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1) 十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那不高的个子已经投下了引人注目的身影。这身影逐渐地生长，３０年代时长得又高又大，到了晚年已成为巨人。 １９１７年以前谁能预料到，这位不起眼的地下工作者在１９２２年后会风驰电掣般地登上权力的顶峰？在列宁的战友们排得又紧又密的队伍中，斯大林就像是在拨开众人，很快从后面挤出来，走进了领头一班人的行列，后来又成了这一班人的带头人。人们尤其不可能想到，在列宁去世以后，这一班人，这个由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领导核心，会迅速由大化小。斯大林的地位越高，在他旁边，曾经跟列宁一起点燃革命火炬的人，也就剩得越少。 在革命以前，警察局的各个分局大概对此人都比较熟悉。宪兵局每次跟朱加施维里打交道，都要认真地给他照正面像和侧面像。例如，巴库省宪兵局的案卷中就有这位孱弱的没有刮脸的年轻人用这两种姿势照的像。而这位年轻人２０年后却成了列宁党的总书记。 宪兵队看守犯人的本事不大，但描写“国事犯”的模样却非常在行。一些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作了如下的介绍：朱加施维里“面容清瘦”，头发“又浓又黑”，“没有络腮胡子，有稀疏的小胡子”，“麻脸，有瘢痕”，头形“长圆”，前额“直而狭”，眉呈“弓形”，眼睛“塌陷，褐黄色”，鼻梁“直”，身高“２俄尺４俄寸半”，身材“中等”，下巴“尖形”，说话声音“轻”，“左耳有颗痣”，上肢——“其中之一即左臂干瘦”，左脚“第二和第三趾是连趾”，此外还有一二十种其他的特征。当朱加施维里－斯大林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他手下那些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也不会注意得这样细。须知，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哪一个政治犯能像斯大林那样五次逃跑成功。对于后来确定他（斯大林）的那些为数众多、成千上万潜在的敌人的命运来说，“人民公敌”哪只耳朵有痣以及身高几俄尺几俄寸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那时候的标准和比例尺已经不一样了。 我想，读者更感兴趣的，还不是未来的“领袖”在身体上和外形上可以从正面和侧面加以审视的特征，而是他到１７岁时就具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气质。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斯大林并不是从小就是“坏蛋”，像现在有些人有时认为的那样。但是应当追述一下他的童年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成熟的斯大林的性格。 关于朱加施维里的童年时代，人们知之甚少。斯大林本人不喜欢提到这个时期。他的童年是郁郁寡欢的。叶卡捷琳娜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贫苦农民，后来是哥里的平民，生活极其困苦。三个儿子当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只剩下了索索（约瑟夫）。但是他在五岁左右也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所以宪兵队后来在“特征”一栏里每次都写着：“麻脸，有瘢痕。”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И·伊列马施维里认识朱加施维里一家。据他所写，斯大林的父亲，一个修鞋匠，喝酒喝得很厉害。母亲和索索常遭毒打。喝醉酒的父亲在睡觉之前，对这个显然不喜欢父亲的任性的孩子老想打耳光。还在当时，索索就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跟喝醉酒的父亲照面。平白无故地挨打使孩子变得更倔强了。母亲则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儿子身上。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和花了很大力量，才安排儿子上了宗教小学，后来又上了宗教中学。家庭长期不和。很快，母亲就和父亲彻底分手了。父亲迁到梯弗里斯，无声无息地死在一个小客栈里，由公家安葬了。 约·朱加施维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永远离开了故居。据查，从１９０３年起，他一共见过母亲四五次。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第一次去莫斯科儿子那里正是斯大林当上总书记那一年。斯大林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是１９３５年。儿子是否想过，正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妇女一心想把他“推”出贫困，才使他有了可以利用的第一次机会呢？斯大林的母亲活到了很高的年龄，这次见面过了两年，直到悲惨的１９３７年的７月，才悄然死去。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同斯大林谈话时问道：“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也许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吧？” “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① 我们所知道的约·朱加施维里早年的全部情况使我们有根据推测，“领袖”对德国作家所说的关于父母的那些话只适用于他的母亲。路德维希当初写过墨索里尼、威廉皇帝和马萨里克的传略，他企图借助一小时的谈话深入这位“神秘的苏联独裁者”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他未见得能办到。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谈自己早年的情况。 在透过精神上的“正面和侧面”审视斯大林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学校学习时，这个孩子表现出天分很高，记忆力非凡。索索掌握经文比别人快。新旧约全书起初曾激起这位宗教中学学生真正的兴趣。他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长时间学习神学这部教条和道德原则的总汇，很快就使朱加施维里厌烦了。当时，在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的意识中，竟形成了一些对他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特点，而这是他本人也没有觉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学校学习总共有１０年出头的时间）。除去１０年宗教学校的生活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呆了１０年。遭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处境，强化了年轻的革命者虽不外露但却极为坚定的倔强性格，加剧了他对命运的不满。先被接受后被摒弃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会遗弃者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这一切无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迹。在宗教中学的独居小屋和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的成长过程中的头１５年，归根到底不能不影响到这位职业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维方式上，上述影响在几个特点上都有所表现。 特点之一是对任何知识都想加以整理分类，把它们分成许多智力“小格子”，这也正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教义问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照例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这样的人头脑“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同不能认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关。朱加施维里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纳不了的东西，索索都视为异端邪说，后来又视为机会主义。但是，既然他对自己信奉的理论上的种种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怀疑，他也就不认为需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和意愿。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背离过（按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虽然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对理想和有价值的东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于次要地位，那还会是好事吗？宗教食粮和社会地位促使朱加施维里养成了一种虽不外露但却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夸大自“我”在编织周围世界中的作用的习性。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库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对柯巴说：“你有坚强的意志。”赞语给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维里决定用革命的笔名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固定下来，于是给自己挑选了“钢铁”那样的姓氏。从１９１２年起，朱加施维里就已经在写文章时署名“斯大林”。不过，不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坚定性表示出来。例如，远不具有朱加施维里那样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罗森费尔德也决定用“加米涅夫”这一笔名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后来历史表明，“石头”碰不过“钢铁”。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无懈可击、自己作为地区领袖的地位。坚持信念（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坚实基础），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贯的。 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３０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诸如此类的内容。 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明显。 斯大林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他一生对之都很亲热的朋友。政治上算计，感情上淡漠，道德上无同情心，这些使他不可能获得朋友和把朋友关系保持下去。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记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的“同学”。有事实为证。 战争期间，有一次斯大林无意中看见他的助手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保险柜里有好多钱。 “这是什么钱？”斯大林不解地问，同时带着怀疑的口气，眼睛不看那一叠叠纸币，而是盯着自己的助手。 “这是您当代表的钱，是好多年积攒下来的。只是给您交党费时才用它。”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斯大林不作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吩咐给彼得·科帕纳泽、格里戈里·格卢尔吉泽和米哈伊尔·泽拉泽三人寄了很大一笔钱。斯大林在一张纸上亲笔写道： １．给我的朋友彼嘉４００００卢布， ２．给格里沙３００００卢布， ３．给泽拉泽３００００卢布。 索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 同一天，斯大林还用格鲁吉亚文匆匆写了一封短信： 格里沙： 请收下我一点微薄的馈赠。 你的索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② 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些类似的便函。在６０多岁的时候，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仁爱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起的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学习时的朋友。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 Ｂ·Г·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６０００卢布。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 祝您身体健康。 约·斯大林③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2) 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 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７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１９０７年１１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１９１４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④。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 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１９１３年１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写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１０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 甚至个别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报告。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内务部长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汇报： 苏联内务部报告：今年６月２３日，苏联内务部北方铁路工程局附属鄂毕河劳改营有一批犯人共３３人解除了看守他们的两个士兵的武装，抢了两支冲锋枪和４０发子弹，然后沿鄂毕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 截至６月２９日，逃犯已有４人被击毙，１２人被抓获，其余的人在追捕中…… Ｃ·克鲁格洛夫⑧ 斯大林命令有关负责人员前往出事地点，设法把其余的逃犯抓回来，要求在“行动”结束后必须向他报告。他的惩罚机关是沙皇宪兵局根本无法比拟的。 未来的“领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报纸时，不能不感到即将发生重大事变。但当世界大厮杀爆发的时候，这位移民流放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后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人们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经不想从流放地逃跑了（虽然起初有过这种打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期间他在地下状态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他不愿意在动员期间被征召入伍。实际上，当１９１７年２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会想让他入“伍”的时候，发现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干瘦，一只脚有缺陷），认为他根本不适于服兵役。 这四年流放期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的暗流在社会的河床里逐渐上涨，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不满，斯大林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已经到了这份年纪的他，对自己在２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无成感到了绝望？或者，斯大林预感到他很快即将进入生活和斗争中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专制制度能够推翻的想法？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知道。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斯大林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讲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时间消极无为，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党中央委员的样子。在流放地，斯潘达良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实际领袖，流放者都集结在他们两人周围。斯大林孤独自处，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斯潘达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苏连·斯潘达良命运不佳，没能看到革命的火光：１９１６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长时间情绪消沉的时期，是他作出个人抉择的时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期。他那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儿子该长高了，而他暂时还没有给过他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任何东西。母亲的情况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４０，而个人前途还很渺茫。斯大林没有任何专长，他什么也不会干，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活。顺便说一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３０年的这个人不曾有过任何职业，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点神甫这种职业的话。如果说，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毕业于实科中学，大学没有毕业的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是某机构一个勤恳工作的事务秘书，而卡冈诺维奇是一个手艺不坏的鞋匠，那么斯大林连他父亲当的鞋匠也不是。警察当局在调查表中“会不会手艺（职业）”这一栏里给他划上一道杠，要不就填“办事员”。斯大林本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职业种类和社会出身的问题都感到为难。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调查表上（他以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对“属于何种社会集团（工人、农民、职员）？”这个问题，斯大林就不敢具体回答，而把这一栏空起来⑨。 未来的总书记虽是职业革命者，对工人、农民和职员生活的了解还不如一个流放犯或囚犯。可能，这在当时的活动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他个人一直也没有改变的一个特点：斯大林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似乎了解得很多，但都是……道听途说，很肤浅。诚然，总有一天，他会“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图鲁汉斯克时期长时间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对他的很长一段生活进行“反思”。一切情况表明，斯大林要脱离革命道路已经晚了。关于彼得格勒反战情绪高涨和革命运动出现新高潮的消息使斯大林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位移民流放者恢复了往日的“战斗”姿态。 诚然，关于斯大林这一段经历也有另一种证明材料。例如，老布尔什维克维拉·施韦泽１９３９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断言，斯大林从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就表现积极，当时就专门发了一封信谴责“护国主义”。据该书作者说，斯大林很快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但是这封信不仅没有保存下来，而且在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受苦受难的人们当中谁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和听说过。维拉·施韦泽曾如实地描写过流放者的生活，她在进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时期这样介绍斯大林未必是出于自愿。例如，她写道：“列宁的提纲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注）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还在当时，斯大林跟同志们谈话时就曾告诫说加米涅夫不可信赖，说他“会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罗莎·卢森堡的一部著作译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终在“紧张地工作”，“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⑩。这种证明材料的吹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但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客观介绍斯大林的著述，这是勿庸置疑的。 翻阅一下档案材料，分析一下当时呆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后，那里能凑“一大帮”，其中有戈洛晓金、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良、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和证明材料，你就会得出结论：十月革命前夕的四年是斯大林一生中最没有作为的时期。极地的狂风和西伯利亚的严寒，好像把斯大林身上支配社会活动积极性的智力神经冻结在雪原上了。设想一下一个一头乱发、长期睡硬板床、在无休无止的暴风雪发出的怒吼声中想着自己什么事情的人，几年以后竟会领导一个泱泱大国的强大的党，好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斯大林期待着，记下一个个重大事件，考虑着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回忆风云变幻的往事时，谁知道他脑海里会闪过哪些镜头呢：塔墨尔福斯，巴统监狱，沃洛格达，阿利卢耶夫的住宅，抑或是那么多年没有见到的小儿子？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转化为行动、行为、建树，就像是不停地变幻的云彩，它的虚无缥缈性是不可捉摸的和无法再现的。这几年里，未来的“领袖”每当把压在身上的狗皮袄使劲裹严准备入睡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在利用今天知道的情况从正面和侧面审视革命前夕的斯大林时，不能不提到未来的总书记长期保持的、经久不衰的所谓“抢劫者”的名声。 本世纪初，在工人运动的一些激进派中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革命运动”，抢劫是“可以容许”的。唐恩、马尔托夫、苏瓦林以及斯大林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的证明信件都指出，“高加索战斗队员朱加施维里”参加过几次抢劫，如果不是直接参加，那也是组织者之一。例如，马尔托夫就断言，１９０７年在梯弗里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一次以大胆行为而闻名的袭击，“绝不会没有斯大林”。当时“抢劫了”将近３０万卢布。马尔托夫曾就此在他莫斯科那家报纸上写道：“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对于这一点，那位曾因同抢劫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的斯大林君也很清楚。”紒紜矠 大家知道，斯大林曾坚持要追究马尔托夫的责任，说他进行了污蔑。但是，当他就马尔托夫的声明发表讲话时，却把重点放在他从未被开除出党组织这一点上，而回避他直接参加过抢劫活动的问题。斯大林同艾·路德维希谈话时，也间接证实了他参加过抢劫。艾·路德维希在提问时曾经问他： “在您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您对斯捷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兴趣？您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和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兴趣的。”紒紝矠 接下去谈论这些农民领袖时，斯大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强盗性”事迹，有意不对这个问题具体作答。参加革命活动多年（虽然只在一个地区），头上还罩着富有浪漫色彩的“抢劫者”的光环，经受过羁押站、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的考验，所有这些为斯大林逐渐树立了“战斗队员”、实际工作者、实干家的名声。这样的评价多半更接近实际，但是要考虑到他在最后一次流放期间表现消极。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3) 当然，斯大林能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列宁在１９０３年１２月写给斯大林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发往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的，当时斯大林正在那里流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仔细地了解来自民族地区的革命者的情况，他从党报党刊上一些短小通告中和同志们的介绍中注意到了约·朱加施维里。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朱加施维里说明了党的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斯大林第一次公开提到这封信，是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底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举行的一次悼念列宁的晚会上。斯大林用低沉的、毫无表情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１９０３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紒紞矠 斯大林不能抱怨列宁对他不关心。革命前夕当他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曾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安排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逃跑的问题紒紟矠。在此以前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往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给斯大林寄了１２０法郎紒紡矠。斯大林从流放地寄了一封信，提出可否把那篇论《民族文化自治》的文章和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合在一起另外出一本文集的问题紒紣矠，列宁对这封信也很重视。 １９１７年以前，斯大林同列宁有过几次会见。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克拉科夫。在这以前，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和伦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列宁也有过接触。但是，后来斯大林对这几次会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在１９３１年他就说：“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１３年）……”紒紤矠结果成了斯大林不是去出席代表大会和工作会议，而是“去看列宁”。这种篡改个人经历中重大事实的做法，后来曾为“两个领袖”的观念、为制造斯大林还在革命以前就同列宁有特殊关系的神话“服务”。诚然，斯大林在证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系亲密时，表现了他一贯的谨慎态度。下面是一个例子。 战前不久，波斯克列贝舍夫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有一个问题请您征得同意，就是能否在报刊上发一个关于“列宁重大纪念日革命陈列馆”的消息。 塔斯社主要负责人 Я·哈温松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 随信附有有待“征得同意”的一份文件。 致弗·伊·列宁　克鲁普斯卡娅转　发往克拉科夫 １９１２年３月７日 运到了将近两普特书刊。我们分文没有。请通知有关方面，让他们另外派人，或者寄钱来…… 致同志的敬礼 契日科夫 斯大林在文件上批示说： 契日科夫的信不是我的信，虽然我曾一度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 约·斯大林紒紥矠 斯大林本来可以补充说：他不仅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而且用过伊万诺维奇、乔普尔、吉拉施维里。但是在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有人让把契日科夫这个姓“给”别的什么人用过，一是斯大林算计了一下，这样的信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领袖”不愿意回到过去，哪怕是暂时，哪怕是在脑海里，即使问题同列宁有关。 从革命前搞地下工作的技巧中，斯大林学到了不少看人说话的本事。他在政治局是一副面孔，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另一副面孔，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谈话又是一副面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觉察出他的这些变化，但这是客观存在。斯大林在小范围内会比他“当着老百姓的面时”表现得粗鲁。这一点，跟总书记长期共事的人可以作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扮演自己的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角色，不管演得好不好，不管对这一点理解不理解。许多人扮演劳动者、母亲、父亲、教师、儿子、女儿这些角色很自然。感情最真挚的“演员”是孩子。但是，在社会等级上层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扮演的就是自己。他们有时演得虚假，有时演得自然，但……都是在演自己。也许这是因为站得最高的人许多人都看得见，甚至还注意得很细。而一个人能不能支配其他的人，往往不仅取决于能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他给人的印象，他的“外观”，他有没有领导者的魅力。在库列伊卡时，斯大林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是后来才懂得这一切的。何况在革命以前，很少有谁会去仔细端详斯大林。斯大林相貌并不感人，说话声音很低，态度温和，无论是谁也看不出这是未来的独裁者。 在巴库、库塔伊西和梯弗里斯的工作表明柯巴的组织能力不错。但是早在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地下工作者就已发现，斯大林把党组织看作是实现这些或那些决定的机构和机器。布尔什维克阿·萨·叶努基泽、普·阿·贾帕里泽和斯·格·邵武勉在工人中间都比朱加施维里有名气。朱加施维里在马克思主义修养和地下工作经验方面并不比他们逊色，但在个人声望方面却明显落后于这些公认的外高加索领袖。当时他还没有一个机构（后来才有）坚持不懈地为他树立这种声望。 斯大林的流放生活行将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的末日也将来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预测到，存在了多少世纪的专制制度大厦过不了一年即将倒塌，它将成为新与旧、革命与保守这两种原则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个人——在俄国，人们对他的正面和侧面暂时还很不熟悉的一个人，也将起到自己的作用。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1) 列宁到来之后，斯大林的作用开始变得更明确了：他经常执行党的领导委托的各项任务。斯大林在幕后活动，很少在革命群众中露面。对于担任保密问题方面的领导，同各委员会建立联系，处理准备武装起义各阶段的日常事务，他倒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历史的屏幕上，还看不见他的并不高大的形象。 ６月３日至２４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非布尔什维克的机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孟什维克１２３人（包括１６名候补委员），社会革命党人１１９人（包括１８名候补委员），而布尔什维克仅５７人（包括２２名候补委员）純紥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波德沃伊斯基、邵武勉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妥协性的。在７月和平游行示威遭到临时政府镇压之后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情况很清楚，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了。后来列宁写道：“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７月４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７月４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純紦矠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与调动士兵去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临时政府相勾结，他们已经“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到了。 斯大林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安排列宁转入地下。有一段时间列宁住在阿利卢耶夫的家里。７月初，在这里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了列宁、诺根、奥尔忠尼启则、斯塔索娃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斯大林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就如何对待当局要求“出庭受审”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大家都知道列宁在这次会议前曾经表示：“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紕紛矠对这个问题意见很不一致。起初许多人表示赞成出庭受审，不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要作出明确的保证。但是米·伊·李伯尔和尼·安·阿尼西莫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声称“他们不能作任何保证”。当报刊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恶毒攻击时，情况就逐渐明朗了，反动势力正在策划对领袖的迫害。经过长时间地讨论，大家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出庭受审并且离开彼得格勒紕紜矠暂时隐藏起来。起初斯大林的立场并不明确，但后来他坚决反对出庭受审。斯大林用他那特有的果断口吻明确地说： “士官生不可能把人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要打死。必须把列宁同志可靠地掩护起来……” 这些话可以找到很多根据。原国家杜马成员Ｂ·Ｈ·波洛夫佐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一个被派去泰里约基逮捕列宁的军官问他： “‘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抓活的还是大卸几块都行？’ “我笑着对他说，凡是被缉捕的人总要设法脱逃的……” 斯大林负责把列宁护送到安全地点。毫无疑问，这是考虑到斯大林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在几个可靠的人的帮助下周密地考虑和拟定了列宁撤离彼得格勒的计划。 在这些局势极其危险、社会关系十分紧张的日子里，在斯大林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认识了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娜捷施达，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斯大林比娜捷施达大２２岁。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斯大林来到巴库后就认识了阿利卢耶夫一家。顺便说一下，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给友人的２０封信》中说，１９０３年斯大林救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当时才两岁的娜嘉从海边掉下水里，是斯大林把她救起来的。对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来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浪漫情调，还带点神秘色彩。 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回到家里，发现屋里有许多陌生人。人们开始仔细地盘问她外面的情况。姑娘激动地讲述着，外面如何传说七月起义的肇事者正是“威廉皇帝的奸细”，他们已经乘潜艇逃往德国，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列宁。当小阿利卢耶娃知道了她讲述的马路新闻的主人公就在他们家里时，感到非常不安…… 集合在这里的人不再追问满脸通红的姑娘，而开始对讨论的问题进行归纳：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建议不出庭受审是正确的，因为有人正在策划对列宁的迫害。大家决定，列宁必须化装更衣，先到谢斯特罗列茨克，然后去芬兰。列宁当年隐匿的住宅的主人阿利卢耶夫后来回忆说： “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去海滨车站。工人叶梅利亚诺夫走在前面，他是１９０４年的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跟在他后面，离得不远，我和斯大林走在最后。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三个旅客进了最后一节车厢。我和斯大林等着火车平安开走，才转身回来。” 谢尔盖·雅柯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本人的这些回忆有一点写得不够准确。送行的人中没有季诺维也夫，因为当时他自己也处于地下状态。列宁化装后，护送他的除了阿利卢耶夫外，还有一个叫维·伊·佐夫的工人和斯大林。 从那以后斯大林就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的中间环节之一。认为列宁信赖斯大林，给他作必要的指示，提意见，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例如，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多次见过列宁紕紝矠。当然，关于这些会见没有任何速记记录，然而列宁的思想和意愿在代表大会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中是有反映的。列宁感到欣慰的是，出席会议的代表已经代表着将近２４万名党员。党的队伍在四个月内扩大了两倍。革命领袖认为这一事实是对既定方针的正确性的重要证明。列宁的《政治形势》、《论口号》、《答复》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奠定了基础。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肯定了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定是正确的。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的路线得到了代表大会的确认。 从那时起，尽管斯大林很忙，但他开始经常去阿利卢耶夫家；斯大林虽然冷漠无情，但是对他那纯洁天真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未来的妻子却是一往情深。娜捷施达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她心目中的“老地下工作者”。 在政治舞台上他像过去一样几乎不引起人们注意。当时党一半处于地下状态。按照列宁的指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担任必要的工作。斯大林在群众中仍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作用提高了。 与此同时，各种事件犹如秋风刮起的落叶，纷至沓来，把国家推向十月革命的前夜。这些事件，有的滑稽可笑，有的是悲剧性的，有的普通平常，也有的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我对它们不去评说，也不作解释，而是将它们罗列出来，便于读者领略那些日子的政治特色。让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一时期彼得格勒各报是怎样报道的，档案中又是怎样记载的。 ７月２６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１７１人填写了登记表，其中１１０人被监禁累计２４５年，１０人服苦役累计４１年，２４人被强制迁徙累计７３年，５５人被流放累计１２７年。１５０人遭逮捕累计５４９次，２７人侨居国外累计８９年。奥里明斯基受组织局的委托主持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８月８日。基利尔大公在自己住宅的屋顶上插上一面红旗，而当时已经下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他已开始读《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 ８月２４日。克伦斯基拜访前沙皇，让他和他身边的人员做好“撤到安全地方”的准备。尼古拉说：“我不担心。我相信您……” ８月２８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发电报给莫斯科军区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称：“在当前的严峻时刻，为避免发生内战，避免在首都大街上发生流血事件，我命令你们听从我的指挥，今后也要执行我的命令。”最高司令官回答说：“读了您关于不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感到十分惊讶。内战就是您挑起的，我已经对你说过，这将是俄国的毁灭。可以而且必须改变政策，但是不能在战线被突破的时候破坏人民的最后的力量。我不能像换手套一样改变誓言……” ９月２０日。《消息报》报道：在芬兰逮捕的维鲁博娃、巴德马耶夫、马纳谢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关押在斯维亚堡要塞。水兵坚决反对释放并决定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之前把他们关在斯维亚堡要塞。 １０月４日。整个厄塞尔岛（在里加湾内）被德国人占领。他们的武装力量正在向蒙岛发起进攻。俄国舰队在同拥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武装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后损失了“光荣”号舰，而转移到蒙海峡。 １０月１０日。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列宁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会议是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他的妻子是布尔什维克。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列宁指出：“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权力转移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紕紞矠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2) １０月１４日。《新生活报》报道：彼得格勒每天需要粮食４８０００普特。１０月１１日运到谷物１８０００普特，１２日运到１２０００普特，１３日勉强凑足４０００普特。彼得格勒市杜马委托市长号召市民保持平静。决定召开杜马的专门会议讨论粮食问题。 １０月１６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有党的其他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洛莫夫。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博基报告了各区的准备情况和情绪：“暂时还没有战斗情绪，但是正在进行战斗准备。一旦开始行动，群众是会支持的。”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列决议案：“会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赞成决议的１９票，２票反对。选出了实际组织筹划起义的总部，成员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 １０月２０日。《工人之路报》报道说：“俄国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查苏利奇以及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们担心这些‘泰斗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睡不着觉。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那有什么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离开革命的死人……”紕紟矠 １０月２４日。晚上列宁从维堡区转移到斯莫尔尼宫，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天夜里一队士官生赶到芬兰大街６号搜捕《工人之路报》的编辑部成员和列宁，但被赤卫队解除了武装并押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就在当天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全会。加米涅夫提议，非经专门决定，中央委员会成员今天一律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托洛茨基认为有必要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指挥部并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提议，一旦斯莫尔尼宫遭到破坏，应该在“阿芙乐尔”号上建立据点。斯大林没有参加会议……紕紡矠 ２５日凌晨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下令攻打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１０月２５日。党的历史大事记是按小时来编写的，按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小时……占领尼古拉车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近尼古拉耶夫桥。巴甫洛夫团在米利翁街，冬宫附近布置岗哨，盘问所有的人，把被逮捕的人押送到斯莫尔尼学校。国家银行未经战斗被一队水兵占领……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拒绝支持临时政府。司令部和冬宫的电话被切断……华沙车站被占领。“十字”监狱的政治犯被释放……伊兹迈洛夫团的分队占领玛丽亚宫并要求预备议会的成员打扫房屋。巴甫洛夫团占领涅瓦大街。 １４点３５分在托洛茨基的主持下召开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紧急会议。托洛茨基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再存在，预备议会被解散，被监禁的人已释放，关于旧政权崩溃的无线电报已发到作战部队。冬宫的命运必须在最近几个小时内决定。然后，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列宁在一片欢呼声中发表讲话……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 大家知道，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由几位中央委员组成的军事革命中心（由五人组成，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动员革命力量进行决定性的冲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负责的。１０月２４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历史性的信件中要求党的领导： “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紕紣矠 今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列宁的号召有着良好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首批成果在１０月２５日晚上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巩固。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克良斯基、诺根、克雷连柯、柯伦泰、李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梁赞诺夫、穆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斯图契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卡霍夫斯卡娅、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扎克斯、卡列林、古特曼。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中简直看不见斯大林的踪影。他守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列宁有关日常工作的指示，向各委员会传达指令，参加起草要刊印的材料。我所查阅过的有关这些历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 马尔托夫试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必须和平解决危机的决议案；社会革命党人亨德尔曼代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持要通过一项谴责“夺取政权”的决议案（但是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中赞成这项决议案的也只有６０票，反对的有９３票），崩得像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也反对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锡安工人”离开了代表大会。其实，夜里两点钟就占领了冬宫。（原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基什金、帕尔钦斯基、鲁滕贝格、别尔纳茨基、韦尔杰列夫斯基、马尼科夫斯基、萨拉兹金、马斯洛夫以及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命令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特鲁别茨科伊 堡的其他人，对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他们的名字已经陌生了。）而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继续进行，直到天明…… 约翰·里德这样描绘了代表大会的气氛：“我们穿过挤在门口的喧哗的人群来到大会议厅。在长凳上、椅子上、过道里、窗台上，甚至在主席团就坐的平台边上都坐满了全体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他们在巨大的白色枝形吊灯的照耀下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人们等待着主席的铃声，时而死一般地肃静，时而喧嚷得震耳欲聋。室内没有暖气，但是由于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而显得很热。绵绵不断向上升起的闷人的蓝色烟雾在浑浊的空气中缭绕。”紕紤矠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代表大会选出了由１０１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委员会中已经占了６２个席位，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没有取得一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米柳亭认为必须同其他党派分掌政权。妥协派提出的成立社会党人联合政府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政府。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托洛茨基、越飞、索柯里尼柯夫、穆拉诺夫都站在列宁一边。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表现得怎样呢？他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尽管他经常加入，几乎总是加入各个不同的领导机构，为什么在革命大事记中极少看到斯大林的名字呢？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证明材料。请看《斯大林传略》是这样评价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在这本书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他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各地区布尔什维克报纸上都转载过他的指示文章。斯大林常常召见各地区组织的代表，亲自训示指导，并为各地区定出战斗任务。１０月１６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紕紥矠确实只有这一些。这是明显的有意赞扬：只有列宁和他斯大林。他只是通过“召见”和“下指示”来领导工作，而这却是３０年代才有的做法和说法。传略的作者们很难说出一点具体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在革命高潮的日子里什么也没有“领导过”，什么也没有“指导过”，也没有给谁“下过指示”，而只是执行列宁日常的指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斯大林继续撰写一些阐述党的决定的文章。１０月２４日，当克伦斯基下令查封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报》时，斯大林同赤卫队员一道参加了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战斗。于是就在当天，１０月２４日的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文章，在这篇完全与时代精神不符的平淡乏味的文章中他还在谈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１０月１１日发表的《论时局》相呼应的，而这两个惊慌失措的人在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我们举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并且说资产阶级在这种威胁下就不可能破坏立宪会议。斯大林在起义前夕也认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同时，他的确也论证了“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柯诺瓦洛夫政府”紕紦矠。 斯大林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然而，尽管斯大林进入了决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问题的党的领导“层”，但是在１９１７年他并未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任何独到的见解。他属于第二或第三领导梯队，因此后来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杰出作用的一切颂扬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作用是杜撰出来的。 斯大林尽管进入了几乎所有的革命机构，但是几乎没有负责任何具体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细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许多东西。托洛茨基的干劲、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诺维也夫易冲动的性格都使他惊叹。斯大林曾几次见过普列汉诺夫，并且对他相当尊敬。普列汉诺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这种激烈的语句使斯大林大为震惊。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没有到此止步。普列汉诺夫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梦呓”，他谴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又谴责了布列斯特和约。普列汉诺夫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而陷入庸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他到芬兰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对它。他的政治原则都是道义上的原则。 １９１８年６月４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莫斯科工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席会议上，为已故的普列汉诺夫默哀１分钟。斯大林感到惊奇。他认为，一个公开表示不赞同他的事业的人就永远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个大会上致悼词和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举。……对斯大林来说，革命只是斗争。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敌人。如果斯大林还没下决心支持一方面，那么他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只能使他观望，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斯大林在内心深处把向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致哀称为与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党内的同志还会有机会确信这位未来的“领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的。 十月武装起义过去三年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一批当年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参加纪念晚会。斯大林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参加。许多人都来了，有托洛茨基、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波德沃伊斯基、科兹明等。人们多次回忆起列宁，也谈到托洛茨基，提起过加米涅夫、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马尔金、拉齐米尔、契切林、瓦尔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缔造者。速记记录还保存着：人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无论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还是谈到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水兵群众中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尽管未来的总书记实际上曾在一切高层机构中任职。要知道几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许多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都奔向“阿芙乐尔”号，都拦截过克伦斯基调来的脚踏车兵大队，组织夺取银行、电报局和车站。对大家来说，斯大林还是一个执行革命机构委托的个别任务的不显眼的配角。他实际上不具备从事创造性革命活动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来证明自己。 未来的“专制君主”对自己的“不显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恼。到了３０年代只有当别人从“两个领袖”创业的角度来谈十月革命时，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畅。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历史性的清洗”和纠正；后来到了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那个悲惨时期，他们的肉体也被消灭了。到了４０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装起义和积极领导者已屈指可数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为领袖撰写新的“十月革命传略”的人还活着。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作用越夸大，革命老战士就越少。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3) 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以后把斯大林当作自己进行别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对象，当然，关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他写得相当尖刻。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说，１９１７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一贯一言不发。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通常是跟着列宁开辟的正式轨道亦步亦趋。“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主动精神。他没有提出过任何独立的建议。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紖紛矠 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后来，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 １９２４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 “１０月２５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紖紜矠。 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４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斯大林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１９２８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斯大林接着说：“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列宁在提出选举实际领导起义的总部时，没有推荐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看来，‘鼓舞者’、‘主要人物’、‘起义的惟一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被选入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样一致起来呢？”紖紝矠斯大林在这里又进行了歪曲。领导起义进程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实际的总部。 我们看到，党的两位著名活动家在革命几年之后都企图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贬低、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个人论敌的贡献。尽管在十月革命时期还不可能出现后来称为办公室领导的现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作用也仅仅限于草拟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机构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还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过战斗行动，组织过武装队伍，深入部队、舰队和工厂去发动群众完成具体的策略任务和作战任务。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处于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他只充当配角。革命时期非常宝贵的智力素质、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热情和冲天干劲等等品质斯大林都不具备。处在革命之中、处在革命的震中的从来都是列宁。托洛茨基低多了。再下面才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大军。而在这个大军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两个领袖”的情况不曾有过。如果在１９１７年我们对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几十个布尔什维克说，１５年之后“官方历史”将记述革命是由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他们是无法设想的，甚至认为连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然而，十分遗憾，历史，历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转的。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斯大林事后成了“英雄”。 尽管斯大林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就是党员，从１９１２年开始任中央委员，这个那个苏维埃、委员会、编辑部的成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这一切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官僚的）地位。斯大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会议，这仅仅证明他进入最高层领导集团。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了解、研究范围广泛的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机关工作的机制，积累政治经验。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宁的好评，即认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仅像一个普通执行者应当具备的那样，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还善于搞妥协折衷，随机应变，在不断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环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和看风使舵的中派分子。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1) 有一个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列宁是为哪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自己的“遗嘱”的？我们记得，“遗嘱”一开始就写道：“我很想建议在这次（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代表大会上……作一系列的变动。”可以认为是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但是信中哪里也没有直接点明。同时，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十分严重，以致他未必能坚持要求把《信》传达给代表。出现了列宁指示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但是，也有证据说明，他嘱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后才拆开信封。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封《信》是写给“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既然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总书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在列宁３月发病，从而实际上失去了与人积极交往的可能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面前。 １９２３年３月以后，斯大林在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就两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也许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总是喜欢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开，把思想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这种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加强了思想的鲜明性、清晰性、明确性。例如，正是由于他，关于“引带”把党同人民联接起来的思想得以流行开来。他把工会称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带”，按他的说法，在工会中现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第二根“引带”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认，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指富农。按照报告人的意见，第三根“引带”是青年团。在这个领域里，敌人的进攻特别顽强。接着，他按龛设神似地列举了其他“引带”——妇女运动、学校、军队、报刊……同时，他还尽力用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形象说法来形容它们，如说报刊是“党的喉舌”，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如此等等紗紜矠。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引带”的工作内容本身谈得很少，但却大谈特谈有哪些敌对力量“在这里同我们作对”。毫无疑问，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更多的已经是采取隐蔽的、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却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显的和想象的敌人斗争、拼搏、对抗上面…… 还在几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岁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设想，竟然出现使他能真正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的机会。命运是乖戾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预料，竟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这段经历也向潜在的对手们表明，掌握了机构的妙用，再加倍进行精心策划，就能大有作为。特别是如果积极地“保卫”列宁主义的话。当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顺便指出，斯大林现在的对手经常攻击他隐瞒实际情况。在２０年代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公开性传统并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当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党的文件和报纸，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斯大林痛心地谈到１９２２年的饥荒及其后果，“非常可怕的工业萧条”、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实事求是。斯大林当时对这一切并不隐瞒。在列宁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数越来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极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党内开始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总书记在政治局内的影响的加强。他的办法就是逐渐孤立托洛茨基，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阿·巴·巴拉绍夫对我讲： 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大家都支持季诺维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是个单数。”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缓和气氛。 巴拉绍夫继续说：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看来是协调他们的立场。于是，我们在秘书处私下里就把在斯大林那里的“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在２０年代，斯大林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们分别是纳扎列江、坎涅尔、德温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诺夫……他们全都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机关里也按相应的态度行事…… 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因为这两人都拼命想向上爬。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担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当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从客观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批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他们签发了所谓的“四十六人声明”。这批人当中甚至有一些党内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柯秀尔、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等。托洛茨基指责中央的主要论点是：“党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他重申了他所谓“工业实行硬性集中”（关闭一批大厂）、“收紧对农民的政策”的主张，再次坚持实行“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谈谈。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时就宣称：“工人群众不能成为到处流浪的俄罗斯部族。他们应该同士兵一样，可以调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挥。这也就是劳动军事化的原则，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地谈论在经济遭到破坏和饥荒流行的条件下按新的原则建设任何工业。”紗紝矠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采用军事方法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作为“兵营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欢谈论党内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１９２３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的条件下用某种方式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中央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的声誉，首先是败坏了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的声誉。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声望却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参加会议的１１４人中只有两个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实际上，早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在党内开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于孤立。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于是，他企图依靠军队，在那里他还颇有威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托洛茨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１９２４年１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后来，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中央发起进攻，几次挑起争论，都抱有个人的目的——想当俄共（布）领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对他极端不利的时刻发起争论的，实际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败。托洛茨基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 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车来到首都。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没有同战友们见面。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2) 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４０００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 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１９１７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紗紞矠 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在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１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０至２１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紗紟矠。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１８７９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紗紡矠 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 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 “他追求功名。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紗紣矠 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旧军队的重要军官之一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凭着良心开始帮助苏维埃俄国的阿尔特法特来到我的房间，径直对我说：‘我过去到这里来是出于被迫。我不相信你们。现在我要帮助你们，要以我从未有过的自觉态度，抱着坚信我在为祖国服务的信念，来尽自己的职责。’”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紗紤矠。 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紗紥矠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3) 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１９２４年１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１月１９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 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这种离奇事。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了政治上的评价。 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克鲁普斯卡娅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把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念给列宁听。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回忆说，星期六她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激动起来；她对他说，这些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托洛茨基后来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许列宁认为，这个事实是分裂的前兆，一个人力量加强的开端。不难想象，列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却不能积极参与党内事务，他是多么地难过啊！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无能为力……强劲的思维能力被无声地禁锢起来……完全可以猜测到这位天才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性。列宁明白，他的关于党的领导机关中派别斗争可能尖锐化的推测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 ２１日白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从列宁３月发病之日起就帮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照料生病的伊里奇的缝纫厂女工叶夫多基娅·斯米尔诺娃回忆道： “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给他端去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他没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里躺下了。我守着热咖啡等到４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有人向我要几瓶热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经不需要了……” 傍晚，１８点５０分，列宁去世了。病理解剖检查证实了医生们的诊断，即主要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脑血管硬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没有来参加葬礼，尽管他有足够的时间。１月２２日他从梯弗里斯火车站通过电报给《真理报》发来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 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 我们现在由于无比的悲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伟大恩赐生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过，向他学习过…… 我们如何前进？——手拿列宁主义的信号灯……紗紦矠 如果怀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诚，那是有失恭敬。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宁。 ２２日夜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而１月２７日，装有伊里奇遗体的灵柩被安放在红场的陵墓中。１月２６日开幕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永远纪念列宁的重要决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在挂着黑纱的大剧院举行。 傍晚６点２０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仿佛在追悼会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发表“誓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首先讲话的是加里宁，接着讲话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直接问在场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目中所想象（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那个乐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和集体组织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强强地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的一切呢？”讲话的还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苏列夫、克拉尤什金、谢尔盖耶夫、纳里曼诺夫、兹韦列娃、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在讲话中谈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从来不害怕孤立。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次伟大的转变关头，这位肩负着领导人类大众使命的领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围不仅没有军队，而且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从来没有遗弃过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真正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的信念。”紘紛矠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奥登堡、伏罗希洛夫、斯莫罗金、李可夫。斯大林是第四个讲话，在季诺维也夫之后。 斯大林是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讲话的（像通常一样，讲稿他自己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讲话内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开。他号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劳动王国”。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某种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终都具有的东西：颂扬力量、敢于牺牲——“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打退了无数次的攻击”，“我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一定奋不顾身”紘紜矠。斯大林代表党宣誓要维护党员称号和党的统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各兄弟共和国的联盟，要忠实于国际主义。讲话中既没有提到民权制度，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提到自由。可能它们属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只有暴力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推选加米涅夫担任。斯大林仍然留任总书记，等待党的“十三大”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去世的列宁的意愿，“十三大”应该宣读他《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那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知道这封《信》呢？不同的证明材料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1) 有一些事件到适当的时候仍然不为历史所注意，尽管它们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尤其关系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命运。我已经说过，这封信非常可能是写给党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信并没有向代表们转达。马可·奥勒留写道：“我认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思想即使谨慎从事，反复作一些考虑，仍能直接射向目标。”列宁在他的《信》中叙述的思想虽然碰到不少障碍，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标”。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由于存在阻力，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来，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们仍将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并说明：实现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纯洁。 打印成几份并放在几个信封里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的列宁的信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记录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移交手续的专门记录中，克鲁普斯卡娅亲手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１２月２３日至１月２３日口授的札记，共１３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札记，其中有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这一札记通告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紘紝矠 在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全会听取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紘紞矠 这是没有列宁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他一开始就格外激动，他说：“……在今天的《真理报》上，我们亲爱的工人诗人之一对于党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这个时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绘： 　　　　　　 显然，人们心里 　　　　　　 非常难过， 　　　　　　 眼窝深处 　　　　　　 呈现出哀伤。 　　　　　　 因为代表中央…… 　　　　　　 作政治报告的…… 　　　　　　 不是……不是列宁…… “我们现在必须在没有列宁、没有灯塔、没有地球上最天才的头脑的情况下解决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紘紟矠 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报告谈了一连串问题：一年的总结，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时间因素，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争论的总结，民族问题、国际形势和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为仅仅是城市的政党”，谈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无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还是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实际上都没有涉及列宁在他最后一批书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样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宁的战友们的智力水平（虽然这种水平总的说来也是高的），我再说一遍，无法使他们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用深远的眼光去看未来。要知道，列宁不是单纯地——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阐述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也表现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公式主义，即习惯于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简化，直到谁都认不出来。列宁的“遗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其中心是人，还有一些探讨如何保证民权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列宁是在寻找道路：怎样避免工人、劳动者同他们的权力异化？怎样战胜正在产生的官僚制度？怎样使机关成为民主的、灵活的机关，怎样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怎样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列宁的打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主要之点。 非常遗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也许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列宁的天才意图。党的“十三大”审议了日常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解决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务。列宁遗嘱中发展民权制度这个中心思想没有成为代表大会的主要思想。这恐怕就是后来发生各种灾祸的主要根源。 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面即革新领导机关的问题，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事实上没有提出来。斯大林只是触及到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列宁谈到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是扩大了，尽管入选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职业革命家。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很少，应当承认，这是很不一样的。 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对列宁异常关心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独特的，确切些说，是片面的阐述。报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厂工程师即一位专家所发表的见解。这位工程师说，仅仅给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还不够，必须给人们以“人权”。工程师说：只要我们没有这种权，我们就会处于消极状态。只要不承认“人是国家最高价值”，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诚然，除了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这位专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意见。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作了如下的反应：“……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非常清楚，他们（指专家们。——本书作者注）在我们共和国看不到这种权利，就像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紘紡矠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他们都没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的中心应该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问题。这种无知也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说，革命以后才过了六年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本顶不住国内外敌人的压力，但是忘记列宁那么关心的民主原则、民权制度，或迟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 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并未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各个代表团由专门挑选的人向他们介绍了这封《信》的内容。加米涅夫特别活跃，从这个代表团转到那个代表团。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在“念”完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建议：提请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一切就到此结束。实际上，“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传达列宁的《信》，对《信》的意义事实上就估计不足。于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没有成为确立党内生活民主准则的基础，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作出组织变动并推选新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基础。这里必须考虑到，从写这封《信》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后者在列宁逝世前不久就曾对党的方针，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过疯狂的攻击。斯大林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实际上也保护了他自己。他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代表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许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于承认托洛茨基正确……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而首先是许多代表政治素养不高的结果。后来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大多数居民，而且大多数党员在一定阶段的政治素养不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现在，他们通过革命抛弃了天上的神灵以后，却采取步骤去创造地上的神灵。他们也不知道，天上的神灵是一个象征，它主要要求象征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灵不会满足于这一点，他要求提供骇人听闻的供物。唉，像列宁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太罕见了，在历史上真是太少有了。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养都不高呀！难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不懂得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领袖的“遗嘱”？我想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统一”口号淹没了理智和良心发出的呼声。甚至可以说，对理智和良心占上风的时机也没有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例如，为了抬高新领袖的地位，不仅一再削减、阉割现实的民主，把党变成权力机器，而且在看到人们要公开地、当众地抗议一个人篡夺权力的时候压制他们当中许多人本着良心发出的呼声。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问题在于，要能利用这种良心占上风的时机，就要敢于想问题……不过逆来顺受的心理通常总是更强烈。自由在人们的意识中常常处于像“灰姑娘”那样受歧视的地位。 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那封《信》以后，他曾声明要辞职。如果他的辞职被接受，可能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处在他的地位上都只应该这样行事。但是，这次辞职并不坚决。顺便指出，在２０年代，斯大林曾经两次声明他要辞职。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作了组织处理。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 “我想，直到最近为止，客观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对反对派来说是一种尅星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这样做只会对党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提高了，他在党内成了为统一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派别活动分子的人的化身。辞职要求再次被否决。但是，看来斯大林对这一点已经确有把握，要求辞职暗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2)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２０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个人——当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懂得这组“二重唱”的意图，并且到适当时候就装出这种“安排”使他感到满意的样子。要知道，他力争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问题即政治问题作报告，这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可以说，阻碍实现列宁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这两个政治家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事实上违背了领袖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他们在１９１７年反对过他，而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反对他。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喜欢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说，在革命以前整整１０年的时间里（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７年）他一直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还说什么谁也没有像他季诺维也夫那样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个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很亲近，他也不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确信自己在列宁身后会起特殊的作用。正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作出决定，不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开出来。虽然在党的“十五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上这个文件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在情况通报上发表了，但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看不到这个文件。 在处理这封《信》时表现出来的反民主作风被斯大林学到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课堂上、“班上”教他的东西。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留给过去。但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过去可能进行报复。这两人自己不知道，他们已经播下了过去同将来的冲突的种子。在流血的收获期到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连脑袋都丢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们制服了托洛茨基，对他们就失去任何兴趣了，而十几年以后，他冷静地批准了把他们处死。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有多少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如我们所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 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 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3)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２０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３０号上（印数１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 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紘紣矠。 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 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３０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的其他方面等问题。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的统一。 对列宁主张的实行广泛民主的根本立场的逐渐背离，不可能不在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所反映。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形、个人迷信反常现象和对权力的滥用，其深刻根源正是在这里。但是，十月革命的思想电荷如此不可战胜，以致一切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滤波器和绝缘器都不能把它完全消除，完全消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这一点，懂得这一点。这完全不是为了说明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永恒的。现在和未来都会逝去。看来只有过去才是永恒的。而过去常常给未来发指示。今天，未来是这样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亟需了解以前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于实现我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过去教导人们要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只要真正凭良心行事，总是会有成功的希望的。 必须正确地指出，当时正在建立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异常重视用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居民和青年一代。树立理想的“新人”形象，模仿未来个性的某种模式，成了一种流行的风尚。早在２０年代，尽管官僚主义倾向已开始加剧，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改造社会的问题仍然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生活方式简朴，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不高，随时准备响应社会的各种口号，深恶痛绝市侩习气、发财贪欲，跟惟利是图完全异趣的高尚情操——这一切为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和更晚年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官僚主义并没有扼杀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人们有着坚强的信仰。 列宁的原则在官僚主义积淀和教条主义框框的压制下并没有完全消失。他的思想，虽然不时遭到阉割，使人不能看见全貌，但是在为选择创造新事物的途径和方法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武器。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富有戏剧性，但是国内存在着决心捍卫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力量。 黑格尔认为，命运作为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一切。神学家们补充说，这是某种外部的力量，它知道每个人的未来，引导每个人沿着一定的小路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没有离开党的指挥桥楼转入某个人民委员部，而是违背他永远也理解不了的黑格尔的思想，把命运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测，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任总书记斯大林在历史上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谁能够说，他那不高的个头会给整个伟大事业投入如此可怕和巨大的阴影呢？ 悲剧的久远的根源，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在于当时正在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已经包藏着隐患。那位掌握着无限权力的人物，那位贯彻别人的思想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抱定宗旨要把按一长制原则管理这个制度的权力夺到手，而他面前又没有障碍。列宁的警告未受到重视。“老近卫军”忙于内讧而没有承担起充当集体领袖的历史使命。已经赢得的自由模糊了对未来的认识。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哲学自传习作中所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很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即自由不是民主性的，而是贵族性的。起义群众对自由不感兴趣，他们也不需要自由；他们无法忍受自由的重负。”紘紤矠这一看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从下一方面来看还是正确的，这就是：无论是“群众”还是“老近卫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支配已经争得的自由。未来像往常一样笼罩着一片烟雾…… 过去那不可逆转的过程和秘密尚且是个谜，而未来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更难意料了。 第一部第三章 选择与斗争 社会诞生的痛苦过程还在继续。而生活一天天在流逝。许多人的命运和各种情况、冲突交织在一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信心失而复得。在列宁逝世前，他对功名大概没有认真想过，但列宁逝世后……很难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就已相信能够实现看来不大可能的希望。人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个谜。 １７９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分钟（也许更少），路易·卡佩特问刽子手：“拉彼鲁兹有消息吗？”（拉彼鲁兹的环球探险队已经四年多杳无音信，后来查明是永远失踪了。）人的内心深处的确神秘莫测：再过一刹那，路易十六就不复存在于人世了，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运，却是拉彼鲁兹……谁也没有打算把斯大林推上断头台，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今后的计划。他当时有这些计划吗？ 斯大林的图书馆是１９２０年起在他克里姆林宫中小小的住宅里慢慢建立起来的，藏书大部分是革命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列宁、空想社会主义者等的著作集；托尔斯泰、迦尔洵、契诃夫、高尔基、乌斯宾斯基等人的书；还有宾什托克、宗捷尔、霍布森、肯沃尔季、坦希列维奇等人的现在鲜为人知的一些著作。其中的许多书并不只是这个简朴住处的摆设。书里有可能有斯大林用铅笔作的标记和划的着重线。 在拿破仑的《我的思想》中，在这位皇帝回首往事的一句话的页边上画着一道粗线：“正是在洛迪城下的晚上，我坚信自己是个非凡的人，我对取得功名、完成我以前只是幻想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①斯大林在违背列宁的意志而保住自己的总书记位置时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洛迪”呢？也许，对于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来说，这的确是高潮时刻：４５岁的总书记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他绝不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同伴们差。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他偶尔到祖巴洛沃自己的郊外别墅休息时想得愈来愈多了。２０年代初，莫斯科近郊有几百座“失势的人们”抛弃的庄园、住宅、别墅。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逃到了国外；一部分人在血腥的内战中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些“资产阶级奢侈”的标志物干脆被没收了。这些房子中有许多用作了医院、孤儿院、仓库和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国家机关的疗养院。离乌索沃车站不远约有几十座别墅。其中一座从前属于石油企业主祖巴洛夫的别墅分给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米高扬也住在这里，稍晚一些时候住在这里的还有加马尔尼克以及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 １９２１年斯大林家里生下了儿子瓦西里，几年之后斯维特兰娜出世。后来，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来这里居住。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据我们所记，她比自己的丈夫年轻２２岁——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和热忱操持起简朴的家庭生活。在妻子参加工作（她先是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编辑部、继而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到工业大学学习）以前，一家人仅靠斯大林的工资，生活过得非常节省。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在翻阅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时，曾有趣地读到斯大林给斯塔索娃写的证明他收到党的会计处从他下月“薪金项下”预支２５、６０、７５卢布的收据。这个人曾亲身体验到缺钱的滋味。 随后家里渐渐雇用了保姆和管家。当时既没有人数众多的警卫，也没有管理员、通信员以及几十个其他公职人员。这些人员是后来才有的。领袖们自己称他们为“服务员”，以区别于“仆人”这一资产阶级的称呼。 在革命后的头几年，斯大林像所有党的领导人一样，根据家庭开支和党内规定，生活过得很简单朴素。早在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起草了一份专门文件并分发给各级党的委员会，其中申明了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１９２０年９月）上就制定了的措施。文件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员发放奖金和实物。规定要求，要极其严格地监督党员的思想状况，“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基本劳动群众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通报说，无视这项条例，“就是破坏民主，就是瓦解党和降低共产党员威信的根源”。文件重申了列宁制定的条例：“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②列宁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自己的稿酬上交党的会计处。 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类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的、甚至是反党情调的标志。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一直保持着禁欲主义。在他死后，除几套制服、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外，实际上没有私人物品。他不爱物品，爱权力，只爱权力！ 有时星期天，如果情况允许，大家就一起聚会，常常是在斯大林家里。到这里来的有布哈林夫妇、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米高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他们常常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布琼尼的手风琴伴奏下，大家唱着俄罗斯民歌和乌克兰民歌，甚至跳舞……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来过斯大林的别墅。 饭桌上大家长时间谈论着国内形势、党内状况、当前的国内国际事务。常来这里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岳父阿利卢耶夫。他的女婿十分尊敬他。阿利卢耶夫通常只是插上几句有关“当年”的话（他是建党时期入党的，常以此而自豪）。时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大家都以“你”相称。斯大林也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丝毫下级必须对上级毕恭毕敬的迹象，更没有阿谀奉承的现象。 这些相聚的人们，在不到１０年以前还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现在却由于历史形势的支配成了一个刚刚医好战争创伤、平息了内乱和暴动的大国的领导人。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随后常常提交给政治局。例如，有一次吃饭时莫洛托夫引用了一份有趣的材料：俄国有多少粮食用于私人酿酒，国库因此而损失多少钱。几天以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作出决定： 责成书记处建立一个反对私人酿酒，反对使用可卡因，反对酗酒及赌博（包括罗托）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副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委员——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丹尼洛夫同志、多加多夫同志、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③ 也是在这种小范围内讨论列宁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时，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党的领导人的医疗服务。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的中央全会上，伏罗希洛夫报告了“关于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全会经过讨论后作出决定： “请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并就必须挑选专门同志负责监督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作出决定。”④ 我想，如果列宁在世，就会以另一种更广泛的方式，以关心全体人民健康其中包括领导人健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一切都是从这种“小事”开始的。过去信奉平均主义原则的“党的领导人”的这种上流人物的思维方式，导致产生各种特权现象：各种补贴（“红包”）、领导人坐的专列、南方别墅、众多的“服务员”。一切都渐渐开始了…… 对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经常进行争论。列宁勾勒的向遥远的未来前进的虚线，好像一条抛射线，消失在某处烟雾中。前进的矢量、方向很清楚。但是怎样走，建设新社会的速度、方法、方式应是什么样，这一切都模糊不清。送走客人后，斯大林在黄昏的暮色中久久地徘徊，思考着明天。在他的脑子里，不仅对未来的责任和担心逐渐成熟，同时虚荣心和功名心也日益加强。也许这个斗争的不确定的时期就是他的“洛迪”？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 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一定属于智者。通常总有一种因素在某段历史道路上占据上风。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现象，它总是与其他现象同时并存。在这种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斯大林不了解也没读过古代思想家们的著作。苏格拉底好像表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统治者应该成为哲学家。”这个思想不仅仅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是现实的。力量永远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没有智慧（虽然我们长期以来把他的计谋、手腕、诡诈误认为是智慧）。这在他选择实现伟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时起了悲剧性作用。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群众力量获得了解放。如何引导它去实现目的、理想，达到连列宁都感到很近的顶峰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刊物上充满了老的和新的理论家的文章，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说明应如何继续前进。当时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个正确的口号，事业就会前进。 我要提一件事：１９２４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训》。他在该文中再次企图贬低其他革命领袖的作用，以便“从理论上”论证他追求领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尔什维克》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４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从“年鉴编纂者”的立场转到了有偏见的检查官的立场。他证明说，在革命过程中，“中央委员会在它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正确的，而列宁在他不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写道，在革命中常常会出现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将不会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说，他托洛茨基善于抓住“洪峰”……革命“实现了”，因为不管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是否愿意，领导了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就是前孟什维克对历史的解释。 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国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欧洲各国将要如何连续不断地发生革命……”⑤他在自己的《不断革命》一书中说得更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⑥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将会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国发生，红军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完成这一伟大变革。这是明显的“左倾”观点，但是，这当然不是“犯罪”，就像后来所认定的那样。撇开别的不说，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斯大林却总是与此格格不入。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托洛茨基写道：“不言而喻，俄国不可能单独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纪元，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并因此借助先进国家的帮助达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１９１７年前的看法。革命后他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在想象中同斯大林辩论时，用这样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导致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我仍旧认为，我们的革命如果具有国际性……那就能够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主义。 接着他解释这些理论分歧的原因：“我们理论上的矛盾的秘密在于，您长期落后于历史进程，而现在企图超越它。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您在经济上的错误的秘密。” 托洛茨基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不断革命”论是不相容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只有靠牺牲农民经济成分的超级工业化才能为国家创造工业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斯大林对经济学的了解十分肤浅，但是他看到了国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持续了近１０年的党内争论时期不仅是为确定民主社会的水平和性质而斗争、而且是为寻求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斗争的时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锐的经济眼光，他就会从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看到社会主义概念的轮廓，这就是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自愿合作化，大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完善社会关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中的民主因素。列宁曾预言：新经济政策把许多这样的问题，如城乡结合、经济杠杆的“解放”、自由贸易、生意人素有的进取心等等结合在一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⑦这些话，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 最初几年，斯大林对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特卢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鲁德内等人的经济观点很感兴趣，但是他很难领会经济术语、经济规律、经济趋势的错综复杂的实质。这个从未参加过生产、没有闻过春天耕地的气息、连基本的经济政治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最后赞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种商品不足至今还伴随着我们。诚然，斯大林是想在经济学方面弄懂一点东西的。例如，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奥·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一书。大家知道，列宁曾称赞作者叙述了“泰罗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叙述了泰罗制的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⑧斯大林也许就是因此而读这本书的吧？ 然而，根据他的著作、便条、意见，而主要的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可以确信，斯大林的经济信条极为简单：国家应当强大，不，不是一般的强大，而是要非常强大。首先是竭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业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实现这一切的途径、方法、手段是最广泛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我们面临的任务愈重，困难也愈多。”《布尔什维克》杂志（１９２６年第９—１０期）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愈来愈重大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会保证我们愈来愈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随着任务的扩大，困难也将不断增多。”这一切同后来的“阶级斗争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这一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公式何其相似！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还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无疑已经有了，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难道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悖吗？ 斯大林在阅读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大量发言时感到，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所以有大量看法，不仅是由于其作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而且由于现实情况比布尔什维克原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正确地写道：“……从前我们是这样设想我们的事业的，我们先夺取政权，把一切东西几乎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就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至于某些小小的障碍，我们惩办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事情将远非如此。”⑨ 的确，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斯大林在浏览文章、阅读报告和情况资料时感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最危险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这个名字，心里就充满厌恶情绪，这种情绪逐渐变为愤恨。几天前有人告诉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对自己的追随者发表讲话时说，“党内某些新的达官显贵”不能原谅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历史作用。当然，托洛茨基说的“达官显贵”指的就是斯大林。总书记还听到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针对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语。 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渐加强的影响不合这两位“二重唱者”的心意。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尤为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斯大林在给县委书记训练班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加米涅夫关于存在着“党专政”的意见。最后，斯大林在学员们的欢呼声中说，要知道，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公正地说：当时连布哈林也赞同“党专政”的思想。他曾在１９２４年中央一月全会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到两种危险：第一是来自我们机关的集中制的危险；第二是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如果民主走到极端，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而反对派只看到一种危险——官僚主义。他们看不到官僚主义危险背后的政治民主化的危险。但这是孟什维主义。要想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持党专政。”拉狄克补充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专政党。”紒紛矠 但是斯大林批评的只是加米涅夫。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同许多人“作战”。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按顺序进行，即所谓各有其时。当时政治上的两驾马车立即作出了反应。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批评，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指责，说他的批评是“非同志式的”，没有准确反映出“被批评者立场的实质”。斯大林立即提出辞职，这是他当上总书记后的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辞职。这次辞职也被劝阻了……是加米涅夫自己在季诺维也夫支持下劝阻的。斯大林从这件事中感到自己的对手已更加没有信心，他们依旧害怕托洛茨基。总书记再次确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维“反复无常”。单是季诺维也夫那本《列宁主义》就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季诺维也夫是再次企图为自己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为自己同列宁的分歧披上伪装和进行辩护。斯大林是不忘旧怨的人，他以后必定会利用这些事实的。后来，当他对托洛茨基实行惊人的打击时，接下去就该轮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了，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而这些事实应当暂时留着，记录在案，保存起来。下面就是记录在文件中的这些事实： 应当保护我们对临时政府和战争的立场，使之“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规定立即将这一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四月）提纲只字未提和平。因为列宁的建议——“向广大群众说明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紒紜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 斯大林那时就已下定决心：一俟解决了托洛茨基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收拾这些“无原则的空谈家”。季诺维也夫的武断有时甚至使斯大林这个把自己的粗暴变为优点的人也感到厌恶。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全会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争论专页》发言时，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参加争论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作了随意的评价，俨如一个骑兵连长评价自己的部下一样。季诺维也夫自信地说：“皮达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几小时前，在谈到皮达可夫对经济问题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时，季诺维也夫还断然声明：“这不是一个修正案，而是一个纲领，它与好纲领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糟糕的纲领。仅此而已。”谈到萨普龙诺夫，季诺维也夫称他是“富有乡土气的人。他两脚站在地上，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宁主义”。奥新斯基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更多知识分子倾向的代表”。季诺维也夫甚至也没有忘记踢上托洛茨基一脚（这显然使斯大林高兴，虽然这之间没有什么有形的联系）：“当年，当我们来到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得到一份《前进报》，上面载有一篇匿名文章，说列宁及其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刑事犯、抢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紒紝矠 斯大林一边听一边想：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领袖”了。好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饶舌的家伙！当然，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是两年之后，他在争论中彻底摧毁了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例如，１９２６年５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诺维也夫一个例行声明时，给参加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罗米那兹和季诺维也夫本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写道，他“无意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整整八条诽谤言论和一个可笑的声明”。对这些诽谤：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等等，总书记逐条作了斩钉截铁的评价，而对季诺维也夫本人，则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 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自己１７年的著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声明说，不该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教导他必须反对极左倾向。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自己是伟大人物，这当然无需证明。但是，如果要求党也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伟大人物，那就值得怀疑了。 在从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踪遍及俄国各个地区，但是无论是在地下活动中，还是在监狱或流放地，我们都没遇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党内有大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入党早得多、曾为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员。同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在２０年的地下活动时期付出的劳动相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谓著作家生涯算得了什么呢？紒紞矠 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们已经明白，这个“杰出的庸才”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严厉、狡猾、诡诈、坚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对者都将明白这一点，而几年之后，与他共事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全都明白。 读者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作者对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斗争描述得太多了。很遗憾，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历史选择的主要问题往往被“领袖们”的野心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逝世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的斗争，由于个人竞争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化。卷入这场斗争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当然，斗争的背后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对农民的态度、工业化的途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是次要的，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但是，一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野心、个人竞争、好斗的不妥协性，使这一斗争带上了悲剧性质。结果，凡是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被看作是“敌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贯“捍卫”列宁，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那些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捍卫”列宁，——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方针。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没有背离”列宁的观点，至少在２０年代没有背离。情况并非如此。仅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上的错误方针，在党和国家内推行官僚主义管理作风等等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早在２０年代，斯大林就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如果不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就会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情况当然远非如此，而在许多场合绝非如此。 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 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紒紟矠 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紒紡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 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１９２５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在其同伙的支持下声明说，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问题上已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因为同一个论点，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必须对“新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政策的行为给予回击，就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进一步行动制定出对全党的指示。在这方面，１９２５年４月底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会上既没有作报告，也没有在辩论时发言。会议的中心问题有：关于合作社（报告人李可夫）、关于冶金工业（捷尔任斯基）、关于农业税（瞿鲁巴）、关于党的建设（莫洛托夫）、关于革命法制（索尔茨）、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惯例（或是由于习惯？）主持了会议，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一样。但这是最后一次。此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再没有担任过这种会议的主席……看来，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东西，就是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条件下社会主义在苏联也可能取得胜利的论点。然而，代表会议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保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紒紣矠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１０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 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 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的呢？ 英国用了整整２００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５０亿法郎。但这种掠夺战败国的道路对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的事业是和平政策。 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俄国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这就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条约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紒紤矠 第二天，《工人莫斯科报》作了报道：“掌声像炒爆豆一般。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手握烟斗、脚穿磨歪了后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万岁！联共（布）中央万岁！’人们给斯大林递上一些字条，他不时捻捻黑色的胡须，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字条。大厅里静下来了，斯大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修配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始了他同工人的谈话……”顺便指出，这是十分罕见的。斯大林更喜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演说。后来，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测的领袖总是引起许多传闻。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的。１９２５年农业方面已经达到而且许多指标已超过战前水平。例如，农产品总量超过战前水平的１１２％。这个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作为城乡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结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３／４。出现了第一批新建筑物，这首先是发电站。而外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预言，至少需要１５至２０年才能达到战前水平！扫盲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学校网扩大，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家文教工作的重要决定。俄罗斯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院。那时就已经出版了像弗·伊·维尔纳茨基、尼·伊·瓦维洛夫、瓦·罗·威廉斯、尼·德·泽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阿·费·约费、阿·叶·费斯曼以及其他许多苏联科学先驱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红军顺利地转入和平状态，同时实行军事改革。特别是在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之后，这一工作进展尤为迅速。 看来，值得提一下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着棋。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于此举可以有各种看法。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决定把他推上荣誉的负责位置，以便他们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也可能，这两驾政治马车想通过这一步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彻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击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说托洛茨基充当了“双雕”之一，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同意充当这一角色的。总书记当众流露出对加米涅夫这个建议的惊奇和不满情绪，这一点许多中央委员在会上都觉察出来了。加米涅夫的“倡议”遭到了多数的否决。 问题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他称病不参加会议。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这位政治家走了几着极其失策的棋，从而减轻了斯大林“各个击破敌人”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对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全会实质上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计谋”方面，总书记做到了他的反对者没能做到的事：一箭双雕，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对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有影响的三驾马车实质上分裂了——总书记用不着它了。 全国都在为迎接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次大会将成为选择国民经济工业化途径的关键时刻。但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的时候，还很难相信报上写的东西将会实现。第聂伯河水平静地流着，暂时还没有被大坝截住；在土西铁路延伸的地方，沙暴卷着铺天盖地的黄沙横行肆虐；在未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址上还是一片空地；谁也没想到，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高炉就在古老的山脚下拔地而起；谁能想到，火箭的发明者加快了宇宙飞行纪元的来临——３０年代初，苏联的第一枚“ГИРД－Х”号火箭发射成功…… 的确，形势在逐渐好转。新经济政策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性的成功机会。实质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初级模型，它有助于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进取的动力。新经济政策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工业接近战前水平。具有远见的人们把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不单看作是全国电气化的途径，而且看作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 工业托拉斯开始按照商业原则经营，自行定价，出现了倾斜。例如，为买一块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农民要比１９１３年多卖２—３倍的粮食。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警报信号。发展租让企业的希望落空了：预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对外贸易额还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有１５０万。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目不识丁。没有钱买机床和机器。几乎没有新的大型建筑。但是，留心报纸的人们感到：国家正处于巨变前夕。看来，年轻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在这个复杂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么加速？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看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了这个职位。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进入政治局，这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批判。结论着重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方针。同时，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经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条、号召，他这样做时丝毫没有一点难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当时为数不多——不能不觉察到斯大林在进行批判分析时表现出的毫无礼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语调评论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称她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后他再次提到克鲁普斯卡娅，以煽动和侮辱的语调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声中以蛊惑性的口吻结束了他这段长篇大论。他称拉舍维奇是“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欢在谈话时没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头脑不清”，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紒紥矠。看来，斯大林那时就已开始滑向这样的立场，非形式上的民主对于他也将是“空洞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可饶恕的粗暴态度，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于列宁在世时克鲁普斯卡娅与那些难忘的信件、电话、谈话有关而对她的暗中报复。斯大林从来是什么都不饶恕的。 看来，斯大林感到他在结论中作的许多评价“过头了”、“过重了”，就耍弄手段，这种方法他后来还用过多次。他在解释自己对季诺维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时代哲学》的粗暴批评时说，他的粗暴只是对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而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直率。总书记逐渐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点变成了全党的美德，几乎成了革命品质。但是很遗憾，这时，在１９２５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大会代表、中央委员能够冷静、正确地评价斯大林的个性和他这种严厉斥责似的批评倾向，而到后来，这种批评将意味着判决。就像江河起源于涓涓细流一样，人的某种思想品质也是从个别行为和周围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开始形成的。 斯大林对许多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彻底批判，当然也没有放过托洛茨基。总书记感到大多数代表的情绪对他有利，就批驳了加米涅夫关于把书记处变为单纯的技术机关的建议，同时指出，他反对把个别领导成员“割除”出中央委员会。他自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认为正是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如果同志们坚持的话，他“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斯大林像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使人觉得他没有个人私心，只关心全党的利益。总书记在嘲笑、批判派别分子时，会巧妙地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加上“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一类词语。虽然斯大林已经决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该一刀两断了”，但他仍然显示自己爱好和平：“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紒紦矠 应当指出，斯大林在结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实现的话，就会防止我党历史上出现最困难的时期。斯大林在代表们的掌声和明显的赞同声中说道：“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 “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紓紛矠 这些话无疑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些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配以实际措施和民主准则，就会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全部问题在于，正确的论点没有用关于领导轮换制、总书记和党的其他高级领袖的任期、领导人的报告制等等的章程条例固定下来。而列宁关于完善党的机关、巩固党内和社会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确立这些原则。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大会气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批评就愈来愈少了。以后，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进行批评。而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现象，必然导致停滞、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1) 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语：“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３０００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在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 “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 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是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 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３０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７０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８００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Ａ·И·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９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 命运真是捉弄人！１９４９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２０年代…… 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都是新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紓紜矠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 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８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１９２３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１９２４年４月和５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１９４５年第１１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呢？”，“这些事实季诺维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说……”当然，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这些著作是在这些人像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还活着的时候写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斯大林却依然继续同被他下令处死和消灭的论敌争辩。斯大林所提出的论据，现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战，这些论据不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污辱性。尽管书里面不断用黑体字印出“掌声转为欢呼声”、“掌声雷动”、“全体起立，向亲爱的领袖致敬”、“震耳欲聋的乌拉声！”——这就是有过的事，——现在却让人感觉到这本书本身就是从一场噩梦中来的。把自己的论敌消灭掉并且继续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浅的通俗读物中见到的正确的论断，也不能不令人觉得是对死者进行的污辱。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2) 在斯大林准备用于讲课和以后用于发表的讲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偏见的俘虏，这种思想偏见是他后来加紧培育起来的。比如说，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生命的末期写出他在１９２４年所写的论列宁的领导作风那样的东西。在２０年代中期，他能够正确地断言，列宁主义的作风就在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他写道：“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紓紝矠我想，如有谁在较晚一些时期公开说出斯大林如下这样一些话，像“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紓紞矠，那么他就不得不对此痛苦地感到惋惜。在２０年代，斯大林的思想虽然不够奔放和缺少光彩，但总还没有完全被好斗的教条主义紧紧地箍住。 在这里，正好可以谈一谈斯大林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个问题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说。这种结构是在宗教教条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有选择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断言，特别可以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断言，斯大林到底也没有弄清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客观和主观的相互联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他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铁定的必然性所确定了的，这种论断就显然像是宿命论了，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紧跟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就像白天紧跟着黑夜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航船上的罗盘，航船一定会驶到彼岸，但有了罗盘行驶得会更快。斯大林嘲笑那些听从“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颂同暴力搅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义。他自然会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紓紟矠他的论据，永远让人听起来要么像是肯定的断言，要么像是判决。 《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些人一连串的胜利和另一些人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者是间谍、两面派、敌人和罪犯。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应当像他所阐发的理论那样。这恰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过的那种情况：这种态度会把思想导至“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幸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命运最终没有被斯大林所支配。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是肯定的；右倾的被粉碎，这是无疑的；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是自然的，等等。创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这些在这一章里是根本没有地盘的。 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虏。请大家自己作出判断：辩证法的３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４个阶段，唯物主义的３个基本特征，红军的３个特点，机会主义的３个基本来源，等等。不错，为了教学目的这也许是不坏的。然而，对整个理论进行“清点”，然后把它归结为几个特征和特点、几个阶段和时期，这就会使社会科学变得贫乏，使世界观变为教条主义的世界观。 从某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宗教仪式的因素。在他的思维中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色彩、转变过程、保留条件、新颖的思想和出奇的东西。“领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种解释：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纲领。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敌对的。庸俗化、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断性，使斯大林的观点带有一种原始的正统的性质。完全有理由断定，斯大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英明性”是没有怀疑过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一个证明是，他喜欢引用自己的话。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来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特点，那就是务实性。总书记企图把每一个理论原则（常常是极其机械地）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要求和需求联系起来。我要立即声明，并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这种具体实践的目的性。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辩证的。机械论，即行动的机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论，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紓紡矠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 ２０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２１卷书。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４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２２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但是，他在２０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例如，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紓紣矠 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紓紤矠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语言进行批评的。斯大林在反对论敌时使用的一些严肃的论据，常常要衬托上一些粗鲁的形容语。总书记总是信心十足地断定说：这里是真理，那里是谬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否则就会出现像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情况： 我们在错误面前关上了大门。 真理慌乱不安地说：我将如何进去？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3) 随着自己威信的确立和总书记职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话作为论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但越到后来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觉到这点。例如，在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课时对列宁主义下了定义之后，斯大林便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一定义吹捧为完美无缺和包罗万象的。接着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东西，并且总是附加上这样一类的评语：“这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完全来源于列宁主义”，等等。有时真是令人震惊，总书记竟然把自己的结论抬得那么高，评价得那么高。后来这竟成了一种惯例：让读者们去参阅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时，斯大林不仅闭口不谈这一思想完全属于列宁，而且还硬说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这一思想。总书记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论据来麻烦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您拿来《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第３期看看我写的一篇文章。这会便于您的工作的。”至于对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之外，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彻底打败（这里和下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我国资本家”，“反对派却说，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我们……夺取政权是多余的”。紓紥矠这里强调的是在１９２６年“彻底击溃”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非常明显的。看来在当时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击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错误的论点：越是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打击”和“彻底击溃”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几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尽管斯大林理论概括的水平极为平常和一般，他却十分喜欢下定义。可以举出以下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关于列宁主义的实质、关于民族的实质、关于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倾向的实质等等定义。这些定义可能在普及列宁主义基础方面起过某种作用。但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愿意进行教条式思维的人，他简直把定义奉为了教规，他可以用整篇讲话来证明某个反对派对某个问题的不理解。 不过，看来斯大林理论“创作”中最消极的东西要算是他实际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逐渐地“论证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牺牲的社会主义”。总书记的这种世界观慢慢地使得他无所顾忌地实行了罕见的大规模的镇压，把暴力手段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社会方法来广泛使用。事实上，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这些观点具体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总书记逐渐脱离了列宁主义。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斯大林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这是党的领导人！在许多种社会主义，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中，斯大林创造了某种自己的东西，即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包含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包含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总之，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千百万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活的机体组织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使一切变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还不能把一个只有高度社会化程度、集体的东西高于个人的东西、一切完全由“上面”来计划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所预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人，是社会公平。这种立场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不会与权力脱离人民结合在一起，不会与半神化的领袖结合在一起。这证明，在某个阶段上，斯大林越来越脱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了公平起见，不能不指出，总书记的文章、演说、答辩、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他的助手们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总书记机关中的其他负责人所提供的证明，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负担大量的工作，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据他的专门要求每天给他挑选书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党刊的综合材料、国外报刊的综述以及最有意思的来信。 有一次他长时间地在看一封柏林的来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尔特马尔大街，１１号，“维拉·尼娜”，Б·П·克雷莫夫收。这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失势者”，作家，１９１７年逃离俄国，但他在留心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新的俄国。斯大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上面划线。信中写道：“我现在给您写信，我把您看作现今俄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我爱俄国毕竟甚于爱任何其他国家。我在这里也许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尽管您在国内也很了解情况。”（这里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线。——本书作者注） “……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中，不要顾惜一切。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有军队。军队不应当打仗，但它应当存在。大家都应当了解，关于军队的有些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各种军事检阅越多越好……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增加俄国的人口和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教育。这是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今天已经清楚，现今的俄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规律：摆针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摆动，它可以永远停留在左边……不需要谎言，但需要两种真理，暂时避而不谈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们相信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时，小真理就可以让位于大真理了……不要排挤宗教，那样做倒会使它加强。要吸引私人资本。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要支持现今表现出来的俄国人的创造性，而不要吝惜资金。比如说支持文学或者芭蕾舞。应当投给其余世界一个现代俄国鲜明透亮的结晶体，这有时会比最广泛的宣传更起作用……革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紓紦矠 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斯大林把信放入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 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 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純紛矠，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 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到２０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 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巨大社会灾难的根源。有时候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独出心裁的思想，好像涂上了“颜色”，涂上了橙黄色、紫色、紫红色、翠绿色和蔚蓝色……这就如同光线穿过雾霭、黑暗和黄昏，画出了期望中的真理的轮廓。看来，思想的世界不仅具有多种音弦，而且具有多种色彩，但必须善于发现这些色彩。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表现得色调愈加昏暗。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和其他发言者对在德国遭到的失败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许多人认为，在德国，革命的形势没有被利用。斯大林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正在德国的拉狄克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反对因为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对他采取惩罚措施。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七点。”斯大林最喜欢干的就是把别人的错误串成长串。我不打算把这些错误都重述一遍，我只举出被斯大林编了号的（像在清点册里那样）“第四点”。总书记继续说，拉狄克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并认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純紜矠这不仅仅是天真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斯大林这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评价中的政治上的短见，使共产党人和全体民主力量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极尖锐的问题所作的这种“肤浅的”，更确切地说，错误的阐述，说明他明显地不善于分析多方面的联系。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理论上的“不明智”。在１９２４年俄共（布）中央１０月全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报告人是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作了长篇发言，其实，他对农村问题，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样，不很了解情况。不过他也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形势，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农村工作问题，而且是整个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更加一般的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在一些年内不会从日程中拿掉，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同当前情况下如何实行专政的问题联在一起。”純紝矠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试图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论方面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蕴育着未来所犯的一些巨大错误的萌芽。我们应当做的第一点，是“必须重新争取农民”；第二点是要看到“斗争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第三点是“在农村培养干部”純紞矠。当时是１９２４年，而斯大林的讲话，听起来好像是在１９２９年……在犯严重错误方面，他具有多么令人吃惊的“远见”和一贯性。作为列宁主义“诠释者”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我还要涉及斯大林以后年代的理论观点。不过现在，为在群众中选择和普及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不仅是科学观点，而且文学艺术也具有对人们产生社会影响的力量。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1)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对斯大林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粉碎党内“右倾分子”后，仿佛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了。总书记的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的反对派，包括布哈林，想方设法强调自己忠于斯大林，自己是“大梦初醒”，自己“完全赞同党的总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几次尝试想同斯大林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又一次去别墅同他“和解”。 许多人把降职当作个人的不幸。这一对“政治孪生兄弟”也不例外。加米涅夫才４０多岁，不知怎么一下子消瘦了，头发也白了，样子像个“年轻的老头儿”。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交谈的机会不多，每次打电话或是见面，他都要抓住适当的话题小心翼翼地提起他和斯大林在库列伊卡共同消磨的岁月，提起他、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提起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十三大以后为了让斯大林稳坐总书记的交椅而演出的一幕幕戏剧。季诺维也夫，特别是加米涅夫，一直抱着希望重新担任党内的高层领导职务。 斯大林很清楚他们的意思。他表现出宽大的保护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让两位被罢黜者感到一线希望。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两个人，虽然他之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们，但现在不仅对他没有用，而且还可能对他有危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底细知道得太多了。而总书记是不喜欢那些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官方所宣传的还多的人的。３０年代初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抓农业中的“革命”，突击实现工业化，团结自己的拥护者。 工业正在加速发展。强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后来这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难。党的第十七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临近了。 斯大林的宣传机器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因为斯大林本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和不一般的”。毫无疑问，到１９３４年时，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实现了巨大的跃进。当我查看斯大林修改过的报告草稿时，我注意到，总书记仔细修改了报告的每一页、每一段，他竭力突出的首先是成绩。他认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应该有结果。报告中整页整页都是斯大林重新抄写的。总书记要让人民和党看到，他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成功的、所向无敌的。 斯大林特别强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我国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最近几年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总书记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下列大型企业：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斯大林报告中的数字、表格、图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他有大量的材料要向代表大会报告。 对于３０年代，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仅仅从它很悲惨这个角度去看，然而这些年代还是前所未见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劳动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期。现在有时我们都很难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往往只有最起码的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却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他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不仅对他们的命运，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是那几年《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斯大林看《真理报》，从来不是有选择地看，而是从头到尾地看，并且还要把一些材料用铅笔划上记号。这时他充分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主人”。 “经２万石油职工在４０个群众大会上讨论并根据５３个来自各地的报告和２５４封工人的来信作了补充的巴库石油职工的集体报告。”报告说：“经过工人和专家们的努力，在久经考验的列宁党的领导下，石油部门的五年计划已在两年半内完成。” 来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建设局的报道说： “高炉车间的施工区诞生了完全新型的工作队，这就是挖掘机经济核算包产工作队。挖掘机实行经济核算后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实行经济核算的挖掘机创造了机器装载的世界纪录。” 来自鞑靼的简讯说： “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粮食的收获和交售工作，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筹备召开第二次全鞑靼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和争取派出本地区代表参加前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代表团。在全苏光荣榜上争第一，是鞑靼集体农庄家喻户晓的口号。”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千百万为我们创造了我们今天赖以立足的一切的普通人非常天真，心地善良，对斯大林无限信任。但是不能不赞叹人们的奔放热情、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和掌握着未来的自信心。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献身精神和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无论是现在还是下个世纪，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记住这些被“领袖”通常称为“群众”、有时又称为“螺丝钉”的人，这些创造者和建设者。 与此同时，从《真理报》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当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之后，不光使我们有所警觉，而且使我们对当时我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所报道的一切事件的内幕有了深入的理解。 １９３３年７月中旬《真理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两同志来到列宁格勒，并在当天同基洛夫同志一起前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了解运河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之后取道白海港口索罗卡前往摩尔曼斯克。” 斯大林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之后，过了两星期公布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通航的决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对运河建设中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授奖的决定。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有八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雅哥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科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总管理局局长别尔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助理弗连克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局长拉波波尔特，白海—波罗的海劳动感化营主任菲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总工程师菇克，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韦尔热比茨基紖紝矠。 谢·米·基洛夫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成这样一条运河，这确实是一种英雄业绩，因此应该公正地评价我们那些领导这一事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是他们真正创造了奇迹。”紖紞矠 确切一些应该说，创造奇迹的是数十万囚犯。这样的囚犯当时有的是。在对１００多万富农和中农农户实行剥夺和对“剥削阶级的残余”进行了残酷斗争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掌握着不仅仅能够建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很大一支力量。被授予列宁勋章的那些人的职务，雄辩地说明了斯大林运河是如何开凿的，是谁开凿的。在国民经济中广泛利用囚犯的劳动（在３０年代为他们提供劳动场所也是一大问题）不是什么新思想。这里要提一下，早在２０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发挥劳动军事化的思想时就曾提出建议，说“应该把反对国家的敌对分子大批调去参加无产阶级国家各项工程的建设”。我们看到，“杰出领袖”中这一位的意见并没有被另一位所忽视。 至于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报告中讲起来就有些为难了。不错，建立了２０多万个集体农庄和５０００个国营农场。但总书记承认农业这一部门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斯大林也承认，“对农业来说，实质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最近将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紖紟矠报告人在这里也指出了畜牧业的严重情况。大概从那时起我国畜牧业的情况就没有好转过。在农业方面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十年过程中粉碎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派之后，终于无“事”可干了。总书记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不得不彻底击溃一切集团的信徒，那么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没有人要打击的了”。不过总书记在这里为了使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又自相矛盾地说，“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它们。但是斯大林很少去“打击”这些思想，而更多的是打击有这样思想的人。斯大林说，我国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但他立即又得出结论说，达到无阶级境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开展阶级斗争”紖紡矠。 看来，由于斯大林深信暴力手段的万能作用，深信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暴力的工具，他也就无心考虑这种看法的极大危害了。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已经“实际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他号召进一步强化强制机制，加强惩罚机关。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考虑民主演讲的意义，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加强真正的民权制度的尝试都会相应地削弱他树立领袖绝对权威的可能性。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斯大林从特性说，是个专横暴虐的人，使人总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东方的远古时候的东西……难怪布哈林在１９２８年把斯大林叫作“成吉思汗”。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2) 斯大林并不是不知道，在代表大会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有不少人当初都曾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反对派”或具有某种倾向。所有这些人早就通过不同的方式悔了过，认了罪，在寻找机会重新得到今天权势极大、威望极高的斯大林的好感。那些“被击败的人”并不全是毫无原则、看风使舵之辈。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中，有许多人都曾真心表示悔改（往往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行”表示悔改），因为他们不甘心当党外人士，他们支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总书记特别向卡冈诺维奇提出，要首先保证这批为数不少的人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因为这些人的悔过发言将更加提高“领袖”的威信，虽然今天在权力的顶峰他已经成为惟一者。几十年后再来看这些人的发言，就可以想象出他们怎样强忍屈辱，像神魂颠倒的教徒一样鞭笞自己，以满足（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的情景。这一切许多代表都看在眼里。例如，基洛夫说：现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企图……挤进来共庆胜利，试图踏着同一乐曲的节拍前进，支持我们高涨的热情……就拿布哈林来说吧。我觉得，他好像在照着乐谱唱，可是调门不对。至于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更不用说了”紖紣矠。 那些昨天还是政治局委员、列宁的战友和学生的人，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是怎么说的呢？ 布哈林，这位过去的“全党喜欢的人物”和党的理论家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如此。——本书作者注）辩证法，彻底批判了首先是我……提出来的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紖紤矠 很难相信，说这话的会是一个其精神世界有如水晶般纯洁的人…… 李可夫，这位列宁之后的第一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我要对斯大林同志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世后的最初时期所起的作用加以说明……他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在那一时期一下子就从当时的领导班子中脱颖而出。”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说话直率、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著称的人…… 托姆斯基，这位我国工会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自己的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通过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紖紦矠 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党的原则性强和善于坚决捍卫党的原则性而闻名的人…… 下面我摘引一段被击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被重新接收为党员的季诺维也夫的讲话，而就是他第一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个人的名字并列排在一起的。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斯大林同志领导这场斗争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丝毫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的因素。”季诺维也夫称斯大林的报告是“一篇杰作”，他长时间地巴结逢迎，说什么“领导班子的辉煌成就即这个领导班子的带头人（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的辉煌成就……”表示悔改的季诺维也夫说：当我重新被接收入党时，斯大林向我提了一条意见：“党认为，过去和现在危害你的与其说是那些原则性的错误，不如说是多年来你养成的对党不襟怀坦白的毛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喊声：“对，说得对！”）这位过去觊觎党的领袖地位的人接着说：“我们现在看到，先进集体农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如何渴望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渴望见到斯大林同志，亲眼看看他，也许还亲手摸摸他，直接聆听他的指示，然后把这些指示传达给群众。”紗紛矠 说这话的是一位与列宁直接交往多年、一直在向列宁学习并以列宁的战友自居的人。一种担心被彻底抛进政治垃圾堆的恐惧心理迫使季诺维也夫说出这一席低三下四的话。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罗米那兹以及在反对派的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这样，他们丢掉自尊、昧着良心，拼命吹捧“领袖”。 斯大林像通常一样坐在第二排，表面上不动声色地望着正在登上讲台的加米涅夫。他回想起以前加米涅夫怎样主持会议，怎样在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上不耐烦地插话，竭力把发言人朝需要的方向引导。一次（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斯大林在发言中列举“反对派”的错误，加米涅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斯大林同志！您像是在数绵羊，一、二、三……您的论据并不比这些绵羊高明……” “如果把您也算其中的一只……”总书记马上顶回去。 加米涅夫现在会说什么呢？ 加米涅夫低三下四地、强忍屈辱地用哀求的语调认错：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正如前一个时代作为列宁时代载入史册一样，这个新时代无疑也将作为斯大林时代载入史册，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全力以赴反对任何动摇这个权威的尝试……我要在这个讲台上说，我认为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３年同党和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那个加米涅夫是个政治僵尸，我要向前走，不再像《圣经》中说的那样（请原谅）老背着过去那张皮……我们的，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紗紜矠 斯大林两眼半睁半闭，听着加米涅夫急匆匆地发言。当时甚至他也不知道，几乎是三年后，他会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变成肉体僵尸，真的僵尸，而不是“政治僵尸”。然而，斯大林确实知道，这是加米涅夫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不能再姑息了！ 斯大林带着毫不掩饰的浓厚兴趣听着所有这些颂辞，他感到自己胜利了。他可是知道加米涅夫在同托洛茨基谈话时曾称他为“残暴的野蛮人”，而季诺维也夫在自己那个圈子里称他是“血腥的奥塞梯人”；布哈林不止一次地挖苦斯大林不懂外语；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一书的第一版中对未来的总书记竟然只字不提；而被誉为大理论家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竟在１９２２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总书记“不学无术”…… 是报复吗？不，这是卑鄙的！——这位胜利者想。要让全党信服，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在历次辩论中，在一切转折关头，只有他斯大林始终是正确的。而且不是他来说，而是由他们，斯大林过去的论敌去说。要让大家今后都知道，他不仅具备政治魄力和组织才能（这是全党早已公认的），还要让大家知道他非常英明，洞察一切，高瞻远瞩并且大权在握……这次是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吗？恐怕还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吧？！假如斯大林熟悉俄国史，那他就会记得颇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参议院为褒奖亚历山大一世拯救祖国的丰功伟绩，决定加封他“恩德无量”的称号。不过亚历山大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 但是，斯大林却一直盼望新的称号、新的比喻和新的赞词。诚然，当时谁都没有想出来“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这样的赞词。人们的想象力毕竟不是始终都那么丰富……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许多说法。例如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首先称他斯大林是“天才的领袖”，季诺维也夫把斯大林列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基洛夫说明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朋友”，同时又是列宁的“忠实仆从”。朋友和忠实仆从，——这就有点荒唐了！ 可能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人来体现？民主不需要执掌特殊权力的人来体现。至于阶级的专政……这一切都说明斯大林认为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说是正常现象。可是大家知道，只有独裁者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斯大林听着代表们的发言，默默地回顾了自己从“抢劫犯”到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奇特道路。他一度认为是空想的事现在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曾经认为是可能的事现在看来已经是肯定无疑的了；他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斯大林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对自己的特殊作用和使命已深信不疑；每次代表大会都给他增添了信心：只有他才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的这种非常不祥的错觉也是许许多多灾难的主观根源之一。 斯大林对倾盆大雨似地落在他头上的赞词如“英明的”、“天才的”、“伟大的”、“远见卓识的”、“钢铁般的”等等已经听腻了，现在特别注意听军队代表的发言。在每一位发言者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对他作了无边无际的赞美之后，斯大林由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发言对他很少恭维而感到吃惊和不快。图哈切夫斯基又把他那一套搬出来：陈述自己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改造的“空洞计划”。已经跟他讲了，幻想的成分太多；就是不听，现在又搬出来了……斯大林想起了３０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图哈切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不满意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他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装备现代化的建议所采取的态度。这位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就我的关于改造工农红军的报告问题所写的一封信。那个附有我给您的报告的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我过去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看了上述报告后，我完全理解您对‘我的’打算不切实际感到气愤的心情。但是，我应该说明，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完全与我的报告无关。我的建议不只是被表述得面目全非，而简直成了‘狂人日记’。”紗紝矠 斯大林当时看了这封信就已经懂得，与伏罗希洛夫关系紧张的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同人民委员辩论，而是在同他，同总书记辩论。这位军事领导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使他感到吃惊和不快，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好像比死抱住国内战争经验不放的人民委员看得远得多。到伏罗希洛夫发言时，斯大林知道这位已经成为点缀英雄历史的、传奇式的人物要说些什么，因为人民委员在代表大会前夕曾把自己的发言送给斯大林过目。 伏罗希洛夫竟然在自己的发言中想出了一个新的赞词：“钢铁般的斯大林”。当然，伏罗希洛夫也少不了溢美之辞：“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者更令人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哪里”紗紞矠都吓不倒我们。人民委员说粗话使斯大林感到讨厌：一边说“英明的”、“伟大的领袖”，一边又说什么“猪嘴”…… 斯大林听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别列夫斯基、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感到很满意，他们说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他沉思起来，忽然想到：如果２０年前他在库列伊卡村暴风雪的呼啸声中梦见这一切的话，他会怎么想呢？准是发疯了吧？“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的命运真难以预料。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3)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忽然感到，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一切看来都不过是在履行手续：选举中央委员和两个新机构，即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领导机构的人选当然事先都在政治局“交换过意见”，为“领袖”庆功的整个盛典看来正在平静地结束。由代表大会选出的计票委员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但是突然发生了意外。激动而焦急不安的卡冈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然而先得谈谈事情的由来。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过介绍（米高扬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历任党的第十次到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也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１９６２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指出，“在党内形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使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产生了不安。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那些了解列宁遗嘱的同志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了。”米高扬证实（米高扬又是听斯涅戈夫、沙图诺夫斯卡娅以及原计票委员会成员安德列阿相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说的），卡冈诺维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在１２２５名代表中，３人投票“反对”基洛夫，近３００人（！）即投票人数的将近１／４投票“反对”斯大林。这简直难以置信！ 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总书记对此作何反应。但据米高扬说，很快作出决定，即留３张“反对”斯大林的票（与“反对”基洛夫的票相等）。其余的票全部销毁。还要说明一点，按惯例在付诸表决的名单中，候选人人数和当选人数是等额的。总的来说，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多数。即使那３００张反对票作数，斯大林照样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来都会被选为总书记。宣布投票结果将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它带来的一切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大家立即会感到“领袖”的伟大完全是虚幻的。 据这些证明材料说，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在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前已经了解到实情，他们向基洛夫建议，要他同意把他推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拒绝了，并且似乎把一切都向斯大林讲了。 然而，在这个弄不清楚而又极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客观情况说明这一事件相当可信。首先，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过去属于不同名目的“反对派”的和过去曾直接反对过斯大林的。此外，许多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的工作者已经有可能亲自领教过斯大林的放肆、粗暴和独裁作风。然而，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谁都不可能公开批评斯大林，更不可能建议撤销他的高级职务。虽然可以利用表明良心的时机随时都存在。这些人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无疑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米高扬根据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成员提供的证明所作的情况介绍有一天完全被证实，那么这个介绍同时也就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件最丑恶的反党罪行的记录。我在这里还不谈（这个问题将放在另一章叙述）“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的下场多么悲惨，因为在投票表决后斯大林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 这一复杂问题还造成了另一后果：斯大林骤然改变了自己对基洛夫的态度。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现在成了他的现实的劲敌。 这样，“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除反映了国内发生的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变化外，还记录了“领袖”的独裁野心的膨胀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工具，却被斯大林当成了随心所欲地行使专政的最重要职能的有利条件。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1)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件事。叶努基泽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斯大林同志能把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围，同他们一起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从这群人中形成了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不能不说，在那些年里，在斯大林周围一班人中间，确实有过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就有基洛夫。虽然“周围一班人”这个说法对他未必合适，因为他先是在外高加索工作，后来在列宁格勒工作。但他毕竟同斯大林的关系密切。叶努基泽同样是同总书记私交很好的朋友，他说在斯大林周围总是聚集着“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是说过头了。遗憾的是，斯大林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纯洁无瑕的战友；有专事揣摩和执行“领袖”的意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决不违抗他的旨意的唯唯诺诺之徒。对人民和党来说不幸的是，斯大林身边还有（特别是在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只能称之为罪犯的人。 斯大林不是笨人。他希望自己周围有可靠的、忠心耿耿的朋友、战友，而主要的是有绝对服从命令的执行者，他一张口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愿望、意图、暗示。虽然总书记对“公众”总是竭力强调指出，建立在对个人的忠实之上的关系是不符合崇高原则的。例如，斯大林在答复党员沙屠诺夫斯基的来信时写道： “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紗紡矠 说得很好。可惜言行不一。要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照例都是一些不会给他造成麻烦的人。这首先是指助手。他的助手有：纳扎列江、托夫斯图哈、巴扎诺夫、坎涅尔、马里因、德文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最喜欢的是两个人：托夫斯图哈和波斯克列贝舍夫。 他一张口，托夫斯图哈就知道他的意思。托夫斯图哈是个有相当理论修养的人，他善于表述思想，善于发现文件中的原则性错误。斯大林很看重他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的忘我精神。在斯大林的档案里保存了一张他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便条，上面写道：“托夫斯图哈不想去休假。案卷中有我关于托夫斯图哈同志立刻休假的建议，但他不让提付表决……”紗紣矠斯大林接着责备他的助手把自己未能休假的事告诉了加米涅夫。伤透了心的托夫斯图哈写了一个正式报告： 送斯大林 抄送加米涅夫 我声明，我从来没有对加米涅夫同志或别的什么人说过：我想去休假，但斯大林同志不放我去。 托夫斯图哈 加米涅夫在这张谈“具体问题”的小纸片上用铅笔半开玩笑地草草写了几句： 我证实，托夫斯图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给我谈过休假的事，只说过他要是早一点能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话，本来可以大大扩大他研究列宁的工作（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我请求不要把托夫斯图哈的死归罪于我。 列·加米涅夫紗紤矠 看来在斯大林的机构里有时干的不只是正经的“大”事。 巴扎诺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在斯大林手下干了很短一段时间。总书记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巴扎诺夫就去给政治局会议作速记记录了。但是这个人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１９２８年他得以逃到波斯，又从那里跑到了英国。几十年来，他起先是靠评述他所了解的事情，后来则靠编造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各种情况来挣钱糊口。 斯大林在许多年中一直把梅赫利斯放在自己的身边，他一度成了“领袖”的助手。梅赫利斯生于敖德萨，起先是孟什维克，１９１８年入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斯大林相识。梅赫利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真理报》担任过一些要职，当过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有些才干，但是他的头脑是赤裸裸的警察头脑，他是经常向斯大林报告有关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秘密情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请斯大林在送给他的１９２４年刚出版的总书记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上题词留念。斯大林在扉页上疾书了几个字： 送给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朋友 　　梅赫利斯同志 作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最有趣的是，梅赫利斯拿到了亲笔题赠的书之后，从来没有打开看过：现在书页已经全部泛黄发脆，却一直没有裁开！ 梅赫利斯的影响与其说是由梅赫利斯的职务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斯大林本人对他的态度决定的。他经常到斯大林那里去，两个人长时间呆在一起。斯大林向他交办最微妙的任务。我手头有一大卷他从“领袖”派他去的各个地方寄回的亲笔写的告密材料。几百份密码电报、明码电报、书面报告，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敌人在活动”，“普遍存在麻痹情绪”，“姑息养奸”，“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斯大林大概最相信梅赫利斯的话。后者善于在人们认为稍有猜疑都是可笑的地方找出“敌人”来……１９３７年７月，红旗歌舞团正在东部演出，斯大林这时收到一份密码电报。 我报告：红旗歌舞团情况严重。我的结论是，歌舞团里有一个间谍恐怖分子集团在活动（黑体是作者用的。——本书作者注）。就地开除１９人。我正在进行侦查。该集团中有旧军官、富农子女、反苏分子。我已让特别部主任参与此事。是否让歌舞团下部队？ 梅赫利斯紗紥矠 我认为电报末尾的问题是白提的。半个歌舞团的人都抓了起来，还放谁下部队呢？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在“领袖”庇荫下起着自己特殊的凶险作用的人。他为斯大林的猜疑提供了理想的印证。 但是，“领袖”最信任最接近的大概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了。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他称为斯大林的“忠实的仆从”。这位维亚特卡的鞋匠的儿子曾当过医士，从１９２２年起就在中央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８年起当了斯大林的助手、特别任务部的主任。战争期间斯大林让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当上了少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点是工作能力极强，很会完成任务。他的长女加丽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叶戈罗娃女士告诉我说，他父亲每天工作至少１６小时。虽然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把波斯克列贝舍夫撵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后者至死仍然是主子的忠实仆人。顺便提一下，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第一个妻子是托洛茨基的远亲，这一点最终起了悲剧性的作用。 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父亲一直惋惜他没有记日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然，他思索一番后总是得出结论说，要是他真记了日记，那他早就不在人间了。 任何情报都要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给斯大林。他对党内国内各种事情的了解不比斯大林少。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因为他没有头脑，从不提出异议，任何时候都坚守岗位。但是，由于“领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殊好感，后者在权力机关的“走廊”里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他的正式地位。 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天性并不严厉，人们却对他巴结奉承；因为事情办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第一助手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汇报“文件”的内容，提出建议。 曾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的科瓦廖夫在整个战争时期有时一天要向斯大林报告军车运行情况三四次，他有一次把波斯克列贝舍夫称作“老黄牛”。“任何时候，只要斯大林不叫他，这位助手的有点秃顶的脑袋总是埋在公文堆里。这个人有着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可以从他那里查到关于任何一个问题的准确资料。”科瓦廖夫概括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看法说：“总而言之，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这几个人同斯大林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们都属于如斯大林有时所说的“服务人员”。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属于最亲密的战友的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绝对同“领袖”保持意见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 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要谈到其中的几位。例如，这三位中的一位伏罗希洛夫，在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领袖”的一切意见。早在１９２３年，总书记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叶先图基疗养院休养，疗养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需要斯大林亲笔写一张奇怪的证明： 请苏维埃和党的机关注意： 兹证明持件人叶先图基泥浴疗养院职员玛丽亚·格佩洛娃是一位值得完全信任、忠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妇女。 约·斯大林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接着下面加了一句：“完全同意。克·伏罗希洛夫。”紗紦矠 当著名的军事首长约·埃·亚基尔被捕并被判处枪决时，他给斯大林写信，保证他绝对没有犯过指控他的那些罪行。斯大林的批语很简洁——“卑鄙无耻”，而伏罗希洛夫习惯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一贯绝对同意一切。他像１９２３年那次一样写道： 评语完全准确。 克·伏罗希洛夫紘紛矠 要知道亚基尔是伏罗希洛夫的部下、苏军的一位天才指挥员，伏罗希洛夫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的助手们一样，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但也有另外一些被认为是斯大林战友的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的一个就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他无限忠于事业，为人纯朴，富有同情心。不管他在哪里工作，那里的人们都喜欢这位容易跟人们打成一片、态度谦虚的领导人。当根据列宁的推荐把基洛夫派往阿塞拜疆工作时，他的党内鉴定写道： “各方面都很坚定……工作有干劲……贯彻决定异常坚决。稳健沉着，政治上很能把握分寸……十分出色的撰稿人。第一流的、出色的演说家……”紘紜矠基洛夫在外高加索工作多年，给当地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新反对派”企图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自己的据点的时候，党中央派基洛夫去列宁格勒，他被选为那里的市委书记和州委书记。研究基洛夫生平的Ю·波姆佩耶夫证明说，当基洛夫到列宁格勒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奥尔忠尼启则给州委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介绍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这位新的第一书记。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捣乱使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你们把我们的基洛夫同志抢走了。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可是你们的力量却大大加强了。我一点不怀疑，你们那里会搞好的，不出两个月一切都会就绪。基洛夫是个好样的，只是除了你们他谁也不认识。相信你们会给予他友好的信任。衷心祝你们圆满成功！” 接着谢尔戈又在下面写了一个附言： “小伙子们：请你们把基雷奇的生活安排好，不要让他吃住没有着落。”紘紝矠 斯大林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的日子里就认识基洛夫。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天性冷淡、生硬、甚至是冷酷的斯大林会喜欢上这个老是笑嘻嘻的、干劲十足的健壮的人。他们俩不止一次一起休养，两家交情也不坏，虽然双方呆的地方通常相距都很远。在斯大林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书信中，有一封在索契写的信提到了基洛夫，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说来奇怪，斯大林是从来不关心别人的健康的！）： 亲爱的谢尔戈： ……基洛夫在那边干什么？在用纳尔赞矿泉水治他的胃溃疡吗？要知道这样下去是会把自己整垮的。是哪一个巫医在给他‘治’？…… 问季娜好！ 娜佳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斯大林 １９２５年６月３０日于索契紘紞矠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2) 可以说，斯大林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党的工作人员表现过这样的关心，甚至是“喜爱”。他喜欢这个开朗、淳朴的人。基洛夫所到之处，人们马上都围聚在他的周围。有过一种现在人们差不多已经忘掉的说法，叫作“群体的灵魂”。基洛夫正是最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党员的、工人的、大学生的、红军战士的群体的灵魂。在难以捉摸的莫洛托夫、一脸媚相的卡冈诺维奇和时刻等着执行命令的伏罗希洛夫的陪衬下，基洛夫是真正温暖的人际关系这种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的代表。 几乎每一个独裁者都有自己的弱点，斯大林的弱点是凭直觉相信很少几个人，其中有：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莫洛托夫、基洛夫，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两三个人。这种好感很难解释。往往很难加以分析“论证”，因为这种好感完全是一种心理状态。斯大林喜欢基洛夫的微笑、他的开朗的俄罗斯人的脸膛、他的诚实和全神贯注的工作精神。有一次，当列宁格勒的这位领导人星期天上别墅来，他们一起玩打棒游戏时（斯大林和厨工霍里科夫斯基搭档，而基洛夫和弗拉西克搭档），斯大林问客人说： “谢尔盖，你最爱什么？” 基洛夫惊奇地看了一眼斯大林，笑着回答说： “布尔什维克应该爱工作胜过爱妻子！” “那你究竟爱什么？” “大概爱思想……基洛夫一边重新摆放木棒一边回答。 斯大林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再没有追问下去，虽然他不明白，怎么可以“爱思想”呢？也许，基洛夫在说漂亮话？但是斯大林知道，基洛夫不会说假话。他还知道，基洛夫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对他发生影响。 斯大林记起了留京案件。留京在旧军队中当过准尉，２０年代初斯大林就认识他了。１９１８年他是伊尔库茨克军区部队司令，１９２０年是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在２０年代后五年是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红星报》编委、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留京“胡闹起来了”。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留京是当时秘密流传的长篇文章《致联共（布）全体党员》的执笔者之一。这封“信”的主要矛头指向他，说他完全是一个手里拿着反列宁主义的“笼嘴”的“独裁者”。斯大林记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求不仅把留京开除出党，而且提议判处他死刑。看来这是斯大林企图在司法审理之前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第一个实例。政治局委员们默不作声。一方面，从案件来看，留京企图建立“反革命组织”，而另一方面——因此就要判处“死刑？”！“党的上层领导”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基洛夫说话了： “不能这么干。留京不是不可救药的人，他只是误入歧途……参与这封信的人肯定少不了……人们会对我们不理解……” 当时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留京坐了１０年牢，到１９３８年才彻底完了。但是斯大林没有忘记，基洛夫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必要时甚至不考虑他的意见。 斯大林只给很少几个人送过自己的书并且题词留念。基洛夫就得到了——题词写得非常亲切，完全不像是领袖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在斯大林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的扉页上，总书记用清晰刚劲的字迹写着： 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谢·米·基洛夫。 作者斯大林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波斯特舍夫在一次例会上宣布“现在请基洛夫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爆发出欢呼声。全体起立。斯大林也站了起来。全体代表向另一个“全党喜爱的人”鼓掌。受到过大会代表这样的欢迎的，大概只有斯大林本人。基洛夫的讲话意思清楚、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不错，这篇讲话像这次大会上其他代表的几乎所有的讲话（只有很少例外）一样，充斥着对总书记的溢美之辞。基洛夫在这方面可能比其他许多代表“更过头”。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尽管表明良心的时机始终存在，有时（也许往往是）要利用它就只有“越出”通常的行为准则。这就几乎是去建立非同一般的功勋了。不管是基洛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次大会上都没有建立那样的功勋，因为在这次大会上，在代表们的眼前，在他们的帮助下，确立起来的是个人迷信。历史是不能添加也不能删减的。否则就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赝品。 我们已经知道，这次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构成了（根据今天所能作出的推断）一种独特的、使得斯大林极为吃惊和不快的高潮。他的胜利变得大为逊色了。但是斯大林不露声色。古希腊和古罗马诸神的大理石像的面部表情不可捉摸。他们的表情凝固了千百年。斯大林也善于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持镇静沉着的伪装。他早就明白，镇静沉着对周围人的影响从来都比手忙脚乱、装腔作势、摆“领导”架子来得大。斯大林在接到了“信号”，知道代表大会上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他成为独断专行的领袖之后，表面上非常平静。接下来一切完全按计划进行。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基洛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他仍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斯大林本来计划在代表大会之后把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不这样做了。 基洛夫的工作多起来了。基洛夫作为党的书记主管重工业和森林工业。他经常要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一如既往，他到莫斯科来时，经常给他打“自动电话”，不止一次地会面，讨论日常事务和急于要办的事。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基洛夫依然是“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诚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关系变得冷淡了，官腔打得多起来了，列宁格勒的书记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甚至挨了“领袖”的训斥。也许是这样。但文献也好，了解当时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情况的人同我的谈话也好，都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材料。而更可能的是，斯大林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和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因此，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杀害这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消息就更加显得突然： “预审材料确认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１９０４年生，前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职员。侦查正在继续进行。”紘紟矠 基洛夫在遇害前两天，同列宁格勒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从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后回来，在这次全会上作出了令人高兴的重要决定：取消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大家在火车上热烈地讨论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措施。工人们和全体人民会多么高兴啊！他们还交换了看过布尔加柯夫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以后的意见，谈论了预定在１２月１日召开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总之，基洛夫回来时情绪饱满，准备大干一场。 在开积极分子会议那一天，基洛夫起草好报告，于４点半乘车到斯莫尔尼宫。他在走廊里走着，和许多人打招呼，交谈几句工作。他往左一拐，走进一条窄窄的走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迎面朝他走来一个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人。在办公室门旁听到了两声枪响。人们跑来时看到基洛夫俯卧在地上，凶手手里握着枪，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 基洛夫遇害后两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乘专车赴列宁格勒。斯大林在车站上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还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一个耳光。梅德韦季及其副手扎波罗热茨后来被调到远东工作，而在１９３７年，当恐怖机器开足马力时，两人都被干掉了。一些材料表明，对尼古拉耶夫的第一次审讯是斯大林在一批随他来列宁格勒的人陪同下亲自进行的。从一开始，有关基洛夫遇害的许多情况都带有神秘色彩。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了这一点，他说：“必须指出，基洛夫遇害的情节中有许多至今叫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的东西，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调查。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甚至没有搜查过他。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受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个个安然无恙。”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工作的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１９３７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要知道，那个死于车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波里索夫是负责基洛夫的警卫工作的，而据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过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无论如何，这个在基洛夫必经之路上两次截住了带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根据别人的命令释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 我能看到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洛夫案件”的更确实的材料。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谋杀并不像不久后官方所说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异常残暴、阴险、奸诈，因此完全可以推测这件事是他一手制造的。间接的证明之一是，把两三个“层次”的潜在的证人都消灭了，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手笔”。 国外关于这个神秘的案件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通常都以假设和推论为依据。例如，其中就有死于美国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紘紡矠所作的结论。 尼古拉耶夫案件审理得很匆忙。过了２７天公布的起诉书就断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活跃分子。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不久之后的许多悲剧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关）和要案侦查员Д·Р·舍宁。不出预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都被处决了。为什么说是“不出预料”呢？ 原来在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这个践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决定说： １．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 ２．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 ３．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3)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颁布这些新指示后，许多“案件”的审理马上加快了。由于基洛夫是在列宁格勒遇害的，侦查工作把这个案件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起来，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阴谋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盖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关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证、证据一点也没有找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会后他一度重又活跃起来，当时他盘算着，“暴风雨”已经过去，可能还会时来运转。他甚至在代表大会后写了一篇题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意义》的文章，把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从报上看到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评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坏蛋们”同这个案件有牵连之后，他连魂都丢了。他明白他会得到最坏的下场。在侦查部门以及后来检察官的高压下，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承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原反党集团可以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司法”部门不需要任何论据、证据。政治审判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季诺维也夫被判１０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５年，其他的人也是５年。这可以说是公开把持有与官方观点不同的政治观点跟刑事犯罪等同起来的第一例。 列宁的两个过去的战友的悲剧在继续演下去。他们虽然贪图虚荣，立场不坚定，认了错（也许不是出于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 基洛夫遇害意味着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将来到。人们相信过去的“反对派”在进行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首先，当时社会上显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盗窃分子、怀有阶级仇恨的人。其次，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和起码的公开性，形成了蒙蔽千百万人思想的理想条件。人们千百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严惩恐怖分子。在３０年代人们都着了魔，一个号召、一句口号就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一个虚幻的远景就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让他们相信有“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何况他们又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据３０年代受过迫害的Ｂ·奥库洛夫说，当时国内正在制造气氛，“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主要的牺牲者是无辜的人”。报刊不断加温，不断“揭露”、报道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总部”、“阴谋”、“恐怖小组”。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斯大林喜欢讲的“惩罚机关”一下子“身价”百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数飞速增加。这些“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它们逐渐和党委平起平坐，后来又超过党委，成了太上皇。报刊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必须加强警觉性”。报刊的宣传开始大量散布对每一个人怀疑、不信任的种子。许多领导人都受到监视。我们记得，斯大林十分害怕别人害他，大力加强警卫，把自己在群众中“露面”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普通人都形成了一个概念，似乎生产单位中、集体农场里、大学里有许多暗藏的敌人。每一次挫折、灾难、损坏、事故都和反革命破坏挂起钩来。全国逐渐形成一种氛围，斯大林在进行血腥清洗时已可望得到受蒙蔽的群众的“支持”。 还在基洛夫被害之前，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决定，那些将在未来无法无天的年月里扮演凶神恶煞的人被提拔到在同党和“人民的公敌”作斗争的机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岗位上。这些人中首先有担任组织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初担任中央书记、清党活动（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组织者之一的叶若夫，过去的孟什维克、先担任苏联副总检察长、后又提任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那些可耻而罪恶的政治审判案都和后面那个人的名字分不开。 指令、通令、报刊都直截了当地要求寻找和揭露敌人。人们发现“原来”敌人果真不少。在怀疑、恐惧、不信任氛围的推动下，很快掀起了恐怖浪潮，并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把它掀到令人可怕的高度。关于被发现和揭露出来的“敌人”的无数报告不断送给中央。下面是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所保存的几份报告： 送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北方边疆区国家安全局结束了反革命恐怖集团策划对中央委员、联共（布）北方边疆区委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弗·伊万诺夫同志采取恐怖行动这一案件的侦查。 本案被告有七名被追究责任，交付法庭审判，他们是：Н·Г·拉基京、Π·Ｂ·扎奥斯特罗夫斯基、Π·Ｈ·波波夫、Г·И·列维诺夫、Ｈ·И·伊夫列夫、А·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Ｈ·Ａ·科博索夫。被告中完全认罪的只有Π·Ｈ·波波夫。 拉基京等人的案件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引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法律予以审理。 我们认为主要被告拉基京、Π·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列维诺夫应判处枪决，其余被告应分别判处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请予指示。 安·维辛斯基，Ｂ·乌尔里希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３日 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 Л·И·别洛济尔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她招募了舍尔比纳和捷列先科参加这一组织，要他们在１９３４年庆祝十月革命时在基辅对波斯特舍夫和巴利茨基两同志采取恐怖行动，经审理此案后决定判处Л·И·别洛济尔枪决。 别洛济尔在整个受审期间坚决拒绝招供，声称她不接受赦免。因此，请指示是否可以执行对已定罪的Л·И·别洛济尔的判决。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和Ａ·Ｂ·巴利茨基同志认为可以执行判决。 Ｂ·乌尔里希 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 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年３月９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在我主持下在列宁格勒不公开地审理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伙米利达·德拉乌列、奥丽加·德拉乌列和罗曼·库利涅尔一案。 我问米利达·德拉乌列，她想方设法要搞到去年１２月１日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大会（基洛夫要在会上作报告）的入场券，想要干什么。她回答说：“她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帮他干什么？“到会上根据情况而定。”因此我们断定，被告想帮助尼古拉耶夫搞恐怖行动。 三人都被判处极刑——枪决。３月１０日凌晨该项判决已予执行。 请指示：是否见报。 Ｂ·乌尔里希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１日紘紣矠 真是闪电式的审判：９日审判，１０日凌晨枪决，１１日早晨给那位至高无上的祭司报告。即使从乌尔里希报告的片言只语中也可以看出，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多么浮皮潦草。不久，特别是两年以后，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我想对最后的这个“案件”再说几句。在这一悲剧发生前的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有人不断散播卑鄙的谣言，说尼古拉耶夫的前妻米利达·德拉乌列同基洛夫“关系特殊”。了解基洛夫的人都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谁需要散播这种谣言呢？不能排除有人想挑唆神经衰弱的尼古拉耶夫去谋害基洛夫。当人民委员部干部Я·阿格拉诺夫和Л·舍宁开始侦查时，尼古拉耶夫说他杀害基洛夫是为了报仇。但很快他又“供认”，进行暗杀是根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集团的布置……看来，德拉乌列这个名字被策划罪行的人利用来挑动尼古拉耶夫，使他变得“更加坚决”。但后来，米利达·德拉乌列也好，奥丽加·德拉乌列也好，都有可能坏事，于是决定把她们收拾掉。说干就干…… 斯大林亲自制造紧张空气。１９３５年中公开发表了一年前他同赫伯特·威尔斯的谈话。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行动。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重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威尔斯问：“你们那种宣传是不是陈腐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紘紤矠 斯大林是多么喜欢“彻底消灭”……这样的字眼啊！他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彻底消灭”反对派、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并且确实在“彻底消灭”他们。看来，他也在“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各个代表团在知道了列宁的信的内容后所表示的愿望）还在起遏制作用时，当斯大林还清楚记得列宁的警告时，他把反对派还当作思想上的敌人。“投降分子”（悔悟者）通常很快被恢复党籍，被委以重任，还发表他们的文章。例如，１９２８年６月恢复党籍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希望“党还会需要他们的经验”，——很可能就是指他们希望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报刊上不断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富农的帮凶”，他们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仍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种容忍显然不只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列宁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观点的体现。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断“摇摆”叫他十分厌烦。对他来说，专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社会一直“保持”在“国内战争”状态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动”，他们“警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纵。这位独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围一班人采用各种办法使整个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即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甚至斯大林对基洛夫的“喜欢”（事实证明他确实喜欢过他），看来也没有阻止总书记不下手清除这位最受人欢迎的人，他的潜在的对手。当需要在起码的正派作风和“妨碍”他的权力的一切之间作出选择时，猜疑、残酷、权力欲总是在斯大林身上占了上风。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国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政治方针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１／４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料到，在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竟有１１０８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１３９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９８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老的“列宁的近卫军”。他们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了解他的“早期”活动即他过去的底细的较年轻一代的忘我的执行者、工作者。 １９３５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缔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建议，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两个组织的档案被以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接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３０年代末那些无法无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远在２５年前犯下的“罪行”……这里是不是利用了被没收的档案呢？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4) 当时正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步步高升的。１９３５年中，联共（布）中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封精装（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书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语录和对“领袖”的胡吹乱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在贝利亚的“著作”中有对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叶努基泽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尽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一贯相信告密。对此贝利亚很快就心领神会了。诚然，奥拉赫拉什维利曾试图提出抗议。他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私人信，并附去了交《真理报》发表的澄清事实的信稿。斯大林的复信实质上否定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斯大林的信中说： 致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 来信收到。 （１）中央并不想提出（也没有根据提出！）关于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问题。您发了火，看来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没有必要。请留在研究院继续工作。 （２）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本来应该发表，但我认为，您的《信》稿写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掉《信》中一切“进行论战的色彩”、一切对历史的“纠缠”以及“坚决的抗议”，直来直去地说，错误（有哪些哪些）确实是犯了，但贝利亚同志把错误说得太重，与错误的性质不符。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致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３５年８月８日紘紥矠 国家和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个把暴力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万能的职能的人成了独裁者。尽管人们把他叫作“亲爱的领袖”、“天才的统帅”、“英明的建筑师”，任何东西都掩饰不了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独裁者实质。但这一点当时人们是不明白的。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眼下，１９３４年是以悲调结束的。“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接着是准备采取恐怖行动的信号。也许，与一切天文日历不一样，１９３７年确实是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开始的？说斯大林鼓励和倡导无法无天，这毫无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却越来越明显地被独裁者的个人专权和官僚的专政所取代。未来的悲剧的种子已经生出了不祥的幼芽。悲惨的未来的列车正在进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没有被拦住。 第二部第五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世界文化大师之一普卢塔克在自己的《列传》一书中对罗马国家的奠基人罗慕路斯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希望自己的权力牢固，并且日益骄傲起来，就把人民政体变成了令人痛恨的君主政体，这个政体从建立之时起就单单因皇帝的服装而引起不满。他开始穿红色衬衫和紫红色外衣，而且坐在有靠背的宝座上处理公务。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因能够迅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指示而被称作赛勒利斯。另一些人走在他的前面，用棍棒驱赶人群。他们束着皮带，以便能够立即捆住要他们抓起来的任何一个人。”①普卢塔克未必知道，他描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被客观形势推上权力的顶峰，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时，他就把人民变成群氓，自己也变得不再像他自己。历史证明，人在权力的魅力前面是软弱的。除极少数例外，长久地、无限期地穿着“紫红色外衣”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不仅对人民的态度，而且首先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我没有将普卢塔克的话同斯大林逐字“对照”：他表面上没有改变政权形式，没有穿“红色衬衫”，也没有坐在象征着王位的宝座上，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到了３０年代中期，他对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看来，他记得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话。当时，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他将普列汉诺夫作为第五位思想家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名字后面。他在普列汉诺夫文集中写满了各种标记。大概，总书记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去会见红色教授学院哲学和自然科学教研室党支部委员会成员之前又翻阅过普列汉诺夫著作吧？很可能。不过有一点确实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曾指示“要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他除了其他指示外还指出：“要揭露普列汉诺夫，要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一直藐视列宁……”② 我想，斯大林是知道普列汉诺夫下面这句话的：“伟大的人物就是创始人，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并且希望比别人强。”现在要“揭露”的这个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斯大林所喜欢的。然而，普列汉诺夫接下来说，领袖不可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③，这段话斯大林未必喜欢。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国惟一的领袖。 如果在２０年代“领袖”这个词也曾相当广泛地用在其他人身上（如“红军领袖托洛茨基”、“革命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红色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国际领袖”、“共产主义青年团领袖”等等），那么，这时就只能用来称呼他斯大林了。我想起，列宁也用过“领袖”这个词，但主要不是表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而是表示政治品质。正如分析列宁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列宁来说，领袖——首先是阶级、社会集团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不允许与权力人格化有关的任何崇拜和神话现象存在。早在１９００年写作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伟大的思想家就强调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在此一年前，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运动时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工人先进分子”。在列宁看来，领袖是能够忘我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劳动者先进代表。列宁写道：“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像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⑤可见，列宁讲的很多领袖是无产阶级先进领导人的同义词。 斯大林及其他周围的人的行为逻辑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内建立一种能够确立“统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体系。（“统治人物”这个用语，我是从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对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伊·泰纳的著作进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来的。⑥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1) 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３０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⑦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７０个委员。在这７０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⑧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６次代表大会、５次代表会议和４３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１９３４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２０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２次党代表大会、１次代表会议、２２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１３年！有些年——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１９３１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１９２５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 列宁早在１９０５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⑨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２０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 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紒紛矠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 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１９３８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 “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 “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紒紜矠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2)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３０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 “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紒紞矠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４３００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 “１９３８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紒紡矠 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 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简单、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３０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3) 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也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的东西都说到了。”紒紣矠斯大林一点也没有他喜欢讲的谦虚精神，对自己的著作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从这时起，他已经深信自己不仅是惟一的英明领袖，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这就是在党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实行专权和一长制后必然造成的结果。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描述罗马皇帝提比略生平时要人们相信，独裁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未来，他“早就预见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怎样的仇恨和耻辱”。紒紤矠而斯大林却没有想过这些。他的档案——笔记、决议、信件、照片、新闻影片、讲话速记记录都证实，“领袖”相信他自己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直至他逝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提比略那样的远见，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名望”，想使之千秋万代永存。在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领袖的专制”地位逐渐在众多的个人崇拜活动和“仪式”中巩固下来。例如，设立了斯大林奖学金、斯大林奖金。（１９２５年８月在斯大林参加下通过的关于设立列宁奖金的政府决议简直被忘却了）由斯大林亲自审订的国歌也反映了他在祖国命运中的作用：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 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谢·米哈尔科夫和格·埃尔-列吉斯坦根据领袖的指示创作了国歌歌词，把它送交斯大林。斯大林认真审阅，作了修改。在斯大林档案中保存着这些“笔迹”。 斯大林将“各自由民族的崇高联盟”一句改成“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 第二段四行词作了较多的修改。这段诗最初是这样的： 暴雨过后自由的阳光照耀我们， 列宁为我们照亮未来的道路， 人民的代表斯大林教育我们， 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经斯大林用铅笔改动后的歌词第二、三行词就变成了： 伟大的列宁为我们照亮道路，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 斯大林有点不喜欢“人民的代表”这句话。虽然，如果想想就知道了，人民确实没有选举过他。他成了广大人民的首领、领袖、独裁者，但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仅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立即就同意了斯大林对歌词的这一重大修改，而且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晚上在斯大林住处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谢尔巴科夫也赞成斯大林的修改意见。所以，斯大林不只是“批准”国歌歌词。例如，作者提出的副歌： 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蒸蒸日上， 让我们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 让光荣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保护着你—— 斯大林马上就删去了这一段，甚至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大概，他不满意“世界和平”的提法紒紥矠吧？ 国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党，但是关于领袖的词却是那么必需……在苏联人民心目中逐渐确立了一个思想——斯大林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体人民的领袖。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就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公开表达了这一思想：“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他热爱人民。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具有领导各族人民进 　　　　行斗争的智慧。紒紦矠 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注释者之一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写的《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领袖》。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宁在一起，总是同列宁在一起，总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紓紛矠不过，在这本唱赞歌的书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强调“斯大林对敌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确。“领袖”对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人都毫不留情。 斯大林读这类“作品”时，愈来愈坚信，他不会很快达到命运的顶峰，“赞美”看来是无止境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像赞美他那样赞美过任何一个俄国沙皇！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扮演着绝对正确、洞察一切、权力无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对“领袖”的胜利吹捧得越厉害，人民悲剧的根子就在社会土壤中扎得越深。 在指出所有这些把“领袖”作用绝对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它们也起了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虽然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今天我们知道，人民的团结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但是当时，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特别注意树立对领袖、对领袖的智慧和绝对正确的信仰，这样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尽管３０年代末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国家发展中存在极权主义倾向和“领袖”的独裁作用，但社会及其社会基础还是很牢固的。 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几十年后，虽然公布了大量关于他、关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罪行的材料，还有很多人由于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道德方面的习惯而继续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缔造者、“铁腕式”的英明领袖。我想，这种怀念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秘密”不仅同时间的、年龄的状况（“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偶像）有关，而且首先由于从总书记开始通过宣传、教育、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长期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这样一种信念。因此，对斯大林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那个联系着青春时代的思想的忠诚。过去为这个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献，现在却突然发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象征原来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毕竟是神…… 问题不仅仅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个人不可能如此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即使是借助于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影响也不可能。社会实践本身，对一个人进行吹捧的战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关系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领袖的权威才能在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这种体系中，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为加强领袖的权威“效劳”。当然，特别积极“工作”的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是权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换句话说，在“领袖和政党”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偏差不能只归罪于一个人。看来，问题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将党、人民、群众的权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机制。当然，口头上这样讲了，但是同实际脱节、同社会实践脱节。正因为这样，在领袖和人民权威对比关系中出现了变形，为此人民和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给个人崇拜的产生、性质下定义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强调这个人——个人崇拜体现者的主观品质。毫无疑问，主观品质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体的个人的反面品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政权的政治机制。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个人身上，那么，当这个人离去、逝世后，对这个体系、这个机制就无需作任何改变，因为崇拜现象的体现者已经不在了！然而，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对“统治人物”崇拜，把领袖权威神化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的“乳汁”的滋养。不建立可靠的民主机制、保障和保护措施，个性的变形就可以表现为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或者表现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精神停滞的可笑的自我吹捧和华而不实。 由于人们已经过多地（这也是对的！）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品质在个人崇拜现象中的重大作用，我现在打算突出描写能够反映他智力特点的一些方面。大概，这是像斯大林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形象中最少研究的一个方面。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1) 古罗马神话留给我们一个弥涅尔瓦的形象——智慧女神。古人把她描绘成一个从朱庇特脑袋里出来的身着戎装的苗条妇女：头戴盔甲，一手拿梭镖，一手拿盾牌。在女神的脚边立着一只猫头鹰——神鹰，无声的奔放的想象力的化身。按照远古人的迷信说法，想象力总是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历史之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弥涅尔瓦的猫头鹰只在夜间飞出来”，紓紜矠他把这句话解释成意识必然落后于现实存在。 我在试图说明斯大林智力特征之前，先谈谈这个概念的含义。心理学家们常常把智力当作智能；哲学家们则把智力看作思维过程；在各种科学文章中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的思维能力、智慧、创造因素、认识能力等等。这基本上反映了智力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人的个人意识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理性（理论）部分和感性（感觉）部分。如果智力概念同个人意识的内容完全吻合，那么个人意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依我看，智力是对人的创造思维活动能力的概括评价。智力不是个人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独立成分，而是以能积极合理地反映现实的形式出现的人类心理的整体表现。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属性。马克思写道：如果失去了理智方面，“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紓紝矠看来，可以说，智力无非是表示一个人能够创造性地掌握现实的理性认识水平。“掌握”周围世界是依靠达到理性思维（“健全的理性”）、智慧（最高思维能力）和直观水平的智力来实现的。在基本特征相同的基础上，每个人的智力又是独一无二的、不重复的、有自己特点的。 近年来，大概由于对斯大林、对他的生平、活动反面报道越来越多，形成一种印象，好像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并不比平常人高。有时说的更绝对，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是“杰出的庸人”这个评价实质上是正确的。未必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出色智慧的人能够从１９１２年起就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列宁会称他为“杰出的领袖”之一，能够在２０年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中，在同那些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他的人的残酷斗争中成为胜利者。 全部问题在于，当我们评价斯大林个人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首先（这是很自然的）提出他的犯罪行为、阴谋诡计和对他认为是敌人的人的残酷无情。所有这些都只是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智力，而更多的则是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大林超群的智力（我想，他具有这样的智力）似乎带有很多反人道主义的特征。斯大林的智力由于同罪恶表现有着有机联系而在整个人类道德方面失去了价值。如果可以扼要说明斯大林的智力特点，那么，说他具有“超群的罪恶的智慧”，似乎比较符合事实。我认为，道德缺陷本身就是智力不健全。这是智力在道德方面的衰落，也就是说，不见善良之光闪烁。甚至可以说，在人性结构中，道德上的缺陷能够将很高的智力降低到只能发挥计算机即逻辑机械的功能，降低到合理的但却残酷无情的机器的水平。 革命前斯大林在同论敌进行斗智的辩论中经常被弄得很难堪，有时甚至受到侮辱，他不甘心在这些辩论中充当不说话的小角色，努力尽可能扩大自己政治理论知识的范围。尽管工作异常繁忙（这的确是真的），斯大林仍然为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斯大林个人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尽管很长，我还是把它全文引用。 １９２５年５月斯大林委托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一个像样的个人图书馆。托夫斯图哈犹豫了一下，问道： “图书馆中都要哪些书？” 斯大林正准备口述，突然又停了，坐到桌旁，当着助手的面，几乎不加思考地用了１０—１５分钟时间，在笔记本的一张纸上用普通铅笔写着： 给图书馆馆员的便条。我的建议（和请求）。 １．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 （１）哲学； （２）心理学； （３）社会学； （４）政治经济学； （５）金融； （６）工业； （７）农业； （８）合作社； （９）俄国历史； （１０）其他国的历史； （１１）外交； （１２）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１３）军事； （１４）民族问题； （１５）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 （１６）工人状况； （１７）农民状况； （１８）共青团（所有关于共青团的单独的出版物）； （１９）其他国家的革命史； （２０）关于１９０５年； （２１）关于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 （２２）关于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 （２３）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２４）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 （２５）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 （２６）工会； （２７）小说； （２８）文艺批评； （２９）政治杂志； （３０）自然科学杂志； （３１）各种字典； （３２）回忆录； ２．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拿出（单放）： （１）列宁的书（单放） （２）马克思的书（——） （３）恩格斯的书（——） （４）考茨基的书（——） （５）普列汉诺夫的书（——） （６）托洛茨基的书（——） （７）布哈林的书（——） （８）季诺维也夫的书（——） （９）加米涅夫的书（——） （１０）拉法格的书（——） （１１）卢森堡的书（——） （１２）拉狄克的书（——） ３．所有其他书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 约·斯大林 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９日紓紞矠 考虑到，这实际上是匆忙写成，而且注意到当时“书的文明”水平，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观点具有一定的广度。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历史、首先同政治活动和同反对派斗争有关的某些具体知识领域。人名很少，在名单中除列宁以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以及他与之辩论过和将要与之辩论的人。名单中没有思想巨匠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卢梭、笛卡儿、狄德罗以及很多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 我已经讲过，对已经熄灭的理智及其隐私是很难加以推断的。但是，具体表现在行动和行为中的能够判断智力“秘密”和特点的事情和思想保留下来了。在研究斯大林的过程中，他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斯大林本人的“痕迹”为思考提供了很多素材。在克里姆林宫图书馆、在孔策沃住宅中的很多书的页边上都有着重号、记号、批注。在很多书中都有“约·维·斯大林图书馆第×号”的藏书签。请注意，在第一版《列宁全集》所有卷次的页边上都标满了着重号、钩号和惊叹号。有些文章斯大林大概看了不止一次，因为文章的有些句子他不仅用红笔，而且用蓝笔和普通铅笔多次划过。斯大林最感兴趣的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自己的同时代人中，斯大林最经常读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书。例如，１９３２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小册子《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全书被“领袖”用红铅笔划满了，特别是布哈林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点。１９２１年柏林出版的斯摩棱斯基的书《托洛茨基》，上面所有以批评态度评价斯大林不可调和的论敌的地方都划了着重线：“托洛茨基爱挖苦人，不能容忍”，“这是一种好发号施令的性格”，“政治上的贪权者”，“托洛茨基是天才的政治冒险家”等等紓紟矠。斯大林竭力去寻找反对自己对手的论据。看得出，斯大林从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恐怖分子和共产主义》中找到了很多同托洛茨基斗争的论据。他还仔细研究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加米涅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布勃诺夫的《共产党在俄国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一书、纳尔夫斯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卢森堡主义斗争的历史》一书、扬·斯泰恩的《论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一书等等。所有涉及“斗争”的书他都很关心。 斯大林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是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И·别利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珀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文集等书他都认真研究过。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在他的图书馆中收集有中学和大学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并且所有书上都有他的批注紓紡矠。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方式描述祖国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社会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助手们从定期刊物上、“厚厚的”杂志中将所有他们认为有趣的资料报告给斯大林。“领袖”在处理公文的间隙，有时抽出３０—４０分钟时间，读读文学新作品，翻阅杂志中的文章。有时读完后按电铃，助手进来，斯大林让他打电话给某个作家、某创作协会领导人转达他的要求和意见。有时他也亲自动笔。他翻阅完考涅楚克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立即写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 我读了您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是一本艺术上完整的、使人开心的、非常开心的书。我只是担心，这本书太使人开心了；有一种危险：在喜剧中使人过分开心会使读者或观众忽略剧的内容。 随告：我在第６８页上加了几句话。这样做是为了更清楚。 　　敬礼！ 约·斯大林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2) 下面是斯大林增补的几句话： １．“今后将不是根据牲畜的数量、而是根据集体农庄土地公顷数征税……” ２．“不论集体农庄牲畜繁殖多少，税额数不变……”紓紣矠 斯大林的实用主义头脑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他没有放过机会借考涅楚克之口说明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个决定，还说，并不全都喜欢…… 读完埃尔德曼的剧本《自杀》之后，他写信给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尊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我对剧本《自杀》（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评价不高。我最亲近的同志们认为，该剧本内容浮浅，甚至有害……我并不排除剧院会达到目的。文化和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会帮助你办这件事的。会有一些懂艺术的人。我在这方面只是一知半解。 　　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９日紓紤矠 斯大林努力在创作界扮演“自由主义者”角色，同时故作姿态，说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然而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剧本，而且对书、电影、音乐、建筑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绝对。国家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使他即使不是知道所有知识，也应该知道很多，这确实使斯大林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知半解者”。有时他的一知半解是为了证明领袖的“无所不知”。 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书籍也很注意。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写的东西都给他翻译出来（一份）。斯大林也浏览侨民的出版物。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委员会报刊出版部主任Б·塔尔通知政治局委员： “请告知，在下列１９３６年白俄侨民的出版物中您订阅哪些： １．《最近消息》 ２．《复兴》杂志 ３．《社会主义通报》 ４．《俄罗斯旗帜》 ５．《普罗柯波维奇经济办公室公报》 ６．《哈尔滨时报》 ７．《新俄罗斯言论报》 ８．《现代纪事》杂志 ９．《俄罗斯画报》”紓紥矠 斯大林看了这个目录后，对助手说：“全部，全部都订！” 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专门橱柜里存放着很多白俄的“反动”书籍。他确实保存了托洛茨基的全部书籍，并在书中夹着大量书签，划了着重号。托洛茨基发表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答记者问、声明等马上翻译出来并报告给斯大林。需要指出的是，他十分细心地注视着他的敌人在国外写的全部东西。 斯大林对反宗教书籍的态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废纸”。不管怎么说，宗教教育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斯大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中经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让我们回忆一下１９４１年７月３日他在电台发表的动人演说，当时他用“兄弟姐妹们！”这样一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寻常的词句来称呼人民。１９２９年在庆祝完自己的５０大寿之后，斯大林亲笔给《真理报》写了一个便条，以《圣经》中的口吻对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你们的祝贺和问候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和问候，因为是党按照自己的模式（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生育和培养了我。”紓紦矠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谈论时谈到劳合-乔治——国内战争时期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对目前来说已遥远的年代的回忆作总结，他说：“所有这些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是属于上帝的。”純紛矠 当然，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有其宗教根源，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义的辩护士。他能花费数小时在经典作家那儿寻找需要的词句和说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样，来“不容辩驳地训斥”并战胜自己的论敌。例如，在１９２９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４月全会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了解列宁”。这样做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是众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会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合理意见：把资金过多地从农业投向工业，这对农民来说，将是“一项负担不了的贡款”。斯大林马上暗暗记下了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关于“贡款”的话，晚上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的图书馆翻了很长时间列宁著作。翻了一阵，找到了。他马上觉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于死命”的论据。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时声明：“……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环顾一下大厅，“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以胜利者的口吻补充道：“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这里援引了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实，列宁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贡款”一词的。当下边有人喊“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时，斯大林立即进行反驳： “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純紜矠 斯大林并不在意他已经把争论变得无内容了：只争论列宁是否讲过“贡款”一词，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他已经认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通过参加大量辩论，“磨炼”了自己的论战头脑。是的，他总是采用同一种办法，即总要把对手置于窘境，而他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宁的“捍卫者”；他武断地认为，只有他能够正确地、准确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几乎针对对手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宁的引文、语录，有时这些话完全是针对别的问题讲的。斯大林早就发现，用列宁引文作的铠甲可以使他实际上无懈可击。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问题（这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对斯大林说： “对于您来说，列宁的引文是您绝对正确的护身符。但是应该看到引文的实质！” “难道作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的想法不好吗？”斯大林立刻应付过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势、好战、粗暴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时甚至精彩的论据得不到听众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与“捍卫列宁”、党的总方针、中央的统一等等相联系的有点粗暴的、浮浅的、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指责性演说却会迅速被人们理解。他的头脑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关心体裁的“优美”，也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爱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样善于作知识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样注重科学的论据。斯大林在无数次争论和辩论中所以能战胜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修正列宁主义”，而他是“捍卫”列宁主义的。这种解释从３０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释了。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欢把一切都摆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喜欢“反复咀嚼”，解释得非常通俗。如果论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会非常严厉地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烦琐哲学”。他的报告、讲话、决定总是严格限制在列举现象、讲明特点、划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确任务的范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而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点”和“界限”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实现，但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斯大林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自己写的《十二恺撒传》中指出，虽然尼禄童年时就学过“贵族科学”，但他拒绝掌握哲学，认为“这对未来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障碍”。斯大林未必这样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无法在哲学方面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不能掌握辩证法，“领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想扩大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根据红色教授学院领导的推荐，斯大林邀请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老布尔什维克扬·斯泰恩来给他讲授“辩证法课”。斯泰恩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后来是中央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多次当选党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独到的见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学老师”，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包括研究德国经典作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拉德莱的著作。斯泰恩每周两次按规定时间到斯大林住处，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泰恩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平静地继续讲道：“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头脚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把一些唯物主义原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但这实质上从总体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着地的，应该让它用脚着地，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内核……”斯大林已经开始急躁了，他严厉地问道：“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意义？”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3) 斯泰恩又继续耐心地加以解释，力图把“领袖”理解不了的哲学的深奥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斯大林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一点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但是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尽管斯泰恩想尽一切办法，斯大林还是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对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进行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学生”对“老师”只有一种恶感。斯泰恩同卡列夫、卢波尔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们一样，被宣布为理论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于１９３７年被捕并死去了。看来，等待着２０年代末同布哈林关系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会是同样的命运。但是，斯大林只是长期让这位大学者戴一顶“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帽子，不让他从事积极的社会和科研工作。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会议实质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主义阶段的估计不足”。德波林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是米柳亭、米丁、麦罗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出来“揭发”他，同时也“揭发”斯泰恩、卡列夫、卢波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估计不足”。主席团会议结束后，风波并未平息。科学家们不能容忍把警察方式运用到科学中来。看来，哲学是斯大林“科学学”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同年１２月，总书记作了一个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报告。形式上这是已经提到的在德波林任院长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发言是很严厉、很坚决的。这个发言非常雄辩地证明斯大林哲学思维水平、他的智力合理性水平以及起码的分寸： “必须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必须摧毁德波林集团所写的全部著作。可以把斯泰恩、卡列夫驱逐出去。斯泰恩神气得很，可他是卡列夫的学生。斯泰恩是一个十足的懒汉。他只会讲话。卡列夫装腔作势，徒有虚名。我认为，德波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但必须把他留在编辑部（这里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本书作者注），以便有人供我们攻击。编辑部内部将有两条战线，但我们将是多数……” 发言结束后，接二连三地向报告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是否可以把理论界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斯大林教导说。 “‘左派’是怎么回事？‘右派’已经谈到了……” “在左倾的掩护下搞形式主义，”总书记评论说，“把自己的材料浇上些左的调味汁。青年人喜欢左倾。而这些先生们都是好厨师。” “学院在哲学方面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又一个新问题。 “主要问题是打击。四处出击，向没有出击过的地方出击。对德波林分子来说，黑格尔是一尊圣像。应该揭露普列汉诺夫。他一直藐视列宁。恩格斯并非全都正确。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就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純紝矠 这就是斯大林对哲学家的“教导”，可是他对哲学几乎分辨不清。主要是“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专门章节中作了阐述。他用简略的、零碎的语句把全部哲学分成几个基本特征，就像士兵排队一样，如此而已！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斯大林却把它叫作辩证法。如果用来扫盲，在有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个《哲学基础知识课本》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后，谁也不敢写这个题目了。哲学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只能进行注释、解释、吹捧……斯大林时代是哲学思想停滞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哲学吗？斯大林参加“哲学辩论”这一举动是对他智力的合理性程度的写照。 众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特别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力。斯大林的头脑对世界、现实的反映当然不是明净如镜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反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根据政治观点、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阶级性来研究、分析所有社会过程。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对哲学家们的讲话。斯大林作完报告回答问题时，就已经想好了：必须将自己的指示用特别决议的形式迫使这些哲学家们接受。下一个月，中央果然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专门决议。联合在出版物周围的德波林的拥护者们被说成“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 斯大林的头脑、他的思维可以说逐渐具有一种“命令”性质。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头脑不会因“磨损”而衰老，只会因思想懒惰、不努力工作而“生锈”。这完全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这个人把上帝的理智给予了我们， 不是为了让它白白地发霉。 А·Π·巴拉绍夫对我讲，斯大林每天要处理大量工作：报告、情报、各种材料、电报、密码电报、信件，几乎在每个文件上都要写下批示和指示，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往往被看作是最后决定。每天读完厚厚的一叠写给他的信件，匆匆写完言简意赅的批语：“请代为致谢”、“请帮助某人”、“简直是胡说八道”，他经常从信件中拣出一二封信来作详细答复。 例如，列宁格勒什内尔的信。老布尔什维克询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询问政治局里有无各种倾向…… 斯大林从大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什内尔同志！ 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右倾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力量。“左的”倾向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他们决心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其幻想的工业化计划。 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也没有左倾。 致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純紞矠 又如３０年代的一个文件。在斯达汉诺夫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他和格兰特向政府提出关于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六天脱产一至二天参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的问题。许多人支持这项建议，认为这是革命化的新建议。这都在各报上发表了。 斯大林审阅了文件，简短地写道： 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此事并不重要。 约·斯大林純紟矠 在斯大林的智力中，很难看出他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他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公设、固定的概念来做事情。同时，斯大林也能进行直觉思维，当作出一些结论和决定时，他好像是在跨越几个认识阶段、阶梯。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出思想的“过程”，只突出地表现了思维的结果、结论、推测、猜疑。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智力似乎越过了逻辑推理，一下子“得出了”结果、概要。当然，毫无根据的猜疑常常是由于意识中缺少某些道德成分所造成的。斯大林正是这样。他能够看着自己任何一个战友说：“你为什么总躲避我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过分的多疑主要不是直觉思维的表现，因为斯大林的推测没有现实根据，而是观点有严重缺陷的表现：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智力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其肖像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我们知道，知识使人成为内行，感情使人高尚。意志则能使信念、智力构思具体体现在行动中。意志就如同大脑的“筋肉”，这是智力的动力。在生活中常见的是，自己软弱就如同别人有力量一样可怕。坚强的意志会使智力变得积极、活跃、有目的性。一般说来，军事长官、统帅都具有这种智力。正是这些人最先指出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智力，这不是偶然的。 我将用单独的一章来描写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但现在评价他的智力时，我只是从苏联杰出的统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许多战争期间同斯大林共同工作过的人那里引一些证据。朱可夫元帅指出，斯大林具有“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天生的分析头脑、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接着，这位最著名的苏联统帅写道，斯大林“读了许多书，是一位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他才能在一天中审阅和掌握那样多的各种材料……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他具有坚强的意志、不外露但爱冲动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他很冷静，通情达理，有时又突然大发雷霆。这时，他往往缺乏客观性，他的眼睛在不停地变化，脸色越来越苍白，目光变得严厉可怕”。純紡矠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谈到斯大林的许多性格特点时，特别强调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没碰到过有谁像他那样记得那么多事情。斯大林不仅知道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这就有１００多人），而且还知道一些军、师的指挥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能记住战略后备力量的组成，能够随时说出某个编制”。純紣矠 再谈一个反映斯大林智力特点的例证，这是丘吉尔提供的。英国首相写道，当我讲完“胜利”计划时，斯大林却立即指出了这一计划的战略长处。“这个很好的声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俄国独裁者迅速彻底地掌握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新鲜的问题。在生命力很强的人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理解我们用几个月时间研讨出来的方案。他闪电般地对一切都作了自己的评价。”純紤矠 　　　　我引用了几个在战争期间同斯大林经常接触的人的证明。他们的论断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人的智力特点。很难否定斯大林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坚定的目的性和坚强的意志。我想，不仅是偶然的机会和各种情况的巧合使他在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年代成了列宁的战友。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一般都能够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表现出他那些最强的特点——意志和目的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特点才能在当时被发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本人才相信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斯大林时，很多内幕他们还不知道，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很多事当时还不能讲。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斯大林智力中的另一个特点：他没有掌握作出长期预测的能力。对于尚未认识、尚不了解的东西，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一点党内同志早就觉察到了。２０年代中期，联共（布）图拉州委会书记伊万·卡巴诺夫（后被镇压）有一次说：“斯大林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杰出的组织家，但他的头脑是不擅长分析的，是公式化的。他能够出色地分析过去的问题，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清楚的。但他却不能对前途作出预测。他还不习惯这样做。”这种观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正确的。 斯大林的智力在很多方面是非凡的，但绝不是“天才的”，甚至也不是“杰出的”，在估计本人的潜力时，他的智力缺少合理的“制动器”。斯大林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都可以武断地进行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可以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作出决定性的结论。这些多方面的议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浮浅，可是它们立即被那些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 举这样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根据一些为追求虚荣不惜破坏古物的建筑学家的建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推荐的建造苏维埃宫（根据１９２２年通过的决议）的地点，恰好是著名的大基督教堂所在地。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得最充分：总书记无法估计俄罗斯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早在向斯大林报告之前，建筑学会就曾在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苏维埃宫的建设地点。当时提出三块地方：中国城、猎人市场和矗立着俄罗斯引以为骄傲的宏伟的大基督教堂的地方。参加投票表决的有建设局局长克留柯夫、约凡、克拉辛、拉甫罗夫、波波夫、别谢达、克鲁季科夫、莫尔德维诺夫、奥尔洛夫，以及应邀的舒谢夫、柳德维克、巴尔辛、波扎尔利茨基（文件中没有这些人的全称）。靠人民的捐献建造了这个基督教堂，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问问人民。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这座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建造起来的教堂被毁掉了。当响起爆炸声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工作的斯大林颤抖了一下。他不安地问助手： “这是什么声音？哪里在爆炸？”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4) 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根据您批准的关于确定苏维埃宫建设地点的七月决议，现在正在拆除基督教堂。斯大林放心了。在持续一小时的爆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理会这件事，又专心地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集体化进程的报告。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个民族圣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建造的。参加教堂内部装修和雕塑的有韦列夏金、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马扎诺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师。由于无神论和建筑方面的考虑，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记载着教堂被炸的罕见的、绝无仅有的镜头，反映了心灵上的伤痛。看了电影，使我们又想起了１９３１年那个寒冷的１２月。炸掉的不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过去。在过去的东西中，斯大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够肯定他的东西。 被批准的大厦建设方案的作者，建筑学院士Б·约凡是这样描述准备拆除的教堂外貌和斯大林的意见的：“１９３１年，基督教堂还矗立在莫斯科河畔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它庞大、笨重，镀金的顶部闪烁着光辉，既像圆柱形大甜面包，又像俄罗斯茶炉，那公式化的、冷漠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风格压迫着它周围的房屋和人们的意识，代表着俄国无能的专制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师们，是他们建造了这个地主—商人的神庙……无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向这座象征着旧莫斯科王公贵族势力和情趣的笨拙的建筑物举起了手。”院士还兴致勃勃地描述了斯大林对大厦模型方案提出的“天才意见”。他“大胆”建议大厦高度超过４００米。斯大林建议建筑物顶部的列宁塑像高达１００米。总之，贪大求全始终是总书记的天性：大礼堂——一定要有２１０００个座位。主席团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低？要知道领袖要坐在那里的！高些，再高些！不要装吊灯：要靠反射光照明。大厦的主要格调应该反映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誓言的六个部分……斯大林明确示意，这不是普通的苏维埃宫，这是一座使他这个领袖永世流芳的宫殿。这座宏伟的公共建筑要表现出“亿万人民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取得胜利的思想”。純紥矠 “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大厦的轮廓、饰面、灯光、圆柱的高度、雕塑群的内容、镶嵌图案、比例以及其他专业化很强的问题，都要由一个人决定，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天才”，对建筑领域的问题作决定性的结论是正常现象。 每当谈到历史、文化、艺术时，政治总是第一位的。由于智力方面严重的实用主义，斯大林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珍品同永恒、时代、时间加以对照。例如，赫鲁晓夫在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声明：“我们在改造莫斯科时，不应害怕砍掉树木、拆除教堂或某个寺庙。”純紦矠他的这个声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他的智力只能把文化珍品看作某种次要的东西。“领袖”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最高审判员和鉴赏家。作品、创作的命运如何、大师或整个集体的构思是否能够实现，往往取决于斯大林的一句话。 斯大林的智力在具体问题上没有“涂上”人道主义、博爱的高尚色彩。而且，他的智力表现得非常不道德。请读者自己评价一下。１９４６年７月贝利亚报告斯大林，战争期间内务部劳改营“积聚”了１０万多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犯人，他们的生活费用占用了大量物资。内务部建议释放这些无法医治的病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斯大林补充道：最危险的罪犯——已经判处服苦役的敌人要除外紕紛矠。对“领袖”来说，这些不幸的人如何死去，不是无所谓的。 斯大林的智力中不具有求知欲、好奇、怀疑的能力。这些感觉也可以象征性地称作“智力”感觉，它们始终伴随着人的创作思维表现过程。列宁指出，没有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紕紜矠。他所讲的正是感觉的这一方面。斯大林善于“隐藏”直接的感觉。他的智力是冷酷的，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这正是所有那些把“伟大领袖”神化的那些人的悲剧的根源之一。 第二部第六章 悲剧的震中 (1)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 斯大林·第六章 ５１０ 　　１７９１年，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１７９２年８月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市政府和国民公会，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抗击普奥的干涉军，１７９３年５月起义后，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颁布１７９３年宪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平息吉伦特派反革命叛乱，粉碎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发生了反革命“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死时只有３６岁。 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 罗伯斯庇尔（１７５８－１７９４） 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政权的领袖 １９２０年加入俄共布；１９３１年起在司法部工作，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苏联副检察长、检察长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外交部长，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等职。１９３９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述甚多，主要有《刑事诉讼教程》、《苏联法院组织》、《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国际法和国际政策问题》等。维辛斯基在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８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 雅哥达，一度是斯大林的心腹而最后成为斯大林审讯中的丑角。雅哥达曾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长达１５年。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最后被处死，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沙巴什，中世纪迷信传说中的巫婆夜间集会。 ——译者 奥尔忠尼启则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以自杀作为抗议全会要批准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的恐怖计划 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作为雅哥达的继任，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被杀害的苏联军官达三万五千多名。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数的一半 在“侦讯”过程中“拒不招供”的布哈林 ２ 安·维辛斯基 （１８８３－１９５４） 苏联政治家、外交家、 法学家 苏联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８年期间，肃反运动达到顶峰。无计其数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被送到强制劳动营集中改造 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中大约有３５０－４５０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左下图为劳改营中的犯人在劳动，右下图为监狱门口 劳改营营房 李可夫受审 按照斯大林的世界观，只要目的伟大，为了实现目的，就可以广泛地使用暴力。下图为古拉格劳改营岗哨 １９３８年，“党的宠儿”布哈林受审 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 ——译者 ３ １９３５年２月，斯大林发表讲话 被斯大林所器重的卡冈诺维奇。他有三个特点：超人的工作能力；在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绝对执行命令 （左起）布尔加宁、日丹诺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在１９３８年一月全会上 ４ 库通，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最高领导机构——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热月政变被送上断头台。 原文如此。此处应是１９３６年。 ——译者 原文如此，此处应是白俄罗斯军区。 ——译者 图哈切夫斯基 （１８９３－１９３７） 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 １９１４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１９１８年参加红军，同年４月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战后在改革军队体质、改进军队装备、创建军事院校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１９３７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不幸遇害。 ５ １９３８年斯大林跟他的亲信们在一起 身着军服的斯大林 斯大林、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女儿在别墅里 拉·帕·贝利亚 （１８９９－１９５３） 苏联元帅 参加过卫国战争，领导研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格鲁吉亚以肃反起家，是叶诺夫的接班人，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５３年主管肃反工作，在斯大林逝世三个月后，由东德镇压反苏运动回国后，被逮捕以叛国罪被枪决。 ６ 斯大林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极度统一的社会 内务人民委员部 克格勃机构的前身，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历经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伯乌）、奥格普乌、恩克夫德、恩克格勃、姆格勃，直到１９７８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１９９１年退出历史舞台。 １９３８年乌尔里希、雅哥达、叶若夫参加奥格普乌及国家政治安全总部会议 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叶戈罗夫元帅被斯大林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红星勋章是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１９３０年４月６日命令设立的。授予战时和平时在国防事业中有卓越功勋的苏军官兵、部队、舰队、兵团、劳动者、劳动者集体、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１９３０年，布留赫尔元帅成为第一名红星勋章获得者 梅赫利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３），在苏联卫国战期间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上、中图）为服刑的犯人在工作 被流放的乌克兰妇女 的一年——１９３７年来到了。在莫斯科，在其他城市，在辽阔国土成千上万的村庄，到处是新年节日期间常见的那种忙乱景象：在俱乐部和紧巴巴的住宅里装饰了新年枞树，孩子们贴上自制的花条，业余文娱小组进行最后彩排，当时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学校都有这种小组。男人们备下一两瓶“莫斯科牌白酒”；在大城市的商店里也可以买到“妇女饮用”的好葡萄酒。近一两年来，商店的货架上和橱窗里出现了比较丰富的食品，这不能不使顾客感到高兴。例如，１９３７年元旦《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短讯《节日采购》，在这篇短讯中报道说：“各种各样的葡萄酒，从苏联香槟酒到麝香葡萄酒，几百种香肠和鱼制品，大蛋糕，甜点心，水果——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人昨天在商店里大量采购的对象，‘美食家商店’、‘食品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的几千名代理人，都忙着把各种食品送到顾客家里，以满足顾客新年盛宴的需要……” 各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区委员会，都完成了年终“结账”：需要上报。而要告诉人民的是：在去年，哈尔科夫机床制造厂投入生产，卡马纸浆造纸联合工厂隆重剪彩，索利卡姆斯克制镁厂工程开始动工，亚美尼亚的科纳卡尔水电站开始工业送电，竣工投产的还有摩尔曼斯克渔业联合工厂以及几百个其他的大大小小的生产项目。数量指标（绝非质量指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需要报告斯大林。就连１９３６年刚刚组建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虽然许多指标没有完成计划，也给“领袖”送去报告：“国防工业将成为国家最好的工业部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柳比莫夫的报告使斯大林感到很高兴：不仅铁路运输，而且轻工业、地方工业、商业也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说话是算数的。正是遵照他的指示，通过了把１９３６年变为突击年的决定：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２２％，消费品生产增长２３％。遵照他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社论《提高人民福利的计划》，社论中指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生活变得更愉快”——“伟大领袖”的话从来是说到做到。①应该让所有的人再一次看到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国家的脉搏急促而强劲地跳动着。许多年过去了，可是从十月革命这部发电机中获得动力的革命热情，我再说一次，丝毫未减。日子过得还很穷，穿着简单朴素。“突击”旬一个接一个，生产记录不断被打破，报纸上登满了劳动突击手的名字：阿·斯达汉诺夫、亚·布瑟金、叶·维诺格拉多娃、玛·维诺格拉多娃、Ｍ·杜卡诺夫、彼·克里沃诺斯、马·马宰、Ａ·古尔格尼泽、Ｃ·哈恰特良、Ｏ·霍贾耶夫、尼·斯梅塔宁以及其他许多人。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清贫的、艰苦的，然而整个国家都专心致志于未来。 谈论具体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共同事业完全吞没了每一个人。强劲的主旋律不允许理直气壮地提出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问题。列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由于一整套既已形成的关系而被置于绝对依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和理性的境地。一切都必须奉献给“统治人物”的思想祭坛。请看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社论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在这个“海洋”中，也有人举着一个不大的列宁像…… １９３７年最初几天的报纸，不仅报道了劳动人民的有时是十分紧张的气息，而且登载了关于来自国境线外的严重威胁的警告。米·科利佐夫发自西班牙的连续报道，法西斯分子击沉苏联“共青团”号轮船的详细经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授予工农红军一批指挥官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极端困难的特殊任务”的决议。谁都知道，这指的是“西班牙的”英雄们。 这里还有扬·鲁祖塔克（他后来只活了一年多一点）的警告性的文章：“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及其匪帮，通过暗害活动搞乱我们的经济，他们想借用这些人的手杀害我们的优秀人物，杀害我国的大脑和心脏——斯大林同志……”②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宣布扩大苏联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 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在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于１９３７年出版的《论苏联宪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词句：“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全场就长时间热烈欢呼。全场起立。场内到处高喊：‘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乌拉！’‘万岁！’‘红色战线！’‘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③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按照自己的习惯列举了种种“特点”，他把第五个特点叫作“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他报告到这个地方，可能想起了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处决了自己原来的同志和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某些资料证明，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民主”原则，曾向这两位原来党的领袖说： “我们的信念不允许使老党员流血，不管认为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我们党的领导人既不会忘记自己的权利，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义务。在审判中你们应当帮助国家和党，审判所针对的不是你们，而是托洛茨基。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的需要……”④ 斯大林很善于随风转舵。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签署逮捕和枪决名单、批准惨无人道的判决方案的是“一个”斯大林，而“另一个”斯大林却站在讲台上，挥动手臂，好像砍人头似的，斩钉截铁地说，新宪法草案“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⑤然而这个人真的是想“保障”这些权利吗？起草宪法的那些人了解这一点吗？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有阿库洛夫、布勃诺夫、布哈林、加马尔尼克、克雷连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埃德曼、乌博列维奇、亚基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党的、军事的和社会的活动家。他们在制定那部口头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民权制度的国家基本法时还不知道，与宣布的权利和保障相反，他们很快就将被残酷无情地消灭掉。在由“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情况下，任何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们。斯大林早已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律之上，从而践踏了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在受到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压制的那一点点脆弱的民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已开始“推敲”为正在准备的“托洛茨基阴谋分子”案第二次公开审判起草的长达数小时的起诉词，也就是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８日激昂慷慨地发表的那篇起诉词。 千千万万的苏联人都为连续不断地向着国家经济和国防的强盛“持久跃进”而真诚地感到自豪，他们在新年夜晚互相祝福。可是他们想也不会想到，新的一年将是血腥的一年。谁能想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２０周年，将成为苏联人民悲剧的震中，将成为社会无耻的顶峰。但是，“领袖”的无法解释的构想，“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可耻的罪恶实质，似乎正是服从于这一点的。 第二部第六章 悲剧的震中 (2) 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人几乎过了２０年才了解了这场悲剧，并且远不是完全了解。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对“法西斯败类”、“间谍”、“恐怖分子”表示愤怒、痛恨和谴责。就连亚·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波·巴甫连科、尼·吉洪诺夫、布·亚申斯基、列·尼库林这样一些人，也在《间谍和凶手》一文⑥中诅咒那些被迫在无耻和罪恶的演出中扮演角色的人。而这次演出的总导演再一次提醒人民：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我就说过，在一定条件下，“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⑦。请看，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在取得成就的背景下，个别的事故、火灾和惨祸（确实发生过）当然都像是“暗害活动”。难道他斯大林不是说过，暗藏的原反对派分子、参加过其他政党的人都在伺机而动吗？我们的成就越大，他们的反抗就越强烈……这就是把斗争的弦绷紧到极限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快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题为《斯大林运河》的书。３６名苏联作家在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领导下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公敌”改造成“人民之友”的试验大唱赞歌。他们写道，这是“把无产阶级……苏联公众原来的敌人……大批地变成工人阶级熟练的同事、甚至变成国家必要劳动献身者的一种非常成功的试验”。而且还写了这样的话：“……加工这种原料要比加工木料、石料、金属困难得多。”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那些“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友”的“原来的暗害分子”——工程师、教授、教师和几千名其他脑力劳动者（不仅仅是富农、小偷和惯犯）。许多人有罪只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与斯大林不同，而斯大林，作者们写道，具有“组织得很好的意志，大理论家的洞察力，天才当家人的勇气，真正革命家的直觉，他对人的复杂的品质洞察秋毫，能在培养这些复杂品质中的优良品质的同时无情地反对那些妨碍前者发展到极高度的品质……”⑧但妨碍斯大林的不仅仅是某种品质。而且是人。是许多人。多得可怕。 所有这些“余孽”在妨碍他（潜在地）最终扮演成功惟一的、独占的、人人（正是人人）喜爱的领袖的角色。难道他忘记了布哈林、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许多人曾是他的党内同志和战友吗？不，当然没有忘记。但糟糕的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过，为了“崇高的目的”，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似乎是宗教裁判所编年史中美第奇的一句话：“有一条圣训——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没有任何圣训说要宽恕我们从前的朋友。”斯大林可以笑对这句格言的天真幼稚：他既不宽恕前者，也不宽恕后者。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1)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残暴的事情。罗马皇帝、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阿格丽平娜（小）的儿子尼禄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残暴著称。甚至塞涅卡这位哲学家和高明的演员亲自教育尼禄，也始终未能使皇帝养成高尚的品德。这位统治者为了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不惜杀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亲，逼迫塞涅卡自尽。尼禄的统治终于同死刑——残暴的顶点不能分开了。罗马大火招来的是无辜的人们被处决。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阴谋，然后就开始杜撰一个个的假阴谋，以便消灭那些最孚众望的元老和危险的竞争对手。告密受到鼓励……尼禄在喜欢把暴行当作统治手段的同时，也热爱诗歌及其他艺术。 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历史类比，更不用说不无争议的类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都孕育着滥用职权直至制造暴行的危险。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并不仅仅对公元５４—６８年尼禄统治时期才正确。 任何正义的目的和意愿，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这种手段不仅按性质来说是道义上的祸害，而且就后果来说也是一种社会祸害。要知道，“我们的理想，”列宁坚信这一点，“不容许对人施行暴力。”⑨而在令人痛心的、作为悲剧写入我国历史的１９３７年，斯大林正是广泛地诉诸暴力。这是悲剧的震中，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迫害的面很大（显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厚颜无耻登峰造极。而伟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时识破它。 是谁使“人民公敌”这个可怕的名词流传开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当然，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企图找到斯大林用来广泛采用社会暴力的某种历史的、政治的、逻辑的根据。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提到过，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图鲁汉斯克。当时给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坚定性：他们在紧要关头设法通过了简化对“革命敌人”的审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赏罗伯斯庇尔的公式：“谁穿着金丝边裤子，谁就是所有长裤汉的敌人。”谁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谁就是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罗伯斯庇尔的书的。当时他就注意到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他认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每当自由看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祖国的敌人都在制订更加狂妄的阴谋。” 斯大林从历史上寻找的不仅是类比，而且是将来为自己辩解的论据。他很喜欢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的意见：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正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坚持，作为对杀害马拉、夏利埃、勒佩莱斯蒂埃·德·圣法尔若和其他雅各宾党人的回答，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国民公会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对１５６３人作出判决，其中只有２７８人宣判无罪，其余的全被判处死刑！罗伯斯庇尔甚至把丹东、德莫林、菲利波等等这样的活动家也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罗伯斯庇尔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曾珍惜过被他送去处决的人的生命。苏联的独裁者总是对暗杀行为怕得要死。所以许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５８条第８款——“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翻阅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会发现（如果相信当时的诉讼程序的话），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仅仅是想过如何除掉“领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斯大林不愿重犯法国大革命的错误。他的恐怖将是无情的！ 虽然“人民公敌”这个名词从前就广为流传，但斯大林在１９３４年之后给它充实了“具体内容”。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党中央给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强调指出，人民公敌通常表现得“温顺而和蔼”，他们千方百计“偷偷爬进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处境越困难，他们就越将采用极端手段……”紒紛矠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阿·阿·叶皮谢夫向我讲道，贝利亚喜欢在会上强调一种他认为发明权属于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敌不仅指进行暗害活动的人，而且指怀疑党的路线正确的人。而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不愿多谈自己的叶皮谢夫让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迹的时光。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贝利亚的贼窝。我曾多次请求放我回去做党的工作，贝利亚恶狠狠地说： “‘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吗？那就随你的便吧……’ “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敖德萨，”对话人继续说，“重新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但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务局局长来找我，建议我从明天起留在家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随时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过、对某些事情有过怀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敌。幸运的机会奇迹般地救了我：就在这时贝利亚被捕了……”“人民公敌”是“挑选”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的万能公式…… 我想，叶皮谢夫的这个典型说法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可是，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很多。大多数人被控告只是由于“不适用”。由此可见，“人民公敌”这个表面上由“领袖”从法国大革命领导人那里借用来的斯大林概念，同那些领导人的理解毫无共同之处。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的罗伯斯庇尔把“占有不义之财的人和残暴的贵族”看做敌人。而斯大林，我再强调一次，则把所有那些即使只是潜在地可能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连不同想法，甚至被怀疑存在不同想法，都被认为是敌对行为。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个人专权，但是他感觉到，许多人特别是列宁的“老近卫军”中的许多人内心里不赞成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就有足够的理由使这位疑心重重而又残酷无情的独裁者逐步酝酿出可怕的决断。 斯大林借助于意识形态机构在国内一步一步地煽起怀疑气氛，使人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 绝大多数苏联人毫无保留地相信，现在是在同那些念念不忘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进行殊死斗争。早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各报就发表了标题五光十色的社论：《间谍和凶手》，《出卖祖国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恶棍中的大恶棍》，《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托洛茨基匪帮》……对社会意识进行赤裸裸的“按摩”产生了效果：人们了解了那些长期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的卑鄙行为，都义愤填膺。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能够使党、使人民相信他们生活在敌人中间呢？说间谍和暗害活动猖狂至极的根据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党中央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回答。 全会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会上听取了不少报告。首先是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报告各个党组织对按照新选举制度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准备情况和改造党的政治工作情况。已经开始得到“领袖”特别赏识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一些似乎正确的意见。例如他强调指出，“新的选举制度标志着苏维埃组织的活动中更广泛得多的公开性”。他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状况问题里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虽然“引人注目的是专政的文化工作”，镇压机关在今天也和在内战时期一样需要。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报告人继续说，“当我们的人在打瞌睡和摇摇晃晃的时候，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而在党内，用日丹诺夫的话说，情况并不简单。党的队伍松松垮垮；党内有不少敌人。接着他说：“增补委员这一有害的做法扎下了根，而且已经走得很远。增补委员的做法破坏了党员参加选举自己领导机关的合法权利。” 然后这位中央书记引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材料。一些区委和市委的执行委员会，增补的执委和候补执委达５９％。例如在基辅，日丹诺夫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市委一下子增补了１４名委员，其中包括原来是人民公敌的阿施拉费扬、杰尼斯、先琴科、托杰尔等等。在哈尔科夫市委，第四次全市党代表会议选出的１５９名委员和３４名候补委员，只剩下了５９人，增补了６１人。而市委执行委员会除了一人以外全都是增补的委员。日丹诺夫说，在哈尔科夫市列宁区，１９３６年４月４日提出了关于“开除一大批人”的问题。还请来了积极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出席区委全会的是１０人，而要开除的是１２人！“于是１０人吃掉１２人！（全会参加者中间有人发出笑声）”日丹诺夫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紒紜矠。 这不仅仅是党内反民主倾向的征兆。党内形成了不法行为合法化、允许广泛采用强制办法的气氛。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已经为从解决问题的行政方法转到对潜在的敌人直接施行暴力的方法准备好精神气候。 到全会开幕时，“统治人物”已经进行过“战斗侦察”。我指的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迫害。当时人民支持他。这些活动家有碍于斯大林，他们虽然已被贬为小职员，但是了解斯大林的很多事情。例如，了解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时曾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了解他的许多阴谋，了解他伪造党的旧文件的事（例如，斯大林“组织”弗·索林和叶·斯塔索娃“写信”，提出有必要对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３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记录进行修改）紒紝矠；了解伏龙芝生病和去世的神秘经过以及“领袖”从不提起的其他一些可疑的往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已经关起来了，但他渴望把他们送上西天。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2)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示又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还没有开始，起诉书还没有宣读，报纸和广播就已经异口同声地要求：“处死败类”，“对敌人毫不留情”，“把人民公敌扔进历史垃圾堆”。斯大林报复起来是决不妥协的：他从前在政治局的这两位同事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们最后的哀求——请求斯大林赦免的信——被置之不理。加米涅夫曾经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声称：“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领袖”希望加米涅夫的声明同他本人一起死去。季诺维也夫曾说斯大林“……没有良心的血腥的奥塞梯人……”“领袖”希望季诺维也夫的话同他本人一起去见上帝。历史上有许多秘密。但是连斯大林也不能够、不应当指望秘密永远不被揭露。是的，两人都曾经是“反对派”。两人都曾经为政权、为自己的发展道路观进行过斗争。常常摇摆，不坚定。但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斯大林不喜欢仅仅做到敌人已无能为害这样一个“层次”。因此，随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成千上万他“拒绝给以信任”的人一起，他们的亲属也被消灭或流放了。例如，继加米涅夫之后死去的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一个兄弟和他的妻子……斯大林不仅砍倒了大树，而且也挖掉了周围的灌木丛。在１９３７年，这已经变成了昼夜不停的“人砍伐”。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实际上只讲了一个问题——“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动、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报告没有合情合理地分析情况，把情况真正弄清，原因很简单：讨论的对象本身是幻影，是假象。讲了许多大话和咒语。同时还报告了今天听来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的初步“结果”。 莫洛托夫在报告中首先声明，他是代替奥尔忠尼启则作报告的。２月１８日，在全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了。政府的公告说，他死于心脏麻痹。据认识奥尔忠尼启则亲属的一些人证明，他对乱抓间谍和乱找敌人的做法极感痛心。他曾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和激烈的谈话。但作为回答，斯大林却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的对奥尔忠尼启则本人的密告送给他，并且明白无误地暗示，“无风不起浪”。奥尔忠尼启则一定很明白，“领袖”要求他完全顺从，否则他就会像别人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场。此外，斯大林还委托奥尔忠尼启则在全会上作《关于重工业中的暗害活动》的报告。奥尔忠尼启则必须亲手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必须直接参与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恣意妄为。奥尔忠尼启则就以在当时情况下大概是惟一适当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利用了自己在心灵上得到解脱的机会。在作出悲剧性决断的当天，叶若夫手下的人曾把审讯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里亚的记录交给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的其他几名亲属也被逮捕。可以不折不扣地说，是有人逼他走绝路。而奥尔忠尼启则也就走了绝路。 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住所，命令把“根据充分的”自杀说法印出来。据亲属证明，死者曾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看来，信的内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领袖”整掉了奥尔忠尼启则，就又收拾了一个自己身边不赞成恐怖方针的人。（把人推入死神怀抱，然后抬棺或捧着骨灰盒送葬，致悼词，慰问亲属，这已经成了斯大林常干的事。） 由于为人民委员举行葬礼，不得不把全会改期。对斯大林来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不喜欢动摇的人。而奥尔忠尼启则在意识到全会要批准整个恐怖计划之后，不但发生了动摇，而且以自杀表示了抗议。其实，在那几年这样做的还有其他许多人——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萨比宁、柳布琴科…… 莫洛托夫的报告满篇都是数字，满篇都是钻入重工业的“人民公敌”的名字：阿里斯托夫、盖杰罗夫、别尔曼、诺尔金、卡尔采夫、阿尔库斯、亚佐夫斯基赫、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几十名领导人。用莫洛托夫的话说，领导这整个“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代理人沙巴什”的是皮达可夫。莫洛托夫不仅力求说明国民经济领域中“暗害活动”在增加，而且力求说明在大力同暗害活动进行斗争，他引用了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截至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一些人民委员部机关中被判刑的人数：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５８５人 教育人民委员部——２２８人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１４１人 交通人民委员部——１３７人 农业人民委员部——１０２人……紒紞矠 一共讲了２１个政府部门。莫洛托夫向全会报告时，始终强调所有这些暗害分子都是按照“托洛茨基总部”的指示行动的。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暗害活动的“战略”就是托洛茨基的口号：“在敏感的地方进行最沉重的打击。” 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动的事实，也许真的有过暗害活动的事实，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应当知道，在大规模设计、建设和投产新工业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情况下，常常是仓促上阵，采用“骑兵奇袭”的方法。由于技术设备差、生产和工艺文化低、纪律松弛、不懂行，难免发生事故、车祸、火灾和废品。然而这一切全都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阴谋活动”的结果。 卡冈诺维奇的报告也贯串着这种精神，他“阐述”了铁路运输部门暗害活动的教训。这里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挠采用“ФД”型机车，不允许“超过定额”（可是只要无视“极限论者”的意见，违反了定额，就发生事故和灾难），对抗斯达汉诺夫运动，破坏运输计划。卡冈诺维奇也开了一个很长的暗害分子—领导人名单：库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尔希欣、贝克尔、克龙茨、布列乌斯、巴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为了不落后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报告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没有闲聊天”，没有浪费时间，已开始“捕捉”敌人。我已经引用过卡冈诺维奇的“统计数字”。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揭发”和从运输业中“开除”（卡冈诺维奇的说法）那几千人的。使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公敌”，如原来的宪兵、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白卫军官、破坏分子和间谍，竟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铁路上来了！ 叶若夫通过自己的报告更进一步渲染了似乎“敌人”无所不在的气氛。他的可怕的统计数字（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去引用）给人造成一种许多敌对组织在全国各地到处肆虐的阴森可怕的印象。 叶若夫，这个精神和肉体的侏儒，在全会开幕前夕获得了国家安全总委员头衔。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被授过这种头衔。后来只有贝利亚得到过这种头衔。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报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开教唆和鼓励人们开展一个告发“内部敌人”的运动。叶若夫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经济工作者和领导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对某某人有怀疑，那里情况不妙，请管管这个人吧。’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更多的倒是当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反而企图保护这些人。”紒紟矠 在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专门决定中重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敌斗争中至少耽误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应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进行血腥的清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便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紒紡矠。然而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那些凭侦探的直观作出的统计，与其说要使思维健全的全会参加者相信到处都存在暗害活动，不如说要使他们感到恐惧。需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论证。前面的报告人描绘了敌人进行活动的“景观”，而他们的实质、“本性”和猖獗的原因并不清楚。现在只能猜测，全会的参加者当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受：“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三年，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个年头，几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摆脱了”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决定采用非常措施。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领袖”提出了这个纲领。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对“敌人”采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这项工作。需要把人们“发动起来”去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他也解决了这个任务。斯大林作了报告。根据报告措词的严谨、结构的缜密，根据他的结束语和他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重视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连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么巨大，这种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斯大林报告的题目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从斯大林以清晰的笔迹作出的大量着重号、边注和补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么精心地准备这篇报告的。他没有“屈尊”去对敌对的工作人员进行细微的“挑拣”，这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热心去干的事情。主要报告人把一切都一项一项分开。斯大林首先说明了“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现象，然后讲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后果。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来自帝国主义的危险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经常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把这种危险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说成是“一伙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布置进行活动的”。实际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了影响深远的、令人不安的理论结论：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使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紒紣矠 在２０年代末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一些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理论。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反常的，按内容来说是不科学的。然而斯大林是实用主义者。他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准备中的大清洗过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围的人谁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需要这样做。“领袖”早就习惯于用他所有的理论推测来为党的政治方针辩护。一方面，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断言，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现在，过了三年多，他忽然又来证明斗争在“尖锐化”。斯大林在全会上强调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从前的反对派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等待时机。斯大林列出了妨碍党最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3) 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紒紤矠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 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２７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谴责忽视宣传战线的实践； ——谴责把全会变为炫耀成绩的手段的实践； ——谴责增补委员而把选举变成空洞形式的实践； ——谴责按劳动组合制分配党的力量的实践； ——谴责对党员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实践等等紒紥矠。 骤然看来，很难不同意斯大林公设的主要内容，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宣告实际上没有对“党员个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影响，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坏联共（布）生活民主基础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通过这个要求“谴责漠不关心”的决议之前两天，已经决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而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了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间谍”和“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党内同志）的判决。经常言行不一已经成了斯大林的习惯。供大范围“使用”的东西，通常看起来都比较体面、民主、合情合理。用于小范围的东西，则严格保密。双重道德，双重标准，双重态度，在斯大林周围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这一点，从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运的过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 在赞同强化反“托洛茨基派间谍和恐怖分子”的斗争方针的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会开幕的时候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了起草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扬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施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亚基尔、贝利亚、埃赫、巴吉罗夫、布琼尼、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共３６人）紒紦矠。 布哈林为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准备了一封详细的、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绝承认对他的全部控告。这位失宠的理论家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企图使“领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敌”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证词”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间谍及其他类似活动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转盘”（当时他家里还保留着电话机）给斯大林打通了两三次电话。斯大林安慰他说：“尼古拉，不必慌张。我们会弄清的……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但既然索柯里尼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和其他承认了暗害活动的两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气和地弄清楚……你放心！” “怎么竟能认为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呢！”布哈林脱口而出。 “沉住气，尼古拉，沉住气。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听筒。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动，并且帮助了这些活动。布哈林绝望了；李可夫比较冷静，他知道他们肯定会得到不久前被枪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皮达可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样的下场。只要是政治审判案，这样的帽子就会满天飞。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这种荒谬绝伦的控告。 ２月２６日晚和２月２７日晨，波斯克列贝舍夫给布哈林来电话说，他和李可夫必须参加已经在进行的全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已经不是中央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们参加了）。除了乌博列维奇和阿库洛夫，谁也没有同他们握手。全会设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员会的会议开始了。叶若夫还没有开始报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说： “布哈林宣布绝食了。尼古拉，你向谁发出最后通牒呢？向中央委员会吗？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可是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 “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像过去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布哈林没有坚持住。他从斯大林的话中感到还有一线希望。不过他立即明白了，审理他的“案件”的根据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而他的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完全被说成是企图“欺骗党”。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对着的这堵墙不单纯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预谋的敌意，当时他是什么感受，现在只能猜测。委员会成员手中的材料所依据的是通过不能容许的方法从已经被判刑的人那里取得的“证据”和“供词”。 委员会主席米高扬要布哈林坦白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猛然站起来回答说： “我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自我诽谤。” “你们不承认，”莫洛托夫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他说，“就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写道，我们的审判是挑衅。把你们逮起来，你们就招认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人在借用党的威信恣意妄为。”布哈林继续说。 “好吧，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斯大林插进来说，“你等着瞧吧……” 完全了解伪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是敌人。斯大林感到看过布哈林书面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动摇，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来结束讨论。叶若夫建议：“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和党内开除出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枪决。”开始对叶若夫的建议进行记名表决。但是第一个表态的波斯特舍夫说，他“赞成开除和送交法庭审判，但不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也夫、施基里亚托夫——“赞成开除和审判，不枪决”…… 斯大林看到已经不可能作出一致决定，于是像往常一样，老谋深算，走了一步独出心裁的棋。 “我建议，”他说，“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不送交法庭审判，而把这个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 斯大林知道，这同荒谬绝伦和无法无天的“开除、审判、枪决”毫无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调解人甚至是“人道主义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议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发了一线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结以后，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表态就容易了： “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这样说的有克鲁普斯卡娅、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尔、彼得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像波斯特舍夫一样，赞成“审判，不枪决”。但是历史也不会忘记，科萨列夫和亚基尔这两位紧接着就成了不法行为牺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议后仍然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我们看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审判之前就宣布了判决；其他人讲了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似乎并未预先注定可怕的结局。主持委员会会议的米高扬没有公开表态。经过逐个征求意见，决定再一次进行表决。现在已经是一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１）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２）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个有论据的决议案。 委员会主席阿·米高扬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７日紓紛矠 斯大林明白，还需要再准备一次审判案。其结果如何，“领袖”是很清楚的。 会议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刚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逮捕了。从此开始了长达１３个月的时期，直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悲剧终场，而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潜在地反对“领袖”个人专权的人。 需要补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的决议。它实际上成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会不单单赞成斯大林关于当前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而且上了一堂课，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决议包括三条。其简要内容如下： （１）根据侦讯材料，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总部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暗害活动，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从而也助长了这一罪恶活动。 （２）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和对质，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斯列普科夫、莱伊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斗争，反而鼓励他们。 （３）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按内容来说是诽谤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图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供词。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就进行过反对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李可夫也是这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本书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紓紜矠。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4) 这里已经不再称每个人为“同志”，也不再称他们为“两同志”。 但是斯大林还不能立刻收拾掉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和党太了解他们了。需要一次审判案，而要使被告“成熟”到能进行审判，还需要时间。 斯大林是非凡的政治导演和剧作家。莎士比亚曾通过哈姆莱特的口说：“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他不一样，在他身上没有两难推理。他的可怕的政治性格的这个特点是需要强调指出的，因为哈姆莱特的两难推理只涉及哈姆莱特。而斯大林是在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领袖”的胜利变成了人民的可怕的悲剧。 中央全会的决定变成了强大的推动因素。还在１９３７年３月份，各共和国和各州就举行了党委全体会议。会上不仅传达了“领袖”的指示，而且报告了执行这些指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下面是日丹诺夫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５日在列宁格勒作的报告中的几段话： “布哈林和李可夫原来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毫无区别。这是同一帮强盗。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行为无耻、卑鄙、丑恶得无以复加。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想从他们口中听到真话。可是他们丝毫不以人的态度对待党，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只是一味说我们无权审判他们。”接着日丹诺夫竟然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员面前把布哈林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说，布哈林绝食是演戏：“夜里１２点吃得饱饱的，到上午１０点就宣布绝食……”紓紝矠 日丹诺夫还必须讲讲在列宁格勒展开的揭露“敌人”的“工作”：“在基洛夫铁路线和十月革命铁路线发现了８个暗害集团；在市内各工厂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军区和党的机关发现了１０个集团……”在很短时间内，在所有的区委都发现了“敌人的巢穴”：维堡区——１３人，瓦西里耶夫岛区——１２人，基洛夫区１２人……共计２２３名党的工作者。“请想一想党的机关是多么不纯！” 日丹诺夫继续用激烈的言辞渲染敌人在这个城市——革命摇篮肆虐的情景。“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有１８３名毕业生。其中３２人已被逮捕。现在留在列宁格勒的１３０人中，３人被发现是人民公敌”，紓紞矠这位斯大林的恐怖理论家和恐怖实践家在全场一片愤怒声中继续说道。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怒吼声。相反，由于恐惧，人们的困惑和痛苦却只能强忍在心，不敢流露出来。 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却依然存在。彼尔姆的８０高龄老战士Ｋ·Ａ·库热拉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几乎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自己年轻的时候呆在遥远的科雷马劳改营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吓醒……”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1) 根据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后的审判”。艺术家们在圣像画《最后审判》的画面上，描绘了人们为尘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种种惩罚。强盗——上绞架，贪财的人——把滚烫的金水灌进喉咙，放荡的男人和淫荡的女人——下火焰地狱，不关心同类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狱。这些老圣像画匠也描绘了一个张皇失措的人，他张开两臂，不知往哪里走，因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却作孽多端。诽谤者因为恶语伤人吊在绞架上。在这些圣经画上也能看到残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虫”贪婪地咀嚼他们的肉。但是，看了这些老画匠的创作仍然难以理解，这些不正直的法官践踏最神圣的东西——正义时，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对于镇压原来的和潜在的“反对派”的不正直的法官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政治审判案的总导演知道他想要什么。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绝不拒绝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虽然他从来也不承认这一点。请注意，在他的图书馆里实际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很喜欢。特别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托洛茨基在这里写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阶级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发动武装起义，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当它（革命的阶级。——本书作者注）遇到武装阴谋、暗杀和叛乱时，它就要对敌人进行严厉镇压。镇压的形式或程度问题当然不是‘原则’问题。用恐怖手段对付不愿退出舞台的反动阶级，可能十分有效。恫吓是强大的政治手段……”紓紟矠当然，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１５年前就已经讲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这些处方，但把它们用在了按他的话说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的时期。毫无疑问，斯大林在国内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的时候也把大规模镇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诺夫正是这样解释斯大林在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的主旨的：“镇压有教育作用。”紓紡矠当然，有人会问：“镇压的含义是什么？至于斯大林怎样理解镇压的实质，这未必还有疑问。说到这里，我想离题说上几句。 我的著作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来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读者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把斯大林的镇压放到“括号外面”。他们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动，分析他的“功绩”和“建树”，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镇压，即使提到也不过是把责任推到叶若夫和贝利亚等人身上。这就发生了传记中的一种独特的“脱层”现象：只承认这些人相信的事情。当我阅读“由于”斯大林而牺牲、而无辜牺牲的几千人的案卷时，我仿佛听到了他们从早已逝去的过去发出的呼声：永久的困惑、万分的忧郁、绝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让这些企图为暴君辩护的人看看这些案卷。镇压——个人独裁专权的极端表现——是登峰造极的不道德行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恶毒又狡诈，他需要在党、人民和历史面前提出“开脱自己的”论据。他本来没有这种论据。他就伪造、杜撰论据，特别是借助于政治审判案。在幕后导演这些审判案的斯大林，追求着他心中明白的目的。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之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所谓“１７人”审判案。在这个案件中，除了皮达可夫这个被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还有１６名被告。审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托洛茨基借助于这些人组织了暗害活动，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审判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以至具有坚强意志的皮达可夫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说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们可能掌权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战争以前掌权的可能性，第二个方案是在战争期间掌权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设想，据他说，通过恐怖主义的集中打击来实现第一个方案。他指的是同时对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当然首先是对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助手，采取恐怖行动。第二个方案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最大，这就是军事上的失败……”紓紣矠接下去所讲的全都是这种调子。斯大林制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法是纠缠和欺骗；制服皮达可夫和他的“同案人”的方法则是刑讯。 还有一场演出，即所谓“２１人”审判案，尤其令人痛心。在这个案件中准备镇压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斯大林暴行的其他受难者。 斯大林想借助于这些审判案对托洛茨基原来的（主要是原来的）拥护者进行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谴责他们是进行“间谍、恐怖、杀人、放火活动”的“一伙暗害分子组成的寡廉鲜耻的匪帮”。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靶子。同托洛茨基的“决斗”还在继续。决斗不能不分胜负。难怪在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案件的起诉书中，几页纸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出现了５１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他们的难友案件的起诉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总是从墨西哥暗示说，是的，“审判的是他的同道者，然而是因思想而审判的”。例如，托洛茨基几乎在他的刊物《反对派公报》的每一期上都一定要登些有关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罗森霍尔茨的东西，指出他们同斯大林“不能相容”，强调他支持他们。这位流亡者几乎是定期地发表声明，“抗议”迫害自己的“拥护者”。托洛茨基对“人民公敌”进行的所有这些辩护对斯大林来说正中下怀，给他提供了补充的“论据”。 斯大林感到战争在临近。他总有一种感觉，他在用托洛茨基的眼光观察外部世界。我再说一遍，连“领袖”自己也害怕承认这一点。他一看托洛茨基写的东西，就感到托洛茨基“说倒霉话”不是无缘无故的。托洛茨基在那篇《被出卖的革命》中写道：“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临近的大战中不遭到失败吗？对公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公开地回答说：如果战争仅仅是战争，那么苏联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要强大得多……”紓紤矠这听起来不仅像是对社会主义的判决，而且也是对他斯大林本人的判决。然而，他不愧为钢铁般的人：不能就这样了事。现在，在战争爆发之前，需要赶快把一切潜在的法西斯帮凶收拾掉！否则希特勒打进来，他会在这里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上台，斯大林这样想。我们将对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现在就把可能出现的“第五纵队”干掉。希特勒和托洛茨基在这里将找不到可依靠的力量……斯大林的思路可能就是这样，而且据Ф·丘耶夫证明，莫洛托夫去世前不久曾经证实，战争前夕斯大林的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各种可能的吉斯林分子和赖伐尔分子的社会基础。 尽管达到了普遍的高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全社会在领袖至上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严重的错误和失败却十分之多。工业中存在许多缺点，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这都需要作出解释。对斯大林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归咎于“暗害和破坏活动”。顺从的执行者们准确地捕捉到“领袖”所指出的阶级敌人的线索，然后在每日的汇报中报告情况。请看摘自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汇报中的一小段： 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 在乌拉尔的塔博雷村，五人因破坏集体农庄被判枪决（其中有塔博雷区执委会主席А·Л·莫特列夫、区地政处主席Н·Л·梅沙夫金）。 明斯克。五人因故意弄脏面粉被枪决（其中有采办处主任Р·Л·丘德诺夫斯基、粮食采购站主任В·М·列夫琴科、大粮仓经理В·Н·卡普兰斯基）。 萨拉托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集团把大量石油倒进伏尔加河。九人被判处枪决，其中有：石油工业总局萨拉托夫办事处主任М·Н·波拉特金、裂化厂厂长В·Ф·波格丹诺夫、萨拉托夫大学教授Н·А·奥尔洛夫。 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地区动力管理局系统，有人受盖世太保特务指使经常制造使工人致残的破坏事故。十人被判处枪决……紓紥矠 类似的事情列了一大串。汇报的末尾，在“В·乌尔里希”的签名前面，有简短的附注：“所有判决均已执行。”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汇报的角上，常常写着字迹潦草的几个字：“已报告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 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和６月、１９３８年３月举行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案之后，这种大规模的悲剧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已经是司空见惯。斯大林相信，现在人人都清楚谁在阻碍更迅速的前进，谁在“出卖”祖国，谁在准备“暗杀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谁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莫斯科的几次政治审判案，成了在全国施行暴力、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的某种导火线。这种恐怖活动的对象，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潜在的敌人，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些纯属偶然碰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发生了火灾、爆炸、倒塌和其他各种事故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１９３７年末，一些地方的镇压规模看来失去了控制。在许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政府机关，告密成了求生存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得到他周围一班人赞同的第一批重大政治审判案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2) “领袖”在批准杀人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那样冷若冰霜和残酷无情，简直令人吃惊。给他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有时是个别人，有时是一批人，有时是很长的名单。在斯大林的档案中只发现了一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领袖”发了善心的文件。 约·维·斯大林同志：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８日被判处剥夺自由十年的Ａ·Ｃ·库克林的妻子向检察长提出请求。库克林现被关在布特尔监狱。经今年１月７日医生确诊，库克林患食道癌。病情严重，无可挽救。 请予指示。 安·维辛斯基 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２日 下面记载了决定：“斯大林同志指示乌尔里希同志提前予以释放。安·维辛斯基”紓紦矠 也许１９３６年斯大林还’没有成熟”？我不这样认为——当事情关系到斯大林十分了解的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手发软，思想发生波动。他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从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原来的助手阿·纳扎列江；列宁原来的秘书尼·哥尔布诺夫；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的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泰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领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Ｃ·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原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列·卡拉汉；同他有过友谊关系的肃反工作员雅·阿格拉诺夫；内战时期同他一起执行过列宁委托的安·布勃诺夫；被“领袖”本人称赞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约·瓦雷基斯……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他翻阅被判刑或被逮捕的长长的名单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本人了解这些人。关于其中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说点什么，想起点什么，讲点看法。不止一次到他办公室来过的州委书记有：约·瓦雷基斯、伊·卡巴科夫、彼·斯莫罗金、波·舍博尔达也夫、爱·普拉姆奈克、Я·索伊费尔、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别·卡尔梅柯夫、К·哈夫金……不仅他很了解而且各个共和国也了解的党的工作者有：尼·吉卡洛、苏·埃芬季也夫、М·库利也夫、М·纳里马诺夫、Г·苏丹诺夫、М·卡希阿尼、涅·拉科巴、阿·汉姜、С·努尔佩耶索夫、阿·伊克拉莫夫、费·霍贾也夫……一批学者，其中许多人同他还有过个人接触：尤·斯捷克洛夫、В·索林、М·福尔希克、伊·卢波尔、阿·加斯捷夫、尼·瓦维洛夫、格·纳德松、亚·斯韦钦……在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名单中也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鲍·皮利尼亚克、布·亚申斯基、奥·曼德尔施塔姆、阿·韦肖雷、尼·克柳耶夫、亚·亚申斯基、叶·恰连茨、Ю·陶宾、吉·塔比泽、萨·谢伊福林……当他看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名单时，他好像听到了正在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中的喧哗声，看到了库恩·贝拉、帕·拉品斯基、Ф·塔博尔、阿·瓦尔斯基、Я·安维尔特、扬·伦茨曼尼斯、О·里亚斯塔斯、Ф·博什科维奇、Ф·舒利特克、Р·希塔罗夫等人的面孔。而极长的军人名单——所有这些姓名都是多么熟悉啊！成千上万的姓名……成千上万的生灵，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遭遇、希望、痛苦和激情。他们都颂扬过他，随时准备执行他的任何决定。其中许多人还来得及给他斯大林写了最后的信，他也看了许多这样的信……但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了。这个具有钢铁姓名的人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什么是同志情和荣誉感。他好像把良心也看作“怪物”，至少良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妨碍”他。他只要用铅笔在名单的一角写上个把字或者只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随口说一声“同意”，那就全都解决了。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在今明两天永远消失。此后不久，就由维辛斯基、乌尔里希同叶若夫一起直接操纵惩罚机器，他只需要知道一下可怕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不过他从童年起就有一副坚强的神经。 有材料说，斯大林曾在审判前夕几次会见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在斯大林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同这两位“司法祭司”谈话的痕迹，不过可以设想，这种谈话带有下指示的性质。集团军军事法官乌尔里希不知什么地方被斯大林看中了。可能是他讲话简练，他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大量送给斯大斯的关于血腥收获的报告严谨扼要。“领袖”对这些报告的反应如何，现在只能猜测。在一些报告上有“Н．СТ．”的署名，在另一些报告上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花字母。这些人就好像在登记成千上万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名单。但死亡失踪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许多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报告涌来的起初像潮水，后来简直像狂涛巨浪，任何人看了都会神经错乱，彻底垮掉。但是，即使在镇压最猖獗的时候，斯大林也照样去戏院，看夜间电影，接待人民委员，审订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举行午夜宴会，口授复信稿，就《真理报》或《布尔什维克》杂志某篇文章发表意见。即使假定斯大林无保留地相信恐怖活动所屠杀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敌”，那也只能使人们对他的绝对的麻木不仁和残酷无情感到万分惊讶。 乌尔里希很符合斯大林关于法官的概念：法官是不能多愁善感的。斯大林看到，这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在签署几十份、几百份死刑判决书时，能够绝对保持沉着和镇静。这是斩首机上的一个活部件。 维辛斯基的外貌有所不同，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检察长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在布哈林审判案中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看来给“领袖”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我们全国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点：把那些将我们祖国出卖给敌人的叛徒和间谍，像对待恶狗一样，执行枪决！ 我国人民的要求只有一点：处死这些该死的败类！ 时光将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上将长满杂草和野蓬，他们将永远受到诚实的苏联人、全体苏联人民的鄙视。 而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純紛矠 “领袖和导师”喜欢忠诚。随后维辛斯基当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当了外交部长，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斯大林特别重视的其他奖章。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以其特别冗长的、毫不妥协的演说而载入外交史册。是的，那是“冷战”时期，然而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和安理会的成员知道这位外交家院士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他在这里不能像在政治审判案中那样信口开河，说什么“发臭的尸体”、“卑鄙的蟊贼”、“该死的败类”。但是，人们也都记着他那一大堆外交上的骂人话：“放荡的先生”、“下流的诽谤者”、“疯子”……他和从前一样恬不知耻。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在联合国第四次大会上维辛斯基发言２０次，在第五次大会上发言２６次，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２２次。据外国的外交官证明，检察官的能言善辩只是引起听众的“好奇心和极大的反感”。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维辛斯基对委托他的演出的政治闹剧的意义，了解得不比审判案总导演差。在１９３８年３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政治审判中，公开愚弄舆论达到了顶点。罪名还是老一套：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搞间谍和破坏活动，准备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肢解国家，图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 为了保证政治审判演出成功，进行了长时间的“排练”。例如，布哈林审判案准备了一年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摧毁被告人的意志。侦查员们拥有广泛的暴力手段来逼取必要的口供。但把这样的口供当作主要的罪证是违背基本准则的。一些人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其他人很快就屈服了。然后就进行侮辱性的“排练”。真的是排练！他们逼迫已经屈服的人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们”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是的，有时也出现暂时的“故障”。 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法庭书记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中说，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于１９２１年同德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背叛性联系”，同塞克特将军和哈克将军约定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德方每年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提供２５万马克。当法庭庭长询问被告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克列斯廷斯基不顾原来的供词开始全部加以否认。审判厅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慌乱。宣布暂时休庭。把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这个坏蛋收拾得不够。”并且暗示：他今后不愿再听到类似情况。采取了“措施”。到第二天晚上克列斯廷斯基就已经“正常”了。 克列斯廷斯基：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 维辛斯基：那你昨天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中的挑衅。 克列斯廷斯基：昨天，被告席的气氛和从宣读起诉书中产生的、由于我的病态心理而加深的沉重印象，引起了一时的强烈的虚幻羞愧感，在这种情况影响下我不能讲真话，不能说我有罪。 维辛斯基：是无意识的吗？ 克列斯廷斯基：我请求法庭记下我的声明，对于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最严重的控诉，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并承认自己对我所干的背叛和变节行为完全负责……純紜矠 除了几次类似的小“故障”以外，这次审判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被告都同意公诉人的起诉，一致承认骇人听闻的指控，并且心甘情愿地补充说明自己“罪行”的任何细节：法庭和被告表现了罕见的合作精神！没有任何人进行任何反驳……全都是自己控诉自己！ 不过，并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虽然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有时通过直接的或隐喻的形式，有时也通过悲剧式的讽刺形式，试图使人们对于指控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也许，布哈林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放眼于未来，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我们今天。这里只引用布哈林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证明他在最悲惨的时刻仍然保持着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 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说道： “我认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应对暗害活动负责，虽然我个人并不记得我曾发过进行暗害活动的指示……” “检察官公民断言，我同李可夫一样，也是间谍活动的一个最大的组织者。有什么证据呢？有沙兰科维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读起诉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 “我坚决否认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关系。据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决定被暗杀的。我不知道这件事……” “赤裸裸的斗争逻辑，伴之以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純紝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3) 布哈林最后发言中的这段话很值得注意。这已经不是认罪，简直是对审判案组织者的控诉。这些人遵循着“赤裸裸的斗争逻辑”，既造成了思想的堕落，也造成了人的堕落。非常明显，这是间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尽可能地利用揭示内心认识的最后一次机会…… 关于审案过程，每天由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详细报告。斯大林补充细节，提出建议。审判案的新闻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给他看，根据他的指示，报刊和广播对“演出”广泛进行报道。请来了外国记者，甚至请来了外交官。罪犯们有那样高的“觉悟”，人人都感到吃惊！根本不需要技术鉴定、补充调查、法庭争辩、检察官和辩护人对话。在审判中，由检察官一人独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声为他伴奏。连福伊希特万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倾向性的《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一书中承认，“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互相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而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术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純紞矠。德国作家的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场闹剧的组织者们，特别是总导演，都是卓越的无耻之徒。 除了在侦讯期间粗暴地破坏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来顺受、毫无怨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用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向他们劝说：他们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只有“认罪才能帮助彻底揭露罪犯”。这就是说：需要“自己认罪”并诽谤别人……既然进行审判的是人民和国家，那么人民和国家要什么就应当讲什么……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这个理由显然支配了许多的行动。在最后的发言中，这个理由表现为各种说法。被告格·费·格林科：“我将接受最重的判决——极刑，这是罪有应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对祖国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将接受你们的任何一种最严厉的判决，这是完全应该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被告布哈林：“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純紟矠 斯大林看了这些话可以完全满意了：“人民和党的敌人尽管面对着死亡似乎也没暴动，而是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他把这种“坦诚”看作是胜利，可是没有想到，在这种胜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历史上、道义上必然失败的根子。但是“领袖”也知道另一种情况。布哈林被捕后头三个月“顶住了”。他们威胁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这位失宠的院士甚至在狱中也总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来住在克里姆林宫时的邻居写过几封信）他在２至３月中央全会上的声明的主要思想：“阴谋、人民公敌是存在的，但主要的敌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没有对这个警告作出反应。布哈林的信石沉大海，在审问期间他很可能想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的命运。拉萨尔爱上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姑娘，虽然她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拉萨尔这位美男子和聪明人征服了她的心。有一天，姑娘对他说：“我们家对你怀有敌意，我们应当出走！”他安慰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损害你的命运？忍耐几个月，双亲就会同意我们结婚。”拉萨尔既没有得到这种同意，也没有得到这位姑娘。不仅如此，姑娘的未婚夫在决斗中把他打死了。钟情的姑娘为拉萨尔痛哭一场，后来就嫁给了那位凶手……也许命运也给布哈林提供过这样的机会——出走？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布哈林曾到国外去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材料。他当时已经感觉到，他脖子上的绞索正在收紧。柯巴是不会开玩笑的。他要开玩笑，那就是拿绞刑犯来开玩笑……他当时在巴黎是否有过不回祖国的想法？他现在是否为失去这次机会而懊悔？谁也不知道。不过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用罗伯斯庇尔的话说，他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与坟墓一起获得永生。 布哈林躺在囚室的硬板床上，很可能曾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正是他在某个时期曾帮助柯巴站住了脚……如果他当时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做得更坚决、更彻底，那他们大概在１９２７年就能够使斯大林就范。可是布哈林当时又一次（第多少次了）相信了斯大林…… 布哈林在“侦讯”过程中很长时间默不作声，案子显然会旷日持久，于是斯大林准许叶若夫使用“一切手段”，不仅如此，由于他的坚持，在这之前还向各地下达了这样的说明：“从１９３７年起，联共（布）中央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实践中使用肉刑的方法。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情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战士使用肉刑的方法，并且以最恶毒的形式使用这种方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机关对待疯狂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不共戴天的敌人要那样仁慈呢？联共（布）中央认为，对待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敌，作为例外，今后应当使用肉刑的方法，应当把这种情况下使用肉刑看作是可以允许的和正确的方法。” 实际上，这种“例外”变成了常规，只要被告在同侦查员“对话”时表现得不太顺从，立刻就采用这种方法。斯大林实际上正式批准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准则的做法。因此，当人们再一次向斯大林报告，说布哈林“拒不招供”的时候，他就建议放宽“审讯的方法”。当双管齐下，配合“肉刑的方法”而开始对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进行威胁的时候，布哈林投降了。他签字承认了侦查员杜撰的弥天大谎，谴责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领导者”、“阴谋分子”、“叛徒”、“破坏活动的组织者”等等。今天重读他的话也会令人痛心万分：“我承认自己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行，犯了可能的最严重的罪行，我组织了富农暴动，筹划了恐怖活动，参加了地下反苏组织。我还承认自己犯了筹划‘宫廷政变’阴谋的罪行……”純紡矠 是的，斯大林满意了。但是，有时阅读审讯速记记录，这位独裁者仍然不能不在被告人的一些回答中感到他们在对“演出”的组织者暗中嘲笑，进行死前的最后一次讽刺挖苦：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一批同谋者在北高加索同流亡国外的白俄哥萨克集团建立了联系，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讲了这一点，斯列普科夫讲了这一点。 布哈林：既然李可夫讲了这一点，那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维辛斯基：你作为阴谋者和领导者知道这样的事实吗？ 布哈林：从数学概率角度看，可以以极大的概率说，这是事实。 维辛斯基：请允许我再一次问李可夫：布哈林知道这个事实吗？ 李可夫：我个人以数学的概率认为，他应当知道这一点純紣矠。 斯大林恶狠狠地推开速记记录，他明显地感到这些被逼到墙角的人暗中在冷嘲热讽：问他们同白俄的联系，而他们却讲“数学概率”！在每次审判会之后都提醒被告：不仅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亲人的生命，都决定于他们是否完整地和准确地复述在侦讯中已经谈好的说法。搞“司法人质”的主意是斯大林想出来的。虽然“领袖”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质？被告人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命运还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他早就想到过事情的法律方面：还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就对那个第５８条作了相应的补充——“关于叛徒的家庭成员”…… 在准备“２１人”案件时，斯大林不能允许发生“故障”；布哈林及其“同案人”应当完全“成熟起来”。况且按照“领袖”的意思，这次审判应是对全党和全国展开的大规模清洗和恐怖活动第一阶段的总结。斯大林认为审判不仅仅是消灭最危险的“敌人”的一次法律行为，而且是对全国上的一堂课，教育人们要加强阶级警惕性，对所有即使可能潜在地反对他、因而也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要毫不妥协，充满仇恨。因此毫不奇怪，他指示利用报刊、广播最广泛地报道这一案件，组织无数次群众大会要求“消灭法西斯恶棍”。 斯大林很会算计。一方面，利用这些“演出”更加巩固了他的个人专权。他认为，人民和党不能不吸取教训：任何反对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领袖”通过这些审判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社会监督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家互相监视。只有他这位公认的和惟一的“领袖”处于这种监视和告密制度之外。即使他的亲信也不能有安全感。柯秀尔、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和最高权力集团中其他领导人的命运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组织政治审判案的过程中，斯大林这位总导演躲在幕后。“领袖”很少就审判案问题发表公开的言论。绝大多数人民不了解他的真正作用。当时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人民自己在审判“间谍”、“叛徒”和“凶手”。但是，可以想象，如果让全体人民直接审判被告人，其结果大概也是一样。当时全国还没有从革命的阶级搏斗、内战和集体化中“冷静”下来。有关“恐怖”、“暗害”、“间谍”活动的任何一条消息，都在人民中引起愤怒的反应。法西斯在西班牙进行了力量检验，德国在走向军国主义化，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资本主义世界把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 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莫斯科晚报》这样写道：“历史上从未见过像反苏‘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匪帮所犯下的那种滔天罪行。匪首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间谍、暗害、破坏活动不仅在苏联人民中，而且在整个进步人类中引起了对他们的愤怒、憎恨和鄙视。 “他们企图杀害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他们在１９１８年向列宁同志开枪。他们夺去了基洛夫热情洋溢的生命，杀害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他们背叛了我们的祖国。 “由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叶若夫领导的光荣的苏联侦查机关，捣毁了这帮恶棍的蛇穴！” 他们就这样把人民变成了群氓。对社会心理的“按摩”就这样产生了在荒谬的思想周围团结一致的现象。斯大林就这样操纵着千百万人的意识。 托洛茨基派暗害分子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敌人。怎能不是这样呢？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３日结束审判的当天，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２０万辆“ЗИС”牌汽车；卡拉干达提前完成了本季度的采煤计划；莫斯科人和首都的客人们第一次坐上了刚刚交工的莫斯科卡冈诺维奇地铁二期工程波克罗夫斯基半径段列车。图拉州几个先进集体农庄开始安装自来水管（赫鲁晓夫集体农庄打了一口深４６米的水井）……每个共和国，每个州，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都竭力以新的成绩向党和“领袖”贺喜。全社会精神振奋，以某种发狂似的激情建设新的城市和道路、工厂和大厦，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极点。人们刚刚感觉到生活已开始改善，他们为斯达汉诺夫、契卡洛夫、帕帕宁、布瑟金、斯梅塔宁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打破记录而感到自豪，可是忽然间那些家伙冒了出来，破坏了对人民来说已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 骇人听闻的审判骗局，好像是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实际反映。缺乏公开性和真正的信息性，更便于他们操纵千百万人的意识。不了解苏维埃政权头２０年的实际情况，不了解３０年代的精神气氛，不了解那些给许多人规定了行动方针的绝对命令，就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就不能理解那些震动了全国的悲剧性冲突。 评论过去总是比评论现在容易。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多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我们把一个人置于历史罪过的震中是公正的，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人物能够出现在那里是由于存在着一整套归根到底是由许多人创造的关系体系。法国作家让·拉布吕耶尔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一切老实人的良心问题。”斯大林之所以能够篡夺权力和犯下罪行，还因为人们允许他这样做。今天看来，受害人的供词不仅仅是对“演出”组织者的永久的历史性控诉，每一代人都应吸取教训。 不，不只是现在大家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出疑问：为什么他们全都承认莫须有的罪行？就在审判期间，对西方报刊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最大的谜。向来非常注意舆论（不仅是自己国内的舆论）这个晴雨表的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根据他的指示，很快写成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他们承认了罪行》。文章中特别指出：“维辛斯基问道，为什么你们承认罪行呢？也许有外部的压力？被告们坚决否认这种推测。他们确认侦讯是以十分得体的方式进行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逼供，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例如，被告穆拉洛夫声明，他在监禁中受到的待遇始终是‘文明的和有礼貌的’……穆拉洛夫有８个月拒不招供，博古斯拉夫斯基——８天，拉狄克——３个月……他们开口了。在罪证面前。起诉是严格以事实为根据的。被告们是被沉重的确凿证据压服的……”純紤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4) 说被告是被“压服”的，今天不会有人怀疑。不过不是被“罪证”压服的。正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在１９８８年２月５日会议上所肯定的那样，预审“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伪造证据，用不允许的方法强迫被告招供”。因此毫不奇怪，例如在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反苏联盟”案的被告“套环”中，集合了一些常常是甚至互不相识的人：党的工作者和医生，外交家和人民委员，经济工作者和共和国领导人。政治闹剧的组织者们需要证明存在着遍布苏联全国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网；需要证明，任何人如果心肠太好、丧失阶级警惕、粗心大意，都有掉进这个网的实际危险。审判案的营建师们提示人们说，“联盟”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仅“出卖祖国”，准备肢解祖国，而且给德国和日本当间谍，炸毁矿山，颠覆列车，杀害杰出的苏联人士，准备暗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及其他领导人…… 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对派公报》第６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 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純紥矠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罗夫、Ｍ·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与“企图进行恐怖、破坏活动”一起成了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判处他们死刑的根据。根据乌尔里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全体被告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被说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谬绝伦的多疑，按时地把自己的祭品献给司法莫洛赫！ 这些审判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不仅企图消灭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预先使他们浑身沾满不道德、背叛、变节等污点。所有审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谴责的典型。这常常显得十分荒谬，显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复仇欲的驱使制造出来的。例如被告们常常令人厌烦地反复说他们是“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杀人凶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曾为法西斯服务，我们组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答应从宽处理，威胁要对家属进行镇压，在审讯中经常使用肉刑，摧毁了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们按照“司法祭司们”写的剧本扮演有损尊严的角色。总导演总是躲在幕后，由他的助手——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恬不知耻地主持“演出”。 英国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泽曾写过《旧约中的民俗学》一书，其中有一章叫《约瑟夫的杯子》，这一章的开头值得全文引出。“约瑟夫的兄弟们从巴勒斯坦来到埃及，以便在那里购买粮食备饥荒时用。当他们已经准备登上回程的时候，约瑟夫命令把他的一只银杯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兄弟们刚一离开城市，还没有走多远，约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赶他们，命令家宰控告他们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发现了丢失的杯子。家宰责备他们对他的主人忘恩负义，不该以偷走主人的宝贵杯子来回报主人对他们的款待和好意。‘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德呢？’他问他们。‘这不是我主人饮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吗？你们这样干是作恶了。’兄弟们被带回去，带到约瑟夫面前。约瑟夫问他们：‘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詹·弗雷泽写道，“约瑟夫特别以善于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发现小偷而自夸。”純紦矠 当斯大林把患难“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开除出去的时候，他的插话“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弄清楚”曾使他们产生了一线希望。过了一年，当这些站到了“街垒另一边”（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的说法）的人出现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面前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约瑟夫的杯子”即用来作恶和施展诡计的杯子已经盛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把它一饮而尽。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1) 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俄国出版的《外交史要》一书。他翻动着已经发黄的书页，浏览着书中的标题、插图、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门，外交书记和杜马书记，俄国外交家奥尔金－纳晓金、帕宁、涅谢尔罗德、哥尔查科夫，历届的部、司，各种会议，联盟…… 对于斯大林来说，所谓外交就是寻求一些办法（也可以说是某些妥协），好为实现他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宏伟计划保障良好的外部条件。作为领袖，他要使国家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时间，需要和平。必须确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价！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让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李维诺夫是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当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来使苏联免遭战乱的联系、关系和均势。斯大林不喜欢正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和方法，如：进行访问，召开会议和国际代表会议，举行高级首脑会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信联系，派遣有全权代表参加的特别使团，举行小范围谈判。绝对必要时，双方首脑可亲自直接出面，以显示某一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来，主要的是，外交活动作为实现一国对外政策的手段，应当由少数几个人来搞。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两个部门要保证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各种潜在的动因和动向，以便作出决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别注重搞秘密活动。他已然忘记，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经谴责过秘密外交，而且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８年２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陆续刊登了前外交部档案中的１００多份秘密文件。斯大林本来就热衷于搞秘密活动，所以对他来说，外交也不例外。 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他能够依赖。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虽是一座大岛，但是一座孤岛。除非东面的蒙古……不能让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串通一气反对苏联，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难怪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要承认它有灭亡的可能……沙皇们好办——斯大林这样想，随手把那本外交史放回原处。君主们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他们相互联姻，召开外交会议，共同反对革命……而现在面对的是扬言只要杀光几百万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就可以消灭共产主义的希特勒…… 的确，斯大林曾多次想过让美国来扑灭正在燃烧的世界战火。但是，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步骤来安排同美国总统的建设性接触。一方面，这表明斯大林对大洋彼岸的这个庞然大物十分不信任；另一方面，斯大林非常怀疑美国当时是否能在欧洲切实地做点事情。然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一封信却很感兴趣。罗斯福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信中建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一切争端。罗斯福主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他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在１０年（或者２５年）之内不进攻他在信中所提到的欧洲和近东地区的３０个（！）国家瞾矉矙矠。的确，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倡议既怀疑，又吃惊。在同莫洛托夫一起讨论美国总统如此出人意料的举动时，斯大林说道：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指望别人哪怕是讨论一下这些建议。希特勒决心不顾一切地蛮干下去，现在很难让他停下来。” 莫洛托夫回答：“但这一举动是高尚的。当然，和平还没有到来，也就无法估价这一举动的作用。” 他们就罗斯福的信交换了意见，决定公开表明他们对信的态度。于是立即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电报，署名米·伊·加里宁（当然，他只是挂名，根本没有参与）： 总统先生： 我认为应当高兴地就您向德意两国政府发出的高尚的呼吁向您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真诚的祝贺。可以相信，您的倡议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真诚关心保持普遍和平的各族人民心中引起最强烈的反响。 加里宁 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６日瞾矉矚矠 然而，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３０日罗斯福接见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乌曼斯基时，总统却只是一般地表示希望在英法苏三国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斯大林看了乌曼斯基发回的电报，电报中说：罗斯福“不肯利用他所拥有的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影响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便影响他们的外交方针”瞾矉矝矠。斯大林把乌曼斯基的电报放在桌子上，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每个人首先想的是自己。”他本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尚未意识到全球问题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又彼此隔绝的世界群体中也只能如此。在那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时代，认为全世界应该在彼此间保持紧密联系，并把全人类的问题看得高于阶级间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看来是不现实的。 要指出的是，虽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是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但这些问题往往事先已在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交谈中“研究”过了。有时他们也会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事侦察机关的专家来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但是，大的决策都由斯大林一人来定，他只是参考外交人民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而后者的看法最初往往并不与斯大林的意见合拍。 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过，他曾多次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他的亲信一起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朱可夫说：“我曾有机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争吵，看到莫洛托夫在一些问题上尤为固执；有时惹得斯大林提高嗓门，甚至发火，而莫洛托夫却微笑着从桌旁站起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瞾矉矞矠莫洛托夫讲述的同希特勒分子领导人几次会面的情况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人民委员会主席本人只会见过里宾特洛甫。他经常在小范围内称希特勒及其周围一班人为“一群骗子”。据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冯·豪斯证实，甚至在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也要不失时机地用无异于“欺骗”一类充满恶意的字眼来攻击德国代表团。所以，在签订条约时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攻我们。”斯大林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证明他对战争会推迟爆发的推测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独裁者，所以他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曾几次回过来谈希特勒。 在同希特勒分子的关系上，斯大林几乎不掩饰自己在玩弄权术。莫洛托夫对Ф·丘耶夫讲过，当条约签订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起盛着香槟酒的杯子不无讽刺地说： “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 当时，里宾特洛甫立刻奔向电话机（谈判是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进行的）将签订条约的情况和斯大林的话报告给在柏林的希特勒。接着，里宾特洛甫又高兴地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啊，我的大外交部长！你不知道你的功劳有多大！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 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后转过身来，令人不易察觉地向莫洛托夫使了个狡黠的眼色。 两国首脑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斯大林认为希特勒是个冒险家，而希特勒也把斯大林看作“布尔什维克恶魔”。 斯大林的藏书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一些著作。从他在《君主论》一书的页边上所写的批注可以看出，“领袖”熟知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的名言：“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认为，既然希特勒使用骗人伎俩，他们就可以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计划，目的只有一个：使与德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爆发。 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斯大林的其他战友看起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有时，日丹诺夫倒还能发表一些相当独立的见解，尽管也有局限性。而总的说来，所有重大的政治决定都带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领袖”并不懂得康德的哲学，但却信奉这位德国思想家的箴言：“要勇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无论当时对外政策中的成功还是失利，从根本上看都受制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他看问题的特点以及他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念头和计划。看来，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远瞩。斯大林丧失了预断未来的能力。 在此，我必须再谈一下那些由个人作出的决定的根源。民主并不是一种陈设。要么就实行，要么就不实行。实行民主时，人民和他们的全权代表能够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不实行民主时，则由少数几个人作决定，或者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由他自己作决定。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曾经谴责过在重大的外交和内政问题上的那种专制的决策方法，但后来一切又逐渐恢复“原状”。其中许多决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 大约１０年前，我国的语言中又多了一个常用词——“阿富汗”。这个美丽的山国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起，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们的灾难的代名词。和过去一样，那些作出决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责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寿终正寝仍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而我国将近１５０００名青年却阵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马扎里沙里夫的山谷和沙漠中。这项外行的、欠考虑的、轻率的决定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参与过这件事吗？这项决定由真正的权威的专家讨论过吗？当初预料到我们介入这个国家的事务的后果了吗？我曾多次去过阿富汗，在我国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前也去过。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并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剧不仅表现了政治上的轻率，而且说明在采取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没有采取民主方式。我们生活中的这一事实本身告诉人们，任何解释都开脱不了那些幕后决策者的责任。历史是不承认幕后活动的。斯大林的个人专权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说这些题外话并不是为了“刺激”什么人，而只是想提醒人们：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权（残暴的、软弱无力的，或者“仁慈的”）不仅是对人民的侮辱，而且势必产生往往是悲剧性的错误。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2) 看来，有三次政治行动应当算作斯大林外交在战前采取的重大步骤。第一次行动是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３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补充一些细节。斯大林当时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联的谈判态度冷淡，他看不到谈判有成功的可能性。斯大林忍不住了，又想不出好办法。根据他的提议，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示意，有必要重新考虑柏林方面提出的关于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而几个月以前斯大林曾对柏林方面的上述建议报以沉默。希特勒当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双方便开始了频繁的电报“交火”。但莫斯科方面却过于小心谨慎，认为必须考虑周密。只是看到同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和杜芒克将军的代表团进行的谈判已经毫无指望，斯大林才下了决心迈出这一步。当时正同里宾特洛甫一起在奥伯尔扎尔茨堡的希特勒已经等不及了。他需要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可以使他腾出手来。而俄国人仍试图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协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希特勒当时放下架子，亲自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于８月２２日，至迟于２３日，紧急接见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假惺惺地写道：“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有益的政治方针……”瞾矉矟矠 ８月２３日，两架“兀鹰”式大型运输机将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代表团运抵莫斯科。顺便说一下，由于飞行航线上的对空防御设施配合不当，飞机在大卢基地区上空曾遭遇高射炮火袭击，只是幸亏没被击落。当时曾在向德国的“兀鹰”式飞机开火的那支部队服役的利奥库莫维奇向我证实了这个事实。自然，一个由内务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庞大的调查组当天就从莫斯科飞抵该地区，他们要弄清是谁策划了这起“挑拨事件”。要是２３日条约签订不成的话……而在前一天，希特勒把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召集在一起，宣布即将出兵波兰。英国人和法国人似乎对斯大林签订条约起了促进作用，虽然是斯大林本人缺乏耐心，想不出办法，没有远见。他不明白，当时更需要缔约的是希特勒。条约使苏联赢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再说一遍，莫斯科的这个不得人心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而作出的。 当然，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波兰和法国的军队都已全军覆没，而英国的远征军也已被打败。这时，几乎整个欧洲都在为希特勒效力。我们是一对一地对付德国，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战斗，战斗，同时等待第二战场的开辟。西方国家不愿意在１９３９年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本该提早开始“工作”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才建立。 斯大林清楚地记得他同里宾特洛甫在８月２３日午饭后的那次长谈。这个瘦瘦的高个子德国人向斯大林暗示，希特勒想腾出手来应付西欧可能发生的战事。斯大林一边听着德国外交部长的话，一边想着心事：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时间。国家和军队还没有作好打大仗的准备。如果这个条约能够缔结成功，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就不会形成。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当天晚上进行谈话时（谈话结束后便签订了条约），斯大林认为国家得到了三至四年的喘息时机。但是，斯大林当时就感到，在这个复杂的、动荡的世界中实行中立政策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在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苏联的许多朋友看来，这种奇怪的中立好像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单方面的。斯大林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以后能坚持住，他现在需要和平。因此斯大林便采取了“秘密条约”时代的做法。我所说的还是那些“秘密议定书”，即苏德条约的附件。我很想从几个方面再谈一谈斯大林的这一做法。 第二次重大行动是将苏联的国界继续向西推移，对于这次行动，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我认为，在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之前，为了保护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居民而作出的这个决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符合这些地区劳动人民的心愿。可悲的是，这一行动（它宣告废除１９２１年的苏波里加条约）是以斯大林同希特勒就未来边界和领土“调整”达成秘密协议为条件的。也许这的确是一次妥协，就像当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一样？然而，列宁是通过公开的斗争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当时对这一协定既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列宁指出：我们签订了苛刻的和约，但我们并没有“越轨，没有破坏或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瞾矊矓矠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就未来的边界和各自的利益范围而达成的协议。我很想援引一些可以证实斯大林和希特勒有秘密协议（至于他们的协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这并不重要）的文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０日，贝利亚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份报告： “由于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边防部队的部署即将改变，苏联国境线上这两个军区部队的防线的长度（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已从１４１２公里扩大到２０１２公里，即扩大了６００公里。”因此，贝利亚建议成立由五支边防部队组成的西部边防军区。瞾矊矔矠苏联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以后，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就根据显然是双方在八月份的谈判中已经商定的秘密地图来确定。下面这份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凯斯特林格将军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部： １．请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我于２２时３０分收到本国政府的答复：经过双方谈判，德罗戈贝奇市已于今天——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４日１８时十分顺利地移交工农红军所属部队。 ２．同时，双方商定，桑博尔市将于９月２６日清晨进行移交。我再说一遍，谈判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麻烦。整个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感到非常高兴。 ３．我认为有义务告诉你们，德罗戈贝奇市内有一些大型储油罐已经燃烧１０天了，这是我们从我们飞行员的报告中得知的。当地流传着一些恶毒的传闻，说这些储油罐是德国人烧的。请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换了我们也很需要这种东西。 ４．关于车辆的问题（这个问题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是知道的），我们已按议定书中所说的做了。我如此急切地要转告你们的就是这些。 凯斯特林格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副官 团政委莫斯克温签收瞾矊矕矠 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类似的文件。不过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斯大林认为应当在所有这些“细节”上达成协议。看来，还有另外一些“细节”，其中有些至今才为世人所知，例如，把几批在３０年代曾遭到镇压而且仍在侦讯中或监禁中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希特勒。在舒伦堡同莫洛托夫举行八月会晤时，这位德国大使曾几次提出关于“在苏联被捕的德国公民”以及把他们交给德国的问题瞾矊矖矠。在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尤其是缔结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后，希特勒是不难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而这样做在多数情况下是违背那些被捕者的意愿的。瞾矊矘矠这一切分明是列宁谴责过的那种无耻的“秘密外交”。 我已经说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已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国家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长期以来，统治集团一直在看风使舵，看怎样做危害最小。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普通人的意志，他们忘不了２０年前是谁扼杀了他们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情况愈来愈明显，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落入希特勒手中。 英国在三方谈判中拒绝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这无疑说明，从法西斯德国的计划来看，希特勒将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国家。经过谈判，苏联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同爱沙尼亚缔结了互助条约，又于１０月５日和１０日先后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时维尔诺市和维尔诺边疆区已划归立陶宛）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显然，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设法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时，并不十分关心敏感的民族问题（而且他也不善于考虑这些问题）。他的许多做法是粗暴的，甚至带有侮辱性。 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强使苏维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脱离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可避免的德国入侵的危险时刻，苏联的帮助和１９４０年接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按照斯大林（也不仅是斯大林）的看法，既完全符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全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参加了苏联分别同每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就缔结互助条约而举行的各次谈判和条约签字仪式。他亲自参加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这些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斯大林外交的其他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步骤中，还应当提到苏联政府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６日的照会中表达的对罗马尼亚的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因为比萨拉比亚是被强行夺走的，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干什么事时不带来损害甚至灾难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斯大林了。在已经归复的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以及摩尔达维亚，马上便开始“筛出敌对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商人、原白卫分子、彼特留拉分子以及一些只是“值得怀疑”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过那条人所共知的悲惨路线——翻过乌拉尔山，去西伯利亚。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我已经谈过，在我同弟弟、妹妹及母亲一直住到战争爆发的那个西伯利亚村庄里，设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大劳改营。它是在１９３７年用几周时间建起来的：场地很大，四周围着大栅栏，上面加了铁丝网，岗楼上站着哨兵，“犯人”一队队的，而且在不断增加。劳改营里的生活大致就绪以后，便解除了对一部分囚犯的看押，甚至允许他们在村里散步（跑是跑不了的：距铁路有１００多公里远，其间都是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警卫）。母亲在一所七年制学校当校长。在校学习的是劳改营看守人员的子女。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两个囚犯被派到学校来整理旧图书。其中一个叫胡杰尔斯基，他自称是“从华沙附近”来的，另一个人的姓名我不记得了。胡杰尔斯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把图书整理得整整齐齐。母亲常给他们带些土豆、牛奶。我记得胡杰尔斯基讲过，他所以会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有钱人。这个老头总是一个劲地向母亲解释说，他根本不是有钱人，是搞错了……可眼下竟被判了１０年……冬天他已经不在了。老人没能经受住劳改营的磨难。经历了这种遭遇的人有多少啊！…… 斯大林力图用经济、事务和边界等方面的协定来加固苏德中立协议的地位。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斯大林生性极好猜疑，柏林的一些举动竟未引起他的警觉。例如１９４１年１月，德国人拒绝签署长期的所谓“事务性协定”，将该协定的有效期仅仅限制在１９４１年。可是斯大林曾被告知，在缔结苏德伊戈尔克河至波罗的海一线之间边界的条约的前夕，德国官员主动作出让步，没有为每一座“山丘”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在边界问题上是经常发生的。《真理报》的社论兴高采烈地指出（而不是有所警惕），“边界条约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极短时间内缔结的”。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3) 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本来应该意识到，德国人之所以不重视边界问题，是因为这些边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临时性的。从与“巴巴罗萨计划”同时制定的“奥登堡计划”来看，帝国未来的边界应当向东大大推移。元首关于“生存空间”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然而，斯大林缺乏真正的雄才大略，不能对这样或那样类似的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他已经完全被他所作的关于德国未来的进攻时间的错误推测所左右。斯大林在把苏联的边界向西推移后，没有对随之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要知道战争，或者说斗争，一向是至少由双方参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敌对的一方必然力图使自己的对手产生错觉。 最后，在这几年里还有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进行的，即缔结苏日中立条约。１９４１年３月底，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苏日之间的第一轮谈判没有取得成效，原因是日方坚持要苏联将萨哈林岛卖给日本。斯大林参加了谈判，他长时间默默地听着日本外相的发言，而后用一句简短的话回绝了外相的要求：“这不是开玩笑吗？”谈判似乎已经破裂。松冈冷淡地告辞后便动身到柏林去了。４月８日，日本外相从德国返回莫斯科，再度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从各方面情况看，条约将无法缔结，因为日本人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强硬态度起了作用。松冈于４月１３日，即他离开莫斯科那天，收到了来自东京的新指示，他终于收回了不合理的要求，于是当晚苏日中立条约便签署了。这个条约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日方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不过，这项条约的签订也给苏联带来不少麻烦。例如，中国政府早就明确地反对这种做法。还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７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副外交人民委员索·阿·洛佐夫斯基曾接见中国大使孙科（应他的请求）。中国大使坦率地说道：“有两个问题使我们感到不安：（１）据说苏联同日本之间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２）据说日本同英国之间可能会达成协议。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对我们不利。如果苏联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势必会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洛佐夫斯基就这种担心作了答复： “至于日苏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苏联曾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日方拒绝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瞾矊矙矠是的，一年半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斯大林感到战争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便马上设法缓和东面的紧张局势。 在最后这五年里，苏联同日本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如一些很厉害的摩擦，经常互致言辞激烈的照会，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较大的冲突有两次，一次是在哈桑湖附近，另一次在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斯大林在参加条约的谈判和签字仪式时可能会想：政治真是难以逆料。苏联曾经多少次建议日本缔结这样的条约啊！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显示出来的苏联军事实力使日本人明白了用武力同我们对话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好奇地读着条约俄文本上两位日方全权代表的签字： 日本外相，位列三位，一级瑞宝勋章获得者，松冈洋右。 日本驻苏特命全权大使，陆军中将，位列三位，一级旭日勋章和四级金鸷勋章获得者，建川美次。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却又如此各不相同！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国家的军事实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才能够在某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人类用了多么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个简单道理和必然性啊！ 条约签订后，双方代表团像以往一样合影留念。然后，斯大林单独和松冈一起半拥抱着照了相。照片上，斯大林脸上露着满意的神色，因为“这是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重要步骤”。松冈也是喜气洋洋：居然能同一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如此亲热地在一起！这位瑞宝勋章获得者在签署条约以后认为，这样日本可以在“大东亚地区”放开手脚去干了。松冈是根据早在１９２７年由田中义一呈报裕仁天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的原则行事的。奏折把分阶段占领“大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目标。斯大林是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计划的。但他在此时此刻也别无选择，因为一提到希特勒他就感到头疼。为了削弱日本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和松冈拥抱一下也是可以的。 晚上，松冈乘夜车启程回国。差几分钟就要开车的时候，斯大林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亲自来到车站同松冈道别。这一举动使日本外相十分吃惊。苏联领导者同日本人一一握手，并再次表示将重视已签署的条约以及同时通过的关于彼此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斯大林还抽空向为松冈送行的德国外交官员客套了几句。斯大林知道国家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只要有利于遏制战争势力，无论同什么人交谈、会面或者为其送行，他都不在乎。 尽管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但斯大林看出，战争的阴云正在密集。他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又不愿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一直沉迷于这两种假设，他总是反复地说：“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不要理会他人的挑拨！”柏林方面终于摸透了斯大林要赢得时间的方针，开始变得更加猖狂了。例如从１９４１年初开始，先后有几十架德国飞机连续不断地侵犯苏联边界，愈来愈深入苏联领空。即使飞行员遭到迫降，也总是很快就连人带飞机交给德方。有一回，那是在开战前不久，我国边防军击落了一架侵犯我国边界的德国侦察机，两名法西斯飞行员也一同丧命，斯大林下令处罚了肇事者，还往柏林发去一封电报：“斯科尔尼亚科夫：请立即拜会戈林，并就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瞾矊矚矠 由于没有希特勒的帮助，墨索里尼自己未能在巴尔干站住脚，于是便向元首求援。元首以意大利军队要完全服从德国军事领导机关的指挥为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希特勒军队着手集结准备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时候，南斯拉夫向苏联提出了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于４月５日缔结。斯大林想以此告诫柏林最好不要把战争扩展到巴尔干半岛。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侮辱斯大林。他完全不理睬“莫斯科的信号”：条约签订后不几天，德国军队便进犯南斯拉夫。元首对斯大林作出的姿态根本不理会，就像不理会斯大林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那样——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斯大林曾提醒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说苏联把巴尔干半岛东部视为自己的安全区，它不能不关心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柏林对所有这样的外交姿态似乎都不放在眼里。 苏德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一点斯大林早在１９４０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的警惕性提高了。但这并未影响元首的计划。在此应当提一下，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诡诈多变，两面三刀。并非斯大林一个人喜欢搞秘密活动。马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尝试过了。在他的行为和方法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背信弃义。元首经常采用造谣、欺骗等手段而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早就宣称良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便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喜欢到国外去。许多年来，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和索契这几个地方。莫斯科决定由莫洛托夫出访。临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贝利亚在夜里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干什么？用什么办法能使条约“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是两年？ 在柏林车站，前来迎接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莱伊、希姆莱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员，莫洛托夫满耳听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视这次会面。还说，在英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国的友邦”商谈。柏林方面想给强大邻邦的领导人吃定心丸，使他们放松警惕。 我再提醒一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判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大谈“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灭亡”在即，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装出一副对德国的全球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坚持要求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在德国军队即将撤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另一些德军却待在芬兰不走？为什么让匈牙利参加三国条约？……元首失去了信心。他无论怎样也不能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苏德关系。谈判中，双方各唱各的调，或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着柔软的地毯脚步轻缓地走到新帝国大厦大厅门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胳膊： “我知道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斯大林。但是，它也会记住我……” “是的，当然会记住，”莫洛托夫依旧冷淡地、毫无表情地答道。 会见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国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这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晚一些爆发。难怪，当莫洛托夫离开德国后，希特勒便下令尽快将修改后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呈报给他。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希特勒签署了２１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还不知道，元首打算“通过装甲部队迅速向纵深楔入的大胆行动，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敌军有战斗力的部队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瞾矊矝矠。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莫洛托夫对此也毫无察觉，他认为，战争也许将要爆发，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苏方遵守苏德条约的情况。在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苏联的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论述条约意义的文章。而德国人对这个日子却无所谓。但是一个月以后，即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正值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柏林为此搞了庆祝活动，然而庆祝的方式十分特别。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苏联全权代表发回的密码电报后，越发对纳粹分子的肆无忌惮感到吃惊。９月２７日在新帝国大厦大厅里签署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条约。这份文件强调指出： 三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第一条　日本承认和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请来莫洛托夫一起商讨这一新情况。也许，在这种危急关头能够考验出一个领导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确的结论了。可他们还是犹豫不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过两三年。”斯大林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事态可能如何发展的模式仍没有改变。这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特点在“领袖”的每一个决定上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邀请军方人士和外交人士来集体讨论问题。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明白，一切讨论都不过是对他的意见进行猜测。他在自食着个人专权的苦果。他苦心经营的官僚系统只会迎合他的决定……据朱可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前来谈话的他的机构的两名负责人不客气地说： “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当时的档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些人总是同“领袖”保持一致而极少提出什么意见甚至小的建议，如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尔巴科夫等。比较其他人来说，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还能常常提一些建议，哪怕是谈一点看法。由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全会选出的这一届政治局（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已完全成为个人专权的机构。斯大林在终于获得了无限权力（这是从人民那里夺来的）以后，便再也没有途径和办法来汲取精神“营养”了。这些人不同他争论，很少向他提建议，总是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对斯大林来说，他们不过是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仅此而已。 然而“领袖”无人可以责怪，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颜婢膝，他说什么都是一味称是，这种现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当时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回忆录证明：实际上谁都不怀疑斯大林具有远见卓识。甚至当他在战争前夕作出的决定与实际情况相违背时，也没有人想过是斯大林错了。人们只是认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关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瞾矊矞矠 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较少从事外交活动。因为周围的敌对国家，充满戒心的另一个世界，难以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不过，斯大林也很难同它们打交道。然而，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所与世隔绝的房子不时有这个或那个“小窗口”微微打开，使人可以张望一下苏联，打上几句官腔，或者试着同“赤色分子”谈一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是最早同斯大林谈过话的资本主义活动家之一。当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在巴黎签订后，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见了赖伐尔。“领袖”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听他自信地谈论“法国的国防政策”，说法国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开信任之门。斯大林当然不会知道，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将要背上为希特勒效劳的可耻罪名的“卖国贼”。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会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埃·贝奈什。苏联领导人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贝奈什并没有着重去讲前不久缔结的苏捷互助条约，而是大谈“各民族应当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相互接近，应当加强思想上的联系”。 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报界人士常常会给斯大林留下印象，尽管他极少接见他们。即使接见，往往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记得，美国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曾连珠炮似地向斯大林提了许多问题。而苏联领袖就如下问题所作的答复也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你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这是不能预言的。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优点。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弱点……” 由于斯大林很少会见国外的外交家和外国记者，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成了一件大事。据一些参加过会见的人介绍，斯大林在谈话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偶尔也打一下手势或眯起他那双有神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任何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会见，斯大林通常都要在谈话结束时简短地总结一下。葛罗米柯记忆中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瞾矊矟矠。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两个月里，斯大林得到了不少消息和各种情报，说德国正在明目张胆地准备进攻苏联。侦察部门、外交官以及苏联的一些朋友都在不断地发出警告。有些消息来自美苏两国政府。１９４１年４月，当上了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特意写信告诉斯大林，德国军队正在大批地调往东部。斯大林仔细看了这份情报，但他以为英国首相是想让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于是便索性置之不理。 当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那些零星消息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材料的时候，苏联政府打算看一看柏林对这些事实作如何反应。作为试探，苏联决定发表一项塔斯社声明，直言不讳地指责德国没有遵守条约中的条款。斯大林本人赞成这样做。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可悲的塔斯社声明，实际上是呼吁德国同苏联就双边关系问题重开谈判。顺便说一下，在这一天，希特勒同他的军界领导人最后一次开会研究如何开始具体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进行谈判，那就可以把谈判拖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今年进攻苏联的问题了。斯大林不无根据地认为：在夏季末，尤其是在秋天，希特勒是不敢发动战争的。这就意味着苏联至少将会得到７至１０个月的准备反击的时间。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斯大林想的已经不是战争还能推迟多少年，而仅仅是还能推迟几个月。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同英国首相谈话时说：“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争将要爆发，但我认为我还能赢得六个月或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瞾矋矓矠 塔斯社的声明谈到，英国的报刊，也不仅是英国的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附近，准备发动进攻”。声明接着指出：“尽管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仍在被不断地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还说，从苏联掌握的材料来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 战后，某位苏联上层人物就发表这样一项令人奇怪的、使苏联人民受到蒙蔽的塔斯社声明进行解释时说，这是一次很平常的“外交试探”。就算是这样，是一次对潜在敌人的试探。但是，千百万苏联人、陆海军全体官兵无疑也看了这项声明！如果这次试探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不通过内部公务渠道至少向高级指挥人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的领导人把问题说穿呢？著名军事首长列·米·桑达洛夫回忆说：人们对声明理解得很绝对，“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瞾矋矔矠 这一切都是由少数几个人而且往往就是由一个人在没有对所有并发的和派生的现象进行必要分析的情况下作出决定造成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正相反：柏林根本不理睬塔斯社的声明。与此同时，习惯于对一切都坚信不疑的苏联人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不大可能马上爆发。看来，斯大林在战前最后几个月里过高地估计了外交的作用。当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显然在把战火烧向东方，斯大林却依然迷恋于塔斯社声明以及一份份的照会和信件，没有下决心尽快地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要斯大林放弃秘密的、讨好希特勒的外交活动而采取坚决的军事步骤，当时非常困难。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5) 莫斯科在紧张地等待着柏林的反应。但苏联大使馆发回的密码电报说：德国官方人士对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的塔斯社声明根本避而不答。对于苏方曾就德军飞机侵犯苏联国界一事发出的照会，柏林官方并未作出反应。于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就这一事件约见了德国大使，并请他说明柏林对塔斯社声明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与此同时，苏联全权代表也在德国首都设法求见里宾特洛甫。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林早已作出了选择。那个“Ｘ”日子已经临近。在可怕的入侵到来之前的最后日子里，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在幻想着能够听到柏林方面关于信守苏德条约中各项条款的保证，却不知道希特勒刚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密信，谈了他的“消灭俄国的计划”。下面我从法西斯元首这封信中摘引几段话： 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经常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给您写这封信的……至于对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我毫不怀疑它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我希望，那时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长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共同基地。领袖，不管现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得到改善。即使到今年年底时我不得不把６０或７０个师留在俄国，这个数字也只不过是我目前应当经常保持在东部边境的兵力的一部分。 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本性、我的思想观念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阿道夫·希特勒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 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德国战争机器的弹簧已经按压到了极限，马上就要作命运攸关的一跃了，斯大林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这场可怕的冲突能够推迟（哪怕几个星期！）。然而柏林方面毫无反应。他们主意已定：摆弄外交姿态的时期已经结束。用战争对话的时期开始了。 2．致命的错误 战争之门随着战争的临近似乎开得越来越大了。入侵开始时门户是很大的：从北冰洋到黑海。已经没有办法把大门紧紧闭上了。斯大林到最后时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还在一个小范围内说： “看来，明年（即１９４２年。——本书作者注）５月冲突将不可避免。” 但是厄运难逃的一天越是临近，下述一点也就越来越清楚：战争迫在眉睫，而国家和军队却还远远没有作好同希特勒进行决战的准备。尽管应当指出（何况人们有时还忘记这一点），战争前夕做了不少工作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例如，按照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３日即在斯大林那里召开会议之后发到军队的总参谋部的专门训令，内地各军区的大批军团和兵团开始开往边界地区（第１６、１９、２１、２２集团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的决议，这些军团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组成统帅部预备队。但是，有一些军团自然未能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到达指定地区瞾矋矕矠。 斯大林考虑到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意军事院校的学员提前毕业。年轻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照例不休假就立即前往部队，那里非常缺乏他们这样的人。斯大林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某些大规模的行动，如征召近８０万“预备人员”，使边境几个军区的２１个师得到了补员。遗憾的是，这些步骤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的２至３周内才采取的…… 国防人民委员于６月１９日向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机场、车库、基地、仓库等加以伪装，把飞机在机场上分散开来。但是命令刚刚开始执行，就……集团军野战指挥所也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开始挪出去。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无可救药地姗姗来迟。而即使是这些措施斯大林也很不乐意采取，他老是强调自己那个固执的念头，说什么所有“这些步骤会把德国军队挑动起来的”。为了得到斯大林对技术性措施的批准，铁木辛哥、朱可夫有时候不得不就某一个问题向斯大林报告两三次。人民委员会主席虽然同意这些军人的看法，不过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甚至相信，希特勒不敢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战线的西方并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同一个思想：德国人应该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是极不理智的。不过极不理智也可能成为现实。须知历史的发展主要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没有终极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显然是直线的单维的逻辑看问题，是大错特错了。然而谁也不可能产生去纠正“领袖”的想法，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一贯正确”。 斯大林在１９４１年６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围一班人近几年来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对这一点只能猜测。尽管后来在与丘吉尔、朱可夫的谈话中，而且在战后，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各方面军司令员时的讲话中，他鼓起勇气概括地谈了政府所犯的错误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这些场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这首先是他本人的错误。这一点他早已不能做到了。 错误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不正确的推测、未经证实的预报和侵略者的暗算。这一切当然存在。但是失算、错误、不可饶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强调一遍，就在于个人专权。当“一贯正确和英明的领袖”这一形象已经确立之时，很难去责怪人民委员们和总军事委员会。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个思想观点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对台戏”、“政治上幼稚”，并遭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大家对一些政治审判案都还记忆犹新，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什么都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的立场；假如认识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雅·彼得斯，那就意味着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在国外同官方人士会晤，那自然就是“传递情报”，如此等等。 从主观上说，虽然斯大林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标，但是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认识却没有经过集体智慧的深思熟虑，不是把各种观点加以对照的结果。由于“领袖”搞个人专权、“一贯正确”、作结论武断，就不自觉地堵塞了言路，没有人向他提供客观的报道、独到的建议和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案。人们通常只向他讲他愿意听的东西。经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决定的制订和通过没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经过真正的集体讨论，这就损害和限制了权力机构的才智。 为了迎合“领袖”，人们众口一词，说“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说“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向在增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困难“会从内部动摇这些国家”。报刊这样写，电台这样广播，理论家们这样反复宣传。例如，斯大林深为器重并不止一次地与之谈话的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列宁军政学院作报告时断言，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换言之，战争将长时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个参战集团都无法战胜另一个参战集团”。瓦尔加断言，苏联的利益“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维护和平”。接着院士得出了一个纯属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但既然这不是托洛茨基说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没有反驳）：“如果局势发展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战争而发生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政权被削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那么苏联就应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瞾矋矖矠 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显然过高估计了苏联和红军的力量，使人“认得出来”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情绪——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应当说，即使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有头脑清醒、敢于讲话的人。例如１９４０年，列宁军政学院的一批学者起草了一篇报告《论军事思想体系》（斯大林也曾看过）。除那个时期的传统论点外，报告还大胆地阐述了一些“犯禁的”问题。报告的作者们尖锐地提出了苏芬战争失利的原因问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低下，虚假的宣传（如红军“不可战胜”的口号），以及“不正确地阐述红军的国际主义任务”。报告强调指出：“当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说什么同苏联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居民必然会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起义，转向红军方面。”老讲“不可战胜使得人们变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轻视军事科学；在技术方面则导致落后，在军事理论方面则导致只研究一种战斗形式而偏废了其他战斗形式”。报告的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涉及技术威力的问题上，我国的宣传走上了“盲目轻信胜利的歧途”。不能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不应当把在一定条件下的退却视为耻辱，应当教会人们不仅懂得进攻的艺术，而且懂得在必要时有组织地退却。”应当“从当代现实使军事面临的新情况中更灵活更迅速地作出结论”。报告指出：“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一事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所有的俄国将军在不久之前统统被认为是笨蛋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红军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经验“不为指挥干部所知。有关这些战斗的材料弃置在总参谋部里不用”。３５页篇幅的报告不仅批判地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和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是“领袖”的批示却相当简短：“存档。瞾矋矘矠”报告的作者们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未必会喜欢这个报告。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 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战争初期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误，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个人。战争前夕政治领导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么呢？它们表现在何处？ 首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个月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看来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步骤（没有“秘密议定书”），当时本应到此为止。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法西斯主义被公正地认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最危险的队伍，是恐怖专政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在苏联人的世界观中，法西斯主义乃是阶级敌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义讲“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无原则地堕落到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主义粉饰的地步，人们很难对它作出解释。期望通过贸易协定、业务往来、经济联系等等来巩固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实际上否定自己原来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观点的做法，这就太过分了！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参加了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德国的兼并计划没有受到苏联政府方面应有的评价。例如，就在同一天签署的《苏德政府声明》中说：苏联和德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同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会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瞾矋矙矠。但是人民有权提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容忍德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吗？处于一片废墟的波兰会同意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双边协定吗？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努力使苏联免遭战火方面走得太远了。何况这些原则性的让步并没有为条约增添什么内容。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而使苏联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受到顽固坚持自己片面论断的莫洛托夫的极大影响。外交人民委员的一系列声明纯粹是给苏联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制造思想混乱。例如，对莫洛托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许的报告的论点该如何评价呢？ 德国目前成了一个企图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瞾矋矚矠 诸如此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方向的做法使人们莫名其妙，使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变形。此外这些论题再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视和他们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仅仅因为怀疑思想“不纯”就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去见死神或关进劳改营的独裁者，在同法西斯主义“握手言欢”时却表现出惊人地界限不清。尽管共产国际中的许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变的原因，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影响共产国际的正式立场。１９４１年６月以前，共产国际一直不同意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国家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评价。批评的锋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帮凶”。“结束战争”的口号也是无的放矢。不明白怎样才能“结束”，是在实际上同意希特勒占领足足半个欧洲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释。 “法西斯主义”一词曾一度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语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满意的。难怪在互不侵犯条约刚一批准后，元首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就在国会中宣称：“条约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书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此所说的每一个词。”瞾矋矝矠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火的愿望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则性让步却不只是给我们的国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乱。更重要的是，苏联不断表示中立，无意中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国家和军队中的鼓动员处于很难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集团军一级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０２４６号训令中向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瞾矋矞矠最后一句话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 “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 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 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 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 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瞾矋矟矠 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 “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 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 “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 《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５７个师，第二梯队有５２个师，预备队则有６２个师）。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份红军野战条令。条令的页面上划满了着重线，这些着重线证明，斯大林在解决战略性的防御问题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水平。然而他在总军事委员会上、在同军事领导人开会时所发表的意见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加上谨慎小心，而不是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高深造诣。斯大林是作为一个谨慎的同时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去迎接即将爆发的战争的。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修订好了的防御计划再次呈报给斯大林。当然，他的全部愿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这就意味着根本改变了武装力量设防的主要方向。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现已预料是在西南方面瞾矌矔矠。可是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知道，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兵力（４个坦克集团军中的３个）对准了斯摩棱斯克，接着便是莫斯科。但是军事将领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论据去说服斯大林。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这些地方发动主要突击。而这本来是可以料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提醒一下，在国内战争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确实与战胜反革命同等重要。斯大林认为，大片无林地区以及经济上的考虑（获取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线）会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发动主要突击。 现在再来谈另一件事。跟上面的情况相同：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出现了一批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人”：铁木辛哥任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任总参谋长；瓦图京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科热夫尼科夫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自然，这些曾经在基辅特别军区从事作战事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别重要的，并且他们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观点。顺便说说，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防御计划通过之前就认为：“敌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击当在他们的责任区域。”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马·阿·普尔卡耶夫中将签署的《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１９４０年军队部署计划的决定》这份文件一口咬定：德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当在西南方面瞾矌矕矠。 当防御计划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时，朱可夫当上了总参谋长。实际上在半年当中前后任命了三个总参谋长。１９４０年８月，担任这个职务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这个职务让给了朱可夫。 这里我应当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文件。朱可夫是一个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德国军队由于首先发动突击，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经过思考、犹豫以及同铁木辛哥交谈之后，他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 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设想。 考虑到德国目前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总动员的状态，有广阔的后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们先展开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为了及时防止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让德国统帅部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要赶在敌人前面先展开军队，并且在德国军队还处于展开阶段、尚未来得及组织战线和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的时候向德国军队发起冲击…… 接着朱可夫确定了第一个和下一个战略目的，这是粉碎德军战线中段和北翼的主力瞾矌矖矠。 这位后来非常闻名的伟大卫国战争统帅在战争开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办法：向已经作好冲刺准备的德国军队发动突击。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上很机智的建议。斯大林在文件上没有留下笔迹：那个时期，“领袖”非常谨慎和慎重。他仍然认为，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同法西斯主义搏斗。 而就在那个时候，在１９４１年６月初，作出了一个得到斯大林赞同的决定：再增派２５个师加强西南方向。何况战争前夕，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底，总参谋部还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通过情报系统得到的报告：“德国对苏联采取行动一事已最终确定，并将很快付诸实施。进攻的作战计划规定对乌克兰发动闪电式突击，并继续向东推进……”瞾矌矘矠 法西斯分子企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主要突击方向、战争开始日期以及战争的战略意图等方面迷失方向。朱可夫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从广泛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警告我们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这样一些事实。但当时，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之后发现的文件所表明的，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瞾矌矙矠 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处置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这里的不少情报时，甚至连总参谋部也远非全部都告知。例如，丘吉尔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电报，我再说一遍，斯大林就干脆认为企图尽快使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结果伦敦方面的警告在收到后过了好久才到了总参谋长的桌子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情报和报告，斯大林实际上也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 有一次，我在同前党中央书记、昔日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科学院院士波诺马廖夫谈话时，从他那里听到这么一个情况。 波诺马廖夫说：“１９４１年春天，好像是５月底，两位从‘那边’来的奥地利共产党人在某处和我见面。他们激动地谈到德国正在苏联西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谈到无数军用列车装载着坦克、大炮、汽车日以继夜地向东开来。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准备军事进攻。 “我把情报内容报告了季米特洛夫，他同斯大林专门谈了一次，过了一天季米特洛夫告诉我： “‘斯大林听了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消息很平静，并说这决不是这类信息中的第一个。但是他说他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例如，昨天他们在政治局研究了休假计划，对很大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提供了机会在夏天去休假，例如日丹诺夫将第一个去南方，可他还是边境一个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谈到这里，照季米特洛夫的说法，斯大林认为谈话就此结束了。” 波诺马廖夫发议论说：“怎么才能解释这种状况呢？是对危险性估计不足？是自信？还是认为事态就是将按照他斯大林所计划的那样来发展这样一个固执的念头压倒了一切？” 诸如此类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扎哈罗夫以及其他许多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我想，朱可夫说得对：战争前夕，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穿着一个愿望——避免战争，不让战争爆发；而这又使得他相信，情况真的会这样。但是，难道红军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没有向斯大林报告过，到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威力将达到８００万兵力、１２万辆坦克、５２万门火炮、近２万架飞机吗？难道还看不清楚，德国不可能使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长时间地闲呆着吗？难道“领袖”还不知道，这个庞然大军的主要力量已经集结在东部了吗？ 客观地说，斯大林还收到另一类报告，如关于“德国人民不愿意打仗”，关于“德国军队中开小差的情况”，关于“国防军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等等。从柏林通过专门渠道经常发来消息说，集结在东部的德国军队进行着一些几乎是和平主义的议论：“如果德国卷入对苏战争，那她将失败”；“这场战争将使人民遭殃”；“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想回家”瞾矌矚矠。这种情绪可能也会有，但问题主要在另一方面，这类报告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不排除所有这些谈论“情绪”的材料也是一种巧妙的假情报。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8) 正如朱可夫对西蒙诺夫所说的，１９４１年初，关于德国军队在波兰集结的消息猛然增多的时候，斯大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写道：“这种情况使我们吃惊，并且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希特勒打算跟我们打仗。”希特勒给斯大林回了一封信，也是私人信件，并且正如他在信中所强调的，是一封密函。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在波兰确实集结着大量的兵团，但是他相信他不会比斯大林走得远，他应当说明，他的军队在波兰集结不是针对苏联的，他打算严格遵守签订的条约，他以一国元首的人格担保。元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论据，据朱可夫说，斯大林看来是相信了，说是德国西部和中部的领土遭到英国的猛烈轰炸，英国人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领土，因此元首不得不将大量部队调往东部。 而德国武官克斯特林格在同苏联官方人士接触时又添油加醋，经常说什么“现在我们的部队得到解脱，让他们休整休整吧”瞾矌矝矠。 同时，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７日由铁木辛哥、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和总参谋长朱可夫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训令“关于１９４１年冬季战备的检查结果和对夏季的指示”，根本不谈西部各军区的任务，不谈提高警惕、加强装备、巩固防御，不谈如何准备反击空军的密集袭击和大量坦克的入侵。只谈“战士单兵训练中的缺陷”这样一些老一套的意见，完全没有作战性质的指示瞾矌矞矠。战争已迫在眉睫，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眼看就要猛烈开动向东部冲过来，而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却如此行动，似乎只要斯大林不愿意，希特勒根本就不想迈出他那不祥的可怕的一步。 而当时情报机关送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却越来越多。基辅特别军区情报处处长邦达列夫上校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底报告说，新的坦克、炮兵和步兵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到柳布利诺、克拉斯诺斯塔夫、扎莫希奇、格鲁别什、托马舒夫、别尔热茨等地区。情报处处长在他的结论中分析了形势，强调指出：“向与苏联接壤的边境集结军队的情况仍在继续……战区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瞾矌矟矠西部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军区参谋部情报处处长布洛欣上校也向自己的司令部报告说：“根据一系列经过核实的情报，德国针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最近以来，特别是从５月２５日以来，进行得更为紧张……”报告特别谈到，一个派到苏联国土上来的德国间谍在受审讯时说，“他最晚要在６月５日把情报带回采哈努夫城，因为有人告诉他，对苏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就要开始……”瞾矎矓矠这样的情报不只是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收到，而且莫斯科也收到了。 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的国防人民委员派了几个工作组去边境各军区检查坦克部队的情况。那么其他部队呢？６月１６日，根据检查结果向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机械化部队司令部发去了密电： 通过对基辅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以及红旗敖德萨军区的坦克部队的检查查明： １．对战士和指挥员的训练同机械化部队战备的主要任务脱节，因此训练目的不明确。 ２．火力准备处于低水平，比火力准备计划的规定落后一两个月。 ３．机械化兵团内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制订得少而差。 ４．摩托化部队当作步兵部队来训练。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战斗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质。 ５．无线电兵的培养工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 ６．炮兵部队尚未掌握从开阔的阵地直接瞄准时操作炮火的技巧，这门课根本就没有上过。 ７．夜间作业当作例外进行，而且只在某些部队内进行。夜间行动的训练没有形成制度……瞾矎矔矠 诸如此类的不足之处整整“数落了”１７条。但是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签署的训令中还是根本不谈与加强战备以反击德军必然的进攻有关的重大作战问题。他们似乎被斯大林的信心——只要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战争就不会爆发——弄迷糊了…… 而在许多方面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在作战方面、技术装备方面、动员方面。还在上述那些事件之前，斯大林就派了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去检查西部边境筑垒地域的准备工作。扎波罗热茨带了一个工作组沿着修筑了防御阵地的新边界线察看。他给斯大林的报告（同时也送给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不令人宽慰： 在我国西部边界的筑垒地域大部分没有战斗力。已经建成的战斗工事（地堡）没有应有的装备……筑垒地域没有必要数量的常驻的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瞾矎矕矠。 斯大林将报告转给国防人民委员，要他严厉追究执行者营建筑垒地域体系动作缓慢的责任（这些地区，很遗憾，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起到它们预定应起的作用）。斯大林着急，催逼，可是到了真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又表现出惯有的谨慎态度。 据朱可夫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坚决要求，断然禁止使西部各军区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他惧怕“挑动”德国人的心理简直到了失常的地步。当然，斯大林力图不让希特勒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应当明白，德国未必会只是因为受了“挑动”才向苏联发动进攻，除非它的战略计划中有这样一条。然而，无论是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还是朱可夫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论据来证明，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这样一来，军事战略上与确定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有关的失误，由于斯大林顽固地不愿正视祖国已面临战争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在此同时，希特勒召开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会议过程中听取了将军们关于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他们向他报告说，自５月２２日起德国的铁路部门实行快速运行计划，部队的集结工作将于６月１９日结束，部署在维斯瓦河以西的空军第一突击兵团将于２１日傍晚把基地从低空转移到靠近苏联边界的机场去。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元首对计划只提出了一个不大的改动：把进攻的开始时间从６月２２日的３时３０分改为３时。 斯大林在收到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后来事实表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信息和消息的时候，没有下决心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来适应战役战略部署计划。如果能及时地、果断地并尽可能秘密地实行必要的作战措施和动员措施，那么战争初期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对斯大林这个时期的行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有足够的理由争取推迟苏联参战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针不容许发生有可能被德国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情，从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需要看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过错（确实是过错！——本书作者注）在于，他没有看到、没有悟到应该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这种政策就变得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险的。应该勇敢地跨越这个界限（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装力量进入一级战备，进行动员，把全国变成一个军营。看来应该把时间适当推迟，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６月份，但是可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早一些完成。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德国已经准备好向我国发动军事进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隐瞒是很困难的。惟恐西方会议论纷纷，说苏联有侵略意图——用不着担这个心。由于种种不取决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坚定地再向前迈一步。我们祖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瞾矎矖矠也许这样做总共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谁说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军区进入战备的训令哪怕早几天发出就好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妨碍了一切。 很难不同意这些清醒的议论，但……如果这些议论在战争前夕就发表出来，那该多好！遗憾的是，斯大林周围的军政人员中谁也没有试图说服他相信华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过迟才说出的那一点点真理！朱可夫在谈到军人们在这个最严重的战略失算中应承担的那一份罪责（还不小呢！）时也说：“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人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向他证明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实施。”瞾矎矘矠请读者注意“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个词…… 一个领导人的伟大、英明、成熟看来就在于，恰恰是领袖应该使周围的人相信自己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问题的领导作风，他实际上常常简单生硬地否定可供选择的建议和决定。斯大林在表达意志时刚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当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就是旨在迫使敌人执行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结合起来也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的刚强的理智在上述情况下表明了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既定目标：防止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愿望似乎把其余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为为了达到目标，按“领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当我们试图根据对当时一些具体事实的分析来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时，我们看到，“领袖”之所以固执，是由于他过分自信，不能承认自己所作决定的错误，非常自尊。这种往往“不受监督”的、近似于倔强的固执，最终又损害到产生固执的意志本身。结果固执在某个阶段似乎麻痹了意志，并且突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这种羁绊来束缚意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极其需要、极其重要的步骤。斯大林这个无疑是意志坚强的人，在战争前夕的最后几天，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样子。意志变成倔强，就听不进理智讲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话，这就是“盲目的倔强”，它同理智的论据发生了冲突。 对所有这一切，我再强调一遍，斯大林不具备预见的才干，不能窥见一点未来，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线那边。他继续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现在，陶醉在符合心愿的想法中。他没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则，难道他不能预见到——例如预见到——在战争前夕镇压几万名高级军队指挥员的后果？当然，可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个人的考虑，然而不管怎样，这痛苦年代的悲剧总能证明“领袖”不仅在道德上有很大缺陷，而且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有限。在分析战争前夕军事政治形势时所犯的错误，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明。 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道德、意志、理智等方面的缺点，在一个普通人、一般人身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弱点，但是在像斯大林这样一级的领导人身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战争前夕在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的失误，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最终“纠正”过来。我们习惯于说，这里再次表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却很少分析为使这种作用得到承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分析一下付出这种代价是否明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用一章来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领导各族人民的领袖是真伟大还是假伟大。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9) 在历史舞台上人民是主要角色。但是他们常常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对选拔“独奏者”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话。几乎所有的军事家、众多的政治家、大量的普通人在１９４１年春天都看到和感觉到，斯大林在分析事态发展情况时那样固执地看问题无法解释。但是谁也不能，确切些说，是谁也没有试图使“领袖”从盲目的固执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这里问题已经不仅在于没有利用良心发现的机会。有时这种机会利用起来极其困难，特别是当国家管理权只操纵在一个人手里，而通过特别重要的决定的时间却是以周计、后来是以昼夜计、最后是以小时计的时候…… 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受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之托，于６月２１日凌晨２时４０分（离进攻开始还有一昼夜）发了一份密电： 速交。 送总参谋长基·阿 第一，６月２０日在奥古斯图夫方向德国飞机侵犯我国边境：１７时４１分有６架飞机……１７时４３分有９架飞机……１７时４５分有１０架飞机。根据边境部队的材料，飞机携带了炸弹。 第二，根据第３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沿着奥古斯图夫、谢伊纳路旁的边界，铁丝网白天还在，傍晚时被拆除。在这一地区的森林里，似乎可以听到地面发动机的轰鸣声。边防军加强了值勤…… Ｂ·克利莫夫斯基赫瞾矎矙矠 其他军区也送了这样的报告。克利莫夫斯基赫是１９４０年７月被任命为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的，他当时不可能知道，整整一年之后，即１９４１年７月，按斯大林的个人指示，他将同其他一批将军被枪决。当然，由逐渐掌握了这门业务的乌尔利希事先“办好手续”。斯大林的认识直到最后时刻都没能转变，没能相应地反映日益恶化的严酷现实。他仍然沉醉在他有“先见之明”和他的意志“万能”的幻觉中。 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爆发前最后那些时刻发生的悲剧，需要再来看看斯大林的个人特点。关于他的许多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应该谈的是像谨慎这样的特点。当然，在通过一般决定时，斯大林是大胆而果断的。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小心到了极点。例如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就有所表现，当时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情况复杂和不明朗，他个人的首创精神表现得非常差。这一点还可以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间的血腥事件上观察到。现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早在３０年代初就想打击所有反对他搞个人专权的潜在敌人，但他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甚至当基洛夫之死给他提供了镇压借口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即就“充分”加以利用。不过，后来他不止一次公开地说：“铲除人民公敌的工作晚了四年。”斯大林善于耐心等待，一点一点地培养必要的品质、符合人际关系需要的精神状态，造成适当的气候。布哈林当初称斯大林为“伟大的配料工”，这不是偶然的。“领袖”善于缓慢地、逐渐地创造、“炮制”一种局势，使所有的人坚信他迈出这一步是必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到时候了！例如，１９３７年联共（布）中央２至３月全会就是他在镇压年代迈出的这样的一步。 但是，在跟希特勒的关系上，他的过分谨慎到头来适得其反。实际上，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赌博中，希特勒的智谋胜过了斯大林。斯大林谨慎从事，不只是由于他理解“为时过早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由于他心里根本没有底。苏联是一对一地同资本主义世界较量。任何一步走得不小心都会引起无法弥补的后果。斯大林的思想在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不可能不为这种想法所左右。 斯大林如此顽强地同“挑动”对方的可能性作斗争，以致柏林方面也察觉到了，并作出了相应的推论。他处处谨慎，对德国多次违反签订的协议缺乏应有的反应，过分的“规矩”——这就是真正促使希特勒愈来愈猖狂、认为苏联软弱可欺的原因。例如，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在６月份给西部各军区苏联部队补发了一项命令：不要对侵犯苏联边境的德国飞机使用武器。同样的训令也转发给了边防军瞾矎矚矠。德国人立即发觉了这一点。谨慎本是政治家必备的特质，现在却变成了犹豫不决和谨小慎微，原因就在于一味地相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防止战争。这最终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 战争前夕从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那里发来了几份关于德军投诚者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德国军队将在这天夜里向苏联发动进攻。人民委员立即打电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命令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到他那里去。据朱可夫回忆，政治局全体委员已经在那里了。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在桌旁踱来踱去。当应召前来的军事首长们进来时，他对大家说： “我们该怎么办？” 没有人应声。 “应该立即训令边境各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铁木辛哥终于说了话。 “把训令读一下。”斯大林说。 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拟订的训令草稿读了一遍。草稿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斯大林打断了总参谋长说： “现在下达这样的训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应该下达一个简短的训令，指出进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各军区的部队决不要上挑衅的当，以免引起麻烦。” 当军人们回去作必要的部署时，斯大林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这是希特勒向我们挑衅……难道他敢发动战争？” 政治局委员们于２时多散去。首都最短的一夜降临了。斯大林疲惫地从自己的装甲轿车的窗口处望着寂静无人的街道。他还不知道，德国的飞机已经飞来轰炸苏联的城市和机场，法西斯的坦克兵正把坦克开到出发阵地，希特勒的将领们越来越频繁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正在接近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斯大林在他自己工作和休息的别墅的办公室沙发上铺好被褥刚要入睡，有人小声地敲门。敲门声令人心惊肉跳，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斯大林叫醒。也许出了最糟糕的事。难道他真的失算了？ 斯大林裹紧睡衣走了出来。卫队长报告说： “朱可夫大将有急事请您、斯大林同志接电话。” 斯大林走到电话机旁。 “喂……” 朱可夫扼要地报告了敌人飞机空袭基辅、明斯克、塞瓦斯托波尔、维尔纽斯以及其他城市的情况。总参谋长在报告之后再问一遍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独裁者在电话里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他什么也没有说。令他目瞪口呆的、难以想象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朱可夫提的问题他没有听进去。违反他的愿望、意志和信心，希特勒下决心开战了。可能，斯大林的脑海里闪过了希特勒在他６０寿辰那天发来的贺电： 约瑟夫·斯大林先生： 在您６０寿辰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并为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您健康长寿，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前程似锦…… 斯大林默不作声。话筒里又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惊讶的声音： “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终于明白了。人间的神灵也会犯错误的，可它们的代价却大得无法计量。 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凌晨４时。 第二部第八章 悲惨的战争初期 大林吃力地琢磨着朱可夫的话的含义，而朱可夫却继续惊悸不安地对着话筒喊道： “斯大林同志，您听见我说的了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斯大林同志？喂，斯大林同志……” 肩负着难以置信的重任的这个人终于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 “您和铁木辛哥一块儿到克里姆林宫来吧。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来……” 斯大林放下话筒，在桌边站了有一分钟，他惊愕得目光呆滞，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屋角那架古老的落地钟的盘面：短针刚刚越过４点。昨天，政治局的１号命令用并不坚定的语气仿佛是向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怯生生地发出了警报。同时命令又着重指出：“我军各部队的任务是不上任何挑衅行为的当……”①对这个姗姗来迟、而又“语焉不详”的警报，各部队还来不及采取积极的行动。斯大林下意识地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某种可怕的，重大的，对国家、人民、自然还有他这位泱泱大国的头号人物的命运来说是悲剧性的事件开始了。尽管他非常清楚在国境线上对峙的军事力量有多大，他也想象不到战争初期具有何等的灾难性。他知道红军有许多装备方面的、作战方面的和组织方面的弱点，可是他想不到，比如说，战争开始后不到一周明斯克就会失陷，德国人的坦克会展开楔形攻势，轰隆隆地不断碾过设置得很不成功的一道道防线……斯大林机械地把千百万苏联人从无数照片和画像上看熟了的弗伦奇式军上衣的钮扣一个个扣上，可他听不到远方几万门德军大炮对苏联部队的阵地、边防哨所和永久性工事轰击的隆隆炮声。在他准备上汽车的那几分钟里，德国人的炸弹正在布列斯特、博布鲁伊斯克、维尔纽斯、文茨皮尔斯、格罗德诺、科布林、基辅、明斯克、日托米尔、斯洛尼姆、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其他几十座城市里爆炸，宣告屠杀人类的战神业已降临。斯大林的轿车在两辆警卫车的伴随下，沿着莫斯科空荡荡的街道朝克里姆林宫疾驰，而这时几千辆德军坦克已经在用它们的履带蹂躏着我们祖国的大地。见过森林火灾的人都知道，疾风是多么迅猛地把一片火海刮向莽莽丛林的……入侵的战火燃烧着带来死亡的熊熊烈焰蔓延开去，吞噬着几千座城市、村庄和几百万人的生命。 希特勒怎么敢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怎么了，难道真是一个疯子？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希特勒占领巴黎之后，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一条战线，而且指望对付俄国人的东线战事也将是一场闪电战。斯大林的思想在寻找一个于他有利的借口：也许这不过是军人们面对大规模的挑衅而张皇失措吧？仅仅两三天以前，这同一个巴甫洛夫还发来一个电报（好像已经不是第一份了），请求“准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②。他命令铁木辛哥拒绝了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的请求，因为军队开进可能会激恼德国人，而德国人似乎早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应当先问问柏林：也许这不过是检验一下力量？难道哈桑湖事件导致了对日本的战争吗？ 斯大林走进专供他使用的入口，上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穿过接待室时，他对面色苍白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匆匆说道： “请大家立刻来……” 政治局委员们和候补委员们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进来了，他们谁也不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斯大林没有同进来的人打招呼，只是没有特定对象地吩咐道： “同德国大使联系一下……” 莫洛托夫走了出去。屋子里是一片令人难受的沉默。波斯克列贝舍夫请来的人在桌边就坐，他们是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加里宁、什维尔尼克、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谢尔巴科夫。莫洛托夫回到屋里后，感到不仅是斯大林，而且全体“党的最高层”都在紧张地注视着他。外交人民委员走到自己的座位跟前，用沙哑的嗓音挤出几句话： “大使通知我们：德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宣战了。”莫洛托夫看了一眼手里的纸片，补充说：“形式上有一个标准的借口：纳粹德国决定预先防止俄国人正在准备的进攻……” 静默仿佛变得浓重而又粘滞了。斯大林在桌边坐下，看了莫洛托夫一眼，他忽然想起，半年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莫洛托夫从柏林回来后信心十足地报告说： “希特勒在同英国及其盟国的斗争中寻求我们的支持。应当等待他们的对抗尖锐化。希特勒坐卧不安……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敢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我想我们有时间来巩固西部的国境线。不过要分外小心，因为我们是在和一个冒险分子打交道……” 斯大林又看了一眼莫洛托夫，不过这次是目露凶光了。“我们有时间……”这也算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斯大林感到自己被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也许，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和信心不足。“领袖”已经习惯于事态按照他的意志发展。他不想让这些唯唯诺诺的战友们看出他的弱点。大家都在等着听他的看法和吩咐。 铁木辛哥开口了，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 “斯大林同志，您允许报告一下局势吗？” “说吧。” 第一副参谋长瓦图京中将走进办公室来。他简要地报告了局势，其中没有多少新消息，在猛烈的炮轰和空袭之后，德军的大部队在西北方面和西面的许多地区侵入了苏联领土。许多边防小分队在第一次战斗中就遇上了庞大的德国战争机器，他们牺牲了，但没有放弃阵地。敌人的空军在不断地轰炸各个机场。总参谋部眼下也没有掌握其他更具体的材料。办公室中所有在场的人甚至没有料到后来事态的发展有多么急速而充满悲剧性。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1) 不，斯大林在第一天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震惊。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对谁都有气——他被骗得太苦了——为前景莫测感到担心。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政治局委员们在他办公室里几乎待了一昼夜，等待着边境上传来的消息。他们只是偶尔出去打个电话，喝口茶，活动活动身体。大家都很少说话，都暗自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挫折。没有人怀疑希特勒将遭到应有的回击。党的最高级领导成员们可能议论过，边境地区的恶战会打上一两个星期。在一定时期内战争可能是阵地战，直到红军给予侵略者毁灭性的回击为止…… 马林科夫的文件夹里有一份总政治宣传部的命令草案——《近期内红军中政治宣传的任务》。这是６月中旬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交给他的（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斯大林就用集团军级政委梅赫利斯代替了扎波罗热茨）。６月２０日，马林科夫应斯大林之召来到他的办公室，领受了例行任务之后，就把总政治宣传部的这份命令交给了“领袖”。这份命令是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和斯大林１９４１年５月５日给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讲话之后着手起草的。“领袖”明显地暗示：战争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无条件地粉碎德国法西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份命令（他终于没能在战争爆发前批准它）提出的主要论点如下： 我国所处的新条件和孕育着不测事件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具有革命的决心和随时准备转入对敌人实行毁灭性的进攻……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应贯彻一个目的——从政治上、精神上和军事上训练全体人员，准备进行一场正义的、进攻性的、无坚不摧的战争……要培养全体人员对敌人的极端仇恨、同敌人搏斗的强烈愿望、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捍卫我们的祖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③ 除马林科夫外，日丹诺夫也看过这个命令草案。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命令，而在于政治领导相信我国有能力击败任何进攻并粉碎侵略者的信心。命令是按朱可夫在５月份提交斯大林的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精神拟定的。这份计划里也谈到必须“赶在敌人前面，在原波兰和东普鲁士的领土上击溃敌人主力”④。总参谋部和总政治宣传部认为，防御只能是短时间的：部队准备进攻，打退敌人的进犯并转入进攻……因此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一两天里，党和军队的领导根本没有灾难临头的想法。灾难仿佛早已被排除在外了。 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虽然我国最高领导从各种渠道得到过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的消息，它却并没有采取无疑应当采取的步骤：没有使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如果就１号命令的使命而言，那么它的颁发至少迟了一昼夜。斯大林以及他身边的人们并不懂得（而军人又不敢向他详细解释：铁木辛哥压根儿就畏惧“领袖”），战备是没有伸缩余地的时间参数。一个师从接到警报到紧急动员、集中、行军并占据指定的防御阵地，所需要的时间在４至２０小时之间。例如，在西部特别军区平均需要４至２３小时⑤。而总参谋部在６月２２日０点２０分才开始发出１号命令。各军区在１点２０分才接收完毕。然后司令员和司令部一起研究文件，拟出必需的命令和指示。这又用去１至１．５小时。实际上，各部队执行这项命令只剩下不到１个小时了。 许多师只是在法西斯强盗轰炸和炮击后才紧急动员起来。部队和兵团开始向指定地区开进，一般说来，它们还没有到达指定地区，就在途中遭遇了德国的坦克纵队，于是被迫在行进中投入战斗。敌人竭尽全力破坏我方的通讯联络，使指挥瘫痪。所有的人都完全没有料到，德国的快速集团在第一天结束时能深入我国领土５０至６０公里……二线的各路部队向边境开进时都遭到敌人空军的不断袭击。敌人的空军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制空权。迎着部队走来的是连绵不断的难民群。通讯被切断了。指挥员们不了解局势。兵团奉命开进的地区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已经取得了战术上、战役上以至战略上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敌人并没有取得政治上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由于斯大林罪恶的指挥不当，各部队就被置于连德军指挥部最冒险的意图也能够如愿以偿的境地。德国武装部队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后来写道：“德军的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敌军的战斗部署从战术上说是不适应防御的。他们的部队在边境地带分散在辽阔的地域上，而且被束缚在所驻扎的地区。边境本身的防卫是薄弱的。”⑥ 斯大林忐忑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并不知道德国统帅部把赌注押在德军坦克对苏联领土纵深进行的猛烈的楔形攻势上，而不顾在自己后方留下了苏联部队。许多州里的动员工作被破坏了。头一两天就有２００多座燃料仓库、弹药仓库、其他军用物资仓库、以及许多军医院落入敌人手中。混乱、缺乏坚定的指挥挫伤了部队的士气。由第４集团军参谋长桑达洛夫上校签署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４日第１号战报中说：“由于不断的狂轰滥炸，步兵精神沮丧，防御并不顽强。往往要由从集团军司令员起的各兵团指挥官来制止凌乱后撤的分队，有时是整支部队，让它们掉头再上前线，但是这些措施，有时甚至要使用武器，并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⑦ 而斯大林却一直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 ６月２２日清晨，当提出了由谁来把希特勒德国发动进攻的消息告诉人民的问题时，大家自然都看着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连想也不想，干干脆脆地拒绝了。在历史文献中至今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像米高扬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他心灰意冷，“不知道对人民说什么好，因为一直在教育人民说不会发生战争，即使发生战争，敌人也将在他自己的领土上被粉碎等等，而现在必须承认，在战争的最初时刻我们正在遭受失败”。 我想，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决定由谁来对人民发表讲话的问题是在凌晨。当时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知道“在战争的最初时刻我们正在遭受失败”。关于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是经常向人民讲的。我们也在准备战争。可是战争的来临仍旧出人意料。斯大林在许多方面还不清楚边境上的事件将如何发展。更可能的是他在没有搞清楚局势之前，什么话也不想对人民说。在此之前，至少是在３０年代，斯大林在摸不清重大步骤将对他的地位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是从不采取重大行动的。他总是排除足以动摇他的威信、动摇领袖的威信的冒险行为。 ２２日早晨，斯大林没有听到胜利的战报，他提心吊胆，甚至是心慌意乱，但是他还暗自保留着信心，他相信两三周之后他将惩罚希特勒的背信弃义，到那时他才在人民面前“露面”（只是四五天后，斯大林才被震惊得丧魂失魄，直到这时他才终于相信，入侵不仅对祖国，而且对他——“英明的、战无不胜的领袖”，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证明事情确实如此的有发给各部队的两个命令，它们是分别在６月２２日晨７点１５分和晚９点１５分在他的办公室里得到批准，并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的。 早晨，在决定由莫洛托夫向人民发表讲话、同时承认必须在１４个军区辖区内宣布动员之后，斯大林还不曾意识到这场惨剧的规模有多大，他要求军人“用毁灭性的打击粉碎入侵之敌”。铁木辛哥当即布置起草在历史上以总军事委员会第２号命令著称的那份文件：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抄送海军人民委员）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凌晨４时，德国空军无端袭击并轰炸了西部边界沿线我方机场及城市。 同时，德军在许多地方开炮轰击并越过我国边界。 鉴于德国对苏联采取闻所未闻的悍然进攻，我命令： １．各部队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进攻敌军并将其歼灭在侵犯苏联边界的地区。此后，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 ２．用侦察及作战航空兵确定敌方空军的集结地及其地面部队集群。以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强大打击将敌空军消灭在机场上并轰炸其地面部队的主要集团。航空兵应深入德国领土１００至１５０公里实施打击。轰炸柯尼斯堡及梅梅尔。在未得到特别指示之前，不得袭击芬兰及罗马尼亚领土。 铁木辛哥、马林科夫、朱可夫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７时１５分。 第２号⑧ 这份命令不像是一份军事文件。其中有斯大林进行政治校订的痕迹。这是一份表明要对背信弃义的邻居进行惩罚这样一种政治意志和坚定意向的文件，它含有并不隐晦的希望，指望战火也许可以迅速扑灭。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斯大林在命令“轰炸敌方的主要集团”时，还不知道仅仅在第一天，单是西部特别军区的部队就损失了７３８架飞机，而且其中的５２８架是在机场上被炸毁的。基辅特别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德国人就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仅仅在６月２２日一天内就消灭了１２００多架飞机！ 这一天里作出了许多决定。我再说一遍：斯大林还不知道惨剧的规模有多大。最初的茫然失措和颓丧已经过去。但是他头脑里老是萦绕着一个想法：我怎么会信任希特勒的？他怎么能愚弄了我？莫洛托夫也真够可以的！这么说来，情报机关的许许多多报告，由其他渠道传来的关于德国在准备进攻和确切的进攻日期的情报都是真实的？这么说来，如果他听了巴甫洛夫的话，几天以前发出使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的指示，许多事情不是都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吗？斯大林一直觉得，战友们今天在办公室里都一定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他的失误。他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洞察一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简直不能忍受！一想到人们（而且不仅仅是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可能怀疑到他的英明、洞察一切的能力和一贯正确，就感到不能忍受……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2) 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被分别改组成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两天以后，又成立了北方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斯大林不断要求得到边境情况和执行２号命令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他好几次当面或者打电话对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说：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边境的战斗情况清清楚楚地报告上来？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库兹涅佐夫（均系方面军司令员。——本书作者注）都在干什么？还有总参谋部在干什么？” 瓦图京有两三次把作战地图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什么令人宽心的消息。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仔细地标出我各个集团军和军的配置地区、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预备兵团的开进方向。但是却没有主要的东西：战斗究竟在什么地方进行？敌人在何处？苏联部队的行动是什么性质的？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德国部队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指挥和通讯联络，而对西方方面军则几乎已经使之完全瘫痪了。巴甫洛夫大将在敌人入侵几小时后就丧失了对本方面军部队的指挥线索。德国侦察机几个月来几乎不受惩罚的飞行和间谍的报告使德军指挥部能十分准确地切断所有的指挥所、通讯线路、机场、仓库和部队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击（空军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极有成效的。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破坏了有线通讯。而有线通讯在当时比无线通讯有更大的作用。 西北方面的情况也不妙。据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第８集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在７至８月间他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不过只有几个星期）回忆，“没有保卫边界的任何明确的计划。部队主要是在筑垒地区修建工事，修筑机场。各部队都没有补足编制。永久性工事没有修好。当天早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的飞机就几乎全部在机场上被烧毁。例如，到６月２２日１５时，本应支援第８集团军的混合航空兵师只剩下５至６架飞机了……”有幸经历了整个战争的索边尼科夫（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再任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副司令员）接着痛心地指出，从战争行动开始后，“指挥所就从电话和电报上不断收到关于设置树枝鹿砦、布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后来另一些命令又撤销了这些措施，之后又肯定这些措施……６月２２日深夜，我亲自接到军区参谋长克列诺夫中将斩钉截铁的命令——６月２２日凌晨前将部队撤离边界……总的说来，可以感觉到一种神经十分紧张、不协调、不明确、害怕挑起战争的气氛……无论是部队还是集团军司令部都没有补足编制。通讯工具、运输工具数量也不够。因此集团军司令部没有作战能力”。⑨指出这一点的是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的一名集团军司令员。而且处于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员。 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让人产生希望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不见到来。只要他办公室的房门一打开，斯大林就迅速抬起头来，盯着来人的面孔。没有使人放心的战报。“领袖”坐立不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里，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为是军事首长们迟迟不肯行动，犹豫不决，对早晨发往各边境军区的命令的意义认识不足。国内战争时，他常常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各条战线。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胁及各种行政性措施对司令部及其领导人施加巨大压力是卓有成效的办法。情况不明使他感到压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讨论铁木辛哥带来的、关于建立统帅部大本营的文件还没有结束，他就突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命令道： “紧急派遣大本营有权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去。去巴甫洛夫处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基尔波诺斯处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飞机去。立即出发。” 他走到桌边，环顾了所有在场的人，又坚决而且似乎是用威胁的口吻说： “立即出发。” 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斯大林觉得，必须由中央不断发出强大的推动力来激发各司令部和部队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按照他的倡议和要求，瓦图京到黄昏时拟好了总军事委员会的又一份命令（由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营是第二天才成立的）。这份命令的草稿经过斯大林仔细修改。被称为第３号命令的这份文件相当长，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几段： 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 １．敌人由苏瓦乌基突出部对奥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区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拉杰霍夫实施主要打击，在蒂尔西特、希奥利艾、谢德尔采、沃尔科维斯克方向实施辅助打击，在６月２２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损失，在上述各个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与德国接壤的国境线其他地段上以及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国境全线上，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 ２．现提出６月２３至２４日各部队的最近期任务如下： （１）西北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应采用集中（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突击的办法包围并歼灭敌方苏瓦乌基集团，至２４日黄昏时占领苏瓦乌基地区； （２）西南方面军应以若干机械化军和全部空军，以及第５、第６集团军其他部队的集中而强大的突击包围并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及布罗德方向上进攻的敌军集团。到６月２４日黄昏时占领卢布林地区…… 接着命令具体规定了根本不实际的进攻任务。斯大林亲自口授的第４点说： 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境线上，我允许越过国境线以及不受国境线限制的行动。⑩ 三次使用“国境线”一词的句子结构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这个命令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尽管朱可夫已经飞往基辅，斯大林仍旧命令署上他的名字。 战争的第一个昼夜快结束了。斯大林还希望从纵深开进的兵团会阻止，然后粉碎入侵的德国部队。而且到晚上１０点钟时，瓦图京带来了总参谋部的战报，其中让人放心地归纳说：“红军野战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后，德军在国境线大部分地段的进攻已被击退，并蒙受损失。”紒紜矠大家有点活跃起来了，甚至是喜气洋洋。斯大林和他办公室里所有的人还不知道，德军在许多地方一昼夜间突入苏联领土达数十公里。 从２３日早晨起，斯大林还抱有的幻想开始迅速烟消云散。他两次试图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联系。但两次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都简单地回答说：“司令员下部队了。”从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处也得不到一点确切的消息。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猜测：司令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控制不了事态的悲剧性发展。 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确在一昼夜之后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我在这里引用两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拟就并签发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风格和书写法）： 第５３５２号密码电报 ６月２３日２０点０５分 第１０集团军司令员： 机械化军为何不进攻？谁的过错。立即行动起来，不要惊慌失措，而要指挥。应当有组织地打击敌人，而不是无指挥地乱跑。您应当知道每个师的位置，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及其结果…… 巴甫洛夫，福米内赫紒紝矠 这位还能任职仅仅一周的方面军司令员从司令部所获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战争爆发后的第４天才明白了：敌军的快速集团两三天后就能从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作战的方面军所属第３和第１０集团军各部队处境艰难。它们受到两翼迂回，一部分甚至被敌军绕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巴甫洛夫决定退却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还留有一条５０至６０公里宽的走廊。但要实现这个决定却极其困难。这个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将在这场战争中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命令之一。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只持续了一周多一点时间，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这个命令： 第１３、第１０、第３及第４集团军司令员： 今天，即６月２５至２６日夜间，不晚于２１点开始退却，各部应做好准备。以坦克为前卫，骑兵及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部队为后卫。 这次行军应在强有力的后卫掩护下，昼夜兼程疾进。在辽阔的战线上甩掉敌人……应在一昼夜间一举跃出６０公里以上……允许各部队充分征用当地工具并征集任何数量的马拉大车……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巴甫洛夫大将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　波诺马连科 　　　　　　　　 西方方面军参谋长　克利莫夫斯基赫紒紞矠 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却的最后路线时，并不知道部队已经没有燃料和运输工具了，它们在战斗的最初几天里被敌人夺走或是被摧毁了。各兵团零乱的退却是在德军空军握有制空权、敌军的快速集团迅速迂回运动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宽心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事态的悲剧性发展日益加剧。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3) 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被分别改组成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两天以后，又成立了北方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斯大林不断要求得到边境情况和执行２号命令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他好几次当面或者打电话对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说：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边境的战斗情况清清楚楚地报告上来？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库兹涅佐夫（均系方面军司令员。——本书作者注）都在干什么？还有总参谋部在干什么？” 瓦图京有两三次把作战地图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什么令人宽心的消息。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仔细地标出我各个集团军和军的配置地区、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预备兵团的开进方向。但是却没有主要的东西：战斗究竟在什么地方进行？敌人在何处？苏联部队的行动是什么性质的？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德国部队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指挥和通讯联络，而对西方方面军则几乎已经使之完全瘫痪了。巴甫洛夫大将在敌人入侵几小时后就丧失了对本方面军部队的指挥线索。德国侦察机几个月来几乎不受惩罚的飞行和间谍的报告使德军指挥部能十分准确地切断所有的指挥所、通讯线路、机场、仓库和部队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击（空军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极有成效的。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破坏了有线通讯。而有线通讯在当时比无线通讯有更大的作用。 西北方面的情况也不妙。据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第８集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在７至８月间他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不过只有几个星期）回忆，“没有保卫边界的任何明确的计划。部队主要是在筑垒地区修建工事，修筑机场。各部队都没有补足编制。永久性工事没有修好。当天早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的飞机就几乎全部在机场上被烧毁。例如，到６月２２日１５时，本应支援第８集团军的混合航空兵师只剩下５至６架飞机了……”有幸经历了整个战争的索边尼科夫（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再任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副司令员）接着痛心地指出，从战争行动开始后，“指挥所就从电话和电报上不断收到关于设置树枝鹿砦、布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后来另一些命令又撤销了这些措施，之后又肯定这些措施……６月２２日深夜，我亲自接到军区参谋长克列诺夫中将斩钉截铁的命令——６月２２日凌晨前将部队撤离边界……总的说来，可以感觉到一种神经十分紧张、不协调、不明确、害怕挑起战争的气氛……无论是部队还是集团军司令部都没有补足编制。通讯工具、运输工具数量也不够。因此集团军司令部没有作战能力”。⑨指出这一点的是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的一名集团军司令员。而且处于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员。 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让人产生希望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不见到来。只要他办公室的房门一打开，斯大林就迅速抬起头来，盯着来人的面孔。没有使人放心的战报。“领袖”坐立不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里，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为是军事首长们迟迟不肯行动，犹豫不决，对早晨发往各边境军区的命令的意义认识不足。国内战争时，他常常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各条战线。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胁及各种行政性措施对司令部及其领导人施加巨大压力是卓有成效的办法。情况不明使他感到压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讨论铁木辛哥带来的、关于建立统帅部大本营的文件还没有结束，他就突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命令道： “紧急派遣大本营有权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去。去巴甫洛夫处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基尔波诺斯处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飞机去。立即出发。” 他走到桌边，环顾了所有在场的人，又坚决而且似乎是用威胁的口吻说： “立即出发。” 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斯大林觉得，必须由中央不断发出强大的推动力来激发各司令部和部队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按照他的倡议和要求，瓦图京到黄昏时拟好了总军事委员会的又一份命令（由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营是第二天才成立的）。这份命令的草稿经过斯大林仔细修改。被称为第３号命令的这份文件相当长，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几段： 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 １．敌人由苏瓦乌基突出部对奥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区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拉杰霍夫实施主要打击，在蒂尔西特、希奥利艾、谢德尔采、沃尔科维斯克方向实施辅助打击，在６月２２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损失，在上述各个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与德国接壤的国境线其他地段上以及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国境全线上，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 ２．现提出６月２３至２４日各部队的最近期任务如下： （１）西北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应采用集中（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突击的办法包围并歼灭敌方苏瓦乌基集团，至２４日黄昏时占领苏瓦乌基地区； （２）西南方面军应以若干机械化军和全部空军，以及第５、第６集团军其他部队的集中而强大的突击包围并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及布罗德方向上进攻的敌军集团。到６月２４日黄昏时占领卢布林地区…… 接着命令具体规定了根本不实际的进攻任务。斯大林亲自口授的第４点说： 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境线上，我允许越过国境线以及不受国境线限制的行动。⑩ 三次使用“国境线”一词的句子结构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这个命令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尽管朱可夫已经飞往基辅，斯大林仍旧命令署上他的名字。 战争的第一个昼夜快结束了。斯大林还希望从纵深开进的兵团会阻止，然后粉碎入侵的德国部队。而且到晚上１０点钟时，瓦图京带来了总参谋部的战报，其中让人放心地归纳说：“红军野战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后，德军在国境线大部分地段的进攻已被击退，并蒙受损失。”紒紜矠大家有点活跃起来了，甚至是喜气洋洋。斯大林和他办公室里所有的人还不知道，德军在许多地方一昼夜间突入苏联领土达数十公里。 从２３日早晨起，斯大林还抱有的幻想开始迅速烟消云散。他两次试图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联系。但两次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都简单地回答说：“司令员下部队了。”从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处也得不到一点确切的消息。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猜测：司令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控制不了事态的悲剧性发展。 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确在一昼夜之后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我在这里引用两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拟就并签发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风格和书写法）： 第５３５２号密码电报 ６月２３日２０点０５分 第１０集团军司令员： 机械化军为何不进攻？谁的过错。立即行动起来，不要惊慌失措，而要指挥。应当有组织地打击敌人，而不是无指挥地乱跑。您应当知道每个师的位置，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及其结果…… 巴甫洛夫，福米内赫紒紝矠 这位还能任职仅仅一周的方面军司令员从司令部所获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战争爆发后的第４天才明白了：敌军的快速集团两三天后就能从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作战的方面军所属第３和第１０集团军各部队处境艰难。它们受到两翼迂回，一部分甚至被敌军绕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巴甫洛夫决定退却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还留有一条５０至６０公里宽的走廊。但要实现这个决定却极其困难。这个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将在这场战争中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命令之一。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只持续了一周多一点时间，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这个命令： 第１３、第１０、第３及第４集团军司令员： 今天，即６月２５至２６日夜间，不晚于２１点开始退却，各部应做好准备。以坦克为前卫，骑兵及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部队为后卫。 这次行军应在强有力的后卫掩护下，昼夜兼程疾进。在辽阔的战线上甩掉敌人……应在一昼夜间一举跃出６０公里以上……允许各部队充分征用当地工具并征集任何数量的马拉大车……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巴甫洛夫大将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　波诺马连科 　　　　　　　　 西方方面军参谋长　克利莫夫斯基赫紒紞矠 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却的最后路线时，并不知道部队已经没有燃料和运输工具了，它们在战斗的最初几天里被敌人夺走或是被摧毁了。各兵团零乱的退却是在德军空军握有制空权、敌军的快速集团迅速迂回运动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宽心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事态的悲剧性发展日益加剧。 此后几天内，特别是到月底时，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了致命威胁的规模，他在一段时间里简直丧失了自制力，处于精神极其压抑的状态。文件和当时见过“领袖”的人的证词表明，６月２８至３０日，斯大林极为沮丧和震惊，以致不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领导者。他的精神危机是深刻的，虽然为时不算太久。而在这次危机到来之前，他曾试图采取一些措施，发布某些命令，尝试过给最高指挥机构打气。在２３日早晨讨论成立武装力量统帅部大本营时，他出乎大家意料，打断了讨论，建议在大本营下设立常任顾问室。马林科夫和铁木辛哥正在起草文件，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可是并没有表示异议。斯大林迅速地口述了常任顾问的名单。我在这里准确地引用这份名单，而且是按斯大林建议的原本。 在大本营下设立大本营常任顾问室，成员有库利克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空军司令日加廖夫、瓦图京、防空司令沃罗诺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梅赫利斯等同志紒紟矠。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4) 作为政府决议发出的这份决定由波斯克列贝舍夫签署后，用电报发给各军区和方面军。是的，该室只存在了两星期，就悄悄地“寿终正寝”了，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 我想，应当算作斯大林和总参谋部战前失误的还有事先不曾仔细地研究成立战时领导国家的特别机构——国防委员会，以及武装力量的最高战略领导机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问题。这两个机构是在战争已经开始之后才成立的。此外，总参谋部也被削弱了，我想提醒一句，总参谋长就接连换了三个。这些失误，还有其他的许多疏漏立刻就尖锐地显示出来了。 从各方面军司令部来的零星消息、航空侦察所得资料和大本营全权代表的报告使斯大林陷入极端的惘然若失的状态。在听取瓦图京的例行报告时，他本人感受到几乎是令人麻木的惊慌不安。瓦图京字斟句酌，低声报告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试图进行反击，但空中掩护薄弱，行动不协调，炮火保障很差，因此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部队受到了巨大损失，继续退却。而且往往是凌乱的后撤。瓦图京补充说，处境特别艰难的是第３和第１０集团军各部。它们实际上已经被包围。德军的坦克纵队已逼近明斯克。 “您说什么？逼近明斯克？！您怕是搞错了吧？！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 “不是，我没有搞错，斯大林同志，”瓦图京仍旧声音不高，用歉意的口吻回答说。“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去的代表的报告和航空侦察的材料是一致的。今天可以说，一线部队没能在国境线上阻住敌人并保证后续部队的展开。西方方面军的战线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 ６月２３日、２４日、２５日，更不消说２６日，斯大林已经料到边境上的战斗失败了，可是五六天里怎么会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１５０至２００公里？！这简直不可理解！巴甫洛夫、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是干什么的？总参谋部为什么不去指挥部队？难道真是大祸临头了吗？军人们一声不响，听着斯大林恶狠狠的、令人难堪的唠叨，等到终于得到准许时，赶紧返回自己的总参谋部去了。 斯大林并不知道，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司令部不断发出新的命令和指示，而这些命令和指示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不仅处境危殆的西方方面军是这样，而且其他各方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第８机械化军军长里亚贝舍夫后来回忆战争的最初几天时（在专送总参谋部的报告里）说：“直到２２日１０时，我才接到２６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让我军在桑博尔市以西集结……我们行军８０公里后，在２３时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区，而在２２时３０分又接到新的命令：２３日１２时前，我军应开到利沃夫以东２５公里处。这天下午，已划归第６集团军的我军又奉命开到亚沃罗夫地区……我们赶到了。２３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又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开进到布罗德地区，２６日早晨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而在此以前，我军一昼夜半中行军３００公里……６月２５日，第８机械化军在布罗德地区集结。早晨转入进攻，获得局部胜利，但整个说来没有完成任务。燃料耗尽了。空中只有德军飞机。２７日４时，我们接到新的命令：全军后撤，作为方面军的预备队。我们开始后撤。６时４０分来了新命令：向布罗德—杜布诺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但部队已经开始后撤。１０时，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军级政委Ｈ·Ｈ·瓦舒金来到军指挥所。他以枪决相威胁，要求我执行命令。但部队已被包围。后来查明，方面军司令部原定的进攻已经取消了……直到７月２日，我们以两个师的兵力据守时，才得知进攻的命令早已取消了……我们各部队分别突围出来。按照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撤退到普罗斯库罗夫地区。我们向日托米尔的方面军司令部送去报告，但该市已被敌军占领……”据里亚贝舍夫证实，由于战斗和不停的调动，“撤到第聂伯河左岸的只有不超过１０％的坦克和２１％的装甲车辆。后来该军即被解散……”。紒紡矠 我简短地复述了不为不英勇的里亚贝舍夫将军伤心的故事。但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和几个星期中，最高领导和方面军领导被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吓呆了，以自己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举动增添了混乱。没完没了的调动、缺乏灵活的协同动作、失去对各兵团的指挥能力以及不了解真实情况，只能加剧部队原来已经十分危急的处境。战前的年代里军队失去了首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仅仅有苏联士兵的自我牺牲、坚毅不屈、为被敌人占去的土地甘洒热血的精神是不够的。 战前的失算、指导能力不强、害怕挑衅、许多新提拔的指挥员和司令员训练不够，使得军队和防务都很虚弱，难以驾驭，以致很快就丧失了自信心。报纸介绍了边防军人的英勇气概、航空兵和坦克兵的功绩，报道了全国奋起抗击敌人的情景……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在前线——这是不能对人民隐瞒的——惨剧日益逼近。斯大林感到全国都在看着他这位“领袖”，他和伏罗希洛夫一起曾经一再向苏联人民保证红军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的“钢铁”意志剧烈地变形了，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振作起来。有时他似乎觉得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当瓦图京在例行报告中，在地图上指出第８和第１１集团军沿着不同的方向撤退时，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之间的一个１３０公里宽的大缺口！西方方面军的主力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击溃了。而西南方面军眼下还能屹立不动。他斯大林怎么会不听专家的意见，批驳了最可能的主要打击方向就是西方方面军的看法呢？他怎么会一时糊涂了呢？为什么人们没有说服他呢？希特勒在欧洲的所有战争中都是直扑首都，以便尽快迫使对手投降。为什么军人们没有让他注意德国人战略的这个特点呢？现在只好对部队做大规模的调整。然而时间紧迫！ 斯大林烦躁不安，对人严厉，不时召见一些人，有时则独自呆在别墅或办公室里，一连几个小时不见动静。铁木辛哥人民委员同时被任命为大本营首脑，他感到这个职务十分尴尬。周围的人们也明白，实际的领导作用和全部权力反正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而他的举止却火气大得有些反常；大家都看出了他的压抑和极端忧郁。斯大林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染了总参谋部的领导。结果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没有如实地权衡正在形成的局面（直到６月２５至２６日才一本正经地谈到防御，谈到修筑防御地区，动用预备队。大本营给部队发出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被认为是在绝望和不了解情况下作出的姿态，是一种不择手段、不计场合而只求取得些许成功的意愿。我在这里引用大本营的几份文件，它们表明大本营干预的是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同志： 拉库夫地区敌军坦克已无油料。大本营曾命令立即对敌坦克加以包围并歼灭之。为此动用第２１步兵军及第２、第４４步兵军之一部。应立即抓住敌人并击破之。为空中进行打击做好准备。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８日紒紣矠 为了解决战术任务而建议动用三个步兵军的兵力？！如果考虑到这些日子里方面军的处境，那就不难看出，这份命令也同其他许多类似的命令一样，是无法执行的。 再看大本营的另一份文件。 西北方面军司令员： 人民委员曾命令由您负责不迟于今天傍晚将敌人逐出德文斯克，毁掉桥梁并牢固地占领防御阵地，不让敌军在德文斯克地区渡到西德维纳河北岸。为加强进攻部队，可使用由１１２步兵师调来的加强步兵团。如果ＫＢ式坦克已经到达，则至少使用一个排以加强攻击力量并扫射敌军火力点。６月２８日２１时报告执行情况。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８日紒紤矠 我们看到，大本营连使用一个坦克排的兵力都做了规定…… 斯大林夜间回到近郊的别墅后，就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可是他不能入睡。他起身走过客厅、饭厅。在列宁像的上方依旧亮着一盏电灯。漆成仿橡树的深色墙壁恰好映衬着斯大林阴沉的情绪。他漫无目的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走，瞟着电话机（别墅里有三架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是在等待着，同时又害怕听到可怕的新消息。他打开值班助理的房门：里面坐着的是鲁缅采夫少将。他急忙站起身来，探询地看着斯大林。别墅主人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将军的身影，轻轻地关上门，又走回自己房里去了。 斯大林在挂着窗帘的窗缝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夜间花园的轮廓。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很久以前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未来的战争将是发动机的战争。装甲坦克部队的集中可以形成强大的突击拳头，要抗御它们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人很聪明，然而他想搞宫廷政变……如果让图哈切夫斯基处在巴甫洛夫的位置，也许很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斯大林驱开了往昔的阴影，希望一觉解千愁，但是“睡梦”难成：现实太令人胆战心惊了。 斯大林仍旧不能平静下来。米高扬关于１９４１年６月最后几天里斯大林举止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回忆录里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还有他——米高扬，决定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它手里。国防委员会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5) 大家决定上他那儿去。他当时在近郊的别野里。 这时，莫洛托夫说，斯大林这样垂头丧气，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丧失了主动精神，心情很坏。沃兹涅先斯基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他说：“维亚切斯拉夫，你来领头，我们跟着你。”他的意思是如果斯大林仍旧这样一蹶不振的话，那就由莫洛托夫来领导我们，我们就跟他走。我们相信我们能组织好防御，能够真正地大战一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消沉情绪。 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别墅。他正在小饭厅里，坐在圈椅上。他看着我们，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他的神色有点奇怪，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奇怪。要知道本来应当是他来召集我们的。 莫洛托夫代表大家说，应该集中权力，以便迅速地解决各种问题，尽快把全国都动员起来。这样一个机构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斯大林惊异地看了大家一眼，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好吧，”他说道紒紥矠。 我们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外部世界和封闭的、往往是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之中。外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内心世界则要困难一些。如果能够认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某些东西，那么对他的整个为人也就更加了解了。对斯大林来说，正在逼近的这场灾难不仅是对我国每个公民能够造成的那种危害，还是斯大林以之自许的人间上帝的毁灭。“领袖”正在从比其他人更大的高度上跌落下来。对于一个相信自己是出类拔萃、有洞察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来说，脚下出现的裂隙确实是一个无底深渊。斯大林处于深刻的精神震荡之中，几乎到了麻木的地步，这样过了几天，他才开始清醒过来。 斯大林可能认为，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到他这儿来是否打算撤销他的全部职务？甚至是想逮捕他？因为最方便的就是把一切过失都“推卸给”一个人。他斯大林早就相信，任何失误和失败都应当有一头“替罪羊”。应当让人们出出气，把有过失的人痛骂一顿。但斯大林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的威望太高了，以致他们好像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斯大林甚至在“垂头丧气”（按莫洛托夫的说法）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也是伟大的。如果他们读过别尔嘉耶夫的书，他们就会想起他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能从高处跌落，所以一个人的跌落本身就表明他的伟大。”紒紦矠这种伟大是他们自己为“领袖”塑造的，而现在则希望他仍旧留在原来的高处并领导他们。 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试图在击溃西方方面军的德军进攻的道路上投入第１３、１９、２０、２１和２２集团军，加上突围出来的残部，建立一道新防线。一度丧失了自制力的斯大林忽然由冷漠消沉一变而为精神亢奋，６月２９日他两次突然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他恶言恶语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各个军事领导人。 斯大林面容消瘦、苍白，下眼泡发肿，眼睛由于不眠而布满血丝……他终于意识到了悬在全国、以及作为“领袖”的他本人头上的巨大危险的分量。如果不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不动员一切力量，德国人几个星期之后就可能打到莫斯科。可以证明斯大林试图振作起来、控制局势的最初几个步骤对他来说也许是很普通的：他着手撤换军事首长。６月３０日，联共（布）中共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导。国防委员会主席握有无限的权力。祖国面临的致命危险要求集中每一个人的努力。他就任新职后第一步就是撤掉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并任命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来接替他。同一天，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下令各部队从西德维纳河一线后撤并占据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和谢别日筑垒地带。斯大林一接到方面军司令员这项命令的报告，立即将这位上将撤职。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少将接到斯大林的命令：“恢复原先的态势；回到西德维纳河一线去。”凌乱后撤的部队接到新命令后，既无法进攻，又无法防御。敌人察觉了这种混乱，对第８和第２７集团军的接合部实行突击并突破了防线……这些消息并不能增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信心，他既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以便赋予各战略指挥机构在那些悲剧性的日子里迫切需要的信心，使它们能够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 克劳塞维茨关于危险和统帅心理表现的相互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位德国思想家在《战争论》中说：将领的智慧在危险中才显露出来。“直接感觉到自己及其他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会干扰清醒的理智——这是人之常情”。但克劳塞维茨立即补充说，伟大的统帅则相反，危险反倒会使他的智慧和意志更敏锐地表现出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危险和责任感不会增加他精神的自由和积极性，相反，会使他感到沮丧，因此，如果这种感受使得判断力更加活跃，更加敏锐，那么我们看到的无疑是一个气魄宏伟的人”。紓紛矠 今天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斯大林没有表现出这种“宏伟气魄”，而这种气魄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许许多多注明日期为６月底的大本营文件，并没有为历史记录下斯大林为坚决掌握局势而采取的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 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在仅仅一周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大约是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希特勒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不要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顺便说说，都表现为不记仇。”紓紜矠 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明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但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一星期白俄罗斯首都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可靠程度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 ７０年代后期，大约在１９７６年或是１９７７年，我参加了以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为首的视察组。我们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帅汇报对我们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汇报之后，我们有几次谈起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和他对我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里没有提到您大约２０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什么事？您指的是什么？”元帅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１９４１年７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缅诺夫的事。” 莫斯卡连科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 “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加以检验的……” “可是您认为贝利亚的话是可信的吗？” “他关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开脱……而且处在他当时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对罪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来……” 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里谈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１９５７年７月２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 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１９４１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紓紝矠。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6) 莫斯卡连科终于慢慢地谈起来了……元帅回想着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大使拒绝为这件可疑的事情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６月底至７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有的是机密，也有的是捏造。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周内显然没有表现出我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在战争胜利以后长期而又不厌其烦地宣扬的那种“宏伟气魄”。真正的领袖、统帅，一般说来都正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在极端异常的环境中，在历史的危急关头表现出“宏伟气魄”的。在普通条件下当一个英雄、天才、偶像要简单得多。正如塔尔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过问题正在于库图佐夫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总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苏沃洛夫在攻占伊兹梅尔的那个夜间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俄罗斯人民在１８１２年非同寻常的事件来临时，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紓紞矠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７月３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要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德国将军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说，我们已经在１４天内打赢了对俄国的战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这个德国人显然过于匆忙了：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苏德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６月２９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德军能够侵占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德国用来对付苏联的１７０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苏德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紓紟矠。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是信仰“在起作用”。 后代人只会感到惊奇，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而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1) ７至８月间，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７月１０日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８月８日又改组为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这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统帅。从６月３０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而从７月１９日起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７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往后，在刻画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为“统帅”的性格特征时，我将经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读者，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叙述整个战争、所有战役和战斗的任务。在许多地方我甚至不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 战争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１６至１８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如果不算卡冈诺维奇在前线南部地段的短暂停留的话。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３０日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我国的后方、德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只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开过一次全会。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１９４１年的夏季是特别残酷的时刻。长期以来，我们的书籍和教材讲到这段时期时，都只说是“德寇闪电战的失败”、“希特勒计划的破产”、“有计划的退却”、“我军暂时失利”等等。但是没有必要把历史描绘得光辉灿烂。历史有一个很可能是根本的特点：它只承认真相，真相迟早会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历史中显得多余。在许多专著和多卷本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见不到“失败”、“惨祸”、“被包围”、“惊慌失措”等涉及我军行动的字样。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甚至是整个方面军的大败、惨败。在历尽艰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鲜血才获得的胜利到来之前，这些都发生过。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德国军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德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不过即使在这以后，他也常常给身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里有一份１９４２年斯大林亲自写下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名称，大概也没有意义。看来斯大林一面发出指示，一面在思考问题，匆匆草就了这份文件，连接受文件的人也很难读懂它： １）第４０集团军——７步兵师＋２坦克旅。 ２）卡图科夫——去第４８集团军背后。 ３）米舒林留在原地。 ４）莫斯托文科去第６１集团军地区。 ５）利久科夫在叶列茨以西地区。 ６）主要任务在北方。 ７）第４０集团军也进攻。 文件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写的。 什捷缅科少将紓紡矠 在听取了部队又遭到失败或者后撤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有时口授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惩罚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图京签署的，也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命令出自谁的手笔。例如，７月１０日，当已经得知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能在有利的防线上站住脚，而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却借口说后方有破坏小组活动时，斯大林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 总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对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绝对的不满。 首先是至今尚未惩罚不执行你们的命令、像叛徒一样放弃阵地和没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御地区的指挥员。对胆小鬼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你们的防务将不会收到效果。 你们的歼击支队至今不见活动，它们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于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无所作为，西北方面军各部队始终在后撤。现在应当停止这种可耻的做法了……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检察官和第三处处长应立即去前线部队并就地处置胆小鬼和叛徒……紓紣矠 战前并没有为指挥部队的最高战略机构——大本营准备有专门设备的工作地点。无论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都没有可以抵御敌军空袭的指挥所，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初都坚持要求修建这样的指挥所。因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别墅去，和这座别墅毗邻的一幢楼里有总参谋部的好几个局。地下铁道的“基洛夫”站被从运输网中分割出来，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那里也和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样，总是在桌上铺着作战地图，上面标明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来，１９４１年冬天在近郊的别墅修建了一个不大的防空洞，同时还为他装备了一个通讯站，斯大林可以通过它和各个方面军通话。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2) 斯大林注视着总参谋部准备的作战地图，他清晰地看到敌人迅猛地展开攻势的三个主要方向：西北部向列宁格勒方向、西部向莫斯科方向和西南部向基辅方向。斯大林很可能是在这时作出了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建议在上述三个方向上分别成立指挥部。总参谋部自然支持他的建议。７月１０日，大本营作出决定，成立以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北方向指挥部，以铁木辛哥为司令员、以布尔加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方方向指挥部和以布琼尼为司令员、以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南方向指挥部。看来，这个决定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各个指挥部却未能认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于斯大林：最高统帅建立了这些战略指挥机构，却没有赋予它们应有的权力。命令都越过它们直接下达到部队，也不重视各指挥部、参谋部的活动。而且，建立这些指挥机构事先并无计划，因此既缺乏相应的干部，又没有最起码的设备保障。各指挥部不久就成了斯大林责怪的对象，说它们“消极而优柔寡断”。 从今天的高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除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我们知道，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６月２７至３０日，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 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我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就使敌军有机会将我军一个个兵团各个击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几乎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往西方方向。战前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深夜３点左右，斯大林在等着总参谋部来报告过去一天中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他在摊开着作战地图的长桌边慢慢地来回踱着。他并不为北部战线担心，那里只是在６月底才开始有激烈的战斗行动。西北战线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两个多星期里，部队后退了将近４５０公里，放弃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没有利用涅曼河和西德维纳河上易于防御的地区。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员索边尼科夫辜负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个半月后，他就被斯大林撤职了。 特别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战线的局势。斯大林全神贯注地看着战线的奇怪形状，这条战线到７月１０日已经从国境线后退了（想想都叫人害怕！）４５０至５００公里……屈辱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气愤涌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喉头：一个拥有４４个师的方面军居然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他实在太过分地信任巴甫洛夫了！巴甫洛夫把他骗得好苦啊！应当今天就吩咐加紧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调查和审讯。斯大林在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未必知道战争爆发时西方方面军所属各师中有将近一半并未达到战备状态：其中有１２个师只是刚刚着手动员，而正在组建的两个军根本没有坦克。 战争前夕，在分析力量对比时，斯大林非常喜欢计算师以及其他战争力量和手段的数量。但却忽略了质量方面：各部队作战装备的完备程度、部队的团结和人员的训练程度。战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组建新的兵团，尽管当时的兵团数已经超过２００个。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德国武装部队。 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西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就全面瘫痪了。地图上两个粗大的蓝色箭头６月２９日在明斯克以东的地方会合了，这就是说，西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了。今天斯大林得到报告，主力部队仍在组成集团或是单独突围……可是方面军所属的第３、第４和第１０集团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想到这里，斯大林暗自决定，应当签署贝利亚今天送来的那份文件，文件规定设立１５个新的特别集中营，用于审查突围人员…… 斯大林敏锐的记忆力记下了７月初的一天早间战报的数字：西方方面军的４４个师中有２４个被彻底击溃，其余２０个师损失了３０％—９０％的人员和装备紓紤矠。无需多说，这个主要方面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就预先决定了其他各方面军的失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思忖着——他们建议用西方方面军所辖的第１３、第１９、第２０、第２１和第２２集团军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建立一道新防线。在战争岁月悲剧性的发展演变中，斯大林（这一点是不应当否认的）逐渐懂得了战略学的基础知识。他将来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瓦图京及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帮助他弄懂了战略学的奥秘、形成某些战役的决策和意图的辩证法。不过有朝一日，人们会把一些虚假的说法当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来，说正是他斯大林给军事科学注入了崭新的观点。例如，炮兵进攻的思想、包围敌人的新方法、夺取制空权的途径、建立多梯次的灵活防御等等。连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具有军事天才。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失败，一个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战争最初几周中的失败。 而眼前还是战争的残酷岁月，一切都岌岌可危。德国人占领明斯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继续查看着作战地图，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德国人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在西南方向进行主要的打击。而他却在那边配置了５８个师，其中有１６个坦克师和８个摩托化师！而且该方面军的主力也仿佛被置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之外，因而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在西南方向上部队的部署不当使德国人的坦克拳头得以直捣卢茨克和杜布诺之间防御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记得，早在６月３０日大本营就批准将该方面军的部队后撤至旧国境线的筑垒地区，这就意味着后撤３００至３５０公里。斯大林认为，总的说来，该方面军稍稍遏制了敌军的攻势，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战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损失是巨大的：将近３０个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约有７０个师损失了５０％以上的人员，大约３５０德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苏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英勇顽强，三周内在苏德战场上德军损失了约１５万官兵、９５０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后才查明的那样，中央当时得到的关于我方损失的数字是压低了的，而敌方损失数字是被大大夸张了的。下面是作战两周后向斯大林报告的数字（我保留了资料原来的写法）： 损失飞机：敌方　　至少１６６４架 我方 ８８９架 　　坦克：敌方 ２６２５辆 我方 ９０１辆 敌军损失兵力：击毙１３１．２万人。此外，在各地区的激战中，敌人蒙受重大损失，而我军由于后撤，损失无法统计。许多空投破坏分子已被歼灭，但未列入统计。 俘虏３０００４人，此外，俘获许多空降兵，但未列入统计。至６月２９日止，我军失踪及被俘约１５０００人。 在波罗的海击沉５艘潜艇，在黑海击沉１艘。击沉２艘浅水重炮舰……紓紥矠 报告是极其紊乱而又失真的。根据这些报告很难对各条战线的局势、力量对比、飞机和坦克的准确数量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而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一切是大权独揽的产物，因为当时并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的垮台，几十个兵团陷入包围——与此同时却写出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左的战报。可是斯大林却是根据这些战报行事的！他连想也不曾想到他会被人欺骗。因此大本营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根据愿望、设想、可能，而不是严格根据实际情况。 不过无论怎么说，法西斯打击的最初的威力总是明显地被削弱了。而主要的是德军统帅部没有达到希特勒提出的目标——消灭红军主力。 红军在继续战斗。它在退却，可是仍旧在战斗。斯大林审视着地图上激烈战斗的情景，逐渐得出结论：战争将是长期的。如果我们能在最近时期内坚持住，那么胜利之风就会鼓起我们的船帆。我想先提醒读者一句：在取得最初的几次重大胜利（眼下距此还很遥远）之后，斯大林身上将出现过高估计我方力量的征状，结果导致１９４２年不能原谅的重大错误。 ……斯大林一声不响地听完朱可夫关于各条战线上形势的例行报告后，问道： “您再说一遍，西方方面军各部队人员和装备的足额程度有多大？” “平均是１０％—３０％。只有个别部队的人员、火炮和坦克达到或超过５０％。是个别部队。”朱可夫又重复了一遍，“实际上西北方面军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西南方面军的局面稍好一些。特别困难的是损失了大部分反坦克炮。为了加强反坦克能力，必须采取某些措施。” 讨论完加速生产反坦克炮所必须的措施，而且和沃兹涅先斯基通过电话之后，斯大林盯着朱可夫，问道： “为了加强我们的反坦克能力，现在，今天立即可以做的有哪些事呢？难道除了反坦克炮之外，军人们不认为有其他的反坦克手段吗？” “那怎么会呢，斯大林同志。空军也大有用武之地。” 朱可夫解释了空军反坦克的技术能力和作战能力。斯大林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他命令立即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朱可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他就把文件带来了： 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司令员， 红军空军司令员： 战争开始以来的２０天里，我空军主要是对德军机械化部队及坦克部队作战。参加对坦克作战的飞机有几百架，但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空军对坦克的战斗组织得很差。如果组织好空军对坦克的打击，则坦克部队不仅能被阻止，而且能被击破。 １．对坦克部队（纵队）的攻击应以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及强击机率领，同时投掷燃烧弹。攻击时应展开队形，以垂直于坦克纵队的方向多次反复攻击。 ２．在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和强击机之后，由各式轰炸机进行攻击，投掷爆破弹及燃烧弹。攻击时以９架为一梯队，个别瞄准……紓紦矠 为了扭转事态悲剧性的发展，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斯大林绞尽脑汁，从而逐步摆脱了在此以前他从未体验过的震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早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５日他吩咐给各部队发的一份电报： 各方面军司令员（除外高加索方面军及远东方面军外）： 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斗中，许多高级、中级、低级指挥员和士兵——坦克兵、炮兵、飞行员等表现了罕见的英勇。抓紧向统帅大本营呈报功绩卓著人员名单，以便授予政府奖励純紛矠。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3) 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茹科夫、兹多罗夫采夫、哈里东诺夫苏联英雄称号（卫国战争中的第一次），以表彰他们在空中撞击德国轰炸机的英勇行为的命令在报上发表后，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说： “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法西斯恶棍是可以击败，也应当击败的！”他不等回答就挂了电话。 是的，应当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报告和报刊每天都介绍千千万万的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惜牺牲、为每一道防线而战斗的事迹…… 除了纯粹的军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最近几天，他同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民兵师的问题。斯大林当时还不曾料到，这项倡议会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时竟然能组成将近６０个民兵师、２００个独立团，它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会起很大的作用。 ７月４日，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呈报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制定保证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斯大林几乎看也不看就签了字，因为接待室里挤满了等候接见的军人。而他只能指望从各条战线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沃兹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报告说，６月３０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总动员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在最短期限内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沃兹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晋见过斯大林，报告了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的撤运和安置顺序”决议的执行情况。按照计划，首先撤往东部的只是邻近国境线的企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天，军事上的失利就迫使我们彻底重新安排。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在极短的时间内（到１９４２年１月）能运走而且很快投产１５２３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１３６０个国防工厂。对这个事实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发扬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以赴，整个庞大的工业才得以向东迁移了几千公里，而且很快就开始恢复蒙受了损失的军用武器库。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尽管进行了大迁移，而且常常遭到轰炸，国防工业在１９４１年仍然生产了１２０００架作战飞机、６５００辆坦克、近１６０００门大炮和迫击炮。 ……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１１７０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 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 今天我们知道，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独裁者的地位。 前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对我这样说过：“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前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请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接着说：“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装运特别重要的物资）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 （顺便插一句，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有一次看到一份材料，是莫斯克温少将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純紜矠。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而波斯克列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 科瓦廖夫继续回忆说：“我去向斯大林汇报的时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我当时暗自思量，这些人只能碍事。他们从来也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着听我报告，不时记下点东西。斯大林却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电话，签署文件，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来，让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们却一直坐着。一会儿看看斯大林，一会儿看看进来的人……我见到这种情景总有几十次……看来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场。也许是为了执行可能交办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有个历史的见证人……卡冈诺维奇通常是不在场的：他一天要工作１８个小时。又是骂人，又是高声吼叫，又是威胁。卡冈诺维奇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像其余三个人那样，在斯大林那儿坐着。斯大林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挂上电话。他自己说话很简练，要求报告人也简短明了。向他汇报要确凿，不能只说个大概齐；他会马上阴郁地压低了声音说：‘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最后说：“我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许多许多次，每次去都提心吊胆。总是碰上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他老是干巴巴的，让人望而生畏。他从来不说‘您好’，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汇报完了，没有问题就赶快走，这才松了一口气。越快走越好！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老是这样嘱咐我。我发现，斯大林以他的权力、记忆力和智慧仿佛使每个人都感到压抑、诚惶诚恐……到他那儿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实际价值更渺小……” 我想，科瓦廖夫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对各种文件以及在斯大林那儿举行的各种会议的分析表明，就是在战争时期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胆敢同他争论，维护自己的观点。他确实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了所有的人。我再说一遍，幸好战争时期在斯大林身边有一些杰出的将领，他们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为斯大林所采纳并得到他赞许的种种建议。 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１６至１８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列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８小时１５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 华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两同志： 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５日純紝矠 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８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战场上的现实本身很快就会校正最高统帅的工作程序、风格和方法。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4) 斯大林逐渐卷进了战争的残酷节奏，不过暂时多半还只是作为批准或否决总参谋部建议的人。他始终试图找到能够影响局势的某些新杠杆。所以他签署了关于加强空军反坦克作战的指示。在听取了关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坚持由大本营就这个问题给各部队发出一份专门指示： 应向现役部队全体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士兵讲清楚，在战场上丢失武器是最严重的违背军人誓词，犯这类过失的人应受战时法律惩处。应增加编制内的武器收集队的人数，并责成其负责收集战场上遗留的所有武器……純紞矠 还应当指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斯大林的许多建议都带有国内战争时期的味道。例如，１９４１年９月，在同布琼尼用“博多机”谈过话之后，斯大林突然对骑兵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时总参谋部正在起草大本营关于战争头两个月的教训的文件，这份文件预定发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文件几乎已经准备好了。斯大林读过之后，基本上同意，但命令再加一段： 第４，我军对骑兵的作用估计尚嫌不足。按各战场目前形势，敌军后方延伸数百公里，而且穿过森林地带，根本不能保证不受到我方的大规模破坏，红军骑兵对敌军绵延的后方实施奇袭对瓦解德军的指挥和供应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现今在前线及火线前方游荡的我骑兵部队投入敌人后方，敌人就会陷于困境，而我军受到的压力就会大为减轻。大本营认为，为对敌军后方进行奇袭，只需几十个歼击型的轻骑兵师，每师３０００人，携带少量辎重而无需庞大的后勤工作……純紟矠 这个想法似乎不无道理，然而这实际上是试图回到国内战争的经验，甚至是回到遥远的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经验上去。斯大林对军事科学的了解只有普通认识、单纯健全思维的水平，却想为我国由于他的失误和希特勒的奸诈而陷入的险境寻找出路。在古典式摔跤里，类似的险境是指一个运动员使对手处于“搭桥”的姿势，而力图把他的双肩压到地毯上。如果做到了，就算获胜。１９４１年的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斯大林都在“搭桥”。当然不是他本人，而是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军队。不过由于他习惯于代表他们，所以也可以说是他被希特勒置于这种对他来说极不习惯的状态。国家的命运千钧一发，处境岌岌可危，因此斯大林把任何一种可能的手段都看成是万应灵丹，要求草拟形形色色的指示，类似上述关于组建和使用轻骑兵师的指示。 斯大林又想起了巴甫洛夫，不禁心头火起：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怎么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把什么都丢得干干净净？当初在任命巴甫洛夫为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之前，他在这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时，巴甫洛夫给他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报告条理清楚，议论老成持重，有信心……是的，他经验不足：西班牙战争之后一步登天……他怎么会让指挥部队的杠杆脱了手？他的司令部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保证部队的战备状态？斯大林已经不愿意回想，６月中旬，他和铁木辛哥收到过巴甫洛夫的两三封密码电报，恳请让军区部队进入野战阵地。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请求批准局部动员，说明必须以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却一再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巴甫洛夫怎么能这样马马虎虎地把什么都丢光了？一想到这里，斯大林就感到五内俱焚。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召人的按钮。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悄悄地进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 “除了巴甫洛夫之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还有谁？什么时候开庭？判决书草案在哪里？”他不等回话，又补充说：“把乌尔里希叫来。” 波斯克列贝舍夫依旧悄悄地走出了“主人”的办公室。斯大林继续在长桌边踱来踱去。他在转身时，扫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的著作他读得很少；《资本论》从来没有读完过，不过有一些著作他是读过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按斯大林的想法，这是关于社会的学说中的主要环节。他对恩格斯的评价并不太高。１９３０年他去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时候，甚至号召过批判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战友的“错误”论点。对了，按斯大林的想法，恩格斯关于俄国的战争历史写得还是不错的，对苏沃洛夫的统帅天才评价很高，把库图佐夫看得低了一些，指出了俄国军队为解放被拿破仑奴役的欧洲而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中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不过这只是些零星的章节，而且其中也有不少错误。 还有列宁……当斯大林拿起他的著作时，总感到自己平凡，甚至庸碌。“捍卫”列宁使他得以成为独揽大权的领袖。被他消灭了的所有那些低能儿始终弄不明白，他的主要力量究竟在哪里：就在于解释列宁思想的垄断权。但是列宁也有些东西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称为自由主义……他想起一件事，不禁暗暗责怪自己一时的软弱：６月２９日，他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贝利亚一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走出来，他当时意志消沉到了极点，火气头上大声甩出一句： “列宁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莫洛托夫诧异地看了斯大林一眼，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其他人也都不做声。他本来不应当说这种话：别人可能会记下来，而且把它看成是惊慌失措……要知道，大人物随便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会被遗忘。特别是他们的软弱。 斯大林对遥远的和并不遥远的往昔的追忆被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断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桌边，把一个薄薄的卷宗放在桌上。最高统帅飞快地把送来的文件看了一遍。最上面放的是： 判决书（草案） 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 由集团军级军法官乌尔里希（主席）、师级军法官奥尔洛夫和坎德宾（委员）组成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书记员、军法官马祖尔参与下 于１９４１年７月×日在莫斯科市秘密审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１．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１８９７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２．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１８９５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少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６３—２条及第７６条规定的罪行； ３．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１８８９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通讯主任，少将； ４．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１８９７年生，原任第４集团军司令员，少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１８０条第２款规定的罪行…… 草案接着声称，预审查明： 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位，后者利用该方面军参谋长的职位，为敌人进行工作。他们出于阴谋的目的，不使所属指挥人员准备迎接战争，削弱了军区部队的战备动员，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接下去全是这个调子；斯大林跳过了这些页码，只是读了最后一页： 因此确认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６３—２条及第７６条所规定的罪行；格里戈里耶夫和科罗布科夫犯有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１８０条第２款所规定的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上述事实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１９条及第３２０条，判决如下： １．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２．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 ３．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 ４．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剥夺巴甫洛夫的大将军衔，剥夺其余三人的少将军衔，判处全体四人极刑——枪决，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准上诉純紡矠。 斯大林看完判决书草案后，对站在写字台边上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我批准这个判决，不过，让乌尔里希把诸如‘阴谋活动’之类的废话删掉……让他们不要拖延。不准上诉。然后用命令通知各方面军，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惩处打败仗的人是手下无情的……” 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在开庭之前就决定了。到７月２２日“开庭”时，只需走走过场就行了。被告请求把他们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线：他们将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请求法庭相信：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由于极端不利的处境。他们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乌尔里希一面打哈欠，一面催促着： “简短一点……” 当天晚上，他们就被处决了。斯大林再也没有关心过这些人。可是他不曾想到，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总参谋部在仔细调查了对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里戈里耶夫和科罗布科夫的指控根据之后，会作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 涉及西部特别军区几名将军的现有文件和报告并不否认他们在动员军区备战方面的许多重大失误，但推翻了指控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里戈里耶夫、科罗布科夫及克雷奇五位将军犯有贪生怕死、无所作为、缺乏指挥能力、有意破坏对部队的指挥及不战而向敌人投降的罪行純紣矠。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5) 残酷的岁月，残酷的人们……斯大林很了解巴甫洛夫，在任命时也同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及科罗布科夫将军谈过话。他们两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许，他们在战前和战争初期有不少失误，但是这些人忠于祖国，是真正的爱国者。由于干部紧缺，他们被任命时越过了许多中间环节，直接担任高级职务，他们所受的培训不够，未能在决定性的时刻正确地组织抗击优势敌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像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都是１９３７年以后急速提拔上来的。他们有爱国精神、大胆、英勇，但是还缺乏经验和统帅的智慧。这只能靠日积月累。然而斯大林消灭了好几个层次的指挥人员，从而把提拔起来担任他们的职务的那些人也置于分外复杂的境地。 斯大林是首先应该对战争初期的悲剧负责的人，而他却对受他的失误之害的那些人表现了罕见的残酷。他们固然也都犯有过失，谁也不打算为他们开脱。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形势、仓促的提拔以及作为它的后果的不够懂行而造成的过失。别尔嘉耶夫在《俄国的命运》一书中写道：“战争的残酷、我们时代的残酷不单单是人们、个别人物的残酷、狠毒和铁石心肠，虽然这一切都可能是伴随而生的现象。这是历史命运的残酷，是历史运动、历史考验的残酷。人的残酷是令人憎恶的。”純紤矠战争本身是残酷的。然而斯大林往往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而这确实是令人憎恶的。你们不妨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日丹诺夫和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报告形势时，援引了一些事实，说明德军在进攻我方阵地时，把妇女、孩子、老人赶在前面，从而使防守部队极其为难。孩子和妇女喊着：“别开枪！”，“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苏军官兵茫然不知所措：怎么办呢？也不难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的感受：他们的背后是德军冲锋枪的枪口，而前面等待他们的也是死亡。斯大林迅速作出了反应。他的反应符合他的本性——极度的残酷： 听说德国鬼子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老头儿、老太婆、妇女、儿童驱赶在部队的前面……听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人认为，对待这样的代表是不能使用武器的。我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中间真有这样的人，那就应当首先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比德国法西斯还要危险。我建议：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及其帮凶，无论是自愿的帮凶还是被迫的帮凶……照着德国人及其代表们，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使劲打吧，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 斯大林同志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４时口授。沙波什尼科夫純紥矠 战争就实质而言是残酷的，但这里却是另一种残酷：不仅是对敌人的残酷（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残酷。“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告诉他说，这是些妇女、老人、孩子，可是他却说：“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及其帮凶……”对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要用冲锋枪“狠狠地打”吗？！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更无法为之开脱的……的确，“人的残酷是令人憎恶的！”。对自己的同胞残酷、对那些被道德上的混帐东西驱赶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人们残酷，正如对那些被他自己委以重任的人残酷一样，实际上是承认自己有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自己残酷无情。而这是斯大林做不到的。 我想举出两个例子，它们会更使人感到，在噩梦一般的日子里斯大林对这些将军的惩治并不是单纯的感情冲动，而是３０年代末他的专横的继续。在这两个例子中，被处决的将军们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战后，曾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工作过的福明少将写道： 巴甫洛夫从１９４０年８月起，举行过５次集团军级的野战演习、１次集团军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就地作战演习、５次军级的作战演习、１次方面军级的作战演习、１次有两个坦克军参加的无线电演习、２次师级和１次军级操练。巴甫洛夫仔细地注视着敌军的部署情况，一再向国防人民委员提出将军区部队由纵深调至边境地区。战争爆发时，军区部队正在整编。正在组建５个坦克军、１个空降军、３个反坦克旅等等。上述各部队都还没有组建完毕，物资装备也不齐。 巴甫洛夫知道德国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所以请求允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６月２０日，由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签名的密码电报通知巴甫洛夫说，他的请求已报告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不允许进驻野战工事，因为这可能招致德国人寻衅。 无论是战前还是在艰难的防御作战期间，我个人都不认为巴甫洛夫的行动中有任何破坏行为或是叛卖行为。方面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巴甫洛夫没有能力，而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突然性、我军占据筑垒地域太晚、库利克不懂行的干预……純紦矠 下面是桑达洛夫上将给库拉索夫大将的报告。 至于第４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将军，应当说，对这位在芬兰战争中曾经率领自己的一师人英勇作战的、有才能的指挥员的不公正是骇人听闻的。芬兰战争结束后，科罗布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长，后来，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接手指挥第４集团军，他是一位勇敢而积极的集团军司令。他的不足之处是他力求无条件地执行军区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 为什么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的恰恰是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却继续存在，而且同方面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的第４集团军的司令员？１９４１年６月底，按照摊派（请注意，是“按照摊派”。——本书作者注），西方方面军应当有一名集团军司令员交付审判，而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第４集团军司令员。第３集团军司令员和第１０集团军司令员当时不知道在哪里，同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决定了科罗布科夫的命运。科罗布科夫将军受惩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员。我认为，他日后本来是可以跻身于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列的……紕紛矠 有许许多多原本可以成长、但却未能成长起来的人。很多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也有不少将军在竭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之后，不愿沦为俘虏或是斯大林的惩治而自杀身亡。档案馆中有许多报告谈到这种情况。第１７摩托机械化军军长彼得罗夫少将向铁木辛哥元帅报告说，６月２３日，他的副军长科若欣自戕身亡……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科佩茨自杀……西部特别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列斯捷夫在报告中把自杀解释为“由于空军的部分失利和较大的损失而引起的胆怯心理……”紕紜矠。当时说的（也许只是害怕被人指责为惊慌失措分子吧？），失利是“部分的”，而损失只是“较大的”…… 被卷进悲剧性事件漩涡的某些将军，其命运比自杀还要悲惨。 １９４１年８月，国家安全机关向斯大林报告说，有两名将军自愿投降了德国人，而且为德国人效力。一个是原第２８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另一个是原第１２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斯大林批示：“审判。”不是所有的命令，远不是所有涉及前线事务的命令，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如果都执行了的话，那么德国人秋天就不会打到莫斯科城下了。可是像“审判”这样的命令却是肯定执行的。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这两名将军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６５条，被缺席判处枪决，“并没收个人财产，要求剥夺所受奖励——苏联勋章”紕紝矠。 那些愚蠢而又厚颜无耻的告密者想不到，卡恰洛夫已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４日被敌方炮弹直接命中而牺牲。然而直到１９５６年以前，他还活着的家属却一直背着“叛徒”亲属的黑锅。波涅杰林的命运更为悲惨。１９４１年８月，他在被包围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而被俘。希特勒集中营里四年悠长的岁月并没有摧毁将军的意志，他昂然经受了苦难。他使意志颓丧的人振作起来，他坚决拒绝和德国法西斯合作。１９４５年获得解放并遣返后，波涅杰林被逮捕了并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了五年，虽然他早在１９４１年就已经被缺席判处死刑了。由于波涅杰林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申诉，他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５再度受审，而且再次被判处枪决。波涅杰林少将两度被判死刑，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集中营中历尽苦难，最后被判决，仅仅因为他不幸在失去知觉时被俘虏了……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6) 残酷的岁月，残酷的人们……斯大林从战争一开始，自己刚从丧魂失魄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为了挽回局面就采用了自己屡试不爽的手段：镇压和加剧恐怖感。成千上万的人在前线牺牲了，更多的人沦为俘虏。突围出来的人和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人都要被关进“接受审查的特别集中营”。贝利亚有许多报告是谈这些“特别集中营”的职能的。经过审查之后，一部分军人被派往正在组建的新部队中去，另一些人被就地处决，或是被发送到集中营去长期监禁紕紞矠。他们的命运分外悲惨：屈辱、丧失了名誉，不仅是他们自己，而且连累了家属。自然，这些人中间也有自觉地背叛了祖国的人，或者是由于胆怯而没有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人。我们在这里不是指他们。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对苏联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我们通常以为仅仅限于巴甫洛夫及其司令部的将军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就在这期间批准逮捕了一大批指挥员。其中有： 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第６步兵军军长； 阿鲁沙尼扬少将，第５６集团军参谋长； 戈皮奇少将，工农红军通讯部部长； 戈鲁什克维奇少将，西方方面军副参谋长； 伊万诺夫中将，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预备役； 库兹明少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 列昂诺维奇少将，第１８集团军参谋长； 梅利科夫少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 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第４坦克师师长； 罗曼诺夫少将，第２７集团军参谋长； 谢利瓦诺夫中将，第３０步兵军军长； 谢马什科少将，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 特鲁别茨科伊中将，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 齐鲁利尼科夫少将，第１５步兵师师长紕紟矠。 这份名单并未包括全部被捕者。这些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以重返前线，有些人长期被关在集中营，有些人则罹难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只是批准逮捕，不过有时他也亲自下达某些指示。例如，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５点１５分斯大林曾口授一份电文，发往斯大林格勒，电文内容如下： 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亲收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布良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冲向奥廖尔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地段的准确情报……。紕紡矠 斯大林不便直接怀疑扎哈罗夫和叶廖缅科，然而最高统帅显然对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少将产生了怀疑。他不懂得德军指挥官寻找我方最薄弱地段并正是在这些地段实施打击这一规律，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准确情报……”对于特科工作人员来说，收到这样的电报以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根据了，因为有最高统帅本人的指示。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不过他的运气还不坏，总算活了下来。 斯大林从未完全放弃残忍的“游戏”。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严酷的年代可以为“领袖”的残忍措施辩解。 第三部第九章 最高统帅 一切问题只有时间能够回答。就在几年以前，我们对斯大林知道得还很少。他像一座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雕像，阳光照射的一面被当作了现象的本质。而处在阴暗的一面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越是打开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就越是相信，“向阳的一面”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斯大林，却始终藏在让人民瞻仰的雕像的后面。 我知道，这种说法会使一些人感到不满甚至愤怒。３０年前，它大概也会在我身上产生同样的反应。可是在我阅读了大量文件原件、材料以及见证人的证明材料之后，我越来越相信，甚至在直到最后还保留着“领袖”伟大这种幻觉的领域，也毫无天才可言。人们马上可以引证权威们的话，引证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些军事首长的话来反驳我，因为他们都写了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总的说来，对斯大林都作了正面的描写，尽管细心的读者在这里也能找到不少谨慎的保留、暗示、间接的证明，说明最高统帅并不英明。所有这些问题，我下面还要谈，现在只谈两点意见。 战争回忆录的作者们，他们虽然在前线度过了漫长的战争的１４１８个日日夜夜，但是对斯大林的许多事情，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以及６０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起来的那一套关系体制中，真相始终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它们都经过重新调配、裁剪，发生了变形。 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甚至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的人，也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对回忆录进行审查。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写。任何一本书都要经过认真的检查；不能写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的镇压，不能对斯大林的“统帅天才”表示怀疑，不能不提先是赫鲁晓夫后是勃列日涅夫以及往往还有他们的战友对胜利的“特殊贡献”。任何真相，如果不符合确定的模式的框框，就都要加以裁剪和改变，以至弄得面目全非。根据掌握的证据，甚至朱可夫也不得不按照上面所作的删节来压缩自己的一部分手稿。据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的遗孀说，朱可夫死前不久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疗养时曾对她谈到他为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非常可惜的是，甚至不幸的是，许多著名的老战士，他们虽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回忆录，但他们有时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却不得不对有些事情吞吞吐吐或保持沉默。那时能讲真相的时代还未到来。 斯大林并非“英明的统帅”，并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长诗、研究报告、声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样。我完全不是想说他是平庸之辈。我要根据文件和证据竭力证明，这是一个拥有实际才能和坚强意志、不乏坏点子、不惜通过血腥试验的代价来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书斋型统帅。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时，常常把“胜利的代价”这样一个衡量他的“统帅才能”的极重要的标准置于“镜头”之外。今天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清楚，而且我也想在书中指明，国家和军队在１９４１年６月的处境，完全是那个后来成为最高统帅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远见、实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结果。通常人们会立即反驳：“你为什么要诿过于一个人，要知道当时有党，有党中央，有政治局，还有他周围的一班人。”对，有。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在实行恺撒主义的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和社会的机构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独裁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在回顾过去时这一点决不能忘记。 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遭到极大的牺牲时没有丧失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战争初期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遭到的毁灭性的失败，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遭到的惨败以及这场战争中其他痛苦的篇章。由于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下面一类的话来说明一切，例如：“由于苏军行动失利，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不能永远隐瞒真相，祖国的几十万儿女首先是由于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失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给抹杀了。是的，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既然我国人民能在既有“伟大领袖”也有希特勒所造成的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支持住并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为什么还要害怕真相呢？ 在这一章中我谈谈斯大林的统帅才能。在给这个战争时期占据着国家一切最高职位的人画像的时候，如果不想回答下面的问题，是会画得不完全的。这些问题是：未来的大元帅是否有统帅才能？斯大林在战争的各个时期是否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统帅？斯大林周围的军事将领在他的统帅活动中起的作用如何？为什么在最高统帅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损失比敌人大１～２倍？ 拿破仑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曾经指出，统帅“应当具有同样多的性格和智慧”。但他同时又指出，一个统帅不单是需要有这些素质，还应当使这些素质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议论很有趣：他把统帅的才能比作一个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顶部是智慧。拿破仑说，真正的统帅，是意志不亚于智慧的人。如果意志胜过智慧，统帅会行动坚决，勇敢，但不总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胜过意志，可以有好的计划和意图，但是由于缺乏勇气，这些好的计划和意图将难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结合，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样的统帅更强一些呢？“是智慧高的还是意志强的？” 当然，我理解，拿破仑的这些看来原则上是正确的议论，并没有包罗一个统帅所必需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品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意志，则是毫无疑问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敏锐的、广阔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并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正像读者已经有可能相信的那样，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的意志也发生过动摇，因为一个人的沮丧、震荡、心理上的危机常常是同意志的变形（即使是暂时的变形）联在一起的。至于说到智慧，他也是很强的，不过他的智慧是教条式的，好像是“单维的”，总是对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计过高。 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性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下面举几个例子。 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６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 或者再举一例。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４５０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③。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已经表示出愿望，要从军队的脑颅中爬出来，进入整个国家机构的头脑之中。”④对于国家机构，我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大本营来说，这一真理是无可争辩的。大本营能够依靠“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紧张工作发挥作用。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1) 内战时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当时托洛茨基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职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写的一本小书《在沙皇大本营的２５０日（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１６年７月２日）》送给了未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战线的列车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这本书。在这本揭露性的小书中，讲述了肩佩白色穗带的军事“官僚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拟定平庸的作战计划的情况。因此，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晨铁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最高军事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时，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记的列姆克的那本小书就曾描写过旧俄国的最高统帅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最初设在巴拉诺维奇，后来设在莫吉廖夫。所有领导过大本营的人（克伦斯基除外）这时都已故去。他们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杜鹤宁……斯大林想起这个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宁的命令由克雷连柯率领的一支革命队伍占领的，想起这个克雷连柯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 是的，原来在苏维埃时期已经有过一个大本营的首脑……而现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却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议他担任大本营的首脑。不，让铁木辛哥干吧…… 我们知道，起初，大本营由铁木辛哥主持，但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起，大本营由斯大林领导，而从８月８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巴拉诺维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国人占领，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营甚至最好不要设在莫斯科近郊。战争前夕，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一两个拥有专门装备的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据点的问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斯大林采纳。１９４１年５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组建统帅部大本营的方案。方案中建议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专门训练，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在战争发生时需要有这样一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但是当时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谁也没有敢于再向斯大林提出这类建议。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两个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近郊别墅。远处的别墅，谢苗诺夫宫，在战前他几乎没有去过，而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已下令将谢苗诺夫宫改作安置伤兵的医院。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是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办公室、他的近郊别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厦或者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斯大林就是从这些地方指挥战争的。 关于大本营的工作，我认为，朱可夫在他的《回忆与思考》中比谁写得都好。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业》这本书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什捷缅科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写大本营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够说明最高统帅作为大本营主席活动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领导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须知，他还是党中央的最有权力的书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党和国家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最高职位都由一个人占据着。我已经说过，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这种权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是渐渐地，这种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的消极方面也愈来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党中央、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任何一项决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难以通过。我不认为，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会妨碍解决总的任务。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内战时期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们就会看到，它并没有代替党和国家的机关，而是在依靠它们进行工作。 再说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每天召集会议，有时每昼夜要召集好几次会议，并不是会议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明确断定是哪个机关在开会。这可能是有军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也可能不只是国防委员参加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本营的会议。有时斯大林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才加以明确化： “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签发。” “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 有时马林科夫还把讨论的总结作为政治局的决定记录在案。实际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而不管会议的决定是怎样写的。似乎斯大林对某个人形式上属某个领导机关并不大重视。对他来说，这并没有原则意义。但是这给执行者却造成了困难，他们必须“匆忙”判定，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党中央书记的、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以便把相应的指示交给相应的部门办理。通常不作任何记录或速记记录。例如，大本营的档案库里有成千上万份各种文件——报告、证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证明大本营讨论了某些战略问题的材料实际上却没有。斯大林，特别是当他从战争头几个月受到的震动中觉醒过来并振作起来之后，常常邀请大本营的两三个委员同他一起决定作战问题。从一开始，总参谋部这个大本营的主要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就养成一种习惯，他们到斯大林那里必须带上准备好的建议、结论、评价。这有助于最高统帅扮演最高仲裁者、公断人、决策者的角色。 大本营的成员们知道，在国防委员会中每一个人都负责一定的部门如弹药、粮食、飞机、运输、外事等等。大本营没有这种分工。它在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管理机构的协助下对各条战线实行日常的领导。大本营在各部队的代表机构，开始“随意地”代替大本营的参事起作用。应该说，斯大林几乎不把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由于他自己不爱到外地去（除了战前到南方休息），所以他不能容忍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因此，朱可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最初还有梅赫利斯，虽然他们每人都担负有某种主要职务，还是经常要到部队去。最高统帅要求他们每天向他作书面报告或打电话作口头报告。如果大本营代表的报告由于某种原因被耽搁或让人转交，就可能受到“申斥”。而斯大林在这样做时又非常粗暴，不能掌握分寸。例如，马林科夫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由于报告作得不经常，有一次就遭到了斯大林的申斥。还有一次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也作出了这样的反应。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态度一般很好，如果说斯大林也有“态度好”的时候的话。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封电报，不过它被大大简化了。我现在从大本营的档案库中把这封电报全文引出来： 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现在已经是８月１７日３时３０分，而您还没有把８月１６日的作战总结和您对于形势的估计报送大本营。 我早就要求您，作为大本营的全权代表，必须在每一天的作战结束时给大本营送来专门的报告。您几乎每一次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一职责，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 ８月１６日是西南方面军重要战斗的第一天，而您是大本营派往那里的全权代表。而您竟然又忘记了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 您不能借口说时间不够，因为朱可夫元帅在前线的工作不比您少，可他还是每天都给大本营送报告来。您和朱可夫的差别在于，他有纪律，没有失去对大本营的责任感。而您缺乏纪律性，常常忘记自己对大本营的责任。 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有哪怕一次忘记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您将被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从前线召回。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３时３０分⑤ 这是最高统帅通常的作风。凡是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部队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元帅、高级军事首长，举不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遭到斯大林申斥的痛苦时刻，而这种申斥往往是不该遭受的。这一次就是华西列夫斯基送了例行的报告，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交到斯大林手里。接着就迅速作出了反应。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2) 如果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到战线某一地段后，那里的局势没有好转，就会马上作出“结论”。例如，１９４２年２月，斯大林派伏罗希洛夫到沃尔霍夫战线。这位元帅，“领袖”的这位昔日的亲信，在此之前已经牢牢树立了平庸统帅的名声。伏罗希洛夫这一次也没能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当斯大林通过直通电话建议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他不知所措，便拒绝了。这使最高统帅简直无法容忍。一个多月以后，伏罗希洛夫从前线回来，斯大林口授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后来被正式作为政治局的决定。现在把这个文件引来，虽然稍有删节，也是颇有兴味的。 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现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２年４月１日通过的关于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工作的决定通知如下： 第一，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同芬兰的战争，暴露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落后状态。红军中缺乏迫击炮和机关炮，对飞机和坦克缺乏精确的统计，军队缺乏必要的冬装，军队没有压缩食品。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炮兵管理总局、战斗训练管理局、空军管理局这样一些重要部门中，工作杂乱无章，军事院校办得很差……所有这些都拖延了战争，导致了不必要的牺牲。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不得不在１９４０年３月底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承认暴露出来的问题——自己对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不力……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解除伏罗希洛夫同志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第二，在对德战争初期，伏罗希洛夫同志被任命为西北方向总司令，主要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后来事实表明，伏罗希洛夫同志对被委托的工作不能胜任，不善于组织列宁格勒的防卫。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下令在民兵部队中选拔营级指挥官——这道命令已经根据大本营的指示被认为是一道会瓦解和削弱红军纪律的命令加以废除；组织列宁格勒的军事防御委员会，而他自己却不参加这个委员会——这道命令也被大本营作为不正确的有害的命令加以废除，因为列宁格勒的工人可以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加入防御委员会理解为他不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醉心于建立装备很差（手枪、长矛、匕首等等）的工人大队，却忽略于组织列宁格勒的炮兵防御……由于以上原因，国防委员会不得不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从列宁格勒召回…… 第三，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请求，他在２月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沃尔霍夫战线帮助战线指挥部工作并在那里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沃尔霍夫战线的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联共（布）中央希望再给伏罗希洛夫同志一次利用自己在前线的工作经验的机会，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直接负责指挥沃尔霍夫战线。但是伏罗希洛夫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不愿意对沃尔霍夫战线承担责任，尽管这条战线现在对保卫列宁格勒有决定意义；他的借口是，沃尔霍夫战线是一条困难的战线，他不想在这件工作中弄得身败名裂。 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决定： 第一，认为伏罗希洛夫同志未能完成委托他在前线担负的工作。 第二，派伏罗希洛夫同志去后方从事军事工作。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⑥ 这个决定显然是斯大林的创作，因为它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最高统帅没完没了地重复“伏罗希洛夫同志”，实际上是要说明过去的“第一元帅”毫不中用。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幸运，他没有像库利克元帅那样被革职。伏罗希洛夫还在斯大林死后重新露面，并且在１９５３年当上了苏联的国家元首…… 一般说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具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惩罚、严厉的工作作风。不过，对于伏罗希洛夫来说，这个决定看来还是公正的。 要是别人，那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前线失利，报告作得不好，不仅会立即被撤职，而且会遭到逮捕以及最悲惨的后果。这里举两三个例子。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按照大本营的命令，西方方面军的第１６集团军开始进攻：从苏希尼奇西南地区自北向布良斯克发动突击。但是敌人的防御很坚固，进攻受挫。在接到总参谋部２月２７日的例行报告后，斯大林确信，该集团军实际上在原地踏步不动。斯大林未与任何人商量，也未进一步查明，便口授了大本营的第００４５号命令，命令中说： 解除科涅夫上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因其未能完成领导方面军的任务，调其到大本营来分配工作……⑦ 有时情况比这还要糟。我们知道，科涅夫后来还有从最好的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机会。许多人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送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同志 ……立即逮捕执行第４４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达希乔夫少将并将其押送莫斯科。马上采取措施，对第４４集团军的部队立即进行整顿，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保住费奥多西亚市……⑧ 在干部问题上斯大林从不动摇。我已经指出，他的作风是不断调换司令员，对于这种调换，周围的人常常不大理解。他不知为什么认为，这种“王车易位”能够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对斯大林，自然，谁也不敢顶嘴。同一个科涅夫不久以前被撤职后又重新得到任命，可是又不知为了什么惹得最高统帅不愉快： 由于另有任用，解除科涅夫上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３日⑨ 科涅夫在战争中总共连续指挥过六个方面军……有时给人一种印象，对斯大林来说，战场好像棋盘，他喜欢经常挪动棋子。例如，叶廖缅科，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对他非常赏识，尽管常常骂他；他在战时指挥过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一新编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南方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这位后来的元帅换过１０个方面军，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但是斯大林喜欢叶廖缅科有信心。最高统帅记得，在１９４１年８月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通过“博多机”召见他的情况。 斯大林：斯大林在电报机旁。您好！是否应该解散中部方面军，把第３集团军同第２１集团军合并在一起，合并后的第２１集团军归您指挥？我所以征求您的意见，是因为叶弗列莫夫的工作不能使莫斯科满意……如果您能保证打垮古德里安这个坏蛋，那么我们可以再给您派几个空军团队和几个火箭弹连队。请您回答。 叶廖缅科：您好！我回答。关于解散中部方面军，我的意见是：由于我想打垮并且一定要打垮古德里安，需要牢固地保证南线……因此我请求把同第３集团军合并后的第２１集团军交我指挥……至于古德里安这个坏蛋，我绝对保证努力把他打垮……紒紛矠 虽然叶廖缅科“绝对”没有打垮古德里安，但是这位军事首长的信心却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习惯于夜间工作，大本营里的工作秩序也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安排的。他开始工作不早于午间１２时。但是研究问题几乎要到次日早晨４、５点（中间有休息——斯大林通常在白天稍睡一会儿）。总参谋部、人民委员会、党中央、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不得不去适应最高统帅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一昼夜要向最高统帅报告两次各条战线的情况。总参谋长或他的一个副手，站在铺在桌子上的标有日内战况及其动向的地图旁边（有人曾建议把地图挂在墙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报告各条战线的情况。报告一般很简短。这时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在室内踱步，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参谋部在何处发现新的德国师团？” “是否按照我上次的指示给霍津另外提供了‘道格拉斯’飞机以便运粮？” “我曾指示，用炮火摧毁渡桥地区的扎维多沃河上的冰块。检查过没有？” “还在昨天我就命令科涅夫在自己的战线上发动突击（当时科涅夫在指挥加里宁方面军。——本书作者注），以便吸引住战线其他地段的敌军。执行情况如何？您知道不知道？” 报告人处于难堪的境地。他的任务本来是报告各条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幸好，他知道何处发现了新的德国兵团，知道暂时只能抽调１８架“道格拉斯”飞机；关于扎维多沃河上的情况，这是个琐碎的具体问题，他一点也没有听说过。至于给科涅夫的命令，是的，这是斯大林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７日在罗加乔沃陷落后亲自给科涅夫下令要他对德军发动突击的。但是下令后只有几个小时，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执行命令吗？！报告人知道，突击还没有发动，正在准备，他只好说： “请允许我弄清楚好吗？斯大林同志？” “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眼色迅速发生变化，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正像朱可夫回忆的那样，这时“眼神变得严厉、阴沉。我知道，只有很少胆大的人能够经受住斯大林的愤怒并挡回这种打击”紒紜矠。他的眼珠开始发黄，谁也不知道，报告该如何结束。斯大林认为，向他作报告的人应当准备好回答任何问题。对他自己，他认为某些问题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允许他的下属这样无知。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3) 斯大林缺乏军事知识，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曾企图用自己的知识来“修补”最高统帅的许多半通不通的指示。他周围的军事首长认为政治家在军事上不内行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我上面说过的原因，他们都不能直说。然而，同朱可夫多次见过面的苏联军事史学家巴甫连科证实，著名的元帅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曾说斯大林“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文职人员”。 斯大林同意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制定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方法。起初他只是审查总参谋部的建议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来根据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这时沙波什尼科夫已经离开总参谋部，当了伏罗希洛夫最高军事学院的院长，但他常被邀请到斯大林这里来参加会议），在总参谋部提出关于某一战役的意图的报告之后，对于总参谋部的这些建议，都同后方主管首长、各兵种司令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部长、红军和海军的总政治部一起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收到所有关于保证一次战役的考虑、设想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听一听参加战斗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口头或书面，视情况而定），只有在这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方案，决定实现它的方法。最高统帅起初对于是否必须做这样庞大而繁重的工作感到没有把握，他说这是“费时而陈旧的工作方法”。沙波什尼科夫（他所起的作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和斯大林本人的导师的作用，在我看来，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绝对必须做的工作。当然，他补充说，一些战役可能需要准备几天，而另一些需要准备几个月。斯大林凭着他天生的实际的智慧懂得，沙波什尼科夫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如果说不是束手无策，也是完全缺乏准备。但是斯大林很快制定了适合于自己的拟定战役计划的行动方针，这个方针既能保持主帅的崇高声望，又能在实际上不冒丧失自己威信的风险。对大本营档案材料进行的仔细分析证明，斯大林通常从两个角度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一是最一般的表态，例如像他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大本营会议上做的那样：“必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个主张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它反映了苏联广大群众的情绪，但不包含具体的战略意图。它没有考虑我们“毫不喘息地追赶”敌人的可能性、敌人抵抗这种意图的能力，没有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意图，但不是一个统帅的意图。 另一个角度同校正、弄准确具体计划、意图和期限有关。但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带有归纳、概括、总结的性质，所以能够产生特别的印象。虽然整个计划——计划的内容、实现的序列、协同动作问题、物质技术保障问题、任务的深度——都经过总参谋部的全面加工，但是画面的最后“润色”则属于斯大林，这样他就往往被认为是整个计划的设计人。 至于１９４２年１月斯大林在大本营会议上所作的“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一具体指示，它的产物就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信”。这个文件既未从军事方面、也未从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应有的研究。其中只谈了一些关于必须使用突击群作战（德国人在战争初期就用过这种方法）和关于实施炮兵进攻的想法。向军事顾问所作的说明是，必须从“所谓的炮火准备”的实践转入炮兵进攻的实践。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关于“炮兵进攻”的指示引起了不同的解释并在军队中造成了混乱。某些指挥员对“所谓的炮火准备”的说法迷惑不解。难道它被根本取消了吗？但是没有准备怎样能够进攻？什么是“炮兵进攻”？从各个战线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谁也不敢向斯大林报告，只是通过正常的工作方式作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反映在１９４２年底制定的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中（步兵战斗条令第４２条）：炮火准备仍然需要，冲击的炮火支援仍然需要，正像用炮火保障步兵和坦克在纵深的战斗一样。换句话说，还在战前就已经为大家熟习的炮兵作战的三个阶段仍然需要。但斯大林只是在１９４２年初才“领会了”这一点，并把它在炮兵进攻的思想中表达出来。 当这封“指示信”润色完毕在华西列夫斯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其他几个人参加下进行讨论时，斯大林把文件拿在手里突然说： “可是信中还缺乏主要的东西……” 大家悄悄地、有点莫明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等待明示。得到的新的指示是： “我建议在信中再反映一个大概是最主要的思想。” 大家都准备好作记录。斯大林沉默良久，聚精会神，对自己的指示斟酌再三，在室内走了几趟，最后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加进了“指示信”中： 我们的任务在于，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一鼓作气地把敌人赶回西方，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之前就把自己的后备力量消耗殆尽，那时我们将投入新的巨大后备力量，德国人再没有更多的后备力量进行增援，这样就能保证在１９４２年彻底击溃希特勒军队紒紝矠。 当然，斯大林的补充对所有出席的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成员好像感觉到，斯大林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对形势的预见能力高于其他的常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思想，衷心同意它的精神，毫不考虑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但是斯大林这一次，也和在此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次一样，表现了很差的预见能力。斯大林的预测和提出的任务完全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１９４２年４月我们的冬季进攻结束，德军在夏季攻势中进军到伏尔加河，这就表明上述预测是错误的，它不过是空想而已。但是后来谁也没有提起过最高统帅的失误。这是战前就已经形成的做法：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只有成功、成绩。挫折、失败、失误则是没有执行“领袖”意志的结果，就是说，没有执行他的意志。这一套思维模式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 斯大林对大本营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校正、修改常常不起决定作用，但是有时却对战役进程产生了可悲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喜欢改变日期，一定要缩短作战准备、军队的机动和集中的时间。有时哪怕是一天，也要把作战开始的时间提前。 １９４１年９月４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按照他的指示，他将在９月８日发动突击以支援叶廖缅科。但是斯大林一定要按自己的意见办： “７日比８日更好……就这样。”紒紞矠 他非常固执，已到了顽固的程度，通常谁也不敢反驳他。人们怕他。甚至善于维护自己观点的朱可夫，虽然未必赞同斯大林的想法，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在９月４日斯大林同朱可夫进行的那次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斯大林：我想，你打算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进行的战役，应当只是在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之后进行。如果对斯摩棱斯克暂缓采取行动，先同叶廖缅科一起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然后抓住古德里安不放，那就更好……主要是打垮古德里安，斯摩棱斯克是跑不掉的。就这样。 朱可夫：……如果您下令在罗斯拉夫尔方向作战，那么这件事我可以办。但是如果我先夺取叶利尼亚，那会更有利一些……紒紟矠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大本营不仅同每个方面军，而且同每个集团军进行直接联系。最高统帅有时还通过直通电话或电报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很难抓住他要同谁进行谈话的规律。但毕竟可以发现，最经常的是斯大林要求同方面军司令员或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每当他发现大本营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或者感觉到他的谈话对人们“能起鼓舞作用”的时候，他就要进行这种谈话；他是要向司令员们暗示，最高统帅在注视他们，在担心他们，在要求他们……斯大林的指示在作战方面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很可疑的。也许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斯大林已能够提出作战性质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大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弱点，所以他同前线指挥人员进行谈话时常常带着参谋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通常委托他们进行作战方面的谈话，他自己只作“一般性的指示”，提出批评意见或进行申斥，有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同时最高统帅也喜欢“显示”自己对形势了如指掌，有时独自提出一些作战方面的指示，然后再用一些专门的指示加以充实，尽管十分明显的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的建议、指示无疑更加具有专业水平和更加有益。例如，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３日，铁木辛哥向斯大林报告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由于缺乏白天作战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渡河设施。斯大林根据大本营掌握的材料是了解那里的形势的，可是他却反驳说：“我们的‘伊尔－２’型强击机被认为是白天作战用的最好的轰炸机，它们比‘容克’飞机性能好，更适于轰炸敌人的坦克、有生力量，当然也更适于轰炸敌人的渡河设施。我们的强击机能带４００公斤炸弹。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你们那里有强击机，也许，你们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既然斯大林对他们那里有无白天作战用的轰炸机知道得更清楚，铁木辛哥也就不再反驳了。问题在于，斯大林到电话室来时已经查阅了关于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兵力的材料，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材料中的数字是６月１日的，而两周来的战斗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铁木辛哥，我再说一遍，没有进行反驳，只是报告说：“完全明白了，我们将根据您的指示加以研究并作出决定，然后再向您报告。” 铁木辛哥未必敢和斯大林顶嘴；他没有忘记另一位元帅库利克的命运，这位元帅企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斯大林的指示而被迅速降为少将，失去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在战争时期大本营向各部队发出了数千件指令、命令、指示。当然，斯大林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指示性文件进行仔细研究，但最重要的文件他都审查过，校改过，有时还退回去加工，亲笔补写一些句子或段落。 有时斯大林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亲自向各司令员和司令部口授电报。其中往往是好为人师的和教训性的内容居多（有时还带有威胁），具有作战价值的具体指示则比较少。例如，１９４２年５月底，斯大林被铁木辛哥关于加强他那个方面军的请求所激怒，便口授了如下一封电报： 送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巴格拉米扬 最近四天来，大本营接连收到你们关于加强装备、从大本营的预备队中抽调新的师团和坦克兵增援你们的请求。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4) 你们应该考虑到，大本营没有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新的师团，这些师团都是新组建的，还没有经过训练，现在把它们调上前线，意味着让敌人轻易取得胜利。 你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装备资源是有限的，要知道，除了你们方面军，我们还有其他方面军。 难道现在不是你们学会像德国人那样以少量的血的代价进行战斗的时候吗？作战应该不是依靠数量，而是依靠本领……如果你们想学会战胜敌人，而不是让敌人轻易取得胜利，那就要考虑所有这些。否则，你们从最高统帅部得到的装备也会转入敌人手中，像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 斯大林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２１时５０分紒紡矠 “你们应该考虑到”——这是喜欢教训所有人的斯大林的口头禅。而“学会以少量的血的代价进行战斗”的论断，在他嘴里简直像是侮辱人。在斯大林的电报中还常常使用另一种很动听的说法——“不惜牺牲”。 为了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大本营操心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以及最高统帅的工作范围，我现在只是列举一些１９４２年的指示，按它们在档案文件中的叫法介绍如下：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３月８日关于任命弗拉索夫中将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任命沃罗比约夫少将为第５２集团军副司令员的第１７０１３６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给西方方向总司令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师团换防休整办法的第１７０２２８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２日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西方方向总司令关于任命和调动第４集团军、第５４集团军和第８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第１７０３００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给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全线构筑防线的第１７０３６６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７月３１日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建立阻击队的第１７０５４２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９日给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市的第１７０５６２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３日关于任命戈尔多夫中将为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手、任命赫鲁晓夫为叶廖缅科上将所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第１７０５６６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５日给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从附近抽调第６２集团军的第１８１、１４７和２２９步兵师的第１７０５６９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７日给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司令员、第６１集团军司令员和第１６集团军司令员关于从附近抽调第６１集团军的第３８７、３５０步兵师和３４６步兵师的一部分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３日给贝利亚、秋列涅夫、恰尔克维安、博丁关于批准南高加索方面军加强各山隘防御的措施的第１７０５８０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３日给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关于组建西伯利亚斯大林志愿步兵军的第９３４１６９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４日给贝利亚关于同意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组织三个检查退却部队的阻截营的第１７０５８３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６日关于任命朱可夫大将为工农红军和海军副最高统帅的第１７０５８９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３日给朱可夫大将关于立即采取措施援助斯大林格勒的第１７０５９９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４日给朱可夫、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加强突击以确保斯大林格勒不致陷落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８日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批准解除洛帕廷第６２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的第１７０６０３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１日给夏登科、赫鲁廖夫、雅柯夫列夫关于从各个方面军抽调兵力为坦克军的９个摩托化步兵旅补充配套的第９９４２０１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２日给朱可夫、马林科夫关于每天两次向大本营提供战报的第１７０６０９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２日给戈沃罗夫、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关于暂时停止列宁格勒方面军部队强渡涅瓦河的战斗的第１７０６１０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５日关于组建爱沙尼亚第８步兵军的第９９４２０５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给各战线司令员和第７独立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在作战部队中为指挥人员设置传令兵的第９３４２３５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给人民委员贝利亚关于确定纵深２５公里为前线接近地带并从这些地带迁走一切居民的第１７０６６２号指示。 我想，这已经使读者厌倦了。但是，如果不知道斯大林一天有１４至１６个小时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并且不得不每天考虑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有关作战、干部、技术、侦察、军事、经济、外交、政治方面的问题，那就不能了解斯大林的活动。斯大林签署的成千上万份文件，牵动了大批人员。他习惯于操纵人们的命运，常常不考虑自己的决定的后果。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些决定，它们还能更充分地说明他的冷酷无情的性格。斯大林看到的具体的人都在他的身边，他只有看了前线拍摄的或缴获的新闻影片，才能对大批退却的战士、在渡口淹死的人、瓦砾堆上妇女和儿童的哭声、堆集如山的没有掩埋的尸体、守在死去的孩子旁边的母亲的神经失常的眼神等等有一个印象。斯大林对战争造成的无数悲惨景象无动于衷。为了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苏联人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人的生命对他早已成为枯燥的、公式化的统计数字……请读一读斯大林亲自拟定和口授的大本营的两道可怕的命令。其中一道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下达的第０４２８号命令。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１．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４０至６０公里、道路两侧２０—３０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 ２．每个团都要建立由２０—３０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紒紣矠 纵火者干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冬天的漆黑的天空。农民的阴暗的茅舍在熊熊燃烧。母亲惊恐万状地紧紧搂抱着号啕大哭的孩子。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德国人焚烧村庄是为了惩罚游击队。可是现在自己人也在烧……开列出了奖赏……“志愿者小分队”的名单……而焚烧村庄和房屋的地方并没有德国人……要在有占领者的地方纵火并不是简单的事。血红的火光中发生着一场悲剧…… 战争是无情的。这些行动可能会给占领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对于很多苏联人来说，他们的住所就是最后的可怜的避难所，他们指望在那里熬过动乱的年代，等待自己的人回来，拯救孩子们！谁能说出在这道命令中什么更多些：是作战的合理性还是丧心病狂的残忍性？这个决定具有斯大林的特点。他从来不怜惜人，从来不！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同胞死亡，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现在事后争论斯大林关于在接近前线地带焚烧居民点的决定是徒劳无益的，但是这道命令是令人厌恶的。里亚申科大将对我谈过与实现这道可怕的命令有关的一个插曲。１９４１年底，里亚申科回忆说：我指挥一个团。我们担任防卫。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两个村庄，我现在记得叫班诺夫斯科耶和普里希布。师里下来命令：烧毁我们能够烧的一切村庄。当我在地下掩蔽部中进一步研究如何执行这道命令的细节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通信兵，不顾一切上下级关系，突然插话说： “少校同志，这是我的村庄……那里有妻子、孩子、妹妹和她的孩子……怎么要烧毁？！要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被烧死的！” “你怎么乱插起嘴来？我们会安排好的。” 打发走这个军士以后，我们同营长们开始考虑怎么办。记得我说这道命令是“荒谬的”，为这句话我差一点要付出血的代价。须知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是集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救了我，这才没有受到特别处人员的追究。而这两个村庄，我们得到师长扎莫尔采夫的允许，在次日早晨攻占下来……里亚申科最后说：这样，这两个村庄才幸免于火焚之灾。他说这话时好像又暂时回到了那遥远的残酷的时代。 还可以再看一份斯大林口授的文件： 送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１日１时５０分，第１７０００７号命令。 ……在１月１１日，无论如何不得迟于１２日，必须攻占勒热夫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本营建议利用该地区现有的大炮、火箭炮、空军向该城猛烈袭击，即使该城受到严重破坏也在所不惜。 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报告执行情况。 约·斯大林紒紤矠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5) 可惜，在战争爆发前夕，当侦察机关、军人、苏联的友人报告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已准备好要对我国进行疯狂的突然袭击时，斯大林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决心。而现在却要“对勒热夫城进行猛烈轰击”了。当你读到大本营的无数文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阻止敌人、击败敌人、把敌人从祖国赶出去时，你会敏锐地感觉到，灾难的规模本来不至于这样大。而现在，斯大林为了显示自己的意志、无情、决心、统帅的坚定性，便毫不犹豫地准备由自己来烧毁、破坏、消灭由自己同胞亲手建造的一切。不错，客观情况常常使得你非这样做不可，桥梁、火车站、工厂在退却时都需要加以毁掉。但是，俄国农村的农舍未必能够成为占领者的避难所。 我想，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文件需要编成专集出版。其中反映了苏联人前所未见的献身精神、灾难给人带来的痛苦、永不熄灭的希望、成千上万人以至千百万人的悲惨遭遇以及人民对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信念。不论当我们的军队退守伏尔加河还是进军柏林时，普通的苏联人都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斯大林寄来了信件表示支持，他们怀着爱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前方，恳求把自己年幼的儿子送上前线。斯大林在大本营的千万份文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他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救世主是人民自己。文件上用蓝色铅笔留下的字迹只是证明，它的主人在整个战争中义不容辞地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献给同恶势力进行的极其壮烈的斗争，而就是这些恶势力，他曾在战争爆发前夕轻率地企图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他的智慧和意志未必能够构成拿破仑说的“正方形”。他从始至终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无情、残忍、凶狠的意志。他的教条主义的智慧存在着缺陷。常常是，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领袖”的元帅杖所指出的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大概可以说，并非斯大林，而首先是他周围的军事领导人，最终使大本营成了集体的战略领导机关。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1) 战争的磨盘改变着人类的命运。漫长的四年，战争要求不断作出牺牲。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登上了最高的指挥岗位，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看得更远些，考虑得更深些。起初，他把战争的舞台想象成这样：两支军队在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域上“对阵”。他不善于抓住局势的各个主要环节，无法理解例如为什么巴甫洛夫统率下的西部战线会迅速瓦解。只是到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当有人把一些缴获的文件呈报给他的时候，他才看到，德国军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了多么巨大的兵力。而同时，苏联军队的战役布势却是平均铺开的。 斯大林是逐渐获得战略“眼光”的。例如，他从战争中领会的第一个教训还是在１９４１—７月获得的。当德寇占领了明斯克并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推进的时候，斯大林一度感觉到，大本营手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前线的“背后”显得一片空虚。接连不断地从我国腹地调集一些兵团来堵塞呈内弯弓形的、经常被突破的前方“隔段”上的漏洞，使敌人有可能将它们各个击破。从７月间那些可怕的日子起，斯大林领悟到为了可靠地持久地进行防御（以及为了有进攻的突击力量），必须经常有预备队、预备队、预备队，如果没有预备队，甚至双梯队的布势也不能保证战线的弹性和不被敌人击破。 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斯大林都只是在应付敌人的挑战、威胁和突击。只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才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条件。到１９４１年底，最高统帅已经懂得，就像一本书是由统一的情节所联系起来的各个篇章所组成的一样，一场战争也包括许多具体的战役。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战后回忆道，在胜利前不久，斯大林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研究有关最后两次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当前形势以后，突然问这位大将说： “看来这将是我们在西方的最后两次进攻战役了……现在我在想，这场战争一共有多少次战役呢？” 安东诺夫回答说：“我很难一下子说出来，但是我想，大的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在内，我们已经进行了４０次以上……” 安东诺夫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这几年中，各条战线的武装力量在大本营的指挥下进行了将近５０次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如果说战争的前１０至１５“章”，是由最高统帅、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口授下“写”的话，那么其余３５至４０次，则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的。这部关于战争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苏维埃人、士兵、指挥员、政工人员。而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编年史本身，则是由各方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本身创作的。在战争初期有五条战线。但是后来战略形势迫使大本营把战线划小（例如，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已经有１２条战线）；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是在８条战线上结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斯大林已经不加掩饰地表示确信，他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学、战术的“奥秘”。如果说他在战略方面确实是大有长进的话，那么在战役学和战术方面，他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一个涉猎者。在给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不会打仗。 “我认为，对于一个方面军的指挥部来说，由于自己玩忽职守和指挥不力而让我们的四个步兵团被敌军部队包围，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多，是应该学会正确指挥部队的时候了。”紒紥矠 “是应该学会的时候了”——能够说这话的人无疑自己早已学会了。斯大林并不怀疑他已经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艺术，就像他已经掌握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一样。而他并不是向虚构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而是向完全具体的人物发指示。我们知道，斯大林很喜欢保密。他在搞隐蔽战略和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起，用亚历山德罗夫这个化名的是华西列夫斯基，而费多罗夫就是托尔布欣。我向读者介绍一下某些统帅在作战时的化名。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预先规定的，当然它是严格保密的。 伊·赫·巴格拉米扬——化名为赫利斯托福罗夫 谢·米·布琼尼——谢苗诺夫 尼·亚·布尔加宁——尼科林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 尼·费·瓦图京——费多罗夫、尼古拉耶夫 尼·尼·沃罗诺夫——尼古拉耶夫 克·叶·伏罗希洛夫——叶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诺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诺夫、斯捷平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顿措夫 约·维·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 读了这样“译成代号的”署名，往往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斯大林坚持要这样译成代号。诚然，即使没有真实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谁发出这类急电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许多这类电报中的一封：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现把米哈伊洛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转告您。请告知您的意见。从米哈伊洛夫的电报中看不出第５７集团军在消灭被包围的敌人的总进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谈话后才弄清楚，第５７集团军将从拉基季诺、克拉夫佐沃和齐边科地区朝着戈尔纳亚波利亚纳国营农场和巴尔卡佩斯纳亚的共同方向行动……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紒紦矠 如果敌人能够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的话，典型的俄罗斯姓名未必会使他们陷入迷雾…… 当时的情况是，大本营不仅把确定这条或那条战线的总任务和局部任务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规划各个战役的工作都“包揽”到自己身上。已经成立的各方向部队——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队——的总指挥部，立刻就被置于无权地位。大本营在各总指挥部成立以后继续超越各总指挥部去领导各个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最高统帅的各项指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斯大林需要各个总指挥部，不是为便于指挥军队，而是为了有现成的“替罪羊”，为了随时都能找到狠狠批评的对象。没有大本营的同意，各个总指挥部实质上不能指挥驻在本地区的预备队、航空部队，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决定。在同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商谈时，斯大林不仅不考虑各个总指挥部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往往顺便加以批驳。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将军打直通电话时，斯大林命令道： 必须立即开始把第４７集团军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组织好后卫，并用空军掩护……凡是与上述命令相抵触的总指挥部命令，您都可以认为是不宜执行的……紓紛矠 各个总指挥部及其为数不多的机关，经常不是被用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而是被用来执行大本营的指令。直到最后，斯大林始终没有确定他对各个总指挥部的原则方针。各个总指挥部成立后过了几个月便被解散了。诚然，过了一些时候有两个总指挥部又重新恢复了，但也只是存在到１９４２年夏天。斯大林只把这种指挥各条战线的作战环节看作是中间环节。在实行他始终坚持的这种硬性集中制的情况下，这些进行战略指挥的地区性机关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 我已经说过，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战役是防御性的。而斯大林、大本营是怎样准备并进行这些战役的呢？我马上就要指出，１９４１年的大多数战略性防御战役（６至７月的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同月白俄罗斯战役，夏天乌克兰西部战役，秋天扎波利亚里耶和卡累利阿战役，７至８月基辅战役，７至９月斯摩棱斯克战役及其他几次战役）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我们进行这些战役是为敌人所迫，是敌人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战役的条件的，苏联军队的行动经常具有自发的性质。 在战前的年月里，组织和实施长期战略防御的问题，无论在训练和演习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适当的解决。如果战前有谁提出要研究在第聂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近郊组织防御的可能性，也许立即就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叛变、背叛行为。甚至抽象地、原则地研究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组织战略防御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错误行动在不小程度上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提供了“保证”。 大本营和各条战线的指挥部在发出进行战略防御的指示和命令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敌人前进和削弱敌人的力量，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后来，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传家们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把进行这种灾难性退却的隐蔽意图看作是要用积极防御去“拖垮敌人”。苏联军队采取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战略防御大概只有一次——１９４３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欢防御，性情急躁，对防御的实质没有深刻的理解。在解决防御任务时，他力图不仅用战役手段，而且用纯粹的行政惩罚办法（类似已经提到的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６日第２７０号命令和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８日第２２７号命令），发出一系列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在各条战线后方最危险的方向上加紧阻截的补充命令。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2) 最高统帅并不具有组织战略防御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军队首长当时也不具有这种经验。同时必须考虑到，红军的大多数干部在１９４１年已经阵亡、被俘或者受伤。尽管１９４２年夏秋战局的形势可能更加有利（莫斯科会战给军队提供了道义上的“兴奋剂”，敌人已经不是全线进攻，而只是在西南方向发动攻势，并且他们的突击在相当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原来的“锐气”），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还不能够深刻理解防御战的特点。他很清楚，１９４２年夏天几次防御战役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１９４１年那样了。当时我国军队后撤的纵深已达８５０至１２００公里。 斯大林认为，甚至比较重大的退却也已经不太可能了。国防人民委员在就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３日这个节日发出的命令中断言：“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衡现象也就消灭了……只要德国人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紓紜矠但是，斯大林没有考虑到，敌人的军队集结在战线的比较狭窄的地段上，集结在最高统帅没有料想到的地方，这就会重新使红军处于危急的境地，虽然不会像上一年那样危险。但是，即使是现在，敌人在战线的某些地方取得突破以后，也向前推进了５００至６００公里（大约比１９４１年少一半）。次年，德国人总共前进了二三十公里……但是，１９４２年夏天，我们并没有能够及时地制止和顶住德国军队的进攻势头，因为斯大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始终坚持要同时进行哪怕是局部性的进攻战役。只是由于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才得以把敌人阻止在伏尔加河边。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大本营只好把１００多个步兵兵团和坦克兵团、大约１５个坦克军调往西南方向。这就是又没有准确而及时地确定敌人可能在哪个方向采取主要行动的后果。 １９４１年，斯大林断定德国军队将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他失算了。需要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到我们开始冬季攻势时，苏联有一半以上的师已位于西部方向。斯大林以及整个大本营都认为，西部方向在１９４２年将是主要的，虽然他认为在西部方向进行强大突击也是可能的。但是，１９４２年夏季战局中，敌人却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可以说，在战争第一阶段，大本营未能正确地确定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夏天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斯大林在这两次得出的最后结论，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都是错误的。 在大本营讨论１９４２年的计划后，斯大林坚决主张，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发出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指示他们采取进攻行动。信中指出：“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紓紝矠结果不得不进行完全没有准备的防御战。须知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是“保证在１９４２年全歼希特勒军队”。我再说一遍，从苏维埃人的共同愿望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不现实。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进行防御战役期间同各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司令员进行商谈时并不像在军队进攻时那样感到有信心。他经常委托沙波什尼科夫或华西列夫斯基，而后来是安东诺夫去进行商谈，最后他才插手，而谈的多半是同一个“主题”，即大本营是不是同意从预备队中抽调部队；通常他都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还指责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弄坏事情”。诚然，斯大林还喜欢提醒人们注意提高警惕……他就这个问题发过数以十计的指示。没有办法：这是性格的表现。现在我援引他给各防卫部队的一些指示中的几个片断。 在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２日谈话结束时，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说：“前线接近地带必须疏散，也是为了在这个地带不留下一个密探、一个可疑的人物，为了军队的后方能百分之百地干净……”紓紞矠 同年７月２２日在同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进行商谈时，斯大林对情报表示不满：“你们的情报资料不太可靠。我们截听了安东内斯库上校的通讯。我们认为，安东内斯库的电报价值不大。你们的空中侦察资料也没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的飞行员认不出地面部队的战斗队形，他们把每一辆大篷车当成坦克，而且他们不能确定，是谁的军队在某个方向上前进。空军侦察员不止一次地骗我们，给我们提供不真实的情报。因此，我们对空军侦察员的情报持批判态度，抱有很大的保留。惟一可靠的侦察队是陆军侦察队，但是，你们恰好没有陆军侦察队，或者你们有却很差劲……”紓紟矠不过，朱可夫在他的一篇报告中说，有个德国士兵投到我们方面来，他向陆军侦察队供称，说晚上德军第２６７步兵师接替了第２３步兵师的防务，说他看见了党卫军部队时，斯大林又警告说：“你们不能太相信战俘……”紓紡矠他宁愿不相信几乎所有的人：战俘、侦察兵的报告、无线电截听、司令员的看法…… 最高统帅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２年间由于心里没有底（他善于掩饰），越来越积极地采取最激进的办法。其中一项同必须给阵地构筑工程有关。在莫斯科方向和列宁格勒方向各有３至５个防御地区进行了构筑，搞了一些大规模的工程。斯大林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建立１０个工兵集团军，它们看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１９４２年逐渐都被解散了。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开始头一年半到两年间，斯大林曾经探索过巩固各条战线防御的各种途径。 有时斯大林沉浸在一种老也抛不开的、往往是值得怀疑的想法中，于是他就设法实现它。我已经提到，斯大林相信轻骑兵师的巨大作用——布琼尼曾要人们相信，这些轻骑兵师能使德国军队的后方陷于瘫痪。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谨慎地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们对快速灵活的骑兵兵团的作用估计不足。我认为，它们的奇袭能够瓦解德国人指挥、通信、供给、后方……你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一点呢！” “但是，为了掩护它们免遭敌人空军的袭击，就需要有补充力量。没有空军掩护，它们是没有防卫能力的。而且骑兵师装备笨重。”沙波什尼科夫仿佛暗自考虑。 但是，反抗是无力的。每师３０００人的几个轻骑兵师开始迅速组建起来。到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共计建立了９４个师。曾经尝试广泛利用骑兵去袭击敌人军队的后方。其中有些尝试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但是，在德军指挥部利用空军来对付骑兵以后，各个骑兵师由于没有可靠的防空手段和足够的突击实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１９４２年底，骑兵师的数量开始缩减，虽然到战争结束时还有２６个骑兵兵团在继续作战。斯大林不再坚持大规模利用骑兵，而责成思维方法过时的“红色骑士”——布琼尼去研究骑兵问题。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５日大本营第５７号命令任命布琼尼为红军骑兵司令员。戈罗多维科夫上将成为他的副手。诚然，１９４４年５月，斯大林再次记起了骑兵： 致各方面军司令员 抄送：亚历山德罗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布琼尼同志 １９４３至１９４４年红军多次进攻战役的经验表明，凡是集中使用骑兵兵团，并用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给予增援、用空军给予支援的地方，凡是在敌人暴露的翼侧利用骑兵兵团去突击敌人后方或者追击敌人的地方……骑兵兵团总是取得良好的战斗效果。 第１、２、３、４乌克兰方面军利用第１和第６骑兵近卫军，利用第４和第６哥萨克近卫军……可以作为正确使用骑兵兵团的榜样。 第１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原西方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１方面军让第３、第６、第２、第７骑兵近卫军重新隶属于集团军，把它们用于狭隘的战术目标……可以作为不正确地使用骑兵兵团的例子。 我命令：取消各骑兵军对集团军司令员的隶属关系，今后要利用各骑兵军作为方面军指挥部扩大战果和突击敌人后方的手段……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１９４４年５月１日２４时紓紣矠 斯大林期望骑兵具有进攻的实力，但是他不了解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是多么微小。产生红色骑手传说的壮烈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场战争中，骑兵只能完成次要的、辅助性的任务。像平时一样，斯大林没有记起他本人提出的不成功的想法。唉，“快速如飞的骑兵师”并没有像最高统帅所企望的那样，使德军后方陷于瘫痪。 斯大林感到自己对进攻战役要有把握得多。他始终是没有耐性的。在计划１９４２年夏季的战斗行动时，斯大林不顾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告诫，倾向于在一切方向上都采取积极行动，但是并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本来，莫斯科会战就应该使最高统帅认识到，把力量集中用在某一方向是多么重要。但是，刚刚看到一点最初的战略成就，斯大林就认为，现在红军有能力在所有方向上进行同样的战斗行动。据朱可夫回忆说，斯大林不止一次断言，莫斯科会战以后，“德国军队将抵挡不住红军的突击了，只要巧妙地突破他们的防线就行了。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尽快地在各条战线上，从拉多加湖到黑海，开始发动总攻”。朱可夫叙述了最高统帅的看法： “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作好过冬的准备，现在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 元帅回忆说，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想法： 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军这个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把他们往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以前就耗尽自己的预备队……”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3) 他特别强调“在春天到来以前”这几个字，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解释说： “那时我们将有新的预备队，而德国人再也没有预备队了……”紓紤矠 政治局和大本营的成员们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虽然在进行审慎讨论的过程中，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设想的现实性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作了几次口气严厉的反驳，使得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当斯大林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的时候，是很难使他改变看法的。甚至合情合理的论据对他也不起作用。当时决定由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实施突击。今天我们知道，苏联军队在１９４２年夏秋战局中的几次进攻战役没有取得成功。当西北方面军无法击溃敌人的杰米扬斯克集团时，大本营感到失望了。苏军有２０多个师，兵力上有明显的优势，在整个５月份试图粉碎德国军队的抵抗都未能成功。有几封斯大林给方面军指挥部的用辞严厉的电报现在还保存着。无济于事……当时德军就是比我们打得好。第１１集团军和第１集团军始终无法用反突击切断一条不大的所谓“拉穆舍沃走廊”。军队作战方式刻板，缺乏点子。斯大林的老一套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成立“集中的突击部队”，又具有极其一般的性质，对方面军不可能有所帮助。在这同时，弗拉索夫中将指挥的、处于被半包围状态的第２突击集团军牺牲惨重。斯大林责备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霍津“没有创见和不负责任”。这意味着什么后果是明显的。恰好在这时，在同斯大林谈话时，日丹诺夫报告了方面军副司令员扎波罗热茨和梅利尼科夫提供的“霍津行为不端”的信息。斯大林对着电话筒不客气地说： “查明情况，向我报告……” 日丹诺夫要求霍津就政工人员们向他提出的指责作出解释。１９４２年６月３日，霍津给日丹诺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扎波罗热茨指出我生活腐化。是的，几个女报务员到过我的住宅两三次，看电影……有人指责我大量喝伏特加。我不能说我不喝酒。午饭和晚饭时，我有时喝两杯，有时喝三杯……”紓紥矠过了两天，日丹诺夫打了电话。在作了例行的报告以后，最后他补充说： “最好把霍津免职……他这个人办不好事。” ６月９日大本营发布命令，解除霍津中将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职务。诚然，很快斯大林又任命他为集团军司令员，不久以后，又授予他上将称号并任命他为特种部队司令员。随后，霍津又担任第３３集团军和第２０集团军司令员，稍后，又任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有时很难理解没完没了地调动一些将领的职务的含义。但是，斯大林紧盯着这些人的调动。有失误他是不宽恕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８日，同一个霍津又在大本营的命令中被点名： 霍津上将由于不尽职和对工作采取不严肃的态度，免去他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的职务，由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长另行安排工作。 约·斯大林 朱可夫紓紦矠 有一次，已经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当胜利之风越来越鼓起斯大林声誉的船帆时，斯大林在听完了新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汇报后，突然“讲起了心里话”。 斯大林的“心里话”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困惑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最高统帅也想好好“试探一下”安东诺夫。当安东诺夫问是否可以走了的时候，斯大林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他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安东诺夫同志！您一直没有思考过吗，为什么我们在１９４２年的许多进攻战役都未能成功？试看，两个方面军的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打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的战役，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部队的冬季攻势。顺便说一句，须知您原来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呀？” “是的，斯大林同志……” “在克里木有两个集团军，可是失败了，后来是哈尔科夫……对于这些失败您将作何解释呢？只是您现在不要对我说：力量对比悬殊，设施分散，空军和坦克使用不当……” 在战前讲授过一般战术学的安东诺夫没有慌张，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失败原因的看法： “去年，而且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老一套，缺乏点子。我们没有学会一下子在几个地段突破敌军防线，我们利用坦克兵团去扩大战果很差……” “您一开头讲得很对，后来却讲起了细枝末节……主要问题在于，”最高统帅看了安东诺夫一眼，“我们学会防御以后，不大会进攻，现在也好不了多少。简而言之，我们还不太会打仗……” 斯大林又看了安东诺夫一眼，意外地露出微笑，这在他说来是极其罕见的，然后轻声地说： “走吧……” 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斯大林增强了信心，认为歼灭法西斯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底，在听取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汇报时，斯大林在谈话的最后加重语气说：“必须使战士们作好精神准备去迎接一项具体任务：１９４３年应该成为法西斯恶棍们的末日！您要给各政治机关发出指示，要他们做好鼓舞士气的工作。我们将大力地广泛地发动进攻。是的，就是进攻！没有进攻，单靠防御不能歼灭法西斯分子。”純紛矠斯大林知道，除了战士和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缺乏的进攻本领以外，必须有高昂的士气，人们必须有能力和决心表现出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当时人们往往缺乏这种意志以及进攻的本领。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指示，在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师的政治部，给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办了学习班，学习保持高昂的进攻激情的方式和方法。在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着梅赫利斯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第２突击集团军和第８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所作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论进攻战役中的政治工作》。 梅赫利斯虽然由于克里木惨败而被斯大林降职降级，但是每一段话一开头都使用了歌颂最高统帅的词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１９４２年初人们都这么说。——本书作者注），１９４３年应该成为全歼德国侵略者的一年。用防御我们不可能赢得战争。正如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的《步兵战斗条令》所说，进攻对于苏联军队来说是基本的战斗类型。” 接着，梅赫利斯企图为增强士气的政治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在战场上，肉体表现为动物的本能——保存自己，害怕死亡。精神表现为祖国捍卫者的爱国感情。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发生一种下意识的、有时也是有意识的斗争。如果肉体对精神占了上风，那么我们面前就会出一个胆小鬼。反之，结果则相反”。当然，梅赫利斯特别注意到必须宣传相信斯大林的英明领导。“领导国家、领导军队的是伟大的统帅斯大林同志；他的天才，他那争取胜利的意志，他的坚定性，在同时代人中是无与伦比的”。純紜矠自然，梅赫利斯没有提起他提出的、１９４２年春天曾在克里木使用过的培养“进攻激情”的“方法”。当时，他禁止挖掘深的掩体，而对畏怯地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员不容反驳地声称： “挖掩体是一种防御心理。在最近几天我们就要投入进攻。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在最短时间内解放克里木的任务……” 像挤在一个营寨中那样高度密集的师团，“小”得难于察觉的防御阵地，几乎被推到阵地前沿的各集团军司令部和重炮兵，这一切都成了德军实施毁灭性突击的对象。科兹洛夫和梅赫利斯由于只想着进攻，使这个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我无意考察战争的各个具体“篇章”（我将只是比较详细地谈一谈斯大林格勒会战）和最高统帅在其中的作用。我只想说，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不仅指挥员、各司令部及其指挥的部队的作战本领明显提高了，而且大本营的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斯大林能够使最高军事机关的战略活动具有更大的活力，其决定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充分的根据。 战争是严酷的导师。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牺牲、失利、惨败，另一方面是苏维埃人的前所未见的英勇精神，这些不可能不使军事首长和统帅们学会军事学术，其中许多人在战争即将爆发时或者是在战争过程中登上了军事机构的最高层。但是，战争的教训是沾满血迹的。这些教训对于斯大林也不可能不发生作用；他开始更加谨慎地、深思熟虑地、目的明确地行动。他的作风——爱强制的、生硬的、对失败者经常给予惩罚的作风——依然如故。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大林身上有些东西变了，但是独裁者、极权者的本质更加根深蒂固和完善了。他手狠，不容反驳，看问题绝对，生性多疑——这些，在战时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是，要识破它，识破这种性质，在当时是困难的。要知道斯大林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是救世主、大救星、胜利的统帅！他在战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时期发出的指示、指令和命令的一些摘录，可能有助于人们对他在进攻战役中的行为的性质作出判断。 南方方面军 致叶廖缅科、赫鲁晓夫同志 抄送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我军占领巴泰斯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攻克巴泰斯克，我们就把北高加索的敌军封闭起来了，使德国和罗马尼亚２４个师无法进入罗斯托夫、塔甘罗格、顿巴斯地区。北高加索的敌人必将被包围和被消灭，就像他们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包围并正在被消灭一样……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３日６时３０分电话批准 博科夫純紝矠 但可惜的是，使斯大林格勒会战重演是困难的。斯大林的愿望并没有由于苏联军队的本领和潜力而增加分量。德国国防军第一坦克集团军的一部分力量突破重围经罗斯托夫进到了顿巴斯，而其余的力量退到了塔曼半岛和库班下游……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4) 西南方面军 致费多罗夫（费·伊·托尔布欣）同志 与其采纳您提出的战役计划，不如采纳另一个只提出有限任务的但是在此刻更容易实现的计划。方面军在最近的总任务是，不允许敌人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方面后撤，依靠整个方面军的兵力设法钳制住克里木的敌顿涅茨集团，封锁穿过彼列科普和锡瓦什的通道，从而把敌顿涅茨集团同在乌克兰的其他部队隔离开来。要尽快开始这一战役。您的决定送总参谋部备案。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 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１日４时５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純紞矠 从电话记录稿已经可以感觉到斯大林对自己的行动有充分的信心。他轻易地拒绝了托尔布欣的计划，并且没有经过总参谋部事先研究就要他接受了自己的计划。从密码电报可以看出，托尔布欣的决定应该完全从斯大林的上述命令出发，必须送总参谋部只是为了“备案”。以前斯大林是不会独自作出类似决定的，他更多地是依靠总参谋部，而现在他已经有能力独立作出重大的决定了。这些决定有多么英明和有多少根据是另一回事，例如，对“钳制”和“封锁”克里木的德军集团的意图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斯大林曾经学习指挥战斗行动，现在力图让大家也学习。在他的倡议下，给部队发出了不止一封指示信，规定要更加积极地掌握进攻行动的经验。下面是１９４４年５月发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这样的文件中的一份。 所有的方面军都要对已经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战役和战斗进行分析。在同各集团军和各军的司令员、参谋长以及方面军和集团军各兵种首长进行分析时，由方面军司令员领导；在同师长、团长及相应的各兵种首长进行分析时，由集团军司令员领导。在分析时，除了指出我军战斗行动的长处以外，还要揭露组织和进行战役和战斗时发生的缺点，特别是利用各兵种、组织它们协同动作、指挥部队时的缺点，并指出消除缺点的方法。純紟矠 也许就是这种学习同战斗的、流血的实践一道帮助苏联军队胜利地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 ……凌晨，斯大林回到自己的别墅，半闭着眼，逐一回想那许多“通过”他的头脑、神经、意志的战役。时光飞速地流逝，但是几乎每一次战役都同他的某些回忆、成为过去的忧虑、为当前胜利而欣慰的感情相联系。的确，在１９４３年，特别是在１９４４年和胜利的１９４５年，有多少战役通过他的意识呀：奥廖尔战役、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顿巴斯战役、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战役、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下第聂伯罗夫斯克战役、基辅战役、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克里木解放战役、维堡—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东喀尔巴阡战役、贝尔格莱德战役、布达佩斯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维也纳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是的，即使去回想，斯大林现在也不能全部想起这些战役。有一个想法老是萦绕在他的脑际：这５０次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难道仅仅是这些战役吗？）就是一幅巨大的战争画面，其中有那么多的会战和战斗，那么多的失败和胜利。这一切一“经过”他的头脑和心脏，立即使已经上了年纪的最高统帅衰老了许多。他现在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想：人民即他的千百万同胞也经历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经过了”他们的头脑和心脏，而且“经过了”他们用鲜血汇成的河道，使他们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牺牲了几百万条性命。 斯大林早已习惯于利用几百万人的性命。这是群众，而他是领袖。他坚信，历史从来如此。将来也是这样。我看了几百份由斯大林在四年战争中口授或签署的作战文件，但我似乎没有见到一份文件旨在珍惜人，不把人们投入无准备的进攻，关心保护自己的同胞……不，也许是我不对。确有这样一份完全不合斯大林本意的文件。我把它援引如下： 致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同志 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罗曼年科同志 第６１集团军司令员别洛夫同志 第１６集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同志 根据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第６１集团军的３８７、３５０步兵师和３４６步兵师的一部分继续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虽然大本营作了多次指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援。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而是会用一切可能用得上的力量和手段百般设法冲进去救他们。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的部队应该比德国法西斯指挥部有更多的同志感情。但事实表明，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部队的关怀却比德军指挥部要少得多。这给苏军指挥部留下了污点……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７日２２时純紡矠 但是，即使在这里，斯大林呼吁关怀“自己被包围的部队”，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动机不仅是奇怪的，而且是丢人的。关怀被围困者是因为敌人表现了这种关怀……有许多方面军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对阵亡者表现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哀痛心情，对无谓的伤亡感到痛苦。但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够表现这种感情。斯大林认为，战争就其实质说是铁面无情的，既然是打仗，伤亡再大也应该。在指挥员和军队没有学会按照军事学术的规律去打仗以前，曾经有很长时间进攻战役都组织得不好，对德军阵地都实行正面的直线的进攻，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军事学术的规律的实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一条简单的公理：用最小的牺牲去实现既定的目的——胜利。 人们从斯大林的行动中看见的往往只是最终结果。而他是胜利者。这就为友善的外国作者提供了一种根据，对苏联最高统帅的统帅艺术作出非常好的评价。彼得·乌斯季诺夫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我的俄国》中写道：“除了斯大林以外，也许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战争中作出同样的事情：极度的无情、灵活或矢志不移，像在人力极难驾驭的规模上顺利地进行战争所要求的那样。”純紣矠我不能同意主要的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果说不可能那样“无情”，是的，可能是这样。但是要说不可能那样“灵活和矢志不移”，那么俄国从来就不乏这样的人才。这种人才产生过，虽然他们都被消灭了。 ……斯大林逐一回想数十次进行过的战役时，毕竟还是更为看重其中特别称心的两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重新感到自己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也是统帅。而柏林战役则胜利结束了按紧张和残酷程度都是骇人听闻的四年战争。这是一次凯旋，在他看来，它立即“勾销了”一切失策、错误，证明无数的牺牲是正确的。 有许多胜利都是在失败之后取得的。但是，斯大林格勒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仅是卫国战争进程中而且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1) 斯大林的７０寿辰临近了。他知道，在政治局、在其他较低层的权力机关有多么忙碌。但是，这已经很少引起他的主意。他，看来对光荣已经腻味了，但对权力却没有腻味。他召见了马林科夫并且警告说： “不许在那里又用什么勋章来使我感到幸福了！” “但是，斯大林同志，这样的纪念日……人民不会谅解……” “不要拿人民做托词……我不想争吵……不要一意孤行！您理解了我吗？” “当然，斯大林同志，但是政治局的委员们认为……” 斯大林打断了马林科夫的话，暗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命令把准备好了在大剧院举行的他的庆祝会方案送来。而他谈起“勋章”并不是偶然的。 １９４５年６月胜利阅兵和为祝贺各方面军司令员举行招待会之后，一批元帅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建议，以祖国最高奖赏——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来表彰“领袖的特殊贡献”。同时请求者们查明，斯大林６０寿辰时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而在战争的年代，他被奖给三枚勋章——一枚是第３号“胜利”勋章（第１号勋章和第２号勋章早先授予了朱可夫元帅和托尔布欣元帅），一枚是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是红旗勋章。而这一枚勋章奖给他，正如命令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在红军中任职多年”。 军事首长们同政治局委员们谈话以后，那些人就花了一昼夜半的时间和他们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问题，并且在６月２６日一下子就发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两道命令：关于授予苏联元帅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和关于奖给他第二枚“胜利”勋章的命令。同一天，即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通过了设立“苏联大元帅”称号的专门法令，而到了次日，即６月２７日，这个称号就授予斯大林了。这大概是不听“领袖”话的惟一情况。早上斯大林习惯地在早餐前翻开了《真理报》，并且大发脾气。没有同他商量嘛！没有问过他嘛！他曾警告过马林科夫……奴才们也连连称是……到了克里姆林宫后，他马上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加里宁、日丹诺夫请来，对他们进行了申斥。所有人当中最害怕的是加里宁（因为这种一意孤行的事发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和马林科夫，他没有能够抑制住战友们效忠的感情。但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明白：愤怒是故意装出来的，是闹着玩儿的。 斯大林已经上升到了如此之高的荣誉顶点，以至于这些为一般凡人所设的奖赏已很少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奖赏对他来说，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奖赏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对他来说，奖赏却有“相反的”意义：把他放进了许多受奖人的行列。归根到底，一个有如此权力的人可以给自己身上撒满奖章并……从而使自己完全失去荣誉称号！勃列日涅夫就不懂得这一点。不过，看来他似乎不懂得的不仅是这一点…… 斯大林不能回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读过（好像是在《思想》杂志上），在拿破仑看来，可以授予一个人一个“扣子”（皇帝临终时这样轻蔑地谈到了勋章），而为此就要求他付出生命。难道这些在报刊上被称为他的“战友”的人们不懂得，他的伟大的度数已经不能用任何一些普通的勋章来衡量了！可能，他的亲信们也不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们知道另外的东西：“领袖”需要新的推动因素和理由来宣传他的谦虚、简朴、没有任何虚荣心。贝利亚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抓住了这一点。斯大林身旁的魔鬼在自己的文章《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鼓舞者和组织者》中写道：“我们领袖的天才是同他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特别的个人魅力、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决不宽容、富有同情心和慈父般关心人结合在一起的。他具有非常明确的思想，安详的伟大性格，对任何大吹大擂和华而不实的做法表示蔑视和决不容忍。”紘紞矠大概，贝利亚比其他人更好地研究了自己的保护人的癖性和意图。他知道，斯大林把别人的谦虚仅仅理解为听话。 喜欢读论统帅的书的斯大林，可能会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人们建议他参加竞赛时说过的话来说：“我是会参加的，假如同我并排跑的是皇帝！”天真的“全苏联的班长”，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勤勤恳恳地执行自己仪式上的角色，没有感觉到，那些其他人可以得到的奖赏，对他斯大林来说，已经不是奖赏了。“领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申斥： “解脱出来吧，随你们的便，而勋章我不接受……听着，不接受！” 他久久没有接受。战友们曾两次三番试图说服他同意授予奖赏。他们还吸收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去劝说“领袖”。一切都白费。差不多过了五年，斯大林本人有一次在别墅吃晚饭时忽然谈起老早那次奖赏的事，而且在肖像画上，在照片上，“各族人民的领袖”老早就已经佩戴上两枚英雄勋章和两枚“胜利”勋章了。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８日“五一节”前夕，什维尔尼克终于向斯大林授予了１９４５年颁发的勋章加上因７０寿辰颁发的列宁勋章。什维尔尼克和戈尔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签署了命令，命令说：“鉴于约·维·斯大林同志７０岁生日并考虑到他在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事业中，在我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特殊贡献……特授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列宁勋章。”紘紟矠从什维尔尼克手中接过一枚“金星”奖章和一下子三枚勋章，斯大林忧郁地指出： “你们使老人满意了……这并不增加健康……” 在这些话的后面，出现了纪念寿辰前夕向他袭来的新的可怕事情。斯大林打算晚上到别墅去，最后给波斯克列贝舍夫作了某些吩咐，就离开了自己的桌子并想去穿上衣服，好像他突然“扭了一下”，眼前直冒金星……斯大林立刻又苏醒过来。吓破了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肘：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去叫医生……您这会儿不能走……需要医生……” “别忙……” 头晕很快就过去了。斯大林拖延了几分钟。喝了茶。后脑勺隐隐作痛。但是他不让叫医生。他已经不相信医生，宁可相信主宰卫生部第四总局的贝利亚……鬼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再说他也不愿意广为传播他有病。现在就到别墅去，喝一杯波斯克列贝舍夫老早就劝他喝的浓茶。过去总是见效……现在也会见效的。 政治局决定大规模地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任命什维尔尼克为庆祝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在他的桌子上就摆着一份由波诺马连科、阿巴库莫夫、帕尔费诺夫、葛罗米柯、格里戈良签署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庆祝生日的“费用”估计总数约６５０万卢布。什维尔尼克仔细研究之后，在下述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批准接待前来参加斯大林同志７０寿辰的代表团和筹备赠给斯大林同志的礼品展览会的预算，支出总额为５６２３２５５卢布，按照附件……紘紡矠 委员会由许多著名人物组成。我随便举出几个人的名字：亚历山德罗夫、巴基罗夫、布琼尼、瓦维洛夫、卡伦别尔津、库西宁、波斯克列贝舍夫、法捷耶夫、什基里亚托夫、肖斯塔科维奇，当然喽，还有政治局的委员们。确定了谁在什么时候为“斯大林同志”接受礼品——什维尔尼克、李森科、安格林娜、波克雷什金以及其他人。在最高层次上批准了经过缜密研究构成的应邀者及夫人出席“领袖”７０寿辰隆重庆典的名单。 但是也准备了令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礼物。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打算设立“斯大林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法令草案已准备好了。 关于设立斯大林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 为了庆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７０岁诞辰并鉴于他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和保证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性胜利的事业中给苏联人民作出的特殊功绩，设立斯大林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尼·什维尔尼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亚·戈尔金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 这里还有颁发勋章的条例草案、对它的记述以及关于设立“庆祝约·维·斯大林７０寿辰”纪念章的法令草案。内行的法令炮制者们计算出，一枚纪念章的价值将合７卢布６４戈比，而１００万枚纪念章将需用２４吨铜和６吨镍。还拟就了关于设立“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法令紘紣矠。 由艺术家莫斯卡列夫、库兹涅佐夫、杜巴索夫设计好的１３种勋章图案送呈“领袖”审阅。有一个图案照搬了列宁勋章，只是用一个留有小胡子的人的侧身像代替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的侧面像。还有金旗形式的勋章；带肖像的旧式勋章；“领袖”的像用红旗簇拥的勋章；他的侧身像放在由麦穗构成的椭圆形中的勋章；在金底座上穿着元帅服的勋章……想像力并不丰富：金子、旗子、穿制服的人紘紤矠。 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出现一枚大概对那个时期来说是最有威信的勋章。但是，在最后一刻，“领袖”执拗起来，虽然过去曾给予初步的同意。审阅了模型和图案，读完了法令草案（而在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紧张地看着自己的保护人，也许在想他们当中谁是荣膺这枚勋章的第一人），斯大林突然说道： “我只批准关于设立国际奖金的法令。”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而这类勋章只有在死后才设立……” 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表示不同意。但是，斯大林扬起了手，让周围的人们安静下来： “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时候……” 我想，独裁者认为，越过了某种界限，可能会达到相反的效果。每走一步，每到任何一个地方，在国内只有他：照片登在杂志和报纸上，在每一页，几十次地提到他的姓名，又是塑像，又是浅浮雕，又是纪念像，给大街和联合企业、集体农庄和城市命名……在死后关于他将增加点什么呢？显然是勋章…… 顺便说一下，在死后，在治丧委员会里谁也不记得斯大林的这个愿望了……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2) ……在庆祝寿诞这一天，斯大林像平常一样于上午１１时起床，他自我感觉正常。昨晚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一个意思不大的插曲。而今天，却是不轻松的一天。在庆祝会后，在政治局将要整整一个晚上听取没完没了的为了对他表示尊敬的歌功颂德和吹捧赞扬之词。大家都将作一番竞赛：谁将找到新的修饰词，谁将阐明“伟大领袖”的新的功绩。整个１２月份，《真理报》发表的都是关于全国筹备庆祝寿诞的文章、汇报、采访。歌功颂德的浪潮与日俱增。斯大林来到克里姆林宫后，长时间地研究了报纸，详细地阅读了一大堆为了庆祝他的７０寿辰而完成了任务的生产汇报。报告从所有的共和国、边疆区、州雪片般飞来。但是，大概也有不少从劳改营管理总局所属的无数组织送来的庆祝性的报告。在那里，人们也完成、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欢欣鼓舞，等待着大赦。诚然，打报告的不是“囚犯”，而是代表自己的被监护人的内务部官员。 斯大林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翻着公文，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难道整个这种屈膝长跪的爱都是冲着他的吗？这是什么呢？对历史性场合的玩弄？幻想般的走运？或者的确他是一个最少有的天生奇才？斯大林撇开了这些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的想法，颇有点洋洋得意地心里暗自指出：主要之点在于他的精神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为坚强。谁也不能像他那样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走向目的…… 他连连翻阅报纸的每一页，几乎完全都是对他的献词，他已经好多次碰到了同他的生日相重的非纪念性材料。在保加利亚，对“国事犯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提起诉讼；差不多同时在苏联，对犯有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罪的前日军军人集团提起诉讼。报刊只是对他的具有全世界影响的荣誉的反应：他知道，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而且不仅是在我国）过去和现在都举行了庆祝他的生日的大会。 差不多在庆祝大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大剧院就坐无虚席了。经过慎之又慎地挑选和“筛选”的人们挤满了披着节日盛装的大厅。开会前半小时，斯大林也进来了。在主席团的房间里，受到掌声欢迎的大元帅同陶里亚蒂、毛泽东、乌布利希、泽登巴尔、科普勒尼希、伊巴露丽、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西罗基、拉科西、约兹维亚克、金 奉、马尔捷尔、培西以及苏联同志们亲切打招呼。 当主席团走上舞台，大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在前一天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看了主席团客人排座次的方案，但是斯大林当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他不希望坐在中心。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全会和各种会议上，他常常坐在第２排，借机强调自己的“谦虚”。这会儿，这样做是不可能了，要知道他是过生日受祝贺的人呀！斯大林把自己的位置向主席的右边稍稍“移了移”，用铅笔指出，他的右边应该坐着毛泽东，而左边坐着赫鲁晓夫。 什维尔尼克简短的开幕词多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在他致开幕词之后，发言者一提到“领袖”的名字，表演就开始了。大厅里整个晚会都响彻着这样的声音：“天才”、“天才的思想家和领袖”、“天才的导师”、“天才的统帅”……只有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也许这里面有隐密的含义？许多发言者在讲坛上一个接着一个。发言的有各加盟共和国、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使者，有青年、创作组织的代表。这是“各国人民热爱”的集中表现。快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主席团里许多人都累了。从很久以前那个日子拍下的照片和新闻影片镜头上可以看到，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由于无数次起立和鼓掌而明显地感到疲倦，他们在想自己的什么事情。可能，一个人在想沽名钓誉的计划，另一个人在想长期失宠贬黜，第三个人在想……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沉思的理由。斯大林已经很难集中精力倾听和深入领会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排山倒海式的歌功颂德之词了。“领袖”如果知道柏拉图的对话录，可能会认真想一想，他是否已经实现人类的永恒梦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消除了主要的破坏之源：贫富对抗紘紥矠。 的确，在他的国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富人和穷人了。他不愿意在这些时刻甚至回答自己：有没有不幸者呢？有。成千上万。几十万。如果更确切些说——几百万。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伪警察、自私鬼、盗窃者、外币黑市投机商、普通小偷和强盗。但是，也许，有一半以上只是在凯旋统帅及其“机关”看来显得危险的人们。 在这次庆祝大会前几天，斯大林批准了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差不多每月举行的例行特别会议的结果的报告。报告附有与“祖国叛徒家庭成员案件”有关的１００多人的记录。所有这些人都“判刑流放到苏联北部地区”。法律是严峻的，而法律是“依法”生效的。因此，谁说斯大林是无情的呢？为什么在西方直到现在还唱“臆造出来”的关于他残酷无情的托洛茨基老调呢？难道不是他刚刚在不久前赞同了克鲁格洛夫的呈文，其中写道： 在内务部的劳改营和教养院里，现在同被判刑的母亲一起关押着不到四岁的１４１７０个孩子，以及７２２０个孕妇。这些孩子的数量比劳改营和教养院现有的“婴儿宝”的限额（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超过两倍以上。因此，我建议释放这些妇女，由她们在住地以劳改取代监狱监禁……紘紦矠 斯大林听着没完没了的赞扬的言词，有时疲乏地往后仰靠在椅背上：荣誉的负担使“领袖”感到劳累，但是他已经不能不要这种荣誉了。当大元帅受到诗的赞美的时候，他显然振奋起来。雅库布·科拉斯代表白俄罗斯发言，他读了自己的一首长诗，里面塞进了斯大林的整个生平，诗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 你是胜利的旗帜。你是自由的象征。 你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幸福。 我们的导师，愿你万寿无疆。 各族人民歌颂你， 我们伟大的父亲和领袖。 最妙的是，他没有屈服于诱惑而向马林科夫让步：马林科夫坚决支持一批作家们建议发表朱加施维里的早期诗作……“领袖”不应该受眼前引诱的支配。他从哪里能够知道，过了３０年，一个也将成为总书记的人，没有写过任何一行“自己的”著作，居然会获得列宁文学奖金！ 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的诗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诗人下面的话能够使斯大林感到特别高兴： 在最可宝贵的世界上， 让春天使您光荣的皓发 青春常驻，绿叶鲜花扶疏， 身体健康长寿！ 我想，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在这些话里也表现出我们共同的迷恋、对偶像而不是对理想的信仰。大家都好像陷入了宗教性的神魂颠倒，齐声赞美“领袖”。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化身。人们信仰“领袖”，也就是信仰好像是他所体现的理想。这种吹捧的程度同贬低人民的程度正好相等。 “领袖”的很强的记忆力，把下面这些人说的话储存到了“计算机似的”网络里。毛泽东的话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里亚蒂的话是：“我们保证今后也忠于您的学说”；金 奉的话是：“伟大的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救星万岁”；马尔捷尔的话是：“您是天才的理论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乌布利希的话是：“荣誉和光荣属于您，天才的舵手”；拉科西的话是：“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把斯大林同志称为‘生身的父亲’”……当契尔文科夫呈献一封由保加利亚５００万（！）劳动者——几乎是全国所有识字的成年人签名的感谢信时，全场活跃了。 ７０岁的“领袖”第二天出席宴会前，还来得及在克里姆林宫里读了外国国务活动家发来的几十封电报。在一旁站着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注意地观察，“主人”的老年双手是怎样把这些电报一张接一张地丢在一边的。读完了，站起身来，而且已经走出办公室，忽然扭头把脸转向自己的助手： “关于柑橘，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您写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料到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发窘，但很快作出回答。 “苏斯洛夫和马林科夫推荐的。他们在宣传部读到了；苏斯洛夫本人看了。” 斯大林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走到了出口处。出席长时间的宴会，又是讲话又是没完没了的干杯，也是需要力量的。而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提出的问题，是与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助手的长篇文章《敬爱的父亲和伟大的导师》有联系的。这篇文章有一段说道，斯大林不仅帮助米丘林派粉碎了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而且指出，应该怎样在实践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斯大林同志许多年来在黑海沿岸地区对柑桔作物进行了栽植和研究”，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学者革新家”。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着写道，还可以“举出斯大林同志在农业领域进行革新活动的另外一些例子。例如，在黑海沿岸地区种植桉树的事业中，在莫斯科近郊培植瓜类作物的事业中以及在推广多蘖小麦的栽种方面，斯大林同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斯大林深夜看过的礼品展览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也有以前即这次寿诞以前赠送给斯大林的陈列品。斯大林走过一厅又一厅，在各共和国、州、企业赠送的一片旗海旁边停留了下来。他站在一两面旗旁，举起了一幅：“高举列宁—斯大林的旗帜！它给我们带来胜利！”“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往下又在３０面旗帜旁边停了下来，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赠送的。题词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山石岭自治市把礼物敬献给人类的救星斯大林大元帅”，“献给无产阶级的明灯斯大林大元帅”，“世界各国人民的救星斯大林万岁！”，“感谢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日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穆岭市俄罗斯居民”。还有荣膺苏沃洛夫红旗勋章的第２６斯大林步兵师的旗帜……一片金光闪闪的红布海洋。 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油画、版画、水彩画。作者是：布罗德斯基、瓦西里耶夫、戈利亚霍夫斯基、杰尼、多尔戈鲁科夫、克鲁奇纳、巴夫洛夫、索柯洛夫、舍斯托帕洛夫以及其他著名的大师。还有托姆斯基、肯尼格、叶东诺夫的雕塑。用眼睛瞟过留着小胡子的人的无数面孔，斯大林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安置在一个非理性的、颠倒过来的世界里，而是把这种普遍受迷惑的状态理解为对他的天才的赞扬。 “领袖”以从容不迫的步子在无数的花瓶、纪念册、小匣子、小雕像旁边走过，又朝着陈列的大量武器——几十种赠送的手枪、步枪、冲锋枪走去……走过礼品展览会，就像走过队列一样，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就像世间的神所应该的那样，把自己老迈的身子送进高级轿车里，以便又离开众人单独回到有雉堞的宫墙里面去…… 整个１２月份，报纸和杂志满版都是祝词、纪念文章，效忠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个贬低伟大的人民的过程。斯大林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是的，也许考茨基这位老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在对待斯大林个人方面是对的。早在１９３１年，专制的大厦刚刚安装就绪，他就不无讽刺地问道：“斯大林为了走向波拿巴主义还要做些什么呢？你们以为，只有到斯大林加冕登极之时，事情才会达到自己的本质的地步吗？”紙紛矠只要越来越全神贯注地观察一下过去的事情，你就会相信：为了实行全面的官僚制度，实在是需要哪怕是“第一执政”，如果没有皇帝的话。实行装门面的形式主义民主的官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君主专制型的政治人物是不能实现的。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3) 人们因人民所做的一切而感谢斯大林，谈论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伟大幸福”，百般渲染他的一切美德和善行。甚至皇帝们也没有把自己的人民贬低到如此地步。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贬低行为，而且加以引发。年迈的“领袖”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化身，而是他的病影的化身了。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谈到７０岁的独裁者，是因为在恺撒主义的这种最高峰即鼎盛时期，他的历史性的失败的特征已经昭然若揭了。 庆祝活动之后，斯大林开始“衰老”得更快了。他血压一直很高。但是，他不愿意看医生；干脆就是不信任医生。他过去还有点听从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劝告，采用他的处方，但是慢慢地贝利亚向斯大林暗示，“老头儿可疑”，并且企图让新的医生来治疗“领袖”的病。但是斯大林已不想要别的大夫了。当他获悉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他臭骂了一顿，但他没有进行干预。在除掉院士之后，斯大林终于戒了烟。在其他方面，他还是过着那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很晚起床，夜间工作。尽管血压过高，他继续按照西伯利亚的老习惯去浴池洗澡。吃午餐时，和往常一样，小量地喝点芳香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避开药物。按照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劝告，有时服用一些丸药，吃东西以前喝半杯凉开水，预先向里面滴几滴碘酒。斯大林害怕把自己、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他不托付给医生，就像不托付给任何人一样。 独裁者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走近了的老年，越来越经常地迫使他回首往事。在老年，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最美好的享受。老年的独裁者们也不例外。 在孔策沃，与一幢大房子并列又为他建了一幢稍小一点的。在一个房间里安装了一个壁炉。斯大林常常走出办公室，在壁炉旁坐上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观察童话里的城堡是怎样从烧得通红的木炭里出现和倒塌的。壁炉火苗的血红色的闪光是怎样反映在他的软靴皮筒上的。以前斯大林很少陷入无聊的思考。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向往过去，回首往事。近些日子，他吩咐洗印两张放大的他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的照片；一张装在小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另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那是不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呢？间接的还是直接的？现在知道了很多斯大林做过的事情，我几乎坚信，他并没有感到后悔。他只能再次度过那曾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寒冷的１１月之夜。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从思想上却可以到永远过去了的时光里去游历。独裁者已经不能只是采取行动。回忆的时候也来到了。他一切都获得了，但是他感到，他越来越接近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境界。无论对谁都是如此。对领袖们来说也是一样。 也许，他在晚年懂得了，他战胜了所有的人，他仍然输了吗？也许，他的个人胜利的历史性的注定失败使他害怕了吗？也许，他亲自处死的数以千计的他的同志、朋友、战友们的亡魂拨动了深藏在他的灵魂里的良心之弦吗？在用因热气而流泪的双眼凝视着化为灰烬的木炭时，他看见了什么呢？在知道这个人写了、说了和做了些什么时，我不能相信他能够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大概只有时间的毫不留情使他受到压抑，因为时间对刽子手也好，对牺牲者也好，都是同样残酷无情的，不过也有区别，就是它对一些人永远投以蔑视，而对另一些受难者则特别予以永恒的哀悼。 他，作为一个人世间的神，环顾了一下“第七个创造日”，能够说，一切都达到了：创立了强大的国家，使伟大的人民听话了，战胜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博得了千百万自己的同胞的由衷爱戴。但是，为什么苦恼忧愁并没有离开他呢？也许，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革命？或者他确信，他的长期的流血的社会实验不能够最终用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对抗私人的投机活动？也可能，他看到了自己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不认为如此。这不像斯大林。他干脆就是怕死。因为一辈子都怕谋杀、搞阴谋、搞破坏活动。他怕在死后他的全部罪行会举世周知。他因苦心经营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而害怕。他不希望使这种产物成为别人的。因为在那里，对他来说将会没有位置了。正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在生命的最后年代，斯大林常常对自己的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崽一样完蛋！”在这里他没有错：他的世界、他的秩序、他的神像存在得并不久。 年迈的“领袖”害怕了。他晚年变得通红的脸（显然是由于高血压），尽管特别善于把必需的假面具绷到自己头上，也不能掩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包藏着恐惧的深深的疲惫。他的女儿在塑造父亲的心理肖像时写道，在走向自己的尽头时，他感觉到自己心灵空虚，“忘掉了一切人的眷恋，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变成了真正的迫害狂的恐惧心开始折磨着他——坚强的神经终于衰弱了。但是，迫害狂并不是病态的胡思乱想：他知道并且明白，人们都在恨他，而且知道为什么……”紙紜矠。在不时发生的头晕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他对高加索人特别长寿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次。 以前他几乎从来不想自己的孩子们。实在是顾不上这些。他实质上也并不知道他们。当他听到大儿子的名字时，总是生气；这种心情随着雅可夫的死而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瓦西里他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远不是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但是他感觉到，他的意志薄弱的儿子的在职，只不过是由于门第和暂时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些上层靠山——“朋友”的缘故。他们为中将想出了一个职务——“莫斯科军区战斗部队空军司令员助手”，而后来就委派他执行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责。在１９４８年６月，布尔加宁就说服他——斯大林任命儿子为司令员。斯大林明白，把瓦西里“拉”上去，是为了使他满意，但是他只是挥手表示不耐烦地说：“随你们的便！”假如斯大林有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可能会说：孩子们还没有锻炼出来。但是，斯大林从来就没有使自己受到内心的审判，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虽然他号召别人这样做：“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发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紙紝矠 女儿，她已经完全不再听话了。在她离开了又一个丈夫以后，父亲就吩咐分给她一套房子，并且事实上已不再关心她了。她有时乘车到他的别墅去：听听他老年人的唠叨，要些钱花。完全靠国家保证生活的斯大林，从自己的代表薪俸中拿出一叠钞票塞给女儿。在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一次也没有花过一个卢布，没有进过一家商店。他不知道，人们靠微薄的工资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勉强度日的。对于他来说，钱老早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然而，为斯大林服务的为数众多的奴仆，都知道钱的意义。 有一回，已经是５０年代初了，当时斯维特兰娜开始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斯大林想关心一下她在写什么样的学位论文。人们报告他说，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在苏联长篇小说中发扬俄国现实主义的进步传统》。斯大林哼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在注明日期是１９５４年（父亲已经去世以后）的申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的论文内容提要中，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为了揭示问题，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论点。具有那个时代精神的正统著作，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女儿世界观在未来的突然改变。不过，关于女儿，他比精神正常的父亲们了解的东西要少得多。 老年人都爱孙子。他们把没有耗尽的对子女的全部的爱都给予孙子们，给得是如此充满激情，就好像他们最宠爱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决于每一次的会见、谈话、活动。斯大林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看来，对权力的爱，在他那里不仅胜过了父亲和祖父的感情，而且胜过了对母亲的眷恋。斯·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的母亲没有过分地溺爱他，并且一直活到儿子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母亲对他说： “真遗憾，你没有成为一个东正教神甫！” 很难不同意母亲说的。 到了晚年，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动怒和偏执。他周围的人们和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交谈者。我重说一遍，他老年时的智力已经完全不能表现普通人的感情。我再从他女儿的书《仅仅一年》中引用一段话。他的女儿正确地指出，他在把人们处死的时候，就马上不再与不幸的人来往了，好像把他们忘掉了。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紙紞矠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4) 是什么东西使他生气呢？最可能的是权力过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亲身体验过一切。在执行者们完全顺从的情况下，他也同时相信，甚至绝对权力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了使农民“幸福起来”，他赞同了多少决定和法令，可是他经常得到的报告却是，农业产量没有增长，畜产品产量下降，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日，由于削减宅旁园地而发牢骚。他是否明白，他的权力较之生活、经营管理、经济的客观规律来是无能为力的呢？很难说。这种无能为力只是使他生气。也许，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开始明白：历史不仅裁判失败者，但是有谁知道，历史也可以裁判胜利者呢？而也许，在最后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气所以没有离开过他，还因为他越来越相信创造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是徒劳的？要知道，他是想永远成为一个伟人的。他一生都发誓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心里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从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中“净化出来”。他们过于经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却是把决心创造革命奇迹、能够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这种精神灌输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去…… 独裁者整个一生都认为，无数的牺牲，是为了忠于伟大的理想，为了决心最大限度使这种理想接近实现而必须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人、群众对于他来说成了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他已经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认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极端变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觉歪曲了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许的。卓越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早在世纪之初就很好地谈到过这种轻率的革命的俄国激进主义：“它在自己的想象中作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我想，布尔加科夫非常正确地看出了革命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俄国激进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激进主义乃是为了伟大的思想而轻视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这种一执行就应受到谴责的极端主义的彻底贯彻者。布尔加科夫关于这一点写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预见性：“我实现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摆脱通常道德的束缚，我允许自己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拥有对别人的生死权，如果这对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话。在每一个极端主义者身上都深藏着这样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拿破仑。”紙紟矠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着的不是“小拿破仑”。这是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之一，对于这个专制君主来说，极端主义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尽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拥有的“对别人的生死权”并不能决定他心里想的许多事情。可怕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闯进他的心灵。他赶走这种预感，按照早已有之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处理数不清的日常事务。而这些日常事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国际事件上，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个人参加的印记。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1) 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综观斯大林在胜利后度过的将近八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这八年是极其不平常的。在国内，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人力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威力。 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当局独家垄断了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他们是不会放弃从这种局势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的。１９４６年２月，斯大林在竞选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是热爱和平的，但是西方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对大洋彼岸的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样子来改造世界”等等。 １９４６年３月６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大元帅。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专心阅读起来。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生人）在场。这位前首相的演说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同这位前首相会见过四次的斯大林，虽然从来就不相信丘吉尔，但是认为丘吉尔有一个智慧渊博的头脑，他这次演说的强硬态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尽管在开始演说时丘吉尔也给予了斯大林极好的评价，他说：“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又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向世界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这位前首相这里说的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战争一结束，斯大林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意识形态”幕也罢，这个幕是确确实实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民主制”的影响的。多年来，在苏联，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鸿沟，使得智慧日益贫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更加贫困了…… 但是，丘吉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警告说：“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地方……有一支共产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在活动……这个第五纵队对基督文明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显然，这位伟大的英国人在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他甚至患上了间谍恐怖症，迷上了“迫害异端”的运动。美国总统对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则到处鼓吹，要在世界范围内捍卫“那些作为英语世界的共同历史遗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伟大原则”。 斯大林放下了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３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临人间，但很快又遭到了严寒的强烈袭击。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然后，“领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里。平常政治局的委员们只是在斯大林离开以后，才一个个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来到以后，这两位国家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他们不知道，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给华盛顿拍去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美国代办对斯大林在２月发表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时刻处于斗争中的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这份公开的挑战书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它的实力也远远大于苏联。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５０％，美国的装备增长了３倍，运输工具增长了６倍，农业生产增长了３６％，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变成了废墟。１９４６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几乎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都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但是，这种战火有点像泥炭沼泽地发生的大火，在浓烟滚滚的下面，隐藏在深处的大火正在等待着适宜的空气吹来，伺机喷出火舌，吞噬掉周围的一切。目前，在苏联的历史上，这还是一个很少得到阐明的题目。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经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些武装队伍在赶走德军以后继续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斯大林曾数次指示贝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灭“这伙匪徒”。但是，他还不知道，这种斗争在战后，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将延续几乎整整五年之久。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很快地就上报了这种斗争在３月份（也就是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月份）的结果。现摘引上报给斯大林的这份冗长文件中的几段话如下： 约·维·斯大林同志：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４６年３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共歼灭了匪徒８３６０人（击毙、被俘、自首的），缴获了迫击炮８门、机关枪２０挺、自动步枪７１２支、步枪２００２支、手枪６００支、手榴弹１７６６枚、印刷机４台、打字机３３台……被俘的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区向导费多鲁克，无神论联盟分区顾问乔尔内伊、戈林，副区长瓦尔瓦里切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方交通长官克拉夫楚克等人。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红军的官兵有２００多人牺牲。 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消灭匪徒１４５人，自首的有７５人，逮捕的有１５００人，缴获机关枪４４挺、步枪２８９支、手枪１２２支、手榴弹１８２枚、复印机１２台。约德普斯基、诺列依基斯等匪帮均被消灭。一个月内，共和国中有案可查的匪情１２２起。积极分子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红军的战士牺牲２１５人……紙紣矠 随后报告中还报道了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斯大林在报告上签字后对贝利亚和克鲁格洛夫说，正规部队和歼击营的无效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这次西方的露骨挑衅。在联合国里，苏联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会内享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步。他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堡垒。斯大林认为，大肆宣扬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使得“马歇尔计划”也不可能接受了。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而且只有按照这一计划用对苏联经济实行实际监督的代价才能换取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会议（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嘴说：“我们不要这种经济援助。”看来，“领袖”真的猜中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因为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紙紤矠总之，持久的“冷战”开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识的法国政治学家马尔库在他的《冷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从１９４６年起，几乎１０年来，“冷战”一直在不断地“升级，紧张空气使人窒息，它像惊涛骇浪一样，难以抑制，它服从于自己的内部逻辑，不承认健全的理性”紙紥矠。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斯大林认为的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的逻辑。经过巨大的努力，到１９５２年，苏联的钢铁、煤炭、水泥的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石油、电力的生产也有了迅猛的增长。斯大林不停地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规律”。在重工业、科学方面的过分努力也为在核领域内猛冲狠打创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负责所有这些绝密工作，并要求他每天都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向他汇报。 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创建第一座铀反应堆。但后来工作被停止了。只是从１９４２年起，这项工作才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资金，加速实现这一计划。在斯大林的全宗里还保存有许许多多关于紧张的“核竞赛”的报告文件。确切些说，这就是要赶超走在前面的对手。请看下面一份报告： “受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的委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上旬，我们就地检查了库尔恰托夫和吉科因的专项工程建设情况……”紙紦矠报告接着说道，采取了加快这一建设的措施，直接参预该项工程的员工要扩大到３７０００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克鲁格洛夫、别尔乌辛、库尔恰托夫。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克鲁格洛夫和扎维尼亚金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报告说，为了加强原子衰变产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专家Ｃ·Ａ·沃兹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罗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费施曼、吉里扬、波波夫、特卡乔夫、戈留诺夫、巴什洛夫等人級紛矠。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苏联学者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１９４９年夏天，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５３年进行了热核装置试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献给了经济和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独裁者的威力现在只能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来维护。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国防工程的建设。许多部长执行政府任务常常是从“习惯的”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上书贝利亚： 拉·巴·贝利亚同志： 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１０００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 Ｍ·赫鲁尼切夫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級紜矠 还有更无耻的，请看： 拉·巴·贝利亚同志： 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５０００人的劳改营，拨给３００００米缝制帐篷用的帆布和５０吨带刺的铁丝。 亚·扎杰米德科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級紝矠 请想一想，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社会政治变成了多么无耻的东西，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劳动营里囚犯”的命运和生活只能同他们的人数、带刺的铁丝网和头顶上的帆布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简单明了、无耻到了顶点的请示报告，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滑向深渊的悲惨的深刻反映。我认为，后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殉难者的名单——无辜牺牲者的长串名单，而且还需要这样一些彻底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证明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顶峰。 经过了４０多年，在这一文件公之于世以后，我有了一次与前燃料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扎杰米德科进行交谈的机会。我请他看看这份注明日期是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的文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部长都在这样一些文件上签名），问道： “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份送给贝利亚的报告呢？”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2) “过去就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曾借助囚犯大军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今天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讲了一个在建设中实行强迫“工艺”的情节。 一天夜里两点钟，有人叫我和副部长一起到贝利亚那里去。贝利亚的那双眼睛从夹鼻镜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凶狠的目光，他低声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报告项目的验收工作？（有一个特殊车间在一家联合企业里建成了）” “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工……” “谁没有完工？”他没有等待回答，就对叫进来的一位助手说： “把联合企业的经理找来。” 过了三四分钟，就听到电话线的极远的另一端传来了顿巴斯的声音。贝利亚根本不听讲话，就对着话筒说了起来： “您好，我是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今早８点钟以前一定要完成安装任务。晚安。” 可以想象出，对那个经理和那个联合企业来说，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宁静的夜晚”啊！贝利亚转身又向助手命令道： “把管理局局长找来。” “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 “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８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 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 “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 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 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 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２４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１９４３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至２７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１．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２．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級紞矠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作“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新组织会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級紟矠。但是，命运又作了一次戏弄：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了几年，就由于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掉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还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终都坚持他的这些错误；在他生命垂危的几天里，仍然对社会民主党抱着极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态度，结果不仅不断地削弱了进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广泛开展的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召开的会议上，约定下一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会谈从未在那里举行。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谈，决定把能够装备１２个步兵师、２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級紡矠。看来友好关系只能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结果就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独裁者认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间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发号施令一样。冲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耻的个人专权。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在莫斯科举行。三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以下几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以下两位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内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了内部的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以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胆敢反对这位独裁者。对此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一股藏在内心深处的怒火极力要迸发出来。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3) 当斯大林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来： “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級紣矠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５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２５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槛上，而且这次是自己相互厮打。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能容忍又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不错，也有过这样的时机，地平线上闪现出一道狭窄的亮光，预示寒风可能会渐渐削弱。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尔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么，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 次日，斯大林复电说： “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前往华盛顿，我早就有此愿望，我过去曾经在雅尔塔同罗斯福总统谈过，在波茨坦同杜鲁门总统谈过。遗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做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旅行，特别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紦矠斯大林建议会晤地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敖德萨、雅尔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他也清楚杜鲁门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会谈对他们毫无意义。总统认为，在美国有可能迫使苏联讲出他愿意听的话。但是，我想，杜鲁门会逐渐相信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是不愿被人操纵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鲁门夸起海口来》的社论，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个只能听到士兵皮靴的踏步声和武器丁当作响的寂静而又不安的世界里，突然之间意想不到地响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唤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微弱。１９４８年，来自两大“阵营”的和平主义者聚会在弗罗茨瓦夫，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动家们。这些比其他人觉醒早一些的人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最初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潮流”还表示怀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他懂得，拥有原子弹武器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怕攻击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这就需要利用世界舆论来反对那些想用核武器来解决当代基本矛盾的人。１９５０年，和平的保卫者们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征集签名的运动。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行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不到一年的工作之后，就宣布了全世界签名的有５亿多人，他们要求制止战争！斯大林、苏联官方的宣传机构都表示支持和平共处的思想。我有时觉得，斯德哥尔摩运动是形成人类全球意识的发源地、开端，而人类全球意识的实质就是承认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现在我们离这一目的要比那时近了，但是迈出这第一步是多么重要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4) １９４９年４月，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的“普来耶尔”大厅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两千多人，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盛会的进程，并把它看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同莫洛托夫亲自拟定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法捷耶夫、爱伦堡、华西列夫斯卡娅、考涅楚克、图尔森—扎杰、沃尔金、费多谢耶夫、科斯莫杰姆扬斯卡娅、马列谢耶夫。当《真理报》于４月１日报道了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大会发言结束时直接用俄文在讲台上唱起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中的咏叹调“从边疆到边疆……”的时候，斯大林不能不感到非常激动（如果他还能够激动的话），斯大林能够不感到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施加真正影响的纪元开始了吗？ 在两个世界进行的这场搏斗中，当冷风冻结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理智以后，眼看着就可能把防止世界发生战争的屏障吹倒的时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 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社会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年的斗争，这一斗争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胜利结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于１０月５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并排刊登了毛泽东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幅稍小些的照片。社论中引用了中国革命领袖的如下一段话：“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社论接着写道：“斯大林同志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力量现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它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执政者，谁要是看不到和低估这一力量，他一定会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天才预言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中国事件的进程。当斯大林得知有一位新任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到北京之后就声称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他知道如果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占了上风，苏联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斯大林最初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甚至有一个时期认为，千百万饥饿的群众揭竿起义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当斯大林得知蒋介石和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重庆就国内问题进行谈判之后，他才相信共产党人的立场是更为现实的和进步的瞾矈矓矠。 斯大林曾经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的全集里共发表了将近１０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粗浅的。例如，他断言：“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进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瞾矈矔矠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也阐述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观点，但他总是以政治教导者自居。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这里和下面的着重标记都是本书作者加的）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学好军事……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等等瞾矈矕矠。也许，斯大林对共产党人能取得胜利所表现的特殊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军事战绩，而是因为１９４５年１月蒋介石在演说时表露了他要捍卫反民主的制度瞾矈矖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给予了中国革命不少的援助：转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和军事技术，还提供了其他的援助。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乘胜前进，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在美国进行敌视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倒向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后，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扩展开来。邀请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７０寿辰典礼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顶点。 斯大林抱着很大的不信任的心情等待着同中国人民的领袖会晤。虽然他过去讲过和写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其实他是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不了解中国人民民族心理上的许多特征的，他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同他会见过多次。他们的大部分谈话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因此，当时担任翻译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对弄清这些谈话的实质、内容和方针，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应当认为，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也都是不寻常的。毛泽东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国境，没有参加过共产国际的机关工作，就是同其他共产党的代表也接触很少。甚至可以说，这些曾经多次面对面坐在谈判桌旁的人，其思维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虽然他们不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但是他们就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来说，却是迥然不同的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二人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是很微弱的。毛泽东在必要时能够从《春秋》一书中引经据典，而知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现在却喜欢重复自己的东西。在某一点上，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 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而这位交谈者却突然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的迫切问题，诱导着这位苏联领袖，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去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他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瞾矈矘矠。苏联领袖同意中国领袖的话，并同毛泽东齐声说，我们一起要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斯大林倾听着这些充满哲理、词藻华丽的中国民间传说。正像费德林回忆的那样，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忙。交谈的两个人悠闲自得地品尝着精美的佳肴，有时呷上几口干酒，不慌不忙地谈些有关国际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事务。在晚宴进行当中，也讨论了准备中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费德林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还讲了一个同国民党人斗争的故事。有一队士兵被包围了，他们不投降，随着指挥员一起喊：“不怕困难，经受考验，视死如归。”斯大林思考了好久，想弄明白“归”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个场合“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死的鄙视，是还原到自己最初的状态，也就是物质不灭吧。斯大林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交谈者，也是认真仔细的听者，他指出这位指挥官不仅具有无畏的精神，而且具有智慧瞾矈矙矠。 两个大国的两位领袖就是这样地交谈着。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斯大林慢慢地消除了成见；他是长期不相信毛泽东的。看来，当时有关毛泽东仇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干部、中国领袖对战争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处于危急局势时故意采取冷漠态度等等的报道，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随着中苏的不断接近、北京的反美立场和它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的加强，斯大林对待中国领袖的态度也在不断改变。我想，这位苏联领袖对毛泽东也一定留下了非常复杂的印象。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中国领导人从斯大林的具有无上权威、态度从容不迫和绝对自信中，一定会感到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和坚定的目的性。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签订的友好条约，削弱了“冷战”之风的危险影响。可是就在友谊的纽带把两大民族联结起来的那一年，紧张局势又达到了顶点。我认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以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竭尽全力来捍卫５０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种友好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揭露个人崇拜、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采取了特殊的、有时简直是否定的态度。两个巨人的握手言欢在历史上并未持续很久。上帝保佑，如今两国领袖又握手言欢了，但愿它永世长存。 蒙受冷风袭击的国家，不仅有西方国家，而且有东方国家。战后，美苏两国在朝鲜的部署，注定了半岛南北不同政体的建立。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０日，南朝鲜进行选举，成立了立法和执行机构，接着，于同年８月２５日，北朝鲜也进行了选举。这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国家，把朝鲜民族人为地一分为二了。苏军撤出北朝鲜后，美军也撤出了南朝鲜。每一方都认为半岛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遗憾的是，除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件之外，苏联的、中国的和朝鲜的一些其他文件并未公之于众。但是十分清楚，冲突的发生是由于每一方都想在整个朝鲜的国土上保持住自己的统治。我从一系列间接的来源得知，斯大林对半岛局势不断加剧所持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从一开始，他就尽量避免苏联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０年２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的几次会谈中，他们讨论过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知道，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离开波茨坦协定已走得相当远了。要没有痛苦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对美国那种在朝鲜实行监护、“自由”选举的主张，他也是疑心重重的。要知道在驻有美国军队的南朝鲜，居住着更多得多的居民。１９４５年划定的３８°线，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它只是美苏两国驻军的临时分界线。后来，当３８°线成了国家的分界线时，就显示了它在地理上的不公正性，因为这条线严重地损害了北方人民的利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5) 战争的摆锤激烈地摆动了好几次。分界线上高度紧张的局势在不断地升级。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就开始了军事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他们攻占了汉城，一直打到洛东江。看来胜利在望，这对美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他们刚刚失去了他们在中国的阵地，再也不能允许把他们从另一个国家赶出去了。９月，美国军队事先得到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苏联代表没有参加投票，也没有能够利用“否决”权），组织大批陆战队在仁川登陆，从釜山军事基地转入反攻。攻势非常凶猛，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并没有在３８°线上止步，他们攻占了平壤，到１０月底，就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现在形势已经反转过来了，当时看来，美国人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在许多地方美国军队还打到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方。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直接援助的建议的，尽管这会加强战争升级的危险。美国人打着联合国的蓝旗作掩护，而中国人则出动了“志愿军”。 应该说，朝鲜的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有将近３０个师向前推进以后，形势又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不仅解放了３８°线以北的领土，而且向南推进了１００公里。到１９５１年盛夏之时，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美国的军事威信显著下降。斯大林感到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其危险的时刻到来了。美国人是不会忍受失败的，他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个最后的手段，大概这是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出现的最明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坚决要求轰炸中国东北，杜鲁门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吹来的已经不是冷风，而是极地的风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不能让美国人打败。这就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这两年的谈判过程中，朝鲜半岛上的激烈战斗从未停止过。美国空军握有制空权，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着陆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也明白双方除了走向妥协别无出路。在这里他也没有估计错误。但是，只是在他死后几个月，即１９５３年７月才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分析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层伪装）之后，我得出一个似乎与交战双方的具体民族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结论。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一次表明，在当前依然划分为集团的世界里，在东西两方的利益发生了危急冲突的情况下，出现逼和局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方出现第一次逼和形势就是在朝鲜，第二次则发生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但是，在第二次出现无路可走的局势下，理智很快地就表现出来了。至于斯大林是否来得及思考朝鲜的教训，是很难说的。而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大概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使用凝固汽油弹，威胁要进行原子弹轰炸，在远离国土数千公里之外驻军，长期不承认中国，在越南进行冒险，这些都表明，只用诉诸武力的办法已经过时了。苏联是在很晚的时候，即在阿富汗进行冒险之后，才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朝鲜战争以后，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并不是无限强大。在朝鲜冲突中，斯大林比较谨慎。他是在冲过南斯拉夫的“冷水浴”之后才恢复了他平时的谨慎态度。也许，他在同铁托交锋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教训，那时他头脑一热，就干出一大堆错误，对这些错误付出的代价不是今天也不那样容易确定吗？ 个人崇拜，在“领袖”７０寿辰时达到了顶点，它是由于１９４５年的伟大胜利，在个人荣誉和暴力颂扬的一片赞美声中以别出心裁的方法达到的。在把制度凝固起来的同时，在辽阔的祖国上空以及在国外，都刮起了阵阵的冷风。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1) 在本章中已经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我坚信这一点。但是斯大林可以这样来重耕这块土壤，给它施肥，使它上面开始生长出至今仍然同我们的生活不能分离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社会的、道德的畸型儿。然而我想再强调一次，出现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过错。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巧妙伪装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对立面。我坚持这种观点，因为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了好似要在《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根源的呼声。我们知道，在同样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斯大林培育出的果实，其中有许多会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很早就向往“正义和幸福时代”的人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在红场上安葬“领袖”时说：斯大林“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要像眼珠一样爱护它并不断使它发扬光大”。一想到魔鬼有可能使它“发扬光大”，就感到非常可怕…… 我深信，要是列宁能多活哪怕５—１０年，许多事情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不是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这是对“头脑和手中拥有”伟大思想的力量的信任。遗憾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诞生的这种伟大的思想目前却不能充分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都是空想。只不过是斯大林的业绩迫使许多人对这种思想能否人道主义地实现产生了怀疑。因此，在谈到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时，必须说明一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笼罩在他们的伟大思想上的那层病影方面是无过的。由于斯大林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被浅化了。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这个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３０年来让千百万人逐渐习惯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维的视力，使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的堆砌，而这些教条不仅导致了理论的“浅化”，而且还导致了革命的“浅化”。列宁若能想象一下党的第一个总书记给他的事业带来的那些灾难，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气得发抖。饶勒斯在阐述法国革命史时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努力奋斗和战斗过的革命和民主的伟大领导人，在我们面前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要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似乎他们应当演完全剧，似乎历史在他们之后不再前进，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们的事业必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伟大的。”把评判斯大林变为评判列宁，像今天有人有时试图做的那样，是对列宁的侮辱，因为列宁，按照饶勒斯的说法，“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个没有按照列宁意志来率领这些后代人前进的人，就是那个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从而犯了最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这个主要罪行派生的。这个断定决定着斯大林“遗产”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热拉斯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級紤矠斯大林的“遗产”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千百万人的痛苦、不幸和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所追求的“进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牺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领袖”不是皇帝，而任何一个皇帝大概都不曾拥有像斯大林这样的无限权力。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帮助他开始时立住脚而后站稳脚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因素，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俄罗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級紥矠。对俄国大作家的这个绝对的论断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历史的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 在给这个在苏联（难道只是苏联？！）人民历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伤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画最后几个线条时，有必要指出，在本来意义上的斯大林遗产方面并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那些我们珍惜的、对我们永远重要和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看来，获得如此之多的个人“胜利”的斯大林，到头来却遭到了彻底的历史性失败。为了评价斯大林的“遗产”（其遗物现在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某些结论和估计。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开幕时党仍然称联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会相隔整整１３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了。中央委员会的生活在战后变得更加平淡无味。实际上，这个在代表大会之间领导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代扮演了党的办公厅的角色：任命干部，向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党组织发布指示，通过一些精神内容彼此惊人相似的决议。这些决议的大多数是有关农业方面的：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破坏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措施；关于妥善保存国家粮食的保证；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建设；关于小集体农庄的合并扩大以及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的任务；关于在农业中宣传和运用科学成就与先进经验的安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振兴衰落农村的尝试。 在近处的一座斯大林的别墅里，“领袖”身边坐着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样一些“大农业家”，长夜交谈之后，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些把农业越来越赶进死胡同的强硬而顽固的死板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斯大林感觉到，农村是在用长期的、无意识的、消极而又坚定不移的报复行动来回答他对庄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时，他就常常采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正是在他积极支持下，李森科才步步高升，并根据他的建议，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再次（像战争前夕一样）通过了关于清查和取消“个别集体农庄庄员、组织和机关用于副业的非法占有土地”的决议。文件说，违犯者将“作为法律破坏者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送交法院惩处”。正是斯大林建议（这当然也写进了决议）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建立以副部长为首的农业宣传领导机关……这完全没有必要。对一意孤行的、杜撰的决定，首先是行政压力性质的决定，农村的反应是无声的冷淡。 好多年过去了，中央委员会一直没有开会。在讨论了还是那些“提高农业”的问题的１９４７年二月全会之后，下一次全会直到１９５２年８月才举行，这次全会就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报刊关于这两次全会的报道，甚至采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几天（？！——本书作者注）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布）中央例行（？！——本书作者注）全会。”谁作了报告，问题讨论得如何，这个“最近几天”是什么时候，读者只能去猜测。官僚主义离开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的，然而没有代表大会，斯大林也不想在党的领导方面进行大的变动。他知道，代表大会将会根据他的脚本进行，并完全按照陈规通过他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的良心早被赶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说一遍，党成了他的一个团体。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决定给继承人留些长期反复咀嚼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匆忙出版的新的两卷“本人的”著作。看来，日益衰老和病魔缠身的“领袖”想同时为除掉他的许多多年的战友打好基础，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会后可以成为合适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遗产”的评定提供的新东西不多。但同时却不乏有趣的材料。马林科夫在１９５２年８至９月期间曾几次向斯大林汇报了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以及其他文件和发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草稿，但它们很少使斯大林感到兴趣。大家竞相搜寻新的修饰语、“领袖”的功勋、美德、才能。斯大林没有作书面批语，而是在接见奴颜婢膝的马林科夫时简短地讲了几点意见，它们听起来就像无可争辩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讲话上。按照他的提纲，苏斯洛夫带领一个人数不多的班子准备了几个讲话方案。斯大林亲自对讲话作了最后的精细加工。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就确定代表大会在……晚上７时开。他让党的最高集会服从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数不多，但是出现了新现象：所有成员都集中坐在主席团桌子的左侧，斯大林一人独坐在右侧。身旁身后都无一人。“伟大的领袖”甚至不愿意和党的一些最高领导人混坐在一起。当代表们的发言无休无止地提到他的名字时，就被无数次的热烈欢呼、起立、有节奏的喊声所打断。斯大林注视着似乎都是些正常人的过分狂热的情绪，看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双眼充满忠诚、热爱和真诚的毕恭毕敬的神情。“领袖”由于听那些滔滔不绝的、用心良苦的过誉之词而感到了疲倦，在大会休息时就离开了，并且好久没有露面。他好像只是在开幕和闭幕之日出席了全部会议。有两三天根本不露一面。我想当时问题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对这些没有斗争、没有疑难、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的集会早已不感兴趣了。但别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会对他来说只是镶在他的独裁政权上的“民主”花边。而且这时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活着的很少了。需要补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知道，有时不得不按照陈规办一点事情……整个代表大会同大家为斯大林是否讲话感到焦虑的心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领袖”在集团中的作用。 在社会意识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个活神仙——人世间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预见的集中体现。普遍受蒙骗的状况是那么严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种思想都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形式。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几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谈以及常常是同现实生活结合得不好的简单论点当作上帝的启示一样接受下来。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之前，代表们对“领袖”是否会向他们说点什么这一点心中无数。在闭幕会上，当大家看到斯大林从主席团桌旁站起来，沿地毯铺的小道走向讲台时，整个大厅都站起来向他长时间地欢呼。斯大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着军装而是一身“党”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勋章，他善于在人们意识中保持一位“谦逊”领袖的形象。他的讲话简短。打断讲话的掌声大概占去了更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有一句话（！）谈到国内和党内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现在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即他说的新的“突击队”的建立，我们的“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2) 斯大林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十分可疑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根据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旗帜似乎被抛弃了。他号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举起”这些旗帜。斯大林像在旧日“共产国际的”２０年代一样，又对“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的胜利”表现出坚定的信念級紦矠。斯大林的单维的思维似乎停滞了。没有一点新东西。难怪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很快就在当月《真理报》上出现了题为《社会党叛徒在米兰聚会》的论社会党国际例行代表大会的文章。什么“头目”、“奸细”、“罪犯”、“叛徒”——这就是文章的用语。在共产主义运动、劳动群众争取自身社会权利的斗争以及整个国际关系方面，斯大林遗产的特点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理解进行根本转变的必要性。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对共产党人的显然落后于世界已开始发生变化的陈旧传统立场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罢了。 我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几位代表交谈过，最富有洞察力的人当时觉察到，斯大林已经在明确地考虑他死后的事，例如他的遗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了异乎寻常的长篇讲话。在辛辣的言语中带有责备的口气，他好像是表达了以下的疑虑：他的战友们能继续执行既定方针吗？能在内部困难和帝国主义面前不投降吗？能在新的考验面前表现出勇气和坚定吗？ 今天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自己最后的公开谈话中责备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好像是在暗示，在他的“老近卫军”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就是害怕他的主要“遗产”——强大的、阴森的、长久不变而且定了型的国家……会落入不可靠的人们手中……“领袖”明白，他的名字、事业和思想只有在他所建立的体制范围内才能保存下去。任何别的体制将会否定他的主张。极权国家实际上是独裁者在整个漫长岁月里创建的，是按斯大林硬性规定的方法行使职能的，这就是：高度集中化，实行独裁的民主环境，以强迫手段作为发展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直到他死以前一直认为，要保证这种国家的物质基础，就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和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是的，先前的“资本主义”概念上的剥削不存在了，人们在自己的贫困方面和高度依附于机构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了“忘我劳动”的机会。当十月革命积蓄的巨大力量尚未开始枯竭的时候，苏联人常常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但是，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套精心设计的办法的日益广泛运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社会被动性、漠不关心和因循守旧的心理。大量使用强迫劳动和放逐，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对任何一点点异己思想的表现进行不断惩治的威胁——用这些办法来“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当然不但不能谈论自由，而且连想一下也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党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党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党，而是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团体的同义语。斯大林到死都喜欢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几代人都是在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观方面，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观点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阶级观点。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纳入一个死板的公式之中，作为这个公式基础的是如下一个定理，即：阶级斗争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人道主义的观念、全人类价值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本身被宣布为异端的、资产阶级的观念，好像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连一句也不能提。对党员来说，阶级意识就是对所有异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见的人和事采取强硬的不调和态度。阶级观点和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化，为强硬、暴力、不容忍作辩护。阶级观点把斗争提到首位，而妥协、共处、一致和合作则成了次要的东西。这在对外政治事务中导致了对抗，而在国内则为暴力、恐怖辩解。各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的绝对化成了政治思想战的通用理论。 斯大林经常称为“军队”的党的团体逐渐变成了分支林立、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斯大林留下来的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列宁的特点。顺从而自动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思想，使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党的党员变成了一群执行者。斯大林的“创作”印记在这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清晰可见。因此，不能不承认，不仅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要为斯大林主义承担责任，而且党也要承担责任。 最后，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遗物时不考虑独裁者为惩办机关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就看不到斯大林“遗产”的全貌。经过斯大林的筛选，在这些机关占据领导岗位的都是“领袖”无条件信任的一帮人。叶若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阿巴库莫夫、卡布洛夫、谢洛夫、德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为斯大林安全献身的人，都对国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劳动者和著名活动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请看下面的实例。 贝利亚周围的一班令人恐惧不安的人马中的一员干将——谢洛夫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秘密报告中（已经是战后了）写道：“我已经报告了关于驻德国的占领军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中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不客观态度。捷列金开始搜集各种‘事实’来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代表，并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们汇报给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说，有５１列车战利品发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我们有大量事实说明，捷列金将军在企图损害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名誉。我的结论是，捷列金将军非常仇恨内务人民委员部……”瞾矈矓矠斯大林自然是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事实”。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并被送进政工人员进修班，这时“机关”内部则对“案件”进行准备并把结果呈报给斯大林。经过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难而且常常是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参加过全部战争的人，因进行“敌对活动”被捕了。军事委员会的判决书说：因进行反苏宣传，根据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的法律并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５８条第１２款判处在劳改营剥夺自由２５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斯大林之死才给捷列金打开了劳改营的大门。同惩办机关代表发生极小的磨擦、向他们白一下眼和些许表示不恭，都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东西。列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在大震荡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权。它还不完善并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宁在人民政权中看到了历史上从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顾法国革命时，对倒退运动的不可逆转和存在残忍扑灭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惊。对他来说，“热月”一词是旧事物复辟、反革命和叛变的标志，是对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进行欺骗的标志。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词的地方使用“热月”一词并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领袖”则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说的那种断送了法国革命的危险性上。这种危险性是具体的，即“人民公敌”的存在。这个对苏联历史来说是令人痛苦的名词，是从１８世纪传到我们的悲惨的现实中来的。对斯大林来说，“人民公敌”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甚至是潜在地对独裁构成威胁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在巩固独裁上，自然是冒充为“巩固社会主义”。为此，需要一个他亲自创建、领导和监督的庞大惩办机器。 在人民、国家和党之上布满了可怕的惩办机关网。暴力的绝对化，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建立一个监视每个在威胁面前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公民的庞大体系。“领袖”把阶级斗争的思想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使它变成了理解“最高真理”的工具。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生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 但是“领袖”显然过高估计了他建立的社会的稳固性。他死后，真正过了不多的几个小时，继承人就开始背叛了他的遗训。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就开始了十年的苏联改良主义时期，它触及了生活的一切领域。这十年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特别是同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关的那些改良不应估计过高。这一时期的全部改良的突出特点是改良尚不完善、不彻底、言犹未尽。但是最主要的已经作了：结束了盛行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恐怖状态。自由获得了实现自己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遗产”开始腐烂时发生的。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3) 今天我们观察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仍然好像在鸟瞰历史。我想再过几十年，苏联人民史册上的这些黑暗的篇章从更长的时距上将被认识得更加深刻得多、牢靠得多、准确得多。过去的事离今天太近，它还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只是冰山的顶峰。在描述了它即顶峰之后，我不企求显现冰山的全貌。 我再说一个近乎异端的思想。可能是极其异端的思想。其主要之点如下所述。读者记得，本世纪初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了轰动一时的抨击性预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当时把它评为独特的反革命宣言（而且现在我想许多人对这个作品也未必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缺乏才能，然而倾向神秘主义，他预言般地写道：“不要怕任何诱惑物、任何诱惑力和任何自由，不但不要怕外部的、社会的自由，而且也不要怕内部的、个人的自由，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要怕的只有一个——奴隶性和最坏的奴隶性——市侩气和最坏的市侩气——下流气，因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而是新的实在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绘的还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瞾矈矔矠 批评家们把奴隶理解成无产者，想来是徒劳的。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抨击性小册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里谈的是“精神的奴隶性”。按他的说法，独裁者、“由官阶表构成的万里长城”、“东正教的形式主义的死板实证论”和“黑帮分子”都能在精神的奴隶性中存身。实际上，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奴隶性和下流气是反自由的同义语。可能，作家并不想看得那么远，不想看到超出存在的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他只是天真地希望仅仅借助于“宗教界舆论”和知识界的复兴来拯救俄罗斯，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践踏自由总是造成出现“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威胁。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的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斯大林用他的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腥的、非常可怕的人。害怕出现下流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但是不无合理的思想：他相信人类智慧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民主、法律、文化结成紧密联盟同施行暴力的、官僚制度的和教条主义的下流人对抗的话，这种下流人就不可能存在。 我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辩的。而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些，是因为越不尊重民主、法律和文明，总是越明显地出现反自由的下流人的怪影。这一真理对２０世纪初来说曾是正确的，我想到了２１世纪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思想的长久性。有可能，我今天读他的作品的方法与本世纪初人们在血淋淋的阶级会战的慌乱中的读法不同。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全人类的真理存在着，它们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它们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对人类智慧的无限力量的信念以及对人们不可遏止地追求社会正义、道德正义的信念上。斯大林的“遗产”是绝对不能列入这些范围的。 “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在取消了自由的独裁制度下表现得最凶狠。而看起来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权力集中在很少的几个人手中，最后又把它交给一个人。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危险性。他在革命后立即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抗议时写道：“……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一切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使所有委员会充满了这些亲信，不费力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到那时我们就真的不会有党内的多数和少数了，因为我们那时就会实现波斯国王的理想。”接着，普列汉诺夫提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当谈到青蛙为自己请国王时写道：“……如果我们的党真的赏给自己这样一个组织，那它的队伍中很快就不会有聪明人和老练的战士的位置了；其中剩下的只有青蛙……于是中央鹤就无阻碍地一个接一个地吞食这些青蛙。”瞾矈矕矠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央鹤”吞食的决不是青蛙，它认为自己存在和活动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创建和发展人民政权，而在于强化独裁政治。甚至当斯大林自己感觉到衰老和疾病很快就要毁掉他的时候，他再次检验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可靠性。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他突然谈到了衰老和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必要性问题。他预先知道，整个这出戏会如何收场。当然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对于“解除”斯大林的职务问题连想也不可能想。这样想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假定一下让斯大林离开书记岗位而保留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很快就会从这个高位去屠杀同意他下台的人。但是这是我说的假设，根本不是真的。斯大林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一点。然而在死前的几个月，他还是决定再次对周围的人和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忠诚进行检验。新的中央委员按照斯大林的意见经受了这种斯大林式的检验。 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对于人本身，对于人作为社会现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从来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人（而缺少这个方面就不能理解斯大林“遗产”的实质）只是作为同盟者、敌人、执行者、“螺丝钉”的人。不错，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曾对“高级人物”、名人、有“贵族血统”或出身名门的人发生过兴趣。在这种场合，斯大林对他表现了真正的兴趣，发出了相应的命令或者直接享受能支配这些人的命运的快乐。现举二三例于后。 监禁在莫斯科郊区“特别设施”中的保卢斯元帅，同苏联当局在转授和总结军事经验方面进行了合作。他曾几次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返回祖国，尤其是因为他对苏联的态度向好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好几年过去了，斯大林没有释放俘虏。终于在一天早晨，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内务部长的报告： 呈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向您报告，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５日夜，原德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发生了短时间丧失知觉的昏厥。同保卢斯一起居住并为他服务的有他的私人传令兵、战俘舒利捷以及私人厨师、战俘若尔日。由于长期的俘虏生活和解决他的遣返问题毫无消息，元帅开始出现神经错乱。我认为，对保卢斯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研究是适宜的。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９日瞾矈矖矠 斯大林最终同意拟订遣返保卢斯的程序。这个在他手中掌握了十年的人，是表明“他”的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的象征。对于这样一个象征，他实在难下决心与其分手。 当斯大林获悉，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萨克森靠近罗塞尔城堡的村庄里发现了威廉二世的妻子赫尔米娜·冯·普赖琴，他认真想了一下说：“要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 稍早一些，有人报告斯大林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发现了西班牙共和国前总理卡巴莱罗，他的身体状况极其虚弱。斯大林在３０年代末同他有过交往。仅仅作了如下指示：“通知在西班牙的家，他活着。”不管怎样：总理、君主、统帅是“他圈子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也可以予以关照。 斯大林也曾过问满洲皇帝溥仪的命运。在击溃关东军以后，皇帝和他的家人及仆从被送到赤塔，而后又转送到哈巴罗夫斯克。显然，对他进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原满洲皇帝于１９４９年中期给斯大林的信就是证明。我现在从这封信中摘引几段。看来，这封信使虚荣心很强的“领袖”感到满意，当然，如果他没有觉察到“机关”又“努力做了工作……”的话。 呈斯大林元帅：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幸。我一直对您怀有深沉的爱慕和敬佩之情，因此，我想告知关于自己想留居苏联的愿望。过去日本军阀限制我的个人生活。我不能了解苏联的真情……４０年来我第一次读了您的书《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现在我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真正最民主和最先进的国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苏联政府废除了死刑。这是苏联在维护人道方面的新纪元…… 过去我请求留居苏联。至今尚未答复。我想在这里工作。愿您永远健康和幸福。 爱新觉罗·溥仪瞾矈矘矠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4) 斯大林读了译文，好奇地看了整页的象形文字很久，并突然对贝利亚说：“我们大概得把皇帝转交给中国人吧？”皇帝的命运——还可以屈尊作出个人的决定。而最好是整个解决一下在清单上开列的人们的命运吧。这是一些长长的清单，没有尽头的清单…… 斯大林在社会中取消了任何的选择余地，使自己的遗产成为单维的消极的东西。他大概没有猜想到，他的历史性失败来得竟是这样快。他在最后几个月中，把自己的一些简短批示留在放置他不大看的那些文件的角落里时，他举起左手掌对着脸，好像是遮挡阳光。习惯！在一幅早期的照片上，斯大林也是这样的姿态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没有刮脸，穿着破旧的皮靴和污迹斑斑的旧大衣，头发蓬松，而一只手在眼前遮住光线……现在他是大元帅，大概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独裁者。可是这个手势——不，不是让“领袖”避开阳光。他是无意识中想使自己避开即将来临的历史性失败。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1) 赫鲁晓夫走上了苏共二十大的讲台。大会的代表们听了他的报告，无不为之震惊。主席团的场面模糊不清了，似乎有两个人在台上独唱：一个是赫鲁晓夫，另一个是十分熟悉（但现在变得陌生了！）的幽灵。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他那有名的“秘密”报告时，“二十大”的代表们只能产生以上这种印象。约１５００名代表紧张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死一般的寂静有时被愤怒和惊叫声所打破。赫鲁晓夫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在赫鲁晓夫的左右随时都有个幽灵在显现。第一书记用他特有的语调不知不觉地、同时又非常迅速地塑造着“各族人民领袖”的崭新的形象。很快，会场中心似乎只剩下一个舞台，台上有两个人在表演：一个是党的新领袖，约三年前死去的那个独裁者的一位前忠实战友；另一个是谁都十分熟悉的已不会说话的“领袖”，他在此处真正的历史舞台上已完全改变了面目，成为血腥而恐怖的暴君。这是一个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常的时刻。 似乎，赫鲁晓夫是把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召来了。看来，别尔嘉耶夫是对的，他在莫斯科，在自由宗教文化学院演讲时说过：“面对过去往往给人以某种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感觉，而不仅仅是属于那种经验过的现实，它像梦魇一般从四面八方压迫我们，我们必须战胜它，才能达到某种新的高度……”瞾矈矙矠确实，在作这个报告以前几个小时，谁也不能设想，党在多年的停滞和蜕变以后，居然还能达到这种“新的高度”。尽管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周围其他的人一样，要对那些违法行为和恐怖行为的年代负责，但那天在代表大会上他确实建立了真正崇高的历史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刚死之后，党的领导中就已经开始了不大明显的摆脱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过程。在贝利亚被捕并处决以后，进程的速度加快了。这一行动使新的领导能够更深入地大规模地审查斯大林在暗中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这对他的许多战友来说过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召开“二十大”（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决定后不久，在党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斯大林时代滥用职权的罪行。第一书记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并非如他想让别人相信的那样是出于“良心的召唤”。问题在于：就在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被放在陵墓中列宁身旁之后，党中央和政府以及国家的各级机构都不断收到大量来信，写信的都是曾经被长期关在铁蒺藜“圈”内的人，是家属和亲人，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抗议和希望的浪潮，哀求的浪潮，人们相信被践踏的正义一定能得到恢复。 赫鲁晓夫吩咐在群众来信的基础上作出一个综合报告，这些报告结合已经宣布撤销的“列宁格勒案件”，结合一些来中央告状的犯人的已经重新审查过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许多控诉都是罪恶的捏造。情况已经很明显，在一两年之内，根据第５８条各款被判刑的许多人将服刑期满，这些人必然会被遣送回家。他们身上已留下永恒的创伤和困惑，他们将要求惩办罪犯。这时，斯大林和贝利亚均已死去，再也没有人敢把他们送到劳改营监禁和流放了。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已感觉到，党和国家正面临着非常复杂和重大的抉择。成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激烈反对。但布尔加宁、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及当时尚在动摇的马林科夫使赫鲁晓夫占了优势。委员会成立了。领导人为波斯佩洛夫，他曾长期担任《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还担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下令，允许该委员会去查阅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应该说，波斯佩洛夫工作非常努力。不过，他像几年以前一样努力，那时，他和亚历山德罗夫、加拉克季昂诺夫、克鲁日科夫、米丁和莫恰洛夫等人一起编写《斯大林传略》。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波斯佩洛夫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全体成员作了报告。第一书记终于明白了，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将有关斯大林的谎言、神话和传说彻底揭穿，他自己就会在政治上完全毁灭。 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谈到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并问他的同僚：怎么办？委员会的结论如何向大会代表们传达？由谁来传达？让波佩洛夫来传达，好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很长时间内表示坚决反对，有时态度还十分激烈。这些激烈的争论虽然并未作记录，但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反对报告的几位同志也有他们的“强有力的”论据：有谁强迫我们把这些“丑事”抖出来吗？偷偷地改正不是更好吗？赫鲁晓夫本人是否清楚，公布委员会的结论会引起什么后果？最后，还有一点，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就没有（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去那些破坏法制的行动？这一切危险难道都不应估计到吗？但是赫鲁晓夫胜利了。２月１３日，中央通过了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们作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尽管赫鲁晓夫本人对这种做法也不止一次地犹豫不决。但他记起了遭到监禁的人们的来信，想到过去那些丧失理智的年代，他愈来愈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行为、破坏法制以及可怕的暴行所造成的后果不可长期隐瞒下去的。人民迟早会了解真相。必须争取主动并把可怕的真相告诉全党。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把真相告诉人民。 当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似乎即将像通常那样胜利结束，以便在其他同样呆板的、“有组织的”、立即被报刊称为“历史性的”代表大会中占一席之地时，一件主要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宣布，将召开秘密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布尔加宁请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言。这是赫鲁晓夫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曾经是一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对“领袖”表示过反对意见，这时却突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数十年来形成的偏见。正像后来才弄清楚那样，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步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过去在同僚中只是一位不显眼的执行者，但一当上党的最高领袖，他却成为一位处事果断、 有时不免冲动的政治家。除了那次秘密报告以及内政方面采取的一些不寻常措施，在赫鲁晓夫的履历表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不平常的步骤，如为了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恢复关系，跑去见铁托，在古巴安装核火箭，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匈牙利事件时采取坚决行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建立友好关系，对毛泽东毫不妥协，支持越南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位第一书记具有复杂而矛盾的个性。正如这些事件所证明的，赫鲁晓夫身上其实并不具有坚韧不拔、勇于负责的精神。但是，这里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分析问题，而且常常前后不一致，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政治能力显然估计过高。有时，他采取的步骤看来干脆就是未经深思熟虑并且缺乏远见的。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体系所共有的老毛病，即把第一号人物的作用绝对化。斯大林以后的政治体制照样不能避免恺撒主义，颂扬领导者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不出现新形式的崇拜。赫鲁晓夫的活动只是证明了不具有真正民主属性的体制所固有的弊病。 不过，我不得不离开本题。但非此不足以说明党的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即斯大林主义首次受到可怕的打击。这是建设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达３０年之久的“领袖”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我不想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论点再作赘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对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及他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后果有多深远。 ……总之，那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有两个主角：疯狂的赫鲁晓夫和幽灵般的斯大林。会场上寂静无声。只听到第一书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共１５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构成部分，但又都是独立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薄弱的。例如，报告人在阐明关于个人崇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这样一些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时，却突然又谈论起“人民的敌人”，接着又回过头谈起列宁和党内的反对派、集体领导等比较一般的问题。有几个主题一再重复，如恐怖行为的责任、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恐怖行为等等。在《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中，还阐明了斯大林与战争、同南斯拉夫发生的冲突、贝利亚及其他一些专题。 赫鲁晓夫开始时平心静气地说：“这个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有人已经写过许多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内战争和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期大林的个人崇拜究竟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一定的阶段成了给党的各项原则、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造成一系列严重而极其粗暴的歪曲的根源的。”会场上坐着那些代表第一次（！）获悉原来还有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对斯大林作过评价。这是一种启示：真相将最终从禁锢中摆脱出来。赫鲁晓夫虽然还在痛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以及“布哈林分子”，但是他首次说出了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即列宁时期与反对派的斗争只限于“在思想基础上”进行。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2) 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重点不是这些思想。他的发言的精神在于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赫鲁晓夫着重指出：“显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偏执、粗暴和滥用权力。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往往采取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方法，他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并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 当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编造出来，所谓“人民公敌”又是怎么一回事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正确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敌”的概念，就可以对那些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人，对那些只是被怀疑有进行敌对行为意图的人，以及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进行最残酷的镇压。会场上的人听了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来十分熟悉的穿元帅服的形象已逐渐变成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了。 在作报告的三四个小时之内，赫鲁晓夫看来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首先，报告人从斯大林头上摘掉了“领袖”的桂冠。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提出，斯大林是一个不够格的领导人，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国家和农业的情况”，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根本不考虑“党的工作者的意见”。第一书记本人熟悉农业，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他给了斯大林的幽灵以最猛烈的打击。赫鲁晓夫告诉大会代表们，斯大林在最后的几年中酝酿了从农业中增加税收４００亿卢布的想法！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才会产生的幻想”。赫鲁晓夫证明“领袖”不内行，乱作决定，从而撕下了长期以来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错误的外衣。 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１９４４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英明，更无远见。报告人同时还确认，暴行、犯罪和恐怖行为的主要责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还坚决地谴责了“领袖”的个人专权，认为这是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在公共意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对专横暴虐、目无法纪以及极权统治的一次极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进攻。 赫鲁晓夫不愧为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斯大林确信，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付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却又在历史面前获得了赦罪符。 赫鲁晓夫希望，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在党内讨论一下就足以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反常现象。对于这点，报告人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作了坦率的声明，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因此，我们只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报告。我们得有个界限，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我想，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这位革新者作出了决定性的突破，但却未能理解：“秘密思维”，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维，是从那个幽灵身上继承下来的。赫鲁晓夫所说的“得有个界限”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异端告诉人民，特别是不能让世界公众知道。他在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障》，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来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长并定型的一切。赫鲁晓夫在“领袖”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违抗过“领袖”的意志，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正如斯大林其他战友的行为一样，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他们都只习惯于执行，而不习惯于思索。赫鲁晓夫自己就记得，那些并不重要的、纯属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请示，他也无法作出决定。那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来个粗暴的拒绝或者嘲笑的反问。怎么办？还是请示为妙…… 呈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目前正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作战的歼击营请求国家拨给以下物资。计 制皮靴用粗呢　　　　　　　　　１０４３００分米　　　　 制靴面用油性软革　　　　　　　　 ７７４分米　 制靴底用皮革　　　　　　　　 ２０３８０分米 ………… 制内衣用棉布 　　　 　１９６０００米　　　　 线　　　　　　　　　　　　　　 ５２５筒　 尼·赫鲁晓夫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８日瞾矈矚矠 不难想象，如果领几筒线还必须向“领袖”打报告，那么，在政治问题上战友们恐怕什么都得经过批准。很自然，对斯大林主义首次进行了强有力打击的赫鲁晓夫，不可能立即去掉自己身上所有可耻的东西。 赫鲁晓夫的全部不彻底性，模棱两可，吞吞吐吐，在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苏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瞾矈矝矠中得到了反映。这份文件不同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虽然也想揭露产生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但却更明显地暴露了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妥协。决议中还断定说，只是“在斯大林的晚年”，才犯了“严重错误”。在揭露形成反列宁路线现象的“客观条件”时，决议在很多地方引用的都是斯大林本人的论点：“在列宁逝世后，党内一些敌对派别就活动起来了，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站在拒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立场上，实际上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接下去又说：“当时不得不对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们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逻辑证明这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在对个人崇拜这一丑恶现象进行说明，不如说是在对它进行辩解，赫鲁晓夫复活了“列宁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好像这个核心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情况远非如此。 决议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接下去就是断语，这个断语也可能是客观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不想说，早在列宁向党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决议对此根本不提，认为在造成个人独裁方面，党并无责任，还认为必须指出：“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本书作者注）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本书作者注）。”原来，这不是人民的悲剧，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剧……决议接着指出：“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作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3) 人们在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在同斯大林的幽灵进行决斗，他作了首次打击，但这一打击却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却被获得的胜利吓坏了！难怪中央委员会和官方刊物对“秘密”报告要保持完全缄默，似乎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使之免受一场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但是，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以及党的舆论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了解到报告的内容，就难免会“走漏风声”。１９５６年６月初，报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在最后承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官方和党的机关刊物３０多年来都仍然装着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现实问题的样子。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才发表了这个报告。多年对人民封锁该文件这件事证明斯大林主义可惜还活着，只是改变了面貌。可是，正是党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义的，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进行到底。革新已经开始，总该有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产党员对待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态度，目前已是１９８９年中期，可是这样的文件尚未出现。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那已经是不加掩饰、公开进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并未消灭。接着，就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延误。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敢完全复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却接受苏斯洛夫和其他战友的劝告，走了另一条道路：给历史造一个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斯大林现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万人遭到折磨并被枪决的事，也不存在什么劳改营管理总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的资料。 波斯佩洛夫这类人（他们过去乐于写文章为斯大林吹嘘，也乐于为他写历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编写的历史大纲是极为简单的：似乎并不存在斯大林这个人。是党在领导一切（即使不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话，那也是夹在其他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领袖之中，他是众人之一而已，只不过是犯了“一些错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思想领域却长期受到了冷落。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在悄悄地进行反攻。 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还存在。新人起来了，他们却仍在利用这个制度的机制。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索尔仁尼琴以及别的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解冻时期”所写的书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几年官方对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５０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镜”。 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污蔑苏联的活动，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瞾矈矞矠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当然，也还有人作出了别的反应。 １９７９年，在斯大林诞辰１００周年时，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书，详尽地描述了他与这位“人民领袖”五次会晤的经过。书中并没有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何不喜欢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论据，却只是十分气愤地、感情冲动地表示对谴责领袖至上这种思想本身感到不高兴。霍查写道：“赫鲁晓夫及其同谋者在他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企图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贬低他。”瞾矈矟矠 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消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的。有人震惊，有人迷惘，但理论思考活跃了，有人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也有人变节了，这一切都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来一次革新与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同时产生了。所有这些对莫斯科“二十大”上所发生事件作出的极为矛盾的反响已成为现实。我想，赫鲁晓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会产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后果。 赫鲁晓夫和已经死去的“领袖”的幽灵终于成了１５００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面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各种观念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至今尚未结束）。一方面，是正统的、僵硬的、官僚主义的、强制的、不妥协的、单维的，为了思想的胜利，甚至不惜去证明犯罪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主的、人道的，观念上是多维化的，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产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有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妥协与共存。当然，赫鲁晓夫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那种概念的观点。但我敢说，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事业，但毕竟使我们不仅有可能理解时代，而且有可能深入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过头来看看别尔嘉耶夫，他也许比别的许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哲学的奥秘。人们正是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才能透过万古长青的生活三棱镜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谜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对它们有所了解。别尔嘉耶夫写道：“每个人按其内在的本性来说，都是一个大世界，也是一种微观世界，其中反映并存在着整个现实世界和全部伟大的历史事实。”瞾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时间的层次，试图理解一去不返的东西，也就同时有可能看到你想为之画像的那个人的思想、意志和热情的结果，时而是非常微弱的、时而是大喊大叫的“痕迹”。“发掘”往昔的、已经不再喧嚣的、可怕的东西的遗物对此会有所帮助。斯大林主义的遗物需要长时间地加以认识。有时，除了分析具体事实，我还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哲学的方法，这种历史哲学在这里就像是向后看的“预言”。人们只有理解了过去，才能作出面向未来的“预言”。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