退学。 　　上午来上课的讲师精神饱满，滔滔不绝，黑板上画满 了音符。所有的人都神志紧张，生怕听漏掉一句。这位女 讲师还有一手厉害的招数就是突然提问。如果你走神了， 她准会突然说：“李鸣，你回答一下。” 　　李鸣站起来。 　　“请你说一下，这道题的十七度三重对位怎么做？” 　　“．＃＃＃＃＃” 　　“你没听讲，好马力你说吧。” 　　于是李鸣站着，等马力结巴着回答完了，在一片莫名 其妙的肃静中，李鸣带着满脸的歉意坐下了。他仔细注意 过女讲师的眼睛，她边讲课边不停地注意每个人的表情。 一旦出现了走神的人，她无一漏网地会叫你站起来而坐不 下去。 　　有时李鸣真想走走神，可有点儿怕她。所有的讲师教 授中，他最怕她。他只有在听她的课和做她布置的习题时 才认真点儿。因为他在做习题时时常会想起她那对眼睛。 结果，他这门功课学得最扎实。马力也是。他旷所有人的 课，可唯独这门课他不敢不来。 　　自从李鸣打定主意退学后，他索性常躲在宿舍里画画 ，或者拿上速写本在课堂上画几位先生的面孔。画面孔这 事很有趣，每位先生的面孔都有好多“事情”。画了这位 的一二三四，再凭想象填上五六七八。不到几天，每位先 生都画遍了，唯独没画上女讲师。然后，他开始画同学。 同学的脸远没先生的生动，全那么年轻，光光的，连五六 七八都想象不出来。最后他想出办法，只用单线画一张脸 两个鼻孔，就贴在教室学术讨论专栏上，让大家互相猜吧 。 　　马力干的事更没意思，他总是爱把所有买的书籍都登 上书号，还认真地画上个马力私人藏书的印章，象学校图 书馆一样还附着借书卡。为了这件事，他每天得花上两个 钟头，他不停地购买书籍，还打了个书柜，一个写字台， 把琴房布置得象过家家。可每次上课他都睡觉，他有这样 的本事，拿着讲义好象在读，头一动不动，竟然一会儿就 能鼾声大作。 　　宿舍里夜晚十二点以前是没有人回来的。全在琴房里 用功。等十二点过后，大家陆陆续续回到宿舍，就开始了 一天最轻松的时间。可马力一到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他不 喜欢熬夜，即使屋里人喊破天，他还是照睡不误。李鸣老 觉得会突然睡死掉，所以在十二点钟以后老把他推醒。 　　“马力！马力！” 　　马力腾地一下坐起，眼睛还没睁开。李鸣松了口气， 扔下他和别人聊天去了。 　　“今天的题你做完了吗？” 　　“没有。太多了。” 　　“见鬼了，留那么多作业要了咱们老命了。” 　　“又要期中考试了。” 　　“十三门。” 　　“我已经得了腱鞘炎。”同屋的小个子把手一伸，垂 下手背，手背上鼓出一个大包。 　　马力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他从不开口，除了他的本科 —作曲得八十分，别的科目都是“中”。 　　李鸣跑到王教授那儿请教关于退学问题的头天晚上， 突然发生了地震。全宿舍楼的人都跑出站在操场上。有人 穿着裤衩，有人披着毛巾被。女生们躲在一个黑角落里叽 叽喳喳，生怕被男生看见，可又生怕人家不知道她们在这 里。据说声乐系有两个女生到现在还在宿舍里找合适的衣 服，说是死也要个体面。站在操场上的人都等再震一下， 可站了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才知道，根本没地震 ，不知是谁看见窗外红光一闪，就高喊了一声地震，于是 大家都跑了出来。 　　第二天，李鸣就到王教授那儿向他请教是否可以退学 。王教授是全院公认的“神经病”，他精通几国语言，搞 了几百项发明，涉及十几门学问，一口气兼了无数个部门 的职称。他给五线谱多加了一根线，把钢琴键重新排了一 次队，把每个音都用开平方证实了。这种发明把所有人都 能气疯。李鸣最崇拜的就算王教授了。尽管听不懂他说的 话，也还是爱听。 　　“嗯。” 　　“我不学了。我得承认我不是这份材料。” 　　“嗯。” 　　“就这样，我得退学。” 　　“嗯。” 　　“别人以为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以为我不行。” 　　“嗯。” 　　“也许我干别的更合适。” 　　“嗯。” 　　“我去打报告。” 　　“嗯。” 　　李鸣站起来，王教授也站起来： 　　“你老老实实学习去吧，傻瓜。你别无选择，只有作 曲。” 　　二 　　现在唯一的事情就只好是做题。无数道习题，不做也 得做。李鸣只做上两分钟，就想去上厕所或者喝水。更多 的时候是找旁边２３５琴房管弦系的女孩站在２３６琴房 门口聊天。边聊天那女孩边让弓子和琴弦发出种种噪音， 气得２６３琴房的石白猛砸钢琴。 　　和石白，李鸣永远也处不好。一道和声题要做六遍， 得出六种结果。他已经把一本“和声学”学了七年，可他 的和声用在作曲上听起来象大便干燥。但在课上老师要是 讲错了半个字，他都能引经据典地反驳一气。 　　“不对，老师。在２７５页上是这样说的．＃＃＃＃ ．”他站起来说。 　　这时同班的女生就会咳嗽，打喷嚏。 　　“我不愿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石白对所有的人说 。他不参加任何活动，碰上人家在那儿“撞拐”，他就站 在一旁拉小提琴。他学了十五年琴，可还走调。 　　“你得象个作曲家！”他对小个子说，“作曲家要有 风度，比方说吧．＃＃＃＃．” 　　连个儿都没长全的小个子只能缩缩肩膀从他的眼皮下 溜走。要是玩起“撞拐”来，小个子还老占大家上风。 　　石白对“撞拐”这事气得嘴唇直哆嗦。他在一首自作 的钢琴曲谱旁边注上“这首乐曲表达了人生的最高理想境 界。”这结果就是使一个作曲系的女生写了同样长短的一 首钢琴曲来描写石白，一连串不均等节奏和不谐和音。这 曲子在全系演奏，所有人都听得出来它说的是什么。 　　李鸣住的宿舍是一间房子四个人。屋子里有发的存衣 柜、写字台和钢琴，还有马力自己打的家具，弄得宿舍里 不能同时站四个人。原来石白和他们一个宿舍，后来石白 申请到理论系睡觉去了，因为理论系的人到了夜里两点谈 话的内容仍是引经据典。这使他觉得脱了俗。于是指挥系 的聂风搬进李鸣宿舍，他以一种与作曲系迥然不同的风度 出现在这间屋里，头发烫成蓬松的花卷，衬衣雪白，胸脯 笔挺。随着他的到来，女孩子就来了。本来四个人已站不 下的屋子，现在要装八个人不止。一到晚上，全宿舍的人 自动撤出，供聂风指挥女孩子们的重奏小组用。从此，晚 上十二点以后回到宿舍，大家都能闻见女孩子们留下的满 屋香气。 　　隔壁的四个全是作曲系的。戴齐钢琴弹得出众，人长 得修长苍白，作品中流露出肖邦的气质，可女孩们爱管他 叫“妹妹”。留了大鸟窝式长发的森森，头发永远不肯趴 在头上，就象他这个人一样。他不洗衣裳不洗澡，有次钢 琴课上把钢琴老师熏得憋气五分钟。那是个和蔼的教授老 太太，终于她命令森森脱下衣服，光着膀子离开琴房。一 个星期后，管邮件的女生收到一个给森森的包裹，当众让 他打开一看，是那件脱给老太太的衬衣，已经洗得干干净 净，连扣子也钉上了。有个女生当场说，为这事，如果全 世界只剩下森森一个男人，她也不会理他。森森当场反驳 说，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他和她，他就干脆自杀。 　　三 　　李鸣一人躲在宿舍里，不打算再去琴房了，他宁可睡 在被窝里看小说，也不愿到琴房去听满楼道的轰鸣。琴房 发出的噪音有时比机器噪音还可怕。即使你躲在宿舍里， 它们照样还能传过来，搅得你六神无主。刚入学的时候， 也不知是哪位用功的大师每天早晨四点起来在操场上吹小 号，象起床号似的，害得所有人神经错乱。李鸣甚至有几 个星期夜晚即使在梦中仍听见小号声。先是女生打开窗户 破口大骂，然后是管弦乐的男生把窗户打开，拿着自己的 乐器一齐向楼下操场示威，让全体乐器发出巨大的声响， 盖住了那小号。第二天，小号手就不再起床了。可又出现 了一个勤奋的钢琴手，他每天早晨五点开始练琴，弹琴和 弦连接时从来不解决，老是让旋律在“７”音上停止，搞 得人更别扭。终于有位教授（那时教授还没搬进新居，也 住在大楼道里）忍不住了，在弹琴人又停止在“７”音上 时，他探出脑袋冲着那琴房大吼了一声“１—”，把“７ ”解决了。所有人的感觉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李鸣把不去琴房看成神仙过的日子，他躺在被子里拿 着一本小说。 　　“喂，哥们儿，借琴练练。”森森推开门，大摇大摆 走到钢琴那儿，打开琴盖就弹。 　　“你没琴房？” 　　“没空。我要改主科。” 　　“少出声。” 　　“知道。” 　　可是森森不仅没少出声，而且他的作品里几乎就没有 一个和弦是协和的，一大群不协和和弦发出巨大的音响和 强烈的不规律节奏，震得李鸣把头埋在被子里，屁股撅起 来冲天，趴了足有半小时，最后终于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 ： 　　“行行好吧。” 　　“最后四小节，最后四小节。” 　　“我已经神经错乱了。” 　　“因为我在所有的九和弦上又叠了一个七和弦。” 　　“为什么？” 　　“妈的力度。”森森得意洋洋。他说完就用力地砸他 的和弦，一会儿在最高音区，一会儿在最低音区，一会儿 在中音区，不停地砸键盘，似乎无止无休了。李鸣看着他 的背影，想拿个什么东西照他脑后来一下，他就不会这么 吵人了。 　　“妈的力度。”森森砸出一个和弦，“还不够。我发 现有调性的旋律远远不如无调性的张力大。” 　　“你的张力就够大了，我已经变成乌龟了。” 　　森森看着被子里的李鸣大笑：“你干吗要睡觉？” 　　“我讨厌你们。” 　　“你小子少不谈正业。” 　　“你把十二个音同时按下去非说那是个和弦，那算什 么务正？” 　　“我讨厌三和弦。” 　　“可你总不能让所有的人听了你的作品都神经分裂吧 ？” 　　“我不想，可他们要分裂我也没办法。但我的作品一 定得有力度。不是先生说的那种力度，是我自己的力度， 我自己的风格。”说完他又砸出一串和弦。 　　李鸣了解森森，他想干什么谁也阻挡不了。不象孟野 。孟野的才气不在森森之下，可一天到晚让女朋友缠住不 放。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好几天。有几次都是面临考试时 失踪的。孟野也长得太出众了点儿，浓密的黑发和卷曲的 胡子，脉脉含情的眼睛老给人一种错觉，由此惹得女生们 合影时总爱拉上他，被他女朋友发觉免不了要闹个翻天覆 地。有一次那姑娘追到学校把孟野大骂了一顿，然后哭着 跑到街上，半夜不归，害得作曲系女生全体出动去叫她。 她坐在电线杆子底下，扭动着肩膀，死活不肯回去。最后 还是李鸣叫马力戴上保卫组的红袖章，走过去问：“同志 ，你是哪儿的？”她才一下子从地上站起，跟着大家回去 了。 　　“你这讨厌鬼。”李鸣对森森骂道。森森砸完最后一 节和弦，晃着肩膀走了。他一开门，从外面传来一声震天 的巨响，那是管弦系在排练孟野作品中的一个高潮。 　　每次作曲系的汇报演出，都能在院里引起不小的骚动 。教十个作曲系的主科教授只有两位，一位是大谈风纪问 题的贾教授，一位是才思敏捷的金教授。贾教授平时不苟 言笑，假如他冲你笑一下，准会把你吓一跳。他的生活似 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学。他从不作曲，就象他从不穿新 衣服，偶尔作出来的曲调也平庸无奇，就象他即使穿上件 新衣服也还是深蓝涤卡中山装一样。但所有人都得承认他 的教学能力，循序渐进，严谨有条，无一人可比。但在有 些作曲系学生眼里，贾教授除了严谨的教学和埋头研究古 典音乐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全力以赴攻击金教授。金教 授太不注意“风纪”，一把年纪的人总爱穿灯芯绒猎装， 劳动布的工裤，有时甚至还散发出一股法国香水的味道。 以前他在上大课时总爱放一把花生米在讲台上，说几句就 往嘴里扔一颗，自从他无意中扔进一颗粉笔头之后。就再 也没看见他吃过花生米了。 　　金教授在讲课时，几乎不会慷慨陈词，老是懒洋洋地 弹着钢琴。如果你体会不到他手下的暗示，你就永远也不 明白他讲的是什么。随便几个音符的动机他都能随意弹成 各种风格的作品，但他懒得讲，有时自己一弹起来，就谁 也不理了。马力是贾教授的学生，有次破天荒跑到金教授 班上听课，结果什么也没听懂，打了个长长的呵欠。金教 授腾地从琴凳上站起来，冲马力鞠了个躬，笑着说：“祝 您健康。”然后又坐下去弹起琴来。从此马力就不爱在贾 教授班上听课了。 　　每次作曲系学生汇报会，实际也是这二位教授的成就 较量。自从金教授的学生在一次汇报会上演出了几首无调 性的小调后，贾教授大动肝火，随即要给全体作曲系学生 讲一次关于文艺要走什么方向的问题。开会的事情是让李 鸣去通知的，李鸣本来连学也要退的，更不愿开什么会， 于是，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通知，即某日某时团支部与学生 会组织游园，请届时参加等等。于是害得贾教授在教室里 等了学生一下午，又无法与团支部学生抗争。 　　为了弥补这次会议，贾教授呼吁全体作曲系教员要开 展对学生从生活到学习的一切正统教育，不仅作品分析课 绝不能沾二十世纪作品的边儿，连文学作品讲座也取消了 卡夫卡。同时，体育课的剑术多加了一套，可能是为了逻 辑思维，长跑距离又加了三圈，为了消耗过剩的精力。搞 得男生们脸色蜡黄，女生们唉声叹气，系里有名的“懵懂 ”—因为她能连着睡三天不起床，中间只起来两次吃饭， 两次上厕所—自从贾教授的体育运动开展后，躺在床上大 叫“我宁可去劳改！” 　　李鸣先撕了一本作业，然后去找王教授。 　　“没劲，没劲。”他边说边在纸上画小人。 　　“你为什么不学学孟野？你听过亨德米特的《宇宙的 谐和》吗？” 　　李鸣走回去把作业本又拼起来了。 　　孟野这疯子，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可就是不照规章办 事。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疯狂的想法，一种永远渴望超越自 身的永不满足的追求。音程的不协和状态连本系的同学都 难接受。可金教授还是喜欢他。 　　“孟野的结构感好，分寸把握好。”金教授对“懵懂 ”说，“所以他可以这么写，你不行。” 　　“懵懂”正想模仿孟野，也写个现代化作品。 　　孟野一说起自己的作品来就滔滔不绝，得意非常。长 手指挥上挥下，好象他正在指挥一个乐队。有时他的作品 让弦乐的音响笔直地穿过人们的思维，然后让铜管象炸弹 似地炸开，打击乐象浓烟一样剧烈地滚动。这可以使乐队 和听众都手舞足蹈。而李鸣却不考虑乐队和听众对自己作 品的看法，他只想着写完了就算解放了。 　　“这地方和声是不是这样？”圆号手问。 　　“什么和声？”李鸣在自己谱子上根本找不到圆号手 吹的是哪儿，他早走神了，“随你便吧，管它呢。” 　　于是圆号手和长号手吹的不在一个和弦里，演奏完了 ，竟有人说李鸣也搞现代派。 　　“你们把握不住就不要这样写，”金教授说，“孟野 的基本功好。” 　　孟野用手指勾住大提琴的弦，猛然拨出几个单音，然 后把弦推进去、拉出来。又用手掌猛拍几下琴板，突然从 喉咙里发出一种非人的喊叫。森森大叫：“妈的力度！” 然后把两只手全按在钢琴键上，李鸣捂着耳朵钻进被窝。 　　楼道里充满了孟野象狼一样的嚎叫。 　　宇宙的谐和。疯了。李鸣想。 　　四 　　李鸣觉得董客这人，踏实得叫人难受。可因为孟野和 森森太疯，他只好去找董客聊天，但在董客眼里，李鸣也 是不正常，他竟然放着现成的大学不愿上。 　　“请坐，ｐｌｅａｓｅ。”董客彬彬有礼地让李鸣。 好象他身后有一张沙发。 　　李鸣坐在床上。董客端上一小杯咖啡。他这人很讲究 ，尽管脚臭味经常在教室里散发。咖啡杯是深棕色的，谁 也弄不清它到底有多卫生，李鸣闭着眼把咖啡吞下去。 　　“西方现代化哲学的思维是非客观与主观形式的相交 。”董客老爱说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话，他一张嘴就让人 后悔来找他，“和声变体功能对位的转换法则应用于．． ．．．．” 　　李鸣想站起来，他觉得自己走进一个大骗局里了。 　　“人生的世故在于自己的演变，不要学那些愚昧的狂 人，你必须为自己准备一块海绵，恐怕你老婆也愿意你是 个硕士。” 　　李鸣站起来就走。董客为他打开门：“ｐｌｅａｓｅ 。” 　　关于创作方向问题的会议到底还是开了。贾教授特地 请来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这个专题讨论会要每星期 开一次。这使学生每星期失去一个晚上做习题，所以大多 数人都拿着作业来讨论。照例是先让贾教授讲两小时的话 ，讲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下面的笔在唰唰响，教室的秩 序极好。可紧接着团支书作了一个提议，建议开始自由发 言，并请贾教授回去休息由他来主持会议。贾教授只好摆 摆手，坐到后面墙角处去了。团支书是管弦系的乐队队长 ，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排练时作曲系男生冲乐队女 生挤眼睛的问题。 　　“这样就会分散她们的注意力，不去看指挥。” 　　作曲系的男生大来情绪。 　　“谁呀？” 　　“让我去当指挥不就解决问题了？” 　　“什么？” 　　“你们管弦系女生压根就不想好好给我们排练。” 　　“我的竖琴手说反正是不协和和弦，怎么弹都是对的 。她就从来不照谱子弹。” 　　“管弦系的小姐呀，难伺候。” 　　“还要我们怎么样？” 　　“娶过来？” 　　“你？” 　　贾教授已经坐不住了。 　　董客突然说了一句： 　　“人生象沉沦的音符永远不知道它的底细与音值。” 　　大家一齐回头冲他看，但谁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假如，”董客接着说下去，“三和弦的共振是消失 在时空里只引起一个微妙的和弦幻想，假如你松开踏板你 就找不到中断的思维与音程延续象生命断裂，假如开平方 你得出一系列错误的音程平方根并以主观的形象使平方根 无止境地演化，试想序列音乐中的逻辑是否可以把你的生 命延续到理性机械化阶段与你日常思维产生抗衡与缓解并 产生新的并非高度的高度并且你永远忘却了死亡与生存的 逻辑还保持了幻想把思维牢览困在一个无限与有限的机合 中你永远也要追求并弄清你并且弄不清与追不到的还是要 追求与弄清．．．．．．” 　　贾教授大喊一声：“好了！”他的长手臂向前伸出来 ，有点儿哆嗦，“你们的讨论就到这儿。”他走到讲台前 ，眼神变得游移不定。他提出一道思考题：试想二十世纪 以来搞现代派作曲的人物有哪个是革命的？ 　　大家谁也没说话。等散了会，森森大声在楼道里唱了 一声：“勋—伯—格！”贾教授回头看了一眼。他又喊了 一声“勋伯格”然后手舞足蹈地大叫：“Ｉｃａｎ＃ｏｔ ｒｅｍ＃＃ｂｅｒ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ｍｕｓｔｈ ａｖｅｂｅｅｎｕ＃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 ｅ．．．．．．！” 　　“全疯了。”马力嘟喏着。 　　“干吗他们要缠住创作方式问题争执不休？” 　　“这事还是挺有意思。” 　　“真的？” 　　“全部意义就是拖延时间。” 　　“最好是不想。” 　　“你说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真想抽烟？” 　　“想戒戒不掉。” 　　“愁什么？写不出教书。” 　　“唉．．．．．．” 　　“他们干吗要缠住创作方式问题争执不休？” 　　“还不明白？不干这个还干什么？” 　　五 　　戴齐的钢琴确实弹得太好了。他可以不象别人那样， 每天必练两小时琴，一学期参加两次钢琴考试。可他并不 能因此轻松，即使不练琴，各门功课的作业堆在桌上，好 象永远也做不完。他把作业放在左边，做完的放在右边， 还没等左边的都到右边去，右边的已经又变成了左边的。 为此他经常看聂风带着管弦系女孩子排四重奏，更喜欢把 自己写的协奏曲拿去和小提琴手姑娘们协奏一番。他喜欢 凑到姑娘堆里，因为在男生那儿他老占不了上风。 　　“你不灵，小个子，象个小爬虫似的。”他在食堂里 和小个子开玩笑。食堂是最开心的地方，男女生凑在一桌 上吃饭，是该出风头的时候。小个子一下急了：“有能耐 出去！操场上见！”戴齐一下子不作声，低头吃起饭来。 　　他的气质不适合和男生交往。他苍白、清秀、修长的 手指可以和女性的手指媲美，鼻梁挺直，端正的嘴唇说起 话来快得象个女人。只要一下课，他必得走到钢琴前弹奏 一段什么，假如是弹他自己的作品，肯定会使人赞叹不已 ，而假如他弹个什么名作，则就会蹦出个女生和他较量。 这也是作曲系的女生，外号叫“猫”。因为只要她不愿做 习题就象猫一样喵喵叫。“猫”和戴齐的较量是古典音乐 和爵士音乐的较量。“猫”把戴齐从琴凳上挤下来，把他 刚弹过的曲子改成爵士，一开始弹，“懵懂”就从座位上 蹦起来，边跳边笑。只有在听爵士的时候她不想睡觉。 　　这个班上有三个女生，已经把全班搅得不亦乐乎。为 此，后面几届的作曲班就再也没招进女生。主要是贾教授 大为头疼。风纪、风化，都被这三个女生搅了。“猫”是 个娇滴滴女孩，动不动就能当着所有人咧开嘴大哭，哭起 来象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肆无忌惮。这使老师也拿她没办 法。遇到她做不好的习题，她把肩膀一扭，冲老师傻呵呵 地咧嘴一笑老师就放她过关了。“懵懂”一天到晚只想睡 觉。她能很快弄懂老师讲的，又能很快把它们忘掉，她当 天听，就得当天做题，还得当天给老师改，否则过了几天 ，她就会否认这道题是自己做的。你再告诉她对错都是白 搭，她早忘了准则。 　　一次，“懵懂”去上金教授的个别课。整整两小时， 金教授在改她的作品，她一句话没听进去。下了课她走出 课堂，冲着等在外面的“猫”说“今天金教授洒了那么多 香水”，就回去睡觉了。“猫”夹着谱子走进教室，金教 授又埋头修改她的作品，“猫”把头凑过去闻了闻金教授 身上的香水，正好教授一抬头，吓得“猫”冲着教授“喵 ”地一声。“你这里写得好，音响丰满。”金教授一本正 经地说。“当然，那是森森帮我写的。”过后“猫”对李 鸣说。 　　第三个女生是女生中的楷模，由此得了个“时间”的 封号。她精确非常，每天早晨六点铃声一响，腾地就从床 上坐起来，中午和晚上无论那两个人说什么她都能马上入 睡。“这家伙简直是机器！”“猫”对“懵懂”说。“嘘 ！她能听见。”“她早睡着了。”“你们在骂我。”“时 间”嘟喏了一声。 　　她认真做所有课程的笔记，连开一次班会也要掏出本 来。没有一本功课她不认真。作曲系的学生通常是同时开 十门课，她则是连运动会也要拿个名次。本来这样的女生 是不会使贾教授后悔的，但当同时有两个男生追求“时间 ”，并且“时间”全不拒绝时，贾教授的气真是不打一处 来。 　　入学一年后，天下大乱。晚上八点钟，李鸣找“时间 ”谈话，九点钟董客就挤进来把“时间”叫走了。十点钟 “时间”回到琴房开始用功。十一点钟，查夜的保卫组来 了，勒令所有人都回宿舍睡觉，只见“猫”蹭地一下从琴 房窜出来，咔嗒一声，把琴房锁了。等保卫组走后，又打 开锁溜了进去，那里面坐着森森。 　　至于孟野因为和“懵懂”跳了一场舞，被人拍了照拿 回家去，招惹出的麻烦已经使人啼笑皆非。 　　贾教授几乎对这个班的学生感到绝望。但他不能表示 出无能，他得管，可又一点儿办法没有。他既说不出办法 ，又觉得绝望，这使他的脸变得乌黑。他的衣服穿得更破 ，到后来两个裤腿已经不一样长了。可还是一点儿办法也 没想出来。 　　六 　　石白对这些人与贾教授无形的对抗又气又恼。他凭直 觉认为贾教授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并且他学了七年的和声 学，假如在作品中去打破它，不是成心和自己过不去？巴 哈的赋格他从来没背下来过，即使考核时他也总不得已地 照谱子弹，为此被减了很多分。但那是圣经中的圣经，是 不可企及的，既然不可企及，就不要多想。人家已经干过 了不可企及的事，你就不要想再去干什么新的了，你再干 也是白费，也超不过巴哈。超不过巴哈你就成不了大师， 成不了大师你就超不过巴哈。超不过巴哈你就只有惭愧， 你只有惭愧但不能超过巴哈。石白觉得自己对这些问题理 解得比森森孟野透彻得多。争执是无聊的，所谓“创新” 也毫无意义。你认为的创新不过是西方玩儿剩下的东西， 玩儿剩下的再玩儿就未免太可笑，玩儿没玩儿过的又玩儿 不出来，不如去背巴哈，反正模仿巴哈不会受到方向性抨 击。 　　石白是个心跳本不剧烈但每天去追求剧烈心跳的天才 。谁都说他呆，但他对音乐的任何一本理论书都狂热地崇 拜。他对音乐的狂热似乎全球无一人可比，他从不迈出琴 房去做无意义的聊天，但他每门成绩都勉强得“良＋”或 “良—”。他既不参加班会也不参加任何活动，更不去无 目的地游山玩水，即便看完一场电影，坐在食堂里，他也 要神情严肃地和你讨论电影的主题展开、时代背景、作家 生辰、演员技巧。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但说起来 又字种铿锵有力。那股认真劲只能使人毛骨悚然。 　　他除了音乐书，别的什么书也不看，但每部作品前又 都要加上文学语言注释。李鸣每次看到他那么苍白消瘦地 追求狂热，都禁不住要可怜他。 　　那次钢琴考试他又得了四分，大概又是因为背不下巴 哈。他大为恼火，问李鸣为什么他得了四分而李鸣不常练 琴却能得五分？这问题让“懵懂”帮着解答了。在下一次 钢琴考试前，她带着他去逛了四个美术馆，看了十个当代 最新画展。第二天他满怀激情与信心走进钢琴考场，结果 又得了个四分。为这事，他发誓再不与“懵懂”打交道。 　　小个子对他的行为大为诧异：“你怎么能这样？”他 们那时是在去“采风”的路上，搜集民歌并游览名胜。 　　“别管我。”石白只是看着自己的游览图，把上面的 名胜用笔圈起来，每走到一个地方，不管刮风下雨，掏出 照相机就照，甚至连光圈距离都不调。 　　“难道不是名胜，再好看的风景也不照了？”小个子 怒气冲冲，他没带相机，指望着和石白一起照相。 　　“别废话，你懂个屁。”石白嚓地一声按动快门，然 后用笔在游览图的某一个圈上又打了一个对勾。 　　“你简直是胡闹。”小个子嘟嘟喏喏，“这个人真怪 ，天下第一白痴。” 　　“你才是白痴，只知道浪费胶卷。” 　　小个子气得直跺脚。当游艇在一个著名的河上开时， 石白根本无兴致和大家说笑。河两边的名胜与讲解员的滔 滔不绝，使他无暇顾及天空和脚下，只是抬眼看看岸边， 又低头写下讲解员的话，然后匆匆看一眼游览图上的圈， 打个对勾。 　　为此，有个叫莉莉的小提琴手爱上了他。说他从身上 能闻到一股神圣的气味。并且据说石白长得有点儿象聂耳 ，不过可能比聂耳要高十几公分。 　　莉莉长得象个运动员，肩宽腰细，两腿细长笔直。整 天穿着一双回力鞋，没有什么事她不敢干。她常常夜里十 二点钟从学院的高围墙上翻下来，偷偷溜回宿舍，或者晚 上在阳台上只穿着胸罩短裤练习体操。那个阳台设在女生 宿舍与琴房之间，因此总有男生要路过。每当男生走来， 她就用浴巾围住身体，只露出个瘦瘦的肩膀和长长的细腿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到了夏天，她的裙子短得不能再短 ，有时在琴房就索性只穿胸罩和短裤练琴。 　　她和石白的相识也是从这儿开始的。那是个炎热的夏 天中午，莉莉正穿着她的“三点式”练琴，没锁门，门突 然被石白推开了。石白和莉莉是一个琴房的，他是来取谱 子，结果被吓了一大跳，连忙退了出去。莉莉想他反正不 会再回来，就接着拉琴，没想到石白又把门推开，恭敬地 说了声“对不起”，然后飞快地缩回脑袋把门关上。气得 莉莉冲着门连踢了两脚，大骂“傻瓜蛋！”。 　　事后只要一提此事，石白就推推眼睛，连连给她鞠躬 。 　　自从他们成了朋友，莉莉总是说：“陪我出去玩儿玩 儿吧。” 　　“我没时间，真的。”石白央求她，“我快考试了。 ” 　　石白不愿去陪莉莉，但愿意让莉莉陪着他，可又不许 莉莉出声。搞得莉莉觉得很窝囊。有一次，他让莉莉给他 试奏他的小提琴曲，莉莉为了让他在视觉上也满意，特意 穿着演出服，一身黑色的长裙和高跟鞋来为他试奏。搞得 石白只顾看她站在那儿边拉琴边摇头晃脑地自我表现，根 本没听清楚自己的作品。石白一肚子气恼，把眼睛捂住。 　　“为什么不看着我？”莉莉问。 　　“你为什么要穿这么一身衣服试奏？为什么要穿这么 高的鞋子？”石白喊起来。 　　“这又碍你什么事？” 　　“碍了！碍了！我听不见我的作品！” 　　莉莉把高跟鞋一甩，就甩到石白眼前的钢琴键上。然 后光着脚哭着跑到操场去了。 　　“跟他吹了！”“懵懂”愤愤不平地看着莉莉，她穿 着拖地长裙光着脚站在风里，眼睛都哭肿了。 　　此后莉莉就把琴房里的所有家当都搬到戴齐的琴房里 去了。 　　七 　　又要考试了。贾教授当众公布了考试时间、科目，又 是十门。一下课，马力就嘟喏了一句“×”，从此身上老 带着一盒清凉油。 　　所有人桌上的谱子又高出了一尺。每个人的体重都在 下降。脸色由白变成青。早晨的出操成了下地狱，连孟野 也停止了洗冷水浴。早晨六点钟，“时间”腾地从床上蹦 起，跳到地上，飞快地跑到琴房，然后到天黑也没见出来 。“猫”一睁眼，先伸手在钢琴上按了一个“Ａ”音，以 校正自己的耳朵，然后大声唱视唱练耳的习题。“懵懂” 为了让自己醒过来，闭着眼就把录音机打开了，跟着迪斯 科的节奏穿好衣服、洗好脸，可却无论如何不能使习题也 跟着节奏走。 　　全校的学生都在准备考试，琴房里一片嘈杂声，气得 作曲系的学生骂声乐系是叫驴，是一群只长膘不长脑子的 家伙，而声乐系骂作曲系是发育不全的影子。作曲系学生 为了躲开噪声，就找了个僻静的大课堂，作为复习基地， 一到晚上大家就躲在这儿。可是不知是谁，在这课堂的黑 板上贴了个大大的功能圈。Ｔ—Ｓ—Ｄ。这个功能圈大得 足以使全体同学恐惧。李鸣想把它撕了，可小个子拦住不 让。小个子跳上讲台，告诉大家，牢记功能圈，你就能创 作出世界上最最伟大的作品，世界上最最伟大的作品就离 不开这个功能圈。结果谁也不敢把它撕下来，只好天天对 着它准备考试。 　　“当然，你们不要把考试看得过分严重，成绩好坏是 小事，重要的是你们掌握了没有。你们在复习上要有所偏 重，你的体育再好，也进不了体育学院。”贾教授说。 　　“可是，体育不达标准，要补考，什么时候及格了， 才能通过。你永远不及格，就永远要补考。”体育教员说 。 　　“不懂得文艺理论你算什么艺术家？从第一章背到第 二十三章。” 　　“四十位哲学家的生平及主要观点与十位自然科学哲 学家的主要科学成就及基本哲学思想，这就是我们的考试 内容。” 　　“背下所有不规则动词。” 　　“连［上鼓下登］字都不认识，你们还算什么大学生 ？［有去二横］字当什么讲？” 　　．＃＃＃＃＃ 　　晚上，阳台上又多了几个穿“三点式”的姑娘，都在 练剑术和拳术。 　　“背剑术比背谱子还难。” 　　“难多了。” 　　“我刚发现我是进了体育学院。” 　　“不，是北大文科。” 　　“经济学院。” 　　“气—贯—丹—田。” 　　阳台下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息。 　　“八千米的长跑，跑死他们。”“猫”探头看着下面 围着楼绕圈子的男生。 　　“喂，［有去二横］字是什么意思？”一个男生抬起 头冲她喊。 　　“喵”“猫”尖叫一声把身子缩回去。 　　“他们太累了。”金教授温和地说。 　　“可我们作曲系历来就是很累的，否则还叫什么作曲 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今年根本没有作曲系本科生，就是 因为太累。”贾教授骄傲地说。 　　“那一定要考了？”金教授无可奈何地问。 　　“一定要考。而且还要严格。”贾教授从眼镜后面盯 着金教授。 　　金教授召集了他的全体学生上大课：“要看你们的真 本事了。不要用钢琴，当场写出一首三部结构的作品，关 于动机的展开，你们要去多分析诸如肖邦舒曼之类的作品 ，不要走远了，不要照你们平时的方式写，尤其是你们！ ”他指指孟野和森森，“至于和声—” 　　“功能圈。”“懵懂”接了一句。 　　“功能圈？”金教授问。 　　“功能圈。”“猫”说。 　　“噢，对，功能圈吧。” 　　八 　　真的考试来了，恐慌也就变成了平静。一声不响的平 静。所有的人都懒得多说一句话，低着头匆匆地走路，脑 子飞快地转动。 　　“噢！什么时候完呀？”“猫”在快进考场前伸了个 懒腰。 　　石白赶快捂住耳朵，转过身去。 　　视唱练耳的考试被一个音乐系的男高音搅了。听写已 经考了两小时，和弦都听完了，只剩下最后一条长长的有 临时离调的三声部复调，这道题占分最多。这是全体考生 最最紧张的时候。可这时，隔壁声乐系教室的门打开了， 放出来一个刚考完语文的男高音。他痛痛快快地唱了一句 很高很高的“妈—”。这下，作曲系教室里就有好几个人 耳朵随着这声“妈”走调了。再也想不起刚才教师在琴上 弹的是什么调，再也想不起标准音。甚至有人把这声“妈 ”也算成了最高声部。 　　大家希望有哪科教员突然病倒或者是家里着火什么的 。结果有个语文教员真让车撞了，但语文考试并没停止， 而且换了个更厉害的监考官。为了缓和气氛学校决定拖延 考试期，把每科考试的间隔再拉长一点，可这么越拖延， 大家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希望考试索性快点来临，哪怕 在一天里全考完，全不及格也行。准备复习用的小卡片上 写满了各科的复习题，已经背得串了行。“懵懂”在艺术 理论考卷上写道：“有：没有。” 　　小个子手上的腱鞘炎鼓包又大了。他弹琴的时候总让 人以为他手背上有个核桃。他一边弹一边吸冷气，一边弹 一边骂娘。终于到了钢琴考试那天，他飞快地弹完肖邦的 左手练习曲，这曲子正是那只有腱鞘炎的手当主力。弹完 以后，他趴在琴上就不起来了。等考官哄他退场时，他一 出门就跑到声乐系的视唱练耳考场外，大声唱了一个“妈 —”。 　　李鸣在民族戏曲考场上，刚摇头晃脑地唱完：“李白 斗酒．＃＃＃＃＃酒中仙．＃＃＃＃．”没等老师点头， 他就匆匆跑到操场上，冲着体育老师大叫：“来吧，八千 米！”于是气喘吁吁地围着楼绕圈子。体育老师还算好说 话，天天拿着跑表和剑等在操场上，任何人只有时间就可 随时参加考试。 　　终于只剩作曲考试一关了。还有一天的时间，可全体 作曲系的人都不再去琴房，躺在床上一声不出。只有石白 终于跳起来，跑进琴房，砰地关上门，开始分析作品。 　　“谁能让这整个一天都变成黑夜？”李鸣在被窝里问 。 　　“能”马力爬起来，把一床毯子用钉子钉在窗户上。 　　“唉呀，天永远不亮就好了。”小个子高兴地叫。 　　可第二天早晨铃声一响，所有人都迅速跳下床，连早 饭都顾不上吃，就跑进琴房，几乎毫无头绪地在那儿分析 作品。等考试的铃声一响，“猫”的牙齿已经发出哒哒的 颤音。“懵懂”过来把她搂在怀里，贾教授见了很奇怪， “她发烧了吗？”。 　　“我也发烧了。”“懵懂”的牙也抖起来。 　　空白的五线纸一拿在手上，李鸣觉得精力集中得全分 散了，怎么也不能思考。有张纸上写着五个动机，你可以 任意挑一个发展成一首三部结构的作品。他把每一个动机 全发展了，可看每一个都不顺眼。他想谨慎行事，可耳朵 里全是拥挤的噪音，无论哪个和声都听起来不顺耳。任何 一个和弦都可能是错的，谁知道对的标准是什么？他硬着 头皮挑了一个动机写下去，写着写着就进了一个混沌的圈 套。一个反功能的圈套。他不顾一切地想把功能扭过来， 但脑子里却是一团糟。功能圈。功能圈。他想。有人开始 抽烟了。他急得直想上厕所。关键在于不知道对错，根本 不知道对错。写着写着，他脑袋里开始出现了一个长音， 一个总是不变音高，高得不能再高的长音。这长音抹掉了 他一系列的构思，他赶也赶不走，抽烟的人越来越多。他 把它横着写了八遍，竖着又写了八遍。抽烟的人咳嗽起来 。突然他在一瞬间看透了什么他妈的对错。根本无所谓对 错，反正你永远也无法让贾教授说对，这样一想，他就心 花怒放，浑身轻松，跑到厕所里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 　　考试一直进行到晚上八点钟，大家才陆陆续续交了卷 。这一天除了上厕所、吃饭，谁也没出考场，更不许把作 品带出去，以防用琴校对。好歹算是结束了，尤其是谱面 写得漂亮的，看着还很得意。 　　贾教授站在那儿收谱子。一边收谱子，一边通知要走 的人：“明天八点准时还到这儿来。” 　　“干什么？” 　　“再考一次。” 　　九 　　第二天的考试内容是歌曲作曲。“懵懂”一拿到歌词 ，就失去了全部勇气。那上面写着：“青山绿水小村庄， 革命精神大发扬，条条渠水绕山间，金光大道直向前。” 并且有好几段。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是民谣还是诗词，到底 用大调还是用小调，到底写着民歌还是宣传歌曲或艺术歌 曲？而且还要求配上钢琴伴奏，她看着歌词先发了两个小 时的呆，然后写了十种方案，全都难听得要了人的命。 　　“这是什么东西呀？”一直到晚上，她还拿着那十种 方案发呆，“这是个什么破东西呀？！” 　　“别叫，怎么啦？”马力走过来。 　　“这十首歌是谁写的？” 　　“这不是你写的吗？” 　　“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破玩意儿。” 　　“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 　　“我不可能写出这首歌词。不是我。” 　　“为什么？” 　　“噢，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来！” 　　“唉呀，女的就是不行，啧啧。”石白不耐烦地跺着 脚。 　　这时考场上已经没几个人了。连贾教授都困得不得不 回去睡觉了。临走时他留下话，不写完不许出这屋子，但 时间不限。 　　“你这首写得挺好，把这儿改成这样就行。”马力看 看“懵懂”的谱子。 　　“为什么？” 　　“告诉你这么改你就这么改。” 　　“为什么？” 　　已经夜里十点钟了，一股凉意从窗外扑来。“懵懂” 向马力要了一根烟。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改？” 　　她把烟点着，看着那十种方案发呆。石白已经走到钢 琴旁弹起来了，苍白的脸显得更瘦削，看上去虚弱不堪。 “懵懂”冲他大叫：“别弹琴！别弹琴！” 　　石白瞪了她一眼。 　　“懵懂”凑过去看他的谱子，除了歌词，那上面还标 着各种石白的文字注解，使谱子看上去象篇带音符的散文 ：“优美如歌，好象看到一缕青烟从村庄飘起．＃＃＃＃ ．呵，祖国的山河多么壮丽．＃＃＃＃．如醉如痴、意志 坚定地．＃＃＃＃．” 　　“你写作文哪？！”“懵懂”冲他大喊了一句。 　　石白瞪了她一眼，把耳朵堵上了。 　　“懵懂”用双手在钢琴上使劲一按。然后又跑到马力 那儿叫起来：“我为什么要那么改？” 　　“你干脆回去睡觉吧。” 　　“为什么？” 　　马力把自己的谱子写好了，把兜里的烟全掏出来留给 “懵懂”。 　　“懵懂”并不抽烟，她把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看着 它们一根一根地消耗，然后闭着眼睛把十种方案每种抽出 一句凑成一首歌，配上钢琴伴奏。那是首哪句和哪句都没 关系，横竖全没关系的曲子。她毫不客气地让人声跨了三 个八度，精心设计了一个谁弹起来都会痛苦不堪的钢琴伴 奏。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她把谱子交给石白，石白还坐在 钢琴旁，研究自己的文字注解是否有光彩。然后她把铅笔 、橡皮、尺子和余下的谱纸统统从窗户中扔出去了。 　　这是个空气清新的早晨，阳光已经柔和地照在她那张 发青的脸上，她想让自己精神起来，可就是不行。她使劲 揉眼睛，按太阳穴，太阳穴两边就象有两个铅砣在夹击她 。她觉得满脑子都是那十种方案赶也赶不走，并且随便一 凑就又是一首蹩脚的旋律。她只好开始跑步，想把它们甩 开。但没跑几步，她就睡着了。一下子跪在地上，然后就 趴在那儿进入梦乡，直到天又重新黑下来，作曲系课堂里 传来放得很响的迪斯科音乐。 　　十 　　作曲系课堂迪斯科放得山响。全体同学都凑在这里庆 祝考试结束。森森醉醺醺地凑到李鸣面前，说他最近又发 现了一个新的音响，名字叫“原始张力第四型”。 　　“原始张力第四型？” 　　“就是把所有可能的有力度的音型都叠在一起，分成 四十八个声部，还可以变成复调。”森森说得唾沫星乱飞 ，比手挥脚，直立的头发直抖。李鸣边喝着啤酒边说：“ 你行行好，让我把这首迪斯科听完。”“猫”突然跳过来 ，抓住森森的后脖领子，把他抓到跳舞的行列里去了。 　　“这算什么音乐？这算什么音乐？”小个子有点儿坐 立不安。 　　“你说的是森森还是迪斯科？” 　　小个子没回答，咕嘟咕嘟地喝啤酒。 　　森森象个原始人一样扭动着身躯。孟野边跳边找机会 倒立。他们谁也不跟着拍子，有时比拍子快，有时慢，有 时让脚步老和音乐差半拍。他们疯狂地扭动旁若无人，气 喘吁吁，汗流满面。突然，“懵懂”在他俩中间出现了， 她一出现，全场都喝起彩来，因为她把自己打扮得象个非 洲土著，精确地踏着节奏，使三人的舞姿一下就溶成一体 了。 　　“嘿！”聂风和管弦系的男生女生突然闯进来。“乌 拉！”作曲系的人眼睛一亮。管弦系的女孩子一个个光彩 夺目，每人手里还拿着一份作曲系写的谱子。“你们的谱 子太难啦。”“我再也不拉了。”“真见鬼了。”“可是 真带劲！”她们把谱子纷纷扔在地上，然后她们围着它们 跳起舞来。管弦系的男生拿着铜管，聂风手一挥，突然， 一个震天动地的和弦使全屋的人都痛苦不堪。当这声音结 束时，长号手抱歉地对森森说：“对不起，我们没吹出你 要的力度来。”“猫”跳过来，冲着森森喊道：“你写的 东西都象臭狗屎！我一辈子也没听过这么讨厌的音响，简 直讨厌透了！要是你变成一把琴弦，我一定把它折断！” 森森边跳边说：“何必，何必！”然后冲着地上的谱子哈 哈大笑。孟野正躺在地上，把谱子往自己的身上盖。 　　小个子还在咕嘟咕嘟喝啤酒。 　　“你可喝得太多了。”李鸣提醒他。 　　“你最好别管我。” 　　“你这个糊涂虫。” 　　“你这个懒虫。” 　　“好，你喝吧。”李鸣又给他拿来一瓶啤酒。 　　孟野自从躺在谱子下面后再没动，外面的世界已经和 他无关了，谁要是翻动一下谱纸，他就会骂一声：“滚， 臭猪！”于是谁也不理他了。他闭起眼睛听着震天响的迪 斯科，跳舞的人把尘土都踢起来了，楼板也随着节奏抖动 。他突然感到一阵烦躁，他必须去看看女朋友了。 　　她比他大两岁，是个神经质并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 。也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素质，她擅长文学写作，在一所 文科大学里上学。不知是他们谁更崇拜谁，使他俩一见如 故，然后就发誓“白头到老”。她喜欢戏剧性，什么事都 想追求戏剧化。比如她看了部爱情片，在电影院哭一场还 不够，出电影院门后还要耸着肩模仿片里的女主角走路， 而且整整一天都要陶醉在女主角的气氛里。那时你要是和 她搭一句话，保你背过气去。 　　“你饿吗？”孟野问她。 　　“为什么？为什么？＃！”她肩膀一耸，眉毛挑起来 ，眼睛露出绝望的神色。 　　孟野只好在心里背总谱。 　　假如在孟野的音乐会上，她必得四处周旋，出人头地 ，象收入场券的招待员一样忙个不停。假如在同学聚会时 ，她必得满口成语地滔滔不绝，使作曲系的学生深恨自己 没文化。假如她笑，她必得大睁着眼睛，不会使眼睛也随 着肌肉抽动而小下来。假如她坐着，只要不是在上课，她 必得把两腿扭向一边，使身体侧卧倾斜，显出线条来。 　　总之，她是个非凡的女性，是个女才子。能从诗经一 直背到郭沫若，而且还在背下去。她不能容忍孟野轻易地 和“懵懂”跳了舞，拍了照，和那么一个头脑简单的东西 。 　　“你爱她？” 　　“不。” 　　“你爱她。” 　　“没有。” 　　“你爱她！” 　　“我不是。” 　　“世界如此黑暗，人是如此轻薄，你爱她你不承认， 卑鄙，卑鞍鞍鞍鞍艾卑鞍。” 　　她把照片用剪子剪碎，扔进马桶里冲了。 　　她喜欢用剪子这个工具，它可以把任何东西在一会儿 时间就毁掉。自己看不上的手稿、男性的情书、新做的连 衣裙、还没冲出来的胶卷．＃＃＃＃＃ 　　每次一看到她哆嗦着用亮闪亮剪子咔嚓咔嚓地破坏这 一切时，孟野就想晕过去。剪着剪着，她已经从气愤变成 一种专心致志的工作，最后看看一堆碎片，她就得意起来 了。孟野一想到说不定哪天他也会出现被一剪刀一剪刀地 剪成这样，一想到剪他时她脸上可能会出现的表情，他真 想晕过去。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 立双双欧鹭。”那次他俩一起旅游，她紧紧挽着他的手臂 ，把头靠在他肩上，“刚断肠，惹得离情苦．＃＃＃＃＃ ”她抬眼看看孟野，孟野眼神迷茫地看着远处。“此去何 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她又看看孟野， 孟野仍望着远处。“我们结婚鞍。”她冲着孟野的耳朵轻 轻地说。 　　“你说什么？”孟野好象吓了一跳。 　　“你真没听见？” 　　“真没听见。”孟野一脸诚实。 　　“那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最近的作品已经不能使我满意了，在下部 作品里我得抛弃那种手法。” 　　“呵？你原来在想这些？你原来爱音乐胜于爱我，我 恨你的音乐！恨你的音乐！”她用手撕着书包。 　　又有人在揭谱纸。 　　“孟野在想那位—文学家？” 　　“音乐，音乐，再大点儿声。” 　　“这音乐永远也不要停。” 　　“音乐—乙乙乙乙乙—” 　　“再喝鞍。” 　　“音乐—乙乙乙乙乙—” 　　“干杯！” 　　“音乐—乙乙乙乙乙—” 　　十一 　　自从李鸣躲进宿舍不打算再去琴房，他给自己找了很 多理影。其中最大的理影是他觉得自己生了病，病症之一 是身体太健康，神经太健全。这使他只能躲在宿舍里躺着 。在宿舍里没人会使他想起他的神经太健全，没人会使他 想起乐谱与疯狂的竞争，没人会使他想起关于有调性与无 调性、三和弦与空五度的争执。在宿舍他可以什么都忘掉 ，忘掉功能的走向，忘掉作品分析时的错误，忘掉乐器配 置法，忘掉九度三重对位引起的神经错乱。什么都忘掉了 ，可就是忘不了马力。马力在那次考试后，回家探亲让塌 方的窑洞给砸死了。 　　“小力子！”他娘一定这么叫。 　　“我的儿！”他爹一定哭得象个稻草人。堪是他什么 也不会听见，早就变成一团血肉，甚至直接就变成了一堆 黄土。马力，马力，一声不吭，站在那儿象个黑塔的马力 ，可就是不爱吭声，象个空五度在一个极沉闷的音区撞了 一下就再没发展下去。他的床和铺盖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 ，似乎生怕人把他忘掉。没人来搬它们，这样李鸣就只有 想着马力。想马力不用考虑和声，不用考虑结构，你可以 无休无止地想下去，没人会说你对错，说你该不该终止。 这比去教室面对那个大功能圈要好受得多。 　　功能圈已经被人正式用镜框挂在了墙上，挂在黑板的 正上方。功能圈是在一块雪白的的确良上画的。用黑漆涂 的ＴＳＤ三个大的符号上又涂了一层金粉。每个字有人头 大小。正上方是Ｔ，左面是Ｄ，右面是Ｓ。这三个符号用 一个极圆的圆圈连起来，金粉在阳光下晃人眼睛。镜框是 黑色的，玻璃被小个子擦得锃亮，能把全班人在上课时的 动作都反映下来，结果全班人都不敢抬头看它，也不敢在 课上轻举妄动。只有在回答问题时才敢冲它翻翻眼睛。 　　“我觉得有一天它得活过来。”戴齐飞快地说，“早 知道这样我就转到钢琴系去了。” 　　“行了，小个子，你有劲头不如给贾教授洗衣服。” 　　当时小个子正站在讲台桌上卖劲地用一块棉纸在镜框 上擦，边擦边呵气。自从马力死后，他就和这个镜框交上 朋友了。 　　“它不妨碍你们任何人，”他眯起一只眼，踮起脚， 歪着头观看那玻璃。 　　“它都跟你说什么了？” 　　“说得多了。你们这些俗人懂个屁。” 　　“懵懂”把嘴里的口香糖用手指一下弹到镜框玻璃上 ，小个子吓了一跳。 　　“谁干的？” 　　“孟野。” 　　小个子回头看看。 　　“‘懵懂’，你别老把罪过往孟野身上栽，什么事情 都会有报应。” 　　“狗屁。”“懵懂”又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 　　“别装疯卖傻了，你他妈给我下来。”李鸣冲小个子 说，“你去擦宿舍的玻璃吧。” 　　李鸣是宿舍长，管着小个子。小个子只好从讲台桌上 跳下来。 　　“我看擦擦功能圈比擦玻璃有价值，人生所负原则众 多，生命的代价在于注意事项的严密周到。”董客突然慢 慢地说。 　　没注意到的原则太多了，李鸣要是仔细想起来就会糊 涂。作和声题时你想着三十个和弦，等作曲时你就得想着 三百个。你从第一个音开始唱起，中途转了八次调，到了 最后一个音，你已经走调得一塌糊涂，你必定没脸再活下 去。还有那首长得不能再长的二胡曲，没完没了的发展， 象胡思乱想一样让背的人摸不着头脑，可你还得背，还得 硬说它写作有规律。再没规律的东西教授也能说它有规律 ，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如果他们知道李鸣是怎么想马力 的，如果他们认为李鸣那些关于马力的想法有发表价值， 他们也一定能划出结构来。小个子继承了马力的事业，不 仅把自己的书全盖上了图章写上书号，填上借书卡，而且 把一生被注意的准则都写在一张张卡片上。 　　“你应该背背常用食品营养表。”李鸣告诉他。 　　“为什么？” 　　“我担心你这些准则过几天都得变。” 　　李鸣确实担心这些准则要变。所以他想永远这么躺着 ，哪怕躺到毕业，躺到老，躺到死。他可以这么舒服地躺 着，不管门外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森森与贾教授的争执 ，不管孟野与女友的纠纷。他不理解小个子怎么不能分辨 出那些准则从第一次出现时就已经走了样，反复出现后已 经面目全非，也许到最后出现时，到了大家都不需要它们 时，它们才可能回到本来面目。但是他又担心他们永远不 会需要它们。 　　十二 　　一天，“懵懂”一进钢琴课教室，就抱怨说手疼。 　　“你要这样用力度。”教钢琴的教授老太太挥手就打 了她一拳，她身子一晃倒在钢琴上，撞得钢琴轰轰响。 　　“我知道要这样。”她冲老太太比划着。 　　“你不知道，要这样。”老太太打了她一拳，“而不 是这样。”又打了她一拳，“假如你不是这样而是这样， ”她又打了她一拳，“你就手疼”。 　　“懵懂”坐下弹起来，“可是我还手疼。” 　　“你的手指简直象面条。你要象打篮球那样跑呀跑呀 ，跑呀跑呀，然后三步上篮儿，瞧，就这样，”老太太飞 快地在键盘上弹奏，“到了这儿，你就要这样用力，就象 打人一拳，不是这样打，而是这样打。”她转过身又打了 她一拳，“懂了吗？” 　　“懂了，是这样打。”“懵懂”打了老太太一拳。 　　“对，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弹了。” 　　“干吗非要练琴呢？”晚上“懵懂”委屈地问“时间 ”。 　　“作曲家嘛。” 　　“干吗不能拿跑步代替练琴？” 　　“作曲家嘛。” 　　“干吗不能拿跑步代替作曲？” 　　“嗯？”“时间”正埋头抄一份总谱。 　　“好。”“懵懂”一下把录音机打开，震天的摇滚乐 突然充满宿舍。“时间”的动作一下变得有节奏起来。她 边抄边有节奏地点着头，抄错了，就有节奏地用刀片刮着 谱纸，又在一个强拍上吹去了纸屑。这一切使“懵懂”高 兴得发狂，在纸上画满了跳舞的小猫，把这种纸贴了一墙 。突然，她把灯关掉，头发披散开，用手电灯打亮自己的 下巴，冲着门口，一动不动。这时“猫”夹着谱子一推门 ，看见这情景，“喵”地一声撒腿就跑。“懵懂”追出去 ：“回来，不吓你了。”“我晚上会作恶梦的。”她还是 跑个不停，上身不动，跑得飞快。眼看她一拐弯就进了森 森的琴房。 　　“懵懂”没办法，只好转身推开孟野琴房的门。孟野 正匆匆把谱子拿到钢琴上，可是钢琴处的光线太暗。钢琴 上有一个小台灯，孟野想拉开台灯，才发觉没插插销。他 想插插销，才发觉插座板在写字台上，正插着写字台上的 台灯插销。他想拉过插销板，才发觉写字台的台灯电线太 短。他只好把写字台上的台灯插销拔了，把插座板从写字 台拉到钢琴上，插上钢琴上的台灯插销，开始在钢琴上弹 刚才的总谱。“懵懂”凑过去，看着总谱，一会儿模仿小 号一会儿模仿小提琴地乱唱，唱着唱着，她突然大叫：“ 绝了！绝了！”然后大声模仿乐队的效果，孟野也越弹越 兴奋，手上弹着嘴里还唱着另一声部，“懵懂”手舞足蹈 起来。 　　“轰！”音乐突然停止了。孟野匆匆又把钢琴上的台 灯插销拔掉，拔插座板拉到写字台上，把写字台上的台灯 插销插上，开始继续写谱子。 　　“懵懂”双手在钢琴上一砸：“你懂礼貌不懂？” 　　孟野连忙把写字台上的台灯插销拔了，把插座板拉到 钢琴上，把钢琴上的台灯插销插上。他坐在钢琴旁，斜眼 看着“懵懂”：“你真讨厌。” 　　她笑起来。 　　“你真讨厌透了。” 　　她笑得更厉害。 　　“真讨厌烫烫烫烫透了。” 　　“懵懂”笑得脸直抽筋，她用手揉着脸：“哎哟—哎 哟—” 　　“你笑什么？” 　　“谢谢你夸我。哎哟—哎哟—噢—” 　　“我说你讨厌。” 　　“你说我可爱。” 　　“你是个混蛋。” 　　“我没说嫁给你。” 　　“我想让你现在马上出去。” 　　“我没时间留在这儿。” 　　“我想让你留在这儿。” 　　“试试看吧。” 　　等“懵懂”回到宿舍，“猫”正冲着墙上所有的猫跳 舞。 　　十三 　　贾教授是个不屈不挠，刻苦不倦的人。因为他一辈子 兢兢业业地研究音乐，而几乎无一创新，他尤为恨那些自 命不凡没完没了地搞创新的家伙。因为他在四十岁时才找 到了一个年青的妻子，他尤为恨那些二十岁就开始谈恋爱 的“小流氓”。他表面上很学究气，是个不拘小节，不修 边幅的学者，内心却常因为别人的一点儿小事或流言蜚语 气得发抖，因此他活得很紧张，心情老是烦躁。在他看来 ，金教授什么都不懂，只会作曲，是个肤浅的家伙，而无 论国内国外的作曲家会议又老是邀请金教授，这更是肤浅 之举。当二十世纪的作曲技术冲击着古典音乐时，他正年 青，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有人告诉他，那些鬼东西不 屑一故。他在自己的金字塔中研究了大半生，毫不怀疑任 何与他不同的研究都是堕落。他庆幸没人否定过他，没有 人战胜过他，没有人对他提出过疑问，即使是金教授也没 有对他形成巨大的威胁。但，老了，突然蹦出这么几个学 生，他们偏偏要在课堂上提出无数的问题来使你措手不及 ，他们偏偏要违反几百年的古老常规，而去研究那些早已 过时并被否定甚至遭唾弃的二十世纪现代技法，这使他不 仅担心自己的金字塔，而且担心全国、全世界都必堕落无 疑了。当在某国举行的国际青年作曲家比赛的通知送到他 手上时，他皱起眉头，心事重重地找金教授商量。 　　“你有什么具体想法？”他指着通知。 　　“主要看学生们，让他们自愿报名参加，由我们把关 把最好的作品送出去。” 　　“什么算是最好的作品呢？” 　　“当然从各方面来看。” 　　“难道那些鬼哭狼嚎，歇斯底里，毫无美学可言的东 西也可以参加评选吗？” 　　“歇斯底里这词不能乱用，那是妇科病的专用词。” 　　“为什么不能搞一些美好的作品，比如有着明确的旋 律线，严格的声部进行，完整的曲式构思，充分显示我们 教学的成就？要么，就鼓励他们学习柏辽兹，写出充满激 情的作品来，但决不许学现代派。” 　　“柏辽兹？好吧，让他们写出十一部柏辽兹的交响乐 来。这也不愧为壮举了。” 　　“你对柏辽兹有意见？” 　　“没有。” 　　“你真的认为要随他们的意写。” 　　“嗯。” 　　“你能对音乐的前途负责吗？” 　　“要么放弃比赛，要么让世界知道他们。” 　　“你能对音乐的前途负责吗？” 　　“嗯。” 　　“无聊。”贾教授站起身来要走，“你不知道你的想 法有多无聊。” 　　比赛的事情在班会上正式公布。贾教授一字一板地公 布了比赛日期、程序、要求等等。全班人屏住呼吸连眼睛 也不肯眨一下。等最后一个字从贾教授嘴里吐出来，课堂 了轰地一下象放出一窝苍蝇。石白啪地拍了一下大腿，然 后手捧住下巴开始沉思。戴齐看着他，叫了一声“喝？” 然后噗哧笑出声来。石白没理他，仍在那儿沉思，腿也有 节奏地抖着，森森和孟野越说声音越大，突然发出一声大 笑。李鸣“嘘”地一声，使全场安静了一秒钟。当发现“ 嘘”者是李鸣，孟野就反过来“嘘”他。 　　“嘘—”李鸣也不让步。 　　“嘘—”戴齐跟着起哄。 　　“嘘—”“猫”和“懵懂”也加入进来。 　　“啧哌哌哌哌哌啧”“时间”无可奈何地冲着他们。 　　石白又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瞪了所有人一眼。这一拍 把贾教授倒吓了一跳，贾教授气哼哼地瞪着石白，又看着 其他人。这一拍倒使全场安静下来。贾教授从这种现象中 更证实了他以前的想法：这帮人是干不出好事来的，他们 是一批无可就药的人。 　　“怎么回事？”他瞪着石白，石白吓得端坐不动。 　　“你们使我很失望，很痛心，你们太没教养，你们平 时的作品就证实了这点。你们分不清好坏，你们不知道准 则，你们没长脑子，你们无知无识，你们．＃＃＃＃＃” 贾教授把一肚子怒气撒出来一半，咽下去一半，接着讲参 加比赛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个人所希望大家遵守的法则。 　　十四 　　“出了什么事？”所有的人都围在系办公室门口向里 观望。马力的母亲坐在办公桌旁不停地抹眼泪，马力的父 亲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坐立不安地咳嗽。小个子两眼肿 得象烂桃似地从人群中挤出办公室。他径直走到教室，爬 上讲台，把功能圈擦了又擦。在宿舍里，马力的铺盖已经 捆好只等着人来扛走了。李鸣用锤子叮叮当档地把马力的 书箱钉死，他敲进最后一个钉子时松了口气，才突然意识 到马力确实不在了。 　　董客推门进来：“我打扰吗？” 　　“不。”李鸣让他坐，“我不明白，你搞的是什么名 堂？” 　　“你是指什么？” 　　“你要参加比赛的作品。” 　　“命运命运。” 　　“怎么？” 　　“我准备给贾教授的是一部古典作品，而请金教授过 目的是序列音乐，评委主席喜欢印象派我已经准备好了， 全部乐队的大抒情我在一部浪漫派的作品中已经充分发挥 了。” 　　“哪部是你的个人特点？” 　　“个人特点一文不值。” 　　“你要的是什么？” 　　“获奖。” 　　“可决定发奖的不在这儿。” 　　“但决定谁去参加比赛的在这儿。” 　　“你想把你的所有风格的作品都送出去？” 　　“可能。你为什么不写？” 　　“我不感兴趣。看马力这个书箱多大。” 　　“获了奖你就获得了一切，哪怕人生充满重压．＃＃ ＃＃＃。” 　　“别说了，我不感兴趣。” 　　“其实那不是一切也只不过是一半儿。”董客有点儿 尴尬。 　　李鸣没有理他，继续在箱子上涂上马力的名字。 　　董客的各种风格作品在全院到处排练，充满了各个角 落，已经成为作曲系的众矢之的。因为管弦系的骨干都被 他拉走，私下签了“合同”，要保证他的作品排练时间之 余才能给别人排练。大家不明白他是用了什么诀窍使乐队 对他心悦诚服。他还教会乐队首席一套话：“古希腊柏拉 图的美学在当今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的为数甚少，我们在追 求各种形式的至善至美。” 　　这套话专用在有人来阻止他们无休无止地排练董客作 品的时候。比如有一次石白抱着自己的总谱和分谱，前脚 刚跨进排练厅，嘴还没来得及张开，乐队首席已经把这套 话大声说了三遍。弄得石白不知是该把自己的谱子扔了还 是也给董客充当一名小提琴手更合适。 　　可是有一次“时间”把自己的谱子拿给乐队时，首席 刚要说那套话，被“时间”一声冷笑给压回去了：“这么 搞太庸俗了吧？再说这些作品．＃＃＃＃．啧哌哌。” 　　董客一夜未眠，连夜又写了一部新的。这是一部混合 了各种风格的作品，让所有的人在短短十五分钟里就能够 跨越几个时代体验各种人的情绪。这部作品一拿给乐队， 就把乐队整得满脸鼻子眼睛乱爬。 　　“你难道不知道你要参加的是国际比赛而不是大杂烩 ？你为什么不看看别人怎么写作？你为什么拿乐队试奏当 儿戏？”“时间”问。 　　“别人？他们太固执而不知所云。是国际比赛我知道 。但你不知道谁会买下这些作品谁是这些作品的主人谁会 拥有比你更大的权力来掌握这些作品的命运我不知道你更 不知道你知道吗？” 　　“你真是俗气得不可救药。”“时间”看也不看他一 眼。 　　董客突然变得坐立不安起来。那天天气闷热，他不停 地抹去脸上的汗污，大口创创喘着粗气。眼睛很快就充满 了泪水，又很快变成汗水滴下来。他直盯盯地望着“时间 ”：“你看看，看看吧，看看它们！”他把一叠叠总谱扔 到地上，“我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夜晚，我是在玩儿 吗？难道它们一钱不值？全是破烂？全是小市民、商人的 玩意儿？不值得他们演奏？这儿，全是艺术艺术！全是高 尚的心灵！全是超脱尘世包含无限的音响！从没有人去演 奏、欣赏，甚至是指责它们，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们是什 么声音。你不知道它们的价值，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们的 价值，不知道，没把握，这能怪我吗？” 　　总谱堆在地上，多得令人吃惊。却没人知道它们，的 的确确没有人知道它们。“我也有很多总谱我不知道声响 。”“时间”跪下来把它们捡起来。 　　“谁让你们写那么难的作品？活该！”圆号手边吃饭 边说。那时大家凑在食堂里。 　　“演奏起来吃力不讨好。”一个乐队队员插话。 　　“我的手拉得快抽筋了，可台下的人象木瓜一样坐着 。”莉莉说。 　　“台下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傻瓜蛋，你别理他们，他们 是要让广播员给解说完了才会恍然大悟的那种人。”聂风 手一挥。 　　“可你不觉得演奏作曲系的作品不如演奏贝多芬？贝 多芬有唱片供参考，可他们的作品你根本摸不着头脑，不 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等你好不容易弄明白了，台下的人 却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乐队首席说。 　　“我愿意演奏新作品。其实世界名曲指挥好更不容易 。不过，看着台下坐满了白痴一样的脸可真不舒服。”这 时候，食堂里的立体声音箱中播放出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 钢琴协奏曲，聂风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象这种通俗易懂 的东西，来得多轻松。”他的手臂轻轻划动着。 　　为此，董客采取了最科学的方法，就是连一分钟也不 让乐队停止给他的作品排练。他从家里要来一笔钱，每顿 饭都请乐队大吃一顿，还用火车托运来一筐筐新鲜水果， 买了桔子汁、糖果、糕点，使乐队在排练中提神。这样乐 队只好把别人的作品搁在一边来给董客排练。 　　“你真是疯了，何苦这么破费？” 　　董客不理别人的劝说，最后把自己的录音机和手表全 卖了。 　　“你太缺德了，这样别人也得学你的样子。” 　　董客毫不理解。乐队的人疯狂地给他排练，各种风格 的作品搞得他们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排完一遍，大家刚想 停下来喘喘气，就听董客说：“不行，重来。”“重来？ ”“你们根本没拉出音乐的本质。”首席无可奈何地架起 弓子：“本质是什么？”“本质，本质。比如这首贯穿理 性的序列作品是哲学思维的根结。哲学是什么？大地是什 么？人类是什么？”首席被问得毛骨悚然。决不敢再问下 去。 　　自从董客开创了这种自费排练的方法，作曲系人人效 仿。这样一来，离学校最近的一家委托商店就开始买卖兴 隆了。 　　李鸣让董客和他一起把马力的箱子抬到桌子上，然后 他钻进被窝，只露出个脑袋。 　　“你干吗老在被子里思索？是在追求孤独？”董客自 作聪明地问。 　　“我不愿意去琴房。” 　　“超脱？” 　　“我累。”李鸣把身子往被子里又拱了拱。 　　“如果我再写一部关于死亡与永恒主题的交响诗你看 如何？” 　　“为什么？” 　　“给马力。” 　　“马力不需要。” 　　“为什么？” 　　“马力真的不需要死亡与永恒主题的交响诗。” 　　“他真的让窑洞塌方压死了？” 　　李鸣没说话，又往被子里缩了缩。 　　“为什么不写个交响诗纪念他？” 　　“你饶了他吧，他不需要。” 　　“你不信任我？” 　　“我不是不信任你。什么死亡与永恒，对马力有什么 用？如果有用，你为什么不写一部关于你自己的音乐是如 何包罗万象，如何至高无上的交响诗来让全世界知道呢？ ” 　　“我想写，可是没用，没用。” 　　“不过你别灰心，还是能有用。” 　　“真的马力不需要死亡与永恒主题的交响诗？” 　　十五 　　比赛的事情公布后，森森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徘徊。 他对自己最近追求的和声效果不太满意，但又没想出更好 的。他甚至难以容忍自己的音响。 　　他除了音乐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包括自己的饮食起居 。如果说他留长发，那是他忘记了剃头。常＃忘记吃饭， 又使他两腮消瘦。他衣冠不整，但举止洒脱。苍白的脸上 有一双聪明的黑眼睛，明朗开阔的额头与他整个五官构成 一副很自信的面孔。他唯一遗憾自己的就是手指短了点儿 。 　　这是个遗传学上的错误。他是个天才的大音乐家。却 长着十根短手指。他知道这无法补救，因此常＃看着“猫 ”的修长而秀丽的手指在钢琴上流动出神。但更多的出神 是因为钢琴上滚动出来那些谐和美妙的音响使他越来越纯 粹地感到他自身需要的不是这种音响。他需要的是比这更 遥远更神秘，更超越世俗但更粗野更自然的音响。他在探 索这种音响。他挖掘了所有现代流派现代作品，但写出来 的只是那些流派的翻版。 　　这种探索不断折磨他。有没有一种真正属于他自己的 音响？他自己的追求在哪儿？他自己的力度在哪儿？从协 和到不协和，从不协和又返回协和，几百年来，音乐家们 都在忙什么？音乐的上帝在哪儿？巴托克找到了匈牙利人 的灵魂，但在贾教授的课上巴托克永远超不过贝多芬。匈 牙利人的灵魂是巴托克找到的，但也许匈牙利人更懂得贝 多芬。这是最让森森悲哀的事。森森要找自己民族的灵魂 ，但自己民族的人也会说森森不如贝多芬。贝多芬，贝多 芬，他的力度征服了世界，在地球上竖起了一座可怕的大 峰，靠着顽固与年岁，罩住了所有后来者的光彩。 　　那天，孟野在森森的琴房，悠长地哼着一首古老简单 的调子。森森问孟野：“你感到没感到这里面的力度？” 孟野把大提琴拿过来，深深地拉动琴弓，这首古老简单的 曲调骤然变得无比哀伤。森森觉得呼吸都急促了，他拿起 小提琴用双弦拉出几个刺耳的和弦，又拉出一连串民间打 击乐的节奏。他想和孟野合力去体验那种原始的生存与神 秘。他明显地感到他与孟野有一种共同但又不同的追求。 他比孟野更重视力度，而孟野比他更深陷于一种原始的悲 哀中。孟野就象一个魔影一样老是和大地纠缠不清。尽管 他让心灵高高地趴在天上，可还是老和大地无限悲哀地纠 缠不清。而森森想表现的是人。是人的什么？他其实说不 清，也许是哪块肌肉的抽动？ 　　他喜欢“猫”。“猫”能把他从那种浑浊的探索中拉 出来，使他得到片刻的休息。“猫”手底下能生出各种动 听简单的音乐，听到这种音乐他甚至想放弃任何探索。世 界上有那么简单动人的声音，要那些艰涩难懂的音响干什 么用？就象这个不爱动脑子的女孩子一本正经地弹着小品 ，单纯、年轻，修长的手指使他相形见绌。他坐在这儿彻 头彻尾是个动荡不安混沌不堪的怪物。所以他不能爱她。 可是他又真想爱。 　　就在森森为自己的种种追求苦恼时，小个子有一天突 然对他说：“我求你别摘那个功能圈。” 　　“为什么？”森森觉得离奇古怪。 　　“因为我要走了。” 　　“我并没有要摘它的意思。”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上哪儿？” 　　“出国。” 　　“干什么去？” 　　“去找找看。我在这儿什么也找不到。” 　　“怎么可能呢？” 　　小个子低下头，由于老用水擦功能圈把手指都泡白了 ，象干了好多家务的主妇一样粗糙。森森突然感到这种举 动有种神圣的所在。他开始尊重小个子了。 　　“你一个人走吗？” 　　“嗯。” 　　“谁照顾你？” 　　“走到哪儿都会有女人。” 　　森森苦笑了一下：“如果你什么也找不到呢？” 　　“我就不找了。”小个子坦白地说。 　　小个子对他说的这些使他又感到一种震动。他更觉得 有许多事情得做，尽管贝多芬矗立在这儿。也许贝多芬压 根没见过用方块表达文字的人。音乐的上帝在哪儿？他自 己的力度在哪儿？真正属于他的音响在哪儿？也许他一辈 子也不会忘记小个子抠着泡白了的手指对他说的话：“去 找找看。” 　　十六 　　戴齐把自己关进琴房已经三天了。他想酝酿一个充满 他内心渴望的作品，但始终写了上句没了下句，每想一个 音符都象抠肠扒肚一样吃力。他想得多写得少。直到崇拜 他的莉莉听得连连打哈欠，他才深深感到歉意。他从没见 过这么忠实的听众。 　　莉莉自从到戴齐琴房之后，经常和戴齐合作协奏曲。 她相信戴齐完全有才能写出世界第一流的优美作品，有时 她听着戴齐的钢琴小品就感到象浸在纯净的空气和水中一 样。但自从戴齐想投入比赛后，戴齐却什么象样的句子都 没写出来。莉莉天天坐在那里听，失望之余又觉得筋疲力 尽。但她仍旧坚持坐在那里，在戴齐需要时就拿起提琴。 她替戴齐买饭打水，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戴齐还是老重复 着一个很美的乐句。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进行下去？”莉莉奇怪地 问。 　　“进行不下去。”戴齐哭丧着脸，又弹了一遍这个乐 句。 　　“我已经可以倒着唱它了。”莉莉疲倦地打个哈欠。 　　戴齐把这句倒着弹了一遍。然后茫然地在琴键上摸索 。 　　“真奇怪。”莉莉坐在椅子上伸直长腿，“怎么这么 难？” 　　“我已经死了。” 　　“什么？” 　　“我已经死了。”戴齐指指脑袋，“全僵死了。不能 动了。” 　　“你是不是觉得冷？”莉莉摸摸戴齐的头。 　　“可能吧，反正在作曲史上这个人已经没了。” 　　“你这是神经失常，你的头是温的，”莉莉使劲摇着 戴齐的脑袋，“你别装蒜了，你必须写出第二句来。” 　　戴齐在琴上又倒着弹了一遍那个乐句：“这就是第二 句。” 　　“扯淡！”莉莉大叫一声。 　　戴齐哀伤地弹起一首德彪西的曲子。聂风推门而入。 　　“怎么样？进展如何？肖邦。”聂风一进门就带来一 股活力。 　　戴齐摇摇头，接着弹他的德彪西。 　　“他说他已经死了。”莉莉说。 　　“我看他真死了。”聂风的手在琴上给戴齐捣乱，“ 你要是真死了，我会想你的，不过你死了我还挺高兴的。 ” 　　戴齐仍旧弹他的德彪西。 　　“你得相信你自己，肖邦。”聂风大声说。 　　戴齐全力以赴弹那串儿固定低音。 　　“我给你指挥，保你满意。”聂风冲着戴齐耳朵喊。 　　戴齐的手指飞快地在琴键上滚动，吵得莉莉心烦意乱 。“别弹了！别弹了！你这个神经病！”她大叫。 　　两只手全飞快地弹奏琴键，象一群苍蝇一样讨厌。莉 莉捂住耳朵。但很快她就松开手，仔细去倾听，那滚动出 来的旋律注入了戴齐的灵魂。戴齐的全身充满了活力，他 手上飞快地弹奏，脚下飞快地换着踏板，这些动作加上那 些穿透一切的音响，使他从头到脚都仿佛浸透了透明的音 符。 　　“我去钢琴系。”戴齐轻轻弹下最后一组和弦。 　　戴齐真的去了钢琴系。他的演奏即使在钢琴系也出类 拔萃，因为他全身充满了乐感。在舞台上，他端坐在三角 钢琴前，灯光打出他的脸侧部的秀美轮廓，他的手无论是 表现力与外型都令人惊叹。“简直就是肖邦。”大家说得 戴齐也觉得自己是肖邦再世。 　　“你算个什么？”莉莉问。 　　戴齐从三角钢琴前抬起头。他们正在排练，莉莉指着 空旷黑暗的观众席：“你真想让他们觉得你是肖邦？” 　　戴齐得意地看了一眼台下。 　　“其实你狗屁都不是。” 　　“谁说的？” 　　“我说的。你不是钢琴王子。” 　　“那是什么？” 　　“一个逃犯。神经病院里逃出来的逃犯。”莉莉笑起 来：“人家都说你们作曲系全是神经混乱。” 　　“我现在不是了。” 　　“更是。” 　　“为什么？” 　　“你应该继续来你的神经混乱，因为你本来就是。” 　　“我不愿意。” 　　“所以你更是神经混乱，是个胆小的神经混乱。”莉 莉用弓子拉出一声怪叫。 　　“噢，你别管我的事！”戴齐把耳朵堵上。 　　十七 　　小个子擦功能圈比以前次数多了十倍，另外还拼命打 扫宿舍和马力的床铺。马力的铺盖卷还没有被拿走，他就 把它们又打开铺好了。他把马力的床完全照老样子铺来铺 去，甚至在睡觉前还要帮马力铺好被窝，起床后再把它们 叠起来。他把宿舍的窗户擦得几乎象没玻璃一样，把地板 擦得象打了一层蜡。然后在上面又垫上一层报纸，生怕别 人的鞋印会把它们踩脏。这使李鸣烦得不得了，因为地板 反而显得更脏更乱。李鸣好不容易劝小个子把报纸取消了 ，可这样一来，小个子就不停地擦地板。害得李鸣连脚都 不敢沾地，也就更不愿起床了。 　　“来，吃块糖吧。”小个子把巧克力糖盒端到李鸣面 前，笑看着李鸣。李鸣看着小个子。伸手取了一块巧克力 。 　　“你别，”他把巧克力塞进嘴里，带着央求的口气说 ，“别再擦地板了。” 　　“我想擦。”小个子固执地说。 　　“你每天擦五十次地板有什么意义？” 　　“意义就在这儿。”小个子咽下一块糖，“你不是宿 舍长吗？你不愿意让宿舍是最干净的？” 　　“可我没法下地。” 　　“反正你也不需要下地。” 　　“可我要上厕所。” 　　“你买把夜壶就行了。”小个子狡猾地笑着。 　　“你这个小混蛋。”李鸣探出身子揪住他脖领，“你 真是个混蛋。” 　　“这儿离厕所太近。如果擦不干净地板，屋子里就老 有一股厕所味儿，你不觉得？”小个子认真地说，“我想 把这一块地板擦成新的，就不会有厕所味儿了。还有门、 窗，如果我把它们擦得永远再沾不上灰就好了。那你们住 在这儿多安逸。” 　　“你不是也住在这儿？” 　　“我？我住不长了。”小个子神秘地看着马力的床， “我要走了。” 　　李鸣吃惊地看着小个子：“你去哪儿？” 　　“我要出国了。”小个子小声说。 　　“出国留学？” 　　“嗯。可也说不定。” 　　“那你要离开我们了？” 　　“嗯。我不太愿意。可是你瞧，马力老也不回来，该 不该去找找？”小个子笑起来。 　　“你别胡说了。出国是好事。” 　　“怎么见得？” 　　“当然是好事。”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老擦功能圈吗？” 　　“你说吧。” 　　“哼！”小个子眯起眼睛看着马力的床一笑，进入一 种自我状态。 　　李鸣知道他不会说什么，也就不再问了。李鸣看着宿 舍的玻璃窗、地板、马力的床铺。连书桌和椅子、钢琴都 是小个子擦干净的。好象他感兴趣的只有擦洗东西。也许 他出国后就不再擦洗什么了。也许他还会长高、长胖、长 成男人模样。 　　“你猜我想什么？”小个子问李鸣。没等他回答就说 ，“我想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擦功能圈。” 　　“你说为什么？” 　　“不知道。可是我爱那个镜框。” 　　“你可以把它带走。” 　　“不，我带不走。你不知道，我带不走，也许还会再 带回一个来。”小个子笑起来。 　　“我希望你带回一个姑娘而不是一个功能圈。” 　　“谁知道呢？”小个子笑着。 　　小个子临走时，在桌子上留下张纸条，没让任何人去 送他。李鸣一点儿也不觉得小个子真的走了。马力的床还 铺在那儿，好象晚上还是有人把它们打开，早晨又把它们 叠好。窗户的玻璃还是一尘不染，教室里的功能圈黑白分 明地端挂在黑板正上方，所有的地方都有小个子的痕迹。 李鸣打了很多开水等小个子晚上从琴房回来之后好洗脸洗 脚。早晨，开水被聂风倒走了一大半。直到李鸣看着擦得 锃亮的地板上人们来回走动的脚印越来越多，才感到小个 子是真的走了。 　　十八 　　全体作曲系参加比赛的作品在礼堂进行公演，由专家 鉴定，决定送谁的作品出去。莉莉死拉活拽才把戴齐从琴 房揪出来让他去听。李鸣破例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最后一排 最边上的一个角落。音乐会正常进行，有的作品充满激情 ，但思绪混乱，有的作品逻辑严谨但平淡无味。倒是董客 的几种风格的作品引起大家注意。但他毕竟照顾不周，每 部作品都有些地方能让人感到天才作曲家的手忙脚乱。随 后是森森的五重奏。这部作品给人带来了远古的质朴和神 秘感，生命在自然中显出无限的活力与力量。好象一道道 质朴粗犷的旋律在重峦叠障中穿行扭动、膨胀。李鸣听着 听着突然产生一种向前伸手抓住琴弦的欲望。一种想让肌 肉紧张的欲望。他呲牙咧嘴地发出无声的傻笑。 　　当森森的作品演奏完，全场竟无一人鼓掌。所有的人 都不想说话，只想抓住什么揍一顿。森森被人们包围住， 正要尝受那些激动的拳头袭击，孟野的大提琴协奏曲响起 来了。 　　弦乐队象一群昏天黑地扑过来的幽灵一样语无伦次地 呻吟着。大提琴突然悲哀地反复唱起一句古老的歌谣。这 句歌谣质朴得无与伦比，哀伤得如泣如诉。把刚才人们听 森森作品引起的激动全扭成了一种歪七扭八的痛苦。好象 大提琴这个魔鬼正紧抱着泥土翻来滚去，把听众搅得神智 不安。“懵懂”哭了起来了。李鸣想哭可哭不出来，一个 劲张大嘴呵气。森森走到孟野坐的地方，掐住孟野的脖子 ，孟野看了他一眼，死命握住森森的手腕。 　　全体乐队情绪高涨，铜管劈天盖地地铺下来，把所有 高山巨石所有参天古树一齐推倒让它们滚落，而那魔鬼似 的大提琴仿佛是在这大地的毁灭中挣扎，挣扎出来又不停 地给万物唱那首质朴的古老曲调。 　　“噢！—”演奏会结束了。台上台下的学生叫成一片 。有人把森森举到台上打算再扔到台下去，有人想把孟野 一弓子捅死。谱纸被抛得满天飞。“猫”飞奔到台上，飞 快地吻了森森一下，随后就被大家扔到台下去了。 　　只有戴齐没有上台，他离开礼堂，跑进琴房，拿起肖 邦的谱子飞快地往教学楼跑，越跑越快。他爬上教学楼的 最高层，冲着操场大叫起来，然后把肖邦的谱子拼命扔向 操场，正好砸在莉莉的头上。莉莉一看是本肖邦曲集，就 抱着头坐在地上不起来了。 　　演奏会的当天晚上，孟野不见踪影。 　　十九 　　演奏会大大震动了贾教授。董客毕竟走得太远，作得 又过于聪明，但他还是有一部作品接近海顿。至于森森和 孟野，那简直不象话，纯粹在蹂躏音乐，是音乐世界的大 破坏者。 　　森森和孟野。这两个学生的名字是两个危险，是神圣 的世界的污点。贾教授一想起那两部作品就怒不可遏。竟 然会有那种音响！在堂堂的音乐学府。 　　他们想表达什么？ 　　贾教授想在全院会议上说说这件事，有必要让全国人 也知道知道。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竟然出现了这种音乐。 你能说什么？法西斯、杀人犯。这两种词全用不上，贾教 授绞尽脑汁想批评这两部作品。 　　“你想改变自己的风格？”贾教授对石白在上课时提 出的要求感到诧异：“为什么？” 　　石白推推眼镜：“这次演奏会就证实了我的风格已经 过时了，森森孟野的作品更受欢迎。” 　　“他们不过用二十世纪一些过时的手法再加上他们自 己想的一些鬼花招，而你可是承袭了十七世纪以来最古典 最正统的作曲技法。” 　　石白摇摇头：“光把和声题做好是不够的。” 　　“当然，但你是怎么想的呢？” 　　“和他们竞争。” 　　“争什么？” 　　“作曲技法。” 　　“如果我不同意呢？” 　　“恐怕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作曲家的创作不应局限。 ” 　　贾教授皱了皱眉：“你学和声几年了？” 　　“七年了。” 　　“真的？” 　　“真的。七年了，没有长进。” 　　“不，很好。你学了七年和声，你认为你学好了吗？ ” 　　“不，没有。” 　　“问题就在这儿。你学了七年和声，尚且不够。还谈 什么别的呢？” 　　“但．＃＃＃＃＃” 　　“当然我不强迫你，你想没想过他们这样作的危险性 ？” 　　“危险？” 　　“他们那样做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 　　“那是种法西斯的音乐。” 　　“？” 　　“可他们却沉浸在那种荒谬反动的狂热里，那种虚荣 心！” 　　“我也激动。” 　　“法西斯是什么？就是杀人犯。杀人犯的音乐。充满 疯狂，充满罪恶，充满黑暗，充满对时代的否定。” 　　石白忙把这些话写在五线谱上。 　　“我说得不会错。石白，你要听我的话，你现在搞的 绝不比他们差，而且比他们要高明得多。你要成为一个真 正的音乐家，一个神圣的，有教养的，规规矩矩的音乐家 。你还要向他们这种作法挑战！” 　　“？！” 　　“你要写文章批评他们，好让他们改过来。” 　　“可是．＃＃＃＃＃” 　　“你不能袒护错误。” 　　“可是．＃＃＃＃＃” 　　“你这是帮助同学。” 　　“可是—” 　　“杀人犯音乐。” 　　石白急忙回去绞尽脑汁写了篇文章把贾教授的原话抄 上去。那文章在校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全院的轰动。但却 无一人响应石白，反而在下面冲着石白开起火来。石白一 看形势不对，就使出浑身解数替自己辩解，他有口说不清 ，本来是贾教授的原话却又自己重复了一遍，本来是自己 想的反倒说成是贾教授的。一怒之下，他去砸贾教授家里 的门，可教授夫人说贾教授没时间接见任何人。他觉得自 己是一头扎在一个无底深渊里了，笨重的头朝下旋转，即 使是掉下去溅起一个巨大的蘑菇云来也无人问津。 　　二十 　　石白的批评文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在评选委员 会考虑送出国参加比赛的作品中撤消了孟野的作品。因为 “法西斯音乐”这个说法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于是保留 了森森的作品。董客也算如愿以偿，他的几部各种风格的 作品全部被送了出去，照贾教授的意思是“用以来证实我 们的教学”。但孟野的作品被撤消也不能全怪石白，孟野 在音乐会当天失踪，而后院方就收到了一封控告信，写信 人是孟野的妻子。 　　孟野已经迫于女朋友爱情的压力和她偷偷结了婚，但 他拒绝把音乐的位置和妻子颠倒过来。音乐就是音乐。没 有音乐他就不存在，没妻子他照样存在。这是他的想法， 女作家写了五篇短文申明女性的重要地位仍没有把孟野的 想法给颠倒过来。在妻子写控告信之前，他已经练习倒着 走和她散步，这样可以少听几句：“空惹啼痕”之类的诗 词。结果有一天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有人说我的音乐中 缺少升华。”“谁说的？”“懵懂。”孟野这句话刚一落 地，女作家就伤心地尖叫了一声，拿起一把剪刀向他冲过 来。他们是住在妻子父母家，房间很小，孟野无处躲闪， 只能紧贴墙角站着。 　　“又是她又是她！” 　　“我是在说音乐。” 　　“又是她又是她！”她的剪刀直冲着他的腮帮子。孟 野破天荒地用手抓住她一只手，使劲向她背后扭，直到剪 刀掉在地上。她全身不停地抽动：“你就这样对待我吗？ ” 　　孟野松开手：“你要怎么样？” 　　她的泪水象快干涸了的小瀑布一样淌下来。她的头发 披散着，手指痉挛。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巴巴看着孟 野，孟野一下受了大感动，忙也跪下抱住她的头：“对不 起，我是在说音乐。”哪知她的手在地上摸索起来，终于 摸到了那把剪刀，而且一下把孟野的衣服剪成了一面旗子 。 　　孟野“噢”地一声跳起来，他想抡起拳头揍她一顿， 可又怕把她打死。只得恶狠狠地脱下那件变成旗子的外衣 扔到她面前，拔腿就往外跑。 　　她一下扑上去拽住他的腿轻轻地哭泣。 　　孟野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回来，弯下腰，把她从地上 搀起，伤感地吻着她的肩膀。她神志恍惚，哭得凄凄凉凉 ，令人可怜，更显得骨瘦如柴。孟野一把将她抱到床上， 想用爱抚使她平静下来。“别哭，别哭。”这使他陡然想 起在乐队里他也是用这种口气对大提琴手说：“ｐｉａｎ ｏ，ｐｉａｎｏ，”那时大提琴手就会心领神会地使演奏 弱下来，全体乐队就会沉浸在一种宁静的气氛中。“别哭 ，别哭＃＃＃＃＃哭。” 　　她可能累了，她头靠在他胳膊上安静了一会儿。突然 她凑到他耳边说：“再不要提。”“不提了。”孟野闭着 眼睛。“不要提你们班！”“不提。”“不要提你们学校 。”“不提！”“不要提你们的音乐。”“不提。”“不 要提音乐。”孟野睁开眼睛。“不要提音乐！”孟野站起 来。“不要提音乐！” 　　“你想让我变成什么？” 　　“变成我的。” 　　孟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她大睁着两眼，每一字都加重了语气：“我能为你牺 牲一切，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学位，名誉，我都不在乎。 我只求和你在一起，什么人都不见，什么都不想，只有你 ，只有你在我眼前。如果你需要我现在放弃学习，做你的 主妇，我马上就可以退学，如果你需要我和你一起逃走， 逃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我马上就收拾东西。” 　　“逃走？为什么要逃走？” 　　“因为我爱你，我需要你，而你需要你的音乐。” 　　“逃走就可以忘掉音乐了？” 　　“逃到没有音乐的地方去。” 　　“没有没有音乐的地方。” 　　她痛苦绝望地捂着脸，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没有 没有音乐的地方？为什么没地方可逃？” 　　孟野走过去吻着她的头发：“因为我选择了音乐。” 　　“要是我让你改变呢？”她抬眼望他。 　　“谁也没法改变。” 　　“但你又选择了我。”她的眼睛露出决断的神色。 　　孟野惊恐地向后退了一步。然后拔腿就跑出门。 　　在孟野妻子给学院写来的控告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 足以使孟野被开除学籍。首先，他违反了校方规定而私自 结婚，这是规定中决不允许的。再者，他不仅非法结婚， 还在学校与别的女生闹作风问题，比如跳舞、拍照、甚至 在一起游泳等等。作为妻子，她要求学院严厉惩办孟野这 种破坏校规的学生，以端正校风。作为妻子，为了维护学 风，她宁可牺牲丈夫，牺牲自己的前途，与丈夫一同流放 边疆。 　　二十一 　　戴齐的那个优美的乐句有了新发展。这使他欣喜若狂 。他钻进琴房，一张谱纸一张谱纸地写下去。越写乐思越 多，越写越觉得自己整个都铸在里面了。莉莉坐在旁边看 着他，只见他嘴角微微抽动，手指不停地在桌子上敲打。 他的头发垂在前额，形容憔悴，他更不爱说话，还把莉莉 撵出琴房，说等写好了再让她听。于是莉莉完全不知道他 在写什么，只看到他每天进出琴房时，两眼都闪着一种病 态的光芒。 　　戴齐的钢琴协奏曲是由聂风指挥的。第一次排练时， 钢琴手被谱子上的临时升降后和无调性的主题搞得莫名其 妙，完全找不着感觉。乐队更是怨气冲天。刚试奏一遍， 乐队就开始跺脚、唉声叹气、叽叽喳栽怨个不停。 　　“安静，安静！”聂风对乐队说，“这是一首很美的 曲子。是给聪明人演奏的作品。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办 。”他用指挥棍敲敲谱台，“好，从头开始。”他手一挥 。 　　弦乐队安静而悠长地引出了钢琴的主题。这主题象诗 而不象歌，无调而有情。它是用一种极弱极轻柔的力度演 奏出来的。莉莉坐在弦乐队中刚听完一乐段就被深深打动 了。这时，竖琴突然蹩脚地蹦出几个音来。聂风一打手势 ，乐队全体停下来。 　　“竖琴要象流水，要象流水。”聂风说，“好，开始 。”聂风手一挥。竖琴象流水一般洒下来。伴着梦一样的 弦乐队，钢琴骤然清晰悦耳，一串流畅娓婉的无调性旋律 在人耳边伸延。莉莉边拉琴边把脸上的泪水往胳膊上蹭。 乐队越来越沉浸在一种肖邦般优美与典雅但具有典型的现 代气质的热情中。 　　当戴齐这部作品在学院正式公演时，有人感动得前倾 后仰，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拒绝报幕员在演出前对作 品作文字解释的要求。演出后他也一句话不说。于是理论 系的学生只好就“竖琴要象流水”这一指挥家的启示去请 教聂风。 　　“竖琴就是竖琴。怎么能是流水呢？竖琴就是竖琴。 ”聂风手一挥。 　　孟野没有按妻子的意思被流放。学校对他从宽处理， 劝他中途退学。他草草收拾完行装，到森森琴房去告别， 门没有推开，也许森森正在里面创造新的音响。孟野不再 敲门，路过“懵懂”琴房时，他犹豫了一下，就径直走过 去了。他一下楼来到操场，就开始倒退着走路，尽量让整 个校园慢慢和自己拉开距离。有人说这个学校就象一座旧 工厂。新的礼堂正在建设，到处堆着砖瓦、木料，还有一 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刚刚动工，推土机把旧平房推成一片废 墟，机器的轰鸣和敲打声整天跟音乐捣乱。他在这里已经 呆了四年半，再有半年就正式毕业了。现在他只得作为一 名肄业学生离开这里。刚入学时校门不是冲这个方向开， 而是在相反的方向。他来到传达室，那儿坐着看门的老头 。 　　“我走了。”孟野把背包扔在椅子上，坐在火炉边。 　　“分哪儿啦？”老头热情地问。 　　“回去。” 　　“分回去啦？”老头喝了口茶。 　　孟野没说话，拿起当天的报纸。 　　“你们这就毕业啦？”老头又喝了一口茶。 　　孟野冲他笑了一下。 　　“你看快不快，转眼你们已经毕业了。” 　　“晚上不再来敲您的门了。” 　　“可不，该给他们开门了。”老头指着刚出去的两个 学生。他们很年轻，刚入学不久，走起路来象要跳高似的 。 　　孟野仿佛一下看到几年前的自己，接到录取通知书那 天，满脸通红在地上倒立了五次，然后莫名其妙地跟着公 共汽车跑了两站地才停下来。那天有几个象他那样的幸运 儿呢？今天又有象他这样的倒霉鬼？这也许是结局？也许 说不上结局？他想起在假期里曾爬上峨嵋山看到佛光下有 一层深蓝的云雾，从那时起，他就从没对自己失去过信心 。他是生下注定要创造音乐的，把他这一生的好与坏、幸 与不幸都加在一起，再减掉，恐怕就只剩下音乐了。没有 没有音乐的地方。他拿起背包走出传达室。看门老头看了 看闹钟，伸手按了下电铃。顿时全校各个角落里都充满了 铃声。 　　二十二 　　新年到了，“猫”提前几天就买了各种五光十色的糖 果，“懵懂”把教室从这头到那头都装上彩灯。“时间” 带着几个男生去街上跑来跑去采购食品和礼品。 　　这个冬天来得很早，十一月份就开始下雪了，因此到 了年底冷风刺骨，窗户被风刮的砰砰响。所有宿舍都糊上 了窗户缝。只有教室的玻璃没有封上，一夜就落上一层风 沙。功能圈的镜框不再那么亮了。不知是怎么搞的，镜框 向一边倾斜下来。所有人都装没看见，觉得总会有小个子 去把它扶正。可小个子没来扶，所有人就只好装没看见。 镜框就这么在冷风中倾斜地摇曳。 　　乘新年之机，大家都想高兴一下，吃过晚饭，作曲系 管弦系就要一起在教室开联欢会。教室被布置得灯红酒绿 。为了扮成圣诞老人，一个管弦系小伙子闯进李鸣宿舍， 非要把马力的红被面拆下来作外衣，被李鸣一拳打了个趔 趄。李鸣堵住门，不让任何人到他的宿舍来捣乱，连聂风 也不让进门。他把钢琴推到门后，又把书桌顶上。他把马 力的被窝铺好，用棉花纸擦了擦地板，然后自己钻进被窝 。 　　在教室，联欢会开得热闹非常。莉莉和“猫”、“懵 懂”和“时间”四人表演了“双簧”。演的是一个小伙子 向姑娘表白爱情遭到了拒绝，绝望之余自杀了。全场被这 个古老的故事逗得哈哈大笑。藏在“时间”后面的“懵懂 ”在扯“时间”的假头发时把她脸上的胡子也扯掉了。吹 圆号的胖子和吹黑管的瘦子表演莫索尔斯基的《两个犹太 人》时，胖子边吹圆号边在脚下跳着天鹅湖，瘦子则哆哆 嗦嗦地满地找烟头，然后吃掉了一张结婚证书。乐队首席 让啤酒象喷泉一样从他嘴里冒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是真喝 多了还是在变戏法，酒流了一地，他一跟头又摔在上面。 这时，圣诞老人拿着无数礼品出场了，所有的人都乱成一 团去抢礼品。 　　“噢！” 　　“我要那个！” 　　“别挤。” 　　“扔过来！” 　　“你这个笨蛋！这儿！” 　　“别挤！别挤！” 　　“懵懂”被推了一个跟头，随后腿又被人踩了一脚。 戴齐一下绊倒了，摔在她身上，紧跟着后面几个人都摔倒 了。压在最下面的“懵懂”“噢”地一声哭起来。 　　“呜—”“猫”一看见她哭，也跟着哭。 　　“呜—”森森也起哄。 　　“呜—” 　　“呜—” 　　全教室里的人都“呜呜”起来，好象变成了一种很大 的乐趣。管弦系的女孩用琴拉出“呜呜”的声音，圆号和 长号也“呜呜”起来，“呜呜”声越来越大，震耳欲聋， 致使好几个人真的哭起来。“懵懂”已经哭得伤心之极， 好象她的腿断了一样。最后还是圣诞老人用小号尖叫了一 声，把这“呜”声骤然中止了。 　　“我要吃蛋糕。”“猫”说。 　　“我也要吃蛋糕。”莉莉说。 　　聂风端来了一个他去定做的大蛋糕，奶油上用巧克力 挤出几个字：Ｔ、Ｓ、Ｄ。 　　“懵懂”一看见这个蛋糕就尖叫起来。大家不约而同 地往黑板上方看。那个镜框在冷风中摇啊摇，“懵懂”跑 过去就想把它摘下来。 　　“别动。”森森止住她。 　　“全是它，全是它干的。” 　　“别动！”森森抓住她的胳膊。 　　“全是它，全是它干的。”“懵懂”扭着胳膊。 　　“别去动它！” 　　“你别管！全是它，全是它干的，全是它干的！”“ 懵懂”挣开森森的手，咬牙切齿地冲“镜框”跑去，爬上 讲台桌，伸手去揪那个“镜框”。 　　森森在下面一下把讲台桌撤了。“懵懂”从讲台桌上 滚下来。她躺在地上，泪流满面。森森扶着她肩膀一个劲 儿说：“对不起对不起。为了小个子你别摘它。对不起对 不起。”“懵懂”捂住眼睛，让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二十三 　　又是一个夏季，作曲系这班学生的毕业典礼快开始了 。森森在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的事恰在毕业典礼前公布。 当那张布告一贴上墙，作曲系全体师生无论在干什么，都 跳起来了。连李鸣也从被窝里钻出来，跑到森森琴房打了 森森一顿。森森简直不相信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 想揪住李鸣问个明白，可李鸣打完他就大笑着溜走了。森 森的手心出了一层冷汗，他狠狠揪了揪自己的前额头发， 对着在镜子里呲牙咧嘴的脸使劲打了一拳。然后捂着发疼 的脸跑出来看布告。等他发现这是事实时，他就跑进琴房 ，把门锁上了。 　　李鸣为了森森的作品获奖之事从被窝里钻出来后，就 再不打算钻进去了。他把马力的铺盖重新捆好，整整齐齐 地和马力的书箱摆在一起。明天就会有人来取它们，这次 是真的。但李鸣仍不放心，还是写了个条子在上面：“请 你爱护它们。”李鸣坐在马力床上，想起马力最后一次在 宿舍的情景。那是假期的前一天，晚上不到九点，马力就 钻进被窝。李鸣想叫他起来打扑克，他死活不肯出来。“ 你放了假有的是时间睡觉。”李鸣隔着被子打他，他还是 死活不肯出来。床下放着的全是他要带走的书，从西洋音 乐史一直到梅兰芳京剧曲谱。李鸣怀疑他带这么多书回去 是否看得完。“你想在这儿把觉睡够，回家去看书？”马 力没理他，鼾声大作，李鸣站起来，走到钢琴旁，想用琴 声吵醒马力，可脚下又被绊了一下。他低头一看，是马力 的另一个书包，那里面又是书，全是精装的总谱和音乐辞 典。李鸣把那书包拎起来，一下放在马力身上，然后把所 有马力的书包都堆在他身上。现在想起来，李鸣真后悔。 那天晚上，李鸣拿书活埋了马力。要是他不把书放在马力 身上多好。要是他把马力从被窝里叫出来多好。马力，马 力。他干吗老睡觉？死亡可不管你醒过多长时间，它叫你 接着睡，你就得接着睡。它叫你消失你就得消失，它叫你 腐烂你就得腐烂。马力，马力，你干吗老睡觉呢？毕业典 礼就要开始了，毕业典礼一结束，大家就各奔东西。李鸣 急于想去的就是教室。他想在典礼前去摘下那个功能圈。 这是他唯一想带走的东西。他走到教室，新年拉的红纸条 还留在那儿。功能圈的镜框还是歪斜着。他蹬上讲台桌， 伸手去取那镜框，突然小个子的话在他耳边响起来：“不 ，我带不走。”李鸣的手缩回来。他想了想，随后把镜框 摆正，掏出手绢擦了擦，跳下讲台桌。 　　毕业典礼开始时，森森还在琴房里。楼道里空无一人 。这个充满噪音的楼道突然静下来，使空气加了份量。森 森戴着耳机，好象已经被自己的音响包围了半个世纪了。 他越听思路越混乱，越听心情越沉重。一股凉气从他脚下 慢慢向上蔓延。他想起孟野；想起“懵懂”冲着功能圈为 孟野大哭；想起小个子到处给人暗示；想起李鸣从来不出 被窝．＃＃＃＃＃所有的人在他眼前掠过，象他的重奏那 种粗犷的音响一样搅扰他。他把抽屉打开，用手无目的地 翻来翻去。还有一支香烟，可火柴已经没了。有半张总谱 纸躺在里面，还够起草一道复调题，他把整个抽屉都抽出 来，发现最里面有一盘五年都不曾听过的磁带，封面上写 着：《莫扎特朱庇特Ｃ大调交响乐》。他下意识地关上了 自己的音乐，把这盘磁带放进录音机。登时，一种清新而 健全，充满了阳光的音响深深地笼罩了他。他感到从未有 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浑浊 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他欣喜若狂，打开窗户看看清净 如玉的天空，伸手去感觉大自然的气流。突然，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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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逝的花头巾 作者：陈建功

　　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得高且直，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ⅱ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总不能……” 　　“嘶啦—　”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叮叮当当四处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 　　秦江哈哈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就这样，气得把你这个不肖之子轰走了了” 　　“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顷，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缓缓地说：“你以为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象毒蛇一样缠着我。可是，我很快又睡着了。当太阳又晒屁股的时候，我又骑上‘凤头’车，到那些红男绿女们中间，又是狂饮、寻欢，用五颜六色的液体充塞空虚的肺腑。天知道我怎么一跺脚就离开了北京。也许是因为我家的‘老布’没完没了的唠叨。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来潮，带几位朋友到胜利餐厅要了七十块钱的一桌——我在一九六七年去插队时，妈妈已经让人整死了，爸爸还在秦城蹲大狱，我只好到胜利餐厅的厨房，筹备第二天上火车的干粮，我在这里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这次是旧地重游，抖抖威风。当我们喝得酒酣耳热、杯盘狼藉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老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当年，在听了我这个‘小偷’的申诉之后，是她站出来主张放我走，使我免受了棍棒之苦。我举起酒杯迎过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们’过来‘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开了我，说根本不认识我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头也没回就走了。她那厌恶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也曾站在老农民们中间，用这种眼光瞪着那些醉醺醺地从大队部里出来的新贵们。我害怕这目光……也许，是因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个人都显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舍身求法的，弃而不舍的，浑浑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一个聪明的废物——过去没用，将来也没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被生活淘汰的恐慌……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终于，我决定离开北京了。离开那些‘小三洋’、‘大索尼’，离开那些数不清的家庭舞会——我离开北京时，这已经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流行了。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去他妈的吧！我们家的‘老布’不相信我能去四川当工人，他以为我是在北京玩腻了，要不，就是闯了祸，颤颤巍巍地间我‘为什么’。我说：‘唉呀，你们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我什么也不为！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就这样，我走了……” 　　夜风吹得楼外林木沙沙地响，把丝绣的窗帘也高高地膨起，给屋里送来丁香花的淡淡香气。 　　秦江忽然变得这么健谈，绘声绘色。前几次见他时那刻板、心事重重的神态仿佛不翼而飞了。说实在的，就他给我讲的这些，也已经可以写一篇绝妙的专访了----生活改造了人。几年以后，这位因为“活着没劲，换个活法儿”而离家的秦江，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才华初露的青年作者回来了。他的爸爸却不知道自己称赞不已的有为青年，就是那个不肖的儿子……可是—— 　　“我真替你庆幸，秦江。你走了那一步，才有了今天。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见你的爸爸呢？他会很高兴看到你的。” 　　也许，我的问话太唐突了，又刺痛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他又沉默了。很久，他说：“我是想看到他的。我还得意地想过，当我戴着S大学的校徽，突然出现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会是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纤夫》得奖的消息，又想把和爸爸的见面放到授奖仪式上，更吓他一跳。可是，我想，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我没这个心境了……” 　　“为什么？” 　　“为了一件别的事。”他的语调里好象添加了几分凄然。虽然这时看不清他的脸，但这声音使我想起那烦恼、疲惫的面容。 　　“到底怎么啦？” 　　“咳，”他叹了一口气，“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可说来又话长。算了，睡吧睡吧！” 　　“我不困。你说说看。” 　　他不再理我。夜色中，只看得见他的床头处，烟蒂的红光一闪，一闪。 　　第二天，第三天。白天，是小组讨论。晚上，是采访的记者、约稿的编辑频频来访。他分不开身，熄灯以后好象也没了谈天的兴致。第四天，晚饭以后，我拉他到宾馆外面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散步。 　　“干嘛这么老实，回去等着他们纠缠？！” 　　闲扯了许多别的事。暮霭悄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到花坛的水磨石台子上。 　　“我看你这些日子是有心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笑了：“还说别人纠缠。你也够难缠的。” 　　我说：“算了算了，那就不聊这些，免得你痛苦。” 　　他没答话，过了一会儿，自语地说：“憋在心里也难受。” 　　月亮在云片中穿行着。凉风习习。蟋蟀低唱。偶有往来汽车的前灯把一丛丛一簇簇的树影投到我们的身上。他从脚下抽起一根蟋蟀草，放到嘴里嚼着。 　　“说实在的，我真感谢文学，它使我把生活变成了一本教科书。要是以前，这种事也许会使我痛苦不已，甚至动摇、幻灭。可是现在，我只把它看成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使我警醒、坚定。” 　　“你是说最近发生的那件事吗？” 　　“是的。” 　　“究竟是什么事？” 　　“又要扯远了。”他把咬在嘴里的草棍儿唾出来。 　　“我不是给你讲过了，一九七六年底的时候，我通过我的那些哥们儿的路子，到重庆当了船员。我不过是小时候玩过航模，又向往长江风光，就心血来潮，雄心勃勃地打算从这里正正经经地开始我人生的航行了。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唉，我的身上哪儿还剩下一点点人生航行所必需的坚韧？身上的筋骨早让威士忌、白兰地泡酥了！运算、画图，对着一盏孤灯熬夜？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我是习惯于在白晃晃的吊灯下狂跳通宵的。抱着味同嚼蜡的书本，冥思苦索？太不可思议了！我习惯于翘腿陷在沙发里，悠哉游哉，听室内乐。且不说这些，连我那起码的工作都叫人烦透了：机器的运转声碾人神经，在这里熬十几天，熬到客轮从重庆到上海，再从上海返重庆。我干不了这苦差。唉，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毁了。我不会干成任何一件事：我的日记开过好几次头，每次都下决心‘写到一生的终结’，‘记载我振奋起来奋斗的历程’。却从来也没有写下去。我下过决心学英语，买了书，也买了小半导体收音机，但只学了ABCD，我觉得这太渺茫，似乎不如日语‘实惠’，因为日语里毕竟有许多‘一看就懂’的汉字。可是，最后我还是半途而废……我开始回味我在北京时呆的那个‘小圈子’，回味‘老莫’、‘康乐’，回味‘迪斯科’和‘大三洋’，心想着不知他们现在时兴的看录像有些什么开眼的东西……我敢说，如果没有她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会很快回到原来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中间，继续那种餍足而又空虚，富足却又无聊的生活。可是，这时候，我见到了她……” 　　“她是谁？” 　　“她叫沈萍。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顿了顿，他忽然苦笑起来，“其实，算什么‘认识’呢，不过是——我记住了她……那是三年前，早春的一天，哦，是二月二十六号，没错儿，因为我坚持到今天这本日记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们的‘红星215号’客轮在薄雾中启锚。你到重庆坐过江轮吗？那你一定尝过这个滋味儿了：薄雾非但不散，而且越来越浓，连升起的太阳也被淹没在里面，朦腚胧胧地散着灰白色的光。能见度这样低，船是不能启航的。客轮只好停在江心，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机器停了，我走出机舱透气儿，看见四等舱外的甲板上站着一个姑娘。她不象别的旅客那样，把手掌遮在眼眉上看天呼，询问呀，咒骂呀，她不。她背靠着船舷的栏杆，娴静地看书。我真嫉妒她。她全神贯注，眼睛很亮，嘴角微微上翘，时时一颤，一颤，不知道书里有什么拨动着她的心。她很朴素，头发是并拢着梳在脑后的两根短辫，没有什么饰物。一身蓝色裤褂，只是从上衣领口里闪出了内衣的绣花领子，才可以看得出一个姑娘本能的追求。她身材修长、健美，眉清目秀，和那身朴素的装束配在一起，再加上她那读书的神态，不知为什么很吸引我…… 　　“我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北京，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也认识不少女孩于。她们也追过我。可是我却一次恋爱也没谈过…　” 　　“这次却一见钟情了？” 　　“不，还没有。我只是觉得她挺神秘，有股子让人嫉妒的傲气——不是我过去接触过的女孩子那种做作的傲气，而是…　怎么说呢，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是她那捧着书本，如处无人之境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有一种凌然超人的精神优势。虽然平时我也能大谈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让那些浅薄的姑娘们投来傻子一样的目光，俨然我也成了拿破仑似的。可眼前这位姑娘却使我自惭形秽。但我又不服气。我认定她是装蒜、充大，附庸风雅…　 　　“临近中午，雾散了。客轮全速行驶在坦阔的江面。太阳很晃眼，江面也粼粼闪光。她不再看书了，拿出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把两角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江风很猛，头巾抖开了，啪啪地甩打着，那上面印着的两只火红的凤凰在飞舞。她揪住飘闪的一角，俯在栏杆上，凝视着烟雾未尽的远方。 　　“我交了班，到船员餐厅去吃早饭。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发现那系着头巾的扣子已经松了。我靠在她背后的舱门上，架着胳膊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说：‘喂，别浪漫了，要刮到江里给龙王爷戴了！’她闻声回过头，赶忙把系头巾的扣子紧了紧，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嘿，她的眼眶里似乎还有泪花。我为这发现感到几分得意。‘这干嘛？联络暗号？和谁？’我是随口说的，没有什么深意，她的脸却红了，说：‘我妈妈。’我惊讶了：‘你妈妈？在哪儿？’她伸手向前方的江岸一指，说：‘在那儿！’江岸那儿，翠竹掩映，炊烟袅袅。她的妈妈就在江边那所小学校里教书。那里也是她们的家。再过十几分钟，船就经过那里。她把花头巾系在这里，是要让妈妈看见，这旁边站的就是她。‘荷，生离死别一样悲壮！’我笑她。她却晃着脑袋说：‘不是生离死别，可是…　当然悲壮！’好家伙，真狂！ 　　“她是搭船到武汉，打算换乘火车到北京上S大学中文系的。她是很了不起。不过是初中毕业的学历，却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她很得意。当然，换上谁能不得意？！‘你没参加高考吗？’她问我。‘我？’我用棉丝擦着油污的双手，苦笑着摇头，又把那团棉丝扔到江里去了。‘男子汉大丈夫，干嘛那么熊？！’她盯着我，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我翻了翻眼皮，有点撒赖似地说：‘我认熊。’她咯咯笑起来：‘该死！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跳江里去算啦！我就不认熊！不认熊，也不认命！我妈是右派——她说她不是！可爸鞍把我们甩了，一个人“革命”去了！我妈从小就教我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　哼，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现在怎么样！’她张开五指，一下一下地推着在脸颊前翻卷的花头巾，象是在欣赏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我不知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也许，和一个姑娘偶尔相遇，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使你终生难以忘怀。她就是这样忽然充满了我的心间。你别误会。她给我留下的，不光是一种单纯的温馨、美好的回忆，不，不只是这些。那次对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见她。我只能时时从机房里探出头来，远远看着她在落日的余晖里，在猿猱的悲啸声中读书的身影：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栏杆上架起双脚，仰着头枕在靠背上，举着书，一动也不动。江水在下面奔涌。青山如削，拂面而过…　关于她的奋斗，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也许，在襁褓中她就开始和妈妈一起经历人生的沧桑了？可是现在，她多得意啊，多自豪啊！而我，不错，也受过四、五年罪，现在还忘不了咒骂。可是除了咒骂，哦，还有除了对中西菜点的谙熟，我还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 　　“我从这一天开始向自己宣战了。拚命，苦读。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朝天发誓…　当然，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她，我会象以前一样，把多少次奋斗计划变成灰烬。可是这一次我成功了。因为她那身姿、神态、话语，那飘动的花头巾，一直在我眼前闪，在我耳边响。我当时的誓言你听起来一定会笑——我下决心也要考上S大学中文系，我要去见她…　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当然也因为过去就喜欢，但也许更因为她学的是文学。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后来，渐渐的，才华、毅力、激情，这些我早已陌生的东西，似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读、写作、劳动；自然、社会、人…　一切开始充满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可是，我的眼前仍然离不开她的身影，这个向陷在生活泥潭里的我投来第一根绳子的姑娘——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我的心底确确实实萌发了一种渴望。也许这就叫爱情？反正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自豪地站到她面前，在她惊异的目光中告诉她：‘都是因为见到了你！’” 　　“嘟嘟——”一辆接一辆载重卡车轰隆隆驶过马路，打破了街心花园里的宁静。车上，钢条铁管咣当乱响，沉重的引擎声在夜空飘荡。倒霉！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以后，秦江的声音也不再出现了。 　　我瞟了他一眼。他的脸膛遮在黑黝黝的树影里，嘴唇紧闭，只有眸子里闪着冷峻的光。 　　我似乎已经摸到他心中的伤痛了，叹了一口气，不无同情地对他说：“我明白了。你是爱上她了。是不是这次你终于考上S大学中文系以后，见到她时，她已经…　” 　　他没答腔。 　　“嗨，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点，慢慢你就会好的。”我劝他。 　　他摇摇头：“你理解错了。” 　　“怎么？” 　　“真象你猜的，倒也没什么了。当然，我会痛苦，但我能想得开。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到底怎么了呢？” 　　“在‘红星’轮上见过的那位姑娘，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癌症？！”我惊叫起来。 　　他一怔。然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摇头。 　　“我一到S大学，就急着找她。我不知道姓名，也不好意思打听。我常常留意眼前走过的每一个女同学。我敢说，只要她一出现，我会立即认出她来。因为这两年里，她在我的梦中，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秦江和我走出街心花园，沿一盏一盏高压水银灯照耀下的人行道，走回宾馆。我们两个的身影，一会儿长吵吵，一会儿短抖抖，一会儿又长吵吵。他的声调依然是沉稳的，仿佛每一句都是从心灵深处缓缓流出的。 　　“那你到底见到她没有呢？” 　　“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到校二十多天以后了。系里召开庆祝国庆三十一周年的联欢会，全系同学聚在一起。先是表演节目，然后随便围成一个一个圆圈，击鼓传花。咚咚的鼓声很是扣人心弦，每个人拿到那朵纸花以后，都象触了电一样扔给下一个人。礼堂里一片欢声笑语。 　　“说实话，我哪有什么玩的兴致。我知道她就在这里，在这几百人中间。可是，她什么时候能站到我的面前啊。 　　“我的希望没有落空。终天有一次，旁边一个圈子里又响起一片欢呼。鼓声停了，人群里推推搡出一个姑娘。这就是她！我一眼认出来了，是她！她的装束有些改变，穿着灰色夹银丝的西式上衣，端庄、大方。发式也已经不是短辫，蓬松地束成一把，甩在肩后。比轮船上见的她更显得有些魅力了。难怪我难以从人群里一下子认出她来！她还是那么自信，落落大方，没有再跟旁边‘耍赖’的女同学们费口舌，绷了绷微微上翘的嘴唇，走到圈子中央抽了签。按照签子上写的，她要在两分钟以内猜出一个刁钻古怪的谜语。她没有猜出来，只好又按照签子上写的惩罚办法，到一个彩色的竹篓里去摸一个‘未来的爱人’。 　　“同学们又欢呼起来。不知这是谁设计的恶作剧，而又偏偏让她赶上了。不管从那竹篓里摸出的字条上写的是‘中山狼’还是‘武大郎’，被罚的人都要向大家宣布这是自己‘未来的爱人’。尽管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她还是咬起下唇，眼睛里闪着紧张的光，把手伸向竹篓里了。唉，想来真可笑，与其说她紧张，不如说我比她更紧张——虽然她不知道。我心中好象觉得，她伸手抓出的字条，冥冥中和我有什么关联----这一切，是在我刚刚认出她来的时候发生的呀！ 　　“她摸出字条了。她打开看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咚咚乱跳起来。那字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使得她的脸飞红了，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她双手一拍，情不自禁地喊：‘哎呀！真赚！’同学们都笑起来。有的高喊：‘快念念！怎么这么激动？’‘一定非常非常如意！’她这才明白过来，红着脸，跺着脚喊：‘我不是那意思！我才不是那意思呢！’……大家笑得更开心了。那字条终于被别的同学抢过来读了。那上面写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在同学们更猛烈的笑喊声中，那个读条的男同学还一本正经地走过去，伸手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把右手甩到了身后，这又引起全场一片戏谑的笑…… 　　“尽管她抽到了最好的一张字条，尽管这个玩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快乐，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是滋味儿。联欢会散了，我没有象多少次梦想过的那样，突然走到她的面前。甚至当她拖着椅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也没动声色。她的脸颊上，仍然泛着刚才兴奋的红晕。她也没认出我来。 　　“为这，我暗自谴责了自己多少次。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褊狭。褊狭到因为一场游戏而耿耿于怀。是因为爱情的自私，还是因为别的？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到她的宿舍去了。‘还认得我吗？’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好象正为什么伤心，眼角还有泪痕。她吃惊地打量着我，抱歉地摇头。我说：‘荷，找到了风度翩翩，前途无量的爱人，就把什么都忘了！’她显然没心思和我开玩笑，垂下眼睑，说：‘别闹。你到底是谁？’我说：‘一个险些跳到长江里去的认“熊”的水手。’‘是你？’她盯着我，接着，是我已经见过的那样子：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双手一拍，笑着喊：‘哎呀，我想起来了！’她把我让进屋，心情却很快又回到了刚才的抑郁之中，强打出微笑，可又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我盯着她的眼睛，拿出船上初见时的口气，逗她说：‘干嘛？又是生离死别？和谁？这回不悲壮了？你的花头巾呢？’她没有回答我，懒洋洋地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那上面就蒙着那块印着凤凰的花头巾。她心不在焉，凝视窗外。外面，秋雨丝一样飘拂。我真希望她问我怎么也报考了这里，希望她问问我这两年来经历的一切。可是，她的心思好象根本不在这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我开口了：‘你……这两年过得还好吗？’她拿手指往床上划着：‘有什么好不好的。象我们这样的人，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再混一年，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个教书匠，心满意足…　’话，是冷冷的，最后还苦笑了一声，补充道：‘比我妈妈那个教书匠强一点。她教小学，我教中学…　’我吃了一惊，忽然觉得她很陌生。问她到底有什么不顺心，她抿了抿嘴唇，没有立刻回答我。可是，她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泪水…　 　　“嗨，其实，不过是因为她们班里的几位同学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全班同学那么多，叫上谁或者不叫谁，都是有可能的呀。可是，谁能体会得到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进入堂皇学府以后的敏感和悲哀？她说她们几个人看不起她，就是！——她既没听过玛祖卡和波尔卡，也不知道德拉克罗瓦；她没有一个亲朋是什么名流、学者，于是也就从来没有勇气去敲任何一位教授的家门。她说她们一定嫌她‘土’，因为她只能象傻子一样，在旁边听她们那些高雅、时髦的奇谈， 便插上两句话，也多半充当了她们的笑料…　她那么认真。激愤，不平，不断从鼻腔里吐出斩钉截铁的‘哼’声，是蔑视？是不服气？还是‘走着瞧’的挑战？都有。这神态，和当年在船上向我诉说身世遭遇时一模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非但不再激起当年的情感，反而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怅惘和忧虑。好象我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里，这时才突然发现，原来也有败叶和秋光一起生长。她讲的，即使都是真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在我们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许许多多从荆天棘地里挺拔出来的云杉，自然也生长着不少从幸运的土地上萌发起的根苗。这里，有自命为‘拼命委员会’的学习小组，有媳灯以后仍然躲在盥洗间里背单词的青年，也有时髦之士、风流人物等，有诸熟‘终南捷径’，在出版部门、学术团体进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奇怪的倒是她，何至于对一次小小的秋游耿耿于怀，何至于因为一些浅薄的嘲笑而不安？噢，怪不得她桌上摆满了《肖邦》、《贝多芬传》之类，刚才还以为她在攻艺术史，原来她是为了知道玛祖卡和波尔卡。原来她的心里，埋藏着一颗虚荣的种子…　 　　应该说，我对她的过去了解得还是那样少。我不知道，她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是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吗？ 　　“是啊，我的失望就在这里。她梦寐以求的，只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发现，她猛背莫奈、梵高、马蒂斯和毕加索；她学会了不知是从喉咙还是鼻腔里不时地滚出一句‘唔嗯？’截断别人的谈话。是首肯、认可？还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鬼知道！反正这是现今最时髦的语气词——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位从人家外国留学生那里批发来的。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总算打听到了她妈妈过去的一位学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她要去拜访他，请他推荐稿子，引见名流。终于有一天的中午，她又在路上遇到了我，得意洋洋地说，她把那些小看她的人给‘镇’了——那些人拿着某学者的推荐信，去拜访文学研究所的高唐教授，万没想到遇上她正在客厅里和高先生谈笑风生，把那些人看傻了！这两天还接二连三地问：‘你怎么和高先生这么熟？’…　她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次，她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她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也许，她那几位同学不敢再小看她了？她可以加入他们那一伙儿了？看着她那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冷冷地打断她，说：‘真值得祝贺。’我走了。 　　“那天，我在石榴湖边的长椅上呆了一下午。早春的风沙打着旋儿，在身前身后飞舞。我的眼前却总是出现她——上大学以后见到的她和‘红星215轮’上那个霞光水色中读书的身影。也许，我没有什么力量干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只能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熬煎着失望的痛苦。我想，难道她奋斗了半天，是要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难道我奋斗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那里，是断送一个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华的泥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的啊！哦，挣扎，想起了那次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挣扎，眼前蓦然闪亮在暮色中的路灯，又蓦地使我心头发热——你为什么不快去找她？你怎么能不去找她…　 　　“她正准备出门，说是有事。什么事？把头发一圈一圈裹上头顶，身上飘散出淡档的檀香。中午我那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好象并没使她心存芥蒂，她的表情比以往更温柔，闪着眸子看我——但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她将赴的约会。她向我投来抱歉的笑，说她最近太忙。她说她猜到了我找她干什么。本来嘛，初入校门，她理该为‘老朋友’引见一些名人。可惜太忙了。放心，她不会忘记的，不会的，更何况大家都同是来自巴山蜀地的‘小人物’…　我脸红了，一种受侮辱的感觉使我的脑血管突突跳。窗外，对面宿舍楼闪烁的灯光好象突然飞炸成无数碎片，扑头盖脸而来。我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过了好久，才能用稍稍冷静的声音告诉她，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她问我，那有什么别的事吗？我说：‘没有。’我告辞了。 　　“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号，那天晚上我们S大学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男排在世界杯预选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校园里一片欢腾。同学们欢呼着，敲盆打碗，不击烂不尽心头之快。‘砰砰’的暖瓶炸裂声此伏彼起。几千人冲出宿舍楼，点起火炬，一把小号高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围着石榴湖游行，欢庆通宵……走在这支队伍里，我流下了眼泪。我忽然发现，那么多同学，他们过去是奋斗者，现在仍然是奋斗者，不少人过去的奋斗，也许不过是因为对不平遭遇的反抗，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了新的奋斗支点。多么好啊，这里，多少慷慨悲歌之士，为国为民的精英……而沈萍，她在干什么？她会为这一切激动吗？会吗？我想起‘植树节’那天，全系去京郊山区植树，她和我碰巧坐在一辆大轿车上。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开进山区，间或可以看见山坡上几间石块垒成的小房，几个放羊的孩子。她忽然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我膘了她一眼，说：‘你庆幸自己，是吗？’她微微点头，自言自语似地说：‘当然，如果没有今天，糊里糊涂，也许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可是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她说的，是真话。她不堪回首往事。她充满了摆脱命运的漩涡，进入一种新生活、新天地的庆幸。她绝不想想自己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还应该有什么关系。大概，生活中也还会有激起她不平，鼓舞她奋斗的东西，但绝不会是这些，绝不会。会是什么呢？可能只是一个白眼，可能只是一次冷遇……唉，奋斗者，不尽然那么伟大，不尽然，是吗？ 　　“我连夜给她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我问她是不是感觉到了被人生的浊流裹挟去的危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浸漫着一股多．么可悲的浊流啊。我诉说我的担心，担心她在背‘名人辞典’，广交名流的浮华中毁了自己……当然，我很动感情。我向她吐露了那年‘红星’轮相遇以后，从心底渐渐萌发的情感，我承认这是爱。我说，正是因为那难以磨灭的爱，才促使我向她倾诉我的担心和希望。 　　“……这件事办得这样不理智。我后来才听说，这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某学者（恕我不讲姓名）的儿子——一切都应了‘击鼓传花’得的预言：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而我在她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更何况，我还讲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傻瓜也不会写这样的情书的。 　　“以后，我们偶尔相遇时，还互相点点头，打一个简单的招呼，但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她给我下的结论是——嫉妒，假正经，还故作多情……” 　　秦江把双手抬到胸前，交迭十指掰着、按着，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他没有说下去，脸色很难看。一盏一盏水银灯下，我们的身影还是短抖抖，长吵吵。 　　“就完了？” 　　“唔，应该说是完了。”顿了顿，他又说，“可又象是没完。要不，我干嘛还要管闲事，给自己招来痛苦？” 　　四 　　前面是通向宾馆转门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了门，宽敞的会客大厅空无一人。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来。 　　“上星期六晚上，在无轨电车上，好象是你喊我。我没理你，是吗？” 　　我点头，一笑。 　　“就是因为那件事。我很烦躁。” 　　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我是到首都剧场看戏去了。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朋友，哦，也是过去在‘老莫’和‘康乐’泡过的朋友。他爸爸是搞外事工作的。” 　　“他和沈萍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他在外地，来北京出差的。可是在闲扯中，我很意外地听说他的妹妹——一个过去我也认识的女孩子——在谈恋爱，男方的爸爸就是某学者。我吃了一惊，追问了一句，原来那个男的，就是沈萍的男朋友。” 　　“真的？！” 　　“我当时也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知道那个男的和沈萍的事。他不屑一提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S大的一位四川妞儿，死缠着他。他告诉我妹妹：烦透她了！我寻思这小子也不安好心，耍耍人家呗……嗨，他当然追我妹妹。他想出国！他有几封教授的推荐信，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混上奖学金，他让我家老头子走走门子，给催催……’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进去。我的脊梁上透过一股寒气。我只想着沈萍。又是浊流！社会的浊流！人生的浊流！而沈萍在这中间算得了什么呀！随波浮沉的一根小草。可悲的是她不知道这些。是的，她不知道。这两天，她不是得意地讲她的男朋友要出国了吗。唉，她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准备挂起她的花头巾了。可是她想到没有，那挂着花头巾的航船正冲向礁石呀…… 　　“回学校的电车上，我连买车票的话都懒得说，当然也没有兴趣回答你的招呼。我只是一遍一遍问自己：告诉她呜？告诉她吗？告诉她，她能相信吗？她不会又一次说你嫉妒、挑拨？再者，那位剧场偶遇的朋友，他说话的可信性有多少哇！缄口不言？这痛苦还不仅在良心上，而且在更隐秘的感情深处！我这时才发现，爱情，尤其是初恋的爱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我得到了那样的回报，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时时回味起那晨雾、远村、坦阔的江面，飘拂的头巾……更何况在现在！在现在！ 　　“回到宿舍，已经熄灯了。默默地躺到床上。同屋的几位正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某某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宝钗’式的人物啦，‘好生生一个清白女子，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啦，谁谁如何‘交游干谒’有道，正进行出国留学的‘秘密外交’啦……我烦透了。浊流，四处漫延的浊流。一股什么火儿升起来，我怒吼一声：‘算了！睡吧！’把他们吓哑了。我呢，却一夜也没睡着。 　　“清晨起来，我决定把一切告诉她。猜疑、臭骂都可以，反正我尽自己的责任。 　　“吃早饭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就在那张桌子旁。我端着碗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很惊讶，疑惑地向我点点头。我默默吃了几口面包，说：‘沈萍，你……你过得还好吗？’——天！这叫什么话，连我自己都怀疑这话里有什么‘不良居心’了。‘过得挺好。’她瞟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猜忌，又有挑战。我说：“听说，他……你们那位，要出国留学了？’她说：‘没有。去通过“托夫”了，还要等护照。再过个把月吧。’她老练多了。得意、自豪，全隐藏在漫不经心里。‘托夫’、‘护照’……知道吗？最时髦的名词儿，说得越漫不经心，越时髦。我还能往下说什么呢？我知道，我要说的一切肯定会招来什么。我犹豫了，舌头打了卷儿。 　　“看来，我只能采取一个最愚蠢的行动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幸亏它没能实现。那可能是我身上消失了多年的干部子弟气质的偶然再现吧。当时，我打听到了她那位男朋友的地址。我决定去找他谈一谈，问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耍这个来自小乡镇的姑娘。真是那样，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他一番，直到他认错为止……多浪漫，骑士一般！当时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个念头。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去了。 　　“他没在家。他的妈妈说他很忙。护照早就领到了，后天就要飞美洲了。这个消息更使我相信，沈萍的悲剧为期不远了——他这么快就要走了，看来沈萍并不知道哇。 　　“我在门口勾留了片刻，只好离开了他的家。走出楼门，忽然看见沈萍和一个小伙子远远携手而来。我闪到一旁。她穿着一件时新的银灰色绸料衬衫，丝带束着腰，衬出窈窕的身姿。近胯处的腰带结子随着她的走动而跳跃，飘洒、大方，已经看不出一个外省姑娘的丝毫痕迹。她一定自认为是幸福的，幸福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她绝不会想到等在自己前面的是什么！而我，只能用目光尾随着，看她跟着他走进了那黑森森的楼门。 　　“天黑了，楼房噼噼啪啪亮起一方一方灯光。几滴雨点飘下来，打到身上。我没有离开，在楼前的马路上徘徊。 　　“三层，最东边那个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上映出两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他们。也许，现在就是他向她摊牌的时候。大概过不了一会儿，沈萍会流着泪冲下楼来，跌撞着走进微雨之中。天这么晚了，我留在这儿会有些用处。至少，我要远远跟在她的身后，和她一起坐上回学校的汽车，再远远跟在她的身后，目送她走进女生宿舍楼……可是，我又多么害怕看见她跑出来。哦，不，还是跑出来吧…… 　　“十点钟了，窗帘上的身影还在动。一个身影——那是她，她在梳头。我凝神注视着。这姿态我是熟悉的。三年前，在‘红星215’轮上，曙色初开，船过神女峰。她站在船舷，仰脸望峰。江风吹起她的秀发，她的右手也拿着一把梳子，顺着风势，一下，两下……那亭亭玉立的身姿，使站在机房门口的我凝视很久。可是，现在……突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又咚咚急跳起来，因为我看见那个窗户里的灯一下熄了。‘啪啪啪啪’，我踏着马路上耀眼的水窝，几步冲到最东边一个门，嗵嗵地向楼上跑去…… 　　“我还是理智的。我跑到二层时收住了脚步。我问自己：‘你去干什么？’我退下楼来了，走出楼门，闭上眼睛，仰脸让雨水滴打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班驳的路，慢慢地走了。走了几十步，我又回来，默对着那黑黝黝的窗口。我感到心酸。为沈萍，为她妈妈，也为我自己。但愿我在首都剧场听到的那一席话，全是胡扯、谎话、瞎说八道！但愿如此。可是，即便如此，沈萍就幸福了吗？一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她会感到永远幸福吗……我又想，说不定沈萍完了，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浅薄付出了牺牲。可也许，值得庆幸的是，这又使她回到我们中间，重新思索一下生活……如果真能那样，我将把今天晚上所见到的一切永远埋在心底，永远。可能的话，我还会对她说，我仍然爱着她……” 　　秦江不再讲了，仰头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好象在努力平息情感的波涛。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向眼前缭绕的烟雾使劲儿吹去。结果呢，更多的烟雾在我们的身边飘游。 　　“后来呢，沈萍怎么样了？” 　　“不知道。这是前天才发生的事。” 　　我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瞥了我一眼，用手把面前的烟雾撩开：“你叹什么气？我不是说啦，这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只能使我们警醒、思考、坚定。” 　　“是这样的。”我点头，“……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和你不见你的爸爸有什么关系？” 　　“哦，”他笑了，“我险些忘了。”沉吟了一下，他说：“也许，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情了。戴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我爸爸面前----得意吗？得意。可好象又觉得挺没意思。我想起了‘红星215’轮上那块花头巾。人生的道路还长，我为自己设计的这种得意场面感到羞愧。其次呢，我不知道你预感到没有，人们一旦知道秦江是谁，会给我特殊的恩宠，不少老朋友们又会拉我去作‘老莫’、‘康乐’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毅力经受这些了。说真的，这都要感谢沈萍。她使我想许多问题----关于奋斗者。关于人生。” 　　“那你就永远不去见你父亲了？”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失去这戏剧性的场面，我毕竟有些遗憾。 　　秦江又笑了：“你何必过于执。等心情好了，我随时都可能回家去看他。不过对你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个儿子回家看看父亲，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我们一起等电梯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作品？我觉得，这件事里倒有不少深意。” 　　“怎么写？都是同学，又还都在学校。写出来不是惹麻烦吗！”他摇头，忽然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感兴趣，你写。” 　　我说：“真的？” 　　“谁写不一样！我又没登记‘专利’。”他沉思片刻，又说：“再说，我要向沉萍讲的，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才能表达了。而这只有由你来说才合适…　” 　　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于是，我就按照他讲的，只是把人名、地名变了一下，写成了这篇权当小说的报告。

　　（选自《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棋　　　王 　　　　　　　　　　　　　　　　　·阿　城· 　　　　　　　　　　　　　　　　　　　一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准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拢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拢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来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览览，你先走。"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览，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炮，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像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览览，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拚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我想棋下得好而且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可我又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连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连表示怀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连时的吃喝问题。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连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只是收下。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要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要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初时大家见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像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那不服的，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审主看他呆像，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逸事。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近战。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讶，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同学倨傲不逊，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不要老头儿劳动。不料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檄文"，被人拿获，又被这造反团栽诬于对立派，说对方"施阴谋，弄诡计"，必讨之，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立派又阴使人偷出呆子，用了呆子的名义，对先前的造反团反戈一击。一时呆子的大名"王一生"贴得满街都是，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才明白王一生原来是个棋呆子，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不下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我说："你妹妹来送你，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说话儿，倒拉着我下棋！"王一生看着我说："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你家父母大约是舍不得你走了？"我怔了怔，看着手说："哪儿来父母，都死球了。"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王一生想了想，对我说："那你这两年靠什么活着？"我说："混一天算一天。"王一生就看定了我问："怎么混？"我不答。呆了一会儿，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不管怎么说，你父母在时，你家日子还好过。"我不服气，说："你父母在，当然要说风凉话。"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就岔开说："呆子，这里没有你的对手，走，和我们打牌去吧。"呆子笑一笑，说："牌算什么，瞌睡着也能赢你们。"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去，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他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我大略地告诉他，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他就问："一点儿都没吃到吗？"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他又问："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后来碰到一个同学，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里面有一个干馒头，掉在地上就碎了。我一边儿和他说话，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不过，说老实话，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而且顶时候儿。"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可马上又问："我是说，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吗？"我说："噢，不。是晚上十点吧。"他又问："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我有点儿不耐烦。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合辙，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我说："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第二天早上，同学买了两个油饼，我吃了一个。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晚上嘛，我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可另一个同学来了，知道我没什么着落，硬拉了我去他家，当然吃得还可以。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清楚？"他笑了，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恐怕还是有些呆！要知道，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他说："你家道尚好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压力吗？恐怕没有什么精神需求吧？有，也只不过是想好上再好，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我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禁不住问他："你总在说你们、你们，可你是什么人？"他迅速看着其他地方，只是不看我，说："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我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地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我在火车上一直看他下棋，发现他同样是精细的，但就有气度得多。他常常在我们还根本看不出已是败局时就开始重码棋子，说："再来一盘吧。"有的人不服输，非要下完，总觉得被他那样暗示死刑存些侥幸。他也奉陪，用四五步棋逼死对方，说："非要听'将'，有瘾？" 　　我每看到他吃饭，就回想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终于在一次饭后他小口呷汤时讲了这个故事。我因为有过饥饿的经验，所以特别渲染了故事中的饥饿感觉。他不再喝汤，只是把饭盒端在嘴边儿，一动不动地听我讲。我讲完了，他呆了许久，凝视着饭盒里的水，轻轻吸了一口，才很严肃地看着我说："这个人是对的。他当然要把饼干藏在褥子底下。照你讲，他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是精神病？不，他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写书的人怎么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人呢？杰……杰什么？嗯，杰克·伦敦，这个小子他妈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我马上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他说："是呀，不管怎么样，像你说的，杰克·伦敦后来出了名，肯定不愁吃的，他当然会叼着根烟，写些嘲笑饥饿的故事。"我说："杰克·伦敦丝毫也没有嘲笑饥饿，他是……"他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怎么不是嘲笑？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我只好苦笑，不再说什么。可是一没人和他下棋了，他就又问我："嗯？再讲个吃的故事？其实杰克·伦敦那个故事挺好。"我有些不高兴地说："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你不愧为棋呆子。"大约是我脸上有种表情，他于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升上来，我还是喜欢他的，就说："好吧，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听过吗？"他摇摇头。我就又好好儿描述一下邦斯舅舅这个老饕。不料他听完，马上就说："这个故事不好，这是一个馋的故事，不是吃的故事。邦斯这个老头儿若只是吃而不馋，不会死。我不喜欢这个故事。"他马上意识到这最后一句话，就急忙说："倒也不是不喜欢。不过洋人总和咱们不一样，隔着一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马上感了兴趣：棋呆子居然也有故事！他把身体靠得舒服一些，说："从前哪，"笑了笑，又说："老是他妈从前，可这个故事是我们院儿的五奶奶讲的。嗯--老辈子的时候，有这么一家子，吃喝不愁。粮食一囤一囤的，顿顿想吃多少吃多少，嘿，可美气了。后来呢，娶了个儿媳妇。那真能干，就没说把饭做糊过，不干不稀，特解饱。可这媳妇，每做一顿饭，必抓出一把米来藏好……"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插嘴："老掉牙的故事了，还不是后来遇了荒年，大家没饭吃，媳妇把每日攒下的米拿出来，不但自家有了，还分给穷人？"他很惊奇地坐直了，看着我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可那米没有分给别人，五奶奶没有说分给别人。"我笑了，说："这是教育小孩儿要节约的故事，你还拿来有滋有味儿得讲，你真是呆子。这不是一个吃的故事。"他摇摇头，说："这太是吃的故事了。首先得有饭，才能吃，这家子有一囤一囤的粮食。可光穷吃不行，得记着断顿儿的时候，每顿都要欠一点儿。老话儿说'半饥半饱日子长'嘛。"我想笑但没笑出来，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为了打消这种异样的感触，就说："呆子，我跟你下棋吧。"他一下高兴起来，紧一紧手脸，啪排排就把棋码好，说："对，说什么吃的故事，还是下棋。下棋最好，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啊？哈构构！你先走。"我又是当头炮，他随后把马跳好。我随便动了一个子儿，他很快地把兵移前一格儿。我并不真心下棋，心想他念到中学，大约是读过不少书的，就问："你读过曹操的《短歌行》？"他说："什么《短歌行》？"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愣了，问："杜康是什么？"我说："杜康是一个造酒的人，后来也就代表酒，你把杜康换成象棋，倒也风趣。"他摆了一下头，说："啊，不是。这句话是一个老头儿说的，我每回和他下棋，他总说这句。"我想起了传闻中的捡烂纸老头儿，就问："是捡烂纸的老头儿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不过，捡烂纸的老头儿棋下得好，我在他那儿学到不少东西。"我很感兴趣地问："这老头儿是个什么人？怎么下得一手好棋还捡烂纸？"他很轻地笑了一下，说："下棋不当饭。老头儿要吃饭，还得捡烂纸。可不知他以前是什么人。有一回，我抄的几张棋谱不知怎么找不到了，以为当垃圾倒出去了，就到垃圾站去翻。正翻着，这老头儿推着筐过来了，指着我说：'你个大小伙子，怎么抢我的买卖？'我说不是，是找丢了的东西，他问什么东西，我没搭理他。可他问个不停，'钱，存摺儿？结婚帖子？'我只好说是棋谱，正说着，就找到了。他说叫他看看。他在路灯底下挺快就看完了，说'这棋没根哪'。我说这是以前市里的象棋比赛。可他说，'哪儿的比赛也没用，你瞧这，这叫棋路？狗脑子。'我心想怕是遇上异人了，就问他当怎么走。老头儿哗哗说了一通棋谱儿，我一听，真的不凡，就提出要跟他下一盘。老头让我先说。我们俩就在垃圾站下盲棋，我是连输五盘。老头儿棋路猛听头几步，没什么，可着子真阴真狠，打闪一般，网得开，收得又紧又快。后来我们见天儿在垃圾站下盲棋，每天回去我就琢磨他的棋路，以后居然跟他平过一盘，还赢过一盘。其实赢的那盘我们一共才走了十几步。老头儿用铅丝扒子敲了半天地面，叹一声，'你赢了。'我高兴了，直说要到他那儿去看看。老头儿白了我一眼，说，'撑的？！'告诉我明天晚上再在这儿等他。第二天我去了，见他推着筐远远来了。到了跟前，从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递到我手上，说这也是谱儿，让我拿回去，看瞧得懂不。又说哪天有走不动的棋，让我到这儿来说给他听听，兴许他就走动了。我赶紧回到家里，打开一看，还真他妈不懂。这是本异书，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手抄，边边角角儿，补了又补。上面写的东西，不像是说象棋，好像是说另外的什么事儿。我第二天又去找老头儿，说我看不懂，他哈构一笑，说他先给我说一段儿，提个醒儿。他一开说，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开宗明义，是讲男女的事儿，我说这是四旧。老头儿叹了，说什么是旧？我这每天捡烂纸是不是在捡旧？可我回去把它们分门别类，卖了钱，养活自己，不是新？又说咱们中国道家讲阴阳，这开篇是借男女讲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游相交，初不可太盛，太盛则折，折就是'折断'的'折'。我点点头。'太盛则折，太弱则泻'。老头儿说我的毛病是太盛。又说，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你想变，就不是象棋，输不用说了，连棋边儿都沾不上。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玄是真玄，可细琢磨，是那么个理儿。我说，这么讲是真提气，可这下棋，千变万化，怎么才能准赢呢？老头儿说这就是造势的学问了。造势妙在契机。谁也不走子儿，这棋没法儿下。可只要对方一动，势就可入，就可导。高手你入他很难，这就要损。损他一个子儿，损自己一个子儿，先导开，或找眼钉下，止住他的入势，铺排下自己的入势。这时你万不可死损，势式要相机而变。势势有相因之气，势套势，小势开导，大势含而化之，根连根，别人就奈何不得。老头儿说我只有套，势不太明。套可以算出百步之远，但无势，不成气候。又说我脑子好，有琢磨劲儿，后来输我的那一盘，就是大势已破，再下，就是玩了。老头儿说他日子不多了，无儿无女，遇见我，就传给我吧。我说你老人家棋道这么好，怎么干这种营生呢？老头儿叹了一口气，说这棋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有训--'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所以生不可太盛。又说他从小没学过什么谋生本事，现在想来，倒是训坏了他。"我似乎听明白了一些棋道，可很奇怪，就问："棋道与生道难道有什么不同么？"王一生说："我也是这么说，而且魔症起来，问他天下大势。老头儿说，棋就是这么几个子儿，棋盘就是这么大，无非是道同势不同，可这子儿你全能看在眼底。天下的事，不知道的太多。这每天的大字报，张张都新鲜，虽看出点道儿，可不能究底。子儿不全摆上，这棋就没法儿下。" 　　我就又问那本棋谱。王一生很沮丧地说："我每天带在身上，反覆地看。后来你知道，我撕大字报被造反团捉住，书就被他们搜了去，说是四旧，给毁了，而且是当着我的面儿毁的。好在书已在我脑子里，不怕他们。"我就又和王一生感叹了许久。 　　火车终于到了，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又被用卡车运到农场。在总场，各分场的人上来领我们。我找到王一生，说："呆子，要分手了，别忘了交情，有事儿没事儿，互相走动。"他说当然。 　　　　　　　　　　　　　　　　　　　二 　　这个农场在大山林里，活计就是砍树，烧山，挖坑，再栽树。不栽树的时候，就种点儿粮食。交通不便，运输不够，常常就买不到谋油点灯。晚上黑灯瞎火，大家凑在一起臭聊，天南地北。又因为常割资本主义尾巴，生活就清苦得很，常常一个月每人只有五钱油，吃饭钟一敲，大家就疾跑如飞。大锅菜是先煮后搁油，油又少，只在汤上浮几个大花儿。落在后边，常常就只能吃清水南瓜或清水茄子。米倒是不缺，国家供应商品粮，每人每月四十二斤。可没油水，挖山又不是轻活，肚子就越吃越大。我倒是没有什么，毕竟强似讨吃。每月又有二十几元工薪，家里没有人惦记着，又没有找女朋友，就买了烟学抽，不料越抽越凶。 　　山上活儿紧时，常常累翻，就想：呆子不知怎么干？那么精瘦的一个人。晚上大家闲聊，多是精神会餐。我又想，呆子的吃相可能更恶了。我父亲在时，炒得一手好菜，母亲都比不上他，星期天常邀了同事，专事品尝，我自然精于此道。因此聊起来，常常是主角，说得大家个个儿腮胀，常常发一声喊，将我按倒在地上，说像我这样儿的人实在是祸害，不如宰了炒吃。下雨时节，大家都慌忙上山去挖笋，又到沟里捉田鸡，无奈没有油，常常吃得胃酸。山上总要放火，野兽们都惊走了，极难打到。即使打到，野物们走惯了，没膘，熬不得油。尺把长的老鼠也捉来吃，因鼠是吃粮的，大家说鼠肉就是人肉，也算吃人吧。我又常想，呆子难道不馋？好上加好，固然是馋，其实饿时更馋。不馋，吃的本能不能发挥，也不得寄托。又想，呆子不知还下棋不下棋。我们分场与他们分场隔着近百里，来去一趟不容易，也就见不着。 　　转眼到了夏季。有一天，我正在山上干活儿，远远望见山下小路上有一个人。大家觉得影儿生，就议论是什么人。有人说是小毛的男的吧。小毛是队里一个女知青，新近在外场找了一个朋友，可谁也没见过。大家就议论可能是这个人来找小毛，于是满山喊小毛，说她的汉子来了。小毛丢了锄，跌跌撞撞跑过来，伸了脖子看。还没等小毛看好，我却认出来人是王一生--棋呆子。于是大叫，别人倒吓了一跳，都问："找你的？"我很得意。我们这个队有四个省市的知青，与我同来的不多，自然他们不认识王一生。我这时正代理一个管三四个人的小组长，于是对大家说："散了，不干了。大家也别回去，帮我看看山上可有什么吃的弄点儿。到钟点儿再下山，拿到我那儿去烧。你们打了饭，都过来一起吃。"大家于是就钻进乱草里去寻了。 　　我跳着跑下山，王一生已经站住，一脸高兴的样子，远远地问："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到了他跟前说："远远就看你呆头呆脑，还真是你。你怎么老也不来看我？"他跟我并排走着，说："你也老不来看我呀！"我见他背上的汗浸出衣衫，头发已是一绺一绺的，一脸的灰土，只有眼睛和牙齿放光，嘴上也是一层土，干得起皱，就说："你怎么摸来的？"他说："搭一段儿车，走一段儿路，出来半个月了。"我吓了一跳，问："不到百里，怎么走这么多天？"他说："回去细说。" 　　说话间已经到了沟底队里。场上几只猪跑来跑去，个个儿瘦得赛狗。还不到下班时间，冷冷清清的，只有队上伙房隐隐传来叮叮当档的声音。 　　到了我的宿舍，就直进去。这里并不锁门，都没有多馀的东西可拿，不必防谁。我放了盆，叫他等着，就提桶打热水来给他洗。到了伙房，与炊事员讲，我这个月的五钱油全数领出来，以后就领生菜，不再打熟菜。炊事员问："来客了？"我说："可不！"炊事员就打开锁了的柜子，舀一小匙油找了个碗盛给我，又拿了三只长茄子，说："明天还来打菜吧，从后天算起，方便。"我从锅里舀了热水，提回宿舍。 　　王一生把衣裳脱了，只剩一条裤衩，呼噜呼噜地洗。洗完后，将脏衣服按在水里泡着，然后一件一件搓，洗好涮好，拧干晾在门口绳上。我说："你还挺麻利的。"他说："从小自己干，惯了。几件衣服，也不费事。"说着就在床上坐下，弯过手臂，去挠背后，肋骨一根根动着。我拿出烟来请他抽。他很老练地敲出一支，舔了一头儿，倒过来叼着。我先给他点了，自己也点上。他支起肩深吸进去，慢慢地吐出来，浑身荡一下，笑了，说："真不错。"我说："怎么样？也抽上了？日子过得不错呀。"他看看草顶，又看看在门口转来转去的猪，低下头，轻轻拍着净是绿筋的瘦腿，半晌才说："不错，真的不错。还说什么呢？粮？钱？还要什么呢？不错，真不错。你怎么样？"他透过烟雾问我。我也感叹了，说："钱是不少，粮也多，没错儿，可没油哇。大锅菜吃得胃酸。主要是没什么玩儿的，没书，没电影儿。去哪儿也不容易，老在这个沟儿里转，闷得无聊。"他看看我，摇一下头，说："你们这些人哪！没法儿说，想的净是锦上添花。我挺知足，还要什么呢？你呀，你就叫书害了。你在车上给我讲的两个故事，我琢磨了，后来挺喜欢的。你不错，读了不少书。可是，归到底，解决什么呢？是呀，一个人拼命想活着，最后都神经了，后来好了，活下来了，可接着怎么生活呢？像邦斯那样？有吃，有喝，好收藏个什么，可有个馋的毛病，人家不请吃就活得不痛快。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他不说了，看着自己的脚趾动来动去，又用后脚跟去擦另一只脚的背，吐出一口烟，用手在腿上掸了掸。 　　我很后悔用油来表示我对生活的不满意，还用书和电影儿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表示我对生活的不满足，因为这些在他看来，实在是超出基准线上的东西，他不会为这些烦闷。我突然觉得很泄气，有些同意他的说法。是呀，还要什么呢？我不是也感到挺好了吗？不用吃了上顿惦记着下顿，床不管怎么烂，也还是自己的，不用窜来窜去找刷夜的地方。可是我常常烦闷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随便什么一本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可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 　　我问他："你还下棋吗？"他就像走棋那么快地说："当然，还用说？"我说："是呀，你觉得一切都好，干吗还要下棋呢？下棋不多馀吗？"他把烟卷儿停在半空，摸了一下脸说："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就是没有棋盘，棋子儿，我在心里就能下，碍谁的事儿啦？"我说："假如有一天不让你下棋，也不许你想走棋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他挺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你净说些不可能的事儿。"我叹了一口气，说："下棋这事儿看来是不错。看了一本儿书，你不能老在脑子里过篇儿，老想看看新的。下棋可不一样了，自己能变着花样儿玩。"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学棋吧？咱们现在吃喝不愁了，顶多是照你说的，不够好，又活不出个大意思来。书你哪儿找去？下棋吧，有忧下棋解。"我想了想，说："我实在对棋不感兴趣。我们队倒有个人，据说下得不错。"他把烟屁股使劲儿扔出门外，眼睛又放出光来："真的？有下棋的？嘿，我真还来对了。他在哪儿？"我说："还没下班呢。看你急的，你不是来看我的吗？"他双手抱着脖子仰在我的被子上，看着自己松松的肚皮，说："我这半年，就找不到下棋的。后来想，天下异人多得很，这野林子里我就不信找不到个下棋下得好的。现在我请了事假，一路找人下棋，就找到你这儿来了。"我说："你不挣钱了？怎么活着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妹妹在城里分了工矿，挣钱了，我也就不用给家寄那么多钱了。我就想，趁这功夫儿，会会棋手。怎么样？你一会儿把你说的那人找来下一盘？"我说当然，心里一动，就又问他："你家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屋顶，很久才说："穷。困难啊！我们家三口儿人，母亲死了，只有父亲、妹妹和我。我父亲嘛，挣得少，按平均生活费的说法儿，我们一人才不到十块。我母亲死后，父亲就喝酒，而且越喝越多，手里有俩钱儿就喝，就骂人。邻居劝，他不是不听，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弄得人家也挺难过。我有一回跟我父亲说：'你不喝就不行？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你不知道酒是什么玩意儿，它是老爷们儿的觉啊！咱们这日子挺不易，你妈去了，你们又小。我烦哪，我没文化，这把年纪，一辈子这点子钱算是到头儿了。你妈死的时候，嘱咐了，怎么着也要供你念完初中再挣钱。你们让我喝口酒，啊？对老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下辈子算吧。'"他看了看我，又说："不瞒你说，我母亲解放前是窑子里的。后来大概是有人看上了，做了人家的小，也算从良。有烟吗？"我扔过一支烟给他，他点上了，把烟头儿吹得红红的，两眼不错眼珠儿地盯着，许久才说："后来，我妈又跟人跑了，据说买她的那家欺负她，当老妈子不说，还打。后来跟的这个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我妈跟这个人生的。刚一解放，我妈跟的那个人就不见了。当时我妈怀着我，吃穿无着，就跟了我现在这个父亲。我这个后爹是卖力气的，可临到解放的时候儿，身子骨儿不行，又没文化，钱就挣得少。和我妈过了以后，原指着相帮着好一点儿，可没想到添了我妹妹后，我妈一天不如一天。那时候我才上小学，脑筋好，老师都喜欢我。可学校春游、看电影我都不在，给家里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我妈怕委屈了我，拖累着个身子，到处找活。有一回，我和我母亲给印刷厂叠书页子，是一本讲象棋的书。叠好了，我妈还没送去，我就一篇一篇对着看。不承想，就看出点儿意思来。于是有空儿就到街下看人家下棋。看了有些日子，就手痒痒，没敢跟家里要钱，自己用硬纸剪了一副棋，拿到学校去下。下着下着就熟了。于是又到街上和别人下。原先我看人家下得挺好，可我这一跟他们真下，还就赢了。一家伙就下了一晚上，饭也没吃。我妈找来了，把我打回去。唉，我妈身子弱，都打不痛我。到了家，她竟给我跪下了，说：'小祖宗，我就指望你了！你若不好好儿念书，妈就死在这儿。'我一听这话吓坏了，忙说：'妈，我没不好好儿念书。您起来，我不下棋了。'我把我妈扶起来坐着。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叠页子，叠着叠着，就走了神儿，想着一路棋。我妈叹一口气说，'你也是，看不上电影儿，也不去公园，就玩儿这么个棋。唉，下吧。可妈的话你得记着，不许玩儿疯了。功课要是拉下了，我不饶你。我和你爹都不识字儿，可我们会问老师。老师若说你功课跟不上，你再说什么也不行。'我答应了。我怎么会把功课拉下呢？学校的算术，我跟玩儿似的。这以后，我放了学，先做功课，完了就下棋，吃完饭，就帮我妈干活儿，一直到睡觉。因为叠页子不用动脑筋，所以就在脑子里走棋，有的时候，魔症了，会突然一拍书页，喊棋步，把家里人都吓一跳。"我说："怨不得你棋下得这么好，小时候棋就都在你脑子里呢！"他苦笑笑说："是呀，后来老师就让我去少年宫象棋组，说好好儿学，将来能拿大冠军呢！可我妈说，'咱们不去什么象棋组，要学，就学有用的本事。下棋下得好，还当饭吃了？有那点儿功夫，在学校多学点儿东西比什么不好？你跟你们老师们说，不去象棋组，要是你们老师还有没教你的本事，你就跟老师说，你教了我，将来有大用呢。啊？专学下棋？这以前都是有钱人干的！妈以前见过这种人，那都是身份，他们不指着下棋吃饭。妈以前呆过的地方，也有女的会下棋，可要的钱也多。唉，你不知道，你不懂。下下玩儿可以，别专学，啊？'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想了想，没说什么。后来老师买了一副棋送我，我拿给妈看，妈说，'唉，这是善心人哪！可你记住，先说吃，再说下棋。等你挣了钱，养活家了，爱怎么下就怎么下，随你。'"我感叹了，说："这下儿好了，你挣了钱，你就能撒着欢儿地下了，你妈也就放心了。"王一生把脚搬上床，盘了坐，两只手互相捏着腕子，看着地下说："我妈看不见我挣钱了。家里供我念到初一，我妈就死了。死之前，特别跟我说，'这一条街都说你棋下得好，妈信。可妈在棋上疼不了你。你在棋上怎么出息，到底不是饭碗。妈不能看你念完初中，跟你爹说了，怎么着困难，也要念完。高中，妈打听了，那是为上大学，咱们家用不着上大学，你爹也不行了，你妹妹还小，等你初中念完了就挣钱，家里就靠你了。妈要走了，一辈子也没给你留下什么，只捡人家的牙刷把，给你磨了一副棋。'说着，就叫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布包来，打开一看，都是一小点儿大的子儿，磨得是光了又光，赛象牙，可上头没字儿。妈说，'我不识字，怕刻不对。你拿了去，自己刻吧，也算妈疼你好下棋。'我们家多困难，我没哭过，哭管什么呢？可看着这副没字儿的棋，我绷不住了。" 　　我鼻子有些酸，就低了眼，叹道："唉，当母亲的。"王一生不再说话，只是抽烟。 　　山上的人下来了，打到两条蛇。大家见了王一生，都很客气，问是几分场的，那边儿伙食怎么样。王一生答了，就过去摸一摸晾着的衣裤，还没有干。我让他先穿我的，他说吃饭要出汗，先光着吧。大家见他很随和，也就随便聊起来。我自然将王一生的棋道吹了一番，以示来者不凡。大家都说让队里的高手"脚卵"来与王一生下。一个人跑了去喊，不一刻，脚卵来了。脚卵是南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个子非常高，又非常瘦。动作起来颇有些文气，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走在山间小路上，看到这样一个高个儿纤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脚卵弯腰进来，很远就伸出手来要握，王一生糊涂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也伸出手去，脸却红了。握过手，脚卵把双手捏在一起端在肚子前面，说："我叫倪斌，人儿倪，文武斌。因为腿长，大家叫我脚卵。卵是很粗俗的话，请不要介意，这里的人文化水平是很低的。贵姓？"王一生比倪斌矮下去两个头，就仰着头说："我姓王，叫王一生。"倪斌说："王一生？蛮好，蛮好，名字蛮好的。一生是哪两个字？"王一生直仰着脖子，说："一二三的一，生活的生。"倪斌说："蛮好，蛮好。"就把长臂曲着往外一摆，说："请坐。听说你钻研象棋？蛮好，蛮好，象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我父亲是下得很好的，有些名气，喏，他们都知道的。我会走一点点，很爱好，不过在这里没有对手。你请坐。"王一生坐回床上，很尴尬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倪斌并不坐下，只把手虚放在胸前，微微向前侧了一下身子，说："对不起，我刚刚下班，还没有梳洗，你候一下好了，我马上就来。噢，问一下，乃父也是棋道里的人么？"王一生很快地摇头，刚要说什么，但只是喘了一口气。倪斌说："蛮好，蛮好。好，一会儿我再来。"我说："脚卵洗了澡，来吃蛇肉。"倪斌一边退出去，一边说："不必了，不必了。好的，好的。"大家笑起来，向外嚷："你到底来是不来？什么'不必了，好的'！"倪斌在门外说："蛇肉当然是要吃的，一会儿下棋是要动脑筋的。" 　　大家笑着脚卵，关了门，三四个人精着屁股，上上下下地洗，互相开着身体的玩笑。王一生不知在想什么，坐在床里边，让开擦身的人。我一边将蛇头撕下来，一边对王一生说："别理脚卵，他就是这么神神道档的一个人。"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的这个朋友要真是有两下子，今天有一场好杀。脚卵的父亲在我们市里，真是很有名气哩。"另外的人说："爹是爹，儿是儿，棋还遗传了？"王一生说："家传的棋，有厉害的。几代沉下的棋路，不可小看。一会儿下起来看吧。"说着就紧一紧手脸。我把蛇挂起来，将皮剥下，不洗，放在案板上，用竹刀把肉划开，并不切断，盘在一个大碗内，放近一个大锅里，锅底蓄上水，叫："洗完了没有？我可开门了！"大家慌忙穿上短裤。我到外边地上摆三块土坯，中间架起柴引着，就将锅放在土坯上，把猪吆喝远了，说："谁来看看？别叫猪拱了。开锅后十分钟端下来。"就进屋收拾茄子。 　　有人把脸盆洗干净，到伙房打了四五斤饭和一小盆清水茄子，捎回来一棵葱和两瓣野蒜、一小块姜，我说还缺盐，就又有人跑去拿来一块，捣碎在纸上放着。 　　脚卵远远地来了，手里抓着一个黑木盒子。我问："脚卵，可有酱油膏？"脚卵迟疑了一下，返身回去。我又大叫："有醋精拿点儿来！" 　　蛇肉到了时间，端进屋里，掀开锅，一大团蒸气冒出来，大家并不缩头，慢慢看清了，都叫一声好。两大条蛇肉亮晶晶地盘在碗里，粉粉地冒蒸气。我嗖的一下将碗端出来，吹吹手指，说："开始准备胃液吧！"王一生也挤过来看，问："整着怎么吃？"我说："蛇肉碰不得铁，碰铁就腥，所以不切，用筷子撕着蘸料吃。"我又将切好的茄块儿放进锅里蒸。 　　脚卵来了，用纸包了一小块儿酱油膏，又用一张小纸包了几颗白色的小粒儿，我问是什么，脚卵说："这是草酸，去污用的，不过可以代替醋。我没有醋精，酱油膏也没有了，就这一点点。"我说："凑合了。"脚卵把盒子放在床上，打开，原来是一副棋，乌木做的棋子，暗暗的发亮。字用刀刻出来，笔划很细，却是篆字，用金丝银丝嵌了，古色古香。棋盘是一幅绢，中间亦是篆字：楚河汉界。大家凑过去看，脚卵就很得意，说："这是古董，明朝的，很值钱。我来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以前和你们下棋，用不到这么好的棋。今天王一生来嘛，我们好好下。"王一生大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棋具，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脸。 　　我将酱油膏和草酸冲好水，把葱末、姜末和蒜末投进去，叫声："吃起来！"大家就乒乒乓乓地盛饭，伸筷撕那蛇肉蘸料，刚入嘴嚼，纷纷嚷鲜。 　　我问王一生是不是有些像蟹肉，王一生一边儿嚼着，一边儿说："我没吃过螃蟹，不知道。"脚卵伸过头去问："你没有吃过螃蟹？怎么会呢？"王一生也不答话，只顾吃。脚卵就放下碗筷，说："年年中秋节，我父亲就约一些名人到家里来，吃螃蟹，下棋，品酒，作诗。都是些很高雅的人，诗做得很好的，还要互相写在扇子上。这些扇子过多少年也是很值钱的。"大家并不理会他，只顾吃。脚卵眼看蛇肉渐少，也急忙捏起筷子来，不再说什么。 　　不一刻，蛇肉吃完，只剩两副蛇骨在碗里。我又把蒸熟的茄块儿端上来，放小许蒜和盐拌了。再将锅里热水倒掉，续上新水，把蛇骨放进去熬汤。大家喘一口气，接着伸筷，不一刻，茄子也吃净。我便把汤端上来，蛇骨已经煮散，在锅底刷拉刷拉地响。这里屋外常有一二处小丛的野茴香，我就拔来几棵，揪在汤里，立刻屋里异香扑鼻。大家这时饭已吃净，纷纷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不似刚才紧张，话也多起来了。 　　脚卵抹一抹头发，说："蛮好，蛮好的。"就拿出一支烟，先让了王一生，又自己叼了一支，烟包正待放回衣袋里，想了想，便放在小饭桌上，摆一摆手说："今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是吃不到了。我家里常吃海味的，非常讲究，据我父亲讲，我爷爷在时，专雇一个老太婆，整天就是从燕窝里拔脏东西。燕窝这种东西，是海鸟叼来小鱼小虾，用口水粘起来的，所以里面各种脏东西多得很，要很细心地一点一点清理，一天也就能搞清一个，再用小火慢慢地蒸。每天吃一点，对身体非常好。"王一生听呆了，问："一个人每天就专门是管做燕窝的？好家伙！自己买来鱼虾，熬在一起，不等于燕窝吗？"脚卵微微一笑，说："要不怎么燕窝贵呢？第一，这燕窝长在海中峭壁上，要拼命去挖。第二，这海鸟的口水是很珍贵的东西，是温补的。因此，舍命，费工时，又是补品，能吃燕窝，也是说明家里有钱和有身份。"大家就说这燕窝一定非常好吃。脚卵又微微一笑，说："我吃过的，很腥。"大家就感叹了，说费这么多钱，吃一口腥，太划不来。 　　天黑下来，早升在半空的月亮渐渐亮了。我点起油灯，立刻四壁都是人影子。脚卵就说："王一生，我们来下一盘？"王一生大概还没有从燕窝里醒过来，听见脚卵问，只微微点一点头。脚卵出去了。王一生奇怪了，问："嗯？"大家笑而不答。一会儿，脚卵又来了，穿得笔挺，身后随来许多人，进屋都看看王一生。脚卵慢慢摆好棋，问："你先走？"王一生说："你吧。"大家就上上下下围了看。 　　走出十多步，王一生有些不安，但也只是暗暗捻一下手指。走过三十几步，王一生很快地说："重摆吧。"大家奇怪，看看王一生，又看看脚卵，不知是谁赢了。脚卵微微一笑，说："一赢不算胜。"就伸手抽一颗烟点上。王一生没有表情，默地把棋重新码好。两人又走。又走到十多步，脚卵半天不动，直到把一根烟吸完，又走了几步，脚卵慢慢地说："再来一盘。"大家又奇怪是谁赢了，纷纷问。王一生很快地将棋码成一个方堆，看看脚卵问："走盲棋？"脚卵沉吟了一下，点点头。两人就口述棋步。好几个人摸摸头，摸摸脖子，说下得好没意思，不知谁是赢家。就有几个人离开走出去，把油灯带得一明一暗。 　　我觉出有点儿冷，就问王一生："你不穿点儿衣裳？"王一生没有理我。我感到没有意思，就坐在床里，看大家也是一会儿看看脚卵，一会儿看看王一生，像是瞧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个怪物。油灯下，王一生抱了双膝，锁骨后陷下两个深窝，盯着油灯，时不时拍一下身上的蚊虫。脚卵两条长腿抵在胸口，一只大手将整个儿脸遮了，另一只大手飞快地将指头捏来弄去。说了许久，脚卵放下手，很快地笑一笑，说："我乱了，记不得。"就又摆了棋再下。不久，脚卵抬起头，看着王一生说："天下是你的。"抽出一支烟给王一生，又说："你的棋是跟谁学的？"王一生也看着脚卵，说："跟天下人。"脚卵说："蛮好，蛮好，你的棋蛮好。"大家看出是谁赢了，都高兴松动起来，盯着王一生看。 　　脚卵把手搓来搓去，说："我们这里没有会下棋的人，我的棋路生了。今天碰到你，蛮高兴的，我们做个朋友。"王一生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见见你父亲。"脚卵很高兴，说："那好，好极了，有机会一定去见见他。我不过是玩玩棋。"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参加地区的比赛，没有问题。"王一生问："什么比赛？"脚卵说："咱们地区，要组织一个运动会，其中有棋类。地区管文教的书记我认得，他早年在我们市里，与我父亲认识。我到农场来，我父亲给他带过信，请他照顾。我找过他，他说我不如打篮球。我怎么会打篮球呢？那是很野蛮的运动，要伤身体的。这次运动会，他来信告诉我，让我争取参加农场的棋类队到地区比赛，赢了，调动自然好说。你棋下到这个地步，参加农场队，不成问题。你回你们场，去报名就可以了。将来总场选拔，肯定会有你。"王一生很高兴，起来把衣裳穿上，显得更瘦。大家又聊了很久。 　　将近午夜，大家都散去，只剩下宿舍里同住的四个人与王一生、脚卵。脚卵站起来，说："我去拿些东西来吃。"大家都很兴奋，等着他。一会儿，脚卵弯腰进来，把东西放在床上，摆出六颗巧克力，半袋麦乳精，纸包的一斤精白挂面。巧克力大家都一口咽了，来回舔着嘴唇。麦乳精冲成稀稀的六碗，喝得满屋喉咙响。王一生笑嘻嘻地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苦甜苦甜的。"我又把火升起来，开了锅，把面下了，说："可惜没有调料。"脚卵说："我还有酱油膏。"我说："你不是只有一小块儿了吗？"脚卵不好意思地说："咳，今天不容易，王一生来了，我再贡献一些。"就又拿了来。 　　大家吃了，纷纷点起烟，打着哈欠，说没想到脚卵还有如许存货，藏得倒严实，脚卵急忙申辩这是剩下的全部了。大家吵着要去翻，王一生说："不要闹，人家的是人家的，从来农场存到现在，说明人家会过日子。倪斌，你说，这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呢？"脚卵说："起码还有半年。"王一生不再说话。我说："好了，休息吧。王一生，你和我睡在我的床上。脚卵，明天再聊。"大家就起身收拾床铺，放蚊帐。我和王一生送脚卵到门口，看他高高的个子在青白的月光下远远去了。王一生叹一口气，说："倪斌是个好人。" 　　王一生又呆了一天，第三天早上，执意要走。脚卵穿了破衣服，肩了锄来送。两人握了手，倪斌说："后会有期。"大家远远在山坡上招手。我送王一生出了山沟，王一生拦住，说："回去吧。"我嘱咐他，到了别的分场，有什么困难，托人来告诉我，若回来路过，再来玩儿。王一生整了整书包带儿，就急急地顺公路走了，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 　　　　　　　　　　　　　　　　　　　三 　　这以后，大家没事儿，常提起王一生，津津有味儿的回忆王一生光膀子大战脚卵。我说了王一生如何如何不容易，脚卵说："我父亲说过的，'寒门出高士'。据我父亲讲，我们祖上是元朝的倪云林。倪祖很爱干净，开始的时候，家里有钱，当然是讲究的。后来兵荒马乱，家道败了，倪祖就卖了家产，到处走，常在荒野店投宿，很遇到一些高士。后来与一个会下棋的村野之人相识，学得一手好棋。现在大家只晓得倪云林是元四家里的一个，诗书画绝佳，却不晓得倪云林还会下棋。倪祖后来信佛参禅，将棋炼进禅宗，自成一路。这棋只我们这一宗传下来。王一生赢了我，不晓得他是什么路，总归是高手了。"大家都不知道倪云林是什么人，只听脚卵神吹，将信将疑，可也认定脚卵的棋有些来路，王一生既然赢了脚卵，当然更了不起。这里的知青在城里都是平民出身，多是寒苦的，自然更看重王一生。 　　将近半年，王一生不再露面。只是这里那里传来消息，说有个叫王一生的，外号棋呆子，在某处与某某下棋，赢了某某。大家也很高兴，即使有输的消息，都一致否认，说王一生怎会输棋呢？我给王一生所在的分场队里写了信，也不见回音，大家就催我去一趟。我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加上农场知青常常斗殴，又输进火药枪互相射击，路途险恶，终于没有去。 　　一天脚卵在山上对我说，他已经报名参加棋类比赛了，过两天就去总场，问王一生可有消息？我说没有。大家就说王一生肯定会到总场比赛，相约一起请假去总场看看。 　　过了两天，队里的活儿稀松，大家就纷纷找了各种藉口请假到总场，盼着能见着王一生。我也请了假出来。 　　总场就在地区所在地，大家走了两天才到。这个地区虽是省以下的行政单位，却只有交叉的两条街，沿街有一些商店，货架上不是空的，即是"展品概不出售"。可是大家仍然很兴奋，觉得到了繁华地界，就沿街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吃，都先只叫净肉，一盘一盘地吞下去，拍拍肚子出来，觉得日光晃眼，竟有些肉醉，就找了一处草地，躺下来抽烟，又纷纷昏睡过去。 　　醒来后，大家又回到街上细细吃了一些面食，然后到总场去。 　　一行人高高兴兴到了总场，找到文体干事，问可有一个叫王一生的来报到。干事翻了半天花名册，说没有。大家不信，拿过花名册来七手八脚地找，真的没有，就问干事是不是搞漏掉了。干事说花名册是按各分场报上来的名字编的，都已分好号码，编好组，只等明天开赛。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找脚卵去。"脚卵在运动员们住下的草棚里，见了他，大家就问。脚卵说："我也奇怪呢。这里乱糟糟的，我的号是棋类，可把我分到球类组来，让我今晚就参加总场联队训练，说了半天也不行，还说主要靠我进球得分。"大家笑起来，说："管他赛什么，你们的伙食差不了。可王一生没来太可惜了。" 　　直到比赛开始，也没有见王一生的影子。问了他们分场来的人，都说很久没见王一生了。大家有些慌，又没办法，只好去看脚卵赛篮球。脚卵痛苦不堪，规矩一点儿不懂，球也抓不住，投出去总是三不沾，抢得猛一些，他就抽身出来，瞪着大眼看别人争。文体干事急得抓耳挠腮，大家又笑得前仰后合。每场下来，脚卵总是嚷野蛮，埋怨脏。 　　赛了两天，决出总场各类运动代表队，到地区参加地区决赛。大家看看王一生还没有影子，就都相约要回去了。脚卵要留在地区文教书记家再待一两天，就送我们走一段。快到街口，忽然有人一指："那不是王一生？"大家顺着方向一看，真是他。王一生在街口另一面急急地走来，没有看见我们。我们一齐大叫，他猛地站住，看见我们，就横街向我们跑来。到了跟前，大家纷纷问他怎么不来参加比赛？王一生很着急的样子，说："这半年我总请事假出来下棋，等我知道报名赶回去，分场说我表现不好，不准我出来参加比赛，连名都没报上。我刚找了由头儿，跑上来看看赛得怎么样。怎么样？赛得怎么样？"大家一迭声儿地说早赛完了，现在是参加与各县代表队的比赛，夺地区冠军。王一生愣了半晌，说："也好，夺地区冠军必是各县高手，看看也不赖。"我说："你还没吃东西吧？走，街上随便吃点儿什么去。"脚卵与王一生握过手，也惋惜不已。大家就又拥到一家小馆儿，买了一些饭菜，边吃边叹息。王一生说："我是要看看地区的象棋大赛。你们怎么样？要回去吗？"大家都说出来的时间太长了，要回去。我说："我再陪你一两天吧。脚卵也在这里。"于是又有两三个人也说留下来再耍一耍。 　　脚卵就领留下的人去文教书记家，说是看看王一生还有没有参加比赛的可能。走不多久，就到了。只见一扇小铁门紧闭着，进去就有人问找谁，见了脚卵，不再说什么，只让等一下。一会儿叫进了，大家一起走进一幢大房子，只见窗台上摆了一溜儿花草，伺候得很滋润。大大的一面墙上只一幅主席诗词的挂轴儿，绫子黄黄的很浅。屋内只摆几把藤椅，茶几上放着几张大报与油印的简报。不一会儿，书记出来，胖胖的，很快地与每个人握手，又叫人把简报收走，就请大家坐下来。大家没见过管着几个县的人的家，头都转来转去地看。书记呆了一下，就问："都是倪斌的同学吗？"大家纷纷回过头看书记，不知该谁回答。脚卵欠一下身，说："都是我们队上的。这一位就是王一生。"说着用手掌向王一生一倾。书记看着王一生说："噢，你就是王一生？好。这两天，倪斌常提到你。怎么样，选到地区来赛了吗？"王一生正想答话，倪斌马上就说："王一生这次有些事耽误了，没有报上名。现在事情办完了，看看还能不能参加地区比赛。您看呢？"书记用胖手在扶手上轻轻拍了两下，又轻轻用中指很慢地擦着鼻沟儿，说："啊，是这样。不好办。你没有取得县一级的资格，不好办。听说你很有天才，可是没有取得资格去参加比赛，下面要说话的，啊？"王一生低了头，说："我也不是要参加比赛，只是来看。"书记说："那是可以的，那欢迎。倪斌，你去桌上，左边的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份打印的比赛日程。你拿来看看，象棋类是怎么安排的。"倪斌早一步跨进里屋，马上把材料拿出来，看了一下，说："要赛三天呢！"就递给书记。书记也不看，把它放在茶几上，掸一掸手，说："是啊，几个县嘛。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都站起来，说走了。书记与离他近的人很快地握了手，说："倪斌，你晚上来，嗯？"倪斌欠欠身说好的，就和大家一起出来。大家到了街上，舒了一口气，说笑起来。 　　大家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讲起还要在这里呆三天，恐怕身上的钱支持不住。王一生说他可以找到睡觉的地方，人多一点恐怕还是有办法，这样就能不去住店，省下不少钱。倪斌不好意思地说他可以住在书记家。于是大家一起随王一生去找住的地方。 　　原来王一生已经来过几次地区，认识了一个文化馆画画儿的，于是便带了我们投奔这位画家。到了文化馆，一进去，就听见远远有唱的，有拉的，有吹的，便猜是宣传队在演练。只见三四个女的，穿着蓝线衣裤，胸蹶得不能再高，一扭一扭地走过来，近了，并不让路，直脖直脸地过去。我们赶紧闪在一边儿，都有点儿脸红。倪斌低档地说："这几位是地区的名角。在小地方，有她们这样的功夫，蛮不容易的。"大家就又回过头去看名角。 　　画家住在一个小角落里，门口鸡鸭转来转去，沿墙摆了一溜儿各类杂物，草就在杂物中间长出来。门又被许多晒着的衣裤布单遮住。王一生领我们从衣裤中弯腰过去，叫那画家。马上就乒乒乓乓出来一个人，见了王一生，说："来了？都进来吧。"画家只是一间小屋，里面一张小木床，到处是书、杂志、颜色和纸笔。墙上钉满了画的画儿。大家顺序进去，画家就把东西挪来挪去腾地方，大家挤着坐下，不敢再动。画家又迈过大家出去，一会儿提来一个暖瓶，给大家倒水。大家传着各式的缸子、碗，都有了，捧着喝。画家也坐下来，问王一生："参加运动会了吗？"王一生叹着将事情讲了一遍。画家说："只好这样了。要待几天呢？"王一生就说："正是为这事来找你。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你看能不能找个地方，大家挤一挤睡？"画家沉吟半晌，说："你每次来，在我这里挤还凑合。这么多人，嗯--让我看看。"他忽然眼里放出光采来，说："文化馆里有个礼堂，舞台倒是很大。今天晚上为运动会的人演出，演出之后，你们就在舞台上睡，怎么样？今天我还可以带你们进去看演出。电工与我很熟的，跟他说一声，进去睡没问题。只不过脏一些。"大家都纷纷说再好不过了。脚卵放下心的样子，小心地站起来，说："那好，诸位，我先走一步。"大家要站起来送，却谁也站不起来。脚卵按住大家，连说不必了，一脚就迈出屋外。画家说："好大的个子！是打球的吧？"大家笑起来，讲了脚卵的笑话。画家听了，说："是啊，你们也都够脏的。走，去洗洗澡，我也去。"大家就一个一个顺序出去，还是碰得叮当乱响。 　　原来这地区所在地，有一条江远远流过。大家走了许久，方才到了。江面不甚宽阔，水却很急，近岸的地方，有一些小洼儿。四处无人，大家脱了衣裤，都很认真地洗，将画家带来的一块肥皂用完。又把衣裤泡了，在石头上抽打，拧干后铺在石头上晒，除了游水的，其馀便纷纷趴在岸上晒。画家早洗完，坐在一边儿，掏出个本子在画。我发觉了，过去站在他身后看。原来他在画我们几个人的裸体速写。经他这一画，我倒发觉我们这些每日在山上苦的人，却矫健异常，不禁赞叹起来。大家又围过来看，屁股白白的晃来晃去。画家说："干活儿的人，肌肉线条极有特点，又很分明。虽然各部份发展可能不太平衡，可真的人体，常常是这样，变化万端。我以前在学院画人体，女人体居多，太往标准处靠，男人体也常静在那里，感觉不出肌肉滚动，越画越死。今天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有人说羞处不好看，画家就在纸上用笔把说的人的羞处涂成一个疙瘩，大家就都笑起来。衣裤干了，纷纷穿上。 　　这时已近傍晚，太阳垂在两山之间，江面上便金子一般滚动，岸边石头也如热铁般红起来。有鸟儿在水面上掠来掠去，叫声传得很远。对岸有人在拖长声音吼山歌，却不见影子，只觉声音慢慢小了。大家都凝了神看。许久，王一生长叹一声，却不说什么。 　　大家又都往回走，在街上拉了画家一起吃些东西，画家倒好酒量。天黑了，画家领我们到礼堂后台入口，与一个人点头说了，招呼大家悄悄进去，缩在边幕上看。时间到了，幕并不开，说是书记还未来。演员们化了妆，在后台走来走去，伸一伸手脚，互相取笑着。忽然外面响动起来，我拨了幕布一看，只见书记缓缓进来，在前排坐下，周围空着，后面黑压压一礼堂人。于是开演，演出甚为激烈，尘土四起。演员们在台上泪光闪闪，退下来一过边幕，就嬉笑颜开，连说怎么怎么错了。王一生倒很入戏，脸上时阴时晴，嘴一直张着，全没有在棋盘前的镇静。戏一结束，王一生一个人在边幕拍起手来，我连忙止住他，向台下望去，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前两排仍然空着。 　　大家出来，摸黑拐到画家家里，脚卵已在屋里，见我们来了，就与画家出来和大家在外面站着，画家说："王一生，你可以参加比赛了。"王一生问："怎么回事儿？"脚卵说，晚上他在书记家里，书记跟他叙起家常，说十几年前常去他家，见过不少字画儿，不知运动起来，损失了没有？脚卵说还有一些，书记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书记又说，脚卵的调动大约不成问题，到地区文教部门找个位置，跟下面打个招呼，办起来也快，让脚卵写信回家讲一讲。于是又谈起字画古董，说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书记自己倒是常在心里想着。脚卵就说，他写信给家里，看能不能送书记一两幅，既然书记帮了这么大忙，感谢是应该的。又说，自己在队里有一副明朝的乌木棋，极是考究，书记若是还看得上，下次带上来。书记很高兴，连说带上来看创。又说你的朋友王一生，他倒可以和下面的人说一说，一个地区的比赛，不必那么严格，举贤不避私嘛。就挂了电话，电话里回答说，没有问题，请书记放心，叫王一生明天就参加比赛。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称赞脚卵路道粗，王一生却没说话。脚卵走后，画家带了大家找到电工，开了礼堂后门，悄悄进去。电工说天凉了，问要不要把幕布放下来垫盖着，大家都说好，就七手八脚爬上去摘下幕布铺在台上。一个人走到台边，对着空空的座位一敬礼，尖着嗓子学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睡觉。现在开始。"大家悄悄地笑，纷纷钻进幕布躺下了。 　　躺下许久，我发觉王一生还没有睡着，就说："睡吧，明天要参加比赛呢！"王一生在黑暗里说："我不赛了，没意思。倪斌是好心，可我不想赛了。"我说："咳，管它！你能赛棋，脚卵能调上来，一副棋算什么？"王一生说："那是他父亲的棋呀！东西好坏不说，是个信物。我妈妈留给我的那副无字棋，我一直性命一样存着，现在生活好了，妈的话，我也忘不了。倪斌怎么就可以送人呢？"我说："脚卵家里有钱，一副棋算什么呢？他家里知道儿子活得好一些了，棋是舍得的。"王一生说："我反正是不赛了，被人作了交易，倒像是我沾了便宜。我下得赢下不赢是我自己的事，这样赛，被人戳脊梁骨。"不知是谁也没睡着，大约都听见了，咕噜一声："呆子。" 　　　　　　　　　　　　　　　　　　　四 　　第二天一早儿，大家满身是土地起来，找水擦了擦，又约画家到街上去吃。画家执意不肯，正说着，脚卵来了，很高兴的样子。王一生对他说："我不参加这个比赛。"大家呆了，脚卵问："蛮好的，怎么不赛了呢？省里还下来人视察呢！"王一生说："不赛就不赛了。"我说了说，脚卵叹道："书记是个文化人，蛮喜欢这些的。棋虽然是家里传下的，可我实在受不了农场这个罪，我只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要每天脏兮兮的。棋不能当饭吃的，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家里也不很景气，不会怪我。"画家把双臂抱在胸前，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看着天说："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幸亏我还会画画儿。何以解忧？唯有--唉。"王一生很惊奇的看着画家，慢慢转了脸对脚卵说："倪斌，谢谢你。这次比赛决出高手，我登门去与他们下。我不参加这次比赛了。"脚卵忽然很兴奋，攥起大手一顿，说："这样，这样！我呢，去跟书记说一下，组织一个友谊赛。你要是赢了这次的冠军，无疑是真正的冠军。输了呢，也不太失身份。"王一生呆了呆："千万不要跟什么书记说，我自己找他们下。要下，就与前三名都下。" 　　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去看各种比赛，倒也热闹。王一生只钻在棋类场地外面，看各局的明棋。第三天，决出前三名。之后是发奖，又是演出，会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谁得的是什么奖。 　　脚卵让我们在会场等着，过了不久，就领来两个人，都是制服打扮。脚卵作了介绍，原来是象棋比赛的第二、三名。脚卵说："这位是王一生，棋蛮厉害的，想与你们两位高手下一下，大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两个人看了看王一生，问："那怎么不参加比赛呢？我们在这里呆了许多天，要回去了。"王一生说："我不耽误你们，与你们两人同时下。"两人互相看了看，忽然悟到，说："盲棋？"王一生点一点头。两人立刻变了态度，笑着说："我们没下过盲棋。"王一生说："不要紧，你们看着明棋下。来，咱们找个地方儿。"话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立刻嚷动了，会场上各县的人都说有一个农场的小子没有赛着，不服气，要同时与亚、季军比试。百十个人把我们围了起来，挤来挤去地看，大家觉得有了责任，便站在王一生身边儿。王一生倒低了头，对两个人说："走吧，走吧，太扎眼。"有一个人挤了进来，说："哪个要下棋？就是你吗？我们大爷这次是冠军，听说你不服气，叫我来请你。"王一生慢慢地说："不必。你大爷要是肯下，我和你们三人同下。"众人都轰动了，拥着往棋场走去。到了街上，百十人走成一片。行人见了，纷纷问怎么回事，可是知青打架？待明白了，就都跟着走。走过半条街，竟有上千人跟着跑来跑去。商店里的店员和顾客也都站出来张望。长途车路这里开不过，乘客们纷纷探出头来，只见一街人头攒动，尘土飞起多高，轰轰的，乱纸踏得嚓嚓响。一个傻子呆呆地在街中心，咿咿呀呀地唱，有人发了善心，把他拖开，傻子就依了墙根儿唱。四五条狗窜来窜去，觉得是它们在引路打狼，汪汪叫着。 　　到了棋场，竟有数千人围住，土扬在半空，许久落不下来。棋场的标语标志早已摘除，出来一个人，见这么多人，脸都白了。脚卵上去与他交涉，他很快地看着众人，连点头儿，半天才明白是借场子用，急忙打开门，连说"可以可以"，见众人都要进去，就急了。我们几个，马上到门口守住，放进脚卵、王一生和两个得了名誉的人。这时有一个人走出来，对我们说："高手既然和三个人下，多我一个不怕，我也算一个。"众人又嚷动了，又有人报名。我不知怎么办好，只得进去告诉王一生。王一生咬一咬嘴说："你们两个怎么样？"那两个人赶紧站起来，连说可以。我出去统计了，连冠军在内，对手共是十人，脚卵说："十不吉利的，九个人好了。"于是就九个人。冠军总不见来，有人来报，既是下盲棋，冠军只在家里，命人传棋。王一生想了想，说好吧。九个人就关在场里。墙外一副明棋不够用，于是有人拿来八张整开白纸，很快地画了格儿。又有人用硬纸剪了百十个方棋子儿，用红黑颜色写了，背后粘上细绳，挂在棋格儿的钉子上，风一吹，轻轻地晃成一片，街上人也嚷成一片。 　　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的人拼命往前挤，挤不进去，就抓住人打听，以为是杀人的告示。妇女们也抱着孩子们，远远围成一片。又有许多人支了自行车，站在后架上伸脖子看，人群一挤，连着倒，喊成一团。半大的孩子们钻来钻去，被大人们用腿拱出去。数千人闹闹嚷嚷，街上像半空响着闷雷。 　　王一生坐在场当中一个靠背椅上，把手放在两条腿上，眼睛虚望着，一头一脸都是土，像是被传讯的歹人。我不禁笑起来，过去给他拍一拍土。他按住我的手，我觉出他有些抖。王一生低档地说："事情闹大了。你们几个朋友看好，一有动静，一起跑。"我说："不会。只要你赢了，什么都好办。争口气。怎么样？有把握吗？九个人哪！头三名都在这里！"王一生沉吟了一下，说："怕江湖的不怕朝廷的，参加过比赛的人的棋路我都看了，就不知道其他六个人会不会冒出冤家。书包你拿着，不管怎么样，书包不能丢。书包里有……"王一生看了看我，"我妈的无字棋。"他的瘦脸上又干又脏，鼻沟也黑了，头发立着，喉咙一动一动的，两眼黑得吓人。我知道他拼了，心里有些酸，只说："保重！"就离了他。他一个人空空地在场中央，谁也不看，静静的像一块铁。 　　棋开始了。上千人不再出声儿。只有自愿服务的人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地用话传出棋步，外边儿自愿服务的人就变动着棋子儿。风吹得八张大纸哗哗地响，棋子儿荡来荡去。太阳斜斜地照在一切上，烧得耀眼。前几十排的人都坐下了，仰起头看，后面的人也挤得紧紧的，一个个土眉土眼，头发长长短短吹得飘，再没人动一下，似乎都把命放在棋里搏。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我不由伸手到王一生书包里去掏摸，捏到一个小布包儿，拽出来一看，是个旧蓝斜纹布的小口袋，上面绣了一只蝙蝠，布的四边儿都用线做了圈口，针脚很是细密。取出一个棋子，确实很小，在太阳底下竟是半透明的，像是一只眼睛，正柔旱地瞧着。我把它攥在手里。 　　太阳终于落下去，立即爽快了。人们仍在看着，但议论起来。里边儿传出一句王一生的棋步，外面的人就嚷动一下。专有几个人骑车为在家的冠军传送着棋步，大家就不太客气，笑话起来。 　　我又进去，看见脚卵很高兴的样子，心里就松开一些，问："怎么样？我不懂棋。"脚卵抹一抹头发，说："蛮好，蛮好。这种阵式，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你想想看，九个人与他一个人，九局连环！车轮大战！我要写信给我的父亲，把这次的棋谱都寄给他。"这时有两个人从各自的棋盘前站起来，朝着王一生鞠躬，说："甘拜下风。"就捏着手出去了。王一生点点头儿，看了他们的位置一眼。 　　王一生的姿式没有变，仍旧是双手扶膝，眼平视着，像是望着极远极远的远处，又像是盯着极近的近处，瘦瘦的肩挑着宽大的衣服，土没拍干净，东一块儿，西一块儿。喉节许久才动一下。我第一次承认象棋也是运动，而且是马拉松，是多一倍的马拉松！我在学校时，参加过长跑，开始后的五百米，确实极累，但过了一个限度，就像不是在用脑子跑，而像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又像是一架到了高度的滑翔机只管滑翔下去。可这象棋，始终是处在一种机敏的运动之中，兜捕对手，逼向死角，不能疏忽。我忽然担心起王一生的身体来。这几天，大家因为钱紧，不敢怎么吃，晚上睡得又晚，谁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场面。看着王一生稳稳地坐在那里，我又替他睹一口气：死顶吧！我们在山上扛木料，两个人一根，不管路不是路，沟不是沟，也得咬牙，死活不能放手。谁若是顶不住软了，自己伤了不说，另一个也得被木头震得吐血。可这回是王一生一个人过沟坎儿，我们帮不上忙。我找了点儿凉水来，悄悄走近他，在他跟前一挡，他抖了一下，眼睛刀子似的看了我一下，一会儿才认出是我，就干干地笑了一下。我指指水碗，他接过去，正要喝，一个局号报了棋步。他把碗高高地平端着，水纹丝儿不动。他看着碗边儿，回报了棋步，就把碗缓缓凑到嘴边儿。这时下一个局号又报了棋步，他把嘴定在碗边儿，半晌，回报了棋步，才咽一口水下去，"咕"的一声儿，声音大得可怕，眼里有了泪花。他把碗递过来，眼睛望望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游动，嘴角儿缓缓流下一滴水，把下巴和脖子上的土冲开一道沟儿。我又把碗递过去，他竖起手掌止住我，回到他的世界里去了。 　　我出来，天已黑了。有山民打着松枝火把，有人用手电筒照着，黄乎乎的，一团明亮。大约是地区的各种单位下班了，人更多了。狗也在人前蹲着，看人挂动棋子，眼神凄凄的，像是在担忧。几个同来的队上知青，各被人围了打听。不一会儿，"王一生"、"棋呆子"、"是个知青"、"棋是道家的棋"，就在人们嘴上传。我有些发噱，本想到人群里说说，但又止住了，随人们传吧，我开始高兴起来。这时墙上只有三局在下了。 　　忽然人群发一声喊。我回头一看，原来只剩了一盘，恰是与冠军的那一盘。盘上只有不多几个子儿。王一生的黑子儿远远近近地峙在对方棋营格里，后方老帅稳稳地呆着，尚有一"士"伴着，好像帝王与近侍在聊天儿，等着前方将士得胜回朝；又似乎隐隐看见有人在伺候酒宴，点起尺把长的红蜡烛，有人在悄悄地调整管弦，单等有人跪奏捷报，鼓乐齐鸣。我的肚子拖长了音儿在响，脚下觉得软了，就拣个地方坐下，仰头看最后的围猎，生怕有什么差池。 　　红子儿半天不动，大家不耐烦了，纷纷看骑车的人来没有，嗡嗡地响成一片。忽然人群乱起来，纷纷闪开。只见一老者，精光头皮，由旁人搀着，慢慢走出来，嘴嚼动着，上上下下看着八张定局残子。众人纷纷传着，这就是本届地区冠军，是这个山区的一个世家后人，这次"出山"玩玩儿棋，，不想就夺了头把交椅，评了这次比赛的大势，直叹棋道不兴。老者看完了棋，轻轻抻一抻衣衫，跺一跺土，昂了头，由人搀进棋场。众人都一拥而起。我急忙抢进了大门，跟在后面。只见老者进了大门，立定，往前看去。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众人都呆了，都不说话。外面传了半天，眼前却是一个瘦小黑魂，静静地坐着，众人都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半晌，老者咳嗽一下，底气很足，十分洪亮，在屋里荡来荡去。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发觉了众人，轻轻地挣了一下，却动不了。老者推开搀的人，向前迈了几步，立定，双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朗声叫道："后生，老朽身有不便，不能亲赴沙场。命人传棋，实出无奈。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儒将，不过如此。老朽有幸与你接手，感触不少，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老朽这盘棋下到这里，权做赏玩，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 　　王一生再挣了一下，仍起不来。我和脚卵急忙过去，托住他的腋下，提他起来。他的腿仍是坐着的样子，直不了，半空悬着。我感到手里好像只有几斤的份量，就暗示脚卵把王一生放下，用手去揉他的双腿。大家都拥过来，老者摇头叹息着。脚卵用大手在王一生身上，脸上，脖子上缓缓地用力揉。半晌，王一生的身子软下来，靠在我们手上，喉咙嘶嘶地响着，慢慢把嘴张开，又合上，再张开，"啊啊"着。很久，才呜呜地说："和了吧。" 　　老者很感动的样子，说："今晚你是不是就在我那儿歇了？养息两天，我们谈谈棋？"王一生摇摇头，轻轻地说："不了，我还有朋友。大家一起来的，还是大家在一起吧。我们到、到文化馆去，那里有个朋友。"画家就在人丛里喊："走吧，到我那里去，我已经买好了吃的，你们几个一起去。真不容易啊。"大家慢慢拥了我们出来，火把一团儿照着。山民和地区的人层层团了，争睹棋王风采，又都点头儿叹息。 　　我搀了王一生慢慢走，光亮一直随着。进了文化馆，到了画家的屋子，虽然有人帮着劝散，窗上还是挤满了人，慌得画家急忙把一些画儿藏了。 　　人渐渐散了，王一生还有一些木。我忽然觉出左手还攥着那个棋子，就张了手给王一生看。王一生呆呆地盯着，似乎不认得，可喉咙里就有了响声，猛然"哇"地一声儿吐出一些粘液，呜呜地说："妈，儿今天……妈--"大家都有些酸，扫了地下，打来水，劝了。王一生哭过，滞气调理过来，有了精神，就一起吃饭。画家竟喝得大醉，也不管大家，一个人倒在木床上睡去。电工领了我们，脚卵也跟着，一齐到礼堂台上去睡。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肩着柴禾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　初刊于《上海文学》一九八四年七月号 　　植字：不亮，一九九四年七月〖新语丝电子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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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中年（梗概） 谌　容



　　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她似乎记得自己与将要出国定居的同窗挚友姜亚芬一连做了三个手术。眼科主任孙逸民得知才四十二岁的陆大夫患了心肌梗塞，摇了摇苍白的头。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守护在她的床前。在陆文婷的意识里，此时好似在九天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里飘来了年轻时的傅家杰，他是学冶金的，在冶金研究所专攻金属力学，但他会念裴多菲的诗：“我愿意是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林间做窝、鸣叫……”她俩沉浸在迷人的爱情之中。这久远的往事重现在脑际，使得垂危的她似乎有了生的活力。 　　十八年前，当孙逸民在医学院毕业生中挑选住院医时，陆文婷真象一个小姑娘，她是以朴实、深沉、敏锐被孙主任选中的。到眼科后，她又以肯钻研业务，对工作认真细致，受到孙主任的肯定：“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眼科大夫。”转瞬之间十八年过去了，一起进医院的陆文婷、姜亚芬已经成为眼科的骨干。可是，她们连主治大夫都不是。文化革命砍断了她们晋级的阶梯，粉碎“四人帮”后的春雨还没有来得及洒在这些多年住院医的身上。 　　陆文婷在朦胧之中，好象听到了死神的呼唤：“安歇吧，陆大夫!”“陆大夫!”这好象是赵院长的声音。是赵院长将她召到了院长办公室，向她介绍了准备做白内障手术的焦成思副部长。副部长由夫人秦波陪着。秦波对她提了好些问题，眼里闪着两道不信任的亮光。 　　赵院长赶在下班前到内科病房看望垂危的陆文婷。他从孙主任那里了解到陆文婷一家四口住一间房，工资才五十六块半，心情十分沉重。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不该竭力推荐她为焦副部长做手术。事实上，副部长夫人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她做。当时，秦波大发议论：“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哟，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大提高，随着四化的实现，生活条件、学习条件都会改善的么。” 　　陆文婷没有将秦波对她的挑剔和轻侮放在心上，她没有把替焦副部长做手术，看作是不可多得的荣誉，也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她一向对病人一视同仁，视若亲人。对从外地远道而来的农民张大爷如此，对娇气十足的小女孩王小曼也如此。这两天病人多，她必须抓紧时间。护士让她听电话。电话里托儿所阿姨告诉她女儿佳佳病了。她坚持把所有的病人都看完，才匆匆赶到托儿所，抱起佳佳去看急诊，回到家已快一点。儿子园园急着要吃饭上学。她打开蜂窝炉，只见煤块已奄奄一息。她越来越感到家务劳动的沉重，每天中午都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战斗。今天的情况，全家就有面临饥饿的危险。她叹了口气，让园园去买烧饼。园园给她送回一个，边吃边上学去了。陆文婷啃着干硬的烧饼，呆呆地望着这十二平方米的小屋。对于生活，她和傅家杰都没有非份的企求，他们视为珍宝的，是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结婚后的每个晚上，陆文婷占据了唯一的一张三屉桌，阅读国外眼科的文献，傅家杰屉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他们仍没有改变夜夜攻读的习惯，不过珍贵的三屉桌的优先使用权已让给了上小学的园园。上班时间到了，陆文婷只好让院里的陈大妈代她照看佳佳，匆匆赶回医院。赵院长通知她焦副部长明天入院。之后，她又接连两次接到秦波打来的叫人头疼的电话。 　　这是一次含泪的宴会。陆文婷、傅家杰为将要去加拿大的姜亚芬、刘学尧夫妇送行。刘学尧为自己快五十岁的时候忽然会远离祖国感慨万端。他由于平时爱提意见，结果是祸从口出，每次运动都挨上，文化革命中更是脱了一层皮。他抒发离别的愁情，又赞扬陆文婷身居陋室，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计报酬，一心苦干，真可以说是孺子牛。一番含泪的笑谈之后，刘学尧举起酒杯，叫道：“来，为中年干一杯!” 　　病房中的大吊灯熄灭了。陆文婷躺在病床上，只觉得眼前有两点蓝蓝的光。待到定睛看时，又变成了秦波两道冷冷的目光。自从焦副部长住院之后，尽管秦波的态度变得和蔼，但陆文婷还是感到这位夫人不好对付。焦成思检查完身体回病房，跟陆文婷谈起“文革”中右眼做手术的情景，陆文婷听了不由一怔。她终于想起来了，当时造反派不让她这个“臭老九”为“叛徒”做手术，三个大汉闯进了手术室，她端坐在手术台的床头，从口罩底下吐出几上字来：“请你们出去!”终于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为焦成思做完了白内障手术。秦波听完丈夫的话，感叹地说：“陆大夫，我就佩服这样的医生。”并要陆文婷向上次给焦部长给手术的大夫学习。 　　临近子夜了，傅家杰还呆呆地坐在病床的床头。他惊心地发现，妻子变得多么衰老!她不是一个弱女了，而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就在她病倒的头一天晚上，她还作出了一个被他称为坚强的决定——为了使丈夫有时间早出成果，让他搬到研究所去住，并决定第二天试一试。不料，这个试验是失败了，但她的手术是成功的。那天上午，她接连为焦副部长、王小曼做了手术，又坚持为张老汉做了角膜移植手术。手术结束后，她就觉得浑身象散了架似的。回家途中，她在胡同口扶着墙，再也迈不动了。幸好傅家杰赶来，将她扶回了家。不久，她在床上呻吟起来：“不行了!”她指指左胸，痛苦地说不出话来。傅家杰费尽周折，才把她送到医院急救室。 　　病床上的陆文婷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发现自己躺在单人病房里，这是生的尽头，死的来临。她觉得自己正随水而去。她听到了佳佳“我要梳小辫子”的呼喊声，听到了园园要她别忘了买白球鞋的喊声，听到了家杰“你不能走”的发抖的声音，她也听到病人“陆大夫”的呼叫声，……陆文婷大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之后，心脏才又开始了跳动。新的一天来临了，她的病情略有好转。但目光是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傅家杰被吓坏了，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唤回她对生的渴望。他又含泪念起了裴多菲的那首诗…… 　　一个半月之后，陆文婷大夫终于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在赵院长、孙主任和内科、眼科同志们的护送下，迎着朝阳和寒风朝一辆黑色的小卧车走去…… 　　(原作载《收获》1980年第1期) 　　《人到中年》作者谌容，原名谌德荣，1936年生于湖北汉口。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第一部)、《永远是春天》，小说集《谌容小说选》、《赞歌》、《太子村的秘密》、《谌容中篇小说集》等。作为一位富有个性的优秀女作家，谌容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作家以其对现实的敏锐的感受力，紧紧抓住人们关心的热点，力图“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渊源，写出更深刻、更本质地反映历史面貌的作品”。(谌容《奔向未来》)因此，作品大多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闪现出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同时，对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或继承我国传统，融入新机，或借助外国良规，加以生发，显得写法灵活，形式多样。其格调端庄、凝重、洒脱，既不失女性委婉、细腻的情愫，又兼有开阔、恢宏、雄健的笔力。 　　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是谌容的代表作。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成功地塑造了陆文婷这个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赞歌。陆文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她将自己的专业爱好与祖国的医学发展联系在一起，志向高远；她有高超的医术和纯良的医德，不惜为事业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她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所牵挂的仍然是自己的病人，还有孩子和丈夫；她身居陋室，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计报酬。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熬煎，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刻苦耐劳的精神。小说于委婉细腻的心态描写中展示出这一普通、平凡的知识分子的圣洁灵魂。 　　其次，小说在展示陆文婷美丽而高尚的心灵的同时，也表现了陆文婷的悲剧性命运和遭遇，尖锐而沉痛地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年知识分子问题。陆文婷的超负荷工作和生活境遇之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小说特别描写了陆文婷一个上午的医院工作和一个中午的家庭生活，来表现这种低待遇下的高负荷运转，而这，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将她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小说描写的另一对中年夫妇刘学尧、姜亚芬的出国，虽然与陆文婷的结局不同，但其原因是相同的，它表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刘、姜形象塑造的意义，一是以其衬照陆文婷的坚忍，二是为中年知识分子设想另一条路子。但作者显然不赞成他们的选择。因为这种出境于国有损，于已有伤。小说将抢救陆文婷作为全篇的支架，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抢救场面，渲染了一种紧迫感：抢救中年知识分子刻不容缓!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到中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强烈共鸣，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 　　第三，它是一面知识女性现实处境的透镜。与张洁等女作家不同，谌容对于女性在两性世界中的平等地位态度比较温和。这种理智的态度使得《人到中年》有意照顾男性的心理承受力而将男女之间的对立谈化。但是，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陆文婷所感受到的人生重负的一部分，如因为为了病人而不能照顾好丈夫、孩子的内疚，甚至病危时仍记念着女儿的小辫和儿子的球鞋等，则显然是属于女性世界的，是现代女性的社会职责与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使得她心力交瘁。小说通过陆文婷的形象，客观上也一定程度地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女性的现实困境。 　　老四，《人到中年》在艺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结构上，它把传统的情节结构和意识流的心理机构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情节结构制约心理结构的流向，把治病现场和陆文婷在死亡之门前的意识(包括回忆和幻觉)交替展示，既打破了传统结构的时空限制，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又有利于探索人物的心灵世界，在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中展示一代知识分子的美好情愫。同时，作品以裴多菲的爱情诗贯穿始终，作者又常常直接出面抒发对人物遭遇的感受和慨叹，加之如怨如诉、如泣如歌的诗一般的语言，这些均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抒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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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慧文学视界** 山上的小屋 残　雪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 　　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所有的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出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每次你来我房里找东西，总把我吓得直哆嗦。”妈妈小心翼翼地盯着我，向门边退去，我看见她一边脸上的肉在可笑地惊跳。 　　有一天，我决定到山上去看个究竟。风一停我就上山，我爬了好久，太阳刺得我头昏眼花，每一块石子都闪动着白色的小火苗。我咳着嗽，在山上辗转。我眉毛上冒出的盐汗滴到眼珠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回家时在房门外站了一会，看见镜子里那个人鞋上沾满了湿泥巴，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 　　“这是一种病。”听见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 　　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黑暗时，他们已经躲起来了——他们一笑一边躲。我发现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几只死蛾子，死蜻蜓全扔到了地上，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他们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你不在的时候。”小妹告诉我，目光直勾勾的，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 　　“我听见了狼嗥，”我故意吓唬她，“狼群在外面绕着房子奔来奔去，还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天一黑就有这些事。你在睡梦中那么害怕，脚心直出冷汗。这屋里的人睡着了脚心都出冷汗。你看看被子有多么潮就知道了。” 　　我心里很乱，因为抽屉里的一些东西遗失了。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垂着眼。但是她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一盒围棋埋在后面的水井边上了，他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每次都被我在半夜里挖了出来。我挖的时候，他们打开灯，从窗口探出头来。他们对于我的反抗不动声色。 　　吃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 　　他们全都埋着头稀哩呼噜地喝汤，大概谁也没听到我的话。 　　“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我提高了嗓子，放下筷子，“山上的砂石轰降隆地朝我们屋后的墙倒下来，你们全吓得脚心直出冷汗，你们记不记得?只要看一看被子就知道。天一睛，你们就晒被子，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到处都是白色在晃动，”我用一只手抠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所有的都那么扎眼，搞得眼泪直流。你什么印象也得不到。但是我一回到屋里，坐在围椅里面，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就清清楚地看见了杉木皮搭成的屋顶。那形象隔得十分近，你一定也看到过，实际上，我们家里的人全看到过。的确有一个人蹲在那里面，你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那是熬夜的结果。”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向窗口转过去。窗玻璃上沾着密密麻麻的蝇屡。“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 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北风真凶，”我缩头缩脑，脸上紫一块蓝一块，”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我一直想把抽屉清理好，但妈妈老在暗中与我作对。她在隔壁房里走来走去，弄得踏踏地响，使我胡思乱想。我想忘记那脚步，于是打开一副扑克，口中念着：“一二三四五…　”脚步却忽然停下了，母亲从门边伸进来墨绿争的小脸，嗡嗡地说话：“我做了一个很下流的梦，到现在背上还流冷汗。” 　　“还有脚板心，”我补充说，“大家的脚板心都出冷汗。昨天你又晒了被子。这种事，很平常。” 　　小妹偷偷跑来告诉我，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 　　“这样的事，可不是偶然的。”小妹的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比如说父亲呢，我听他说那把剪刀，怕说了有二十年了?不管什么事，都是由来已久的。” 　　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轻轻地开关，做到毫无声响。我这样试验了好多天，隔壁的脚步没响，她被我蒙蔽了。可见许多事都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只要你稍微小心一点儿。我很兴奋，起劲地干起通宵来，抽屉眼看就要清理干净一点，但是灯泡忽然坏了，母亲在隔壁房里冷笑。 　　“被你房里的光亮刺激着，我的血管里发出怦怦的响声，象是在打鼓。你看看这里，”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里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我倒宁愿是坏血症。整天有东西在体内捣鼓，这里那里弄得响，这滋味，你没尝过。为了这样的毛病，你父亲动过自杀的念头。”她伸出一只胖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只手象被冰镇过一样冷，不停地滴下水来。 　　有一个人在井边捣鬼。我听见他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在井壁上碰出轰隆隆的响声。天明的时候，他咚地一声扔下木桶，跑掉了。我打开隔壁的房门，看见父亲正在昏睡，一只暴出青筋的手难受地抠紧了床沿，在梦中发出惨烈的呻吟。母亲披头散发，手持一把条帚在地上扑来扑去。她告诉我，在天明的那一瞬间，一大群天牛从窗口飞进来，撞在墙上，落得满地皆是。她起床来收拾，把脚伸进拖鞋，脚趾被藏在拖鞋里的天牛咬了一口，整条腿肿得象根铅柱。 　　“他，”母亲指了指昏睡的父亲，“梦见被咬的是他自己呢。” 　　“在山上的小屋里，也有一个人正在呻吟，黑风里夹带着一些山葡萄的叶子。” 　　“你听到了没有?”母亲在半明半暗里将耳朵聚精会神地贴在地板上，“这些个东西，在地板上摔得痛昏了过去。它们是在天明那一瞬间闯进来的。”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同，我记得十分清楚。起先我坐在藤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然后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面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 　　(选自《人民文学》1985年第8期) 　　《山上的小屋》作者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年生，湖南长沙人。1985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小说集《南泥街》、《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和长篇小说《突围表演》等。其中，《公牛》、《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探索小说均引起文艺界的注目和读者的争鸣。她的不少小说，以独特的内心体验和感觉变异营造幻觉世界，已成为近年新潮小说的一方代表。尽管有的评论家认为“残雪是个在文学潮流之外的人”，但残雪仍是文学新潮催生的一个青年女作家。她发表作品的时候，中国文坛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动已达到了高峰，一些青年作家对现代主义的吸收已经从艺术技巧的借鉴进入哲学意识的认同。残雪的出现恰是这样一种反映。 　　西方现代主义着重表现人存在的荒谬感、恐惧感，人与人之间的无法理解、无法沟通；艺术表现上则注重感觉、变形，以揭示人存在的这种心理真实。残雪有其特殊的艺术敏感，她以破碎的心灵感触世界，使外物发生异变，这使其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学一拍即合。《山上的小屋》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残雪的小说建构了一个梦魇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是孤独的、痛苦的，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仇视。《山上的小屋》中的“我”，几乎耸立着每一根毫毛，警觉地感受着外部世界，处处充满了疑惧：家人们总想窥视“我”的隐私(抽屉)；母亲“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父亲使“我”“感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妹妹的眼睛“变成了绿色”；乃至窗子也“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家人之间没有亲情和爱情，只有猜疑与嫉恨。 　　心理的变态也产生了物象的变形。那日夜鬼哭狼嚎的山上的小屋，就是一个幻觉世界。“我”在这幻觉世界中神经极度紧张：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有一个人反复不停地把吊桶放下井去，在井壁上碰得轰隆作响…　“我”的灵魂就在这个梦魇里痛苦地扭动。残雪的敏感使她创造了一个变形、荒诞的世界，从这变形、荒诞世界里折射出一个痛苦、焦灼的灵魂。这正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 　　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变形，来自现代主义的哲学意识。《山上的小屋》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表述。如“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象征着人生的杂乱无章和难以把握；父亲每夜在井中打捞又打捞不着什么，象征着人劳碌无为而又不得不为；满屋乱飞的天牛，象征着人生的困扰而又难以驱赶…　小说表现的人在痛苦中挣扎而又无法摆脱痛苦的人生体验，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的一种哲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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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痕 卢 新 华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谈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亥+页〕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了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　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的陌生　；　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少热切的期望！　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　　　　　……　　　 　　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里，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的。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这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　 　　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撒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像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像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限。她需要立刻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型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不用再找我。

　　晓　　　华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坐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侬几届？""六九届。"她抬起头。"六九届？"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瞅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白皙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 　　"苏小林。您呢？"　"王晓华。"　她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　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他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　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　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书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　他脸上显出一副哭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人。外面，迎春的二踢脚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呵，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地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快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质朴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嚓"地朴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　──你怎么问起这些？"　小苏低了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　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忿忿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分论，而又不要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　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　他不由低了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　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巳积压着的话儿吞屯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我们作朋友吧……""真的？　你不──？"　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　小苏肯定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　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教育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　"……今天，我感到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 　　看到这里，她竟像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房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洗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疼，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早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　 　　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疼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捧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型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　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来下去──

　　晓华儿　： 　　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党中央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孩子，感谢党中央，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


　　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　真的吗？"　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　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　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　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　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怦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　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直到除夕前两天，她又收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她才匆忙收拾了一下，买上当天的车票，离开了学校。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游心情又怎能平静呢？她激动，她喜悦，但她也苦痛和难过。 　　清晨六点多钟，列车冲过春节的晨曦，长嘶一声昂然驶进了上海站。 　　下车后，晓华帮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出站台并送上了公共汽车，这才背着黄挎包，拎着旅行袋，赶乘１８路电车回家。 　　在车上，她望着小时候常走常见的马路和楼房，心跳得异常地快，重踏故土时那种难以形容的特殊的喜悦布满了她的全身。今天是春节，妈妈在家里干什么呢？　妈妈是不爱睡懒觉的，她一定已经起了床。当她突然地出现在门口时，也许妈妈正背着门吃早饭呢。于是，她便轻轻地喊一声"妈！"　妈妈一定会吃惊地转过头来，"呀！晓华！"　而惊喜的眼泪一定涌在妈妈脸上。 　　她这样兴奋地想着，下车拐进了９５４弄。她数着门牌号码，１６号，１８号，２０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进那记忆犹新的暗褐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的的"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　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彭彭"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你找谁啊？　阿姨！"　忽然一个小女孩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蛋糕，边吃边瞪着大眼向她。"哦，小妹妹，这屋里的人呢？""搬走了。大前天才搬的。"　小女孩咂着薄薄的嘴唇说。"搬到哪儿去了？"　晓华紧接着问。"嗯……"　小女孩眼睛朝上翻了翻，忽然扭身跑进了屋里。片刻，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噢，你找王校长。她搬到８１６弄１号去了。"　那妇女说完，疑惑地问："你是她什么人？"　晓华顿了一下，含笑对那妇女说："我找她有点事，谢谢了。" 便匆匆走了。 　　她找到８１６弄１号，这是一座新盖的公房。１号房间门口，花盆里栽着一株蜡梅花。一看这花，她便知道这是她的家了，因为妈妈是最喜爱蜡梅花的。 　　黄漆的门也照旧关着。她想起妈妈的身体不好，也许还在休息，便又走近屋门，曲起手指去叩门。还没敲，却听得２号门前一个正在刷牙的中年人扭过头来，闪烁着热情的两眼说："找新搬来的王校长吗？　屋里没人。昨天她发病住到医院去了。"　她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科？　什么房间？"　"还不清楚。"　中年人微微摇摇头。她忙说："同志，这只旅行袋先放您屋里一下。"　便急火火地往医院赶去。 　　因为是春节，医院走廊里空荡档的。她跑到值班室，一看没人。扭头见前面走廊拐弯处走来几个穿白衣服的医生，边走边说着什么。她便迎上去问："医生，王校长在哪个病房？"　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下，像想起什么似的，忽然亮着手中的纸条说："哦，正好，你是王效长学校来的，是吧？那好，麻烦你拍个电报告诉王校长的女儿，这是地址，告诉她，她母亲今天早上刚刚去世了，让她……" 　　"什么？　什么？"　晓华脱口惊叫了一声，瞪直了眼睛。突然，她拔腿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却又猛然站住，回过头来用发直的眼神，有些口吃地问："什──什么房间？　几──号？"　仍旧是那个男医生，诧异地朝她挥挥手：　"内科２号。往前走，向左拐！" 　　她发疯似地奔到２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些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巾。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 　　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侣侣侣侣侣……"　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巳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侣侣……"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肩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许久。当她哭干了眼泪后，她才痴呆似地站起来，望着这一屋的人们。──他们也都陪着她在流泪。忽然，她在这人群中竟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沉着隐重但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和那双显然也哭红了的眼睛。"苏小林！"　她差点脱声喊出来。马上，她就听见她那熟悉的嗓音在说："晓华，不要难过……" 　　第二天晚上，妈妈的遗体送龙华火葬场火化了。回家的路上，晓华带着哭得水蜜桃般的眼睛，和小苏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常走的外滩。 　　夜已经深了。黄浦江上阵阵吹来冷丝丝的风，她第一次倚持在他的身上走着，让他那青春的深深的呼吸温暖着自己冰凉的沉重得快要窒息的心。她感激他，当他探亲期间，听到妈妈已经平反，还特意去看她　；　而且，除夕的夜里，他又冒着严寒赶到医院去护理侣侣。想到妈妈逝世前能看到小苏，而且小苏也代她看到了妈妈，她的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他们在路灯下默默无言地走着。忽然，小苏从身边掏出一本日记本，他翻到写着字的最后一页，递给晓华说："晓华，这是妈妈前晚写下的。"　她急忙接过来，借着淡白的路灯的光看妈妈的熟悉字迹：

　　……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猛然挣开小苏的胳膊，登登跑到江边。她伏在江岸边的水泥围墙上，痴痴地望着江面上繁星般的灯火，望着灯光下微隐微现的江面…… 　　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档地、　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选自《短篇小说选七》） 〖输入 金 明 学 mailto:1997年8月15日mhkim@hanbat.chungnan.ac.kr----〗　

　

　 　 受     戒 汪曾祺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N--"，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汉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  　　……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箩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当一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 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要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k--"  　　"炉香乍k--"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  　　"诸佛现金身……"  　　…… 　　等明海学完了早经，--他晚上临睡前还要学一段，叫做晚经，--荸荠庵的师父们就都陆续起床了。 　　这庵里人口简单，一共六个人。连明海在内，五个和尚。有一个老和尚，六十几了，是舅舅的师叔，法名普照，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很少人叫他法名，都称之为老和尚或老师父，明海叫他师爷爷。这是个很枯寂的人，一天关在房里，就是那"一花一世界" 里。也看不见他念佛，只是那么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 　　下面就是师兄弟三个，仁字排行：仁山、仁海、仁渡。庵里庵外，有的称他们为大师父、二师父；有的称之为山师父、海师父。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他也只配如此，因为他还年轻，才二十多岁。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里摆的是一张帐桌，桌子上放的是帐簿和算盘。帐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帐，一本是租帐，一本是债帐。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里合伙。这样的时候也有过，通常只是放半台焰口。一个正座，一个敲鼓，另外一边一个。一来找别的庙里合伙费事；二来这一带放得起整焰口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时候，谁家死了人，就只请两个，甚至一个和尚咕噜咕噜念一通经，敲打几声法器就算完事。很多人家的经钱不是当时就给，往往要等秋后才还。这就得记帐。另外，和尚放焰口的辛苦钱不是一样的。就像唱戏一样，有份子。正座第一份。因为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当中有一大段"叹骷髅"，别的和尚都放下法器休息，只有首座一个人有板有眼地曼声吟唱。第二份是敲鼓的。你以为这容易呀？哼，单是一开头的"发擂"，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迟疾顿挫！其余的，就一样了。这也得记上：某月某日、谁家焰口半台，谁正座，谁敲鼓……省得到年底结帐时赌咒骂娘。……这庵里有几十亩庙产，租给人种，到时候要收租。庵里还放债。租、债一向倒很少亏欠，因为租佃借钱的人怕菩萨不高兴。这三本帐就够仁山忙的了。另外香烛、灯火、油盐"福食"，这也得随时记记帐呀。除了帐簿之外，山师父的方丈的墙上还挂着一块水牌，上漆四个红字："勤笔免思"。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庵里有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和尚的家眷。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帐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大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几十副大铙紧张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大铙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也许是地藏王菩萨爱看这个，但真正因此快乐起来的是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这是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他还会放"花焰口"。有的人家，亲戚中多风流子弟，在不是很哀伤的佛事--如做冥寿时，就会提出放花焰口。所谓"花焰口"就是在正焰口之后，叫和尚唱小调，拉丝弦，吹管笛，敲鼓板，而且可以点唱。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仁渡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  　　姐和小郎打大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仁山吃水烟，连出门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收鸭毛的担一副竹筐，串乡串镇，拉长了沙哑的声音喊叫："鸭毛卖钱--！"  　　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明子曾经跟这位正经人要过铜蜻蜓看看。他拿到小英子家门前试了一试，果然！小英的娘知道了，骂明子："要死了！儿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小英子跑过来： 　　"给我！给我！"  　　她也试了试，真灵，一个黑母鸡一下子就把嘴撑住，傻了眼了！ 　　下雨阴天，这二位就光临荸荠庵，消磨一天。 　　有时没有外客，就把老师叔也拉出来，打牌的结局，大都是当家和尚气得鼓鼓的："×妈妈的！又输了！下回不来了！"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 　　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碓棚；一边是猪圈、鸡窠，还有个关鸭子的栅栏。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正北面是住房，也是砖基土筑，上面盖的一半是瓦，一半是草。房子翻修了才三年，木料还露着白茬。正中是堂屋，家神菩萨的画像上贴的金还没有发黑。两边是卧房。~*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这家人口不多，他家当然是姓赵。一共四口人：赵大伯、赵大妈，两个女儿，大英子、小英子。老两口没得儿子。因为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他们家自己有田，本来够吃的了，又租种了庵上的十亩田。自己的田里，一亩种了荸荠，--这一半是小英子的主意，她爱吃荸荠，一亩种了茨菇。家里喂了一大群鸡鸭，单是鸡蛋鸭毛就够一年的油盐了。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 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 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大娘，好日子是十六，你哪天去呀？"--"十五，我一大清早就来！""一定呀！" --"一定！一定！"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上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姐妹俩长得很像，性格不同。大姑娘很文静，话很少，像父亲。小英子比她娘还会说，一天咭哌呱呱地不停。大姐说："你一天到晚咭哌呱呱--"  　　"像个喜鹊！"  　　"你自己说的！--吵得人心乱！"  　　"心乱？"  　　"心乱！"  　　"你心乱怪我呀！"  　　二姑娘话里有话。大英子已经有了人家。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已经下过小定，日子还没有定下来。她这二年，很少出房门，整天赶她的嫁妆。大裁大剪，她都会。挑花绣花，不如娘。她可又嫌娘出的样子太老了。她到城里看过新娘子，说人家现在绣的都是活花活草。这可把娘难住了。最后是喜鹊忽然一拍屁股："我给你保举一个人！"  　　这人是谁？是明子。明子念"上孟下孟"的时候，不知怎么得了半套《芥子园》，他喜欢得很。到了荸荠庵，他还常翻出来看，有时还把旧帐簿子翻过来，照着描。小英子说："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  　　小英子把明海请到家里来，给他磨墨铺纸，小和尚画了几张，大英子喜欢得了不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可以乱孱！"--所谓"乱孱"是绣花的一种针法：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就可由深到淡，不露痕迹，不像娘那一代绣的花是平针，深浅之间，界限分明，一道一道的。小英子就像个书童，又像个参谋："画一朵石榴花！"  　　"画一朵栀子花！"  　　她把花掐来，明海就照着画。 　　到后来，凤仙花、石竹子、水蓼、淡竹叶，天竺果子、腊梅花，他都能画。 　　大娘看着也喜欢，搂住明海的和尚头："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  　　小英子捺住他的肩膀，说："快叫！快叫！"  　　小明子跪在地下磕了一个头，从此就叫小英子的娘做干娘。 　　大英子绣的三双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看完了，就说："啧哌哌，真好看！这哪是绣的，这是一朵鲜花！"她们就拿了纸来央大娘求了小和尚来画。有求画帐檐的，有求画门帘飘带的，有求画鞋头花的。每回明子来画花，小英子就给他做点好吃的，煮两个鸡蛋，蒸一碗芋头，煎几个藕团子。 　　因为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就全包了。她的帮手，是明子。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　　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个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打场的时候，明子能替赵大伯一会，让他回家吃饭。--赵家自己没有场，每年都在荸荠庵外面的场上打谷子。他一扬鞭子，喊起了打场号子： 　　"格当*N--"  　　这打场号子有音无字，可是九转十三弯，比什么山歌号子都好听。赵大娘在家，听见明子的号子，就侧起耳朵："这孩子这条嗓子！"  　　连大英子也停下针线："真好听！"  　　小英子非常骄傲地说："一十三省数第一！"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叫" 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呀！我忘了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小英子说。

　　这里的人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 　　…… 　　""荸荠，这是小英最爱干的生活。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 　　明子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 　　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 　　"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明海到善因寺去受戒。 　　"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真的。"  　　"好好的头皮上烧十二个洞，那不疼死啦？"  　　"咬咬牙。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不受戒不行吗？"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受了戒有啥好处？"  　　"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  　　"什么叫'挂褡'？"  　　"就是在庙里住。有斋就吃。"  　　"不把钱？"  　　"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  　　"怪不得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凭头上这几个戒疤？"  　　"还要有一份戒牒。"  　　"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就是！"  　　"我划船送你去。"  　　"好。"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善因寺是全县第一大庙，在东门外，面临一条水很深的护城河，三面都是大树，寺在树林子里，远处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金碧辉煌的屋顶，不知道有多大。树上到处挂着"谨防恶犬"的牌子。这寺里的狗出名的厉害。平常不大有人进去。放戒期间，任人游看，恶狗都锁起来了。 　　好大一座庙！庙门的门坎比小英子的肐膝都高。迎门矗着两块大牌，一边一块，一块写着斗大两个大字："放戒"，一块是："禁止喧哗"。这庙里果然是气象庄严，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明海自去报名办事，小英子就到处看看。好家伙，这哼哈二将、四大天王，有三丈多高，都是簇新的，才装修了不久。天井有二亩地大，铺着青石，种着苍松翠柏。"大雄宝殿"，这才真是个"大殿"！一进去，凉嗖嗖的。到处都是金光耀眼。释迦牟尼佛坐在一个莲花座上，单是莲座，就比小英子还高。抬起头来也看不全他的脸，只看到一个微微闭着的嘴唇和胖敦敦的下巴。两边的两根大红蜡烛，一搂多粗。佛像前的大供桌上供着鲜花、绒花、绢花，还有珊瑚树，玉如意、整根的大象牙。香炉里烧着檀香。小英子出了庙，闻着自己的衣服都是香的。挂了好些幡。这些幡不知是什么缎子的，那么厚重，绣的花真细。这么大一口磬，里头能装五担水！这么大一个木鱼，有一头牛大，漆得通红的。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她还跟着一些人去看了看藏经楼。藏经楼没有什么看头，都是经书！妈吔！逛了这么一圈，腿都酸了。小英子想起还要给家里打油，替姐姐配丝线，给娘买鞋面布，给自己买两个坠围裙飘带的银蝴蝶，给爹买旱烟，就出庙了。 　　等把事情办齐，晌午了。她又到庙里看了看，和尚正在吃粥。好大一个"膳堂"，坐得下八百个和尚。吃粥也有这样多讲究：正面法座上摆着两个锡胆瓶，里面插着红绒花，后面盘膝坐着一个穿了大红满金绣袈裟的和尚，手里拿了戒尺。这戒尺是要打人的。哪个和尚吃粥吃出了声音，他下来就是一戒尺。不过他并不真的打人，只是做个样子。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他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 　　第四天一大清早小英子就去看明子。她知道明子受戒是第三天半夜，--烧戒疤是不许人看的。她知道要请老剃头师傅剃头，要剃得横摸顺摸都摸不出头发茬子，要不然一烧，就会"走"了戒，烧成了一片。她知道是用枣泥子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子点着。她知道烧了戒疤就喝一碗蘑菇汤，让它"发"，还不能躺下，要不停地走动，叫做"散戒"。这些都是明子告诉她的。明子是听舅舅说的。 　　她一看，和尚真在那里"散戒"，在城墙根底下的荒地里。 　　一个一个，穿了新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十二个黑点子。--这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 　　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她看见明子穿了新海青，里面露出短褂子的白领子，就说："把你那外面的一件脱了，你不热呀！"  　　他们一人一把桨。小英子在中舱，明子扳艄，在船尾。 　　她一路问了明子很多话，好像一年没有看见了。 　　她问，烧戒疤的时候，有人哭吗？喊吗？ 　　明子说，没有人哭，只是不住地念拂。有个山东和尚骂人："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  　　她问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是相貌和声音都很出众吗？"是的。"  　　"说他的方丈比小姐的绣房还讲究？"  　　"讲究。什么东西都是绣花的。"  　　"他屋里很香？"  　　"很香。他烧的是伽楠香，贵得很。"  　　"听说他会做诗，会画画，会写字？"  　　"会。庙里走廊两头的砖额上，都刻着他写的大字。""他是有个小老婆吗？"  　　"有一个。"  　　"才十九岁？"  　　"听说。"  　　"好看吗？"  　　"都说好看。"  　　"你没看见？"  　　"我怎么会看见？我关在庙里。"  　　明子告诉她，善因寺一个老和尚告诉他，寺里有意选他当沙弥尾，不过还没有定，要等主事的和尚商议。 　　"什么叫'沙弥尾'？"  　　"放一堂戒，要选出一个沙弥头，一个沙弥尾。沙弥头要老成，要会念很多经。沙弥尾要年轻，聪明，相貌好。""当了沙弥尾跟别的和尚有什么不同？"  　　"沙弥头，沙弥尾，将来都能当方丈。现在的方丈退居了，就当。石桥原来就是沙弥尾。"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侣侣飞远了。 　　……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ｐｏ＃ｒ”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①过得好光景…　”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㧟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　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②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ｚｉ　ｃｈｕｉ”。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　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　”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　”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趑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③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④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⑤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⑥。”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阎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照着⑦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生⑧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扒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⑨，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了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得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毬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阵儿要是不回来，这阵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毬！要不，我的留小儿这阵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 　　“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九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道想了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嘛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⑩，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⑾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作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闲不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待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⑿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⒀！”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阵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 　　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说：“没麻搭，它想儿了，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舷舷舷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舷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水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 　　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开花羊跑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　”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⒂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档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过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 　　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它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它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支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支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骁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那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档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⒃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①受苦人，即庄稼人的意思。陕北方言。  ②窑里，即家里之意。陕北方言。  ③解：陕北方言中读ｈａｉ。  ④熬：累。  ⑤活：病。  ⑥猴：小。  ⑦生：住。  ⑧照着：望见。  ⑨苦不重：活儿不重。  ⑩危险：严重、厉害之意。  ⑾大：爹。  ⑿才红了：指红军刚到陕北。  ⒀做过啦：弄糟了。  ⒁牛不老：牛犊。  ⒂夜来黑喽：昨天晚上。⒃黑肉：瘦肉或精肉。白肉：肥肉。  　 　　【宇慧编后按：这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83年初，是史铁生的成名之作，也是知青小说的一部代表作，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有相似之处，但后者胜在深沉有力，前者则更清新悠远。当然它还显得稚嫩，对于作家史铁生来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将在《命若琴弦》、《宿命》等作品中看到这位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更进一步的探索。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宇慧文学视界**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扎西达娃


　　现在很少能听见那首唱得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颈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阳光。 　　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我记不清是梦中见过还是亲身去过。记不清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直到后来某一天我真正来到帕布乃冈山区，才知道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帕布乃冈只是一幅康斯太勃笔下的十九世纪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虽然还是宁静的山区，但这里的人们正悄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这里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飞机定期开往城里。附近有一座太阳能发电站。在哲鲁村口自动加油站旁的一家小餐厅里，与我同桌的是一位喋喋不休的大胡子，他是城里一家名气很大的“喜马拉雅运输公司”的董事长，在全西藏第一个拥有德国进口的大型集装箱车队。我去访问当地一家地毯厂时，里面的设计人员正使用电脑程序设计图案。地面卫星接收站播放着五个频道，每天向观众提供三十八小时的电视节目。 　　不管现代的物质文明怎样迫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意识中解放出来，帕布乃冈山区的人们，自身总还残留着某种古老的表达方式，获得农业博士学位的村长与我交谈时，嘴里不时抽着冷气，用舌头弹出“罗罗”的谦卑的应声。人们有事相求时，照样竖起拇指摇晃着，一连吐出七八个“咕叽咕叽”的哀求。一些老人们对待远方的城里人，仍旧脱下帽子捧在怀中站到一旁表示真诚的敬意。虽然多年前国家早已统一了计量法，这里的人们表示长度时还是伸直一条用胳膊，另一只手掌横砍在胳膊的手腕、小臂、肘部直到肩膀上。 　　桑杰达普活佛快要死了，他的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转世活佛。高龄九十八岁。在他之后，将不再会有转世继位。我想为此写篇专题报道。我和他以前有过交道。全世界最深奥和玄秘之一的西藏喇嘛教(包括各教派)在没有了转世继位制度从而不再有大大小小的宗教领袖以后，也许便走向了它的末日，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着意识，我说。扎妥·桑杰达普活佛摇摇头，表示否认我的观点。他的瞳孔正慢扩散。“香巴拉，”他蠕动嘴唇，“战争已经开始。” 　　根据古老的经书记载，北方有个“人间净土”的理想国——香巴拉。据说天上瑜伽密教起源于此，第一个国王索查德那普在这里受过释迦的教诲，后来宏传密教《时轮金刚法》。上面记载说，在某一天，香巴拉这个雪山环抱的国家将要发生一场大战。“你率领十二天师，在天兵神将中，你永不回头，骑马驰骋。你把长矛掷向哈鲁太蒙的前胸，掷向那反对香巴拉的群魔之首，魔鬼也随之全部除净。”这是《香巴拉誓言》中对最后一位国王神武轮王赞美的描写。扎妥·桑杰达普有一次跟我说起过这场战争。他说经过数百年的恶战，妖魔被消灭后，甘丹寺里的宗喀巴墓会自动打开，再次传布释迦的教义，将进行一千年。随后，就发生风灾、火灾，最后洪水淹没整个世界。在世界末日到达时，总会有一些幸存的人被神祗救出天宫。于是当世界再次形成时，宗教又随之兴起。扎妥·桑杰达普躺在床上，他进入幻觉状态，跟眼前看不见的什么人在说话：“当你翻过喀隆雪山，站在莲花生大师的掌纹中间，不要追求，不要寻找。在祈祷中领悟，在领悟中获得幻像。在纵横交错的掌纹里，只有一条是通往人间净土的生存之路。” 　　我恍惚看见莲花生离开人世时，天上飞来了一辆战车，他在两位仙女的陪伴下登上战车，向遥远的南方凌空驶去。 　　“两个康巴地区的年轻人，他们去找通往香巴拉的路了。”活佛说。 　　我疲惫地看着他。“你要说的是——在一九八四年，这里来了两个康巴人，一男一女?”我问。 　　他点点头。 　　“男的在这里受了伤?”我又问。 　　“你也知道这件事。”活佛说。 　　扎妥·桑杰达普活佛闭上眼，断断续续回忆起当年那两个年轻人来到帕尔乃冈山区的事，他讲起那两个人告诉他一路上的经历。我听出扎妥活佛是在背诵我虚构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我给谁都没有看过，写完锁进了箱里。他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背诵。地点是一路上直到帕布乃冈一个叫甲的村庄。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人物一男一女。这篇小说没给别人看的原因就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主人公要去什么地方。经活佛点明我现在才清楚。唯一不同的一点是结尾时主人公是坐在酒店里有一位老人指路。我没写老人指的是什么路，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而扎妥活佛说是在他的房子里给那两人指的路，但这里还有一个巧合，即老人与活佛都谈起过关于莲花生的掌纹。 　　最后，其他人进屋来围在活佛身边，活佛眼睛半睁，渐浇进入了失去知觉和思想的状态。 　　有人开始准备后事了。扎妥活佛将被火葬，我知道有人想拾到活佛的舍利作为永久的收藏和纪念。与扎妥·桑杰达普诀别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考虑着有关文学创作的动机问题…… 　　回到家，我打开贴有“可爱的弃儿”题词的箱子盖。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上百只牛皮纸袋，我所有不被发表或我不愿发表的作品都存在这儿。我取出一个编码是840720的纸袋，里面是一个短篇小说，记录着两个康巴人来到帕布乃冈的经过，还没有题目。下面是这篇小说的原文： 　　 　　琼赶着她的二十几只羊下山的时候，站在半山腰。她看见山脚底下那一条宽阔蜿蜒、砾石累累的枯干的河床有个蚂蚁般的小黑点在缓缓移动。她辨认出那是一个男人，正朝她家的方向走来，琼挥挥羊鞭，匆匆把羊往山下赶。 　　她粗略算了算，那人得走到天黑时才能到这儿。周围荒野只有这隆起的小山岗上有几间鹅卵石垒起的矮房，房后是羊圈，一共两户人家：琼和她的爸爸，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哑女人。爸爸是个说《格萨尔》的艺人，常常被几十里远的外村人请去说唱，有时还被请到更远的镇里。短则几天，长则数月。来人骑马，还牵匹空马来到小山岗，把身背长柄六纺琴的爸爸请上马。随后马蹄伴着铜铃声有节奏地久久敲响着荒野里的寂静。琼站在岗上，一手抚摩坐立在她裙边的大黑狗，一直望到两匹马拐过前面的山弯。 　　琼从小就在马蹄和铜铃单调的节奏声中长大，每当放羊坐在石头上，在孤独中冥思时，那声音就变成一支从遥远的山谷中飘过的无字的歌，歌中蕴含着荒野中不息的生命和寂寞中透出的一丝苍凉的渴望。 　　哑女人整天织氆氇，每天早晨站在小山冈上，向空中撒出一把豌豆糌粑，呼喊着观音菩萨。然后手摇一柄浸满油污的经轮筒，朝东方喃喃祈祷。偶尔在半夜时分，爸爸爬起身去女人房里，天蒙蒙亮时头顶蒙着长长的袍子又钻进自己的羊皮垫里。早晨了起来挤完奶打好茶，喝糌粑糊。然后背上装了一天口粮的小羊皮口袋，背一只小黑锅，去房后拉开羊圈栅栏，软鞭一挥，赶着羊群上山。生活就是这样。琼把食物和热茶准备好，趴在毯子上等待来客。室外的狗叫了，她冲出门，月亮刚刚升起。她拉住狗链，不见四周有人，一会儿，从她前面的坡下冒出个脑袋。 　　“来吧，不要紧，我抓住狗的。”琼说。 　　来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 　　“辛苦，大哥。”琼说。她把汉子领进了房里，他礼帽下的额边垂着一绺鲜红的丝穗。爸爸不在家，去说《格萨尔》了。隔壁传来哑女人织氆氇时木棰砸下的梆梆声。这位疲惫的汉子吃过饭道完谢后便倒在琼的爸爸床上睡了。 　　琼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天空繁星点点，周围沉寂得没有一点大自然的声音。眼前空旷的峡谷地带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大黑狗被铁链拴着在原地转圈。琼过去蹲下身搂着它的脖子，想起自己在这寂寞简朴的小山岗上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想起每次来接爸爸上马的都是些沉闷不语的人，想到屋里那位从远方来明天又要去远方的酣睡的旅人。她哭了，跪在地上捧着脸，默祈求爸爸的宽恕，然后将眼泪在黑狗的皮毛上蹭擦干，起身回屋。黑暗中，她象发疟疾似地浑身打颤，一声不响地钻进了汉子羊毛毯里。 　　当东方的启明星刚刚升起，在摇曳的酥油灯下，琼把自己的薄毯裹成一个卷，在一只布袋里塞了些牛肉干、揉糌粑的皮口袋、粗盐和一块酥油，又背上天天放羊时在山上熬茶用的小黑锅，一个姑娘该带的都在她背上了。她最后巡视一眼昏暗的小屋。“好了。”她说。汉子吸完最后一撮鼻烟，拍拍巴掌上的烟末起身。摸她头顶。搂住她的肩膀，两人低头钻出小屋，向黑魃的西方走去。琼全身负重，身上的东西一路上叮当作响。她根本不想去打听汉子会把她带向何处，她只知道要永远离开这片毫无生气的土地了。汉子手中只提着一串檀香木佛珠，他昂首阔步，似乎对前方漫漫的旅途充满了信心。 　　“你腰上挂条皮绳干什么?象只没人牵的小狗。”塔贝问。 　　“用它来计算天数，你没见上面打了五个结吗!”琼告诉他，“我离开家有五天了。” 　　“五天算什么，我生来没有家。” 　　她跟着塔贝徒步行走，一路上，有时在村庄的麦场上过夜，有时住羊圈里，有时卧在寺庙废墟的墙角下，有时住山洞，运气好时，能在农人外屋借宿，或是在牧人的帐篷里。 　　每进一个寺庙，他俩便逐一在每个菩萨像的座台前伸出额头触碰几下，膜拜顶礼。在寺庙外，道路旁，江河边，山口上，只要看见玛尼堆，都少不了拾几块小白石放在上面。一路上还有些磕等身长头的佛教徒，他们一步一磕，系着厚帆布围裙，胸部和膝部磨穿了，又补了几层厚补钉。他们脸上突出的地方全是灰，额头上磕了一个鸡蛋大的肉瘤，血和土粘在一起，手掌上钉铁皮的木板护套在他们身体俯卧的两边地上印出两道深深的擦痕。塔贝和琼没有磕长头，他俩是走路，于是超过了他们。 　　西藏高原群山绵延，重重叠叠，一路上人烟稀少。走上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更没有村庄。山谷里刮来呼呼的凉风。对着蓝色的天空仰望片刻，就会感到身体在飘忽上升，要离开脚下的大地。烈日烤灸，大地灼烫。在白昼下沉睡的高原山脉，房屋与无极般宁静。塔贝的身体矫健灵活，上山时脚尖踩着一块块滑动的石头步步上蹿，他径直攀上一块圆石，回头看见琼被甩下好长一截，便坐下来等她。他们在赶路时总是默无言，琼有时在难以忍受的沉默中突然爆发出她的歌声，象山谷里的一只母兽在仰天吼叫。塔贝并不转过头看她一眼，只顾行路。琼过一会不唱了，周围又是死一般沉寂。琼低头跟在他身后，只有坐下来小憩时才说说话。 　　“不流血了吧?” 　　“它现在一点也不疼。” 　　“我看看。” 　　“你去给我捉几只蜘蛛来，我捏碎了涂在上面就会好得快。” 　　“这儿没有蜘蛛。” 　　“去找找，石头缝里，你扒开石块会有的。” 　　琼在四周扒开一块块半掩在土中的石块，认真地寻找蜘蛛。一会儿她就捉了五六只，握在掌中，走过来扳开塔贝的手掌放在上面。他一只只捏碎后涂在小腿的伤口上。 　　“那条狗好凶，我跑排排排，背上的锅老碰我的后脑勺，碰得我眼睛都花了。” 　　“当初我该拔出刀宰了它。” 　　“那女人给我们这个。”她模仿着做了个最污辱人的下流动作，“真吓人。” 　　塔贝又抓起一把土撒在伤口上，让太阳晒着。 　　“她钱放在哪儿的?” 　　“在酒店的屋柜子里，有这么厚一沓。”他亮亮巴掌，“我只拿了十几张。” 　　“你用它想买什么呢?” 　　“我要买什么?前面山下有个次古寺，我给菩萨送去。我还要留一点。” 　　“好的。你现在好点了吗?不疼了吧?” 　　“不疼了。我说，我口干得要冒烟。” 　　“你没见我把锅已经架上了吗?我就去捡点干刺枝。” 　　塔贝懒洋洋躺在石头上，将宽礼帽拉在眼睛上挡住阳光，嘴里嚼着干草，琼趴在三颗白石垒成的灶前，脸贴着地，鼓起肋帮吹火熬茶。火苗“嘭”地燃烧起来。她跳起身，揉揉被烟熏得灼辣的眼，拉下前额的头发看看，已经被火舌燎焦了。 　　远处高山顶上两个黑影，大约是牧羊人，一高一矮，象是盘踞在山顶岩石上的黑鹰。他们一动也不动。 　　琼也看见了他们，挥起右手在空中划圈向他们招呼，上面的人晃动起来，也划起圈向她致意。距离太远，扯破嗓子喊互相也听不见。 　　“我还以为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琼对塔贝说。 　　“我在等你的茶。”他闭上眼。 　　琼忽然想起了什么，她从怀里掏出一本书，很得意地向塔贝展示自己的猎物，那是昨晚上在村里投宿时从一个往她耳里灌满了甜言蜜语、行为并不太规矩的小伙子屁股兜里偷来的。塔贝接过一看，他不认识这种文字和一些机械图，封面印的是一台拖拉机。“这玩意儿没一点用处。”他扔给琼。琼很沮丧，下一次烧茶时她一页页撕下来用作引火的燃料了。 　　走到黄昏，站在山弯远远看见前面一个被绿树环抱的村庄时，琼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又唱起歌了。她抡起拄棍在地边的马兰草堆里乱舞，又端起棍子小心翼翼地戳戳塔贝的胳肢窝和腰下，想逗他发痒。塔贝不耐烦地抓住棍梢往外一甩，拽得她趔趄几下跌倒在地。 　　进了村，塔贝自己一个人去喝酒或者干别的什么去了。他俩约好在村里小学校边一幢刚父盖好还没有安装门窗的空房子里住宿。村里的广场晚上演电影，有人在木杆上挂银幕。琼在一片林子里拾柴火时被一群小孩围住，孩子们趴在墙头朝她扔石头，有一颗打在她肩上，她没有回头，直到一个戴黄帽子的年轻人把孩子们轰走。 　　“他们扔了八颗石头，有一颗打中你了。”黄帽子笑眯眯地说，他把手中握着的一只电子计算机摊在琼跟前，显示屏显出一个阿拉伯数字“8”，“你从哪儿来?” 　　琼看着他。 　　“你记不记得你走了多少天?” 　　“我不记得。”琼撩起皮绳说，“我数数看，你帮我数数。” 　　“这一个结算一天吗?”他跪在她跟前，“有意思……九十二天。” 　　“真的!” 　　“你没数过吗?” 　　琼摇摇头。 　　“九十二天，一天按二十公里计算。”他戳戳计算机上的数字键码，“一千八百四十公里。”琼没有数字概念。 　　“我是这儿的会计。”小伙子说，“我遇到什么问题，都用它来帮我解答。” 　　“这是什么?”琼问。 　　“是电子计算机，好玩极了。它知道你今年多大。”他按出一个数字给琼看。 　　“多大?” 　　“十九岁。” 　　“我今年十九岁吗?” 　　“那你说。” 　　“我不知道。” 　　“我们藏族以前从不计算自己的年龄。但它却知道。看，上面写的是十九吧。” 　　“不象。” 　　“是吗?我看看。哦，刚开始看有些不习惯，它的数字有点怪。” 　　“它能知道我名字吗?” 　　“当然。” 　　“叫什么。” 　　他一连按出八位数，把显示屏显得满满的。 　　“怎么样?它知道吧。” 　　“叫什么?” 　　“你连自己的名字还看不出来?笨蛋。” 　　“怎么看?” 　　“你这样看，”他竖着给她看。 　　“这是叫琼吗?” 　　“当然叫琼，洽霞布久曲呵琼。” 　　“嘿!”她兴奋地叫道。 　　“嘿什么，人家外国人早用了。我在想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活，用经济学的解释是输出的劳动力应该和创造的价值正比。”他信口开河起来，把工分值、劳动值以及商品值和年月日加减乘除乱说一通。又显出数字。“你看看，计算出来倒成了负数。结果到年终我们还要吃返销粮，向国家伸手要粮，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你瞪我干什么?想吃掉我?” 　　“如果你没晚饭吃，就在这儿吃好了，我拾了柴就烧菜。” 　　“他妈的。你是从中世纪走来的吗?或者你是……是叫什么外星人。”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走了……”她又撩起皮绳。“刚才你数了多少?” 　　“我想想，八十五天。” 　　“起了八十五天。不对，你刚才说九十二天，你骗我。”琼咯咯笑起来。 　　“啊啧啧!菩萨哟，我快醉了。”他闭眼喃喃道。 　　“你在这儿吃吗?我还有点肉干。” 　　“姑娘，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吧?有快活的年轻人，有音乐、啤酒，还有迪斯科。把你手上那些烂树枝扔掉吧!” 　　塔贝从黑压压一片看电影的人群中挤出来。他没被酒灌醉，倒被那银幕上五光十色、晃来晃去、时大时小的景物和人物弄得昏头涨脑、疲惫不堪，只好拖着脚步回到那幢空房里。小黑锅架在石头上，石头是冰凉的。琼的东西都放在角落边。他端起锅喝了几口凉水，便背靠墙壁对着天空冥思苦想。越往后走，所投宿的村庄越来越失去了大自然夜晚的恬静，越来越嘈杂、喧嚣。机器声，歌声，叫喊声。他要走的决不是一条通往更嘈杂和各种音响混合声的大都市，他要走的是…… 　　琼撞撞跌跌回来，她靠着没有门框的土坯墙，隔着一段距离塔贝就闻到她身上发出的酒气，比他喷出的酒气要香一些。 　　“真好玩，他们真快活，”琼似哭似笑地说。“他们象神仙一样快活。大哥，我们后……大后天再走。” 　　“不行。”他从不在一个村里住两个晚上。 　　“我累了，我很疲倦。”琼晃着沉甸档的脑袋。 　　“你才不懂什么叫累，瞧你那粗腿，比牦牛还健壮。你生来就不懂什么叫累。” 　　“不，我说的不是身体。”她戳戳自己的心窝。 　　“你醉了，睡觉。”他扳住琼的肩头将她按倒在满是灰土的地上。最后替她在皮绳上系了个结。 　　琼越来越疲倦了，每次在途中小憩时，她躺下就不想继续往前走。 　　“起来，别象贪睡的野狗一样赖着。”塔贝说。 　　“大哥，我不想走了。”她躺在阳光下，眯起眼望着他。 　　“你说什么?” 　　“你一人走吧，我不愿再天天跟着你走啊鬃鬃鬃鬃鬃。连你都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所以永远在流浪。” 　　“女人，你什么都不懂。”但是他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是，我不懂。”她闭上眼，蜷缩成一团。 　　“滚起来，”他在琼屁股上踹了两脚，高高扬起巴掌，做出砍来的样子。“要不，我揍你。” 　　“你是个魔鬼!”琼哼哼唧唧爬起身。塔贝先走了，她拄着棍子跟在后面。 　　琼在一个她认为适当的机会时逃跑了。他俩睡在山洞里，半夜时她爬起身，没忘记背上她的小黑锅，借着星光和月光朝山下往回跑。她觉得自己象出笼的小鸟一样自由。到第二天中午，在一边是深谷的岩边休息时，从对面山脊出现了一个黑点，就象那天她放羊回家时所看见的一样。塔贝截住了她，走来。她气得发抖，抡起小黑锅向他头上死命砸去，那其大无比的力量足以使一头野公牛的脑浆飞迸出来。塔贝骇机智地闪过，抬头一拨，黑锅从她手中飞脱，叮叮当当滚下深谷里。他俩互相看看，听见那声音响了好一阵。最后琼只得呜呜咽咽攀下深谷，几个时辰后才把锅拣上来。锅身碰满了大大小的凹坑。 　　“你赔我的锅。”琼说。 　　“我看看，”他接过来。两人仔细检查了一阵，“只有一条小缝，我能补好。” 　　塔贝走了，琼垂头丧气地跟着。 　　“哎—　”她用大得出奇的声音唱起一首歌，把整个山谷震得嗡嗡响。 　　大概有那么一天，塔贝对琼也厌倦了，他想：只因我前世积了福德和智慧资粮，弃恶从善，才没有投到地狱，生在邪门外道，成为饿鬼痴呆，而生于中土，善得人身。然而在走向解脱苦难终结的道路上，女人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是道路中的绊脚石。 　　不久，他俩来到名叫“甲”的村庄。这个时候，琼的腰间那根皮绳已系了一串密密麻碌的结。没想到甲村的人们会敲锣打鼓站在村口迎接他俩。民兵组成仪仗队背着半自动步枪站在两旁，为了保险起见，枪口都塞了红布卷。两头由四个村民装扮的牦牛在夹道中跳着舞。村长和几个姑娘捧着哈达和壶嘴上沾着酥油花的银壶在最前面迎接。原来这里一直大旱。前不久有人打了卦，今天黄昏时会有两个从东边来的人进村，他们将带来一场琼浆般吉系的雨水，使久旱的庄稼得到好收成。他俩果然出现了，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欢天喜地将塔贝和琼扶上挂满哈达的铁牛拖拉机簇拥着进了村。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换了新的五色经幡布。有人从琼的音容、谈吐和体态上看出了她有转世下凡的白度母的特征，于是塔贝被撇在了一弊。但是塔贝知道琼决不是白度母的化身。因为在琼睡熟的时候，他发现她的睡相丑陋不堪，脸上皮肉松弛，半张的嘴角流出一股股口涎。 　　他一人闷闷不乐地去酒店喝酒，他想惹点事，最好有人讨厌他，跟他过不去，他就有事干了。打上一场，那人敢跟他拼刀子更好。 　　酒店只有一个老头在喝酒。苍蝇在他头顶飞来飞去。塔贝进去后，带着挑衅的神气坐在他对面。一个包花头巾的农家姑娘取一只玻璃杯放在他桌前，斟满酒。 　　“这酒象马尿。”他喝了一口大声说。 　　没有人回答。 　　“你说象不象?”他问老头。 　　“要说马尿，我年轻时喝过。那真正是用嘴对着公马底下那玩意儿喝的。” 　　塔贝得意地笑起来。 　　“为了把我牛羊从阿米丽尔大盗手中夺回来，我从格则一直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阿米丽尔是谁?” 　　“嘿，那是几十年前从新疆那边来的一支强盗的女首领，是哈萨克人，在阿里和藏北一带赫赫有名。一个万户数不清的牛羊群在一夜之间就从草原上带走，第二天从帐篷出来一看，白茫茫一片，留下的只有数不清的蹄印，连噶厦政府派出的藏兵也制不了她。” 　　“后来?” 　　“刚才你说马尿。是啊，我背着叉子枪，骑马追我的牛羊，在那大沙漠里，就是那几口马尿救了我的命。” 　　“再后来?” 　　“再后来，女首领要留我，留我给她当…　” 　　“丈夫?” 　　“羊倌。我是万户的儿子啊!她娘的长得真漂亮，她简直是太阳，谁都不敢对直看她一眼，我逃了回来。你说说，我除了地狱和天堂，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 　　“我要去的地方你就没去过。”塔贝说。” 　　“你准备去哪儿?”老头问。 　　“我，不知道。”塔贝第一次对前方的目标感到迷惘，他不知道该继续朝前面什么地方去。老头明白他的心思。 　　老头指着他身后的一座山说：“谁也没有往那边去过。我们甲村以前是驿站，通四面八方，可就是没人往那边去。1964年时候，”他回忆起来，“这里开始办人民公社，大家都讲走共产主义道路，那时没有几个人讲得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反正它是一座天堂。在哪儿，不知道。问卫藏的来人说，没有。问阿里的来人说，没有。康藏的人也说没看见。那只有喀隆雪山没人去过。村里就有几个人变卖了家产，背着糌粑口袋，他们说去共产主义，翻越喀隆雪山，从此没回来。后来，村里人没一个再去那边，哪怕日子过得再苦。”塔贝用牙咬住玻璃杯口，翻起眼看他。 　　“但是我知道有关喀隆雪山下的一点秘密。”老头眨眨眼。 　　“说吧。” 　　“你准备去那边吗?” 　　“也许。” 　　“爬到山顶，你会听见一种奇怪的哭声，象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子的哭声，不要紧，那是从一个石缝里吹来的风声。爬完七天，到山顶时刚好天亮，不要急着下山。太阳下，雪的反光会刺瞎你的眼，等天黑后再下山。” 　　“这不是秘密。”塔贝说。 　　“对，这不是秘密。我要说的是，下山走两天，能看见山脚下时，那底下有数不清的深深浅浅的沟壑。它们向四面八方伸展，弯弯曲曲。你走进沟底就算是进了迷宫，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别打断我的话，你知道山脚为什么有比别的山脚多得多的沟壑吗?那是莲花生大师右手的掌纹。当年他与一个叫喜巴美如的妖魔在那里混战一百零八天不分胜负，大师施出种种法力未能降伏喜巴美如。当妖魔变成一只小小的虱子想使对手看不见时，莲花生举起了神奇的右手，口中高声念诵着咒经，一巴掌盖向大地，把喜巴美如镇到了地狱中，从此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掌纹。凡人只要走到那里面就会迷失方向。据说在这数不清的沟壑中只有一条能走出去，剩下的全是死路。那条生路没有任何标记。” 　　塔贝神情严肃的看着老头。 　　“这是一个传说，我也不知道走出去以后前面是个什么世界。”老头摇摇头，咕噜道。 　　塔贝准备去那边了。老头后来向他提出要求，请他将琼留下。他家有个儿子，最近刚买了一台拖拉机。现在家家都想买拖拉机。大清早，隆隆的机器声掩盖了千百年雄鸡的打鸣声。道路上的马车和毛驴被挤到了边上。人们喝着从雪山流下的纯洁透明的溪水时，也嗅到一股淡档的柴油气味。老头自己经营着一座电机磨房，老伴耕种着十几亩田地。前不久，老头还去大城市出席了一个“治穷致富先进代表大会”，领到奖状和奖品，报纸上也登过他的四寸大照片。他们世世代代没象现在这么富裕过，也世世代代没象现在这么忙碌过。需要一个操持家务的媳妇。说话的时候，他儿子进来了，掏出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想在外乡人面前炫濯。儿子戴着电子表，腰间挂着小巧的放声机，头上戴着耳机，他随着别人听不见的音乐节奏扭着舞步，真是把城里公子哥儿的派头学到家了。塔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门外停着的那辆没熄火的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牵动了一下他的心弦。他起身走向拖拉机旁，摸摸扶手。 　　“好的，琼留给你了。”塔贝说。小伙子大概刚从琼那里得到了一点什么，笑眼朦胧。 　　“我能坐坐你这玩意儿吗?”塔贝问。 　　“当然，半个小时保你会开。”小伙子上前教他操作常识，教他怎样控制油门，教他怎样换挡、离合器怎样配合、怎样起步和刹车。 　　塔贝慢慢开动了拖拉机，行驶在黄昏的乡村土道上。琼在一旁看着他。她要留下来了。她愉快导流着眼泪。这时后面开来一辆速度很快的带拖斗的铁牛报拉机，塔贝不知道怎么办。旁边是条浅沟，小伙子在后面高声喊他开进沟里。塔贝从驾驶座跳到了路中间，手扶拖拉机自己慢慢溜进了沟里。他被来不及刹车的“铁牛”后面的拖斗撞倒在地。大家全围上前，塔贝爬起身，拍拍土。他的腰部被撞了，他说没什么，一点事也没有。大家松了口气。 　　塔贝要走了，他第一次摆弄机器就被它咬了一口。他抱住琼，跟她行了个碰头礼，往喀隆雪山那边去了。到夜晚时，果然下了场雨，村里人高高兴兴唱起歌。塔贝离开甲村，一人进了山。在半路上，他吐了一口血，他的内脏受了伤。 　　 　　小说到此结束。 　　我决定回到帕布乃冈，翻过喀隆雪山，去莲花生的掌纹地寻找我的主人公。 　　从甲村翻过喀隆雪山到掌纹地的路途比我预料的要遥远得多。雇的一匹骡子在途中累倒了。它卧在地上，口中流着白沫，用临死前那样一种眼光看着我。我只得卸下它驮的囊包背在自己身上，在它嘴边放了几块捏碎的压缩面包。一翻过喀隆寻山，道德听见海啸般轰轰巨响，山下的雪堆象云朵般上下翻卷，脚下的雪粒象急流的河水。但是我的整个身体一点没感到风的吹动，空气就象无风的冬夜一样寒冷而静谧。我戴着防护镜，所以用不着等到天黑才下山。整个山面是被厚雪覆盖的一片平滑的大斜坡，看上去没什么凸凹障碍，我背着囊包走“Z”形缓慢下山。沉重的囊包从背上慢慢坠到腰间，就在我收腹挺胸耸肩想把囊必然性提起来时，由于猛烈的失重，脚下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朝前跌倒。我知道已经无法再站起来，身体正快速往下滑动，于是手脚抱成一团，接着天旋地转向山下滚去。万幸的是，还没掉进雪窝里去。等我醒来，已躺在平整松软的雪地上，我已到了山脚，向上望去，在雪坡中一道深深的条痕通到高处雪雾飘涉的空间。 　　在山顶时我看了一次表，时间是九点四十六分，此刻再次看表时，指针却指向八点零三分。走下雪线便进入草苔地带，再往下是草地，高寒灌木丛，小树林，接着是一片大森林。穿出森林，树木植物又渐渐稀少，呈现出光秃秃的荒凉的山石、空坝。整个途中，我不时地看表，把心里估计的时间和表上的时间不断加以对照，计算一番后得出了结论：翻过喀隆雪山以后，时间开始出现倒流现象，右手腕上这块精工牌全自动太阳能电子表从月份数字到星期日历全向后翻，指针向逆方向运转，速度快于平常的五倍。 　　越往前走，映入视觉中的自然景象也越来越产生了形的异变：一株株长着卵形叶子、枝干黄白的菩提树，根部象生长在输送带上一样整整齐齐从我跟前缓缓移过。旁边有座古代寺庙的废墟。在一片广阔的大坝上走来一只长着天梯般长脚的大象。它使我想起了萨尔瓦多·达利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我小心翼翼避开这一切，加快脚步，并不回头再望一眼。一直走到蒸腾着热气的温泉边才歇息一会儿。我实在太累了，但不敢睡，我知道一旦合上眼皮，将永远长眠不醒了。透过温泉的热气，前面有些不知哪个时代遗弃在这里的金马鞍、弓箭、盔甲、转经筒和法号，还有破布条的黄旗，这里很象是一个古战场。如果我不那么累的话，我会走过去仔细看看，也许能考证出《格萨尔》史诗中所描写的某一战场是在这里。现在我只能坐在一旁远远地观看。这些金属被温泉长时间的高温融化了，软绵绵摊在那里，失去了视觉上的硬度感，有的已无法辨认出它本身的形状，变成稀释的物质四处流溢，颇有规律地排列组合成象玛雅文字一样难解的符号。起先我怀疑眼这一切物象是由于患上了孤独症而错误地感知外界客体产生形的变异，但马上又排斥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大脑的思维是有逻辑性的，记忆力和分析能力都良好。太阳自始至终由东向西，宇宙不管怎样还是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存在和运动。虽然白昼和黑夜交替出现，但由于手表上的指针继续向反时针方向作快速运行，日历和星期月份牌不断向后翻。这使我心理上产生一种体内生物钟的紊乱，甚至身体出现失重现象。 　　等我从一个黎明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块高大无比的红色巨石下面。我是在一个呈放射型向前延伸的数不清沟壑的汇聚点上。一定是这又凉又潮的寒意把我冻醒了，加上从四处沟底吹来的风更冷得我牙齿打颤。我急忙攀上前一面乱石突出的沟壁，探头一看，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我已经到了掌纹地。数不清的黑沟象魔扑一样四处伸展，沟壑象是干旱千百年所形成的无法弥合的龟裂地缝，有的沟深不见底。竟然找不到一棵树，一根草。一片蛮荒，它使我想起一部描写核战争电影的最后一个广角镜头：在世界末日的焦土上，一东一西两个男女主人公慢慢抬起头，费力地向对方爬去，最后这两个世界上唯一的幸存者终于爬到一起，拥抱。苦难的眼光。定格。他们将成为又一对亚当和夏娃。 　　扎妥·桑杰达普的躯体早已被火葬，大概有人在烫手的灰烬中拣到了几块珍宝般的舍利。我的主人公却没有在眼前出现。 　　“塔——贝!你——在——哪——儿?”我放开声音喊叫，我觉得他走不出这块地方。声音传得很远，却没有一点回音。 　　不一会儿，我便看见了奇迹：一两公里外的前面出现了一个黑点。我沿着垄沟朝前飞跑，一面喊着我的主人公的名字。等我看清时，惊讶得站住了：是琼!这是我万万没预料到的。 　　“塔贝要死了。”她哭哭啼啼走过来说。 　　“他在哪儿?” 　　琼把我带到她身边的沟底下。塔贝躺在地上，他脸色苍白，憔悴，沉重地呼吸着。沟边长着苔藓的石缝里滴着水，在地上积成个小水洼，琼不停地用腰带蘸一点水，滴在他半张的嘴里。 　　“先知，我在等待，在领悟，神会启示我的。”塔贝睁眼看着我说。 　　“他腰上的伤很严重，需要不停地喝水。”琼在我耳边低语。 　　“你为什么没留在甲村?”我问。 　　“我为什么要留在甲村呢?”她反问。“我根本没这样想过，他从来没答应我留在什么地方。他把我的心摘去系在自己腰上，离开他我准活不了。 　　“不见得。”我说。 　　“他一直想知道那是什么。”琼指着我身后，我回过头，从沟底往回望去，这是一条笔直的深沟，一直可见到头，前面那座红色巨石正是我昨晚过夜的地方。现在才看清，红色的心脏上刻着一个雪白的“弓”。站在红石下仰起头是无法看见的。“弓”通常是喇嘛念“吗呢叭哄”六字真言一百遍时要喊出的一个音节。它刻在红石上。据我所知，要么，就是此地是神灵鬼怪出没的地方，要么，这里曾埋葬过一位伟人的英灵。在从江孜到帕里的一个名叫曲米新古河边的一块岩石上也刻着这样一个“弓”，那是为纪念一九○四年为抵抗英国人的侵略在那里献身的藏军首领二代本拉丁而刻的。但这一切，我觉得没有再对塔贝解释的必要。此时此刻，我才发现一个为时过晚的真理，我那些“可爱的弃儿”们原来都是被赋予了生命和意志的。我让塔贝和琼从编有号码的牛皮纸袋里走出来，显然是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为什么我至今还没塑造出一个“新人”的形象来?这更是一个错误。对人物的塑造完成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即成客观事实，如果有人责问我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还允许他们的存在，我将作何回答呢? 　　怀着最后的一丝侥幸心理，我俯在塔贝耳边，轻声细语地用各种他似乎能理解的道理说服他，使他相信他要寻找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就象托马斯·莫尔创造的《乌托邦》，就那么一回事。 　　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要让他放弃多少形成的信仰是不可能了。他翻了个身，将脑袋贴在地面。 　　“塔贝，”我说，“你会好起来的，你等我一会儿，我的东西全放在那边，里面还有些急救药…　” 　　“嘘!”塔贝制止住我，耳朵贴紧冰凉潮湿的地面。“你听!听!” 　　好半天，我只听见自己心律跳动中出现的一点微弱的杂音。 　　“扶我上去!我要到上面去!塔贝坐起身，挥舞着手喊道。 　　我只得扶起他。琼先爬到沟上面，我在下面托住塔贝，他身体居然很沉。我扛着他，一手小心护着他腰，另一只手扭住锋利突出的岩石块，一点点把他往上托。两只脚踩在外凸的石块上。攀石的那只手被划了一下，先是麻木，接着灼痛，热呼呼的血流了出来，顺着用膊流到衣袖里。琼趴在上面，伸下两只手夹住了塔贝的胳肢窝。一个在上面拽，一个在下面托，费好大的劲才把他抬上沟来。太阳正要从地平线上升起，东边辉映着一派耀眼的光芒。他贪婪地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眼睛警觉地四处搜寻，想要发现什么。 　　“它说的是什么，先知?我听不懂，快告诉我，你一定听懂了，求求你。”他转过身匍匐在我脚下。他耳朵里接收的信号比我早几分钟，随后我和琼都听见了一种从天上传来的非常真实的声音。我们注意聆听。 　　“是寺庙屋顶的铜铃声。”琼喊道。 　　“是教堂的钟声。”我纠正道。 　　“山崩了，好吓人。”琼说。 　　“不，这是气势庞大的鼓号乐和千万人的合唱。”我再次纠正道。琼困惑地看我一眼。 　　“神开始说话了。”塔贝严肃地说。 　　这次我没敢纠正。是一个男人用英语从扩音器里传来的声音。我怎么也不能告诉他，这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电视和放手正通过太空向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报送着这一盛会的实况。我终于获得了时间感。手表上的指针和日历全停止了，整个显出的数字告诉我：现在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七月，北京时间二十九日上午七时三十分。 　　“这不是神的启示，是人向世界挑战的钟声、号声，还有合唱声，我的孩子。”我只能对他这样讲。 　　不知他听见没有，或者他什么都明白了。他好象很冷似地蜷缩起身子，闭上眼，跟睡着了一样。我放下塔贝，跪在他身边，为他整理着破烂的衣衫，将他的身体摆成一个弓形，由于我右手上的血沾在了他衣衫上，这使我感到很内疚。是我害了他，也许，这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将我其他的主人公引向死亡的路。是该好妹内省一番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琼可怜巴巴地说。 　　“你不会死。琼，你已经经历了苦难的历程，我会慢慢地把你塑造成一个新人的。”我仰面望着她说，我从她纯真的神情中看见了她的希望。 　　她腰间的皮绳在我鼻子前晃荡。我抓住皮绳，想知道她离家的日子，便顺着顶端第一个结认真地往下数：“五　…八　…二十五　…五十七　…九十六” 　　数到最后一个结是一百零八个，正好与塔贝手腕上盒珠的颗数相吻合。 　　这时候，太阳以它气度雍容的仪态冉冉升起，把天空和大地辉映得黄金一般灿烂。 　　我代替了塔贝，琼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间又从头算起。

　　(选自《西藏文学》1985年第1期)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作者扎西达娃，藏族，1959年生，四川巴塘人。70年代末开始创作，代表作品有《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短、中篇小说。他有意识地采用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借助神话传说、象征暗示，创造一种魔幻的艺术境界；同时遵循“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的原则，通过魔幻境界的折射，真实地展现西藏民族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将借用神话传说创造的虚幻境界与现实生活场景有机结合，使其成为一篇典型的西藏魔幻小说。小说开头部分写“我”和桑杰达普活佛的对话，活佛处于临终弥留之际，仍在幻觉中向人们复述有关香巴拉的神话与两个康巴人的传说。更加令人惊奇的的是，活佛回忆的情景竟与“我”未曾公开的一篇小说内容完全一致。中间部分写成两个康巴人的传说。塔贝与琼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寻找通往香巴拉的道路，且进入到人迹罕至的喀隆雪山下深谷底部的掌纹地带。结尾部分写“我”去掌纹地带寻找自己小说的主人公，终于在一块红色巨石下发现将死的塔贝，而这位苦修者依然神往着通向天国的道路。最后由“我”领着琼往回走，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我们透过这些神奇虚幻的故事，不难看出它的寓意的所在。这个“魂”虽难于把握，但细心的读者仍会发现这是一个民族心理的负载，一个生死攸关的时代象征。只要联系西藏今天的现实生活与其往昔发展的历史，就会理解小说中人物各自神秘的象征意义。苦修者塔贝在活佛的指引下执着地寻觅通往“人间净土”的道路，尽管他已走得精疲力尽，仍对理想国坚信不移，直到死于喀隆雪山，成为封建观念的牺牲品。琼则是个盲从者，既渴望离开“毫无生气的土地”，又不知道出路在那里，只好跟着塔贝盲目寻求。“甲”村的现代文明与世俗欢乐使她从愚昧中苏醒，终于留下来开始新的生活。两个人物的不同经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西藏的现实生活中，既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又有传统宗教意识根深蒂固的影响，从而构成这块神奇土地旧的观念形态与现代物质文明不协调的独特社会矛盾。这是西藏从中世纪迅速走向社会主义进程中势必会产生的社会现象。塔贝与琼正是今日西藏不少藏族同胞精神状态的反映。琼从家乡走到“甲”村是从过去走到现在，而由“甲”村再去翻越喀隆雪山，寻找通往天国的道路，又是返回到中世纪，塔贝的死就是明证。这就意味着：只有正视西藏近百年来的历史，正确理解“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放弃寻求“香巴拉道路”的幻想，才能走向通往真正的“人间净土”——实现“四化”的道路。 　　这篇小说充满西藏的地域特色与宗教神秘的氛围，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产生于这块土地上的魔幻小说。“我”的活动已超越时空限制，时而与活佛对话，时而在复述传说，时而进入传说中莲花生掌纹地带，而活佛与老人更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小说中既有往昔的神话传说，又有现代色彩的生活场景，巧妙地将过去、现在、未来揉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朴朔迷离、令人神往的艺术世界。当然，这篇魔幻小说出于一位年轻的、且艺术上尚处于“试笔”阶段的作家之手，就“变现实幻想”而言，似仍囿于我国传统小说模式，未能完全放开手脚；至于对魔幻外衣下的现实生活也还可以表现得更为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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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慧文学视界** 乡   场   上　 何 士 光

　　在我们利花屯乡场，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来，只有鬼才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乡场上不值一提。现在呢，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支书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象一个宝贝似的，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 　　“冯幺爸!刚才，吃早饭——就是小学放早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牵着牛从场口走过?” 　　支书曹福贵这样问。事情是在乡场上发生的，那么当然，找他这个支书也行，找乡场上的宋书记也行，裁决一回是应该的；但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曹支书是偏袒罗二娘这一方的。别看这位年纪和冯幺爸不相上下的支书，也是一副庄稼人模样，穿着对襟衣裳，包着一圈白布帕，他呀，板眼深沉得很!——利花屯就这么一条一眼就能望穿的小街，人们在这儿聚族而居似的，谁还不清楚谁的底细? 　　冯幺爸眨着眼，伸手搔着乱蓬蓬的头发，象平时那样嬉皮笑脸的，说： 　　“一条街上住着，吵哪样哟!”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这时正逢早饭过后的一刻空闲，小小的街子上已聚着差不多半条街的人，好比一粒石子就能惊动一个水塘，搅乱那些仿佛一动不动的倒影一样，乡场上的一点点事情，都会引起大家的关心。这一半是因为街太小，事情往往说不定和自己有牵连，一半呢，乡场上可让人们一看的东西，也确实太少!这冯幺爸不明明在耍花招?他作证，就未必会是好见证! 　　“哎——!你说，走过没有!” 　　“你是说……吃早饭?” 　　“放早饭学的时候!” 　　“唔，牵着牛?” 　　“是呀!” 　　他又伸手摸他的头，自己也不由得好笑起来，咧着那大嘴，好象他害羞，这就又引起一阵笑声。 　　这时候，他身旁那个矮胖的女人，就是罗二娘，冷笑起来了——她这是向着她对面那个瘦弱的女人来的，说： 　　“冯幺爸，别人硬说你当时在场，全看见的呀!——看见我罗家的人下贱，连别人两分钱的东西也眼红，该打……” 　　这女人一开口，冯幺爸带来的快活的气氛就淡薄了，大家又把事情记起来，变得烦闷。这些年来，一听见她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象被雨水湿透了的、笑是不是?三十多岁，头发和脸好象从来也没有洗过，两件灯芯绒衣裳叠着穿在一起，上面有好些油迹，换一个场合肯定要贻笑大方；但谁知道呢，在这儿，在梨花屯乡场上，她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没有人相信那瘦弱的女人，或是她的娃儿，敢招惹这罗家。她男人任老大，在乡场的小学校里教书，是一位多年的、老实巴巴的民办教师，同罗家咋相比呢?大家才从乡场上那些凄凉的日子里过来，都知道这小街上的宠辱对这两个女人是怎样的不同，——这虽说象恶梦一样怪诞，却又如石头一样真实，——知道明明是罗二娘在欺侮人，因此都为任老大女人不平和担心…… 　　“请你说一句好话，冯幺爸!我那娃儿，实在是没有……” 　　任老大女人怯生生地望着冯幺爸，恳求他。苦命的女人嫁给一个教书的，在乡场上从来都做不起人。一身衣裳，就和她家那间愁苦地立在场口的房子一样，总是补缀不尽；一张脸也憔悴得只见一个尖尖的下巴，和着一双黯淡无光的大眼睛。她从来就孱弱，本分，如其不是万分不得已，是不会牵扯冯幺爸的。 　　罗二娘一下子就把话接过来了： 　　“没有!——没有把人打够是不是?我罗家的娃儿，在这街上就抬不起头?……呸!除非狗都不啃骨头了，还差不我!——你呀，父差得远……” 　　她早就这样在任老大家门前骂了半天。这个女人一天若是不骂街，就好象失了体现。她要任老大女领娃娃去找乡场上那个医生，去开处方，去付药费，要是在梨花屯医不好，就上县城，上地区，上省!那那妇人家的心肠，是动辄就要整治人。这不能说不毒辣；果真这样，事情就大了，穷女人咋经得起? 　　“吵，是吵不出一个名堂来的，罗二娘!”曹支书止住了她，不慌不忙地说。他当然比罗二娘有算计。他说：“既然任老大家说冯幺爸在场，就还是让冯幺爸来说；事情搞清楚，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冯幺爸你说!” 　　“今天早呢，”冯幺爸有些慌了，说，“我倒是在犁田……今年是责任田!” 　　他又咧了咧嘴，想笑，但没有笑出来。 　　看样子，他当时是在场，他是不敢说。本来，作为一个庄稼人，这些年来，撇开表面的恭维不说，在这乡场上就低人一等，他呢，偏偏又还比谁都更无出息。他有女人，有大小六个娃儿，做活路却不在意。“做哪样哟!”他惯常是摇头晃脑的说：“做，不做，还不是差不多?——就收那么几颗，不够鸦雀啄的；除了这样粮，又除那样粮，到头来还不是和我冯幺爸一样精打光?”他无心做活路，又没别的手艺，猪儿生意啦，赶场天转手倒卖啦，他不仅没有本钱，还说那是“伤天害理”。到秋天，分了那么一点点，他还要卖这么一升两升，打一斤酒，分一半猪杂碎，大醉酩酊地喝一回。“怎么?”他反问规劝他的人说：“只有你们才行?我冯幺爸就不是人，只该喝清水?”一醉，就唏唏嘘嘘地哭，醒了，又依旧嬉皮笑脸的。还不到春天，就缠着曹支书要回销粮，以后呢，就涎着脸找人接济，借半升包谷，或是一碗碎米。他给你跑腿，给你抬病人，比方罗二娘家请客的时候，他就去搬桌凳，然后就在那儿吃一顿。他要伸手，要求告人，他咋敢随便得罪人呢?罗二娘这尊神，他得罪不起，但要害任老大这样可怜的人，一个人若不是丧尽天良，也就未必忍心。一时间，你叫他选哪一头好呢? 　　“你在，就说你在；”曹支书正告他说，“如若不在，就不说在!” 　　“我……倒是犁田回来……” 　　“哟，冯幺爸，”罗二娘叫起来，“你真在?那就好得很!——你说，你真看见了?真象任家说的那样?” 　　冯幺爸其实还没有说他在，这罗二娘就受不住了，一步向冯幺爸逼过来。她才不相信这个冯幺爸敢不站在她这一边呢!在她眼里，冯幺爸在乡场上不过象一条狗，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有一次，给了他一挂猪肠子，他不是半夜三更也肯下乡去扶她喝醉了酒的男人?冷天不是她亲自打发人去找他来的?慢说只是要他打一回圆场，就是要他去咬人，也不过是几斤骨头的生意，——安排一个娃儿进工厂，不也才半条猪的买卖?这个冯幺爸算老几呢? 　　冯幺爸忙说：“我是说……” 　　……哎，他确实是不敢说，这多叫人烦闷啊! 　　人们同情冯幺爸了。你以为，得罪罗二娘，就只是得罪她一家是不是?要只是这样，好象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勇气了；不，事情远远不这样简单呢!你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的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瞧，我们这乡场，是这样的狭小，偏僻，边远，四小里是漠漠的水田，不远的地方就横着大山青黛的脊梁，但对于我们梨花屯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仿佛就是整个的人世。比方说，要是你没有从街上那爿唯一的店子里买好半瓶煤油、一块肥皂，那你就不用指望再到哪儿去弄到了!……但是，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慌慌张排地，想在第二天去找一找乡场上那位姓宋的书记，但就在当晚，你无意中听人说起，宋书记刚用麻袋不知从罗二娘家里装走了什么东西!……不，这小小的乡场，好一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好多叫你意想不到、叫你一筹莫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那么，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这是你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的乡土，你的儿辈晚生多半也还得在这儿生长，你又怎样呢?……许多顶天立地的好汉，不也一时间在几个鬼蜮的面前忍气吞声?既如此，在这小小的乡场上，我们也难苛求他冯幺爸，说他没骨气…… 　　罗二娘哼了一声：“就看你说……” 　　冯幺爸艰难地笑着，真慌张了，空长成一条堂堂的汉子，在一个女人的眼光的威逼下，竟是这样气馁，像小姑娘一样扭捏。他换了一回脚，站好，仿佛原来那样子妨碍他似的，但也还是说不出话来。这正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好天气，阳光把乡场照得明晃晃的，他好象热得厉害，耳鬓有一股细细的汗水，顺着他又方又宽的脸肋淌下来…… 　　罗二娘不耐烦了：“是好是歹，你倒是说一句话呀!……照你这样子，好象还真是姓罗的不是?” 　　“冯幺爸!”曹支书这时已卷好了一支叶子烟，点燃了，上前一步说：“说你在场，这是任家的娃儿说出来的。你真在场，就说在场；要是不在，就说不在!就是说，要向人民负责；对任老大家，你要负责；对罗二娘呢，你当然也要负责!——你听清楚了?” 　　曹支书说话是很懂得一点儿分寸的，但正是因为有分寸，人们也就不会听不出来，这是暗示，是不露声色地向冯幺爸施加压力。冯幺爸又换了一回脚，越来越不知道怎样站才好了。 　　这样下去，事情难免要弄坏的。出于不平，人们有些耐不住了，一句两句地岔起话来： 　　“冯幺爸，你就说!” 　　“这有好大一回事?说说有哪样要紧?” 　　“说就说嘛，说了好去做活路，春工忙忙的…　” 　　这当然也和曹支书一样，说得很有分寸，但这人心所向，对冯幺爸同样也是压力。 　　再推挪，是过不去的了。冯幺爸干脆不开口，不知怎样一来，竟叹了一口气，往旁边走了几步，在一处房檐下蹲下来，抱着双手，闷着，眼光直愣愣的。往常他也老象这样蹲在门前晒太阳，那就眯着眼，甜甜美美的；今天呢，却实在一点也不惬意，仿佛是一个终于被人找到了的欠帐的人，该当场拿出来的数目是偌大一笔，而他有的又不过是空手一双，只好耸着两个肩头任人发落了…　哎，一个人千万别落到这步田地，无非是景不如人罢了，就一点小事也如负重载，一句真话也说不起! 　　小　的街头一时间沉寂了；只见乡场的上空正划过去一朵圆圆的白云；燕子低飞着，不住地啁啾…　远处还清楚地传来一声声布谷鸟的啼叫。 　　稍一停，罗二娘就扯开嗓子骂起来。这回她是冒火了。即便冯幺爸一声不吭，不也意味她理亏?这就等于在一街人的面前丢了她的脸，而这人又竟然是连狗也不如的冯幺爸，这咋得了? 　　接下去就是一连串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了，她好象已经把任老大女人撇在一边，认冯幺爸才是冤家。 　　“不要骂哟!” 　　“…　是请人家来作证…　” 　　有人这样插嘴说，许多人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要骂!——我话说在前头，这不关哪一个的相干!哪一个脑壳大就站出来说，就不要怪我罗二娘不认人啦!” 　　冯幺爸呢，他的头低下去、低下去，还是一声不吭。哎，这冯幺爸真是让人捏死了啊，大家都替他难过。 　　罗二娘直是骂。这个恶鸡婆一会双手叉腰，一会又顿足，拍腿，还一声接一声地“呸”，往冯幺爸面前吐口水。 　　“依我说呢，”曹支书又开口了，“冯幺爸，你就实事求是地讲!‘四人帮’都粉碎四年了，要讲个实事求是才行…　” 　　他劝呀劝的，冯幺爸终于动了一动，站起来了。 　　“对嘛，”支书说，’本来又不关你的事…　” 　　冯幺爸一声不响地点点头，拖着步子走回来，那样子好象要哭似的，好不蹊跷。常言说，昧良心出于无奈，莫非他真要害那又穷又懦弱的教书匠一家? 　　“曹支书，”他的声音也很奇怪，象在发抖，“你…　要我说?” 　　“等你半天哪!” 　　冯幺爸又点头，站住了。 　　“我冯幺爸，大家知道的，”他心里不好过，向着大家，说得慢吞吞的，“在这街上算不得一个人…　不消哪个说，象一条狗!…　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　大家是看见的…　脸是丢尽了…　”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 　　“去年呢，”他接下去说，“…　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儿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　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　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档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只要秧子栽得下去，往后有谷子挞，有包谷扳…　” 　　罗二娘打断他说：“冯幺爸，你扯南山盖北海，你要扯好远呀!” 　　万没料到，冯幺爸猛地转过身，也把脚一跺，眼都红了，敞开声音吼起来： 　　“曹支书!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 　　人们从来没有看见冯幺爸这样凶过，一时都愣住了!他那宽大的脸突然沉下来，铁青着，又咬着牙，真有几分叫人畏惧。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　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罗，哪个再要这也不卖，那也不卖，这也藏在柜台下，那也藏在门后头，我看他那营业任务还完不成呢!老子今年…　” 　　“冯幺爸!你嘴马放干净点，你是哪个的老子?” 　　“你又怎样?——未必你敢摸我一下?要动手今天就试一回!…　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幸得好，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 　　曹支书插进来说：“冯幺爸——” 　　冯幺爸一下子就打断了他：“不要跟我来这一手!你那些鬼名堂哟，收拾起走远点!——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罗!你那一套本钱吃不通罗!…　你当你的官，你当十年官我冯幺爸十年不偷牛。做活路——国家这回是准的，我看你又把我咋个办?” 　　“你、你…　” 　　“你什么!——你不是要我当见证?我就是一直在场!莫非罗家的娃儿才算得是人养的?捡了任老大家娃儿的东西，不但说不还，别人问他一句，他还一凶二恶的，来不来就开口骂!哪悠扬要他啦?任家的娃儿不仅没有动手，连骂也没有还一句!——这回你听清楚了没有?!” 　　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大家先是一怔，跟着，男男女女的笑声象旱天雷一样，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这雷声又化为久久的喧哗和纷纷的议论，象随之而来的哗啦啦的雨水一样，在乡场上闹个不停。换一个比方，又好比今年正月里玩龙灯，小小的乡场是一片喜庆的爆竹!……冯幺爸这家伙蹲在那儿大半天，原来还有这么一通盘算，平日里真把他错看了!就是这样，就该这样，这象栽完了满满一坝秧子一样畅快…… 　　只见他又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任老大女人说：“跟任老师讲，没有打!——我冯幺爸亲眼看见的!我们庄稼人不象那些龟儿子……” 　　罗二娘嘶哑着声音叫道：“好哇，冯幺爸，你记着……” 　　但她那一点点声音在人们的一片喧笑之中就算不得什么了，倒是只听得冯幺爸的声音才吼得那么响： 　　“……只要国家的政策不象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过，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 　　这样，他迈着他那一双大脚，说是没有工夫陪着，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他那宽大的背景，大家又一一想起来，不错，从去年起，冯幺爸是不同了，他不大喝酒了，也勤快了。他那一双大码数的解放鞋，不就是去年冬天才新买的?这才叫“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穿上了解放鞋，这就解放了，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一场说来寻常到极点的纠纷，使梨花屯的人们好不开心。再不管罗二娘怎样吵闹，大家笑着，心满意足，很快就散开了。确实是春工忙忙啊，正有好多好多要做的事情，全体男男女女，都步履匆匆的……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    

　　《乡场上》作者何士光，1942年生，贵州贵阳人。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卖瓜记》、《梨花屯客店一夜》，中篇小说《薤露行》、《苦寒行》和长篇小说《似水流年》等。何士光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现实生活，擅于从民俗风情与人物故事的描绘中反映我国新时期农村经济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具有浓郁的贵州农村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 　　《乡场上》是一篇颇为精致而有特色的小说。作品通过发生在贵州偏僻乡村的一场“寻常到极点”的纠纷，深刻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新的经济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精神上的重大变化。这场纠纷只不过是两个女人为了孩子打架发生争执，欲让目睹此事的冯幺爸出来作证。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中的原因在于纠纷一方是乡里有名的“贵妇人”罗二娘。此人依仗丈夫是食品购销站会计的身份而横行乡里，明明是自己孩子做了错事却反诬别人，而 分的另一方，则是穷教书匠任老大的妻子。她为人孱弱本分，面对罗二娘的无理取闹，只有请求冯幺爸作个见证。支书曹福贵明显偏袒罗二娘，并对冯幺爸进行暗示、诱导、威胁，要他作伪证。左右为难的冯幺爸几经犹豫沉默之后，终于大胆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小说将这场邻里纠纷写得绘声绘色，上场的四个人物，还有处于幕后的乡场宋书记、食品购销站会计、商店老陈、民办教师任老大，均各有其代表性，正好构成乡场社会的缩影。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冯幺爸，与李顺大、陈奂生、许茂老汉等人物一样，堪称新时期不可多得的农民形象。作者将这个人物放在矛盾漩涡的中心，处于推动整个故事发展与解决乡场纠纷的关键地位。在乡里，他“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多年来无法养活八口之家而自暴自弃，穷困潦倒，依靠别人接济和吃回销粮过着极其困顿的生活。面对乡场上的一场纠纷，他虽在心里同情任老大的老婆孩子，但又不敢得罪罗二娘。因为他深知“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他只有躲躲闪闪，支吾其词，直至蹲在地下缄默不语。面对罗二娘气热汹汹的责骂和曹支书的暗中威胁，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想到自己多年所受的屈辱和近年生活的变化，开始意识到应当恢复做人的尊严，终于导致沉默中的爆发。这种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鲁迅当年谈到小说创作时指出：取材要严，开掘要深。何士光深得此中三昧。他只选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能“以小见大”，揭示出冯幺爸之所以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因为党的富民政策给他撑腰，以致物质化为精神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仅逐步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使他们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精神面貌产生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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