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 作者：杨绛 　　“我转侧了半夜等钟书醒来，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钟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本书是杨绛女士在爱女和丈夫相继去世后所写的思念文章。本刊所节选的是该书的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记述了这个大学者家庭的日常生活，从早年留学英伦，成家育子，到回国执教，相守相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两位学者学术之外的单纯与温馨。 　　laic123小弟收集的是该书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最近忙,时间少,排版不是太标准,请见谅! 目　录 第一部　我们俩都老了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上）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下） 第一部　我们俩都老了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个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地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向后看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相离很远了。钟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惶急中忽然醒了。钟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 　我转侧了半夜等钟书醒来，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钟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就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自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缺)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上）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钟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钟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钟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钟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我在楼上窗口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当时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 　　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宪益，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 　　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二）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我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我从来不是啃分数的学生，可是我很爱惜时间，也和钟书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经领过市面了。钟书不以为然，劝我别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我们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我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一次我们散步“探险”时，我偶见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告白，再去看又不见了。我不死心，一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女房主达蕾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我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我上楼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楼。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取暖用电炉。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盘旋水管，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管内的水几经盘旋就变成热水流入一个小小的澡盆。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从大房子里分隔出来的，由一座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我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第二天就带了钟书同去看房。 　　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住老金家，浴室厕所都公用，谁喜欢公用的呢？预计房租、水电费等种种费用，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这不怕，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我的预算是宽的。钟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随即通知老金家。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 　　我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订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我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我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路过商店，就订购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九年为我写的诗里说什么“料量柴米学当家”，无非做了预算，到店里订货而已。 　　我已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记得新居有一排很讲究的衣橱，我怀疑这间屋子原先是一间大卧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屉也多。我们搬家大概是在午后，晚上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一大壶水一会儿就烧开。我们借用达蕾租给我们的日用家具，包括厨房用的锅和刀、叉、杯、盘等，对付着吃了晚饭。搬一个小小的家，我们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到夜深。钟书劳累得放倒头就睡着了，我劳累得睡都睡不着。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入达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厨房了，钟书就想吃红烧肉。俞大缜、大姻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学对烹调都不内行，却好像比我们懂得一些。他们教我们把肉煮一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作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在牛津是奇货，而且酱油不鲜，又咸又苦。我们的厨房用具确是“很不够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他们教的办法烧。两人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也就是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我记不起那锅顽固的犟肉是怎么消缴的了。事后我忽然想起我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对呀，凭我们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下一次我们买了一瓶雪利酒，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钟书吃得好快活唷。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一次店里送来扁豆，我们不识货，一面剥，一面嫌壳太厚、豆太小。我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我们焖了吃，很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国的火腿鲜。猪头肉，我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我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我刚剪得一刀，活虾在我手里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钟书问我怎么了。我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钟书跟我进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我们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是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我把做午饭作为我的专职，钟书只当助手。我有时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钟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作诗却说“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 方”。电灶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 。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求四足鳖双裙”，我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钟书笑我死心眼儿，作诗只是作诗而已。 　　钟书几次对我说，我教你做诗。我总认真说：“我不是诗人的料。”我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我们搬入新居之后，我记得一个大雪天，从前的房东老金踏雪赶来，惶惶然报告大事：“国王去世了。”英王乔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们没想到英国老百姓对皇室这么忠心爱戴，老金真的如丧考妣。不久爱德华八世逊位，钟书同院的英国朋友司徒亚忙忙地拿了一份号外，特地赶来报告头条消息。那天也下雪，是当年的冬天。 　　司徒亚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他不安于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来谈说中国留学生间的是是非非，包括钟书挨的骂。因为我们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来往，很脱离群众。 　　司徒是同学院同读B．Litt学位的同学，他和钟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是古文书学，一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我是女人，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我指出他们折反了。课本上面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不求量，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钟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 　　我们和达蕾女士约定，假后还要回来，她将给我们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为另一家租户将要搬走了。我们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轻装出去度假，到伦敦、巴黎“探险”去。 　　这一学年，该是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钟书不像我那么苦苦地想家。 （三）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钟书的堂弟钟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钟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钟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钟书和其他二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赏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钟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钟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钟书写的。发言的反映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Sing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 　　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要重写。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 （四）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随父母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入法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China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china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红腻，像瓷。我们很得意。 　　我因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结票。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我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我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公寓的主人咖淑夫人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我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我们最初也包饭。替我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又送我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五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巴黎的中国学生真不少，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我们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与我们经常来行的是林藜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李伟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 　　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对我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我们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说：我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钟书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我们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我们也送他报酬。 　　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住在巴黎大学城的两位女士和盛澄华，也都不想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去旁听。他们经常去旁听。考官也许为了卖弄他们汉学精深，总要问些刁难的问题，让考生当场出丑，然后授予博士学位。 　　真有学问的学者，也免不了这场难堪。花钱由枪手做论文的，老着面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林藜光不屑做巴黎大学博士，他要得一个国家博士。可惜他几年后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国家博士。 　　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我们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 　　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我们的常客。林藜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小姐是她的朋友，比她更年轻貌美。H小姐是盛澄华的意中人。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T小姐。追求T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我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 　　哲学家爱摆弄他的哲学家架式，宴会上总喜欢出个题目，叫大家“思索”回答。有一次他说：“哎，咱们大家说说，什么是自己最向往的东西，什么是最喜爱的东西。”T小姐最向往的是“光明”，最喜爱的是“静”。这是哲学家最赞许的答案。最糟糕的是另一位追求T小姐的先生。我忘了他向往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他用了三个法国字，组成一个猥亵词，相当于“他妈的”（我想他是故意）。这就难怪T小姐鄙弃他而嫁给哲学家了。 　　我们两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我们爱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我们就自己做饭了。钟书赶集市，练习学法语；在房东餐桌上他只能旁听。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咖淑夫人教我做“出血牛肉”，我们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她还吃面包蘸蛋黄，也吃空心面，养得很结实，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钟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钟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钟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 　　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着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五） 　　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她解释。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我们到辣斐德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称唔娘）、叔父（我称小叔叔）、婶母（我称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圆圆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这时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non！”（我从未教过她法语），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我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喊“nonnon”。当时，钱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 　　钟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忠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个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她丈夫在内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适，就把她住的三楼让给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楼。她的妈妈（我的三姨妈）住在她家四楼。 　　我爸爸搬家后，就接我和圆圆过去同住。我这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飞路来德坊，和钱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带着圆圆，到钱家去“做媳妇”（我爸爸的话）。 　　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同时，我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我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家有女佣做饭、洗衣、收拾，另有个带孩子的小阿姨带圆圆。小阿姨没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称“奶公”，相当于奶妈。圆圆已成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爸爸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圆圆头”（爱称）。 圆圆得人怜，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过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我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可是我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忽见她过来扯扯我的衣角，眼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眼泪不心疼她呢。 　　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钟书由西南联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爸爸这边很开心。 　　我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当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我的母校校长硬派我当校长，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陪钟书到钱家去。 　　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我等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我抽空陪钟书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我对钟书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钟书增加苦恼。 　　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一两次。钟书在九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钟书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 　　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最亲。嗣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妈（“痴姆妈”）只把“大阿官”带了一年多就带钟书的二弟和三弟，她虽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个“痴姆妈”。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 　　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头等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精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诩“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两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窟窿来。爹爹全不知晓。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六） 　　这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妹妹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12 　　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正确。“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钟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钟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钟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钟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钟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浪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七） 　　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槐聚诗存》1941年有《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月4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MotherThornton）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时不在上海。 　　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封，只记得信中说，储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结婚的，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 　　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憨的”指钟书。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眦儿”了，连累我也“挨眦儿”了。 　　钟书的妹妹乖乖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不过这是后话了。 　　其实，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 　　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 　　我问：“小叔叔呢？” 　　钟书说：“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为碰伤了哪里。钟书说，不是喊痛，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对钟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书无大补益。钟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 （八）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口 　　口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她那时约六岁。 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之后，低烧就没有了。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下） 　　（九）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 　　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十）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愈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会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会。我就加买一套课本，让她参考。 　　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她就进城住校。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里剩下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运动。 　　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后只留下钟书和助手七八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现“洗澡”。 　　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于是，有一天钟书、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由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 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钟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 　　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钟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钟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十一）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地跑。熊很聪明，喝水用爪子掬水喝，近似人的喝法。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犀牛厌游客，会向游客射尿，尿很臭而且射得很远，游客只好回避。河马最丑，半天也不肯浮出水面。孔雀在春天常肯开屏。钟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看来最可怜的是囚在鸟笼内不能展翅的大鸟。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看动物吃东西很有趣。狮子喂肉之前，得把同笼的分开，因为狮子见了肉就不顾夫妻情分。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可是大象食肠粗，饲养员喂大象，大团的粮食、整只的苹果、整条的萝卜、连皮的香蕉，都一口吞之。可是它自己进食却很精细，吃稻草，先从大捆稻草中拈出一小束，拍打干净，筑筑整齐，才送入口中。我们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我们爱大象。 　　有时候我们带阿瑗一同出游，但是她身体弱，不如我们走路轻健。游山或游动物园都得走很多路，来回乘车要排队，要挤，都费劲。她到了颐和园高处，从后山下来，觉得步步艰险，都不敢跨步。我觉得钟书游园是受了我的鼓动，他陪同玩，练出了脚劲。阿瑗体力无多，我舍不得勉强她。 　　阿瑗每周末回家，从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她学着自己洗。同学都说她不像独养女儿。这种乖孩子，当然会评上“三好学生”，老师就叫她回家和妈妈谈谈感想。我问：“哪三好？”因为她身体明明不好。她笑着说：“荣誉是党给的。”果然，她的身体毕竟不好，读了三个学期，大有旧病复发之嫌。幸亏她非常听话，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钟书一九五四年底才由城里回北大。阿瑗休学只和妈妈作伴。 她在新北大（即旧燕京）到处寻找相当于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她问校内的工人，答“说不好”。她央求说：“不用说得好，随便说就行。”工人们听了大笑，干脆告诉她“没有”。她很失望。 　　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 　　檐葡海棠等花和草。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 　　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十四）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 　　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 　　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 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十六）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workedme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laic123藏书，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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