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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慈禧前传》之前




清文宗与恭亲王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崩于热河。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 
　　不久，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圣母皇太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䜣密谋，夺取政权，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王总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争权的两方，缩小范围来说，一方为慈禧和恭王，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而文宗的重用肃顺，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后，为此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换言之，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有心揽权，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裁抑，然则文宗的末命，必以嗣君付托恭王，不特无“政变”之可言，且亦无“垂帘”之变局。王湘绮诗：“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垂帘”原是恭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倘恭王亦在“顾命”之列，一定也跟肃顺、载垣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由此可见，“辛酉政变”实种因于文宗与恭王的兄弟失和，其间牵涉到帝位、亲情、礼法、隐衷。重重因素的纠结，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我以为在贡献《慈禧前传》于读者之前，有先一叙此过程的必要，因作本篇。 


一

　　宣宗生前，三后九子，二、三两子幼殇；第一子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两个月以后，皇四子奕詝生，是为文宗。 
　　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十三年四月，继后佟佳氏崩，全贵妃晋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十月，正位中宫。二十年正月初九崩，年三十三。宣宗亲自定谥为“孝全”。 
　　清宫词：“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原注：“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幼时随宦至苏州，明慧绝时。曾仿世俗所谓七巧板者，斫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为宫中新年玩具。”因生长苏州之故，亦可想见其在“明慧”以外，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这与旗下格格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此所以独蒙帝眷。 
　　孝全之崩，曾有异闻。清宫词：“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原注：“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暴崩，事多隐秘。其时孝和太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亦不敢违命也，故特谥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以其为孝全所出，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照这首诗看，孝全暴崩，似是新年宫中家宴，为人下毒所致。但“温成贵宠伤盘水”一，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近侍作乱纵火，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不知意何所指？词连孝和，尤不可解。史载：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有所责备，孝全因而羞惧服毒。宣宗哀矜，谥以“全”字。这是我的猜想，究竟真相如何？诚所谓“宫闱事秘，莫得闻矣！” 
　　孝全崩后，宣宗未再立后。其时妃嫔中，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幼殇的皇二子、皇三子，都是她所出，再生一子，就是皇六子奕䜣。孝全崩时，奕詝即由静皇贵妃抚养，王闿运《祺祥故事》：“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被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所谓“乳文宗”的“乳”字，如作哺育解，不实，“舍其子”更不实，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子的。但文宗与奕䜣为皇子时如“亲昆弟”则可信，因不独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兼之皇五子奕淙出嗣为惇亲王后，不在宫中，皇七子奕澴还小，不足为侣，除此以外，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兄，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 


二

　　奕䜣的才具，无疑地胜过奕詝，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但大位终归于奕詝者，另有缘故。《清史稿·杜受田传》：“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文宗的这段话，就是杜受田的传授。又清人笔记载：“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如上所引，文宗得位，不无巧取之嫌，而恭王的内心不甚甘服，亦可想而知。兄弟各有心病，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而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一事为导火线，积嫌到咸丰五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兹就王湘绮所著《祺祥故事》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分段录引注释如次，以明究竟（引文上加Ａ记号）。 
　　Ａ会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原名绮春园。道光年间，尊养孝和太后于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视疾问安，又无异亲子，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王所说的一段话，偏心自见，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Ａ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 
　　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死不瞑目。“哦，哦！”是暂不置可否之词，恭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这可能是一种误会，但恭王行事，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因而被认为“狂妄自大”，以后与慈禧的不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 
　　恭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虽为新进，但以爵位最尊，成为掌印钥的“领班军机大臣”，所谓“军机领袖”、“首辅”、“首揆”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召见军机，自乾隆十三、四年间开始，全班同见，但首辅或一日数召，面听指示称为“承旨”，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称为“述旨”，至于“传旨”，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 
　　Ａ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所司”指礼部。尊封皇太后，应由礼部具奏，陈明一切仪典。恭王传旨，虽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则将闹成大笑话，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传旨”，起于误会，终同挟制，文宗自然要懊恼。 
　　《清史稿·文宗本纪》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到七月庚午（初九），皇太后崩，十一天以后，恭王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的“原因”，奉旨退出军机，回上书房读书。所谓“自此远王同诸王”的“诸王”，指惇郡王奕淙、醇郡王奕澴、钟郡王奕诒、孚郡王奕漁E等四人，这就是说，文宗从此看待奕䜣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区别，不复如“亲昆弟”。而康慈的抚育之恩，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了。 
　　据《清史稿礼志》康慈太后崩，“帝持服百日如制”。所谓“减杀太后丧仪”，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清史稿·后妃传》康慈崩后，“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按：封后而不系帝谥，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明史·后妃传》“孝肃周太后，英宗妃、宪宗生母也。……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题主曰皇后，不系帝祀，以别嫡庶，其后穆宗母孝恪、神宗母孝定、光宗母孝靖、熹宗母孝和、庄烈帝母孝纯，咸遵用其制。”但在清朝，上谥太后，并无此前例。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一方面表示，孝静太后抚育有恩，侍奉如生母，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致憾之深，可以想见。 
　　以后到了咸丰七年，奕䜣复起，受命为都统，其时肃顺已开始得宠，为固位计，不免对奕䜣有所中伤。英法联军，进逼京师，文宗以“秋狝木兰”为名，仓皇避往热河，命奕䜣留京“办理抚局”，则由于肃顺的制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相率以为奕䜣将借洋人的势力，重演“土木之变”的故事，甚至连惇亲王奕淙亦相信奕䜣要谋反。于是文宗与恭亲王手足之间，猜忌愈深。 
　　总之，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则以兄弟之亲，谗言不入，文宗末命的顾命八大臣，当以奕䜣为首。“祖制重顾命”，以恭王的才具，执行尊严的家法，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照这样看，清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参商，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历史的因果关系，有时奇妙难测，此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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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皇帝终于把所有的奏折看完了。 
　　丢下惠亲王领衔所奏，“恭办圣训告竣，请旨遵行”的那道折子，他顺势伏在紫檀书案上喘气。左右的小太监都无动作，只紧张地注视着，怕“万岁爷”会昏厥。皇帝虚弱得太厉害，这时还不能去碰他，须等他喘息稍定，才宜于上前服侍。 
　　三十岁的皇帝，头上涔涔冷汗，胸前隐隐发痛，最难受的是，双颊潮热，烧出一种不知何处可以着力的虚浮之感。但是，他的思绪仍然是清晰敏锐的，最后所看那道奏折的内容，还能清清楚楚地默记得起。什么“圣训”？想到他自己告诫臣子的那些话，“朕”如何如何？“尔等”如何如何？越觉双颊如火，烧得耳朵都发热了。 
　　每一念及自己的责任，他总不免归于困惑，困惑于列祖列宗，何来如许精力，得以轻易应付日理万机的繁剧？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他的高祖世宗宪皇帝，古往今来如何竟有以处理政事为至乐，每天手批章折，动辄数千言，而毫不觉得厌倦的天子？ 
　　对于他来说，仅是每天看完奏折，便成苦刑，特别是那些军报。江南未平，山东又起，域内未弭，夷人又至。祖父以前，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父亲手里，也不过英夷为了鸦片逞凶，象这几年内忧外患，纷至迭起，不独东南半壁糜烂，甚至夷人内犯，进迫京师，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处境，他相信换了任何一位皇帝，都会象他一样，怕看那些奏报军情的章折。 
　　唯有这样自我譬解，他才能支持得下去，也唯有这样自己为自己找理由，他才能有寻一些乐趣的心情，领略到一些天子之贵！ 
　　喘息渐渐平定了，他慢慢抬起身子，早有准备的小太监，敏捷有序地上前伺候，首先是一块软白的热手巾递到他手里，然后进参汤和燕窝，最后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捧进一个朱漆嵌螺甸的大果盒，跪在御座旁边，盒盖揭开，里面是金丝枣、木樨藕、穰荔枝、杏波梨、香瓜，五样蜜饯水果。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放在嘴里，靠在御座上慢慢嚼着，觉得舒服得多了。 
　　“传懿贵妃来批本！” 
　　“嗻！”管宫内传宣的小太监金环跪一跪，领旨走了。 
　　“慢着！”等金环站定，皇帝又吩咐：“传丽妃，东暖阁伺候。” 
　　等金环传旨回到御书房，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接着懿贵妃到了御书房，一个人悄悄地为皇帝批答奏折。 
　　她不能坐御座，侧面有张专为她所设的小书桌。从御书案上将皇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先理一理。把那些“请圣安”的黄折子挑出来放在一边，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一共是三十二件，然后再清理一遍，把没有做下记号，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 
　　批十七件奏折，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什么事！ 
　　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皇帝批答本章，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语中挑一句，诸如“览”，“知道了”，“该部知道”，“该部议奏”，“依议”之类。而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皇帝也不必亲自动笔，只在奏折上做个记号就行了。 
　　记号用手指甲做。贡宣纸的白折子，质地松软，掐痕不但清晰，而且不易消灭，批本的人看掐痕的多寡、横直、长短，便知道皇帝的意思，用朱笔写出那个掐痕所代表的一句话，就算完成了批答。这在“敬事房”的太监，是无不可艺胜任的。 
　　喜欢揽权的懿贵妃，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把这个能够与闻机密的工作，拿到了手里。皇帝的亲信近臣，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的肃顺，因此一再秘密进言，说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政事，其实，她是在学习政事。对于大清的皇位，没有谁比她看得再清楚的，也许一年半载，至多不出三年，她的今年才六岁的儿子——皇长子，也就是皇帝眼前唯一的儿子载淳，将会继承大统。她必须帮助儿子治理“天下”。 
　　所以她不但依照掐痕，代为批答，更注意的是，皇帝看过，未作表示，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往往在那里面的陈述，才是正在发展中的军国重务，她想了解内外局势，熟悉朝章制度，默识大臣言行，研究驭下之道，懂得训谕款式，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 
　　有一道奏折，是恭亲王奕䜣所上，皇帝未作任何记号，而应该是有明确指示的，恭亲王“奏请赴行在，敬问起居”，哥哥有病，弟弟想来探望，手足之情，天经地义，何以不作批答呢？ 
　　稍作思量，懿贵妃就已看出，这道内容简单的奏折中，另有文章。恭亲王来问起居，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是要亲自来看一看皇帝的病势，好为他自己作一个准备。也许，恭亲王还会苦谏回銮，果真谏劝生效，回到北京，有那么多王公大臣，勋戚耆旧在，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制裁专擅跋扈的肃顺。 
　　想到这里，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以后的结果。肃顺虽不是军机大臣，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怡亲王载垣，肃顺的胞兄郑亲王端华，倚肃顺为灵魂。穆荫、匡源、杜翰都仰他的鼻息，资格最浅的“打帘子军机”焦祐瀛，由军机章京超擢为军机大臣，更是肃顺的提拔，这样，他们还不是都照肃顺的意思，驳了恭亲王的折子？ 
　　“哼！肃老六，你别得意！”懿贵妃这样轻轻地自语着，把恭亲王的奏折拿在手里去见皇帝。 
　　在东暖阁的丽妃，听得太监的奏报，特意避了开去。皇帝却依旧躺在炕床上，等懿贵妃跪安起来，随即问道：“你手里拿着谁的折子？” 
　　“六爷的。”宫内家人称呼，皇帝行四，恭亲王行六，所以妃嫔都称恭亲王为“六爷”。 
　　皇帝不作声，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但潮热未退，双颊依然是玫瑰般鲜艳的红色，相形之下，越显病态。 
　　这样阴沉的脸色，在此两三年中，懿贵妃看得太多了。起先是不安和不快，历久无事，不安的感觉消失了。而现在，甚至不快都已感觉不到，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不管他是如何的脸色！ 
　　“皇上！这一道折子，何必发下去呢？” 
　　皇帝开口了：“我有我的道理。”他本来想用峭冷的声音，表示给她一个钉子碰，但以中气不足，声音低微而软弱，反倒象是在求取谅解。 
　　于是懿贵妃越发咄咄逼人：“我知道皇上有道理。可是皇上有话，该亲笔朱批。皇上别忘了，六爷是皇上的同胞手足。而且……，”她略一沉吟，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他跟五爷、七爷他们，情分又不同。” 
　　皇帝有五个异母的弟弟，行五的奕淙，出嗣为他三叔的儿子，袭了惇亲王的爵，行七的醇郡王奕澴，与皇帝以兄弟而为联襟，他的福晋，就是懿贵妃的胞妹，行八的奕诒和行九的奕漁E，亦都是在皇帝手里才受封的钟郡王和孚郡王。唯有奕䜣的情形特殊，当皇帝继承大位的同时，他便由先帝朱笔亲封为恭亲王，而情分格外不同的是，皇帝十岁丧母，由恭亲王的生母抚育成人，所以六弟兄之中，只有他们俩如同一母所生。 
　　但是，因爱几乎成仇，也正为此。这是皇帝的心病，懿贵妃偏偏要来揭穿，话说得在理上，皇帝心内懊恼，却是无可奈何，只得退让一步：“那，你先搁着！” 
　　“是！”懿贵妃说，“这道折子我另外留下，等皇上亲笔来批。” 
　　“嗯。你跪安吧！” 
　　“跪安”是皇帝叫人退下的一种比较宛转的说法，然而真正的涵义，因人因地而异，召见臣工，用这样的说法是表示优遇，而在重帷便殿之中，如此吩咐妃嫔，那就多少意味着讨厌她在跟前，因此懿贵妃心里很不舒服。 
　　跪安是跪了，也正巧，跪下去就看见炕床下掉了一块粉红手绢在那里，顺手捡起来一抖，粉香扑鼻，上面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的花样。这一看，懿贵妃陡觉酸味直冲脑门，脸色就很难看了。 
　　忍了又忍，咽不下这口气，她站定了喊道：“如意！” 
　　这一喊惊动了皇帝，转脸看到她手里拿着块手绢，认得是丽妃的东西。怎么到了她手里？倒要看看她跟如意说些什么？ 
　　“传话给小安子，让他去问一问，皇后可是在歇午觉？如果醒了就奏报，说我要见皇后。” 
　　懿贵妃朗朗地嘱咐完了，扬着手绢儿，踩着“花盆底儿”，一摇三摆地离了东暖阁。 
　　皇帝非常生气，立刻回到书房，召见肃顺。 
　　原怀着一腔怒火，打算着把懿贵妃连降三级，去当她入宫时初封的“贵人”，但见了肃顺，皇帝却又改了主意。懿贵妃与肃顺是死对头，皇帝难胜烦剧，但求无事，不敢去惹是非。 
　　肃顺却已从小太监口中，得知端倪，此时见皇帝欲语不语，满面忧烦，便即趋至御座旁边，悄悄问道：“想来又是懿贵妃在皇上面前无礼？” 
　　皇帝叹口气，点点头。 
　　“那么，皇上是什么意思，吩咐下来，奴才好照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皇上万般无奈地说：“第一，她总算于宗社有功；第二，逃难到此，宫里若有什么举动，那些个‘都老爷’，可又抓住好题目了，左一个折子，右一个折子，烦死了！” 
　　所谓“于宗社有功”，当然是指后宫唯有懿贵妃诞育了皇子，肃顺心想，不提起来还罢了，提起来正好以此进言。 
　　于是，他先向外望了一下，看清了小太监都在远远的廊下，才趴在地下，免冠碰了个头，以极其虔诚忠爱的姿态说道：“奴才有句话，斗胆要启奏皇上。这句话出于奴才之口，只怕要有杀身之祸，求皇上天恩，与奴才作主。” 
　　肃顺是皇帝言听计从的亲昵近臣，早已脱略了君臣的礼节，这时看他如此诚惶诚恐，大为诧异，而且也稍有滑稽之感，便用惯常所用的排行称呼说道：“肃六！有话起来说。” 
　　肃顺倒真的是有些惶恐，叩头起来，额上竟已见汗，他也忘其所以地，就把御赐宝石顶的大帽子，往御案上一放，躬身凑过去与皇帝耳语。 
　　“懿贵妃恃子而骄，居心叵测，皇后忠厚，丽妃更不是她的对手。皇上要为皇后跟丽妃打算打算才好。” 
　　皇后为皇帝所敬，丽妃为皇帝所爱，提到这两个人，皇帝不能不关切，但是：“你说如何打算？而且有我在，她又敢如何？” 
　　“不是说眼前，是说皇上万年以后——这还早得很哪！不过，阿哥今年六岁还不要紧，等阿哥大了，懂事了，那时候皇上再想下个决断，可就不容易办到了！” 
　　他的话说得相当率直，皇帝也不免悚然惊心，对于自己的病，最清楚的还是莫过于自己，一旦倒了下来，母以子贵，那就尽是懿贵妃的天下了。吕氏明空，史迹昭然，大清宗社，不能平白送给叶赫那拉氏，若有那一天，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皇帝动心了！太阳穴上苍白的皮肤下，隐隐有青筋在跳动，双手紧握着御座的靠手，痛苦而又吃力地在考虑这个严重的后患。 
　　而他的衰弱的身体，无法肩负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想不多久，便觉得头昏胸痛，无法再细作盘算。这原非一时片刻所能决定的大事，暂且不想它吧！ 
　　“让我好好儿想一想。”皇帝又郑重告诫：“你可千万别露出一点儿什么来！” 
　　“奴才没有长两个脑袋，怎么敢？” 
　　到了晚上，皇帝觉得精神爽快了些，记起恭亲王那道折子，想好好作个批答。于是又到了书房，由丽妃在灯下伺候笔墨。 
　　把恭亲王的折子重新看了一遍，想起儿时光景，皇帝触动了手足之情。 
　　于是二十年来的往事，刹那间都奔赴心头，最难忘怀的是，每天四更时分，起身上学，奕䜣爱玩贪睡，保母一遍遍地唤不醒，只要说一句：“四阿哥可要走了！”立刻就会把双眼睁得好大，慌慌张排地喊着：“四哥等我！四哥等我！” 
　　于是纱灯数点，内监导引，由皇子所住的乾清宫东五所，入长康左门，穿越永巷，进日精门到乾清门东面的上书房。虽然各有授汉文的师傅，教满洲话的“谙达”，但只要一离了书案，两个人必定凑在一起，不管到那里都是形影不离的。 
　　皇帝记得自己十四岁那年，正式开始习骑射，就在东六宫西面的东一长街试马。十三岁的奕䜣，第一次被抱上鞍子，吓得大叫，可是没有几天工夫，就已控御自如，骑得比谁都好。从那时候起始，奕䜣才具展露，一步一步地赶上来了！ 
　　“唉！”皇帝轻喟着，浮起一种莫名的惆怅，喃喃念道：“青灯有味，儿时不再！”一面自语，一面取支玉管朱笔，信手乱涂着。 
　　丽妃从皇帝肩头望去，只见画的是两个人，一个持枪，一个用刀，正在厮杀，便即问道：“皇上画的是谁啊？” 
　　“一个是我，一个是老六。” 
　　丽妃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手脚都有些发冷，皇上与六爷兄弟不和，她是知道的，但何至于如仇人般刀枪相见，要拚个死活呢？ 
　　“这话有十四、五年了！”皇帝画着又说：“是老六玩儿出来的花样，让内务府给打了一把好刀，一支好枪，我跟他两个人琢磨出来好些个新招式。有一天让老爷子瞧见了，高兴得很，给刀枪都赐了名字，刀叫‘宝锷宣威’。” 
　　丽妃舒了口气，无端惊疑，自觉好笑，“枪呢？叫什么名字？”她又问。 
　　“枪叫‘棣华协力’。”皇帝转脸来问：“你可懂得这四个字？” 
　　丽妃娇媚地笑着，“我那儿懂呀？正等着皇上讲给我听呢！” 
　　“这就是说弟兄要同心协力，上阵打仗，才可保必胜。” 
　　“本来就应该这样儿嘛！” 
　　“连你都知道，”皇帝冷笑一声，“哼！老六偏偏就不知道！去年八月初，我叫他出面议和，无非担个名儿，好把局势缓一缓，腾出工夫来调兵遣将，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 
　　静静听着的丽妃，笑容渐敛，不敢赞一词。因为皇后一再告诫过她，皇帝说到什么有关系的话，只准听，不准说，更不可胡乱附和或者出什么主意，这是祖宗的家法。柔弱的丽妃，就是没有皇后的提示，她也是不敢违犯的。 
　　发了一顿牢骚的皇帝，心里觉得痛快了些，站起身来，踱了数步，重新回到御座，对着恭王的奏折，拈毫构思。 
　　他已打定了主意，决计不要恭亲王到行在来。但是，他不愿意批几个字就了事，心想着该好妹写一段冠冕堂皇，情文并胜的话，一则好堵住朝野悠悠之口，再则也让“老六”领略领略他的文采，他自知此刻能胜过他这个弟档的，怕就只有这一点了！ 
　　“这是刚沏的。”丽妃把用一只康熙五彩盖碗盛着的新茶，捧到御前，“昨儿个湖南进的君山茶。皇上尝尝！” 
　　“嗯。”皇帝自己用碗盖，慢慢把浮着的茶叶，滤到一边，望着淡档的茶氛出了一会神，忽然转脸喊了声：“莲莲！” 
　　“莲莲”是丽妃的小名。她刚走向门前，要传小太监去预备点心，听得皇帝呼唤，赶紧答应一声：“莲莲在！” 
　　“你说，”皇帝等她走到御书案前，指着奏折这样问她： 
　　“老六要到热河来看我的病，我应该怎么跟他说？”“这……，”丽妃陪笑道：“该皇上自己拿主意。我不敢说。” 
　　皇帝知道宫中曾经诫饬妃嫔，不得与闻政务，所以点点头说：“不要紧，是我问你的，你说好了。皇后知道了也不会责备你。” 
　　这一说，丽妃不能不遵旨。她想了一会答道：“皇上看待六爷，原跟亲兄弟一个样，只怕六爷来了，谈起从前，不免伤心，那就对圣体大不相宜了。如果六爷体谅皇上的心，还是在京城里好妹办事，替皇上分忧，不来的好。反正秋凉总得回銮，也不过一转眼的工夫！” 
　　一番婉转陈奏，赢得龙颜大悦，连轻击书案，学着三国戏中刘备的科白笑道；“嗯，嗯，正合孤意！” 
　　看见皇帝得意忘形的神情，丽妃抽出袖中那方五福捧寿花样的粉红色手绢，握在嘴上，轻声笑了。 
　　于是皇帝欣然抽毫，略一沉吟，用他那笔在《麻姑仙坛记》上下过功夫的颜字，在恭亲王的折子后面，振笔疾书：“朕与恭亲王自去秋别后，倏经半截有余，时思握手面谈，稍慰仅念。惟朕近日身体违和，咳嗽未止，红痰尚有时而见，总宜静摄，庶期火不上炎。朕与汝棣萼情联，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与病体未宜！况诸事妥协，尚无面谕之处，统俟今岁回銮后，再行详细面陈。着不必赴行在！” 
　　写到这里，加“特谕”二字，便成结束。忽然想起奏折内还有“夹片”，检起一看，果然。 
　　奏折内别叙一事，另纸书写，称为“夹片”。恭亲王折内，另附一片，是说留京办事的军机大臣文祥，亦奏谓赴行在面请圣安。此人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能文能武，有见识，有才干，留守在京，任劳任怨，极其得力，皇帝原想也慰勉他一番，但恨他是恭亲王一党，而且这半天也劳累了，懒得再费心思，所以草草又写一笔： 
　　“文祥亦不必前来。特谕！” 
　　写完重看一遍，自觉相当恳切，一时不能回銮的苦衷，应可邀得在京大小臣工的谅解。至于恭亲王心里作何想法？那就不去管他了！ 
　　这一夜，皇帝就由丽妃侍寝。如果在京城禁宫内，睡到寅卯之间，即须起身，传过早膳，到天亮辰时，召见军机，裁决庶政。政巡狩在外，办事程序，不妨变通。而且皇帝痼疾缠绵，必须当心保养，所以总要到天明以后，太监方敢“请驾”。 
　　从去年八月驾到热河避暑山庄以后，这种情形，由来已非一日，但懿贵妃对于皇帝这一天的起居，特别注意，实际上她无时不在侦伺皇帝的动静，这份差使，由她的太监安德海担任。 
　　这个被上上下下唤做“小安子”的安德海，是直隶南皮人，生成兔儿脸，水蛇腰，柔媚得象京城里应召侍坐的小旦，同时又生成一张善于学舌的鹦鹉嘴，一颗狡诈多疑的狐狸心，对于刺探他人的隐私，特具本领，因此深得懿贵妃的宠信。在禁城内，懿贵妃住“西六宫”的储多宫，照规矩有十四名太监执役，其中带头的两名“八品侍监”，名为“首领”，小安子以首领之一，独为懿贵妃的心腹。 
　　前一天晚上，小安子就把丽妃在御书房伺候笔墨的消息，在懿贵妃面前渲染了一番。但一到起更，宫门深锁，消息中断。已两年未承雨露的懿贵妃，看着丽妃的那方粉红手绢，妒恨交加，几乎一夜不能安枕。所以一早起身，等小安子来请安时，她第一句话就是：“去瞧瞧去！” 
　　到那里“去”？“瞧”什么？小安子自然知道。答应一声，匆匆而去。等打听回来，懿贵妃正进早膳，他帮着照料完了膳桌，悄悄靠后一站，什么话也不说，倒象是受了什么好大的委屈似地。 
　　“怎么啦？你！”懿贵妃微偏着脸问。 
　　“奴才在替主子生气。” 
　　“替我？”懿贵妃没有再说什么，只拿手里的金镶牙筷，指着膳食上的一碟包子说：“这个，你拿下去吃吧！” 
　　小安子跪下来谢了赏，双手捧着那碟包子，倒退数步，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懿贵妃慢慢用完早膳，喝了茶，照例要到廊上庭前去“绕弯儿”。一绕绕到后园，只见紫白丁香，烂漫可爱，桃花灼灼，灿若云霞，白石花坛上的几本名种牡丹，将到盛开，尤其娇艳。她深深惊异，三日未到，不想花事已如此热闹了。 
　　花儿热闹，人儿悄悄，满眼芳菲，陡然挑动了寂寞春心，二十七岁的懿贵妃，忽然想起两句不知何时记下，也不知何人所作的词，轻轻念道：“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念了一遍又一遍，叹口气懒懒地移动脚步，回身一瞥，恰好看见小安子在回廊上出现，知道他有话要说，便站住了等他。 
　　“奴才刚打前边来。皇上刚刚才传漱口水！”小安子躬身低声，秘密报告。 
　　“这么晚才起来吗？” 
　　“听‘坐更’的人告诉奴才，皇上到三更天才歇下。叽叽咕咕，絮絮叨叨，跟丽妃整聊了半夜。” 
　　“喔！”懿贵妃装得不在意地问，“那儿来这么多话聊呀？” 
　　“谁知道呢？据说，就听见丽妃小声儿的笑个没完！” 
　　懿贵妃脸上顿时变了颜色，但她不愿让小安子看到，微微冷笑一声，走得远远的，对花悄立，不言不语。 
　　“皇上也是！”小安子跟过来，在她身后以略带埋怨的语气说，“怎么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呢！” 
　　不错！懿贵妃在心里想，这是句很冠冕正大的话，到那里都能说的。于是，她从容地转过身来，一面走，一面问： 
　　“什么时候了？” 
　　跟在后面的小安子，赶紧从荷包里掏出一只打簧金表来，只见短针和长针，指在外国字的八和三上，便朗声答道：“辰正一刻。” 
　　“哎哟！可稍微晚了一点儿！” 
　　这是说到中宫问安的时刻晚了些。她昨天下午就要见皇后有所陈诉了，因为皇后午睡未醒，不便惊扰。这时决定乘问安的机会要狠狠告丽妃一状。所以特为把那方粉红手绢带着，好作为证据。就这时，又有个太监来密报，说皇帝起身不久，吐了两口血。这是常有的事，但恰好说与皇后。 
　　皇后比懿贵妃还小两岁，圆圆的脸，永远是一团喜气，秉性宽厚和平，颇得皇帝的敬重，更得妃嫔、太监和宫女的爱戴。因此，就是精明强干的懿贵妃也不得不忌惮她几分。但是比起丽妃、婉嫔、祺嫔、玫嫔、容贵人她们，懿贵妃已是非常骄恣的了。就象皇后每天梳洗，妃嫔都应该到中宫伺候，唯有懿贵妃不到。皇后也曲予优容，甚至当皇帝知悉其事，作不以为然的表示时，皇后还庇护着，说是懿贵妃要照看阿哥，所以免她循例伺候。 
　　也因为如此，懿贵妃在忌惮以外，还对皇后存着敬爱之意，同时她也深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要打击宫内何人，就必须利用皇后统摄六宫的权威。所以在敬爱以外，又还用了些笼络的权术。 
　　一到中宫，只见其他妃嫔，包括丽妃在内，都已先在。这时懿贵妃才发觉自己失策了，应该早些来，无论如何要在丽妃之前，这样，等丽妃迟到，立刻就可以借题发挥，甚至以次于皇后的贵妃地位，放下脸来申饬她几句。岂不可以好好出口恶气？ 
　　她心里这样想着，表面上声色不动，给皇后请了安，又跟所有的妃嫔见了礼。转过脸向坐在炕上的皇后悄悄说道： 
　　“我有样重要东西，要请皇后过目。” 
　　“喔，是什么？” 
　　懿贵妃故意毫无表情地呆了一会才说：“也不忙。等皇后什么时候闲着，我再跟皇后回话。” 
　　皇后极老实，但也极聪明，若是别人如此说法，她一定信以为真，暂且丢下不管，而懿贵妃就不同了，深知她沉着厉害，说话行事，常有深意，这时必有极要紧的话，只可私下密谈。 
　　因此，皇后慢慢抬眼，把丽妃以下的几个人，目视招呼遍了，才亲切地说：“你们都散了吧！” 
　　于是妃嫔们依序跪安，退出中宫，各有本人名下的太监、宫女们簇拥着离去。宫规整肃，顿时声息不闻，朝阳影里，只有廊上挂着的一笼画眉、一架鹦鹉，偶尔发出“扑扑”地搧翅膀的声音。 
　　懿贵妃有些踌躇，怕她所说的话，会让侍立在外面的太监听见，辗转传入丽妃耳中。因此顾盼之间，欲语还休。皇后猜出她的心意，便从炕上下地，说一声：“跟我来吧！” 
　　“是！”懿贵妃机警，随手拿起摆在炕几上的，皇后的镶着翡翠嘴子的湘妃竹烟袋——这样，皇后贴身的宫女便知道用不着随伺，望而却步了。 
　　进入寝宫，皇后盘腿坐在南炕上首，指着下首说道：“你也坐下吧！” 
　　懿贵妃请个安谢了恩，半侧着身子坐着，从袖子里掏出那方粉红手绢，放在炕几上。 
　　“谁的？”皇后拈起手绢一角，抖开来看了看上面的花样，“好眼熟啊！” 
　　“丽妃的。” 
　　“喔！”皇后笑一笑，把手绢撂回原处。 
　　这一笑，颇有些皮里阳秋的意味，懿贵妃暗生警惕，千万不能让皇后存下一个印象，以为是跟丽妃吃醋。她的思路极快，一转念之间，措词便大不相同了。 
　　“是我昨儿下午，在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捡的。这原算不了什么，不过，”懿贵妃皱一皱眉说，“为了皇上的病，外面的风言风语，已经够烦人的了，再要让他们瞧见这个，不知道又嚼什么舌头？” 
　　“是呀！皇上有时候在那儿‘叫起’，召见臣工的地方，丽妃怎么这么不检点呢！” 
　　“这也怨不得丽妃，她年轻不懂事，胆儿又小，脾气又好，皇上说什么，她还能不依吗？” 
　　皇后默然，慢慢地拿起烟袋，懿贵妃抢着替她装了一袋烟，又取根纸煤儿，就着蟹壳黄的宣德香炉中引火点了烟，静候皇后说话。 
　　皇后心地忠厚，抽着烟心里在想，谁说懿贵妃把丽妃视作眼中钉？看她此刻，竟是颇为回护丽妃。只是外面若有关于宫闱的风言风语，自己位居中宫，倒不能不打听打听。 
　　于是皇后问道：“外面有些什么风言风语啊？” 
　　“皇后还不知道吗？”懿贵妃故作惊讶地。 
　　“没有谁跟我说过。” 
　　“那必是他们怕皇后听了生气。” 
　　“那一朝、那一代没有风言风语？”皇后从容说道，“外面说得对，咱们要听他们的，说得不对，笑一笑不理他们，不就完了吗？” 
　　“皇后可真是好德量！叫我，听了就忍不住生气。” 
　　“倒是些什么话啊？” 
　　“话多着呢！”懿贵妃似有不知从何说起之苦，迟疑了半晌才笼统说了一句：“反正都说皇上不爱惜自己身子。” 
　　“噢！原来是这些个话？那也不是一天才有的。” 
　　看到皇后爽然若失，不以为意的神情，懿贵妃相当失望。看样子，是非说一两句有棱角的话，不能把她的气性挑起来。于是她故意装出想说不敢说的神气，要引逗皇后先来问她。 
　　皇后果然中计，看着她说：“你好象还有句话不肯说似地？” 
　　“我……，”懿贵妃低首敛眉，“有句话传给皇后听，怕皇后真的要生气。” 
　　“不要紧！你说好了。” 
　　“外面很有些人这么说，说皇后的脾气太好了，由着皇上的性儿，糟踏自己的身子。倘或象当年孝和太后那样，皇上的病，不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 
　　孝和太后是先帝宣宗的继母，秉性严毅，后妃畏惮，以她来相提作比，显然是说皇后统摄六宫，失于姑息，以致无形中纵容了皇帝，溺于声色，渐致沉疴。这分咎戾，如何担当得起？ 
　　皇后终于动容了！惊多于怒，而皆归于忧急不安，问计于懿贵妃说：“外面这些话，对我是稍微苛刻了一点儿，可也实在是好话，你看，该怎么办呢？” 
　　“自然是请皇后，多劝劝皇上。” 
　　“嗐！”皇后重重叹口气，“劝得还不够吗？你说你的，他当面敷衍，一转背全忘了。你说有什么办法？” 
　　“办法自然有。只怕皇后驭下宽厚，不肯那么做！” 
　　皇后复又沉默，她懂得她的话，但要她以中宫的权威，制抑妃嫔的承幸，照她的性格来说，也实在是件不容易办到的事。 
　　皇后心中的疑难，懿贵妃看得明明白白。任何事她一向是不发则已，一发就必须成功，费了半天的心机唇舌，眼看已经把皇后说服，不想又有动摇的模样。如果以一篑之亏，前功尽弃，越发不能叫人甘心。但这一篑之功，关系重大，必得好妹想几句话，一下子打入皇后心坎，立见颜色。稍一迟疑，皇后必朝宽处去想，那就风流云散，什么花样也没有了。 
　　这样转着念头，很快地想到了极厉害的一着，她刻意去回忆十几年前的往事，父亲死在安徽徽宁池广太道任上，官场势利，向来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既无亲友照应，又留下一大笔债，身为长女，好不容易抛头露面，说尽好话，才凑成一笔盘柩回京的川资。忘不了长江夜泊，寒潮呜咽，与弟妹睡在后舱，听母亲在中舱抚柩饮泣的声音，真个凄凉万状，想想倒不如推开船窗，纵身一跳……。 
　　只要一触及这些回忆，懿贵妃就忍不住红了眼圈，鼻子里息率息率作响。沉思中的皇后，闻声转脸，正看到她从衣袖中抽出手绢儿在悄悄的拭泪，不免吃惊。 
　　“怎么啦？你！” 
　　不问还好，一问，懿贵妃泪流满脸，一溜下地，跪在皇后炕前，哽咽着说：“皇上今儿又‘见红’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呢？” 
　　皇帝的“红痰不时而见”，咯血亦是常事，但让懿贵妃这样痛哭陈诉，似乎显得病势格外沉重了，皇后心慌意乱，只拍着她的肩，连声劝慰：“别哭！别哭！”但口头这样子劝别人，自己的眼圈却也红了。 
　　这时的懿贵妃，想起当年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夹道珠灯，玉辇清游，每每独承恩宠的快心日子，思量起皇帝温存体贴的许多好处，抚今追昔，先朝百余年苦心经营，千门万户，金碧楼台的御苑，竟已毁于劫火，而俊秀飘逸，文采风流的皇帝，于今亦只剩得一副支离的病骨，怎能不伤心欲绝？因此，她那一副原出自别肠的涕泪，确也流泻了伤时感逝的真情，越发感动了心肠最软的皇后。 
　　“皇后您想，”懿贵妃哭着又说，“万一皇上有个什么的，阿哥才六岁，大权又落在别人手里，还有咱们孤儿寡妇过的日子吗？” 
　　那哽咽凄厉的声音，完全控制了皇后的情绪，特别是最后的一句话，使得皇后震动了。她想起跟皇帝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地，从容坐谈，皇帝常拿“纲鉴”上的故事讲给她听，久而久之，历代兴亡得失，大致了然于胸，奸臣专权，欺侮孤儿寡妇，篡弑自代的往事，也略略知道几件。要说肃顺是奸臣，这话不免过分，但他的跋扈是人人共见的，眼前不过跟懿贵妃作对，在自己面前，还持着对皇后应尽的礼节，然而此又安知不是看皇帝的面子？这样想着，惊出一身冷汗，万料不到自己也会有一天，面临这“孤儿寡妇”受制于人的威胁！ 
　　于是，皇后顺手拿起丽妃的那一方手绢，拭一拭眼泪、擤一擤鼻子，沉声叫着懿贵妃的小名说：“兰儿！你快别哭！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说着，她从炕上下来，顺手扶起懿贵妃。 
　　懿贵妃还在抽噎着，但终于收拾涕泪，跟着皇后一起走入后房套间。那是整个寝宫中最隐秘的所在，原是皇后贴身心腹宫女双喜的住处，两人就并肩坐在双喜床上密谈。 
　　“你看皇帝的病，到底怎么样了呢？”皇后紧锁着眉问。懿贵妃想了想，以断然决然的语气答道：“非要回銮以后，才能大好！” 
　　“怎么呢？” 
　　“哼！”懿贵妃微微冷笑，“太医的脉案上，不是一再写着‘清心寡欲’？在这儿，有肃六他们三个，变着方儿给皇上找乐子，‘心’还‘清’得下来吗？听说，皇上还嫌丽妃太老实，他们还替皇上在外面找了个什么曹寡妇，但凡身子硬朗一点儿，就说要去行围打猎，我看哪，鹿啊、兔啊的没有打着，倒快叫狐狸精给迷住了！” 
　　对于懿贵妃以尖酸的口吻，尽情讽刺皇帝，皇后颇不以为然，但是，她说的话，却是深中皇帝的病根。载垣和端华，是两个毫无用处的人，唯一的本事，就是引导皇帝讲究声色，若有所谓曹寡妇，必是此两人玩出来的花样。 
　　因此，连忠厚的皇后，也忍不住切齿骂道：“载垣、端华这两个，真不是东西！” 
　　懿贵妃立刻接口：“没有肃六在背后出主意，他们也不敢这么大胆。” 
　　“唉！”皇后叹口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回銮的话，眼前提都甭提！” 
　　“那就只有想法子让皇上‘清心寡欲’吧！” 
　　“对了！只有这个办法。”皇后停了一下又说，“除了丽妃以外，我不知道这一晌常伺候皇上的，还有谁。” 
　　“这好办，叫拿敬事房的日记档来一查，就全都明白了！” 
　　“嗯！”皇后点点头，起身走了出去，到得窗前，喊一声： 
　　“来人！” 
　　宫女双喜，应声而至。皇后吩咐传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随带日记档呈阅。于是宫女传太监，太监传敬事房，约莫两刻钟的功夫，行宫中太监的头脑陈胜文，带着三大本从本年正月初一开始记载的日记档来见皇后。 
　　敬事房专司“遵奉上谕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那日记档就是皇帝退入后宫以后的起居注，寝兴饮食，记得一事不遗。皇后取档在手，从后翻起，前一页记的是昨天的一切，一日之间，丽妃就被召了两次，下午在东暖阁伺候，晚上在御书房伺候笔墨，然后记的是：“戌初二刻万岁爷回寝宫，丽妃随侍。”再往前看，触目皆是丽妃的名字，偶尔也有祺嫔、婉嫔等人被召幸的记载，但比起丽妃的雨露之恩来，那就微不足道了。 
　　皇后很沉着，看完了日记档，不提丽妃，只问陈胜文： 
　　“今日皇上怎么啦？要紧不要紧？” 
　　陈胜文知道问的是什么，跪在地下奏答：“今儿辰初一刻请驾，喝了鹿血，说是胸口不舒服，想吐，小太监金环伺候唾盂，皇上吐了两口血。要紧不要紧，奴才不敢说！” 
　　“那么，吐的到底是什么血呢？” 
　　“说不定是鹿血。” 
　　懿贵妃插进来追问：“到底是什么血？” 
　　她的声音极坚决，很清楚地表示了非问明白不可的意思。宫中太监都怕这位懿贵妃，陈胜文是太监头脑，碰的钉子最多，所以这时一听她的语气，心里发慌，结结巴巴地答道：“回懿贵妃的话，奴才实在不知道皇上吐的是皇上自己的血还是畜生的血？” 
　　话一出口，陈胜文才发觉自己语无伦次，怎么把“皇上的血”与“畜生的血”连在一起来说呢？懿贵妃只要挑一挑眼，虽不致脑袋搬家，一顿好打，充军到奉天是逃不了的。正自己吓自己，几乎发抖的当儿，幸好皇后把话岔了开去。 
　　皇后问的是，“可曾召太医？” 
　　陈胜文赶紧回奏：“这会儿太医正在东暖阁请脉。” 
　　“咱们看看去！”皇后向懿贵妃说。 
　　到了东暖阁，在重帷之后，悄悄窥看，只见皇帝躺在软靠椅上，正伸出一只手来，让跪着的太医诊脉。 
　　这人头戴暗蓝顶子，是恩赏四品京堂衔的太医院院使栾太。只看他直挺挺地跪在地上，眼观鼻、鼻观心，一脸的肃穆诚敬，但额上见汗，搭在皇帝手腕上的右手三指，亦在微微发抖。这使得皇后好生不安，如果不是脉象不妙，栾太不必如此惶恐。 
　　除了皇帝自己以外，侍立在旁的御前大臣，侍卫和太监们，差不多也都看到了栾太的神色，而且怀着与皇后同样的感觉。因此，殿中的空气显得异样，每一个人皆是连口大气都不敢喘，静得似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紧张的沉默终于打破了，栾太免冠碰了个响头：“皇上万安！” 
　　这四个字就如春风飘拂，可使冰河解冻，殿中微闻袍褂牵动的声响，首先是肃顺走了过来，望着栾太说道： 
　　“皇上今儿见红，到底是什么缘故？你要言不烦地，奏禀皇上，也好放心。” 
　　于是，栾太一板一眼地念道：“如今谷雨已过，立夏将到，地中阳升，则溢血。细诊圣脉，左右皆大，金匮云：‘男子脉大为劳’，烦劳伤气，皆因皇上朝乾夕惕，烦剧过甚之故。” 
　　“那么，该怎么治呢？” 
　　“自然是静养为先…　。” 
　　“静养，静养！”皇帝忽然发怒，“我看你就会说这两个字！” 
　　栾太不知说错了什么，吓得不敢开口，唯有伏身在地，不断碰头。 
　　天威不测，皇帝常发毫无来由的脾气，臣子也常受莫名其妙的申斥，在这时就必须有人来说句话，才不致造成僵局，所以肃顺喝道：“退下去吧！赶快拟方进呈。” 
　　有了这句话，栾太才有个下场，跪安退出，已是汗湿重衣。还得匆匆赶到内务府，略定一定神，提笔写了脉案，拟了药方，另有官员恭楷誊正，装入黄匣，随即送交内奏事处，径呈御前。 
　　就这时，军机处派人来请栾太，说有话要问。到了宫门口军机直庐，只见他属下的太医杨春和李德立，已先在等候。这两个人也是深知皇帝病情的，同时奉召，就可知道军机大臣要问些什么了！ 
　　于是栾太领头，上阶入厅，只见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坐在正中炕床上，其他四位军机大臣散坐两旁，依照他们的爵位官阶高下，栾太带着他的属下，一一叩头请了安，然后在下方垂手肃立，目注领班军机大臣怡亲王载垣，静候问话。 
　　载垣慢条斯理地从荷包里取出一个翡翠的鼻烟壶，用小象牙匙舀了两匙放在手背上，然后用手指沾着送到鼻孔上，使劲地吸了两吸，才看着他身旁的杜翰说道：“继园，你问他吧！” 
　　杜翰点点头，转脸对栾太用京官以上呼下的通称说：“栾老爷！王爷有句话要问你，你要老实说，不必忌讳！” 
　　“是！”栾太口里答应着，心里在嘀咕，只怕今天要出纰漏！ 
　　要问的话，只有一句：“皇帝的病，到底能好不能好？倘不能好，则在世的日子还有几何？”然而就是民间小户的当家人得了重病，也不能如此率直发问，何况是万乘天子？只是措词过于隐晦含蓄，又怕搔不到痒处，问不出究竟。因此，这位翊戴辅佐有功，被諡为“文正”的杜受田的令子杜翰，此刻颇费沉吟。 
　　考虑再三，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婉转堂皇，不致以辞害义的好说法，只得一面想，一面缓缓地说：“圣躬违和已久，医药调养，都是你一手主持料理。入春以来，京城里谣诼纷传，私底下在揣测皇上的病势如何如何！那么…　照你看，到底如何了呢？” 
　　栾太原已料到有此一问，但没有想到有“医药调养，都是你一手主持料理”这句话！听口气“大事”未出，责任已定，不免反感。心里在想，太医本来最难做，祸福全靠运气，皇帝偏偏生的是缠绵难治的痨病，叫自己遇上了，就是运气太坏，再加上怡亲王和郑亲王专门逢迎皇上，娱情声色，自己的运气更是坏上加坏。这都还罢了，但皇上不听医谏，纵欲自戕，怡、郑两王不反躬自省，倒要把调养失宜的责任，转嫁到别人头上，实在于心不甘。 
　　栾太自己忖量了一下，反正将来“摘顶戴”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万一还要往深里追究责任，须先站稳脚步，方可保住脑袋！这样想着，不自觉地把腰挺起来了。 
　　“回杜大人的话，皇上的病，由来已非一日，本源已亏，全靠珍摄。今儿个请脉，真阴枯槁，阳气独升，大是险象…　。” 
　　“慢着！”一声洪亮的天津口音，喝住了他，是被人背后称作“焦大麻子”的焦祐瀛——勇于任事的军机新进，他自觉抓住了栾太的把柄，“既如此，你今儿请脉，何以面奏： 
　　‘皇上万安’？” 
　　栾太看他那剑拔弩张的神气，不免好笑，从容答道：“为宽圣虑，自然要这样子说。从古以来，为医者都是如此！” 
　　焦祐瀛碰了个软钉子，有些下不得台，面皮紫胀，大麻子粒粒发光，气鼓鼓地又说：“栾老爷，你可不要人前一套话，人背后又是一套话！” 
　　“请焦大人明示，栾太在人背后说了些什么话？” 
　　眼看要起冲突，无论谁是谁非，一个四品官儿顶撞军机大臣，传出去都是失体统的笑话，因此，杜翰抢着在前面：“这些闲白，不必去说。栾老爷，你看皇上的病，该如何调理？” 
　　“养正则邪自除。屏绝忧烦，补阴和阳，百日以后，可以大见其功。” 
　　栾太的话，已有保留，但“养正则邪自除”这句话太刺耳，两位王爷的脸色便有些不好看了。 
　　这时焦祐瀛又开了口：“皇上亲裁庶政，日理万机，而且外患未平，内忧未除，要请皇上‘屏绝忧烦’，这话不是白说吗？” 
　　栾太被问住了，僵在那里，很不得劲。于是六品御医李德立，为了解他的围，向偏站了一步，越次陈述。 
　　“焦大人见得极明。”他说：“圣恙之难着手，正就是这些地方。” 
　　这一说，坐着的人都觉得满意，因为他启示了一个很好的说法，也留下了一方什么人都可以脱卸责任的余地，皇上的病必须静摄，而宵旰勤劳，国事忧心，以致药石无灵，实非人力所能挽回。倘或真个“不行”，则死于积劳，应为天下后世臣民所感念。推衍焦祐瀛和李德立的话，连皇帝自己都可以瞑目无愧了。 
　　这李德立字卓轩，医道平平，但言语玲珑得体，善于揣摩贵人心理，开方子爱用人参、肉桂、鹿茸这些贵重药，来投贵人的所好。而且毫无太医架子，奔走权贵豪门，遇人总是以笑脸相迎，所以人缘极好，熟识的王公大臣都拿他当个门下清客看待，不称官名，只叫“卓轩”。 
　　“卓轩，”怡亲王说：“听听你的！” 
　　“院使的脉案极精。”李德立先照应了他的“堂官”，然后说他自己的心得：“幸喜皇上颇能纳食，‘药补不如食补’，虽是人人皆知的常谈，实有至理。如今时序入夏，阳气上升，于圣体略有妨碍，只要忧烦不增、胃口不倒，平平安安度过盛夏，一到秋凉，定有大大的起色。” 
　　这番话平实易解，不比栾太口头的陈诉，亦象是在写脉案，尽弄些医书上的文字，叫人听了似懂非懂，觉得吃力。所以相视目语，一致表示嘉许！ 
　　“好！”怡亲王用他那个黑黑的、抹鼻烟的手指指着他们三个人说：“你们好好尽心吧！等秋凉回銮，我保你们换顶戴！” 
　　“谢王爷的栽培。”栾太就手请了个安。 
　　“王爷可还有别的话吩咐？”杜翰问道，“没有别的话，就让他们歇着去吧！” 
　　“我没有话了。看看别的，有那位大人有话要问。”怡亲王环视一周，最后把目光落到郑亲王端华身上，一扬脸说： 
　　“老郑！” 
　　郑亲王端着水烟袋，尽自把根纸煤儿搓来搓去，搓了半天，拿纸煤儿点点栾太说：“我劝你一句话：勤当差，少开口！” 
　　“对了！”焦祐瀛马上接着说：“栾老爷，你可记住了，在这儿说的话，片言只字，都有干系，一句也不能泄漏出去。” 
　　“是！”栾太很沉着地答应一声，领着他的属下退了下去。 
　　这三个人倒是谨守告诫，出了军机直庐，什么话也不敢说。但是消息还是泄漏了。有小安子布置着的耳目，很快地把栾太和李德立在军机大臣面前所说的话，传到内宫，辗转入于懿贵妃耳中。 
　　入耳自然惊心！懿贵妃特别重视李德立的那句话：“平平安安度过盛夏，一到秋凉，定有大大的起色，”这不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怕度不过吗？果然如此，可有些叫人措手不及了！ 
　　她咬着嘴唇沉吟着，一时倒失去了主意，不知道这话应该不应该告诉皇后？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终于决定，暂且不说，于己有利。因为，这可能是个“独得之秘”。 
　　但除此以外，其余的话却都不妨告诉皇后，而且也正好亲自去看一看动静，所以随即传话，要进遏中宫。 
　　听了懿贵妃的略带渲染的报告，皇后深为骇异。太医的面奏和对军机大臣的陈述，内容出入甚大。当然，“为宽圣虑”，在皇帝面前要隐瞒病情，这个理由，一点就明，因此皇后对懿贵妃的话，自是深信不疑的。 
　　慢慢抽完了一袋烟，皇后终于下了决心，“你先回去吧！” 
　　她对懿贵妃说，“我来办！” 
　　懿贵妃不便也不宜多问，应声“是”，退了出来。未出殿门，就知道了皇后的办法。 
　　“传懿旨，”是双喜传话给太监的声音：“看丽妃在那儿？ 
　　快找了来！” 
　　懿贵妃暗暗得意，忙了一上午，到底把自己的目的达成了。可也不无希望，最好能亲自在场，看着皇后如何申斥丽妃，那才真的叫痛快！ 
　　然而她如果真的在场，却也未见得会痛快。皇后天生宽厚和平的性情，从无疾言厉色，所以把丽妃召来，也只是规劝一番而已，倘或期待着她会对丽妃放下脸来申斥，那就一定要失望了。 
　　“你知道我找你来的意思吗？”皇后向跪着的丽妃问。 
　　“请皇后开导。” 
　　“你起来！我有好些个话要问你。” 
　　等丽妃站起，皇后就象早晨对懿贵妃那样，屏绝宫女，把她带入寝宫，只是未上炕去坐——坐在梳妆台边，让丽妃站着回话。 
　　“昨儿个你伺候了皇上一天？” 
　　“是。”丽妃答道：“昨儿晚上，皇上批六爷的折子，是我伺候笔墨。” 
　　“说皇上跟你整聊了半夜，倒是说些什么呀？” 
　　“皇上给我讲当年跟六爷一块儿上书房的事儿。” 
　　“噢！”皇后停了一下，又问：“这一阵子，皇上还在吃那个‘药’吗？” 
　　丽妃知道指的是什么药，脸一红，勉强陪着笑说：“我那儿知道啊？” 
　　皇后心想：你决无不知道之理！不过彼此都还年轻，无法老着脸谈房帏中事，只好这样问：“你可知道今天太医说的什么？” 
　　这一问，丽妃的眼圈就红了！咬着嘴唇摇摇头，然后答了句：“不说也知道！” 
　　“喂？”她的答语，引起了皇后深切的注意，略想一想，点一点头说：“你常在皇上跟前，皇上的病，应该是你知道得最真，你老实告诉我！” 
　　“皇上，”丽妃显得很为难，仿佛有无从说起之苦，好半晌才迸出一句，“皇上瘦得成了一把骨头！” 
　　皇后的心往下一沉，怔怔地望着丽妃，不知道说什么好。皇帝脸上的清瘦，是人人都看见了的，又何用丽妃来说？于此可知，她的这句话意在言外，指的是皇帝的病根太深了！ 
　　皇后黯然垂首，脸望着地下说：“你也该懂点事！常劝劝皇上，爱惜身子，别由着他的性儿闹！” 
　　话中大有责备之意，丽妃既惶恐，又委屈，“皇后圣明！”她双膝一跪，“我岂不知皇上身子要紧？也不知劝过多少回，请皇上保重。可也得皇上听劝才行。话说得重一点儿，皇上就急了，脸红脖子粗地骂我，‘简直是麻木不仁！不知道我心里多烦，不想办法替我解闷，絮絮叨叨，尽说些废话！’皇后你想，我敢惹皇上生气吗？”说着，从袖子里抽出手绢，捂在息率息率作响的鼻子上。 
　　从她那方手绢上，触发了皇后的记忆，顺便告诫她说：“你自己也该检点检点，随身用的东西，别到处乱扔，叫外边看见了，不成体统。”说着，开了梳妆台抽斗，把她失落在东暖阁的那方手绢还了她。 
　　丽妃这下完全明白了，此刻听皇后的这场训，完全是懿贵妃捣出来的鬼。眼前有皇帝在，到底是个靠山，还不致吃她的大亏，倘或靠山一倒，母以子贵，她即刻便是太后的身分，那时作威作福，尽找麻烦，只怕有生之年，无非以泪洗面的日子！这样一想，忧急无计，一伏身扑向皇后膝上，抽抽噎噎，哭得好不伤心。 
　　上午是懿贵妃如此，下午丽妃又如此！皇后心里明白，是同样的一副眼泪，看着似为皇上的病势忧伤，其实哭的是自己的将来。怎么办呢？皇后除了陪着掉眼泪以外，别无可以安慰她的话。 
　　丽妃一面哭，一面想，光是哭出几碗眼泪，无济于事，皇后忠厚，该趁早有所表示，于是，哽咽着说：“万一皇上有个什么，我只好跟了皇上去！那时求皇后替我作主。” 
　　皇后再老实，也不致于相信丽妃将来会殉节，她那最后一句话，自然是暗指着懿贵妃而发的。倘或有那不幸的一天，两宫同尊，不全由自己发号施令，对丽妃怕也只能回护得一分是一分。因此，自觉心余力绌的皇后，忍不住叹口气：“唉！ 
　　只怪你自己肚子不争气！” 
　　这一说，正碰着丽妃最伤心的地方，越发哭得厉害。她的怀孕，犹在懿贵妃之先，但咸丰五年生的是个女儿，如果生男便是大阿哥，眼前及将来的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皇后甚为失悔，不该触及她的隐痛。眼看丽妃涕泗滂沱，却是怎么样也劝她不住，心里不免着急，而且有些懊恼。就这时，宫女双喜匆匆进来奏报：“万岁爷驾到！” 
　　这一下，立刻把丽妃的眼泪挡了回去。皇后也站了起来，看着她红肿的双眼，认为她不宜见驾，说一声：“你快回避吧！” 
　　随即出了寝宫，去迎接皇帝。 
　　四名小太监抬着明黄软轿，已到殿前，皇后迎了进来，见过了礼，皇帝起身说道：“到你那间小书房坐吧！那儿静些。” 
　　皇后的小书房也是个套间，窗明几净，十分素雅。皇帝摘下冬帽，往软椅上颓然一靠，皇后赶紧取了个锦枕垫在他脑后。 
　　“嗳，好累！” 
　　“那能不累啊？”皇后接口说道，“白天晚上都忙。” 
　　话中原是意存讽劝，但出于皇后之口，无论语气、声调，都摸不出一点点棱角，所以效果正好相反，听来竟是句极体贴的话。皇帝露出森森白牙，十分欣慰地笑了，同时伸出一只瘦得成了皮包骨的手，亲热地向皇后的手一握。 
　　于是双喜使个眼色，几名宫女悄悄地退了出去，只远远的在廊下伺候。 
　　“你也坐嘛！” 
　　“嗯。”皇后挣脱了手，拉过一个锦墩来，坐在皇帝身旁，从茶几上的大冰盘里取了个苹果，用一把牙柄的小洋刀，聚精会神地削着皮。 
　　看着她那低垂的杏儿眼和葱管儿似的纤纤十指，皇帝忽有感触，微喟着念道：“唉，不幸生在帝王家。” 
　　皇后抬头看着他，不敢流露眼中的忧郁，笑着问道，“那儿来的这么句牢骚？” 
　　“牢骚？我的牢骚可多着哪！不提也罢。” 
　　口中不提，心里却忍不住向往那种贵介公子的境界。皇帝最羡慕的是门第清华的红翰林，文采风流，名动公卿，家资也不必如何豪富，只要日子过得宽裕，在倦于携酒看花，选色征歌时，关起门来，百事不管，伴着皇后这样温柔敦厚的娇妻，丽妃那样善解人意的美妾，这才是人生在世无上的际遇。 
　　这样想着，口中问道：“你可知道我最羡慕的是谁？” 
　　皇后微感诧异，一面把削好的一个苹果递给皇帝，一面调侃地说：“俗语说得好，‘做了皇帝想做神仙’，只怕就是皇上了。”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做神仙有什么味道？” 
　　“那么，皇上想做什么呢？” 
　　皇帝安闲地咬了口苹果，徐徐说道：“前明的正德，自己封自己做‘总兵’，以前我觉得他是异想天开，这两年我算是摸着他的心境了！如果说京内外大小衙门，能让我挑一个，我一定挑翰林院或是詹事府。” 
　　“亏皇上怎么想来的？”皇后笑道，“翰林，倒是又清闲，又贵重，可就是‘大考’的滋味不好受！” 
　　“‘大考’才三年一次…　。” 
　　正说到这里，双喜在门外拉开一条极清脆的嗓子奏报： 
　　“启奏万岁爷，内奏事处进黄匣子。” 
　　“当”一声，皇帝把才咬了两口的苹果，扔向银痰盂里，“你看，”他向皇后说，“连个水果都不让好生吃！”说着，吃力地站了起来，步出皇后的小书房。 
　　内奏事处此时进黄匣子，必是专差飞递的军报。一看果然，是两江总督曾国藩从祁门大营上奏，说曾国荃攻安庆的大军，反被包围，而各路清军，皆受牵制，无法抽调赴援，曾国藩决定从祁门大营移驻安徽北岸的东流，亲自督师，挽救危局。这是军事上的一番大更张，皇帝背着手在走廊上沉思，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敢高声说话，唯一的例外是六岁的皇子。 
　　跑着、跳着、叫着的大阿哥，一见皇帝，立刻变了个样子，收起嬉笑，跪下请安，用满洲话叫声父亲：“阿玛！” 
　　“嗯，乖！好好玩儿去吧。别摔着！” 
　　大阿哥站起来，先退后两步，才悄悄溜走，这都是“谙达”调教好了的。但“谙达”究竟不能算做传道解惑的“师傅”，皇帝此刻看见大阿哥，想起一件存在心中已久，早要跟皇后商议的大事。于是，把曾国藩的奏折发交军机处，等明天早晨再作商量，自己重又回到了皇后的小书房。 
　　他要跟皇后商量的是，大阿哥该上书房了。历来的规矩，皇子六岁入学，早在去年，皇帝就已降旨，命“大臣择保儒臣堪膺授读之任者”，其中大学士彭蕴章所荐的一个李鸿藻，简在帝心，这时不妨问问皇后的意思。 
　　皇后也知道李鸿藻其人。他原是“上书房”的老人，醇王、钟王、孚王都跟他读过书，谈起来都称赞“李师傅讲书透彻”。又曾私下告诉皇后，说“李师傅长得象皇上”，因此皇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于皇帝的征询，内心是赞成的。 
　　但皇后素性谨慎，对于此等大事，向来不愿作过分肯定的表示，所以这样答道：“光是口才好也不行，不知道可有真才实学？人品怎么样？” 
　　“翰林的底子，学问差不到那儿去。至于人品，他这三年在河南‘学政’任上，名声挺不错，那也就可想而知。” 
　　“这一说，再好不过了。”皇后欣然答说。 
　　“我想就是他吧！”皇帝略带感慨地说，“大阿哥典学，原该隆重些，我本来想回了京再办，现在不能再耽误了！” 
　　“那就让钦天监挑日子开书房吧。” 
　　“不用，我自己来挑。” 
　　皇帝平时读书，涉猎甚广，纤纬星命之学，亦颇有所知。当时从双喜手里接过时宪书，选中四月初七入学。日子挑好了又商量派人照料书房，这个差使落到御前大臣景寿身上。景寿尚宣宗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是皇帝的姐夫，宫中都称他“六额驸”，秉性沉默寡言，不喜是非，由他以懿亲之尊，坐镇书房，既不会无端干预师傅的职权，又可叫大阿哥心生忌惮，不敢淘气，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于是第二天早晨，皇帝驾到御书房，先写好一张朱谕放着，然后召见军机。 
　　军机大臣由怡亲王载垣为首，手捧黄匣，焦祐瀛打帘子，依次进殿行礼，未等他们有所陈奏，皇帝先把一道朱谕交了给侍立在旁的肃顺。 
　　这道朱谕，连肃顺事先都不知道，接在手里，先略略看了一遍，随即往御书案旁一站，双手捧起，等军机大臣都跪好了，才高声宣旨： 
　　“大阿哥于四月初七日入学读书。 
　　着李鸿藻充大阿哥师傅。钦此！” 
　　念完了把朱谕放入黄匣，捧交怡亲王，好由军机处转移内阁，“明发上谕”。 
　　于是怡亲王便有一番照例颂赞圣明的话，他不甚善于词令，这临成现抓的几句话，期期艾艾，颂扬得并不得体。好在皇帝是优容他们惯了的，看到他说不下去时，反提件别的事，为他打个岔，解消了他的窘态。 
　　皇帝提到的是曾国藩的奏折，问他们拟议的办法如何？“臣等已经会议。让杜翰给皇上细细奏闻。”怡亲王说着，微偏一偏身子，好叫杜翰面对皇帝。 
　　皇帝点点头，许可了怡亲王的请求。 
　　“启奏皇上，”杜翰首先称贺：“托皇上的洪福，皖南之围已解，曾国藩在祁门原有‘去此一步，即无死所’的话，现在自请移驻东流，可见得皖南的局面，曾国藩已有把握。” 
　　“嗯，嗯！”皇帝觉得他这几句话的分析，扼要而深入，深深点头，表示同意。 
　　看见皇帝如此，杜翰越发精神抖擞了，“至于安庆方面，眼前虽不免稍见艰难，亦正见发匪的困兽之斗。曾国藩亲自移节督师，足可鼓舞士气。加以湖北有胡林翼坐镇，粮饷两项，苦心筹划，洞中机宜，必能全力支助曾国藩、曾国荃。今后安庆军事，定可改观。安庆一下，洪匪不足平矣！此皆皇上英明睿智，任使指授，万里如见之功。所以曾国藩请移驻东流督师一节，拟准如所请。”说完，趴在地下叩了一个头。 
　　“好，好！”皇帝大为嘉许，“写旨来看！” 
　　欣悦的不仅是皇帝，还有站在御座后面的肃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得能大用，肃顺在其间确实尽了斡旋回护的力量，因此，杜翰称颂皇帝善于用人，间接就是表扬肃顺的功劳。“不愧杜受田之子，十分识窍！”肃顺在心里想，“有机会还要好好提拔他一下。” 
　　在热河的军机六大臣，都以肃顺的意旨为转移，特别是焦祐瀛，只要见了肃顺，一定注意他脸上的气色，这时看到杜翰的陈奏，不但深惬圣心，而且大为肃顺欣赏，心里不免又羡又妒，因此，回到军机处，对于写旨就打不起兴致来亲自动笔了。 
　　军机大臣面领皇帝的裁决，称为“承旨”，既承以后，用皇帝的语气，写成上谕，称为“述旨”，或称“写旨”，在雍正朝创立军机处之始到乾隆初年，都由军机大臣“写旨”，以后慢慢地转为交付军机章京执笔。但重要而机密的指示，有时亦仍旧由军机大臣亲自动手。焦祐瀛由军机章京领班，超擢为军机大臣，为了力图报答，象这些指授军略的旨稿，往往自告奋勇，但这一天却故意保持沉默。 
　　杜翰心里有数，不便说破，只向怡亲王建议：“曾国藩的折子，交给曹琢如办吧！” 
　　军机章京定例满汉各为八人，分作两班，每一班有个领班，满洲话叫做“达拉密”，这天的“达拉密”是曹毓瑛，字琢如，论资格在焦祐瀛之上，那个位居军机大臣班次之末的“打帘子军机”，原来应该是属于他的。 
　　事实上当初所保的亦正是曹毓瑛。那是去年十月间的事。皇帝“巡幸”到热河，一时不能回京，把“行在”当做了正式的朝廷，许多照例的政务，也移到了热河来办，觉得有添一个军机大臣的必要，并指示在军机章京领班中，选择资深绩优的超擢。于是肃顺与怡、郑两王及其他军机大臣商议，决定按规矩奏保曹毓瑛充任。这是一步登天的际遇，那知曹毓瑛竟极力自陈，说是才具浅薄，难当重任，坚决辞谢，这样才成全了焦祐瀛。 
　　曹毓瑛的力辞军机大臣的任命，可以说是件令人惊诧的异事。因而有许多揣测之辞，有人说他不识抬举，有人说他耻于为肃顺所荐，这都是隔靴搔痒的话，只有真正了解朝局的人才知道原因：曹毓瑛是恭亲王所赏识的人，他决不能受肃顺的提拔而成为“肃党”。 
　　因此，怡亲王听杜翰一提到曹毓瑛，心里先有种没来由的反感，便皱着眉问道：“桂樵呢？还是让桂樵来写吧！”桂樵是焦祐瀛的别号。 
　　军机大臣都在一屋中起坐，怡亲王的话，焦祐瀛自然也听到了，他可不会象曹毓瑛那样不识抬举，不等杜翰开口，赶紧先站起来一陪笑道：“我今儿原有些头痛，想躲个懒。既然王爷吩咐，我马上就写。” 
　　杜翰心里冷笑，表面不露，反而欣然说道：“得桂樵的大笔，太好了！而且我也省了事，不必再多说一遍。” 
　　里面的一番对答，外面值班的军机章京，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肚里也都明白，焦祐瀛与杜翰在暗中较劲。可是谁也不发一言，每个人都是振笔疾书，军机章京要有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语气轻重，丝丝入扣的本事，才够资格“述旨”。否则只有干些收发抄录的琐碎杂务，在军机大臣眼中，就是个可有可无的“黑章京”了。 
　　不过片刻工夫，谕旨草稿，陆续送到领班那里，曹毓瑛以一目数行的速度，加以审核，若有错字或措词稍有不妥之处，随手改正，立即转送军机大臣再看一遍，用黄匣进呈。皇帝随看随发，仍旧由军机章京誊正校对，有些交内阁抄发，称为“明发上谕”，有些直接寄交各省督抚或统兵大臣，称为“廷寄”，盖用军机处银印，批明每日行走途程：是“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还是“六百里加紧”，交兵部捷报处发递。军机处每日的公务到此算是告一段落。归档封柜之后，除了值日章京以外，其他的都可以下班了。 
　　这些扈从在外的官员，都无法携带家眷，当地也没有什么可以游览消遣的地方，所以下了班不是打牌，就是饮酒，如果两样都不爱，便只有彼此互访清谈了。军机章京消息灵通，所以访客最多，有些是有目的地来打听消息，有些只是闲得无聊，想来听些内幕秘闻。特别是在曹毓瑛那里，除了行在的一切以外，还有京城里的消息，所以每日里高朋满座，晚饭起码要开三桌，才能应付得下。 
　　但这天却与往日不同，往日下车进门，总可听得熟客在厅上谈笑，这天却是静悄悄地，几乎声息不闻。曹毓瑛不免奇怪，站定了脚问号房：“可有客来？” 
　　“礼部张大人、翰林院胡老爷、沈老爷都来过。胡老爷坐了会，说要给李大人去道喜，刚走不久。” 
　　“哦，哦！”客稀之故，曹毓瑛明白了。 
　　“厅里还有位京里来的张老爷，”号房又说，“从未见过。告诉他老爷不在家，有事请他留下话。张老爷非要坐等不可，说是老爷的小同乡。” 
　　“看样子是来告帮的。”听差曹升在旁小声添了一句。 
　　果然是个特为从京城里来告贷的小同乡。曹毓瑛送了十两银子把他打发走了，随即叫曹升传话给号房，凡有客来，一律挡驾，难得有此清闲的一日，他要静下心来，好好盘算一番。 
　　换了便服，洗了脸，喝着茶，一个人在书房里展玩两部新买的碑帖，正欣稍得出神之际，听得帘钩叮冬，抬眼看时，曹升正打起门帘，迎着他的视线说了声：“许老爷！” 
　　是军机章京许庚身，同官至好，熟不拘礼，所以不在号房挡驾之列。他也穿的是便服，安闲地踏进书房，轻松地笑道：“清兴不浅！” 
　　“‘偷得浮生半日闲’，全是拜受李兰荪之赐。”曹毓瑛也笑着回答。 
　　“我刚从他那里来，贺客盈门，热闹极了。” 
　　“对了！”曹毓瑛踌躇着说，“似乎我也该去道个喜！” 
　　“不必，我已经替你说到了。反正明儿一大早，他要来递谢恩折子，总见得着面的。” 
　　“多谢关顾！”曹毓瑛拱拱手说：“省得我再换衣服出门了。” 
　　“他们的消息也真快！据说上谕未到内阁，外头就已纷纷传言，‘大阿哥的师傅，朱笔派了李鸿藻。’不知道是谁泄漏出去的？” 
　　“反正不是你我。”曹毓瑛冷笑一声：“哼！咱们这一班里头，听说有人不大安分，迟早要出了事才知道利害。” 
　　许庚身想一想问道：“莫非‘伯克’？” 
　　“伯克”是隐语，用的《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的典故，暗指曹毓瑛那一班中的军机章京郑锡瀛。 
　　曹毓瑛不愿多谈，摇摇手叫着许庚身的别号说：“星叔！ 
　　牌兴如何？” 
　　“找谁？” 
　　“找……？”曹毓瑛沉吟了一下说，“还是自己人吧！” 
　　于是写了两封小简，叫进曹升来吩咐：“请王老爷、蒋老爷来打牌。” 
　　彼此都住得近，一招即至。军机章京王拯、蒋继洙、许庚身，陪着他们的“达拉密”，坐上了牌桌。各人所带的听差，站在后面替主人装烟。 
　　八圈打完歇手，曹毓瑛一家大输。 
　　结完帐开饭，宾主四人，各据一方，除了主位以外，王拯年辈俱尊，自然首座，蒋继洙年纪虽轻，科名却早于许庚身，坐了第二位。主人以漕运粮船上带来的绍兴花雕和千里远来，在上方玉食中都还算是珍品的黄花鱼款客。 
　　座无外客，快饮清谈，不须顾忌，话题很自然地落到当权的几个大臣身上。提名道姓，有他们习用的一套隐语，怡亲王的“怡”字，拆开来称为“心台”，“郑亲王”唤作“耳君”，是在“郑”字的偏旁上着眼。杜翰的代名最多，一称“北韦”，取义于“韦杜”并称，而唐朝长安城南的“韦曲”在北，“杜曲”在南，又称“通典”，由于通典是杜佑所作，或者径用对杜甫的通称为“老杜”。对唯一留在京里的军机大臣文祥，称为“湖州”或者“兴可”，因为宋朝善画竹的文同，湖州人，字与可。 
　　这些在局外人听来，稍作猜详，都还可解，再有些却真是匪夷所思了！肃顺的外号叫“宫灯”，说是“肃”字的象形，匡源被叫作“加官”，以戏中“跳加官”例用小锣，其声“匡、匡”。 
　　至于焦祐瀛，原是同僚，私底下他们一直叫他“麻老”或者“麻翁”，至今未改，“麻老真何苦？”王拯感叹着说，“通典跟‘上头’等于师兄弟，连宫灯对他，都得另眼相看，麻老要去跟他较劲，岂非自不量力？” 
　　“唉！”曹毓瑛叹口气，“通典可惜！他不比加官、麻老，全靠宫灯提拔，何必甘心受人利用？我看……，将来他要倒霉！” 
　　做客人的都不响，心里却都在体味曹毓瑛的最后那句话，“将来”如何呢？宫灯要垮吗？如果宫灯不垮，杜翰又如何会“倒霉”？ 
　　“请教琢翁，”蒋继洙忍不住要问：“你看，恭王看了上头亲笔批回的折子，可还会有什么举动？” 
　　“你看呢？”曹毓瑛反问一句：“应该有什么举动？回銮的话，不必再提，朝觐行在又不准。宫灯让他们弟兄一时见不着面，这一着最狠！” 
　　“我倒有个主意，”许庚身接口说道，“何不让修伯来一趟？” 
　　“这个主意不坏！”蒋继洙附和着说，“一面让修伯来看创动静，一面也让咱们听听京里的消息。” 
　　曹毓瑛点点头，向王拯征询意见：“少鹤，你看如何？” 
　　“修伯若来，名正言顺。” 
　　修伯是恭亲王的亲信，朱学勤的别号。军机章京在京城里还有满汉各一班，朱学勤是领班之一，为了军机处公务的联系，朱学勤亦有到热河来一趟的必要，所以王拯说是“名正言顺”。 
　　这一说，曹毓瑛愈觉许庚身的建议可行，当晚就写了信给朱学勤。这封信在表面看来，无足为奇，但一用挖了许多框框的“套格”往信上一覆，所显现的字句，就另成一种意义。这是曹毓瑛与朱学勤所约定的，秘密通信的方法。 
　　到了第二天一早入值，曹毓瑛取了个盖了军机处银印的“印封”，封好了信，标明“四百里”，由兵部飞递，进古北口，循大路过密云，当天就递到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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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学勤选定三月十六动身到热河。此去行踪，不宜张扬，而且既非赴任，亦非回籍，只是份内供职，所以饯行等等应酬，一概辞谢。话虽如此，他自己还是在百忙中抽出工夫来，到几位致仕的大老那里去走了一趟，一则辞行，二则请教。 
　　这些致仕而大多因为家乡沦陷，或者道路阻隔，不能回籍的大老，隐操清议，对于朝政国是，亦依旧可以专折建言，所以连皇帝见了他们都有些头痛。至于肃顺，可以排挤他们去位，但一旦在野，却不能禁止他们以科名前辈，影响门生故吏的作为，这也就是肃顺私心中，挟天子以远避的原因之一。 
　　在野的大老，第一个要数祁隽藻，道光二十一年就已入直军机，当今皇帝即位，穆彰阿象和珅在仁宗即位以后一样，立即垮了下来，于是祁隽藻成为军机领袖。等到肃顺逐渐当权，彼此议论大政，常有冲突，特别是在重用曾国藩这件事上，皇帝听从了肃顺的建议，祁隽藻便不能安于位了，坚决告病，退出军机。他是山西寿阳人，所以都称他“寿阳相国”。 
　　“寿阳相国”这年六十九岁，精神却远不如他同岁的大学士周祖培。朱学勤去了没有见着，见着他儿子祁世长，是后辈中讲理学的。朱学勤与他虽熟，却没有什么谈头，寒暄一番，告辞而去。 
　　离了祁家，朱学勤去见原任吏部尚书许乃普。他是嘉庆二十五年的榜眼，除了祁隽藻，翰林前辈就要数他。朱学勤算是他的门生，又是同乡后辈，而且同寅至好许庚身是他的胞侄，所以用家人称呼，叫他“六叔”。 
　　这许乃普也是受肃顺排挤的一个。肃顺的手段一向毒辣，但许乃普一生服官清慎，捉不着他的短处，直到上年八月二十三，英法联军入京，许乃普正在圆明园，听得警报，仓皇逃散，年纪大了，受不住惊吓，才告病开缺。肃顺的亲信，兵部尚书陈孚恩，一直就想吏部尚书这个缺，这下终于算如愿以偿了。 
　　这天朱学勤去辞行，还谈到这段往事。许乃普极有涵养，夷然不以为意，他的长子许彭寿却颇有不平之色，而细谈起来，他的不平，又另有缘故。 
　　“修伯，”他说，“肃六倒还有可取的地方，比附他的那班小人，你想想，是什么东西？陈孚恩，穆彰阿门下的走狗！蒲城王相国死谏，他替穆彰阿一手弥补，把王相国劾穆彰阿误国的遗疏掉了包，王抗不能成父之志，叫大家看不起，至今抬不起头来，这不是受陈孚恩所害？” 
　　“是啊！”朱学勤意味深长地说：“你的身分可以专折言事，有机会，何妨上个折子！”许彭寿官居詹事府少詹事，属于文学侍从的天子近臣，照例有建言之权，所以朱学勤这样怂恿着。 
　　“我早有此意，只等机会。也还不止陈孚恩一个！” 
　　朱学勤不愿再有所问。对于刚才那一句话，他已在自悔，失于轻率，所以顾而言他地问道：“近来作何消遣？” 
　　许彭寿朝上看一看他那正在“咕噜噜”抽水烟的父亲，笑笑不响。朱学勤心里明白，必是那些名士风流的勾当，碍着老父在前，不便明言。 
　　“也还有些雅的。”许彭寿又说，“正月里逛琉璃厂，得了个文征明的手卷、草书，写的范成大《田园杂兴》四十首。我临了几本，自己觉得还得意，回头你来看创，有中意的，让你挑一本带走。” 
　　“好极，好极！”朱学勤满面笑容地拱手称谢。 
　　“对了！”许乃普捧着水烟袋站了起来，“仁山，你陪修伯到你书房里坐吧！回头叫小厨房添几个菜，留修伯在这里便饭。” 
　　“六叔，”朱学勤赶紧辞谢，“等我热河回来，再来叩扰。 
　　明天一早动身，还有一两处地方，得要去走一走。” 
　　“这，也好，等行在回来，替你洗尘。” 
　　“我先谢谢六叔。回头我不进去了，此刻就给你老人家辞行！”说着要跪下来磕头。许彭寿一把扶住，朱学勤便就势垂手请了一个安。 
　　等目送许乃普的背影消失，许彭寿才陪着朱学勤到他书房，取出文征明的手卷和他的临本来看——是浓墨油纸的摹写本，点画波磔的气势精神，几乎与原本无异，转折之处，丝毫不带牵强。不见原本，怎么样也想不到出自摹写。 
　　朱学勤高兴极了，老实不客气挑了本最好的，连称谢，然后告辞，并又问道：“可有什么话要带给星叔？” 
　　“明年会试，叫他多用用功。有工夫也写写大卷子。” 
　　“写大卷子的工夫，怕是没有了。星叔跟你不同，其志不在翰林。” 
　　“翰林到底占便宜。”许彭寿说，“象李兰荪，咸丰元年考取军机章京，未到班‘行走’，第二年点了翰林，以后当考官，放学政，中间还丁忧守制了两年，前后算起来不过六年的工夫，就俨然‘帝师’了！” 
　　话中有些牢骚，朱学勤一面敷衍着，一面便向外走，听差见了，高唱一声：“送客！”于是中门大开。照门生拜老师的规矩，朱学勤由边门进来，大门出去，叫做“软进硬出”。 
　　两人走着又谈，许彭寿忽然问道：“修伯，听说翁叔平跟你换了帖？” 
　　“是的。” 
　　“你这位把兄弟，孝悌忠信四字俱全，人也还风雅。” 
　　朱学勤点点头，觉得他的话中肯而中听。 
　　“不过也是个会做官的，如果你不是赫赫的‘红章京’，他这个状元未见得看得起你这个进士。”说罢，哈哈大笑。 
　　朱学勤却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此时无可分辩，一揖登车，恰是要到南横街去看翁叔平——翁同龢。 
　　翁同龢正在书房里写“应酬字”。朱学勤不愿分他的心，摇摇手示意听差不必出声，叫自己的跟班取来衣包，在翁家小客厅里换了便服，悄悄站在翁同龢身后看他挥笔。 
　　翁同龢直待写完一张条幅，才发觉身后有人，叫了声“大哥”，赶紧放下笔，取了长袍来穿上，一面又问：“从那儿来？” 
　　“你先别问。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把许彭寿送他的字，在书桌上摊了开来。 
　　翰林的字都写得好，讲究黑大光圆，富丽堂皇，称为“馆阁体”，许乃普就是写“馆阁体”有名的。时下是翁状元的颜字，当行出色，他收藏的碑帖不少，眼界甚宽，对于此道比朱学勤又内行得多，所以一看就能指出，是摹写的文征明的草书。 
　　“那么，”朱学勤问道：“叔平，你看是谁的临本？” 
　　“貌合，神亦不离。出自绝顶聪明人的手笔。” 
　　“一点不错！许仁山可以说是绝顶聪明。” 
　　“喔，是仁山！”翁同龢问：“可是从他那里来？” 
　　“正是。” 
　　“见着许老师了？精神如何？” 
　　“许老师倒还矍铄，仁山却是越来越枯瘠了！而且颇有牢骚，忧怒伤肝，大非养身之道。” 
　　“他有什么牢骚好发？”翁同龢虽是许乃普的门生，但与许彭寿不甚对劲，所以是这样不以为然的语气。 
　　“那也无非有感于李兰荪的际遇之故。” 
　　“状元才放的詹事，传胪早当上了少詹，四品京堂，难道还算委屈？”这是指张之万和许彭寿，他们是道光二十七年会试的同年，许彭寿是会元，殿试中了二甲一名传胪，一甲一名状元就是张之万。 
　　朱学勤听了他的话，不免也想到许彭寿批评他的话，颇有感于“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些个话。翁家也是吃了肃顺的亏的，彼此利害相共，正该和衷协力，所以思量着要如何想个办法，化除他们的隔阂，只是眼前无此工夫，只好留到以后再说了。 
　　“大哥！”翁同龢见他默然，便换了别的话来说：“此行有多少时候耽搁？” 
　　“总得个把月。” 
　　“噢！”翁同龢很注意地望着他，仿佛在问：何以须有这么多日子的逗留？ 
　　朱学勤心想，这位拜把子的老弟，素来谨小慎微，可共机密，不妨略略透露一点风声给他：“我受命去观望风色，而且要做一番疏导的工夫。行在有个谣言，已上达天听，说这个人要反！”说着，翘起拇指和小指，做了个“六”字的手势。 
　　要造反？翁同龢大吃一惊，不敢再往下打听了。 
　　他既不问，朱学勤自然也不会再说。谈了些别的，又到上房去见了翁同龢的父亲，为户部官票所兑换宝钞舞弊一案，被肃顺整得“革职留任”的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方始告辞。 
　　当日出德胜门，暂住一家字号叫“即升”的旅店。第二天一早，行李先发，朱学勤与送行的至好略作周旋，过了时辰，方始揖别登车。 
　　由京城到热河承德，通常是四天的路程。朱学勤按站歇宿，出了古北口，第三天下午到达滦平县，满洲地名称为“喀拉河屯”，也有行宫在此，离避暑山庄只有一站的途程，如果要赶一赶路，当天也到得了承德。但为了要示人以从容，他还是在滦平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上车，午初时分到了承德，行李下了客店，人却不能休息，一身行装，先到宫门请安，然后转往丽正门内的军机直庐。 
　　朱学勤是恭亲王留京办理“抚局”，奏准随同办事的人员，但依旧兼顾着军机章京领班的原差使，所以一到先按司员见“堂官”的规矩，谒见军机大臣，呈上了文祥的亲笔信，面禀了在京的“班务”，自然也还谈了京里的情形。 
　　从军机大臣那里下来，到对面屋内与同事相见。大家都正在忙的时候，也不过作个揖，问声好，公务私事，有许多话说，却无工夫。于是曹毓瑛作了安排，晚上为朱学勤接风，邀所有的同事作陪，以便详谈，一面把自己的车借给朱学勤，让他坐了去拜客。 
　　承德地方不大，扈从的官员也不多，拜完客回到客店，时候还早，朱学勤好好休息了一阵，才换了便服，来到曹家，已有好几个同事先在等着，各家都有信件什物托他带来，朱学勤就在曹家一一交代。 
　　开席入座，行过了一巡酒，谈风渐生，纷纷问起故人消息。朱学勤交游最广，问到的几乎无一不识，特别是那些名士的近况，潘祖荫在崇效寺宴客赏牡丹；李慈铭新结识了三树堂的名妓佩芳；翁同龢上已那一天与同乡公祭顾亭林；诸如此类不是风雅便是风流的韵事，他或者亲历、或者亲见，所以谈来格外真切有趣。 
　　“看来九城繁华，依然如昔。”随扈到行在以后，始终未曾回过京的许庚身，感慨而又向往地说。 
　　“就圆明园，却真是伤心惨目。”朱学勤摇摇头不愿再说下去了。 
　　一提到圆明园的遭劫，顿使满座不欢，而且这会谈到时局——恰是曹毓瑛所希望避免的话题，所以赶紧找句话岔了开去。 
　　“修伯，”他说，“你何必住店？搬到我这里来吧！” 
　　“倘或耽搁的日子不多，那就一动不如一静了。” 
　　“‘通典’有话下来了，这里事多，正要添人，意思是让你留下来帮一两个月的忙。” 
　　朱学勤原来就有多住些日子的打算，但这话只好跟曹毓瑛一个人在私底下说，在座的同事中，有些是要顾忌的，所以他表面上只能持一切听上命差遣的态度，点点头说：“我自己无所谓。不过，我在恭王那里，是奉了旨的，倘要我留下来，恭王那里该有个交代。” 
　　“当然，当然。”曹毓瑛说：“好在‘抚局’已成，你原来也该归班了。” 
　　一席快谈，到此算是结束。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都起得绝早，所以睡得也早，饭罢随即道谢，纷纷散去。曹毓瑛把朱学勤留了下来，一面差人到客店去算帐取行李，一面将这位远客延入书房，重新沏上茶来，屏人密谈。 
　　朱学勤告诉他，即使没有密信催促，也要到热河来一趟，因为在京听得行在的谣言，说恭王挟洋人自重，有谋反的企图，这话传到他本人耳朵里，异常不安，上折请求到行在来谒见皇帝，就是想当面有所解释。接到朱批的折子，皇帝的猜嫌，似乎越来越重，恭王与文祥商量的结果，决定叫朱学勤来作一番实地的考察，当然也要下一番疏导辟谣的工夫。 
　　说完了这些，朱学勤紧接着又问：“到底有这些谣言没有？” 
　　“怎么没有？连惇王都有这话！” 
　　朱学勤大为惊骇，而且不胜困惑：“‘宫灯’、‘心台’一班人，造此谣言，犹有可说。怎么惇王也说这话？” 
　　“惇王原是个没见识、没主张的人，误信谣言，又何足怪！” 
　　“可是，”朱学勤显得很不安，“惇王的身分不同，嫡亲手足如此说，上头当然会相信。” 
　　“上头还不知惇王的为人？”曹毓瑛极沉着地说，“这些个谣言，当然大非好事，但也不必看得太认真！” 
　　“嗯，嗯！”朱学勤有所领会了，淡焉置之，可能比认真去辟谣，要来得聪明。 
　　“可虑的倒是上头的病！” 
　　“是啊！”朱学勤赶紧又问：“这方面，京里的谣言也极多。 
　　到底真相如何？” 
　　曹毓瑛看了看门外，移开茶碗，隔着茶几凑到朱学勤面前，轻轻说道：“不过拖日子而已！” 
　　“噢！能拖多少日子呢？” 
　　“听李卓轩的口气，只怕拖不过年。” 
　　“那，那…　。”朱学勤要问的话太多，都挤在喉头，反不知先说那一句好了。 
　　“‘湖州’的意思怎么样？”曹毓瑛又加了一句：“为恭王打算。” 
　　朱学勤定一定神，才能辨清曹毓瑛所问的是什么，于是答道：“‘湖州’的意思，总要让恭王重入军机才好！” 
　　“此獠不去，恐成妄想。”曹毓瑛做了个“六”数的手势，当然是指肃顺。 
　　朱学勤点点头：“那也只好缓缓图之！” 
　　“你明白这一层，最好。”曹毓瑛警告他说，“人人都知你与恭王的关系，暗中窥伺的，大有人在！”曹毓瑛的观察，一点不错，颇有人在谈论朱学勤到热河的消息，猜测他此行的目的。甚至连小安子都悄悄去告诉懿贵妃：“六爷的心腹，那个姓朱的‘达拉密’来了。” 
　　“嗯！”懿贵妃想了想吩咐：“再去打听，他是来换军机上的班，还是六爷派他来干什么？” 
　　军机处的关防最严密，而且朱学勤谨言慎行，退值以后不出门拜客，住在曹家，也只与些极熟的人在一起打牌喝酒，或者玩玩古董，谈谈诗文，因此小安子始终无法把他的来意打听清楚，只好捏造些无根之谈去搪塞“主子”，前言不符后语，破约百出。懿贵妃心里自然明白，但懒得去寻根问底，因为这些日子，她的全副精神都放在大阿哥身上。 
　　大阿哥决定在四月初七入学，以及派李鸿藻充当师傅，她是在朱谕下来以后才知道的，这倒还在其次，最教她心里不舒服的是，得到消息，说皇帝与皇后事先作过商量，四月初七这个日子，就是皇帝用双喜拿来的时宪书，亲手选定的。男孩子启蒙入学是件大事，那怕民家小户，也得先告诉生母一声，而在宫里居然是这样子！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句话，最实在不过。懿贵妃这样在心里想。 
　　不！她又想名位比权势更要紧！名位一到，权势自来。大阿哥入学，皇帝为什么跟皇后商量？就因为她是皇后！此是懿贵妃最耿耿于怀的一大恨事，论家世，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一般都是“上三旗”尊贵的大族。论身分选秀女的时节，一般都是三品道员家的女儿，只不过她早服侍了皇帝两年，便当上了皇后。自己还生了儿子，对得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却连次皇后一等的“皇贵妃”的名位都还没有巴结上，已是天大的冤屈，如今索性连亲儿子入学，都够不上资格说句话，这口气怎能叫人咽得下？ 
　　为此，懿贵妃气得发“肝气”，晚上胸膈之间疼得睡不着，要“坐更”的小安子揉啊，捶啊的折腾好半天，才能安静下来。 
　　肝气平复以后，她很冷静地想到，当皇后是今生休想了！那怕现在的皇后，暴疾崩逝，可以断定皇帝宁愿让中宫虚位，决不会册立她为后，至于当太后虽是必然之势，但也要做皇帝的儿子听话孝顺，这个太后才做得有味。倘如宫内相沿的传说，圣祖德妃乌雅氏，因为做皇帝的儿子不孝，雍正元年五月，活活地被气死，算起来不过当了半年的太后，还是个虚名。这样的太后，又何足贵？ 
　　由此她有一番觉悟，从现在开始，非要把大阿哥控制在手里，叫他听话孝顺不可。于是，常常传话叫保母把大阿哥领了来玩，和颜悦色地哄着他。母子天性原在，大阿哥平日畏惮生母，只因为懿贵妃不象皇后那样慈爱，现在既然如此，大阿哥自然也乐于亲近生母了。 
　　每当他们母子絮语，不知趣的小安子总爱在旁边指手划脚地胡乱插嘴，皇子只有六岁，爱憎之心却十分强烈，恨透了小安子，但拿他无可奈何。 
　　有一天受了人的教，当小安子又来插嘴时，大阿哥大吼一声：“你个放肆的东西，给我滚！” 
　　这一声吼，殿内殿外的人，包括懿贵妃在内，无不惊异得发愣，自然，最惶惑的是小安子，勉强挤出一脸笑容，弯下腰来说：“大阿哥，你，你是怎么啦？给小安子发这么大脾气！” 
　　皇子似乎忽然长大成人，胸一挺，厉声申斥：“还敢跟我回嘴！”接着用更大的声音，看着一屋的太监和宫女说：“给我把陈胜文找来！” 
　　没有那个太监或宫女敢作声，只偷眼望着懿贵妃，要等她有句话下来，才好行动。 
　　懿贵妃给她这六岁的儿子弄迷糊了，有些困扰，有些不快，但也有些欣悦和得意——为了大阿哥的神气活现，象个身分尊贵的皇长子。 
　　但一看到太监和宫女的脸色，她从困惑中醒悟过来，立即沉着脸喝道：“你这要干什么？” 
　　大阿哥一看到她母亲如此，心里有些发慌，但视线落到小安子身上，却又勇气忽生，朗朗答道：“我要叫陈胜文来问，我跟额娘回话，可许‘夸兰达’在旁边乱插嘴？谁兴的这个规矩？” 
　　居然能如此侃侃而谈，懿贵妃心里明白，不可再用对付一个孩子的办法，哄哄骗骗，就能了事，但也绝对不能依他。主子谈话，“夸兰达”——太监在一旁插嘴，这要在乾隆年间，立刻就能捆到内务府，活活打死。照此刻的罪名，至少也是一顿板子，斥逐出宫。小安子纵不足惜，自己的脸面可不能让人撕破！ 
　　于是她略想一想，依旧绷着脸说：“有我在，不用你管！ 
　　小安子不对，我会处罚他。” 
　　“那就请额娘处罚小安子！” 
　　是如此咄咄逼人，懿贵妃心里十分气恼，受肃六的气受不够，还受自己儿子的气！这一下，她的胸膈间立刻隐隐作痛，不由得抬起手捂着痛处。 
　　小安子一看这情形，知道祸闯大了！原来还指望着懿贵妃庇护，现在懿贵妃自己都气得发了肝气，她犯病的时候，脾气最坏，说翻脸就翻脸，决不容情，真的叫人传了陈胜文进来，那就只有“万岁爷”才能救得了自己这条命。 
　　一想到此，不敢怠慢，扑通一声，跪在水磨砖地上，双手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面打，一面骂：“小安子该死！小安子该死！” 
　　大阿哥这下心里才舒服了些，逞报复的快意，大声说道： 
　　“给我狠狠地打！” 
　　“是！狠狠地打！”小安子还高声回答，就象打的不是自己似的。 
　　自己把自己的脸都打肿了，这还不算，大阿哥又说了句： 
　　“打一百！” 
　　于是从头来起，另有个太监“一啊、二啊”地高唱计数。打足了一百，小安子还得给懿贵妃和大阿哥磕头，谢谢“恩典”。 
　　到了晚上，肿着脸的小安子，跪在懿贵妃面前哭诉，他说大阿哥受了别人的挑唆，无故拿他羞辱，表示自己这顿嘴巴，打得于心不甘，口口声声：“主子替奴才作主！主子替奴才作主！” 
　　懿贵妃自己心里也非常不痛快，只说了句：“你何必跟大阿哥认真！”意思是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这也算是一句劝慰的话了。 
　　无奈小安子一味磨着，断言必有人挑唆。然则挑唆的是谁呢？懿贵妃要他指出人来，小安子这才不作声。但是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明查暗访，到底让他打听清楚了，是一个“谙达”，看不惯他那副狐假虎威的丑态，又听得大阿哥说讨厌小安子，便想出这么个“高招”来整他。而且反复教了不少遍，大阿哥才能把这出戏唱得如此有声有色。 
　　于是，小安子又到懿贵妃那里去告密，但话中添油加醋，改了许多，他不说自己为人所厌恨，说是别人知道他在懿贵妃面前得宠，故意拿他开刀，目的是在打击懿贵妃。换句话说，他是为懿贵妃而吃的亏。 
　　自然，初听之下，懿贵妃十分生气，追问着说：“那么，到底是谁在挑唆大阿哥呢？” 
　　“奴才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是皇后？” 
　　“不是皇后。是…　。”他蘸着口水，在砖地上写了个“丽”字。 
　　是丽妃？懿贵妃冷笑一声：“她不敢！” 
　　“主子不信，奴才就没有办法了。” 
　　“鸡毛蒜皮的小事，过去就过去了！”懿贵妃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她早已平心静气地想过，这件事决不能再提，提了叫人笑话，而且大阿哥责罚一个太监，也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如果象这样的事，都要主子出头来管，这个主子也太不明事理，太不顾身分了。 
　　在小安子自然不会这么想，自己狠狠打了自己一顿，面子都丢完了，却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原想懿贵妃设法替自己出气，不道竟是这样地不体恤人，反弄得委屈愈深。看来一片赤胆忠心，完全白搭。 
　　想到这里，不免寒心，承应差遣，便有些故意装聋作哑，懒懒地不甚起劲。懿贵妃也知道他受了委屈，姑且容忍。只是一次两次犹可，老是这样子，可把她惹恼了。 
　　“我看你有点儿犯贱！”懿贵妃板着脸骂他，“你要不愿意在我这儿当差，你趁早说，我成全你，马上传敬事房来把你带走！” 
　　这一下，吓得小安子再不敢多说一个字。但晚上睡在床上，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以全副心血精神伺候懿贵妃，就有一时之错，也还有千日之好，打骂责罚，都可甘受不辞，只居然要撵了出去，如此绝情，不但叫人寒心，也实在叫人伤心！ 
　　因此，小安子象个含冤负屈的童养媳似地，躲在被窝里整整哭了一晚上，脸上的红肿未消，眼睛倒又肿了。 
　　说来也真有些犯贱，宦官的身体，受后天的戕贼，有伤天和，所以他们的许多想法，绝不同于男子，甚至亦有异于一般的妇人。小安子让懿贵妃一顿骂得哭了，却从眼泪中流出一个死心塌地来，尽自琢磨着如何才能博得懿贵妃的欢心，如何才能赢得懿贵妃的夸奖？惟有这样去思量透彻，他觉得一颗心才有个安顿之处。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懿贵妃的寝门初启，宫女出来舀水的时候，他就跪在门外，大声禀报：“小安子给主子请安！” 
　　里面初无声息，然后说一声：“进来！” 
　　掀开门帘，只见懿贵妃正背门坐在妆台前，她穿着玫瑰紫缎子的夹袄，月白软缎的撒脚裤，外罩一件专为梳头用的宝蓝宁绸长背心，身后头发，象玄色缎子似地，披到腰下，一名宫女拿着阔齿的牙梳在为她通发。她自己正抬起手，用养得极长的五个指甲，在轻轻搔着头皮，夹袄的袖子落到肘弯，露出雪白一段手腕，腕上一只琉璃翠的镯子，绿得象一汪春水。 
　　小安子不敢多看，再一次跪了安，站起身陪着笑说：“主子昨儿晚上睡得好？” 
　　“嗯！”懿贵妃从镜子里看见了他的哭肿了的双眼，倏地转过身来，定睛看了他一下，点点头说：“小心当差！将来有你的好处。” 
　　“主子的恩典。”小安子趴下地来，又磕了一个头，然后起身去当他的差。 
　　他所当的差极多极杂，但有个万变不离的宗旨，一切所作所为，都要让懿贵妃知道。这时候就在屋里察看检点，那些精巧的八音钟上了弦没有？什么陈设摆得位置不对？一样样都查到。最后看见炕床下有灰尘，亲自拿了棕帚，钻到里面去清扫。 
　　懿贵妃把他的动作都看在眼里，但没有说什么。照每日常例，梳洗完了传早膳，然后前后院“绕弯儿”消食，绕够了时候，换衣服到中宫给皇后请安。 
　　这下小安子又为难了，每日到中宫照例要跟了去，但这张打肿了的脸，特别是一双眼睛，实在见不得人，却又不敢跟懿贵妃去请假。想了半天，只好躲了起来，希望主子不见便不问，混了过去。 
　　懿贵妃是极精细的人，何能不问：“小安子呢？” 
　　既混不过去，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奴才在这儿哪！”他一面高声回答，一面急急地赶了来当差。 
　　一见他那样子，懿贵妃倒觉得他有些可怜，便说：“今儿你不必伺候了！” 
　　小安子如遇大赦，可是不敢露出高兴的神气，低声应“是！”仿佛不叫他跟了去，还觉得怪委屈似地。 
　　“你这双眼睛怎么啦？”明知道他是哭肿的，懿贵妃不好意思点穿，只又说：“回你自己屋里歇着吧！今儿不必当差了！ 
　　找点什么药治一治，再拿烫手巾敷敷就好了！” 
　　如此温语慰恤，小安子真有感激涕零之感。想想一晚上的眼泪，自觉没有白流。 
　　懿贵妃到中宫的时刻，照例要比其他妃嫔晚一些，这是三个原因使然，第一，她要表示她在妃嫔中的地位最高。其次，不愿跟丽妃见面，见了丽妃，她心里就会酸後地不好受。再有就是留在最后，可以跟皇后说说话，一来打听些消息，二来相机进言，以中宫的命令，达成她的意愿。 
　　这天却是皇后先有事问她，未说之前，先皱了眉头，“怎么回事？”开出口来，更知不以为然，“说小安子挺放肆的，是不是？” 
　　懿贵妃一听皇后这话，心里便有气——倒不是对皇后，气的是到皇后面前来搬弄是非的人，但她不肯把这些感觉形之于颜色，只平静而略带亢傲地答道：“我那儿的人，谁也不敢放肆！” 
　　“那么，怎么说是他顶撞了阿哥呢？” 
　　懿贵妃笑了，这笑是做作出来的，做作得极象，一看就知道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得意，然后又用微有所憾的语气答道：“阿哥任性、淘气，小安子也算是个挺机警的人，让他治得哭笑不得。” 
　　把这重公案当做笑话来谈，皇后便无可再说了，也是付之一笑。 
　　于是懿贵妃又不经意地问道：“皇后倒是听谁说的呀？” 
　　皇后老实，不善说假话，随口答道：“是阿哥自己来告诉我的。”她又笑着加了句：“这孩子！” 
　　懿贵妃也笑笑不响。随后便丢下此事，谈到别的了。只是心里却始终抛不开，小安子一直在说：大阿哥乐意亲近皇后，不是件好事！看来这话倒真的不无见地。 
　　因此，到了下午，她又到了中宫。皇后爱吃零食，除了御膳房精制的点心以外，也常有专差从京城里送了有名的小吃来，不管东西多少，她一定得留下两份，一份给大阿哥，一份给丽妃所生的大公主。这也是姊弟两人，一到午后便吵着要到皇后那里去的原因之一。 
　　懿贵妃一到，姊弟俩象个懂事的大孩子似地，站起来迎接，跪安叫“额娘”。然后拉着手，又去玩他们的七巧板，懿贵妃便陪着皇后坐在炕上喝茶聊闲天。 
　　一会儿姊弟俩吵嘴了，“怎么啦？怎么啦？”皇后大声地问。 
　　各人的保母，纷纷跑来拉架。姊弟俩却不理她们，一前一后奔到皇后面前来告诉。 
　　“阿哥欺侮我！”大公主嘟着小嘴说。 
　　“谁欺侮你了？”大阿哥拉开嗓子嚷着，显得理直而气壮，“你摆不出，赖人。老渔翁少个脑袋，那算什么？” 
　　皇后一听就乐了，“什么‘老渔翁少个脑袋’？” 
　　“皇额娘，你来看！” 
　　大阿哥拉着皇后去看他们摆的七巧板，大公主也紧跟着。这种“官司”，从开始到此刻，他们都没有理懿贵妃，懿贵妃也插不进一句话去。 
　　大阿哥和大公主所玩的七巧板，与民间的不同，那是经过他们的嫡亲祖母，宣宗孝全皇后改良过的。孝全皇后从小生长在苏州，对于江南阁阁中的那些玩艺，无不精通，经她改良过的七巧板，其实已不止七块，因此能摆出更多、更复杂的花样。每一种花样都画成图，题上名目，称为“七巧谱”。 
　　姊弟俩比赛着摆“谱”，大阿哥摆的一个花样，叫做“月明林下美人来”，美人是摆成了，却忘了摆月亮，让大公主捉住了错，大阿哥输了，不肯叫打手心，只说：“该你五下。你输了扯直，赢了一起打！” 
　　大公主答应了，摆一个大阿哥指定的花样，名为“独钓寒江雪”，主要人物就是个老渔翁，摆到完结，少个脑袋。 
　　皇后让他们姊弟俩拉了来，一看就看出来了：“少一块嘛！” 
　　果然少一块！少一块半圆形的板子，高挂上方，就是“月亮”，斜安在老渔翁身上，就是“脑袋”，大公主还未说话，大阿哥却先嚷开了。 
　　“怎么少一块呢？找，快找！” 
　　于是宫女、保母一起弯下腰去找，那块半圆形的板子，不过半寸长，体积太小，找起来不容易，人仰马翻地乱了半天，始终未曾找着。 
　　“算了！”皇后吩咐，“不用找了。另外拿一副来给阿哥、公主玩儿。” 
　　“不行！非找不可。”大阿哥指着大公主说，“找不着就算你输！” 
　　“皇额娘，你看，阿哥不讲理。” 
　　“好了，好了！”皇后笑着劝架，“这一副不算。” 
　　“那么头一副呢？”大公主问。 
　　“头一副？算……，算双喜输。来，双喜，让大公主打手心！” 
　　双喜笑嘻嘻地伸出手来，大公主又不肯打，只扭着身子不依。懿贵妃冷眼旁观，看到大阿哥捣鬼，悄悄走了过来，一伸手握住了他的小拳头，从拳头里取出了那块遍找不得的半圆形板子！ 
　　“没有出息的东西！输了撒赖！”懿贵妃顺手在大阿哥手心上，狠狠打了一下。 
　　玩儿得很热闹的，一下子因为大阿哥受了责罚，想哭不敢哭的神情，把一屋子的欢笑都赶跑了，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皇后觉得十分无趣，转身回到炕上坐着抽烟袋。双喜向保母们使了个眼色，各人带着大阿哥和大公主跪了安，悄没声息地退出宫去。 
　　“大阿哥快上学了，也该收收心了。”皇后这么说了一句。 
　　从第二天起，大阿哥便不能再象平日那样痛快地玩，这样一直到了四月初六，入学的前一天，皇帝特为召见大阿哥的师傅李鸿藻，有所垂询。 
　　等李鹏藻奏报了大阿哥入学准备的情形，皇帝表示满意。又问：“高宗纯皇帝的圣训，其中有一段关于皇子典学的话，你可记得？” 
　　“臣谨记在心，不敢忘！” 
　　“念给我听听。” 
　　这是有意考“师傅”了，李鸿藻应声：“是！”然后凝神略想一想，用极清朗的声音背诵：“乾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上谕皇子师傅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左都御史福敏、侍朗徐元梦、邵基：‘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 
　　“对了！”皇帝点点头，“我要告诉你的，也就是这些话，俗语说：‘开口奶要吃得好’，你是大阿哥启蒙的师傅，别辜负我的期望！” 
　　李鸿藻赶紧免冠碰头，诚惶诚恐地奏答：“臣敢不竭驽骀，上答天恩！” 
　　皇帝又转脸对站在御书案旁边的御前大臣，六额驸景寿说：“书房里固不宜热闹，可也不宜于太冷清。阿哥有个伴读的人就好了！” 
　　景寿天性拙讷，慢吞吞地答道：“那要身分相近、年龄相仿才行。惇王的老二载漪，恭王的老大载澂，可以给大阿哥伴读，可是都不在这儿。除非…　。” 
　　“除非在京才行。”站在皇帝身后的肃顺，跨出一步，抢过景寿的话来说，“而且，现在只有李师傅一个人，怕忙不过来，反倒耽误了大阿哥的功课，等秋天回銮以后，再请旨办理吧！” 
　　“嗯，这话也是！” 
　　皇帝没有再说下去。君臣之间，不能有太多的沉默，于是肃顺努一努嘴，李鸿藻跪了安，由景寿带领着退出御书房。 
　　“该赏些什么？”皇帝回头跟肃顺商议。 
　　“照例是文绮笔砚。” 
　　等皇帝提起朱笔，才写了“赏李鸿藻”四个字，肃顺便自作主张，在皇帝身后念着赏赐的东西。 
　　“宁绸两匹，荷包一对，端砚一方，大卷笔十枝。” 
　　他念一句，皇帝写一句，写完，把朱谕交了给肃顺，皇帝随即又到中宫，叫了大阿哥来，谆谆告诫，是一篇尊师重道的大道理，大阿哥似懂非懂地应着。 
　　等皇帝一走，皇后少不得也有一番叮嘱，她拉着大阿哥的手说：“要听师傅的话，不要淘气。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大阿哥响亮地答应着，皇后这两句话，他是完全懂的。 
　　皇后又把大阿哥那里的首领太监张文亮传了来，责成他用心照料，特别叮嘱，宁早勿迟。因此，这夜四更天张文亮就把大阿哥唤了起来，袍褂靴帽，扎束停当，领着到皇帝、皇后那里请了安，然后由奉旨照料的御前大臣景寿引领着，初到书房。 
　　这时，朝珠补褂，翎顶辉煌的李鸿藻，早就在书房外面站班伺候。把大阿哥迎入正屋，先按廷臣见皇子的礼节，请安行礼，然后由景寿引大阿哥进了东间书房，里面已设下东西相向的两张书案，西面一张是大阿哥的，张文亮拉拉扯扯地让大阿哥在他自己的书案面前向东站定。景寿走到上面，南向而立，李鸿藻站在东面书案前，与大阿哥面对面，其余的谙达们，在南窗下站成一排，张文亮则退出门外。 
　　等各人站定了位置，景寿从身上取出朱谕，高声说道： 
　　“奉旨…　。” 
　　才说了两个字，李鸿藻赶紧趋跄数步，双膝一跪，后面的谙达们，也都纷纷跪下，只有六岁的大阿哥，还不懂这些礼节，依然站着。 
　　于是景寿继续传旨：“大阿哥今日初入书房，师傅已派定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充任，师道尊严，虽皇子不得例外，应行拜师之礼，着李鸿藻毋得固辞。钦此！” 
　　李鸿藻照例先磕头谢恩，等站起身来，向景寿表示：“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鸿藻感戴不尽。但是，名分攸关，大阿哥要行拜师之礼，实在不敢当，求额附奏禀皇上，豁免了这个礼节。” 
　　“你不必太谦了！本朝最重师傅之教，大阿哥今天行了礼，也让他自己记得，师傅应该尊重，这样子他才会虚心受教。” 
　　说到这里，景寿朝门外喊了声：“张文亮！” 
　　“张文亮在！” 
　　“取毡条来！” 
　　传取毡条，自是要行跪拜之礼，李鸿藻赶紧向景寿摇着手说：“若行大礼，不敢奉诏！” 
　　“也罢！”景寿向张文亮挥一挥手，脸却对着李鸿藻：“按老规矩，大阿哥作揖吧。你可不许不受！” 
　　既是老规矩，而且朱谕有“毋得固辞”的话，李鸿藻再要谦辞，就变得虚伪而有失师道了，所以不再多说，走到书案面前，微微偏着站定。 
　　“大阿哥，给师傅作揖，叫‘李师傅’。” 
　　这是早已教导好了的，大阿哥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喊一声：“李师傅！” 
　　行了拜师礼，师弟各自归座，景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只有谙达没有座位，这也是老规矩。 
　　“大阿哥！”李鸿藻徐徐说道：“今天第一天上学，我把书房的功课跟你说一说，每天一早上了书房，先拉弓，读清书，然后读汉书。现在是半天的功课，只要你早早做完了功课，我就早早放你的学，好不好？” 
　　“好！”大阿哥大声答应，表示满意。 
　　“那么，咱们头一天就按规矩来！”说到这里，李鸿藻站起来向谙达们说，“请各位先带大阿哥做功课！” 
　　谙达们把大阿哥带出去教拉弓，景寿也跟了出去看着，李鸿藻仍旧留在书房里，把黄绫硬裱，裁成方块的“字号”和朱书的仿格，都整理好了，然后坐下来喝着茶等。 
　　弓拉完了，大阿哥回书房读清书——满洲文。先从“字头”读起，由景寿坐在大阿哥书案旁边，亲自教授。 
　　咿咿啊啊，读了五个满洲文的字头，休息片刻，再上汉书，李鸿藻先把着他的笔，写了“天下太平”四个字，然后开蒙第一课，读《大学》四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李鸿藻教大阿哥自己用朱笔点断。读了有个二十遍，便能琅琅上口，大阿哥颇为得意，走下座位来，高声喊道：“张文亮！” 
　　“大阿哥！”李鸿藻问：“传张文亮干吗？” 
　　“我渴了。” 
　　“喔，渴了。”李鸿藻指着大阿哥的书案：“你回来坐着，我有话说。” 
　　看师傅的脸板着，张文亮又垂手站在门口，不敢走近，似乎是怕师傅的样子，大阿哥心存忌惮，一声不响，乖乖地爬上椅子坐好。 
　　“做人要学规矩，越是身分贵重的人，越要有规矩。”说到这里，李鸿藻扭过脸来问张文亮：“大阿哥平常可守规矩啊？” 
　　“守！”张文亮附和着说，“大阿哥最懂规矩！” 
　　“好，是要守规矩，才象个人品贵重的大阿哥。”李鸿藻接下来又说，“规矩到处都有的，书房有书房的规矩。大阿哥，你可知道书房的规矩吗？” 
　　“不知道。”说了这一句，大阿哥忽然记起皇额娘的教导，马上又加上了一句：“要听师傅的话！” 
　　“对了！”李鸿藻大为兴奋，“张文亮的话不错，大阿哥真是最懂规矩。在书房里，有什么事，譬如你渴了要喝水，或者要解小溲什么的，都要先告诉我，等我答应，不可以自己走下地来，那就是书房的规矩。懂了吗？” 
　　“懂了。” 
　　“好！”李鸿藻点头嘉许，“我知道大阿哥最乖，最聪明，一说就懂！” 
　　“师傅，我渴了。” 
　　“这才对。下来，找张之亮去吧！” 
　　听得这一声，大阿哥身子一挺，从花梨木的大靠背椅上滑了下来，张文亮迎上两步，把他抱了起来，到对过房间。那里已摆好了活腿的小膳桌，让他朝南坐下，取下帽子，先绞了热手巾替他擦脸：“喝玫瑰露，还是木樨露？” 
　　“不管什么，快端来！”大阿哥一本正经地说，“我念书念得渴了。” 
　　张文亮为哄他高兴，便故意骂小太监：“快端玫瑰露来！ 
　　大阿哥念书念得渴了。快，快！” 
　　小太监也就有意地装得手忙脚乱，端来调了蜜的玫瑰露，一大盘御膳房新出炉的“小八件”，四五个人围着大阿哥团团转。 
　　“张文亮！”大阿哥低声问道：“师傅姓什么？” 
　　“姓李嘛，木子李。” 
　　“我想起来了，叫李鸿藻！”说了这一句，大阿哥玫瑰露也不喝了，点心也不吃了，两只眼睛望着空中骨碌碌转，一个人傻嘻嘻地笑着。 
　　一遇到这种时候，小太监就要起戒心，不知道有什么淘气的花样想出来。 
　　大阿哥倒没有跟小太监找麻烦，伸手拉一拉张文亮的衣服，等他弯下腰来，大阿哥问道：“你怕不怕师傅？” 
　　张文亮是把大阿哥的性情摸熟了的，若说“不怕”，可能就会指使他去跟师傅打交道。书房不比宫内，太监除了传旨以外，不得与廷臣交结，更不准干预任何事务，而且看李师傅方正凝重，一上来就给大阿哥立规矩，可知是个难说话的人。所以一听大阿哥的话，马上把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你怕师傅？” 
　　“大阿哥怕不怕？” 
　　“怕！” 
　　“大阿哥都怕，张文亮自然也怕。” 
　　大阿哥不作声了，自然，怏怏之意是完全放在脸上的。 
　　从这个表情，张文亮知道自己是猜对了，但看大阿哥闷闷不乐，却又有些担心，只好想出些话来哄着，哄得高兴了，再抱着送到东间。 
　　余下的功课是认“字号”，跟把笔写“天下太平”的意思一样，认了四个字：“正大光明”。这是入学第一天，点缀故事，颠来倒去让大阿哥认得熟了，再把那四句《大学》背一遍，一字不误，李鸿藻欣然合书放学。 
　　于是依旧由景寿带领，送了回去。一入禁宫，张文亮把大阿哥一把抱起，前后小太监簇拥着，如献宝似地把他送到皇后那里。 
　　这可是大阿哥出世以来，最得意的一天！一路上只听见太监宫女，递相传呼：“大阿哥下学了！”“大阿哥下学了！”进入中宫，但见廊上珠围翠绕，皇后和各宫的妃嫔，正含笑伫候，只是独独不见大阿哥的生母懿贵妃。 
　　张文亮一看这场面，赶紧把大阿哥放了下来，皇后第一句话就问：“在书房里哭了没有？” 
　　跪在地下的张文亮，高声答道：“没有哭，大阿哥在书房里乖得很，师傅直夸奖！” 
　　皇后的笑意越发浓了：“师傅怎么说呀？” 
　　“师傅夸奖大阿哥懂规矩，聪明。” 
　　“可吃了点什么没有？” 
　　“喝了一盏玫瑰露，吃了四五块点心。” 
　　“噢！”皇后拉着大阿哥的手说，“来！告诉我，今天师傅教了你些什么？” 
　　一面说，一面把大阿哥领了进去，皇后坐在炕上，亲自替大阿哥摘了帽子，让他靠在身边，问他书房功课。事情太多，大阿哥有些说不上来，加以妃嫔们你一句，她一句地问，越发使他结结巴巴地弄不清楚。皇后把张文亮传了进来，细问明白，再听大阿哥背了那四句《大学》，知道一切顺利，才算放下了心。 
　　“可真难为你！”皇后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转脸又吩咐张文亮：“先把大阿哥送了去见皇上，回头就送到懿贵妃那儿去。” 
　　皇帝还在御书房召见军机大臣，此时任何人不准进入，张文亮不敢违背皇后的话，只好带着大阿哥在那里等着。 
　　这一天召见军机的时间特别长，不但因为要皇帝裁决的大事甚多，而且为了户部一个折子，君臣之间颇有不同的意见。户部满汉两尚书，实权在满尚书肃顺手里。肃顺以能清除积弊自许，认为自洪秀全金田村起事，派官军剿捕以来，时隔十年以上，而各地军费报销，犹多未办，因此，从军兴之始的广西下手，查出自道光三十年，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派固原提督向荣，前云南提督张必禄，领兵分路至广西会剿开始，到咸丰二年，洪杨出兵两湖，广西的军事告一段落为止，三年之中，拨过军饷一千一百余万两，延不报销。户部一再行文广西催办，又奉旨勒限于上年年底赶办完结。到现在限期过了三个月，还是拖在那里。因此肃顺上了个折子，奏请将广西巡抚刘长佑，布政使张凯嵩，先行议处。 
　　对于肃顺的清理积弊，皇帝是深为嘉许的，但从咸丰八年科场案，因为肃顺的坚持，杀了正考官大学士柏葰以后，皇帝总觉得他所主张的手段，是太过分了一些。象广西的军费报销，现任的巡抚和藩台，延不遵办，当然有他们的难处，十年前的一笔烂帐，要毫不知情的，隔了好几任的官员来负责，未免说不过去。 
　　“凡事总有个开头。”肃顺抗声争辩：“若照皇上这么宽大，积弊根本无从清理起。”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要说开头，首先就要从道光三十年的广西巡抚身上追究。” 
　　“道光三十年的广西巡抚是郑祖琛，革了职，现在不知那儿去了。以后是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兼署，未到任死在潮州。再后是周天爵，庐州之役阵亡了，接着是邹鹤鸣，也早在江宁殉节了。” 
　　“那么劳崇光呢？他在广西多年，不更应该比刘长佑多负点儿责任吗？” 
　　“劳崇光现任两广总督，自然也脱不了关系！” 
　　于是反复展开争议，皇帝疑心肃顺有意跟刘长佑为难，但以那班军机太臣都附和着肃顺说话，而且他也相当累了，懒得多说，终于准了户部的奏请，以“明发上谕”将刘长佑和张凯嵩“先行交部议处”。 
　　等军机大臣退出以后，皇帝才知道大阿哥已经等了好久。他自己身受师傅辅佐的莫大益处，所以把皇子典学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虽然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仍旧把张文亮传了进来，细问一切。又怕太监图功讨好，尽拣好的说，并特地找了景寿来问话，两人所说的书房情形，大致相同，皇帝深感欣慰。 
　　因此，皇帝这天对大阿哥格外宠爱，把他带到东暖阁用膳，又特传丽妃带了大公主来伺候，一堂之中，宠妃、佳儿、娇女，笑语不断，融融泄泄，皇帝左顾右盼，心情极其舒畅，因而胃口大开，这一顿饭吃得非常舒服。心里在想，还是在热河的好，一回到京城宫内，体制所关，不能如此随便，那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份乐趣了！ 
　　皇帝进用这顿午膳的时间相当长，大阿哥一时不能下来，把张文亮可急坏了。他知道皇后宫内的一举一动，懿贵妃无不了然，此时定已得到消息，正在等着大阿哥，去晚了必惹她动怒。当然，皇上留着大阿哥，是个天大的理由，但懿贵妃如这样说呢：“你就不能先来送个信儿？你那两条腿这么尊贵，多走一趟也不行？” 
　　这样一想，他自然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估量着送个信的工夫还抽得出来，于是嘱咐了手下的小太监小心伺候，同时又重托了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万一上头有所传问，托他照应遮盖。这样安排妥当了，才三脚两步，一路走，一路抹着汗，赶到了懿贵妃那里。 
　　懿贵妃正是抑郁无聊的时讲，照她的打算，大阿哥下了学，见了皇后就会来见她，特为预备了大阿哥爱吃的菜和点心在等他。那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听小安子来说，皇上传了丽妃，带着大阿哥、大公主在烟波致爽殿东暖阁午膳，吃喝谈笑，热闹得很。这一下把懿贵妃气得饭都吃不下，越想越不是滋味，就这当儿，听说张文亮求见，自然不会有好脸嘴给他看。 
　　传见了张文亮，等他刚行过礼，懿贵妃先就绷着脸问道：“你是照看大阿哥的人，不跟在大阿哥身边，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张文亮一上来就碰个钉子，心里在想，这一趟还真省不得！看懿贵妃的样子，生的气不小，如果不是先来送个信，回头带了大阿哥来，她心里更不痛快，碰的钉子更大。 
　　因为自己先站稳了脚步，张文亮的应对就从容了：“回懿贵妃的话，皇后懿旨，先把大阿哥送去见万岁爷，然后再送到懿贵妃这儿来。万岁爷把大阿哥留下了，奴才怕懿贵妃等着，特意先赶了来送个信儿。” 
　　这最后两句话，让懿贵妃听了很舒服，心一平，气一和，觉得倒是错怪他了，同时想到正应该趁此笼络张文亮，把他收为一个好帮手。 
　　于是懿贵妃脸上，化严霜为春风，“倒难为你了！”她微笑着说，“起来说话。” 
　　“是！”张文亮站起身来，又把书房里的情形，略略禀告，最后加了一句：“大阿哥聪明知礼，师傅不断夸奖，连奴才都觉得脸上好光彩！” 
　　“大阿哥年纪小，全靠你照应。你多费心吧，谁好谁歹，我心里全有数儿。”说到这里，喊了声：“来啊！” 
　　廊下三、四个宫女齐声答应着赶来伺候，懿贵妃单把替她管帐的，一个叫王福的宫女留了下来。 
　　“年例银子关来了没有？” 
　　“关来了。”王福答道：“三个月，一百五十两。” 
　　“怎么三个月呢？”懿贵妃大为诧异，“不是半年一关吗？” 
　　“敬事房首领太监说，是肃中堂新定的规矩。肃中堂说，各省钱粮催解不来，内务府经费困难，只好先发三个月。” 
　　“哼！”懿贵妃冷笑了一声，又换了一副脸色吩咐王福： 
　　“你拿二十两给张文亮！” 
　　张文亮当即磕头谢赏，等王福取了银子出来，懿贵妃接在手里，亲自递给张文亮。这份恩荣比二十两银子又重得多，张文亮跪着接了，颇有诚惶诚恐的模样。 
　　“本来还多给你一点儿。你看，”懿贵妃苦笑着说，“肃顺克扣得咱们这么凶！” 
　　张文亮是谨慎当差的人，说话行事，颇知分寸，对于懿贵妃的怨言，不敢接口。跪安退出，又匆匆赶回烟波致爽殿，正好御膳刚毕，皇帝正在跟丽妃商量着，带了大阿哥和大公主到那里去散散心。 
　　丽妃口中唯唯地附和着，心里却颇感为难。自上个月应召到中宫，从皇后的微带责备的语气中，引起了甚深的警惕，宫中因宠遭妒，受人暗算的事，她听得多了，如今轮到自己头上，不免害怕。她颇有自知之明，以懿贵妃的精明强干，自觉决非她的对手，就算无惧于懿贵妃，凭自己所受皇帝的宠信，大可周旋一番，她也不肯这样去做，唯愿息事宁人，和睦相处。 
　　因此，她希望早早把大阿哥送到懿贵妃那里，这倒不是为了讨好，只是将己比人，体谅懿贵妃此时的心情。而且也怕懿贵妃久盼大阿哥不至，因怨生怒，把这笔帐又记在她头上，越发冤仇难解。 
　　这话自然不便跟皇帝明说，反复思量着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皇上不是老说他们有唱错了的地方吗？何不到钱粮处去看看？” 
　　“他们”是指“升平署”的那些太监——宫中的伶人。皇帝与他的父亲宣宗，爱好各殊。宣宗不喜声色，而且素性节俭，认为唱戏是件最糜费无益的事，虽不便裁撤点缀“盛世”的升平署，但逢年过节，或遇太后万寿这些庆典，演戏祝贺，只是有此一个名目，上得台去的脚色，穿的行头拖一片、挂一片，简直就是一群乞儿。蒙恩赏“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私底下都在摇头叹息，说是天家歌舞，比穷乡僻壤的野台子戏都不如。 
　　而当今皇帝却最喜听戏，并且精于音律。自到热河行宫，才发觉嘉庆年间所制的行头砌末，异常精美，虽已四十多年未曾用过，但以收藏得法，取出来依然如新。这一下，可真高兴极了，特地由京城宫内传了升平署的好脚色来，经常演戏消遣。有时清唱，有时“花唱”，戏单都经朱笔点定，一唱总是两三个钟头。 
　　此外，皇帝也常去看升平署的老伶工，为新进学生排戏，那在从“钱粮处”拨出来的几间屋子里。丽妃投其所好，一提那地方，皇帝果然嘉纳。 
　　“大阿哥明儿要上学…　。” 
　　“对，对！”皇帝说道：“大阿哥不宜于到那些地方去，心会野！” 
　　于是丽妃如愿以偿，总算能把大阿哥送到懿贵妃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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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来的时候，还是繁花满眼，一晃的工夫，绿叶成荫，又是一番光景，朱学勤要赋归了。 
　　一个多月的勾留，在他自己看来，一无成就，但在曹毓瑛他们眼中，他已不辱所命。由于他的谨慎持重，那些希望从他身上看出恭亲王有何企图的人，无不失望，他们认为恭王是失势了，一时不能有何作为了，所以象作为恭王的亲信的朱学勤之流，依然浮沉由人，不能不小心当差，以求自保。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而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便是朱学勤的成功，他不但替恭王洗刷了“要谋反”的流言，而且替恭王加了一层“韬光养晦”的掩护色彩。 
　　另外，他还听到许多“秘闻”：要谋反的不是恭王，而是拚命与恭王为敌的肃顺。 
　　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肃顺以内务府大臣及御前大臣的双重资格，出入宫禁，毫无顾忌，有时公然坐上皇帝的宝座，顾盼自喜。这就是“逆迹”。 
　　还有个十分离奇的故事，朱学勤也是在热河才听到的。据说，肃顺每天一早醒了以后，未下床就先要喝一杯人乳，用的是一只先皇御赐的玉杯，一向为肃顺所珍视。有一天小当差不小心，打碎了那只玉杯，一时吓得魂不附体，就有人指点他去求教于原为“穆门十子”之一，而今是肃顺的心腹的陈孚恩。 
　　于是陈孚恩授以密计，教他把碎了的玉杯，设法粘合，第二天一早，照样盛了人乳去伺候，一揭帐子，失声惊呼，手颤杯落，砸得粉碎。肃顺自然要追问，小当差战战兢兢地答说，揭开帐子，看见一条金龙盘在床上，受了惊吓，以致失手。而肃顺竟信以为真，不但不责罚小当差，还特加赏赐，买嘱他严守秘密。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无从究诘，但如说肃顺有谋反之心，则陈孚恩一定会知道，甚至参与密谋，那是了解朝局内幕的人，一致深信不疑的。 
　　因此在饯别朱学勤的前夕，屏人密谈时，曹毓瑛特别谈到留守在京的陈孚恩，提出警告：“陈子鹤老奸巨猾，居心叵测，那是宫灯派在京里的‘坐探’，格外要提防他。” 
　　“知道了。”朱学勤又说。“关于宫灯的那些流言呢？依你看，有几许可信？” 
　　“这很难说，也不便谈论。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倘有形迹抓在手里，千万慎重，不可造次行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若无把握，须防反噬！”说到这里，曹毓瑛从书房里取出密札一通，郑重交付：“拜托面呈恭王。我的看法，都写在上头了。这封信若落在外人手里，一场轩然大波，你我都要身败名裂。千万当心，千万当心！” 
　　朱学勤听他这样说，当时解开衣襟，把曹毓瑛的信，藏入贴身所穿短袄的夹袋中。 
　　事情已经交代，夜也深了，但宾主二人，都有无限依恋不舍之意，这不仅是因为交情深厚的缘故，还另有一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苍凉之感。朝局混沌，天子病重，一旦“大事出”，在肃顺的把持之下，不知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盼安然度过这个夏天，秋凉回銮，恭王能与皇帝见了面，涣释猜嫌，重入军机，那时大局才有稳定的可能。 
　　“这个夏天，”曹毓瑛感叹着说，“这个夏天可难过了。” 
　　朱学勤懂得他的意思，朗然吟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但愿有此‘好景’。只怕等不到那时候。” 
　　“对了！”朱学勤记起久已藏在心里的一个念头，“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于今分手在即，不能不说了。果真霹雳一声，天昏地暗，那时如何应变？” 
　　曹毓瑛苦笑了，“你我经常苦思焦虑，未有善策的，不正就是这件事吗？” 
　　“虽说未有善策，总须有一策。” 
　　“我在信上也约略提到了些。真个如你所说的，‘霹雳一声，天昏地暗’，那就恐怕不得不走上‘与汝偕亡’这条崎岖险路了。” 
　　何谓“与汝偕亡”？何谓“崎岖险途”？朱学勤细细地咀嚼着这两句话，觉得意味深长，颇有启发。 
　　“我想‘霹雳’或不可免，‘天昏’或不至于。周公辅成王，天经地义，‘上头’熟读诗书，难道这个故事都不记得？” 
　　“在你我看是天经地义，在‘宫灯’看，正要天翻地覆。 
　　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与武庚作乱，这不也是故事吗？” 
　　“然则唯有效周公的诛伐了！” 
　　这一句话刚出口，朱学勤恍然自悟，所谓“与汝偕亡”、“崎岖险途”，正就是指此而言。“宫灯”再厉害，手上没有立即可以调遣得到的兵力，这是他一个致命的弱点。果真龙驭上宾，照本朝的成例，必有遗诏派定“顾命大臣”辅保幼主，倘或“周公”竟不与其列，则提一旅之师来清君侧，“管叔” 
　　和“蔡叔”弟兄唯有俯首受缚。 
　　他们在密议着皇帝驾崩以后，如何以恭王为中心来应付变局，同样地，在宫内也有人在悄悄地谈论着恭王——自然，那是懿贵妃。 
　　懿贵妃心里的话，只有一个人可谈，不是小安子，是她的胞妹，醇王的福晋。但虽是椒房懿亲，进宫探望同胞姊妹，亦不是随便可以来去的，到热河八个月中，醇王福晋与懿贵妃见面的次数，总共不上十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两个月前。 
　　不过两个月的工夫，在她眼中，皇帝又变了一个样子。 
　　“皇上怎么这么瘦呀？”她惊骇地与她姐姐私语：“简直都脱形了。” 
　　“哦！”懿贵妃愣了愣说，“也许我们是常见面的缘故，倒不怎么看得出来。” 
　　“皇上自己可知道他自己的病？” 
　　“谁知道呢？”懿贵妃悻悻然地，“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我也不问他。” 
　　“皇后呢？”醇王福晋又问，“皇后当然关心，可曾说过什么？” 
　　“她能有什么主意？主意要别人替她拿。” 
　　“是啊！”醇王福晋觉得进言的时机到了，看一看花影中、廊柱边，确实没有人在偷听，才放低了声音说，“七爷要我来问问你，皇上可有了什么打算没有？他害怕得很。” 
　　“怕什么？” 
　　“怕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要紧的人，一个不在皇上身边，误了大事！” 
　　懿贵妃心想，倒难为醇王，还能想得到此！她平日看她这位妹夫，庸懦无用，照此刻来说，缓急之时，似乎可以做个帮手。但这点意思她就对嫡亲的胞妹，亦不肯透露，只平静地问道：“那么，谁是要紧的人呢？” 
　　“五爷是过继出去了，而且人也糊涂，我们的那位七爷，到底年纪还轻，自己知道还担当不了大事。老八、老九还是孩子，更甭提了。” 
　　这样，谁是要紧的人？不说也明白，是“六爷”恭王。懿贵妃点点头，保持着沉默。在未曾回答她妹妹的话以前，她必须先估量一下醇王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为他自己想爬上来而探路，还是真的为大局着想？ 
　　“万寿的日子不是快到了吗？”醇王福晋又说，“六爷该来替皇上拜寿啊！” 
　　“哼！”懿贵妃微微冷笑，“等咱们想到已经晚了，人家早就有了算计，皇上听了肃六的话，今儿早晨口传军机：六月初九万寿节，除了各衙门有执事的官员以外，其余的都不必到行在来。” 
　　这下是醇王福晋保持沉默了。她的沉默是真的无话可说。夫妇俩昨天晚上商量了半夜，才想出让恭王以叩贺万寿为名，到热河来见皇帝，自以为是名正言顺的好办法，特地来告诉懿贵妃，那知办法虽好，落在人后，变得一无用处。所以醇王福晋觉得非常扫兴。 
　　“肃六就会这一招，想尽办法不让六爷到热河来！可见得他还是怕六爷。” 
　　“对了！”懿贵妃很率直地答道：“你说了半天，就是这句话还有点儿意思。”说到这里，她把脸色一正，用低沉而极具有自信的声音又说：“凡事有我！你回去告诉七爷，沉住气，别打草惊蛇——那条‘蛇’，他可千万碰不得。” 
　　话里对醇王藐视得很，做妹妹的觉得好无意味，正想辞出，皇帝派了小太监金环来传旨，召懿贵妃和醇王福晋去听戏。懿贵妃心里明白，这是沾了妹妹的光，皇帝的原意，不过优遇弟妇而兼姊妹的醇王福晋，不能不顺便招呼她一声。本想赌气告病，但又觉得何苦让妹妹心里起个疙瘩？所以想想还是去了。 
　　“避暑山庄”的戏台有三处，最大的在勤政殿前的福寿园，遇到寿庆大典才用。一处在澹泊敬诚殿后面，离皇帝的寝宫极近。还有一处在如意洲，如意洲三面临水，一径遥通，宜于盛夏居住，戏台临水而建，名为一片云，肃顺已经派人在修理，要赶在万寿节前启用。 
　　经常使用的戏台，是在澹泊敬诚殿后那一处。等懿贵妃和醇王福晋到了那里，戏已开锣，高踞宝座的皇帝，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戏台上，此时不宜去分他的心，只尽自己的礼节，跪了安，懿贵妃在皇后身旁坐下。醇王福晋不敢僭越，向皇后跪安以后，打算着退到后面去入座，却让皇后一把拉住了，指一指懿贵妃身旁的空位。于是醇王福晋便和她姐姐坐在一起。 
　　坐定了看台上，唱的是昆腔，不如乱弹那么热闹，也不如乱弹那么易解，但正在演着戏的那脚色，醇王福晋却在台上看过他不止一次，是升平署的一个学生，名叫张多福，据说最得皇帝的欢心。这张多福此刻唱的不知是什么戏？只见他身穿水田衣，手执拂尘，想来扮的是个小尼姑。脸上淡扫蛾眉，薄敷胭脂，眉梢眼角，做出无限春心荡漾的意思，当然是个不规矩的小尼姑。 
　　皇帝与懿贵妃都看得津津有味，皇后却大不以为然，嘴里只不断轻声叨念看：“罪孽，罪孽！”而且常闭起眼来，只不过闭不多时，又舍不得不看，还是睁得大大地。 
　　这一出完了，皇帝放赏，张多福随即到台下谢恩。接下来又是一出昆腔：《夜奔》。扮林冲的那个学生，看上去才七八岁，一身簇新的行头，扎束得极其英俊，随着小锣笛子，一面唱，一面做身段，干净俐落，丝丝入扣。皇后看得极高兴，戏完了，吩咐“放赏”，皇帝为凑皇后的趣，等他下台谢恩时，特意叫小太监如意，领着他到皇后面前来磕头。皇后摸着他的头问了名字，特意又从荷包里掏出个小金锞子来赏他。 
　　这两出昆腔唱过，下面是由京城里特地传来的，广和成班的乱弹，第一出是老生黄春全的《饭店》，唱的是《隋唐演义》里的故事，秦叔宝被困在天堂州，遭受饭店掌柜的凌辱，不得已当锏卖马来还店饭钱。黄春全是一条“云遮月”的嗓子，特别宜于唱这路苍凉激越的戏，此刻御前奏技，更不敢有丝毫疏忽，抚今追昔，自叙身世，把个英雄末路的凄凉情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扮店家的那个小花脸，自然也使出全副精神，只拿尖酸的言语，逼得秦叔宝走投无路。那副小人脸嘴，在懿贵妃看来，就是肃顺第二，所以看着觉得又痛快，又生气，不住拉着醇王福晋的衣袖，小声说道：“你看多势利！” 
　　等《饭店》唱完，暂停片刻，太监摆膳桌传膳，这时皇帝才得有工夫跟人说话。 
　　“大阿哥呢？”他问皇后。 
　　“他要跟了来，我怕他念书的心野了，不让他来。而且，”皇后正一正脸色又说：“有些戏，可真不宜让孩子来看！” 
　　皇帝知道她是指张多福所唱的那出《思凡》而言。这出戏不是淫戏，推陈出新，另有妙解，正要为皇后讲解其中的好处，只见御前大臣肃顺，领着内奏事处的官员，捧着黄匣，入殿而来，这是有军报到了，皇帝不能不先处理。 
　　黄匣中一共七件军报，其中一件是督办浙江军务的杭州将军瑞昌和浙江巡抚王有龄会衔的飞奏：“浙东寿昌失守，严州、兰溪吃紧。”皇帝最不能放心的就是浙江的军务，由寿昌到绍兴、杭州一水可通，关系尤其重大，进退机宜，必须立即有所指示，于是传谕：“召见军机大臣。” 
　　好好的戏听不成了，皇帝大为扫兴，他对瑞昌和王有龄的印象，原就不好，这时越发认定这两个人办事不力，所以在指授方略之后，把瑞昌和王有龄大骂一顿。因为过于激动，话也说得太多，以致气喘头昏，不能再去听戏了。 
　　到第二天精神略好，又续前一天未竟之欢。一早就传谕，侍候午后开戏，升平署开了戏单来，皇帝亲笔点定，大锣大鼓的武戏不要，枯燥严肃的唱工戏不要，一出《四海升平》，朱笔批示：“下次再传”，剩下的就都是生旦合演的风情戏，或者有小丑插科打诨的玩笑戏。 
　　这样一连唱了好几天，到得五月底，一片云的水座修好了，越发无日不唱，这一阵子皇帝的心情极好，因为除了浙江以外，各地的军务都颇有起色。对洪杨的用兵，重心仍在安庆，曾国藩自祁门移驻东流，督饬曾国荃坚持不撤，洪杨悍将陈玉成以攻为救，佯战湖北，用意在迫使曾国荃回师相救，便得解安庆之围，幸好有胡林翼坐镇，曾氏弟兄才无后顾之忧。此外左宗棠为曾国藩帮办军务，极其得力，更为皇帝所嘉许。而曾左胡的不负重任，迭建勋业，说来都是肃顺的推荐调护之功，因此，皇帝对肃顺的宠信，亦复是有加无已。 
　　当然，肃顺是要“感恩图报”的，他决心要让皇帝好好过一个生日，第一不让他烦心，皇帝不愿与恭王及那些喜进忠言的老臣见面。肃顺早就有了布置，由皇帝亲口传谕军机大臣，明发上谕，不必到行在来叩贺万寿。但有执事的官员是例外。与庆典有关的执事官员，不过是礼部、鸿胪寺、光禄寺，以及内务府的司官，从五月中开始，他们就从京城里带了大批工匠、物料，把“避暑山庄”布置得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当然，还有京里的名伶，早就传齐了到热河伺候，万寿这一天，福寿园、一片云和澹泊敬诚殿后三处戏台，一起上演。皇帝已有旨意，六月初九这一天：“里外叉着唱，要寻常轴子杂戏共十八刻”，加上照例应景的开锣戏，半天都唱不完。 
　　就这时候，钦天监也来凑兴，专折奏报，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时绘图呈览。这是罕见的祥瑞，看来皇帝快要传《四海升平》这出戏了。 
　　不过，皇帝到底还不是脑筋糊涂，见识浅薄，会陶醉于天象巧合上的昏庸之主，遇到这种情况，尊重家法，先查成例。查出嘉庆四年四月初一，也有此“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当时仁宗睿皇帝有一道上谕，说川陕战事未平，不敢侈言符应，只望早日平定，黎民复业，铺陈祥瑞，近于骄泰，深为不取，此事“不必宣付史馆，用昭以实不以文之至意”。 
　　皇帝觉得他祖父所说的这番话极好，命军机传谕内阁，就照这番意思“明发”，晓谕臣民。但天上的星象“以实不以文”，人间的繁华却是以文不以实，万寿的庆典，并不因“东南贼匪，未克殄除”而减少了繁文缛节。行宫内外，特别是内务府的官员，庆寿的情绪跟那几天的天气一样地热烈。 
　　六月初八暖寿，在福寿园赐食，是晚宴。六月初九万寿正日，皇帝一早起身，先到供奉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皇帝御容的绥成殿行礼，然后临御澹泊敬诚殿受贺。 
　　内设了卤簿请驾，丹陛大乐，以皇子和亲王、郡王为首，贝勒贝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文武大臣、翰詹科道，一律蟒袍补褂，各按品级序列，在礼部和鸿胪寺的官员鸣赞之下，雍容肃穆的“庆平”乐章之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庆贺大礼。 
　　午时赐宴，仍旧在福寿园。皇帝升座、赐茶、进膳、赐酒，不断地奏乐、不断地磕头，等这些仪注完毕，个个汗流浃背，委顿不堪，最好回到私寓，解衣磅礴，好好凉快一下。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赐宴以后，赐入座听戏，回头还有赐食、赐文绮珍玩，许多的荣宠，不能走也舍不得走。 
　　群臣如此，皇帝当然更难支持。他素性畏热，一回到寝宫，脱得只剩一身绸小褂裤，一面大啖冰镇的水果，一面由四个小太监替他打扇，等积汗一收，又要了新汲的井水来抹身。这样自然是痛快，但冷热相激，却非他的虚极了的身子所受得了的，顿时觉得鼻塞头昏，胸头有股说不出的烦闷。 
　　但是，他不肯把自己的不舒服说出来——有许多原因使得他不能说，大喜的日子召御医，不独太扫兴，更怕引起不小的惊疑揣测，所关匪细。而且他也不甘于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日子在病中度过。完成殿行礼，澹泊敬诚殿受贺，福寿园赐宴，他认为那是他所尽的义务，要从此刻起，他才能庆祝他的生日，内务府为他细心安排的一切节目，他决不能轻易舍弃。 
　　就这时，小太监金环来请驾，说皇后和妃嫔，还有大阿哥、大公主都等着要替万岁爷上寿。 
　　“知道了！”皇帝甚至都不传御药房，只在金豆蔻盒子里取了些紫金锭、槟榔放在嘴里嚼着。然后换了轻纱便衣，起驾去受妻儿家人的祝贺。 
　　在烟波致爽的正屋中，皇后以次，所有的妃嫔都到齐了，珠冠凤衣，一律大妆。 
　　大阿哥和大公主是早就被教导好了的，一见皇帝，便双双迎了上来跪安，用满洲话恭贺吉祥。然后等皇帝升了座，皇后又领着妃嫔行礼。天气酷热，盛妆的后妃，被汗水蒸发得粉腻脂香，却越显得唇红面白，分外娇艳，好看倒是好看，皇帝却于心不忍，吩咐一声：“都去换了便衣吧！” 
　　好在各人的宫女都带着衣包，又多的是空闲不用的房屋，不妨就在附近更衣，只有皇后回寝宫去换。懿贵妃自觉与众不同，跟着皇后一起行动，到了中宫，打水抹汗，重新上妆，懿贵妃一面扑粉，一面对皇后小声说道：“皇后瞧见了没有，皇上的气色不好！” 
　　“是累了！”皇后微皱着眉说，“偏偏天又这么热。” 
　　“要劝皇上节劳才好。” 
　　“怎么节？阿弥陀佛，但盼没有六百里加紧的军报吧！” 
　　“能有人替皇上分劳就好了。” 
　　“谁啊？”皇后转脸问道：“你说谁能替皇上分劳？” 
　　是这样相当认真地问，懿贵妃不能不答，但碍着宫女在旁边，说得太明显了，怕传出去又生是非，所以她旁敲侧击地说：“七爷到底年纪还轻，六额驸又太老实！” 
　　故意说到醇王和额驸景寿，意思是皇帝身边须有一个能干的骨肉至亲来襄助，这当然暗示着恭王。皇后再忠厚，也不能听不懂她这句话。 
　　于是皇后答道：“京里也要紧，那是根本之地，得要六爷这样的人，在那儿坐镇。再说，洋务也没有人能办得了，这一阵子正跟那个洋人，总税司赫德议关税的章程，那儿离得开呢？” 
　　皇后何尝知道甚么关税？而居然连总税司是洋人，名字叫赫德都知道，岂不可怪？这不用说，当然是听皇帝谈过，看样子恭王不能离京的这些理由，也是皇帝的话。然则皇后一定跟皇帝谈过恭王的事——懿贵妃对此极其关心，只苦于无法向皇后细问究竟。 
　　想一想，只好话里套话来，略窥端倪：“关税本当户部该管，也不全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事，而且在该衙门行走的，还有六爷的老丈人桂良，还有文祥。” 
　　皇后不知是计，说了实话：“六爷原有个折子，请旨由户部会商办理。肃六说户部不懂洋务，事权不专，反而不好，又说，洋人只相信六爷，非六爷在京主持不可。” 
　　“哼！”懿贵妃微微冷笑，“倒真是会拣好听的说。” 
　　“我看不是好话…　。” 
　　“皇后！”懿贵妃突然间一喊，打断了她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皇后微感不悦，愕然相视，懿贵妃努一努嘴，又使一个眼色，很明白表示出来，窗外有人在注意她们的谈话。 
　　抬眼看去，隐约见有一名太监站在窗外，凝神侧耳，看模样是有些可疑。皇后素性谨慎，便不再多说，只从背影中认清了这名太监，名叫王喜庆，是敬事房额外的“委署总管”，派在中宫，专门担任皇后传取应用物件，与内务府打交道的差使。 
　　然而皇后也不免困惑，如果说王喜庆是在偷听谈话，他的目的何在？是为人作奸细吗？那么指使他的人又是谁？最要紧的是，王喜庆所希望偷听到的是些什么话？这些疑问都必须先弄清楚，才好定处置的办法。但在当时，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跟懿贵妃商量。 
　　“皇上派人来催了！”双喜在皇后身后悄悄禀报。 
　　“好了，好了，就走！” 
　　等皇后和懿贵妃刚到澹泊敬诚殿后的戏园，皇帝紧接着也驾到了，进过果盒，随即传旨开戏。宫中年节喜庆，照例要演“大戏”，那是乾隆年间传下来的规矩。凡是“大戏”，不重情节，讲究场面，神仙鬼怪，无所不有，万寿节的大戏，总名“九九大庆”，其中再分“麻姑献寿”、“瑶池大宴”、“海屋添寿”等等节目，几乎把所有关于寿诞的神话，都容纳了进去，只见满台的王母娘娘、南斗、北斗、寿星、八仙、金童玉女、天兵天将，一个个服饰鲜明，形容奇特，齐声合唱着“天下乐”、“太平令”、“朝天子”、“感皇恩”之类北曲的“牌子”，载歌载舞，热闹异常，这是在京城宫里所看不到的。不想乾嘉的盛况，复见于此日戎马仓皇的行在，这虽是内务府的一片“孝心”，但皇帝于大饱眼福之余，内心不能没有感慨。大戏完了，接演皇帝亲点的“寻常轴子杂戏”。时届申初，开始晚宴，皇帝独据正中金龙桌围的大膳桌，皇后带着大阿哥、大公主坐东边第一桌，西边第一桌是懿贵妃，其余妃嫔，两人一桌，按照位分高下，册封先后，在东西两边，依序入座。太监传膳，宫女打扇，殿内殿外伺候的人，有两三百之多，但趋奉行走，声息全无，戏台上的唱词科白，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后妃，都觉得这是最享受的一刻，但皇帝却不对了，由于出了些汗，头昏鼻塞倒是好得多了，肚子里却作怪，一阵一阵地疼。先还忍着，忍到后来，冷汗淋漓，脸色发青，小太监如意看出不妙，赶紧走了过去，低声问道：“万岁爷那儿不舒服？” 
　　“肚子疼。想拉！” 
　　“奴才伺候万岁爷方便。” 
　　“等一等！”皇帝心想，一离座而起，整个欢乐热闹的局面，顿时就会改观，所以还希望能忍得下去。 
　　“是！”如意口里这样答应，暗中招呼了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有所准备，同时取了些暑天所用的成药，悄没声地进奉皇帝服用。 
　　那些成药，都是参酌数百年来的验方，精选上等药材所制，及时而服，确具神效，可惜进用得太晚了些，一无效果，皇帝里急后重，忍无可忍，终于不得不起身如厕，并且一叠连声地叫：“快、快！” 
　　于是两名小太监掖着他，几乎脚不点地，一阵风似地把他送入预先已准备了净桶的后院套房里。 
　　事出突然，一殿皆惊！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只一个个偷眼看着皇后。皇后已学会了镇静，她知道马上会有人来奏报，所以急在心里，表面还能保持中宫的威仪。 
　　果然，陈胜文匆匆赶了来，跪在皇后座椅旁边，低声说道：“皇后万安，万岁爷只是闹肚子。” 
　　“喔！你去看看，马上回来告诉我。再找一找栾太、李德立，看是在那儿？” 
　　“刚才已经请旨了，万岁爷不叫传御医。” 
　　“嗯！”皇后懂得皇帝不欲张皇的意思，“你先去看看情形怎么样再说。” 
　　“是！” 
　　“还有，悄悄儿告诉各宫的丫头，让她们告诉她们主子，别惊慌，别乱！” 
　　“奴才已经告诉她们了。” 
　　“好，你去吧！我等着听你的信儿。” 
　　陈胜文答应一声，磕了个头，站起来赶到皇帝那儿，只见七八个小太监围着皇帝，替他擦脸的擦脸，揩手的谐手，打扇的打扇，系衣带的系衣带，皇帝虽还不免有委顿的神气，但脸色已好得多了。 
　　一见陈胜文，不等他开口，皇帝先就说道：“嘿！这下肚子里可轻松了！怕的是晌午吃的水果不干净。” 
　　陈胜文连忙跪倒回奏：“奴才马上去查。” 
　　“唉，算了吧！高高兴兴的日子。”皇帝又问“外面怎么样？” 
　　“皇后挺着急的。奴才跟皇后回过了，说万岁爷只不过闹肚子，皇后才放心，吩咐奴才来看了，再去回话。” 
　　“你跟皇后说，没事！我马上就出去。” 
　　“是！”陈胜文又说，“奴才请旨，可要传御医侍候？” 
　　“胡闹了！” 
　　听得这一句话，陈胜文不敢再多说。匆匆又赶了去回报皇后。这时在外面护卫的御前大臣肃顺、景寿，领侍卫内大臣醇王奕澴，都得到了消息，顾不得后妃在内，以天子近臣的资格，不奉宣召，纷纷赶来伺候。刚一进戏园，皇帝已经出临，于是后妃、大臣、太监、宫女，连戏台上的“陈最良”和“春香”，一齐跪迎，直待皇帝入座，方始起立，照常演戏。 
　　肃顺、景寿和醇王，又到御前问安，皇帝摇摇手，夷然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们就在这里陪我听戏。”说着，又回头吩咐小太监如意：“给六额驸他们摆桌子，拿几样菜过去！” 
　　三位大臣一一叩首谢了恩，趁摆膳桌的工夫，三个人退到后面，把陈胜文找来问了情形，商量着要不要传御医伺候。肃顺以皇帝的意旨为意旨，景寿没有主见，醇王却力主慎重，说把栾太、李德立找来待命的好。有备无患总是不错的，肃顺拗不过醇王的意思，只好派人去找。 
　　要找不难，必是在福寿园。找了东廊找西廊，从大帽子底下一张一张的脸看过去，先找到栾太，然后又在最后面的座次上找到了李德立，招招手都唤了出来，跟着内务府官员离开了福寿园。 
　　众目昭彰下的行动，立刻引起了所有在场的官员的注意，纷纷交头接耳，惊疑地猜测着，猜测着多集中在皇帝身上，是呕血还是发烧？反正来势不轻，否则不会在大喜的日子，宣召御医。 
　　许多人都有个存在心里不敢说出来的感觉：寿辰召医，大非吉兆。还有些人无心看戏了——他们心中有出“戏”，正要开始，病骨支离的皇帝，抛下一群年轻貌美的妃嫔和一个六岁的孤儿，一瞑不逝，大政付托何人来代掌？是眼前跋扈的权臣，还是京里英发的亲王？这势如水火的一亲一贵，可能够捐弃前嫌，同心协力来辅保幼主？倘或不能，那么钩心斗角，明枪暗箭的争夺，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不知要超过此刻戏台上多少倍！ 
　　然而戏台上的出将入相，一朝天子一朝臣，究不过是优伶面目，台下的这出“戏”唱了起来，可就不知几人得意，几人失意？自觉切身荣辱祸福有关的一些人，不但无心看戏，而且也必须早早设法去打听消息。 
　　这些人中，有一个就是曹毓瑛。但奉旨入座听戏，不可擅离，他是个极深沉的人，既然一时无法脱身去打听，便索性不谈那些无根的揣测之词，所以他心里最热，表面却最冷静。 
　　等散了戏，各自退出。曹毓瑛先回军机直庐休息，这天值日的军机章京是许庚身，清闲无事，正照他堂兄许彭寿的嘱咐，调了一壶好松烟黑浆，在写“大卷子”，准备明年“会试”。一见曹毓瑛便放下笔站起来让座。 
　　“我真羡慕你！”曹毓瑛摘下大帽子，放在桌上，从许庚身的听差手里接过一块热毛巾，一面没头没脑地擦着汗，一面又说：“今天这种日子，难得有此片刻清闲！看我，袍褂都湿透了！” 
　　许庚身笑了笑，问道：“里头来，可有所闻？” 
　　“我还向你打听呐！” 
　　“栾、李二位还不曾下来，但也不曾请脉。” 
　　“喔！圣躬如何不豫？” 
　　“琢翁竟还不知道？”许庚身讶然答道，“说是吃了生冷闹肚子，一泻以后就好了。” 
　　“原来如此！”曹毓瑛点点头低声说道，“我先回去，这里就偏劳了。” 
　　“请吧。有消息我随时送信，等李卓轩下来，我通知他到你那里去。” 
　　“那就太好了。费心，费心！” 
　　曹毓瑛拱拱手，作别自去。因为要等消息，所以一回家就吩咐门上，除了李太医以外，其余的访客，一律挡驾。到了晚上，一个人在后院里纳凉，看看夜深，并无消息，正待归寝，门上一盏纱灯，引着一位客人走了进来，正是李德立。 
　　曹毓瑛赶紧披了件长衫来肃客，先请宽衣，李德立匆创答道：“不必了。我还要赶进宫去当差。” 
　　这一说，是特地抽空来送紧要消息。曹毓瑛等听差伺候了茶水，随即挥一挥手，让所有的下人都回避。 
　　于是李德立忧形于色地低声说道：“上头的病不妙！” 
　　“怎么？不是说闹了一阵肚子，没事了吗？” 
　　“晚上又发作了，一连泻了四五次，泄泻最伤人，何况是虚极了的？唉，讳疾忌医，只不过半天的耽误，弄得元气大伤。” 
　　曹毓瑛想一想，明白了他的话，皇帝讳疾，不肯召医，又不忌生冷油腻，以致再度泄泻，但是：“夏天闹肚子，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啊？” 
　　“别人没有什么了不得，搁在虚痨的人身上，就不是这么说了。须知寿命之本，积精自刚。内经有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者五谷之味也，补以味而节其劳，则积贮积富，大命不倾。所以治上头的病，一直以温补为主，用‘小建中汤’，加人参，附子，建其中气，庶可饮食增而津液旺，充血生精，渐复真阴之不足。于今数月之功，毁于一旦。”李德立说到这里，连顿足，望空长叹：“天命如此，夫复何言？” 
　　听这话，看这神气，皇帝的病，竟是出乎意料的严重，曹毓瑛通前彻后想了一遍，为了确实了解情况，他这样问道： 
　　“卓轩，岐黄一道，我是外行。请你打个比方行不行？” 
　　“好比一座风雨茅庐，牵萝补屋，苦苦遮盖，只待坏天气过了，好作抽梁换柱之计，谁知无端一阵狂风，把个茅草顶都掀掉了！你看，今后如何措手？” 
　　“那么，”曹毓瑛的声音低得仅仅能让对方听见：“还有多少日子呢？” 
　　李德立沉吟了一会答道：“想必你还记得，我曾说过一句话，只要‘平平安安度过盛夏，一到秋凉，定有起色。’” 
　　话已经很明白了，皇帝怕度不过盛夏。曹毓瑛极深沉地点一点头，未再开口。 
　　“琢翁，我告辞了，还要赶到宫里去。” 
　　“辛苦，辛苦！”曹毓瑛拱手答道，“我也不留你了。等你稍闲了，我奉屈小酌。” 
　　“我先谢谢！”李德立迟疑了一下又说：“琢翁，‘大事’一出，头一个就是我倒霉，那时还要请多关顾！”说着随手就请了一个安。 
　　主人拦阻不及，只好也照样还了礼，一面急忙答道：“言重，言重。老兄尽管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何变化，但盼能随时赏个信，就承情不尽了。” 
　　“那是一定的。”李德立又说：“这是灯尽油干的事，到时候可以算得出日子。” 
　　这一说曹毓瑛略微放了些心。他就怕皇疾暴崩，措手不及，现在照李德立的话看，大限来时，可以前知，无论如何可获一段缓衡部署的时间来应变，事情就好办得多。 
　　等李德立走了以后，他又整整盘算了半夜。第二天犹在万寿节期内，原可不必入值，但圣躬不豫，要去请安。一到直庐，就听到消息，说军机大臣正关紧了房门，有所密议。 
　　但对军机章京来说，并无机密可守，曹毓瑛很快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报告，那些军机大臣所密议的，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京师银价大涨。官钱号浮开滥发的钱票，大为贬值，票面一千，实值仅得十二文，因为缺铜的缘故，制钱本来就少见，这一下，商号铺户，越发不肯把现钱拿出来，以致物价飞涨。有钱的人用的是银子，水涨船高，不受影响，苦的是升斗小民，特别是不事生产的旗人，每月只靠有限的钱粮，维持生计，手中所有，不过几张官号钱票，必须想办法替他们保值。 
　　会议中有人主张废止官号钱票。这倒是快刀斩乱麻，彻底整理的根本办法，但官号钱票多在小民手中，没有适当的补偿，以一纸上谕，贬成废纸，势必激起民变，所以没有人敢附和这个主张。但如何能让官号钱票，维持应有的价值，却谁也拿不出好计划。而且肃顺也不在座，他兼着户部尚书的职位，这件事正属他该管，没有他的参与，议了也是白议。这样，可想而知的，谈了半天，必落得一场无结果。 
　　肃顺是知道有这个会议的，事实上此会还是他所发起，特意选定万寿次日不必处理其他政务的机会，好好来商议一番，谁知道大好的日子，偏偏皇帝又添了病，他以领侍卫内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的双重资格，必须在御前照料，迫不得已只好不理这个极重要的会议了。 
　　皇帝的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因为听栾太和李德立的口气，似乎对诊疗已失去了信心，而皇帝在连番泄泻以后，那种奄奄一息的神气，更是触目惊心。一旦“大渐”，必有遗命，议亲议贵，顾命大臣中，少不了恭王的名字，权势所在，难免冲突，虽不致斗不过他，总是件极麻烦的事。 
　　为此，肃顺几乎片刻不敢离开皇帝的寝宫，深怕在他不在御前的那一刻，皇帝下了什么于他不利的谕旨，不能及时设法阻止。但他可以用“节劳”，这些理由来劝阻皇帝召见亲贵，却不能禁止亲贵来给皇帝问安。 
　　这天相约一起来视疾问安的亲贵，一共三位，除了惇王和醇王以外，另一位是惠亲王绵愉，皇帝的胞叔，行五，宫中称为“老五太爷”。份属尊亲，肃顺不敢出什么花样，递了“牌子”，皇帝“叫起”，便引领着这三王直到御榻前面。 
　　惇王和醇王都跪了安，“老五太爷”是奉过特旨，平日宴见，免行叩拜礼的，所以只垂手而立，说一声：“绵愉给皇帝请安！” 
　　骨瘦如柴的皇帝，倚坐在御榻上，微微点一点头，然后苦笑着有气无力地说道：“本想跟大家好好儿热闹一天，也算苦中作乐。谁知天不从人愿。唉！” 
　　“皇帝安心静养。暑天闹肚子，也是常事。” 
　　“是啊！”皇帝满有信心地说，“我想，歇个一两天也就好了。” 
　　“唯愿早占勿药，方是天下臣民之福。”老五太爷说到这里，无缘无故向肃顺看了一眼。 
　　“嗯，嗯！”皇帝也向肃顺看了一眼。 
　　这是个暗号，肃顺随即向惇王和醇王说道：“皇上累了。 
　　老五、老七，你们跪安吧！” 
　　跪了安，三王一起退出。惇、醇两王，与皇帝弟兄相见，且在病中，却连句话都说不上，心里非常不舒服。但就是这样，肃顺仍不免起了戒心，他觉得要保护自己，就必须抓权。权不但要重，还要多——差使揽得越多，越容易防范得周密。 
　　但是，眼前还不是进言的时候，皇帝的泄泻，算是渐渐止住了，却诚如李德立所说，“元气大伤”，一时补不过来，每天昏昏沉沉的连话都说不动，自然无法召见军机，裁决政务。皇帝处理大政的方式，外间不尽明了，不过一连三天，未见一道明发的上逾，那就不言可知，这三天中皇帝未曾召见军机。勤政是开国以来，相沿不替的传统，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以来，皇帝几乎无一日不与军机“见面”，除非是病重得已不能说话。 
　　因此，从热河到京城，谣言极多，内容离奇古怪，但无非说皇帝已到了“大渐”的时候，甚至还有人说，皇帝已经驾崩，肃顺一手遮天，秘不发丧，要等他部署完成了，才发“哀诏”，这些话在有见识的人听来，自然觉得可笑，可是流传在市井之间，却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于是银价和物价，波动得格外厉害了。 
　　这是肃顺该管的事，他无法坐视不问。幸好在他接任户部尚书以后，曾经不留情面地办过户部官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有此一个有力的伏笔，文章就好做得多了。找了个皇帝精神略好的机会，他向皇帝陈奏，官钱号必须严格整顿，一方面处以罚金，一方面逐渐收回官钱票，等整顿告一段落，把户部所属的四处官钱号改归民营，但内务府所管的五处官钱号，要划开来另行整理，免得牵累在一起。同时，少不得把以前户部的“堂官”，如翁心存这些人的“办事不力”，又旧事重提了一番。 
　　皇帝对肃顺，早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而况是在病中，根本没有应付烦剧的精力，当时就只说了一句：“你好好斟酌着办吧！过两天写旨来看。” 
　　接着，肃顺又说了许多皇帝爱听的话，先是各地的军情，如何如何有进展，然后谈到修葺“避暑山庄”的工程。这使得皇帝想起了一件事，挥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听说你也在热河盖了屋子。有这话没有？” 
　　“有，”肃顺毫不迟疑地回奏，“奴才的一举一动都不敢瞒皇上。奴才是盖了屋子，而且盖得很坚固，到现在还未完工。” 
　　“噢！”皇帝说了这么一个字，而语气中带着疑问，是极明显的。 
　　“这有个缘故。”肃顺从容地又说，“奴才深知皇上的阳气旺，怕热，以后年年要伺候皇上到热河来避暑，日子还长着哪！不能不打算得远一点儿。” 
　　说“怕热”是“阳气旺”，说“年年要到热河来避暑”，说“日子还长”，这在皇帝，都是十分动听的话，顿时觉得精神一振，要下地来走走。 
　　于是，小太监们服侍皇帝穿好衣服，扶着下床，左右护侍，皇帝只觉双足发飘，地上好象处处都是软的。而且就这样搀着走路，都不免微微喘气，所以搀到南窗下面，自己又说：“我还是坐下吧！” 
　　肃顺一听这话，赶紧亲自移了一张细藤软靠椅过来，扶着皇帝坐好。这天天气凉快，傍晚之际，好风入户，吹在软滑的熟罗小褂裤上，感觉上非常舒服。皇帝用锦州酱菜佐膳，吃了两小碗鸭丁梗米粥，精神大好，思量着要找些消遣了。 
　　“肃六！”皇帝喊着，声音相当清朗。 
　　“喳！“肃顺也响亮地答应。 
　　“今儿十五，月白风清，你看，我到那儿逛逛？” 
　　“这个……，”肃顺想了想答道：“奴才给皇上出个主意，‘芝径云堤’的月亮最好，皇上不如到那儿去纳凉，再传了升平署的学生来，让他们清唱着消遣。” 
　　“好，好！”皇帝欣然答道：“就这么办！” 
　　“是！奴才马上去预备。” 
　　肃顺随即分头遣人，一面通知升平署伺候清唱，一面在“芝径云堤”准备黄幄、坐具、茶炉。然后回入殿内，料理起驾，怕夜深天凉，皇帝身体虚弱，特别叮嘱管理皇帝靴帽袍褂的“四执事”太监，多带各种单夹衣服，好随着天气变化，随时添减更换。 
　　等一切准备妥善，皇帝坐上明黄软轿，肃顺亲自扶着轿杠，迤逦向“芝径云堤”而去。 
　　“芝径云堤”是圣祖仁皇帝亲题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一，山脚下一片明净的湖水，为一条芝形的土堤隔成两半，这条堤就叫做“芝径云堤”。涉堤而北，即是“如意洲”，又名“一片云”，临水而建的戏台，就在那里。但皇帝此一刻所临幸的地方，是在南岸，到得那里，恰是月上东山的时候，澄彻蟾光，映着一湖倒映柳丝的湖水，清幽极了。皇帝特意吩咐，不要看见一点灯光，于是太监分头赶到附近的屋子，传旨熄灯。自然，御前照明的大宫灯，也都一起熄灭。 
　　略略歇得一歇，肃顺带着升平署的总管太监安福，皇帝最宠爱的几个学生，还有嘉庆年间就在热河当过差，于今专教学生唱曲的老伶工钱思福、费瑞生、陈金崔等人，来向皇帝磕头请安，随即呈上戏折子，请求点戏。 
　　皇帝不必看戏折子，他的腹笥甚富，随口吩咐：“唱《长生殿》吧！”接着，抬头望着蓝天淡档的云彩，念道：“凝眸，一片清秋，望不见寒云远树峨媚秀！苦忆蒙尘，影孤体倦，病马严霜，万里桥头，知他健否？纵然无恙，料也为咱消瘦……。” 
　　念到这里，皇帝低头问道：“这一折叫什么？”这一折叫《尸解》。皇帝久病不愈，安福怕说出来嫌忌讳，所以只是磕头，不敢回答。 
　　肃顺虽不解音律，但《长生殿》是宫中常唱的传奇，他听也听熟了，记得皇帝刚才所念的曲文，是描写杨贵妃在马嵬驿被陈元礼兵变所迫，悬梁自尽以后，阴魂不散，如何在淡月梨花之下，自伤玉碎珠沉，追忆当日恩情。此时此地，唱这样凄凉萧瑟的曲子，实在有些犯忌讳，这是安福不敢回奏的缘故。 
　　于是他故意叱斥安福：“你看你，当差越当越回去了！怎么让皇上给考住了呢？下去吧，拣好的唱来给皇上听！” 
　　这算是解消了一个僵局，安福固然如释重负，皇帝也想了起来这一折名为《尸解》，同时也明白了安福不敢回奏的缘故，所以由着肃顺，并未作声。 
　　安福知道皇帝最爱那些词藻清丽，或者情致缠绵的南曲，看到眼前的景致，想起《琵琶记》里有一折，恰好当行出色，于是便叫陈金崔擫笛，费瑞生掌板，由皇帝所激赏的学生张多福主唱。 
　　檀板一声，笛音旋起，张多福启喉唱道： 
　　“楚天过雨，正波澄木落，秋容光净，谁驾冰轮。来海底？碾破琉璃千顷。环珮风清，笙萧露冷，人生清虚境。珍珠帘卷，庚楼无限秋兴。” 
　　这曲牌叫《念奴娇》，下面要换调了，就在这空隙中，皇帝向肃顺问道：“你知道这唱的叫什么？” 
　　“奴才那儿懂啊？”肃顺陪笑道，“听那辙儿，好象叙的是月夜的景致，这倒是对景挂画。” 
　　“对了！这是《琵琶记》的《赏秋》，秋天不写月亮，可写什么呢？你听着吧，下面还有好的。” 
　　前面的张多福，听见皇帝这么说，越发打点精神，接着唱下面的《生查子》和《念奴娇》序。 
　　“逢人曾寄书，书去神亦去。今夜好清光，可惜人千里，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阑干，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 
　　“好曲文，好曲文！”皇帝击节称赏；又说：“张多福今天嗓子在家，咬字也好了！” 
　　肃顺听见这话，便即喊道：“皇上夸奖张多福。谢恩！” 
　　安福早就准备着的，随即带了张多福到御案面前磕头。皇帝赏了一盘杏波梨，于是又一次磕头谢恩，退回原处，接着往下唱。 
　　唱到“峭寒生，鸳鸯瓦冷玉壶冰，栏杆露湿人犹凭”，皇帝大为皱眉。他的一举一动，眉高眼低，肃顺无不注视着，这时知道出了岔子了，所以等这一支《古轮台》唱完，随即俯身低问：“可是那儿唱错了？” 
　　“嗯！”皇帝点点头问：“是谁教的？传他来！” 
　　张多福这一折《赏秋》，是陈金崔所教，安福带着他惴惴不安地来到御前，跪了下来，听候传问。 
　　“‘湿’字是入声，你怎么教张多福唱成平声？难听死了！”陈金崔嗫嚅着回奏：“‘湿’字‘连腔’，听起来象平声。” 
　　“谁叫你‘连腔’？” 
　　这一下碰过来，越发叫陈金崔汗流浃背，结结巴巴地说： 
　　“是奴才的师父这么教的。” 
　　他的教曲的师父，如何可用来抵制皇帝？这是极不得体的奏答，可以惹恼了皇帝，有不测之祸。宫中相传的心法，遇到这种情形，要抢在前面申斥、开脱，来平息皇帝可能会爆发的怒气。所以安福严厉地喝道：“好糊涂东西！你师父算得了什么？你师父教的，还能比得了万岁爷的教导！” 
　　“是，是！”陈金崔不住地在地下碰着响头，“奴才糊涂，求万岁爷教导！” 
　　皇帝有样好脾气，在这些上面，一向“诲人不倦”，小太监写错了字，他会和颜悦色地给他们指出来，甚至朱笔写个“字样”，吩咐“以后照这样写”。因此陈金崔和安福十分惶恐，皇帝却夷然不以为意，真个指点了他们一番。 
　　“你那个师父也不高明，怕的连南曲、北曲都搞不清楚。”皇帝徐徐说道：“北曲的入声，唱高了象去声，唱低了象上声，拖长了就成平声。《琵琶记》是南曲，‘湿’字唱错就错在这个‘连腔’上面。这你明白了吧？” 
　　“万岁爷圣明！万岁爷的教导，奴才一辈子受用不尽。”陈金崔又大着胆说，“奴才斗胆，再求万岁爷教导，南曲的入声该怎么唱才动听？” 
　　“出口即断，也别有意做作，轻轻一丢，自然干净俐落。昆腔是所谓‘水磨调’，宛转之中要有顿挫，就在这些上头讲究。” 
　　皇帝顾曲，实在可算知音，升平署的老伶工，无不心诚悦服。皇帝也大为得意，现身说法，便亲自小声哼唱着教他们。就这样消遣到二更时分，夜凉侵入，肃顺再三谏劝，皇帝才怀着余兴，起驾回宫。 
　　这一夜睡得非常酣畅，第二天醒来，皇帝觉得精神大好，决定召见军机大臣。照例，在此以前，他要跟肃顺先作一番商量。 
　　“精神到底还不算太好，今天也只能料理些最紧要的。”皇帝问道：“你看，除了军报以外，还有些什么非先办不可的事儿？” 
　　“启奏皇上，官钱票一案，要早早降旨。” 
　　“嗯。”皇帝点点头，“我知道了。‘叫’吧！” 
　　于是，肃顺亲自去“叫起”。有些军机大臣，跟他也有两天没有见面了，相对一揖之后，少不得寒暄一两句，同时探问皇帝的病情。 
　　“好得多了。”肃顺答道，“不过还不胜烦剧，请诸公奏对的时候，不必说得太多。” 
　　肃顺的话，在他们与上谕无异，因此这天进谒御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但官钱票的案子，前因后果，特别复杂，一时不能详细商酌，便又搁了下来。 
　　就在这搁置的期间中，肃顺一天在家纳凉，忽然想到了一着扩张势力，扶植党羽，打击政敌的好棋。第二天进宫，找了个机会向皇帝进言。 
　　话是由修葺“避暑山庄”的经费谈起来的。肃顺向皇帝说，京里由内务府管理的五家“天”字官钱号，盈亏关系着宫内的用度，现在户部调度各地军饷，相当困难，而且即令有余款，如果用来修葺行宫，一定会惹起御史的闲话。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个结论：五家“天”字官钱号，必须派个妥当的人，切实整顿管理，当然这个人应该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额。留在京里的有两个，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明善，明善的资望浅，而且才具、操守，都不能让皇帝信任。但是宝鋆更不行，皇帝对他的印象极坏。 
　　从到热河以后，宝鋆有两件事，大忤旨意。第一件是圆明园让英法联军烧掉以后，宝鋆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连出城去看一看都不敢，而且因为管理圆明园的印钥已经奉旨交出，自觉已无守园的责任，所以并不自请处分，只上了一个“奏闻”的折子。圆明园的被焚，是皇帝最最痛心的恨事，满怀忧愤，恰好发泄在这道折子上，朱笔痛斥宝鋆没有“人心”，是“我满洲中之废物”，不自请处分“尤为可恶”，处分是：“开去一切差使，降为五品顶戴”。但不多久，靠恭王的斡旋，以京城“城防”的劳绩，开复原官。宝鋆与恭王的交情，厚到了可以随时开玩笑的程度，这才是他为皇帝所厌恶和为肃顺所排挤的主要原因。 
　　到了热河，要修行宫，命宝鋆提拨二十万两银子应用。不知是真的没有钱，还是另有缘故，总之宝鋆不曾遵旨办理。这使得皇帝越生恶感，所以“天”字官钱号是决不会派他去管理的。 
　　于是肃顺建议，就在京大臣中，另简一员当总管内务府大臣，专管此事。皇帝同意了，只待决定人选。 
　　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满缺，只有就满洲大臣中去挑。肃顺故意说了几个不够格的名字，然后逼出吏部尚书全庆来。 
　　全庆是翰林出身，当过好几次乡会试的考官和殿试的“读卷大臣”，也算是素负清望的，肃顺看不起那些昏聩庸鄙的满洲大臣，对全庆却无恶感，同时他也知道全庆多少有依附他的意思，所以乘机保荐，表示笼络。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再跟皇上请旨，内务府的印钥，可仍旧是由奴才佩带？” 
　　“当然啦！你这话问的是什么意思？” 
　　“奴才想求皇上赏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后奴才跟全庆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全庆提用款项在内，皇帝自然支持他的请求。 
　　于是皇帝在面谕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全庆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同时，下了一道朱谕：“肃顺仍带内务府印钥。”此外，还有好几件朱批的奏折交下来，使得清闲了好几日的军机章京们，又大忙了起来。 
　　朱批的奏折，在军机处只录存副本，称为“过朱”，原折发交原奏事衙门。在京的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热河有‘包封’没有？”军机处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皇帝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热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皇帝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朱学勤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皇帝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皇帝的病，肃顺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甚至于连全庆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肃顺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朱学勤去道贺时，恰好遇见翁同龢。他们都算与全庆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全庆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肃顺。朱学勤谨慎，翁同龢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肃顺“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 
　　“肃六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了几分酒意的全庆，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 
　　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朱学勤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翁同龢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 
　　“对了！肃六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翁同龢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全庆谈肃顺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全庆又为肃顺辩白，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肃顺的功劳，因此他认为肃顺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肃顺的主张的。 
　　这一说使得朱学勤恍然大悟，原来肃顺的保荐全庆，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肃顺的保荐全庆，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文祥。 
　　文祥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军机大臣。他与宝鋆被公认为恭王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宝鋆高出许多，是满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朱学勤的话，文祥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 
　　朱学勤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文祥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皇上的病就大有起色了。” 
　　那是几个月前的话，文祥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朱学勤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　。”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 
　　“修伯！”文祥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朱学勤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 
　　所谓“最后一刻”，是皇帝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恭王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恭王要造反”的谣言。 
　　朱学勤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看到肃顺不断在扩张权力，只怕到那“最后一刻”，恭王会落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虽无行动，应有布置，必要时“效周公的诛伐”，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才行。 
　　这话不便明说，他旁敲侧击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说，该有个‘缓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这个人没有？” 
　　“以后再谈吧！” 
　　这是结束谈话的暗示，朱学勤起身辞去，但是，他的影响却完全遗留了下来。这一天黄昏，文祥一个人在家，缓步沉思，把整个大局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想到了。 
　　照他的理想，最善莫过于恭王与肃顺能和衷共济，彼此舍短用长。肃顺的长处，他看得很清楚，那种兴利除弊的锐气，知人善任的魄力，在满洲王公大臣中，老早就看不到了。至于肃顺的短处：刚愎、骄狂、昧于外势，都是可以想办法裁抑补救的。要紧的是，得让肃顺相信，恭王并不愿与他为敌，恭王会尽量用他的长处，而且恭王的长处，譬如处理洋务，正好弥补他的短处。此外，朝中一班出身翰苑的老臣，硕德清望，老成持重，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加上东南忠勇奋发的湘军淮勇，内外一致，上下同心，岂但大局可以稳定？皇朝中兴，亦非难事。文祥这样向往着。 
　　但是，恭王对肃顺的敌意，可以设法消弭，肃顺对恭王的猜防，却不知如何化解？看来自己的想法，终成奢望！ 
　　因此，当前最切实的一个考虑是，皇帝一旦驾崩，肃顺与恭王倘或发生权力的争夺，搞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那时又将如何？当然，自己必站在恭王这一面，是势所必然的，只是无论怎么样，不可以让他们兵戎相见！他不相信京城与热河的禁军会有“接仗”的可能，八旗禁军，不管他是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骁骑营、虎枪营，还是内务府所属的“包衣”护军营，那些兵是怎么个样子？当过“九门提督”而且现在还兼着“正蓝旗护军统领”差使的他，是太清楚了。 
　　他想起前几天才听到的四句谚语：“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进营要少。”不由得苦笑了。当初剽悍绝伦，打出一片锦绣江山的八旗健儿，如今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笑柄！这些没出息的八旗子弟，连出操都要雇人代替，怎肯打仗？他们的威风，只在每月发粮，“糙米要掉”的时候才看得见。 
　　这就是文祥的把握，肃顺和怡王载垣、郑王端华虽然掌握着在热河的禁军，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这一层，曹毓瑛必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现给恭王的信中，建议召军入卫，不必有所动作，就可镇慑肃顺，同时他又隐约指出，在山东、河北边境军前的钦差大臣胜保，堪当此任。 
　　文祥特别持重，觉得召胜保到京，即使并无动作，对肃顺也是种刺激，并可能被误认作恭王的“逆迹”之一，所以对于曹毓瑛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此刻他的顾虑又远了一步，胜保骄恣贪黩，功名利禄之心极重，倘或肃顺走了先着，跟他有了勾结，那便成了个心腹之患，不可不防。 
　　要预防也容易，不妨先通款曲，作一伏笔。 
　　于是第二天他把朱学勤找了来，嘱咐他代笔，给胜保写封信。胜保最近打得很好，连克鲁北数县，即以道贺为名，跟他拉拢一番。 
　　胜保在英法联军内犯时，曾奉旨统率入京各路援军，虽然通州八里桥一役，吃了败仗，但亦可说“非战之罪”，其时文祥随同恭王办理“抚局”，与胜保几乎无一天不见，所以要叙旧套交情，不愁无话可说。 
　　信中当然也要提到恭王“致意”，这才是此函的主旨所在。对胜保来说，不独与恭王有共患难的情分，而且也该感激恭王兵败相援的德意。通州一仗，大清朝第一门至亲，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娘家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垮了下来，胜保也负伤败退，其时皇帝由肃顺扈从着，仓皇逃难到了热河，自顾不暇，那里还管得到胜保？亏得恭王收拾残局，败军之将才得有安顿整补的机会，由这一层深入体察，胜保对肃顺那些人是决不会有好感的。反过来说，有此一函，更能令胜保倾心，亦是不言可知的了！ 
　　因此，朱学勤一面写，一面在心里佩服文祥，这一着“先手”棋，看似平淡，实为必占的要点，将来局势的演变，倘或真到了最不忍见的地步，起死回生，全在眼前这平淡无奇的一着棋上。 
　　有了这个了解，对这封“应酬信”便越发不敢大意。军机章京的笔下原都来得，朱学勤读书甚多，更是一把好手，所以精心构思之下，把这封信写得情致深婉，词藻典丽，自己看了也颇为得意。 
　　于是他穿好袍褂，亲自把信送了去给文祥，笑嘻嘻地说： 
　　“只怕词不达意，乞赐斧削。” 
　　文祥先不看信，望着他的脸色，拈须微笑：“其词若有憾焉！”他说，“不看便知是好的。” 
　　“且先请过目。” 
　　看不了数行，文祥笑意渐敛，朱学勤不免诧异自问：难道还有未加检点之处，让他看出了毛病？因而把自己的稿子，默念了一遍，却又不知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修伯！”文祥站起来把信交还给他，正色说道：“我原以为此信可有可无，读了大稿才知竟是必不可少的。” 
　　如此郑重的神态和语气，朱学勤真有知己之感，因而也端然答道：“此信关系重大，我不敢疏忽。还请斟酌，以期尽善。” 
　　“写作俱佳，尽善尽美。”文祥笑着又说：“胜克斋以儒将自命，奏稿都是自己动手，最喜自炫文采。也让他见识见识军机处的手笔。莫以为都象急就章的‘廷寄’那样，只不过把话说明白了就算数。” 
　　朱学勤以谦虚的微笑，然后退了出来，把那封信另行加封，交驿差冒着如火的骄阳，飞递军前。 
　　转眼间过了七月初二立秋，照文祥的希望，盛夏已过，皇帝应该一天好似一天，但事与愿违，皇帝似乎已无法处理政务了。从七月初五开始，一连三天，没有“明发上谕”，初八算有四件，初九开始又断了。 
　　消息一传，谣言复炽。整理官钱票还没有眉目，而“乾益”、“天元”两家官钱号的掌柜，不知是畏罪，还是无法缴纳那为数甚巨的“三成罚金”，竟逃得不知去向。接着前门外“天利”钱号被抢。这是大乱之世的景象，京城里人心惶惶，有着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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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样地，在热河“避暑山庄”，从里到外，也是为一片疑惧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到底已立了秋，白天虽还是溽暑蒸人，早晚已大有秋意，宵来风露，最欺痛骨，皇帝感受了风寒，咳嗽大作，几乎通宵不得安枕。任何润肺的方子都不管用，气得皇帝直骂御医“窝囊废”。 
　　有句话：“皇上这场外感，是雪上加霜，大凶！”传遍了禁苑深宫。据传这句话是御医所说，那一位御医却不知道，也没有人敢去打听，更不敢公然谈论，只是背着人交头接耳地私议着。 
　　于是，又有许多见神见怪，离奇古怪的新闻传出来了。太监、宫女的胆子最小，禁忌最多，最相信成精作怪的那些说法，何处天花板上有狐狸，何处阶沿石下有蛇，无不敬鬼神而远之，尊之为“殿神”——殿神最好不要遇上，免得冲犯了得祸，所以进入不常到的宫殿之先，必须提出“警告”，不是大声咳嗽，便是高喊一声：“开殿！”而这几天，不知怎么，这个也说撞见了殿神，那个也说某处殿神出现。不过，诸神毕现，并非好事，他们说那些话时，很明白地表现了一种“时衰鬼弄人”的感想。 
　　甚至有个老太监，还说看见了“嘉庆爷”！ 
　　“那一天晚上，该我‘坐更’，天儿凉快，我正迷迷糊糊地打盹。”那老太监在新闻“发源地”的御茶房，告诉他的同事，‘忽然之间，觉得有人踢我，睁眼一看，我的妈，把我魂都吓掉了，你们猜，我遇见的是谁？” 
　　“别猜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丽妃宫里的一个小太监，把放在地上的一铜铫子热水，拎了起来，“我们那位主子，还等着我这一铫子水洗脸哪。” 
　　“你急什么？说出来吓你一跳，是嘉庆爷！” 
　　“啊！”大家齐声惊呼，并有人急急问道：“你怎么样呢？” 
　　“我还能怎么样呢？慌忙跪倒。嘉庆爷问我：‘大阿哥住在那儿？’我说：‘大阿哥住在皇后寝宫后面的那一排平房。’嘉庆爷就说：‘那我可不便去了。’说完了，朝烟波致爽东暖阁发了一会儿愣，背着手，叹着气走了。走到院子里，也不知怎么一晃，人影皆无。这时我才想起来，呀，嘉庆爷殡天四十年了，怎么今儿叫我见着了驾呢？莫非是我作梦？别忙，待我自己试一试。我就伸个指头到嘴里一咬…　。” 
　　他的话犹未完，便有人抢着问道：“到底是梦不是？” 
　　“你看！”他伸出左手一个食指来，上面咬啮之痕犹在，证明他当时不是作梦。 
　　“呸！”丽妃宫里的小太监毫不容情地说，“我看哪，嘉庆爷看你当年当差谨慎，快要传你回去伺候了。” 
　　这句刻薄话，把人逗笑了。但那只是有限几个人，绝大多数的太监，相信了这个在避暑山庄待了四十几年的老太监的话，同时在琢磨着四十一年前暴崩在这里的“嘉庆爷”，魂灵突然出现的缘故。 
　　这要凭各人的“鬼聪明”去解释那些“鬼话”。死了四十年的鬼魂，突然出现，而且望着皇帝的住处，摇头叹息，这表示将要发生怎样的不幸？就是不聪明的人，也能猜想得到。 
　　还有件事，是连脑筋不甚糊涂的人，也觉得不祥的。这些日子里，皇帝每每在不知不觉中讲些“断头话”，看来会成语谶。 
　　此外，皇帝在最近还特别眷恋皇后，不是把她请到东暖阁来闲谈，便是自己挣扎着到皇后那里来盘桓一个下午。皇后寝宫右侧，是一座水榭，曲槛回廊，后临广池，池中种满了荷花，正值盛开，皇帝每一来，总喜欢在那里凭栏而坐，观玩着摇曳生姿的红白荷花，与皇后谈着往事。 
　　往事十年，在皇帝真是不堪回首！即位之初，正是弱冠之年，身体极甚壮硕，那会想到有今日这样的衰颓？自己想想，这十年中，内外交迫，应付糜烂的大局，心力交瘁，诚然是致疾之由，但纵情声色，任性而为，自己不知爱惜，真是追悔莫及。 
　　当然，这份悔意，他是决不肯说出来的。而眷恋皇后却正是忏悔的表示。不过皇后忠厚老实，看不出他的意思。 
　　皇帝虚弱得厉害，多说话觉得累。但是，他总觉得有着说不尽的话，要告诉皇后，他自己也已明白，这时不多说几句，便再无机会可说了。 
　　为了不愿惹得皇后伤心，他避免用那种郑重嘱咐后事语气，有许多极要紧的话，都是在想到那里，说到那里的闲谈方式中透露的。好在皇后极信服皇帝，他的每一句话，她都紧记在心里，皇帝不愁她会把那些要紧的话忽略过去。 
　　有一次谈起大臣的人品，皇帝提到先朝的理学名臣，把康熙朝汤斌、张伯行的行谊，告诉了皇后，这两个人是河南人，于是又谈到此刻在河北办团练、讲理学的李棠阶，皇帝说他是品学端方，堪托重任的真道学。也谈到驻防河南的蒙古旗人倭仁，曾经当过惇王的师傅，此刻在做奉天府尹，也是个老成端谨的醇儒。 
　　皇后把李棠阶和倭仁这两个名字，在心里记住了。 
　　有一次谈到肃顺，皇后把她从懿贵妃和宫里对肃顺的怨言，很婉转地告诉了皇帝，意思是希望皇帝裁抑肃顺的权力。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对肃六不满。”皇帝极平静地说，“什么叫‘任劳任怨’？这就是任怨！如果不是他事事替我挡在前面，我的麻烦可多呢！” 
　　“我也知道他替皇上分了许多劳。可是……，”皇后正色说道，“凡事也不能不讲体制，我看他，是有点儿桀骜不驯。” 
　　“那也不可一概而论。譬如说，对你，”皇帝停了一下又说，“我知道他是挺尊敬你的。你可以放心。” 
　　“我不是什么不放心！”皇后急忙辩白，“有皇上在，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皇帝报以苦笑，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若是我不在了呢？皇后默喻其意，深悔失言。原可以深入地谈一谈皇帝身后的大政，至少对于恭王的出处，不妨探一探皇帝的口气，经此小小的顿挫，机会失去了，而且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 
　　第二天，七月十二是皇后的生日。事先，皇后以时世不好为理由，一再向皇帝要求，蠲免了应有礼节，但皇帝也很坚决，说这是她逃难在外的第一个生日，一定要热闹一下，留作纪念。皇帝喜欢热闹是真的，如果有方法可以让他开心，她决不会反对，所以她终于还是顺从了皇帝的意思。 
　　那一天一早，王公大臣身穿蟒袍补褂，到皇后寝宫门外，恭祝千秋。在热河的少数福晋命妇，则按品大妆，进宫向皇后朝贺。中午在澹泊敬诚殿赐宴开戏，皇帝亲临向皇后致贺，兴致和精神都似乎很好。 
　　戏是皇帝亲自点的，都是些劝善惩淫，因果报应的故事，最为皇后所喜爱。但刚看完一出，皇帝说“吵得慌，坐不住”，随即起驾回宫了。 
　　这就象六月初九皇帝万寿那一天的情形，花团锦簇的一席盛会，只因为他一个人的不豫而黯然失色了。为了维持体制，皇后不能不很镇静地坐在那里，而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异常不安，皇帝最喜听戏，入座以后，不耐久坐，这在她记忆中还是第一次。 
　　皇帝反常了！只怕他的病会有剧变。 
　　于是，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奉了懿旨去打听消息。他到东暖阁时，御医正在请脉——从六月初九以来，栾太和李德立，不分昼夜，轮班照料，所以一传就到。陈胜文不敢进屋，只在窗外张望着。皇帝躺在床上，身上盖一条黄罗团龙夹被，平平地，下似无物。 
　　床前跪着诊脉的李德立，不远之处站着御前大臣肃顺和景寿，屋子里除了皇帝喘气的声音以外，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终于李德立磕了个头，照例说一句：“皇上万安！” 
　　皇帝闭上了眼睛，是厌闻这句话的神气。 
　　李德立退了出来，肃顺在后面跟着，一离开皇帝的视线，他们的脸色都阴沉得可怕，两个人都似没有看见陈胜文，一直向外走去，走到侧面太监休息的屋子去开药方。 
　　陈胜文必须问个究竟，才能回去复命。刚走了不多数步，肃顺发见他了，向他招招手。 
　　“你去奏报皇后，大阿哥别走远了！皇上说不定随时要见大阿哥。” 
　　“是。” 
　　陈胜文回去悄悄奏报了皇后，很快地宫内都知道皇帝危在旦夕了。大家都把一颗心悬得高高地，准备适应不测之变，只有丽妃不死心，半夜里起来祷祝上苍，把自己的寿数借给皇帝。她不知上苍可肯默佑？但这样做了，仿佛心里好过多了。 
　　懿贵妃心里当然也不会好过。虽然皇帝对她，已似到了恩尽义绝的地步，到底也还有过宠冠六宫的日子，追思往日恩情，不免临风雪涕。但是这不是伤心的时候，她十分清楚，自己正到了一生最紧要的关头，丝毫怠忽不得，特别是在大阿哥身上，她必须多下工夫，把他抓得紧紧地。 
　　她教了大阿哥不少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只有一句：“封额娘做太后。”这句话说起来不难，难在要说得是时候，不能说迟了，说迟了就可能又落在皇后后面，不是同日并封，两宫齐尊。但更不能说早了，如果皇帝犹未宾天，大阿哥说了这句话，会替她惹来大祸。最好是在皇帝一咽气，大阿哥柩前即位，第一句就说这话，那便是御口亲封，最光明正大的了。 
　　懿贵妃在那里为自己的名位作打算，同样地，肃顺也在各方面为维持自己的权力作积极的部署。就在皇后生日那天，他又多了一项差使：“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在内廷当差的“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都在“正黄”、“镶黄”、“正白”这所谓“上三旗”中选拔。肃顺由于这一项差使，使得他掌握了指挥正黄旗侍卫的权力，对于控制宫门交通，获得了更多的方便。 
　　其次是商量题命大臣的名单，与此密议的，除了载垣和端华以外，就只有一个杜翰。 
　　密议的地点是在肃顺家的一座水阁中，三面隔绝，唯一的通路一座曲栏小桥，派了亲信家人在入口之处守住。因为是如此严密，所以每一个人说话，便都不须有任何顾忌。 
　　当然是肃顺首先发言，“上头的病，比外面所知道的要厉害得多！”他说，“一句话，‘灯尽油干’，说完就完。这一倒下来，整个儿的千斤重担，都在咱们身上。趁上头还有口气，咱们该让他说些什么！” 
　　“还不就是派顾命大臣这一档子事吗？”载垣搭腔，“反正总不能把恭老六搁在里面。” 
　　“继园，”肃顺看着杜翰说：“你有什么好主意？说出来大家听听。” 
　　杜翰到底是读过几句书的，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说：“顾命大臣，多出亲命，从无臣下拟呈之例，倘或冒昧进言，惹起反感，偏偏不如所期，岂非弄巧成拙？” 
　　“这不会。”肃顺极肯定地说，“我有把握。” 
　　“好吧，那咱们就想名字吧！”端华用他那为鼻烟染得黑黑的手指，指点着说，“你、他、我，还有他。这里就四个了。” 
　　“军机大臣全班。” 
　　“不，不！”肃顺纠正载垣的话，“怎么说是全班？文博川不在内。” 
　　“那么就是四位。穆、杜、匡、焦，加上咱们哥儿三，一共七位。够了，够了！” 
　　“还应该添一个。”肃顺说了这一句，望着杜翰又问：“你懂我的意思吗？” 
　　“中堂的意思我懂。”杜翰点点头。 
　　不仅杜翰，就是载垣、端华，稍微想一想，也都懂了肃顺的用意。大清朝的家法，对于“亲亲尊贤”四个字，看得特重，选派顾命大臣，辅保幼主，更不能有违这两个规矩，但“尊贤”的贤，只凭宸断，“亲亲”的亲，却是丝毫不能假借的，至亲莫如手足，皇帝又曾受孝静太后的抚养，这样说来，亲中之亲，莫如恭王，所以顾命大臣的名单中，如果要排挤掉恭王，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作为代替。 
　　景寿是额驸，皇帝的嫡亲姐夫，年龄较长，而且以御前大臣兼着照料大阿哥上书房的事务，派为顾命大臣，不失“亲亲”之义，这样，用此一位沉默寡言的老好人来抵制恭王，勉强也可以杜塞悠悠之口。 
　　顾命八大臣算是有了。接着又拟定了“恭办丧仪大臣”的名单，这是一项荣衔，也是一项优差，只要列名在上，等大丧告一段落之后，照例有恩赏作为酬庸。肃顺对于这些无关大计的名单，并无一定的成见，所以恭王亦是内定的人选之一。但是他定下一个原则，在京的“恭办丧仪大臣”，一律不必赴行在，只在京里当差好了。当然，这也是抵制恭王。 
　　当然这是皇帝身后之事，一纸上谕可了，此时不必亟亟。倒是专办宫廷红白喜事的内务府的官员，这几天又要象皇帝万寿以前那段日子一样，大大地忙一阵了。 
　　预办后事，不能象万寿、大婚的盛典那样，喜气洋洋地敞开来干。所以肃顺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预先检点准备，第一当然是要钱，不在话下。但还有两样东西，比钱更重要，在京城里是现成的，叱嗟立办，而在热河却必须早早张罗。 
　　一样是皇帝的棺木，天气太热，一倒下来就得入殓。皇帝的棺木称为“金匮”，材料早已有了，是一副阴沉木的板，其色黝黑，扣击着渊渊作金石之声，据说尸体装在里面，千年不坏。这种稀世奇材，出在云南山中，内务府办这副板，光是运费就报销了四十万两银子。材料存在京里“皇木厂”，肃顺下令：火速运来，要快，而且要秘密。 
　　还有一项是白布。等皇帝一入“金匮”，幼主成服，宫内宫外，妃嫔宫眷、文武百官，统通要换白布孝服，许多地方还要换上白布孝幔，这大部分要内务府供应。在京里，只要把几名“祥”字号的绸缎庄掌柜传了来，要多少，有多少，在热河却不得不预作准备。 
　　此外丧仪中还有应行备办的物品，数千百种，少一样就是“恭办丧仪疏略”的罪名，谁也担不起干系。但办得平稳无事，却颇有油水可捞，而且将来叙劳绩的保案中，还有升官换顶戴的大好处。所以内务府的司官们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心情，关起门来，查会典、找成例、调旧档、开单子、核银数、派头办、动公事，忙得不亦乐乎，跟那些“酒以浇愁、牌以遣兴”的军机章京的懒散无聊，恰好大异其趣。 
　　军机处越清闲，皇帝心里越焦急。明朝的皇帝，有四十年不临朝，躲在深宫设坛修道的。清朝的皇帝有一天未能亲裁军国大政，便觉得放不下心，何况一连数天，更何况是军情紧急之时？因此，虽有肃顺一再安慰，说各地都极稳定，不劳廑虑，但病榻上的皇帝，始终悬着一颗心，却又连细问一问军情政务的精神都没有。 
　　这一天午后，服了重用参苓的药，吃了一碗冰糖燕窝粥，很安稳地歇了个午觉，醒来忽觉精神大振。他知道这是极珍贵的一刻，不敢等闲度过，便传旨召肃顺。 
　　一看皇帝居然神采奕奕地靠坐在软榻上，肃顺大为惊异，跪安时随即称贺：“皇上大喜！圣恙真正是大有起色了！” 
　　皇帝摇摇头，只说：“你叫所有的人都退出去，派侍卫守门，什么人，连皇后在内，都不许进来。” 
　　这是有极重要、极机密的话要说，肃顺懔然领旨，安排好了，重回御前，垂手肃立。 
　　“这里没有别人，你搬个凳子来坐着。” 
　　越是假以词色，肃顺反越不敢逾礼，跪下回奏：“奴才不敢！” 
　　“不要紧！你坐下来，说话才方便。” 
　　想想也不错，他站着听，皇帝就得仰着脸说，未免吃力，所以肃顺磕个头，谢了恩，取条拜垫过来，就盘腿坐在地上。 
　　“肃六，我待你如何？” 
　　就这一句话，肃顺赶紧又爬起来磕头：“皇上待奴才，天高地厚之恩。奴才子子孙孙做犬马都报答不尽。” 
　　“你知道就好。我自信待你也不薄。只是我们君臣一场，为日无多了！你别看我这一会精神不错，我自己知道，这是所谓‘回光返照’。” 
　　他的话还没有完，肃顺感于知遇，触动悲肠，霎时间涕泗交流，呜呜咽咽地哭着说道：“皇上再别说这话了！皇上春秋正富，那里便有天崩地坼的事？奴才还要伺候皇上几十年，要等皇上亲赐奴才的‘谥法’…　。”越说越伤心，竟然语不成声了。 
　　皇帝又伤感、又欣慰，但也实在不耐烦他这样子，“我知道你是忠臣，大事要紧，你别哭了！”皇帝用低沉的声音，“趁我此刻精神好些，有几句要紧话要嘱咐你！” 
　　“是！”肃顺慢慢止住哭声，拿马蹄袖拭一拭眼泪，仍旧跪在那里。 
　　“我知道你素日尊敬皇后，将来要不改常态，如我在日一样。” 
　　这话隐含锋芒，肃顺不免局促，碰头发誓：“奴才如敢不敬主子，叫奴才天诛地灭！” 
　　“除了尊敬皇后以外，你还要保护皇后，这件事不容易！懿贵妃将来一定要想爬到皇后头上去，你要想办法制止。但是，她也该有她一份应得的名分。”皇帝停了一下，很吃力地又说：“我一时也说不清，总之要防着她，可也别太过了！” 
　　这是顾虑及于懿贵妃成为太后以后，可能弄权，所以特赋肃顺以防范的重任。其实就是皇帝不作此叮嘱，肃顺只要一日权柄在手，也必定照此去做。但此刻皇帝既然提了起来，则正不妨把握机会，问个明白。 
　　“奴才愚昧，有句不知忌语的话，不敢说！” 
　　“你说好了。” 
　　“皇上万年以后，倘有人提垂帘之议，奴才不知该当如何？” 
　　皇帝点点头：“我也想到过这个。本朝从无此制度，我想，没有人敢轻奏。” 
　　这虽不是直接的答复，但皇帝决不准有垂帘的制度出现，意思已极明显。自来幼主在位，不是太后垂帘，临朝称制，便是特简大臣，同心辅弼，肃顺心想，话已说到这里，索性把顾命大臣的名单提了出来吧！ 
　　略略考虑一下，他还是用迂回的试探方式，“皇上圣明！”他跪着说，“敬天法祖，念念在祖宗的制度上。奴才承皇上隆恩，托付大事，只怕粉身碎骨，难以图报。不过奴才此刻有句话，不敢不冒死陈奏，将来责任重大，总求皇上多派几个赤胆忠心的人，与奴才一起办事，才能应付得下来。” 
　　肃顺平日的口才很好，这番话却说得支离破碎，极不得体。好在皇帝懂他的意思，便即问道：“你是说顾命大臣吗？” 
　　肃顺不敢公然答应，只连连地碰头。 
　　“唉！”皇帝忽然叹了口气，“这件事好难！” 
　　语气不妙了，肃顺有些担心，不得不逼紧一步：“皇上有为难的事，交与奴才来办！” 
　　“这是你办不了的事。”皇帝摇摇头又说：“照你看，有那些人可受顾命？” 
　　“此须上出宸顾，奴才不敢妄议。”肃顺故意这样以退为进地措词。 
　　“说说无妨，我好参酌。” 
　　于是肃顺慢条斯理地答道：“怡、郑两王原是先朝受顾命的老臣。随扈行在的四军机，是皇上特简的大臣。还有六额驸，忠诚谨厚，奴才自觉不如。这些人，奴才敢保，决不会辜负皇上的付托。” 
　　“嗯，嗯。”皇帝这样应着，并且闭上眼，吃力地拿手捶着腰。 
　　看见皇帝累了，肃顺便请休息。这一席密谈，不得不作结束。肃顺原来还打算着一两天以内，皇帝还会有这样一个安排。继续再谈——应行嘱咐的大事，以及皇帝心里所不能消释的疑难，显然还多着，譬如恭王，皇帝对他到底是怎么个态度？是非要澄清不可的。 
　　但就在第二天——七月十六，皇帝早膳的胃口还很好，到了下午，突然昏厥，等肃顺得信赶到，御前大臣景寿和醇王，正带领太监，七手八脚地把皇帝抬回东暖阁，安置在御榻上。 
　　景寿是个拿不出主张的人，醇王年轻，初次经历这种场面，张皇得比什么人都厉害，所以东暖阁中乱作一团，几乎什么事也未做。等肃顺一到，大家的心才定了下来。他也无暇细问，第一道命令，是飞召御医，第二道命令，奏报皇后，并请大阿哥马上来侍疾。太监们答应着飞奔而去，分头通知。 
　　其时御医已得到消息，栾太带着李德立和杨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来，匆匆行了礼，一齐来到御榻前，由栾太诊脉。无奈他自己气在喘、手在抖，而皇帝的脉又细微无力，所以两支手指搭在皇帝的手腕上，好半天还是茫然不辩究竟。 
　　三位御前大臣都极紧张地站在他身后，等候结果，肃顺第一个不耐烦，低声喝问道：“到底怎么样了？” 
　　栾太不知如何回答，李德立说了句：“自然是虚脱。” 
　　“那就照虚脱的治法，快救！不能再耽误工夫了！” 
　　就这时，栾太算是把脉也摸准了，“是虚脱！”他忧形于色地说，“事不宜迟。先拿参汤来！” 
　　参汤是现成的，小太监立即去取了来，由李德立和杨春亲自动手，撬开皇帝的牙关，用金汤匙，一匙一匙地灌。虽没有即时复苏，但参汤还能灌得下去，这就很不错了。 
　　这时栾太已开了方子，“通脉四逆汤”重用人参、附子。 
　　开好了亲自送给肃顺说：“请中堂过目。” 
　　“不用看了。快去煮药！”肃顺等他把方子交了下去以后，又问：“情形到底怎么样呢？” 
　　栾太很吃力地答道：“怕是很为难了！” 
　　“你们要尽力想办法！估量着还要用什么药，趁早说，这里没有，我派人连夜到京里去办。” 
　　“回中堂的话，”栾太答道，“皇上的病，什么方子都用到了。这是本源病，全靠…　。” 
　　“你别说了！”肃顺不悦地申斥着，“全靠谁？有了病不就靠你们当大夫的吗？你不必在这儿糟踏工夫，好好儿跟你的同事商量去吧！” 
　　栾太碰了个钉子，不敢申辩。下来与李德立和杨春商议了一阵，都是一筹莫展，唯有看“通脉四逆汤”的效果如何，才能定进一步的办法。 
　　就在这时，张文亮抱着大阿哥，飞也似地奔了来。三位御前大臣纷纷出屋迎接，但把大阿哥接是接来了，却不知跟他说些什么。大阿哥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先是一路飞奔，这时又看到所有的人，脸色均与平时不同，心里不由得害怕，“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张文亮赶紧去捂他的嘴，哄着他说：“别哭，别哭！在这玩一会儿，咱们就回去。” 
　　“先把大阿哥抱开吧！”肃顺吩咐张文亮，“可也别走远了！ 
　　皇上说不定随时要找大阿哥！” 
　　张文亮答应着把大阿哥抱了到殿后去玩，到天快黑时，还不见动静。 
　　其时消息已经遍传，宫内宫外，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无不以惊疑焦灼的心情，希望了解皇帝昏厥以后的详细情形，但肃顺已经下令封锁消息，甚至就在烟波致爽殿外的朝房中，等着请安问疾的亲王，包括“老五太爷”、惇亲王，以及睿亲王仁寿等等，都得不到一个字的消息，这使得他们在焦忧以外，还有愤怒，觉得肃顺的把持，太过份也太可怕了！ 
　　唯一的例外是皇后，肃顺不断有消息报告她。在服下“通脉四逆汤”以后，皇帝已经回苏，但苏醒与昏迷之间，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皇帝脉微无力，一息奄奄，不但无法说话，甚至也无法听话，心神耗散，仅仅是有口气而已。栾太提出警告，皇帝这时候需要绝对的安静，而且不可引起哀伤郁怒之情，所以一切亲人，皆不宜见。 
　　御医的话，不能不听，可是肃顺也不能不防着皇帝随时会咽气，倘或就此一瞑不视，毫无遗言，那就要大费手脚了。但只要皇帝能讲一句话，这句话一定于己有利，只是口传末命，必须共见共闻，所以他要留着醇王和景寿，做个见证。景寿没有那么多心思好想，醇王的想法却与肃顺多少相同，知道这一刻关系重大，必须密切注意着皇帝有什么话留下来？因此三个人守在御榻面前，一步都不敢离开，把外面所有在等候消息的人都忘掉了。 
　　终于还是景寿想了起来，“六哥！”他悄悄拉一拉肃顺的袖子：“大阿哥平常这时候都该睡了，先让张文亮把他送回去吧！” 
　　“对了！”肃顺随即叫人去通知：“把大阿哥送回皇后宫里。” 
　　大阿哥早就睡着了，张文亮抱着送到了皇后宫里，其时已经天黑，而烟波致爽殿外朝房里的几个亲王，以及在军机直庐待命的军机犬臣，看见此时还无消息，断定皇帝已届弥留之时，就越发不敢走了。 
　　终于，皇帝能够转侧张眼，开口说话，“我不行了！”他的声音极低，转脸看着肃顺说，“你找人来吧！大阿哥、宗令、军机、诸王！” 
　　“是！”肃顺跪着回奏，“皇上千万宽心，先让御医请脉。” 
　　说着，向外做了个手势。 
　　站在门口的栾太、李德立和杨春，急忙上前跪安，栾太诊了脉，磕头说道：“六脉平和，皇上大喜！” 
　　“该进点儿什么了吧？”肃顺问道。 
　　“只要皇上喜爱，什么都能进。” 
　　“倒是有点儿饿了。”皇帝的神气似乎又清爽得多了，“有鸭丁粥没有？” 
　　“早给万岁爷预备了！”敬事房首领陈胜文，跪着说道： 
　　“还有皇后进的冰糖燕窝粥，丽妃进的奶卷…　。” 
　　“奶卷太腻了吧？”肃顺问栾太。 
　　“不妨！不妨！只要皇上喜爱。” 
　　“那就传膳吧！”肃顺吩咐。 
　　摆上膳桌，依旧是食前方丈，肃顺亲自动手，带着太监把皇帝扶了起来，但望一望膳桌，便摇摇头，什么都不想吃。御前大臣和御医苦苦相劝，算是勉强喝了几口燕窝粥，倒是玫瑰山楂卤子加蜂蜜调开的甜汤，似乎颇能疗治皇帝口中的苦渴，喝了不少。 
　　就这一起一坐，可又把皇帝累着了，睡下来闭着眼，只张着嘴喘气。这时要召见的人，除掉大阿哥据说因为从睡梦中被唤醒，大不乐意，哭着闹着，正在想办法安抚以外，其余的都已到齐。但看此时的情形，皇帝还没有精神来应付，所以肃顺一方面请醇王去向大家说明情况，一方面把栾太找到僻静的地方去悄悄密议。 
　　“你看，皇上这样子，到底还能拖多久？”肃顺率直地说，“你实话实说，不必怕忌讳。” 
　　“今晚上我可以保，一定不要紧。” 
　　“可是这个样子怎么成呢？”肃顺忧心忡忡地，“有多少大事，都得等皇上吩咐。起码总得让人有说几句话的精神嘛！” 
　　“这个……，”栾太慢吞吞地说，“也许有办法。” 
　　“有办法就行。你快想办法吧！” 
　　于是栾太又开了药方，并且亲自到御药房去检了药，亲手放入药罐，浓浓地煎了一小碗，由肃顺亲自捧到御榻面前供皇帝服用。 
　　果然，这付药极有效验，萎靡僵卧的皇帝，眼中有了光采，示意左右，把他扶了起来，靠床坐着，吩咐肃顺宣召亲王及军机大臣进见。 
　　以惠亲王绵愉为首，一个个悄悄地进了东暖阁，排好班次，磕头请安，发言的却仍是唯一奉旨免去跪拜的惠亲王，用没有表情的声音说道：“皇上请宽心静养！” 
　　“五叔！”皇帝吃力地说，“我怕就是这两天了。” 
　　一句话未完，跪在地下的人，已有发出哭声的。皇帝枯疲的脸上，也掉落两滴晶莹的泪珠，这一下欷歔之声越发此起彼落，肃顺厉声喝道：“这是什么时候，还惹皇上伤心？” 
　　这一喝，欷歔之声，慢慢止住。肃顺便膝行向前一步，磕头说道：“请皇上早定大计，以安人心。人心一安，圣虑自宽，这样慢慢调养，一定可以康复。” 
　　皇帝点点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宗社大计，早定为宜。本朝虽无立储之制，现在情形不同，大阿哥可以先立为皇太子。” 
　　此是必然之势，惠亲王代表所有承命的人，复诵一遍，表示奉诏：“是！大阿哥为皇太子。” 
　　“大阿哥年纪还小，你们务必尽心匡助。现在，我再特委派几个人，专责辅弼。” 
　　这到了最紧要的一刻了，所有的亲王和军机大臣都凝神息气，用心听着，深怕听错了一个字。 
　　“载垣、端华。”皇帝念到这里，停了下来，好久未再作声。 
　　每一个人都在猜测着，皇帝所念的下一个名字，大概是奕䜣！甚至连肃顺都以为皇帝的迟疑，可能是临时变卦，在考虑恭王的名字了。 
　　然而他们都猜错了，皇帝继续宣示名单，是：“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 
　　这一下喜坏了肃顺一党。但自然不便形诸颜色，载垣看了看端华和肃顺，磕一个头，结结巴巴地说：“臣等仰承恩命，只恐才具不足以负重任。只有竭尽犬马，尽心辅助，倘有异心，天诛地灭，请皇上放心。” 
　　这番话虽不甚得体，总也算交代了，皇帝点点头，又问： 
　　“大阿哥呢？” 
　　大阿哥刚由张文亮抱了来不多一会，奉旨宣召，张文亮便把他放下地来，半哄半威吓地说：“皇上叫了，乖乖儿去吧！记着，要学大人的样子，懂规矩，皇帝说什么，应什么，千万别哭，一哭，张文亮倒霉，也许就会关了起来，明天可就不能陪大阿哥玩儿了。” 
　　穿着袍褂的大阿哥，听张文亮说一句，他应一句，但一掀帘子，只见满屋子跪的是人，把他吓得愣住了，回身就跑，不想张文亮正好拦在后面。 
　　“小爷，小祖宗！”张文亮急得满头大汗，“进去！别怕！” 
　　幸好景寿及时出现，六额驸是熟悉的，大阿哥胆子大了些，让他牵着手，直到御榻面前，跪了安，叫一声：“阿玛！” 
　　看见儿子只有六岁，便要承担一片破烂的江山，皇帝万感交集，自觉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子孙，此时才知生死大限是如何严酷无情！万般皆难撒手，而又不得不撒手，人世悲怀，无过于此。就这样一阵急痛攻心，顿时又冷汗淋漓，喘息不止。 
　　大阿哥看得慌了，“阿玛，阿玛！”大叫着扑倒在御榻上去拉住了皇帝的手。 
　　这对皇帝是极大的安慰，那一只小小的、温暖的手，仿佛有股奇妙的力量，注入他的身体，他的喘息止住了，心也定下来了，而且也不再那样恐惧于一瞑不视，茫茫无依了。他微笑着伸出枯瘦的手，摸着大阿哥的脸，看着载垣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了！” 
　　“是！”载垣肃然答道：“大阿哥纯孝天生，必是命世的令主。” 
　　“要好好教导。李鸿藻一个人不够的。”皇帝说到这里，低下头来向大阿哥说：“你也认一认我所托付的八大臣。给他们作一个揖吧！” 
　　载垣代表顾命八大臣辞谢，皇帝不许。这番推让，皇帝厌烦了，于是“老五太爷”发言劝阻，顾命八大臣站成一排，与大阿哥相向而立。一面作揖，一面跪下还礼，这样皇帝算是当面托过孤了。 
　　在形式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道手续。肃顺命人抬来几案，备了丹毫，要请皇帝亲笔朱谕，以昭慎重。但这时皇帝已经无法写字，握着笔的手，不住发抖，久久不能成一字，唯有废然掷笔，说一句：“写来述旨！” 
　　这“写来述旨”，应该就是军机大臣面承旨意后写呈的“明发上谕”，但时间迫促，没有工夫按照规定的行款套语来处理，同时这些头等紧要的文件，最宜简洁，免得以词害义，生出不同的解释。因此，杜翰纯粹以为皇帝代笔的立场，简单扼要地写了两道“手谕”，捧交最资深的军机大臣穆荫，穆荫转交御前大臣肃顺，肃顺拿起来先极快地看了一遍，深为满意，随即把他放在皇帝身边的几案上，并且亲自捧了仙鹤形的金烛台，照映着皇帝看那两个文件。 
　　“念给大家听听吧！” 
　　“是。”肃顺放下烛台，把那两道手谕，交了给穆荫，然后自己也归班跪听。 
　　穆荫捧着上谕，面南而立，朗然念道：“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特谕。”又念第二道：“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那“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是杜翰自己加上去的，但既经皇帝认可，不啻出自御口，谁也不敢说话。只是头脑冷静些的人，已有戒心，这班亲承顾命的“忠臣”，一开始便颇有揽权的迹象了。 
　　办了这件大事，勉强撑持着的皇帝，一下子泄了劲，颓然垂首，双眼似闭，于是老五太爷说了句：“皇上歇着吧！”大家纷纷跪安退出。 
　　除了顾命八大臣以外，没有一个不是感到心情沉重的，顾命大臣没有恭王，不是一个好兆头！只怕朝中从此要多事了。当然，也有些人怕肃顺的权越来越重，气焰也会越来越高，此后更难相处，而有些人只怕为了恭王不平，以他的身分、才具，说什么也不应该被摒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 
　　然而此时很冷静地下了决心，要与肃顺斗一斗的，却只有深宫中伴着一盏孤灯的懿贵妃。 
　　东暖阁中的一切，她随时都能得到很正确的报告。大阿哥被立为皇太子，自然不是新闻，而顾命大臣没有恭王的名字，虽在意料之中，却仍不能不使她震动！事情摆明了以后，前因后果不得不重作一番估量。皇帝的末命如此，表示他至死对恭王不谅解，同胞手足何至于这样子猜嫌，拧成这么个死都解不开的结？这自然是肃顺的挑拨离间！ 
　　一想到此，懿贵妃顿觉不寒而栗。都说肃顺跋扈毒辣，今日之下才发现他还有极其阴狠的一面。这使她很快地想到这几天的情形，肃顺处处抬举皇后，已明显地表示出来，他将来只尊敬一位太后，假手于那位忠厚老实的太后，去抓住年幼无知的皇帝，口衔天宪，予取予求！“哼！”懿贵妃咬着牙冷笑，“肃六，你别作梦！” 
　　越是心里恼恨，她越冷静，心里的事连小安子面前都不说一句，只看着桌上的逐渐消蚀的短烛，默在心里盘算，一遍又一遍，直到天色微明。 
　　宫里一天的活动，都是在曙色未临之前开始的，太监和宫女静悄悄地各自来去，忙着自己分内的工作。懿贵妃虽然一夜未睡，但精神有种异样的亢奋，不想再睡，开了房门，叫人打水来漱洗晨妆。 
　　“主子起得早！”小安子跪了安起来，接着又垂手请了个安，“主子大喜！” 
　　“什么喜啊？” 
　　“大阿哥封为皇太子，”小安子掉了句文：“主子便贵为国母了！” 
　　“哼！”懿贵妃报以冷笑。 
　　一听见她的冷笑，小安子背脊上就会无缘无故地发冷。他不敢多说什么，只帮着宫女伺候漱洗，等看到镜中懿贵妃黄黄的脸，失血的嘴唇，以及铺得好妹的床，才惊讶地问：“主子一夜未睡？” 
　　“怎么啦？”懿贵妃回身看着他问。 
　　小安子跪下来答道：“主子千万要保重！大阿哥年纪还小，全得仗着主子替他作主，大清朝的天下，都在主子手里。” 
　　‘咄！”懿贵妃喝道：“你懂得什么？少胡说八道！” 
　　小安子想不到又碰一个钉子，这个钉子碰得他也实在不明白，自己想想，话并没有说错，懿贵妃的脾气发得没有道理。心里这么想着，脸上不由得便有委屈的神色。 
　　懿贵妃自然明白他心里的想法，但此时不便作任何解释，反倒因为小安子的话，引起了警惕，觉得必须有所告诫。 
　　于是她沉下脸来，大声说道：“小安子！你告诉这里所有的人，这几天谁要在人前背后胡言乱语，谈大阿哥立为皇太子和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话要是让我知道了，我没有别的，马上传了敬事房来，先打烂两条腿再说。我可再告诉你一句话，”她用冷得似冰，利得似刀的声音又说，“连你在内，一样办理。” 
　　小安子吓得连委屈也感觉不到了，只听出这一段话，情况严重，没有一分一毫的折扣可打，赶紧连声答应，站起来先对屋内的四五个宫女说道：“你们可听见主子的话了！千万小心，千万小心！”说完，匆匆走了出去，把懿贵妃的告诫，郑重其事地转告了每一个太监和宫女。 
　　因此，各个宫里，都在窃窃私议着皇帝的病，以及肃中堂如何如何？只有懿贵妃那里，特别安静。自然，安静得十分沉闷。 
　　传了早膳，皇后派人来通知，即刻齐集中宫，去省视皇帝的病。后妃不与外臣相见，所以皇帝的病，她们只能听太监的报告，等闲无法探视。这天早晨，是皇后特意叫陈胜文与六额驸安排妹的，御前大臣一律回避，容后妃与皇帝去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 
　　皇帝却不知道后妃来省视，他一直未醒，不知是睡熟了还是昏迷着？一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说什么食前方丈，说什么六宫粉黛，转眼莫非成空！皇后与那些妃嫔们，也不知是为皇帝还是为自己，一个个泪落如雨，却不敢哭出声来，唯有障面掩口，想把自己的眼泪吞到肚子里去。 
　　于是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劝请后妃止泪，说是皇帝神明不衰，怕朦胧中发觉了大家的哀痛，一定会伤心，于病体大为不宜。接着额驸景寿又来奏请皇后回宫。不离伤心之地，眼泪是无论如何止不住的，皇后只好依从，领着妃嫔，退出了东暖阁。 
　　回到中宫，皇后余痛未已，依然流泪不止。跟着来到中宫的懿贵妃，却显得格外刚强，虽然也是红着眼圈，但说话行事，与平时无异，一进皇后寝宫，她就吩咐宫女双喜：“这儿有我伺候皇后，你们到外面呆着去吧！没有事儿别进来。” 
　　双喜是皇后的心腹，但也佩服懿贵妃凡事拿得了主意，不比皇后那样老实无用，这时知道有机密大事要谈，当即答道： 
　　“奴才在外面看着，不会有人闯进来。” 
　　“对了！”懿贵妃嘉许她知机识窍：“你小心当差吧！将来有你的好处。” 
　　等双喜一走，懿贵妃亲自关上房门，绞了把热手巾，递到皇后手里，心乱如麻的皇后，也正有许多话要跟懿贵妃商议，但心里塞满了大大小小，无数待决的事件，却不知从何说起？擦干了眼泪，怔怔地楞了半天，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心烦，蓦地里又捶着妆台，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 
　　“皇后，皇后！”懿贵妃扶着她的手臂说，“这不是一哭能了的事。光哭，把人的心都哭乱了！你先拿定了大主意，咱们再慢慢儿商量做法。” 
　　“我有什么主意？”皇后拭着泪哭说：“还不是他们怎么说，咱们怎么听。” 
　　“不！”懿贵妃断然决然地说，“皇后千万别存着这个想法。 
　　权柄决不能下移，这是祖宗的家法。” 
　　说到这个大题目，不由得让皇后止住了哀痛，“我可不懂了。”她问，“又是‘赞襄政务’，又是军机大臣，他们要作了主，咱们拿什么跟他们驳回啊？” 
　　“拿皇帝的身分。皇帝亲裁大政，不管皇帝年纪大小，要皇帝说了才算。” 
　　“啊！”皇后仿佛有所意会了，但一时还茫然不知如何措手，“我在想，将来办事，总得有个规矩。凡事，咱们姐儿俩，大小也可以管一管。这要管，又是怎么管呢？” 
　　“皇后算是明白了。咱们不妨把六额驸找来问一问。” 
　　“也好。” 
　　于是懿贵妃教了皇后许多话，同时派人传谕敬事房，宣召六额驸，说有关于皇帝的许多话要问。这原是不合体制的，但情况特殊，事机紧迫，景寿固不能不奉懿旨，肃顺这一班人，也不敢阻挡。 
　　懿贵妃特意避了开去，只皇后一个人召见景寿，跪了安，皇后很客气地说：“六额驸起来说话吧！” 
　　“是。”景寿站了起来，把手垂着，把头低着。 
　　“内务府办得怎么样了？” 
　　这自然是指皇帝的后事。“肃六在忙着呢！”景寿答道：“金匮的板，早两天就运到了。其余的东西，听说也都齐了。” 
　　“还有样要紧东西，”皇后又问：“陀罗经被呢？” 
　　陀罗经被是金匮中必备之物，亲藩勋旧物故，饰终令典，亦有特赐陀罗经被的。这由西藏活佛进贡，一般的是用白绫上印金色梵字经文，御用的是黄缎织金，五色梵字，每一幅都由活佛念过经、持过咒，名贵非凡。当然，“内务府老早就敬谨预备了。”景寿这样回答。 
　　“噢！”皇后略停一停，换了个题目来问：“这几天的政务，由谁在料理呀？” 
　　“还是军机上。”景寿慢吞吞的地道：“听说许多要紧公事，都压着不能办。” 
　　“为什么呢？” 
　　“自然是因为皇上不能看奏折。” 
　　“以后呢？”皇后急转直下地问到关键上，“你们八个人，可曾定出一个办事的章程？” 
　　“目前还谈不到此。而且，也没有什么老例儿可援的。” 
　　“我记得康熙爷是八岁即的位。那时候是怎么个规矩？” 
　　“那时候，内里有孝庄太后当家，不过国家大事，孝庄太后也不大管。” 
　　这些对答，懿贵妃早就算定了的，所以受了教的皇后，立刻追问一句：“那么谁管呢？” 
　　“是辅政四大臣。” 
　　“那四个？” 
　　景寿一面思索，一面回答：“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后来呢？” 
　　“后来？”景寿愣了一下，“后来当然是康熙爷亲政。” 
　　“我是说康熙爷亲政以后。”皇后又加了一句：“那辅政四大臣怎么样？” 
　　这一问，把木讷寡言的景寿吓得有些心惊肉跳，显然的，皇后是拿康熙诛鳌拜的故事，作为警告。但是，于今如说有鳌拜，自是肃顺，与自己何干？这顾命大臣的荣衔，也不知如何落到了自己头上？看这光景，将来是非必多，不如趁早辩白一番。 
　　想到这里，随即跪了下来，免冠碰头：“皇后圣明！臣世受国恩，又蒙皇上付托之重，自觉才具浅薄，难胜重任，可是当时也实在不敢说什么。臣现在日夜盼祷的，就是祖宗庇佑，能让皇上的病，化险为夷，一天比一天健旺，这顾命大臣的话，从此搁着，永远不必再提了。”他一面说，一面想到肃顺的跋扈，同时想到皇后提起康熙朝旧事的言外之意，不由得越想越害怕，汗出如浆，急出一句最老实的话：“臣是怎么块料？皇后必定明白。他们拿鸭子上架，臣实在是莫奈其何！但分臣能效得一分力，万死不辞。只怕，只怕效不上力。” 
　　这番话真有些语无伦次了。皇后啼笑皆非，而且也不知如何应付，因为它未在懿贵妃估计之中。只是景寿的窝囊，连忠厚老实的皇后都觉得可怜亦复可笑。 
　　景寿还跪在地上不敢起来，皇后却又说不出话，眼看要弄成个僵局，躲在屏风后面的懿贵妃不能不出头了。她袅袅娜娜地闪了出来，先向皇后行了礼，然后自作主张地吩咐： 
　　“六额驸，请起来吧！” 
　　景寿一见懿贵妃出现，心里略略放宽了些。懿贵妃为人厉害，但也明白事理，她一定能谅解他的处境为难而本心忠诚，所以站了起来，顺手给懿贵妃请了个安，退到一旁，打算着她有所询问时，再作一番表白。 
　　“六额驸是自己人，胳膊决不能朝外弯。”懿贵妃这一句话是向皇后说的，但也是暗示景寿别忘掉自己是椒房至亲，论关系要比肃顺他们这些远支宗室密切得多。 
　　景寿自然懂得她的意思，赶紧垂手答道：“懿贵妃明见，这句话再透彻不过了，正是景寿心里的意思。” 
　　“好！”懿贵妃赞了一声，接着又说：“可是我得问六额驸，你下去以后，他们要问：皇后召见，说些什么？你可怎么跟他们说呀？” 
　　“就说，就说皇后垂询皇上的‘大事’，预备得怎么样了。” 
　　“一点不错。你就照这个样子，别的话什么也不用说。我知道你一个人也争不过他们，不用跟他们废话，有什么事，你想办法先通一个信儿就行了。”说到这里，懿贵妃停了一下，又威严地问道：“你明白吗？” 
　　景寿想了想，懂得懿贵妃的意思是叫他不必多事，于是惶恐地答道：“明白，明白！” 
　　“明白就好。”懿贵妃转脸向上问道：“皇后如果没有别的话，就让六额驸下去吧！” 
　　“嗯！”皇后想了想说，“有一件事，也是要紧的，‘大事’一出，里里外外一定乱糟糟的，大阿哥在外面，怕他们照应不过来，六额驸多费心吧！” 
　　这是景寿办得了的差使，欣然答道：“皇后跟懿贵妃请放心！景寿自会小心伺候。” 
　　等景寿退了出去，皇后与懿贵妃，相对苦笑，她们原来期望着要把景寿收作一个得力帮手，不想他竟是这等一个窝囊废。“亏得你机敏，不叫他插手，不然，准是事成不足，坏事有余！”皇后摇头叹息：“唉，难！” 
　　“皇后先沉住气。凡事有我。” 
　　话是这样说，懿贵妃也实在不知道如何才不致于大权旁落？回到自己宫里，倚栏沉思，不知日影过午。忽然，皇帝身边的小太监金环，匆匆奔了进来，就在院子里一站，高声传旨：“万岁爷急召懿贵妃！”说完才跪下请安，又说：“请懿贵妃赶紧去吧！怕是万岁爷有要紧话说。” 
　　“喔！”懿贵妃又惊又喜，问道：“万岁爷此刻怎么样？” 
　　“此刻人是好的。只怕…　。”金环欲言又止，“奴才不敢说。” 
　　懿贵妃知道，皇帝此一刻是“回光返照”。时机万分珍贵，不敢怠慢，随即赶到了烟波致爽殿。 
　　御前大臣都在殿外，站得远远地，一看这情形，就知道皇后在东暖阁。小太监打了帘子，一眼望去，果然皇后正跪在御榻前，懿贵妃进了门，随即也跪在皇后身后。 
　　“这个给你！”皇帝气息微弱地说，伸出颤巍巍的一只手，把一个蜀锦小囊，递给皇后。懿贵妃知道，那是乾隆朝传下来，皇帝常佩在身边的一枚长方小玉印，上面刻的阳文“御赏”二字。 
　　皇后双手接了过来，强忍着眼泪说了句：“给皇上谢恩。” 
　　“兰儿呢？” 
　　“在这里。”皇后把身子偏着，向懿贵妃努一努嘴，示意她答应，同时跪到前面来。 
　　“兰儿在！”懿贵妃站了起来，顺手拿着拜垫，跪向前面，双手抚着御榻，把头低了下去，鼻子里息率息率在作响。 
　　皇帝缓缓地转过脸来，看了她一下，又把视线移开，他那失神的眼中，忽然有了异样复杂的表情，是追忆往日和感叹眼前的综合，不辨其为爱为恨，为恩为怨？ 
　　“唉！”皇帝的声音不但低微，而且也似乎哑了，“我不知道跟你说些什么好。” 
　　听得这一句话，懿贵妃哭了出来，哭声中有委屈，仿佛在说，到今日之下，皇帝对她还怀着成见，而辩解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这份委屈将永远不可能消释伸张。 
　　就这时，皇帝伸手到枕下摸索着，抖颤乏力，好久都摸不着什么东西。于是，皇后站了起来，俯首枕边，低声问道： 
　　“皇上要什么？” 
　　“‘同道堂’的那颗印。” 
　　皇后探手到枕下，一摸就摸出来了，交到皇帝手里，他捏了一下，又塞回皇后手里。 
　　“给兰儿！” 
　　这一下，懿贵妃的刚低下去的哭声，突然又高了起来，就象多年打入冷宫，忽闻传旨召幸一样，悲喜激动，万千感慨，一齐化作热泪！又想到几年负屈受气，终于有此获得谅解尊重的一刻，但这一刻却是最后的一刻，从此幽明异途，人天永隔，要想重温那些玉笑珠香的温馨日子，唯有来生。转念到此，才真的是悲从中来，把御榻枕旁哭湿了一大片。 
　　这样哭法，皇后心酸得也快忍不住了，顿着足，着急地说：“你别哭了，行不行？快把印接了过去，给皇上磕头！” 
　　“是！”懿贵妃抹抹眼泪，双手从皇后手里接过了那一枚一寸见方，阴文大篆“同道堂”三字的汉玉印，趴在地上给皇帝磕了个响头。 
　　“起来，兰儿！”皇帝又说，“我还有话。” 
　　“是！”懿贵妃跪直了身子，愁眉苦脸地看着皇帝。 
　　“我只有一句话，要尊敬皇后。” 
　　“我记在心里。”懿贵妃又说：“我一定遵旨。” 
　　“好！你先下去吧！” 
　　这是还有话跟皇后说。懿贵妃极其关切这一点，但决无法逗留偷听，只好一步一回头地退了出来。等出了东暖阁，遥遥望见在远处廊下的肃顺和景寿那一班御前大臣，她忽然想到御赐的玉印，正好用来示威，于是故意站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恭恭敬敬地把那方印捧在胸前。这是个颇为郑重罕见的姿态，她相信一定可以引起肃顺的注意。 
　　就这样站了不多一会，皇后红着眼圈也退了出来，两宫的太监、宫女纷纷围了上来，簇拥着她们俩回到中宫。 
　　懿贵妃想到一道紧要手续，随即把皇后宫里的首领太监喊了上来。 
　　“我有话告诉你，你听清楚了！”懿贵妃很郑重地向皇后宫里的首领太监说，“刚才皇上召见皇后和我，亲赐两方玉印，皇后得的是‘御赏’印，我得的是‘同道堂’印。你去问一问烟波致爽殿的首领太监马业，他知道不知道这回事儿？要是不知道，你先把这一段儿告诉他，叫他‘记档’！” 
　　皇帝的一言一行，都由首领太监记下来，交敬事房收存，称为“日记档”，那当然是极重要的文献，所以首领太监记档十分慎重，倘非皇帝朱谕或口传，便须太监亲眼目击，确有根据，方始下笔。当时皇帝召见赐印，东暖阁中只有两名小太监，懿贵妃怕他们不了解此事的关系重大，不曾告诉马业，以致漏记，因而特意作一番点检。 
　　接着，懿贵妃辞别皇后，回到自己宫里休息。多少天来的哀愁郁结，这时候算是减轻了许多，全由于这方印的缘故。 
　　这方印是完全属于皇帝的。自乾隆的“五代五福五德堂”开始。列朝皇帝都象文人雅士那样，喜欢取一个书斋的名字，作为别号。嘉庆是“继德堂”、道光是“慎德堂”、当今垂危的皇帝便是“同道堂”。 
　　同道堂有两处，一处在“西六宫”的咸福宫后面，一处在圆明园“九洲清晏”。去年八月初八一早，皇帝就是在圆明园的同道堂进了早膳以后，仓皇离京的。想不到自此一别，圆明园竟遭了兵燹，皇帝亦不能生还京城！ 
　　这不过是一年间的事，谁想得到这一年的变化是这么厉害！懿贵妃心想，一年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快成为太后，而居然会有这样的事！莫非天意？ 
　　她是永远朝前看的一个人。既然天意如此，不可辜负。于是精神抖擞地想在御赐的玉印上，作一篇好文章。 
　　“同道，同道！”她这样叨念着，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句成语：志同道合。这不就是说自己与皇后吗？两位太后，同心协力，抚养幼主，治理国事！ 
　　不错！皇帝赐这方印的意思，正是如此。这也足见得皇帝把她看得与皇后一样尊贵。想到这一点，懿贵妃深感安慰，而且马上想到，要把皇帝的这番深意，设法让皇后、顾命大臣以及王公亲贵了解。 
　　但眼前却无机会，不但皇后没有心情来听她的话，所有的顾命大臣、王公亲贵，根据御医的报告，说皇帝随时可以咽气，因此也都守在烟波致爽殿，全副精神，注视着皇帝的变化，谁还来管她得了什么赏赐？ 
　　夜谅如水，人倦欲眠，忽然首领太监马业匆匆自东暖阁奔了出来，惊惶地喊着：“皇太子，皇太子！” 
　　这是让皇太子去送终。唤醒穿着袍褂，被搂在张文亮怀里睡着的皇太子，赶到东暖阁，皇帝已经“上痰”了！ 
　　王公大臣都跪伏在地，皇太子在御榻前拜了下去。看看久无声息，肃顺点了根安息香，凑到皇帝鼻孔下，去试探可还有呼吸？ 
　　那支香依旧笔直的一道烟，丝毫看不出有鼻息的影响，肃顺便探手到皇帝胸前，一摸已经冰凉，随即双泪直流，一顿足痛哭失声。 
　　殿里殿外，上上下下，早就把自己沉浸在凄凄惨惨的情绪里，蓄势已久，肃顺哭这一声，就象放了一个号炮，顿时齐声响应，号哭震天——而皇太子却是吓得哭了。 
　　国有大丧，好比“天崩地坼”，所以举哀不用顾忌，那哭的样子，讲究是如丧考妣的“躄踊”，或者跳脚、或者瘫在地上不起来，双眼闭着，好久都透不过气来，然后鼓足了劲，把哭声喷薄而出！越是惊天动地，越显出忠爱至性。这样由烟波致爽殿一路哭过去，里到后妃寝宫，外到宫门朝房，别院离宫三十六，那一片哭声，惊得池底游鱼乱窜，枝头宿鸟高飞。而唯一的例外是丽妃，她没有哭，不言不语地坐在窗前，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远处渐隐的残月。 
　　残月犹在，各处宫殿，是有人住的地方，都点起了灯烛，烟波致爽殿和毗连的澹泊敬诚殿，更是灯火通明。王公大臣的哭声已经停止，顾命八大臣尤其需要节哀来办大事，他们就在烟波致爽殿后面，找了一间空屋，暂时作发号施令的枢机之地。 
　　内务府的司员，敬事房及各重要处所的首领太监，包括小安子在内，几乎都赶到了，静悄悄地在廊下待命，或是打探消息，遥遥望去，只见肃顺一个人在那里指手划脚地发号施令。 
　　第一件差使派了景寿，“六额驸！”肃顺说，“请你护送皇太子，不＃＃＃如今是皇上了！扈从圣驾，去见太后。把大行皇帝升天的时刻，奏告太后，大丧礼仪，等商量定了，后行陈奏。” 
　　哭肿了双眼的景寿，点一点头，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管自己办事去了。 
　　“敬事房的首领太监呢？” 
　　肃顺这一问，立刻便有人递相传呼：“肃中堂传陈胜文！” 
　　“陈胜文在！”他高声答应着，掀帘进屋，先请一个安，垂手肃立，望着肃顺。 
　　“马上传各处摘缨子！” 
　　凡遇国丧，第一件事就是把披拂在大帽子上的红缨子摘掉，陈胜文答道：“回肃中堂，已经传了。” 
　　“好！”肃顺接着又说，“从今天起，皇后称皇太后，皇太子称皇上。” 
　　“是！“陈胜文踌躇了一下，觉得有句话非问不可，“请肃中堂的示，懿贵妃可是称懿贵太妃？” 
　　“当然！”肃顺答得极其干脆，仿佛他这一问，纯属多余。 
　　交代了陈胜文，随即又传内务府的司员，预备初步的丧仪，宫内“应变”的措施告一段落，顾命八大臣又移地军机直庐去开会。在这里所商议的，就不是宫廷私事，而是要布告“天下臣民”的国家头等大事了。 
　　首先提出来的是“皇帝”即位的时刻和仪典。 
　　当时由载垣首先发言：“常言道得好，‘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该怎么办？咱们得快拿个主意！” 
　　兹事体大，一时都不肯轻率献议。肃顺不耐烦了，指着穆荫说：“挨着个儿来，你先说吧！” 
　　穆荫清一清嗓子，慢条斯理地陈述他的见解：“自古以来，太子都是枢前即位。不过本朝有本朝的制度，咱们最好按着成例来办，免得有人说闲话。” 
　　“要说成例，那得按着康熙爷的例子来办。”端华抹了一手指头的鼻烟，一面把鼻子吸得嗤嗤作响，一面大摇其头： 
　　“年代这么久了，一时那儿去找当年的成例？” 
　　“我倒记得，”匡源接口说道：“世祖章皇帝宾天，圣祖仁皇帝八龄践阼，那时是先成服，后颁遗诏，再下一天，在太和殿即位，颁诏改元。” 
　　“不错！”载垣点点头说，“列朝的皇上，都是在太和殿即的位。” 
　　“还不错呢！我看简直就不通！”肃顺嚷着。载垣虽然袭封了怡亲王，而且年龄最长，但论辈份是肃顺的侄子，所以他驳他的话，很不客气：“照你这么说，一天不回京，国家就一天不能有皇上？” 
　　“你别气急，”载垣的修养倒是很好，“原是在商量着办，你再问问继园，也许他有好主意。” 
　　杜翰早已把这件大事研究过了，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说道：“列公的话都不错，‘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子应该‘柩前即位’，可也得按照本朝的家法，在太和殿行大典，颁诏改元。” 
　　这番话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但嫌空洞，而且也似乎有些矛盾，肚子里黑漆一团的端华，却偏偏听出来了，赶紧问道：“继园，你的话是怎么说？又说‘柩前即位’，又说‘在太和殿行大典’，难道即两次位吗？” 
　　“回王爷的话，”杜翰答道：“柩前即位是皇太子接掌大位，太和殿行大典是行登极大典，原是两回事儿！” 
　　“啊，啊！”端华颇为嘉许：“说得有理！” 
　　这一下杜翰越发侃侃而谈了：“说要按成例办，现成有个例子，四十一年前，也是七月，七月二十五，仁宗睿皇帝在这儿驾崩，王公大臣遵照朱谕，请宣宗成皇帝即了位，当天恭奉梓宫回京，八月二十七在太和殿行登极大典。如今也可以这么办，先请幼主即位，名位一正，其余的就都从容了！” 
　　这个办法完全符合肃顺的心意，幼主不即位，顾命大臣就不能用“上谕”来号令全国，所以听完杜翰的话，随即大声说道：“好极了！就这么办。继园，”他又问：“那么幼主即位，到底什么时候最合适呢？” 
　　“最好在大行皇帝小殓的时候，即位成服一起办。” 
　　“好！”肃顺吩咐：“传钦天监。” 
　　等把钦天监的官员传来，选挑小殓的时刻，那官员答道： 
　　“今天申正，时辰最好！” 
　　“混帐东西，什么好时辰？”肃顺大喝一声：“国丧是大凶之事，还有什么好时辰好挑的？” 
　　话是驳得有理，但又何至于发这么大脾气？钦天监的那官员吓得脸都青了。 
　　在座的人也都觉得肃顺未免过分，只有杜翰明白他这脾气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申正太阳已将下山，幼主到那时才即位，不能发诏旨办事，这一天就算白糟踏了。 
　　这番意思自然不能明说，杜翰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天气炎热，大行皇帝的遗体，不宜摆得太久，”他向钦天监的官员说，“成殓的时刻，你再斟酌一下！” 
　　那官员原也相当机警，刚才是让肃顺迎头痛斥，吓得愣住了，这时一听杜翰的指点，恍然大悟，当即装模作样地用指头掐算了一会，从容答道：“小殓以辰正二刻为宜，大殓以申正为宜。”他不再说“好时辰”，只说“为宜”了。 
　　杜翰点点头，嘉许他识窍，但小殓要早，大殓不妨从容，便转脸看着肃顺说：“中堂看如何？申正大殓，只怕预备不及。” 
　　肃顺从荷包里掏出一个极大的西洋金表，掀开表盖一看，这时照西洋算时刻的方法是六点钟，辰正二刻是八点半，还有两个半钟头，预备起来，时间恰好，申正大殓，确是太匆促了，“大殓在明儿早上吧！”他说。 
　　“明天早晨大殓，以巳初二刻为宜！”这一下，钦天监官员不等杜翰传话，便先抢着回答。 
　　巳初二刻是九点半，不早不晚，也算相宜，肃顺一点头，事情就算定局了。 
　　第二件急需决定的大事是派定“恭理丧仪大臣”，这张名单是早就在肃顺家的水阁中决定了的，拿出来念一遍就是。 
　　接着又商量哀诏的措词，照杜翰的提议，由焦祐瀛执笔起草。也谈到“恭奉梓宫回京”的事，那需要一百二十八个人抬的“大杠”，沿路桥道，必须及早整修，决定立即命令署理直隶总督文煜到热河来商议一切。其余的大事还多，但此刻无暇计及，请见太后以后，马上就得预备皇太子即皇帝位的大事了。 
　　于是顾命八大臣，除掉景寿以外，一起进宫。太监奏禀太后，立即召见。 
　　一见面自然是相对痛哭，哭过一阵，年轻的太后抹着眼泪，哀切切地说道：“你看，大行皇帝撇下我们孤儿寡妇归天了！你们都是先帝的忠臣，里外大事，总要格外尽心才好！都请起来说话。” 
　　“是，是！”载垣跪在地上答道，“奴才几个，受大行皇帝的付托，必要赤胆忠心，辅保幼主。请太后千万放心。”说完，大家一起又磕一个头站了起来，载垣回头便说：“肃顺，你把咱们商量好的事儿，跟太后回奏！” 
　　肃顺记着先帝的嘱咐，特别尊崇太后，恭恭敬敬地朝前一跪，把按照仁宗驾崩以后的成例，皇太子先即大位，回京再行登极典礼，以及小殓和大殓的时刻，清清楚楚地说了一遍。 
　　“既然你们商量定了，就这么办吧！”太后又问：“什么时候成服啊？” 
　　“本想小殓就成服。孝衣太多，实在来不及做，请太后的懿旨，可否大殓成服？” 
　　“是啊，孝衣太多。”太后又问：“你叫内务府早早把白布发了过来，好让各宫的女孩子，连夜赶着做。” 
　　“是，奴才已经关照了，等敬事房首领把名册送了来，随即照发。”肃顺一面说，一面掏出一张名单：“再跟太后回奏，恭理丧仪大臣，奴才几个拟了个单子，是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澴、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吏部尚书全庆、陈孚恩、工部尚书绵森、右侍郎杜翰，一共十个人，豫亲王、恭亲王、周祖培、全庆，仍旧留京办事。”这就是说，只有陈孚恩一个人可以到热河来。 
　　太后对陈孚恩并不关心，关心的是恭亲王，“恭王也留在京里吗？”她不以为然地问。 
　　“洋务非恭王不可，而且梓宫回京以后，丧仪繁重，也要恭王在京里主持。” 
　　“你的话也不错。”太后没话说了，只好同意。 
　　于是顾命大臣，跪安退出，忙着去找景寿，教导事实上已成为皇帝的皇太子，如何“亲视含殓”，如何告祭即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如何让六岁的幼主明白他的身分已经不同，是天下臣民之主！ 
　　要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把这些重大复杂的改变，说得童癔的皇太子有所领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景寿又是个不善于词令的人，所以这个吃重的任务落在张文亮身上，连说带比，急得满头大汗。幸好书房的三个月中，师傅李鸿藻，对此已有启沃，皇太子终于算是大致明白了。 
　　“回头我就是皇上，”他说，“我说的话就是圣旨。” 
　　“是，是！”张文亮如释重负，“皇太子真聪明！” 
　　“成了皇上，还上书房不上？” 
　　“自然要上！”这下是景寿回话，“不上书房，不识字，不明道理，将来可怎么治理国政呢？” 
　　“什么叫“治理国政’呐？” 
　　“那，那就是说，里里外外的大事，皇上怎么说，就怎么办！” 
　　“真的吗？”皇太子把一双小眼睛，瞪得一愣一愣地，“我说杀人，就杀人？” 
　　“皇太子千万别说这话！”景寿拿出姑夫的身分，沉着脸说，“做皇上要爱民如子，那能随便杀人？” 
　　皇太子不响了，张文亮却在心里嘀咕，倘或皇太子即了皇位，真的说出杀人的话来，让太后知道了，必说左右太监在挑唆，那可要大倒其霉了。 
　　因此，张文亮等景寿不在时，小声问道：“皇太子要杀谁呀？” 
　　三个月的工夫，皇太子认字号、写仿格，已颇有长进了，会写几个笔直简单的字，遇到机会就要露一手，这时就说： 
　　“把手伸过来！” 
　　张文亮知道，皇太子这一说，就是要在他手心里写字，赶紧把手掌平伸了过去，皇太子一点一画地写了三个字：“小安子”。 
　　皇太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恰好会写“小安子”这三个字。 
　　太监宫女都相信宿命，更相信皇帝是“金口”，说什么便是什么。”坏了！”张文亮在心里说，“小安子这颗脑袋，迟早不保！” 
　　话虽如此，张文亮却不以为事不干己，可以不管，相反地，是上了一重浓重的心事，懿贵太妃眼看就要掌权，安德海水涨船高，可能会升为总管，这主奴二人都是他得罪不起的，那就千万不能让自己这位小主子把要杀安德海的话说出来！只要一说出口，自会传入懿贵太妃或者安德海耳朵里，那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己。 
　　正在思索着，得想个什么办法，能让口没遮拦的皇太子知道，这句话说不得，外面已经传话进来，说大行皇帝小殓的时刻快到了，请皇太子去行礼。接着，景寿亲来迎接，由张文亮亦步亦趋地陪侍着，把皇太子迎到了烟波致爽殿。 
　　殿廷内外，已挤满了王公大臣，以及在内廷当差的天子近臣，按着爵位品级次序，肃然站班。皇太子看见这么多人，不觉畏怯，只往张文亮身上躲，但忽然间站住了，响亮地喊了一声：“师傅！” 
　　一廷的亲贵重臣，连皇太子的胞叔在内，独独李鸿藻得蒙尊礼，师傅真个受宠若惊了！但皇帝刚刚晏驾，不便含笑相迎，只赶紧出班下跪，以哀戚的声音说道：“请皇太子节哀顺变，以完大礼。” 
　　这两句话皇太子那里听得懂？只看着师傅发愣。肃顺可就发话了：“李师傅请起来吧！”措词虽然客气，声音却显得颇不耐烦。 
　　李鸿藻自己也觉得所说的那两句等于废话，可是朝班不比书房，不如此说，又怎么说呢？眼前大礼待行，不敢再有耽搁，便又说了句：“皇太子请进去吧！” 
　　皇太子很听师傅的话，师傅说进去，立即又开步走了。这时只有近支亲王和顾命大臣随扈。到了东暖阁，皇太子一看“阿玛”直挺挺躺在御榻上，脸上盖一块白绫，有些害怕，将身子直往张文亮身后躲，随便张文亮怎么小声哄着，总不肯站到前面来。 
　　等小殓开始，有件事引起了皇太子极大的兴趣，自然而然站在前面来看。照例，小殓为死者穿衣服，是先有一个人做衣服架子，一件件穿好了，再脱下来一起套到僵硬的尸体上去，在旗下，这个“衣服架子”得由被称为“丧种”的亲属担任，或者是长子，或者是承重孙，皇帝的大丧，自然是由嗣君服劳，但皇太子年纪太小，肃顺吩咐首领太监马业另外找个人代替。于是有三四个小太监，商量好了向马业去说： 
　　“万岁爷在日，最宠如意，该让如意侍候这个差使。” 
　　这是个苦差使。如意站在方橙上，伸直双臂，十三件龙袍一件一件往上套，由纱到缎、由单到棉、由盛夏到隆冬。皇太子看如意穿上龙袍，已觉可笑，一穿穿这么多，更觉稀罕，一眼不霎地看着，差一点笑出声来。 
　　这面在套衣服，那一面已在替大行皇帝修饰遗容，平日侍候盥洗是如意和另一个小太监喜儿的差使，这时便只有喜儿一个人当差了。他就当皇帝还活着，进一样盥洗用具便说一句：“万岁爷使漱口水”，“万岁爷洗脸”。最后说：“万岁爷请发！”说完绞了一把热手巾，盖住大行皇帝的双颊，又掏出一把雪亮的剃刀，在手掌心里磨了两下，是要动手刮大行皇帝的胡子了。 
　　修了脸，喜儿又跪着栉发打辫子，然后马业率领四名太监，替大行皇帝换上如意所套好了的十三件龙袍，外加全新石青宁缎团龙褂，用五色陀罗经被密密裹好。小殓已毕，摆设“几筵”是一张四角包金的活腿乌木桌，上供一只大行皇帝在日常用的金镶绿玉酒杯，等皇太子行过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马业把那杯酒捧到殿外，朝上跪着一洒。然后御膳房在灵前摆膳，皇太子和在场的大臣、太监，齐声呼地抢天地举哀。初步“奉安”的典礼，这样就算完成了。 
　　其时烟波致爽殿正间，已设下明黄椅披的宝座，王公大臣，各按品级排好了班，肃顺和景寿引着皇太子升座，净鞭一响，肃然无声，只听鸿胪寺的鸣赞高声赞礼，群臣趋跄跪拜，也是三拜九叩的最敬礼——从这一刻起，六岁的皇太子，就要被太后称为“皇帝”，臣子称为“皇上”，太监、宫女称为“万岁爷”了。 
　　皇帝即位，须遣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这自有礼部的官员去办理，他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遇见太后。小皇帝根本不明这些礼节的道理，由着人摆布，到了太后寝宫，磕了头，从地上爬起来，取下大帽子往旁边一丢便大声嚷道： 
　　“饿了！拿东西来吃，快，快！” 
　　于是双喜赶紧向门外喊道：“万岁爷传膳！” 
　　这还是第一遭伺候这位新“万岁爷”，大家都还拿不准规矩，只按照成例传唤了下去，传到御膳房，这一桌御膳，一时办得出来办不出来？那就不管了。 
　　“别这样子说话！”太后拉着小皇帝的手说，“你该记着，你现在是皇上啦！说话行事要稳重，大呼小叫的，不成体统。 
　　知道吗？” 
　　小皇帝最听这位嫡母的话，虽不太懂，也还是深深地点着头说：“知道。” 
　　“双喜！”太后体恤臣下，这样吩咐：“你传给敬事房，从今天起，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故，不用单独替皇帝摆膳，早晚都跟我一块吃好了。” 
　　“是！” 
　　“还有，”皇后又说，“你看有什么点心，先端几碟子来。” 
　　太后最爱消闲的零食，细巧点心多的是，随即装了四碟子，又用黄碗盛了奶茶，一起摆在炕桌上，让小皇帝享用。 
　　太后一面看他吃点心，一面问刚才行礼的情形，张文亮就跪在门外，拣好听的回奏。太后听说小皇帝居然能把那么个大场面应付下来，未曾失仪，颇感安慰，不断夸奖：“是要这样才好！”又吩咐张文亮：“等皇帝用了点心，你领着去见懿贵太妃。” 
　　这一说，提醒了张文亮，惊出一身冷汗，自己对自己说：“糟了，糟了，真是大糟其糕！把这么句要紧的话给忘掉了！” 
　　是这么句要紧话，该由皇帝即位后，向王公大臣宣布：“封额娘做太后！”这是懿贵太妃叫小安子特颁赏赐，责成张文亮到时候必须提醒小皇帝的，而张文亮因为小皇帝要杀小安子，心里不安，把这件紧要大事，竟忘得无影无踪了！ 
　　这样，张文亮额外又添一重心事，唯有期望着这一天小皇帝能有再与顾命大臣见面的机会，还可补救，否则，就无论如何不能邀得懿贵太妃的宽恕了！ 
　　小皇帝吃了点心，双喜进奉手巾揩了脸；太后便说：“到你额娘那里去吧！说是她身体不舒服，乖乖儿的，别惹她心烦。” 
　　于是，张文亮只好硬着头皮伺候。到了懿贵太妃宫里，一进门便觉异样，静悄悄地声息不闻，而太监宫女脸上都有不安的神色。一见皇帝驾到，自然都跪了下来，这才有些微的声响。小安子在屋里听见了，掀帘出来，赶紧原地接驾，可是他那脸色非常难看。 
　　“你去启禀，万岁爷来给懿贵太妃问安。”张文亮说。 
　　“太妃病了，刚睡着。” 
　　病了是真的，说“刚睡着”是假话，懿贵太妃生了极大的气，早已有话交代小安子，小皇帝来见，就拿这话作托词，不见！ 
　　第一个是生肃顺的气。一接到小安子的报告，说肃顺吩咐敬事房，皇后称为皇太后，而且当陈胜文提醒他时，他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看待，视为“太妃”，这是有意扬抑，顿时就发了肝气。 
　　第二个是生小皇帝的气。教导了不知多少遍，依然未说“封额娘做太后”那句话！她没有想到是张文亮该负责任，只恨儿子不孝，这一下肝气越发重了。 
　　张文亮当然知道懿贵太妃起病的原因，能躲得一时是一时，所以随即轻快地答道：“既然太妃刚睡下，不宜惊扰，万岁爷回头再来问安吧！”说完，就拥着小皇帝走了。 
　　这些情形，懿贵太妃躺在床上，听得明明白白。这时才想到怕是张文亮在捣鬼，再想想，张文亮素来谨慎小心，决不敢这么做。说来说去，总是自己儿子天性太薄，不然就不会听说生母病了，问都不问一声。“将来非好好管教不可！”懿贵太妃咬着牙下了决心。 
　　然而眼前呢？她一直就打算着，要与皇后同日并遵为皇太后，儿子做了皇帝，生母自然是太后，到了此刻还要以太妃的身分朝见太后，无论如何于心不甘！但是，大丧仪礼中，有许多地方，必须与太后一起露面不可，那便如何自处？想了半天，只有一个办法：托病不出。 
　　于是，她把小安子找了来，嘱咐了他一套话。小安子心里明白，懿贵太妃一天不封太后，就一天不会与另一位太后见面。这是桩极麻烦的事，得要到太后宫里去探探消息。 
　　就这时候，敬事房通知：按册领白布，赶制孝服。小安子亲自带人去领了下来，回明了懿贵太妃，便在后院搭上案板，召集宫女，纷纷动手。安排好了这一切，才转到太后宫里去观望风色。 
　　太后宫里人多，做孝衣做得越发热闹，小安子探头张望了一下，不想正遇见太后，连忙跪了下来请安。 
　　“有事吗？”太后问道。 
　　不能说没有事，没有事跑来干什么？小安子只得答道： 
　　“奴才有话，启奏太后。” 
　　“你就在这儿说吧！” 
　　“奴才主子吩咐奴才，说大行皇帝驾崩，太后一定伤心得了不得！奴才主子急着要来问安，无奈奴才主子，也是因为出了‘大事’，一急一痛，胃气肝气全发了，躺在床上动不了，心里着急得很，叫奴才来看一看。奴才主子又说，倘或太后问起，就让奴才代奏：现在里外大事，全得仰仗太后，务必请太后节哀，好把大局给维持住。” 
　　小安子瞪着眼说瞎话，面不改色的本事是出了名的，有时圆不上谎，就靠他老脸皮厚，装得象真的一样。但此刻这番谎话，却编得极其高明，既掩饰了自己的来意，也替懿贵太妃装了病，又面面俱到，一丝不漏，而且措词婉转诚恳，使得“可欺其以方”的太后，大为感动。 
　　于是太后蹙眉问道：“我也听说你主子人不舒服，不知道病犯得这么厉害！传了太医没有？” 
　　“奴才主子不叫传！说这会儿里里外外全在忙着大行皇帝的大事，别给他们添麻烦吧！”小安子略停一下又说：“奴才主子这个病，诊脉吃药，全不管用，只要安安静膊歇着，一天半天，自然就好了。” 
　　“既然这么着，回头给大行皇帝奠酒，她就不用出来了。”皇后接着又吩咐，“你回去传我的话，让你主子好好儿将养，索性等明儿个大行皇帝大殓，再来行礼吧！” 
　　“是！” 
　　“我还问你，刚才皇帝到你主子那儿去，聊了些什么呀？” 
　　这一问，恰好给了小安子一个中伤张文亮的机会，“回太后的话，万岁爷未曾见着奴才主子。”他说，“万岁爷驾到，奴才主子疼过一阵，刚睡着。奴才回奏了万岁爷，打算去唤醒奴才主子，张文亮就说：‘不用了，不用了，走吧！’万岁爷还舍不得走，意思是要看一看奴才主子，让张文亮架弄着，万岁爷也就没法儿了。” 
　　“是这个样子吗？”太后讶异而不悦，但也没有再说下去。 
　　小安子看看无话，磕头退下。回想刚刚那一番对答，自己觉想十分得意，特别是懿贵太妃的装病，原来怕装不过去，国丧大礼，难以逃避，不想轻乔巧巧地就得到了太后的许诺。 
　　这是大功一件，得赶紧回去报告。 
　　其时已近午刻，太后照预定的安排，传谕各宫妃嫔齐集，到烟波致爽殿去为大行皇帝奠酒。于是二十岁出头的一群妃嫔，一个个穿着素淡服装，摘去了“两把儿头”上的缨络装饰，抹着眼泪，来到中宫——懿贵太妃是奉懿旨不必到的，奇怪的是丽妃也久久不至。 
　　太后不断地催问，总是没有结果，最后双喜走到她身边，悄悄说道：“太后别等了，丽太妃一时不能来了！” 
　　“怎么？” 
　　“清太后先别问。回来我再跟太后细细回话。” 
　　太后最听信这个宫女的话，便先不问，领着妃嫔，一起到烟波致爽殿奠酒举哀，瞻仰大行皇帝的遗容。 
　　纤纤两指，揭开白绫，呈现在太后眼前的是一张皮色灰败，两颊和双眼都陷了下去的“死脸子”，口眼都未曾紧闭。照俗语说，这是死者有着什么放不下心的事，或者死得不甘心的表示。于是，刚刚举过哀的太后，眼泪又象断线珍珠似地抛落了。 
　　“皇上！”她伸出手指，温柔地抹了下大行皇帝的眼皮，默祷告：“你放心上天吧！大阿哥已经即位了，难为他，六岁的孩子，竟未怯场，看起来，将来是个有出息、有福气的。肃顺挺守规矩，懿贵太妃也很好，这些人都算有良心，没有忘记皇上嘱咐他们的话。就是…　。” 
　　太后想到丽妃，祷告不下去了！她心里十分不安，大行皇帝生前曾特别叮嘱她要庇护丽妃，现在遗体还未入棺，丽妃那里似乎已出了什么乱子，这岂不愧对先帝？ 
　　想到这里，太后急着要回宫去细问究竟，随即出了东暖阁，其他妃嫔自然也都跟着出来，等太后上了软轿，才各自散去。 
　　“双喜呐？”一回寝宫，太后便大声地问。 
　　“双喜到丽太妃宫里去了。” 
　　“我正要问，丽太妃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太后所问的那个宫女，才十三岁，十分老实，也还不太懂事，怯怯地答道：“等双喜回来跟太后回话吧！双喜不准我们多说。” 
　　这可把太后憋急了，顿着脚说：“你们这班不懂事的丫头！ 
　　怎么这么别扭呀！” 
　　“是……，”那小宫女终于吞屯吐吐地说了，“说是丽太妃服了毒药了！” 
　　“啊！”太后失态大叫，“怎，怎么不早告诉我！” 
　　“来了，来了！”小宫女如释重负地指着喊：“双喜来了” 
　　双喜为人深沉，从她脸上是看不出消息来的，但是双喜一看太后的神情和那个小宫女的畏惧不安，担心着要挨骂的眼色，倒是知道了刚才曾发生过什么事。 
　　因此，她第一句话就是：“不要紧了，丽太妃醒过来了。” 
　　“怎么？说是服了毒，什么毒呀？” 
　　丽妃服的是鸦片烟膏。前一个月，大行皇帝闹肚子，是载垣出的主意，说抽几筒大烟，立刻可以止泻提神，恰好丽妃曾侍奉过她父亲抽大烟，会打烟泡，于是弄来一副极精致的烟盘，大行皇帝躲在丽妃那里，悄悄儿抽了两三回，泄泻一愈，便不再抽。也许丽妃早已有了打算，所以烟盘退了回去，却把盛着烟膏的一个银盒子留了下来，幸好剩下的烟膏不多，中毒不深，想尽办法，总算把她的一条命从大行皇帝身边夺了回来。 
　　“刚才还不知道怎么样，我怕太后听了着急，没有敢说。 
　　这会儿，太后请放心吧！” 
　　“唉……！”太后长叹一声，觉得丽妃可敬也可怜，便说： 
　　“我去看看她去。” 
　　“太后等一等吧！丽太妃这会儿吃了药，得好妹儿睡一阵子。见了太后，又要起来行礼，又会伤心，反倒不好！” 
　　想想也不错，太后打消了这个主意，双喜又劝她回寝宫休息。太后原有午睡的习惯，而且熬了一个通宵，一上午又经历了那么多大事，身心交疲，确须好妹休息一会，无奈情绪平静不下来，身子越闲心越忙，这半天的工夫，已让她深深的体验到“一家之主”不容易做，双肩沉重，恐惧不胜，心悬悬地，怎么样也睡不安稳。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呀”地一声门响，从西洋珍珠罗帐里望见人影，太后便喊了声：“双喜！” 
　　“太后醒了？”双喜挂起帐子问说。 
　　“那儿睡得着啊？” 
　　“肃中堂他们来了，说有许多大事，要见太后回奏。” 
　　太后叹口无声的气：“见就见吧！” 
　　于是双喜走到门口，轻轻拍了两下手，把宫女找了来，伺候太后起床，洗脸更衣，去接见肃顺他们。 
　　晋见太后的是顾命八大臣，按照军机大臣与“皇帝”“见面”的规矩，由载垣捧着黄匣领头，跪安以后，太后优礼重臣，叫站着说话。 
　　于是载垣打开黄匣，先取出一道上谕，双手捧给太后： 
　　“这是由内阁转发的哀诏，请太后过目。” 
　　太后有自知之明，认不得多少字，看如不看，便摆一摆手说：“念给我听吧！” 
　　载垣也有自知之明，哀诏中有许多成语和上谕中习用的句子，看得懂，却念不出，便回头看着焦祐瀛说：“是你主稿，你来念给太后听！” 
　　焦祐瀛精神抖擞地答应一声，伛偻着从载垣手里接过哀诏，双手高捧，朝上念道： 
　　“谕内阁：朕受皇考大行皇帝鞠育，顾复深思，昊天罔极，圣寿甫逾三旬，朕宫廷侍奉，正幸爱日方长，期濒可卜……。” 
　　不过才念了个开头，太后心里已经着急了。天津人的嗓门儿本来就大，加以实大声宏的焦祐瀛，念自己的文章不免得意，格外有劲，只听得满屋子的炸音，太后除了“圣寿甫逾三旬”和“大行皇帝”这少数几句，还能听得清楚以外，就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了！ 
　　因此，到念完以后，太后只能糊里糊涂地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件上谕是派定恭理丧仪大臣，这原就说好了的，太后更不能再说什么。然后，肃顺以内务府大臣的资格，顺便回奏了一些宫廷事务，其中顶重要的一桩是，皇帝以“孝子”的身分陪灵，照规矩要“席地寝苫”，移居烟波致爽殿，称为“倚庐”。 
　　肃顺的意思，等大行皇帝的遗体入了金匮，东暖阁空了出来，请太后也移过去住。这样，一则便于照料皇帝，二财便于召见臣下。太后原就觉得在自己宫里与大臣见面，不甚得体，所以对肃顺的建议，毫不迟疑地加以接纳。 
　　于是太后的宫女，做完了孝服，接着就忙“搬家”，先把一切日常动用的小件什物，衣饰箱笼都收拾起来，免得临时慌张。 
　　这些琐碎事务，自有双喜负责督促，太后叫人端来椅子，坐在殿后荷花池旁。就在不多的日子以前，大行皇帝曾在这里跟她谈过许多身后之事，虽然语声哀戚，毕竟还是成双作对的天家夫妻，如今只影照水，往事如梦，对着秋风残荷，真有万种凄谅！ 
　　一个人抹了半天的眼泪，千回百折的想来想去，唯有咬着牙撑持起来，记起刚才召见顾命大臣的那种情形，她不能不这么想：有兰儿在一起就好了！但本朝的家法，除了太后偶尔可以垂询国事以外，任何宫眷不得干预政务，更莫说召见大臣。要懿贵太妃一起问政，除非她也是太后的身分。 
　　她原来就是嘛！一想到此，太后觉得这也是急需要办的大事之一，想了一下，随即命首领太监传懿旨：在御书房召见顾命大臣，不必全班进见，但肃顺一定要到。 
　　结果来了三个：载垣、肃顺、杜翰。这一下，忠厚的太后也明白了，顾命八大臣，能拿主意的就此三人，此三人中又以肃顺为头，那更是不言可知的。 
　　因此，太后直截了当地就找头儿说话：“肃顺，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了，皇帝已经即位，懿贵太妃的封号，怎么说呢？” 
　　肃顺原以为太后所垂询的，不是大行皇帝的丧仪，就是宫廷的庶务，没有想到是谈懿贵太妃的身分！箭在弦上，无从拖延，想了想答道：“按本朝的家法，也是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该尊为太后，不过，那得皇上亲封才行。” 
　　“这好办！我让皇帝亲口跟你们说一声好了。” 
　　太后何以如此回护懿贵太妃？肃顺颇感困惑，但他最富急智，赶紧答道：“跟太后回奏，懿贵太妃尊为太后，虽是照例办理，可到底是件大事！奴才的意思，最好在明天大行皇帝大殓之前，请皇上当着王公大臣，御口亲封，这才显得郑重。 
　　“肃顺的意思极好。”杜翰接着也说，“请太后嘉纳！” 
　　太后那里会想到，肃顺是有意要把两宫分出先后高下来？原就觉得肃顺的话说得再理，加上杜翰的附和，自然是毫不考虑地“依议”了。 
　　到了晚上，诸事略定，太后惦念着懿、丽两妃，打算着亲自去看一看她们，便跟双喜商议。双喜仍旧劝太后不必去看丽太妃，但不妨赏些吃食，作为安慰。太后听了她的话，把自己食用的冰糖煨燕窝，叫双喜送了去，再好好劝一劝丽太妃。随后就扶着一个宫女的肩。慢慢地走到懿贵太妃宫里。 
　　自然先有人去禀报懿贵太妃。这一日之间，她有无限抑郁，但太后降尊纡贵，亲来视疾，也不免感动，所以急忙迎了出来，委委屈屈地按大礼参见。太后亲自扶了一把，携着她的手，四目相视，眼眶湿润，好久，太后才叫了声：“妹妹！” 
　　这一声“妹妹”，可真叫是以德服人！懿贵太妃跪下来又磕了个头，把太后请到里面，闭门密谈。 
　　等坐定以后，这两个年轻寡妇，在素灯之下，相对黯然，同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兰儿！”太后毫无保留地说，“从今以后，你我姊妹相称吧！我还比你小两岁，不过我比你早进宫，就算是我居长了。” 
　　懿贵太妃听了这话，肝气也平伏了。但私下的感情，在她究不如公开的名分，因而以退为进地说：“多谢太后的抬举，不过身分到底不同，我不致那么大胆，就敢管太后叫姐姐。” 
　　“你我的身分，到明天就一样了。”太后答道，”今儿下午我把肃六找了来，问他：你的封号怎么说？他回我，得要皇帝亲封。当时我就要办这件事，肃六又说，等明儿大殓以前，王公大臣都到了，再让皇帝亲口说一句，那样才显得郑重。我想他的话也不错！” 
　　在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依皇帝召见军机的例，任何太监不准在场，所以这番情形，懿贵太妃没有能得到报告。此时听了太后的说明，真个哑子吃黄莲，说不出的苦！太后上了肃顺的当，还觉得他“不错”。但无论如何，太后的情意可感，这就越发不能多说，只有闷在心里。 
　　懿贵太妃生不得闷气，于是，胸膈之间又隐隐地肝气痛了！ 
　　“兰儿，咱们得商量一下。往日听大行皇帝跟我说些朝廷或外省的大事，差不多都还能听得明白。现在，肃六他们跟我回事，我简直就抓瞎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懿贵太妃略想一想，问道：“太后既听不明白，可又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自然是他们说什么，我答应他们！” 
　　“这就是肃六的奸！”懿贵太妃从牙缝里迸出来这一句话，“他是有意要让太后听不明白，才好随着他的心思蒙蔽。” 
　　“啊！”太后恍然有所意会了。 
　　“我拿个证据给太后看，”懿贵太妃又说：“譬如说吧，恭理丧仪，不是礼部衙门该管的事儿吗？何以恭理丧仪大臣，礼部的堂官，一个都没有？这不是作威作福，有意排挤吗？” 
　　懿贵太妃不知道，礼部满汉两尚书，一个颟顸庸懦，一个老病侵寻，都不能办事。但是从表面来看，她的话真是振振有词，所以太后不断点头，深以为然。 
　　“哼！”懿贵太妃又冷笑道，“肃六，看他那张大白脸，就是个曹操！我看，就快唱《逼宫》了。” 
　　这一声冷笑和这一个比喻，使得太后打了个寒噤，“兰儿！”她急忙说道：“我就是跟你来商议这个，你有什么主意，就快说吧！” 
　　“我先请太后告诉我，大行皇帝给那两个印，太后说是什么意思？” 
　　“那自然是想到，你的身分会跟我一样，所以只有你我，才各人有一个印。 
　　“太后见得极是。不过，给我那个‘同道堂’的印，我敢说，大行皇帝的意思，就是要让我跟太后一起治理大政。” 
　　太后深深点头：“说得是！妹妹，这一说，你更得好妹儿帮着我了。” 
　　懿贵太妃报以短暂的沉默，这是不承认那个“帮”字的意思——两宫同尊，无所谓谁帮谁！当然，太后不会明白她的这种深刻微妙的态度的。 
　　“呃，”太后突然想到一件事，并且很自然地得了一个主意：“肃六跟我说，皇帝的‘倚庐’设在烟波致爽殿，让我住东暖阁，一切都方便。我想，西暖阁不正好你住吗？明儿你就搬吧！” 
　　这是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礼遇，至矣尽矣，在名分上亦只能做到西宫的太后，这唯有怨命了！懿贵太妃意有未足，但不能不向太后称谢。 
　　“打明儿起，咱们姊儿俩一起见肃六他们，你多费点儿心，仔细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光是见一见面，听一听他们的话，那可是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当然了，”太后赶紧补充，”也不能光是听着，他们有不对的，咱们也该说给他们知道。” 
　　懿贵太妃比她说得更快：“他们要是不听呢？” 
　　“这…　”太后迟疑地，“他们不敢吧？” 
　　“太后，你太忠厚，他们那些个花样，我说了你也不会信。 
　　可有一件，”懿贵太妃考虑一下问道：“‘上谕’、‘廷寄’，见了面就发了，倘有不妥之处，原可以朱笔改的，太后，你动得了笔吗？” 
　　这似乎是有意揭短处，太后微感不快，略略胀红了脸，摇着头说：“我不成。你能行吗？” 
　　“我也不成。”懿贵太妃泰然自若地回答，“毛病就在这儿，说了给他们要改，他们不改，阳奉阴违地发了出去，这个责任算谁的？” 
　　“对啊！”太后马上又完全赞成懿贵太妃的见解了，“这不可不防。你有主意就说吧！” 
　　“不有先帝御赐的两颗印，在咱们手里吗？这就好办了…　。” 
　　“啊！”太后忽然变得精明，“一点不错，不管上谕还是廷寄，非得咱们盖了印才算。” 
　　“还有，放缺也得这么办。”懿贵太妃进一步作了规定：“太后的那颗‘御赏’印，盖在起头，我那颗‘同道堂’印盖在末尾。两颗印少一颗也不行。太后，你看这么办，可使得？” 
　　“使得，使得！” 
　　太后的来意，完全达到了，懿贵太妃的希望也在这一刻完全达到了！ 
　　送别太后，她心里有着一种无可言喻的兴奋，兴奋得有些发抖，她知道，这是因为她自己对即将握在手中的权柄，能不能拿得起来，还没有充分把握的缘故。 
　　可得好妹儿想一想！懿贵太妃对自己说。于是，她一个人留在走廊上，在溶溶的月色中发愣，好久，她轻轻地自语： 
　　“太后，二十七岁的太后！这日子，唉！” 
　　越富贵，越寂寞！往后空虚的日子，可能用权势填得满否？她这样茫然地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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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一个回合是肃顺胜了，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太妃毕竟晚了一日才得封为太后。因为住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有时简称为“西边”，或者“西面的”。这样，另一位太后就应该是“东太后”，但臣下在背后谈到，却很少带出“东”字来，两宫高下先后之分，在这些地方表现得清清楚楚，那正是肃顺所希望出现的情况。 
　　但是，肃顺只能在名分上贬低“西太后”，不能在实际处理政务上讨得便宜。 
　　起初，果然如西太后所预料到的，当两宫提出以钤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的办法时，肃顺表示，两位太后只能钤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各衙门所上奏折，不先呈览。要照这样子办，两宫听政，有名无实，西太后坚持不可，于是，第二个回合是肃顺输了。 
　　但是肃顺始终不相信西太后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具，能够治理大政，所以虽然输了，并不以为意，你要看就看，你要改就改，看你能搞出什么花样来！西太后当然也有自知之明，不会自作聪明，胡出主意，因此表面不仅相安无事，甚至可说是意见颇为融洽的，以至于连站在恭王这面，或者深恐肃顺专擅，紊乱朝政的人，也不得不说一句：“长此以往，未始不佳。” 
　　肃顺的地位看来相当稳固的了！因此原在观望风色的人，态度开始改变，逐渐逐渐地向肃顺靠近了。自然，离恭王却是越来越远了。 
　　只有西太后知道，肃顺的地位并未稳固。 
　　迁入烟波致爽殿的第一天，西太后就向东太后建议，应该正式改为“垂帘”的体制。 
　　冲人在位，太后垂帘，史不绝书，可是在清朝绝无此传统，因此，谨慎的东太后，反对此议，她的理由是：“外头有人说，如今的体制，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这样子不也很好吗？” 
　　“现在是刚起头，肃顺的形迹不敢太露，日子长了，姐姐，你看着吧！”从御口亲封太后之日起，两宫正式以姊妹相称了。 
　　东太后的口才不及“妹妹”，只有一个办法：“慢慢儿再说吧！” 
　　慢慢地，西太后发现烟波致爽殿里的太监，不少是肃顺的奸细，说话便不得不特别小心，凡涉密议，决不能让肃顺知道的，两宫都是俯伏在后院那只绿釉大缸上面，假作观赏金鱼时，方始小声谈论。 
　　不晓得多少次，西太后动以危词，东太后终于说了一句： 
　　“这件事儿，我看非得问问六爷不可！” 
　　西太后的腹案，原就是要联络恭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打倒肃顺，所以东太后的话，恰中下怀。西太后从今天起，开始策划，如何与恭王取得密切联络？ 
　　反复思量，要找一条秘密通路把消息传给恭王，还真不容易！太后向例不召见外臣，象奉派恭理丧仪，由京城赶到热河的吏部尚书陈孚恩，面请圣安，也不过在烟波致爽殿外，遥遥叩头而已。加以肃顺防范严密，连王公亲贵亦被认为在外臣之列，醇王福晋，倒是常可进宫，但西太后不信任她那一位妹夫兼小叔的醇王，能办得了这样的大事，不敢叫醇王福晋传话给他。同时，左右太监中有肃顺的耳目在，西太后也没有机会可以说这些话。 
　　已经是相当苦闷焦灼了，偏偏小安子不安分，跟双喜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一架。小安子那张嘴能说会道，却都是些歪理，遇到理路最清楚的双喜，就不是对手了，一句话说错，让双喜抓住了短处，问得他张口结舌，小安子恼羞成怒之下，骂出来一句村话。 
　　双喜的父亲，是个内务府“包衣”佐领，说起来也算是个“官家小姐”，身分比净身投效的太监，不知高出几许，受他这句侮辱，寻死觅活，两天不曾吃饭。太后最宠这个宫女，十分心疼，但以小安子是西太后的人，不便径作处置，叫双喜自己到西暖阁去哭诉。 
　　西太后大怒，把小安子找了来问，果然是双喜受了委屈。 
　　于是吩咐传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 
　　陈文胜旱就知道了这件事，但当事的双方，各有极大的靠山，那一个他也惹不起，所以故意不闻不问。这时看着躲不过去，心里也有个计较，太后怎么说，他怎么办，不作主张，便无偏袒，就谁也不得罪了。 
　　“小安子太可恶了！”西太后问道：“你说，按规矩该怎么着？” 
　　“回太后的话，”陈胜文从容不迫地答道：“惩治太监，原无常法。从前康熙爷、嘉庆爷治得宽，雍正爷、乾隆爷治得就严。小安子在太后跟前当差多年，跟普通的太监不一样，奴才请懿旨办理。” 
　　“什么当差多年？一点儿都不长进！”西太后沉着脸说：“仗着他那点子小聪明，专好搬弄是非，也不知惹我生了多少气！双喜一个女孩子，人家在自己家里，丫头老妈子服侍，不也是个‘格格’吗？小安子什么东西？就敢这么欺侮她！叫他滚回去！滚得远远儿的，别让我看见了生气！” 
　　陈胜文心里明白，西太后还是卫护着小安子。要照他所犯的过错来说，应该一顿杖责，斥逐出宫，此刻听西太后的话锋，不过“叫他滚回去”，那就好定办法了。 
　　“奴才请懿旨，奴才的意思，把安得海送回京城，派在‘打扫处’当差。” 
　　这是个苦差使，但算来是最轻的处分，“太便宜了他了！”西太后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先拉下去掌嘴，替我狠狠打他二十，回来就把他送走。” 
　　听说要“掌嘴”，又是“狠狠打”，小安子吓得脸都白了。但还得给主子碰头谢恩，西太后理都不理，站起身来就走。 
　　这一个还赖在地上不肯走，意思是巴望着还有“复命”宽免，陈胜文可不耐烦了。 
　　“快走！”陈胜文踢了他一脚，“‘发昏当不了死’！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陈大叔！”小安子哭丧着脸哀求：“你替我求一求，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哼！”陈胜文冷笑道：“求一求？我求谁啊？告诉你，主子的恩典，已经便宜你了！” 
　　说着，努一努嘴，随即上来两名太监，一面一个，拉住小安子的膀子，拖了便走。拖出烟波致爽殿，反绑双手，暂且押在空屋里，派人看守。然后敬事房办了公文，详细叙明小安子所犯过失以及懿旨所示处置办法，当天下午就移送到内务府慎刑司，一顿皮巴掌，把小安子打得鬼哭神嚎，第二天一早，由慎刑司派出一名“笔帖式”，带领两名护军校，把小安子押解回京。 
　　到了京城，自然也是先报内务府。照例先讯明姓名年籍，然后，问话的一名主事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把这个安德海先押起来！”说完，立即起身离座。 
　　“慢着，主事老爷！”小安子大声喊道，“我有话说。” 
　　“啊？”那主事重新坐了下来，“你有什么话？” 
　　“当然有话。可是不能跟你说！” 
　　主事大怒，拍案骂道：“混帐东西！你这是什么意思？” 
　　“主事老爷别生气！”小安子陪笑道，“我不疯不癫，不敢拿你老开玩笑。可实在的，我的话不能跟老爷说，说了，你老也办不了。” 
　　堂上的主事啼笑皆非。但内务府的官员都知道，太监的花样最多，而且小安子是“懿贵妃”面前的红人，内务府早就知名。这主事灵机一动，便即扬着脸吩咐：“都替我退出去！”左右办事的“笔帖式”和奔走侍应的“苏拉”，遵命退出，小安子却又摇摇头：“就让他们回避了，我还是不能说。” 
　　“那么，你要跟谁说呢？” 
　　“我要见你们堂官——宝大人。” 
　　“宝大人”是指宝鋆，留京的内务府大臣之一。这一下，那主事知道关系重大了，随即答道：“好！我先替你找个地方歇着。等我去回了宝大人再来招呼你。” 
　　于是小安子被安置在一间内务府官员值宿的屋里，虽有茶水招待，其实却是软禁。约莫过了有个把时辰，那主事亲自来带领小安子，坐上一辆遮掩得极其严密的骡车，由便门出宫而去。 
　　到了一处大宅门下车，小安子被领到一处极其幽静的院落，宝鋆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等，见了面磕了头，他开门见山地问道：“安德海，说你有话，非要见了我才能说，是什么话？ 
　　快说！” 
　　“有张字儿，先请宝大人过目。”小安子一面说，一面从贴肉小褂子上，缝在里面的一个口袋内，取出来一封信，由于汗水的浸润，那封信既脏且烂，并有臭汗，宝鋆接在手里，大为皱眉。 
　　等把信笺抽了出来，宝鋆才看了第一句，顿时肃然改容，站了起来，转身面北，恭恭敬敬地把那张信，高捧在手，小声念完。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是太后的亲笔懿旨。原来应是朱笔，国丧期间，改用墨笔书写，只是简简单单几句话： 
　　“两宫皇太后同谕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以备筹谘大事。密之！特谕。” 
　　书法拙劣如蒙童涂鸦，而且“筹”字笔画不全，“密”字也写白了，变成“蜜”字，但措词用语，确是诏旨的口气。特别是有起首和押脚，钤用蓝印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更可确信旨意出自亲裁。 
　　可是，“这是那位太后的手笔呢？”宝鋆重新坐了下来，这样发问。 
　　“是两位太后商量好了，西面太后亲自动手写的。”小安子一面扣着衣钮，一面回答。 
　　“喔！”宝鋆坐了下来，扬一扬手，“你起来说话。” 
　　“是！”小安子站起来，垂手站在宝鋆身旁，又说，“两位太后吩咐：到京以后，最好能见着六王爷，面递密旨。倘或不能，交给宝大人或者文大人也一样。如今见着了宝大人，我就算交差了！” 
　　“好，好。回头我亲自转交六王爷，你放心好了。”停了一下，宝鋆又说，“我还问你一句话，这道密旨，为什么交给你送来？” 
　　这一问，正好问到小安子得意的地方，“回宝大人的话，”他扬着脸侃侃而谈：“这道密旨，关系重大，两位太后得派一个亲信妥当的人专送，可是要公然派这么个人回京，肃中堂一定会疑心，误了大事。为此，西面的太后，才想了这么一条苦肉计。 
　　宝大人，你看，”小安子拿手指一指他的张大了的嘴，“慎刑司二十皮巴掌，打得我掉了三个牙，满嘴是血。话说回来，这也算不了什么！安德海赤胆忠心保大清，只要办成了大事，就把条命赔上也值。宝大人，你说是不是呢？” 
　　这家伙得意忘形，竟似朋辈晤谈的语气了。 
　　宝鋆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此时还不能不假以词色。宝鋆年轻时，也是斗鸡走狗，赌酒驰马的旗下绔袴，这时便索性出以佻挞的姿态，站起来一拍小安子的背：“好小子，有你的！记上你大功一件，等两宫回銮，一名总管太监，跑不掉你的！” 
　　“全仗宝大人栽培！”小安子笑嘻嘻地请了个安。 
　　“可有一样，”宝鋆立刻又放下脸来说，“不准把你这一趟的差使，跟人透露一个字！” 
　　“我决不敢！” 
　　“好！你今天就进宫去当差，派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宝鋆再一次提出警告：“你要自以为立了功劳，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闹出事来，我可救不了你！” 
　　等把小安子送走，宝鋆随即吩咐套车，一径来访文祥，密室相晤，出示太后的亲笔，文祥颇感意外，等宝鋆细说了经过，他越觉惊奇，“想不到‘西面的’，颇具干才！”他点一点头说，“是位可以共事的，那个折子上的正是时候。” 
　　原来恭王早就上了一个请求叩谒梓宫的折子了。 
　　那是根据曹毓瑛的报告和建议，经过缜密研究以后的决定。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札”中，对于西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的经过，曾有所陈叙，同时他也概述了行在官员的观感，认为西太后的举指应该刮目相看，肃顺，怕的是遇到了一个难惹的对手。因此，他建议恭王，不妨奏请叩谒梓宫，章奏即由太后亲览，自然就会准奏，相信恭王到了热河，西太后一定会有指示，那时见机行事，可进可退，不失为当前唯一可行的途径。 
　　这个建议经过文祥、宝鋆与朱学勤多方研究以后，认为有利无弊，所以奏请叩谒梓宫的折子，在三天前就用“四百里加紧”的驿递，专送热河。原意只是观望风色，所以并无准备，而且也不必急着动身，但此刻奉到了机密懿旨，情势大变，一切便都要重新估量和安排了。 
　　恭王左右的智囊，有一套极有效率的办事程序，宝鋆多谋，文祥善断，机密文件的草拟和策应联络的工作，则归朱学勤，有时也帮着出主意，而恭王的老丈人，历任封疆的桂良，见多识广，在疑难之际，是个最好的顾问。当时，文祥写个“乞即顾我一谈”的名片，派人套了车去请朱学勤，朱家回说主人不在家，于是辗转追踪，终于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店里，把朱学勤找到了。 
　　等他赶到，文祥与宝鋆，已经将那道密旨，通前彻后地研究过了。西太后想抓权，又与肃顺不睦，召恭王去“筹谘”的“大事”，当然是密议去肃之计，值得重视的是，东太后的态度，既有“两宫同谕”的字样，又钤有“御赏”印，则此密旨，自然是东太后所同意的。但疑问也不是没有，到底是东太后衷心赞成，还是因为秉性忠厚和平，却不过西太后的情面，甚至逼压，勉强盖了那个“御赏”印的呢？ 
　　看起来，还是后者的成分居多，因为大行皇帝刚宾天的那几天，外间传言，两宫为了礼节细故，不甚和睦，而肃顺又极尊敬东太后，依常理来说，她不可能帮着西太后来对付肃顺。 
　　“这一层一定要弄清楚。”文祥在宝鋆把整个经过情形，跟朱学勤约略说明以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办法：“修伯，你把小安子找到什么严密的地方，仔细再问一问，两宫日常相处的情形。如果两宫同心，诸事好办，倘只是‘西面的”一头儿热，那就得步步为营，先留下退身的余地。”说到这里，他转脸看着宝鋆：“佩蘅！你觉得我的话如何？” 
　　“高明之至！”宝鋆随即向朱学勤说：“事不宜迟！小安子此刻大概还在内务府，我派人陪了你去。” 
　　“二公老谋深算，自是智珠在握。不过我有个看法，此事两宫同心，似无可疑。” 
　　“何以呢？”宝鋆极注意地问。 
　　“听说宫女双喜，是东太后的心腹？” 
　　“啊！”文祥与宝鋆同时发出轻呼，他们都领会了这出“苦肉计”的配角是双喜，若非东太后同谋，双喜就不可能“上场”的。 
　　“修伯的心思比你我都快。”文祥满意地向宝鋆说。 
　　宝鋆是个爽利心急的性子，随即便说：“疑团既释，该怎么处置，索性让修伯好好想个办法出来，今晚就好跟六爷去说。” 
　　“不必如此！”文祥看一看向晚的天色说，“天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且杯酒深谈，从长计议！” 
　　于是就在他书斋中设下杯盘，旗人讲究饮馔器用，国丧期间不张宴、不举乐，虽只家常小酌，依然精致非凡。一主二宾浅斟低语，就在这一席之间，把朝局的大变化，朝政的大举措，谈出了一个概略，只待恭王出面去进行。 
　　他们准备要向恭王建议的，第一，是立即启程赴热河，奏请叩谒梓宫的折子，必可邀准，不必等批了回来再动，免得耽误工夫。第二，密召胜保进京，以备缓急。这两点，三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并未引起争端。 
　　谈得最多、最深的是太后的意向。实际上是西太后的意向，她的本意不仅在于废斥甚至翦除肃顺，更着重在代替她的六岁的儿子，掌握大权。但是，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这个主张，可能会招致重臣的反对，清议的不满，反有助于顾命八大臣，使得他们的地位，益加稳固，岂非弄巧成拙？ 
　　如果仅仅是垂帘与顾命这种制度上的矛盾，或者西太后与肃顺之间为了争权而起冲突，都还有调和解决的办法，麻烦的是，既要除去肃顺，又要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王，得以执政，那就难办了。罢黜肃顺可以办得到，但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顾命大臣手中，驱逐肃顺，无非为载垣、杜翰他们带来扩张权力的机会而已。 
　　这样一层层谈到后来，便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个结论，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恭王重居枢要之地，那就是尽翻朝局，彻底推倒顾命大臣的制度！ 
　　幼主在位，不是顾命辅政，便须太后垂帘，那也是非杨即墨，必然之势。于是，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做法上面。 
　　文祥力主慎重，而且有不安的神情，不知是他想到违反祖制，心中愧歉，还是觉得女主临朝，非国家之福？宝鋆处事，一向激进，而且特别看重恭王的利益，所以主张不顾一切，放手去干。这一来，地位最低的朱学勤，反倒成了这两个大老之间的调人了。 
　　他是赞成文祥的态度的，但话说得婉转中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元老重臣的支持，此时不妨先做探测、疏导的工作，等清议培养成功，再提出垂帘的建议，则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这是很切实的话，宝鋆亦深以为然。 
　　就在他们密议的这一刻，恭王的折子也正到了行在。章奏未定处理办法以前，先呈内览，这一点已为西太后争到了。因此肃顺一见是恭王的封奏，颇为注意。等发下来一看，才知道是奏请叩谒梓宫，他千方百计地想阻止恭王到热河来，却未料到恭王有自请入觐的这一举！一时计无所出，只捧着奏折发愣。 
　　“想法儿驳回去！”端华大声说。 
　　“这怕不行！”载垣比较明白事理，“没有理由驳他。” 
　　这道理是非常明白的，恭王与大行皇帝是同胞手足，哥哥病危的时候，不能见最后一面，死后还不准做兄弟的到灵前一哭，这是到那里都讲不过去的事。肃顺也想通了，迟早总得跟恭王见面，反正自己脚步已经站稳了，也不必再忌惮他什么！因而用不在乎的语气，大声说道：“他要来就来吧！”接着又说：“咱们替国家办事，别把精神花在这些不相干的事儿上面！好好儿商量商量‘年号’，才是正经。” 
　　“不是已经规定了吗？”端华愕然，“还商量什么？” 
　　“他们两位，”肃顺指着穆荫和杜翰说，“还有异议。” 
　　“虽有异议，可不是反对中堂。”杜翰赶紧声明，“我只是怕京里有人说闲话。中堂不知道，现在专有一班穷京官，读了几句书，号称名士，专爱吹毛求疵，自鸣其高。未登基，先改元，不合成例，可有得他们罗嗦了！” 
　　“哼！”肃顺冷笑答道，“名士我见过，读通了书的我更佩服，郭嵩焘、王闿运、高心夔他们，难道不是名士，难道不是满腹经纶？我敢说，他们要知道了我何以要先定年号的缘故，一定会赞成，一定会说我这是匡时救世之策。要说那些除了巴结老师，广通声气以外，就知道玩儿古董字画的翰林名士，或者打秋风、敲竹杠，给少了就骂人的穷酸，他们瞧不起我肃老六，我还瞧不起他们那些王八蛋呢！” 
　　看肃顺是如此愤慨偏激的神情，杜翰不敢再说，穆荫也保持沉默。这样，年号的事也就不必再商量了。 
　　于是全班进见太后——两宫并座，一东一西，皇帝偎依在东太后怀里，等磕过头，照列由载垣发言陈奏，但他只陈述些简单的章奏，稍涉重要的政务军情，以及官员调动，便都让肃顺来奏答。而发问及裁决的，往往是西太后，东太后把大部分工夫花在小皇帝身上，只听她不断小声地在说：“安静些！”“别闹！”“别讲话，听肃顺说！” 
　　肃顺说到年号上来了：“皇帝的年号，奴才几个共同商酌，定了‘祺祥’两个字。”说着，他把正楷写了“祺祥”二字的纸条，放在御案上面。 
　　西太后看了看，略显惊异地问道：“这么急呀？‘回城’再办也不晚嘛！” 
　　“回太后的话，这有个缘故。”肃顺从容答道：“如今官钱票不值钱，银价飞涨，升斗小民，全是叫苦连天。奴才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官钱票不是不值钱吗？咱们就不用票子，用现钱。那一来，银价马上可以回平，银价回平，物价一定往下掉，物价一掉，人心自然就安定了。” 
　　“哎！”难得开口的东太后，不由得赞了一声：“这话不错！” 
　　西太后看了她一眼，徐徐说道：“话是不错。可是，就沙壳子的小钱，也得拿铜来铸啊！那儿来啊？” 
　　“奴才已经有准备。派人到云南采办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西太后的脸色不好看了。 
　　“这是户部照例的公事。”肃顺的语气也很硬：“不必请旨。” 
　　西太后见驳不倒他，只好忍一口气，就事论事发问：“云南这么远，路上又不平静，能有多少铜运来？只怕无济于事！” 
　　“太后说的是。”肃顺紧接着这一句相当有礼貌的话，下了转语：“可是太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京里不是没有铜钱，无非有钱的人藏着不肯拿出来！只要新钱一出，他们那‘奇货可居’四个字就谈不上了，自然而然的，市面上的铜钱就会多了。这是一计，叫做‘安排玉饵钓金鳌’！” 
　　“这一计要是叫人识破了呢？” 
　　“那怎么会？”肃顺摇着头说：“谁也不知户部采办了多少铜？没有人摸得清底细，倘或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必是有人泄漏机密，坏了朝廷的大计，奴才一定指名参奏，请旨正法！” 
　　看他如此懔然的神色，表现出一片公忠体国的心情，连西太后也有些动容，“我这算明白了！”她点点头说：“你要想把年号早早定下来，就是为了好铸新钱。是这个意思吗？” 
　　“是！等年号一定，马上就可以动手敲铸，奴才的意思，要铸分量足的大钱，称为‘祺祥重宝’，这才能取信于民。” 
　　“慢着！”西太后挥一挥手，打断他的话问：“祺祥’两个字，怎么讲？” 
　　“就是吉祥的意思。” 
　　“嗯！”西太后微微抬头，用一双炯炯生威的凤眼，看遍了顾命八臣，然后问道：“改元是件大事！年号是怎么来的？可也是象上尊谥那样子，由军机会同内阁拟好了多少个，由朱笔圈定？” 
　　这一问，包括肃顺在内，一时都愣住了！他们都没想到西太后居然对朝章典故，颇有了解，于是领班的载垣，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一声：“是！” 
　　西太后没有说什么，只死盯了肃顺一眼，把放在御案上，写着“祺祥”二字的纸条，用一只纤长的食指揿着，往外推了开去。 
　　这个软钉子碰得不小，肃顺有些急了，“启奏太后，奴才几个，商量了好久，才定了这两个字，其中有个说法儿。”说到这里，他回头望着匡源：“你把这两个字的出典，奏上两位太后。” 
　　匡源不象肃顺那样随便，先跪了下来，然后开口：“‘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水枯曰涸；河川塞住了，也叫涸；童者山秃之貌，草木不生的山，叫做童山。‘不涸’，就是说河流畅通，得舟楫之利，尽灌溉之用；‘不童’，就是说山上树木繁盛，鸟兽孕育。如是则地尽其利，物阜民丰，自然就国泰民安了，所以说‘诞降祺祥’。” 
　　“祺祥”二字是匡源的献议，得肃顺的激赏，这一番陈奏也还透彻，无奈咬文嚼字，两宫太后只能听懂一个大概，所以沉默着未有指示。 
　　于是肃顺又开口了。一开口就是“先帝在日，常跟奴才提起”，提起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军需政费，支出浩繁，大乱不平，如何才是了局？然后盛赞胡林翼在湖北，处长江上游，居天下之中，“协饷”各省，曾国藩因此而无后顾之忧，多由于胡林翼的苦心筹划，功劳最大。 
　　话锋一转，谈到朝中，肃顺随即说到他自己身上，讲了许多职掌度支，应付军费国用的难处。他说他曾奉先帝面谕：“务必量入为出。”为了遵行旨意，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索，因而挨了许多骂，受了许多气，真是道不完的委屈。但是，他表示他不在乎，只记着古人的两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显然的，这些话多少是为现在上坐的太后，从前的懿贵妃而发，所以忠厚的东太后，颇有不安之感，频频投以眼色。无奈肃顺正讲得起劲，以致视而不见，等发完了牢骚，又发议论。 
　　他的那番议论，倒可以说是为民请命。他认为军事已操胜算，复金陵不过迟早间事，但大乱平定的善后事宜，异常艰巨。在民间，重整田园，百废待举；在军中，骄兵悍将，须有安置。这一层关系重大，数十万百战功高的将士，解甲归田，必将有妥善的布置，否则流落民间，为盗为匪，天下依然不能太平。 
　　而这一切，都要有钱才办得了。所以今后的大政，唯在利用厚生，大乱以后，与民休息，即是培养国力。年号用“祺祥”，就是诏告天下，凡百设施，务以富民为归趋，这不但是未来的大计，在眼前，也是振奋人心的绝大号召。 
　　肃顺这一番陈奏，足足讲了两刻钟之久，指手划脚，旁若无人。西太后要驳也无从驳起，而且冷静地想一想，他的话中，也不无有些道理，便转脸以眼色向东太后征询意见。 
　　东太后倒是颇为欣赏肃顺的见解，但却不能作何评论，只说：“既是吉祥的字面，我看，就用了吧！” 
　　这个答复在西太后意料之中，她所以要向东太后征询，是要暗示肃顺，她本人并不以为然。于是便用朱批中的用语，说了两个字：“依议！” 
　　依是依了，西太后在私底下对肃顺大表不满，等顾命八大臣退出以后，她立刻向东太后说了她的感想。 
　　“看他那个目中无人的样子，飞扬浮躁，简直就没有人臣之礼。满口‘咱们、咱们’的，把咱们姐儿俩，当什么人看了？” 
　　东太后默然。她想替肃顺辩护两句，但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 
　　“象今天这个样子，他说什么，咱们便得依什么，连个斟酌的余地都没有。姐姐，你说，大清的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 
　　“这……，”东太后不能不说话了，“肃六就是太张狂了一点儿，要说他有什么叛逆的心思，可是没有的事。” 
　　听口风如此，西太后见机，不再作声，心里却不免忧虑。 
　　召恭王到热河来的密计，虽为东太后所同意，但看她始终还有回护肃顺的意思，显得有些优柔寡断，倘或到了紧要关头，必须下重手的那一刻，她忽然起了不忍之心，那就大糟特糟了！在西太后看，肃顺是一条毒蛇，非打在他致命的“七寸”上不可，稍一犹豫，容他回身反噬，必将大受其害。 
　　不过她也知道，东太后回护肃顺，实在也有回护她的意思在内，怕真个闹决裂了，她会斗不过肃顺。这是好意，却难接受。肃顺是一定斗得过的，只要上下同心，把力量加在一起，一拳收功，这番道理，得要找个机会，好好跟东太后谈一谈。所谓机会，是要等肃顺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话，东太后对他不满的时候，那样借势着力，进言才能动听。 
　　然而西太后对于经纬万端的朝政，到底还不熟悉，因此，肃顺虽做错了事，她也忽略过去了。 
　　错处出在简放人员上面。原来商定的办法，各省督抚要缺，由智囊政务的顾命八大臣共同拟呈姓名，面请懿旨裁决，两宫商量以后，尽用“御赏”印代替朱笔圈定。其余的缺分，由各衙开列候选人员名单，用掣签的方法来决定。 
　　第一次简放的人员，是京官中的卿贰和各省学政。预先由军机处糊成七八十支名签，放入签筒，捧上御案，两宫太后旁坐，小皇帝掣签。这是他第一次“执行”国家政务，自然，在他只觉得好玩，嘻笑着乱抽一气，抽一支往下一丢。各省学政，另由顾命大臣抽掣省分，是令人艳羡的“广东学政”、“四川学政”等等肥缺，还是被派到偏僻荒瘠的省分，都在小皇帝的儿戏中定局。 
　　既是碰运气的掣签，那应该是什么人，什么缺都没有例外的。可是，肃顺偏偏自作主张，造成例外，他把户部左侍郎和太仆寺正卿两个缺留了下来，不曾掣签。户部左侍郎放了匡源，太仆寺正卿放了焦祐瀛。西太后竟被蒙蔽了过去，局外人亦只当是掣签掣中，只有军机处的章京，明白内幕，这是营私舞弊，背后谈起来，自不免有轻视之意。 
　　在曹毓瑛看，不止于轻视，他认为这是肃顺的一种手段，不惜以卑鄙的手段来笼络匡源和焦祐瀛，应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因此，散播这个消息，可以作为攻击肃顺的口实。 
　　于是，他作了密札，习惯地用军机处的“印封”，随着其他重要公文，飞递京城，送交朱学勤亲启。 
　　密札的内容，虽不为人所知，但以“印封”传递私信，却是众目皆见的事。有个看着肃顺独掌大权，势焰薰天，一心想投靠进身的黑章京郑锡瀛，认为找到了一个巴结差使的好机会，自己定下一个规矩，逐日稽查印封，每一班用了多少，立簿登记，口口声声：“查出私用印封，是革职的罪名。” 
　　话虽如此，而自有军机处以来，从无那一个人因为私用印封而获罪的。为了掌握时效，取用方便起见，历来的规矩，都是预先拿空白封套，盖好了军机处银印，几百个放在方略馆，除了公务以外，私人有紧急或者秘密事故，需要及时通信，也都取用印封，标明里数，交兵部提报处飞递。这虽有假公济私之嫌，但相沿成习，变做军机章京的一种特权。现在让郑锡瀛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跟曹毓瑛一作梗，害得别人也大感不便，因此人怂侧目冷笑，暗中卑视。 
　　不过郑锡瀛虽是个两眼漆黑，什么也不懂的黑章京，而立簿登记印封这一着，对曹毓瑛确是个有效的打击，不仅秘密通信，大受影响，而且因为他的举动，也提醒了杜翰、匡源、焦祐瀛这些人，知道他一向拥护恭王，不免有所戒备。本来不管何等样的机密大事，凡是军机章京领班，没有不知道的，如今却很少使曹毓瑛与闻，发各省督抚的“廷寄”，多由焦祐瀛亲自动手，写旨已毕，亲填印封寄发，谁也不知道其中内容。这一来，曹毓瑛就很清闲了。他自己也是个极善于观风色的人，见此光景，格外韬光养晦，一下了班，不见客，更不拜客，只与几个谈得投机的朋友，饮酒打牌，消遣苦闷的日子。 
　　自然，有时也不免谈到军机处的同事，提起郑锡瀛，有人笑道：“此公的近况，倒有一首诗可以形容：‘流水如车龙是马，主人绥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 
　　这是相传已久的一首打油诗，形容红章京的气焰，颇为传神，但是，“那也只是他自以为红而已！”在郑锡瀛一班中的蒋继洙，不屑地说，“其实，‘宫灯’又何尝把他摆在眼里？” 
　　“不谈，不谈！”曹毓瑛摇着手，大声阻止，“今宵只可谈风月。” 
　　宾客们相与一笑，顾而言他。到得定更以后，客人纷纷告辞，曹毓瑛暗鞍把蒋继洙和许庚身拉了一把，两人会意，托故留了下来。 
　　延入密室，重新置酒宵夜，曹毓瑛低声问说：“两位在京中的亲友多，可有什么消息？” 
　　“有个极离奇的消息。”许庚身答道，“我接到京中家信，语意隐晦，似乎小安子的遣送回京，是一条‘苦肉计’，借此传达两宫的密谕。” 
　　“可知道密谕些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我也有消息。”蒋继洙紧接着说，“听说京中大老正在密商，垂帘之议，是否可行？” 
　　“这就‘合拢’了！”曹毓瑛以手轻击桌面，“如有密谕，必是发动垂帘！而且必是‘西边’的主意。” 
　　“这……，”许庚身俯身问道：“这触犯，‘宫灯’的大忌，能行吗？” 
　　“谁知道行不行？走着瞧吧！” 
　　在片刻的沉默中，许庚身与蒋继洙同时想到了一个疑问：小安子果真衔两宫之命，口传密诏，那么在京的朱学勤，必有所闻，难道密札中竟未提及？ 
　　“是啊！”当许庚身把这疑问提出以后，曹毓瑛困惑地答道：“我就是为这个奇怪！修伯的信里，应该要提到的，而竟只字不见。诚然，我曾通知修伯，近来有人在注意，书札中措词要格外留神，但无论如何，象这样的事，总该给我一个信啊！” 
　　“会不会是‘伯克’截留了？”许庚身问蒋继洙，“你跟他一班，想想看，有此可能否？” 
　　“我倒不曾留心。不过我想不至于。” 
　　“何以见得？” 
　　“修伯如果提到这些话，自然是用‘套格’，你想象他这样的草包，一见‘套格’，有个不诧为异事，大嚷而特嚷的吗？” 
　　曹毓瑛和许庚身都同意他的看法。郑锡瀛是个浅薄无用的人，倘若拆开京里来的包封，发现一通语不可晓的“套格”密札，自然会当做奇事新闻张扬开来。照此看来，不是朱学勤特别谨慎，故意不提，便是小安子口传密诏之说，根本就无其事。 
　　“我看消息不假。而且宁可信其有，不必信其无。”许庚身又进一步申论，“就算是无其事，也该朝这条路上去走！” 
　　曹毓瑛深深点头，举杯一饮而尽，夹了块蜜汁火方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说：“星叔这话有味！我也常常在想，我辈当勉为元祐正人。但老实说，我亦不敢自信我的见解，现在听星叔也如此说，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哲宗也是冲龄即位。宣仁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起用司马光，重用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天下大治，史册称美。但许庚身、蒋继洙都明白，曹毓瑛的所谓“当勉为元祐正人”，意在言外，第一是赞成太后垂帘，第二是把肃顺比做吕惠卿，顾命八大臣比做王安石的“新党”。借古喻今，是个极好的说法，尤其是无形中把大行皇帝比拟为“孝友好学，敬相求贤”，“想望太平求治而不得”，忧悸致疾，英年早崩的宋神宗，绝不构成诽谤先帝的“大不敬”的罪名，真妙极了！ 
　　于是，许庚身也浮一大白，击节称赏：“好个“元祐，之喻！” 
　　“对了！”蒋继洙也很兴奋地说，“有此说法，‘朝这条路上走’，可算得师出有名了！” 
　　“二公少安毋躁！”曹毓瑛却又换了一幅极谨慎的神色：“别人热，咱们要冷。凡事不妨冷眼旁观，莫露形迹，而且诸事要小心，须防有人挑拨。‘宫灯’是王敦、桓温一流人物，杀大臣立威，尚且无所顾忌，何况我辈？挑个小毛病，也不须有别的花样，只咨回原衙门好了，这个面子就丢不起！” 
　　“是，是！”比较忠厚的蒋继洙，深深受教。 
　　在许庚身，当然也记取了曹毓瑛的告诫，而心里又另有一种想法。被“咨回”——军机章京例由内阁中书及各部司员中举人、进士出身的，考选补用，“咨回”则仍回原衙门供职，表面未见贬降，实际上是逐出军机，自是很丢脸的事，但面子还在其次，主要的是此时一出军机，就无法真正看到一出热闹的“好戏”了！这才是许庚身愿意听从曹毓瑛劝告的最大原因。 
　　巧的是曹毓瑛恰好也有此“戏”的感觉，他一半正经，一半玩笑地说：“‘宫门带’加‘大宝国’这一出戏开锣了，正角儿快上场了，你我虽是龙套，也得格外小心，按着规矩走，别把这出戏唱砸了！” 
　　所谓“正角儿”，不言可知是指恭王。就在下一天一早，军机处接到宗人府转递和硕恭亲王府长史的咨文，通知恭亲王自京启程的日期，太常寺接到王府司仪长的咨文，以恭亲王叩谒梓宫，通知预备祭典。此外，内务府接到咨文，要求为恭亲王及随从人员，代办公馆，行营步军统领衙门，接到咨文，通知恭王行程，须派兵警卫。 
　　这种种动作，似乎是旗人口中的所谓“摆谱”，予人的印象，仿佛恭亲王有意要炫耀他的身分。京中和行在共有十个亲王，礼、睿、豫、郑、肃五亲王，是开国八个“铁帽子王”中的五个，庄亲王为顺治时所封，怡亲王为雍正时所封，这七个亲王都由承袭而来，“老五太爷”惠亲王和“五爷”惇亲王，则是由郡王晋封，只有和硕恭亲王奕诉，是宣宗朱笔亲封，特显尊贵。 
　　因此，郑亲王端华大为不满，一面抹着鼻烟打喷嚏，一面断断续续地说：“恭老六也是！这是什么时候？还闹这些款式！你要排场，到你自己府里摆去，在这儿是逃难，那里给你去找大公馆？我看，跟老七说一说，他那儿比较宽敞，让他给腾两间屋子，他们是亲哥俩，应该商量得通。” 
　　“不必，不必！”肃顺摇手笑着，显出那得意的慷慨，“恭老六也就剩下这一点儿排场了！咱们就依了他。”随即下令，给恭亲王办差，礼数要隆重，供应要丰盛。 
　　肃顺的那“得意的慷慨”，提供了一个看法，觉得恭亲王的故意“摆谱”，找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的麻烦，无非失意的负气而已。比较看得深一点的，认为恭亲王的这些动作，意在表示他此行，纯粹以大行皇帝胞弟的身分，到灵前一恸，略尽手足的情分，与他“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以及“管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头衔无关。但不管持何看法，恭亲王未到热河之前，先驱的声势，已轻易地造成了，文武大小官员以及宫内的太监，宫女，都在谈着恭亲王，也在盼着恭亲王，要一瞻他的威仪丰采。 
　　他是七月二十五从京里动身的，按着驿程，一站一站毫无耽搁地行来，正是七月底的那一天，“避暑山庄”所在地的承德府衙门，接到前站的“滚单”，说是恭亲王已到了六十里外的栾平县。 
　　第二天就是八月初一。钦天监事先推算明白，这天“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是一大吉兆，却不知正是大行皇帝的“二七”，行“殷奠礼”的日子。 
　　为了赶上殷奠礼，恭亲王半夜里就从栾平县动身，先驱的护卫，一拨一拨地赶到“避暑山庄”大宫门前，由此知悉恭王的行踪，由栾平北上，经双塔山，过三岔口，到广仁岭，再有十里就是承德府，但由府城到行宫，还有半个时辰的途程。 
　　王公亲贵，文武大员，原都在行宫附近等着迎接的，无奈“殷奠礼”行礼的时刻，早经择定，看看恭王的八抬大轿，尚无踪影，只好先赶到奉安梓宫的澹泊敬诚殿去站班，伺候皇帝行礼。宫门外，留下内务府的一些司员，等着照料恭王。 
　　澹泊敬诚正殿中，这时早就陈设妥当，灵前供列馔筵二十一器，酒尊十一个，羊九只，纸钱九万，内外白漫漫一片缟素，清香飘渺，素烛荧然，王公百官，按着爵位品级，由殿内到门外，列班鸹立。辰正将到，御前大臣引着小皇帝驾临，随即开始行礼。 
　　太常寺的“赞礼郎”司仪、“读祝官”读祭文，于是事先受了教导的小皇帝，脚一顿，“嗬噜噜”发出哭声，皇帝一哭，殿内的王公亲贵也哭，丹墀上的文武大员跟着哭，这样一路一路哭过去，称为“传哭”。 
　　哭完了，赞礼郎又赞“奠酒”，然后皇帝领导三叩首。再一次大声举哀。殷奠礼到此已成尾声，下面就只剩下“焚燎”一个节目了。 
　　九万纸钱烧完，也得有一会工夫，就在火光熊熊之中，照见宫门外一条颀长的白影子，直扑了进来，一路踉跄奔趋，一路泪下如雨，正是那半夜从栾平动身赶来的恭亲王。 
　　这时，他也想不起什么叫失仪了，顾不得擅闯朝班，也顾不得叩见皇帝，奔上丹陛，踏入殿门，门槛太高，走得太急，一绊跌入殿内，就此扑倒，放声大哭！ 
　　事出突然，把皇帝搞得手足无措，也不仅是小皇帝，所有御前的王公大臣，都不知该做些什么，事实上也无可措手。恭王那一哭，声震殿屋，悲痛出自肺腑，旁人无从劝阻，也不忍劝阻，只心里酸酸地陪着他垂泪。 
　　君臣之义，手足之情，生死恩怨，委屈失意，都付之一恸，所以恭王越哭越伤心，哭声甚至传到烟波致爽殿。 
　　两宫太后都在东暖阁闲坐，东太后惦念着小皇帝，怕他会失仪，而西太后则记挂着恭王。等隐隐听见前面举哀的声音有异，两人不约而同地问道：“怎么啦？” 
　　“等奴才去问。”双喜这样回答。 
　　她刚跨出门口，有太监来报：“六爷到了！” 
　　当然，这是说到了热河了！不问可知，此刻正在澹泊敬诚殷叩谒梓宫。西太后极深沉地点一点头，然后转脸望着东太后，等她发话。 
　　东太后不甚了解内外体制，踌躇着问道：“咱们倒是什么时候，可以跟六爷见个面啊？” 
　　“这会儿就可以。”西太后回答得极其爽利。 
　　“那，那就‘叫’吧！” 
　　“慢一点儿，姐姐！”西太后一面说，一面投以眼色，显然的，她要有所布置。 
　　这十几天在一起共事，东太后已颇能与西太后取得默契了。 
　　见此光景，便微微点一点头，起身回到东暖阁，叫双喜装了袋烟，慢慢抽着想心思，要好好想一想，该跟恭王说些什么话。 
　　人在屋里，外面的动静仍旧听得见，她听见西太后在吩咐新调来的总管太监史进忠，派出好几个太监去干不急之务，而且要去的地方都相当远，来回起码得一两个时辰。听得被派的太监的姓名，东太后心里明白，那都是平日被认为形迹可疑，有肃顺的奸细之嫌的，要“调虎离山”，召见恭王时的奏对详情，才不致泄漏出去。 
　　等把该撵出去的人撵走了，西太后威严地喊一声：“史进忠！” 
　　这是有要紧话吩咐，史进忠不敢丝毫怠忽，响亮地答一声：“喳！” 
　　西太后的声音却又变得十分和缓了：“有件事要差你去办，你能办得了最好，要是觉得自己办不了，你就老实说，我不怪你。” 
　　“喳！”史进忠说：“奴才请旨。” 
　　“你去传旨：召见恭亲王！” 
　　史进忠这才明白西太后的意思，她已经顾虑到召见恭王，肃顺可能会设法阻拦，所以才有“办得了，办不了”的话。但身为总管太监，说是连找个人都找不来，这当的是什么差？所以明知差使棘手，也只得硬着头皮答应：“是，奴才尽心尽力去办。” 
　　“好。快去。” 
　　于是史进忠三脚并作两步，半跑着直奔澹泊敬诚殿。走到半路，遥见皇帝驾回，便即避在一旁，跪着等皇帝经过，等行列将完，他悄悄招手，截住走在最后的一个太监，小声打听：“六爷可还在那儿？干些什么？” 
　　“刚才还在那儿。大伙儿正在劝他，跟他见礼。” 
　　“肃中堂呢？跟六爷怎么样？” 
　　那太监愣了一下才答：“肃中堂跟六爷很客气啊！没有什么。” 
　　一听这话，史进忠略略放了些心，脚下加快，赶到澹泊敬诚殿，只见文武官员正在站班，一群王公大臣，簇拥着恭亲王向外行来，史进忠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当着这么多人传旨，谁也不敢不遵！于是拉开嗓子，郑重地喊一声：“奉懿旨…　。” 
　　步伐从容在走着的王公大臣，听见这话，很快地站住脚，退到一旁，让出一条路来。 
　　史进忠匆乙走到上方站定，面向恭王道：“皇太后召见恭亲王。”说了这一句，走到他面前请个安又说：“六爷请吧！两位太后等着呢。” 
　　恭亲王不答，缓缓地转脸看着载垣。 
　　“这个仪注礼节，我就不明白了。”他略显踌躇地说，“几位陪我一起去见吧！” 
　　王公亲贵谒见后妃，有一定的时节，等闲不得见面。至于两宫皇太后召见赞襄政务的顾命大臣，是为了谘商国事，又另当别论，此外都算外臣，无召见之理。所以恭王才有那一问。载垣心想，礼节不合规矩是小事，两宫与恭王谈些什么不可不知，陪他一起进见，确有必要。但是，他对讲究礼节、会找毛病、并且常爱在细故小节上挑剔的西太后，存着怯意，怕贸贸然跟了进去，两宫不见，碰个大钉子，面子上下不来。吏部尚书陈孚恩，就是如此，前几天从京里到行在，给太后去请安，太监上去禀报，连句“知道了”的话都没有，僵在那里半天，最后只好自己在院子里趴下来，磕了个头退下。这个教训不可不记取。 
　　因此，载垣便说：“请懿旨吧！” 
　　“也好。”恭王点一点头，转脸问史进忠：“我跟怡王爷所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是。” 
　　“那就托你去回奏吧！”恭王指着澹泊敬诚殿外的朝房说： 
　　“我跟‘八位’在那儿候旨。” 
　　于是史进忠衔命回到烟波致爽殿去复奏。顾命八大臣，还有惇王、醇王，陪着恭王一起在朝房中歇脚，纷纷以京中的近况相询。恭王只就他所管的“洋务”，扼要的谈了些。肃顺向他征询回銮的日期，他表示要听两宫和赞襄政务大臣的决定，他本人并无意见，但希望定了日子，早下“明发”，京里好作准备。 
　　谈了有两刻钟左右，史进忠又来传旨了，说太后召见恭王，只是想问一问京中和宫里的情形，又说：“圣母皇太后还有话，说惦念着‘方家园’，也要跟六王爷打听一下子。” 
　　“圣母皇太后”是仿照前明万历的故事，在目前对西太后的正式尊称，“方家园”则是她的娘家。看来只不过垂询家属私事，则虽未明谕单独召见恭王，意思也就可想而知。所以载垣便拱拱手说：“六爷请吧！等下来了，咱们再详谈。” 
　　“老六！”肃顺与恭王平辈，年纪较长，一直是这样称呼他的，“晌午，我替你接风。回来看创我替你预备的公馆怎么样。” 
　　“那一定是好的。”恭王很谦恭地说，“多谢六哥费心。” 
　　说完，恭王就随着史进忠走了。肃顺又当面邀了在座各人，午间作陪，然后各自散去。怡、郑两王和杜翰跟肃顺一路走，杜翰表示，不该让恭王单独谒见两宫，又说：“其实要拦住他也容易，只说年轻叔嫂，得避嫌疑。这不就是光明正大的理由？” 
　　“那你何不早说？”载垣不悦地质问。 
　　“是啊！”端华也附和着：“马后炮，不管用！” 
　　“得、得！咱们自己人先别生意见。”肃顺乱摇着手，又以极有信心的语气说：“用不着这样子！恭老六有什么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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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为顺利地应付过了一场祭典，小皇帝再一次受到东太后的夸奖和慈爱的抚慰。他已经换掉了袍褂和大帽子，穿着白细布的孝袍，光着头打一根小辫子和他的七岁的姐姐，一左一右偎依着东太后，一个结结巴巴地在讲祭典的情形，一个睁大了一双漆黑的眼睛，静静地听着。 
　　“你还认识你六叔不认识？”东太后等小皇帝说完了，这样问他。 
　　“先不认识，后来认识了。” 
　　“怎么先不认识呢？” 
　　“六叔的样儿，跟从前不一样，衣服也不同了。” 
　　“傻孩子！”东太后摸着他的头说，“现在穿孝，大家的衣服，不都跟从前不一样吗？” 
　　“衣服的样子也不一样，后面有两条带子。” 
　　“那是‘忠孝带’，你六叔一定是穿了行装，自然该有这个忠孝带。” 
　　“什么叫忠孝带啊？” 
　　“将来你就会懂了。这会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东太后紧接着又问：“你六叔跟你行了礼没有？” 
　　“没有。”小皇帝又说，“六叔哭完了要给我行礼，六额驸拦着不叫行，说：‘有过“鱼翅”了，这儿不用行礼。’说完，领着我就回来了。” 
　　“什么？”坐在炕桌另一头的西太后问道：“六额驸跟你说什么？” 
　　小皇帝听见他生母声音一大，便生畏怯之心，闪闪缩缩地往东太后身后躲，同时吞屯吐吐地回答：“六额驸说：‘有过“鱼翅”了。’” 
　　话未说完，西太后大声喝断：“还要‘鱼翅’？谕旨！”那是尊亲免行跪拜礼的谕旨，她又转脸向东太后说：“听听，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可怎么得了？” 
　　“还小嘛！”东太后以为小皇帝辩护来向她解劝，”慢慢儿的，全都会明白。到底才六岁，他那儿知道什么叫谕旨？” 
　　“就知道玩儿！”西太后又把小皇帝白了一眼。 
　　东太后一面是想把气氛弄得轻松些，一面想想也好笑，轻轻地揪着小皇帝的耳朵说：“亏你怎么想来的？鱼翅！你怎么不说燕窝？” 
　　小皇帝羞窘地笑了。一眼瞥见他姐姐在刮着脸羞他，恰好迁怒到她身上，瞪着眼，极神气地问道：“你在干什么？” 
　　“不用你管。” 
　　一句话把小皇帝堵住了，便说出不讲理的话来：”不准你羞我！” 
　　大格格不象她生母，却象西太后，反应敏捷，口角尖利，撇着小嘴说道：“你也知道害羞啊？” 
　　这句话堵得更厉害，小皇帝恼羞成怒，就要动武，中间有个东太后，自然会拉架，就这吵吵嚷嚷之间，听见西太后用低沉的声音喝道：“别闹了！”说着，眼睛向遮着白纱帘的窗子外望。 
　　于是东太后问道：“什么事啊？” 
　　“六爷进来了。” 
　　“啊！”东太后随即站了起来，正见双喜揭开帘子，便即问道：“可是六爷来了？” 
　　“是。请旨，在那儿召见？” 
　　“当然在外面正屋。”东太后又说，“你叫人来，把皇帝和大格格领了去。” 
　　不用吩咐，保母们都在后面廊下待命，闻声纷纷进屋，把这一双姊弟一拥而去。东太后因为刚才小皇帝和大格格跟她亲热，把一件白布旗袍揉绉了，回到寝宫去换衣服，霎时间，偌大的一间起居室，只剩下西太后一个人。 
　　内心充满了无可究诘来由的兴奋的西太后，忍不住走到窗前，想掀起白纱窗帘，先细看一看恭亲王，手刚抬起，忽生警觉，这不是一个太后所应该有的举动。但是已抬起来的手，要让它放下去，却是万分不愿，略略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断然决然地掀起了纱帘一角，恰好望见恭亲王站在阶下。 
　　这是她第一次恣意细看这个比她大两岁的男人。他站在那里的那种矫然不群、昂首天外的姿态，首先就给了她一个极深的印象，因为那是任何亲贵大臣所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神情。他的眼睛极大，奕奕有神，三十岁的年纪，眼下已可以清楚地看出“眼垂”，衬着那挺直的鼻子、高高的颧骨，不怒而威，别有一种令人醉心倾服的须眉气概。 
　　“怪不得说他是‘龙形’！”西太后在心里说，随即想起许多关于恭亲王的传说，说他的容貌，就相法而论，贵不可言。这正是“不可言”，说破了是大忌讳！因此，有人说他要借洋人的势力，学前明景泰的故事。这倒不一定是肃顺那一帮人造谣，连他的胞兄惇王都曾说过：“老六这个样儿，只怕要造反！” 
　　正这样想着，听得人声，急忙缩回了手，回身看时，东太后差不多已走到她身后了。她陡觉脸上一阵发热，强自镇静着说：“回头有些要紧话，请姐姐先提个头，我好接着往下说。” 
　　“嗯。”东太后沉着地点点头，吩咐身旁的宫女：“打帘子！” 
　　打开帘子，两宫太后，一前一后走了出来，总管太监史进忠，跪着迎候，等并排坐定，西太后便说：“叫吧！” 
　　“喳！”史进忠答应着，站起来退了出去，不久听得他在外面说：“来吧！六爷。” 
　　沉稳的履声，由远而近，挺拔的影子越来越清楚，穿着一身白布行装的恭王，将进殿门时，步履显得有些匆促，一进门朝上看了一下，随即跪倒：“臣奕䜣叩见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接着，取下大帽子往地上一摆，顺势磕了个头。 
　　“请起来，请起来！”东太后的声音，客气中显得亲切，纯然是大家世族中叔嫂相见的口吻，“史进忠，快搀着六爷！” 
　　等搀了起来，叔嫂三人眼圈都是红的，但他们也都明白，此时相向垂泪，不特在仪制上不甚适宜，而且也无补于大事，所以都勉强克制着自己。 
　　那时自然该东太后先开口，她却一时不知从何处落墨？便泛泛地打远处谈起：“六爷是那一天出京的？” 
　　“臣是七月二十六一大早出京的。” 
　　“路上走了几天？” 
　　此一问自属多余，恭王屈着手指数了一下答道：‘整整走了五天。” 
　　“路上还平静？” 
　　“路上挺平静。”恭王又说：“桥梁道路，不甚平整。臣一路来，已经告诉了地方官，让他们赶快动工兴修，好迎接梓宫。” 
　　“是啊，”东太后说，“总得赶在年前‘回城’才好。” 
　　“年前回城太晚了！”恭王停了一下，以低沉郑重的声音又说：“臣的意思，回城越早越好。” 
　　“喔！”东太后这样应了一声，不知他说这话的意思何在，便转脸看着西面。 
　　“回城当然越早越好。可是也得诸事妥帖才行。”西太后接着她的话说。 
　　恭王抬头看了看她，从容答道：“京里十分平静。物价是涨了些，那都是因为车驾在外，人心不免浮动的缘故，等一回了銮，人心一定，物价自然会往下掉。” 
　　“可不是吗？”西太后死无对证地说了些大话：“大行皇帝在日，我也常拿这话进劝，大行皇帝也觉得我的话不错。可是，大行皇帝讨厌洋人，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城住，就这样子耽搁下来了。如今，唉！从那儿说起啊？” 
　　“洋人也讲理。不是臣说一句袒护他们的话，洋人跟咱们那些‘旗下大爷’一比，可是讲理得太多了。” 
　　“讲理就好。只怕回城以后，又来无理取闹，那可麻烦。” 
　　“决无此事。”恭王拍着胸说，“臣敢保！若有此事，请两位太后，唯臣是问！” 
　　西太后点点头，转脸与东太后商议：“既是六爷这么说，还是早早回城的好。” 
　　“那，咱们就商量个日子吧！” 
　　“早了也来不及，总在下个月。”西太后向恭王说道：“这件事再商量。” 
　　“太后说得是，总在下个月，早早定了，京里好预备。” 
　　“京里对大行皇帝的遗命，可有什么话说？” 
　　这一问不容易回答，第一先要把所谓“遗命”弄清楚，恭王细想了想，除却“派定顾命八大臣”一事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议论的遗命。但心里虽已明白，却不便贸然说出来，故意追问一句：“请太后明示，是那一件遗命？” 
　　“还有那一件，不就是眼前的制度吗？” 
　　恭王看一看左右，不即回答，这时正有人行近——是双喜，用一个嵌螺甸的黑漆盘，盛着两盖碗送了上来。 
　　“也给六爷茶。”东太后吩咐。 
　　双喜答应着去取了一碗上用的茶，送给恭王。东太后又赐坐，等把一张凳子端了来，他却不坐，高声说道：“跟两位太后回话：顾命是祖制，臣不敢妄议。”说了这一句，方才坐下。 
　　这个答复，多少是出乎西太后意料的，但稍微想一想，也就无足为奇。如此大事，自然不能率直陈述，只怪自己问得太欠含蓄。 
　　于是她喝了口茶，闲闲地又说：“这我倒不明白了，封爵有‘世袭罔替’的恩典，顾命大臣是怎么着？当一辈子吗？” 
　　这确是个疑问！恭王想了想答道：“用人的权柄，自然操之于上。不过先朝顾命，例当礼遇，倘无重大过失，以始终保全为是。” 
　　“嗯，嗯！”东太后不断点头，觉得他的话说得合情合理。 
　　西太后也满意他的话，只是着眼在“重大过失”一语，甚至只是“过失”两个字上。”那么，”她朝外看了看，虽然殿廷深远，仍旧把声音放得极低：“倘或顾命大臣有了过失，非去了不可，那得按怎么个规矩办呢？” 
　　这又把恭王问住了！一时想不起前例可援，便迟疑着说：“这怕很难！顾命大臣面承谕旨，处理政务，罢黜的上谕，要从他们手里发出去，如果截住了不肯发，那就麻烦了。” 
　　“照你这一说，抗命违旨，不成了叛逆了吗？” 
　　恭王默然。她的话是不错，但处置叛逆，不是件简单的事，所以这两个字最好不要轻易出口。他认为西太后不过帮着大行皇帝看了几天章奏，所知有限，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她冒失，自己不能跟着她冒失，因而出以保留的态度。但是，西太后决不会因为他保留，也跟着保留，“六爷！”她故意反逼一句：“这儿没有外人，有话你尽管说。也许我们姊妹俩有见不到的地方，你一定得说给我们。” 
　　“对了！”凡是和衷共济的态度，东太后没有不附和的，“六爷，外面的事，我们不大明白，你要不说，我们不糊涂一辈子吗？” 
　　“两位太后言重了！”恭王倒有些惶恐了，“即蒙垂谕，臣有句话不能不说，‘叛逆’二字，谁也当不起！若无叛逆的实迹，而且有处置叛逆的布置，还请包容为是！” 
　　这等于把西太后教训了一顿。她也很厉害，不但不以为忤，而且表示欣然受教：“不错！不错！六爷真是见得深、看得透。不过，还是那话，如果真有其事，可又怎么处置啊？” 
　　“以臣看，只有一个办法，召集亲贵重臣，申明旨意，而且预先得有布置，让那些人非就范不可！” 
　　西太后极深沉的点点头，看一看太后，越发把声音放低了：“六爷，可曾见着安德海？” 
　　“巨不曾见着，是宝鋆接见的。”恭王说到这里，站起身来： 
　　“亲笔懿旨，臣已经捧读了。” 
　　密旨是提到了，却不提密旨内所说的“大事”。恭王是不肯提，西太后是不便提，但表面沉默，肚子里却都在用功夫。所谓“大事”，恭王与文祥、宝鋆，反复研究，筹思已熟，要秉政先要打倒肃顺，要打倒肃顺先要取消顾命，取消了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而女主垂帘是违反家法的，他不愿冒天下的大不韪来首倡此议，更不愿首倡此议于两宫太后之前，这是授人以柄，断乎不可。 
　　西太后“热中”得很，巴不得马上做一笔交易：“你秉政，我垂帘！”但是她也知道，恭王不是个唯命是听的庸才，越是这样坦率表示，越叫他看不起。就拿做买卖来说，一方急于求售，另一方一定拿跷，变成受制于人，所以无论如何，要逼得他先“开盘”，讨价还价，其权在我，事情就好办了。 
　　这番沉默，在恭王与西太后，因为各人都有事在想，倒不觉得什么，第三者的东太后却感到难堪，急于想打破这个近乎僵冷的局面。 
　　她是忠厚人，一直存着一分替恭王抱屈的心情，这时正好说了出来，便先叫一声：“六爷！” 
　　恭王慌忙站起来答道：“臣在。” 
　　“坐着吧！”东太后说，“我不是敢于胡批大行皇帝，要说他那遗命，可真是有点儿欠斟酌，谁也没有料到，那‘八位’当中，竟没有你！唉，你们弟兄…　。”她黯然地摇摇头，不会说也不忍说了。 
　　这一下正触及恭王痛心的地方，同时也感激东太后说了句公平话，不由得眼眶发热，赶紧把头低了下去，尽力设法让自己的眼泪不掉下来。 
　　冷静的西太后，忽然得了个灵感，转脸说道：“姐姐，我倒有个主意，你看看使得使不得？” 
　　“喔，什么主意？” 
　　“我在想，”西太后慢条斯理地说，“大行皇帝跟六爷同胞手足，决不会有什么成见，当时是受了小人的挟制，又是病得最厉害的时候，行事欠周到，也是难免的。既然有这么一点儿欠斟酌的地方，咱们该想法儿弥补过来。姐姐，你说是不是啊？” 
　　“可不是吗？”东太后大为嘉许，“真是你想得周全。说吧，该怎么个弥补？” 
　　“我想让六爷回军机，跟那八位一起办事。” 
　　恭王大吃一惊，再也料不到西太后想出来这么个主意，“千万不可！”他站起身来，使劲摇着手说，“太后的恩典，臣决不敢受！” 
　　东太后愕然，西太后却笑了，笑他失掉常度。自然，心里万分得意，只一句话就把他急成这个样子。 
　　恭王省悟到自己失态了，定一定神，恢复了从容的声音：“不是臣不识抬举，只因为这个样子办，于大事无补，反而有害。” 
　　“怎么呢？”东太后完全不解。 
　　恭王觉得很难解释。西太后当然明白他的难处，事实上也正就是要难他一难，这时便悠闲地看着他着急。 
　　终于，恭王想出来四个字：“孤掌难鸣！” 
　　这句成语用得很适当，恰好让东太后能够懂得所譬喻的意思，“嗯，嗯！是有点儿不妥。”她转脸向西太后说，“就是那句话了，‘好汉只怕人多！’六爷一个人弄不过他们八个。咱们另想别的办法吧。” 
　　这原是西太后跟小安子下象棋学来的招术，故意“将”恭王一“军”，果然把他搞得手忙脚乱。心想，肃顺窥伺甚严，召恭王密商一次不容易，得要趁此机会逼出他的话来，才不枉使那一条苦肉计，叫小安子路远迢迢地去搬救兵。 
　　于是，她皱着眉回答东太后：“咱们姐儿俩能办得到的，就只有让六爷回军机。既然六爷说‘于大事无补，而且有害’，想必另有更好的办好。”说到这里，微微一抬头，正好看见恭王，便问：“六爷，你说，可是这话？” 
　　此时已恢复沉着的恭王，徐徐答道：“兹事体大！臣此刻不能回奏。请两位太后给臣一两天的日子，好好儿筹划一下。” 
　　“嗯，嗯。”西太后点点头，表示满意，总算有了一句比较实在的话了。 
　　于是两宫交换了一个眼色，东太后便说：“一路来也辛苦了。先去歇歇吧！” 
　　“是！”恭王站起，跪了安退出烟波致爽殿。 
　　一出殿，史进忠领他到一间值班太监待命闲坐的屋子里去休息，沏上好茶，装来四个果盘，左一个“王爷”、右一个“王爷”，大献殷勤。恭王心里明白，这是有所需索，便伸手到靴页子里去掏银票，手一伸进去，方始记起，银票倒带着两张，一张一万，一张五千，照一般的规矩，不过开销一两百两银子，这两张银票的数目太大了。但苦于随从不在左右，无法取一张小额的银票来，而这个“开销”，可又既不能欠，更不便找，只得咬一咬牙，拈着那张五千两的，随手递了给史进忠。 
　　“你分给他们大伙儿，买双鞋穿吧！” 
　　史进忠一眼瞄过去，正好扫着“五千”二字，始而一愣，继而大喜，笑容满面地先请安后接银票，接了银票再请安，然后转身把手一扬，略略提高了声音说：“都来！谢王爷的赏。” 
　　那些太监一看史进忠的脸色，就知道赏得不少，顿时纷纷趋附，很快，很整齐地站成两排，仍旧由史进忠领头，一起替恭王请安道谢。 
　　等那些太监退后，史进忠单独上前，躬着身子，小声说道：“肃中堂派人来传了话，说等王爷一下来，就请到他府里去，二宫门口，套着车在伺候。” 
　　“好，我这就去。” 
　　“晚上我在到公馆去给王爷请安。上头如果有什么话，我随时会来禀报。” 
　　一看这神气和这番话，恭王不心疼那五千两银子了！因此，说话的态度也不同了，“你不必来！来了我也不见。上头如果有什么话，等我进宫的时候，你跟我说好了。”“是，是！”史进忠满口答应着，“王爷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说着，亲自把恭王送到二宫门口，等他上了车还请了个安。 
　　护卫随从，前呼后拥着到了肃顺府第，主人开了中门，亲自迎接，陪客早已到齐。除了顾命八臣以外，另有恭王的一兄一弟：惇王和醇王，主客一共十一位，都换了便衣，先在水阁闲谈。 
　　也不过刚刚坐定，听差来通知肃顺，说有户部司员，从京里赶到，有要紧公事禀报。 
　　“你没有看见有贵客在这儿吗？”肃顺申斥听差，“为什么不告诉他，有公事到衙门去接头。这会，我那儿有工夫见他？” 
　　“原是衙门里的‘笔帖式’陪了来的，说有一样要紧东西，得赶快给中堂送了来。” 
　　“好吧！”肃顺站起来告了个罪，出去见客去了。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肃顺重又回到水阁，春风满面，显得极其高兴。他身后跟着一名听差，手里捧个扁平布包，走进屋子，把布包放在大理石面的紫檀圆桌上，解了开来，里面是俗不可耐的一板铜钱。 
　　“老六！”肃顺大声叫着恭王，“你看看，‘钱样子’！” 
　　这一说，纷纷都围了上来，细看改元以后新钱的样本，上好云南铜所铸的大钱，正面汉文，背面满文，汉文四字：“祺祥重宝”。拿在手里沉甸档地，令人满意。 
　　恭王颇为惊讶，也有警惕，肃顺处事，一向果断明快，在这件事上，尤其神速，改元的上谕颁了才几天，新钱已可开铸，不能不佩服他办事认真。同时他又想到，一旦新钱通行，物价下降，小民拥戴，四方称颂，那时肃顺的地位便很难动摇了。 
　　因此，他在大大地恭维了一番以后，随口问道：“新钱什么时候发出去啊？” 
　　“照规矩，应该在‘祺祥元年’通用，才算名副其实，现在市面上现钱缺得厉害，只好通权达变。我想，一行了登极大典，就发出去，也算是恭贺幼主嗣位的一番心意。”肃顺得意地又问：“你看，我这个打算如何？” 
　　“好极了！”恭王乘机说道，“照此一说，应该早早回城。” 
　　“那全在你了。” 
　　“怎么？”恭王愕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与我何干？” 
　　“你不是总揽‘在京留守’的全责吗？总要你那儿都妥帖了，才能回城。” 
　　“六哥！”恭王不悦，“怎么着？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吗？在京的人，身处危城，苦心撑持，好不容易把个‘抚局’办成了，今日之下还落了包涵，那不叫人寒心吗？” 
　　肃顺哈哈大笑，拍着恭王的肩说：“老六，你到底还年轻！一句笑话，就挂不住了！好啦，好啦，别发牢骚了，回头罚哥哥我一杯酒。” 
　　那大剌剌的神情，自然令恭王不快，但转念一想，正要他如此骄狂自大，疏于戒备，才便于行事。因此，心里的不快，立刻就消失了。 
　　等到延请入席，主人奉恭王为首席，恭王一定不肯。论爵位、辈份、年齿，应该郑亲王端华居首，但郑王与肃顺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算半个主人，又当别论，这样便应悖王首座。他是个人云亦云没主张的人，恭王让他上坐，他也就当仁不让坐下来了。 
　　主宾十一位之中，话题自然要听恭王和肃顺挑选，由于那一番半真半假的小小争执，两人都存着戒心，不愿涉及朝局政务，于是就只有闲谈了。旗下贵族，闲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本事最大，由端华的鼻烟壶谈到古玩，这一下开了载垣的话匣子。怡贤亲王允祥，是世宗宪皇帝最信任的一个弟弟，在世之日，赏赐甚厚，数世以来的蓄积，古玩字画，收藏极富，所以载垣大数家珍，十分得意，据他自己说，“四王”的山水，未曾裱的，还有的是。这话在那些亲王、郡王听来还不觉得什么，杜翰、匡源、焦祐瀛他们就不免艳羡不止了。 
　　一顿饭吃了有两个时辰，席散以后，恭王首先告辞，肃顺要亲自送他到公馆，恭王再三辞谢。回到行馆一看，果然准备得极其周到，心里不免转一转念头，有些不大猜得透肃顺的态度。又想到西太后的神情口吻，觉得也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以前真个是小看了她。 
　　就这片刻间，车马纷纷，三品以上的官儿，都到公馆来谒见请安。恭王一则是累了，再则是行事谨密，一概挡驾，关上房门，好好睡了一觉，直到上了灯才起身。 
　　等洗过脸，正坐着喝茶，他那从京里带来的听差苏禄来禀报：“七爷刚才来过。听说王爷还睡着，不叫惊动。留下话，等着王爷去吃饭。我跟七爷回：王爷一宵没有睡，实在乏得可以，怕的要谢谢了。七爷说：那就把菜送了来。” 
　　“嗯。”恭王很满意地，“这样办很好！” 
　　“菜刚送了来，是一桌燕菜。请示：怎么吃？” 
　　恭王吩咐酌留四样清淡些的小碗菜，其余的大碗菜，包括主菜燕窝在内，都转送给随员享用，又说：“拿我的片子，去请曹老爷来喝酒。” 
　　曹毓瑛也正在打算着，夜谒恭王。自然不宜于公服拜见，就身上所穿的一件白布孝袍，加上一件黑布“卧龙袋”，不戴帽子，也未坐车，步行着悄悄来到恭王行馆，从侧门进入，径到上房。 
　　恭王特别假以词色，出屋站在阶沿上等，曹毓瑛抢步上前，先请了安，还要跪下磕头，他亲自扶住了，挽着手一起进屋，在书斋中谈了些路上的情形，苏禄来请入席。 
　　“菜不见得中吃，有好酒！”恭王吩咐：“取一瓶“白兰地”来！” 
　　“是洋大人送的酒？”苏禄怕弄错了，特为问一句。 
　　“是啊！看仔细了，要我做了记号在上面的那一瓶。” 
　　苏禄把白兰地取了来，曹毓瑛认不得那是什么酒，于是正在主持洋务的恭王，为曹毓瑛解释，这瓶酒有五十年陈了，还是法国皇帝拿破仑“御驾亲征”俄罗斯那年酿造的。又指着“1812”的洋字给客人看，自然，曹毓瑛认不得。 
　　等把那琥珀色的液体，倒在成化官窑的青花酒钟里，曹毓瑛浅浅尝了一口，果然醇冽非凡，为平生所初见。但美酒当前，却不敢多饮，怕酒意浓了，谈到正事，思考不免欠冷静周密。 
　　于是略饮数杯，便即罢手，恭王也不多劝，吃了饭，延入书斋，摒退仆从，密商大计。 
　　“我竟小看了‘西边’。”恭王感叹着说，“差一点下不得台。” 
　　这话在曹毓瑛不算意外，也算意外。西太后听政不过十几天，已颇有能干的名声，但居然会让恭王“差一点下不得台”，这不能不说是意外之事。 
　　“那八位对西边的观感如何？”恭王又问。 
　　曹毓瑛想了想答道：“一言以蔽之，精明二字。怡、郑两王，颇有畏惮之意。” 
　　恭王摇摇头：“她的厉害，不在精明上面，在假装不懂，装傻卖呆。” 
　　“噢…　。”曹毓瑛很注意地，“王爷这又是深一层的看法了。必有所本？” 
　　“是啊！”恭王一面回忆着，一面慢条斯理地说：“西边很‘热’，要逼我献议垂帘，我当然不能那么冒昧。西边看看没有办法，说是要让我回军机，这是进一步逼我。厉害得很！” 
　　“那么，王爷当时怎么说呢？” 
　　“我当然辞谢了。”恭王又说，“我答应两宫，好好筹划一条路出来。你有什么高见？” 
　　曹毓瑛握着手，思索久久，说出一句恭王想不到的话来： 
　　“其实，西边的主意，也未尝不可行。” 
　　“怎么呢？”恭王愕然。 
　　“王爷一回去，自然是枢机领袖。军机制度，由来已久，大政所出，天下咸知。赞襄政务的，亦不得不僭窃军机处的名义。王爷一去，正好收回大权，虽不能凌驾而上之，分庭抗礼，也占着不可动摇的地步。”曹毓瑛一口气说到这里，略停一停，看恭王一时无话，便又说道：“至于穆、杜、匡、焦诸位，眼前不能不依附那‘三位’，但此是王爷不在军机的情形，王爷一回军机，正管着他们，不能不听王爷的。” 
　　“倘或不听呢？” 
　　“好办得很！免了他们的军机。顾命大臣的名义，是先帝所授，一时免不掉，军机大臣的进退，权在今上，有何不可免？” 
　　“嗯，嗯！”恭王点点头，似乎意动了，“你的见解很新，也很深。不过…　。” 
　　“王爷如果没有更好的打算，不妨就照此而行。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这…　，”是极难决断的事，恭王踌躇着说，“我怕弄得短兵相接，两败俱伤。” 
　　曹毓瑛默然。他有所意会了，恭王自觉身分贵重，要保持雍容庄严的姿态，不肯与慓悍的肃顺，白刃肉搏。 
　　“我想，一切总得回了城再说，咱们现在就谈回城以后的做法吧！” 
　　“是！”曹毓瑛谦恭地答应一声，端起茶碗，却欲饮不饮，定神沉思，未想别人，先想自己。他在军机处的资格，已经跟军机大臣没有什么分别，但究竟不是军机大臣。焦祐瀛的职位原来应该是他的，由于他的坚辞，焦大麻子才得“飞上枝头作凤凰”。当初坚辞超擢的原因，就是表示对恭王效忠，他一直相信恭王会重回军机，要到那一天，他才能真正被重用，也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具。 
　　想不到在大行皇帝生前，恭王不能达成心愿，而眼前却意外地有了回军机的机会。诚然，赞襄政务与军机大臣已无分别，顾命八臣结成一体，恭王纵为军机领袖，不能改变以一敌八这个不利的形势。但是，恭王决不是所谓“孤掌难鸣”，军机大臣也好，赞襄政务大臣也好，都必须假手军机章京，才得推行政务，否则号令不出国门，肃顺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另找一班能干的司员，来组成两班军机章京。这样，恭王就不必怕他们了！曹毓瑛自信有恭王出面，加上他在军机章京中的资望、才能和影响力，可以逐渐设法把受顾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弄成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大权复归于军机处这个正轨上。当然，这要经过一番极严重的冲突，恭王不愿披挂上阵，亲临前敌，那真是件无可奈何之事。 
　　想到这里，不免有些气短心灰，便即说道：“既然重心移到京里，我想求王爷设法，等这一次换班回京，让我不必再回热河来了。” 
　　“这话是怎么说？”恭王很诧异地看着他，“你仿佛不愿在这儿待似的？” 
　　“是。”曹毓瑛很坦白地承认。 
　　“为什么呢？” 
　　“王爷可以想得到，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处境极难。” 
　　“我知道，我知道！”恭王站起来，走了两步，想了一会，拍拍他的肩，带些歉意地说，“你受了许多窝囊气，我全明白。 
　　看在我的面上，暂且忍耐。” 
　　这样的抚慰，曹毓瑛不能不感激，慌忙起身，垂手答道： 
　　“王爷言重了！” 
　　“此时人心苦闷，不独你我。一等回了京，”恭王停了一下说：“局面一定会大大不同。也不过一两个月的工夫，你无论如何要多费点心。” 
　　听恭王的语气，他要跟肃顺好好斗一斗，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只不过把斗的地点，挑在京城而已。照这样看来，目前的工作，就是为京城一斗先作铺排，培养声势。同时，恭王与两宫的利害是一致的，如不愿由重回军机，逐步收权，那就唯有推倒先帝遗命，尽翻大局，重起炉灶。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垂帘之议，成为事实，因此要为两宫的未来作打算，与培养恭王的声势，同是一件急须着手的大事。 
　　于是，曹毓瑛把思绪整理了一下，提出建议。 
　　“王爷！”他说，“愚见以为目前必不可少者有两事，一是试探垂帘，一是陈兵示威。” 
　　“嗯。”恭王极注意地听着，“你说下去！” 
　　曹毓瑛的试探垂帘的构想，与不久以前朱学勤向文祥与宝鋆的建议是一贯相承的，而陈兵示威，则是朱学勤上次热河之行，在回京前夕话别时就已商定了的策略，恭王对这两点，早就表示了不反对的态度，目前所想知道的是利害的精确分析和进行的步骤，好作最后的决定。曹毓瑛了解到这一层，所以摒弃高论，只谈实际。 
　　“本朝特重顾命，其来有自。开国之初，皇基未固，简用亲贵，辅助幼主，此是承太祖四贝勒合议大政的遗意，永与定鼎中原，有大功勋的王公大臣，合治天下。原有羁縻的作用在内，未足为法。” 
　　这开头的一段话，就使恭王动容了！两百年前，诸王并立，四大贝勒共理大政，太祖崩逝，由于代善拥立，太宗始得独掌大权。复由于多尔袞以与孝庄太后从小同在深宫，青梅竹马的情谊，因而可以取帝位而不取，扶立孝庄亲生的幼主，自此确定了帝系。这一段大清朝的开国史实，包含了无数恩怨血泪，诡谲神秘，甚至还有“太后下嫁”的传说，自乾隆以来，删改实录，讳莫如深，连恭王也不甚了了，于今让曹毓瑛隐约揭破，顿有领悟。自然，“未足为法”之类的话，是太大胆了，如果是在雍正、乾隆朝，说这些话，就有掉脑袋的可能。唯有密室之内，恭王之前，曹毓瑛才敢这样毫无顾忌。 
　　看到恭王的脸色，曹毓瑛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发生效用了，于是进一步申论：“女主垂帘，无代无之，为利为害，关键不在女主，在于执政的重臣。” 
　　“嗯，嗯！”恭王大为点头，因为首先想起汉初吕后临朝，虽然大杀诸刘，而元老旧臣，先后为相，国政并未败坏，并且到了最后，依然是刘氏子弟得元老重臣之助，收复汉家天下。以吕后的阴忍残狠，尚且如此，他不相信西太后会比吕后还厉害。 
　　“从古以来，垂帘的美谈，首称宣仁，及至宣仁崩逝，元祐正人，相继被黜，于是奸邪复起，朝政日坏。”说到这里，曹毓瑛突然停了下来，看着恭王问道：“王爷，这又表明了一些什么道理？” 
　　恭王笑道：“你别考我了！就干脆说吧，我急着听下文。” 
　　“这还是表明了那句话，关键不在女主，在于执政。女主贤与不贤，皆是一时，不过，”曹毓瑛陡然一转，“元祐正人，得被重用，究竟是女主之贤。这又有些关系了。” 
　　一波之折，摇曳生姿，说到最后，恭王十分明白曹毓瑛的意思了：不必以垂帘不符祖制，或者女主临朝，大权在手，将来会难控制而有所顾忌，两宫垂帘，不过是一块重登政坛的踏脚石，将来的做法，全在恭王自己！ 
　　“受教了！”恭王很谦逊地说，在这一刻，他才真正下了决心。 
　　就这时候，苏禄远远地高喊一声：“七王爷到！” 
　　醇王来了。恭王向曹毓瑛使了个眼色，然后向外看去。 
　　廊上一盏白纱灯，引着醇王，匆匆而来。曹毓瑛对醇王，反不象对恭王那样比较随便，赶紧出室，肃立一旁，等他上了台阶，抢步上前，垂手请安，同时口称：“七王爷好！” 
　　低着头在走的醇王，听得声音，方才发现，他似乎没有想到曹毓瑛也会在此，楞了一下，点点头说：“喔！琢如，你也在这儿。” 
　　“老七！”恭王在里面喊了，”你何必还费事，弄那么一桌燕菜？” 
　　满洲贵族，特别讲究礼节，醇王顾不得与曹毓瑛寒暄，疾趋入室，向恭王请了安站着回话，说了许多恭敬中显得亲切的客套，似乎不象同胞手足相见。一直等恭王说到第三遍“坐着，坐着”，他才坐了下来。 
　　曹毓瑛坐在两王对面，听他们谈话。醇王把在京的亲属，一个个都问到，恭王也不惮其烦地一一回答。这在旗人成了习惯，曹毓瑛却听不进去，闲得无聊，正好把他们弟兄对比着细细打量，这同父异母的两弟兄，相差八岁，但看来就象相差十八岁，倒不是恭王显得象中年，而是醇王太稚气了。他生得浊气，眼睛鼻子都挤在一起，撅着厚厚的嘴唇，老象受了什么委屈似地，不管怎么样放宽了尺寸来看，总觉得缺少那股华贵轩昂之气，不似个龙种。 
　　“六哥，”醇王忽然激动了，“你这一趟来，说什么也得办个起落出来。那肃六，简直叫人瞧不下去！” 
　　恭王一听他那么大的声音，先就皱了眉，将手一摆，把个头扭了过去，眼角却扫着曹毓瑛。 
　　于是曹毓瑛府身向前，轻轻叫了声：“七王爷！”等醇王回过脸来，他微微摇手示意，又轻轻说了句：“隔墙有耳！” 
　　醇王带些惶恐地乱点着头，这时恭王才转脸来看他，脸上是冷漠的平静，却特能显出他那不怒而威的神态，做兄弟的，不由得存着惮意地低下头去。 
　　“你今年二十二，分府成亲，当差也不止当了一年了，怎么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别说担当大事，有大事可也不敢告诉你啊！” 
　　恭王的语气，异常缓和，就象聊闲天的声音，但话中教训得很厉害。当着外客在，醇王胀红了脸，十分难堪，曹毓瑛自然不能坐视，思量着替他解围，却忽然得了个灵感，不知不觉间，就把醇王置之脑后了。 
　　这时恭王又提起惇王，醇王看着曹毓瑛迟疑未答。于是，他非常知趣地站起来告辞，主人并未再留，却交换了一个眼色，彼此默契，到明天再谈。 
　　等曹毓瑛一走，弟兄间讲话就不用顾忌了，恭王很直率地问：“我在京里听说，五哥指我要造反。可有这话？” 
　　两个都是胞兄，醇王很难答复，想了半天才说：“何必还问呢？五哥是怎个脾气，你还不明白？” 
　　恭王果然笑笑不问了，只说：“找个什么时候，你跟他婉转地说一说，自己都弄不清的事，最好别谈。” 
　　“我跟他说过。”醇王噘起嘴唇，也是对他五哥大表不满的神情，“我说，咱们得连成一条心，对付肃顺，自己亲弟兄，怎么反倒拆台呢？他说，大伙儿都是这么说，叫我有什么办法？简直是不可理喻。” 
　　“他是糊涂人，你可不糊涂。”恭王停了一下又说，“你记住，在这儿随他们怎么说去，你不用跟他们动真的。反正回了城，好歹总得见真章儿！” 
　　“回了城，”醇王极兴奋地问道：“六哥，你预备怎么办？” 
　　“这会儿还没有准稿子。走着瞧吧！” 
　　这话让醇王觉得委屈。他自觉已颇能有所作为了，而这位六哥，还是把他归入老八、老九一堆，当做一个孩子，什么要紧话也不肯说。 
　　自然，看他脸上的表情，恭王便已知道他心里的话。“你别忙！”他安慰他说，“我知道你是我一个好帮手，可是我实在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等我想妥当了，少不了有你卖力气的时候。” 
　　几句话，立该又把醇王说得满怀兴奋。打倒了肃顺，当然是六哥当权，那时候就决不会光干这个摆样子的“御前大臣”了！他才疏而志大，一直在想整顿八旗亲军，练成劲旅，纵然不能步武创业的祖宗，铁骑所至，纵横无敌，至少也要旗帜鲜明，器械精良，摆出来满是士饱马腾，显得极精神的样子，才能把“到营要少、雇替要早、见贼要跑”的坏名誉洗刷掉。 
　　他在想着未来，做哥哥的却在想着过去，“我实在想不明白！”恭王困感而伤心地，“先帝何以始终不愿意跟我见面，临终也没有一句话交代！” 
　　“那都是肃六一手遮天！”醇王愤愤地说，“病重的那几天，老五太爷带着五哥和我，特为去问安，说不上两句话，就让肃六使个花招，给撵出来了。”接着，他把大行皇帝崩逝之前的情形，细细说了给恭王听。 
　　“唉！”痛心的恭王，唯有付之浩叹。 
　　“大行皇帝对不起咱们，咱们可不能对不起大行皇帝。得把阿玛遗下来的基业，好好保住。” 
　　“就是这话了。”恭王颇为嘉许，“咱们弟兄都存此心，大清的天下，一定能保得住。” 
　　看来是泛泛的话，其实含意甚深——指肃顺、也指洪杨，醇王倒是好好地体味了一会，把的的话紧紧记住了。 
　　“六哥请安置吧！”醇王站起来请了个安，“我跟你告辞。” 
　　“好，我还有几天耽搁，再谈吧！”恭王把他送到廊沿，又低声说道：“以后，有什么事，我会让曹琢如告诉你。宫里有什么话传出来，你也告诉琢如好了。” 
　　恭王的想法，与曹毓瑛的“灵感”不谋而合，曹毓瑛也已想到，从醇王身上，可以建立一条稳妥的交通宫禁的秘密通路。 
　　醇王福晋是西太后的胞妹，出入宫禁，无足为奇，而作为近支亲贵的醇王，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个不容易想得起来的、无关重轻的人物，所以由这条线来传达秘密消息，十分可靠。历来宫廷中有大变局，成败关键，往往系于一个“密”字，现在自然而然有此一条路线，真是天意安排，成功可必！ 
　　兴奋的曹毓瑛，由这个发现，细心推求，他认为恭王根本不必再进宫当面回奏，御前召对，摒人密议，一上去就是个把时辰，任何人都会有所猜疑，何况是虎视眈眈的肃顺？所以能有办法避开猜嫌，又何乐不为？ 
　　不但恭王非万不得已不必进宫，就是自己，非万不得已亦不必与恭王见面。一想到此，他改变了主意，原来准备第二天再找机会，继续他与恭王因醇王不速而至打断了的谈话，现在不妨以笔代舌，作未竟之谈。 
　　于是，他剔亮了灯，拈一张在京里琉璃厂纸铺特制的仿薛涛笺，握笔在手，稍稍思索了一下，挥毫如飞，倾刻间就写完了一张信笺，立刻又取一张，接着写下去，一口气写了七张才搁笔。 
　　这七张信中，没有一句套语，看来是个极其切实的“条陈”，首先就说了所以“函陈”的原因，然后建议恭王要“示人以无为”，梓宫不妨多叩谒，太后却要少见面，同时透过醇王夫妇的关系，向两宫太后申明赞成垂帘，但不能操之过急的苦衷。 
　　至于试探垂帘，朱学勤所设计的发动清议，需要加紧进行，下一步就看肃顺他们的反应而定，他们如果是无可无不可，则只要有个御史，上一道奏折，正式提出垂帘的建议，原折发交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则水到渠成，当然最好，但多半不会有这样顺理成章的好事，那就得陈兵示威了。 
　　对于这一点，曹毓瑛不肯多写。他心目中原有个胜保，可是胜保桀骜不驯，令人不能没有戒心。所以到底是调怎样一支兵来镇慑肃顺，他觉得最好由恭王自己来决定，而且，笼络胜保的工作，文祥和朱学勤已经在做了，也不必再多费笔墨。 
　　信中没有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名款，最后只写上“两浑”二字，又加上一句：“阅讫付火。”然后开了信封：“鉴园主人亲启”，这是恭王的别号。 
　　在未曾封缄以前，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慢慢踱到窗前，望着熹微的曙色，通前彻后地考虑了一番，忽然觉得世事如棋，翻覆甚易，这里通宵不寐在计算肃顺，也许那面肃顺、杜翰他们，也正是如此在计算恭王，有此警惕，越发谨慎，便在信上特加一笔，劝恭王早日回京，好松弛对方的戒备。 
　　一切妥帖，差不多也就到了每日应该入宫的时刻，稍稍假寐，便即漱洗早食，套车到军机处。同事比他到得早的还有，就是那最近正在拚命巴结上进的郑锡瀛。 
　　曹毓瑛是个深沉有涵养的人，这十几天来，郑锡瀛飞扬浮躁，而他的态度，依旧保持着同事间应有的礼貌。但这天一早相见，郑锡瀛却又一变往日的妄自尊大，满面含笑地招呼过了，跟着走了进来，显然的，这是有话要说。 
　　“琢翁！”等他刚一坐下来，郑锡瀛便凑在他身边，低声说道：“昨儿我听怡王在说，今晚上请恭王，陪客有你。” 
　　“喔，”曹毓瑛心想，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何必摆出如此郑重的姿态？真个可笑！心里有此一念，便有意装得吃惊的神气，“啊！怎么挑我来作陪呢？还有什么人？” 
　　“有他们‘八位’，还有几位王爷。” 
　　“不是说那些贵人。我是说咱们这里的同事。”曹毓瑛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当然有你罗！” 
　　“没有，没有。除琢翁以外，别无他人。” 
　　“这，这……，”曹毓瑛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作个废然的神态，“这我倒不便去了。” 
　　“何以呢？” 
　　“让别人看着，仿佛我拚命在巴结似地。” 
　　话中有刺，郑锡瀛听着不是味，强笑道：“那也谈不到什么巴结不巴结，做此官、行此礼，‘堂上’看得起咱们，咱们还能端架子吗？” 
　　“对，对！”说着，他把公事移了移，表示不想谈下去了。 
　　郑锡瀛自觉没趣，逡巡离去。曹毓瑛随即也把这件事丢开。等军机大臣到齐，发下前一天进呈的奏折，检点一遍，或者是例行公事，或者是交部核议，并无立刻要办的急件，“上头”也不曾“叫起”，这是十分清闲的一天，便在心里盘算，如何把那封信秘密送给恭王？ 
　　一个念头还未转完，有个侍应奔走的“苏拉”，到他面前躬身说道：“怡王爷请！” 
　　到了对面屋子，只有怡、郑两位在，请过了安，照“坐听立回”的规矩，在下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怡王先吩咐了几件公事，然后说道：“琢如！今儿晚上请恭王吃个便饭，奉屈作陪。国丧不宴客，我就不下帖子了。你早些个来，大家聊聊。” 
　　“是，”曹毓瑛站起身答道：“我早早到府里伺候。”说着，退后两步，正要请安退出，怡王又把他喊住了。 
　　“请等一下，”他问：“王少鹤是怎么回事？仿佛挺不痛快似的。” 
　　王少鹤就是王拯，在军机章京中，资格也很老了，但他志不在此，希望外放，这一次学政掣签，没有掣着，已是大为失望，后来又听说签筒中根本没有他的名字，连个候选的机会都不给，便十分生气，告病假要回京城。这段经过，曹毓瑛是完全知道的，如果照实回答，必定招致上官的反感，不能不替他遮掩一番。 
　　“没有怎么不痛快。他身子不好，精神差了，看上去象是不大爱理人。”曹毓瑛又说：“请王爷赏了他的假吧！” 
　　“给假可以，不必回京。就在这里养病好了，反正回銮也快了。 
　　听语气，怡王对王拯的“误会”是消释了，曹毓瑛欣然答应。回到自己屋里，随即写了封信，通知王拯，不必上班，在寓养病。接着又把怡王交代的几件公事，分派了下去。由于这一阵耽搁，便把要送信给恭王这件事，暂时抛开，直到交班那一刻才想了起来。 
　　他在想，这封信最好由醇王转交，但自己又不便去拜访醇王，得要另外托个人。正好这时候许庚身来商量班务，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最妥当的人。许庚身也是可共机密的人，而且醇王与他投缘，常有往还，请他去投这封信，丝毫不着痕迹。 
　　于是，等屋中无人时，他低声说道：“星叔！我有事奉托，有封信请顺道面递朴庵。” 
　　朴庵”是谁？许庚身楞住了。刚要发问，见到曹毓瑛的那封信上写着“鉴园主人”，才恍然大悟，是指醇王。他们平时背后谈到王公亲贵，很少直称他们的别号，所以一时想不起来，而曹毓瑛此时对两王不称爵名，但称别号，又可知那是要避人耳目的密札，于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是请朴庵转递。” 
　　“对了！”曹毓瑛又说，“函中所叙，此时无暇奉告。一半天到我那里来细谈吧。” 
　　“好。”许庚身取只空白封套，把那封信装在里面，拿在手中，扬长而去。 
　　等退值回家，也不过刚刚才换了衣服，许庚身已派人送了信来，寥寥数语：“委事妥办，前途允即亲递。度此时已达览矣。” 
　　曹毓瑛看了这封短简，知道醇王已能了解到他给恭王的那封信，十分重要，这条秘密路线，再加上一个许庚身，可以说是严丝密缝，异常完美，他觉得非常欣快。睡了个午觉，早早到了怡王那里，匡源和焦祐瀛已比他到得更早，这两位赞襄政务的军机大臣，最近春风得意，做官做得极其起劲，见了曹毓瑛，虽然也照样亲热得很，但不免时有得色流露，令人难堪，曹毓瑛懒于应对，却又不能不尽自己的礼节，相当乏味。幸好，客人纷纷来到，匡源和焦祐瀛忙着去应酬别人，算是放过了他。 
　　上灯时分，主客恭王到了，一一寒暄，最后来在曹毓瑛面前。他特别注意恭王的眼色，却是什么表示也没有。等到换了便衣，随意闲谈时，恭王捧着水烟袋，取了根纸煤儿，亲自在烛火上引燃，同时眼风扫过来，恰好与他视线碰个正着。 
　　曹毓瑛心里明白，恭王已经看到了他的信，并且已照他的要求，“阅后付火”了。这下，他才大大地放了心，那封信如果辗转落入肃顺手中，不但大事难成，而且可能兴起大狱，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 
　　以后一连三四天，恭王忙于酬酢，两宫也未召见，但宫中传出来的消息，说醇王福晋曾进宫请安，这又显然表示恭王接纳了密札中的建议，曹毓瑛大为兴奋。 
　　当然，兴奋只是在心里，表面上的形迹，依然处处谨慎，他没有再见过恭王，也未曾再写信，有话都透过醇王转达。因为如此，与许庚身的来往却更密切了，好在原来就是感情甚深的同事，无论于公于私，这密切的交往都是无足为奇，不容易引人注目的。 
　　对曹毓瑛来说，许庚身自然不仅止于替他代言，在整个计划中，他也还提出了许多意见，特别是在为恭王争取支持这一点上面，他的看法，比较深远，而且实在，同时因为他与醇王的关系，所以近支亲贵的态度，他也比曹毓瑛了解得多。 
　　除此以外，许庚身还有一项他人所不及的长处，军事方面的进展情况，他最清楚，因为指授方略的谕旨，一直是他主办。肃顺能得大行皇帝的信任重用，以及颇能取得清议的好评，就在于他能破除满汉成见，用人唯才，不拘常例来全力维护曾、左、胡及湘军，所以湘军打得好，势必归美肃顺，增加了他的声望。而这一方面的估量，只有许庚身最有资格。 
　　“近来安徽打得很好，安庆指日可下。凡有捷报，无不为‘宫灯’壮声势。”许庚身提出警告：“新钱一行，物价必回，那时清议所播，天下只知有肃某，可就难制了。” 
　　“是的。”曹毓瑛很深沉地说，“我辈不可轻敌！当然，事宜速举，各方面都要加紧进行才行。” 
　　“听说恭王快回去了？” 
　　“也听说了，大约在初七八。” 
　　“回銮呢？” 
　　“总在下个月。一说初三、一说十三、一说二十三。要看桥道工程而定。”曹毓瑛接着又说，“见着醇王，提醒他催一催，上头总还要跟恭王见一两次面，务必要在他回京以前，把回銮的日子定下来。” 
　　“我以为恭王在这里有一件事好办，而且一定要办。惇王不是对他有误会吗？何不在此设法消除？” 
　　“对！‘兄弟休戚相关，则外侮何由而入？’”曹毓瑛大为称赏，“将来垂帘之说，交王大臣会议，以惇王的身分，发言的分量甚重，此是一；要让元老重臣站在一条线上，当然要从自己昆季先团结起，此是二。不过，这又不是什么好说和的事，最好能使个什么手段，内则让惇王心感恭王，外则亦人以兄弟间本无猜嫌，那才是高招。” 
　　“我倒有一招，颇能表示恭王尊重兄长。”许庚身答道，“恭理丧仪大臣不是没有惇王吗？让恭王面奏，加派惇王，你看如何？” 
　　“好极了！修好于无形之中，惇王再糊涂，不能不知道人家顾他的面子，自然他也要顾人家的面子，不会再信口开河，乱说一气了。” 
　　商定了这些步骤，跟醇王一说，他第一个便表示嘉许。也正巧，就在第二天，两宫召见近支亲贵，赐茶赏饭，以一种家宴的格局，让皇帝和大格格亲近这些叔叔，同时暗地里安排着还要跟恭王作一次谈话。 
　　叙过亲情，再谈国事，大格格叫保母带走，皇帝磨着两个小叔叔——钟王弈诒、孚王弈漁E在后院斗蟋蟀，殿里只有两宫太后和惇王、恭王、醇王。三王都在西面依序赐了座位。 
　　依然是东太后首先发言，她看着恭王问道：“六爷那天回去啊？” 
　　恭王站起来答道：“臣…　。” 
　　刚说了一个字，东太后便挥着手说：“坐着吧！这儿没有外人，咱们叙家常礼。坐，坐！” 
　　“是！”恭王又说了句：“臣从命。”方才坐下，接着回答东太后所问：“臣打算初七就回去。京里事情也多，得好妹儿安排一下。” 
　　他一面说，一面看了看西太后，她的反应也很快，随即接口：“对了！京里全靠你，多费心吧！” 
　　“臣一定尽心费力。”恭王很肯定地说，“一回了城，一切都在臣身上。” 
　　两宫太后对看了一眼，微微点一点头，有所默喻了。 
　　“不过，回城的日子，总得请两位皇太后，早早定了下来，臣一回去马上就好预备。” 
　　“钦天监挑了三个日子。”西太后说，“我们姊妹的意思，最好是在九月初三。昨天问肃顺，他说跸路要走‘大杠’，有几座桥，非修好了不可，最快也得五十天以后。看来只能定在九月二十三。 
　　“二十三就二十三。”惇王说道：“请两位皇太后早下‘明发’，省得再变卦。” 
　　这倒是他难得有精明的时候，恭王立即附和：“惇王所奏甚是，请两位皇太后嘉纳。” 
　　“嗯。好！”西太后看着东太后说，“咱们明儿就告诉他们写旨。” 
　　于是恭王乘机说道：“奉迎梓宫回京的日子一定，大大小小，该办的事儿都得赶紧动手，只怕办事的人还不够，是不是可以添派惇王为恭理丧仪大臣，请两位皇太后圣裁。” 
　　“自然可以呀！也该这么办。”东太后很快地说，“当时看名单，我就纳闷儿，心里说：怎么没有五爷的名字呢？妹妹，”她以征询的语气，转脸又说，“我看，咱们把五爷的名字添上吧！” 
　　“嗳，就这么说了！” 
　　惇王似乎一下子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醇王低声提醒他说：“五哥，谢恩！” 
　　“是，是！”惇王慌忙站起来，掳一掳马蹄袖，抢上一步，垂着手请了个极漂亮的安，口称：“臣奕淙磕谢…　。” 
　　“行了，行了！”东太后随即拦阻，“不用磕头了！” 
　　惇王到底还是磕了个头，这礼数恭谨，也是正道，但转过身来，却又向恭王兜头一揖，那就弄得大家都诧异了。 
　　恭王忙不迭地避开：“五哥，你这，这是怎么说？” 
　　“老六！多蒙保荐，承情之至。”惇王有些激动地说：“咱们俩是亲弟兄，你可别听外人的闲话。” 
　　恭王不免觉得尴尬，正不知如何回答时，西太后却开了口：“五爷倒真是有什么说什么的爽快人。” 
　　两宫皇太后一起都笑了。他们兄弟间的误会，也就由于这两位太后的一笑而解。 
　　“喔！”西太后又说，“还有个日子，你们哥儿三倒看看，合适不合适？” 
　　等双喜捧来一个黄匣，打开来，里面是一张红纸，递到惇王手里一看，才知道是钦天监挑的，新主登基的日期，第一行写着“十月初九甲子卯时，大吉。”再以下两个，都挑在十一月里，自然也都是大吉。 
　　惇王再一次表现了他的难得的机警，脱口说道：“甲子日就好。臣看不用挑了，就用第一个。” 
　　传到恭王手里，一看就明白，钦天监不是已为什么人所授意，便是有意巴结，西太后的生日是十月初十，头一天亲生儿子登基，第二天就是圣母皇太后的万寿，做一个女人，还有比这更得意的事吗？ 
　　心里这么想，口头却不置可否，顺手把红纸递了给醇王，他看了一下也说：“登极大典以早行为宜。何况十月初九又是大吉的日子！” 
　　等红纸由双喜递回到西太后手里，她心里自然高兴，但恭王没有说话，究嫌美中不足，便直接问道：“六爷，你看怎么着？” 
　　恭王早知有此一问，从容答道：“臣在盘算着京里的情形，看来得及来不及？九月二十三启驾，总得十月初才能到京，初九行礼，日子是局促了一点儿，不过赶在圣母皇太后万寿之前，办了这件大事也很好。臣回京以后，告诉他们赶紧预备就是了。” 
　　西太后心想，恭王确是很厉害，大事不糊涂，小事也精明。于是欣然答一声：“好！”转脸又说，“那就这么定规了吧？” 
　　“就这么定规了。”东太后点点头，“让六爷多费心吧！” 
　　能谈的大事，差不多都谈到了，也都有了结果，接下来又叙家常，西太后特别提到恭王的女儿，说是“怪想念的”。这倒不是笼络他的话，她确是很喜爱恭王的女儿，自然，这也因为她自己未曾生女，而且到以后两三年，知道不会再承恩怀孕的缘故。 
　　等辞了出来，恭王立刻就得到报告，说肃顺这一班人，对于三王奉召进宫，谈些什么，极其注意。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心，他特意去访肃顺，表面说是辞行，实际上是要把与两宫所谈的一切告诉他。这些原都是细节，肃顺即使不听他自己说，也可以从别的地方打听到消息，但恭王所表现的态度，却是让他如同吃了颗“定心丸”。因此，为了“报答”，他也把遗诏的草稿拿出来与恭王斟酌，更定数字，无关紧要，彼此也可以说是“尽欢而散”了。 
　　到了八月初七颁遗诏，这天的干支是癸亥，与登极的甲子，恰好为一终一起。到了这一日，卯刻时分开始，就有文武百官，纷纷进宫，恭王到得比较晚，他在行馆接待话别的宾客，一等颁了遗诏，随即动身回京。 
　　颁遗诏的地点，在行宫德汇门内的勤政殿前。这是大行皇帝最后的一道谕旨，所以礼节甚为隆重。辰初之刻，王公亲贵，文武大臣，都已按照爵位品级，排班等候，然后皇帝出临，站在勤政殿檐下预先设置的黄案前面，东立西向，等赞襄政务大臣怡亲王载垣，把遗诏捧到，皇帝跪接，陈置在黄案上，行三叩首礼。接着，载垣也行了同样的大礼，再把遗诏请下来，由御用的中道捧了出去，直到德汇门外，礼部堂官三拜跪受，送交军机处，转发内阁，颁行天下。 
　　恭亲王随众行了礼，又到澹泊敬诚殿，大行皇帝灵前去辞行，奠酒举哀，默祷告了好些时候，方始带着一双红眼圈回到军机直庐，换上行装，少不得还有一番周旋，赞襄政务的八大臣，因为前一天传旨，颁了遗诏以后，就要召见，所以都只送到宫门口。 
　　护卫仪从，浩浩荡档地到了承德府，时已近午，照例由首县朝阳县办差，借了当地富户的一座花园，备下鱼翅席为恭王“打尖”。惇王和醇王，还有一些交情较深的大官员，都在这里等着替他送行。 
　　饭前休息的时候，恰好有个机会，能让醇王与他单独相处，弟兄间又说了几句私话。醇王得到消息，说载垣等人，已决定奏保他补正黄旗汉军都统。他一向希望率领禁军，现在得了个实缺，虽然这差使掌理正黄旗汉军的旗务，民政的性质多于军事，也够使他兴奋的了。 
　　做哥哥的自然要勉励他，“这很好！”恭王说道：“都统是一旗之长，不比内大臣、御前大臣是闲差使。你好好儿学一学，将来才担当得起大事。” 
　　“是。”醇王又说，“他们还要捧义二叔，让他‘佩带领侍卫内大臣的印钥’。” 
　　醇王所说的义二叔是豫亲王义道，留在京城。何以让他来担负御前禁卫首脑的这个差使，是表示笼络呢，还是布置在京城，另有作用？恭王不能不注意。但一时也无法判断，只由此想到一句话：“你在这儿多留点儿心。别以为自己已是近支亲贵，老把个架子端着，你年纪还轻，该跟人请教的地方很多。态度要诚恳，语言要谦和。可也别多事，招人厌！” 
　　“我知道。”醇王确是知道，话中是要他做些联络人心的工作。 
　　“好了。一时我也说不尽那么多，反正你随时留意就是了。” 
　　说了这话，有人来催请入席，吃在饭，恭王略坐一坐，道谢启程。承德府城，又有一批人在等着送行，不免又要下车应酬一番。等上车走了不久，一骑快马，疾驰而来，递到一封密札，是曹毓瑛派人送来的。 
　　拆开一看，是传达一个消息，说胜保、谭廷襄具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并在缟素期内呈递黄折，赞襄政务大臣认为有违体制，预备奏请议处。 
　　“发动了！”恭王自语着，下令兼程赶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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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钦差大臣胜保”，会同曾做过直隶总督，因为英法联军内犯，防守不力而革职充军，后又复起，现任山东巡抚的谭廷襄，联衔具折，“恭请皇太后圣躬懿安”，是个连曹毓瑛都未曾想到，不得不佩服胜保试探得巧妙的举动。 
　　在胜保，此一举毫不费事，而肃顺和杜翰等等，却把他这一通轻飘飘的黄折子，看作泰山压顶般重，用出狮子搏兔似的力量来招架，光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胜保这一着的高明。 
　　第一个沉不住气的是端华，他手里摇晃着两通黄绫硬裱封套的请安折子，大声问穆荫：“老穆，你在军机最久，可曾见过这种新鲜把戏？” 
　　“从未见过。”穆荫摇着头说，“本朝只有臣工给太上皇请安的先例，从无给皇太后请安的规矩。” 
　　“那么，他们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谁也明白，是有意抬举太后，尤其是把给太后请安的折子与给皇帝请安的折子放在一起，更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来，给皇帝请安不过是一种礼节。六岁的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请安折，而给太后请安，才是真正地表达了尊敬的意思。 
　　赞襄政务大臣，受先帝顾命，辅保幼主，他们根本否认太后有接受任何外臣敬礼的资格，太后只是“母”后，在小皇帝未能亲政以前，不得不让她们为小皇帝代言，完成“亲奉纶音”的体制。太后没有独立的地位，如果有独立的地位，那就可以接收皇帝的权柄，使顾命大臣变得无所用其“赞襄政务”！ 
　　因此，顾命八臣，每一个都感受到了打击，“此例不可开！”肃顺很严厉地表示了他准备制止的决心，倘或封疆大吏，纷纷效法，群起尊奉太后，他们八个人的地位，立即就会动摇。“是！”杜翰附和着说：“此例一开，必起揣摩之风，说不定就有建议垂帘的，那时候再要压下去就吃力了。” 
　　“继园这话不错。”载垣作了个提示：“咱们就商量该怎么办吧！” 
　　“把他驳回去。”肃顺对焦祐瀛说，“你写个上谕，回头一起送给上头看。” 
　　“这……？”焦祐瀛踌躇了。干了十几年的军机章京，不知拟过多少谕旨，其中各种花样都有，但把请安折子驳回去，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竟不知如何着笔？ 
　　杜翰看出他的难处，便说：“当然也不光是驳回去。说不合体制，交部议处，就易于措词了。” 
　　“这怕不太好吧？”穆荫表示异议，“臣子给太后请安，皇上要处分这个臣子，那会引起物议。” 
　　“怕什么！”肃顺冷笑道：“越怕事，越多事。继园的主意好，就交部议处。还有，缟素期间，怎么能用黄折子？也一起给写上。” 
　　这就是欲加之罪了！请安折还能用白折子吗？穆荫心里这样在想，却再也不敢多说了。 
　　就在这时候，曹毓瑛出现在门口，他一向非奉召不入军机大臣直庐，此时自然是有特别紧要的公务，需要当面请示，所以肃顺丢下了焦祐瀛这面，招手喊道：“琢如，有事吗？进来，进来！” 
　　“是。”曹毓瑛手里持着一封信，安闲不迫地踱了进门，先朝上总请一个安，然后说道：“有个喜信，特来禀报列位王爷、大人。” 
　　这一说，无不深感兴趣，每一个人都在心里转一转念头，却都猜不出是何喜信？只杜翰说了句：“可是京里有什么消息？ 
　　请坐了谈吧。” 
　　“正是京里有消息。”他看一看苏拉端过来的椅子，偏坐在一边，看着手里的信：“京里得到消息，安庆克复了……。”就这一句话，顾命八臣，不约而同地轻呼一声：“哦！”个个都把身子往前俯了一下。 
　　“是八月初一克复的。文大人让朱学勤通知我，转陈列位王爷、大人，说消息绝对可靠，因未得曾国藩奏报，不便动用正式公文。”说完，把他手里那封信，顺手递交隔座的焦祐瀛。 
　　焦祐瀛不敢先看，恭恭敬敬地转奉载垣。大家一面传观，一面都兴高采烈地瞻望前途，说是安庆克复，直薄金陵，十几年大患，一旦敉平，足以告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自然也有人提到肃顺调护湘军的功劳，顺便灌上一顿米汤，把肃顺说得乐不可支。 
　　曹毓瑛表面附和着，心里深有警惕，他刚刚遣专人为恭王发了一封密札，心里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安庆的捷报，也转告恭王。因此，略略坐了一下，托词还有要事待理，辞了出来。 
　　等他一走，太后也随即派太监出来“叫起”了。顾命八臣个个精神抖擞，列班晋见，行过了礼，载垣朗朗奏道：“皇太后、皇上大喜！” 
　　两宫愕然，国丧尚未满月，何来喜事？说这话，措词就欠检点，只是不便当面给他钉子碰，唯有面面相觑而已。 
　　于是载垣便把安庆克复的确信，约略奏陈。这倒确是喜事，但西太后不愿现诸形色，而东太后反倒感伤，拿块素手绢擦一擦眼圈，叹口气说：“这个好消息，要早来一个月多好呢？” 
　　早来一个月，大行皇帝生前便得亲闻，这一桩喜事也许能延续他的生命亦未可知。肃顺感于知遇之恩，自然是最了解东太后的心情的，便出班磕一个头说：“此是大行皇帝在天默佑所致。神灵不爽，益切瞻依……。”说到这里，竟然哽着嗓子，不能毕其词了。 
　　“起来，起来！”东太后颇为感动，安慰他说：“这你也有功劳。”说着转脸去望西太后，仿佛要商量什么似地。 
　　西太后知道她的意思，赶紧抢在前面说：“都靠里里外外一条心，才有这个胜仗。朝廷自然要奖励出力人员，等曾国藩的折子到了再说吧！” 
　　这样暂且搁置，是在眼前最简单而无不妥的处理办法，肃顺和载垣都无异议。于是西太后便提到回京和登极的日子，登极不过行个典礼，或早或晚，均无不可，回京的日子肃顺原说过最早也得九月二十三，现在就依了他，自然也没有话说，要商量的只是许多细节。 
　　“既然定了日子，大家不必挤在一起走，在这儿没有事的，可以先走。”肃顺想了想说，“奴才的意思，各宫妃嫔，不妨早早回城，先安顿好了，等着伺候两位皇太后和皇上，岂不从容呢？” 
　　“这话不错。”西太后点点头，“过了节先走一拨吧！” 
　　“节前就可以走。反正今年不过中秋节。” 
　　国丧期间，没有年节，但是，只有几天的日子，“来得及吗？”东太后这样发问。 
　　“来得及，来得及！”肃顺一叠连声地答说，“奴才马上派人去拿二百辆大车，初十以前齐备，请皇太后传懿旨，让各宫妃嫔赶快料理，十一就走。” 
　　“好。”西太后又说，“到九月二十三怎么样？皇帝是跟着梓宫一起走吗？” 
　　皇帝离不开两宫太后，如果跟着梓宫一起走，那就都挤在一起了，办差十分麻烦，所以肃顺答道：“按规矩，皇上应该恭奉梓宫，沿途护视，可是皇上不曾成年，也不妨从权。奴才请皇上送梓宫离了热河，随着两位太后先赶回京，奴才亲自护送梓宫，按着站头走，这样子就事事稳妥了。”两宫太后略略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他的办法。“还有件事，恭理丧仪，怕的人手不够，把惇亲王也派上，多少也好帮你们一点儿忙。”西太后不等他表示意见，便看着载垣说，“马上写旨来看。” 
　　载垣答应着，回头向焦祐瀛使个眼色，他也不找待命的军机章京，到殿旁朝房，一挥而就，送了进去，两宫太后钤盖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图章，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事情就都办妥了。 
　　太后的话交代完了，就该载垣有所陈奏。第一件事就是要处分胜保、谭廷襄一案，等讲明了原因，载垣又说：“臣等受先帝顾命，赞禀政务、辅保幼主，事事以祖宗成例为法，别无他意。” 
　　这是解释不是故意与什么人为难，但东太后仍旧觉得诧异，用奏折给太后请个安，也不过表示一点敬意，有何不可？再说，别人敬重你，你反训斥别人一顿，这不是不识抬举吗？心里这样想着，便转脸去看着西太后，希望她能把他们驳回去。 
　　谁知西太后居然很平静地说：“既然成例不许，就交部议处吧！”说着，便亲手在这道明发谕旨的“钦此”两字上盖了“同道堂”的印，顺手拿了给东太后。 
　　这不是她尊重家法，她心里比东太后还气，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胜保还有一道奏请叩谒梓宫的折子，需要批准，所以特意有所让步，以便在这个折子上有话好说。 
　　如她所预料的，载垣对于胜保的另一个折子，建议“毋庸前来”，他的理由是：“军事要紧。况且就要恭奉梓宫回京了，不必多此一行。” 
　　“这怕不大好。”西太后的语气缓和，而措词有力：“人家用黄折子请安，交部议处，要来叩谒梓宫，又给驳了回去。外头不明白朝廷的苦心，倒象有意跟人家为难似地。如今打仗正得手的时候，士气要紧！咱们可千万不能做什么教带兵官觉得朝廷不体恤他们的事。” 
　　这一番话说得载垣哑口无言，肃顺局促不安，他觉得失策了。胜保原就有所不满，今天西太后这番话要传了出去，徒然又结一重怨，不智之至。 
　　这时载垣定一定神，还要勉强分辩：“圣母皇太后见得极是。臣等不让胜保来，无非怕在外的钦差、督抚都象他这样子，上折奏请，那会很麻烦。” 
　　“什么麻烦？” 
　　“那时候要不准，有胜保的例子在，要准了，都来叩谒梓宫，会耽误军事。” 
　　这是没话找话说，肤浅无聊的游谈，西太后微微冷笑了一下，竟似不屑答理，反倒是东太后说了句：“胜保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大行皇帝最喜欢的一个人，说要到灵前来哭一场，也是他做臣子的一番心意，凭什么不许他来呢？” 
　　这又是一个钉子碰了下来，但也亏得有此一碰，才能接上话茬儿，“是！”载垣慌忙答道：“臣等遵旨。” 
　　等顾命八臣退出，已到了传膳的时候，膳桌原是分开摆的，两宫太后因为有事商量，就吩咐在一张桌子上吃。两人相向而坐，小皇帝打横。这几天他玩蟋蟀着了迷，有一只由小太监建议，经他亲封的“紫头长腿无敌大将军”，是他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爱将”，不知怎么，不思饮食、毫无斗志，似乎是害了病的样子，小皇帝正责成张文亮“赶快把它治好”，此时急于“亲临视疾”，所以匆匆忙忙扒完一碗饭，吃了两块蜜糕，又喝了半碗汤，一溜烟走了。 
　　两宫太后等小皇帝离了桌，才能静下来谈话，谈的是如何传懿旨，让各宫妃嫔，先行回京，主要的难题是要决定什么人应该先走，什么人可以暂缓。 
　　东太后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一无成见，这个人就是丽妃。 
　　“丽妃跟咱们一起走。”东太后以一种裁断的语气说，“她身子不好，又带着大格格，要多照应照应她。” 
　　这话自然是西太后不爱听的，但她决不肯在这些小事上与东太后生意见，所以很快地表示同意。 
　　“至于别的人，我看，”东太后沉吟了一下说，“问问她们自己吧，谁愿意先走就先走。” 
　　这是个好办法。于是等用完了膳，随即吩咐敬事房传谕各宫，结果所得到的反应，大出两宫太后意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走，异口同声的回答是：“该当伺候两位太后，一起回京。” 
　　“那怎么办呢？”东太后皱着眉问。 
　　“我看，不是没有人愿意先回去，是日子太仓促了。”西太后算是看出了真相。 
　　“实在也不必这么急！”东太后是最肯体恤人的，皱着眉说，“到热河快一年了，这儿简直也就是一个家了，那能说搬就搬。唉…　。” 
　　这一声长叹之下，有着对于什么人深表不满而不肯说出口来的意味。西太后自然明白，这个人必是肃顺，心里在想： 
　　你也知道肃顺可恶了吧？ 
　　但是，她口中所说的，却又是一套：“姐姐，你如果觉得可以让她们晚一点儿走，那，明天你就跟肃六他们说一声儿吧！” 
　　这话使东太后大为诧异，每次召见八大臣，不都是你一个人拿主意，告诉他们如何如何？为什么这话又要别人来说呢？自己这样发问，却说不出口来，只怔怔地望着她。 
　　于是西太后又说了：“也不是为别的，每一次都是我驳他的回，我做恶人的次数太多了，怕肃六真的跟我顶撞，我得顾咱们的身分，还能在那儿跟他拍桌子吗？所以还是我自己忍着点儿，姐姐，你跟他说好了，他听你的话。” 
　　“妹妹，你这话可不对了！”东太后不知她的误会从何而来，只想着要赶快解释，“咱们俩，分什么你啊我的？肃六能听我的话，当然也能听你的话。就是他要记恨，也决不能记你一个人。” 
　　“话是不错。可是他们不会这么想。” 
　　“会怎么想？是在想，凡事都是你有意跟他们为难吗？” 
　　西太后苦笑了：“姐姐，谁象你那么忠厚呀？” 
　　“如果他们真的要这么想，我明儿个要跟他们说一句话，这句话一说，就全明白了。” 
　　“姐姐！”西太后等了一会，见她未说，只好追问：“你倒是要说句什么话啊？” 
　　不说话自然是有所踌躇。她对自己要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太过分了些，觉得应该重新考虑。但禁不住西太后尽拿敦逼的眼光盯着她，终于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我要告诉他们，你的话也就是我的话。谕旨、批答不是两颗印吗？那当然就是两个人的责任。” 
　　这是对西太后全力支持的表示，她心里不免得意，三言两语就换来如心如意的好处，然而也不免可怜她太老实，竟是如此容易受人摆布。 
　　因此，她觉得自己也应该特别有所表示：“既然姐姐这么说，我照你的意思办就是了。明天我跟肃六他们说。你说，让她们什么时候走啊？” 
　　“这……，”东太后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合适？让双喜去打听打听，得有几天的日子，才能把行李料理好？” 
　　于是双喜受命去访问各宫，同时又接到特别指示，去看看丽妃的情形。每到一处，无不听到怨声，太监宫女，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大骂肃顺不通人情，见了双喜，知道她是两宫太后面前的红人，纷纷诉苦，要求至少过了八月半，最好是二十开外动身。 
　　衔命遍访六宫的双喜，早知两宫的本意，成竹在胸，落得摆摆架子，显显手面，所以每遇拜托她向两宫进言，宽限日期时，她总是很神气地答道：“好吧，我跟两位太后去回。 
　　看主子赏不赏我这个面子？” 
　　于是总有人又这样说：“那还用说吗？谁不知道你是两位太后面前，言听计从的大红人儿？只要有你一句话，准成！” 
　　“那也走着瞧吧！” 
　　就这样，双喜大模大样地一处一处走过去，最后到了丽妃宫里，静悄悄地声息不闻。等咳嗽一声，便有个宫女叫福儿的，跑了出来，脱口便问：“双喜，你来找谁呀？可不是找你干兄弟吧？他给派到别处去了，你不知道吗？” 
　　太监和宫女喜欢结干兄妹，干姐弟，原是由来已久的习惯。丽妃宫中有个小太监，遇见双喜，总是巴结着叫“姐姐”，但双喜看不上他。于是就有人笑那个小太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话传到双喜的耳朵里，气得一天不曾吃饭。自然也最恨人家把她跟那小太监扯在一起。 
　　因此，这时听见福儿冒冒失失地开玩笑，顿时把她那张一路受了恭维，得意洋洋的俏脸拉了下来，一双金角眼一瞪，骂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看你这个浪劲儿，少在我面前摆！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干兄弟，干哥哥。” 
　　福儿一则知道是自己的错，再则也不敢得罪双喜，挨了顿臭骂，只得陪着笑，讪讪地问：“那么你找谁呢？” 
　　“反正不是找你！你不配！我告诉你，我奉东宫皇太后懿旨，有话跟你主子说。你能替你主子担得下来，我就把话告诉了你，马上就走，省得惹你们讨厌。” 
　　这一说把福儿的脸都吓黄了，慌忙告饶：“双喜姐姐，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跟你胡说八道了。再要说，就让我嘴上长个疔！” 
　　“哼！你也知道你自己是胡说八道？你们这儿胡说八道的人多着呢！主子宽厚，纵容成你们这个样子。不是喝酒，便是赌钱，输了就偷，再不然就是嚼舌头，弄些没影儿的话来糟蹋人！”双喜越说越气，狠狠地又加了一句：“赶明儿索性等我回明太后，一人一顿板子，都给撵了出去，也让你们主子少生一点儿气！” 
　　骂完了也不理福儿，管自己掀起帘子进了屋，恰好看到丽妃从里面出来，便定定神先请了一个安，抬眼看时，数天不见的丽妃，越发憔悴了。 
　　“双喜！”丽妃问道：“你在跟谁闹口舌呀？” 
　　“是福儿。说话好没有道理。” 
　　“别理她们。”丽妃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你忙得很，今儿来，必是有话说？” 
　　“是啊！太后让我来看创丽太妃。只怕回头太后自己还要来。” 
　　“啊，那不敢当。我到太后那儿去吧！”说着摸一摸脸，是要重新梳妆的样子。 
　　双喜便走过去揭开覆在镜子上的锦袱，上面薄薄一层灰，可以想象得到，丽妃已好几天不曾用过镜子了。 
　　自从大行皇帝崩逝，丽太妃自殉遇救以后，她就象变了个人似地，常常可以整天不说话，宫女问她，也只是报以茫然的眼色。原来就怕烦嚣、喜清静，现在越发厌烦有人在她眼前，所以宫女不奉呼唤，就听进了她的声音，也不去理她。这时在窗外看见双喜在替她们代为伺候，才不能不赶了进来当差。 
　　等打来脸水，扶着丽太妃坐下，她指着妆台旁边的一张凳子对双喜说：“你也坐！” 
　　“那有这个规矩？”双喜笑着回答。 
　　“你是客，跟她们不同。你坐着，咱们说说话。”一面说，一面去拖双喜的衣服。 
　　听她这样说，双喜才请了个安，在一旁坐下。映着北窗的光，细细打量着丽太妃，心里喝声采：真是个美人儿！那细腻得如象牙似地皮肤，黑得象漆一样的头发，以及那一双顾盼之间，慑人魂魄的眼睛，都不是一时的憔悴所能改变得了的。但是，虽美何用？只不过徒遭妒嫉而已。 
　　正这样想着，忽然听得有吟诗的声音，“谁呀？”她不由得问，“这么放肆！” 
　　有个宫女拉一拉她的衣袖，向窗外一指窗外一架鹦鹉，正学着丽太妃的声调在长吟： 
　　“争传婺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但得天家千万岁，此身何必怨长门？” 
　　怪腔怪调，那煞有介事的样子，惹得双喜笑了：“你这个小东西，越来越鬼了！你也知道吟诗？” 
　　双喜一面笑骂着，一面转脸去看丽太妃。这一看笑容顿敛，只见刚擦了一把脸的丽太妃，泪痕宛然，那不知名的幽恨浓浓地都堆在眉尖上。 
　　别的宫女相顾无语，双喜却忍不住相劝：“怎么又伤心了？丽太妃，你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太后的分上，太后只一提起来就发愁，怕丽太妃老这么伤心，于身子不好。” 
　　不说还好，一说越发勾起她的伤心，“也是为了太后，倘不是…　。”说到一半，她说不下去了，拿块热毛巾捂在脸上，好久才拿下来，眼泪虽已止住，眼圈却红得很厉害。 
　　那头白鹦鹉倒又在长吟了： 
　　“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约，此去惟应礼玉真。” 
　　这一次双喜已打算好了，赶紧打岔问道：“念的是什么诗呀？” 
　　丽太妃摇摇头，然后又说一句：“等几时闲了，我跟你慢慢儿说。其实，我也不太懂，这都是大行皇帝在的时候喜欢念的诗。” 
　　“我明白了，是大行皇帝常常念，这小东西听会了？” 
　　“倒不是从大行皇帝那儿学的。”有个宫女接口说了这一句。 
　　然则这是丽太妃最近常念的两首诗，总有番意思在内，那是什么呢？双喜起了好奇心，想着得找个人把这两首诗讲一讲才好。 
　　那头白鹦鹉也怪，不知它何以竟能记得那么多诗，这时倒又在念了： 
　　“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　。” 
　　刚只两句，双喜瞥见丽太妃又有伤心的模样，便蓦地站起来一拍手掌，喊一声：“咄！”把鹦鹉的“雅兴”给打断，然后转身过来，劝慰丽太妃。 
　　正摇着手，还未开口，外面朗声宣报：“母后皇太后驾到！” 
　　于是丽太妃慌忙拭一拭泪痕，一面起身，一面不安地说： 
　　“哟！我这副蓬头垢脸的样子，可怎么见驾啊？” 
　　双喜动作敏捷，取过一把黄杨木梳，先替她把头发捋一捋平，可是来不及戴上“两把儿头”，东太后已经踏了进来。 
　　丽太妃先迎面请了个安，接着便奉太后上坐，待行大礼。 
　　“不用，不用！”东太后指着丽妃的卧房说，“我到你屋里坐坐！” 
　　双喜听这一说，便先赶过去打起帘子，东太后一进屋，在北窗下大行皇帝常坐的那张“西洋梭化椅”上坐下，丽太妃跟了进来要磕头，让她止住了。 
　　“双喜呢？” 
　　“奴才在这儿伺候着哪！”双喜娇滴档地在门外答应了这一声，随即也掀帘进屋。 
　　“你倒好！让你出来办事，一去就没有影儿了。” 
　　双喜有意要显一显她在东太后面前的得宠，毫不在乎地笑道：“我正伺候丽太妃，等梳妆好了，要过去请安，谁知道你老人家等不及，倒撵了来了。” 
　　“也不是我等不及。”东太后看着丽太妃说道：“我想一想还是不要你上我那儿去的好，省得见了面，有人不痛快，给冷脸子你看。有两句话，还是我自己来跟你说吧。” 
　　这是指西太后，一见了丽太妃，总是冷冷地爱理不理。太后如此体恤，她又感激、又酸楚，强忍着眼泪答道：“太后的恩典，天高地厚，只怕我今生报答不尽了！” 
　　“你别这么说。”东太后的语气极平静，“我也不是对你特别好。对你好，也只能摆在心里，宫里这么多人，不能让人说我偏心。只是大行皇帝临终之前，一再嘱咐，要我好好儿照应你。你也该想着他身后还不放心你，自己当心自己的身子。象驾崩的那一天，你生了那么个拙主意，万一发觉得晚了，一口气接不上，你倒是落了个殉主的美名儿，叫我将来可怎么有脸见大行皇帝？” 
　　这一番话责备得很严，丽太妃十分惶恐，双膝一跪，涨红了脸说：“太后教训得是。从今以后，我一定时刻记着太后的话。” 
　　“对了，这你算是明白了，起来吧！”东太后极欣慰地说，“我还告诉你一句话，你带着大格格，九月二十三跟我一起回城。这一趟回去，也跟来的时候差不多，路上也舒服不到那儿去。你趁早把身子养养好，才吃得了这一趟辛苦。” 
　　“是！”丽太妃站起身问：“太后喝什么？我这儿还剩下一点儿好‘碧螺春’，沏了来你尝尝。” 
　　“不必了！我得走了。”东太后起身又说：“我把双喜留在这儿，让她陪着你说说话，解个闷儿。” 
　　这就是东太后的以德服人。丽太妃送了她回来，不住感叹，如槁木死灰般的一颗心，也渐渐萌发了一丝生趣，她留双喜在那里吃饭。各宫妃嫔都自己有小厨房，银米食料，定下分例，按月或按日支领，丽太妃占便宜的是有个大格格，皇女的分例仅次皇子一等，并在一起支用，相当宽裕。而且大行皇帝在日，除了正膳由御膳房伺候以外，消夜小饮，常由这里当差，掌勺的宫女，手艺极高，所以丽太妃宫中的饮馔精洁是有名的。这天为了巴结双喜，小厨房里特别做了几样好菜，小锅烹制，一离火就上桌，光是这一点，就是御膳房貌合神离，虚有其表的大件菜所不及的，因此，双喜以作客的身分，摆脱拘束，放量吃了一顿好的。 
　　吃得太饱，须饮加姜熬浓的普洱茶消食，才喝了一碗，到了宫门下钥的时候，沉默得太久的丽太妃，难得有此心境比较开朗的一天和可以谈得来的一个伴侣，所以听说双喜要走，顿觉黯然，怯生生地只把一双仿佛充满了离绪别意的眼睛望着她。 
　　双喜原就舍不得走，再看到她的神情，益觉于心不忍，便把心一横说：“反正我是奉了旨的，今儿不回去也不要紧。跟太后去回一声就是了！” 
　　这一说，丽太妃愁眉顿解，立刻叫了一个太监到烟波致爽殿去奏禀，说双喜奉懿旨陪伴丽太妃，得要明天上午才能回去。 
　　宫女在妃嫔卧房中陪夜，照例是在床前打地铺，丽太妃不肯委屈双喜，要让她一床睡。这张七尺宽的红木雕刻、螺甸镶嵌的大床，大行皇帝曾经睡过，双喜不敢僭越，于是另外移了张藤榻来，铺好被褥，关上房门，丽太妃和双喜都卸了妆，却还不肯上床，坐着闲谈。 
　　一灯荧然，两心相照，丽太妃凄凄恻恻地吐露了无限幽恨。双喜无法安慰她，她也不曾希望从双喜那里得到什么安慰，能有一个人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她细诉，在她便觉得是很难得的了。她早就看出，天下最势利的地方，莫如深宫，承恩得宠时，没有一个人不是把她捧得如凤凰似地，一旦色衰宠歇，所见到的便都是冰冷的脸，除非有权势，而权势如今在“西边”手里，倘非太后调护，只怕命运还要悲惨。 
　　“唉！”神色凄黯的双喜叹口气，“说来说去，大行皇帝不是这么早归天就好了！” 
　　“这就是那两句诗了：‘但得天家千万岁，此身何必怨长门？’” 
　　一提到此，正好触及双喜的疑团，随即问道：“丽太妃，你不是要给我讲一讲那两首诗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老念老念的，连鹦鹉都听会了！” 
　　“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念哪那几首诗，心里就好过些。”丽太妃又说，“是大行皇帝教我的，我模模糊糊也懂，可是要叫我讲，我就讲不上来了。” 
　　“说个大概的意思吧！” 
　　丽太妃想了想答道：“这一共是六首诗，题目叫做《古意》，是咱们大清朝刚进关的时候，江南一个姓吴的才子作的。大行皇帝跟我说，这六首诗，大概是指顺治爷的一个废了的皇后，怕犯忌讳，故意安上那么一个题目。” 
　　“诗里可说的什么呀？” 
　　“那还有什么？无非红颜薄命四个字。” 
　　谈到这里，双喜始终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丽太妃爱念这几首诗的原因，却是明白了，必是这些诗中的意思，恰与她心里的感触相同，正好借它来诉自己的苦。 
　　但是，那是个废了的皇后，这是个得宠的妃子，何能说得到一处？双喜真个越弄越糊涂，想一想好象有一点相同，便即问道：“顺治爷可是跟大行皇帝一样，也是年轻轻的就驾崩了？” 
　　“是啊！” 
　　“多可惜！”双喜忽有感慨，“当皇上都是天生来的福命，可是坐不了几年江山，就撒手去了，想想真是没有意思。” 
　　“就是这话罗！所以，”丽太妃忽然问道：“双喜，你今年多大？” 
　　“十九。” 
　　“那还得几年。不过，也说不定。” 
　　“丽太妃，”双喜忍不住抢着追问，“你说的倒是什么呀？” 
　　“我是说，多早晚才能放你出宫？”丽太妃握着她的手，很恳切地说：“太后宠你，又是位最能体恤人的，一定不会耽误你的青春，早早放你出宫，多半还会替你‘指婚’，那时你可拿定了主意，千万别贪图富贵人家，宁愿清寒一点儿，顶顶要紧的，得拣个年纪轻，无病无痛的，一夫一妻，白头到老，比什么都强。” 
　　双喜知道这是丽太妃亲身经验的肺腑之言，便也顾不得害羞，微红着脸，十分感谢地说：“丽太妃，你给我这几句话，可真比金子还贵重！太后倒是问过我，说是愿意拣个什么样的人家？” 
　　“你怎么说呢？” 
　　双喜低着头答道：“我不肯说，太后逼着非说不可，我就说，一个包衣人家的女儿，还能拣吗？太后说：包衣又怎么样？包衣当大官儿的也多得很，全看有人照应没有。太后又说，你要是觉得包衣身分低，我给你指一个‘上三旗’的，三等‘虾’里头，年轻没有成家的多得很，你要愿意，我给你挑一个。只要肯上进，还结个十年八年，放出去当‘将军’，那就跟督抚并起并坐了。如果你贪图眼前舒服，我在内务府里替你找，再派上一两桩好差使，那也行。你自己说吧！” 
　　“你又怎么说呢？” 
　　双喜抬起头来，反问一句：“你想呢？” 
　　双喜也是争强好胜的性格，不言可知，是想指配一个“上三旗”的三等“虾”——三等侍卫，将来说不定出将入相，便好受一品诰封。 
　　于是丽太妃想了想，这样劝她：“‘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我不能说你的打算不对。不过我总有这么一个想法：亲事总要相配。谁要是觉得自己委屈了，或者高攀了，心里拴着个疙瘩，迟早会出毛病。把夫妇之情弄拧了，那可是神仙都救不了的心病，弄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女人。” 
　　双喜很细心地琢磨着她的话，颇有领悟。说觉得自己委屈了，譬如英俊多才的贵公子娶个丑媳妇，或者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嫁个人才不出众的寒士，心里千万个不情愿，一见了那口子，先就生气，这当然是怨偶。但说觉得自己高攀了，心里也会拴个疙瘩，这话，他人就见不到了。细想一想，自己果然嫁了个“上三旗”的名门之后，时时刻刻记着身分配不上人家，但凭太后指婚，拿鸭子上架，疑惑那口子嘴上不说，心里抱屈，这一来，自己必是老觉得欠了人家一点儿什么似的，那还有一天舒坦的日子好过？ 
　　“嗳！”双喜以一种庆幸未犯错误的欣快声调说道：“多亏你这几句话，我算是想明白了。” 
　　这样的神态和语言，对丽太妃是安慰，也是鼓励，让她意识到自己的活着，对别人还有点儿用处。于是笑着问道： 
　　“你怎么想明白了？说给我听听！” 
　　双喜的想法，实在很简单，就是丽太妃所说的那一个“配”字，“匹配”才是“良缘”，要嫁一个身分相等、家世略同，不必太聪明能干，但心地厚道，肯上进的人。只是这番想法，到底还不好意思细说，只红着脸笑笑答道：“反正我自己明白就是了。”她又加了一句：“我也不打算求太后的恩典。” 
　　这样的表示，不难看出她内心中所持的态度，丽太妃在欣慰之外，也有浓重的感慨，都说“不幸生在帝王家”却不知嫁在帝王家，更为不幸。 
　　两人心里都有许多事在想，一个在回忆过去，一个在憧憬未来，因此脸上的表情也大不相同，直待烛花轻声一爆，才把她们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不早了！丽太妃请安置吧！” 
　　丽太妃摇摇头：“你要是困了，你先睡吧！我还坐一会儿。” 
　　“那我就再陪你聊一会儿。” 
　　“不！”丽太妃说，“你别管我，我每天都是这个样，有时一坐就是整夜。” 
　　双喜一惊，“一坐就是整夜，那怎么行？”她又很郑重地说：“丽太妃，你可千万不能再糟蹋自己了！”双喜激动了：“你这样子，让太后伤心，除了一个人以外，谁都会替你伤心。” 
　　这话使她动容，想一想自己虽斗不过，而且也无意去斗“这一个人”，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叫“这一个人”暗暗称快，而让其余的许多人伤心！所以她再一次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那就睡吧！”她说，“我试一试，看看能把心静下来不能？” 
　　第二天一早，双喜道谢辞去，回到烟波致爽殿，把丽太妃感激东太后苦心回护，以及决心打起精神，好好过日子的话，悄悄密陈。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东太后算是了却了一件心事，少不得又把双喜夸奖一番。 
　　接着谈到她衔命遍访各宫的情形，东太后又与西太后商量，定了八月二十起始，各宫妃嫔，陆续启程。然后把敬事房首领传来，命他分别通知内务府和各宫，各自准备。这里面有许多琐碎的细节，大部分是各宫妃嫔为了自己方便而提出来的要求，需要太后亲裁，足足忙了两天，才得料理清楚。 
　　但这是东太后在忙，西太后有意不问这些宫闱琐屑，她所留心的是臣工章奏。这天内奏事处递上来一个黄匣子，打开一看，第一道奏折，具衔“山东道督察御史”董元醇，原以为是纠弹失职官员，看不了数行，瞿然动容，不由得念出声来： 
　　“窃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何谓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肝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机，以天下养，不亦善乎？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 
　　念到这里，西太后停下来想了一下，看这道奏折的措词，是暗指顾命八大臣专权，对太后垂帘的理由，说得还不够透彻，且看他“理宜守经”说的是什么？于是接着往下念道： 
　　“何谓守经？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公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更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划，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至朝夕纳诲，辅翼圣德，则当于大臣中择其治理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典，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可以详悉，而圣德日增其高深，此所谓理宜守经也！” 
　　念完这道奏折，她的心境就如当年听到被选入宫的消息时那样，除了一阵阵的兴奋以外，只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上这奏折的董元醇是怎样的一个人？这道奏折的本意，是与顾命八大臣作对，还是为恭王说话，或者目的在窥探意旨？难以分明。同时她也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个折子，是照一般的惯例发下去，还是在召见八大臣时当面交代处置办法，如果是这样做，又该如何交代？ 
　　她的心里乱得很，好久才能静下来，前前后后细想了一遍，觉得这件大事，无论如何，非先跟东太后商量不可。 
　　等把这道奏折的内容讲清楚了，东太后脱口说道：“这个折子，好象专为六爷说话似地。” 
　　这是旁观者清！西太后心想，本来所陈的三件事之中，所谓“理宜守经”一说，“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理由十分牵强。但是，这一来倒却好证明不是恭亲王的授意，如果他要指使言官，上折试探，有的是好笔墨，不会找到这么个文字不痛不痒的人来出面。 
　　于是她说：“算起来，六爷怕是今天，明天才得到京。这个姓董的御史，不会是六爷找出来的人，也许京里已经有了风声，这姓董的特意来这么个折子。” 
　　“这姓董的是什么人啊？” 
　　“谁知道呢？”西太后又说：“火候还不到，夹生的端上桌来，可真难吃了！” 
　　她是说，这垂帘之议，发之太早，反难处置。东太后亦深以为然，想了想说：“咱们先把它‘留’下吧！慢慢儿再看。” 
　　这个办法，恰与西太后的打算相同。她的用意是有所等待，等待恭王到京以后有消息来，同时要等待顾命八大臣表示态度，以逸待劳，较易措手。 
　　因此，第二天一早，军机章京到内奏事处领折，逐件核对的结果，前一天的奏折就少董元醇的一件，而“奏事档”上写着一个“留”字，表示“留中”。 
　　曹毓瑛早就料到西太后会作此处置，因此等领折的章京回来，他先问了一句：“全领回来了？” 
　　“‘千里草’的那件‘留’下了！” 
　　他还要说什么，对面八大臣治公的那间屋里，已经有了步履声，咳嗽声和吐痰的声音，便不再开口，心里在估量，等回明了领折的情形，会有怎样的反应。 
　　果然，对面立刻就派人来请了。曹毓瑛到了那里，请过了安，然后把领回来的折子呈了上去，同时说道：“董元醇封奏一件，没有发下来。” 
　　一听他这话，杜翰第一个就勃然作色，“这怎么行？”他大声嚷道：“这道折子不能留中的！” 
　　载垣也表示不满：“全是这样子，把折子留下，咱们还能办事吗？” 
　　肃顺则比较沉着，摆一摆手说：“慢慢儿商量！慢慢儿商量！” 
　　曹毓瑛很知趣，知道他们有许多话是不肯在他面前说的，所以退后两步，请个安转身离去。刚回到自己屋里，只见杜翰走了出来，大声喊道：“来人哪！” 
　　于是有个苏拉赶紧奔了过来，垂手喊一声：“杜大人！” 
　　“你到内奏事处，跟他们说，昨儿送上去的折子，还少一件。跟他们要回来。”杜翰又加了两个字：“快去！” 
　　那苏拉答应着，疾步而去，不久回来复命，说内奏事处已经到太后那里去要了。要到了立刻送来。 
　　又过了不久，内奏事处的太监来回报：“董元醇的折子‘西边’留着看！” 
　　载垣冷笑一声，没有作声。其余的几个大老，因为肃顺有“慢慢儿商量”的话，一时也不便表示意见。当天照常处理政务，把董元醇的这个折子，暂时就搁下了。 
　　在宫里，东西两太后却又关起门来在密议。内奏事处根据赞襄政务大臣的通知，去要那个折子，已颇惹得西太后不快，奏章“留中”，诚然不合常规，但毕竟是君上的一种特权，这个特权运用得妙，可以化戾气为祥和，当然，特权只好偶一为之。象董元醇这个奏折，西太后在经过前一天晚上，灯下独自思考的结果，原准备长此搁置，不作任何批答，等恭王有了消息来再说。这“留中不发”，亦无任何结果，在军机处的术语，叫做“淹了”，既为大水淹没，谁也不必再去探问下落，同时谁也没有责任，所以是不会有冲突发生的。 
　　现在顾命八臣，不肯让这个折子“淹了”，那就逼得西太后非处置不可了。照她的意思，下一天召见，准备公开表明，接纳董元醇的建议，但处事一向平和的东太后，认为这样的表示太强硬了，恐怕“做不通。” 
　　谈到实际效果，西太后不能不认真考虑。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和力量，还不到说一不二，要如何便如何的程度。这样，不能不想一个迂回缓和的办法。 
　　于是，她想到了恭王，随即又想到绝妙的一计，喜孜孜地对东太后说道：“咱们来个‘花花轿子人抬人’！” 
　　这是句南方的俗语，只到过广西的东太后不知意何所指？ 
　　便说：“你别跟我打哑谜了，有主意就干脆说吧！” 
　　“咱们一件一件商量。先说给皇帝添派师傅…　。” 
　　“那是应该的。”东太后打断她的话说，“这用不着商量，只让大家保荐能当师傅的人就是了。” 
　　“好！”西太后用长长的指甲，在原折上刻了一道“掐痕”，同时又说：“这是一件，商量定了。再说垂帘——那些人一张嘴就是‘祖宗家法’，家法可也不是那一朝祖宗一手定下来的，时世不同，该变就得变，怎么个变法儿，咱们没有主见，让大家公议好了。国有大政，下王公大臣会议，不也是‘祖宗家法’吗？” 
　　“这话不错。可有一件，‘他们’人多，七嘴八舌，斗口斗不过他们，这个办法还是不管用。” 
　　“不要紧，我另外还有办法。”西太后很得意地说，“用人的权柄在上头，‘简派亲王一二人’，帮着顾命大臣办事，谁能说不行？咱们现在先让他们写旨，把简派亲王的名字空着，回头就填上六爷的名字，或者再加上七爷。这一来，会议的时候，六爷自然就会布置，预先安下人，不怕斗不过他们。” 
　　东太后这才明白那句俗语的意思，是先把恭王抬起来，再由恭王来抬两宫。这一个彼此援引的办法，看起来比较光明正大，而且也不伤和气，东太后自然赞成。 
　　于是第二天上午召见时，西太后把董元醇的折子发了下去，说了处理的办法，吩咐：“写旨来看！” 
　　顾命八臣，相视失色。载垣首先提出抗议：“启奏太后，这个折子不该这么办。” 
　　刚说了这一句，西太后用极威严沉着的声音，把他打断： 
　　“那么，你们说，该怎么办？” 
　　杜翰有一套话要说，便想越次陈奏，忽然觉得有人轻轻把他的衣服拉了一把，一看是肃顺，就不作声，让他去说。 
　　“奴才几个下去商量定了，写旨上来。” 
　　这是虚晃一枪，西太后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旨意既已述明，不必多说，让他们写了旨看，有不妥地方，另作指示，也还不迟，所以点点头说道：‘好吧！你们下去，照这个意思，商量好了，写一个‘明发’来看。” 
　　这八大臣退出烟波致爽殿时，一个个脸色铁青，默然无语，但心里有个相同的想法：这是恭王与西太后密议的结果。有些人甚至认为西太后所指示的处置办法，也是预先说好了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她会如此“内行”，所说的话，不但合于体制，而且恰中符节。 
　　到了军机直庐，杜翰首先吩咐，保持警戒，把仆从苏拉，一律驱得远远地。等关上房门，端华第一个先嚷了起来：“如何？我说恭老六这一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果不其然。这还是第一步，不给个下马威，后面的花招儿还多着哪！” 
　　“闲话少说。”载垣愤愤地说了五个字：“写‘明发’痛驳。” 
　　大家都无异议，接着便开门请军机章京来写旨。这天的领班是新近从京里调来的吴兆麟，当差很巴结，可是行情却不大摸得清楚。他把董元醇的“敬陈管见”一折拿了回来，跟他班上有数的几个好手一商量，大家早存戒心，都不愿意办这件烫手的案子，异口同声地表示，非他的大手笔不可。于是吴兆麟也就当仁不让了。 
　　他握着笔心里在想，所谓“痛驳”，不过在道理上驳倒了事，措词不妨婉转，这也是多少年来尊重言官的传统。因此，简简单档地一挥而就，用的都是四平八稳的套语。写完又找同事来斟酌，大家都说“很妥当”，他自己也觉得毫无毛病，随即送了上去交差。 
　　那知载垣才看了两三行，双眉就打了个结，等到看完，大摇其头：“不行！不能用！” 
　　焦祐瀛与军机章京的关系不同，赶紧为吴兆麟回护，“看一看，看一看！”他走上来说，“有不妥的地方，改动一下子。” 
　　“甭看了！”载垣把原折和旨稿一起递了过去，用“麻翁”这个昵称对焦祐瀛说：“麻翁，你来动手弄个稿子吧！痛驳！非痛驳不可。” 
　　吴兆麟一听这话，讪讪地退了出去。这一下，焦祐瀛想不动手也不行了，略略思索了一下，有了个大致的意思，便即下笔，连写带改，不过半个时辰，便已脱稿。 
　　稿子仍旧由载垣先看。因为是“明发上谕”，第一段照例撮叙原折案由，以明来源，没有什么看头。第二段一开头就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看到这里，载垣击节称赏：“这才是大手笔，几句话就击中了要害！”说着他又把这一段文字念了一遍。 
　　“果然好！”肃顺也称赞：“立言得体。” 
　　听得这话，焦祐瀛脸上飞金，笑容满面地谦虚着：“那里，那里？王爷和中堂谬奖了。” 
　　“别客气了！”端华提议：“干脆让麻翁自己念吧。” 
　　于是焦祐瀛从载垣手里接过自己的稿子，站在中间，扯开他那天津卫的大嗓门，朗朗诵念： 
　　“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一切事件，应行降旨者，经该王大臣等缮拟进呈后，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系属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应行批答者，亦必拟进呈览，再行发还。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 
　　这一段念完，焦祐瀛停下来等待批评。景寿本想说话，“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两宫受大行皇帝亲手所赐，抹煞这个事实，有欠公平，而且出以幼王的口气，也有伤忠厚。 
　　只是他向来口齿拙讷，未及开口，杜翰已大赞“得窍”，其余的人，哗然附和，景寿就再也无法启齿了。这时焦祐瀛又精神抖擞地“痛驳”另简亲王之议，他是这样写的： 
　　“伏念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祖训，轻议增添？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 
　　“不错！这‘非臣下所得妄议’，前面也说得很透彻。不过…　。”载垣说到这里，环视诸人，作了个征询意见的表情。为了迎合载垣，杜翰很直率地说：“似乎还不够一点儿！” 
　　“对了。”端华也说，“我听着也象是少了一两句话。好有一比，好有一比…　。” 
　　他的比方没有想出来，肃顺不耐烦了，手一挥，向焦祐瀛说道：“不必客气，给加两句训斥的话！这姓董的，心眼儿太脏！” 
　　“嗯，是！”焦祐瀛口里答应着，脸上却有踌躇之色。 
　　“麻翁，”杜翰指点他说：“来两句诛心之论，再断然痛斥一句就行了。” 
　　大家都如此说，焦祐瀛便也不暇多推敲了，坐下来提笔在“朕亦必重治其罪”之下，添了两句：“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这一添改，端华大叫：“痛快，痛快！”除了景寿默不作声以外，其余的亦都表示十分满意。 
　　最后还有一段，是关于“朝夕纳诲”的，也一概严词驳斥。这一节，在原折就是个陪衬，无关宏旨，所以驳斥的理由，亦就不暇去推敲了。 
　　定稿以后，载垣吩咐：“立刻缮具，马上送进去。” 
　　为了求迅速，焦祐瀛亲自到军机章京办事处所去料理。谕旨的款式，“廷寄”每页写八行，“明发上谕”每页写六行，每行的字数都有一定，因此眷清的时候，可以算准字数，分别抄缮，等找齐并在一起，上下合拢，只字不错，这有个专门称呼，叫做“伏地扣”。焦祐瀛原是弄惯了这一套的，亲自指挥之下，自然丝丝入扣。须臾抄成，他跟吴兆麟两人，一个看，一个读，校对无误，随即装入黄匣，送到内奏事处，转递进宫。 
　　西太后才看了几行，脸色大变，再看下去，那双捏着奏折的手，不断发抖，及至看完，竟顾不得太后的仪制，霍地站起身来，带翻了放在茶几上的黄匣，也不管了，踩着“花盆底”，结结阁阁一阵急响，直奔东暖阁。把走廊上的宫女们吓坏了，不知出了什么事？ 
　　这时刚传完膳，东太后正喝着茶，拿枝象牙剔牙杖衔在嘴里，一看西太后冲了进来，脸色发青，嘴唇发白，形容可怕，慌忙起身问道：“妹妹，怎么啦？” 
　　“姐姐，你看，”西太后使劲把那道“明发”一甩，“简直要反了！” 
　　东太后知道事态严重，自己对自己说，要稳住了！因此她先不作任何表示，从西太后手里接过谕旨，摊在炕几上，细细看了下去。 
　　她肚子里的墨水有限，但这些奏折和上谕上习用的套语，听也听熟了，所以看得虽慢，却没有不明了的意思。等到看完，自然也很生气，“这真是不成话！”她指着最后一段又说：“就象‘朝夕纳诲一节，皇考业经派编修李鸿藻充朕师傅，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这简直就不讲理嘛！皇帝不能只有一个师傅，说请添派一两个人，那儿说错啦？怎么也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亦毋庸议’呢？” 
　　“哼！”西太后冷笑道：“这在他们又算得了什么？连咱们姐儿俩，他们都没有放在眼里，把‘御赏’和‘同道堂’两个图章，愣给拨皇帝帐上！这还不说，什么叫‘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打狗还看主人面，皇帝能用这种口气训斥董元醇吗？姐姐，这几个混帐东西，无父无君，皇帝要落在他们手里，你看会调教成一个什么样子？还不调教得忤逆不孝吗？那时候还有咱们过的日子吗？” 
　　东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殊属非是”这种话，等于皇帝反对太后，大为不妥，于是摇着头说：“是啊，实在不象话！” 
　　“还有，”西太后又指着第二段说“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这话又那儿错了？怎么问他：‘是诚何心？’，哼！”她的脸色越发阴沉了，嘴角两条弧线，斜斜垂下来，十分深刻，微微点着头，慢慢说道：“我倒明白了！”东太后不知她想到了什么，怔怔地望着她，只觉得她的脸色越看越叫人害怕，于是便低声劝慰她说：“妹妹，闹决裂了不好，你总要忍耐！” 
　　一听这话，西太后大起反感，但是她极快地把一股怒火压了下去，很冷静的体认到一个事实，东太后和皇帝，现在正在对她最有用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可自己先生意见。因此她特别摆出一副顺从的面貌，深深点头，先表示接受劝告。但是，话还是要说，“姐姐，”她也放低了声音，“事情到这个样子，咱们可一步走错不得，要不然，那可真难说了。” 
　　听她这话后面似乎隐藏着不测之祸的语气，东太后吓得怦怦心跳，伸出一只冷汗的手，捏着西太后的手腕问道：“妹妹，你说明白一点儿！” 
　　“你总听大行皇帝讲过，咱们大清朝开国的时候，那些事儿吧？” 
　　“听说过啊！难道……？”东太后想到那些诸王砍杀的骨肉之祸，打了个寒噤，说不下去了。 
　　西太后似乎未曾看见她的神色，管自己说了下去：“载垣这个王爵怎么来的？还不是当年老怡王帮着雍正爷的功劳吗？” 
　　一提到雍正朝的伦常剧变，东太后越发心惊胆战，“妹妹，”她颤声问道：“你说，他们敢那样子吗？” 
　　“有什么不敢？”西太后逼视着她说，“你倒想一想，那一朝的军机大臣，胆敢阳奉阴违，不照上面交代的话写旨？又有那一朝的军机大臣，胆敢公然来要留中的折子？六爷那么精明强干的人，他们都敢跟他作对，还怕着咱们孤儿寡妇什么？” 
　　这倒不是她故意吓人，说实在的，她内心中亦有此恐惧，尤其因为绝大部分的禁军在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手里。东太后还想不到此，但已被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那，妹妹，那该怎么办呢？我看，总得要忍，等回了城再说。” 
　　“回了城是回了城的话。”西太后毅然决然地说道：“还是要召见，问个明白。” 
　　“不，不！”东太后摇着她的手说：“慢慢儿再说。一下碰僵了，反而逼出事来。” 
　　西太后当然希望激起她的愤怒，好联成一条心来对付这跋扈的八臣，但是也不希望她过于胆小软弱，所以特意用不在乎的口气鼓励她说：“姐姐，你别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凡事有我！” 
　　东太后无可奈何，只一再叮嘱：“回头好好儿说，话别太硬了！” 
　　“我懂！”西太后说了这一句，走出东暖阁，传懿旨：“请皇帝来！换上袍褂。” 
　　皇帝跟小太监正在后苑斗蟋蟀，玩得正起劲，听说太后传唤，老大不愿。但张文亮知道，要换袍褂，是有正经大事要办，于是又哄又骗地把皇帝弄出了后苑，等换好衣服送到殿中，两宫太后已端然坐在御案后面等候，同时顾命八大臣也已应召而至了。 
　　在西太后，自然知道这一次见面，必有一番激烈的争执，东太后是个在这种场合，派不上用处的人，一个人对付八个人，舌战群儒不见得能占上风，所以面色凝重，如临大敌。 
　　至于顾命八臣，原来还存着一个想法，以为两宫召见，可能是对这道“明发上谕”的内容，要讨价还价一番，果真如此，为皇帝添派师傅，自然可以让步，此外两点，特别是简用亲王一节，决无通融的余地。其后接到来自烟波致爽殿的太监的报告，说是西太后怒不可遏，这才知道不是什么讨价还价，而是根本作不成交易。事到如今，如箭在弦，肃顺把载垣、端华找了来，匆匆商谈了一番，然后载垣又把杜翰拉到了一边，耳语了几句，才一起进见。 
　　因为各存戒心，所以一上来的气氛就显得异样地僵冷难堪，连六岁的小皇帝都觉察到了。平时随两宫临御，总显得有些不安分，要东太后不断叮咛哄骗，甚至轻声呵斥，才能安静下来，这天在东太后身边，不言不语，只是仰着头，以畏怯的目光，看着他生母的深沉的脸色。 
　　行过礼起来，有片刻的僵持，然后西太后以严厉的眼色，慢慢从八大臣脸上扫过，用极冷的声音问道：“这道上谕，是谁让这么写的？” 
　　“是臣等共同商定的。”载垣这样回答。 
　　“你们都是国家大臣，在内廷当差多年，我倒要问你们，什么叫‘上谕’？” 
　　这话问得很厉害，如照字面作最简单的解释：“上面所谕”，那么这道明发就显然违旨了！载垣一时无从置答，便把身子略闪了闪，这是一个暗号。 
　　于是杜翰越次陈奏：“跟圣母皇太后回奏，皇帝出面所下的诏令，就是上谕。” 
　　“对了，皇帝还小，所以…　。” 
　　“所以，”杜翰抢着说道：“大行皇帝才派定顾命大臣，辅弼幼主。” 
　　这样子不容“上头”说话，岂止失仪，简直无人臣之礼，照“大不敬”的罪名，不死也可以充军，而杜翰居然就这样做了！两宫太后相顾失色，尤其是西太后，那股怒气一阵一阵往上涌，差点就按捺不住。但是，她终于还是忍了下去，只暗暗咬着牙在心里说：我非垂帘听政不可！等把权柄收回来了，看我收拾你！ 
　　这一转念间，她复趋冷静，冷笑一声：“哼！你们辅弼得好！借皇帝的口气训斥太后，天下有这个理吗！” 
　　这时载垣又说话：“上谕上，并无对太后不敬之词。” 
　　“那么，这‘殊属非是’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是指斥董元醇的话。” 
　　“董元醇为什么该指斥？” 
　　“因为，因为董元醇莠言乱政。” 
　　这“莠言乱政”四字，西太后不大听得懂，但也可以猜得出来，便问：“董元醇的话错了吗？错在那儿？” 
　　载垣未及开口，肃顺已作了回答：“董元醇的错在那儿，谕旨上已说得明明白白，请太后自己看好了！” 
　　他的声音很大，且以突出不意，把小皇帝吓得一哆嗦，越发往东太后怀里去躲。西太后一眼瞥见，更生警惕，如果不能垂帘听政，幼主在他们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 
　　这一转念间，她更坚决也更冷静了，拿起了道上谕看了看说：“好！那我问你，替皇帝添派师傅，这也错了吗？难道皇帝在书房里，只有一位师傅？” 
　　提到这一点，东太后也有话可说了：“师傅是要添派，大行皇帝在日，就跟我提过，说还要找道德好、年纪长的大臣，派在上书房当差。” 
　　“你们听见了没有？”西太后看着杜翰又说，“别人不知道，杜翰总该知道，当初先帝的师傅，除了你父亲以外，还有几位？” 
　　“奴才知道。”肃顺很随便地接口，“大行皇帝跟母后皇太后说的话，跟奴才也说过，说过还不止一遍，不过那得等回了城再办。此刻是在行在，皇上也刚启蒙，李师傅一个人尽够了。” 
　　“就算一个人够了，难道说都说不得一句？” 
　　这是针对“亦毋庸议”那句话所提出的反驳，而肃顺居然点头承认：“对！说都说不得一句。凡此大政，奴臣几个受大行皇帝的付托，自然会分别缓急轻重，一样一样地办，非小臣所得妄议。而且董元醇也不是真有什么见解，无非闻风希旨，瞎巴结！” 
　　这一番话说得西太后怒不可遏，一拍桌子，厉声训斥：“你们八个太跋扈了！不但一手把持朝政，还想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你们眼里还有皇帝和太后吗？” 
　　肃顺丝毫不让，抗声答道：“本来请太后看折子，就是多余的事！” 
　　西太后既怒且惊，还怕是自己听错了，所以追问一句： 
　　“什么？” 
　　那里是听错了？肃顺用极大的声音又说：“顾命之臣，辅弼纳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 
　　西太后气得发抖，东太后也是脸色发白，惊恐莫名，小皇帝更是两眼睁得极大，齿震有声。这副可怜相，看在西太后眼里，顿生无限悲痛，而从悲痛中又激生了责任感和勇气，于是态度更加强硬了。 
　　“皇帝在这里，”西太后指着幼主说，“他还不会说话，你们自己看吧，六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姐妹俩替他作主，谁替他作主？”说到这里，她把董元醇的原折和拟进的上谕往前面推了一下：“你们可听清楚了，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些折拿回去，照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写旨！” 
　　争了半天，又绕回原来的地方！载垣和肃顺非常懊恼，互相对看了一下，是用眼色来商量如何处置，这时杜翰又感到自己该说话了，踏上一步，扬着脸说：“国事与家事不同。请太后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哼！”西太后冷笑道：“太后的话说了不算，皇帝可又太小，还不懂事。照这样子，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何必还要问我们姐妹俩？” 
　　这几句话，语气比较平和，但驳得极有力量，顾命八臣一时都作不得声。最后是杜翰愤愤地说了一句：“太后如果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 
　　“你要抗旨吗？”西太后厉声责问。 
　　“臣不敢抗旨，可是请太后也别违反祖宗家法。”杜翰的声音也不轻。 
　　当此开始，一句钉一句，各不相让，争辩的声音也一句高似一句，若大的殿廷似乎都震动了。太监宫女，无不惶然忧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就是大行皇帝在日，遇到丧师失地的军报递到，龙颜震怒，拍案大骂，也不致如此令人惊恐。 
　　太监宫女都是这样，小皇帝更可想而知了。在他眼中，那八个人其势汹汹，似乎要动手打人似的。他想问一问，却容不得他开口，他想找着张文亮带他去躲起来，却又看不见张文亮的人影，而且被母后紧紧搂着，也不容他躲开。 
　　于是他只有忍受着恐怖。尤其是见了肃顺的那张大白脸，不断想起别人为他所描摹的奸臣的恶相，所以只要肃顺一开口、一动脚，他先就打个寒噤。偏偏肃顺越争越起劲，忘其所以地一步一步走近御案，小皇帝的紧张恐怖终于到了极限，“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同时把东太后的身上都尿湿了。 
　　这一哭，两宫太后，顾命大臣无不大吃一惊。东太后心疼小皇帝，倍觉凄惶，但是，她为愤怒所激，脸上不肯露出软弱的神色，一面拍着小皇帝的背，一面大声说道：“你们都下去吧！有话留着明儿再说。” 
　　载垣、肃顺、端华和杜翰，都没有想到有此意外的局面，皇帝都吓得哭了，心中也不免惶恐抱歉，因此默无一言，跪安退出。 
　　当然，没有一个人心情不是沉重的，回到军机直庐，大家也都懒得开口。好久，载垣才说了一句：“无趣得很！” 
　　“明儿怎么样呢？”杜翰问说。 
　　“不是说‘留着明儿再说’吗？”端华大声说道，“明儿看吧！反正宁可不干这个差使，也不能丢面子。” 
　　“四哥！”肃顺不悦，“你就是这个样，说话总是不在分寸上。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咱们遵祖制、受顾命，替国家办事，不能不据理力争。董元醇这个折子要驳不掉，马上就另换一班人到这儿来了，咱们倒不如趁早告假，回家抱孩子去！” 
　　肃顺这一番话，等于提示了一个宗旨，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非照已送上去的旨稿交发不可，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不过肃顺对端华所说的话，细细推敲，也仍旧有着争面子的意味在内，或者说是为了保全威信。肃顺非常了解，自己树敌太多，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维持全面的威信，才可以长保禄位和安全。如果不能“挟天子”，不但不能“令诸侯”，而且“诸侯”必会“清君侧。”因为有这样的警惕，他感到事态严重，必得对未来的情况，作个确切的估计，想好应付的步骤。 
　　于是这天下午，等午睡起来，他派人把载垣和端华请了来，在水阁中秘密商议，摒绝婢仆，由他的两个宠妾，亲自伺候。 
　　未谈正事以前，载垣就已想到要商量的是什么，所以提议把杜翰找来一起谈，“继园是一把好手，挺卖力的。”他说，“咱们诸事不必瞒他。” 
　　“不！”肃顺使劲摇着头，“就咱们三个好了。”停了一下他又说，“有些事，只能咱们三个心里有数。” 
　　这话中的深意，连粗鲁莽撞的端华都已听了出来，懔然改容，极注意地看着肃顺。 
　　“这件事闹僵了！我刚才一个人细想了想，那一道‘六行’，措词也太硬了一点儿。”肃顺紧接着又说，“不过这也不必去说它了，现在咱们想办法对付明天吧！” 
　　“就是‘西边’一个人横行霸道。得想办法把她压一压。” 
　　“不错！我原来就打算着分见两宫，咱们得把两宫分一分，一位是正宫，一位是西宫。” 
　　“分得好！”端华这一刻的脑筋又清楚了：“咱们给它来个‘尊东抑西’。教大家知道，谁是当家的正主儿！” 
　　载垣也认为这是个绝好的策略，但那是往远看的长久之计，明天要对付的仍是两宫一体，看来还有一番大争辩，想到西太后的词锋，他有些气馁，“也不知她从那儿学来的？好一张利嘴！抽冷子给你来一句，真能堵得人心里发慌。”他摇摇头又说，“我看，还是得找继园，才能对付得了她。” 
　　“何必跟她费唾沫？”端华大声说道，“这没有什么可争的！她说她要作主，就让她作主好了，看她有什么本事把谕旨发出去？” 
　　这真是出语惊人了！能说出一句话，教人惊异深思，这在端华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而他自己却还不知道，看着肃顺和载垣相视不语、目光闪烁的神情，困惑地问道：“怎么啦？我的话又那儿错了？” 
　　“四叔！”载垣带些开玩笑的口气说，“倒看不出，你还真行。”说着便用假嗓子哼了句摇板：“一言惊醒梦中人…　。” 
　　肃顺的两个宠妾在后房听得奇怪，原是有机要大事商议，怎么忽然哼起戏来了呢？于是赶出来一看，都抿着嘴笑了。 
　　“行了！”载垣大声说了这两个字，转脸问女主人：“你们家今儿有什么好吃的没有？” 
　　“御膳房送了一桌菜，看样子还不坏。” 
　　“喔，中秋到了，‘秋风’起了！”载垣点点头说，“既然菜还不坏，就吃吧！” 
　　第二天一早，宫门口格外热闹，车马纷纷，揖让从容，许多平日可以不上衙门的冷曹闲官，这一天都遇到了，未曾寒暄，往往先来一句讶异之词：“咦！阁下也来了！”然后相视一笑，会意于心，彼此都是来打听消息的。 
　　但实际上只能说是等候消息。消息最灵通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内奏事处，位处深宫，等闲难到；一个是军机直庐，虽在二宫门口，但沿袭传统，关防特别严密，禁止逗留窥探。话虽如此，平日如有事打听，也还不妨借口接头公事，找出相熟的军机章京来，略谈几句，不过这一天却绝对不行。接了吴兆麟的班的曹毓瑛，估量到将有一场大风暴发生，不管是谁，要卷入这场是非的漩涡，后果会极严重，所以特别提示同僚，预作戒备，每个人都是静悄悄地处理着分内的事务，不乱走一步，不多说一句，气象森严，显示出山雨欲来的那种异样的平静。 
　　他那一班人，除了郑锡瀛以外，其余的无不相知有素，默契甚深，一直能够保持极圆满的合作。因为如此，有人发现了焦祐瀛的那一份“痛驳”董元醇的草稿，随即便声色不动地秘密收藏，同时悄悄地告诉了曹毓瑛。他们有着相同的看法，董元醇的原折和焦祐瀛的旨稿，一定会“淹了”，所以这一份草稿，便成了这一重公案中，留在军机处的唯一的档案，将来说不定会发生极大的作用。 
　　第一步是料中了，从内奏事处“接折”回来，细加检点，前一天送上去的奏折和上谕都已发回，独缺“敬陈管见”一折和“痛驳”的旨稿。但是下一步的发展，却是曹毓瑛再也想不到的。 
　　“琢翁！”许庚身到他身边，附耳低语：“‘八位’大为负气，看样子是要‘搁车’了！” 
　　大车下闸不走，称为“搁车”，这譬喻用在这里，不知作何解释？曹毓瑛便问了句：“怎么回事？” 
　　“发回各件，八位连匣子都不打开，说是：“不定谁来看，且搁在那儿再说。” 
　　“好狠！”曹毓瑛失声而道，望着许庚身半晌作声不得。 
　　这确是极狠的一着，诏旨不经军机，便出不了宫门，这就象捏住一个人的脖子那样，简直是要致人于死地了。曹毓瑛和许庚身从这一刻起，便已确信，顾命八臣，断难免祸，因为这已构成叛逆的行为，是没有一个在上者所能容忍的。 
　　他们也很明白，这一个空前严重的僵局，唯一的一个解消的机会，系于两宫召见，而顾命八臣有所让步，痛驳的上谕能够经过修改以后发出，这样虽已伤了和气，究还不算十分决裂。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机会是越来越渺茫了。 
　　于是，对面屋里的大老，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穆荫比较持重，不希望有此僵局出现，不时踱到走廊上，望空沉思。直到日色正中，依旧没有“叫起”的消息，心里不免焦虑，这样子下去，是怎么个收场呢？ 
　　其时在深宫的两位太后，也正彷徨无主，五内如焚，想不出一条可走的路。她们从昨天下午开始，除了归寝的时间以外，一直都在一起，谈到载垣、端华、肃顺和杜翰的咆哮无礼，岂止犹有余悸，简直是越想越怕。东太后原来因为大行皇帝赏识肃顺，总多少还对他另眼相看，不管西太后如何批评他，她口头不说，心里每每不以为然，认为她是恶之欲其死的性情，说得太过分了些。但经此一场冲突，东太后对肃顺的观感，是完全改变了。 
　　因为她有此态度上的大转变，西太后觉得正该一鼓作气，冲破难关，“反正已经破脸了！”她说，“倒不如就此办出个结果来。” 
　　东太后没有作声。心里在想：如果能办出个结果来，自然最好，只是应该如何来办，她实在茫无所知，所以无从置喙。 
　　“我想，明天还是要召见…　。” 
　　“不，不！”东太后急急打断她的话，“老跟他们吵架，也不成体统。而且…　。”她赧然地摇摇头。 
　　西太后知道她的意思，那种激烈争辩的场面，她已是望而生畏了。其实西太后自己也不免存有怯意，特别是因为东太后连在紧要关头上说一两句话的能耐都没有，靠自己一个人跟他们争，有时话说僵了，转不过圈来，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所以第二天召见之议，便就此打消了。 
　　“我在想，还是得搁一搁，等事情冷了下来，比较好说话。” 
　　对于东太后始终不改和平处置的本心，西太后深为不满，只不便公然驳她，微微冷笑着说：“咱们倒总是往宽的地方去想，无奈他们老是往狭的里头去逼。难道真要逼进宫来才罢？” 
　　“逼宫”的戏，东太后是看过的，心中立刻浮起曹操和华歆的脸谱，同时也想到肃顺和杜翰这些人的样子，不由得就打了个寒噤。 
　　“你看着吧！”西太后又说，“照这样下去，说不定他们就会把咱们那两方图章硬要了去。到那一天，咱们手里还有什么？” 
　　“那不会吧？”东太后迟疑地说。 
　　“不会？哼，你没有看见他们写的是‘必经朕盖用图章，始行颁发。’皇帝何尝盖过那两方图章？瞪着眼撒谎都会，还有什么事不会？” 
　　“那不给！”东太后极坚决地说：“不管他们说什么，图章决不能交出去。” 
　　话越扯越远，谈到深夜，除却暂时搁置以外，别无善策。西太后一觉醒来，倚枕沉思，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忽生灵感，觉得暂时搁置也好，趁这几天，要把顾命大臣凌逼孤儿寡妇，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的惨状，宣扬出去，让大小臣工，纷纷议论，批评肃顺这一班人大失人臣之礼。有了这样一种形势，就可以把顾命八臣的气焰压了下去，那时再来处理“敬陈管见”一折，阻碍就会少得多。 
　　主意是打定了，却不与东太后说破，她把昨天下午送进来，已经看过的奏折都发了下去，然后拿着董元醇的原折和焦祐瀛所拟的旨稿，到了东暖阁。 
　　两宫见了礼，道了早安，西太后安闲地说道：“昨儿我又想了半夜，还是照姐姐的办法，暂时搁一搁吧！”一面说，一面把两通文件递了过去，“这些东西，你收着好了。” 
　　这是谦礼的表示，东太后相当高兴，随命双喜把它收在文件匣里。然后又谈到顾命八大臣，她们一个一个评论过去，对于“六额驸”，觉得他可怜，而杜翰则令人可恨，西太后说了句成语：“为虎作伥”，东太后不懂它的意思，于是又为她解释，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磨了。 
　　屋里大大小小五座八音钟，又在叮叮当档地响了，西太后无意间默数了一下，失声轻喊：“啊呀，打九下了！内奏事处怎么回事呀？” 
　　按常例：奏折发了下去，军机处应该在八点钟——辰正时分就把拟好的旨稿送上来核阅，偶尔晚一些，也不至于晚到一点钟之久，所以西太后随即派人到内奏事处去查问，立等回话。 
　　派去的太监回来奏报，说内奏事处也在诧异，何以军机处没有任何文件送来？已经到宫门口去查问了，等有了结果，再来回奏。 
　　正在她惊疑不定的时候，双喜来报，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求见，又说：“陈胜文说有极要紧的事回奏，请两位皇太后在小书房传见。” 
　　小书房是西太后处理章奏的机要重地，一向不准太监宫女接近窥探，陈胜文作此要求，可知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说。两宫太后交换了一个眼色，自然准了陈胜文的请求。 
　　在后殿花木深处的小书房里，陈胜文磕过了头，膝行数步，神色忧惶地轻声说道：“启奏两位皇太后，各衙门人心惶惶，怕要出乱子！” 
　　一听这话，东太后先就吓出一身汗，“怎么啦？”她顿一顿足说：“出了什么事啊？” 
　　“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顾命八位要跟两位皇太后为难，把发下去的上谕、奏折，搁着不看。” 
　　“啊！”这下是西太后吃惊了。 
　　“那有这种事…　。” 
　　“不！”东太后还在怀疑，西太后把前后情况连在一起想了想，已深信其事，所以打断了她的话说：“陈胜文说得不错的。我…　，”她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太阳穴上的青筋，隐隐跳动，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没有想到，他们还有这一手。” 
　　“这一手可是太绝了一点儿！” 
　　“哼！现在你才信我的话吧？咱们朝宽里去想，他们偏往狭的里头去逼。”西太后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转脸吩咐陈胜文： 
　　“很好！你再去打听，有消息告诉双喜好了。” 
　　“是！”陈胜文又说：“两位皇太后得早早拿主意才好。” 
　　“知道了！你下去吧！告诉他们，别满处去胡说八道。” 
　　等陈胜文退了下去，两宫太后，相顾凄然，东太后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痛心疾首地叹息：“大行皇帝驾崩，还不到一个月。唉！” 
　　西太后不响，紧闭着嘴唇在思索着本朝的历史，可有类此的先例？应付的办法如何？想来想去，还只有康熙诛鳌拜的那一件事。但今昔异势，无拳无勇，在此时此地是一无可以作为的。 
　　“如今怎么办呢？”东太后又说，只拿忧伤的眼神望着她。 
　　她的思路被打断，茫然地问：“什么怎么办？” 
　　“我是说存着我那儿的那个旨稿。” 
　　“还存着！” 
　　东太后一扬，“这不是办法吧？”她迟疑地表示不妥。 
　　“除了跟他们耗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东太后默然，有句话想说不敢说。 
　　而西太后显然是负气了，“谁也别打算让我低头！”她大声地说，脸涨得通红，“我只有两个办法。” 
　　肯说办法就好。东太后急忙接口：“有办法就快说出来商量。” 
　　“咱们召见他们那一班人，倒要问问他们，这样子‘是诚何心’？” 
　　用他们旨稿上的话来质问，针锋相对，倍见犀利，是好词令，但是不过口头上徒然快意而已，东太后乱摇着手说： 
　　“不好，不好！” 
　　“那么就耗着，看谁耗得过谁？难道天下就没有公议了？” 
　　东太后倒抽一口冷气，这些办法说了如同未说，但也知道她此时是在气头上，越说越气，不如等她稍微平静一下再谈。 
　　于是她站起身来，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妹妹，我虽不中用，事情大小好歹也还看得出来。我何尝不生气，不过想到有句话，你我今天的身分倒用得着。” 
　　东太后很少这样能够在语气中显出大道理来，西太后不由得注意了：“姐姐，你想到句什么话呀？” 
　　“有道是‘忍辱负重’。” 
　　“那也要忍得下去才行啊。” 
　　“正因为不容易忍，要能忍了下去，才更值钱。”东太后又说，“妹妹，你一向比我有决断，拿得起，放得下，我就靠你了。你慢慢儿想吧！” 
　　说完东太后就走了，留下西太后一个人在小书房里独自筹划，想来想去，手里没有可调遣的力量，一下子制不了肃顺他们的死命，这口气在热河是无论如何出不成了！ 
　　东太后在烟波致爽殿，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越想越害怕，外面却又一次一次来密奏，因为八大臣的决意“搁车”，人心非常不安，这也许是实情，也许是太监的张皇。她方寸已乱，无法细辨，只觉得有再跟西太后去谈一谈的必要。 
　　正好西太后也出来了，两人相遇在素幔之下，同时开口，却又同时缩住了话，终于是东太后让西太后先说。 
　　“我想把近支亲贵都找了来，咱们问问大家的意见，你看行不行？”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惜办不到。”东太后摇摇头说。 
　　“何以呢？” 
　　“肃顺他们说过，太后不宜召见外臣。” 
　　“有这话？”西太后讶然地，“我怎么没有听说？” 
　　“这是双喜不知从那儿听了来告诉我的。还有呐，六爷来了，杜翰就想拦着他，不叫他跟咱们见面，说叔嫂要避嫌疑。” 
　　西太后越发诧异：“这话我更不知道了。” 
　　“我怕你听了生气，没有告诉你。” 
　　西太后投以表示心感的一瞥，把双眉皱成一结，哑然半晌，以近乎绝望无告的声音问道：“照这样子说，咱们不就是让他们给软禁了吗？” 
　　东太后不作声，眼圈慢慢红了。 
　　“这不是哭的事！”西太后只管自己走到廊上，望着西南天际，遥想御辇到京，群臣接驾的光景，不自觉地吐出一句话来：“到那一天，还容不得我说话？” 
　　于是她走了回来，取出一个蜀锦小囊，默地递到正在发愣的东太后的手里，小囊中装的是那方“同道堂”的图章，回到东暖阁，东太后亲自以抖颤的手，在痛驳垂帘之议的旨稿上钤了印，连同董元醇的原折一起发了下去。 
　　端华的“掐脖子”的绝招，终于迫得两宫皇太后“投降”了！顾命八臣，大获全胜，喜不可言。但等“明发”一下，所引起的反应极其复杂，有的惊骇、有的叹息、有的沮丧、有的愤怒，但也有许多人体认到顾命大臣赞襄政务的权威，在打算着自己该走的路子。 
　　不过这些反应或者存在心里，或者私下交谈，都不敢轻易表露。唯一的例外是醇王，看到“是诚何心”那句话，愤不可遏，声色俱厉地表示，且“走着瞧”，余怒不息，还要再说时，让“老五太爷”喝住了。 
　　就在这外驰内张的局面中，奉准到行在叩谒梓宫的胜保，仪从烜赫地到了热河。 
　　胜保也是大行皇帝所特别赏识的一个人，却也是肃顺所忌惮的一个人。他姓苏完派尔佳氏，字克斋，隶属于镶白旗，原是举人出身，却由顺天府教授升迁为詹事府赞善，成了翰林。咸丰二年，由文转武，在安徽、河南很打了几个胜仗，赏花翎赏黄马褂、赏“巴图鲁”名号，凡是一个武官所能得到的荣宠，很快地都有了。 
　　到咸丰三年七月，怀庆解围，胜保乘胜追击，由河南入山西，克复洪洞、平阳，被授为“钦差大臣”，代替大学士讷尔经额督师，节制各路，特赐康熙朝的“神雀刀”，等于尚方宝剑，二品的副将以下，贻误军情的，可以先斩后奏。这时胜保才三十岁，踌躇满志之余，刻了两方闲章，自鸣得急，一方的印文是“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另一方配合他的姓和“克斋”的别号，想了双关的四个字：“我战则克”，但山东人不以为然，不叫他胜保，叫他“败保”。 
　　到了英法联军内犯，僧格林沁和胜保督师力保京畿，八里桥一仗，胜保负伤，仗虽打败，无论如何总是在打，而且胜保还颇有不服气的表示，这就跟士无斗志的城下之盟，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抚局”还不算太棘手，而胜保的“威望”也没有丧失多少。 
　　就在办理“抚局”的那一段期间，胜保跟恭王拉上了关系，文祥与朱学勤定计，把他从前方找了回来，目的就是要他到热河来示威。肃顺最看不起他们自己满洲人，但对胜保却不敢小觑。当然，比起那些昏聩糊涂的八旗贵族来，胜保可以算得文武全才，令肃顺不能不另眼相看。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胜保以年羹尧自命，骄恣跋扈，根本就没有把载垣、端华、肃顺这一班人放在眼里，如果敷衍得不好，他是什么令人难堪的事都做得出来的。 
　　因此，胜保一到热河，气派排场比恭王还大，随带五百亲兵，层层护卫，等于在天子脚下设置了钦差大臣的行辕。亲贵大臣，是肃顺一派的，自然要假以词色，是恭王那面的，更对他寄以莫大的期望，刻意交欢，异常尊敬。 
　　一到的那天，照规矩不投行馆，先赴宫门，递折请安，然后由礼部及内务府官员带领，到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少不得有一场痛哭。等一回行馆，还来不及换衣服，就有贵客来访，一直应酬到深夜，还有一位最要紧的访客要接见。 
　　这位访客就是曹毓瑛。他知道胜保的脾气，虽在深夜，却以公服拜谒，一见了面，以属下的身分行堂参的大礼。胜保学年羹尧的派头，对红顶子的武官，颐指气使，视为仆役，但对幕宾却特别客气，因此对曹毓瑛的大礼，避而不受，结果曹毓瑛给他请了个“双安”，他还了一揖。接着请客人换了便衣，延入小客厅，置酒密谈。 
　　当然是从行程谈起，胜保告诉曹毓瑛，他出京的时候，恭王还未回京，但在旅途相遇，曾作了长夜之谈。又说：“恭王特别关照，说到了行在，不妨听从老兄的指点。一介武夫，别无所长，只略读了几句书，还知道敬礼天下士而已！”说着，扶一扶他那副盖了半边脸的大墨镜，拈着八字胡髭，哈哈大笑。 
　　曹毓瑛不敢因为他这副仿佛十分豪放的神态，便加轻慢，依然诚惶诚恐地答道：“胜大人言重了。倘蒙垂询，知无不言。” 
　　“彼此，彼此。”胜保接着又说，“今儿我一到，就看到了那通痛斥董元醇的明发。肃六也太过分了。” 
　　“是。”曹毓瑛答应着，同时在考虑，下面该说些什么。 
　　不容他开口，胜保口风一变：“不过，董元醇也实在该痛斥！那种文字，也可以上达天听吗？” 
　　一听这话，曹毓瑛便随口恭维了一句：“那自然不能跟胜大人的奏议相比。” 
　　胜保的重要奏议，一向自己动手，曹毓瑛这句恭维，恰是投其所好，所以大为高兴，“垂帘之议，亦未尝不可行。”他大声地说，“只看什么人说这话，话说得如何？” 
　　听他的口风，大有跃跃欲试的意味，但怕他也象董元醇那样，不理会时机如何，贸贸然陈奏，反又为两宫太后带来一个难题，所以曹毓瑛想了一下，这样回答：“此是国之大计，非中外物望所系的重臣，不宜建言，言亦无益，不过愚见以为，总要等回了城，才谈得到此。” 
　　“嗯，嗯！”胜保点点头说，“这原是宜缓不宜急的事。倘非计出万全，不宜轻举妄动。” 
　　“是！足见胜大人老成谋国，真是不负先帝特达之知。” 
　　胜保微微一笑，表示谦谢，然后换了个话题，谈到顾命八大臣的一切作为。曹毓瑛也就把他的所见所闻，用平静的口气，谈了许多，胜保持杯倾听，不时轻击着大理石的桌面，显得颇为踌躇似地。 
　　等他讲完，胜保说道：“顾命本为祖制，但弄成今日的局面，为先帝始料所不及。我辱蒙先帝见知，手诏奖许，晓得我‘赤心为国’，自然不能坐视。”说到这里，站起身来，踱了两步，取出一个碧绿的翡翠鼻烟壶，拈了一撮鼻烟，使劲吸着。 
　　曹毓瑛没有说话，只视线始终缭绕在他左右，等候他作成重大的决定。 
　　“此时还未可效鬻拳之所为。因为八臣的逆踰，到底未彰。 
　　琢翁，”胜保问道，“你以为如何？” 
　　鬻拳是春秋楚国的大夫，曾作兵谏，胜保用这个典故，表示他还不愿运用武力来改变政局，曹毓瑛虽不同意他所说的“逆踰未彰”的理由，但不用兵谏的宗旨，他是完全赞成的。 
　　于是，他从容答道：“胜大人见得极是。此时若有举动，只恐惊了两宫，回城的日子有变化，反而不妙。再则虎豹在山，尽不妨谋定后动。否则…　。” 
　　曹毓瑛没有再说下去，胜保也不追问，他们已默喻到一重关碍，就此时来说，肃顺到底大权在握，逼得急了，可以消除胜保的兵权，岂非弄巧成拙？ 
　　“好在回城的日子也快了，眼前他们总还不至于明目张胆，有所图谋。”胜保停了一下，把那副大墨镜取了下来，瞪着眼又说：“有我在，谅他们也不敢有异心！” 
　　曹毓瑛也觉得胜保此行，虽无举动，亦足以收镇慑之效，但回京以后，还要他出力支持，所以特别点了一句：“胜大人总要等两宫安然回城，才好离京回防。” 
　　“自然，自然。” 
　　这算是无形中有了一个结论了，曹毓瑛兴尽告辞。刚一到家，就有听差迎上来低声报告，说醇王有请，派来的人还等在门房里。 
　　深夜相邀，而且坐候不去，可知必有极紧要的事商量，曹毓瑛也就不回进去了，原车折向醇王公馆。那里一见他下车，便有人上来请安。也不说什么，打着灯把他引入后苑，醇王已先在花厅里等着了。 
　　“听说你在胜克斋那里？”醇王顾不得寒暄，开口就这样问。 
　　“是，我刚从他那儿回来。” 
　　“谈得怎么样？”醇王又说，“上头对他这一趟来，挺关心的。此公爱闹脾气，上头有点儿不放心，他不会有什么卤莽的举动吧？” 
　　曹毓瑛先不回答他的话，问一句：“七王爷怎么知道‘上头不放心’？可是七福晋带回来的话？” 
　　“对了。内人是下午奏召进宫的。”醇王招一招手：“你来！” 
　　说着，他自己一掀帘子，进了里屋，曹毓瑛自然跟了进去，抬头一看，大出意外，竟是七福晋在里面，慌不迭要退出去，却让醇王一把拉住了。 
　　“不要紧！内人有两句话，要亲自跟你说。” 
　　接着是七福晋微笑着问：“这位想必是曹大人了？” 
　　曹毓瑛答应着，甩一甩衣袖，恭恭敬敬地自报名字，请了个安，站起来又说：“七福晋有话请吩咐！” 
　　“倒不是我有话。” 
　　“是上头有两句话，让她传给你。”醇王插进来说：“你站着听好了。” 
　　“两位太后也知道曹大人当差多年，挺忠心，挺能干的，今儿我进宫，两位太后特别嘱咐我，说最好当面告诉曹大人，往后还要多费心，多出力，你的辛苦，上头自然知道。” 
　　想不到是两宫太后命七福晋亲自传旨慰勉！曹毓瑛觉得感激与惶恐交并，除了连声应“是”以外，竟不知还该说些什么。 
　　“七爷陪曹大人外面坐吧！” 
　　听七福晋这一说，曹毓瑛方始醒悟，便又请了个安说： 
　　“请七福晋得便回奏两宫太后，曹毓瑛不敢不尽心。” 
　　“好，我一定替你回奏。” 
　　果然，曹毓瑛是矢诚效命。这一夜与醇王密议，出尽全力。醇王传达了七福晋带回来的密命，说两宫同心，认为顾命八大臣已决不可再留。如何处置，以及在什么时候动手，两位太后都无成见，只有一个要求，这件事要办得稳妥周密。 
　　就在这个要求之下，曹毓瑛为醇王开陈大势，细述各方面的部署进展，然后有条不紊地献议进行的步骤，同时也作了职务的分配。 
　　“我呢？”醇王问道：“到那时候我干些什么？” 
　　“我替七王爷留着一个漂亮差使。”说着，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好，好！果然是漂亮差使！”醇王极高兴地笑着，笑停了又问：“你呢？这通密诏，当然非你不可。” 
　　“不瞒七王爷说，那倒是当仁不让的事。” 
　　“既然说定了，你就早一点儿动手吧！弄好了好交差。” 
　　“不必忙！”曹毓瑛从容答道：“第一，我得细细推敲；第二，早送进去，万一泄漏了，大事全休，反倒不妙。” 
　　“这话也是。那么什么时候送进去呢？” 
　　“等启驾的前一天再送进去。” 
　　醇王这时已对他十分倾倒，言听计从，所以越谈兴致越好，不知不觉到了曙色将露的时刻。曹毓瑛自然不必再睡，就在醇王那里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饭，略略休息一会，驱车直到宫门来上班。 
　　等接了折，把每天照例的事务料理得告一段落，他的精神有些支持不住了。平时他的身体就不太好，饮食将息，时时当心，现在自觉身任艰巨，更要保重，所以把许庚身拉到一边，悄悄说了缘故，托他代为照料班务，但对别的人，只是托词肠胃不好，先行告退了。 
　　等一回到家，吩咐门上，这一天任何客来都挡驾，然后宽衣上床。这一睡直到中午才起身，吃过午饭，喝着茶回想宵来与醇王所谈的种种，觉得应该立刻通知朱学勤，转告恭王。于是在书房里关起门来，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这封信当然重要，却并不太急，无须借重兵部的驿递，所以他亲自封缄完固，派了一名得力的听差，专递京城。 
　　其时天色还早，精神也不错，便打算着把一回京马上就要用的那道上谕，拟好了它。先取焦祐瀛主稿痛驳董元醇的“明发”，逐句推敲了一番，觉得“是诚何心”这四个字，恰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了这个要点，全篇大意随即有了。军机章京拟旨，向来是下笔修辞，成了习惯，就是时间从容，也不肯枯坐细想，便取过一张纸来，提笔就写： 
　　“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致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门内外，安谧如常。” 
　　一口气写到这里，成一大段，自己念了一遍，觉得措词疏简粗糙，正合于事出无奈，怠迫传旨的语气。而“都门内外，安谧如常”，归功于掌管“各国事务衙门”的恭王，亦恰如其分。心里得意，文思泉涌，但就在重新提笔濡墨的时候，听差在门外报告，说有客到了。 
　　曹毓瑛大为不快，拉起官腔骂道：“混帐东西！不早就告诉你们了，一概档驾吗？” 
　　“是许老爷。” 
　　原来是许庚身。这没有挡驾的道理，倒错怪下人了。当时吩咐请在小客厅坐，一面踌躇了一会，终于把那通未写完的旨稿烧掉了才出来见客。 
　　一会了面，许庚身就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封袋，双手递上，同时笑说：“节下的开销不愁了！” 
　　曹毓瑛先不接，问了句：“什么玩意？” 
　　“胜克斋送的，我作主替你收下了，不嫌我冒昧吧？” 
　　接过来一看，上写“节敬”二字，具名是胜保。里面装一张京城里山西票号的银票：“凭票即兑库平足纹四百两正。” 
　　曹毓瑛捏着那张银票，颇有意外之感。京官多穷，原要靠疆吏分润，逢年过节，都有好处，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名目甚多。督抚藩司进一趟京，个个要应酬到，一切花费，少则两三万，多则十万、八万；至于统兵的大员，浮报军费，克扣粮饷，钱来得容易，但求安然无事，多花几个更无所谓。可是一送四百两，出手未免太阔，而且这些馈赠，向来多是本人或遣亲信到私宅敬送，象胜保这样公然在军机处散发，似乎不成话说了。 
　　当他这样在沉吟时，许庚身已看出他的心思，便即解释：“胜克斋虽不在乎，当时我倒有些为难。细想一想，不能不收，其故有二。” 
　　“噢！”听他这样说，曹毓瑛心情轻松了些，“乞道其详。” 
　　“第一、胜克斋的脾气，大家都知道，不收便是扫了他的面子，把人家请了来，却又得罪了人家。何苦来哉？” 
　　“嗯，嗯。第二？” 
　　“第二、同人都让‘宫灯’苛刻死了，一个不收，大家都不好意思收，这个八月半就过得惨不可言了。” 
　　这个理由，曹毓瑛不以为然，但此时亦不便再说，只问： 
　　“同事每份多少？” 
　　“二百两。”许庚身又放低了声音说，“对面自然会知道，我的意思正要对面知道，示无大志！” 
　　有这句话，曹毓瑛释然了，不止于释然，而且欣然：“星叔！你的心思细密，非我所及。” 
　　“谬奖，谬奖！”许庚身拱拱手说，“倘无别事，我就告辞了。” 
　　“不，我问你句话。你节下如何，还可以凑付吗？”说着，他把那张银票递到他手里。 
　　“不必！”许庚身缩起了手，“家叔知道我这里的境况，寄了五百两银子来贴补我。再从实奉告吧，胜克斋那二百两，只在我手上转了一转，马上就又出去了。” 
　　“既然如此，我不跟你客气了。不过……，”曹毓瑛再一次把银票递了过去，“我托你安排，同人中家累重，境况窘的，你替我量力分派。” 
　　“好！这我倒乐于效劳。” 
　　“拜托，拜托。”曹毓瑛又问，“令叔信中，可曾提到那几位大老？” 
　　问到这话，许庚身坐了下来，告诉主人，京中亦正在发动垂帘之议，主其事的，似乎是大学士周祖培，他的西席就是近年崛起的名士李慈铭。周祖培请他考证前朝太后称制的故事，李慈铭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临朝备考录》，列举了汉朝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晋朝的康献褚皇后，宋初辽国的睿智萧皇后，懿仁皇后，宋朝的章献刘皇后，光献曹太后，宣仁高太后，一共八位的故事，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 
　　“这好玩得很！”曹毓瑛笑道，“连《坐宫盗令》的萧太后也搬出来了！” 
　　这样谈笑了一会，许庚身告辞而去。曹毓瑛吃过晚饭，点起明晃晃的两支蜡烛，趁着秋爽人静，兴致勃勃地把那道“谕王公百官”的密旨写成，斟酌尽善，重新誊正，然后亲自收存在从上海洋行里买来的小保险箱里。揉一揉眼睛，吹灭了蜡烛，望着清亮的月色，想象着那道谕旨，宣示于群臣时，所造成的石破天惊的震动，心里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尊严和满足。 
　　第二天就是中秋。往年遇到这个佳节，宫中十分热闹，但时逢国丧，又是“巡狩”在外，所以一切繁文缛节的礼仪和别出心裁的娱乐都停止了。只晚膳特别添了几样菜，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和大公主刚吃完，新从京里调来的总管太监史进忠来奏报：“‘太阴供’摆在如意洲，等月亮一出来，请皇上拈香行礼。” 
　　西太后近来爱发议论，同时因为与顾命八臣争执国事，已告一段落，所以也爱管宫中琐碎的事务，听了史进忠的话，随即皱着眉说：“俗语说的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宫里也不知谁兴的规矩，摆‘太阴供’也要皇帝去行礼？不通！” 
　　东太后却又是另一样想法，“何必摆在如意洲呢？老远的。” 
　　“跟母后皇太后回奏，这是打康熙爷手里传下来的老规矩。” 
　　刚说到这里，小皇帝咳了两下，于是东太后越发不放心了，转脸向西太后说道：“在咳嗽，不能招凉，如意洲那里空旷、风大，不去的好！” 
　　“不去也不要紧，”西太后很随便地说，“让史进忠代皇帝去行礼好了。” 
　　向例唯有亲贵大臣才够资格代皇帝在祭祀中行礼，现在西太后轻率的一个决定，在史进忠便成了殊荣，他响亮地答应一声：“奴才遵懿旨。”然后叩了头，退出殿去。 
　　“嗨，慢一点＃＃＃＃！”小皇帝在殿里高声大喊；等史进忠回身走近，他很神气地吩咐：“给拿一盘月饼来，要很多个的那一种，赏大公主！” 
　　“要四色的。”大公主又说了一句。 
　　史进忠抬眼看了看两宫太后，并无表示，便即答道：“是！马上去拿，‘要四色的，很多个的那一种’，请旨，送到那儿啊？” 
　　小皇帝现在也知道了许多宫中的用语，听得懂“请旨”就是问他的意思，随即答道：“送到这儿来，大公主要供月亮。” 
　　小皇帝玩蟋蟀玩厌了，最近常跟大公主在一起玩，姐弟俩感情极好。大公主最伶俐，听得西太后那句“男不拜月”的话，马上想到拜月是女孩子的事，所以悄悄跟她弟弟商量，要一盘月饼，小皇帝十分慷慨，不但传旨照赏，而且指定要很多个。 
　　这很多个一共是十三个，由大而小，叠成一座实塔似地，等捧进殿来，大公主非常高兴，回身向她弟弟笑道：“谢皇帝的赏。” 
　　小皇帝笑一笑问道：“你在那儿供月亮？” 
　　大公主很懂事了，不敢乱出主意，只望着西太后的脸色，她跟东太后在谈话，根本未曾发觉。于是双喜作了主张：“上后院去供。” 
　　宫女们七手八脚地在殿后空庭中，摆好几案，设了拜垫，供上瓜果月饼，燃的却是白蜡烛，又有一个宫女，不知从那里找来了一个香斗，点了起来，香烟缭绕，气氛顿见不同。“这才象个八月半的样子，”双喜满意地说，“就差一个兔儿爷了！” 
　　这句话惹出了麻烦。“那好！”小皇帝大声说道，“我要兔儿爷。快拿！要大的。” 
　　双喜一听这话，心里喊声：坏了！“我的小万岁爷，”她说，“这会儿那里给找兔儿爷去？” 
　　“为什么？多派人去找。” 
　　“人再多也不行。要京城里才有，离着几百里地呢。” 
　　“我不管！”小皇帝顿着足＃大声说道：“我要！非要不可！” 
　　随便双喜怎么哄，连大公主帮着劝，小皇帝只是不依。正闹得不可开交时，西太后出现了，站在走廊上喝道：“干什么？” 
　　这一问，满庭静寂，小皇帝不敢再闹，却有无限委屈，嘴一瘪要淌眼泪了。 
　　双喜大惊，知道西太后最见不得小皇帝这副样子，要想办法阻止，却已来不及，小皇帝忍不住哭出声来。双喜情急，一伸手捂住他的嘴，拉了就走。 
　　看在节日的分上，西太后没有说什么，只管自己回到西暖阁，自觉无趣，早早关了房门，一个人坐在窗前，百无聊赖地望着月色。 
　　月色与去年在喀拉河屯行宫所见的一样，依然是那么圆、那么大、那么亮，似乎隐隐看得见蟾影桂树。可是那时候到底还不是寡妇，纵使君恩已衰，而且病骨支离，但毕竟有个指望。如今呢？贵为太后，其实一无所有，漫漫长夜，除却细听八音钟所奏的十二个调子以外，竟不知如何打发？而还有比活到现在更长的一段日子在后面，怎么得了呢？ 
　　一想到此，不由得心悸，她急于要找一件能够使她集中全副心力的事去做，好让她忘掉自己。 
　　于是喊一声：“来啊！”等召来宫女，随又吩咐：“开小书房！” 
　　原说是中秋息一天，不看公事，偏偏要看公事了，却又只有一件。照例，逢年过节除非特别重要，奏折旨稿总是少的，那些有忌讳的文件，譬如报大臣病故之类的章奏，也不会拿上来。这一天也许是顾命大臣为了表示为两宫太后贺节，送上来的一件奏折，事由是内阁恭拟两宫的徽号，请旨定夺。 
　　所拟的两宫太后的徽号，第一个字都是“慈”字，母后皇太后是“慈安”，圣母皇太后是“慈禧。” 
　　“慈禧，慈禧！”西太后轻轻念了两遍，相当满意，便拿了那道奏折到东暖阁来看“慈安太后。” 
　　东暖阁里，静悄悄地只有两名宫女在看屋子，见了西太后一齐请安，年长些的便说：“母后皇太后在后院。” 
　　“呃！你主子干什么来着？” 
　　“在逗着皇上和大公主说笑。”那宫女又问：“请懿旨，可是要把母后皇太后请了来？”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于是西太后一个人绕着回廊，走到东暖阁后面。空庭月满，笑语盈盈，小皇帝正盘踞在一张花梨木的大椅子上，听东太后讲神仙的故事，他跟偎倚在母后身边的大公主一样，早该是归寝的时候了，却都精神抖擞地玩得正高兴。 
　　西太后停住了脚，心中不免感触，而且也有些妒嫉。何以孩子们都乐于亲近东太后呢？是不是自己太严厉了些？这样想着，便又自问：该不该严厉？女孩子不妨随和些，她想到一句成语：“玉不琢，不成器。”对儿子非严不可！ 
　　于是她再次移动脚步，走入月光所照之处，在廊上伺候的宫女，便请个安，大声喊道：“圣母皇太后来了！” 
　　这一喊打断了东太后的话，第一个是小皇帝，赶紧从椅子上溜了下来，垂手站在一边，接着大公主也规规矩矩地站好。等她走到面前，东太后唯恐她说出什么叫儿女扫兴的话来，便先指着身边的大公主说道：“今儿过节，月亮也真好，让他们多玩儿一会儿吧！” 
　　西太后点点头，在皇帝原来坐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转脸问她儿子：“今儿没有上学？” 
　　“过节嘛！”小皇帝振振有词地答道：“师傅叫放学。” 
　　“明儿呢？” 
　　小皇帝不响了，脸上顿现无限凄惶委屈的神情，东太后好生不忍，便又说道：“今天睡得晚了，明儿怕起不来。再息一天吧。” 
　　听见这话，小皇帝的精神又振作了，西太后看在眼里，微微冷笑着对小皇帝说道：“皇额娘许了你了，就让你再玩儿一天。可别当做例规！” 
　　听见这话，觉得扫兴的是东太后，但表面上一点不露，“天也不早了，”她说，“再玩一会儿，就去睡吧！”说着，向站在近处的双喜看了一眼。 
　　等双喜把这小姐弟俩领到另一边去玩，西太后便把手里的折子一扬：“你看看！” 
　　“是什么呀？”东太后一面问，一面接过折子。月色甚明，不用取灯烛来也看得清楚，那些颂扬的话她不懂，等把“恭上徽号”这回事，看明白了，便即笑道：“你这个‘禧’字也很好，就是难写，不如我这个‘安’字写起来方便。” 
　　听她这两句话，西太后颇有匪夷所思之感，要照她这个样子，别说垂帘听政，就象武则天那样做了女皇帝，依然会让臣子欺侮。但心里菲薄，口中不说一句调侃的话，不是不敢是不肯，不肯让她知道她说的话，婆婆妈妈，不知大礼。 
　　“随她去！”西太后在心里说，“让她懵懂一辈子。” 
　　“咱们的名号倒有了。”东太后又说，“大行皇帝的呢？” 
　　西太后知道她指的是大行皇帝的庙号和尊諡。几天以前，内阁就已各拟了六个字，奏请选用，两宫太后一致同意，庙号用“文”字，尊諡用“显”字，称为“文宗显皇帝”，但上谕一直未发，因为梓宫回京，一切礼节，还待拟定，等诸事齐备，一起下旨，比较合适。这也是西太后同意了的。 
　　但东太后并不知道，因为与顾命八臣商议这件事的那天，她微感不适，只有西太后一个人听政，事后也未曾说与她听，这自是一种疏忽，所以西太后此刻听她提起，略感不安，只好以歉仄的语气，说明经过。 
　　忠厚的东太后，点点头说：“只要你知道了就行了！” 
　　一听这话，西太后反觉自己的不安，成为多余。她警告自己，不要太天真，以后就算做错了事，先看看她的态度再说，别忙着认错。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议，那天肃顺奏请分见，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是肃顺有意要分嫡庶！提起这件事来，西太后就恨不得把肃顺抓来，跪在面前，叫太监狠狠掌他的嘴！“哼！”她冷笑道，“这还用说吗？还不是因为你忠厚，好说话，打算着蒙事。” 
　　“我也就是怕这一个。”东太后说，“咱们还是一起见他们好了。” 
　　西太后沉吟了一会，觉得这倒是试探肃顺本心的一个好机会，便即答道：“不必如此。他要分见，咱们就分见，听听他在你面前说些什么。” 
　　“听话我会。就怕他们问我什么。” 
　　“这好办。你能告诉他们的，就告诉他们，说不上来的，就说，等我想一想再说。” 
　　“嗯。”东太后把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还是不妥。“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他们当时就要我拿主意。那可怎么办呢？” 
　　这确是一个疑问，西太后楞住了，但也不过片刻工夫，立刻想到了办法，这个办法，不但可以解除东太后的难题，也可以为自己立威，自觉得意，便欣然答道：“这样子好了，如果他们真的要逼着你答应，你就答应。可一定要告诉他们：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个图章代替朱笔，盖了一个不够，还得盖另一个。这一来，他们就非跟我来说不可，能照办的，我自然照办，不能照办的，我给他们驳回。没有两个图章，不算朱笔亲批，谅他们也不敢发下去。” 
　　“愣发了下去呢？” 
　　“那就是假传圣旨。”西太后用极有力的声音说：“是砍脑袋的罪名。” 
　　“好。我懂了。” 
　　“姐姐！”西太后凑近了她又说：“反正，咱们俩只要齐心，就不怕他们捣鬼。你做好人，我做坏人，凡事有我！” 
　　“好！”东太后欣然答道：“就这么说了。” 
　　东太后丝毫都没有想到，自己已为她这位“妹妹”玩弄于股掌之上，反觉得西太后不负先帝手赐那枚“同道堂”图章的至意，确能和衷共济，实在是社稷之福。 
　　到了第二天，召见顾命八臣，首先把礼部的奏折当面发了下去，降旨内阁，明谕中外，从此东太后称为慈安太后，西太后称为慈禧太后。但这只是背后的称呼，皇帝的谕旨，以及臣子奏对，仍旧称作母后皇太后和圣母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从这一天起，都开始忙了起来。节前各人都有私事要料理，公事能压下来的都压着，一过了节，回銮日近，恭奉梓宫回京的丧仪，头绪浩繁，宫中整理归装，要这要那，麻烦层出不穷，这些都得两宫太后出面裁处，才能妥帖。除此以外，江南的军事，大有进展。是八月初一收复安庆的详情，已由曾国藩正式奏报到行在，论功行赏，固不可忽，而乘胜进击，指授方略，更得要掌握时机，所以两宫太后与顾命八臣，有时一天要见面两三次，慈禧太后批阅章奏，亦每每迟至深夜。就在这样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她还得抽出工夫来接见醇王福晋，甚至在必要时召见醇王，好把他们的计划和步骤，密议得更清楚、更妥当。 
　　这样过了上十天，忽然内奏事处来向慈安太后面奏，说肃顺要以内务府大臣的资格，单独请见。她与慈禧太后商量以后，准了他的请求。 
　　等行完了礼，肃顺站起来，侧立在御案一旁，看着慈安太后说道：“奴才一个人上奏，有许多话不能叫人知道，请懿旨，让伺候的人回避。” 
　　慈安太后听这话觉得诧异，召见顾命大臣，依照召见军机大臣的例，向来不准太监在场，然则肃顺何出此言？于是两面看了一下，才发现窗槅外隐隐有宫女的影子，便大声说道：“都回避！” 
　　窗外的纤影都消失了，肃顺又踏上一步，肃容说道：“奴才本不敢让母后皇太后心烦，可又不能不说，目前户部和内务府都有些应付不下来了！” 
　　慈安太后一惊：“什么事应付不下来啊？” 
　　肃顺把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圆圈，说了一个字：“钱！” 
　　“噢。”慈安太后想了想说：“我也知道你们为难。大丧当然要花钱，军费更是不能少拨的。” 
　　“嗳！”肃顺做了个称赞、欣慰的表情，“圣明不过母后皇太后！如果都象母后皇太后这样了，奴才办事就顺手了。” 
　　这是话中有话，慈安太后对这一点当然听得出来，便很沉着地问：“有什么事不顺手啊？说出来，大家商量着办。” 
　　“圣母皇太后的差，奴才办不了。” 
　　“怎么呢？” 
　　“要的东西太多。”说着，肃顺俯身从靴页子里摸出一张来念道：“八月初二，要去瓷茶钟八个。八月初九，要去银马杓两把，每把重十二两。八月十二要去…　”。 
　　“行了，行了！”慈安太后挥着手，截断了他的话，“这也要不了多少钱，不至于就把内务府给花穷了。” 
　　显然的，她的神情和答话，都是肃顺所意料不到的，这倒还不是仅仅因为她帮着慈禧太后说话，而且也因为她从未有过如此简洁干脆的应付态度。 
　　但是，肃顺也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所以慈安太后的话虽厉害，并没有把他难倒，“光是圣母皇太后一位来要，内务府自然还能凑付，”他说，“可就是圣母皇太后一位开了端，对别的宫里，就没有办法了。再说，这年头儿，正要上下一起刻苦，把个局面撑住，奴才为了想办法供应军费，多方紧缩，也不知挨了多少骂。如果圣母皇太后不体谅，骂奴才的人就更多了，奴才更不好办事。” 
　　这多少算是说了一番道理，慈安太后不能象刚才那样给他软钉子碰，便只好这样说：“你的难处上头也知道。不过，她的身分到底不同些，别人也不能说什么。” 
　　一说这话，想不到肃顺马上接口：“就因为别人在说话，奴才才觉得为难。” 
　　“噢？”慈安太后很诧异地问：“别人怎么说呀？” 
　　“说是圣母皇太后到底不能跟母后皇太后比，一位原来就是正宫，一位是母以子贵。‘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天下应该只有一位太后，要听也得听母后皇太后的话。”停了一下，肃顺又说，“这都是外头的闲言闲语，奴才不敢不据实奏闻。” 
　　忠厚的慈安太后，明知道他这话带着挑拨的意味，却不肯拆穿，怕他下不了台，想了半天，想出有句话必须得问： 
　　“外头是这么说，那么，你呢？” 
　　肃顺垂着手，极恭敬、极平静答道：“奴才尊敬母后皇太后，跟大行皇帝在日，一般无二。” 
　　大行皇帝在日，尊重皇后，因此肃顺也以大行皇帝的意旨为意旨，对皇后与懿贵妃之间，持着极不相同的态度，如今他再度表示效忠，慈安太后就觉得更为难了，“伸手不打笑脸人”，不能说一句驳他的话。 
　　这时肃顺又开口了：“奴才蒙大行皇帝特达之知，托以腹心，奴才感恩图报，往往半夜里醒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为圣主分忧？奴才只知主子，不知其他，为了奴才力保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很遭了一些人的忌，如今曾家弟兄，到底把安庆打下来了。安庆一下，如釜底抽薪，江南迟早必平。奴才不是自夸功劳，这是千秋万世经得起批评的。咱们安居后方，也得想一想前方的苦楚，象胡林翼，坐镇长江上游，居中调度，应付八方，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好奏请开缺…　。” 
　　说到这里，慈安太后又打断了他的话，用很关切的声音说：“不是给了两个月的假了吗？” 
　　“是啊！假是赏了，也是迫不得已，不能放他走。要按他的病来说，别说两个月，就是两年，怕也养不好。” 
　　“这是个要紧的人！”慈安太后忧形于色地，“可千万不能出乱子。” 
　　“只怕靠不住了。”肃顺惨然答道，“胡林翼的身子原不好，这几年耗尽心血，本源大亏。七月里接到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一惊一痛，口吐狂血，雪上加霜，很难了。” 
　　听说胡林翼病将不起的原因是如此，慈安太后大为感动，连带想起先帝，不免伤心，用块手绢擦一擦眼睛，不断地说： 
　　“忠臣，忠臣！” 
　　于是肃顺又借题发挥了，他说忠臣难做，如非朝廷力排众议，极力支持，即使有鞠躬尽瘁之心，仍然于国事无补。信任要专，做事才能顺手。接着又扯到他自己身上，举出许多实例，无一不是棘手的难题，但以大行皇帝的信任，他能够拿出魄力放手去干，终于都办得十分圆满。 
　　慈安太后一面听，一面心里在琢磨，不知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听到后来才有些明白，仍是要揽权。但是，从痛驳董元醇的奏折以后，顾命大臣说什么，便是什么，大权全揽，那么肃顺还要怎么样呢？ 
　　有此一层疑惑，慈安太后只好这样说：“现在办事，也跟大行皇帝在日差不多，凡事都是你们商量定了，该怎么办，上头全依你们，只要是对的，尽管放手去做。” 
　　“这，奴才也知道。就怕两位太后听了外面的，不知甘苦，不负责任的话，奴才几个办事，就有点儿行不通了！” 
　　“怎么呢？我们姊妹俩不会随便听外面的话，而且也听不见。” 
　　“这话奴才可忍不住要说了。”肃顺显得极郑重地，“圣母皇太后召见外臣，于祖宗家法不合，甚不相宜。” 
　　“你是说醇王吗？” 
　　“是。”肃顺又说，“醇王虽是近支亲贵，可是国事与家务不同，就是大行皇帝在日，也很少召见。敦睦亲谊，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而且不准妄议时政。圣母皇太后进宫的日子浅，怕的还不明白这些规矩，奴才请母后皇太后要说给圣母皇太后听才好。” 
　　这番话等于开了教训，慈安太后颇有反感，但实在没有办法去驳他，只微微点一点头，带着些不置可否的意味。“现在外面专有些人说风凉话。”肃顺愤愤地又说，“说奴才几个喜欢揽事。奴才几个受大行皇帝顾命之重，不能不格外尽心，没想到落不着一个‘好’字，反落了这么一句话，这太教人伤心了！” 
　　慈安太后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既有牢骚，便当安慰，于是说了些他们的劳绩，上头都知道，不必听外面的闲话，依旧尽心尽力去办事的“温谕”。肃顺仍然有着悻悻不足之意，不过时间已久，慈安太后有些头昏脑胀，不能让他畅所欲言，便示意跪安，结束了这场“独对”。 
　　回到烟波致爽殿，她把慈禧太后找了来，避开耳目，站在树荫下，把肃顺的话，源源本本说了一遍。慈禧太后十分沉着，只是嘴角挂着冷笑，静静地倾听着。 
　　她心里最难过的是，肃顺要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而在慈安太后面前，还不能把心里这分难过说出来，这就使得她更觉难堪。从这一刻起，她恨极了肃顺，心底自誓：此生不握权便罢，有一天权柄在手，非杀掉此人不可！ 
　　恨到极处，反形冷静，“肃顺的话也不错，当今支应军费第一。”她说，“我就先将就着吧，在热河，再不会跟内务府去要东西了。” 
　　慈安太后没有听出她话中已露必去肃顺的杀机，只觉得她的态度居然变得如此和缓，大非意料。 
　　“姐姐，”慈禧太后忽又问道：“你看肃顺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你的那些话吗？” 
　　“不是。说他自己的那些话。” 
　　“无非外面有人批评他们揽权，发发牢骚。” 
　　“不尽是发牢骚。”慈禧太后想了一会说道：“似乎是丑表功，意思是要让咱们给一点儿什么恩典。” 
　　“这，我倒没有听出来。”慈安太后接着便点沣头，“倒还是听不出来的好。” 
　　慈禧太后笑了，觉得象她这样装聋作哑，也是一门学问。但慈安太后说是这样说，心里并不以慈禧的话为然，她认为自己亲身的感受是正确的，肃顺只是发牢骚，纵有表功之意，却无邀赏之心。 
　　“亲身的感受”并不正确，实际上是慈禧的看法对了，肃顺是借发牢骚作试探，希望能获得明旨褒奖，借以显示两宫对他及顾命大臣的信任和支持。因为从痛驳董元醇的上谕明发以后，自然有许多批评和揣测，甚至抱着反感的，有人看出君臣不协，办事不免观望，肃顺对此颇为烦恼。倘有两宫的温谕，则所有浮言可以一扫而空，同时他的权威亦可加强，指挥便能如意。 
　　那知等了几天，两宫太后什么表示也没有，公事却是越来越繁重，他兼的差使多，户部、内务府、理藩院、侍卫处等等衙门的司员，抱牍上堂，应接不暇。载垣、端华也是如此，这两人的才具比肃顺差得太多，越发觉得应付不了，苦不堪言。但是，他们都没有放手的意思，只希望“上头”知道他们的苦楚，有所慰勉，因此，肃顺试探没有反应，三个人都大为失望，同时也不死心。 
　　“‘东边’老实，一定没有听清老六的话。”端华向载垣建议，“咱们来个以退为进如何？” 
　　载垣和肃顺商量以后，认为这个办法值得一试，于是第二天“见面”，等把各方面办理丧仪的准备情形报告完了以后，便说：“臣等三个，差使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司员来回公事，总要等上了灯才能清楚。想请懿旨，是不是酌量改派？” 
　　遇到这些陈奏，照例是慈禧太后发言，“最近没有加派你们什么差使啊！”她说，“何以以前忙得过来，这会儿就忙不过来了呢？” 
　　“这有个缘故，有些差使，平常看来是闲差，此刻就不同了。” 
　　“噢。倒说说看！” 
　　于是载垣说了缘故，銮仪卫原是沿袭明朝锦衣卫的制度而来，只不象锦衣卫那样，担任查缉侦探的任务，此外仪仗卤簿，辇辂伞盖，铙歌大乐，仗马驯象都由銮仪卫管理。如果天子安居深宫，自然清闲无事，于今小皇帝奉梓宫及两宫太后回京，虽在大丧期间，不设全副仪驾，但也够忙的了。至于上虞备用处，载垣就略而不提了，因为这纯粹是皇帝巡狩，陪着在左右玩的一种差使，多选八旗大员的子弟充任，皇帝出巡时扶轿打伞，捕鱼捉鸟，都是他们，所以上虞备用处，俗称“粘竿处”。大行皇帝在日，载垣因为领着这个差使，成了亲密的游伴，常借着打猎行围的名义，为大行皇帝别寻声色，这一层，载垣不免情虚便不肯多提。 
　　听了他的陈奏，慈禧太后未作表示，只问端华和肃顺，又有什么困难？端华自陈，受顾命以后，每日在内廷办事，兼顾行在步军统领这个差使，十分吃力。肃顺则要求开去理藩院和向导处的差使，这个差使平时一点事都没有，一有事就是发财的机会，遇到皇帝出巡，豫遣大臣，率领御营将校，勘察跸路所经的路程远近，桥梁道路的情况，如果认为不妥，立即可以责成地方官修理。明明可以不经这座桥梁，偏说是必经之路，明明道路平整，不碍仪驾，偏说坎坷不平，这里面就要看红包大小来说话了。还有富家大族有关风水的祖坟，亦可说是跸路所经，非平掉不可，那个红包就更大了。当然，肃顺不会要这种钱，他的意思是要让两宫太后知道，既要恭奉梓宫在后，又要豫作向导在前，而蒙古、西藏等地的王公藩属，吊临大丧，又都要理藩院接待，这都得靠他一手料理，劳绩可想而知。 
　　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想到，慈禧太后静静地听完了陈奏，一开口就是：“好吧！”紧接着又说：照你们的话办，载垣銮仪卫和粘竿处的差使，端华步军统领的缺，肃顺管理藩院和向导处的差使，一概开去。应该改派什么人，你们八个人到外面去商量好了，马上写旨来看。” 
　　这一下是铁案如山了！肃顺大为懊丧，心里直骂他那位老兄端华出的是“馊主意”，但弄巧成拙，事情到了这一步，唯有照办。顾命八臣退了出去，在烟波致爽殿门外的朝房里开了一个会。自然，也只有他们三个人发言，商量的结果，决定便宜不落外方，但这些差使都是“满缺”，所以由景寿掌理銮仪卫，汉军的穆荫管理理藩院，上虞备用处拟了大行皇帝嫡现的姐夫，“四额驸”德穆楚克扎布，向导处拟了僧王的儿子伯彦讷谟祜只有行在步军统领这个缺，较费商量，研究了半天，拟了曾经做过步军统领，留京办理，主持巡防的刑部尚书瑞常补授。 
　　当时由曹毓瑛写了旨稿，重复进殿回奏。慈禧太后一看，除景寿和穆荫以外，其他三个都是蒙古人，心中会意，却不说破，反正肃顺走了一着臭棋，把这些可以作为耳目的差使，轻易放弃，实在是自速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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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行宫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人来人往，箱笼山积，每人心里都有着掩不住的兴奋，终于要回城了！行宫到底不是久居之地，而况亲友大部分在京里，仅仅是想到远别重逢，把臂话这一年的离乱，便觉归心如箭，神魂飞越了。 
　　只有两宫太后和小皇帝是安闲的，一切都不须他们动手，但两宫太后身子安闲，心里紧张，只要一静下来，就不免一遍又一遍地盘算着到京以后要见的人、要说的话、要做的事。特别是慈安太后，她叫双喜替她在贴身所穿的那件黑布夹袄里面，做了个极深的口袋，藏着曹毓瑛所拟的那道上谕，原已严密稳妥，万无一失，但她怎觉得不放心，不时要用手去摸一摸。 
　　慈禧太后看在眼里，直到九月二十三起床，在漱洗的那一刻，才悄悄向她提出警告：“姐姐，一出了宫，耳目多，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你可别老去摸‘那个东西’，让人看着犯疑心！” 
　　“嗯，我知道。”说了这一句，她倒又不自觉地把手伸到胸前，一触摸到衣服才意会到，自己都觉得好笑。 
　　漱洗完了，传过早膳，敬事房总管太监来请驾，到澹泊敬诚殿行启灵礼。小皇帝奠酒举哀，撤去几筵，由肃顺亲自指挥，把梓宫请到一百二十八名伕子所抬的“大杠”上，然后御前大臣醇亲王和景寿，引领着小皇帝到行宫大门的丽正门前恭候，等梓宫经过，率领文武百官跪送上道。这时两宫的黑布轿，已在行宫侧门等候，小皇帝依旧跟着慈安太后一起，由间道疾行，先到喀拉河屯行宫，匆创传过午膳，由景寿陪着，乘轿到“芦殿”——席棚搭盖，专为停奉梓宫之用的简陋殿廷，奠了奶茶，依旧回到喀拉河屯行宫。 
　　除了肃顺和醇亲王，以及其他少数大员，如肃顺的心腹，吏部尚书陈孚恩等等，扈从梓宫以外，其余的都随着皇帝行动。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建立了完善的巡幸制度，虽在旅途，照常处理政务，所以当慈安太后和丽太妃正绕行喀拉河屯行宫各处，指指点点在追忆去年中秋仓皇到此的光景时，慈禧太后却在大行皇帝当时所用过的御座上，批阅章奏。因景生情，瞻前顾后，她仿佛有一种化为男儿身，做了皇帝的感觉。这份感觉，不但美妙，而且新奇，坐在御座上，扶着靠手，顾盼自豪，竟舍不得离开了。 
　　就在这时候，御膳房首领太监来请示晚膳的菜单，她忽生怪想，这样吩咐：“照去年大行皇帝在这儿用膳的单子开。” 
　　御膳房首领大出意外，嗫嚅着说：“那可记不得了。” 
　　慈禧太后冷冷地答了两个字：“查档！” 
　　御膳菜单，逐日记档，但在道路之中，谁也不会把老档放在手边，看她的颜色不妙，御膳房首领，不敢多说，硬着头皮答应，退了下来，自去设法。 
　　仓卒之间，膳档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去查的，好得旧人还在，大家苦苦思索，幸喜那天时值中秋，地在行宫，印象较深，把残余的记忆七拼八凑，居然凑完全了，除了大丧不用黄、红等色，只用青花瓷器以外，慈禧太后所用的这一桌晚膳，与大行皇帝当日所传的几乎完全一样，但感慨弥深，浅尝辄止的情形，也是一样，尤其是慈安太后，触景生情，简直食不下咽了。 
　　除了感慨，也还有惊疑，一路扈从的禁军，大部分还掌握在肃顺、载垣和端华的手中，时机逼到了紧要关头，一言半语的疏忽，可以激出不测之祸，所以两宫太后相约绝口不谈到京以后的一切。慈禧太后则更担心着名为恭护梓宫，其实负有监视肃顺的任务的醇王，她深知她这个妹夫，才具平庸而又年轻气盛，与肃顺朝夕相处，倘或发生争执，泄露真意，后果不堪设想。这样提心吊胆，一直进了居庸关，听说胜保新练的京兵来迎驾，才算放了一半心。 
　　过了密云，京师在望，九月二十八日的未正时分，到了顺义县西北的南石槽行宫，这里离京城只有一天的路程了。三品以上的官员，规定在此接驾。等两宫太后的大轿，沿着黄沙的跸道，静悄悄地将进街口，只听有人朗声说道：“臣奕䜣跪请皇上圣躬万安。” 
　　一听这声音，慈禧太后不由得激动了，只觉万感交集，不辨是悲是喜？忍不住掀开黑布轿帘，自泪眼模糊中望出去，正看见恭王颀长的身躯伏了下去在免冠磕头。 
　　“好了！”慈禧太后擦着眼泪，舒了口气，无声地自语： 
　　“这可不怕了！” 
　　长长的接驾的行列，一个个报名磕头，等声音静止，大轿也进了行宫，直到寝殿前院停下，先到的太监宫女，一拥上前，行了礼接着各人的主子，进殿休息。 
　　慈禧太后仍住西屋，刚要进门，听得有人在一旁高声喊道：“奴才给主子请安！” 
　　是安德海！慈禧太后颇有意外之感，自然也很高兴，但此时却不便假以词色，只说了两个字：“起来！” 
　　“喳！”安德海响亮地答应一声，站起身来，疾趋上前，洋洋得意地扬着脸，掀开了青布门帘。 
　　除了两宫太后和双喜以外，殿里殿外的人，无不大感困惑，但只有小皇帝说了话，“皇额娘，”他拉着慈安太后的衣服问道：“小安子不是犯了过错，给撵出去了吗？怎么又来了呢？” 
　　“别多问！”慈安太后说了这一句，仿佛觉得不妥，便又说道，“犯了错，只要改过了，自然还可以回来当差。” 
　　小皇帝不甚懂她的话，但也没有再问，只翻着眼睛骂了句：“讨厌！” 
　　“不许骂人！”慈安太后拉着他的手说：“来吧，一身的土，让双喜给你换衣服，洗了脸好吃饭。” 
　　两宫太后都换了衣服，重新梳洗，然后传膳。敬事房首领陈胜文，用个银盘，递上“膳牌”，薄竹片涂粉书名，在传膳时呈进，以便引见或召见。 
　　慈禧太后翻了一下，看见恭王的名字，便向慈安太后征询意见：“咱们跟六爷见个面儿，问一问京里的情形吧？” 
　　她的声音很大，仿佛是故意要说给什么人听似地，慈安太后懂得她的意思，越到紧要关头越小心，防着有肃顺他们的耳目，便也提高了声音答道：“是啊！我就惦念着宫里，也不知安顿得怎么样了？” 
　　这表示召见恭王，不过是问问宫廷琐务，把他当做一个内务府大臣看待，无关紧要。而恭王自然也有警惕，递牌请见，无非是因为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出此一举，其实也不承望见着两宫太后。所以听得传旨召见，心里反而惴惴然，唯恐慈禧太后不识轻重，说出句把激切愤慨的话来，或会招致意想不到的阻碍和变化。 
　　因此，当见着两宫太后时，他特别摆出轻松舒徐的神色，磕了头起身，又向小皇帝请了个安，随即执着他的双手，高兴地说道：“皇上的气色极好。一路没有累着吧？” 
　　“嗳！一路还算顺利。皇帝很乖、很听话，上芦殿行礼，都是一个人坐着轿子去。”慈安太后又吩咐小皇帝：“叫六叔！” 
　　小皇帝受了夸奖，越发听话了，叫一声：“六叔！”随即倚着慈安太后的膝头，静静地看着恭王。 
　　恭王却转脸去看慈禧太后，他不敢使什么眼色，但她从他眼中也看出他的意思，便即闲闲问说：“京里还安静吧！” 
　　“安静。”恭王从容答道，“京里听说两宫太后回銮了，民心振奋得很。” 
　　“噢！”慈禧太后面有喜色，“可真难为他们了。天冷了，穷家小户也得照应。可商定了什么章程没有？” 
　　“请两位太后放心。已经定了十月初一开粥厂。” 
　　“那好。”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很谨慎地问道：“董元醇那个折子驳了下去，外面有什么话没有？” 
　　这话很难回答，实情无法在此时此地陈奏，但又不能不作一些暗示，恭王想了一下答道：“大家都说，董元醇那个折子写得不好。” 
　　写的不好是说文字不好，不是意思不好，两宫太后都会意了。 
　　恭王见此光景，便不等她们再问，索性说在前面：“梓宫回京的大小事务，臣会同周祖培、桂良、贾桢、沈兆霖、文祥、宝鋆，还有告退的老臣祈隽藻、许乃普、翁心存他们，都商量好了，只等皇上到京，按部就班去办，万无一失。” 
　　这一说越发叫人放心，慈禧太后便问：“明儿什么时候到京啊？” 
　　“大概总在未刻。” 
　　“这一年多，大家把局面维持住，可真是辛苦了。在京的大臣，皇帝都还没有见过，一到京就先见个面吧！” 
　　说着，慈禧向慈安看了一眼，另一位太后就微微点头。恭王察言观色，知道慈禧太后是想一到京就动手，时机似乎太局促了些。 
　　他还在考虑，她却在催了：“六爷，你看行不行啊？” 
　　恭王心想，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也好，于是很沉着地答了一个字：“行！” 
　　这时慈安太后亦已看出慈禧急于要动手的意向，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口中便迟疑地问了出来：“明天来得及吗？” 
　　恭王正要这句话，随即答道：“皇上倘是后天召见，那就诸事皆妥了。”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神色郑重地又加了一句：“事须万全，容臣有部署的工夫。” 
　　“事须万全”这四个字，颇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好！明天等我们回到宫里，六爷再‘递牌子’吧！” 
　　这是说明天还要召见恭王一次。他也觉得有此必要，应声：“是！”接着跪安退出。 
　　第二天一早由南石槽动身，两顶大轿，慈安带着小皇帝在前，慈禧在后，辰时起驾，迤逦南行。未正一刻，到了德胜门外，三品以下的官员，在这里接驾，报名磕头，轿子便走得慢了。等进了德胜门，由鼓楼经过地安门，向东往南，由天安门入宫，换乘软轿，到了历朝太后所住的慈宁宫，已是薄暮时分了。 
　　天一黑便不能召见外臣，慈禧太后心里急得很，所以一进宫还来不及坐定，便叫过安德海来，低声嘱咐：“你去看看，六爷来了没有？来了就‘叫起’，让他在养心殿等着。” 
　　“喳！”安德海答应了一声急忙忙奔了出去。 
　　慈安太后见此光景，也就不忙着换衣服休息，与慈禧坐在一起，一面喝着茶，进些点心，一面等安德海来回话。 
　　也不过两刻钟的工夫，安德海回来奏报，说恭王早已进宫，此刻遵旨在养心殿候驾，慈宁宫到那里不算远，两宫太后也不传轿，走着就去了。 
　　养心殿从雍正、乾隆以后，就等于乾清宫一样，是皇帝的寝宫，也是皇帝日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的所在，但大行皇帝在日，住在圆明园的日子多，在宫的日子少，所以对两宫太后来说，养心殿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一进了殿门，竟不知该往什么地方走？ 
　　安德海极其机灵，抢上两步，躬身问道：“请懿旨，是不是在东暖阁召见？” 
　　这提醒了两宫太后，并排走着，进了东暖阁，在明晃晃的烛火下，召见恭王。 
　　“这儿的总管太监是谁？”慈禧先这样问。 
　　这一问把恭王问住了，楞了一下答道：“容臣查明了回奏。” 
　　“不要紧。我不过想问问，这里的人都靠得住吗？”原来是怕泄漏机密，这是过虑了，“靠得住。”恭王答道： 
　　“伺候养心殿的，都知道轻重。请两位太后放心！” 
　　“那就好！”慈禧太后的声音也响亮了，“六爷，你看明儿该召见那些人呐？” 
　　“人不宜多，管用的就行。臣拟了个单子在这里，请两位太后过目。”说着，掏出白纸书写的名单，递了上去，慈安太后接了过来，随手转交了给慈禧。 
　　这张名单上开着简单的履历，恭王交到慈安太后手里，她略看一看，怕里面有什么字不认得，便顺手递到左边：“妹妹，你念吧！” 
　　于是慈禧太后接着单子念道： 
　　“恭亲王奕䜣。 
　　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 
　　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字筠堂，山东黄县。 
　　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字芝台，河南商城。 
　　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 
　　念完了，慈禧太后接着便问：“我记得大学士一共是四位？” 
　　“是！”恭王答道：“还有一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官文，奉旨留在湖广总督任上，所以不能开进去。” 
　　名单是恭王召集心腹，研商以后决定的，大学士为宰辅之任，文祥则是留京唯一的军机大臣，加上恭王自己，亲贵重臣都在里面了，所以人数不多，分量很够，足以匹敌顾命八大臣。慈禧太后深为满意，把名单折了起来，裹在一方白纱手帕里，点点头说：“很好。明儿就是六爷‘带领’他们好了。你看，什么时候召见才合适啊？” 
　　“晚一点儿好。” 
　　“嗯！”慈禧会意了，要到下午，等载垣、端华他们退值出宫以后，才是最好的时机。 
　　“六爷！”慈安太后忽然问道：“明儿见了大家，我该怎么说啊？那一会儿很要紧，一句话都错不得。” 
　　“是！”恭王肃然答应，考虑了一下才这样回答：“两位太后的意思，臣全知道，所以，明儿个两位太后，不必垂谕太多，只把他们的欺罔之罪，好好儿说一说，能激发臣下忠爱愤激之忱，事情就容易办了。” 
　　“嗯，嗯！”慈禧太后深有体会，看着慈安使了个眼色，表示此刻不必再问，等下她会解释。 
　　“不过，臣还有句话，不得不先奏明两位太后。”恭王显得很痛心地又说：“先帝对臣不谅，误会极深，臣目前的处境甚难。不管顾命八臣，怎么样的专擅跋扈，亲承末命这回事，到底是有的，为了敬重先帝，明儿召见，臣实在不宜多说什么。至于以后，也得等两位太后和皇上赏下恩典来，臣才好就本分办事。” 
　　“我们知道。以后，当然把外面都付托给六爷。”慈禧先许了这个心愿，然后才说：“可是，明儿也总得有人说话啊！” 
　　“当然。”恭王极有把握地说，“两位太后请放心，一定会有人说话。” 
　　于是，这晚上，恭王派朱学勤把桂良、贾桢、周祖培、文祥都请到了他的在后湖南岸，大小翔凤胡同之间的别墅里来聚首。除了桂良是岳父，文祥是心腹以外，对贾、周两老，恭王以皇叔之尊，却执后辈之礼，这不仅因为这黄县、商城两相国，位高望重，齿德俱尊，更因为恭王心里明白，满洲人自己闹家务，非仰仗汉大臣不能解决。 
　　把顾命与垂帘之争，当做八旗内部闹家务，有此明达深入的看法，比肃顺就高了一着，这就是文祥见识不凡的地方，但也是他们正红旗的传统。下五旗以正红旗居首，太祖创立八旗时，正红旗归他的次子代善所有。太祖崩逝，代善拥立他们弟兄中最能干的老八皇太极，就是太宗。代善亦因此大功，被恩独隆，除他自己拥有“和硕兄礼亲王”的尊衔以外，另有两个儿子以军功封为郡王，都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因为这个缘故，在开国以后的宫廷大政变，象顺治年间的清算睿亲王多尔衮，康熙末年的夺嫡之争，以及世宗即位后的骨肉之祸，正红旗都避免卷入漩涡，他们传统的态度是，中立而和平，但不失效忠皇帝的基本立场。所以正红旗的文祥和桂良，认为恭王要打倒肃顺，必须争取汉大臣和蒙古亲王、大臣的支持，这就象弟兄闹家务，自己人没有是非曲直可言，必须请亲友来调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亲友袖手旁观，这个家务闹不清，弄到头来必定两败俱伤，八旗可能会分裂，至少镶蓝旗会离心，因为郑亲王是镶蓝旗的旗主，他府里还保存着镶蓝旗的大纛。 
　　倘或出现这样的局面，江南的战事，将会逆转，委屈成和议以求得的安定，也要付之流水。内忧复炽、外患续起，不是社稷生民之福。为了这个关系，恭王对贾桢和周祖培抱着极大的期望，疏通游说的工作做了已不止一天，此一刻是到了必须仰仗他们的最后关头了。 
　　他先宣达了两宫太后将于明日召见的旨意，接着便忧形于色地说：“大行皇帝尸骨未寒，深宫已不安如此，两公国家柱石，不知何以感在天之灵？” 
　　贾桢和周祖培只皱着眉，口中“嗯，嗯”地表示领会，却不说话。 
　　于是恭王只好指名征询了。贾桢曾为恭王启蒙，当过上书房的总师傅，所以恭王对他特别尊敬，凑过身子去，亲热地叫一声：“师傅，明日奏对，你老预备如何献议？” 
　　贾桢抬头看着周祖培答道：“这要先请教芝翁前辈的意思了。” 
　　周祖培的科名比贾桢早了几年，入阁却晚了几年，所以拱着手连连谦辞：“不敢，不敢！自然是唯筠翁马首是瞻。” 
　　“要说马首，”贾桢拿纸煤儿指着桂良说，“在这里。燕公是首辅，请先说了主张，我们好追随。” 
　　入阁以桂良最早，贾桢用明朝的典故，尊称他为首辅，桂良也是连称“不敢”，然后苦笑着说：“二公不必再闹这些虚文吧！老实说一句，明日只有二公的话，一言九鼎，可定大局。应该取一个什么方针，请快指教吧！” 
　　“是！”周祖培比较心直口快，但有话不便先说，催着贾桢开口：“荡翁，当仁不让！我们就商量着先定出个方针来，进一步好想办法。” 
　　贾桢“噗噜噜，噗噜噜”吸了两袋水烟，才慢条斯理地说了句：“自然以安静为主。不知太后可有什么交代？” 
　　慈安太后贴身所藏的那道密诏，早由曹毓瑛另录副本，专差送交恭王，因此，明天两宫太后召见，会有什么话交代，他是完全知道的，但此时不便说得太明白，只隐约透露：“总不外乎在军机上有一番进退。” 
　　“那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贾桢又问，“可还有别的意思？” 
　　“还有垂帘之议，可否亦待公决。” 
　　“这也未尝不可。” 
　　贾桢这一句话，对周祖培是一大的鼓励，他是赞成垂帘之议的，目的之一，是要借此报复肃顺。肃顺的狂妄无礼，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尤以周祖培所身受的为最难堪。大行皇帝避难热河以前，他与肃顺同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有时司员抱牍上堂，周祖培已经画了行的稿，肃顺装作不知，问说是谁画的行？司员自然据实回答，他居然会把周祖培的签押涂消，重新改定原稿。累次如此，而且就当着本人的面。这样不替人留余地，所以周祖培把他恨如刺骨，凡可以打击肃顺的任何措施，他都是无条件赞成的。 
　　这时他怀中已揣着一份奏请两宫太后临朝听政的草稿，随即拿了出来，递向贾桢，一面说道：“请筠翁卓裁！” 
　　贾桢接到手里，就着烛火，先看稿尾具名，已有了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名字。再看正文，劈头就说：“我朝圣圣相承，从无太后垂帘听政之典，”但一转又说：“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接着发挥“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建议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这个奏折有意避开“垂帘”的名目，实际上仍是建议垂帘，变成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文章实在不见得高明，贾桢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他的年纪也大了，懒得用心思，更懒得动笔，所以口是心非地连声说道：“很好！很好” 
　　“然则请筠翁领衔如何？” 
　　贾桢看这情形，势在必行，这个折子上去，必蒙圣眷，富贵可保，落得捡个现成便宜，于是欣然答道：“当附骥尾。”取过笔来，端楷写上自己的名字。 
　　这一下真个是皆大欢喜。恭王算是放心了，明天召见，即使黄、周二人口头没有表示，有了这个奏折，仍旧可以在谕旨上大作文章。把这出戏很热闹地唱了起来。 
　　为了怕载垣、端华知道了这一夕的聚会，有所防备，既然大事已定，恭王便不必留贾、周二老多谈，悄悄地仍旧把他们送了回去。但在他的别墅“鉴园”之中，却是重帷明灯，彻夜不息，文祥、宝鋆、曹毓瑛、朱学勤这四个人，围绕着他，整整商量了一夜，把所有的步骤，都仔细安排好了。 
　　到了第二天午后，贾桢和周祖培都套车进了东华门，到内阁大学士直庐休息，等候召见。 
　　两位阁老都是六十开外了，身上病痛甚多，随侍的听差一会儿按摩捶背，一会儿进膏滋药，忙个不了。看看刚交申时，淡档的日影正上东墙，恭王匆匆而至，带来了新的消息，载垣、端华和其他的顾命大臣，已经得到风声，此刻都还在军机处坐着不走，大有静以观变的模样。 
　　“那就不必等‘叫起’了！”周祖培在这些仪制上面最熟悉，“反正王爷昨天已面奉懿旨，带领进见，何不此刻就上去？” 
　　“是啊！我正是这个意思。” 
　　他们都是赏了“紫禁城骑马”的，马早改了肩舆，于是听差“传轿”，由外廷进入内廷，步入乾清宫西侧的隆宗门，军机处、南书房都在这里，密迩着养心殿，一向是天子近臣，每日必到，而为国家大政所出的机要地带，所以气象森严，关防特紧。等他们一到，载垣和端华都从军机处走了出来，但彼此心里虽极紧张，表面却都不失贵人气派，面带微笑，揖让雍容，把他们请到军机大臣直庐去坐。 
　　等见过了礼，载垣看着他们问道：“六叔跟贾、周二公，怎么走在一处？是有什么指教吗？” 
　　“没有什么。”恭王很随便地答说，“太后召见…　。” 
　　不容他说完，载垣立即大声打断：“那有这回事？” 
　　恭王笑笑不响，暗中盘算着脱身之计，念头刚动，只听外面一条尖锐高亢、男不男、女不女的嗓子在喊：“传旨！” 
　　载垣和端华一愣，恭王却是极敏捷地站了起来，抢步上前，掀开帘子，并且回头望了一眼，于是贾桢和周祖培便也都跟了出来。 
　　来传旨的是敬事房的首领太监丁进安，他早就出来了，悄悄在暗处窥探着，要等被召见的人到了才现身传旨。这时便站在上首，面对恭王，大声说道：“奉特旨：召见恭亲王、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军机大臣文祥，由恭亲王带领。” 
　　这时载垣、端华、杜翰等等，也都出了屋子，听得丁进安传旨完毕，载垣愤然作色，指着丁进安厉声问道：“何谓‘特旨’？你说！是不是懿旨？” 
　　“皇太后交代是‘特旨’。”丁进安昂然答道，“是不是懿旨，王爷你自个儿琢磨吧！” 
　　“当然是懿旨。”载垣看着恭王，声音越发大了，“太后不应召见外臣！否则与垂帘有什么分别？” 
　　“是啊！”恭王声色不动，随口答道，“这话你明儿当面跟太后回奏吧！” 
　　说着，他已经移动脚步，两位阁老也是目不斜视地迈看四方步子，从从容容地跟在恭王后面。走到半路，桂良和文祥亦都赶到，于是会齐了由恭王带领，径上养心殿东暖阁来见太后。 
　　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已先在等着，等行了礼，慈安太后吩咐：“请起来说话！” 
　　这还是两宫太后第一次跟桂良、贾桢、周祖培和文祥见面，恭王便一乙引见，简单地报告了他们的经历。两宫太后不断点头，十分谦和。 
　　等这一套程序终了，恭王便引个头说：“两位太后有话，就请吩咐吧。” 
　　于是，慈安太后把预先商量好的话说了出来：“你们都是三朝的老臣，国家的柱石，忠心耿耿，我们姐妹俩早就知道的，就巴望着有今天这一天，跟你们见了面，要请你们作主。” 
　　周祖培赶紧答道：“不敢，不敢！”其余的人也都一致躬身逊避。 
　　“这不是客气话，”慈安太后指着小皇帝说：“皇帝才六岁，我们姐妹又年轻，孤儿寡妇，在外面受人欺侮啊！” 
　　语声未终，陡然乙声娇啼，慈禧太后失声而哭，慈安太后的泪水原就在眼眶里晃荡，这一下自然也跟着涕泗涟涟，把个小皇帝吓得慌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嘴一瘪，也拉开嗓子，号啕大哭。 
　　这娘儿三个的哭声，震动了整个养心殿，几位老臣，无从解劝，只好陪着宣涕。君臣对哭，如遭大丧，这样彼此影响着情绪，一下子引起了悲愤激昂的情绪。 
　　两宫太后且哭且诉，肃顺的跋扈骄狂，原己在大家心目中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她们，特别是慈禧太后的话，很容易打动人的心。等说到争执痛驳董元醇的旨稿，小皇帝惊悸之余，竟致遗溺时，周祖培突然抗声而言：“太后何不治他们的罪？” 
　　这一声如石破天惊，哭声立刻低了，在残余的抽噎唏嘘中，慈禧太后问道：“顾命大臣也能治罪吗？” 
　　“有何不可？”周祖培斩钉截铁地答说：“请先降旨，解除他们的职务，自然就可以治罪了！” 
　　“好！”慈禧太后点着头，连说了三个“好”字，接着又说：“现在就降旨吧！” 
　　于是慈安太后背过身子去，解开肋下衣纽，取出贴身所藏的那道密旨，递了给恭王：“六爷，你念给大家听吧！” 
　　原是密旨，此刻成了“明发”，曹毓瑛也是照明发上谕的格式写的，每页六行，字大且多，所以这道藏在慈安太后身上多日，片刻不离，入手余温犹在，并似乎香泽微闻的谕旨，展开来有如一个小手卷那么长。这使得周祖培等人，大为惊奇，不知太后身上何能有此文件，更不知道长篇大论，说得是些什么？ 
　　等传旨的人往上面一站，其余诸臣，随即都跪了下来。恭王从“上年海疆不靖”开始，念到“都城内外，安谧如常”，换口气念第二段，是说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力阻回銮，因为“口外严寒”之故，以致“圣体违和”，崩于行在。 
　　这是把大行皇帝的死因，都归罪于那三个人了。 
　　因此，谕旨上说：”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这以下就说到八月十一的事了，以皇帝的口气，认为董元醇所陈奏的三件大事，“深合朕意”，虽然本朝向无太后垂帘的制度，但既登大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着照所请传旨。” 
　　文章到紧要关头上来了，恭王特意提高了声音，不疾不徐地念道： 
　　“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 
　　这“是诚何心”四字，是痛驳董元醇的警句，也是恭王最痛心的指责，曹毓瑛以其人之道还治，用在此处，非常巧妙。 
　　恭王念到这里，心中痛快，不曲得略停一停，垂眼下望，只见俯伏在地上的周祖培，正微微颔首，可见得这四个字，下得确有力量，于是越发抖擞精神，朗声诵念： 
　　“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 
　　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等宣完谕旨，慈禧太后紧接着又说：“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尽管说了，我们一起商议。” 
　　周祖培是有意见的，但不知如何表达。他觉得这道明发，措词得体而有力，足以正载垣等人之罪，但奉行谕旨，却不容易，“无人臣之体”是大不敬，“擅自改写”谕旨是矫诏，再加上危言欺罔，阻挠回銮，以及专擅跋扈等罪，只要有一款成立，便是死罪，而这些人目前仅浇解任，活动的力量仍旧存在。这样，将来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定罪，就必有一番极严重的争执，倘或不能制肃顺的死命，一旦反扑，后患无穷，大是可虑。 
　　他正在这样踌躇着，恭王已先发言，“启奏两位太后，”他说，“臣奉派传旨，责任重大。有句话，必得先请示两位太后，倘或载垣、端华、肃顺诸人不奉诏，应作何处置？” 
　　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张大了眼睛，炯炯逼人地问道：“他们在这里也敢吗？” 
　　“刚才臣等奉召之时，载垣还想阻拦，说‘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这不成了叛逆了吗？”慈禧太后极有决断地指示：“果真如此，非革职拿问不可。” 
　　抓着这一句话，周祖培赶紧接腔：“太后圣明！” 
　　这是赞同太后的主张的表示，慈禧太后随即向恭王说道：“那就再拟一道谕旨吧！曹毓瑛在不在这儿？马上写旨来看。” 
　　“未奉宣召，曹毓瑛不敢擅自进宫，让文祥写旨好了。”恭王接着又说：“肃顺扈从梓宫，已过了青石梁，将到密云，臣请两位太后降旨，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澴将肃顺拿住，押解来京。” 
　　“好。一起写旨来！” 
　　于是文祥退出东暖阁，就在养心殿廊下，向太监借了副笔砚，将拿问载垣等人的谕旨写好，重新进殿，呈上旨稿。 
　　慈禧太后看完以后，随即在纸尾盖了“同道堂”的图章，一面把谕旨大意讲了给慈安太后听，一面从她手里接过“御赏”图章，盖在上面。等把这一道最要紧的手续完成了，才递到恭王手里。 
　　等跪安退出，恭王手捧三道谕旨，仍旧回到军机处，载垣和端华已经听得风声，说是两宫太后对召见诸臣，号啕大哭，猜到必有谕旨，却不知内容如何？心里正在惊疑不定、坐立不安的时候，听得靴声橐橐，从窗里望出去，恰好看见了恭王手里的文件。 
　　端华沉不住气，想先迎出去问个究竟，让载垣一把拉住，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要他装作不知，静以观变。 
　　于是端华重新坐了下来，刚取出鼻烟壶，只听外面恭王大声在问：“乾清门侍卫在那儿？” 
　　这原是布置好的，刚一声喊，从隆宗门进来一班侍卫，一起给恭王请了安，垂手肃立。 
　　他从手里取一道谕旨扬了一下：“你们听仔细了，奉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如果载垣、端华等人胆敢不奉诏，你们给我拿！” 
　　这是暗示载垣、端华不要自讨没趣，但先声夺人，端华一听郑亲王的爵位革掉，失去护符，这一下送到宗人府拷问治罪，可有得苦头吃了！一想到此，心胆俱裂，“叭哒”一声，把个八千两银子买的，通体碧绿的翡翠鼻烟壶，从手里滑落，打碎在地上。 
　　其时已有一个侍卫掀帘进来，高声说道：“请诸位王爷、大人出屋去吧！有旨意。” 
　　载垣有片刻的迟疑，终于还是走了出去，他一走，端华等人自然也跟着到了廊下。只见恭王神情庄肃地说道：“奉旨：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应得之咎，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 
　　在一提到名字时，那五个人已跪了下来，等宣完旨，个个面如土色。比较还是穆荫镇静些，说了句：“臣遵旨。”然后大家都磕了头，站了起来，垂头丧气地退回屋内。 
　　载垣突然开了口，他是一急急出来的一句话：“我们没有在御前承旨，那里来的旨意。” 
　　“哼！”恭王冷笑一声，回头对周祖培说道：“你们看，到今天，他们还说这话。” 
　　“只问他们，奉不奉诏就是了！” 
　　这句话很厉害，载垣不敢作声，端华却先叫了起来：“这是乱命…　。” 
　　一句话未完，恭王大声喝道：“给我拿！” 
　　说到“拿”字，已有侍卫奔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揪住了载垣和端华，同时把他们的暖帽从头上摘了下来。 
　　“岂有此理！混帐！你们敢这个样子对待国家大臣？”载垣高声大骂。 
　　“送宗人府！”恭王说了这一句，首先走了出去。 
　　等一出隆宗门，但见远处鸡飞狗跳般乱成一片，顾命大臣入朝的舆夫仆从，都让守卫宫门的护军驱散，这面载垣和端华还在大声吆喝：“轿子呢？轿子！”乾清门的侍卫没有一个答腔，推推拉拉地把他们架弄到宗人府去了。 
　　恭王没有心情理这些，他现任要处置的是如何传旨捉拿肃顺？依照他们商定的计划，这应该由文祥去办，为了郑重起见，明知文祥是个极妥当的人，他仍旧把他拉到一边，在把那道派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澴拿问肃顺的谕旨递过去时，特别告诫：“肃六扈从梓宫，别激出事来！咱们可就不好交代了。我怕老七办不了这件大事。” 
　　“七爷不至于连这一个都办不了，”文祥很沉着地答道： 
　　“等我来筹划一下。” 
　　“对。不过，可也要快。”恭王又说，“我先陪他们到内阁去谈谈，回头就回翔凤胡同。你这里的事儿一完，马上就来。” 
　　于是恭王陪着桂良他们到太和门侧的大学士直庐，文祥仍回军机处。解任的军机大臣都已回家，闭门待罪，整个枢廷，只剩下文祥一个人维系政统，由于这一份体认，使他顿感双肩沉重，似觉不胜负荷。同时想到声势煊赫的王公大臣，片刻之间，荣辱之判何止霄壤？宦海中的惊涛骇浪，也着实令人望而生畏。 
　　正这样感慨不绝时，朱学勤已迎了上来，他是以值班军机章京的资格留在这里的。此刻人逢喜事精神爽，脸上挂着矜持的微笑，但一见文祥的脸色沉毅，不知出了什么意外，笑容顿敛，只悄悄跟着他进了里屋。 
　　“唉！”文祥叹口气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朱学勤不知他是为谁感叹？不便答话，只问：“到密云传旨派谁去？” 
　　文祥想了想说：“劳你驾，看杨达在不在？” 
　　杨达是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个佐领，文祥把他挑了来做侍从，人生得忠诚而机警，朱学勤觉得派他到密云办这件差使，是个很适当的人选，于是亲自到隆宗门外去把他找了来。 
　　“修伯，你用恭王的名义，写封信给醇王，把今天的事，扼要叙一叙。连同这道上谕，一起加封寄了去。” 
　　朱学勤照他的嘱咐办妥，另外又取了一个军机处的印封，套任外面，一起送了进来，文祥过了目，随即交了给杨达。 
　　“这里到密云，最快什么时候可到？” 
　　“马好的话，三更天可到。” 
　　“你骑了我的那匹‘菊花青’去。三更天一定得到。”文祥又问，“密云地方你熟不熟？” 
　　“去过几回，不算陌生。” 
　　“好！七王爷住在东大街仁义老店。一到密云，就去叫七王爷的房门，当面把这封信送了，到天亮，你再去见七王爷，他有什么话，你带回来。明儿中午，我等你的回话。” 
　　“喳！”杨达响亮地答应着。 
　　“我再告诉你，”一向一团蔼然之气的文祥，此时脸上浮现了肃杀的秋霜：“这一趟差使不难，你要办砸了，提脑袋来见我！记住，谨慎保密！” 
　　杨达神色懔然地称是，当着文祥的面，把那个厚厚的大印封，贴胸藏好，请安辞去。匆匆回到东城步兵统领衙门，从槽头上把文祥那匹蒙古亲王所赠的“菊花青”牵了出来，又挑了四名壮健的亲兵和四匹脚程特健的好马，到文案上领了兵部所发，留存备用的火牌，上马往北，一直出了德胜门。 
　　这时天还未黑，五骑怒马，奔驰如飞，正好是三更时分，到了离京城一百里的密云县南门。大行皇帝的梓宫正行到这里，城乡内外，警卫森严，杨达叫开了城门，验过火牌，驱马直入，到了十字路口，一折往右，便是东大街，找着了醇王所住的客店。 
　　客店的大门是整夜不关的，现在有亲贵大臣在打公馆，更有轮班的守卫，等杨达刚下了马，要进店时，便有人喝道： 
　　“站住！” 
　　于是杨达便站住，等那名蓝翎侍卫，带着两名掮着白蜡杆子的护军到了面前，他才喘着气说：“兵部驿递，有六百里加紧的‘廷寄’，面递七王爷！” 
　　“七王爷还得有会儿才能起身，你等着吧！”那侍卫往里面努一努嘴，“屋里有酸菜白肉、火烧、滚烫的小米粥，也还有烧刀子，先弄一顿儿！” 
　　“多谢你啦！”杨达给那个蓝翎侍卫打了个千，陪笑说道：“上头交代，一到就得把七王爷唤醒了，面递公事，劳你驾，给回一声儿吧！” 
　　“嗯，嗯，好！” 
　　蓝翎侍卫转身进店，过了有一盏茶的工夫，匆匆奔了出来，招一招手把杨达带到西跨院，只见醇王披着一件黑布棉袍，未扣纽扣，只拿根带子在腰里一束，站在西风凛冽的阶沿上等。 
　　杨达抢上两步，到灯光亮处行礼，自己报名：“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属下佐领杨达，给七王爷请安。” 
　　醇王心里有数，是文祥派来的专差，便说：“进屋来！”又对蓝翎侍卫说，“你把瑞大人去请来。” 
　　杨达跟着醇王进了屋子，从怀里掏出那个已有汗水渗润的印封，双手递了上去，同时轻声说道：“文大人交代，限今晚三更赶到，当面送上七王爷。” 
　　醇王不暇答话，拆开印封，先看恭王具名的信，再看谕旨，心里一阵阵兴奋，这一天终于到了！曹毓瑛给他安排的好差使毕竟来了！非得漂漂亮亮的露一手不可。 
　　按捺住心头的激动，他平静地问杨达：“你刚才到了这里，是怎么跟外面说的？” 
　　“卑职只说，有六百里加紧的‘廷寄’，要即刻面递七王爷。” 
　　醇王放心了，京里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丝毫不曾泄漏，不由得夸一声：“好小子！会当差。”接着喊一声：“来呀！” 
　　听差应声而来，醇王吩咐取五十两银子赏杨达。 
　　杨达谢了赏，又转达了文祥的意思，要他等天亮以后，来见醇王，有什么回信好带回去。 
　　“好，好！”醇王很高兴地说，“天亮了你来，我让你回去交差。其实到那时候全都明白了，就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杨达不甚懂得他的话，但不敢多问，退了出去，一摸怀里的五十两银子，心花怒放，找着了他带来的亲军，一起到侍卫值夜的屋里，叨扰了一顿宵夜，自去打盹休息。 
　　在醇王屋中，瑞常深夜奉召，依然穿了袍褂来见，摒除仆从，醇王一言不发，先把京里来的文件，递给他看。这原在瑞常意料之中，只想不到发动得如此之快！虽然拿问肃顺，钦命睿醇两王办理，但身为行在步军统领，此行护跸的责任，大部分落在自己双肩，出了乱子，难逃严谴，因此他的沉重的表情，与醇王的踌躇满志，跃跃然将作快意之事，大异其趣。 
　　“芝山！”醇王叫着他的别号问道：“你看如何着手？” 
　　“王爷！事出仓卒，错不得一步。” 
　　“那自然。” 
　　瑞常拉一拉椅子，移近了烛火，把头凑过去说：“你看他会奉诏吗？” 
　　“这可说不定了。不过，他就是不奉诏，难道还敢有什么举动吗？不敢，”醇王极有信心地说，“我料他不敢。”瑞常把个头摇个不停：“不然，不然！”他说，“象他如此跋扈的人，自然也想到结怨甚深，身边岂能没有一两百个死士？” 
　　听得这话，把醇王吓一跳，满怀高兴，大打折扣，怔怔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事须从长计议。”瑞常又说，“我陪王爷去见了睿王再说。” 
　　这个建议，未能为醇王接受，他认为当夜就须“传旨”，为时无多，无法从容筹议，不如在这里商量好了办法，再通知睿王一起行动，比较简捷妥当。 
　　瑞常想想这话也不错，于是为他先分析警卫配备的形势，他说他的兵力，只担任护卫跸路的责任，都在外围，根本没有用处，而肃顺依旧兼着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的差使，上三旗的侍卫，三分之一归他指挥，如果急切一拚，后果不堪设想。 
　　“所好的，正黄旗的侍卫，大都在芦殿护卫梓宫。他身边的人不多。”瑞常又说，“就怕他蓄养着死士。” 
　　说道“死士”，醇王又皱眉了：“这个人刻薄寡恩，不见得会有肯替他出死力的人。就算有，也不至于寸步不离左右。 
　　咱们不必三心两意，趁早动手吧！” 
　　“就动手也得布置一下。得派亲信矫健的人，这个，”瑞常徐徐说道：“我看四额驸那里的人最好。” 
　　“对！”醇王对这个主意，非常欣赏，“咱们就借四额驸的人。” 
　　四额驸德穆楚克扎布，新补了上虞备用处的差使，这个衙门又称粘竿处，那里的侍卫，上树下水，甚么地方都得去，所以都挑年轻机警，身手活跃的上三旗子弟充任，用他们去对付肃顺身边可能有的“死士”，比较最妥当。这一层就算说定了。 
　　再商量下去，很快地都有了结论，外围警戒归瑞常负责，进房抓人是醇王亲自出马，睿王年纪大了，只请他在外面摆个样子。 
　　“事不宜迟，上睿王那里去吧！”醇王说了这一句，叫进听差来，伺候着换上袍褂，与瑞常一起到了睿王那里。 
　　睿王和醇王住在一家客店，只不过隔了一个院子，叫开了门，密谈经过，睿王觉得谕旨上是自己在先，论爵位又是亲王，恭王和文祥却把密旨寄给醇王，心中不快，所以拱拱手说道：“这么个大案子，自然是请七叔作主。” 
　　醇王还未开口，瑞常听出话风不妙，赶紧说道：“七王爷自然也还得听王爷的指挥。” 
　　睿王听得这话，心里才好过些，点点头说：“都是为皇上办事，何分彼此？七叔有什么主意，就说吧！” 
　　于是醇王说了他跟瑞常商定的计划，只把谁进屋抓人的话改了一下：“怎么样传旨，我得听你的意思。” 
　　醇王一向年少气盛，总想办一两件漂亮差使露露脸，睿王早已深知，所以这时摸着山羊胡子说道：“英雄出少年，手擒巨奸，自然要让七叔当先。” 
　　“那就这么说了。你请换衣服吧！我到四额驸那里去。咱们在他那儿会齐。” 
　　“我就不陪七王爷了。”瑞常请了个安说，“回头我也到四额驸那里会齐。” 
　　“还得规定一个时间。”醇王从荷包里摸出一个大金表来看了看说：“这会儿西洋钟是一点半，咱们准两点半会齐，三点动手。你来得及吗？” 
　　“尽力办吧！” 
　　“慢着！”睿王把眼珠转了两下，断然作出决定，“芝山，你要尽量多派兵，把他那儿四处八方全安上人，要叫它里外隔绝了！七叔，你进去的时候，先把他那里的侍卫班领找出来，把事由儿告诉他，问他遵不遵旨？不遵旨就拿办。这么做，费点儿手脚，可是事情是正办，就出一点儿差错，咱们也还有说话的余地。” 
　　这番话，叫醇王很佩服，姜到底是老的辣。当然，他不是为了将来卸责打算，只是觉得把侍卫班领先叫出来，说明缘由，是擒贼擒王的上策，只要这个人俯首听命，就不必怕什么“死士”了。 
　　于是分头办事，到了两点半，都已在德穆楚克扎布那里会齐。粘竿处的侍卫早已挑好，听说随着醇王去拿肃顺，个个摩拳擦掌，十分兴奋，这一半是出于年轻好事，另一半却由于肃顺曾奏减八旗粮饷，没有一个对他有好感之故。 
　　准西洋钟三点，醇王带着那班年轻侍卫，大步往肃顺的行馆而去，这时大街小巷都已经戒严了。 
　　睿王年纪大了，夜深霜重，由瑞常陪着，坐了暖轿也到了，按照预定的计划，征用街口一家茶馆，作为临时的指挥处所。两王一尚书，刚刚坐定，听得一阵阵极清脆的马蹄敲打青石板路面的声音，急如骤雨，极有韵律，深宵人静，声势显得甚壮。睿王和醇王，不由得都侧耳静听，脸上有微微惊疑的神色。 
　　于是瑞常急忙说道：“喔，我倒忘了禀告两位王爷了，是我约的伯彦讷谟祜，此刻必是带着他的马队来了。” 
　　僧王的长子贝勒伯彦讷谟祜，新派了向导处的差使，一路来都是打前站，他有自己的卫士，剽悍的蒙古马队，此刻应瑞常的邀约，特地点齐了人马，共是二十四名，一阵风似地卷到，得此铁骑，醇王的胆更壮了。 
　　彼此匆匆见了礼，当即由睿王发令，派人到肃顺的行馆，把那名侍卫班领找来。 
　　所有护送梓宫的王公大臣，一路都由地方官办差，租用当地的客店作公馆，只有肃顺因为带着两名宠妾同行，不便与大家住在一起，所以由内务府的官员，替他们的“堂官”当差，自觅住处，在密云借的是一家乡绅的房子，共是一个大院，一个花厅。 
　　住在前院厢房的侍卫班领，名叫海达，这时已为蒙古马队的蹄声所惊醒，心里奇怪，梓宫在此，贵人如云，是那个武官这么大胆，半夜里帝着马队横冲直撞，不太放肆了吗？ 
　　正这样在心里犯疑，听得有人在敲窗户，起床一看，是一名守夜的蓝翎侍卫来报告，说是睿王派人来召唤。 
　　“咦！”海达愣了愣又说，“他是王爷，我不能不去。可是，旗分不同，他管不着我呀！” 
　　“头儿！”那侍卫踏上一步，凑到他眼面前说，“别是要出事！步军统领衙门的人都出来了，不知要干什么？” 
　　海达一听这话，越发吃惊，看这样子，应该去禀报肃顺，但也怕这位“中堂”的脾气大，吵了他的好梦，说不定会挨一顿臭骂。但时间上又不容他细作思考，匆遽之间，认为自己先出去看一看，再定主意，这无论如何是不错的。 
　　于是他戴上大帽子，急急走了出去，刚到门口，遇见为睿王传令的侍卫，原是熟人，彼此招呼了一下，那人压低了声音说道：“睿王奉旨拿人，本来想请肃中堂会同办理，怕的是正在好睡，特意让你去一下，把事由儿告诉了你，回头好说给肃中堂知道。” 
　　原来如此！海达疑虑尽释，欣然跟随而去。到了路口茶店，但见马队步勇，刀出鞘，箭上弦，灯笼极多，名号不一，竟似会操之前，未曾摆队，先作小休的模样。等一进了店，发现不但有睿王，还有醇王，瑞尚书和蒙古王子伯贝勒，这一惊非同小可，硬着头皮行了礼，垂手肃立，静听吩咐。 
　　“海达！”睿王问道：“肃中堂这会儿在干什么？” 
　　“回王爷的话，肃中堂这会儿还睡着。” 
　　“睡在那儿？”醇王问说。 
　　这话骤不可解，海达想了想才明白，必是问的睡在那间屋子，于是照实答道：“睡在吴家大宅西花厅东屋。” 
　　“有人守卫吗？” 
　　越问越怪了，海达便迟疑着不敢随便回答。 
　　“怎么啦？”醇王把脸一沉，“你是没有长耳朵，还是没有长嘴巴？” 
　　醇王打官腔了，海达无法不说话：“有两个坐更的。” 
　　“你们听听！”醇王对瑞常和伯彦讷谟祜说，“叫什么‘坐更的’！那不是皇宫内院的派头儿吗？” 
　　瑞常笑一笑，转脸问海达：“那两个守卫是什么人？是轮班儿呢，还是总是那两个人？是归你管呢，还是肃中堂自己挑的人？” 
　　“是轮班儿，归我管。” 
　　瑞常与醇王交换了一个眼色，彼此都会意了，也都放心了，轮班守卫，且归侍卫班领管辖，可知是普通的侍卫，决非肃顺豢养的“死士”。 
　　“海达！”睿王提高声音喊了一声，用很严肃的声音问道： 
　　“我问你，你是听皇上的话，还是听肃中堂的话？” 
　　种种可疑的迹象，得这一句话，便如画龙点睛，通礼皆透，海达大吃一惊，知道关系重大，祸福就在自己回答的一句话和答话的态度上，赶紧一挺胸，大声答道：“王爷怎么问这话？海达出身正黄旗，打太宗皇帝那时候起，就是天子亲将的禁军，我凭什么不听皇上的话？”慷慨激昂地说到这里，忽然发觉话有语病，便紧接着补充：“再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海达就算不是上三旗的人，可也不能不听皇上的话呀！” 
　　“好，赤胆忠心保皇朝！”睿王用念戏词的声音说了这一句，转脸对醇王又说：“七叔，你请吧！我坐守‘老营’，静听‘捷报’。” 
　　“我这就去！”醇王这时候自觉意志凌云，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站起身来吩咐海达：“你带路！咱们去拿奸臣。” 
　　虽未说出“肃顺”二字，但是早见端倪，可海达此时仍不免有晴天霹雳之感，不论如何，自己算是在肃顺手下当差，带着外人去捉拿本衙门的堂官，说出去总不是什么颜面光彩的事，因此，他口中很快地答应，心里却在大转念头，思索脱身之计。 
　　这时蒙古马队已开始在街上巡逻，吴家大宅的侍卫们又见醇王亲临，而且带着粘竿处的人，都不免诧异，但有他们“头儿”陪着在一起，自然不会想到是来捉拿肃顺。这种疑惑的神色，启示了海达，未进院子以前，他悄悄把醇王拉到一边，低声说道：“七王爷，回头到了花厅，你老带着人进去，我替你在花厅门口把守。为的是肃中堂嗓门儿大，万一嚷了起来，外面一定会有人进来，我就可以替七王爷挡了回去。” 
　　醇王同意了他的办法，可是另外派了两个人跟他在一起“把守”，其实是监视海达，怕他到外面召集部下来救肃顺。 
　　这时在花厅守卫的两名侍卫，闻声出来探视，见是醇王，急忙请安，但眼睛却望着海达，想得到一个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表示是在被挟制之中，海达当然不会开口，而且也用不着他开口，因为醇王已直接在下命令了。 
　　“把肃中堂叫醒了，请他出来，说有要紧事。” 
　　“是！”两个侍卫答应着转身要走。 
　　“慢着！”醇王说了这一声，回头努一努嘴。 
　　于是粘竿处的四个年轻小伙子，就象突出掩捕什么活泼的小动物似地，以极快的步伐扑到那两个侍卫身边，还未容他们看清楚时，腰上的佩刀已被缴了去。 
　　“这算什么？”其中的一个，大为不悦，似埋怨似质问地说。 
　　“没有什么，”醇王抚慰他说，“把你们的刀，暂借一用，一会儿还给你们。去吧，照我的话，好好儿办，包你不吃亏。” 
　　那两名侍卫这时才醒悟过来，心里在说：肃中堂要倒大霉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乖乖儿听话吧！于是诺诺连声地转身而去。 
　　那座花厅是一明两暗三间屋子，他们走到东屋窗下，敲着窗子喊道：“中堂，中堂！” 
　　一连叫了三、四声，才听得里面发出娇滴档的询问声： 
　　“谁呀？” 
　　“坐更的侍卫。” 
　　“干吗？” 
　　“请中堂说话。” 
　　这时肃顺也醒了，大声问道：“什么事？” 
　　“有要紧事，请中堂起床，我们好当面回。” 
　　“什么要紧事？你就在那儿说好了。” 
　　两名侍卫词穷了，回头望着醇王求援。 
　　肃顺听听没有声音，在里面大发脾气：“混帐东西，你们在捣什么鬼？有话快说，没有话给我滚！” 
　　这一下，侍卫只好直说了：“七王爷在这儿。就在这儿窗子外面。” 
　　“咦！”是很轻的惊异声，息了一会，肃顺才说：“你们请问七王爷，是什么事儿？” 
　　到这时候醇王不能不说话了：“肃顺，你快起来，有旨意。” 
　　“有旨意？”肃顺的声音中，有无限的困惑，“老七，你是来传旨？” 
　　“对了。” 
　　“奇怪呀！”肃顺自语似地说，“有旨意给我，怎么让你来传呢？” 
　　他是自索其解的一句话，在醇王听来，就觉得大有藐视之意了，日积月累，多少年来受的气，此时一齐爆发，厉声喝道：“明告你吧！奉旨来拿你。快给我滚出来！” 
　　一句话未完，只听得陡然娇啼，而且不止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听得肃顺骂他的两个宠妾：“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凭他们一群窝囊废，还敢把我怎么样？” 
　　这一下真把醇王气坏了！真想一脚踢开了门，把肃顺从床上抓起来，但顾虑到有两个年轻妇人在里面，仪制所系，不甚雅观，所以只连连冷笑，把胸中一团火气，硬压了下去。 
　　在近乎尴薜的等待之中，听得屋中有嘤噜啜泣声，悄悄叮咛声，以及窸父窣窣，似乎是穿衣着靴声，然后这些声音慢慢地减少，这应该开门出来了，但是没有。 
　　疑惑不定地等了好半天，醇王猛然醒悟，指着那里的一个侍卫，大声问道：“里面有后门没有？” 
　　“有个小小的角门，不知通到那儿？从来没有进去过，不敢说。” 
　　坏了！醇王心想，肃顺一定已从角门巡走，当然逃不掉的，但多少得费手脚。这一来，差使就办得不够漂亮了。 
　　正想下令破门而入时，“呀”地一声，花厅门开，满脸怒容的肃顺，在灯笼照耀之下，昂然走了出来。 
　　不容醇王开口，他先戟指问道：“老七，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醇王把谕旨一扬：“上谕！你跪下听吧！” 
　　“慢着！你先说说，谁承的旨？” 
　　“恭亲王、大学士桂良、局祖培、军机大臣文祥。” 
　　“哼，这是什么上谕？”肃顺说得又响、又快又清楚，“这四个人凭什么承旨？旨从何出？你们心眼儿里还有祖宗家法、大行皇帝的遗命吗？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你们就敢当着梓宫在此，矫诏窃政，不怕遭天谴吗？” 
　　这一顿严厉的训斥，把个醇王弄得又气又急，他辩不过他，也觉得无须跟他辩，恼羞成怒，厉声喝道：“没有那么多废话！把他拉下来跪着接旨！” 
　　粘竿处的侍卫早就跃跃欲试了，一听令下，走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肃顺按着跪倒，肃顺身壮力大，加以出死命挣扎，一时间还不能把他弄服帖，但这也不过他自讨苦吃而已！那些调鹰弄狗惯了的上三旗绔裤子弟，有的是花招，一个施展擒拿术把他的右手反扭，一个往膝弯里一磕，肃顺立刻矮了半截，然后另一个把他的脖子一捏，辫子一拉，头便仰了起来，视线正好对着醇王，在高举的灯笼之下，只见他疼得龇牙咧嘴，额上的汗有黄豆那么大。 
　　于是醇王高捧拿问肃顺押解来京的上谕，一共七八句话还是结结巴巴地念不利落，好在这只是一个形式，匆匆敷衍过后，他又下令把肃顺押了出去，同时派四个侍卫，进花厅东屋把肃顺的两个宠妾也哭哭啼啼地抓了来，一起送到睿亲王那里。 
　　大功告成了，气也算出了，但醇王并不觉得痛快，相反地，觉得自己胜之不武，做了件很窝囊的事。这样一直出了吴家大宅，才想起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没有办，于是停下来想了想，回头问道：“海达呢？” 
　　“海达在！” 
　　“这儿责成你看守，一草一木不许移动！”醇王已想到肃顺要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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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醇王拿肃顺，搞得这样子剑拔弩张，如临大敌，是恭王所不曾想到的，按实际情形来说，他也没有工夫去注意对肃顺的报复，摆在他眼前的唯一大事，是把政局安定下来，而经纬万端之中首当着手的，是接收政权。 
　　顾命大臣的制度，一下子被砸得粉碎了！这样，军机处的权威，便自然而然恢复，照道理来说，文祥是唯一被留下来的军机大臣。因此，在过渡期间，他应是承先启后，唯一掌握政权的人物。但文祥的性格，自然不肯自居于这样重要的地位为了恭王复出，能显示出朝局全盘变更的意义，先帝——文宗显皇帝所亲简的军机大臣，全部罢免，枢廷彻底改组，文祥等于以新进资格，重新入直。 
　　当肃顺在密云咆哮大骂时，京里大翔凤胡同的鉴园，临湖的画阁中，重帷低垂，灯火悄悄，恭王正和文祥、宝鋆，还有曹毓瑛、朱学勤，在密商军机大臣的名单。 
　　先定原则，恭王问道：“咱们是五个还是六个？” 
　　“原来是五个，还是五个吧！” 
　　“好，就暂定五个好了。”恭王接纳了文祥的意见，亲自提笔，一面在纸尾写上“曹毓瑛”三字，一面又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琢如抵焦祐瀛的缺。” 
　　曹毓瑛急忙离席逊谢，但未容他发言，宝鋆拉着他坐了下来，“你甭客气了！”他说，“焦大麻子那个缺原就是你的。” 
　　“对了。”恭王点点头，提笔又说：“博川自然还是留任。” 
　　他把“文祥”的名字写在曹毓瑛之前，但两者之间，隔得很宽，宝鋆心里有数，这空着的位置是留给他的。于是放心了。 
　　自己有了着落，便得为别人打算，宝鋆与恭王的私交极厚，彼此到了可以互相狎侮的程度，所以用一种微带轻佻的声音喊道：“慢着！咱们得先给六爷想个什么花样？” 
　　“你说是什么花样？”恭王愕然相问。 
　　文祥深知宝鋆说话的习惯，便为他解释：“佩蘅的意思是指名号。” 
　　他这一说，曹毓瑛立刻想到了现成的三个字：“摄政王”。 
　　但是这个名号决不能用，用了会使人连想到多尔衮。 
　　“我倒想到了一个，看行不行？”朱学勤很清楚地念了出来：“议政王。” 
　　大家一致赞好，恭王也深深点头，表示很满意的样子。 
　　于是朱学勤从恭王面前移过那张名单来，取笔在前面写上“议政王”三字，接着看一看宝鋆，又看一看恭王，意思是有所求证。 
　　“把佩蘅的名字添上吧！” 
　　宝鋆听得这话，笑嘻嘻地站起来，给恭王请了个安，口中说道：“谢谢六爷的栽培。” 
　　预定的五个军机大臣缺额，到此刻只剩下一个了，宝鋆是知道的，恭王有意把他的老丈人桂良也拉了进来，但以他与恭王及桂良的关系来说，不便开口，如果要作此提议，必须有个极好的说法，而此说法一下子还真不容易想。 
　　文祥自然也知道恭王的意向，但他就在自己和宝鋆被提名的刹那，忽然另有所见，要保留建言的立场，不肯开口。这样，就只剩下曹毓瑛和朱学勤了。他们都是极有分寸的人，知道以桂良的地位，入军机出于不够分量的人所举荐，则被荐者必引以为耻，那岂不是马屁拍在马脚上？因此也都不肯开口。 
　　这短暂的沉默，在这样弹冠相庆的场合出现，自然是不适宜的，所以你看我，我看你，都有不知如何说起之苦。最后，由于恭王的眼色，曹毓瑛开口了。 
　　“不知燕公的意思如何？”他徐徐说道：“照我看，燕公是万不可少的一位！” 
　　听得这话，宝鋆赶紧搭腔：“我有同感。琢如，先听听你的。” 
　　“目前洋务至重。六王爷既领枢务，自然不能专意于此，燕公见识闳伟，而且素为洋人所敬仰，如果参与机务，今后对洋人的交涉，一定可以格外顺手。此是一。” 
　　“不错，不错。请道其二。” 
　　“大学士直军机，始为真宰相。六王爷以近支尊亲，执掌国柄，辅以老成谋国的燕公，益增枢庭之重，更足以号召人心。” 
　　“嗯，嗯。”恭王点点头说，“琢如倒真不为无见。就这么办吧！” 
　　于是宝鋆欣然提笔，把桂良的名字写在恭王之后，接着把这张名单递了给恭王。 
　　恭王略看了看，把名单推向桌子中间，以一种大公无私的神态说道：“拟是这么拟了，不能说是定案。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凡于大局有益，我无不乐于奏达两宫。” 
　　只有文祥有话，但显然地，他不愿意在此时公开，只说： 
　　“先吃点儿什么再说吧！” 
　　旁边一张花梨木的方桌上，早已陈设好了杯筷冷荤，等大家离座一起，听差立即烫了酒来，随后便是精洁异常的肴馔点心，接连不断捧上桌。虽是深夜小饮，性质有如庆功宴，一个个快谈畅饮，兴致极高。 
　　文祥最先吃完，拿一枝银剔牙杖，闲闲走到一边，恭王早就在注意他了，一抬眼看见他的视线投了过来，便也放下筷子，却又坐了一会，道声：“失陪”，再慢慢走了过来。 
　　阁中有面极大的镜子，正临后湖，日丽风和的天气，后湖景色，倒映入镜，湖光人影，如在几席之间，此是题名鉴园的由来。这时两人就站在大镜子后面，屏人密谈。 
　　“我说实话吧！”文祥很率直地说，“我要出尔反尔，军机五个不够，至少还要添一个。” 
　　“莫非你心目中还有什么人要位置？” 
　　“不敢！”文祥答道，“我但劝六爷示天下以无私。” 
　　“这，”恭王一楞，不由得要问：“难道是因为我老丈的缘故？” 
　　“不是！燕公入直，不会有人说闲话。”文祥放低了声音说，“我请六爷综观全局，原来是两满三汉。” 
　　“啊！”恭王原是极英敏的人，一点就透，本来的军机大臣中，穆荫和文祥是旗人，匡源、杜翰、焦祐瀛是汉人，现在则除了曹毓瑛以外，枢廷成了旗人的天下，这将引起京内外极深的猜嫌，于是他感激而欣慰地拍一拍他的肩，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两个人重新走了回去，那三个根本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宵夜既毕，精神复振，喝着茶，抽着烟，继续商量人事的安排。 
　　“肃六被革职拿问了，户部这个缺是要紧的。”宝鋆问道： 
　　“该派什么人，六爷可曾想到？” 
　　恭王由于文祥的提醒，这时重新就重用汉、蒙，以期和衷共济，稳定大局的宗旨，细细考虑了一会，提议以瑞常调补肃顺的遗缺，他的本缺工部尚书，调左都御史爱仁来补。这样一调动，肃顺革职的结果，空下来一个左都御史的缺，这是个满缺，要由旗人来补。 
　　“我没有成见。”恭王看着文祥问道：“博川，你看如何？” 
　　“如果要我举荐，我举麟梅谷。” 
　　梅谷是麟魁的别号，他是满洲镶白旗人，科名甚早，道光六年的传胪，但官运不佳，时有挫折。早在道光二十三年就当过礼部尚书，因为黄河在中牟决口，督修河工出了乱子，革职召还，自三等侍卫再从头干起。到了咸丰十年，又当礼部尚书，又出乱子——只不过奏折上一句话失检，降调为刑部侍郎。英法联军内犯，被命为步军统领衙门的右翼总兵，充巡防大臣，主管京师西城的治安，约束部下，组织民防，而且下令家家闭户，准备干粮、堆积柴薪，如果英法联军逞暴，便放起一把火，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些劳绩，不但为兼任左翼总兵的文祥所亲见，亦为留京大臣所深知，所以这时文祥提出他来，大家都抚掌称善，认为麟魁应该得此酬庸。 
　　等这些安排就绪，恭王才提议增加一个军机大臣，而且指明要由六部汉尚书中挑选。大家都明白，恭王是属意于沈兆霖。肃顺与他分任户部满汉两尚书，肃顺随扈到热河，京中的财政支应，他很费了些力气，而且他也是反肃的健将，联络在野大老，发动清议，主张垂帘，在在有功，颇得恭王的欣赏。 
　　依然是由宝鋆提出，全体同意，方算定局。这时已到了寅正时分，恭王也不再睡，揣着那张名单，套车进宫。 
　　两宫太后仍在养心殿召见恭王，他首先就呈上那张军机大臣的名单，请旨定夺。 
　　慈禧太后也是想了半夜，与慈安太后商量好了，要给恭王一个特殊的荣典，酬谢他保护圣躬、匡扶社稷的大功勋。 
　　其实，酬勋还在其次，主要的是要做一笔“交易”，慈禧太后心里有数，肃顺是被打倒了，但垂帘之议未成定局，“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还须群臣“酌古准今，折衷定议”，这里面就大有伸缩的余地，而关键全在恭王一个人身上，要想恭王尊敬太后，太后就得先作宠信恭王的表示。 
　　于是她想到前一天与贾桢领衔的建议垂帘一疏，同时送上来的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这可能是出于恭王的授意，开出了交易的条件。用他“辅政”，来交换太后的“亲理大政”。意会到此，她随即知道了自己应有的做法。 
　　“六爷！”她说，“我们姊妹已经商量好了，得另外给你个封号，你看‘辅政王’怎么样？” 
　　这一句话直打入恭王心里，他不能自封“议政王”，所以在名单上仍只是写着名字，如何启齿乞取这个恩典，原也煞费踌躇，想不到慈禧太后如此机敏，居然完全领悟胜保那个折子中的深意！欣喜之余，不能不佩服她的见识和手腕。 
　　但是，“辅政”的名目，已见于前一天的明发上谕，痕迹太显，究不相宜。所以恭王立即垂手答道：“两位太后的恩典，臣不敢辞。不过‘辅政’二字，臣也不敢当。两位太后亲裁大政，臣不过妄参末议而已。” 
　　慈安太后老实，还以为他在谦辞，慈禧太后却把他的每一个字都听清了，一面“亲裁大政”，一面“妄参末议”，交易已经成功，所差的只是一个字的斟酌。既说“妄参末议”，那么，她说：“就称‘议政王’吧！” 
　　“是！”恭王欣然磕头谢恩。 
　　“请起来，请起来！”慈安太后一叠连声地说，同时赐坐赐茶，从容商谈改组政府的计划。 
　　名分已定，恭王第一次正式敷陈大政，那侃侃而谈的神情与以前各次见面，出语吞吐隐约，诸多顾忌，大不相同。他首先提到肃顺的党羽，遍布内外，要制裁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今看来诸事顺手，但如处置不善，大局不能稳定，会影响前方的军事。 
　　这样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结论，为求大局稳定，非安抚各方，特别是要争取汉人和蒙古的助力。军机处和部院大臣的调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慈禧太后不断点头称是，但心里明白，恭王这套话是要打个折扣的，至少桂良和宝鋆的入军机，实无私心在内？同样地，慈安太后也对宝鋆有反感，只因为先帝痛恨此人。于是，她又想到先帝提起过的几个人，问道：“那个倭仁，现在干什么来着？” 
　　这使得恭王又生惊讶，他不知道这位忠厚老实的太后，怎会知道有倭仁这个人？“倭仁是奉天的户部侍郎，现在奉派到朝鲜颁诏去了。”恭王答说，“他是蒙古正红旗，惇王的师傅。” 
　　“倭仁的学问是好的。”慈安太后又说，“把他调到京里来，看有什么合适的差使？’ 
　　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左都御史爱仁调工部，把这个缺给倭仁好了。” 
　　慈禧太后不知道倭仁是个怎么样的人，随即说道：“左都御史得要个方正些的人来当才好。” 
　　“倭仁是道学先生，为人自然是方正的。”慈安太后看着恭王问道：“六爷，是吗？” 
　　“是！倭仁为人方正，就是稍微迂了一点儿。” 
　　“那不怕。这年头儿聪明的人太多了，倒是迂一点儿的好。” 
　　话说到这里，倭仁调升为左都御史，可说已成定局，但慈禧太后偏偏不依，她不是跟谁为难，只是要测验一下，慈安太后和恭王说定了的事，自己有没有力量把它变更？而从这个测验中，也就可以看出恭王之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程度？ 
　　于是她说：“我看先把倭仁召回来再说吧！” 
　　“那也好。”慈安太后很快地让步了。 
　　这一来恭王不必再多说什么。话锋一转，谈到载垣，他所兼领着的宗人府宗令这个职务，自然得要开缺，而且为了约束宗室以及治载垣等人的罪方便起见，遗缺顺理成章地又落到了恭王头上。 
　　由载垣谈到肃顺，慈禧太后又激动了：“他管了那么多年的钱，又是户部的，又是内务府的，自己花，自己报销，刮得一定不少！六爷，你想，在热河大家都苦得要命，他倒在那里大兴土木盖大花园，这个人还有心肝吗？不抄这种人的家，抄谁的家？” 
　　“圣母皇太后见得是。”恭王答道：“臣已经派人先把他的宅子看守了，一草一木，不准移动。” 
　　“好！还有热河那面，也得派人去查封。” 
　　恭王原就要抄载垣、端华和肃顺的家，怡、郑两王府，出了名的富足，抄了他们的家，对空虚的国库，大有裨益。而抄肃顺的家，更希望抄出些大逆不道的罪证来，治他的死罪就更容易了。因此，对慈禧太后的指示，欣然应诺，跪安辞出养心殿，去办了旨稿，再来面奏。 
　　军机处密迩养心殿，几步路就走到了。只见三位大学士，以及内定的军机大臣，包括沈兆霖都已到齐，恭王当面宣示了旨意，彼此道贺谦谢了一番，新的政府便算组成了。贾桢和周祖培告辞回到内阁。军机六大臣，在恭王主持之下，关紧房门开了一次会，把当前要办的几件大事，谈定了原则，分配了各人的任务。第一是京畿的治安，由文祥负责，其次是协调内阁，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集研议讨垂帘的礼节章程，以及定顾命八臣的罪名，这个艰巨的工作，落在沈兆霖肩上。其余在外由宝鋆负联络奔走之责，在内由曹毓瑛主持章奏诏令。恭王自然是坐镇军机处总其成，桂良则以年齿行辈俱尊，只请他备顾问而已。 
　　当他们商议停当之时，朱学勤已把恭王承旨转述的旨稿，完全办妥，正要全班进殿面奏两宫时，文祥派到密云去的专差杨达回来复命了。 
　　为了要听睿王和醇王捉拿肃顺的结果，军机大臣特为留了下来，传令杨达进来面报。 
　　捉拿肃顺的后半段，是杨达亲眼目睹的，所以他的叙述也是前略后详。当肃顺被押到睿亲王坐守的“老营”时，他曾大肆咆哮，杨达描叙了他的反抗不服的神情，却不敢引叙他的话，吞屯吐吐地越发引起大家的关切。 
　　大家也都知道，肃顺所说的一定是“不忍闻”的话，所以也都不问，只有恭王不同，“肃顺说了些什么？”他看着杨达问。 
　　“卑职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反正尽是些大逆不道的胡说。” 
　　“到底是些什么？”恭王再一次向他保证，“不管什么话，你尽管直说好了。” 
　　于是杨达大着胆转述了肃顺的咆哮，他骂恭王与慈禧太后，叔嫂狼狈为奸，又说满朝亲贵都是些酒囊饭袋，如果不是他在先帝面前全力维持湘军将领，何能有今日化险为夷的局面？而等局面安定了，却如此对待功臣，忘恩负义，狗彘不食！又骂恭王私通外国，挟洋人自重，有负先帝要雪国耻，扬国威的苦心。对于在京的江南大老，骂得也很刻毒，说他们不念家乡沦陷，只知道营私舞弊，搜括享乐，简直毫无心肝。 
　　那些军机大臣们，涵养都到家了，尽管心里恼怒，表面却都还沉着，挥退了杨达，才有人发出冷笑，那是宝鋆：“哼！”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就凭他护送梓宫，敢于携妾随行这一点，就死有余辜了！” 
　　恭王却是强自保持着平静，徐徐说道：“等见了上头再说吧！” 
　　于是递了“牌子”进去，两宫在养心殿正式召见全班军机大臣，两位太后端坐炕上，小皇帝席地前坐，略略偏东，军机六大臣，按照爵位品级，由恭王领头，曹毓瑛殿尾，分成三班磕了头。慈禧太后吩咐：“站着说话吧！”然后看了看慈安太后，示意她说几句门面话。 
　　未说之先，慈安太后先叹了口气：“唉！皇帝年纪太小，我们姊妹年纪又轻，全靠六爷跟大家费心尽力，才能把局面维持住。大家多辛苦吧！” 
　　这番话道斤不着两，未曾说到痒处，于是慈禧太后便接着又说：“这一年多工夫，京里亏得议政王和大家苦心维持，这分劳苦，大行皇帝也知道，都是肃顺他们三个蒙蔽把持，才委屈了大家。这三个人的行为，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不治他们的罪，行吗？就是穆荫他们几个，也是受了肃顺的欺压，本心不见得太坏。现在总以把大局稳定了下来，是最要紧的事。肃顺、载垣、端华三个，非严办不可！其余情有可原的，不妨从宽。” 
　　军机大臣们对她“稳定大局”的指示，无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第一次跟两宫太后见面的五个人，觉得西宫之才，远胜东宫。 
　　“肃顺拿住了没有？”慈禧太后又问。 
　　“拿住了！”恭王答道：“刚有消息回来，已经由醇王亲自押解来京了。” 
　　这是慈禧太后有生以来最快慰的一刻，一切受自肃顺的屈辱，在他就擒的消息中获得了足够的补偿。人生在世，什么叫快意？这就是！但是她也还有不足，报仇以外还要报恩。她想到了吴棠，知道他在江南当道台，要好好报答他一番，至少给他个红顶子戴！当然，这时还谈不到此，等把垂帘的事搞定局了，那时说什么就是什么，从从容容地拣个又贵又富，叫吴棠意想不到的差使给他，那可比韩信的千金报德又高出许多了。 
　　这样想着，心中如当年初承恩宠，宵来侍饮，酒未到口，人先醉了，一种飘飘然无异登仙的感觉，简直无可形容。但一抬眼看到恭王和军机大臣肃然待命的神色，才发觉自己出神得几乎忘形了。赶紧定一定心，找着刚才的话头，接着问道：“肃顺怎么样？可是安安分分的遵旨？” 
　　恭王就等她问这句话，于是带点反诘的神情说道：“肃顺是这样的人吗？当然是目无君上，咆哮不服。” 
　　“喔！”慈禧太后又动怒了，“怎么个咆哮？他说了些什么？” 
　　“悖逆之言，臣下所不忍闻。” 
　　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慈安冷笑道：“哼，你看看，是不是死有余辜？” 
　　“还要启奏两位太后，肃顺护送梓宫，一路来都是另打公馆，带着两名内眷同行。” 
　　“这怎么可以？”慈安太后脱口谴责，“肃顺真是太不象话了！” 
　　慈禧太后又是连连冷笑，带着那种厌恶伪君子、假道学的卑夷神色：“你们都在京里，没有看见肃顺在外面的脸嘴。”她索性把肃顺讽刺一番：“在热河，他又是领侍卫内大臣，又是内务府大臣，进出内廷，就仿佛在他自己家里一样，成天跟在大行皇帝左右，变着方儿哄大行皇帝，四处八方引着大行皇帝去玩儿…　。” 
　　说到这里，听得慈安太后重重咳嗽了一声，她知道，这是提醒她不要把文宗的微行，以及传说中的曹寡妇之类的艳闻说出来，替先帝留些面子。 
　　于是，她略停了停又说：“要不知道的人，见了肃顺在大行皇帝面前的样子，谁不说他那份孝心少见？他自己也说，侍君如父。哼！护送梓官，还忘不了带着他那两个妖精，这就是孝顺吗？” 
　　慈禧太后居然在临朝听政之际，出此“妖精”的不文之词，似乎证实了外面的一项流言，说肃顺的两名宠妾，不知天高地厚，在热河曾得罪了慈禧太后。但不管有无私怨，纲常名教要维持，就是最公正平和的文祥，也觉得肃顺此举不可恕。 
　　“不管怎么样，肃顺的罪名，已不止于一死了。”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说：“先该抄他的家！今天就办。” 
　　“是。”恭王答应着，便把所有的旨稿都送了上去，等两宫太后盖了章，随即退出，派文祥、宝鋆去抄肃顺的家，同时将改组政府及恭亲王授为议政王的上谕转送内阁明发。 
　　其时外面已有风声，但只知朝局有大反复，却不知详情如何？因为这一场可以震动九城的大政变，在京里也只是载垣和端华的被拿交宗人府，算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而此迹象又只现于内廷，非外界所能得见。同时三品以上的官员，为了恭迎梓宫，多已出城住在离德胜门十几里的清河，根本还不知道京中有此变故。而一般品级较低的官员，却又不够资格与闻高层的机密，连打听都无从打听，唯有在内廷供职，地近清华的翰林，略有所闻，但情势混沌，吉凶难卜，也不便公然谈论，免得无端卷入漩涡，所以这些风声在官场里并未引起什么波澜。 
　　反是民间，消息比官场得到得早而且真，尤其是西城皇木厂一带的居民，前一天就从被驱散的轿伕、跟班口中得知，郑亲王被革了爵，抓了起来，随后发现郑王府附近，多了些兵勇巡逻，到了十月初一傍晚，终于又看到肃顺抄家。 
　　那是文祥亲自坐了绿呢大轿来抄的，他的随从，除了步军统领衙门的武官以外，还有宗人府、内务府、刑部各衙门的司官和顺天府的地方官。这些随员又有随员，每人都带着几名极其干练的书办。等一到了二龙坑劈柴胡同，与郑亲王府望衡对字的肃顺的住宅，步军统领右翼总兵属下的军队，立刻团团围住了四周，顺天府尹衙门的差役，把皮鞭子挥得刷拉、刷拉地响，但赶不走看热闹的路人，一个个站在远处，以惊诧不止的心情，看着文祥下轿，带领随员，进入肃顺的宅子。 
　　肃顺的妻子早就故世了，两个姨奶烫跟在他身边，此时也已一起在密室被捕，家里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姨奶烫一人生一个，大的十三岁，名叫徵善，承继给郑亲王端华为子，小的叫承善，才八岁，生得倒象肃顺，什么都不怕，看见来了这么多人，觉得十分好玩，非要出来看热闹不可。 
　　除了承善以外，肃顺家的西席、帐房、管家、听差、婢女、无不吓得瑟瑟发抖，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文祥搭话。好在文祥也明了这种情形，到得厅上坐定，首先吩咐随员：“这件差使，要干得漂亮、利落！谁要是手脚不干净，莫怪我不讲情面。” 
　　“喳！”随员们齐声答应。 
　　“还有，‘罪不及妻孥’，肃顺犯罪，跟他家里的人不相干。 
　　千万不准难为人家！” 
　　“喳！”随员们又齐声答应。 
　　那个抄那部分，任务是早分配好了的，看看文祥没有话，大家便要散开来动手，文祥却又喊一声：“慢着！把这里的管家找来！” 
　　肃顺的管家原就知道挨不过必须出面，早戴着大帽子在厅旁伺候，听这一声，便跑了来，摘下大帽子替文祥磕头，自己报了名字。 
　　“你家主人的大孩子，可是过继出去了？”文祥问说。 
　　“是。过继给四房了。”那是指端华—端华行四。 
　　“现在在这儿不在？” 
　　“在！” 
　　“把他们小哥儿俩，送到他四伯那儿去。是他们哥儿俩的东西，尽量带走。” 
　　这时杨远三站在文祥身边，懂得他的意思，便点醒肃顺的管家：“你要听清了文大人的话，是他们小哥儿俩的东西，可以尽量带走。你可要快一点儿！” 
　　肃顺的管家，如梦方醒，磕头称谢，匆匆而去。这是文祥厚道的地方，网开一面，让他们带些细软出去，可以变卖度日。肃顺的管家已经领悟，也知道不会容他从容检点，到了里面，与西席、帐房略略商量，大家都说，时机急迫，只好尽量拣好的拿，能拿多少算多少。 
　　于是一起奔入上房，七手八脚拿斧头劈开箱子，先找珠宝首饰，次取字画古玩，再拣大毛皮货，满满装了两个箱子。其时全家的婢仆，众口相传，也都赶到了上房，趁火打劫，尽挑好东西往身上揣。有两三个比较正派的，先还吆喝着阻止别人放抢，阻止不住，而且见人发财眼红，终于也淌入浑水中了。 
　　这样乱糟糟搞了有半个时辰，听得外面喝道：“里面的人都出来！” 
　　大家回身向窗外一望，只见一个带刀的武官，领着数名兵丁差役，正走进院子，随即闪在两旁，让出一条路，步履安详的文祥，踱了进来，抬头望了一眼，立刻便皱起了双眉。 
　　屋里的人，一个个躲躲闪闪地走了出来，两口大皮箱也搬到了廊上，肃顺的管家找到了徵善和承善，叫他们向文祥磕头道谢。 
　　想到肃顺薰天的气焰，今天落得这样一个凄凉的下场，文祥心里也很难过，国法之外，能帮肃顺忙的，也只有照顾他的后人这一点了。所以文祥叫他们弟兄站起来，以长辈的资格，慰勉着说：“你们俩好好儿到你们四伯那儿去，要好好儿念书。你们父亲到底也给朝廷出过力，是个人才，你们将来要学他的才干，别学他的脾气。”说到这里，转脸对肃顺的管家：“我派人把你们送出去。你的这两个小主人我可交给你了！ 
　　你要拿良心出来。不然，哼！” 
　　他把脸一绷，吓得肃顺的管家，慌忙跪倒：“奴才不敢！” 
　　“我谅你也不敢。”说了这一句，文祥吩咐杨达，把徵善弟兄和管家，连人带东西，送到郑王府。 
　　其余的人就有想趁此溜走的，可是文祥早已防备好了，下令拦截搜检，把他们明抢暗偷，塞在怀里的东西，都给搜了出来。最倒霉的是那个西席，自己裤带上拴着的一个汉玉佩件，也当做悖人之物被没收了。 
　　“这个你不能拿！”那西席抗议，“这块玉是三代的家传！” 
　　搜他的人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下五旗的传统，看不起西席，称之为“教书匠”，所以一听他的话，勃然大怒：“去你妈的！教书匠做贼，丢你家三代祖宗的人！”说完，上面一巴掌，下面一靴子，把他踹了个筋斗。 
　　“不准打人！”文祥沉声说着，又看到一个差役借搜检的机会，调戏婢女，便又大喝：“不准轻薄！” 
　　就这样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文祥替大家立下了严格的执行规矩。等把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搜检完毕，都驱入空屋，除却大厨房的厨子，可以照常当差，以及两三名帐房，必须随同办事以外，其余上上下下的，都算是暂时被软禁了。 
　　“大家散开来，分头办事吧！” 
　　一声令下，全面行动。预先已编配了多少个班，每班少则三个人，多则五、六个人，职位最高的，充作临时带班，不动手，只用眼，负稽察的责任，其余的一半点数，一半记帐，抄家称为“籍没”，非立簿籍登录不可。 
　　文祥自己也在里面带一班，这一班抄肃顺的书房，主要的就是检查肃顺个人的文件。一走进他那间宽敞而精致的书房，最触目的就是立在书桌旁边的一座大保险箱。不用说，如果肃顺有什么机密文件，一定放在这里面。 
　　这一下难题来了，保险箱不但要钥匙，而且还要对西洋数字的暗码，钥匙当然是肃顺自己带在身边，数字暗号，则更只有他自己知道。 
　　“怎么办？”文祥看一看四周问道：“谁懂这个洋玩意？” 
　　大家面面相觑，无从作答，连最能干的内务府的司官，也是一筹莫展。 
　　这时杨达已经把徵善兄弟送到了郑王府，回来交差，一看这情形，他倒有主意：“总理通商衙门的王老爷，一定有办法把它弄开。” 
　　“对了，对了！”文祥大喜，“你倒提醒我了，赶快去把王老爷请来。” 
　　王老爷是指总理通商衙门的一个章京，此人喝过洋墨水，又在上海多年，熟悉洋务，凡有不懂的“洋玩意”都得请教他。但总理通商衙门在东城，一来一往，很要一会工夫，于是文祥先把肃顺的书桌抽斗打开，把里面的奏稿、信札取了出来，一面看，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爷来了，还带了一个洋人来。见过了礼，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钥匙左试右试，又把耳朵凑在数字号盘上，一面慢慢地转，一面聚精会神地听。那些抄家的官员书办们，从未见过如此开锁，一个个住了手，兴味盎然地看着。 
　　那洋人绷紧了的脸，终于出现了喜色，接着就打开了沉重的箱门。文祥大喜，托王老爷向那洋人道谢，彼此客气了一番，洋人仍旧由王老爷带着走了。 
　　保险箱里，果如文祥所预料的，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却有许多文件。大部分是别人寄给肃顺的密札，略略翻一翻，写信的人，或用别号，或用隐名，或者就写上“知名”，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不必看内容，光看这些，便知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在内。 
　　这是个极丰富的收获，但看了一两封，文祥觉得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些密札，虽然具名不显，措词隐晦，而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确的解释。首先从笔迹上，他可以认出发信的人，由发信的人的经历，可以推想出那些隐语所指的是什么？这样因字识人，因人索事，细加寻绎，十解七八，而就在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证实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然，特别是那些旗人以及与户部、内务府有关系的商号，无不拍掌称快。 
　　那些商号都是为了五宇字官钱号勾结户部司官舞弊，为肃顺雷厉风行一办，吃了亏的。有了恩怨，说话就不公平了，把银价大涨，钱票贬值，影响小民生计，都归咎于肃顺，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肃顺亟亟于定“祺祥”的年号，就是想早日把新钱铸出来，收兑烂钱票，好平抑银价、稳定物价。这一点连自负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铭都省会不到，更不用说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紧的还是利害关系。顾命八大臣都垮台了，倚他们为靠山的人，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都想打听一下详细内幕，好作趋避。但自知色彩太浓，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干着急。 
　　另外在肃顺手里吃过苦头，被压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无不喜动颜色，奔走相告，同时更要去打听消息，联络感情，作为时来运转，复起的开始。 
　　恭王和桂良府里的门栏太高了，踏不进去，沈兆霖、文祥、宝鋆，也都是红顶子，难得高攀，所以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曹毓瑛，一个是朱学勤。 
　　曹毓瑛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处理回銮期间被压了下来的章奏诏令以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安抚在外的将帅。中枢政变，必然会影响前方的军心，湘军正当用命之际，死了一个坐镇长江上游，协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击士气，再去了一个支持湘军最力的肃顺，说不定就会引起猜疑，激出变故。倘或如此，后果异常严重，即使在京城里从顾命八臣手中，顺顺利利地接收了政权，这一次处心积虑所发动的政变，仍旧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曹毓瑛和朱学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两个人商量着，用恭王的名义，写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抚，除了说明肃顺等人获罪的由来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力地暗示，保证他们所受到的支持，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信的措词甚难，过与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军机处一直忙到上灯时分，才能回家。 
　　曹毓瑛一到家，盈门的贺客便迎了出来，纷纷向他道贺荣膺新命，入参枢机，然后把他簇拥了进来，厅中又还有一班人在等着，照样再周转一番，而门上来报，倒又有客来了。 
　　曹毓瑛一看这情形不妙，恭王那里还有许多事要商量，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城到清河恭迎梓宫，那得有闲工夫来跟这些人应酬？因此，他就不脱袍褂，也不进上房，向他不离左右的一名心腹听差，使了个眼色，便坐在厅上陪客。 
　　一番寒暄过后，有个曹毓瑛的同年，开口发问，他问得十分率直：“琢翁，外间传言，说拿问‘三凶’谕旨，出于大笔，可有这话？” 
　　“三凶”之称，曹毓瑛还是第一趟听见，顾而言他地说： 
　　“‘三凶’？莫非指怡、郑两王和肃中堂？” 
　　问话的人有些发窘，身历其境的人，依然客客气气对载垣他们用官称，不相干的局外人，倒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加以“三凶”的恶名了。 
　　这一下别的宾客也不敢胡乱开口了，只泛泛地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有一个人所问的，在曹毓瑛看来，极有关系，问的是新帝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他还来不及回答，事实上亦很难回答，幸好他那心腹听差替他安排的脱身之计发动了，门上高擎一张名片，到了厅上，单腿屈膝向他打了个扦，用很清楚的声音通报：“恭王爷派人来说，请老爷马上到王府去，有要紧事商量。” 
　　那些想来打听消息或者套交情的宾客，只得纷纷起身怏怏辞别。曹毓瑛原要到大翔凤胡同鉴园，送了客，随即也就上了车，直放恭王的别墅。 
　　恭王与文祥已经谈了一会了，看见曹毓瑛到，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有个难题，你来出个主意，这一包东西怎么办？” 
　　曹毓瑛莫名其妙，把恭王所指的那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许多书札，拈起一封，略一审视，便知是从肃顺家取来的，他随即把它放下了。 
　　“莫非其中有什么关碍之语？”他问。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看到恭王的脸色沉重，文祥的脸色严肃，曹毓瑛便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把那包信推了一下，平静地说：“以不看为妙！” 
　　“着！”恭王突然击案一呼，把文祥与曹毓瑛都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他，他却又看着曹毓瑛问：“琢如，你不愿看这些信，为的什么？为的不生烦恼是非，是吗？” 
　　曹毓瑛微笑着点点头：“王爷明鉴！”他说：“倘或关连着什么同年知好，我既不便为他们求情，又不能视作无事。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了。” 
　　“好个‘眼不见，心不烦’！”文祥苦笑道，“琢如，你比我运气好。” 
　　这就可见文祥看了那些信也在大感为难。曹毓瑛心想，这些信中，不知牵连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最好一火焚之，也是一场阴德。但这话不便贸然出口，眼前只有先把它压下来再说。 
　　他刚有此一念，恭王却已见诸行动了，他亲手把那包信包好，“我也不曾细看。”他说，“琢如的办法最好，不闻不问。等事情略略乎定了，我奏闻两宫，当众销毁，好让大家安心。” 
　　“好极了，好极了！”文祥脱口大赞，如释重负，“王爷这样子处置，是国家之福。” 
　　“唯有这样，才能安定人心，一同把大局维持住。你们两位有机会不妨告诉大家，不必惊惶。不过……，”恭王沉吟了一会又说：“有几个人非办不可！” 
　　“名为‘肃党’的，也不可一概而论，形迹不著，不妨从宽。”文祥这样相劝。 
　　“当然。”恭王说道：“我想办两个人，一个是陈孚恩，一个是黄宗汉。” 
　　要办陈孚恩，曹毓瑛不觉得奇怪，陈孚恩是有名的能员，但也有名的狡猾。至于黄宗汉，历任封疆，毁誉不一，而且在清流名士中，颇有知好，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就是走得很近的。 
　　心中虽有疑团，口头却无表示。文祥一向主张宽厚，曹毓瑛则是今非昔比，以前当军机章京，不过幕后的谋士，设谋不妨知无不言，态度立场亦比较单纯，善为人谋就行了，如今站在幕前，虽然衔头是“军机上学习行走”，但到底是共掌国柄的军机大臣，要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而况肃顺锋芒太露，喜欢得罪人，覆辙不远，岂可无戒？所以他们对恭王要办陈孚恩、黄宗汉的话，都出以一种审慎的沉默。 
　　这样，恭王也不必再谈下去了。曹毓瑛忽然想到了一个疑问，“刚才有人问我，”他说：“今上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这一说，恭王和文祥都瞿然而起，“对了，”恭王大声说道：“当然不能用‘祺祥’！这是肃顺的年号。”他又转脸问说： 
　　“博川！我仿佛听你说过，芝老已有拟议。是吗？” 
　　“芝老”是指周祖培，“是！”文祥答道，“‘祺祥’这个年号，颇有人批评。芝老的西席李慈铭，就有许多意见。” 
　　“他怎么说？” 
　　“无非书生之见。”文祥又说：“也难怪他，他不知道肃六的用意。李慈铭批评‘祺祥’二字文义不顺，而且祺字，古来从无一朝用过，祥字亦只有宋少帝的年号‘祥兴’。” 
　　“那不是不祥之号了吗？” 
　　“是啊！”文祥答道，“如今倒不妨用他的说法，作个借口。” 
　　恭王不置可否，只问：”怎么叫文义不顺？” 
　　“祺就是祥。”曹毓瑛接口解释，“祺祥连用，似嫌重复。” 
　　“对了，这个说法比较好。”恭王也没了良心话：“肃六急于改元铸新钱，这一点并未做错。咱们也得赶紧设法铸钱平银价。” 
　　“此为势所必然。”文祥接着提出了拟议中的新年号：“据说也是李慈铭的献议，主张用‘熙隆’，或者‘乾熙’。” 
　　“这又何所取义？” 
　　“本朝康熙、乾隆两朝最盛。圣祖、高宗又是福泽最厚、享祚最永，各取一字，用‘熙隆’或者‘乾熙’，自是个吉祥的年号。” 
　　恭王大不以为然，因为无论“熙隆”或者“乾熙”，都是有意撇开雍正，令人想到其中有忌讳，雍正不是骨肉相残吗？将今比昔，似乎推翻顾命制度，是有意跟大行皇帝过不去！这怎么可以？ 
　　于是恭王不屑地说一声：“这李慈铭真是书生之见！而且是不曾见过世面的书生。不行，‘熙隆’也好，‘乾熙’也好，都不能用。另外想吧！” 
　　接着又谈了些别的，因为第二天要到清河迎接梓宫，便早早散了。次日清晨，车马络绎出了德胜门，清河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清河只有一条大街，街北沿跸道两旁，各衙门均设下帐房，供大官们休息。街上两家客店，则全被征用，把原住的旅客请了出去，作为王公大臣歇脚的地方，恭王则另借了一家宽敞的民居，以便会客。他一到就把贾桢、周祖培，还有刑部尚书赵光都请了来，趁空谈一谈，如何集议定顾命八臣罪名的事。 
　　说了来意，贾桢首先表示：“上谕派王爷会同内阁，各部院集议，自然是王爷定日子。” 
　　“今明两天，梓宫奉安。初四发通知，最快也得初五。” 
　　“就是初五吧！”恭王接受了周祖培的建议，“通知就拜烦两位相国偏劳了。” 
　　这是小事，没有什么好研究的，说了就算。要研究的是，顾命八臣的罪名，该预先商量出一个腹案，集议时才不致聚讼纷纭，茫无头绪。 
　　于是刑部尚书赵光说话了。他也是最恨肃顺的一个人，因为肃顺揽权，常常侵犯刑部的职司，最令赵光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是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杀大学士柏葰。科场风气诚然要整顿，但为此而诛宰辅，古所罕见，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必蒙恩赦免死，就是柏葰自己，也料定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还叫他儿子准备行李，以便一闻恩命，即行就道。 
　　那知道大行皇帝当时真个朱笔亲批，诛戮柏葰。赵光清清楚楚地记得，先帝特召部院大臣，当面宣旨之时，容颜凄惨，握笔的手，不住颤动，旨意一下，在廷诸臣，无不震恐，竟有因而失仪的。唯有肃顺一个人幸灾乐祸，出圆明园时，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今天杀人了，今天杀人了！”现在也要杀人了！赵光抗声而言：“肃顺死有余辜！载垣、端华，于律亦无活罪。其余五人，亦当严惩。” 
　　“这就是说，八个人分三等。”周祖培作了一个归纳：“肃顺是一等，载垣和端华是一等，其余五人又是一等。是这样吗？” 
　　“上谕中原说‘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分成三等，甚为允当。”贾桢点着头，表示赞成。 
　　照赵光的意思，第三等中还要分，象匡源附和最力，另当别论。但贾桢和周祖培都不赞成，黄桢是卫护同乡，周祖培则是想到了景寿，是恭王嫡亲的姐夫，如果匡源应该严办，则景寿身为国戚，受恩深重，罪名也应该比别人来得重。 
　　赵光的本意只放下过肃顺，所以对此并不坚持。就在他们谈论的这一刻，有人来报，说是押解肃顺的车辆，已经过了清河，进京去了。接着又来禀报：醇王到了清河。 
　　弟兄相见，无不兴奋。只以大丧期间，笑容不便摆在脸上。贾、周、赵三人都很知趣，与一身行装的醇王见礼寒暄过后，一起告辞，好容他们兄弟密谈。 
　　“京里怎么样？”醇王首先发问。 
　　“京里很好哇！”恭王反问：“路上怎么样？听说肃六咆哮不法，说了些什么？” 
　　“反正是些无法无天的混话。不过…　。” 
　　话到口边，忽又停住，恭王越发要追问，但他没有开口，只拿威严的眼色看着醇王。他最忌惮他这个六哥，只好实说了。 
　　“肃六大骂‘西面’。”醇王把声音压得极低，“他说，太祖皇帝当初灭海西四部，叶赫部长布扬古发过誓，他的子孙中，那怕剩一个女的，也要报仇。现在这话应验了，大清江山要送在叶赫那拉手里。又说，‘西面’是条毒蛇，小心着，总有一天让她反咬一口！” 
　　“哼！”恭王只是冷笑，把肃顺的话看作泄愤的狂訾。传说中虽有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秀女，不选叶赫那拉的话，其实是荒诞无稽之谈，高祖的皇后、太宗的生母，就是叶赫那拉，以后太宗有侧妃、圣祖有惠妃、高宗有顺妃，亦都出于叶赫那拉。至于慈禧太后，精明有决断，不象个柔弱女子，倒是真的，说她是毒蛇，要防备反噬，这话在恭王觉得可笑得很。 
　　于是顾而言他，谈到醇王的新职，恭王准备把肃顺所遗的差使之一，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保荐他接任，负责掌理紫禁城的警卫。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差使，醇王欣然接受。 
　　“你先进京吧！两宫有许多话要问你呢。” 
　　于是醇王即时启程，换乘一骑御厩好马，带着护卫，飞奔回京。到了崇文门，恰好赶上肃顺的囚车进城，醇王为了当差谨慎周到起见，特地亲自押送到皇城东面户部街的宗人府。 
　　宗人府有许多“空房”，这是个正式的名称，专为禁闭获咎的宗室之用。肃顺一到，因为他是个钦命要犯，三品顶戴的府丞，特地亲自出来照料，等向醇王请了安，掀开车帷看了一下随即又向醇王说道：“王爷请回吧！交给我了。” 
　　醇王本来还想等肃顺下了车，验明正身，正式交付，再交代几句“小心看守”之类的官腔，但又怕肃顺把他狗血喷头乱骂一顿，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自讨没趣？于是点点头，扬长而去。 
　　府丞也已听说肃顺桀骜不驯，不好伺候，所以特别加了几分小心，亲自把车帷取下，哈着腰说：“中堂，你请下来吧。”双手被绑，闭目静坐的肃顺，睁开眼来，看着他问：“怡、郑两王在那儿？” 
　　“在后面，单有一个很宽敞的院子。” 
　　“我想跟他们两位一起，行不行啊？” 
　　在那府丞的记忆中，肃顺从未如此低声下气，用征询的口气向人说过话，受宠若惊之余，一叠连声地答应：“行，行！” 
　　“再劳你驾，派人到劈柴胡同，通知我府里，送动用的东西来。” 
　　府丞心想：肃顺大概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抄了家。这时候不必多说，反正他跟载垣、端华一见了面，就全都知道了。所以敷衍着说：“好，好！”随即一面派两名笔帖式，把肃顺领了进去，一面另派一名经历与醇王所派的押解官员办理交接人犯的手续。 
　　宗人府衙门坐东朝西，最后一个院落，坐西朝东，却从来不见晨曦照耀，因为那是有名的所谓“高墙”。皇子宗室犯了过错，常用“家法”处置，不下“诏狱”，圈禁在“高墙”中。那里除了中午有极短暂的阳光以外，几乎不见天日。数百年下来，阴森可怖，破败的屋子里，砖地上都长了极厚的青苔，灰黑的墙壁上，隐隐泛出暗红的斑点，一看就会使人想到是拷掠所溅的血迹。 
　　那真是“空房”，原来是什么也没有的，不过载垣和端华住进来以后，自然有他们的家人，上下打点，把动用的物件送了进来，当然不会有家具，地上铺了茅草，草上却铺着官阶一品以上才准用的狼皮褥子，细瓷青花的碗盏、蜡黄的牙筷，雪亮的吃肉用的小刀，金水烟袋之类，杂乱无章地摆得满地。时将入暮，载垣和端华正要吃饭，旗下贵族最讲究享受，虽在幽禁之中，载垣居然还想得起月盛斋就在附近，正叫一名照料他的笔帖式，派人去买月盛斋的酱羊肉来吃，那名笔帖式去而复回，带来了肃顺的消息。 
　　肃顺已经松绑了，由左司的理事官，带着一名主事、两名笔帖式，押送而来，一见载垣，他瞪大了眼睛，狠狠吐了口唾沫，恨声说道：“好，这下好！全玩儿完！你要早听我的话，那儿会有今天？” 
　　载垣没有想到，一见面先挨了顿骂。他原也有一肚子的冤屈，好好一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不要当，让肃顺挟持着去跟恭王和慈禧太后作对，以致落得今天这个下场，肃顺如果明白事理，应感内疚，谁知反倒迁怒到别人头上，这是从何说起？ 
　　载垣气白了脸，正待发作，端华抢在前面责备肃顺：“老六！事到如今，你还提那些话干什么？不管用的废话少说，咱们好好儿来商量一下。” 
　　“哼，商量！跟谁商量？”肃顺还要发脾气，说狠话，看见宗人府的官员，在一旁很注意地听着，心中有所省悟，便改口问道：“我住那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叫人怎么住？请你快派人到劈柴胡同…　。” 
　　“老六！”端华抢着截断了他的话，“你先歇一歇，等我慢慢儿告诉你。” 
　　“对了！”左司理事官扬着脸，看着端华和载垣：“请两位王爷跟肃中堂，好好儿说一说。我们只要差使交代得过去，依然当从前一样尊敬。不然的话，可有点儿不方便了。”说完，他又留下一名笔帖式在那儿照料，自己带着两名主笔退了出去，厚重的木门，缓慢地合拢“咔哒”一声，知道是下了锁了。 
　　三个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屋里，都在狼皮褥子上盘腿坐下，久久无语。话是有的，不知从何说起？两名笔帖式倒有些奇怪了，走到窗下，悄悄向内窥探。 
　　端华一眼望见，大声喊道：“嗨！等一等。”他走到窗前又说：“请你再派一个人到我那里去一趟，就说六爷来了，再送一副铺盖来。还有，我的鼻烟没了，叫我家里快送来。” 
　　“好，我就派人去。”那个笔帖式属于镶蓝旗，端华原是他的旗主，不免有香火之情，所以照应得还不错。 
　　“慢着！”肃顺一跃而起，环视问道：“有笔砚没有？” 
　　载垣和端华一时还弄不明白，他要笔砚，作何用处？那镶蓝旗的笔帖式，类似的事，见得多了，反应极其敏捷，陪着笑说：“跟中堂回话，你老人家要别的，譬如要一点儿穿的、吃的、用的，不管怎么样，那怕是上头怪罪下来，我全认了，可就是一样，不敢伺候，片纸只字不能带出去！那是砍脑袋的玩意，我不能陪着中堂玩儿命。” 
　　前面的话都好，说到最后不动听了！肃顺厌烦地挥一挥手，把张太白脸转了过去，什么也不屑理睬。 
　　窗外的人，见此光景，随即走了。肃顺听得步靴声远，才回过头来，脸上依然是绷着脸，微锁着眉，满是那种倔强不屈，准备接受任何挑战的神气。载垣和端华，一直是随他摆布的，看见他这神情，信心大增，眼中不由得又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情。 
　　“别忙，他们想弄死我，没有那么容易。” 
　　听得肃顺这话，载垣和端华大为兴奋，不约而同地围了拢来，三个人坐在狼皮褥子上，把头凑得极近，低声密议。 
　　“第一步是如此！”肃顺取牙箸在潮湿的砖地上，写了个“拖”字。拖到什么时候呢？他接着又写了“甲子”二字。 
　　端华一时不能意会，载垣却领悟了。甲子日是十月初九，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第二天又是慈禧太后的万寿，喜事重重，决不能杀人。 
　　这时肃顺又写“或有恩诏”。意思是指登极大赦。 
　　字还未写完，载垣摇摇头说：“不见得。” 
　　肃顺也知道登极大赦，不赦十恶，而十恶的第一款，就是恭王所指控他们三人的大逆不道，但是：“可请督抚力保。” 
　　“啊，啊！”载垣见他写的字，懂得“拖”的作用了，活动督抚力保，要一段日子，如果刀下不能留人，再有力的奏章，亦无用处。 
　　“你懂了吧？看！”肃顺写了几个姓：“曾、骆、劳、官、彭、严、李。” 
　　这是指两江总督曾国藩、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劳崇光、湖广总督官文、代理安徽巡抚彭玉麟、河南巡抚严树霖，以及新近接了胡林翼遗缺的湖北巡抚李续宜，这些封疆大吏，正在为朝廷效力，说话颇有分量，而且与肃顺的关系都不坏，如果他们能自前线分头上奏，请求宽贷这三个人一死，恭王是无论如何不敢不头帐的。 
　　看到载垣和端华的欣许的脸色，肃顺才解释他要通个信出去的目的，想找个人在外面替他设法去“拖日子”、设法去活动督抚力保，“此人可当此任！”他接着又写下三个字：“陈子鹤”。 
　　陈子鹤就是陈孚恩。一提到他，载垣和端华都想起他当军机章京的时候，救穆彰阿的故事。这是二十年前的话，陕西蒲城的王鼎，与穆彰阿同为大学士直军机，痛恨穆彰阿妨贤误国，斥为秦桧、严嵩，宣宗是个庸主，最不善识人，王鼎苦谏不听，继以尸谏，一索子上吊死了，衣带里留下一道遗疏，痛劾穆彰阿而力荐林则徐。 
　　王、穆不睦，是陈孚恩所一直在注意的，这一天王鼎未曾上朝，又无通知，心知必有蹊跷。开是匆匆赶去探望，一进门就听见王家上下哭成一片，陈孚恩问知其事，直入王鼎卧室，不由分说，叫王家的仆人把老相爷的遗体解下放平，一摸身上，找出那通遗疏，暗叫一声：“好险！”如果晚来一步，遗疏一上，穆彰阿要大倒其霉。 
　　因此，陈孚恩便把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拉到一边，悄悄为他分析利害：第一，大臣自尽，有伤国体，不但没有恤典，说不定还有追夺原官等等严厉的处分；第二，皇帝正恼王鼎过于耿直，遗疏言词激动，皇帝一定听不进去；第三，如果能扳得倒穆彰阿，倒也罢了，就怕扳不倒，两家结下深仇，王抗不过一个翰林，如何斗得过穆彰阿？ 
　　一听这话不错，王抗慌了手脚，自然要向他求教，陈孚恩乘势劝他，奏报王鼎暴疾而亡，同时替他改了王鼎的遗疏。当然也答应为他从中斡旋，使王鼎能得优恤，王抗丁忧起复后，可以升官。 
　　虎父犬子的王抗，居然听信了陈孚恩的话，穆彰阿得以安然无事，感激之余，大力提拔陈孚恩，不数年当到山东巡抚，还蒙宣宗御笔题赐“清正良臣”的匾额。而王抗因为不能成父之志，他的陕甘同乡，他父亲的门生故吏，统通都看不起他，以致郁郁而终。 
　　这段往事，端华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脱口称许：“好！ 
　　这小子真能从死棋肚子里走出仙着来！你找对人了。” 
　　载垣却有不以为然的神气，肃顺便问：“怎么样？”又写了一行字：“陈随梓宫到京，事不宜迟，即应设法通信。” 
　　“不找他行不行？”载垣低声问说。 
　　“不行！非此人不可。” 
　　“只怕他们不见得饶得过他。” 
　　“那是以后的事。”肃顺又写：“子鹅为求自保，更非出力不可。” 
　　载垣点点头，写着字答复他：“通信之事，我可设法。”在未被捕以前，他一直是“宗令”，这宗人府里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有此把握。 
　　肃顺一到，就带来了希望，载垣和端华便又死心塌地听他指使摆布了。其时端华有件事要告诉他、安慰他，心里已转了半天的念头，趁这情绪略好的当儿，便用极和缓的语气说道：“老六，你先沉住气，我跟你说点事儿。劈柴胡同，让他们给抄了…　。” 
　　话还未完，肃顺猛然跳起身来，气急败坏问道：“什么，抄了？没有定罪先抄家，这是谁的主意？” 
　　“不知道。”端华已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仍旧能够保持平静的态度，“也还没有旨意，文博川带人就去抄了。不过，他倒还好，手下留情，让两个孩子带了点东西出来，住在我那儿。” 
　　肃顺意乱如麻，焦忧不堪，在屋里疾步绕行，走不数步，突然停住脚问：“我那个保险箱，不知让他们打开了没有？” 
　　“你想呢？” 
　　“完了，完了！”肃顺脸色灰败，不知何时，已取得保险箱的钥匙在手，使劲往窗外一丢，在空庭铿锵的清响中，大声嚷道：“咱们完了！陈子鹤也完了！” 
　　他看得很准，但他不知道，陈孚恩即使没有给肃顺写过那些暧昧不明的信，禄位亦将不保。詹事府少詹许彭寿，在拿问顾命八大臣的诏旨初下时，便已上了一个折子，奏请察治党援，意中所指，就是陈孚恩。许彭寿除了卑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以外，其间自不免还涉及恩怨。陈孚恩倚附肃顺，曾硬生生挤掉许彭寿的父亲许乃普的吏部尚书，取而代之。其时正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后，当焚园的那一刻，许乃普父子、沈兆霖、潘祖寅等人，还在圆明园值班，闻警仓皇，几乎性命不保。而陈孚恩不念同在烽火危城，曾共患难之义，竟忍心利用肃顺的权势，对惊魂未定的许乃普，横施压力，迫令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来给他。这样，不但使许乃普从此失去了拜相的机会，并且也是在那种艰难黯淡的日子里，犹如雪上加霜的一次打击。口虽不言，心情抑郁，为人子的许彭寿，自然要引以为大恨！而尤其使他不服气的是，陈孚恩根本不具备当吏部尚书的资格。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陈孚恩的出身是拔贡。 
　　翰詹科道原许闻风言事，但当政者如果有意根究其事，可以命令指名回奏，恭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于是许彭寿复奏，痛劾陈孚恩，而钻营肃顺弟兄和载垣的门路的，又不止陈孚恩一个人，吏部侍郎黄宗汉，户部左右侍郎成琦、刘昆，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等，形迹最密，京官朝士啧有烦言，于是也一起列名弹章了。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 
　　“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且于召对时言‘臣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余之事。’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三、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 
　　四、肃顺擅坐御座，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 
　　五、内旨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遵。 
　　六、肃顺面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至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扬抑，意在挑拨。 
　　七、肃顺于接奉革职拿问谕旨以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 
　　八、肃顺扈从梓宫回京，辄敢私带眷属随行。” 
　　念到这里，恭王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接着又说：“还有载垣等人招权纳贿的情形，我想大家都也知道，涉于琐细，不必在这里列举了。至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五个人，应得何罪？亦请各抒高见，以便秉公定议。不过有一层，我要特别向大家说一说，初九是登极大典的好日子，皇上践祚之初，不宜行诛戳之刑，所以我们要赶紧定议才好。” 
　　这话已说得很明白了，要行诛戮之刑，而且就在今天要决定，那还议些什么？翰林、御史中颇有人不以恭王的话为然，但要反驳，得先考虑一下后果，这一考虑，一个个便都默不作声了。 
　　不过许多耿直的人，惊诧不满的，还不止于恭王这种一手把持的态度，而是他所宣布的载垣等人的罪状，谁也不知道那八款大罪，究竟真的出于两宫太后之口，还是恭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反正第一款，也是最重的一款，是“欲加之罪”。 
　　可以说与议的人没有一个不记得，在大行皇帝弥留之际，曾明发两道上谕，第一道是立当今皇帝为皇太子，另一道派定顾命八大臣，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十个字，那就决非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的“造作名目”了。固然，也有人说这十个字是杜翰写旨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的，但既经大行皇帝生前认可，便无可争议。再退一步说，果真是载垣等人矫诏，则两宫太后早就应该说话，于今在顾命八臣，拿问的拿问、解职的解职，无从申辩举证之时，作此片面的指责，那是在上者诬陷臣下，令人不服。 
　　不服归不服，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就这样沉默着，已足以使恭王和三位大学士，觉得难堪，于是周祖培看着赵光说道：“蓉舫，你掌秋曹，该有话说呀！” 
　　今天这一会，虽由恭王主持，实际上全要由刑部承办，所谓“掌秋曹”的刑部尚书赵光，早就想说话了，只是为了礼貌，要让三位相国先表示意见，现在既然周祖培指名征询，那还客气什么？赵光咳嗽一声，清一清嗓子，用他那浓重的昆明口音，石破天惊地说了两句话。 
　　“大清律例上清楚得很！”他说，“载垣、端华、肃顺，都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云南口音虽然重浊，但听来沉着有力，所以赵光这两句话一出，每个人心头都是一震，对犯人本身来说，没有比“凌迟处死”再重的刑了！ 
　　看到大家凝重的脸色，恭王反倒这样问：“凌迟，太重了吧？不能减一点儿吗？” 
　　“不能减！”赵光斩钉截铁地答道：“律例上载得明明白白，‘凌迟处死’的罪名，一共十二款，第一款就是‘谋反大逆’。坐实了这一款，就是凌迟，如果不是这一款，根本可以不死，那就谈不到凌迟了！” 
　　赵光以刑部堂官的身分谈律例，没有一个敢轻易跟他辩驳，其实辩驳也是多余，在恭王宣布罪状时，便知载垣他们三个人，已经死定了。但凌迟处死，毕竟太残忍了些，就依八款罪名，肃顺独重这一点来说，载垣和端华，应该减刑，才算公平。 
　　“载垣和端华，是受肃顺的挟持，”文祥徐徐陈言，“谋反大逆，亦有首从之分，似乎不可一概而论，还请公议。” 
　　“正是一概而论，”赵光抗声答道，“律例明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没有啥子例外！” 
　　赵光一口咬定了律例，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谁也没法替他们求情。而且“谋反大逆”的罪名，亦不适用“八议”中“议亲”、“议贵”的原则，所以大家虽都觉得载垣和端华，比肃顺更冤枉，但亦只有暗中叹息而已。 
　　“那么，其余的五个人呢？”恭王又问，这表示那三个人的罪名已定谳了。 
　　这五个人的罪名，原来也应该有轻重的区别，杜翰附和肃顺，形迹最明显，肃顺也把他当做心腹，机密大事，都曾与议，如果说载垣等人有谋反大逆的意思，则杜翰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所以颇有人替他捏一把汗。 
　　幸好恭王另有衷曲，第一，他要维护他的至亲景寿，不愿苛求。其次，杜翰沾了他父亲杜师傅的光。杜受田善尽辅弼之责，才使得大行皇帝得承大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恭王怕人有这样的误会：说恭王当初未得帝位，都由于杜受田的缘故，宿憾未释，报复在他儿子头上。所以明知杜翰替肃顺出了许多花样，与其他四人不同，却不愿把他单独论处。 
　　因此，会议的结果，五个人是同样的处置：革职、充军新疆。一场大狱，至此定案，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纷纷散去。会议结果的奏稿，由刑部主办，赵光亲自督促奉天司的掌印郎中，借内阁典籍厅的地方，就近办理，好让恭王当天就能上奏。 
　　在这坐等的工夫中，恭王正好与三位大学士商量改元。十月初九登极，必须诏告新帝的年号，“祺祥”二字，早经决定取消。周祖培主张用“熙隆”或者“乾熙”又不为恭王所喜，于是经文祥、宝鋆、曹毓瑛等人共同商议，拟了“同治”两字，此刻便由恭王亲自提出，征询内阁的意见。 
　　连周祖培在内，大家都说这两个字拟得好。但是，好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不曾说。因为这两个字的妙处，只可意会，各有各的解释，在太后看，是两宫同治，在臣子看，是君臣同治，在民间看，是上下一心，同臻郅治，足以号召人心，比李慈铭沿用宋朝的故事，建议用“熙隆”或“乾熙”是好得太多了。 
　　果然，这个年号，大为慈禧太后所欣赏，因为两宫同治，即表示两宫并尊，没有什么嫡庶之分了。当然，她也能体会到君臣同治的意思，特别是恭王那个“议政王”的衔头，正好是同治这个年号的注解。 
　　等年号的事谈定了，恭王随又面奏在内阁会议，定拟顾命八臣罪名的情形，同时递上了刑部主办的奏折。 
　　听说要杀人，慈安太后胸中突然乱跳，手足都有些发软了。慈禧太后自然也有些紧张不安，但她决不愿在恭王面前表现出“妇人之仁”的软弱，所以很镇静地把奏折看完，微皱着眉说：“六爷，凌迟处死，象是太厉害了一点儿。”恭王未及答言，慈安太后失声惊呼：“什么！还要剐呀？” 
　　“这是依律办理。”恭王把赵光引用的律例复述了一遍： 
　　“‘谋反大逆，不问首从皆凌迟处死’。” 
　　“这不好，这不好！”慈安太后大摇其头：“杀人不过头点地，干嘛呀，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 
　　恭王原来的意思，就不过把载垣、端华、肃顺杀掉了就算了，既然两宫太后都不主张凌迟，便即说道：“论他们的罪名，凌迟处死也不冤。如今两位太后要加恩减刑，也未尝不可。” 
　　“恩典是要给的。”慈禧太后是俨然仁主的口吻了，“不过罪名有大小，刑罚也得有轻重。反正什么坏主意都是肃顺想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载垣和端华，应该跟肃顺不同。” 
　　她的话似乎未完，恭王便接着余音，大声说道：“不管怎么样，总归难逃一死！” 
　　“那就赏载垣和端华一个全尸吧。” 
　　“是！”恭王答应着，又补充了一句：“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 
　　一后一王，似乎在闲话家常之中，就处置了三条人命，使得坐在东边的另一位太后，内心震惊莫名！一个女人掌生杀之权，一句话就可致人于死，在她看来已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反常之事，而这生杀之权，在慈禧手里，举重若轻，杀人就象一巴掌打死蚊子那么不在乎，这太可怕了！他还记得，咸丰八年十月里，大行皇帝在肃顺坚持之下，朱笔勾决了大学士柏葰，回到圆明园同道堂，脸色苍白，冷汗淋漓，就象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以后两三天，也一直郁郁不欢，心里放不下那件事。如今杀的不止一位大臣，还有两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慈禧居然毫不在意地就下了这辣手，真是越发不可思议了！ 
　　她一个人正这样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时，慈禧太后与恭王已谈到了其余的顾命五大臣，她首先就开脱了景寿，以此示惠于恭王，“六额驸可怜巴巴的！姐姐，”她转脸跟慈安太后商议：“把六额驸的处分都宽免了吧？” 
　　慈安太后一时还有些茫然：“六额驸怎么了？” 
　　“不就是一案的吗？”慈禧太后答道：“那五个都定了革职充军的罪。不能这么笼统了事！六额驸是老实人，冤枉蹚了浑水，咱们要给他洗刷。” 
　　“那是一定的。”慈安太后说，“不但六额驸，其余的能宽免也就宽免吧！和气致祥，别太过分了！” 
　　慈禧太后和恭王一齐点头，两个人所欲得而甘心的，实际上只有肃顺一个人，元凶在擒，廷议诛杀，原已心满意足，所以有不为已甚的想法，同时也感于慈安太后“和气致祥”这句话，正合着“同治”这个年号的精义，所以无不首肯。 
　　但是，他们也都知道，诏告天下的谕旨，要能让人摆在桌子上评论，既然宽免景寿，不得不再找一个人出来加重他的罪名，作为对照之下的陪衬。而这一个被牺牲的人，慈禧太后和恭王却有不同的看法。 
　　慈禧太后对杜翰深为不满，认为他应该充军，而恭王的看法到底要深远些，情势摆在那里，杜翰不能单独论罪，要单独论罪，他就是附和谋反大逆的从犯，刑罚又不止于充军。那一来要引起轩然大波，翻案的结果，可能连杀肃顺他们这三个人，都会为清议所不容。 
　　因此，恭王又把杜受田搬了出来，而且这话是看着慈安太后说的：“杜翰是杜师傅的儿子。” 
　　只这一句话，两宫都明白了，慈禧太后把嘴角一撇，作了个鄙夷的表情。 
　　为了要把那道明正典刑的谕旨，弄得冠冕堂皇些，在伸张天威之余，还有法外施仁的意味，所以恭王除了主张在军机最久的穆荫，应该比其他四人加重罪名以外，还建议两宫太后召见亲贵王公以及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亲自征询意见，然后宣示，分别减刑。 
　　能让天下臣民知道，恩出自上，自是慈禧太后所最赞成的事，当即准奏。接着又问了些登极大典准备的情形，以及外间的民心士气，和对于载垣等人被捕的反应，到快上灯时，恭王才退了出来。 
　　养心殿召对，虽不准太监在旁，但除非有御前大臣或御前侍卫严格执行关防的措施，否则天语外泄，是无论如何不可免的事，所以这时宫内已纷纷在谈论载垣、端华和肃顺将被凌迟处死这件新闻。许多太监和宫女，不知道什么叫“凌迟”，但一说到“千刀万剐”的“剐”，就没有一个不懂的了。 
　　懂虽懂，却没有谁见过。因此，在御茶房里，太监聚集休息之处，便都以此为话题，围着见多识广，形似老妪的六、七十岁的太监去请教。他们也没有见过，只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说得活龙活现，而遇着另一种不同的说法，便难免发生没有结果的争执。 
　　有一个说，“剐”刑称为“鱼鳞剐”，用一张鱼网，罩在受刑的人身上，裹得紧紧地，让皮肉都从网眼里突了出来，然后用极锋利的刀，一片，细细脔割，到死方休。 
　　另一个说不对，剐刑没有那么麻烦，也没有那么残忍，只是“扎八刀”，额上两刀，片下两块皮来，正好垂着盖住了双眼，胸前乳上两刀，如果犯人家里花够了钱，刽子手这时便暗暗在受刑的心窝上刺一刀，结果了性命，以下双臂双股各一刀，就都毫无知觉，不感痛苦了。 
　　看起来是“扎八刀”比较合理可信，但另一个也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于是展开辩驳，变成吵嘴，正闹得不可开交时，有人喊道：“小安子来了！” 
　　这一喊，嘈杂的声音，立刻消失了。安德海现在是宫里的大红人，连敬事房的总管都得让他三分，所以大家等他一到，纷纷站了起来，年长品级高的，叫他“兄弟”，年轻品级低的便尊他为“二爷”，没有谁敢提名道姓称“安德海”，更不用说是当面叫他“小安子”了。 
　　安德海也最喜欢聊闲天，一见大家这情形，便大模大样地问道：“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有什么，”有一个谨慎的，抢着答道：“稀不相干的闲白儿。” 
　　“不对吧，”安德海瞪着眼说，“我明明听见在吵什么，好大的嗓门儿！怕的慈宁宫里都听见了。” 
　　禁垣深远，御茶房的声音再大，慈宁宫里也不致于听见，这明明是安德海有意唬人，于是有个胆小的便说了实话：“在谈剐刑，一个说是‘鱼鳞剐’，一个说是‘扎八刀’，到底也不知怎么回事儿？” 
　　“剐谁呀？”安德海扬着脸，明知故问。 
　　“不是肃中堂他们三位吗？” 
　　“那一个肃中堂？”安德海厉声诘责，一双金鱼眼越发鼓了出来。 
　　看他这声色俱厉的神态，莫不吃惊，同时也不免奇怪，不知那一句话，在那一个字上触犯了他的忌讳？ 
　　面对着满屋子被慑服了的太监，安德海飘飘然满心得意，气焰就更甚了，冷笑一声，环视四周：“已经革职拿问，大逆不道，马上就要砍头的人，还管他叫‘中堂’，你们是什么意思？哼！等着瞧吧！平常巴结肃顺的，可得小心一点儿！” 
　　因为有他这一句话，便有人为了挟嫌、求荣，或者脱卸干系，纷纷跑到他那里去告密。这是给了安德海一个讨好的机会。到了晚上，慈禧太后吃了燕窝粥，正将就寝时，他揣着一张名单，悄悄到了她身边。 
　　“奴才有事跟主子回。”他说，“宫里有奸细。” 
　　“啊？”慈禧太后微吃一惊，“怎么说？” 
　　“奴才是说，宫里有好些肃顺安着的奸细。” 
　　“对了！你倒提醒我了。”慈禧太后收起闲豫的神态，把脸沉了下来，“第一个就是王喜庆，非重重办他不可。” 
　　“不止王喜庆一个。” 
　　“我也知道，决不止王喜庆一个。还有谁？你去打听打听。” 
　　“奴才已经替主子打听来了。”安德海从怀里取出名单，一个一个告诉给她听：“总管太监袁添喜，家里有几亩田，不知为什么，跟人打上了官司，找肃顺去说好话，好帮他赢官司。” 
　　“可恶！” 
　　“还有御膳房的太监张保、刘二寿，常往肃顺家送菜。每一次都得了肃顺的赏钱。” 
　　“还有呢？” 
　　“还有就是‘座钟处’的杜双奎了，他替肃顺修的两个表，前儿个自己已经交出来了。” 
　　“就是自己交了出来，也不能饶他！”慈禧太后吩咐：“传我的话，让敬事房把那些人捆起来，送到内务府，替我好好儿的审一审！” 
　　慈禧太后的懿旨一传，敬事房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就把名单上所开的五名太监上了绑，押送到内务府慎刑司去审问。其时恭王正在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怕被捕的那些太监，信口乱咬，把宫中搞得人心惶惶，生出别样是非，所以下令慎刑司，暂且把王喜庆等人收押，等他见了太后回来，亲自处理。 
　　等恭王到了军机处，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准备两宫太后召见的人，除了桂良身体不适告假以外，其余的都到了。 
　　“老五六爷”惠亲王、惇王奕淙、醇郡王奕澴、钟郡王奕诒、孚郡王奕漁E、睿亲王仁寿，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曹毓瑛，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满汉两尚书，只召了绵森，因为赵光主用重典，特意不叫他来，表示这个“御前会议”完全是为了要减载垣等人的罪而召集的。 
　　朝廷的亲贵重臣，差不多尽于此了，平日关防严密的军机处，此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尤其是那些顶儿尖儿的贵人，如惠、睿两亲王，贾、周两相国等等，每人都随带了三四个跟班，捧着衣包、烟袋，暖水壶，在景运门外侍卫值班的屋子里伺候，一会儿说，把某王爷的参汤取来，一会儿又说，某中堂冷了，要添一件坎肩，军机处的苏拉奔进奔出传话，几乎不曾停过。 
　　这乱糟糟的情形，一时还停不下来，因为昨天内阁会议的结果已经泄漏了，两王一相凌迟处死，是京城里从未听说过的大新闻，而且怡、郑二王，是两朝的顾命之臣，掌权多年，肃顺的气焰，更是如天之高，平时多少人仰望颜色而不得，这时自然都要看一看他们的真面目。而对肃顺，尤其要看一看他的下场，有些人是为柏葰不平，有些人则因为“五宇字”官钱号舞弊一案，办得太严，遭了池鱼之殃，倾家荡产的，把肃顺恨入切骨，打算着等他的囚车经过，要好好凌辱他一番。 
　　恭王一时不能“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步军统领、顺天府、刑部各衙门都有紧急报告送来，说谣传载垣等人，今日行刑，九城百姓，倾巷而出，正阳门西城根以及宣武门大街一带，人山人海，秩序不易维持。恭王怕惹出麻烦来，正召集文祥、宝鋆、曹毓瑛和绵森在商量办法。 
　　大家的看法都相同，御前会议结束，随即降旨，立刻行刑，这三个步骤一开始就不能中断，这也就是说，宁愿事先稍缓，等部署好了再晋见两宫太后，比较妥当。 
　　好得是外间谣言虽盛，对事实真相，却不尽明了，都以为载垣、端华和肃顺是监禁在刑部大狱。刑部在西长安街与西江米巷之间的刑部街，与都察院、大理寺密迩，合称为“三法司”，有名的肃杀之地，而以刑部为尤甚，此地原来是明朝的锦衣卫，其中西北、西南两座俗称“天牢”，官称“北所”、“南所”的诏狱，本来是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专管抓人、杀人，“驾帖”一出，魂飞魄散，不知道多少忠臣义士，死在里面。 
　　但是，明正典刑的“弃市”，则是以宣武门外的闹区为刑场。照规矩，犯人绑出狱来，由刑部后门穿过西江米巷，沿正阳门西城根，到宣武门一直往南，出骡马市大街与宣武门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名为“菜市口”的地方，把乱七八糟的菜贩，临时赶一赶，清出一片空地，就是行刑之地。 
　　因此，这天看热闹的人，多集中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这个区域，不知道载垣等人是关在东城的宗人府，这就比较好办了。 
　　“得绕着路走，”宝鋆建议：“出哈达门，由骡马市大街到菜市口，不也一样吗？” 
　　旗人把崇文门叫做“哈达门”。出崇文门，由骡马市大街向西到菜市口，殊途同归，而可以避开人群，自是个好办法，但消息不能走漏，否则仍是白费心机。所以恭王指示文祥，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在表面上，仍旧弹压西城一带，暗中在骡马市大街，展开戒备，布成声东击西之计。 
　　他们还在从容商议，慈禧太后却已等得不耐烦了，派出内奏事处的首领太监来催问。恭王不便再延，一面命令文祥和宝鋆，分头通知有关衙门，照商定的办法即速部署，一面到外屋会齐了在待命的王公亲贵，进养心殿晋见两宫太后。 
　　未入殿门，恭王站定脚对惠亲王轻声说道：“五叔，回头该你老人家说话的时候，可别忘了！” 
　　“真是！老六，”惠亲王答道，“你真当我七老八十的，老糊涂了？” 
　　“我只提你一声儿。”恭王笑道：“你老领头，请吧！” 
　　等太监揭开门帘，“老五太爷”惠亲王领先进了养心殿东暖阁，他是大行皇帝的胞叔，分属尊亲，常朝免行跪拜礼，所以只朝上请了个安，此外由恭王带头，列班跪下磕头。两宫太后尊礼老臣，已预先嘱咐太监，把年龄最长的贾桢和周祖培扶了起来。然后分成东西两列，静候太后宣示。 
　　这还是两宫太后第一次召见这么多的亲贵重臣，自不免有些紧张，慈安太后原来想好了的几句开场白，一下子忘得无影无踪，无可奈何，只好看着右面轻声说道：“妹妹，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就她不这么说，慈禧太后也预备开口了。她用块大手绢捂着嘴，微微咳嗽了一下，视线从“老五太爷”扫到末尾，那个官儿不认得，拿起银盘里的通称为“膳牌”的“绿头签”看了看，又是不认识的满文，随即看着恭王吩咐：“以后膳牌也得写上汉字才好。” 
　　“是！”恭王知道她的意思，便转脸说道：“绵森，你单给两位皇太后跪安报名。” 
　　“喳！”绵森响亮地答应了一声，弯着腰疾趋数步，在当中跪倒，自己报了三代履历，然后退回原处。 
　　于是慈禧太后拿起奏折说道：“内阁会议的折子，我们姊妹已经看了。载垣、端华、肃顺这三个人，在热河是怎么个专擅跋扈，你们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亏得有恭王在京里留守，肃顺他们还有顾忌。要不然，那儿还有今天？” 
　　这是对恭王的表扬，他自然要谦虚一番：“全是列祖列宗和大行皇帝在天之灵的庇佑，臣何敢当圣母皇太后的奖饬？” 
　　“我说的是实话。”慈禧太后又说，“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我们姊妹全知道。肃顺他们的目无法纪，也不是一天了，那时大行皇帝精神不好，凡事力不从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今天都要体谅大行皇帝的心，如果以为大行皇帝是怎么样的宠信肃顺他们，可就错了。” 
　　大家齐声答应一个：“是！” 
　　“现在你们会议定罪，照大清律例处置，自然不错。不过，凌迟处死，到底于心不忍，我现在要问大家一句：载垣、端华、肃顺这三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儿可以原谅的地方？” 
　　于是恭王向惠亲王看了一眼，这位“老五太爷”便代表亲贵发言：“载垣、端华、肃顺，罪大恶极，照国法处置，无可宽宥。至于法外之恩，臣等不敢妄议。” 
　　“嗯，嗯！”慈禧太后点点头，又指着贾桢、周祖培说： 
　　“你们俩是三朝的老臣，有话也可以说呀！” 
　　两位大学士相看了一眼，由贾桢陈奏：“臣等并无异辞。” 
　　“议政王呢？” 
　　恭王心想，慈禧太后实在不须多问了，这样问来问去，莫非另有主意？不如自己先作个暗示，于是含蓄地答道：“亲王弃市，似与国体有碍。应如何加恩之处，请两位太后圣裁。” 
　　这样一说，慈禧太后知道，已到了作结论的时候，便转脸向慈安太后征询意见：“载垣跟端华，就让他们自己去了结吧！” 
　　“嗯！”慈安太后容颜惨淡地答了一个字。 
　　“肃顺不能跟他们俩一样。”慈禧太后看着恭王又说，“他不是亲王，绑到菜市口也不要紧。” 
　　“是。那是‘斩立决’。” 
　　“对了，斩立决！”慈禧转脸问道：“五叔，你看，这么处置还合适吧？” 
　　“议亲、议贵，全是两位太后的恩典。”惠亲王答道：“至于其余穆荫等人的罪名，由军机承旨办理，臣等不必参预。” 
　　“好！军机留下来。你们跪安吧！” 
　　等惠亲王他们退了出去，两宫太后跟军机大臣继续商议未了事宜。首先要派定执行谕旨的人，而名义则又不同，对肃顺，当然是“监斩”，而对载垣和端华，因为赐令自尽，只称为“传旨”。 
　　“监斩就仍旧派仁寿好了。” 
　　慈禧太后的人选，与恭王预拟的，不谋而合，“臣也是这么想。”恭王又说，“刑部还要派一个人去照料，载龄可以。请旨！” 
　　“载龄是谁啊？” 
　　“他是刑部右侍郎。” 
　　“好。”慈禧太后接着又说，“宗人府那面，就让绵森去传旨。” 
　　“是！再请加派宗人府右宗正肃亲王华丰传旨，以华丰为主，绵森为副。” 
　　慈禧太后对于朝廷和八旗的制度，已经相当熟悉了，一听恭王的建议，立刻便了解了他作此安排的用意。宗人府左右宗正，分掌八旗宗室的“家务”，镶蓝旗最早的驻区在西城，归右宗正管，所以非派华丰不可。而且肃亲王是太宗长子豪格之后，对怡亲王载垣来说，地位是比较超然的。 
　　安排好了这一切，就谈到景寿了，“六额驸的处分，全免了吧！”慈禧太后吩咐。 
　　如果真是这么办，又何以服人心？所以反而是恭王不肯。折衷的结果是“着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他的罪名，也改轻为“身为国戚缄默不言”了。 
　　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的罪名，是“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而最倒霉的是穆荫，认为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革了职充军，但也加了恩，由“发往新疆”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余的都是“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商量已定，恭王他们四个人退回军机处，已有不少各衙门的司官，伸头探脑地在窥探，这都是来打听消息的。肃顺难逃一死，已是意料中事，但载垣、端华，情节不如肃顺之重，身分又是袭封的亲王，或者“上头”会有恩典。只要不死，便有复起之望，那些直接间接恃他们为奥援，或有别项利害关系的人，便好抢先一步为自己作打算。 
　　恭王当然知道他们的来意，下令警戒，由醇王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的身分，派出乾清门的侍卫，把守隆宗门与内右门之间的军机处，远远地隔绝了闲杂人等。 
　　其时睿亲王仁寿，因为预先已知将有差使，留在军机处未走，刑部尚书绵森和右侍郎载龄，则在乾清门西的南书房待命，恭王派人把他们请了来，传述了旨意，请他们即刻分头办事，在日落以前，必须复命。 
　　于是仁寿、绵森和载龄，一起到了户部街宗人府。右宗正肃亲王华丰，已经等了好半天了，绵森说了经过，四个人关起门来，密议执行谕旨的步骤。 
　　睿亲王仁寿年纪大了，火气消磨，处事圆滑，首先就说：“我是监斩，不必跟肃六照面儿，回头我先在半截胡同官厅等着，事完以后，验明正身，我就好复命了。你们商量商量吧！这儿没我的事，我先回去抽一口儿。”说着，打个呵欠，站起身来向大家拱拱手，又叫着载龄的别号说：“鹤峰，预备好了，派人给我一个信。咱们半截胡同见。” 
　　等仁寿回府去抽大烟，载龄随即也赶回刑部，掌管刑狱的“提牢厅”主事，和掌管缉捕旗人逃亡的“督捕司”郎中，早已点齐了刽子手和番役，伺候多时，宣上堂来，交下差使，旋又一起到了宗人府。 
　　其时载垣、端华和肃顺，已被分别隔离，端、肃兄弟由左司移置右司空屋。载龄已在路上盘算好了，到了那里，先只身去看肃顺。 
　　自移置以后，肃顺便知不妙，空屋独处，一筹莫展，唯一的希冀是能挨过十月初九登极大典的日子，就有不死之望，所以这几天在高槐深院之中，看日影一寸一寸消移，真有度日如年之感。因为如此，紧张得失去常态，偶有响动，立即惊出一身冷汗。偏偏那间空屋的耗子特多，一到晚上，四处奔窜，害得他通宵不能安枕，到白天倦不可当时，才和衣卧倒打一个盹。 
　　当载龄来时，他正在倚壁假寐，听见锁钥声响，一惊而醒，睁大了眼，又惊又喜地问说：“鹤峰，你来干什么？” 
　　载龄由署理礼部侍郎，调为刑部侍郎，是肃顺被捕以后的事，所以他有此一问，载龄也不说破，只叫一声：“六叔！” 
　　载龄也是宗室，比肃顺小一辈，所以称他“六叔”。这原是极平常的事，而在穷途末路，生死一发之际的肃顺，就这样一个称呼，便足以使他暖到心头，感动不已了。 
　　“难为你还来看我！”肃顺的眼眶都红了，“鹤峰，你说，恭老六的手段，是不是太狠了一点儿？” 
　　“六叔，生死有命，你别放在心上。咱们走吧！” 
　　肃顺疑团大起：“到那儿去？” 
　　“内阁在会议，请你去申辩。” 
　　“好！”肃顺大为兴奋，立刻又显得意气豪迈了，“只要容我讲话就行！这几年我的苦心，除了大行皇帝没有人知道，我跟大家说一说。” 
　　说完，跨开大步就走，载龄却又一把拉住了他：“六叔，慢着，你有什么话要说，这会儿说吧！” 
　　“咦！怎么？” 
　　“我进来一趟不容易。”载龄急忙又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府上，我好替你带去。” 
　　原来并无他意，肃顺的紧张消失了，“‘府上’？哼，”他冷笑道，“家都给抄了，还说什么‘府上’？” 
　　“六叙，这不是发牢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话，那就走吧！” 
　　“有话，”肃顺连连点着头，“我那两个小妾，现在不知怎么了？” 
　　“放出来了。在那儿我可不知道。” 
　　“拜托你派人找一找，我那两个小的，面和心不和，请你开导她们，千万要和衷共济，好好过日子。我那两个孩子，要叫他们好好儿用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一定把话带到。”载龄紧接着又问：“还有别的话没有？” 
　　他的意思是肃顺或有隐匿的财产，能把匿藏的地点套出来，肃顺想了想，摇摇头说：“没有别的话了！” 
　　“那就走吧！” 
　　载龄抢在前面，急步而去，肃顺紧紧跟着，穿过一条夹弄，往左一拐，便是个大院子，站着十几个番役，有的提着刀，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绳子，还有辆没有顶篷的小车，一匹壮健的大黄牛已经上了轭了。 
　　肃顺一看脸色大变，张皇四顾，大声喊道：“载龄！载龄！” 
　　载龄已走得不知去向，只闪出一个官儿来，向肃顺请了个安说：“请中堂上车！” 
　　“到那里？”肃顺气急败坏地问。 
　　“自然是菜市口。” 
　　“什么？”肃顺跳了起来，两眼如火般红，仿佛要找谁拚命的样子。 
　　那个官儿——提牢厅的主事，努一努嘴，一群番役拥了上来，七手八脚摘下了肃顺的帽子，把他推上车去，连人带座位一起，紧紧地缚住。 
　　肃顺一声不吭，只把双眼闭了起来，脸色灰败，但仍旧把头昂得很高，有种睥睨一切的味道。 
　　那提牢厅的主事，是从未入流的吏目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在刑部南北两所二十几年，大辟的犯人见得多了，有的一听绑赴菜市口，顿时屁滚尿流，吓得瘫痪，这是最好料理的一类。有的冤气冲天，狂蹦乱跳，把那股劲发泄过了也没事了。最难伺候的是怨毒在心，深沉不语，脑袋不曾落地以前，不知会想出什么泄愤的绝招来，得要加意防范。 
　　看肃顺的样子，正就是最难伺候的那一类。尤其棘手的是，堂官赵大人已经吩咐过，肃顺桀骜不驯，要防他破口大骂，但不准在他嘴里塞东西。塞上东西，腮帮子会鼓起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定认为是有意封他的口，不免会引起许多无稽的流言。 
　　这差使就不好当了！那主事左思右想，只有哄骗一法，所以当那些番役为肃顺上绑时，他不住地喊：“绑松一点儿，绑松一点儿！”其实，他早就告诉了番役，不管他怎么说，不必理会，该如何便如何。他的话只是有意这样说说，好叫肃顺见他的情。 
　　等绑好了，他又走到肃顺面前，手里托着鸡蛋大的一块栗木，叫道：“肃中堂！” 
　　肃顺把眼睛睁了开来，没有说话。 
　　“你老明鉴！”他说，“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堂官交代，怕你老路上发脾气，叫把这个玩意用上。何必呢？塞在嘴里，怪难受的！我就大胆违命不用了。不过我也有下情上禀，你老得体恤体恤我们，这一路去，千万别一嗓子喊出来。不然，可就送了我忤逆了！” 
　　肃顺依然不答，把那块栗木看了看，照旧闭上了眼。 
　　“走吧！”主事大踏步出了宗人府侧门，跨上一匹马，牛车辘辘，番役夹护，由正阳门东城根穿过南玉河桥，出崇文门，循骡马市大街，直赴西市。 
　　等肃顺一走，肃亲王华丰便要料理载垣和端华的大事了。他与绵森已经商量好了步骤，分头办事，绵森驱车入宫，去领明降的谕旨，华丰便备了一桌盛宴，派人把载垣和端华去请了来。 
　　见了华丰，载垣叫三叔，端华叫三哥，声音都有些哽噎了。 
　　“坐，坐！”华丰把他们引入客位，从容说道：“我没有想到叫我来接了‘右宗正’的差使！一直想来看你们俩，偏偏这几天事儿多，总算今天能抽个空，跟你们俩叙一叙。来吧，痛痛快快喝两钟！” 
　　载垣、端华连声道谢，把酒杯送到唇边碰一碰，载垣便赶紧放下杯子问道：“三叔，内阁会议过了吧，怎么说啊？” 
　　“还没有定议。要看上头的意思。” 
　　“上头？”载垣紧接着又问：“恭六叔是怎么个意思？” 
　　“谁知道呢？没有听他说，我也不便去打听。” 
　　“总得让我们说说话啊！”端华依然是那样鲁莽，“难道糊里糊涂就定了罪？怎么能叫人心服呢？” 
　　华丰微笑不答，只是殷勤劝酒，然后把话题扯到了天气上，由深秋天气谈到西山红叶和秋冬之间的许多乐事。载垣和端华心里如火烤油煎般焦急，但旗下贵族讲究的就是从容闲雅，所以这时还不得不强作镇静，费力周旋。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华丰提到十月初九的登极大典，载垣急忙捉住话风中的空隙，喊了声：“三叙！”他说：“我跟你讨教，皇上的好日子，你看，我们能不能上一个折子叩贺大喜？” 
　　华丰懂得他的用意，这个折子，名为叩贺，实则乞怜，事到如今，丝毫无用，但也不必去拦他的兴头，所以徐徐答道：“大丧期间，不上贺折。不过，你们的情形不同，也不用有什么礼节仪制上的顾忌了。” 
　　“三叔，这一说，你是赞成喽？” 
　　“也未尝不可。” 
　　“既这么着，”载垣离座请了个安，“得求三叔成全！” 
　　“请起，请起！”华丰慌忙离座相扶，“只怕我使不上劲。” 
　　“只要三叔一点头就行了。请三叔给我一位好手，切切实实写一个折子。我把这个做润笔。”一面说，一面从荷包里挖出一支镶了金刚钻，耀眼生花的金表，递了过去。 
　　“你先收着，等我找到了人再说。不过…　。” 
　　“怎么？”载垣极其不安地问。 
　　“等一等，等一等。”华丰做了个少安毋躁的手势，“等一下再说。” 
　　这一等不用多久，进来一个人，悄悄走到华丰身边，轻声提示：“王爷，时候差不多了！” 
　　“喔！”华丰慢条斯理地取出表来看一看，同时问说：“绵大人回来了没有？” 
　　“来了！” 
　　“好了！”华丰起身向载垣招一招手：“两位跟着我来！” 
　　满脸疑惧的载垣和端华，拖着沉重的脚步，随华丰到了一座冷僻的院落中，进门一看，绵森带着一班司官和笔帖式，面色凝重地站着等候，载垣刚要开口，绵森已拱一拱手说道： 
　　“有旨意。两位跪下来听吧！” 
　　于是载垣和端华面北而跪，受命传旨的两人互看了一眼，华丰报以授权的眼色，绵森才自从人所捧的拜匣中，取出一道内阁明发的“六行”，高声宣读。 
　　第一段是宣布罪状，第二段是会议定罪，念到“凌迟处死”这四个字，载垣和端华不约而同地浑身抖个不住，无法跪得象个样子。有人便要上去挟持，华丰摇摇手止住了。 
　　绵森看这样子，不必再一板一眼，把曹毓瑛精心结构的文章，念得字正腔圆，口中一紧，如水就下，念得极快，只在要紧的地方略慢一慢，好让载垣和端华能听得清楚。 
　　这以下就是最重要的一段了，绵森提高了声音念道： 
　　“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特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贵、议亲之条，尚可量从未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 
　　以下是关于肃顺由凌迟处死，加恩改为斩立决的话，绵森就不念了，只喊一声：“谢恩！” 
　　载垣和端华那里还能听清他的话？两个人涕泪纵横，放声大哭。华丰看看不是事，顿着足，着急地说：“这不是哭的时候！还不快定一定心，留几句话下来，我好转给你们家属！” 
　　这一说，总算有效果，载垣收拾涕泪，给华丰磕了个头说：“三叔，我没有儿子，不用留什么话，只求三叔代奏，说载垣悔罪，怡亲王的爵位，千万开恩保全，听候皇上选本支贤能承袭。倘或再革了爵，我怎么有脸见先人于地下？”说着又痛哭失声了。 
　　端华也没有儿子，怔怔地呆了半天，忽然大声嚷道：“我死了也不服！” 
　　“老四！”华丰厉声喝道：“事到如今，你还是那种糊涂心思。你虽无后，难道也不替你本房的宗亲想一想？” 
　　这是警告他不要再出“悖逆”之言，免得贻祸本房的亲属。端华不再作声了，咬一咬牙挣扎着要起身，便有个笔帖式上去把他扶了起来。 
　　这时绵森在半哄劝、半威吓地对付载垣，总算也把他弄得站直了身子，他也是由两个笔帖式扶着，与端华分别进了空屋。 
　　赐令自尽，照例自己可以挑选毕命的方法，但总不出悬梁服毒两途，所以两间空屋中是同样的布置，梁上悬一条雪白的绸带子，下面是一张凳子，另一面茶几上一碗毒酒，旁边是一张空榻。 
　　华丰和绵森等他们一转身进屋，便悄悄退了出去，这时只剩下几名笔帖式在监视。载垣双腿瑟瑟发抖，拿起那碗药酒，却以手抖得太厉害，“叭哒”一声，失手落地，打破了碗。 
　　载垣又哭了，是呜呜咽咽象什么童养媳受了绝大的委屈，躲到僻处去伤心的声音。这时绵森已派人来查问两遍了，看看天色将晚，复命要紧，大家不由得都有些焦急。 
　　于是一个性急的笔帖式，被查问得不耐烦，就在窗外大声说道：“王爷，快请吧！不会有后命了，甭等了！这会儿时辰挺好，你老就一伸脖子归天去吧！” 
　　说完这话，发现载垣挺一挺胸，昂一昂头，似乎颇想振作起来，做出视死如归的样子，但才走了一步，忽又颓然不前，把个在窗外守伺的笔帖式，急得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就这时，绵森又派出人来探问了。一看载垣徘徊瞻顾，贪生恶死的情态，也觉得公事棘手，必须早想办法。于是两人商量着，预备去报告司官，替载垣“开加官”。 
　　如果被赐令自尽的人，不肯爽爽快快听命，或者恋生意志特强，自己竟无法弄死自己，以致监临的官吏无从复命时，照例是可以采取断然处置的。在满清入关以前，类似情形，多用弓弦勒毙，但这样便成了绞刑，不是“自尽”。以后有个积年狱吏，发明一种方法，用糊窗户的棉纸，又称皮纸，把整个脸蒙住，再用高粱酒喷噀在耳眼口鼻等处，不上片刻，就可气绝。这个方法就称为“开加官”。 
　　也许是载垣已经听见了窗外的计议，居然自己有了行动，窗外的人听见声音，赶紧向里窥看，只见他颤巍巍地一步一步走向凳子，但身子颤抖，双腿软，竟无法爬得上去。 
　　这就必须要扶持他一下了，看守的那个笔帖式推门直入，走到他身边说道：“王爷，我扶你上去！” 
　　载垣闭上眼，长叹一声，伸出手来，让他牵持着踏上方凳，双手把着白绸圈套，慢慢把头伸了进去。 
　　站在地上的那笔帖式，张大了嘴，一眼不霎地看着载垣，等他刚刚上了圈套，猛然省悟，立即异常敏捷地把他脚下的方凳往外一抽，载垣的身子立刻往下一坠，双脚临空，双手下垂，人象个钟摆似地晃荡着。 
　　载垣一生的荣华富贵，就这样凄凄凉凉，糊里糊涂地结束了。端华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下场，比肃顺还略胜一筹。 
　　肃顺的囚车，一出宗人府后门，就吸引了许多路人，一传十、十传百，从崇文门到骡马市大街，顿时骚动。“五宇字”官钱号案中，前门外有好些商家牵累在内，倾家荡产，只道此生再无伸冤出气的希望，不想“报应”来得这么快！得到肃顺处死的消息，竟有置酒相贺的，此时当然不会轻後放过，群相鼓噪，预备好好凌辱他一番。亏得文祥预先已有布置，由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派出人来，监视弹压，肃顺的囚车，才得长驱而过。 
　　只是管得住大人，管不住孩子，受了教唆的孩子们，口袋里装了泥土石子，从夹道围观的人丛中钻了出来，发一声喊，投石掷十，雨点般落向肃顺身上。此起彼落，不多一刻的工夫，肃顺便已面目模糊，形如鬼魅了。 
　　就这样，越到菜市口，人越拥挤，直到步军统领右翼总兵派出新编的火枪营士兵来，才能把秩序维持住。 
　　其时菜市口的摊贩，早已被撵走了，十字路口清出不大的一片刑场，四周人山人海，挤得大呼小叫，加上衙役们的叱斥声、皮鞭声，这一片喧哗嘈杂，几乎内城都被震动了。 
　　向来菜市口看杀人，只有市井小民才感兴趣，但这天所杀的人，身分不同，名气太大，冤家甚多，所以颇有大买卖的掌柜，甚至缙绅先生，也来赶这场热闹。他们不肯也无法到人群里去挤，受那份前胸贴后背，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活罪，这样，就只好在菜市口四面，熟识的商铺里去打主意了。其中有家药铺，叫做“西鹤年堂”，据说那块招牌还是严嵩写的，这话的真假，自然无法查考，但西鹤年堂纵非明朝传到现在，“百年老店”的称呼是当得起的，所以老主顾极多，这时都纷纷登门歇脚。西鹤年堂的掌柜，自然竭诚招待，敬茶奉烟，忙个不了。 
　　客人们虽然大都索昧平生，但专程来看肃顺明正典刑而后快，凭这一点上的臭味相投，就很容易谈得投机了。一个个不是大发受肃顺所害的怨言，便是痛骂他跋扈霸道，罪有应得。 
　　愤恨一泄，继以感慨，有个人喟然长叹：“三年前肃顺硬生生送了柏中堂一条老命，那时何曾想到，三年后他也有今日的下场？” 
　　“这就是报应！”另一个人接口说道：“杀柏中堂那天，我也来看了。柏中堂坐了蓝呢后档车，戴着大帽子，红顶子自然摘下来了，先到北半截胡同，官厅下车，好些个尚书、侍郎陪着聊闲天。” 
　　“这就不对了！”有人打断他的问道：“命在顷刻，那还会有这分雅兴聊闲天儿。”“这有个缘故。大家都以为柏中堂职位大了，官声也不错，科场弊案也不过是受了连累，皇上一定会有恩典，刀下留人，饶他一条活命。就是柏中堂自己也这样想，所以到了北半截胡同，还叫他大少爷赶快回府里去收拾行李，柏中堂自己估量着是个充军的罪名，一等朱笔批下来，马上就要起解。打算得倒是满好，谁知道事儿坏了！” 
　　“怎么呢？坏在谁手里？” 
　　“自然是肃顺。”那人又说，“当时只见来了两挂挺漂亮的车子，前面一辆下来的是刑部尚书赵大人，一进官厅，就号啕大哭。柏中堂一看，脸色就变了，跳着脚说：‘坏了，坏了，一定是肃六饶不过我。只怕他也总有一天跟我一样。’这话果然说中了。” 
　　“肃顺呢？不是说肃顺监斩吗？他见了柏中堂怎么样？” 
　　“是啊！后面那辆车子，就是肃顺，扬着个大白脸，简直就是个曹操。这小子，真亏他，进了官厅，居然还跟柏中堂寒暄了一阵子。你们各位说，这个人的奸，到了什么地步了？” 
　　“这个人可厉害了。说实在的，也真是个人才！” 
　　此时此地，有人说这句话，便是冒天下的大不韪了。于是立刻有人怒目相向。 
　　此人姓方，是个内阁中书，这时虽是穿着便衣，但西鹤年堂的主人，是认识他的，眼见客人与客人之间，要起冲突，做主人的不便袖手不管，所以急忙上来打岔。 
　　“方老爷！”他顾而言他地说，“你请进来，我在琉璃厂，买了一张没有款的画，说是‘扬州八怪’当中，不知那个画的，请你法眼来看一看。” 
　　“好，稍等一等。”那方老爷对怒目相向的人，毫不退让，朗声吟道：“‘国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知人论世，总不可以成败论英雄。” 
　　“倒要请教！”有人脸红脖子粗地，跟他抬杠了，“肃顺身败名裂，难道不是咎由自取？” 
　　“不错，肃顺身败名裂，正是咎由自取，然而亦不能因为他身败名裂，就以为他一无可取。” 
　　“啊！此人可取？可取在那里？” 
　　“难道他的魄力不可取？事事为大局着想不可取？” 
　　“何以见得？” 
　　“自然有根有据！喔，对不起，我先得问一声，这里有旗下的朋友没有？” 
　　做主人的四周看了一下，奇怪地答道：“没有啊！” 
　　“没有我可要说实话了！”方老爷显得有些激动了，“肃顺总说旗人糊涂不通，只会要钱。他们自己人不护自己人的短，这不是大公无私吗？” 
　　这是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反驳，只得保持沉默。 
　　“肃顺要裁减八旗的粮饷，可是前方的支应，户部只要调度得出来，一定给。这难道不是为大局着想？” 
　　这一下有反应了，“不错！”有人说道，“前方那杆枪没有枪子儿，京城里旗下大爷那杆‘枪’，可以吞云吐雾，这不裁减他们的粮饷，可真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就是这话罗。” 
　　一句话未完，只听外面人声骚动，车声辘辘，隐隐听得有“来了，来了”的声音，大家顾不得再听方老爷发议论，一拥而出。西鹤年堂的小学徒，随即搬了许多条凳出来，在门口人潮后面，硬挤下去摆稳，让那些客人，好站到上面去观望。 
　　来倒是有车来了，两辆黑布车帷的后档车，由王府护卫开道，自北而南，越过十字路口，驶入北半截胡同。 
　　“这不是囚车，囚车没有顶。大概是监斩官到了。”方老爷说。 
　　他的话不错，正是监斩的睿亲王仁寿和刑部侍郎载龄到了。进入北半截胡同，临时所设的官厅，自有刑部的司官上来侍候。载龄皱着眉说：“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回头你们要好好当差，这个差使要出了纰漏，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别的倒不怕，就怕这一层，照例犯人要望北谢恩，看样子肃顺不见得肯跪下，那该怎么办？得请王爷和载大人的示！” 
　　这一问把载龄问住了。此人的才具本来平常，因缘时会，正当恭王在八旗中收揽人心，准备与肃顺对抗的时候，看他既是“黄带子”，又是翰林出身，当差小心殷勤，易于指挥，所以提拔了他一把。把他调补为刑部侍郎，与用肃亲王华丰为右宗正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因事遣人。载龄接事以后，最主要的一件差使，就是来监斩，能把肃顺的脑袋，顺顺利利地拿下来，便是大功一件。 
　　此刻听属官的报告，顺利不了，倘或出什么差错，秩序一乱，这么多人，狼奔虎突，会踩死几十个人，那一来就把祸闯大了。兴念及此，不仅得失萦心，而且祸福难测，所以立刻就显得焦灼异常。 
　　迫不得已只好向仁寿请教，“王爷！”他凑近了说，“该怎么办？听你老的吩咐！” 
　　睿亲王仁寿是个老狐狸，听他这话的口气，大为不悦，心里在想：如果虚心请教，我还替你担待一二，若以为可以卸责那就错了！因此不动声色地答了句：“我可没有管过刑部，这件事儿上面，完全外行。” 
　　就这两句话，不仅推得一干二净，而且还有嘲笑他外行不配当刑部侍郎的意味在内。载龄也知这位王爷不好伺候，只得忍着气陪笑道：“不瞒王爷你说，我才是个大外行。你老见多识广，求你指点吧！”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仁寿随随便便地答道：“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人伺候不了一个肃顺。” 
　　“不怕肃顺不能就范，怕的是百姓起哄。” 
　　“笑话！”仁寿是大不以为然的神色，“又不是杀忠臣，百姓起什么哄？” 
　　“啊！”一句话提醒了载龄，探骊得珠，懂了处置的要诀了。于是转过脸来，摆出堂官的架子，大声吩咐：“肃顺是钦命要犯，大逆不道，平日荼毒百姓，大家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如果他伏法的那会儿，还敢有什么桀骜不驯的样子，那是他自找苦吃，你们替我狠狠收拾！他要不肯跪，就打折了他的狗腿，他要胡言乱语，你们掌他的嘴！” 
　　这都是管刑狱的官吏优为之事，所以堂下响亮地答应一声：“喳！”又请了安，转身退出，自去布置。 
　　堂上两人，静等无聊，各找自己的听差来装水烟，“噗噜噜，噗噜噜”地，此起彼落，喷得满屋子烟雾腾腾。 
　　突然间，外面人声嘈杂，刑部官吏来报：“肃顺快到刑场了！” 
　　肃顺从骡马市大街行来，快到菜市口了，提牢厅的主事骑马领头，番役和护军分行列队，沿路警戒。中间囚车上的肃顺，已经狼狈不堪，但一路仍有人掷石块，掷果皮，他也不避，只闭着眼逆来顺受，惟有嘴在不住嗫嚅，不知是抽搐，还是低声在诅咒什么人。 
　　这时人潮汹涌，秩序越发难以维持，火枪营的兵勇，端起枪托，在人头上乱敲乱凿，结果连他们也卷入人潮，随波逐流，做不得自己的主张了。 
　　就这拥挤不堪的时候，宣武门大街上又来了一辆车。步军统领衙门的武官，率领八名骑兵，在前开道，十分艰难地穿过菜市口，到北半截胡同官厅下马，接着，车也停了，下来的是都察院掌京畿道的监察御史。依照“秋决”的程序，由刑部拟定“斩监候”的犯人，在秋后处决的那一天，一律先绑赴刑场，临时等皇帝御殿，朱笔勾决，再由京畿道御史，赍本到场，何者留，何者决？一一宣示，方可判定生死。肃顺的“斩立决”，虽出于特旨，但为了表示郑重起见，袭用这个例子，这位“都老爷”此行的任务就是颁旨。 
　　其时官厅外面的席棚，已经设下香案，睿亲王仁寿和刑部侍郎载龄接了旨，随即升上临时所设的公案，主管宗人府属下刑名的直隶司郎中，依礼庭参，静候发落。 
　　仁寿问道：“肃顺可曾带到刑场？” 
　　“已经带到了。” 
　　“他怎么样？” 
　　“回王爷的话，肃顺颇不安分。” 
　　“噢？”仁寿转脸向载龄征询意见：“旨意已到，不必再等什么了。我看早早动手吧？” 
　　“王爷见得是。” 
　　“好了！”仁寿向直隶司的郎中吩咐：“传话下去，马上开刀！” 
　　“是！”直隶司郎中，疾趋到席棚口，向守候着的执事吏役，大声说道：“斩决钦命要犯肃顺一名，奉监斩官睿王爷堂谕：‘马上开刀！’” 
　　“喳！”堂下吏役，齐声答应。飞走奔到刑场去传令。同时载龄也离了公座，走出席棚，由直隶司郎中陪着，步向刑场。 
　　刑场里——菜市口十字路街心，肃顺已被牵下囚车，面北而立，有个番役厉声喝道：“跪下！” 
　　这时的菜市口，除了南北两面维持一条极狭的通路以外，东西方向的路口已经塞住了，但人山人海的场面中，肃静无声，所以番役那一声喊，显得特别响亮威严。大家都踮起了脚，睁大了眼，把视线投向肃顺，要看他是何表示？ 
　　一直闭着眼的肃顺，此时把双眼睁开来了，起初似有畏惧之色，但随即在眼中出现了一种毒蛇样的凶焰，把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嘴唇都扭曲了！胆小的人看见这副狞厉的神色，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噤。 
　　“跪下！”那番役站在他前方侧面，有一次大喝，“谢恩！” 
　　“恩”字的余音犹在，被反绑着双手的肃顺，猛然把头往前一伸，好大一口痰唾吐在那番役脸上。 
　　“恭六，兰儿！”肃顺跳起脚来大骂：“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兰儿，你个贱淫妇…　。” 
　　如何容得他再破口大骂？被唾的那番役，顾不得去抹脸上，伸出又厚又大的手掌，揸开五指，对准肃顺的嘴，一掌过去，把它封住。 
　　这一动上手，就不必再有保留，在后面看守的那个番役，举起铁尺，在肃顺膝弯里，狠狠地就是一下。只怕肃顺从出娘胎以来，就未曾吃过这样的苦头，顿时疼得额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胖大的身躯一矮，双膝跪倒，上半身也要瘫了下去，后面那番役容不得他如此，捞住他的辫子，使劲往上一提，总算是跪定了，但一颗脑袋，还在扭着。 
　　其实披红挂彩，手抱薄刃厚背鬼头刀的刽子手，已经在肃顺的左后方，琢磨了半天了。刑部提牢厅共有八名刽子手，派出来当这趟“红差”的，自然是脑儿尖儿，这个人是个矮胖子，姓魏，外号叫“魏一咳”，是说他刀快手也快，咳嗽一声的工夫，就把他的差使办好了。 
　　“魏一咳”的手快心也狠，其实这又不仅他为然。刑部大狱，又称“诏狱”，狱中的黑暗，那怕是汉文帝、唐太宗，都难改革。到了明朝末年，阉党专政，越发暗无天日。清兵入关，一仍其旧，刽子手和狱吏勒索犯人家属，有个不知何所取义的说法，叫做“斯罗”，方法的残忍，简直就是刮骨敲髓。每年秋决，无不要发一笔财，得钱便罢，不如所欲，可以把犯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秋决之日，从狱中上绑开始，就有花样，纳了贿的，不在话下，否则就反臂拗腿，一上了缚，不伤皮肉伤筋骨，等皇帝朱笔勾决，御史赍旨到场，幸而逃得活命，也成了残废。如果是凌迟的罪名，而犯人的家道又富裕，那勒索就无止境了。刽子手自己扬言，有这样的“本领”，活活肢解，犯人到枭首时才会断气。倘或花足了钱，一上来先刺心，得个大解脱，便无知无觉，不痛不痒了。 
　　至于一刀之罪的斩决，看来好象搞不出花样，其实不然。事先索贿不遂的，他们有极无赖的一计，把落地的人头，藏了起来，犯人家属要这个人头，好教皮匠缝了起来，入棺成殓，便得花钱去赎。如果花了钱，要求不致身首异处的，那才真的要看刽子手的本领了，本领不够，一刀杀过了头，犯人家属自然不会再给钱。 
　　说“斩”，说“砍”，实在都不对，应该说“切”。反手握刀，刀背靠肘，刀锋向外，从犯人的脖子后面，推刃切入。大致死刑的犯人，等绑到刑场，一百个中，倒有九十九个吓得魂不附体，跪都跪不直，于是刽子手有个千百年来一脉相传的心法，站在犯人后方，略略偏左，先起左手在他肩上一拍，这时的犯人，草木皆兵，一拍便一惊，身子自然往上一长，刽子手的右臂随即推刃，从犯人后颈骨节间切进去，顺手往左一带，刀锋拖过，接着便是一脚猛踢，让尸身前仆。这一脚踢得要快，踢得慢了，尸腔子里的鲜血往上直标，就会溅落在刽子手身上，被认为是一件晦气之事。 
　　刽子手都会这一“切”，本领高下，在那一拖上面，拖得恰到好处，割断了喉管，一层皮仍旧连着，总算身首未曾异处，对犯人的家属来说，便是慰情聊胜于“断”了。 
　　魏一咳便有这种头断皮连的手段，凭这一刀，挣下了一份颇可温饱的家私。他平生奉旨杀人无其数，每年秋决的那一天，十几二十个人伏法，片刻之间，人头滚滚，不当回事，但从前两年科场案起，魏一咳开始感到，干他这一行不是滋味了。 
　　戊午科场案，处斩的一共七个人，提牢厅一共派出四名刽子手，魏一咳领头，却最轻松，因为他虽预定“伺候”柏中堂，可是同事都开玩笑，说他也是“陪斩”，因为都料定柏葰必蒙恩赦，魏一咳无须动刀。 
　　谁知真的要动刀了。“驾帖”一下，相顾失色，魏一咳尤其紧张。一位老中堂，又是读书人，不曾犯下什么谋反大逆的案子，竟也象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淫人妻室而又谋杀本夫的坏蛋那样，在这菜市口毕命，这一刀，好难下手。 
　　而无论如何罪不至死的柏中堂，虽受冤屈，却无怨言。魏一咳眼看他颤巍巍地望阙谢恩，眼看他闭上双目，闭不住泪水，更有那柏中堂的家属，跪在一旁，哭得力竭声嘶，这摧肝裂胆的景象，简直让魏一咳震动了。等杀完柏中堂，心里窝窝囊囊地，三个月没有开过笑脸。 
　　现在轮到杀肃顺的头，这让魏一咳又震动了！干他们这一行的，最相信因果报应之说，肃顺害死了柏葰，结果落得同样的下场，这不是冥冥之中，丝毫不爽的“现世报”？他从昨天得到消息，说肃顺要凌迟处死，知道这趟“红差”一定落在自己身上，跑去找着白云观的老道，聊了一黄昏，回来跟他妻子儿女表示，等料理完了肃顺，他决定要辞差了。 
　　因此，这是他封刀以前的最后一趟差使。平生杀过两位“相爷”，这到“大酒缸”上，三杯烧刀子下肚，谈起来也算是件很露脸的事！所以他聚精会神地，决心要漂漂亮亮杀这一刀。杀柏中堂那次，想替他把脑袋连着，却因为手有些发抖，推刃之际，失掉分寸，还是把个头切了下来，这在魏一咳自觉是种羞辱。 
　　但看肃顺扭来扭去不安分的样子，却是个不容易料理的。但载侍郎“行刑”的口令已下，提着肃顺辫子的番役把手也松开了，这一刻无可再延，魏一咳心知拍肩无用，换了个花样，微微挫身，相好了部位，轻轻喝道：“看前面，谁来了？” 
　　等肃顺头一抬，伸长了脖子，魏一咳右肘向外一撞，从感觉中知道恰到好处，于是略略加了些劲，刀锋拖过，提脚便踢——慈禧太后的愿望，终于达到了。 
　　睿亲王仁寿和刑部侍郎载龄进宫到了军机处，恰好肃亲王和刑部尚书绵森也在那里，分别向恭王说了经过，就托军机处代为办了会衔呈奏的折子，正式复命。 
　　一日之间杀了两个“铁帽子王”，一个协办大学士，这是从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大刑诛，所以朝中大臣，多深受刺激，那一来，就把登极大典这件喜事的气氛冲淡了。 
　　但在另一方面，所谓“三凶”的被诛，余波不息。从宫内到民间，处处在谈论此事，而且论调有转变的趋向，惋惜多于遣责，同时也有人认为处置太过。其中最深的一种见解是：载垣、端华，尤其是肃顺，既为大行皇帝所信任，自然有他们的长处和功劳，难道先帝宾天，百日未满，这三个人就会变得一无可取，十恶不赦？岂不是太不可思议！倘又说，这三个人本来就是坏蛋，根本不该重用，那不就等于指责先帝无知人之明？ 
　　这些论调，在前一两天已可听到，等肃顺的人头落地，说公道话的就越发多了。当然，那只是私下谈论，但已足可使恭王不安了。 
　　煌煌上谕中一再强调的是祖宗家法，倘或清议流播，说“今上”行事，有违先帝本心，对于士气民心，大有影响，而“今上”童稚，大政出于议政王，这样，谁应负责？不言自知。 
　　这就是恭王不安的由来。 
　　为此，当夜他就在鉴园召集心腹密谈，研究针对这一情势所应采取的对策。 
　　“当然以安定人心为本。”文祥在这种场合，向来是敢言的，“我们旗人中，有这么个说法：三朝的老臣，说砍脑袋就砍脑袋，一点不为先帝留余地…　。” 
　　恭王气急了，大声打断他的话，倒象是在跟他争辩：“那是肃顺他们不给人留余地，怎么说是我们不给先帝留余地？” 
　　“不错！”文祥安详地答道：“可是肃顺已经伏法了，不会有人再多提他的不对了。” 
　　“人总是将人比已。”宝鋆也说，“对宗室得要赶紧安抚，别让肃顺他们的余党，有挑拨离间的可乘之机。” 
　　“如何挑拨离间？”恭王极注意地问：“是那些人？” 
　　“这你就不必问了。”老成持重的桂良，半相劝，半命令似地说，“反正就是刚才博川转述的那些话，搞得人人自危，动荡不安。” 
　　恭王很深地点一点头，把自己的心定下来，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很有力地说了一句：“对！应该安抚。” 
　　于是宝鋆说了办法：“先下个明发，由宗人府宣谕宗室，申明我宗室自开国以来，夹辅皇室，公忠久著，今后自然仍是亲亲为重，仍望各自黾勉，以备量材器使。如果不自检束，则载垣、端华等以亲王大臣，尚且不能屈法市恩，何况闲散宗室？” 
　　这番意思，恩威并用，冠冕堂皇，大家都认为说得很好。但是空言宣慰，显然还不大够，因此文祥又把少詹事许彭寿奏请“查办党援”那个折子提了出来，主张处置的方法，应力求缓和。 
　　“怎么样的缓和？象陈孚恩这样可入‘奸佞传’的人物，还不重办，如何整饬政风？还有黄宗汉，误国之罪，岂可不问？” 
　　恭王的话，听来义正辞严，一时不能不办他们的罪，所以桂良提议，予以革职的处分。 
　　恭王认为处分太轻，于是再又定了“永不叙用”。此外侍郎刘琨、成琦，太仆寺少卿德京津太，候补京堂富绩，也是革职，但无“永不叙用”四字，将来便仍有起复的希望。 
　　定议以后，次日上朝奏对，恭王首先就陈明了安定政局，激励人心的那番意思。两宫太后，自然准奏，立即拟旨进呈。此外还有许多例行的政务，也都一乙依议，很快地处理完了。一直不曾开口的慈安太后，此时有话要问：“载垣、端华、肃顺他们，昨天说了些什么话？” 
　　肃顺的悖逆之声，恭王已经知道，自然不会上奏，载垣跟肃亲王说的话，他却不便隐瞒，当即答道：“只有载垣有话，他还念着怡亲王那个爵位。” 
　　“他的爵位怎么样？”慈禧太后立即接口问道：“应该把他革了吧？” 
　　“跟圣母皇太后回奏，这怕不行！” 
　　“怎么呢？” 
　　“怡、郑两王，都是‘世袭罔替’，本人犯罪怎么样处置都可以，他们的爵位是另一回事。” 
　　“那应该怎么办？归他们的儿子承袭？”慈禧又说，“载垣没有儿子，端华的儿子是肃顺的，更不是什么好种！” 
　　“就算他们有儿子，也不乙定可以承袭。照规矩，由本房近支中挑贤能的袭封。” 
　　“归谁挑呢？” 
　　“自然是皇上挑。”说了这一声，恭王觉得不妥，立即又接了一句：“先由宗人府会同军机上共同拟定，请旨办理。” 
　　这前后不符的话风，慈禧太后已经听出来了，封一个亲王是极大的恩典，她不肯轻易放弃，便看着慈安太后说道：“慢慢儿看看再说吧！要挑当然得好妹挑，也叫大家心服。” 
　　“嗯！这话不错。” 
　　“这怡亲王的‘世袭罔替’，我听大行皇帝说过，给得也太过分了些，原是雍正爷格外的恩典。”说到这里，慈禧太后突然转脸喊一声：“姐姐！” 
　　“嗯！怎么？” 
　　“我说，六爷的功劳，不比当初怡亲王大得多吗？” 
　　“当然大得多。” 
　　“既然如此，我有句话，今天不能不说了！” 
　　慈禧太后的神态，忽然变得异乎寻常的郑重。这一来不但恭王和全班军机大臣，要屏息静听，连慈安太后都张大了眼望着她。 
　　“我想，大行皇帝乙定也跟姐姐说过这话。”慈禧太后看着慈安，用这句话作一个引子，接下来便面对群臣，用肃穆低沉的声音，宣示往事：“是今年过年的时候，记不得是年初一还是年初二，我伺候大行皇帝看折子，随后就谈到京里，逢年过节，又是逃难在外，大行皇帝自然少不了有感慨啦！大行皇帝最惦念的是六爷，叹着气跟我说，兵荒马乱的，我把老六丢在京里办抚局，事情棘手，只怕这个年都不能好生过！’” 
　　恭王不知道她的这些话是真是假？但自然宁可信其有，所以趁她语言暂停的间隙，表示了他应有的感念先帝的态度，以极其哀戚的声音说道：“先帝眷顾之恩，天高地厚，如今弓剑归来，音容已渺，此为臣最伤心之事！” 
　　“谁说不是呢？”慈禧用手绢擦一擦鼻子，接着又说：“先帝也跟我说过，当年在书房里的故事，说哥儿俩，琢磨出来刀法跟枪法的新招儿。老爷子给枪赐名‘棣华协力’，给刀赐名‘宝锷宣威’。” 
　　这段话倒是不假，同时慈安太后也听大行皇帝谈过，所以点点头说：“不错，有这个话。” 
　　这一来好象是替慈禧作了证，她便越发讲得象煞有介事了：“先帝又说，十几丧母，全靠康慈皇太后抚养，所以弟兄之间，他跟六爷的情分，是别的兄弟比不了的，去年秋天逃难到热河，把个千斤重担，扔了给六爷，洋人不大讲理，六爷主办抚局，不知受了多少委屈？京城里转危为安，可真不容易，按理说，应该象当年雍正爷待怡亲王一样，给个‘世袭罔替’。” 
　　听得这段话，连慈安太后在内，无不诧异，但虽是可疑之事，因为一则太后之尊，二则死无对证，谁也不敢表示不信，只睁大了眼，静等她继续往下说。 
　　“当时我听了这话，自然要请问，我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降旨呢？’你们知道先帝怎么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自问自答：“先帝叹口气说：‘肃六不赞成！’又跟我说：‘你把我这话搁在心里，谁面前也别说。等回了京，我再降旨。那时肃六要反对也没用。’” 
　　原来先帝还有这段苦心！包括恭王在内，谁也不能尽信她的话，唯有忠厚的慈安太后，认为先帝是个重感情的人，而慈禧也没有捏造的必要，所以接着她的话说：“既然这个样，咱们得照先帝的话办！” 
　　“对了，我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看着桂良吩咐：“桂良，你叫人写旨来看，恭亲王世袭罔替，特别要声明，这是先帝的遗言。” 
　　桂良还未答言，恭王已含泪在目，俯伏在地，碰头辞谢：“臣不肖，有负先帝的期许。实不敢当此殊恩，请两位皇太后，千万收回成命。” 
　　“这是先帝的意思，而且论功行赏，也应该给你这个恩典。”慈禧太后又说：“有罪不罚，有功不赏，试问还有谁肯替朝廷实心办事？” 
　　“太后圣明，臣实无功。滥叨非分之荣，臣实不安于心。这不是臣矫情，是…　。”因为清议可畏，说这“世袭罔替”的恩典，不过杀肃顺的酬庸，但却不便明言，唯有连连磕头。 
　　看这样子，慈禧太后只得暂时搁置。等退了出来，恭王赶紧又上了一个谦辞的折子，措词极其切实。两宫太后商量了半天，决定“姑从所请”，等皇帝成年亲政以后，再行办理。 
　　目前先赏食亲王双俸。 
　　下一天，十月初八，到底把这通谕旨，降了下去。恭王心里有数，这不是什么先帝的“恩旨”，只是慈禧太后，希望他赶快把垂帘章程议了出来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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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月初九甲子日，六岁的皇帝在御前大臣的扶持夹辅之下，在太和殿行了登极大典，紧接着是慈禧太后的万寿，重重喜事刚过，被肃顺一派所抑制排挤的官僚，又复弹冠相庆，各衙门送旧迎新，热闹非凡。 
　　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绝大部分出于恭王的安排。为了此一番大调动，他和文祥等人，煞费苦心，党同伐异，隐隐中的派系，要一一安抚妥帖，而清议又不能不顾，人才更不能不讲，除了这些以外，恭王还有一层只有他自己和极少数心腹才知道的私心，在垂帘之议定局以前，先要把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来。 
　　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为了拟议“垂帘章程”，已在内阁开过好几次会了。无疑地，这是件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没有一个人敢于轻率发言，所以会议的进度极慢，甚至因为过分持重，座间的气氛，显得相当沉闷。但在私底下，三数友好，书斋清谈，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引经据典，相互辩驳，许多深刻的见解，都在各抒所见，比较异同之间呈露。 
　　恭王和他的心腹们，所重视的正是这些比较坦率的议论。 
　　议论中最坦率的一种看法，认为贾桢、周祖培等人的奏折上，已有“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的话，胜保一疏说得更明白：“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既然如此，则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实在是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而且慈禧太后的为人如何，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之中，已显示得相当明白，她是非象宋朝的章献刘皇后那样大权独揽不可的。 
　　果然，几次“酌古准今，折衷定议”的章程，送了上去，都为慈禧太后随意找个小毛病发了下来，面谕重新拟议。 
　　这样一再挑剔，逼得军机处和内阁的重臣，非照宋朝垂帘的故事来办不可。宋哲宗的祖母，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不足为虑。宋仁宗的嫡母章献刘皇后，虽亦被颂扬为“今世任姒”，其实是个极厉害的脚色，慈禧太后的性格，与她颇为相象，因此，恭王不得不有所顾虑。 
　　那一阵子，科甲出身的官员，把酒闲叙，常谈宋史，宋史中又常谈章献和宣仁的事迹，于是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也常被人提到了。 
　　有人谈到这个故事，说“狸猫换太子”是对章献刘皇后的厚诬，但宋仁宗在章献生前，始终不知道他的生母是李宸妃，以及章献亏待了李宸妃，都是事实。当李宸妃守陵病殁，宰相吕夷简向章献进言，主张加以厚葬，章献大怒，责问吕夷简，何出此言？吕夷简的答复是：“臣待罪相位，事无内外，皆当预闻。” 
　　由此可以推想而得一结论，宋仁宗以冲人即位，章献垂帘听政，如果不是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以及吕夷简、范仲淹这些大臣，正色立朝，遇事裁抑，那么，以车驾卤簿，同于皇帝，乘玉辂，谒太庙的章献刘皇后，可能会成为武则天第二。 
　　这些议论。对恭王是一大刺激，也是一大启发。诛杀肃顺，不过是他复起当国所必先排除的一个障碍，促成垂帘，才是他重掌政柄所必须履行的一个交换条件，但说到头来，这是违反祖制的，所以他早就内疚神明。而自肃顺伏法，几乎一夕之间，舆论大变，以前说肃顺跋扈专擅的，这时都在往他好的地方去想了，认为他的反对垂帘，并不算错，相形之下，显得错的倒是赞成垂帘的那些人。这一来，恭王内疚之余，而且也得要外惭清议，力图补救。 
　　补救的办法，就是鉴于章献刘皇后的往事，设法在慈禧太后尚未独揽大权之前，先谋裁抑之道。今古异制，依清朝的传统，那怕贵为议政王，也不能握有如唐宋那样与君权对等的相权，这样就只有多方面安插为自己所信得过的人，一方面是为了合力对付慈禧太后，另一方面也是培植自己的势力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这时的慈禧太后，还看不透这一层。灯前枕上，想了又想的，只是两件事，一件是如何才能使恭王照自己的意思，议定垂帘章程？一件是等到垂帘听政之后，如何才能把已取得的大权，紧紧握定，不致失坠。 
　　为了前一个目的，她的笼络恭王，无所不至，每一召见，“六爷”长，“六爷”短的，喊不停口。常＃军机全班见面以后，又单独召见恭王，稍微谈得久些，到了传膳的时刻，必又传旨，从御膳中撤出几样菜来赏议政王。 
　　除去这些小节，又因为先帝与恭王手足的参商，起因于恭王的生母，一直未获尊封，直到临死以前，才很勉强地得了个“康慈皇太后”的尊号。等康慈崩逝，先帝余憾不释，一面命恭王退出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一面只上康慈太后的諡号，神主不入太庙，因此不能象“孝全成皇后”那样称为“孝静成皇后”，表示同为皇后，仍有嫡庶之分。这一点恰又触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正好借着示惠恭王的原因，说服了慈安太后，特传懿旨，命廷臣集议，孝静皇太后升袝太庙的典礼。 
　　为了后一个目的，慈禧太后觉得最好能读些书，看看列祖列宗，以及前朝的贤君女主，到底如何处理政务，驾驭臣子？只是宫里的史书虽多，苦于程度不够，读不成句。于是想了个主意，给上书房和南书房的翰林派了个差使，叫他们在历代帝王的言行以及前史垂帘听政的事迹之中，选择可供师法的，摘录下来，加以简明的注解，由内阁大学士总纂成书，再交议政王及军机大臣复看后，缮写成呈，作为参考。 
　　日思夜想，慈禧太后的希望，终于一步一步接近实现了。垂帘章程虽还未定局，但内阁集议一次，让步一次，大致已可接受，于是她可以私下计议举行垂帘大典的日子了。 
　　日子一直配合得很好，十月初九甲子日，嗣皇帝登极，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于今垂帘章程到议定之时，恰好是先帝宾天百日刚过。国丧服孝，百日缟素，白布褂子穿得久了，灰不灰、黄不黄，好不难看！加以百日之内，不得剃发，一个个毛发蓬乱，再穿上那件灰暗破旧的白布褂子，不象个囚犯，也象个乞儿，看着好不丧气！等到百日一过，依旧朝珠补褂，容颜焕发，那时在垂帘大典中受群臣朝贺，才是件风光体面的喜事！ 
　　因此，慈禧太后自己翻过时宪书，选了十一月初一这个日子，也暗示了桂良，他奉旨管理钦天监，只要暗示了他，钦天监自然会遵从意旨，选奏这个日期。 
　　为了除服，宫里自然有一番忙碌，除了各人要预备自己的冬衣以外，门帘窗帘、椅被座垫，都得换成国丧以前的原样，还有许多摆设，或者颜色不对，或者质料不同，因为服孝而收贮起来的，这时也得重新换过。 
　　那些都是太监、宫女的差使，自有例规，不须嘱咐，要两宫太后亲自检点的，是把先帝的遗物清理出来，分赐群臣。 
　　照入关之初的规矩，大行皇帝的一切遗物，依关外的风俗，在大殓和出殡的日子，在乾清宫外，举火焚化，称为“大丢纸”“小丢纸”，当初世祖章皇宗出天花驾崩，就是这么办的。据说“丢纸”时的火焰，呈现异彩，不知焚毁了多少奇珍异宝？以后大概是想想可惜，到圣祖宾天，就不这么办了，把大行皇帝的衣冠鞋帽，日常服御的器物，分赐大臣和近臣，称为“颁赏遗念”，照例在除服之前举行。 
　　受颁“遗念”的名单，事先早由军机处开呈，内则亲贵大臣，外则督抚将军，另加已经告老致仕的先帝旧臣，一共五十几个人。每人照例要有四样，也照例有一两样是贵重的，两三样是凑数的。当然，特殊的人物，不在此限。 
　　象恭王的那一份，就是两宫太后亲手挑选的，一顶紫貂暖帽，一件玄狐石青褂，都是先帝在滴水成冰的天气所服御的。另外两样也是常在先帝身边的珍玩，一件多宝串和一方通体碧绿的翡翠印，印文是“皇四子”三字，还是世宗在潜邸的旧物，传到道光年间，因为先帝也行四，宣宗就以这方翠玉相赐，现在拿来颁赏给行六的恭王，虽不切实用，但对受赐者来说，却真正是一种遗念。恭王与先帝一起在上书房读书时，无一日不见这方翠印，想到先帝窗课，遇到下笔得意之时，便取出这方翠印，押脚钤盖的那份欣悦的神情，恍然如在眼前。抚今追昔，低徊不已，恭王不由得痛哭了一场。 
　　就在颁赐遗念的那两天，恭王接得来自热河的密告，说肃顺的财产，有一部分藏匿在陈孚恩那里。这是非常可能的，但如查问陈孚恩，决不会有结果，因为可以意料得到，他是决不肯承认的。 
　　于是军机处在商议此事时，大费踌躇了。陈孚恩的狐狸尾巴，在查办肃顺，抄出往来书信帐目以后，逐渐显露，已现原形，但此人手腕圆滑老练，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最大，不是当面对质，不易拆穿他的花样。因此，朝士中颇有人以为陈孚恩是个干才，甚至认为他不是肃党，不但不是肃党，还是肃顺他们所忌惮的人物。当先帝在热河崩逝，在京奉派的恭理丧仪大臣，只有陈孚恩奉召得赴行在奔丧，肃党的形迹明显到如此，而居然有人力言，说肃顺要把他召赴行在，是调虎离山之计，深怕他在京里捣鬼，反对肃顺，这就是陈孚恩自己放出来的流言。 
　　为了这个缘故，自恭王以次，虽都主张严办，但怕清议支援陈孚恩，掀起意外的风波，不能不加慎重。可是，正如在登极大典之前，必须处决了载垣、端华、肃顺一样，陈孚恩的案子，亦必须在垂帘大典举行以前结束，所以在景山观德殿颁赐了遗念，全班军机大臣，专为此事，举行了一次会议。 
　　没有一个人主张轻纵，会议就很顺利了。垂帘大典在十一月初一举行，已成定案，这样，就只有九天的工夫来处理此案。同时，象陈孚恩这种已革职的尚书，照规矩，必须指派大臣，会议定罪，那也得要几天的日子，算起来，时间相当局促，要办就得赶快办，不能再拖延瞻顾了。 
　　当时决定，派户部尚书瑞常、兵部尚书麟魁，将陈孚恩拿交刑部，并严密查抄家产。同时派周祖培和文祥，会同刑部议罪。第二天一早进宫，自然一奏就准。 
　　奏准了便该写旨进呈，转由内阁明发上谕，但那样一来，可能谕旨还未发出，陈孚恩已经把财产转移分散，隐藏无踪了，所以必得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恭王一回军机处，便派人把瑞常和麟魁请了来，宣明旨意，请他们立刻遵旨办理。 
　　于是这两位尚书，点派司官吏役，亲自率领，到了陈家，投帖拜访。陈孚恩做过大官，只是革了职就跟庶民无异，听说两位现任尚书来拜，便开了中门，亲自迎接。 
　　到得厅上，照样让座献茶，寒暄一番，然后瑞常站了起来，先拱拱手说：“鹤翁，有旨意。” 
　　“是！”陈孚恩相当镇静，听得这话，离了主位，走向下方，等瑞常往上一站，他便跪了下去。 
　　口传了谕旨，陈孚恩照例还要谢恩，接着，站起来大声喊道：“来啊！把那口箱子抬出来！” 
　　陈家里面已经有哭声了，但陈孚恩脸色却还平静，只静静地等听差把箱子抬来，这一下倒教瑞常和麟魁觉得莫测高深了。 
　　等箱子抬到，陈孚恩亲手揭开箱盖，里面收藏的是白花花的现银子。这是干什么？莫非要行贿？这不太肆无忌惮了吗？瑞常和麟魁正在诧异之时，陈孚恩揭开了疑团。 
　　“一生宦囊所积，尽在于此，共是九千余两。”他指着银子说，“请两公点收。” 
　　平平淡淡两句话，在瑞常和麟魁心中，引起极大的疑问。看这模样，陈孚恩事先早有准备，可能抄家的消息已经走漏，不过此人工于心计，或者已经料到，不免有此下场。果然如此，这个人可真是够厉害的。 
　　看看瑞、麟二人面面相觑，不作表示，陈孚恩黯然摇一摇头，吩咐听差：“快收拾衣包行李！” 
　　这下提醒了遵旨办事的两位大员，放低声音，略略交谈了几句，仍旧由瑞常发言。 
　　“鹤翁！”他很率直地问道：“外头流言甚盛，多说肃豫庭有东西寄存在尊处。此事关系甚巨，鹤翁不可自误。” 
　　“何来此言？”陈孚恩使劲摇着头说，“我说绝无其事，二公或者不信，尽请查抄，如果见有为肃豫庭匿藏财产的踪迹，孚恩甘领严谴。” 
　　话说到这样，不须再费辞了，“既如此，只好委屈鹤翁了！” 
　　瑞常大喊一声：“来啊！请刑部吴老爷来！” 
　　吴老爷是刑部的司官，随同来捉陈孚恩，当时走了上来，行过礼听候吩咐。 
　　“你知道旨意吗？”瑞常问道。 
　　“是。已听敝衙门堂官吩咐过了。” 
　　“那好。你把人带走，了掉一桩差使。” 
　　“是！”姓吴的屈一腿请了安，便待动手。 
　　“慢着！”瑞常又说，“陈大人有罪无罪，尚待定拟，你可把差使弄清楚了。” 
　　“弄得清楚，”姓吴的答道，“我们把陈大人请到刑部‘火房’暂住几天。” 
　　“火房”不是监狱，待遇大不相同，陈孚恩一听这话，知道是瑞常帮了他的忙，随即作揖道谢，瑞常却不肯明居缓颊之功，避而不受。 
　　于是在陈家内眷一片哭声中，刑部的官吏，用一辆骡车，把陈孚恩带走。其时陈家出入要道，都已严密把守，瑞常和麟魁，分别在大厅和书房坐镇，开始抄家，抄到半夜才完，除了肃顺的一些亲笔密札以外，看来陈孚恩匿藏肃顺财产的话，全属子虚。 
　　到了第二天上午，大学士周祖培，派人把军机大臣文祥，刑部尚书赵光和绵森，请到内阁，定拟陈孚恩的罪名，这时陈孚恩拿问及抄家的上谕已经发佈了。因为查办党援的案子，陈孚恩、黄宗汉、刘琨等人，或者革职，或者永不叙用，已经作了结束，所以旧事重提，把他一个人提出来重新究治，就得要有新的原因，除了“查抄肃顺家产内，多陈孚恩亲笔书函，中有暗昧不明之语”以外，又指责他在热河会议“皇考大行皇帝郊祀配位”时，以“荒诞无据之词”，迎合载垣等人的意思，斥为“谬妄卑污”。这多少是欲加之罪，但“郊坛配位，大典攸关”。拟那罪名就欲轻不可了。 
　　由于表面与实际有此不符，所以会议时所谈的是另一套。 
　　首先由文祥公开了一批密件，就是所谓“中有暗昧不明之语”的，陈孚恩的“亲笔书函”，除了文祥所搜获的以外，御前侍卫熙拉布是正式奉派抄肃顺家的人，陆续又查到许多，这些信在赵光和绵森都是第一次寓目，两人看完，都有些紧张，那是从他们职司上来的忧虑，怕要兴起大狱，刑部责任甚重。 
　　“就凭这几封信，把陈孚恩置之大辟，亦不为过。然而投鼠忌器，大局要紧！”赵光说到这里，看着周祖培问道：“中堂，你看如何？” 
　　“你的话不错。此案务须慎重，处置不善，所关不细。” 
　　文祥也知道，“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从严根究，可以发展为一件“谋反”的大案，那一来不但陈孚恩信中所提到的人，都脱不了干系，还有许多平常与肃顺有书札往还的内外官员，亦将人人自危，把个刚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搞得动荡不安，足以危及国本。他一向主张宽和稳健，已跟恭王秘密议定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这时见在座的三人，对此都忧形于色，便把那办法先透露出来，好教大家放心。 
　　“两公所见极是。”他不便明言其事，只怂恿周祖培说，“中堂何妨向六王爷建言，所有从肃顺那里得来的信件，不必上呈御览，由内阁会同军机处，一火而焚之！” 
　　“好极了！这才干净。”周祖培大为称赏，但又不免疑惑，“恭王如果另有所见，那……？” 
　　那就要碰钉子了！以周祖培的身分，不能不慎重，文祥懂得他的意思，立即拍胸担保：“中堂一言九鼎，六王爷不能不尊重！我包中堂不会丢面子。” 
　　“好，好！明天我就说。” 
　　“这可真是德政了！”赵光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轻松地说： 
　　“言归正传，请议陈孚恩一案。” 
　　“该你先说话。”周祖培反问一句：“依律当如何？” 
　　“既是‘暗昧不明’的话，则可轻可重。不过再轻也逃不掉充军的罪名。” 
　　“除此以外，还有议郊祀配位，所言不实一案。”绵森提醒大家。 
　　“照这样说，罪名还真轻不了！”周祖培沉吟了一会，转脸看着文祥问道，“博川，你的看法呢？” 
　　“死罪总不致于。活罪嘛……，”文祥慢吞吞地说，“充得远些也好。” 
　　大家都觉得这话意味深长。以陈孚恩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手段，如在近处，说不定又替谁做“谋主”，搞些花样出来。 
　　“‘敬鬼神而远之’。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吧！” 
　　刑部两堂官，军机一大臣都无异词，凭周祖培一句话，此案就算定谳了。可是消息一透露出去，招致了许多闲言闲语，是会议的那四个人所意料不到的，也因此，成议暂时须搁置，先得设法平息那些浮议流言。 
　　平息流言浮议的办法也很简单，只是加派两位尚书，会同原派人员，一起拟定陈孚恩的罪名。这是恭王可以作主的事，但既应降旨，便须上奏，为了有许多话不便让另一位军机大臣沈兆霖听到，所以他在每日照例的全班进见以后，又递牌子请求单独召对。 
　　再次见了面，恭王首先陈请添派沈兆霖和新任兵部尚书万青藜，拟议陈孚恩的罪名。慈禧太后心知有异，象这样的事，何须单独密奏？于是问道：“怎么？陈孚恩的罪定不下来吗？” 
　　“定倒定了。原议‘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这就更可怪了：“既然已经定了罪，何必还要再派人？” 
　　“因为外面有许多闲言闲语。这一会儿求人心安定最要紧，所以添派这两个人，两个都是汉人，万青藜还是陈孚恩的江西同乡，这是朝廷示天下以大公无私，请两位太后准奏。” 
　　“准是当然要准的。”慈禧太后答说，“不过，我倒要听听，外面是些什么闲言闲语？” 
　　这话让恭王有不知从何答起之苦。踌躇了一会，觉得让两宫太后明了外面的情形，才知调停不易，办事甚难，也未始不可。这一转念，便决定把满汉之间的成见隔膜，和盘托出。 
　　“外面有些人不明了内情，认为是旗人有意跟汉人为难。” 
　　“那有这话？”慈安太后骇然失声，“满汉分什么彼此？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汉人跟旗人该有点儿什么不同？” 
　　“太后圣明。无奈有些人无事生风，偏要挑拨。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一趟派的人，也真不大合适，看起来象是有意要治陈孚恩似的。” 
　　“怎么呢？”慈禧太后问道：“就为派的旗人多了？周祖培和赵光，不是汉人吗？” 
　　“周祖培和赵光，是大家都知道的，素来反对肃顺，现在议肃党的罪名，就算公平，在别人看，还是有成见的。” 
　　“怎么，非要说陈孚恩无罪，才算是没有成见吗？”“陈孚恩怎么能没有罪？”恭王极有把握地说，“只把那些信给万青藜一看，他也一定无话可说。” 
　　“那好吧！写旨上来。” 
　　“是！”恭王退了出来，随即派军机章京写了上谕，由内奏事处送了上去，当时就盖了印发了下来。 
　　果然，恭王的预料一丝不差，万青藜接到通知赴内阁会议，原准备了有一番话说，这是他受了江西同乡以及与陈孚恩有交情的那些人的压力，非力争不可的。周祖培和文祥他们四个人也知道，会议要应付的只有万青藜一个人，所以早就商量过了，决定照恭王的指示，先把陈孚恩的信给他看，看他说些什么，再作道理。 
　　万青藜字藕舲，所以文祥管他叫：“藕翁，这些书札你先看一看，就知道陈孚恩罪有应得。” 
　　万青藜肩上的压力极重，为了对同乡以及所有督促他据理力争的人有所交代，把那些信看得极仔细，一面看，一面暗暗心惊，那些“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陈孚恩“明白回奏”，他是百口难以自辩的。“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罪名，看似太重，其实还算是便宜，倘或在雍正、乾隆年间，根究到底，陈孚恩本人首领不保，固在意中，只怕家属也还要受到严重的连累。 
　　当他聚精会神在看信时，其余五双眼睛都盯在他脸上，看他紧闭着嘴，不断皱眉的表情，大家心里都觉得轻松了。于是相互目视示意，取得了一致的默契，坚持原来议定的结果。这也是恭王事先指示过的，到万不得已时，不妨略减陈孚恩的罪名，照这时看来，已无此必要。 
　　“果然，陈孚恩罪有应得。”万青藜把手里的信放下，用块手绢擦着他的大墨镜，口里向镜面呵着气，望空的双眼，不住闪眨，显然的，他还在踌躇着有话要说。 
　　周祖培见此光景，便不肯让他说出为陈孚恩求情的话来，特意先发制人，“藕舲，”他说，“这样子的人物，也算是‘清正良臣’吗？” 
　　这“清正良臣”四字是有出典的。自从道光年间，王鼎痛劾穆彰阿误国，继以死谏，由陈孚恩设法隐匿其事，救了穆彰阿一场大祸以后，就此在仕途中扶摇直上，很快地外放为山东巡抚，在任时据说颇为廉洁，加以穆相的揄扬，宣宗御笔颁赐一块匾额，所题的就是这“清正良臣”四字。 
　　这块匾在抄家的时候，就已附带追缴了，宣宗所许“清正良臣”的美名，扫地无余，万青藜只好这样答道：“他早年曾蒙天语褒奖，有此一节，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请公议。” 
　　“不提这话还好，一提更坏。”周祖培立即反驳，“陈孚恩曾蒙宣宗特达之知，于今所作所为，有伤宣宗知人之明，不更见得辜恩溺职，应该重处吗？” 
　　“是啊！”赵光搭腔，他的科名甚早，当了多年尚书，不曾入阁拜相，所以话中不免有牢骚：“陈孚恩一个拔贡出身，居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照现在这样子，我不知他如何对得起宣宗的在天之灵？” 
　　“那是出于穆相的提拔。”绵森下了个评语，“此人才具是有的，就是太热中。” 
　　“不是太热中，又何致于这么巴结载垣和肃顺？”赵光发完了自己的牢骚，又替他的同年许乃普发牢骚：“他为了想得‘协办’，硬把许滇生的吏部尚书给挤掉。向来吏部非科甲不能当；肃顺居然敢于悍然不顾，在先帝面前保他，真是死有余辜！” 
　　这一下把话题扯开了，谈起陈孚恩和载垣、肃顺等人的恩怨，以及他假借他们的势力，排挤同官的许多往事。万青藜只能默默听着，一句话也说不进去。 
　　“天色不早了！”文祥好不容易打断了他们的谈兴，“请定议吧！” 
　　“依照原议。”周祖培看着万青藜说。 
　　万青藜觉得非常为难，照自己的立场来说，还要力争一番，但话说得轻了，于事无补，说得重了，于自己的前程有碍，而况看样子以一对五，就是不顾一切力争，也未见得有用。 
　　正这样煞费踌躇时，文祥再次催促：“藕翁如果别无意见，那就这样定议吧！” 
　　“我倒没有别的意见。”万青藜很吃力地答说，“新帝登极，两宫垂帘，重重喜事，怜念陈孚恩白发远戍，只恐此生已无还乡之望，何妨特赐一个恩典。” 
　　这算是无可措词中想出来的一番很宛转的话，无奈在座的人，对陈孚恩都无好感，所以“白发远戍”的哀词，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而万青藜的话，又在理路上犯了个语非其人的毛病，因而很轻易地为周祖培搪塞过去。 
　　“恩出自上。”他把视线扫过座间，落在万青藜脸上，“上头对陈孚恩有没有恩典，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我们此刻也无从谈起。” 
　　万青藜被堵得哑口无言。反正应该说的话已经说到，算是有了交代，于是继续沉默。陈孚恩的罪名，就此算是议定了。 
　　等奏折上去，自然照准。充军的罪名，照例即时执行，由刑部咨会兵部，派员押解，但法外施恩，另有通融的惯例。只要押出国门，到了九城以外，就不妨暂作逗留，所以陈孚恩是在彰仪门外的三藐庵暂住，就近好料理在京的一切私务，同时与亲友话别。去看他的人也还不少，都说新疆正在用兵，是个效力赎罪的好机会，有的拿林则徐作比，说当年也是遣戍新疆，没有多少时候，复起大用。陈孚恩是个极知机的人，知道这时候空发怨言，徒增不利，所以保持了极好的风度，一面道谢，一面不住口地称颂圣明，自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除了陈孚恩、黄宗汉这些人，以及宫内几名与肃顺有往来的太监，算是大倒其霉，此外倒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恭王的做法，算是相当开明的，保留了肃顺掌权时的许多好处，首先对湘军的重用，比先帝在日，有过之无不及。两江总督曾国藩，正式奉旨，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东南半壁，倚若长城，这等于是开国之初“大将军“的职责，除了吴三桂以外，汉人从未掌过这么大的兵权。不同的是吴三桂是自己扩充的势力，而曾国藩是朝廷的付托。 
　　至于肃顺所结的怨，可恰好为恭王开了笼络人心的路，一批为肃顺所排挤的老臣，重新起用。翁同龢也在全力奔走，趁此机会要为他父亲翁心存消除革职的处分。他是在户部五宇字官钱号的案子上栽了筋斗的，这个案子被认为办得太严厉，现在也正根据少詹事许彭寿请“清理庶狱”的奏折，准备平反。消息从军机处传了出来，民间赞扬恭王的人，便越发多了。 
　　这蒸蒸日上的声名，在恭王心中，多少可以弥补因曲徇慈禧太后的意旨，违反祖制，促成垂帘而起的内疚和抑郁，也因为如此，议定垂帘章程的奏折，也不愿领衔，由会中公推礼亲王世铎主稿具奏。 
　　这个奏折，早在十月十六就已拟好，但一直到十天以后，国丧百日已满，方始呈进。章程一共十一条，除去规定须皇帝亲临的各项大典，或者派亲王、郡王恭代，或者等成年亲政之后，再恢复举行以外，最要紧的只有三条，一条是两宫太后召见“内外臣工”的礼节，一条是“京外官员引见”的礼节：“请两宫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份，并将应拟谕旨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堂官照例述旨。”这个规定，与另一条“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事先开单，钦定钤印的规定合在一起，使得两宫太后在实际上做了皇帝，扼有完全的用人大权。同时也跟皇帝一样，可以召见京内京外的任何官员，亲自听取政务报告，而在此以前，太后只能跟顾命大臣或军机大臣打交道，是无法召见其他臣工的。 
　　慈禧太后对于奏进的垂帘章程，相当满意，当即召见议政王及军机大臣。百日已满，从皇帝到庶民，都剃了头，同时不必再穿缟素，脱去那件黯旧的白布孝袍，换上青色袍褂，依然翎顶辉煌，看在慈禧太后眼里，眼睛一亮，心里越发高兴了。 
　　“六爷！”她喜孜孜地把礼亲王的奏折递了出来：“依议行吧！” 
　　“是！”恭王接了折子又说：“臣等拟议，垂帘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应该有一道上谕，诏告天下，申明两宫太后俯允垂帘的本意。” 
　　“对啊！”慈安太后接着他的话说，“这原是万不得已的举动。只等皇帝成了年，自然要归政的。” 
　　慈禧十分机警，赶紧也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皇帝年纪太小，我们姊妹俩不能不问事，但也亏得内外臣工，同心协力，才有今天这么个平静的局面。如今只巴望皇帝好好念书，过个七八年，能够担当得起大事，我们姊妹俩才算是对列祖列宗、天下臣民有了个交代。那时我们姊妹俩可要过几天清闲日子了。你们就照这番意思，写旨来看！” 
　　恭王身上原揣着一通旨稿，预备即时上呈，此刻听慈禧这一说，自然不便再拿出来。请安退出，回到军机处，把原稿拿出来，加上慈禧太后的意思，重新删改定稿，斟酌尽善，才由内奏事处送了上去。 
　　这道上谕是用皇帝的语气，实际上是两宫太后申明垂帘“本非意所乐为”而不得不为的苦衷，措词极其婉转，字里行间，颇有求恕于天下臣民的意味。 
　　慈禧太后虽然精明，但肚子里的墨水，到底有限，经验也还差得远，所以看不懂这道谕旨中的抑扬吞吐的语气，欣然盖上了“同道堂”的印。这是她获得这颗印以来，第一次使用红印泥，朱色粲然，赏心悦目，格外感到得意。 
　　到了十一月初一，是个入冬以来难得的好天气，人逢喜事精神爽，个个精神抖擞，浴着朝阳，由东华门进宫。一班年龄较长的大臣，预先都受赐了“紫禁城骑马”的恩典，一直可以到隆宗门附近下轿、下车，王公亲贵、六部九卿，各在本衙门的朝房休息。走来走去，只见头上不是宝石顶子，便是珊瑚顶子，前胸后背，不是仙鹤补子，便是麒麟补子。最得意的是在南书房和上书房当差的那班名翰林，品级虽低，照样也可以挂朝珠，穿貂褂，昂然直入内廷。 
　　听政的地点，依然是在养心殿，日常召见军机及京内官员，在东暖阁，遇有典礼则临御养心殿明殿。此时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摆设得整整齐齐，正中设一张丈余长的红木御案，系上明黄缎子，“六同合春”暗花的桌围。御案后面，一东一西两个御座，御案前面悬一幅方眼黄纱，作为垂帘的意思。帘前正中是小皇帝的御榻，铺着簇新的黄缎皮褥子。 
　　等钟打九点，文武百官，纷纷进殿，礼部和鸿胪寺的执事官员，照料着排好了班。已初三刻——十点之前的一刻钟，太监递相传报，说皇帝已奉两宫銮舆，自宫内起驾，于是净鞭一响，肃静无声，只听远远传来沙沙的脚步声，由隐而显，终于看到了醇王的影子，他兼领着“前引大臣”的差使，所以走在前头，接着是景寿、伯讷那谟诂，以及由王公充任的那班御前大臣，分成两列，引着小皇帝的明黄软轿，进了养心殿。 
　　站好班的官员，一齐跪倒接驾。皇帝之后，是并列的两宫太后的软轿，再以后是“后扈大臣”和随侍的太监，最令人注目的是安德海，脑后拖着一根闪闪发光的簇新的蓝翎，捧着一把纯金水烟袋，紧跟着西面软轿走，把那张小旦似的脸，扬得老高，那份得意，就象他做了皇帝似地。 
　　等两宫太后和皇帝升上宝座，鸿胪寺的赞礼官，朗声唱礼，自殿内到丹墀，大小官员，三跪九叩，起身分班退出。准备了多日的大典，就这一下，便算完成。但也就是这一刻，慈禧太后正式取得了政权，灰尘落地，浮言尽息，热中的固然攀龙附凤，早有打算，就是那些心持正论，不以垂帘为然的，此时眼见大局已定，政柄有归，顾念着自己的功名富贵，不但不敢再在背后有所私议，而且都一改观望保留的态度，纷纷去打点黄面红里的上两宫太后的贺表了。 
　　两宫太后接受了朝贺，照样处理政务，改在东暖阁召见议政王及军机大臣。布置已有更改，御案坐东朝西摆设，两宫太后，慈安在南，慈禧在北，案前置八扇可以折叠的明黄纱屏，小皇帝仍旧坐在前面。 
　　恭王和军机大臣行过了礼，再一次趋跄跪拜，为两宫太后申贺。 
　　慈禧太后最重恩怨，想到今日的一番风水，自然是恭王的旋乾转坤之功，其次是曹毓瑛的从中斡旋策划，所以把他们两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同时也提到在热河所受的委屈，抚今追昔，虽有感慨，却也掩不住踌躇满志的心境。 
　　然后，慈安太后也说了几句，看来是门面话，其实倒是要言不烦，她嘱咐恭王要以国事为重，不要怕招怨，不要在小节上避嫌疑。这话是有所指的，载垣、端华、肃顺和杜翰他们，过去为了要隔离恭王与两宫太后，曾一再扬言，说年轻叔嫂，嫌疑不能不避，于今恭王单独进见的机会甚多，慈安太后怕又会有人说闲话，特意作此叮嘱。恭王自然连声称是，看看两宫太后话已说完，便接着陈奏，说两宫垂帘，政令维新，对于惩办肃党一案，请求从宽办理。 
　　慈禧太后正是心情最好的时候，很慷慨地答道：“是啊！” 
　　但也不免奇怪，“还有什么人应办而未办的？” 
　　“臣的意思是，载垣他们当差多年，肃顺兼的差使更多，京里京外，大小官员，跟他们自然有书信往来，信上也不免有附和他们的地方。”恭王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把他的办法说了出来，“这些信，最好一把火烧掉，反而可以永绝后患，就请今天明降谕旨，不咎既往，以示宽厚。” 
　　“这也算是垂帘的一道恩诏。”慈禧太后侧脸征询：“姐姐，我看就这么办吧！” 
　　慈安太后自然同意。于是立即写了明发上谕，钤印发下。恭王本来还想对皇帝上书房的事，有所陈述，但看到小皇帝一个人坐在纱屏前的御榻上，把个头扭来扭去，是十分不耐烦的样子，怕第一天垂帘听政，就搞出什么失仪的笑话来，所以暂且不言，跪安退出。 
　　两宫太后和皇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传膳。摆膳桌的时候，安德海慢条斯理地捧了一个黄匣进来，那是内奏事处放奏折的匣子，慈禧太后只当又有紧急军报，便即招手说道： 
　　“是什么？快拿来看！” 
　　安德海笑嘻嘻地把黄匣放在炕几上，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通黄面红里，恭贺两宫听政的折子。 
　　“‘那面’也有吗？” 
　　“全有。母后皇太后一份、皇上一份。”安德海答道：“主子的这一份，在内奏事处让我瞧见了，我给先拿了来，跟主子叩喜讨赏。” 
　　“赏！”慈禧太后笑着骂道：“这一阵子还赏得你少了？” 
　　“不求主子赏别的。”安德海把双膝一跪，“打今天起，主子在养心殿的时候多，奴才求主子把奴才调到养心殿来，好伺候主子。” 
　　“这……，”慈禧看着安德海，沉吟了半天，断然决然地说：“不行！你不是伺候养心殿的材料。起来！” 
　　“是！”安德海磕了个头，委委屈屈地站了起来。 
　　“倒是我另外有个差使派你。” 
　　一听这话，不知是什么好差使？安德海赶紧大声应道： 
　　“喳！” 
　　“你到六爷府里去一趟。”慈禧太后悠闲自在地吩咐，“说我怪想念大格格的，想瞧瞧她，让她那儿的嬷嬷，马上陪着到宫里来。” 
　　原来是这么一桩临时的差使，安德海不免失望。但转念一想，到了恭王府里，正好显一显自己是掌权的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那份赏赐也决不会少。而且抽空还可以回家看一看，这趟差使真不坏。 
　　于是他欣欣然领了懿旨，到敬事房说明缘由，取了准许出宫的牌票，经神武门的护军骙放出宫，找了辆骡车，先回家打个转，匆匆喝了杯茶，原车径趋恭王府来传旨。 
　　恭王府的气派原来就大，新近加了议政王的衔头，又是“赏食双俸”，所以王府的官员、护卫、太监，气焰越盛。虽知道安德海是慈禧太后面前得宠的人，却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等他一爬进高门槛，立刻就让挺胸凸肚的“门上”拦住了。 
　　“安二爷！”称呼很客气，那神态却是拒人于千里以外的样子，“门上”眼朝上望着，冷冷地说，“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好了。” 
　　看着那高一头、大一号的身胚，安德海有些气馁，便把慈禧太后要接大格格的话，照样说了一遍。 
　　“好，我替你进去回。”那门上指着门洞里两丈多长，用铁链子拴着的黑漆条凳说道：“你那儿等着吧！” 
　　安德海脸色煞白，气得要骂人，但终于还是忍住了。他知道他这时惹不起恭王，委委屈屈地坐在长凳上，生了半天闷气，猛然省悟，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狠狠地骂了句：“该死！这当的什么差？” 
　　这当的是什么差？应该告诉门上：“传旨！”说到这两个字，自己便是个钦差，应该进中门，在大厅上朝南一站，让恭王来听旨意，恭王如不在府，便让恭王福晋出来听宣。好好一桩差使，让自己搞得如此窝囊，安德海心里难过极了。 
　　他一个人在外面受冷落，里面上房却正又忙又乱，热闹非凡。恭王不在府里，恭王福晋听得门上传来的话，不免困惑，慈禧太后宣召大格格进宫，这事来得不算突兀，因为她曾听恭王说过不止一次，慈禧太后常常提到大格格，但何以不召她们母女一起进宫，只命嬷嬷陪着，不会是门上把话听错了吧？ 
　　“没有错，”门上在廊下隔着窗子回答：“宫里派来的人，是这么说的。” 
　　“宫里派来的是谁呀？” 
　　“安德海。” 
　　是他，恭王福晋便懒得传他进来问话了。考虑了半天，总觉得叫嬷嬷们送大格格进宫，令人不能放心，于是一面传话赶紧去通知王爷，一面吩咐伺候梳妆，决定亲自携着女儿去见慈禧太后。 
　　贵妇梳妆，一丝不苟，更以进宫朝觐，越发着意修饰，这一耽搁，把个坐在冷板凳上的安德海，搞得进退维谷，恨得牙痒痒地不知如何是好。如是等了有半个多时辰，只听马蹄历落，夹杂着隆隆的轮声，在那青石板所铺的长巷中，发出声势煊赫的噪音，恭王府的门前，立刻就显得紧张了，护卫站班，驱散闲人，安德海便也伸长了脖子要看看是那位贵人来了。 
　　八匹“顶马”引着一辆异常华丽的“后档车”，到了府门口，车子滚过搭在门槛上的木鞍桥，直接驶向二门。车里是恭王，他正从大翔凤胡同的“鉴园”赶了回来，下车径到上房，恭王福晋正在梳头，无法起身，就看着镜子里的丈夫，把安德海传来的话，转述了一遍，然后又说了她决定亲自携女入宫的理由。 
　　恭王不即答话，不断踱着方步，仿佛遭遇了极费斟酌的难题，这使得恭王福晋大惑不解，忍不住半侧着脸问道：“怎么啦？六爷！” 
　　有下人在旁边，恭王不便深谈，站住脚想了想答道：“你先梳头吧！我在书房里。” 
　　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下来又静静地考虑了一番，他跟他妻子的看法不同，她只以为慈禧太后真的喜爱她的女儿，而他知道，其中大有文章。慈禧太后曾透露过口风，说要把大格格抚养在宫中，显然的，今天的宣召，说不定大格格就此被留在宫中了。 
　　但是，他的考虑，倒不是舍不得女儿的那一点骨肉之情，只是在思索，应如何处理这不同寻常的恩典。王府的格格，从小被抚养在宫。与皇女一样被封为公主，原是开国以来的传统。最初，也许是因为某些亲王、郡王领兵在外，或者作战阵亡，为了推恩，特予荣宠。到了雍正朝，世宗把三个亲侄女，视如己出，那倒真是出于亲情，世宗为人严峻，好讲边幅，妃嫔近侍，刻刻小心，都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世宗的内心，异常寂寞，偏偏四个公主，三个早夭，一个早嫁，因而有几个聪明伶俐的侄女儿在膝前，陪着说笑，对他是一种绝大的安慰。 
　　此刻慈禧太后要抚养大格格，一大半是为了笼络恭王，这一点他本人十分清楚。而受不受笼络，亦正就是他此刻煞费踌躇的难题。 
　　难题还未解决，盛妆的恭王福晋已经来了，恭王吩咐丫头们都退了出去，才低声说道：“你还不知道呐，告诉你吧，‘西边’打算把大妞儿留在她身边。” 
　　大格格是恭王福晋亲生的，生得明慧可人，极受钟爱，所以一听这话，她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你也别舍不得。”恭王劝着她说，“果真她看中了，不给也不行。好在这到底不比‘挑秀女’，挑上了就不能回家。将来大妞回来，或者你进宫去看大妞，都还方便。” 
　　“咳！”恭王福晋叹口气说，“但愿她看不中吧！” 
　　“看不中也非这么办不可。上头定要给咱们家恩典嘛！” 
　　恭王福晋是桂良的女儿，从小随着她父亲在督抚任上，走过不少地方，也有些阅历，所以一听这话，便能意会，是慈禧太后有意笼络的手段，就象早些日子赏观王世袭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如此，“这个恩典，不也可以辞谢吗？”她这样问她丈夫。 
　　“这不能辞。一辞倒象咱们不识抬举，舍不得孩子似地。”恭王紧接着又放低了声音说：“我实在不愿意巴结她，所以我的意思，你不必进宫，就让大妞的嬷嬷陪着去好了。” 
　　“那不好！”恭王福晋断然反对，“嬷嬷只能在宫外，让大妞一个小人儿去闯那种场面，我不放心。” 
　　这也是实话，恭王只得让步，随即走出书房，把安德海叫了上来，说恭王福晋，原要进宫替两宫太后请安，会把大格格带了去，吩咐他先回宫奏报慈禧太后。把话交代完了，又嘱咐听差，到帐房支十两银子赏安德海。 
　　这时嬷嬷丫头，正在替大格格梳辫子、换衣服。太后宣召进宫，无论如何是件大事，嬷嬷们便千叮万嘱，如何磕头，如何请安，太后问话该如何回答，要听话，要守规矩，絮絮不休，把大格格惹得不耐烦了。 
　　大格格是咸丰四年生的，今年八岁，人虽小，十分懂事，但脾气也大。这时把脸一绷，小嘴鼓了起来，嬷嬷一见她这神情，便赶紧闭口不语，不然就有麻烦。 
　　“怎么了？”恭王福晋不免诧异，“好端端的，又不高兴了！ 
　　快别这样子，回头太后见了会生气，说你不懂规矩！” 
　　大格格果然是懂事的，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见太后。顿时把绷着的脸放松了，浮起一脸娇笑，乖乖地随着母亲进宫。 
　　等她们上车时，安德海已回到了宫里。这一趟差使，为他招来了一肚子气，不但饱受冷落，那十两银子的赏号也未餍所欲，一路上不断思量，想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却又怕恭王的权势，不要惹出祸来！但这口气又实在咽不下去。左思右想，总觉得非要放支把冷箭，这晚上才能睡得着觉。 
　　于是一进宫门，他故意放慢了脚步，拖延时间，等快到慈禧太后所住的储秀宫，他才放开脚步直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十分狼狈的样子。 
　　慈禧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看见他便即斥责：“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一定又偷偷儿回家去了！” 
　　“奴才不敢！奴才知道主子等得急了，跑着赶回来的。”他一面说，一面不住喘气。 
　　“怎么回事？在那儿耽误了？” 
　　“在六爷府里。奴才传了旨，好久好久也没有信儿，不知道来，还是不来，奴才不得准信不敢走。六爷府里气派又大，奴才问了几遍，也没有个人理。好不容易，六爷才把奴才叫了上去，说是由福晋自己带着大格格进宫。只怕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出来。” 
　　听得这一番陈诉，慈禧太后将信将疑，心里虽不大舒服，但也不会为了安德海而对恭王有所不满，所以默不作声。 
　　看看说的话不曾见效，安德海又出了花样，忽然双手按着腹部，弯下腰去，做出痛楚不胜、勉强支持的样子，同时嘴里吸着气。 
　　“这是干什么？” 
　　“奴才有个毛病，受不得饿，饿得久了，胃气就要犯了。” 
　　“怎么？”慈禧太后奇怪地问道，“六爷没有赏你饭吃？” 
　　“六爷府里，没有人理奴才。” 
　　慈禧太后大为不悦，但却迁怒到安德海身上，“哼！”她冷笑着，一生气时，太阳穴上的筋络直跳动，“你的人缘儿太好了，所以人家才不理你！滚下去吧，窝囊东西，连我的面子都给你丢完了！” 
　　安德海这才发觉自己装得过分，变成弄巧成拙！委委屈屈地磕了个头，退了出去。慈禧太后犹自余怒不息，就在这时候，恭王福晋带着大格格已经进宫。 
　　既然是出于笼络，自然要假以词色，慈禧太后立即收敛怒容，放出一脸欣悦的神色。站起身来，走到廊上等着，仿佛是迫不及待要看大格格似地。 
　　恭王福晋却有些张皇了，就地跪下请安，大格格十分乖觉，立刻跟着她母亲同样动作，慈禧太后满脸堆欢地说：“起来！起来！” 
　　她一面说，一面把视线落在大格格身上，同时在脑中浮起大公主的神态，要把这一双年龄相仿的嫡堂姊妹做个比较。大公主是娇憨的圆脸，大格格是端庄的长脸，本来难分高下，但恭王和丽太妃在她心中的感觉不同，于是大格格便胜过大公主了。 
　　“来，大妞！”她把手伸了出来，“让我亲亲！” 
　　大格格马上又请了个安，微笑着走了过来，慈禧太后一只手牵住她，一支手抚摸着她的脸，不住端详，把大格格看得有些发窘。 
　　“长得好高。”慈禧太后问道：“今年几岁了？” 
　　“大妞，跟太后回禀，你今年几岁？”做母亲的在提示。 
　　于是大格格清清楚楚地答道：“今年八岁。” 
　　“比大公主大一岁。”慈禧太后牵着大格格走进殿里，同时向跟在她身后的恭王福晋说，“看模样倒象不止大一岁。” 
　　“大妞的月份早，是二月里生的。” 
　　到了殿里，恭王福晋又请慈禧太后升座，正式觐见。她吩咐豁免了这一重礼节，随又赐座赐茶，把大格格搂在身边，叫拿“上用”的糖给她吃。 
　　“大妞，我问你，”慈禧太后半真半假地说，“你今天不回去了，住在宫里，好不好啊？” 
　　一听这话，恭王福晋大为紧张，大格格却轻松自如地答了句：“我不敢！” 
　　“怎么叫不敢？” 
　　“我怕我不懂规矩，惹太后生气。” 
　　这句话把慈禧太后说得异常高兴，笑着向恭王福晋说道： 
　　“你这个女孩儿，真了不得！太懂事了！” 
　　恭王福晋当然得意非凡，但也怕宠坏了孩子，所以这样答道，“太后太夸她了，还求太后的教训。” 
　　“这你放心好了，在我身边，一定错不了。” 
　　“是。” 
　　慈禧太后见她没有下文，是有点不置可否的神气，便不敢造次。她还不甚了解恭王福晋的脾气，只听说她因为家世贵盛，父祖又都是封疆大吏—　“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督抚在地方上，唯我独尊，仪制贵重，是京官所万赶不上的，所以恭王福晋有阔小姐的脾气。万一说出要留大格格在宫里的话来，碰她一个软钉子，叫自己以太后的身分，如何下得了台？ 
　　她这样转着念头，恭王福晋便抓住这片刻沉默的机会，站起身来，踩着花盆底，风摆杨柳似地走了几步，极轻倩地往下一蹲，请了个安说：“我先跟太后请假。” 
　　慈禧太后一愣，旋即省悟，她也应该到“东边”去打个转，便点沣头问道：“你是要到钟粹宫去？我派人送你们娘儿俩，快去快回，我等着你们来传膳。” 
　　“是。”恭王福晋又请了个安，“多谢太后。” 
　　于是慈禧太后吩咐，传一顶软轿，派小安子送了恭王福晋和大格格去。钟粹宫是“东六宫”之一，要走了去得有一段路，所以特传软轿，以示恩遇。 
　　等她们母女俩一走，慈禧太后一个人喝着茶，静悄悄地想心事，把这一个月来的经过回想了一遍，自己也不免吃惊。多少惊涛骇浪，当时都轻易地应付了，此刻转头回顾，才觉得可怕！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在困惑之中，也不免得意。一个月的工夫，把个朝局翻了过来，把个大清朝的天下拿在手里，而只不过杀了三个人，里里外外，便都安然无事。象这个样子，只怕古来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由这一分得意，自我鼓励着，越发有了信心，相信凡事只要去做，一定会有成就。于是她再度静下心来，把内外情势作了个全盘的、概略的考察，觉得现在要应付的只不过两个人，一个是恭王，一个是慈安太后。看起来慈安比恭王容易应付，其实不然！应付恭王，自己可以作大部分的主，而且还有慈安作帮手，而对慈安，自己却不能找恭王来作帮手，同时她也有自知之明，在太监宫女心目中，她比不上慈安那样得人心。再有一样想起来叫人最不舒服的事，纵然两宫并尊，总也是东前西后，除非…　。 
　　转念及此，她打了个寒噤！不能再往下想了。定一定神，把她此时自觉太过了分的念头抛掉，想到大格格的那副模样。 
　　那副模样，似乎特别亲切，但是大格格不象大公主那样甜甜的脸，让人见了总是忍不住想亲她一下，然则对大格格的特感亲切，是何道理呢？ 
　　怔怔地想了半天，思绪幽邈，追索到好远的年代，终于她明白了！大格格那副模样，正象自己小时候的样子，懂事、沉静、随处留意，不爱哭可也不爱笑，说话行事，不象个七、八岁的孩子。 
　　于是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大格格正是自己的绝好的一个帮手，她为这个念头感到无比的喜悦，想起两句曾听大行皇帝念过，无意间记在心里的诗：“行至山穷处，坐看云起时”，不正是自己得了这个好主意的譬喻？ 
　　这个主意在她心里反复推敲，越想越得意，以大格格的性情来看，将来必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再经过自己的调教，一定可以担当大事。她可以穿房入户，去做自己的耳目，可以为自己挡在前面，说自己所不便说的话，更可以作个无话不谈，秘密商议的心腹，就象慈安太后面前的双喜那样。她虽不是公主，但是可以赏她公主的封号，甚至赏她只有中宫所出的嫡女才能获得的“固伦公主”的封号。这一来，大公主只是“和硕公主”，而且年纪也小一岁，论才具更不及，无论在那方面看，都让大格格给比下去了。更何况这样的恩典，还有笼络恭王的作用！ 
　　慈禧太后越想越得意，打定的主意是再无可更改的了。但是，她也知道，办这些大事，心急不得，自己的地位还不到说如何便可如何的地步，必须耐着性子等，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把这一番心事想停当，听得殿里的五个式样各个不同的自鸣钟，几乎是同时发声，响了四下，该是传晚膳的时刻了，恭王福晋母女何以还不回来？ 
　　“小安子呢？”她问一名宫女。 
　　“主子不是让他送六福晋到钟粹宫去了吗？” 
　　“去了有一个多时辰了，怎么还不回来？”慈禧太后不耐烦地说：“你快去看看。” 
　　“是！” 
　　“回来！”她等那宫女站定了又说，“你就去看一看好了，不必多说什么！马上来给回话。” 
　　那宫女答应着去了。回话来得很快，说钟粹宫热闹得很，皇上和大公主都在那里，跟大格格拿牙牌“顶牛儿”，输了打手心，玩得极起劲。恭王福晋则陪着慈安太后在聊闲天，兴致也很好，怕一时还不会结束。 
　　这个报告给慈禧太后带来了无可言喻的醋意，但也给了她一个启示，越发觉得大格格有用处。有大格格在这里，钟粹宫的那份热闹，就一定可以移到这里来了。 
　　“小安子呢？可是在那儿？” 
　　“在那儿。”那宫女答道，“我问他怎么不回来？他说，他得想法儿催一催六福晋，也快回来了。” 
　　慈禧太后无可奈何，只得耐心等着。幸好等不多久，恭王福晋总算带着大格格回到了储秀宫，她脸上有惶恐的神色，一进门请了安，忙着解释，说小皇帝不放大格格走，慈安太后又留着说话，还要赏饭，她因为这面已有话，“不敢领那面的恩典”。 
　　“其实也一样。”慈禧太后心中不快，表面却说得很大方，又问大格格：“你跟皇上顶牛儿，输了还是赢了？” 
　　“输了好多。” 
　　“那可要挨手心了。”慈禧太后笑道：“你们三个，吵了嘴没有？” 
　　“没有。”大格格答道：“皇上只跟大公主吵嘴。” 
　　“为什么没有跟你吵嘴呢？” 
　　“我不跟他吵。皇上比我小嘛！” 
　　“咄！”恭王福晋笑着叱斥，“说话没有规矩！怎么说皇上比你小？” 
　　“皇上不是六岁吗？”大格格振耨有词地说。 
　　“对了！”慈禧太后越发喜爱她了，“你长两岁，要多让他一点儿，那才是做姐姐的样子。” 
　　用这样的口吻来赞许大格格，恭王福晋已看出来，慈禧太后倒是真心喜欢，心里不免感动，当时决定，如果她透露了要把大格格留在宫里的意思，便顺从了她吧。 
　　可是慈禧太后的态度，已与她到钟粹宫去之前不同了，大格格是一定要的，但不必在今天就留下。 
　　她认为这件事有与慈安太后商量的必要，等说停当了，直接告诉恭王，比较简捷，而且也显得郑重。 
　　因此，这时她绝口不提把大格格抚养在宫的话，但对她们母女的恩遇甚隆。等传膳时，吩咐另摆一张膳食，御膳有什么，便赏什么，等于是开了一式无二的两桌饭。 
　　饭罢天色将黑，宫门下钥，进出不便，随即叩头告辞。慈禧太后早备下了赏赐，恭王福晋谢恩受领，同时也把自己备下的犒赏，二百两银票的一个红封袋，当着慈禧的面，交给了管事的宫女。 
　　等回到府里，恭王问起进宫的情形。夫妇俩都有些猜不透慈禧太后的意思，不过对于大格格的懂事听话，在两宫太后面前一点都不显得怯场，做父母的自然都感到欣感。也因为如此，心里都隐隐然地存着一份祈望，最好慈禧太后从此不提此事。 
　　一连几天，居然毫无动静，恭王以为事成过去。其实那是慈禧还没有工夫来料理此事。自恭王福晋入宫开始，她接连不断地在“会亲”，醇王的福晋，一等承恩侯照祥的妻子，她的胞妹和弟妇，都被接到宫里，细叙家常。此外慈安太后也在会亲，因为两宫并尊，也要到她这里来请安，人来人往，颇不寂寞。 
　　如果仅仅是叙家人之礼，谈谈日常琐屑，还费不了她多少时间。就因为在与醇王福晋，谈起往事，提到当年受过吴棠的恩惠，姐妹俩感激涕零之余，曾凭倚着父亲的灵柩自誓，只要有出头的一天，首先就要报答这个雪中送炭的恩人。现在贵为“以天下养”的太后，而且亲掌大权，此时还不报恩，要等到什么时候？ 
　　此原是她耿耿在心的一件大事，这个把月来，为了全力对付肃顺，以及图谋实现垂帘的愿望，一时想不到此，现在大局已定，巨奸已除，正好来办这件快心之事。所以在被醇王福晋提醒以后，慈禧太后每夜在枕上所思量的，就是如何报吴棠的恩。照她的愿望，最好给吴棠一个总督，但这是办不到的事。一个道台，连监司都还未巴结上，何能超擢为方面大员？不要说恭王和军机大臣们不会同意，就算同意了，她也还不敢这么不顾法度，因私害公。 
　　但一时虽无处置的善策，她仍然相信机会很快就会到来。朝廷已连下诏旨，谕令中外保举人才，饬知各省察举循良，访求学行兼备之士。在求贤以外，也曾下诏，广开言路，而且最近御史上书言事的也很多，只要有人保举了吴棠，就可以登进贤才，破格用人的理由，大大地提拔他一下。 
　　这样想停当了，便特别注意举荐现任官员的折子，倒有个御史钟佩贤，上疏“请扬举善之功，以收得人之效”，列举了一大串湘军将领的名字，说这些人本来无籍无名，只以得人识拔保荐，不数年间，都已立下大功，推原论始，原保的人应加褒奖。在那十几个名字中，并无“吴棠”二字，但慈禧太后经历了这四个月，已学会了北附生发的窍巧，打算借这个折子，来问问恭王，只要有一丝关连，能扯得上吴棠，便有文章好做了。 
　　她正这样一个人在灯下筹划，忽听得外面有声音，仿佛是什么人来叩宫门，有人出去应接，不免暗暗诧异。过了一会，声音静了下来，然后听得安德海在问坐更的太监：“主子安歇了吗？” 
　　慈禧太后听这问话，便知是有极紧要的事，就在里面大声问道：“什么事呀？” 
　　“跟主子回话，有六百里加紧的军报。” 
　　“呃！”慈禧太后答了这一声，倒有些茫然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夜里收到紧急军报，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定神细想一想，记起先帝遇到这样的情形，必是先收折来看，有的表面紧急，实际上无关轻重；有的需要先作一番考虑，不妨到第二天再发下去；也有的必须即时指授方略，那就要立刻飞召军机大臣来商议，甚至找值班的军机章京来，口述谕旨，当夜驰发军前。 
　　于是她吩咐宫女去开了门，接来内奏事处呈进的黄匣，同时传话，叫安德海在外待命。 
　　匣子里一共两道奏折，都是从浙江来的，一道是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籍帮办团练，分守浙东的王履谦，奏报浙江严州等处的洪军，用八浆炮船，由临浦攻打萧山，连陷诸暨，随即全力进攻绍兴，府城腹背受敌，终于被攻破西门，全城陷落，自请处分。另一道是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连衔会奏，说杭州省城为洪军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重重包围，形势危急，请求速派援军。 
　　慈禧太后对浙江的地形和军事态势，不甚明了，但杭州是浙江的省城，绍兴是浙东的名邑，这是她知道的。更因为是六百里加紧的军报，越发觉得事机急迫，不能耽误，心里盘算了一下，便即喊道：“小安子！” 
　　“奴才在这儿。”安德海在窗外答应： 
　　“你知道不知道，军机处这会儿有人没有？” 
　　“怎么没有？有值夜的军机章京，住在方略馆。” 
　　“对了，我倒忘了！你赶快把这两个折子送了去，让他马上送给六爷去看。”慈禧太后又说：“这是要紧的军情，可别耽误了。” 
　　于是，安德海接了黄匣，到敬事房要了钥匙，开出宫门，交代乾清门侍卫把那两道奏折送到方略馆。 
　　方略馆在武英殿北面，值夜的汉军机章京许庚身，奉命编制近十年的军机处档案，正埋首在故纸堆中。接到乾清门侍卫送来的黄匣，以及口传的慈禧太后的旨意，不敢怠慢，打开黄匣，拿起奏折一看，顿时五中如沸。许庚身正是杭州人，他家的老屋，还是明朝传下来的，族人甚多，如今危在旦夕，当然悬心不已。 
　　然而公事要紧，只得暂且把自己忧烦丢开，托了一同值夜的满军机章京代为照应，匆匆绕过内务府，套车出西华门，往北直奔翔凤胡同的鉴园。恭王宴客刚散，听说军机章京送奏折来，便叫请到书房见面。 
　　行过礼，呈上奏折，恭王才看了几行，便先吩咐：“星叔，你慢点走！” 
　　这当然因为许庚身是杭州人，而且一向主办军事方面的廷寄谕旨，特意留他下来，要有所咨询，因此在恭王看折时，他一个人坐在旁边，默地盘算，准备有所建议。 
　　“星叔，”恭王忧形于色地问道，“你看绍兴一陷，杭州还能守得住不？” 
　　“难，难！”许庚身使劲摇着头，“绍兴一失，宁波不保，宁绍两府极富庶，为浙江军饷所自出，故而失宁绍则绝饷源，此其一。绍兴与杭州一订之隔，宁绍一失，匪军必渡江夹攻省城，杭州成了孤悬之地，万难坚守，只怕就是此刻，满汉六十万生灵，已罹浩劫！” 
　　许庚身语声低沉，脸色惨白，在烨烨的烛光下，微见泪痕。恭王知道他念切桑梓，想起杭州亦是旗人驻防的地区，虽也筑有满城，而弹丸之地，如何自保？破了杭州，旗人的遭遇，一定比汉人更惨，所以心里也恻恻然地，相当抑郁。 
　　“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告辞了。” 
　　“你不必难过！”恭王的情绪也激动了，“彼此要同舟共济！不分满汉，总要戡平大乱，才有好日子过。好在朝中大局已定，尽可全力专注在军事上面。明天我得跟两宫好好陈奏，你预备一张江南两浙的地图，怕太后还弄不清地名。” 
　　许庚身答应着，回到方略馆，找出地图和《嘉庆一统志》来，细心考查，制了一张两浙现势图，注明兵力配备，极其简明实用。 
　　这张地图第二天上午摊开在御案上，慈禧太后一看便失声惊呼：“哟！杭州成了个孤城了嘛！” 
　　“是！”恭王指点着江南的形势说：“这就象行围一样，撵啊撵的，把匪军都撵到一个角落里来了。” 
　　两宫太后都知道在热河行围行猎的方法，是四处八方把野兽赶到预定的地点，然后发弓开枪，才大有斩获，所以对恭王的这个譬喻，都能充分领会。 
　　“照这样子看起来，杭州的危急，原在意料之中。” 
　　“太后圣明。”恭王欣然答道，“臣筹思已久，江南的军事，必得统筹全局，逐步进行，倒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 
　　“话虽如此，能救还是要救！”慈安太后关切地问：“六爷，你看杭州能守得住吗？” 
　　于是恭王把许庚身所分析的两点，照样说了一遍，却又补了一句：“援救浙江，原有旨意，让曾国藩相机办理。不过他那里也很为难。” 
　　“照这么说，就眼睁睁看着杭州失守吗？”慈安太后这样问说。 
　　恭王一时无从置答，第一次发觉这位忠厚的太后，也有咄咄逼人的时候。 
　　“那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慈禧太后在无形中为他解围，“杭州大概是丢定了，咱们想办法收复吧！” 
　　这一句话正好引起了恭王筹思了一夜的大计：“奏上两位太后，”他挺起胸来说，“这一阵子，臣早晚在心的，就是各地的军务。这七八年苦苦撑持，就象炼丹一样，九转丹成，就快到了收功的时候了。” 
　　听他这话，看他的神情，两宫太后顿觉精神一振，闪缮生光的两双眼睛，都正视着恭王，嘴角微含笑意，虽未开口，那催他快说下去的意思，极其明显。 
　　于是恭王再度指点地图，开陈大势，湘军的进展虽慢，但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在往前逼近。杭州的危急，是洪军的困兽之斗，作用在减消官军对金陵的压力，如果不为所动，依旧按照预定的计划，以攻占金陵为第一目标，“忠王”李秀成的企图就落空了。 
　　“臣的意思，曾国藩还要重用。”恭王挥一挥手，加强了语气，“浙江的军务，曾国藩保左宗棠专责，自然要准他的举荐，不过，还是要归曾国藩节制。” 
　　“这，不是有旨意了吗？”慈禧太后插了一句，“东南四省的军务，都归曾国藩节制。” 
　　“浙江归闽浙总督管，不在两江的范围。”恭王答道，“曾国藩或许怕招怨，要避揽权的名，想把浙江划出去。这可不能准他了。” 
　　“是啊！”慈禧太后又说，“王有龄怎么样？如果不行，干脆放左宗棠当浙江巡抚好了。” 
　　“那得要曾国藩保荐，前几天已经有廷寄，让他考察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称不称职？等他复奏上来，再请旨办理。” 
　　“杭州这么吃紧，王有龄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慈安太后微蹙着眉说，“还有瑞昌，还有…　。”她是想到了驻防的旗人，叹口气，没法说得下去了。 
　　慈禧太后却是无动于衷，她关心的是恭王所说的：“曾国藩还要重用”那句话，是如何重用？已经当到总督了，除非内召拜相，可是前方的军务，又叫谁负责？ 
　　这样想着，她问恭王：“曾国藩又不能调到京里来，还能让他当什么？” 
　　“可以给他一个‘协办’，仍旧留在两江总督任上。” 
　　“对了！”慈禧太后自笑糊涂，官文就是如此，以协办大学士，留任湖广总督，曾国藩正好照样办理。 
　　“不过这也不必急。”恭王又说，“到过了年再办，也还不晚。” 
　　忽然，慈安太后象是蓦地里想到了一件极要紧的事，提高了声音喊道：”六爷！” 
　　恭王肃然答道：“臣在！“ 
　　“先帝在日，有一句话，是指着曾国藩说的，你知道吗？” 
　　这一问不但恭王，连慈禧太后都莫名其妙。恭王实在想不起来，只好实说：“请母后皇太后明示。” 
　　“先帝说过，谁要是剿灭了发匪，不惜给一个王爵。这话你听说过没有？” 
　　“原来是这句话！”恭王答道：“臣也仿佛听人谈过，不知真假，也不敢冒昧跟先帝请示。” 
　　“是有的，”慈安太后说，“我亲耳听见过。不过，那是在军务最棘手的时候说的，是真的愿意这么办，还是牢骚，可就不知道了。” 
　　君无戏言，就是牢骚，也要把它当做真话。但自三藩之乱以后，异姓不王，果真先帝有此意向，跟垂帘一样，都是违反祖制的。恭王最近对“祖宗家法”，特生警惕，觉得兹事体大，需要从长计议，此时不宜先泄漏出去，免得将来难以转圜。 
　　把念头转停当，他这样答道：“有了这句话，可见重用曾国藩，不悖先帝的本意。但奖励激劝，不宜过当，否则就难以为继了！所以这句话求两位太后先摆在心里，将来看情形再斟酌。” 
　　两宫太后都觉得他的看法很稳健。尤其是慈禧太后，对于“奖励过当，难以为继”，深有领会，觉得这确是驾驭人才的一个要诀。 
　　“而且，”恭王又说，“照现在的样子看，曾国荃立的功也不小，将来下金陵、擒匪首，这场大功，多半也是他的，如果曾国藩封王，他也得是一个公侯。” 
　　提到曾国荃，慈禧太后加了几分注意，随即问道：“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自然比他老兄差得远了，不过年富力强，很能打仗。” 
　　“才具呢？可能独当方面？” 
　　“磨练了这么多年，再有曾国藩的教导，将来当然可当方面。” 
　　“有曾国藩的教导，操守想来一定也是好的。” 
　　对于慈安太后这句话，恭王便不敢附和了。他听得许多人说过，曾九好财货，每克一个名城，每打一场胜仗，总要请假回籍，广置田产。前年在湘乡起了一座大宅，前有辕门，后有戏台，居然是建衙开府的模样，以致连他的同乡都大为不满。这是那里来的钱？虽不致于克扣军饷，打下一座城池，接收官库，趁火打劫是免不了的。不过正在用人之际，这话也不必提了。 
　　他不提，两宫太后也不响，心里却都雪亮。于是仍旧谈到绍兴失守的事，恭王认为王履谦是团练大臣，却以“并无统兵之责”的话推诿责任，十分可恶，主张革职拿问，交曾国藩查办。两宫太后自然照准。 
　　等回到军机处，办好廷寄，飞递安庆两江总督行署。消息已经传了出去，在京的浙江人，大为震动，如果杭州沦陷，则洪军又将并力进窥上海，对于江苏全省的军务，影响极大，所以江浙两省的京官，纷纷集议，讨论前方的局势。 
　　其时前方的局势，相当复杂，江苏只有靠水师扼守的镇江以东一带，以及华洋杂处的上海数县在官军手里。浙江则杭州被围，旦暮不保，宁波由于绍兴一失，势难坚守，算起来只剩下浙西湖州、浙东衙州两块干净土了。而在安徽、山东、河南一带，又有张洛行、龚瞎子、孙葵心那几大帮捻子，勾结洪军“四眼狗”陈玉成，四处窜扰。此外皖北又有名为团练首脑的“练总”苗沛霖，包围寿州，公然叛乱，形成意外的阻力，也是件相当棘手的事。 
　　但是，局势虽然危急，大家的信心未失。经过这十年战火的涤荡，那些暮气沉沉，贪鄙庸懦的八旗武臣，大半都被淘汰，专责督剿一方的将帅，鲁豫之间的僧格林沁和胜保、淮北的袁甲三、江北的都兴阿、援浙的左宗棠等等，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当然重心是在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身上。 
　　因此士议纷纷，虽以各人的家乡不同，而有赴援规复，孰先孰后各种相异的主张，但对曾国藩的期望是一致的。于是，有资格上书言事的，你也一个折子，我也一个折子，对于东南军务，大上条陈，看来言之成理，其实是纸上谈兵。恭王大权在握，心有定见，所以对这些折子，一律采取敷衍的态度。 
　　新近开复了处分，并奉旨管理工部的大学士翁心存，也上了一个“言南中事”的折子，是他的儿子翁同龢的手笔。大略说是，南通州、泰州一带，膏腴之地，必当确保，苏常一带，应该及早规复，上海数县，不可弃置度外。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说也罢，要紧的是有几句恭维曾国藩的话：“苏常绅民，结团自保，盼曾国藩如慈父母，饬该大臣派一素能办贼之员，驰往援剿，”其中另有文章。 
　　原来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这时是卸任的安徽巡抚，为苗沛霖围困在寿州城里，苗沛霖的叛乱，无论如何他是逃不了责任的，同时巡抚是地方官，守土有责，须共存亡。以前江苏巡抚许乃钊，就因为苏州失守而革职。两江总督何桂清，原驻常州，兵危弃守，逃到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再逃到上海。苏常沦陷，徐有壬殉难，遗疏痛劾何桂清，弃城丧师。这件案子，迁延两年，最近又有朝命，缉拿何桂清，解京查办。翁同书也是同样的情形，安徽两次失守，不能殉节，将来即使能从寿州逃出来，追究责任，要全看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肯不肯帮忙？以他今日圣卷之隆，一句话可定翁同书的生死，所以翁家父子趁这机会，先暗送一番秋波。 
　　因为都是如此倚曾国藩为长城，益发加深了两宫太后对他的倚重。恭王因势利用，除了奏准由曾国藩保荐督抚大员以外，还特别发了一道廷寄，说是：“贼氛日炽，南服倦怀，殊深廑念。其如何通筹全局，缓急兼权，着将一切机宜，随时驰奏，以纾悬系。”随后，又将翁心存的原折抄发曾国藩，征询意见，同时也提到了曾国荃。 
　　曾国荃这一次回湖南，说是去招募湘勇六千人。那真正是衣锦还乡，打下安庆，论功行赏，他以按察使记名，赏黄马褂。乘胜追击，大歼余寇，又赐为八旗子弟所最重视的名号“巴图鲁”——满洲话的“勇士”。等到率师东下，克无为州，破运漕镇，进拔东关以后，特赐头品顶戴，跟他老兄一样，戴上了红顶子。据曾国藩奏报，他是慈禧太后万寿的第二天离安庆的，日子已经不少，在家乡求田问舍，也该料理停当了，所以在给曾国藩的廷寄中，问到曾国荃，加了这么几句话：“安庆克复，回湘募勇，曾否回营？着速东下。” 
　　募勇练兵，不妨责成曾国藩，筹划军饷，却非方面大员独力所能解决，各省协饷，如非奉严旨催解，再由应收省份派员坐索，是拿不到钱的。 
　　象安徽就是那样，袁甲三营里缺饷，向江北粮台催索不到，只好奏请朝廷拨发，军机大臣们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江苏按月贴补袁甲三协饷二万两，盐课一万两。请旨照准，廷寄上谕，等江苏巡抚薛焕和藩台兼署漕运总督王梦龄的复奏上来，恭王一看，大为不满。 
　　复奏上说，苏常一失，饷源去了十之六七，现在江苏一省只剩下两府一州之地，要兼顾江南、江北两个粮台，境内水陆一百多营，粮饷已欠下六十多万两银子。所以协饷必须南北两台筹足以后，有余款才可以解交袁甲三，淮北的盐课也要解足二万两以后，其余再解袁营。这些话自然是所谓“饰词搪塞”，连慈安太后听慈禧念完这个奏折，都觉得薛焕和王梦龄太不负责任了。 
　　于是恭王面承懿旨，由曹毓瑛亲自拟了一道词气极其锐利的旨稿，指责薛焕和王梦龄，不脱近来军营习气，“剿贼借口兵单，筹饷则争言人众”，又说他们有“人己之分”，如果安徽大营缺饷兵败，江苏又何能自保？最后则除了责成江北粮台协饷皖营以外，还要查江南大营的收支帐目。 
　　“这道上谕，说得很透彻。”慈禧太后看了上谕，深为嘉许，等钤了印，交了下去，又谈到薛焕和王梦龄：“他们这样子办事，再有好的将、好的兵也打不了胜仗。” 
　　“是！”恭王答道，“江苏巡抚，必得换人了。看曾国藩奏保什么人，再请旨办理。” 
　　还有王梦龄呢？慈禧太后忽然灵机一动，闲闲问道，“袁甲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他当过御史，很敢讲话。办事很实在，在安徽的官声也好。” 
　　“他那里有什么得力的人没有？” 
　　恭王一时摸不清她这话的意思，同时也实在不知道袁甲三手下有什么得力的人，便只好这样答道：“容臣查明了再回奏。” 
　　“好，你查一查再说。” 
　　回到军机处，召集军机章京，分头写旨。等忙过一阵，略作休息，恭王提起慈禧太后的话，以困惑的语气问道：“‘西边’何以忽然问起袁甲三那里有什么得力的人？这，这是要干什么呢？” 
　　曹毓瑛正坐在他下首，侧身过去，低声答了一句：“王爷，我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 
　　宝鋆性子最急，插嘴问道：“谁啊？” 
　　“吴棠。” 
　　一提起这个名字，满座会心，“啊……！”都是极感兴味的表情。 
　　“我看王梦龄那个官儿靠不住了。”宝鋆意味深长地说。 
　　“此人本来也该换了。”文祥作了进一步的建议，“吴棠是淮徐扬道，擢升监司，也还说得过去，就保他吧！” 
　　“慢来，慢来！”恭王摇摇手说：“吴棠快走运了，是不错，不过袁甲三那方面，也不能不顾。吴棠可真的是袁甲三的人？” 
　　“是的。”曹毓瑛作了肯定的答复接着又告诉恭王，袁甲三早就想用吴棠了，当时接替向荣主持“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跟安徽巡抚福济，与袁甲三不和，多方阻挠，以致吴棠这个记名的道员，直到福济调任，和春阵亡，才能补上实缺。 
　　这段经过发生在恭王退出军机以后，所以他不明了，现在听曹毓瑛一说，方始释然，“那就行了！”他说，“吴棠接替王梦龄，自然要想办法接济袁甲三，这样子，公私都好。看上头的意思吧！” 
　　这是说，军机大臣不作保荐，在恭王的意思不作逢迎，文祥觉得这态度很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连点头：“恩出自上。是的，要看上头的意思。” 
　　“王梦龄呢？”恭王又问。 
　　大家对王梦龄的印象都不好，主张内调，降级补用。这样子办，还有一项好处，可以表示他是办事不力降调，而吴棠是才能卓越超擢，一升一降之间，示人以大公无私，把慈禧太后有意示惠的痕迹，掩去大半。 
　　恭王听从了大家的主张，却不急于复命，过了三、四天，等慈禧太后再度问到时，方始答奏：“淮徐扬道吴棠，颇得袁甲三的信任。” 
　　“喔，吴棠！”慈禧太后转过脸来，喜孜孜地向慈安太后说了句：“原来是他！” 
　　忠厚的慈安太后，听她谈过当年绝处逢生的遭遇，这时便很率直地说：“应该给他一个好缺。” 
　　话明明已说到她心里，她偏不接腔，视线隔着半透明的黄纱屏，落在曹毓瑛身上，“不知道吴棠的才干怎么样？”她指名问道：“曹毓瑛，你在军机多年，总该很清楚吧？” 
　　曹毓瑛对吴棠自然知之甚深，但这话如何措词，却须考虑一下。 
　　禁殿面对，自然不能容他深思熟虑，略想一想，决定了一个宗旨，要装作不知道慈禧太后与吴棠有那么一重渊源，揄扬吴棠，也不可过分。于是他隔着纱屏，从容答道：“跟圣母皇太后回奏，吴棠是安徽盱眙人，家世清贫，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发南河，历任桃源、清河等县知县，以劳绩记名道员，去年补上实缺。此人干练圆通，颇得袁甲三的信任。” 
　　紧要话不必多，画龙点睛在最后一句，慈禧太后顺理成章地接了一句：“能得袁甲三的信任就好。” 
　　慈安太后没有听见过“盱眙”这个地名，插口问道：“盱眙在那儿啊？” 
　　“在洪泽湖南岸，清河县就在北岸。” 
　　“那更好了。”慈禧太后大为得意，看着大家说道：“王梦龄只顾他自己的江南，不想想江北江南，原是一体，没有袁甲三替他挡着，江南不更难守了吗？这样子糊涂的人，不能搁在紧要地方。我看叫吴棠去吧！” 
　　恭王从容不迫地答一声：“是！” 
　　“我想，”这一次慈禧太后是向慈安磋商，“吴棠很能办事，我知道的。他在清江浦一带，做官多年，又是在他家乡附近，人地相宜，叫他管江北粮台，筹饷一定有办法。” 
　　慈安太后对于这些事，本就没有意见，加以提拔吴棠，另有缘故，所以越发客气了，微笑答道：“你瞧着办吧！” 
　　“就这样办！”慈禧太后向恭王正式下达旨意：“江宁藩司，叫吴棠去。漕运总督也跟王梦龄一样，由吴棠兼署，这样子，办理江北粮台也方便些。” 
　　“是。”恭王心想，既然如此，为了指挥方便，便不能不锦上添花，送吴棠一个顺水人情，“臣的意思，江北方面，武的提镇以下，文的道员以下，也得暂归兼署漕督的吴棠节制，事权归一，就可以责成吴棠放手办事了。” 
　　“不错，不错！写旨来看吧！” 
　　“还有王梦龄，该怎么调？请旨办理。” 
　　这是恭王有意考验慈禧太后，果然，她一时无从作答，只问：“可还有什么差不多的缺？” 
　　“监司的缺是有，不过王梦龄在江宁任上既然不行，调到别的地方也还是不行。” 
　　“那就这样好了，把他调到京里来，你们几个察看一下，问一问，先看看他是什么材料再说。” 
　　听她这几句话，恭王心里例有些佩服了。内调察看，本是无可处置中的一种延宕手法，想不到她竟无师自通，说出来的办法，居然深得窍门，这样子下去，用不到两三年的工夫，怕就很难制了。 
　　一时的感想，旋即抛开，仍旧回到王梦龄身上，“臣遵旨。”恭王不再难她，老老实实作了建议：“王梦龄既然办事不力，不如明发上谕，以五品京堂降调，来京听候任用。” 
　　“对了！因为他办事不力，才破格起用吴棠。”慈禧太后这时却又有些担心了，“吴棠要不负朝廷提拔他的一番苦心才好！” 
　　“吴棠州县出身，久任繁剧，阅历才具是有的，只不知操守如何？臣以为吴棠特蒙识拔，感激天恩，自然要矢诚报效。”恭王略停一下，正色说道：“万一他恃宠而骄，任性妄为，朝廷亦自有纲纪，前方亦自有军法，圣母皇太后不妨宽心。” 
　　这两句话说得义正辞严，慈禧太后自然点头同意。等退出养心殿，恭王把这件案子交了给曹毓瑛去办。两道上谕，吴棠升官，出自特旨，理由可叙可不叙，没有什么为难之处。为难的是王梦龄内调降官的谕旨，措词颇费思考。官员降调，由于过失，而过失又必有个来源，王梦龄既无督抚劾奏，又无言官纠弹，就是有了弹劾的章奏，总也还要派人查办复奏以后，才能定夺，不能冒冒失失根据先人之言，就把他调了下去。因此，曹毓瑛考虑又考虑，觉得唯有囫囵吞枣地下达旨意，不说原因，让人自去猜测，倒还不失为可行之道。 
　　果然，这两道上谕到了内阁发抄，见于邸报，立刻引起了许多闲话。了解内幕的，只说王梦龄官运不佳，如果不是与吴棠同省做官，不致有此一番挫折，不知道内幕的，便要打听打听，王梦龄究竟犯了什么过失？吴棠究竟走了什么门路？等打听明白，就颇有些耿直的人，在私底下对慈禧太后表示不满。 
　　外间的反应如此，而慈禧太后静下来想一想，意犹未足，她要让吴棠惊喜感激，也要让吴棠知道她的权威，同时也真希望吴棠能把江北的粮台，办得有声有色，替她挣个面子。因此，过了几天在召见恭王时，她又提到吴棠，话说得相当冠冕堂皇，她不是存着什么私心，而是确知吴棠有才干，确信吴棠肯实心办事，否则以素有直声的袁甲三，不致会赏识他。但是要他办事，就一定要给他权，江苏巡抚只能顾到江南，同时，江北的镇道既有明旨暂归吴棠节制，则道府州县地方官，亦不妨由吴棠保荐。 
　　说这些话时，她自觉所求太奢，怕恭王搬出一大套朝章典故来抵制，所以心里不免嘀咕。那知恭王不但不反对，而且在她原来所要求的以外，更多给了她一些，他建议吴棠在保举地方官时，不必知会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怕督抚另有意见，反成窒碍。这使得慈禧太后喜出望外，觉得她这个小叔子比嫡亲的胞弟还要可亲可爱。 
　　自然，她决想不到恭王另有深意。吴棠的超擢，出乎官员铨选奖拔的常规，但这是慈禧太后的私心自用，事出特例，他人不可期望能得同样的异数，这就是恭王所要向大家表明的。他要让每一个人知道，吴棠的飞黄腾达，纯粹是慈禧太后一个人以国家的名器，为一己的酬恩，军机大臣虽不能违旨，但亦未赞成她的做法。如果大小官员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则不独纲纪得以维系，赏罚依然分明，而且恭王个人及军机处的威信，也可不受损害。 
　　恭王的这番深心，军机诸大臣无不佩服，军机章京中，则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了解。那通廷寄，由曹毓瑛召集朱学勤、许庚身，细心斟酌定稿，首先指示工作要点。漕运自道光末年，改用海运，由上海出口，直达天津，效果极佳，所以运河已不重要，漕运总督的职务，也大非昔比，护漕保河的上万漕丁、河丁，可以派去打仗，第一段的工作指示，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提到人员任用，旨稿上这样写的： 
　　“着吴棠于属员中，拣择妥员，无论道、府、州、县，出具切结考语，奏请补放，不必拘定资格，总以民情爱戴，才能胜任为要。亦不必循例会同督抚题请，以期迅速。倘所保之员，不能得力，朕惟吴棠是问。” 
　　这是仿照雍正给年羹尧、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人的朱批的笔法，尤其是“倘所保之员，不能得力，朕惟吴棠是问”这一小段话，严厉中特寓亲切之感，最为神似。 
　　最后当然还有一番勉励，特别把慈禧太后心里的话，明说了出来：“吴棠受朕特达之知，开诚委任，自能力矢公忠，以图报称。”受六岁小皇帝“特达之知”的，只有他左右的张文亮等人，以太监代替皇帝去行祀典，拿“上用”的糖食赏太监，这都是宫廷中从未有过的异数。因此，这上面的“朕”字是谁在自称，不言可知。 
　　旨稿送了上去，慈禧太后大为赞赏，一再表示“写得好，写得透彻。”随即钤印发出。 
　　廷寄是“寄信上谕”的简称，一经钦定，直接寄发，原是最机密的文件，连内阁都不得与闻的。但以恭王有意要让大家知道，吴棠是受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所以朱学勤和许庚身他们，便在一种毫不经意的态度中，把内容泄漏了出去。不久，地居清要的翰林，象翁同龢这些人的看法，总不免带些感情作用，认为慈禧太后此举，不但未可厚非，而且象韩信的千金报德一样，足称美谈。不过，书生结习虽在，是非利害也认得很清楚，象这样的“美谈”，只不过酒酣耳热之际，资为谈助，到底还不敢形诸歌咏，怕有那耿直的言官，奏上一本，必奉严旨诘向，何以知有吴棠当年误赠奠仪一事，何以知是破格用人，特加拔擢为以国家的名器报私恩？那时无法“明白回奏”，要闯出身家不保的大祸来。 
　　其时已交腊月，虽然国丧未过，东南危急，但新君嗣位，恭王当权，颇有一番作为，所以人心相当振奋，急景凋年，家家忙碌的“年味”，依然甚浓。在宫里，上自两宫太后，下到太监宫女，回想去年逃难在热河，过的那个冰清鬼冷的年，都不免悲喜交杂，感慨丛生。为了补偿去年的不足，大家对即将来临的这个年，格外重视。两宫太后特别找了敬事房的总管太监来问，过年该有些什么例行的故事仪节，以及对内对外的恩赏，好早栽预备。 
　　岁尾年头的仪节恩赏，花样甚多，但大行皇帝之丧，百日虽过，饮宴作乐，却须三年以后，所以那许多花样，几乎完全用不上。慈禧太后自然觉得扫兴，好在她最近事事如意，所以兴致依然极好，只是膝下不免寂寞，不由得又想到恭王的女儿。 
　　对大格格为公主这件事，她是早经决定，要跟慈安太后商量的，但这话却不知如何开端来谈。如果她表示愿意抚养大格格，以忠厚的慈安太后，一定欣然赞成，那也就无所谓商量了。要商量的是，如何谈得慈安的同意，假借大行皇帝生面的意思来下谕旨，这样不但对恭王来说，比较冠冕堂皇，同时她也可以避免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以为她与丽贵太妃不睦，故意把大格格召入宫中来对抗大公主。 
　　想来想去，仍然得在恭王身上打主意，为了笼络恭王，给大格格一个公主的名义，这话原不妨跟慈安太后直说，但因为最近提拔吴棠，恭王特别表示支持，她怕慈安太后以为她是投桃报李，所以又有顾忌。 
　　几次试探，话快说到正题上，那最要紧的一句，她总觉得难以出口，慈安太后虽然老实，毕竟朝夕相处，对于她的性情已有了解，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要追问了。 
　　“妹妹，”她很恳切地，“你心里似乎有什么为难似地？” 
　　由她先问，慈禧太后使易于启齿了，“我在想，”她微蹙着，慢吞吞地说：“六爷办事也很难的，咱们还得帮着他一点儿。” 
　　“是啊！可怎么帮他呢？” 
　　“无非让大家知道，咱们信任他。” 
　　“这……，”慈安太后有些弄不明白了，“原来就挺信任的嘛！” 
　　“要不断把这番意思显出来才好。”慈禧太后急转直下地说，“给他差使，给他恩典，不就把咱们信任的意思显出来了。” 
　　“我懂了。”慈安太后老实问道：“你说吧！也快过年了，是得给他一点儿什么？” 
　　“我觉得为难的就是在这儿。也不能光说六爷一个人有功劳，要给差使、恩典，就得全给，”说到这里，慈禧太后装出突然有了好主意的神情，“咱们照雍正爷的办法好不好？” 
　　“你先说说，那是什么办法？” 
　　“雍正爷常把他那些侄女儿封做公主，养在宫里。六爷的那个大格格，那天你也看见了，挺懂事的，咱们也赏她一个‘固伦公主’吧！” 
　　“嗯。”慈安太后想了一会答道，“就是公主吧！” 
　　这是不赞成用“固伦”的封号，中宫之女才封做“固伦公主”，慈安太后是怕丽贵太妃心里不快，所以如此。当然，慈禧太后是明白的，心里在想，一步一步来也好，于是点点头表示听从。 
　　于是把敬事房总管太监史进忠传了进来，由慈安太后吩咐：“六爷府里的大格格，以后称为公主。” 
　　此事大家早有所闻，所以史进忠并不觉得惊讶，但公主是什么公主？“固伦公主”还是“和硕公主”？月例供给是不一样的，这非问清楚不可。 
　　“是！”史进忠紧接着便问：“每月的月例多少？请旨。” 
　　“大公主多少？” 
　　“每月二十两。” 
　　“那也是二十两。”慈安太后又说：“每个月写月例折子，写在大公主后面。” 
　　这就把大格格的身分确定了。史进忠领旨出来，一面派人通知各宫，让大家知道，新添了一位公主，一面亲自到恭王府去传报喜信。 
　　恭王正好在府里，听说敬事房总管太监来传旨，立刻换了冠服，出厅迎接。史进忠先迎面请了个安，满面浮笑地高声称贺：“六爷大喜！上头有恩命。” 
　　等他一站起，两个人易位而处，史进忠走到上首传懿旨，恭王在下面跪着听。这一下，府里上上下下，奔走相告，职位高的王府属吏和管家，纷纷向上房集中，一则探听详情，再则要向恭王和福晋道贺。 
　　恭王福晋到底出身不同，遇到这种事，十分沉着，明知千真万确，却说茫然不知，要“等王爷进来，问一问明白”。 
　　恭王犒赏了史进忠，回到上房，大家迎了上去，就在廊上庭前，请安贺喜，等站起身来，才发觉恭王面无喜色，不但没有喜色，而且深为不乐。这神情令人奇怪，但谁也不敢动问，只自己知趣，悄悄地都退了下去。 
　　“宫里来人怎么说呀？”等丫头一掀开门帘，恭王福晋站起身来问。 
　　“只有口传的谕旨，说是称为公主。而且是‘东边’当面交代的。”恭王摇摇头说，“反正大妞不是咱们的了。” 
　　“唉！”恭王福晋七分悲伤，三分欢喜，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个滋味。 
　　夫妇俩默然相对，都在想着，出了一位公主，不知会替府里带来什么影响和变化？就这时听得垂花门外有人“六爷、六爷”地一路喊了进来，听声音是宝鋆。 
　　宝鋆与恭王交情特厚，厚到无话不谈，厚到内眷不避。所以等他一到上房，恭王夫妇双双迎了出来，看他的脸色，便知已经得到消息了。 
　　“可不准说一句讨人厌的话！”恭王不等他开口，先迎头一拦，“要不然，今晚上别想吃我的银鱼火锅。” 
　　宝鋆愕然，“六奶奶，”他转脸来问，“怎么啦？”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六爷的心情，难道你还猜不着？” 
　　“原来舍不得大妞。啊！”宝鋆赶快自己更正，“从这会儿起，再不准这么称呼了。这……，”他又正一正脸色，低声说道：“不管怎么样，总是件大喜之事。自己心里再委屈、再舍不得，上头的面子，不能不顾。一会儿就有贺客来，可不能不用笑脸敷衍。” 
　　“佩蘅这话很实在。”恭王福晋也说，“六爷，你得听他的。” 
　　爱妻好友都这样规劝，恭王总算抑制着自己，摆出了笑脸。果然，不过片刻工夫，贺客盈门，有些投刺，有些登了门簿，有些可由门客代见，有些则必须亲自接见，依照王府的仪制和交情的深浅，视来客的身分，作不同的处理。在恭王自己接见的贺客中，有人说要请大格格出来，以公主的身分，接受叩贺，这原是足尺加二的趋奉，但正如俗语所说的，“马屁拍在马脚上”，惹得恭王大为不悦。 
　　“算了吧！”他冷冷地答道，“本朝没有外官见后妃公主的礼节。 
　　这一下，碰了钉子的那人，自然面子上很难看，旁人也觉得好生没趣，心里都在奇怪，这样的荣宠，何以恭王会有此态度？ 
　　他是被提醒了，那份不快，也只有在最亲密的人面前，才肯透露。这天晚上他留下宝鋆、文祥和朱学勤等人吃银鱼火锅，有了酒意，一泄牢骚，自嘲似地说：“人家是母以子贵，我是父以女贱，这不是笑话吗？” 
　　“母以子贵”自然是指慈禧太后，“父以女贱”是说他自己，然而又何致于如此呢？ 
　　看到大家困惑的眼色，恭王便作解释：“本来我是一家之主，现在凭空又出来一个主儿，我倒又不明白了，我跟大妞，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将来她从宫里回来，我可是还要开中门迎接？” 
　　这一问，把大家都考住了，而且引出了另一个疑问，“咱们的这位公主，照规矩说，应该跟丽贵太妃生的大公主不一样吧？”宝鋆看着朱学勤问，“修伯，你说是不是呢？” 
　　朱学勤想了想答道：“原来的定制，中宫出者，封为固伦公主，妃嫔所出，以及王女抚育宫中的，封为和硕公主。不过到了雍正年间就不同了。” 
　　“怎么不同？”宝鋆急急问道，“举例以明之！” 
　　“世祖第五子，封号也是恭亲王，他的大格格育于宫中，初封和硕纯禧公主，雍正元年进封固伦纯禧公主。这就是一个先例。” 
　　“有先例就好办了！”宝鋆胸有成竹地说。 
　　文祥点点头，恭王也不作声。他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大格格既然要被封为公主，就应该是一个固伦公主。 
　　于是在宝鋆的安排，以及经过恭王的一番谦辞之后，明降谕旨： 
　　“军机大臣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之女，聪慧轶群，为文宗显皇帝最所钟爱，屡欲抚养宫中，晋封公主，圣意肫肫，言犹在耳。自应仰体圣心，用沛特恩，着即晋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 
　　也就在这一天，大格格被迎进宫去，由慈禧太后亲自抚养。 
　　这样平白地添了一位公主，在宫中是一件大事，在外界却不甚关心，这时大家所注意的是各省巡抚的大调动。首先是江西籍的三个御史，连名弹劾江西巡抚毓科信任门丁书办，营私舞弊，擅作威福，对于军务，一筹莫展。原奏交江西学政查复，大致属实，于是毓科象王梦龄一样，内调降职。遗缺由江西臬司沈葆桢升任，他是林则徐的女婿，由翰林外放江西吉安知府，升九江道，升臬台，现在再升巡抚，颇有政声，所以这样子扶摇直上，倒确有激励人心的作用。 
　　另外一个名父之子的翁同书，算是从寿州逃出来一条命，但一到京的第二天，就被拿交刑部治罪，安徽巡抚由湖北巡抚李绩宜调任。又因为湖南巡抚严树森与团练大臣毛昶熙不和，所以把他调到湖北当巡抚，河南巡抚由一个有军功的邓元善调升。同样地，贵州督粮道韩超，也是由于军功，升任巡抚。 
　　这一番部署刚定，接到江苏巡抚薛焕奏报，杭州沦陷。这个东南的名城，被围已久，城中缺粮，饿死了三万多人。巡抚王有龄原来奏请以湘军李元度为臬司，在湖南募了八千人来援救，但由江西到浙东，在龙游这个地方，被洪军挡住了。等到绍兴宁波一失，形势益发危急，苦苦撑持到十一月底。唯一的一支援军，曾建奇功的提督张玉良，打到杭州城下，力战阵亡，于是军心越发涣散。终于在十一月底，为李秀成用云梯上城，攻破了一个缺口，官军顿时溃散，提督饶廷选，巷战而死。 
　　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先例在，浙江的文武大员，不敢偷生，巡抚王有龄，服毒不死，自缢在大堂暖阁中，此外学政张锡庚、总兵文瑞、藩司麟趾、臬司宁曾纶、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亦都赴义。缙绅之家，为免于洪军的凌辱，上吊跳井的，不计其数。 
　　这时筑在西湖边的满城，还未沦陷，驻防的旗兵，精壮的大都已经伤亡，将军瑞昌忧愤成疾。李秀成进了城，派人劝他投降，瑞昌不肯，集合八旗将校，誓死报答朝廷，家家都置备了火药，到这时瑞昌首先举火自焚，接着东也爆炸，西也火起，包括副都统关福、江苏督粮道赫特赫纳在内，旗人男女老少死了四千多人。 
　　这个消息一到京城，震动了朝野。王有龄是何桂清所识拔的人，平日官声不佳，浙江籍的京官，对他多无好感，参他已不止一次，因而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但见危授命，一殉了节就不同了，浙江的京官，特别是军机章京朱学勤、许庚身那些浙江人，格外帮他的忙，从中斡旋，恤典甚厚，一切处分，自然悉行开复，諡“壮愍”入祀京师贤良祠，等杭州收复后，建立专祠，他是福建人，所以在原籍亦准建祠。 
　　瑞昌的恤典，更为优厚，追赠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諡“忠壮”，入祀京师贤良祠，在浙江建立专祠。这因为瑞昌不但替旗人挣了面子，而且由于他姓钮祜禄，隶镶黄旗，与慈安太后算是同宗，所以特加抚恤。又过了几天，杭州沦陷的详细情形，经由公私的途径，传到京城，据说瑞昌的一个姨太太，当城破之日，带了两个数岁的儿子，杂在难民丛中，走得不知去向。这件事让慈禧太后知道了，特地吩咐恭王，设法把瑞昌的那两个名叫绪成、绪恩的小儿子找回来，好承袭那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 
　　除此以外，恭王又奏请两宫太后降旨，豁免苏、浙、皖三省明年的钱粮。短短两个多月的工夫，朝廷的举措，处处显得赏罚分明、恩威并用，所以杭州的沦陷，六十万生灵涂炭，反替朝野上下，带来了一片自我激励的新气象。尽管浙江全省只剩下了湖州和衢州两座孤城，但大家都相信那个“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能够把李秀成撵出杭州。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对于翁家来说，相当不利。为了翁同书的被拿交刑部，刚刚起复，精力衰迈的翁心存，忧急成病，翁同龢的孝悌是有名的，自然要为老兄全力奔走。但翁家父子都讲究敦品励学，以气节自命，遇到这种家难，正是考验涵养的时候，所以不但不能求助于那些大老，而且还要对慰问的亲友，表示出“横逆之来，泰然处之”的态度。象翁同书本人，对于处置苗沛霖的叛乱，就只有这么一句话：“其中难处，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以示不愿多辩，听天由命。 
　　这叫翁同龢就格外为难了。 
　　幸好有个朱学勤。翁同龢跟他换帖虽只半年，到底算是手足，可以无话不谈。朱学勤先把曾国藩参劾翁同书的原奏抄了出来，一看便知棘手！参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是可以分辩的，参他安徽两次失守，身为巡抚，不能殉节，这个罪名便无闪转腾挪的余地了。 
　　“奈何责人以必死！”翁同龢忧心如捣地说，“地方官虽说守土有责，不过书生典兵，到底与武官不同的噢！” 
　　“话是不错，”朱学勤说了这一句，便不肯再往下说了。湘军将领，十九是书生，都照此看法，就不用拚死命打仗了。 
　　“总得仰仗大力，想个转圜的办法才好。” 
　　“这急不得！”朱学勤沉吟着笑道：“时候赶得不巧，朝廷方在激励忠义，偏偏遇到这个罪名！总要等何根云的案子办完了，才有措手之处。” 
　　何根云就是何桂清，有旨令曾国藩捉拿，解送到京，此刻已在上海被捕，正在来京途中。 
　　“何根云的事很麻烦，”朱学勤又说，“赵蓉公的态度可虑。” 
　　赵蓉公是指刑部尚书赵光，翁同龢知道这位老师的脾气，急急问道：“蓉公如何？” 
　　“他已经有话了，‘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生灵！’” 
　　一听这话，翁同龢急得手足冰冷。何桂清如果砍脑袋，他三哥翁同书的性命可也就难保了。 
　　手足情深，在此生死关头，翁同龢失去了平日那种雍容儒雅的丰神，急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好半天才说了句： 
　　“无论如何要替他想一条生路。” 
　　“那自然。”朱学勤抚着他的肩说，“事缓则圆，办法总有的。” 
　　以目前来说，当然先从刑部下手，但翁同书原是封疆大吏的身分，拿问定罪，照例要派大臣会同议处。这样的案子，归刑部秋审处主办，那里的司官一共八个，是刑部各清吏司中特别选拔出来的干员，律例透熟，问案精明，他们自视极高，别人亦望之俨然，号称为“八大圣人”，不容易说得进话去。因此，目前要想从刑部去疏通，是白费心机的。 
　　翁同龢转念到此，越发焦急，朱学勤心有不忍，便拍胸安慰他说：“叔平，你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决无死罪！” 
　　“怎么？”翁同龢见有转机，急忙追问：“何以有此把握？ 
　　你看，将来会定个什么罪？何根云呢？他又如何？” 
　　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朱学勤无从答起，定一定神说：“你先得要沉住气。老实说吧，会议定罪，依律办理，论斩是一定的。不过，何根云难逃一死，令兄一定有办法保全，上头一定会有恩命。” 
　　于是他透露了一个消息，皇帝上学，还要加派师傅，这件大事，恭王与两宫太后已经商议过好几次，慈安太后遵照先帝的意旨，颇有主张，要起用老成宿望、品格方正的大臣授读，已经定了三个人，除掉早有所闻的倭仁以外，另外两个是祁嶲藻和翁心存。这样，上面自然会看在师傅的情面上，加恩赦免翁同书的死罪。 
　　翁同龢听清了这番原委，亦喜亦忧，喜的是长兄已有生路，忧的是老父年迈多病，而当师傅要每天入直，不堪劳累，只怕病上加病。 
　　果然，不久就有明发上谕，皇帝定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二入学，特开弘德殿为书房，派祁嶲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为师傅。翁心存早就当过上书房的师傅，“老五太爷”惠亲王、恭王、钟王都跟他读过书，于今精力衰迈，难当启沃圣聪的重任，原可以具疏力辞，但为了儿子的性命，只好卖老命了。 
　　对于皇帝的上学，两宫太后和近支亲贵，无不重视其事。大清朝的皇祚，到了一脉单传的地步。目前虽由两宫垂帘，亲王听政，可以把大局撑住，但成年亲政，大权独掌，皇朝的兴废，都落在眼前这位七岁的小皇帝身上，如果典学有成，担当得了大任，那是祖宗有灵，臣民有福，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这个缘故，两宫太后特地召见亲贵，共同商定，派惠亲王照料弘德殿，由惠亲王的小儿子奕详伴读。 
　　皇子上学之处称为“上书房”，兄弟叔侄都是同窗，小皇帝典学，特开一殿，“伴读”是罕有的荣典。但这个荣典实在是受罪，名为同窗，身分不同，礼节繁琐，拘束极严，这还不去说它，最受委屈的是要替小皇帝代受责罚。譬如说，小皇帝忘了万乘之尊，大起童心，嬉笑顽皮，或者不肯用功，认不出字，背不出书，师傅不便训斥皇帝，就指槐骂桑，拿伴读做个取瑟而歌的榜样，所以常常有无妄之灾。如今惠亲王照料弘德殿，监督皇帝的课业，用奕详来伴读，父亲骂儿子，可以无所顾忌，使得小皇帝更有警惕的作用。当然，这样子在奕详是牺牲，而此牺牲是有好处的，将来皇帝亲政，想到当年同窗之雅，池鱼之殃，对于奕详一定会有分外的优遇。 
　　此外又定了十五条皇帝上学的章程，由惠亲王当面呈递两宫太后，第一条就规定，皇帝每日上书房，“先拉弓，次习蒙古话，读清书，后读汉书”，慈安太后一听就皱了眉，“到底才六岁。”她问：“功课是不是太重了一点儿？” 
　　“上书房的规矩，几百年来都是如此。” 
　　一提传统的规矩，她不便公然反对，同时心里虽不以为然，却以拙于词令，不知如何表达，所以不再作声。“这还是一半功课”。”惠亲王面色凝重，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臣奉旨常川照料弘德殿，责任甚重，如履薄冰，求两位太后，对皇帝严加督责，庶几圣德日进，典学有成，不负列祖列宗和先帝在天的期望。” 
　　“五叔说得是！”慈禧太后答道，“‘玉不琢，不成器’，将来也要五叔多多费心。” 
　　“臣一定尽心尽力。”惠亲王略停一停，接着又说：“臣听说皇帝左右的小太监，举止不甚庄重，请加裁抑！” 
　　两宫太后相互望了一眼，都有诧异之色，然后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我会办！” 
　　于是当天就把张文亮找了来，细问究竟。十几岁的小太监陪着皇帝玩儿，又是在大正月里，自然不免放纵。张文亮老实承认了，慈禧太后倒宽恕了他，只吩咐：“皇帝该收收心上学了，不准那些小太监哄着皇帝淘气！” 
　　有此懿旨，大家格外当心。那些小太监更吓得一步不敢乱走，这一来，宫中越显得寂寞，反不如民间过年，老少团聚，亲友往还，是一片热闹欢乐的景象。 
　　“红墙绿瓦黑阴沟”的宫里，体制尊严，行动谨慎，往往咫尺之遥，不相往还。各宫妃嫔，让有常相聚晤的机会，而以太后之尊，高高在上，自然而然成了离群索居，所以每到宫门下钥，慈禧太后便愁着不知如何度过漫漫长夜？ 
　　自从恭王的大格格进宫以后，她总算有了个承欢膝下的女儿。但天黑以后不久，“精奇妈妈”就得把她带走，这时的慈禧太后，便只有在灯下借三十二张牙牌打发时间，过不尽的“五关”，问不完的“神数”！ 
　　夜深人静，在清脆的牙牌与红木桌面的碰击声中，思绪不由得就奔驰了，她又体味到了这牌声中的寂寞凄凉。十几年前长江夜泊，烟水茫茫，看不出这一家的前途是个什么样子？孤灯午夜，一遍遍问“牙牌神数”，“上上”课中，何尝指点得出今日贵为以天下养的太后？意识到此，便对那三十二张细工精镂，用红绿玉石镶嵌的名贵玉牌，兴致索然了。 
　　但是，是太后又如何？她推开了牙牌在想，天下可有不是寡妇的太后？想来想去，只有一种情形之下才有，天下不是承自父皇，而是自己打出来的，那时母亲被尊为太后。父亲……，还是不对！儿子打下了天下，如果父亲健在，自然先让父亲做皇帝，就象唐太宗那样。天下没有不是寡妇的太后，但为什么大家总是羡慕太后的尊贵，没有一个人想到寡妇的苦楚，尤其是一位三十岁的太后？ 
　　年轻丧夫，抚孤守节的寡妇，到了六七十岁，还有地方官为她旌表，奉旨建造贞节牌坊，总算那份一夜一夜熬过来的苦楚还有人知道。但是年轻的太后，那怕再守六七十年，孙子都做了皇帝，自己成了太皇太后，也不会有人说一句：这几十年的守节，不容易啊！ 
　　什么太后！她对这个天下第一的尊衔，十分厌恶。于是她羡慕她的妹妹，更羡慕恭王福晋，嫁了那样一个英气逼人，富贵双全的夫婿，才真是前世修来的福。 
　　这样想着，心里热辣辣，乱糟糟地十分难受，她急于要找件事来排遣。把头一扭过来，立刻就找到了，那黄匣子里的奏章，是足可以使她忘掉一切的。 
　　除了随时进呈的紧急军报以外，过年的黄匣子里，不会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章奏，大都是各省督抚、钦差所上的贺年的折子。反正无事，她把坐更的小安子传了进来，掌灯调朱，亲自动笔，批一个“安”字，只有曾国藩的折子例外，“安”字以外，另外加了两个字：“卿安”。这是多少年来传下来的惯例，对倚为柱石的大臣，皇帝在请安折上该加批这两个字。 
　　慈禧太后早就把这个笼络臣下的方法学会了。 
　　还有个请安折子，附了一个“夹片”，这却颇费她的考虑。 
　　折子是三等承恩公照祥所上，他是慈禧太后的胞弟。早死的惠徵原以妃父的资格，被追封为“承恩侯”，自从懿贵妃成了慈禧太后，惠徵照例晋封为“三等承恩公”，他的长子照祥，原来袭侯，这一下便也升了爵等。同时也得了个闲差使，被授为“散秩大臣”。他在夹片中陈奏，希望慈禧太后能临幸母家，同时表明，这是他的母亲，也是慈禧太后的母亲的意思。 
　　自从回京以后，慈禧太后见过她母亲一次，是接到宫里来见面的。慈禧太后不愿回娘家，至少在眼前是如此，因为她的娘家不是什么壮丽的王公第宅。 
　　慈禧太后的娘家住在朝阳门内方家园，那还是她曾祖父手里置的产业，格局本来就不大，加以几十年下来，已相当破败。自从她生子被册立为妃，妹妹又被指婚为醇王福晋，姊妹俩飞上枝头作凤凰，光大门楣，也不过表面上稍稍改观，里面大致如旧。遭遇的时世不好，加以肃顺的裁抑，连月例银子都时常打折扣，自然无法顾到娘家。醇王虽然分了府，所得的赏赐不多，对岳家纵有津贴也有限，所以方家园的老宅，一直不能翻修改建。好面子的慈禧太后，因而不愿临幸母家。 
　　但这不是说她不孝顺母亲，不照料胞弟，相反的，她倒是最重亲情的，同时旗人家的长女，对处理家务负有较大的权柄和责任，也是一种传统。自从成为太后，在热河密谋打倒肃顺那时起，她更感到有没有自己人做帮手，关系极大，所以也曾不止一次地打算，想把她的两个弟弟照祥和桂祥提拔起来。无奈这一双兄弟，资质不佳，而且年幼丧父，家道中落，书也不曾念好，实在难当重任，为了这一点，她越发不愿回母家，省得见了这两个弟弟生气。 
　　于是，她想了一会喊道：“小安子！” 
　　“奴才在这儿。”小安子赶紧凑到她身旁，躬身答应。 
　　“明儿你到方家园去一趟。” 
　　“是”小安子做出一脸孺慕恭敬的神色，“我也正想念着‘皇老太太’，要给她老人家去拜年请安。”旗人称祖母为太太，”皇老太太”是大家给慈禧太后母亲所加的特殊尊称。 
　　她没有理他的话，只管自己吩咐：“你跟皇老太太说，我过几天，挑暖和天气，接她到宫里来。” 
　　“是！”小安子自己跟自己商量似地，“可得捎点儿什么好吃的东西，孝敬皇老太太。” 
　　“你把吉林将军进的那盒人参，带了去。” 
　　他答应一声，眼睛望着她，仿佛意有不足，还要讨点什么。 
　　慈禧太后自然也不仅止于给一盒人参。她慢站起身来，走入套间，叫两名宫女打开一口箱子，把颁大行皇帝遗念时，顺手留了下来的一些珍玩，挑了几样，用只装奇南香手串的锡盒子装好，另外取了些贡缎衣料，又是用自己月例银子叫小安子到内务府去换来的一百两金叶子，一起扎成一个包裹叫小安子明天送回方家园。 
　　“跟主子请旨，”小安子又问：“见了照公爷，可有什么话说？” 
　　听这一句，慈禧太后的脸色便显得很威严了：“你告诉他，说我说的，叫他好好当差，散秩大臣也有班儿，轮到班儿，早早进宫，别老躲在屋里抽大烟！” 
　　“是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小安子到敬事房回明原由，领了牌子，提着那个包裹出东华门，到了方家园的照公府。 
　　他是最受照祥一家欢迎的客人，因为每一次来，都不会是空手。 
　　因此，大家的眼光，都落在他手里所提的包裹上，尤其是桂祥，巴不得能把包裹接了过来，但小安子不肯轻易脱手，他知道这位桂二爷不成材，东西到了他手里，先藏起一部分，将来对不上数，慈禧太后会疑心自己吞没，那可是辩不清的冤枉。 
　　直待见了“皇老太太”，请过安，拜过年，他才当着大家的面，把包裹解开，一样样清清楚楚地点交。这一次的赠赐比平日丰厚，照祥得到消息，赶快丢下鸦片烟枪，来到他母亲那里，等着好分东西，但表面上却只说是打听他所上的那个“夹片”，看慈禧太后如何批示？ 
　　“太后说了，近来忙得很，抽不出工夫回来。太后也挺想念皇老太太的，等过些日子，天儿暖和了，让我来接皇老太太到宫里玩儿。”小安子添枝加叶地说。 
　　“她的胃气，好得多了吧？”皇老太太问。 
　　“好得多了，”小安子说，“从前是叫肃顺气的。现在好了，谁敢惹太后生气？敢情是不要脑袋了！” 
　　这一说照祥和桂祥都肃然动容，心中异常关切。他们都有个必须追根问底，求得确切答案的疑问，苦于无人可以求教，现在有了！ 
　　于是照祥问道：“小安子，我要问你句话。” 
　　“是！照公爷，你请吩咐吧。” 
　　照祥看看屋里没有外人，便毫无顾忌地说：“现在到底是谁掌权？是太后，还是恭王？” 
　　“自然是太后。”小安子毫不迟疑地回答：“大大小小的事儿，全是咱们太后一个人拿主意。每天养心殿召见，咱们太后怎么说，恭王怎么办。不过，恭王是立了大功的人，上头很看得起他，他说的话，太后总是听的。” 
　　照祥弟兄又惊又喜，对望着要笑不笑，好半天说不出话。 
　　小安子为了要证明他的话不错，随又举例：“不说别人，就说那位吴大人，原来是个道台，只凭咱们太后一句话，当上了江苏藩台，兼漕运总督，地方官都让他保荐。想想，咱们太后手里是多大的权柄？” 
　　这一说，惹起了皇老太太的感伤，心里又甜又酸，不由得叹了口气说：“真想不到！” 
　　这是说真想不到有此一天！小安子也约略知道，这一家当年曾受过吴棠的大恩，却不知其详，在宫里无从打听，眼前倒是问个明白的好机会。但他不敢，慈禧太后的脾气，最恨人提她那些没面子的事，只为一时好奇，惹出祸事来，可有些犯不上，所以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桂祥，可忍不住了，悄悄招一招手说：“小安子，你到我这儿来，我有样小玩意给你看！” 
　　小安子信以为真，兴冲冲地跟了出去，走到垂花门外，四下无人，桂祥站住了脚，给他作了个大揖。 
　　“怎么啦？桂二爷！”小安子慌忙拉着他的手问。 
　　“我有一肚子的委屈，非跟你说说不可。” 
　　一听这话，小安子吓一大跳，莫非他们弟兄闹家务，要别人来排解，或者评断是非？这是个绝大的麻烦，而且有慈禧太后在上面，万不能插手！否则怕连性命都不保。 
　　因此，他急忙退后一步，乱摇着双手。 
　　“桂二爷！”他神色凛然地说，“咱们把话说在头里，但凡我能效劳，汤里来，火里去，凭桂二爷你一句话，小安子不含糊，要是我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儿，那…　。”他使劲摇着头：“我怕！我还留着我的脑袋吃饭哪！” 
　　“嗳！”桂祥有些啼笑皆非，“你想到那儿去了？我怎么能害你掉脑袋？” 
　　“那，桂二爷，你有什么吩咐呢？” 
　　“我托你在太后面前说一句话。” 
　　“说谁啊，说照公爷？” 
　　“不是！我说他干什么？我自己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这一下小安子明白了，是桂祥自己有所请求，“这好办！” 
　　他点点头，“你说吧！” 
　　为了有求于小安子，桂祥把称呼都改了，“好兄弟，”他说，“你不知道我的委屈，我们家大爷，袭了爵，也还得了个散秩大臣，我哪，什么也没有。” 
　　“我懂了。桂二爷，你是想求太后赏个差使。” 
　　“一点都不错。”桂祥面有怨色，口中也有了怨言，“你看咱们太后，连吴棠都照应了，就是不照应同胞兄弟，老说我没有能耐。不错，我也知道我没有能耐，可是，请问，咱们那位七王爷，又有什么能耐？结结巴巴，连句整话都说不上来，又是都统，又是御前大臣，又是领侍卫内大臣，年下又派了管神机营，差使一大堆，这凭的什么？” 
　　当然是凭的皇子的身分！小安子不愿去驳桂祥，但也不敢顺着他的嘴说，怕传到醇王耳朵里，诸多未便，所以笑笑不答。 
　　“再说，恭王的儿子载澂，不满十岁的孩子，年初二赏了三眼花翎，这又凭什么？还不是凭上头的恩典吗？好兄弟，”桂祥抚着小安子的肩说，“人比人，气死人！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嗯，嗯！”小安子劝他：“桂二爷，你也不必发牢骚，平白得罪人，何必呢？你就干脆说吧，想要个什么差使？” 
　　“大的我干不了，小的我不干，就象我家老爷子生前那样，来个道台吧！” 
　　“好，我跟太后去说。” 
　　“慢着！我的意思是把粤海关道给我。”说到这里，桂祥又是兜头一揖：“好兄弟，这话全看你怎么说了！” 
　　小安子慌忙避开。桂祥所求太奢，不知道能不能如愿？所以这样答道：“桂二爷，话呢，我一定给你带到。成不成，那全得看太后的意思。成了最好，一有消息，我马上来给你道喜，万一不成，你可别怨我。” 
　　“当然，当然。我就重重拜托了！” 
　　小安子倒真是不负所托，回到宫里，挑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把桂祥的要求，很婉转地说了出来。 
　　慈禧太后只是听看，什么表示也没有，小安子等了一会，不见动静，便又小声说道：“桂二爷让我务必跟主子讨句回话…　。” 
　　话犹未完，她一口唾沫吐在小安子脸上：“他在做梦，你也没有睡醒吗？” 
　　小安子不曾想到碰这么大一个钉子。被唾了还不敢擦脸，自己打着自己嘴巴说：“奴才该死！” 
　　“你以后少管这种闲事。” 
　　“是，奴才再也下敢了。” 
　　过了几天，风日晴和，慈禧太后派小安子去接她母亲进宫，一到方家园，桂祥赶紧把他拖到一边，探问消息。小安子不愿说那遭了痛斥的话，同时心里也有股怨气要发泄，便起了个作弄桂祥的心思。 
　　“好教桂二爷放心！”他装得极其认真的样子，“我把你的话一说，太后直点头，虽没有没什么，那意思是千肯万肯了！本来嘛，肥水不落外人田，有好缺，不给自己亲兄弟，给谁啊？我看哪，今儿个老太太进宫，跟太后再提一句，明儿个太后就会交代恭王，马上降旨。桂二爷，你就等着召见吧！” 
　　吃了这个空心汤圆，桂祥喜心翻倒，当时谢了又谢，便要向他母亲去说。小安子却又一把把他拉住了。 
　　“桂二爷！”他说：“太后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宫里的事儿不管大小，不愿意叫人到外面去说，所以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一番话，千万搁在肚子里，连老太太那儿都得瞒着。要不然太后一生气，我挨骂倒是小事，说不定你那个事儿就有变化，把只煮熟了的鸭子给飞了，多冤哪！” 
　　“不错，不错，你放心！”桂祥深深受教，“这件事儿，就你知我知。等旨意下来，我好好谢你。” 
　　于是皇老太太这一天进了宫，等母女相会，谈论家常时，她把桂祥的希望又提了一遍。 
　　对待母亲，慈禧太后自然要把不能允许桂祥的原因说出来，“唉！”她叹口气，“老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打长毛的军饷，一半出在粤海关，那个差使不好当！就算我愿意派他，恭王也不会答应。” 
　　皇老太太一听这话，凉了半截，好半天才说了句：“不是说，大小事儿都是你拿主意吗？敢情，权柄不在你手里？” 
　　“话不是这么说。我有我的难处。” 
　　“凡事能够自己拿主意，就没有什么为难的了！” 
　　这句话为慈禧太后带来了很大的刺激，但也是一种警惕和启示。她遇到这样的关于个人利害得失的权力的争取，常能出以极冷静的态度，一个人关起房门来，一想就是好半天。 
　　俗语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三个多月，里里外外的大小官员，调动得不少，除了吴棠以外，她要问一问自己，究竟那些人算是自己所派的？凡有缺出来，首先要给在前方打仗的武将，那些早就“记名”的，遇缺即补，毫无变通的余地。 
　　其次要酬庸这一次政变立了功的。再下来为了安定政局，调和各方，不得不安插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三类人，慈禧太后觉得军机处所开的放缺的名单没有错。但也有些人，只是出于恭王的提携，桂良因为是他的老丈人，才进了军机，虽是彰明较著的事实，到底资格是够了。文祥是恭王一派，不过正直干练，也还说得过去，象宝鋆，为先帝所痛恨，由内务府大臣降为五品顶戴，以观后效的人，如今不仅开复了一切处分，而且入直军机，这不是恭王徇私是什么？甚至连麟魁因为是宝鋆的堂兄，也当上了协办大学士。照这样一看，自己与恭王来比，到底权在谁的手里？连三岁小孩都明白。 
　　想到这里，慈禧太后心里十分不舒服，同时也隐隐然有所恐惧，肃顺的记忆犹新，不可使恭王成为肃顺第二！果然有此一天，那情形就决不能与肃顺相比，近支亲王，地位不同，满朝亲营，处境不同，肃顺有的弱点，恭王没有，而自己呢？从前可以利用恭王来打倒肃顺，将来又可以利用谁来制抑恭王？ 
　　老七如何？她这样自问。细想一想，醇王庸懦，而且关系不同，把他培植起来，一定会感恩图报，忠于自己，但只可利用他来掣恭王的肘，要让他与恭王正面为敌，他决不是对手。 
　　看来还要靠自己。垂帘之局，眼前是勉强成立了，但“祖宗家法”四个字是个隐忧，一旦闹翻了，恭王有这顶大帽子可以利用，不可不防。 
　　这是过虑了！她想，已成之局，要推翻是不容易的，不过恭王可以把垂帘听政，弄成有名无实。慈禧太后想起在热河时，肃顺决意“搁车”的那一幕，至今犹有余悸。旨意必须经过军机处，与当时必须经过顾命大臣颁行天下，道理是一样的，倘或恭王跋扈不臣，仿照当时肃顺的手法，施行封锁，那就除了屈服以外，再无别的路可走。 
　　决不能有这么一天！她这样对自己说。但是，照现在的情形下去，大权将全归于恭王，内有满汉大臣的支持，外有督抚节镇的声援，而且洋人都很买他的帐，时势迫人，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自然而然地起了做皇帝的念头。 
　　她不愿意这样想，而又不能不这样想。这使得她很痛苦，把玩着那枚“同道堂”的图章，心里有着无限的感慨，共患难的时候，倒还有“同道”，共安乐就要争权利了。 
　　恭王应该是这样的人，因为她自己知道，她就是这样的人。权柄不可平分，也不能平分，总有一个人多些，一个人少些。现在，是恭王多些，不过还不要紧，幸亏自己发觉得早，从此刻开始就下工夫，一步一步，总有一天可以把这个劣势扭转过来。 
　　“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她默念着胜保的奏疏，在心中自语： 
　　“同道’难得，‘同治’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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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深夜。 
　　京师正阳门东的兵部街，由南口来了一骑快马，听那辔铃叮当，便知多外省的折差到了。果然，那骑快马，越过兵部衙门，直奔各省驻京提塘官的公所。到了门前，蓦地里把马一勒，唏凚凚一声长嘶，马上那人被掀了下来，一顶三品亮蓝顶子的红缨凉帽，滚落在一边，那人挣扎着爬起身，踉貂跄跄走了两步，还未踏进门槛，一歪身又倒了下去，口中直吐白沫。 
　　公所里的人认得他，是江宁来的折差，姓何，是个把总。何把总原是曾九帅的亲兵，打一次胜仗保升一次，积功升到三品的参将，但无缺可补，依旧只好当那在他做把总时就当起的折差。 
　　一看这样热天，长途奔驰，人已昏倒，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了进去，一面撬牙关，把整瓶的“诸葛行军散”，往他嘴里倒，一面把折包从他的汗水湿透了的背上卸下来。江苏的提塘官，拆开包裹，照例看一看兵部所颁的“勘合”，然后顺手一揭，看到油纸包外的“传票”，不由得大吃一惊。 
　　传票上盖着陕甘总督的紫色大印，写明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浙江巡抚曾国荃，会衔由江宁拜发。拜折的日期是六月十六，却又用核桃大的字特别批明：“八百里加紧飞奏，严限六月二十日到京。” 
　　那提塘官赶紧取出一个银表来看了看，长短针都指在洋字的十一上，只差几分钟，一交午夜子时，便算违限，军法从事，不是当耍的事！怪不得何把总不顾性命地狂奔赶递。 
　　现在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了！一想到“八百里加紧”那五个字，提塘官猛然省悟，失声喊道：“莫不是江宁克复了？” 
　　这一喊，惊动了别省的几个提塘官，围拢来一看，个个又惊又喜。驿递是有一定规矩的，最紧急的用“六百里加紧”，限于奏报督抚、将军、学政，在任病故，以及失守或者光复城池，不得滥用。现在江宁军次负责水师的杨、彭二人，以及攻城的曾九帅，联衔会奏，可知不是出了什么大将阵亡的意外。而且，破例用“八百里加紧”，克期到京，则不是江宁克复，不必如此严限。 
　　“快递进去吧！”有人说道：“江宁到此，两千四百四十五里，三伏天气，四天工夫赶到，简直是玩儿命！可不能在你那里耽误了。” 
　　“是，是！我马上进宫去递。”江苏的提塘官拱拱手说：“这位何总爷，拜托各位照看。真亏他！”说完，他匆创穿戴整齐，出门上马，往西而去。 
　　照规矩，紧急军报递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径上御前。这样层层转折，奏折到安德海手里，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 
　　“什么？‘八百里加紧’！那儿听见过这个名目，可不是新鲜事儿吗？” 
　　见安德海有不信之意，内奏事处太监不能不正色说明：“我也问过外奏事处，没有错儿！江苏的提塘官亲口说的，还说江宁来的折差，为了赶限期，累得脱力了，从马上摔了下来，昏倒在那儿。” 
　　说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但安德海仍在沉吟着。天气太热，慈禧太后睡得晚，天色微明，又得起身，准备召见军机，也就只有这夜静更深，稍微凉快的时候才能睡两三个时辰。突然请驾，扰了她的好梦，说不定又得挨骂。 
　　内奏事处的太监有些着急，他不肯接那个黄匣子，自己的责任未了，而这个延误的责任，万万担当不起，所以催促着说：“你把匣子接过去吧！”等把黄匣交了出去，他又加了一句：“快往里送，别耽误了！” 
　　安德海正在不痛快，恰好发泄到他身上，“耽误不耽误，是我的事儿！”他偏着头把微爆的那双金鱼眼一瞪，神情象个泼辣的小媳妇，“你管得着么？” 
　　“我告诉你的可是好话！这里面说不定就是两宫太后日夜盼望的好消息。要耽误了，你就不用打算要脑袋了！”安德海又惊又喜：“什么？你说，这是江宁克复的捷报？” 
　　“我可没有这么说。反正是头等紧要的奏折。” 
　　“何必呢？”安德海马上换了副前倨后恭的神色，陪着笑说：“二哥，咱们哥儿俩还动真的吗？有消息，透那么一点半点过来，有好处，咱们二一添作五。” 
　　一则是不敢得罪安德海，再则也希望报喜获赏，奏事处的太监，把根据奏折传递迟速的等次，判断必是奏捷的道理，约略告诉了他。 
　　“慢着！”安德海倒又细心了，“怎么不是两江总督出面奏报？别是曾国藩出了缺了？” 
　　“曾国藩在安庆，又不在江宁。再说，曾国藩出缺，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报，与陕甘总督杨岳斌何干哪？” 
　　“对，对！一点都不错。” 
　　于是，内奏事处的太监，由西二长街出月华门回去。安德海命小太监依旧关好敷华门，绕着四壁绘满了红楼梦故事的回廊，到了长春宫后殿，唤起坐更的太监，轻轻叩了两下门。 
　　等宫女开了门，安德海低声说道：“得要请驾，有紧要奏折非马上回明不可。” 
　　那宫女也是面有难色，但安德海已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正管着她，他的话就是命令，不敢不依，只好硬着头皮去唤醒了慈禧太后。 
　　“跟主子回话，安德海说有紧要奏折，叫奴才来请驾。” 
　　“人呢？” 
　　慈禧太后刚问得一声，安德海便在外面大声答道：“奴才有天大喜事，跟主子回奏。”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睡意全消，却不作表示，先吩咐： 
　　“拿冰茶来喝！” 
　　等宫女把一盏出自太医院特拟的方子，用祛暑清火、补中益气的药材，加上蜂蜜香料所调制的冰镇药茶捧了来，她好整以暇地啜饮着。其实她急于想知道那个好消息，却有意作自我的克制，临大事必须镇静沉着，她此刻正在磨练着自己。 
　　喝完了冰茶，由宫女伺候着洗了脸，她才吩咐：“传小安子！” 
　　安德海应召进入寝殿，望着坐在梳妆台前的慈禧太后，把个黄匣子高举过顶，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低着头说道：“主子大喜！江宁克复了！” 
　　“你怎么知道？” 
　　冷冷的一句话，把安德海问得一愣，好在他会随机应变，笑嘻嘻地答道：“主子洪福齐天，奴才猜也猜到了。” 
　　“猜得不对，掌你的嘴。打开吧！” 
　　于是安德海打开黄匣，取出奏折，拆除油纸。夹板上一条黄丝绳挽着，结成一个龙头，只轻轻一扯，就松了开来，从夹板中取出黄纸包封，里面是三黄一白四道奏折。 
　　黄的是照例的请安折，两宫太后和皇帝每人一份，慈禧太后丢在一边，只看白折子。看不到两行，嘴角便有笑意了。 
　　安德海便悄悄退了出去，轻轻拍了两下手掌，等召来所有的太监、宫女，才又重新进屋，一跪上奏：“请主子升座，奴才们给主子叩贺大喜！” 
　　慈禧太后没有理他，只这样吩咐：“你到‘那边’去看看，如果醒了，就说请在养心殿见面。” 
　　“喳！” 
　　“还有，派人通知值班的军机章京，去告诉六爷，说江宁有消息来了！” 
　　安德海答应着飞奔而去。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绕道坤宁宫折入东一长街，第一座宫殿就是，原叫他看一看，他却叩开了宫门，自作主张告诉那里的总管太监，说有紧要奏折，请慈安太后驾临养心殿见面。 
　　两三年来一直如此，凡事以“西边”为主，“东边”成了听召。慈安太后不敢怠慢，但梳洗穿戴，也得好一会工夫，及至到了养心殿，天色已明，皇帝已上书房，慈禧太后也等了一会了。 
　　先在西暖阁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很平静地说：“我念江宁来的奏折你听。”接着朗声念了其中最要紧的一段： 
　　“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发火，冲开二十余丈，当经朱洪章、刘连捷、伍维寿、张诗日、熊登武、陈寿武、萧孚泗、彭毓橘、萧庆衍，率各大队从倒口抢入城内。悍贼数千死护倒口，排列逆众数万，舍死抗拒。经朱洪章、刘连捷，从中路大呼冲杀，奋不顾身，鏖战三时之久，贼乃大溃…　。”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打断她的话，急急问道：“妹妹，是奏报江宁克复了吗？” 
　　“才克复了外城。不过外城一破，想来内城一定也破了。” 
　　这是应该高兴的绝大喜事，但慈安太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忽然伤感了，却又不肯让眼泪流落，只拿着一块绣花绢帕，不住揉眼睛、擦鼻子。这个举动，把伺候的太监们，弄得惊疑不定，但谁也不敢去探问。站得远些的便窃窃私议，长春宫传来的消息不确，江宁来的奏折，怕不是什么好事，否则，“东边”何以伤心呢？ 
　　慈禧太后是了解她所以伤心的原因的，必是由这个捷报想到了先帝。十一年的皇帝，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之中。由得病到驾崩，虽说是溺于酒色所致，但那种深夜惊醒，起身看各省的军报，不是这里兵败，便是那里失守，尽是些令人心悸的消息，加以要饷要钱，急如星火，这样的日子，也真亏他挨了过去。 
　　“唉！可怜！”慈安太后终于抒发了她的感慨，“盼望了多少年，等把消息盼到了，他人又不在了！” 
　　“过去的，过去了！姐姐，今天有许多大事要办，你别伤心了！” 
　　就这一句话，把慈安太后的心境，暂且移转。她的伤感来得骤然，去得也快，欢喜赞叹地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曾国荃到底立了大功，也真亏他！” 
　　慈禧太后的想法有些不同，她认为江宁的克复，不应该迟到现在。曾国荃早就下了决心，要达直捣金陵的殊勋。四月里李鸿章收复常州，朝命进军江宁会剿，李鸿章迁延不进，理由是兵士过劳，须得休息，其实是不愿去分曾国荃的功。倘或没有这些打算，会师夹攻，江宁早就该拿下来了。 
　　“看这样子，仗打得很凶！可不知道人死得多不多？” 
　　“那还少得了吗？” 
　　“咳！”慈安太后又忧形于色地，“仗是打胜了，收拾地方，安抚百姓，以后这副担子还重得很呐！” 
　　这又与慈禧太后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一时也无法跟她细谈，此刻要召见细谈的是军机大臣。 
　　“叫起吧！”她说了这一句，便即站起身来，略停一停，等慈安太后走到她旁边，才一起缓步到了东暖阁，升上御座。 
　　全班军机大臣，恭王、文祥、宝鋆、李棠阶、曹毓瑛早就在军机处待命，喜讯虽好，苦于未见原奏，不知其详，内城破了没有？洪秀全虽已于四月下旬，服毒自杀，他的儿子，被“拥立继位”的洪福瑱，可曾擒获？尤其是伪“忠王”李秀成，此人雄才大略，不可一世，如果他漏网了，太平天国便不算全灭。 
　　大家正这样谈论着，宝鋆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该递如意吧？” 
　　“啊呀！这倒忘了。”恭王说，“赶快派人去办。” 
　　这是多少年来的规矩，凡是国家有大喜庆，臣下照例要向皇帝递如意，象今天这种日子，如意是非递不可的。 
　　就在这时候，军机处的“苏拉”来禀报：两宫太后已临御养心殿，传旨即刻进见。时间仓促，即使象恭王那样，府里有现成的如意，也来不及取用，只好作罢。 
　　如意虽不递，颂圣之词不可少，所以一到养心殿东暖阁，恭王首先称贺。两宫太后自然也有一番嘉慰之词，然后把原奏发了下来。殿廷之上，不便传观，由宝鋆大声念了一遍，殿中君臣，殿外的侍卫、太监，一个个含着笑容，凝神静听。 
　　由于慈安太后不明白江宁的地势，于是籍隶江阴的曹毓瑛，作了一番“进讲”。他为两宫太后指陈，曾国荃奏折内所称的“外城”，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建的都城。原有十三个城门，本朝封闭其四，剩下正阳、通济、聚宝、三山、石城、仪凤、神策、太平、朝阳等九门，用火药轰开的倒口，是在太平门，正当玄武湖东南。再往东去，就是钟山，洪军在此筑了两个石垒，称为“天保城”、“地保城”。这年春天，曾国荃夺下“天保城”，江宁合围之势已成，五月间再夺下“地保城”，则江宁的克复，不过迟早间而已。 
　　“那么内城呢？”慈安太后又问。 
　　“内城就是明太祖的紫禁城，本朝改为驻防城，那是不相干的！外城周围九十六里，城基是花岗石，城墙是特制的巨砖，外面再涂上用石灰和江米饭捣成的浆，坚固无比，这一破了外城，江宁就算克复了。”曹毓瑛以他在军机处多年的经验，复又指出：“想必就在这一两天，曾国藩还有奏折来，那时候克复江宁的详情，就全都知道了。”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咱们眼前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先下个嘉慰的上谕。论功行赏，总要等曾国藩把名单开了来，才好拟议。”恭王这样答奏。 
　　“好！马上写旨来看了，让江宁的折差带回去。” 
　　于是曹毓瑛先退了出去，拟写谕旨，除了对曾国荃所部不满五万，在两年的工夫中，将江宁城外的“贼垒”，悉数荡平，现在复于“炎风烈日之中，死亡枕藉之余”，力克坚城，归功于曾国藩的调度有方，曾国荃及各将士的踊跃用命，表示建此奇勋，异常欣慰以外，特别许下诺言：“此次立功诸臣将伪城攻破，巨憝就擒，即行漏沛恩施，同膺懋赏。”写完送进殿去，先交恭王看过，然后呈上御案，两宫太后一字未动，原文照发。 
　　“江宁克复，差不多就算大功告成了。”慈禧太后看着恭王说道：“这几年的军饷，全是各省自筹。现在要办善后，可不能再叫地方上自己筹款了，户部该有个打算！” 
　　“臣已经打算过了。”恭王答道：“伪逆这几年搜括得不少，外间传言，金银如海，只要破了他的伪府，办理善后的款项，自有着落。” 
　　“怕不能这么打算吧？”慈禧太后疑惑地。 
　　“现在只好先这么打算。”恭王极快地回答，语气显得很硬，“户部跟内务府，每个月都是穷打算，京里的开销也大，还得想办法省！” 
　　内务府只管支应宫廷的用度，说内务府还要节省，等于要求宫廷支用，还要撙节。慈禧太后已不止一次听得安德海报告，说长春宫向内务府要东西要钱，恭王难得有痛痛快快拨付的时候。她虽也知道，恭王不是肃顺，并非有意跟她为难，但是，他也并不见得如何尊崇太后！ 
　　最使她耿耿于怀的是，上个月里，有个名叫贾铎的御史，上了个折子，说风闻有太监演戏，一赏千金，并且用库存的绸缎，裁制戏衣，请速行禁止，以期防微杜渐。这是那里的话？自从国丧孝服满了，每月初一十五在漱芳斋唱唱戏是有的，何至于“一赏千金”？既然演戏，就得要行头，不能象道光年间那样，戏台上不管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都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行头，身上东一片，西一片，满台摇晃，简直就是花子打架，那又何必唱戏？因此，慈禧太后觉得贾铎是吹毛求疵，非常不满，但恭王却回护着他，不能不下个否认的批谕。 
　　这些回忆加在一起，愈觉恭王刚才说的话刺耳。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那份不快很容易掩没，对恭王的芥蒂也不难容忍，所以还附和着他说：“是啊，该省的一定要省。大乱一平，那就要‘百废俱举’了，处处都要花钱。而况捻匪还在闹，军费也少不了的。” 
　　听得慈禧太后如此明理，军机大臣们无不心悦诚服。退出养心殿后，又到军机处集议，把曾国荃的原奏，重新细细研究，得出一个相同的看法：曾军围城已久，粮道久绝，城内饿死的人，不知其数，却拚死顽抗，斗志不衰。而曾军在炎暑烈日下，围攻四十余日，死亡枕藉，艰苦万状，则一破城以后，必然是一场穷砍猛杀的恶斗，地方糜烂，难以善后。 
　　因此，这个捷报对执掌国柄的军机大臣来说，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无论如何，这是开国以来第一场大征伐，也是第一场大功勋。乾隆朝的“十全武功”，固然膛乎其后，就是康熙朝的平三藩之乱，论规模、论艰难，也都不如。戡平这场大乱，自然要数曾国藩的功劳第一，真值得封一个王。 
　　可是没有人肯作此倡议。 
　　这时外面也已经得到消息了，起初还将信将疑，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退值回家，纷纷都来打听，正式证实有此捷报，于是奔走相告，传遍九城。这天晚上从王公府第到蓬门筚窦，在纳凉闲谈时，无不以此作为话题。 
　　当然，对此捷报的想法，因人而异。流寓在京的江南人，念切桑梓，自然欣喜若狂。再有是兵部和户部的司官，特别兴奋。功成行赏，六部中兵部的司官，直接参与军务，升官一定有望。户部的司官和书办，则可以发财，军务结束，要办报销，江南大营的老帐，且不去算它，光是曾国藩弟兄经手的军费，何止数千万两。不管这些军费来自何处？总要奏销奉准，才可卸除责任，那时要好好讲它个斤头。 
　　自然也有些比较冷静，同时了解战局的人，觉得总要等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出面奏捷，胜局始定。而且就算江宁完全克复，大江南北，还有数十万洪军，江西和皖南，局势仍然吃紧。浙江湖州，亦久攻未复，则虽得一江宁，洪军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何况江宁外围，象下关等处驻屯的洪军，也仍有反扑的机会，这样一打滥仗，局势如何演变，也真难逆料。 
　　在兴奋焦灼的心情中，等到月底，曾国藩的捷报终于到了。出人意料的是，领衔的不是一手料理军务，主持全般战局的曾国藩，而是坐镇长江上游，因为倚任胡林翼而得克保富贵的协办大学十湖广总督官文。曾国荃拚命争功，而他的长兄则刻意谦让，这两兄弟的性情，何以如此大异其趣，一时都不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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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官曾会衔的奏折中和折差所谈，京中知道了当时克复江宁的详情。自龙膊子掘地道，轰出太平门二十余丈的倒口，是李臣典的倡议，而且就由他在“地保城”与江宁城上，清军与洪军炮火互轰、昼夜不绝的苦战中，加紧开挖。到六月十五，地道完工，随即填上六百多袋火药。这天早晨，“忠王”李秀成，还抽调了一批死士，出城猛扑，湘军几乎支持不住，功败垂成。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六，在直射的烈日之下，引发了药线。事先由曾国荃召集部下诸将，征询志愿，排定冲锋的序列。原籍贵州黎平的朱洪章打头阵，第一队从倒口冲上去，“忠王”李秀成亲自领兵拦截，四百多人，全数阵亡。等前仆后继的第二队两千多人，一鼓作气冲了上去，才算站住脚，于是后队续上，分成三路，中路猛冲，左右两路绕城抄袭后路，洪军始有崩溃之势。 
　　血战到夜，只见各处伪王府，纷纷起火，据说“幼主”洪福瑱阖门自焚，而“忠王”李秀成却是被擒了。 
　　曾国藩所开的立功将领名单，李臣典第一，他不在“先登九将”之列，只以挖掘地道成功，为大胜的关键所在，因而论功居首。其次是萧孚泗，因为李秀成是他部下抓住的。至于首先登城，首先入“天王府”并擒获洪秀全次兄洪仁达的朱洪章，列名第四。 
　　这个捷报一传，又一次震撼了九城。不但江宁尽归掌握，洪福瑱焚死，李秀成被擒，大江南北的洪军虽多，失却凭依，不战自溃，是这样才可以说一句洪杨已平，必无后患。 
　　于是许多寄寓京师，有家难归的江南人，记起陆游“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特为设祭，焚香祝告。宫内也是如此，当捷奏递到的那一刻，两宫太后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醇王奕譞，恭诣文宗陵寝，申告其事。 
　　第二天七月初一，王公亲贵，一品以上的大臣，进宫叩贺，各递如意。然后就要论功行赏了。恭王与军机大臣已经密议了好几次，用本朝从无文臣封王封公的先例为理由，封曾国藩为一等侯，锡以佳名，号为“毅勇”，这却又不象文臣的称号了。 
　　曾国荃的爵位次一等，封为威毅伯，李臣典是一等子爵，萧孚泗是一等男爵。此一役中，获“五等封”的，就只这侯、伯、子、男四个人。曾国藩的侯爵“世袭罔替”，其余的都是及身而止。李臣典甚至一天的“爵爷”都没有当过，恩封诏旨到日，他已经在七月初二病故了。 
　　此外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普加异数，官文和李鸿章也封了伯爵，独独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在其内，因为浙赣两地，尚未敉平，封赏不能不缓。但有江宁克复的煌煌恩典在，左宗棠和沈葆桢自然会格外奋勉。这是朝廷一番策励的深心。自然，京内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衙门有功的人员，亦都论功行赏。大致说来，赏得其平，人心大悦。但朱洪章仅得五等封外的一个骑都尉，颇有人为他不平，认为曾国荃因为他不是湘军将领而有意歧视，李臣典的那个子爵，得来未免容易。 
　　过不多久，曾国藩从安庆到江宁亲自视察以后，奏报络绎，详情愈明，同时也有许多人从前方到京，细谈起来，连萧孚泗的那个男爵，封得也叫人不服。他的得膺上赏，是为了生擒李秀成的缘故，但不是力战屈人，只不过李秀成逃到山上破庙里，为乡民掩护藏匿，他以随身所携珠宝作酬谢，不料另有一批乡民，见利相争，结果李秀成倒霉，被捆送到官军营里，这一营正是萧孚泗的部下。所谓“生擒”的真相是如此。 
　　另有许多人相信这一个说法，曾国荃的厚爱萧孚泗，别有缘故。当城破之时，首先冲入的朱洪章，由中路直攻“天王府”，生擒洪仁达，其时已将黄昏，朱洪章进府搜杀，封闭府库，紧闭辕门，派两营兵守护，等待曾国荃来处理。随后，萧孚泗便来接防，这一夜工夫，把“天王府”中所积聚的财货，搜劫一空，到了第二天中午，不知如何，一把火起，“天王府”烧得干干净净。因为萧孚泗对曾九帅有这番大功劳，所以借生擒伪“忠王”为名，奏报时列名在第二，恰好轮到一个男爵。 
　　这些话虽言之凿凿，到底是道路传闻，可能出于妒嫉曾国荃勋业的有意中伤，但不久有曾国藩的一个奏折，似乎证实了道听途说，不为虚言。 
　　他的奏折上说：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 
　　恭王看到这个奏折，大为不悦，而且也象曾国藩那样，“翻增焦灼”。慈禧太后曾经提醒他过，大乱一平，百废俱举，要早早准备款项，而他想用接收而得的财货，用于办理善后的打算，如今是完全落空了！ 
　　不过，恭王在眼前还没有工夫去追究这一层。在同一个折子中，曾国藩奏报了“洪秀全、李秀成二贼酋分别处治”的情形。洪秀全的尸体，在“天王府”的一个假山洞中发现，经曾国藩亲自检验后焚毁，李秀成，则在七月初六黄昏处决。上谕原命戮洪秀全的尸“传首东南”，李秀成则解到京城行“献俘礼”，曾国藩都未照办。还有“伪幼主洪福瑱查无实在下落”，尤其不能令人安心，不得不拿曾国藩抄送军机处的，李秀成的供词来好好研究一下。 
　　为了天气太热，也为了格外保密，恭王把军机大臣们邀到他的别墅“鉴园”去小饮，传观李秀成的供词，一共一百三十页，两万八千多字，颇花了一些时间，可是这还不是供词的全部。 
　　曾国藩到江宁，曾亲自提审李秀成一次，随后便委交他的幕僚主审。而实际上所谓审问，只是让李秀成在“站笼”中书写亲供，从六月二十七写到七月初六，也不知写了多少字？写完就送了命。因为李秀成几乎是洪军中唯一能得到百姓同情的一个人，为了他的被俘，江宁乡民甚至于捉了萧孚泗的一个亲兵去杀掉，仿佛是要为他报仇似的。同时，李秀成虽然已成“笼”中之囚，而洪军将领见了他，依然长跪请安，曾国藩“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怕解到京师的迢迢长途，出了什么意外，所以未遵朝命，就地正法。 
　　就因为如此，李秀成的供词，便显得特别重要，洪福瑱的脱逃，在供词中就有详细的透露。城破之日，李秀成奉“幼主”，储诸王眷属，在数千死士护卫之下，准备突围。由于江宁九门都有湘军把守，不得已暂且隐藏，到了夜半，剥下阵亡清军的制服，全体改装，由太平门倒口冲出。李秀成以他的一匹骏马，供“幼主”乘骑，自己骑了一匹不良于行的劣马，竟致落后被俘。 
　　这当然情真事确，但此外可信的有多少呢？供词的抄本，曾经曾国藩删节，特别是最后一段，李秀成自言，他可以只手收齐长江南北两岸，数十万洪军投降清朝。收齐部众后，正蔓延于中原的捻匪，可以举手而平。又说“招降事宜有十要”，洪秀全有“十误”，这“十要”和“十误”是什么？鉴园的主宾都不知道，因为已“全归删节”了。 
　　“何必如此？”恭王摇着头说：“莫非有什么碍语？” 
　　“诸公请听此一段。”宝鋆大声念着李秀成的供词：“‘李巡抚有上海，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 
　　这是指李鸿章用上海的关税，招募洋人戈登·华尔的“常胜军”而言。在座的人都隐约听说过，上海的关税是李鸿章的一大利薮，现在从敌人口中得到证实。由此来看，李秀成的供词，另有一种可借以考察东南统兵大臣的作用，便越发需要阅看全文了。 
　　于是在席间商定，用谕旨饬知曾国藩两事，一是补送李秀成原供删节的部分，再是查询洪福瑱的实在下落。 
　　“李秀成既已伏法，洪福瑱一个乳臭小儿，不足为患。”文祥的思考，一向比较深远，此时提出了一个极现实的顾虑：“大乱将次戡平，用不了这么多兵力，湘军如果不裁，不但坐縻粮饷，而且各处散兵游勇，势将骚扰地方，须早自为计。”在座的人，都以他的话为然，唯有李棠阶例外，“不要紧！”他说，“我料定不必朝廷有何指示，曾涤生自己就会有处置。” 
　　“啊，啊！”恭王象是被提醒了什么，双目灼灼地看着李棠阶说：“你早年跟曾涤生是讲学的朋友，对于曾氏弟兄，知之甚深。曾老九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话题就这样轻轻一转，到了曾国荃身上。李棠阶回忆着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徐徐答道：“曾沅甫那时只有十八、九岁，在他老兄京寓中住了不到两年，功名之士的底子，与他老兄的方正谨饬，根本是两路。不过曾涤生的品鉴人物，确有独到的眼光。我记得他送沅甫回湖南，有两句诗：‘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午君是指他另外两个兄弟，国潢和国华，沅甫如今建此殊勋，真是他曾家的‘白眉’。不过，可惜了！” 
　　“怎么呢？” 
　　李棠阶摇头叹息：“百世勋名，都为伪‘天王府’一把火烧得大打折扣了！” 
　　这一说，正触及恭王不满曾国荃的地方，顿时把一双长眉皱紧了。 
　　大家都不作声，论人的操守，发言要慎重含蓄，只有宝鋆是个欠深沉的人，大声说道：“是啊，这些日子南方有人来，说得可热闹啦！” 
　　“怎么说？” 
　　“不但曾老九，湘军人人都发了大财。伪‘王府’，无不烧得干干净净，只有陈玉成的‘英王府’因为空着，没有烧。”宝鋆又说，“就算全烧了，多少也剩下一点儿，‘金银如海’，一下子化为乌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奇就奇在这儿。到底是烧掉的呢，还是叫人劫走了？似乎不能不追究一下。” 
　　“怎么是烧掉的？真金不怕火烧！” 
　　持重的文祥作恕词：“也许是逃走的那些个‘王’，自己带走了，亦未可知。” 
　　“不对，不对！”宝鋆使劲摇着头说：“仓卒之间，那带得完？没有看见李秀成的供词，他逃命都是骑的一匹劣马，可以想见骡马极少。凭手提肩挑，能拿得走多少？” 
　　这样一分析，除非承认“天王府”原就一无所有，否则就不能不坐实了曾国荃一军破江宁以后，搜括一空。而江宁被围四十几天，交通断绝，“天王府”的财货无从私运出城，然则怎会“原就一无所有”？ 
　　“唉！”恭王重重地叹口气，站起身来，走了两步，倏地住脚，满脸懊恼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国库充裕，也就算了，偏偏又穷得这个样子，大乱戡平竟无以善其后，咱们对上对下，怎么交代？” 
　　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烦恼，然而不免对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有自寻烦恼的感想。这也怪不得他。以宣宗的爱子，为先帝的同乳，其间虽有猜嫌，而清议认为他是受屈的一方。三年前的一场政变，对社稷而言，正统不堕，有旋乾转坤之功。这三年来，敬老尊贤，严明纲纪，而信任曾国藩，比起肃顺来有过之无不及。就因为有此一份魄力，内外配合，各尽其善，得收大功，这是恭王的人所难及的机会与长处。 
　　然而天满贵胄，不管天资如何卓绝，阅历到底非可强致，这倒不关乎年龄，在于地位和见闻。他的地位无法接触到末秩微禄的官吏，他的见闻限于京畿以内的风土人情。因此，他用着曾国藩的眼光来看曾国荃，便构成了绝大的错误。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觉得李棠阶指曾国荃为“功名之士”，是个相当含蓄的好说法。因为，不便说他所学的是五代的藩镇，打胜仗只为占城池，占城池只为封官库，封了官库，然后借故回乡，求田问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咸丰九年，曾国荃在家乡构建大宅，前有辕门，内有戏台，搞不清他是总督衙门，还是王府？这个荒谬的笑话，恭王应该知道。李鸿章看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卖曾国荃的交情，既克常州，按兵不动，让“老九”独成复金陵之功，好为所欲为，这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恭王更应该知道。然则看了“宋史”和“十国春秋”上的记载，以为曾国荃克金陵，会象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样，躬自勒兵守宫门，严申军纪，秋毫无犯，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遗，自金银珠宝到古玩书画，尽行捆载而北，悉数点交内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吗？ 
　　这些想法自然不便说出口，那就只有解劝了。只苦于不易措词，说是百战艰难，说是不世勋名，都可以作为恕词，但有曾国荃的那位老兄，摆在一起，相形之下，反显得曾老九的不可恕。因此，所有的劝慰，都成了不着边际的闲话，谈得倦了，纷纷告辞。 
　　只有宝鋆留了下来，换了一个地方陪恭王消磨长日。那是竹荫深处，做成茅屋似的一个书斋。彼此脱略形迹，科头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头侍奉之下，随意闲谈，从宫闱到市井，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不用修词，也不用顾忌。 
　　这一天谈的，比较算是正经话，话题依然是在恭王的烦恼上，国库支绌，而曾国藩要钱办善后。 
　　宝鋆到底比恭王的阅历要深些，“理他那些话干什么？曾涤生说伪‘王府’一文不名，也不过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盗铃的说词而已！”宝鋆以户部尚书的地位又说：“你以为他真会到我这儿来要钱吗？不会！曾涤生的理学，不是倭艮峰的理学。他是胸有丘壑，是绝大经济的人，打了这么多年仗，要兵要饷，还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如今办善后，本该借助于地方的，难道他倒非要朝廷拨款，才会动手？你想想嘛，这话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这话，刚才当着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泄了底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宝鋆又说：“户部的堂官，实在难当，里里外外都不体谅，真是有苦难言。” 
　　恭王听他的语气中带着牢骚，不由得把他的话又玩味了一遍。管钱的衙门，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内部也不体谅堂官，那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他问：“什么叫‘里里外外’？你部里怎么啦？” 
　　“还不是为了慈安太后万寿那天的那一道恩旨。” 
　　这一说，恭王明白了。慈安太后万寿那一天，特颁上谕一道，军兴以来，各省的军需支出，无需报销，但自本年七月初一以后，仍按常规办理。这道谕旨，表面说是从户部所请，实际上是恭王的决定。他的想法是，历年用兵，都是各省自己筹饷，纵有所谓“协饷”，由未被兵灾的各省，设法接济，一半也是靠统兵大员的私人关系，宛转情商得来。朝廷既未尽到多大的力量，此时自不宜苛求，而且一笔烂帐，不知算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倒不如索性放大方些，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倒也痛快。 
　　这是个颇为果敢的决定，不但前方的将帅，如释重负，激起感恩图报之心，就是不相干的人，也觉得朝廷宽厚公平，显得是有魄力的宏远气局。然而户部、兵部的司员书吏，正摩拳擦掌，要在这一笔上万万两银子的军需奏销案中，狠狠挑剔指驳，不好好拿个成数过来，休想过关。这一来，万事皆空，自然要大发怨言。 
　　宝鋆看到恭王的脸色，猜到他的心情，随又说道：“我也不理他们。这也好，正因为他们大失所望，愈见得这件事办得漂亮！真的，背地里谈起来都这么说：除了恭王，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担当。上万万两的军费支出，说一声算了就算了，这是多大的手面哪？” 
　　随便几句话，把恭王心中的不快，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贵介公子，脱手万金，引人啧啧惊羡的那种得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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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金陵捷报到京，在内务府的人看，天下太平，好日子已经到了。打了十几年的仗，凡事从简，大家都苦得要命，如今大乱平定，两宫皇太后还不该享享福？出于这一份“孝心”，于是想到了一个极好的题目。 
　　内务府向来弄钱的花样，最要紧的就是找题目，有了好题目，把“上头”说动了心，只须点一点头，便不愁没有好文章。现在大功告成，奉养太后，这个题目太冠冕堂皇了！接下来那篇好文章的内容，便是重修圆明园。 
　　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几乎“抚局”刚刚有了成议，内务府便在打它的主意了。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了机会，这个重修的工程一动，内务府上上下下都有好处，而且好处还不小，因此，这一阵子都在谈着这件事。 
　　当然，也不是没有难处，事实上也只有一个难处。内务府穷，户部也穷，这个园工一动，起码得几百万两银子，从何处去生发？ 
　　有个管库的包衣，想出一条路子，跟他的同事一谈，大家都认为很好。于是拟了一个“条陈”，一层层呈了上去，到了掌管印信，负责日常事务的“堂郎中”那里，又作了一番修正，恭楷誊清，兴冲冲地揣在怀里，去见内务府大臣明善。 
　　明善已经从宝鋆口中，得到恭王的警告，一听说是建议重修圆明园，连条陈都不看，便摇着手断然拒绝。 
　　不想这一条妙计，连内务府的大门都出不去。奏事有体制，堂官不肯代递，便不能越级妄奏，但又不肯死心作罢。聚在一起谈论了半天，有个高手提议，找一位“都老爷”代递，同时最好先在太后面前“打个底儿”。 
　　这个“打底”的任务，自然落在安德海肩上。这天他趁慈禧太后晚膳已毕，轻摇团扇在走廊上“绕弯儿”消食的那一刻，跟在身后，悄悄说道：“奴才有两件事跟主子回奏。” 
　　“嗯。”慈禧太后应了一声，“说吧！” 
　　“头一件…　。”安德海装模作样地停了一下，“奴才先不说，怕惹主子生气，饭后不宜，先回第二件吧。那倒是内务府的一番孝心，说全靠主子，才能平定大乱，操了这么几年心，皇上也该孝顺孝顺太后。” 
　　慈禧太后觉得这话很动听，虽未开口，却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有了这个表示，安德海的胆更大了：“内务府天天在琢磨，得想个什么法儿，不动库银，能把圆明园修起来，好让两位太后也有个散散心，解解闷的地方。” 
　　“这个…　。”慈禧太后站住了脚，“有这么好的事？能不动库银，就把圆明园修了起来？倒是怎么修啊？” 
　　“当然是按着原样儿修。”安德海挺一挺胸，加强了语气说，“偏要争口气给烧圆明园的‘鬼子’看看！你们不是逞强吗？现在要修得比从前还要好！” 
　　就这两句狂言，合了慈禧太后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圆明园四十景，洞天福地，也真令人向往，所以很高兴地吩咐： 
　　“明天叫他们把那个条陈送上来看看！” 
　　“是。”安德海答应着，心里在考虑，要不要把明善不肯代奏的话说出来？ 
　　这时慈禧太后又在往前走了，安德海急忙跟了上去。回到殿里，她又问道：“到底是个什么条陈？” 
　　“那……，”安德海不愿在此时说破，因为他怕说得不清不楚，反为不美，“奴才一时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不必宫里操心，不动库款，挺好挺好的办法。” 
　　“噢？”慈禧太后欲待不信，却又不肯不信，“内务府居然还有挺能干的人！你告诉他们，只要肯巴结差使，实心办事，一定会有恩典。” 
　　安德海倒象是他自己受了褒奖似地，笑嘻嘻答应着，请了一个安。 
　　“我记得曾见过一本圆明园的图。你到敬事房去问一问，叫他们找来我看。” 
　　安德海看她的心如此之热，大事可成，兴奋万状，赶紧到敬事房传旨，把乾隆御制的《圆明园图咏》以及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总图，都找了出来。拂拭干净，携回宫来，在一张花梨木的大书桌上铺开，又取来西洋放大镜，一一安排妥帖，才去复旨，请慈禧太后来看。 
　　这一看直看到晚上。抛下当年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备承恩宠的回忆，模拟着未来修复以后，花团锦簇的光景，一颗心热辣辣地，仿佛没个安顿之处，恨不得立刻传旨，克日兴工。 
　　这一夜魂牵梦萦，都在圆明园上。因为没有睡好，所以第二天起身，昏沉沉地觉得有些头痛，但是她不愿意让慈安太后一个人临朝，还是强打精神同御养心殿。 
　　恭王奏事完毕，太监抬来一张茶几，面对御案放下。李棠阶把一册抄本的《治平宝鉴》展开，用银尺压好，然后先磕头，后进讲。 
　　“臣今日进讲‘汉文帝却千里马’，请两位太后，翻到第三十五页。” 
　　两宫太后面前各有一本黄绫封面，恭楷抄缮，红笔圈点的《治平宝鉴》。等翻到三十五页，慈安太后先问：“汉文帝是汉朝第几代的皇帝啊？” 
　　“他算是汉朝第五代的皇帝，实在是第二代，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 
　　于是李棠阶先从吕后乱政讲起，介绍了诸刘诛诸吕以及文帝接统大位的经过，说他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一个皇帝，“文景之治”是真正的太平盛世。 
　　一口气讲下来，要喘一喘气息一下，就这空隙中，慈安太后又问了：“汉文帝比唐太宗怎么样？” 
　　“这两位圣主是两路人物，汉文帝仁厚，唐太宗英明。不过，”李棠阶加重了语气说：“嘉纳忠言，节用惜物，这些地方是一样的，所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成美谈。” 
　　汉文帝却千里马的故事，正好接着进讲。他反复申述，人主不可有嗜好：说天子富有四海，服御器用，不论如何珍贵，国库总负担得起，但在上者一言一动为天下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必由此而造成奢靡的风气。宋徽宗不过喜爱奇花异石，结果“花石纲”弄得举国骚乱，终于召来外祸。这因为人主一有明显的嗜好，则左右小人，为希荣固宠起见，一定趁机迎合，小小一件无益之事，可以弄成妨害国计民生的大祸。这决非人主的本意，可是一到发觉不妙，往往已难收拾，就算杀了奸佞小人，究无补于实际，所以倒不如慎之于始，使小人无可乘之机，才是为君之道。 
　　这番话在慈安太后听来，头头是道，慈禧太后却有警惕，知道修园之议，是不可能的了。 
　　“我也听先帝讲过。”慈安太后说，“汉文帝就跟道光爷一样，省俭得很。” 
　　“是。”李棠阶答道，“汉文帝身衣弋绨，宠姬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锦绣。可是他驭下极宽，省只是省自己。” 
　　“话又得说回来，”听了半天的恭王，突然接口，“上行则下效，做臣子的，感念圣主，自然不敢也不忍靡费了！这就是君臣交儆的道理。” 
　　“是啊！”慈安太后点着头说，“凡事总要互相规劝才好。” 
　　说着，她偏过头来，向她身旁的人看了一眼。 
　　这也许是无意间的一个动作，慈禧太后却有心了，认为慈安太后和恭王是齐了心来说她的，她不愿再听下去，便把话题扯开。 
　　于是随意一问：“汉文帝在位几年啊？” 
　　“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四十六岁。”李棠阶奏答。 
　　“才四十六岁？可惜了！” 
　　“不过他的太子，教养得很好，”恭王又开腔了，“所谓‘文景之治’，景就是景帝。” 
　　“可见得皇帝的书房很要紧。”慈禧太后又问，“六爷，你这一阵子也常到弘德殿去看看吗？” 
　　恭王一直被命照料弘德殿，监督皇帝上学，现在问到这一层，是他职司所在，便把最近所看到的情形，详细陈奏。说皇帝的用功不用功，要看时候，大致初二、十六上学，精神总不大好。 
　　慈禧太后马上就明白了，偏偏慈安太后懵懂，张口就问： 
　　“这是什么道理啊？” 
　　话还未说完，慈禧太后悄悄扯了她一下，这是示意她不要多问，但话已出口，来不及了。 
　　恭王不即回奏，停得一息才从容答道：“两位太后圣明，总求多多管教皇上。” 
　　这话在慈禧太后听来，大有把皇帝不肯用功读书的过失，推到自己头上的意味，所以立刻“回敬”了过去：“你分属尊亲，皇帝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我们俩看不见，你也可以说他。而况你原来就有‘稽察弘德殿’的差使。” 
　　“是！”恭王答了这一声，却又表白：“臣奉旨‘稽察弘德殿’，不是常川照料的人。而且事情也多，难免稽察不周，加以惠亲王多病，奉旨不须经常入直，所以，臣请两位太后传旨惇亲王，让他多管点儿事。此外，总还要请两位太后，格外操心。” 
　　说了半天，依旧把责任都架到别人头上，慈禧太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慈安太后对于他们暗中针锋相对的争辩，似乎丝毫不曾看出——这使得慈禧太后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应该在她面前下一番功夫，让她知道恭王的不对，将来遇到要紧关头，才可以取得她的助力。 
　　等养心殿听政事完，两宫太后照例在漱芳斋传膳休息。七月底的天气，晚膳过后，将次黄昏，正是一天最好的时候。皇帝带着小太监到御花园掏蟋蟀去了，但有十一岁的大公主——恭王的大格格和十岁的公主，两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儿，承欢膝下。慈禧太后总在这时候看奏折，不相干的便径自掐指痕作了处理，有出入的顺便告诉慈安太后一声，遇到特别重要的，就要把奏折念给她听，彼此作个商量。 
　　这天因为有心要跟慈安太后打交道，所以事无巨细，一概商量着办。偏偏的奏折也多，第一件是本年正逢甲子年，刑部请停秋审勾决，慈安太后一听案由便说：“这是好事嘛！” 
　　“当然是好事！今天李棠阶不是讲汉文帝，一即了位，就下旨减轻刑罚吗？咱们学他吧！” 
　　慈安太后没有听出她话中讽刺的意味，只不断点头，于是慈禧太后伸出纤纤一指，用极长的指甲，在原折上刻了一道掐痕，那是表示“应如所请”。 
　　第二件是恭亲王的折子，请重定朝会的班次。他以“议政王”的身分，一直居于王公大臣的首位，现在自请列班在惇亲王之次。 
　　“六爷这是什么意思啊？”慈安太后诧异地问。 
　　“这也没有什么！”慈禧太后故意淡档地说，“本来就该按着长幼的次序来嘛。” 
　　“不过。”慈安太后沉吟着，她心中有一番意思，总觉得恭王应该与众不同，但拙于口才，这番意思竟无法表达。 
　　“准了他吧！” 
　　“看看，看看！”慈安太后想了想说，“我看交议的好。” 
　　“不然。”慈禧太后摇着头，“本来是件小事，一交议变成小题大作，倒象是他们手足不和，明争暗斗似的。多不合适啊！” 
　　“啊，啊！”慈安太后马上变了主意：“你这话不错。” 
　　说服了这位老实的“姐姐”，慈禧太后感到小小的报复的快意。这几年她已深切了解，做官的人，对国计民生，或者不甚措意，但于权贵的荣辱得失，十分敏感。恭王的“圣眷”，一直甚隆，凡有恩典，他自然亦总以“谦抑为怀”，辞亲王世袭，袭亲王双俸，不管到最后的结果如何，一开始总是“优诏褒答”。所以这个朝会班次自请退居惇王之后的奏折，如果依然给他面子，至少应该“交议”，暗示出不以为“五爷”的地位应在“六爷”以上的意思。而现在一请就准，少不得会有人猜疑，恭王的圣眷不如从前了！ 
　　让他们这样猜去！慈禧太后嘴角挂着微笑。捡起第三件折子，那是曾国藩所上，接到锡封侯爵的恩旨，专折奏谢，同时陈明在伪天王府所获“玉玺”两方、“金印”一方，已经另行咨送军机处。 
　　她把这个折子念完，不屑地冷笑一声，作了一个阅过的记号，随手放在一旁，是预备交到军机处去处理的，但慈安太后却有话要说。 
　　“这可有点儿奇怪。”她说，“曾国藩上一次奏报，说那个‘天王府’里，什么也没有，另外一个折子上又说，李秀成身上带着许多金子，这不就是在说‘天王府’一无所有，是全让他们那些个‘王’，自己带走了吗？” 
　　“对了，那意思是烧掉的烧掉了，带走的带走了！” 
　　“不对！”慈安太后摇着头说，“玉玺金印，是多要紧的东西，又不累赘，为什么倒不带走呢？” 
　　慈禧太后笑了，“姐姐，”她说，“连你这么忠厚的人，都把曾家兄弟——不，曾国荃的毛病看出来了！无怪乎外面有话，说湘军都在骂曾国荃。说句老实话吧，长毛的玉玺、金印，他是怕砍脑袋，不敢拿回湘乡，不然，连这两方玉，一把金子也不会给留下。” 
　　慈安太后觉得她的持论太苛。但不便再为曾国荃辩护。因为他的封爵，原是她的主张，替别人辩护似乎是为自己辩护，那是用不着的，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还有，洪家的那个小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呢？”慈禧太后忧虑地说：“非得要把下落找出来不可！不然，总是个祸根！” 

　　　　　　　　　　　※　　　　　　　 ※　　　　　　　　 ※ 

　　洪福瑱的行踪，大致是清楚的，由金陵走广德，经皖南走江西，由新城到石城，江西臬司席宝田，穷追不舍。据说洪军残部保护着他们的“幼主”，杂在难民丛中，白天休息，夜里燃香为呼应的记号，摸黑而行，踪迹极其隐秘。 
　　上谕一再追索，始终没有好消息来。到了九月里，京城里忽有流言，说洪福瑱已为湘军营官苏元春所生擒。席宝田得到消息，派了专差去要人，苏元春不肯交出，直到席宝田自己去要才要了来。 
　　当时有人为席宝田指出，苏元春难道不知道这是大功一件，为什么有放掉洪福瑱的意思？他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曾氏兄弟的提报中，大张其词，说伪“幼主”已“阀门自焚”，现在又出来一个伪“幼主”，朝廷追究其事，曾氏兄弟必然迁怒，随便找个题目，就可致人于死地。因此劝席宝田不要多事。 
　　席宝田默不作声，把洪福瑱解到南昌，由巡抚沈葆桢亲自审问。这已是瞒不了的一件大案，等沈葆桢奏报到京，朝廷不知作何处置？那些对曾国藩、曾国荃不满或者心怀妒嫉的京官，都在谈论此事。旗人中的许多武官，尤其起劲。湘军的声名，早成他们痛心疾首的根源，自然是抱着幸灾乐祸之心，期待着曾氏兄弟会获严谴。 
　　消息证实了。十月初，沈葆桢派专差赍折到京，奏折里没有提到苏元春的名字，说是席宝田部下的游击周家良——据传就是奉席之命到苏元春那里去要人的那个武官，于“石城荒谷中将洪幼逆拿获”。这自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恭王和军机大臣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可以放下了。 
　　但是，在表面上，恭王把江西的奏折看得似乎无关紧要似的，这是他故意要冲淡其事，好为曾国藩留下开脱的余地。他的想法没有错，夸大其词的是曾国荃，曾国藩既未亲临前敌，又何从去考察他老弟的话是真是假？只是依体制上来说，要谴责曾国荃，那曾国藩就逃不掉“失察”之咎。投鼠忌器，为了保全曾国藩，不得不便宜他那个老弟，把金陵城破之日，曾国荃和他的部下，忙着劫取财物，致使首逆漏网的大过失，置而不问。 
　　“曾国荃可以不问，沈葆桢不能不赏。”慈禧太后问道： 
　　“该怎么样奖励，你们计议过没有？” 
　　“该奖的人还很多。”恭王答道：“象鲍超，他是曾国藩手下第一名骁将，在江西打得很好，也该封个爵。” 
　　“封爵？” 
　　“是，封爵。李臣典都封了子爵，鲍超自然也值。” 
　　“朝廷的恩典，实在要慎重。”慈禧太后慢条斯理地，是准备发议论的神气，“曾国藩封侯，应该。另外那些伯、子、男，可就太滥了一点儿。你看，那个姓洪的小孩子…　。” 
　　“是！”恭王抢过她的话来说，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一言表过：“曾国荃告病回籍，李臣典已经病故，萧孚泗丁忧开缺，事情都已过去，请太后不必追究了。” 
　　这种陈奏的态度，慈禧太后大为不快。但不快又如何呢？ 
　　难道还能放下脸来说他几句？只好隐忍在心里。 
　　“现在东南军务，大功告成，浙江全省的恢复，左宗棠的功劳，决不下于李鸿章，应如何激励之处，请旨办理。” 
　　慈禧太后不即答话，先看了看慈安太后——曾国荃封伯一半是她的主张，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所以这时不肯开口。 
　　于是慈禧太后故意这样答复：“你瞧着办吧！” 
　　“臣拟了个单子在这里。”恭王把早捏在手里的一张纸，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看着念道：“江西巡抚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给头品顶戴；署浙江提督鲍超，一等子爵；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一等伯爵；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骑都尉世职。” 
　　念着单子，慈禧太后在想，恭王原来已有了安排，如何又说“请旨办理”？这不是明显着殿廷奏对，不过虚应故事？ 
　　什么恩出自上，都是骗人的话！ 
　　心里有气，脸上便不大好看，拿起“同道堂”的图章，在白玉印泥盒里蘸了一下，很快地在那四个名字下面，盖了过去，钤印不甚清楚，她也不管了，只把单子往左首一推。 
　　慈安太后倒是很细心地盖了她那个“御赏”印，同时问道：“席宝田呢？也该有恩典吧？” 
　　“那在曾国藩另保的一案之中。”恭王答说，“臣等拟的是，记名按察使席宝田，赏黄马褂；游击周家良赏‘巴图鲁’的名号，都给云骑尉的世职。另外江西全境肃清的出力人员，应该如何议叙，正在办理。” 
　　“江西是肃清了，”慈禧太后紧接着他的话说，“福建可又吃紧了！” 
　　“这是洪军余薛的窜扰。左宗棠已经进驻衢州，他一定办得了。” 
　　“湖北呢？安徽呢？河南呢？”一声比一声高，责难之意显然。 
　　御案下的军机大臣们，心里都有些嘀咕，第一次感受到慈禧太后的“天威”，只有恭王不同，他所有的只是反感。 
　　“那还有新疆、陕西、甘肃的回乱。”他索性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朝廷只要任用得人，自可渐次敉平，不烦圣虑。” 
　　“这也得拿办法出来，空口说白话，不管用。” 
　　淡档的一句话，分量很重。中原和西北的情势十分复杂，一时那里拿得出统筹全面的办法出来？不过恭王自然也不是没有跟他的同僚和有关部院的大臣们商量过，所以想了想，先提纲挈领说了用兵的方针。 
　　“向来边疆有事，总要先在内地抽调劲旅，宽筹粮饷，方能大张挞伐。所以平新疆先要平陕甘，平陕甘得先要把窜扰湖北、安徽、河南一带的捻匪肃清。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 
　　“那么就说捻匪吧，”慈禧太后用极冷峻的声音问道：“那儿怎么样了呢？僧格林沁和官文都在湖北，一个王、一个大学士，不能办不了捻匪，你们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缘故？” 
　　其中的缘故是知道的，官文因人成事，根本不管用，僧格林沁骄矜自喜，部下已有暮气，而且军纪极坏，所以时胜时败，不能收功。但恭王不肯说这话，一说就要论处分。僧王是国戚，威名久孚，官文则是平洪杨中唯一封了爵的旗人——外间本有流言，说恭王过分倚重曾国藩蔑视旗将，倘或僧王和官文受了处分，蒙古、满洲各旗必定大起反感，众矢所集，首当其冲，这关系太重大了。 
　　因此，他疑心慈禧太后的咄咄相逼，怕是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自己万不能上她的当。这样，就只好先虚晃一招了。 
　　“圣母皇太后说得是！”他说，“等臣等研议有了结果，再跟两位太后回奏。” 
　　等跪安退出，恭王的神气很难看，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约了英国公使有“教案”要谈，已坐上轿子，又掀开轿帘，嘱咐宝鋆约军机大臣到鉴园吃晚饭，商量剿捻的军务。 
　　宝鋆答应一声，匆匆回到军机处。小阳春的天气，衣服又穿得多了些，他把暖帽往后掀了掀，从听差手里接过手巾，在脸上一阵乱抹——一面抹汗，一面向坐在椅上沉思的文祥，吐一吐舌头，轻声说道：“没有想到，碰‘西边’这么大一个钉子！” 
　　文祥没有答腔。他的心境很沉重，隐隐然感到不安，觉得象今天这种君臣相处的态度，不是国家之福，以后办事，怕会越来越不顺手。 
　　宝鋆看出他的神色，与平日不同，也知道这是因何而起？但他没有再谈下去，只把恭王的邀请，转达了文祥，接着又到外屋，一一通知，约定了从军机处退值，大家一起赴鉴园之约。 
　　未到鉴园之前，各人都做了一番准备工作，有的叫人检了档案来看；有的在口头上细问了湖北的近况；也有的，就象文祥，只是悄悄地在思考。 
　　因此，下午一到恭王那里，谈入正题，发言极其热烈。宝鋆的声音最大，也最率直，“僧王不比从前了！”他说，“他的那一套一成不变的办法，也叫人看穿了。蒙古马队虽快，捻匪也机警飘忽得很，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永远在人家后面撵，永远撵不完！” 
　　“僧王的用兵，与曾涤生正好相反，不甚明白以静制动的道理。”李棠阶慢条斯理地，说了与宝鋆约略相同的看法，“但也难怪，他的精锐是马队，又来自大漠，追奔逐北，是其所长。叫他摆在那儿不动，那怎么行呢？” 
　　“照这一说，是人地不宜。可是，怎么能把僧王调开？调开了又叫谁去？官文决不能独当一面。我看——，”恭王灵机一动，毫不考虑地就说了出来：“非曾涤生不可！” 
　　他的话刚完，宝鋆脱口喊一声：“好！而且，曾涤生在江宁也没有什么事了。” 
　　“怎么能说没有事？”文祥立即纠正他：“江南的善后，百端待理，繁重得很呢！” 
　　“这有李少荃在那里，他也办得了。” 
　　恭王挥一挥手，阻止他们有所争执，等大家静了下来，他用正式作了决定的语气说：“我想，让曾涤生以钦差大臣，驻扎鄂皖边境，剿办捻匪；李少荃暂署两江，不必兼江苏巡抚，那个缺……，”他微微冷笑了一下，“有人等了很久了。” 
　　大家都明白，那是指吴棠，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破。 
　　“你们看，这样子办，如何？” 
　　李棠阶和文祥不以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一时未有更佳的建议，就这沉默间，曹毓瑛说话了。 
　　“这是正办！”他说：“湘军正在裁遣，淮军代兴，两江交给李少荃，最妥当不过，此其一。湘军刘铭传、刘连捷，已派到湖北会剿，有曾涤生去坐镇，指挥灵活，加上僧王的马队为奇兵，双管齐下，形势必可改观，此其二。”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第二天面奏其事，恭王自觉如此调度，面面俱到，所以在御案前侃侃而谈，意气发舒，显得相当得意。 
　　慈禧太后与他的态度，正好相反，表面仿佛默许，心中不以为然。这三年来她把曾国藩的奏折看得多了，字里行间，另有一番认识。曾国藩这个人最谨慎，总记着“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功名太盛，唯恐遭忌，金陵克复，推官文领衔会奏，就可以看出他的戒慎恐惧之心。目前又亟亟乎裁遣湘军，为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处处显出急流勇退的决心。然则让他到安徽、湖北边境去坐镇，使得僧格林沁在面子上很难看，他肯吗？他是不肯的。 
　　再说僧格林沁，一向自视甚高，自以为他的威名所播，小丑会闻风而窜。现在派曾国藩去帮他的忙，就跟当初命令在常州的李鸿章领军赴金陵会剿一样，其中不独关乎面子，也怕别人来分功劳。曾国荃所不愿见的事，僧格林沁怎会愿意？ 
　　这话她不愿说破，说破了让恭王学个乖——哼！她在心里冷笑，恭王自以为本事大得很，让他去碰两个钉子，杀杀他的气焰也好！而且，这对僧格林沁也是一种鞭策：就象当初诏令李鸿章会剿，曾国荃深感刺激一样，会策励将士格外用命。既然此举于国家有益，那就越发不必多说了。 
　　于是两宫太后认可了恭王的建议，吴棠调署江苏巡抚，算是慈禧太后意外的收获。这道旨意连同左宗棠封爵的上谕，定在十月初十颁发，作为慈禧太后圣寿节的一项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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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慈禧太后今年三十正寿，安德海早就在宫内各处发议论了，说她操劳国事，戡平大乱，皇上崇功报德，该显一显孝心，而况天下太平，正该好妹热闹一下。慈禧太后本人也被说动了心，有意铺张一番。但这样的事，臣下无人奏请，自己就不便开口。当然，有“孝心”的人是有的，只是恭王口口声声要省俭，没有人敢贸然提议。 
　　因此，以国服虽除，文宗的山陵未曾奉安的理由，国家的大庆典，依然从简。十月初十这一天，跟去年一样，皇帝一早由御前大臣扈从着，到长春宫来请安，侍奉早膳。然后于辰正时分，临御慈宁宫，由皇帝率领王公大臣，在慈宁门外，恭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叩贺圣寿的仪典，就算告成了。 
　　当然，宫内有小规模的庆贺节目，在粹芳斋接受福晋命妇的叩祝，接着开戏，皇帝亲侍午膳。这一顿饭在戏台前面吃了三个半时辰，从午前十点，到午后五点才罢。 
　　福晋命妇磕头辞出，两宫太后命驾还宫。秋深日短，已到掌灯时分，慈禧太后累了一天，原想早些休息，但人声一静，一颗心倒反静不下来了。 
　　在粹芳斋是百鸟朝拱的凤凰，回到寝宫便是临流自怜的孤鸾。每到此刻，便是她把“太后”的尊衔，看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三年来养成的习惯，凡是遇到这样的心境，她就必须找一件事来做——什么事都好，只要使她能转移心境。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挑个平日看得不顺眼的太监或宫女，随便说个错，把他们痛骂一阵，或者“传杖”打一顿，借他人的哀啼，发自己的怨气，最见效不过。 
　　但这一天不行，大好的日子，不为别人，也得为自己忌讳。正在踌躇着，不知找个什么消遣好的当儿，一眼望了出去，顿觉心中一喜。 
　　是大公主来了！她今年十一岁，但发育得快，娉骀婷婷，快将脱却稚气，而说话行事，更不象十一岁的小姑娘。慈禧太后十分宠她，不但宠，甚至还有些忌惮她，因为她有时说的话，叫人驳不倒，辩不得，除掉依她，竟无第二个办法。 
　　于是慈禧太后自己迎了出去。大公主一见，从容不迫地立定，袅袅娜娜地蹲下身子去，请了个极漂亮的安，然后闪开，让跟着来的一名“谙达”太监，两名“精奇妈妈”跪安。 
　　“谙达”太监张福有，手里捧着个锦袱包裹的朱红描金大漆盒，慈禧太后便即问道：“那是什么呀？” 
　　“我奶奶，”这是指她的生母，恭王福晋，大公主说：“今儿进宫拜寿，又给我捎了东西来，我拿来给皇额娘瞧瞧。” 
　　“好的，我瞧瞧！” 
　　进屋把漆盒打开，里面花样极多，一眼看不清，只觉得都是些西洋玩艺，慈禧太后拿起一具粉红羊皮镶裹的望远镜朝窗外看了看，随手放下，又捡起一个玻璃瓶，望着上面的国字问：“这是什么玩艺？” 
　　“香水儿！”大公主答道：“是法国公使夫人送的。” 
　　“送给谁啊？” 
　　“送给我奶奶。” 
　　“噢！”慈禧太后又问：“送得不少吧？” 
　　“就这么一瓶。” 
　　听说就这一瓶，她心里的感觉就不同了。如果京城里就这独一无二的一份，这应该归谁所有呢？ 
　　她在心里这样想着，大公主已经开口了：“我奶奶说，这瓶香水儿不敢用，叫我也留着玩儿，别打开。” 
　　“为什么？”慈禧太后愕然相问。 
　　“说是不庄重。让人闻见了香水味儿，说用鬼子的东西，怕皇额娘会骂。” 
　　“小东西！”慈禧太后笑道：“你舍不得就舍不得，还使个花招儿干什么？” 
　　“我舍得，我也不会使花招，拿这些东西来给皇额娘瞧，就打算着孝敬皇额娘的。”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十分高兴，把漆盒丢在一边，拉着她的手要跟她闲话。 
　　“今儿的戏，你看得懂吗？” 
　　“看，怎么看不懂啊？”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随又问道：“今天的戏不好？”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我不爱听。” 
　　这话奇了！从去年十月孝服一满，初一、十五常在漱芳斋演戏，听了这么多天，竟说“反正不爱听”，那么：“我看你每一趟都是安安稳稳坐着，仿佛听得挺得劲儿似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规矩啊！”大公主把脸一扬，越显得象个大人了。 
　　对了，规矩，在太后面前陪着听戏，还能懒懒地，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来？她这一说，慈禧太后倒觉得自己问得可笑了。 
　　“照这一说，你是根本不爱听戏？” 
　　“也不是。”大公主说，“我不爱听昆腔——昆腔没有皮黄好听。” 
　　“你说说，皮黄怎么好听？” 
　　慈禧太后自然不会没有听过皮黄，但宫里十几年，听的都是升平署太监扮演的昆腔，偶有皮黄戏也不多。近年“三庆”、“四喜”两班，名伶迭出，王公府第每有喜庆堂会，必传此两班当差。名为当差，赏赐极丰，演出自然特别卖力，名伶秘本，平日轻易不肯一露的，亦往往在这等大堂会中献技。大公主从小跟着恭王福晋到亲友家应酬，兼以她的外祖父桂良，父子两代都久任督抚，起居奢华，凡有小小的喜庆，都要演戏，所以大公主在这方面的见闻，比慈禧太后广得多。 
　　她的领悟力高，记性又好，口齿又伶俐，讲刘赶三的丑婆子、讲卢胜奎的诸葛亮，把个慈禧太后听得十分神往，一直到上了床，还在回味。 
　　怎么能够听一听那些个戏才好！慈禧太后心里只管在转念，要把外面的戏班子传进来，自然不可，听说那家王公府第有堂会，突然临幸，一饱耳福，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看起来在宫里实在无趣！ 
　　丢下这件事，她又想到大公主，那模样儿此刻回想起来，似乎与平日的印象不同。仔细一琢磨，才确确实实发觉，果然有异于别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丽太妃生的公主，才小她一岁，但站在一起来比，至少要相差三、四岁。不能再拿大公主当孩子来看了！ 
　　不知将来许个什么样的人家？此念一动，慈禧太后突然兴奋，有件很有趣的事，在等着自己去做：指婚！ 
　　大清朝的规矩，王公家的儿女婚配，不得自主，由太后或皇帝代为选择，名为“指婚”。为大公主指婚，便等于自己择婿，更是名正言顺的事，不妨趁早挑选起来。 
　　心里一直存着这样一个念头，第二天与慈安太后闲话时，就忍不住提了起来，“姐姐，”她问：“你知道那家有出色的子弟没有？” 
　　慈安太后听她没头没脑这一句话，一时倒愣住了，“问这个干吗？”她问，“是什么人家啊？” 
　　“咱们那个大妞，不该找婆家了吗？” 
　　原来如此！慈安太后笑了：“你倒是真肯替儿女操心。” 
　　“六爷夫妇，把他们那个孩子给了咱们，可不能委屈人家。 
　　我得趁早替她挑。” 
　　“到底还小。不过……，”慈安太后停了一下说，“大妞还真不象十一岁的人。” 
　　“就是这话罗。早年仅有十三、四岁就办喜事的。”慈禧太后自言自语地，“早早儿的抱个外孙子，也好！” 
　　“想得这么远！”慈安太后笑了笑，又说：“咱们自己那一个呢？” 
　　“那一个”是指丽太妃所出的公主，慈禧太后的笑容慢慢收敛：“这个，当然也得替她留心。” 
　　“嗳！”慈安太后点点头：“总归还不忙，慢慢儿留心吧！” 
　　这一番闲话，说过也就搁置了。那知旁边听到了的太监和宫女，却当作一件极有趣的事，在私底下纷纷谈论。消息传到宫外，家有十余岁未婚子弟的八旗贵族，无不注意，但心里的想法不同，有些人家认为“尚主”是麻烦不是荣耀，有些人家则怦然心动，颇想高攀这门亲事。 
　　想高攀的自然占多数，其中有个都统，尤其热衷。他在想，大公主既为两宫太后所宠爱，又是恭王的娇女，这比正牌的公主还尊贵，一旦结成这门婚事，成了恭王的儿女亲家，外放“将军”，调升总督，不过指顾间事。这个机会无论如何错不得！ 
　　当然，他所以有此想法，是因为有条路子在那里。这个都统是镶黄旗的，名叫托云保，在密云捉拿肃顺时，很出过一番力，因此为醇王所赏识。托云保家世习武，醇王又颇想“整军经武”以自见，便常找他谈兵说剑，渐渐把交情培养得很厚了。托云保心想，醇王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隔不了几天就要进宫，姊妹的情分，非比寻常，这一条路是一定走得通的。 
　　于是他整肃衣冠，到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醇王府——来惯的熟客，醇王只是便衣接见，说不到三句话，托云保站起来请了个安说：“七爷栽培！” 
　　醇王赶紧扶住他，诧异地问道：“这是怎么说？” 
　　“听说太后要为大公主指配。七爷总听说了？” 
　　“是啊！我听说了。怎么样？” 
　　“我那个孩子，”托云保又请了个安，“七爷是见过的，全靠七爷成全了。” 
　　醇王哑然。心里在想，托云保虽隶“上三旗”，家世平常。他那个独子阿克丹，人品倒还不坏，也生得很雄伟，象是个有福泽的，只是生来结巴，说话说不俐落，这个毛病就注定了不能在“御前行走”，国戚而不能近天颜，还有什么大指望？“七爷！”托云保又说：“我知道七爷圣眷极厚，天大的事，只凭七爷一句话。只要七爷肯点个头，我那小子的造化就大了。” 
　　醇王让托云保这顶足尺加二的高帽子扣住了，心里迷迷糊糊地，仿佛也觉得这件事并不难，于是慨然答应了下来。 
　　等托云保千恩万谢地辞别而去，他一个人盘算了一会，想好一套话教会了他的妻子，第二天醇王福晋便进宫去做说客。 
　　在长春宫闲叙了一会家常，因为有宫女在旁边，不便深谈。慈禧太后对察言辨色的本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一见她妹妹那种心神不属的神气，心知有什么私话要说，便给她一个机会：“走！咱们蹓跶蹓跶去！” 
　　姊妹俩一前一后走出殿来，宫女一大群，当然捧着唾盂、水壶之类的杂物跟在后面，慈禧太后挥一挥手：“你们不必跟着！” 
　　宫女们遵旨住足，慈禧太后走得远远地，才放慢了脚步，回头看着醇王福晋。 
　　“听说太后要给大公主指婚？” 
　　“你怎么知道？听谁说的？”慈禧太后很有兴味地问。 
　　“外面都传遍了。”醇王福晋又说：“七爷有几句话，让我当面说给太后听。” 
　　“怎么着？他想做这个媒？” 
　　“是！”醇王福晋笑着回答，然后把托云保父子形容了一番，自然是怎么动听怎么说。 
　　“托云保这个人我倒知道。不过…　。” 
　　“太后是嫌他家世平常？” 
　　“可不是吗？”慈禧太后说：“那么多王公大臣的子弟，怎么轮得到他家。那阿克丹现在干着什么？” 
　　“是个三等‘虾’。” 
　　“可又来，连个蓝翎侍卫都没有巴结上！且不说委屈了孩子，叫我跟老六夫妇怎么交代？” 
　　“上头的恩典，六爷、六嫂子也不能说什么！”醇王福晋思索了一会说，“当年雍正爷还把包衣家的女儿，指给了那一位‘铁帽子王’做嫡福晋呢！” 
　　“雍正爷怎么会做这种事？”慈禧太后近来常看历朝实录和起居注，笑着纠正了她的错误，“那是康熙爷，把织造曹寅的女儿，指了给平郡王做嫡福晋。这种事儿少见，当不得例！” 
　　这一句话把她的嘴封住了，她还有些话在肚里，但对不上榫，便接不下去，只站着发愣。 
　　慈禧太后又看出来了，为她开路：“七爷还说些什么？” 
　　“七爷是为太后打算。”醇王福晋赶紧答道：“他说：太后给人的恩典不少，可是得了恩典的人，也不怎么感激，就象是分内应该似的。这都因为那些人本来就挺好的了，把上头的恩典，看得不过如此。若是托云保那种人，能够高攀上了，那份儿感恩图报之心，格外不同。” 
　　慈禧太后默不作声。遇到她这样的神态，不是大不以为然，便是深以为然。姊妹相处这么多年，醇王福晋自然知道她的意思，偷眼看了一下，知道回家向丈夫交得了差了。 
　　“搁着再说吧！”慈禧太后对笼中那头善于学舌的白鹦鹉，望了一会，终于作了这样的表示。 
　　醇王福晋知道她姐姐的性格，对自己娘家的人，总是说得少，给得多。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示，已经很不错了，欣然辞别，回家告诉她丈夫：“八成儿是行了！” 
　　这个看法没有错，慈禧太后心里确已有了八分允意。过了几天，找个空跟慈安太后又提到了这件事。 
　　“托云保，噢，我知道这个人。”慈安太后娘家与托云保同旗，所以她知道，“他家上代，是从吉林‘挑好汉’挑来的。” 
　　“那好啊。” 
　　才说了这一句，慈安太后就拦她的高兴：“不！我看，要慎重。又不是功臣之后，又不是人才出众，也许大妞不愿意，还是先问问她自己的好。还有六爷、六奶奶！” 
　　这话让慈禧太后听不入耳，不过商量家事不能硬不讲理，说指婚原是太后的特权，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看看她不作声，慈安太后知道她心里不舒服，怕自己的话说得过分了，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于是笑了笑自己转圜。 
　　“我看先把那个孩子找来看一看再说吧！” 
　　“是的。”慈禧太后在语气中也作了让步，“先找来看一看再说。” 
　　不过，就这一句话，也不容易实现。阿克丹是个三等侍卫，不在乾清宫当差，就在乾宁宫当差，品级甚低，轻易到不了御前，如今忽然说要召见，会引起许多无谓的猜测。果真人才出众，一见就能中选，倒也罢了，事或不成，留下个给人在背后取笑的话柄，对谁来说，都是件很不合适的事。 
　　这一下，慈禧太后的一团高兴，大打折扣，搁下此事，好久不见提起。托云保“伫候好音”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等了半个月不见动静，又来见醇王府探问消息。 
　　他倒也懂窍，轻易不肯开口。只是醇王年轻好面子，也沉不住气，知道他的来意，心里拴了个疙瘩，反倒自己先表示，就在这一两天替他再去进言。 
　　醇王福晋再度进宫回来，才知道了慈禧太后的想法。醇王踱来踱去思索了好一会，突然喜逐颜开地说道：“有了，有了！咱们请太后来玩儿一天，把阿克丹找来，就在这儿见太后，不就行了吗？” 
　　这一策很不坏！慈禧太后欣然接纳，并且很坦率地指明，临幸的那一天要听戏，得把卢胜奎和刘赶三传来伺候。 
　　于是醇王府里大大地忙了起来，一面裱糊房子，传戏班，备筵席；一面定了日子，具折奏请，并且亲自通知近支王公和内务府，准备接驾扈从。 
　　到了这一天清早，内务府、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纷纷派出官兵差役，在宣武门内清扫跸道，驱遣闲人，展开警备，静待两宫太后和皇帝驾到。 
　　这一天慈禧太后遣安德海到弘德殿传懿旨，皇帝的功课减半，到了九点钟左右，便已回到宫内。两宫太后一早召见军机，也只把特别紧要的政务问了问，匆匆退朝，重新更衣梳妆，准备妥当，等皇帝一到，立即吩咐起驾。 
　　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銮仪卫和内务府的官员，一大清早就在伺候了。即使事先有旨，仪从特简，依旧摆了一条长街，一共三乘明黄大轿，慈安太后带着公主坐第一乘，慈禧太后带着大公主坐第二乘，皇帝坐最后一乘。由西华门出宫，沿长安街迤逦而西，直到正在内城西南角上的太平湖。 
　　前引大臣和侍卫，一拨一拨来到醇王府前下马，等大轿刚入街口，诸王贝勒已经在站班伺候，都是皇帝的胞叔和嫡堂兄弟，由惇王领头，然后是恭王、醇王、钟王、孚王，再以下是宣宗的长孙载治、惇王的长子载漪、恭王的长子载澄、次子载滢。头两乘大轿，将次到门，大家一起在红毡条上跪下，这是接太后的驾，太后的大轿一过，惇王五弟兄随即起身，扶着轿杠，一直进门。“载”字辈的小弟兄依旧跪着，等接了皇帝的驾，三乘大轿都到二厅停下，这里才是诸王福晋接驾的地方。 
　　厅上已经设下御座，但两宫太后吩咐只行“家人之礼”，略叙一叙家常，慈安太后便向慈禧太后说道：“你快办事吧！ 
　　等你来就开戏。” 
　　这是预先说好了的，要办的事就是召见阿克丹。为了不愿张扬，只由慈禧太后一个人召见。醇王早就秉承懿旨预备好了，在西花厅设下一张御座，等御前侍卫用个银盘，托上一支粉底绿头签来，她接在手里，把写在上面的阿克丹的履历略看一看，说了一声：“叫起！” 
　　托云保早就带着儿子在等着了，但他本人不在召见之列，等“带引见”的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走了来，还未开口，他先笑脸迎着，兜头请了个安说：“爵爷！你多栽培。”说着又叫阿克丹行礼。 
　　伯彦讷谟祜为人厚道谦虚，赶紧还了一揖，把阿克丹上下看了一转，微笑着夸奖：“大侄儿一表人才。好极了，好极了！” 
　　一听这话，托云保喜逐颜开，不住关照阿克丹：“好好儿的，别怕，别怕！” 
　　越是叫他“别怕”，阿克丹越害怕，跟在伯彦讷谟祜后面，只觉得两手捏汗，喉头发干。等到了西花厅，只见静悄悄地，声息不闻，及至侍卫一打帘子，才看出花翎宝石顶的一群王公，侍奉着一位雍容华贵，双目炯炯的盛装贵妇——太后原来这么年轻！阿克丹似乎有些不能相信似的，动作便迟钝了。 
　　“行礼！”伯彦讷谟祜提醒他。 
　　见太后的仪注，早在家里演习了无数遍，但此时不知忘到那里去了？阿克丹一直走到太后面前，才扑通一声跪下。 
　　照规矩应该一进门就跪请圣安，然后趋行数步，跪在一个适当的地点奏对，他这样做法，已经算是失仪。等到一开口奏报履历，说了个“臣”字，下面“阿克丹”那个“阿”字是张口音，要转到“克”字特别困难，于是：“臣阿、鞍鞍鞍碍鞍埃”越急越结巴，连伯彦讷谟祜都替他急坏了。 
　　侍立的大臣面面相觑，尴尬万分，慈禧太后却是硬得下心，有意要看阿克丹出丑，声色不动地静静等着。直到阿克丹急得满脸通红，几乎喘不过气时，她才轻轻说了一声：“叫他下去吧！” 
　　于是伯彦讷谟祜伸手把他的头一揿，同时说道：“给太后跪安吧！” 
　　这一下阿克丹如逢大赦，摘掉暖帽，磕了个头，等抬起脸来，只看到了慈禧太后的一个背影。 
　　“唉！”伯彦讷谟祜叹口气说：“满砸！” 
　　他在外面叹气，慈禧太后在里面冷笑，虽无怪醇王的意思，醇王却觉得异常窝囊。又因为大公主就在旁边，也不便多说。因此本应很热闹、很高兴的一个场面，突然之间变得冷落了。 
　　小皇帝却不知道有这件事，跟他那班堂兄弟玩了一会，忽然问道：“怎么还不开戏？” 
　　开戏要请懿旨，由张文亮转告安德海，安德海去请示，慈安太后一叠连声地说：“开，开！” 
　　这下才把那一段不愉快揭了过去。醇王引领着两宫太后和皇帝，到了戏厅——戏台朝北，戏厅朝南，五开间的敞厅，槅扇都已拆除，当中设一张御案，是皇帝的，后面用“地平”填高，东西分设两张御案，是两宫太后的。两面用黄幔隔开，是诸王、贝勒、贝子、公以及扈从大臣的席次。 
　　未曾开戏，醇王先奏，这天的戏是由皂保和崇纶提调。这两个人都是内务府出身，现在都在当户部的满缺侍郎，京城里出名有手面的阔客，于是传了这两个人上来，并排跪下，由崇纶陈奏戏目。 
　　“今儿伺候两位皇太后、皇上五出戏埃”他把手里的一个白折子打开来，一面看，一面说：“第一出《四郎探母》埃春台班掌班余三胜的四郎，胡喜禄的公主。京城出头一份埃”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把从阿克丹那惹出来的气，消失得干干净净，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最爱听《四郎探母》，于今首演的就是此戏，不但投了所好，而且也见得她比慈安太后更受人尊敬。 
　　“第二出是出玩笑戏，刘赶三的《探亲相骂》，这也是头一份埃”崇纶略停一停说：“第三出是卢台子的《空城计》，庆四给他配司马懿。这又是头一份埃” 
　　“你倒是有多少‘头一份隘哪？”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又问：“卢台子是谁？” 
　　“喔。卢台子就是卢胜奎埃” 
　　“原来卢台子就是卢胜奎埃”慈禧太后问：“还有呢？” 
　　“卢胜奎跟刘赶三，今儿个都是双出。”崇纶答道，“《空城计》下来，先垫一出小戏，好腾出工夫来让卢胜奎卸装，扮下一出戏埃这垫的一出戏，也是京城里的头一份埃” 
　　崇纶是有意带些“耍贫嘴”的意味，好博太后一笑，果然，连慈安太后都被逗乐了：“怎么全是头一份啊？”她忍俊不禁地问。 
　　“不是头一份，不敢伺候两位太后和皇上埃”崇纶精神抖擞地说：“这出戏叫《时迁盗甲》埃” 
　　“那不是昆戏吗？” 
　　“是。唱这出《盗甲》的，就是个‘苏丑’，叫杨鸣玉，他的绝活挺多，这一出《盗甲》是专为给皇上预备的。再下来就是大轴子了，《群英会》！程长庚的鲁肃、卢胜奎的诸葛亮、徐小香的周瑜、刘赶三的蒋干埃” 
　　“程长庚！”慈安太后以略带讶异的声音问道：“他还在京里？” 
　　“他还在京里，还是‘三庆徽’班的掌班埃”崇纶又把一个戏折子高捧过顶：“还留着富余的工夫，预备两位太后点戏埃” 
　　“这样就很好了！”慈禧太后说：“传膳开戏吧！” 
　　于是，一面是太监递相传呼，搭膳桌，抬食盒，依上方玉食的规矩供膳，一面是笙簧并奏，锣鼓齐鸣，由升平署的太监演唱吉祥例戏，满台神佛仙道，只是热闹而已。两宫太后和皇帝，把这些戏都看得厌了，但规矩必须如此，便只好由他们去。 
　　“趁这会多吃一点儿！”慈禧太后向跟她在一桌的大公主说：“吃饱了好听戏——你不是说不爱听昆腔，爱听皮黄吗？” 
　　“是！”大公主很驯顺地答应着，把一碟蜜汁火方移到慈禧太后面前。 
　　这是她喜爱的一样食物，为了酬报大公主的“孝心”，她先尝了一片火腿，然后转脸对侍立在旁的安德海说道：“拿这个送给六爷。不必谢恩！” 
　　话是这么说，并不用在御案上撤走这个菜，御膳照例每样两份，一份御用，一份备赏，备赏的一份，送到黄幔外面，恭王听说不必谢恩，也就坦然接受了。 
　　等安德海回到慈禧身边，例戏已经唱完，台上贴出一张黄纸，大书：“奉懿旨演《四郎探母》氨。然后是内务府的两名司员，从“出将氨、“入相”的上下场门走了出来，在台柱前相向而立，这是内廷的规矩，名谓“带戏氨。 
　　“讨厌！”慈禧太后轻轻咕哝了一声。 
　　这两个字只有大公主听见，好好一出戏，有这两个官员站在那里，搞成格格不入的场面，确是讨厌。大公主懂得她的意思，便招一招手把安德海叫到跟前，有话吩咐。 
　　“这儿不是宫里，用不着‘带戏’。让他们走开！”大公主极有决断地吩咐。 
　　“是。”安德海答道，“我马上去告诉他们。” 
　　他用不着去看脸色，就知道大公主的话，必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他在宫里，连皇帝都要欺侮，就只忌惮大公主。她说话厉害，不问在什么地方，更不管他面子上下得来、下不来，若恼了她时，凭借身分，占住道理，一顿申斥让人无法申辩。当然，那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宠爱，而照安德海的想法，大公主的得宠，是因为恭王掌权，如果做父亲的垮了下来，做女儿的那也神气不到那儿去了。 
　　他一路走，一路这样在想，寻着了崇纶，传到了话，台上的两名内务府官员，随即悄悄退下，剩下杨四郎与铁镜公主，从容自在地去“猜心事”。 
　　“这才好！”慈禧太后越发高兴了，聚精会神地看完这出戏，回头说一声：“赏！” 
　　安德海是带了银子来的，赏了一个五十两的“官宝”，于是余三胜与胡喜禄到台前来谢了赏。接着便是刘赶三的《探亲相骂》，卢胜奎和旗人庆四的《空城计》，两宫太后，无不有赏。第四出《时迁盗甲》，杨鸣玉那翻腾跌扑，落地无声的武功，把个小皇帝看得几乎在御座上都坐不住，也放了一回赏。 
　　大轴上场，天将黑了，明晃晃点起无数粗如儿臂的红烛和明角宫灯。程长庚的鲁肃和卢胜奎的孔明，固然各擅胜场，但慈禧太后激赏的却是徐小香的周瑜，扮出来一望，不但丰神俊朗，一举手、一投足，才看出别具风流，开到口时清刚绝俗，转眼神、舞翎子，竟活画出睥睨一世的公瑾当年。慈禧太后心醉不已，“什么叫儒将？这就是！”她这样跟大公主说，也不问她懂不懂“儒将”这两个字。 
　　慈安太后所欣赏的，却是与李鸿章并称“皖中人杰”的程长庚，其实这一半也出于念旧之情，程长庚早在咸丰年间，就被好声色的文宗召为“内廷供奉”，所以在《群英会》唱完，放赏之时，特别吩咐，召见程长庚。 
　　程长庚曾被赏过“六品顶戴”，备有一份朝冠补服。他为人谨饬识大体，平日决不敢穿来炫耀，但预料到这天要谢恩见驾，自然要衣冠整肃，所以把那套“行头”也在衣箱里带着。此刻穿戴整齐，“做此官、行此礼”，况是扮惯了王侯大臣的，加以在宫中见过世面，所以趋跄拜起，气度雍容，比由军功保升到二三品大员的湘军将领，更象个官儿。 
　　当然，所谓“召见”也不过跪得近些，自陈一些感激天恩的话，慈安太后拙于言词，又是在这样的场合中，也真没有什么好跟人说的。所以应个景，便由崇纶带了下去。 
　　这该起驾回宫了。就在两宫太后要离座的那一刻，安德海走过来，悄悄奏报：“启奏两位主子，五爷有事要面奏。” 
　　“好，好！”慈安太后对这几个小叔子最客气，“请过来吧！” 
　　惇王已经在厅前听到了，不等召唤，自己便走了上来。这时两宫太后已起身离座，惇王请个安说：“臣请两位太后赏个面子。” 
　　两宫太后都知道这个小叔子赋性粗荒，书也读得不好，说话常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慈安太后便问一句：“倒是什么事儿啊？”她还不敢随便答应，“说出来咱们商量着办。” 
　　“也没有别的事儿，臣想跟老七今儿个一样，奉请两位太后，到臣那儿玩儿一天。” 
　　原来如此！两宫太后相视一笑，但彼此的表情不同。慈安太后笑虽笑，却是微皱着眉，略有难色。历朝的规矩，要是太后亲生之子，封了王分府在外，可以常常奉迎太后临幸，以叙母子之情，不然就除非有喜庆大事，太后轻易不幸王府。这一天算是偶一为之，且有“相亲”的作用在内，犹有可说，但如接着再临幸惇王府，演戏作乐，则与上年所下的上谕，说丧服虽满，而文宗显皇帝尚未安葬，“遥望残宫，弥深哀慕；若将应行庆典，一切照常举行，于心实有未忍。”所以“升平署岁时照例供奉，”等大行皇帝安葬后，再“候旨遵行”的话，大相违背，怕又引起御史的议论。 
　　慈禧太后却是根本就不曾想到这道上谕，她笑是笑惇王眼皮子浅，看见醇王的这番荣耀，忍不住要学样。这也好，有人尊敬，并且有好戏可看，何乐不为？所以看着慈安太后说道：“咱们不能不给五爷这个面子吧？” 
　　听了这话，慈安太后如果不允，便是不给惇王面子，她只好也点一点头。 
　　“那么，”惇王紧接着说，“请两位太后赏日子下来，臣好预备。” 
　　这一下，慈安太后抢在前面说了：“不忙，不忙！年下的事儿多，慢慢儿再看。” 
　　惇王心想，照这口气，就算年内不行，一过了年，必可如愿。大年正月，能把两位太后迎请到府，这就更有面子了，因而欣然答声：“是！臣另外具折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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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两宫太后带着皇帝和两位公主，由原路启驾回宫，一路上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出警入跸，常在日间，象这样的现象，甚为罕见，因此第二天颇有人议论其事。等一传入宫中，安德海自然要献殷勤去说给慈禧太后听。 
　　她心里当然不高兴，寒着脸问：“倒是些什么人在嚼舌根子啊？” 
　　一问到此，安德海计上心来，说了几个御史和翰林的名字。这些人，慈禧太后是约略知道的，平时常站在恭王那一面。 
　　“不过也就是那几个人。”安德海又说，“别人可不象那些人这么糊涂，都说两宫太后操劳国事，教养皇上，比谁都辛苦！七爷跟五爷，奉请两位太后到府，不过听个戏，这如果算过份，王府里三天两头摆酒或者唱戏，那该怎么说呢？”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那个王府常常摆酒唱戏呢？” 
　　“那个王府都一样。” 
　　慈禧太后有句话在心里盘旋又盘旋，终于问了出来：“六爷呢？” 
　　安德海早在等着她问这句话，随即以毫不经意的语气答道：“六爷不在府里玩儿。” 
　　“在那儿？” 
　　“主子没有听说过？”安德海故意讶异地问，“六爷有个园子。” 
　　“是‘鉴园’吗？” 
　　“就是鉴园，大着哪，在后湖，大小翔凤胡同。鉴园有一宝，宫里连热河行宫算上，全都给比下去了。” 
　　“噢！”慈禧太后越发注意了，“是什么宝啊？” 
　　“好大好大的一面水晶镜子，搁在楼上，镜子里船啊、人啊、水啊，清清楚楚的，简直就是把个后湖搬到六爷园子里去了。” 
　　慈禧太后想象着那镜中的景致，心里说不出的一种酸酸的滋味，同时嘴角现出冷笑，那双凤眼，看上去也格外地往鬓边拉长了。 
　　“又是王府、又是园子，给他‘双俸’可又不肯要，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才够开销？” 
　　“六爷就要了‘亲王双俸’，可也不够开销啊！”安德海慢吞吞地说，“那就不如不要，还落个名儿。” 
　　话中有话，而且所关不细，慈禧太后不免考虑，是开口问他，还是让他自己说？ 
　　自然是让他自己说！但这得有个驾驭的方法。略想一想，她说：“你也别听那些人的谣言。” 
　　小　的一条激将之计，就把安德海的话都挤出来了。他把恭王府“提门包充府用”的公开秘密，加油加酱地形容了一遍。事情是有的，当国的恭王，有许多意外的支出，尤其是三天两头就有的恩赏，那怕是御膳房所装的四样点心，太监奉旨颁到府里，就算一大恩典，必须厚犒使者。因此，恭王常苦财用不足。他的老丈人桂良，出了个主意，把来谒见恭王的官员，赏赐王府门上的“门包”，提出一个成数缴到帐房里，补助王府的开支。这一来，“门包”自然加大了，成为变相的纳贿。 
　　慈禧太后对此原有所闻，现在知道了详情，不住冷笑。快过年了，她在心里想，且摆着，慢慢儿来，总有一天要让恭王知道利害。 
　　这一个年自然过得特别起劲。宫中岁时令节，原有许多热闹好玩的节目，往年丧服未满，大难未除，一概蠲免，这一年可得好妹铺张一番了。 
　　安德海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借着过年添新换旧为名，开了长长的一张单子，去找内务府的官员要东西。 
　　单子打开来一看，把内务府的司官吓了一大跳，“我的安二爷，”他苦着脸说，“这差使叫我们怎么当。” 
　　“怎么？是多了不是？”他很轻松地说，“好办得很，你拿笔画一条红杠子，我把单子拿回去跟两位太后交了差，不就没事了吗？” 
　　这明明是拿“大帽子”压人，内务府的司官，不敢答腔，唯有忍气吞声，跟他慢慢儿磨。但一场冗长的谈判，几乎并没有什么结果，安德海口口声声“太后交代的”，所作的让步，非常有限。 
　　承办的司官无可奈何，只能好茶好烟奉承，先把安德海稳住了，然后拿了那张单子去见堂官——内务府大臣明善。 
　　明善也感到为难，但他能作的主，又非司员可比，指示了一个宗旨，凡是库里现成，不必支款购置的，不妨尽量拨给。于是又要先查库帐，正搬出一大堆帐簿与单子上所开列的品目数量在查对时，有个苏拉来报告明善，说恭王来了。 
　　恭王兼领着“管理内务府银库”的差使，实际上等于内务府的第一号权力人物。当明善起身迎接，还未出屋时，他已走上了台阶，从窗户中，一眼望见大批帐簿，便不回自己屋里，一脚跨了进来，却又不问帐簿，只说：“我看见小安子在外面大模大样坐着。他来干什么？” 
　　明善不敢隐瞒，照实答道：“他奉了懿旨，来要过年的东西。已经商量了半天了，商量不通。” 
　　“怎么叫商量不通？”恭王心里已有些冒火了，“他要什么东西？拿单子来我看！” 
　　语气冷峻严厉，明善颇为失悔。他不想得罪安德海，但话已出口，再要为他回护，那是欲盖弥彰，不但没有效果，而且可能会引起恭王的怀疑，把自己牵连在内，太不智了。 
　　于是他把单子送了上去，恭王接在手里一看，脸上越绷越紧，虽未发怒，却比发出怒声更令人畏惧。 
　　“拿‘则例’来！”他说。 
　　各衙门都有“则例”，详细记明本衙门的职掌和办事的程序。内务府的则例中，有太后、皇帝、皇后、妃嫔和皇子、皇女按日、按月、按年所应得到的供给。恭王等把则例拿了来，看着单子一款一款地问，该给的画个圈，不该给的，老实不客气，取笔一杠子把它勾销。这样亲自处理完了，把笔一掷，吩咐明善：“照这个数给！有例不减，无例不兴。你告诉小安子，他再要借事生非，小心他的脑袋！” 
　　明善和他的属官，不敢把恭王的话照实传给安德海听，反倒赔上不少好话。同时看库中有富余的东西，悄悄地又添上些，但是恭王大刀阔斧地删减得太多了，小小的添补，无济于事。 
　　安德海心里虽有些懊悔，顺风旗不该扯得太足，搞出这么一场没趣，可是这丝悔意，一现即没，接下来便是又气、又恨、又着急。 
　　着急的是，第一，在慈禧太后面前交不了差，要东西要不来，显得不会办事；其次是已经在宫里夸下海口，说只要他到一趟内务府，不怕他们不给。而现在呢？依然只是一份任何人都可以要得到的例规，这面子可丢得大了！ 
　　这一急非同小可！而且因为恭王还在内务府，他也不敢发牢骚，说气话，只铁青着脸，连冷笑，把恭王亲自勾过的单子，拿了就走。 
　　刚走出大门，只听得有人在喊：“安二爷，安二爷！”一面喊，一面已走上来拉住了安德海的衣服。 
　　回头一看，是内务府一名打杂的笔帖式，名叫德禄，也算熟人；安德海便皱着眉问：“干吗？” 
　　“知道你今儿不痛快，”德禄陪笑道：“想请安二爷喝一钟。” 
　　“那儿有跟你喝酒的工夫？” 
　　“我知道。不是这会儿。”德禄把声音放低了说：“快到年下了，不弄两子儿，这个年可怎么过呀？” 
　　这句话说到了他心里，想了想问道：“什么事儿？费挺大的劲，弄不着几两银子，我可不干。” 
　　“当然不是百儿八十的。也不费劲，只要安二爷你到一到，就有这个数！”说着，伸出一个手指来。 
　　“一百？” 
　　德禄使劲地摇着头，并且矜持地微笑着，仿佛觉得他所见太小似地。 
　　“一吊？” 
　　“对了！” 
　　“一吊”就是一千，只到一到就挣一千两银子，世上那有这样的好事？安德海不由得也摇头。 
　　“安二爷你不信是不是？那也不要紧，今儿晚上咱们‘老地方’见，喝着酒，我细细说给你听，你要觉得不行，就算我没说。反正喝酒消寒，总是个乐子。” 
　　听他的语气，看他的神色，是那种极有把握的泰然，安德海心想：管他呢？且扰他一顿，听他说些什么再作道理。 
　　于是点点头说：“好，今儿晚上，老地方。你要冤我，你看我可饶得了你！” 
　　德禄笑笑不答，安德海也管自己走了。因为有了这一个意外的机会，同时打了一会岔，心里便觉得好过得多。回至长春宫，先不到慈禧太后那里，在宫后自己起坐休息的那间屋子里，找了个小太监来，先打听创创慈禧太后在干些什么？ 
　　“主子上‘东边’去了。怕得到晚上才会回来。” 
　　“怎么啦？” 
　　“咦！”那小太监诧异地问道：“怎么，二爷你还不知道吗？ 
　　‘东边’娘家的老太太，今儿个没了。” 
　　“啊！我真还不知道。”说着，已把身子站了起来，“我到‘东边’去看看。” 
　　“二爷！”小太监拉住他说，“我还告诉你，老五太爷也差不多了，外面传进来的话，只不过拖日子，拖一天是一天，反正是年里的事。主子直叹气：‘好好一个年，都叫丧事给搅了！’ 
　　看样子心里挺不痛快的，你上去可当心点儿！” 
　　明明是一番好意，安德海觉得最后两句话不中听，倒象受了侮辱似的，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骂道：“去你娘的，你可当心一点儿！” 
　　小太监挨了骂，还不知道他的气从何而来？望着他的背影，咬着牙低声骂道：“不知好歹的东西！走着瞧吧，总有一天，皇上要你的脑袋！” 
　　安德海却是扬长去了。到了“东边”，刚一踏入绥履殿，便听见哭声，殿外太监、宫女一个个神情哀戚，他也被提醒了，赶紧拉长了脸，悄悄挨近东暖阁。从窗户中望进去，只见慈安太后掩脸大哭，慈禧太后拿着手绢，正在陪泪，两位公主也是眼泪汪汪地，却不断劝慰慈安太后。唯有小皇帝没有掉眼泪，站在一边，怔怔地望着，仿佛还不解出了什么事似地。 
　　这时候内务府大臣明善也已得到消息，赶来照应。太后的寝宫，不得擅入，只在门外候旨，让那里的总管太监进去奏报。 
　　于是慈禧太后出临，就在廊上吩咐，召见明善。 
　　安德海一见这情形，抢步上前，请着安说：“奴才早在这儿伺候了。” 
　　“嗯。”慈禧太后问道：“去过内务府了？” 
　　“是！” 
　　“怎么样啊？” 
　　安德海不便在这时候多说，而且知道她这时也无心细听他的话，所以这样答道：“回头等奴才细细回奏。” 
　　这时明善已奉召而至，跪在院子里创慈禧太后问道：“荣敬公夫人故世了。该怎么办呐？” 
　　慈安太后的父亲，曾任广西右江道的穆扬阿，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荣敬”，所以慈禧太后称慈安太后的母亲为“荣敬公夫人”。太后、皇后的父母去世，该有什么恤典，明善已查了旧例来的，当即把前朝的成例，一一说了给她听。 
　　别的都没有什么，只另拨治丧银两一千两，慈禧太后觉得太少了，“多送点儿行不行呢？”她问。 
　　明善不敢说不行，也不敢说行，怕凡事撙节之际，恭王会责备他慷公帑之慨。所以想了想答道：“那全在皇上的孝心！” 
　　“这样吧，”慈禧太后想了想说，“送三千两好了。广科没有当过什么阔差使，境况也不怎么好。” 
　　“是！”明善答应着。看看没有别的指示，便跪安退了出去。回到内务府立刻通知“广储司”，打了张三千两银子的银票，亲自送给慈安太后的哥哥，袭封承恩公的广科。 
　　在绥履殿的慈禧太后，忽然想起，太后的尊亲病故，皇帝该有优诏。于是招招手把安德海叫来吩咐：“你到军机处去看看，有谁在？” 
　　“是！”安德海问道：“主子在那儿‘叫起’，是养心殿还是这儿？” 
　　“就在这儿好了。” 
　　安德海便又赶到军机处，没有军机大臣，却有值班的军机，他本想把慈禧太后的话，传了下去，但又转念，不如趁此机会先替恭王找点小麻烦！ 
　　这样想定了，转身便走，回到绥履殿向慈禧太后禀报： 
　　“什么人也没有！” 
　　“奇怪啊！知道这也算一件‘大事’，必有旨意，怎么不见人呢？难道是不知道消息吗？” 
　　“六爷就知道。”安德海极有把握地说。 
　　“怎么呢？” 
　　“六爷在内务府。”安德海说，“奴才打内务府来，亲眼得见。” 
　　这就不对了，慈禧太后有些不平，不论如何，太后是他的嫂子，那怕就是民间，嫂子娘家父母去世，姻亲晚辈也该来慰问一番，看看有什么事可以效劳奔走？这样子不闻不问，未免差点理！ 
　　已是对恭王深为不满了，当天晚上又听到安德海的报告，说送到内务府要东西的单子，为恭王丝毫不留情面地大事删减。这一下把多少天来所积在心里的怨恨，化成熊熊的怒火，肝气虽不曾发，却也气得一夜不曾好睡。 
　　第二天起身，自然精神不振，肝火上升，引起了偏头痛，脾气越发不好，迁怒到太监、宫女身上。炉火不旺、茶水不烫，都受了责罚，甚至有个乡音未改的太监，在被问到天气时，说了句“今儿个生冷生冷的”，嫌他“生冷生冷”不中听，也挨了一顿板子。以致于长春宫里的太监、宫女，个个惴惴不安。 
　　这骤然而临的脾气从何而来？安德海心里明白，也暗暗高兴，但他又怕此时发作，变成打草惊蛇，无益有害，得要设法先压一压。 
　　于是在传早膳时，他亲自盛了一碗莲子粥，捧到慈禧太后面前，轻声说道：“主子也犯不着为他生气。只看着好了，三年前不有个样子摆着吗？” 
　　“三年前？”慈禧太后看着他问。 
　　“是！”安德海声音很轻，但相当清晰：“三年前，在热河。” 
　　这是非常明白了！慈禧太后把双金镶牙筷放了下来，剔着牙细细在想，想当初制裁肃顺的经过。将及三年半的时间，想到肃顺便会冒火的情形，早就消失了，此刻就象想别人的事那样，极冷静，也看得极清楚，当初那种动辄冲突，公然不满的态度，实在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天谴肃顺，叫他骄狂自大，从未认真想过她与恭王联结在一起所能发生的作用，只怕真有不测之祸。 
　　于是她懂得自己该怎么做了。依然扶起筷子，等从从容容把一碗莲子粥吃完，脸色不但变得和缓，而且看上去显得很愉悦似的。 
　　“你到东边去看看！”她向安德海说，“就说我说的，要是今儿精神不好，就不必到养心殿来了。好在今天也没有要紧事。” 
　　果然没有什么要紧事。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恭王和军机大臣，倒是把慈安太后娘家的丧事谈了半天，说起后父封为“三等承恩公”的由来。恭王回明了这个典故：后父封为“承恩公”是雍正年间的事，到了高宗晚年，把这个例封的公爵，定为“三等”，理由是不劳而获的“承恩公”，与栉风沐雨，出生入死，在军功上得来的公爵，不可同日而语。 
　　在说这个典故的同时，恭王附带提到了本朝对于外戚宦官之祸，特加警惕，以及高宗多方裁抑后族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说得隐隐约约，不露痕迹，但慈禧太后听入耳中，自然恼在心头，只不过表面一丝不露。不但不露，还显得比平时亲切，絮絮地问起老五太爷的病情，也问起皇帝在书房的功课，甚至还问起各人家中过年的情形和用度。 
　　恭王只当她想要有所赏赐，赶紧拦阻，却不明言，只说财政困难。找到个谈及军务的机会，提高了声音说：“目前新疆甘肃两处，只要粮饷不断，军务一定会有起色。甘肃的协饷，山西负担最重，‘解池’的盐课四十几万，扫数拨归庆阳粮台，另外还有各省的协饷。各省的协饷，亦不尽是甘肃一处，新疆南北两路，乱势猖獗，派兵出关，也要各省筹拨。” 
　　他不自觉地微喟着，“嗳！真是难得很。” 
　　他说难，是筹饷的困难，慈禧太后却故意装作不解，当他是说难以调兵，于是问道：“不是已有定议了吗，派鲍超的‘霆字营’出关？” 
　　“是。”恭王答道，“鲍超所部，原有八千多人，另调川兵四千，再招募步勇、马队，总得要两万人。这笔粮饷，每月就是十几万。臣想由各省自行认定数目，按月如数拨解。” 
　　他根本未说“请旨办理”的话，慈禧太后也就不置可否，含糊地点一点头。 
　　“还有定陵的工程，盛京太庙和福陵的工程，处处要钱！ 
　　各省也很为难，唯有精打细算，能省一文就省一文。” 
　　又说到慈禧太后不爱听的话了！不过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她觉得不爱听便不作声，不是一个好办法，至少应该问问各省的情形，谁好谁坏，心里也有个数。 
　　因此她说：“各省督抚，官声不一，到底实心办事的有那几个？” 
　　这话大有出入，恭王想了想才回答：“最得力的自然是山西。” 
　　“嗯！听说沈桂芬清廉得很。不过，”慈禧太后说，“这也是山西地方好，没有遭什么兵灾，当然应该多出点儿力。还有呢？” 
　　是问还有什么好督抚，恭王却突然想起了两广总督毛鸿宾和广东巡抚郭嵩焘，心里仍不免生气。毛鸿宾和郭嵩焘，曾捐俸助饷，同时声明，不敢接受任何奖励，事情做得很漂亮，话说得更漂亮，所以恭王与军机大臣商量的结果，依旧“交部从优议叙”，另外前任学政王某捐的银子，则移奖其子弟，以为激劝。 
　　那知上谕一下，毛鸿宾和郭嵩焘奏请仿照王某的例子，所得的“优叙”也移奖其子弟。这一下，不但显得他们以前的漂亮话，言不由衷，而且是变相的为其子弟捐官。恭王一时发了大爷脾气，拍桌大骂：“谁希罕他们那几个臭钱，还了给他们！”当然，不光是“发还”，毛郭二人以“所见甚为卑陋”和“不知大体”的理由，“交部议处”。 
　　吏部已经议定，尚未奏报，恭王忽然想起，特为在这时先作面奏。 
　　吏部拟的处分是，照“不应重私罪例，降三级调用，无庸查级纪议抵”。这就是说平时有“加级”和“纪录”的奖励，可以抵销而不准抵销。 
　　等恭王陈奏了这个拟议，慈禧太后心想，降三级调用，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便都要开缺，也许恭王夹袋中有人在图谋这两个肥缺，所以借故排挤。偏要教他不能如愿！ 
　　于是她说：“郭嵩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虽跟肃顺有往来，可不是肃顺一党，前两年在两淮整顿盐务，很有点儿劳绩，在广东跟英国人打交道，也亏他肯争。” 
　　说到这里，她看着恭王没有再说下去。这不赞成如此处分郭嵩焘的态度，是很显然的。恭王原也很欣赏郭嵩焘是个洋务人才，所以退让一步，应声：“是！” 
　　“毛鸿宾这个人怎么样呢？” 
　　“这个人，才具不怎么样。”恭王答道：“听说他在广东，官声也不好。” 
　　“他是什么出身？” 
　　“道光十八年的翰林。” 
　　“那不是宝鋆的同年吗？”慈禧太后打断了他的话，直接向宝鋆垂询，“你这个同年，居官如何？” 
　　宝鋆不能不出班回奏，毛鸿宾是山东人，凭借湘军大老起家，为人实在不堪当封疆之任，但既为同年，不便说他的坏话，只好这样答道：“臣与毛鸿宾虽是同年，平素不大往来。曾国藩也是道光十八年戊戌正科出身，毛鸿宾跟他拜过把子，常在一起。” 
　　“跟曾国藩一起的人，大概错不到那儿去。”慈禧太后很容易地否定了恭王的本意，“不过处分当然该有，我看：改为革职留任吧！” 
　　“革职留任”只须遇到机会，或者国家的庆典，大沛恩纶，或者本人的劳绩，照例议叙，一道上谕便可消除处分，丝毫无恙。倘是降三级调用，从一品的总督，外用则降为掌理一省司法的臬司，内调则为“三品京堂”，也只有通政使，大理寺正卿这少数几个缺好补，那时再要爬到原来的位子，可就得要大费气力，所以轻重出入之间，关系甚大。但有“革职”的字样，也算“严谴”，恭王没有理由坚持非降调不可，只好遵旨办理。 
　　退朝以后，慈禧太后回想经过，十分得意。同时也有了极深的领悟，话要说在前面，才不致受制于人，以太后的地位，就算稍微过份些，臣下也一定勉强依从，如果有人反对，一定要在他们把反对的话说出口以前，便设法消弭。这个方法就是象这天利用宝鋆那样，以甲制乙，以乙制丙。每个人都有爱憎好恶，可以用他人所憎攻自己所恶，也可以用他人所爱成自己所好，只在自己细心体察，善为运用，一定可以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此刻她才真正了解了“政柄操之自上”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政柄”？就是进退刑赏的大权。钱，诚然在别人手里，不容易要得到，但只要用人的权在自己手里就行了！要用自己没有主张，唯命是听的人，那一来要什么有什么，岂仅止于钱而已？ 
　　如果恭王不听话，就让他退出军机，找肯听话的人来。他决不会比肃顺更难对付。她这样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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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德禄的约会，安德海不曾忘记，但一则是真抽不出空，二则也要摆摆架子，所以那天说定以后，结果让德禄白等了一晚上。第二次再有机会遇到他，已是腊月十几的事了。 
　　“我的安二大爷，你冤得我好苦！今儿个让我逮住，可不放你了！” 
　　德禄当时拉住他，就要找地方去细谈。安德海奉了懿旨到内务府来办事，那有功夫跟他纠缠？说好说歹，赌神罚咒，一准这天夜里赴约，德禄才肯放手。 
　　这一次他未再爽约，倒不是想补救信用，是看德禄如此认真，可见得他所说的“弄几两银子过年”的话，不是胡扯。而且，看样子要弄这几两银子，还非自己出面不可。看钱的份上，且走这一遭。 
　　一到起更，六宫下钥，安德海便趁这空档，向属下的太监，悄悄嘱咐了一番，从后门溜出长春宫，迤逦而至内务府后身，西华门以北的地方。那里有一排平房，作为内务府堆积无用杂物，以及吏役值班食宿之处，西六宫的太监也常在那里聚会消遣。等他推进门去，只见屋里生着好大一个火盆，桌上有酒有菜，还有几个素来跟他接近的太监和内务府的笔帖式，散坐在四周。一见他到，纷纷起身招呼，看样子是专等他一个，安德海心里欢喜，对德禄的词色便大不相同了。 
　　“来吧，来吧！喝着，聊着！”安德海一面说，一面把腿一抬，老实不客气高踞上座，顺手把帽子摘了下来，往旁边一伸，有人巴结他，慌忙接了过去，放在帽架上。 
　　这算是做太监的，一天最轻松的一刻，但得有头有脸的“人物”，才有资格在宫门下钥之后，到这里来喝喝酒，聊聊天，推几方牌九，掷两把骰子。可是也不能太肆无忌惮，闹出事来，处分极重。 
　　这天因为有事谈，不赌钱。起初谈的也不是“正事”，想到那里，聊到那里，真正是“言不及义”。这不尽关乎太监的智识，而是他们的秉性与常人不同，天生就欢喜谈人的阴私，最通行的话题是谈宫女，谁跟谁为了一只猫吵架，谁偷了谁一盒胭脂，谁脸上长了疙瘩，甚至于谁的月经不调，谈来无不津津有味。若是那个宫女认了那个太监做“干哥哥”，更是一件谈不完的新闻。 
　　就这样胡言乱语耗了有个把时辰，德禄向安德海使了个眼色，趁大家正在谈放出宫去的双喜，特为进宫来叩见慈安太后，谈得十分起劲时，两个人一先一后，溜了出来，在廊上密语。 
　　“有个土财主，也不怎么有钱，想弄一张太后赏的‘福’ 
　　字，肯出四十两银子。” 
　　“就为这个啊？”安德海讶然相问，毫不掩饰他的失望的态度。 
　　“这不相干！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算了。” 
　　“不是不能办。”安德海说，“我不少这四十两银子花。” 
　　“那就说正经的吧！” 
　　德禄所说的“正经”事，是为人图谋开复处分。有个姓赵的候补知县，在咸丰九年分发江苏，奉委办理厘捐，第二年闰三月，洪军十余万猛扑“江南大营”，官军四路受敌，提督张国梁力战不支，与钦差大臣和春退保丹阳，在城外遇敌，官军因为欠饷缘故，士气不振，一战而溃，张国梁策马渡河，死于水中。和春夺围走常州，督兵迎战受了重伤，死在无锡浒墅关。 
　　“江南大营”就此瓦解，常州、苏州，相继沦陷，于是由苏而浙，东南糜烂。地方官吏死的死，逃的逃，倒霉的自然不少，但也有混水摸鱼，就此发了财的，那姓赵的候补知县，就是其中之一。 
　　办厘捐并无守土之责，姓赵的原可到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安庆大营”去报到，听候差遣。只以他原有一件勒索商民的案子在查办之中，同时还有十几万银子的厘捐，未曾解缴，所以不敢露面。等江南的战局告一段落，曾国藩与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清查官吏军民殉难逃散的实况，那姓赵的经人指证，携带了大笔税款，逃往上海，于是被列入“一体缉拿，归案讯办”的名单之内。可是在上海，在他的原籍，都不曾抓到这个人。 
　　“你知道他逃到那儿去了？”德禄说：“嗨！就逃在京里。 
　　你说他胆子大不大？” 
　　“这小子挺聪明。他逃对了！”安德海点点头，颇为欣赏其人，“天子脚底下，红顶子得拿箩筐装，谁会把这么个人看在眼里，去打听他的底细？不是逃对了吗？” 
　　“对了，这小子是聪明。他看这半年，好些个受了处分的，都开复了，他也想销销案，出出头，然后再花上一两万银子，捐个‘大八成花样’，新班‘遇缺先补’，弄个实缺的县太爷玩儿玩儿。”德禄紧接着又说，“二爷，这小子手里颇有几文，找上了咱们哥儿，不是‘肥猪拱门’吗？” 
　　“嗯。你说，怎么样？” 
　　“能把他弄得销了案，他肯出这个数。”德禄放低了声音说，伸出来两个手指。 
　　“两万？” 
　　“两万。”德禄说：“二爷，办成了你使一半，我们这面还有几个经手的，一起分一半。” 
　　一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安德海怦然心动！但是这几年他伺候慈禧太后看奏折，对这些情况已颇有了解，心里在想，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已经因失地潜逃，砍了脑袋，江苏巡抚徐有壬早就殉了难，能够出面替姓赵的说话的人，一个都没有，这就难以措手了。 
　　“他打过仗没有？”安德海问，如果打过仗，有统兵大员为他补叙战功，奏保开复，事情也好办些。 
　　“没有。从没有打过仗。” 
　　“那……，”安德海突然灵机一动，“吴棠一直在江苏办‘江北粮台’，那跟办厘捐的可以扯得上关系，吴棠的面子好大好大的，能让他给上个折子，一定管用。” 
　　德禄苦笑了：“第一个要抓那姓赵的，就是吴棠。” 
　　“这可难了！”安德海使劲摇着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不管它了，揭过这一篇儿去，没有办法也能挣他一吊银子。” 
　　“噢！”安德海诧异，“有这么好的事？” 
　　于是德禄又说了第二个计划。这就完全是骗局了！德禄也跟人请教过，知道开复处分这一层，不容易办到，所以对安德海并未存着多大的希望。刚才只不过把前因后果谈一谈，倘或安德海能办得到，自然最好，办不到再讲第二个计划也不迟。这个计划非安德海不可，而且他也一定办得到。 
　　“现在外面都知道，西边的太后掌权，也都知道你安二爷是西太后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 
　　“好了！好了！不用瞎恭维人！”安德海其词若有憾地挥着手说：“谈正经的吧！” 
　　德禄尚未开口，只觉眼前一亮，门帘掀开，有人走出来大声说道：“怎么回事？我们酒都喝完了，你们还没有聊完？ 
　　来，来，我做宝，来押两把。” 
　　“不行！”德禄答道，“你们玩儿去吧，我跟安二爷还有事要谈。” 
　　“有事要谈，也何妨到屋子里来？外面挺冷的。” 
　　不说还好，一说果然觉得脚都冻麻了。好在别人要赌钱，不会注意他们谈话，德禄和安德海便进屋来，就着剩酒残肴，继续密议。 
　　德禄能从姓赵的那里，兜揽上这笔买卖，就因为有安德海这条路子，而姓赵的并不怀疑安德海的神通，却怀疑德禄是不是走得通安德海的路子？所以只要证明了这一点，姓赵的便会上钩。 
　　“二爷！”德禄说明了经过，问一句：“你看怎么样？” 
　　安德海把事情弄清楚了，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唯有一层顾虑，“拿了他的钱，事情没有办成，他不会闹吗？”他说，“这一闹出来，可不是好玩儿的事。” 
　　“你放心，他不敢！他是一个‘黑人’，一闹，他自己先倒霉。再说，咱们用他的钱也不多，他这个哑巴亏吃得起！” 
　　“嗯，嗯！”这一下提醒了安德海，别有会意，但在德禄面前，决不肯说破，简简单单答了一个字：“行！” 
　　“那么，二爷你那一天有空，说个日子，我好让他请客。” 
　　“请客不必了。后天下午，我到一到，照个面儿就得走。 
　　那一天我要上珠宝市。” 
　　“上珠宝市干吗？” 
　　“上头有几件首饰，在那儿改镶，约了后天取。” 
　　“好极了！”德禄高兴异常，“二爷，事儿准成了！你先上珠宝市，取了首饰就到我家来。” 
　　事情说停当了，安德海不肯虚耗工夫，忙着要睡一会，好趁宫门刚开，就回长春宫去当差。可是心里是这样打算，歪在里间的一张炕床上，却是怎么样也睡不着；他是在想着那一万两银子！倘或不是恭王掌权，凭自己在慈禧太后面前的“面子”，这样的事一定办得成功。而现在，就算“上头”给面子答应了，依然无用，因为恭王那一关，必定闯不过去。 
　　安德海越想越不服气，但又无可如何，只好强自为自己解劝：恭王的人缘不好，老是得罪慈禧太后，风光的日子想来也不久了，且等着看他的。 
　　抛开了恭王，又想自己，瞻前望后，忽然兴起一种百事无味，做人不知为了什么的感想。他在想：妻财子禄，第一样就落空！虽听说过，有些太监照样娶了妻妾，那也不过镜花水月的虚好看，不如没有倒还少些折磨。他又在想：也不知从前是谁发明了太监这么个“人”？这个混帐小子！他在心里毒骂：活着就该千刀万剐，死了一定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头一天晚上万念俱灰，第二天早晨却又精神抖擞，把夜来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等两宫太后退了朝，在长春宫伺候着传过中膳，慈禧太后问道：“我的月例关来了没有？” 
　　“早关来了，还有年下分外的一千两银子，都收了帐了。” 
　　“你到方家园去一趟。” 
　　这是她对娘家又有赏赐。安德海最乐于当这种差，可以借此机会在外面散散心，办一办自己的事，同时打听些消息来报告，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但年下杂务甚多，这一天到了方家园，第二天又要出宫到珠宝市，再赴德禄之约，耽误的时间太多，不如并在一起办，岂不省事？ 
　　既然如此，又不如索性回一趟家。他想定了主意，等慈禧太后把赏赐的银两、衣饰、食物等等打发下来，便即说道：“跟主子回话，送去改镶的首饰，原约了明儿取，也许今天就好了，奴才顺便去看一看，把它取了回来，也省得明儿再走一趟。” 
　　“好啊。” 
　　“要是今儿还没有好，奴才就在那儿坐催，让他们连夜赶工，明儿一早，奴才带回来。” 
　　“你说在那儿坐催，是在那儿坐一夜吗？” 
　　安德海话里玩弄的花样，又让她捉住了，赶紧跪下来答道：“快过年了，奴才家里有些个帐要料理，原想请主子赏一天假，看宫里事儿多，不敢开口。今儿奉旨办事，奴才求主子准奴才抽个空儿回家看一看。” 
　　“那自然可以。你要请假回家，那一次我没有准你？为什么要撒谎？”慈禧太后骂道：“下贱东西，滚吧！” 
　　安德海一向以为挨“主子”的骂，是看得起他的表示，所以高高兴兴地磕了头。一面派人挑了东西，先到敬事房领了携物出宫的牌票，一面又通知德禄，把约会的日期，提前一天，并且说明了要到德禄家吃晚饭。 
　　坐车出宫先到方家园，把慈禧太后的赏赐，一一交代清楚，遣回了跟去的小太监和苏拉，然后赶到珠宝市。慈禧太后讨厌绿的颜色，因为通常嫡室穿红，侧室着绿，所以绿色在她成为忌讳，所有镶翡翠的首饰，都改镶红宝石，却又嫌内务府的工匠，墨守陈规，变不出新样，特意命安德海拿到外面来镶。宫里的委任，又是御用的珍饰，珠宝铺一点不敢马虎，早已赶办完工，安德海一去就取到了手，工价到内务府去领，二八回扣却先上了他的腰包。 
　　由珠宝市到德禄家并不远，安德海散着步就走到了。进胡同不远，遥遥望见德禄在迎候，彼此目视招呼，德禄快步迎了上来，极高兴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就怕你来得晚了费手脚。” 
　　“怎么回事？” 
　　德禄朝他头上望了一下，低声答道：“我给你预备了一枝花翎。” 
　　安德海会意，是要叫他装得阔些。装穷非本心所愿，或者不容易，装阔在他来说，是不必费心的，肚子里装满了说出来可以摆阔的珍闻轶事，随便谈几件就能把人唬倒。 
　　一到德禄家，就闻见一股油漆味道，大厅刚刚修过，新办了一张红木大炕床，墙上一面是张大壁画，画的一株枫树，树下系一匹白马，树上有只猴子，正伸下长臂，在撩拨那匹白马，角上题了四个大字“马上封侯”。这面墙上是四张条幅，真草隶篆四幅字，上款题的是“禄翁大兄大人法正”，下款署名：潘祖荫、许彭寿、李文田、孙诒经。 
　　“乖乖！”安德海做个鬼脸，指着墙上说：“这都是顶儿尖儿的名翰林，三个在南书房，一个是左副都御史，这四条字，名贵得很呐！靠得住吗？” 
　　德禄脸一红：“我那知道靠得住靠不住？厂甸的荣胖子给我找来的。一共才花了八两银子。” 
　　“不贵。”安德海笑一笑，“只怕是冲那姓赵的小子，赶着办来的吧？” 
　　德禄也报以一笑，领着他到了“书房”，从抽斗里取出一枝花翎，替他把暖帽上的蓝翎换了下来。又取一面镜子照着，“伺候”安德海“升冠”。太监戴花翎，连安德海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关起门来，不怕有人看见，只要能把姓赵的唬住就行了。 
　　“姓赵的什么时候来？” 
　　“还有一会儿。”德禄答道，“我特意叫他晚一点儿来，咱们俩好先商量商量。” 
　　“对了！我该谈些什么啊？” 
　　“那还用我说吗？反正一句话，要叫他相信，天大的事，只要钱花够了就有办法。” 
　　话中有了漏洞，安德海赶紧问道：“他倒是预备花多少钱呐？” 
　　“我不早说过了，要真能办成了，他肯出二万。现在，只好先叫他付一成定，也只能用他这么点儿钱，心太狠了会出事。” 
　　安德海不甚相信他的话，但此时也无从究诘，心里想，先不管它，把一千两银子弄到了手再说。倘或德禄有不尽不实之处，随后再跟他算帐。还有姓赵的是个“黑人”，看情形另外可以设法敲一笔。这件“买卖”，油水甚厚，值得好好花些心思在上面。 
　　“安二爷！”德禄问道：“明儿把银子拿到了，我打一张锒票，送到府上，还是等你来取？” 
　　“我到内务府找你去好了。”安德海又问：“这姓赵的住在那儿？” 
　　“啊！住得可远着呐。”德禄顾而言他地说，“安二爷，你坐会儿，我到外面去看看。” 
　　两个人都是“狠人”，一个想探出了姓赵的住处，好直接打交道，一个猜到了心思，偏不肯说。这一下安德海越发怀疑，认定了德禄另有花样。 
　　坐不多久，听得脚步声响，抬眼望去，只见德禄陪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走了进来，那自然是姓赵的。他生得极粗浊，青衣小帽，外套一件玄色摹本缎的羊皮坎肩，那样子就象油盐店管帐的，怎么样看，也不象能拿出两万银子来打点官事的人。 
　　推门进来，德禄为姓赵的引见：“这位是长春宫的安总管。” 
　　“安总管！”姓赵的异常恭敬，请个安说：“你老栽培。” 
　　“不敢，不敢！”安德海大刺刺地，只拱拱手就算还了礼，接着转脸来问德禄：“这位怎么称呼？” 
　　“姓赵，行四，赵四爷。” 
　　“喔，赵四爷。台甫是那两个字？” 
　　“不敢，不敢！”不知是他有意不说，还是听不懂“台甫”这两个字，只说，“安总管叫我赵四好了。” 
　　安德海作了个暧昧的微笑，转脸对德禄说道：“你说赵四爷有件什么事来着，得要我给递句话，自己人不必客气，就说吧！” 
　　“不忙，不忙，咱们喝着聊着。” 
　　于是就在德禄的“书房”里，搭开一张方桌，上菜喝酒。安德海上坐，德禄和赵四左右相陪，敬过两巡酒，德禄开始为他吹嘘。 
　　“赵四爷，今儿算是你运气好，也是安总管赏我一个面子，才能把他请了来。”他向赵四说，“你从没有到宫里去过，那知道安总管在里头那个忙呀，简直要找他说句话都难。我说，安总管，”转过脸来，他向安德海努一努嘴，“你让赵四爷开开眼！” 
　　安德海会意，矜持地笑道：“能拿到外面来拾掇的，还不是什么好东西。也罢，拿来给赵四爷瞧瞧吧！” 
　　于是德禄去把安德海带来的那个布包捧了过来，打开来，里面是个黄缎包袱，包着个紫檀嵌螺甸的首饰盒，大盒子里又是许多小锦盒，安德海一一把它揭开，宝光耀眼，美不胜收。赵四脸上，顿时有了肃然起敬的神色。 
　　“请教安总管？”赵四指着一盒翡翠说：“这全是上好的玻璃翠，怎么，一块没有用上？” 
　　“我们太后不爱绿颜色的东西。” 
　　“喔，为什么呢？” 
　　“这…　”安德海又是一个矜持的微笑，“这可不便跟你说了。” 
　　“宫里有许多机密，连我们在内廷当差的都不知道。”德禄向赵四凑过脸去，放低了声音，显得极郑重似地，“赵四爷，你回头听安总管跟你说说两宫太后跟皇上的事，不过，你可得有点儿分寸，别在外面多说，那可不是好玩儿的事。” 
　　“是，是！”赵四拚命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于是由德禄穿针引线，很巧妙自然地让安德海得以大谈官闱秘辛。一开始就很成功，因为谈的是肃顺的往事，安德海是身历其境，而且发生过作用的人。谈到与慈安太后的心腹宫女双喜，合演“苦肉计”那一段，连德禄在内务府多年，也还是初闻，所以停杯不饮，聚精会神地倾听。这样一衬托，越发显出安德府的“权威”。赵四大为兴奋，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最靠得住的路子。 
　　“你看！”等他谈得告一段落，德禄指着放在茶几上的暖帽，对赵四说，“就为了安总管立下这么一件大功，恭王面奏两宫太后，赏了咱们安二爷一支花翎。” 
　　转眼望去，金翠翎羽中，灿然一“眼”，花翎比蓝翎不知好看多少倍！赵四做过官，知道它的身分，对安德海越发仰之弥高了。 
　　“这也不过虚好看！不掌实权，什么也没有用。”安德海说，“譬如两位太后吧，不管是口头上，还是字面上，东边的那位太后一定在前，可是，谁也不怕她。” 
　　“外面都这么说，实权在西太后手里。我就不明白了，”赵四问道，“东太后难道就那么老实？真个一点儿都不管？” 
　　“也要管得了才行啊！” 
　　赵四对这句话非常重视，因为祛除了他心中的一个疑团，怕两宫太后中慈禧太后毕竟是“西边”的，凡事落后一步，外面的传说，不尽可信。现在听安德海的解释，是慈安太后根本就管不了事，那就只从这条路子上下功夫就是了。 
　　于是谈到正文，但以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所以提到他在江苏的情形，吞屯吐吐，不能畅所欲言。好在有德禄作必要的补充。而安德海亦根本未打算替他从“正路”上去办，所以就有不明白的地方，也不必去多问，唯唯然装作已懂了的样子，才得略减赵四所感到的，不能毕其词的为难。 
　　“你老哥的事儿，我算是明白了。麻烦是有点麻烦，不过…　。” 
　　安德海故意顿住，让德禄去接下文：四目相视，会心不远，该接话的人便说：“不过，总有办法好想是不是？” 
　　“走着瞧吧！”安德海说，“反正我有多大能耐，你总也知道。” 
　　德禄点点头，装得面有喜色，却故意转脸看着赵四，递过去的那个表情是：事情成了！等赵四点了头，答以笑意，他才向安德海使个眼色：“请到这面来，咱们说句话。” 
　　两人站起身来，在远处的椅子上坐下，隔着一张茶几，把头凑在一起，低声密语。在赵四看，他们是在为他筹划路子，其实全不是那回事。 
　　“看样子，这小子是死心塌地了。”德禄问道，“你看，我该怎么跟他说？” 
　　这一问，安德海不免发愣，他原以为德禄早已想好一套话，只不过叫自己出面装一装幌子，谁知临时问计，这倒把人难住了。 
　　“我倒有个主意，”德禄的声音越发低了，“就说走的曹大人的路子，你看行不行？” 
　　“曹大人”是指曹毓瑛。安德海心想，要让赵四心甘情愿地捧银子出来，自然得要个有名望、有实力的人作号召，假借军机大臣的名义，当然最好，就怕风声传到曹毓瑛耳朵里，必然追究，那时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因此，他摇摇头说：“不妥，不妥！” 
　　既然别人的办法不妥，那自己得拿出办法来！德禄心里的这个意思，在他的沉默中就充分表示了。安德海心里有数，骨碌碌转着眼珠，苦苦思索要找个能叫赵四相信，却又无可对证真假，能为自己脱卸责任的人。 
　　“有了！”他终于想到，情不自禁地一拍茶几，大声叫了出来，惹得赵四格外瞩目。 
　　看到他渴望得到结果的眼色，德禄扬一扬手笑道：“你先别忙，等我听听咱们安二爷的高招。” 
　　“是这一个人，”安德海举手遮着嘴唇说，“吴棠！你就这么跟他说，他这个案子要从吴棠那儿报上来，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吴棠不是正跟他作对吗？不要紧，有我。吴棠常从清江浦派亲信来给我们太后进东西，归我接头，太后有话给吴棠，也是我传给来人，让他带回去。个把候补知县开复处分，事儿太小了，算不了什么！” 
　　一面听，德禄已忍不住一面浮露了笑容。当下回到席面上，把安德海的话，照样说了给赵四听，唯一的改动，是把“吴棠”称作“漕运总督吴大人”。 
　　赵四一听这话，又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这样办等于有慈禧太后仗腰，真正是“天大的面子”；忧虑的是，这一来把行踪泄漏了出去，而吴棠是恨极自己的人，万一指名索捕，岂非惹火烧身？ 
　　看他迟迟不语，德禄倒奇怪了，“怎么样，赵四爷？”他忍不住催问。 
　　“我是怕，怕吴大人知道了，会不会行文到顺天府衙门。” 
　　“这什么话？”安德海脸色一沉，似乎生了极大的气，“是太后的面子不够，还是不相信我？” 
　　太后的面子是一定够的，只要交代下去，吴棠不敢不遵，就怕安德海没有那么大面子，所传的话，吴棠不相信出于太后之口，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德禄便埋怨赵四，赵四便急忙赔罪。而经过这一番做作，赵四的疑虑反倒消失了。 
　　“那么，”等安德海气平，赵四看着德禄问道：“总该…　。” 
　　“我知道，我知道。”德禄乱以他语，“咱们回头谈。” 
　　过了第二天下午，安德海抽个空到内务府，德禄把他邀到僻处，递给他一个封套，里面是一张银票，他略微抽出来瞄了一眼，不多也不少：一千两整。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德禄低声说道：“安总管不要钱，军机处先要铺排一下，不然，就吴棠的奏折来了，照例批驳，太后也不能为一个候补知县扫军机大臣的面子。” 
　　安德海始终有这样一个成见，认为德禄从赵四那里拿的钱，决不止二千两，现在听他又搬出军机处的招牌，这个地方岂是二千两银子所铺排得了的？越发可见自己的看法不错。不过他也知道，即令直言说破，德禄也决不肯承认，徒然伤感情而已！这样，就只好旁敲侧击来套他的底细了。 
　　他的心思极快，念头转定，随即问道：“两千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那小子总有一番话要说吧？” 
　　“还就是以前那些个话，把他身子洗干净了，出两万银子。”说着，德禄把一个“节略”递了给他。 
　　“那么两千就是一成。”安德海紧接着说，“这算是咱们收他的‘定钱’？” 
　　“不是，不是！”德禄很得意地笑道，“这两千是额外的。我跟他说，这不算正项，马上过年了，得先送年礼。他问要多少钱？我说两千，他就给了两千。” 
　　钱来得容易呀！安德海心里在想，那赵四的荷包跟他的人一样，肥得很，只弄他一千银子，实在不能甘心。不管它，他对自己说：先把网撒出去再作道理。 
　　于是他问德禄：“你可知道吴棠的事儿？” 
　　“怎么不知道？有西太后就有他，好比有西太后就有你安二爷一样。” 
　　“你知道就好，我告诉你吧，吴棠快当总督了。” 
　　“他本来就是漕运总督嘛！” 
　　“我是说有正式地盘儿的总督。我看……，”他想了想说，“多半还是两广。毛鸿宾差不多了。” 
　　“喔！”德禄不解地问，“吴棠调了两广怎么样呢？” 
　　安德海把早想好了的一句话，放着不说，作出郑重考虑的神气，好半天，仿佛下定了决心，很有把握地说：“你跟他说，如果他想到广东去补个实缺，连开复处分在内，一共叫他拿三万银子来。我全包了。” 
　　德禄一听这话，再看一看他的脸色，不由得又惊又喜： 
　　“安二爷，你，你真能办成？” 
　　“你不信就等着瞧！” 
　　“我信，我信。就这么说了。明天就有回话。” 
　　话是说出去了，安德海回来想一想，事情也真的大可以办得。吴棠在江苏的官声，好不到那里去，常有人告他的状，那些劾奏的折子，往往留中不发，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能让吴棠知道，他的官运亨通，虽由于慈禧太后的特加眷顾，却也因为有人帮着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好话，帮着他凡事遮盖，这一来，吴棠必存着感激图报之心，自己为赵四说话就有效用了。 
　　这算是安德海自己琢磨出来的，“交通外官”的诀窍。想到就办，第一步是到内奏事处查档，把历年来参劾吴棠的奏折，都摘录了事由，或“留”或“交”，一一说明。“留”是留中，不必再问，“交”是交到了军机处，自然还有下文，得要往下再查。好在“交”的不多，很快地都查明白了。 
　　这时德禄也有了回话，赵四愿意照办，但银子一时还凑不齐，好在等托好了吴棠，奏报到京，一来一往也得一两个月的工夫，到那时一定筹足了数目送上来，不会耽误。安德海心里明白，这是托词，赵四要等有了真凭实据，才肯付款。照这样看，就全在自己了，有办法，还有上万的银子进帐，否则就只是这一千两。 
　　过年只有半个月了，快到“封印”的那几天，大小衙门，无不格外忙碌。各省的专差，也络绎到京，年下的“公事”与平日不同，第一样是“进贡”，都归内务府接头；第二样是“送节礼”，王公大臣的府第，特别是恭王府，真个其门如市，大致各省凡是要进贡的特产，恭王那里照样有一份；第三样是“送炭敬”，翰林、御史，不管事的各部司员，那些穷京官，全靠各省督抚司道，按时脂润，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名目甚多，数目不一，看各人的力量、身分、交情而定。最阔的是闽浙总督左宗棠送工部右侍郎潘祖荫的“炭敬”，每年照例一千两，这因为当年官文参劾骆秉章“一官两印”，左宗棠获罪，是潘祖荫所力救的缘故。 
　　当然，还有些馈赠，近乎贿赂，或者另有作用，赠者受者都讳言其事的，吴棠就是这样。为了报答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逢年过节，必有上万银子送到方家园“照公府”。巧得很，他派的差官到方家园时，恰好安德海在那里“传懿旨”，一谈起来，那差官自然知道慈禧太后面前有这么个得宠的太监，顿时肃然起敬，说了许多恭维仰慕的话。 
　　安得海觉得这意外的邂逅，也有不巧的地方。如果事先知道有这么个差官到京，可以经过德禄的安排，装一番场面，使他望之俨然，说话就比较显得有力量。现在凭空要把自己的架子装点起来，倒是件不容易的事。 
　　因此，他一面听那差官在恭维，一面在心里转念头，想来想去总觉得先要用个什么手段，把他唬住了，下面的戏才好唱。 
　　于是他先按兵不动，甚至连那差官的住处都不问。等从方家园回宫，他在路上想好了一条移花接木之计，他告诉慈禧太后，说吴棠的差官遇见了他，异常高兴，那人正不知如何来找他。 
　　“找你干什么”慈禧太后讶然相问。 
　　“也不是他找奴才，是吴棠有一番孝心要上达，叫他找着了奴才转奏给主子听。” 
　　“喔，”慈禧太后很感兴趣地问：“吴棠有什么话？” 
　　“吴棠说，太后的恩典，天高地厚，不知怎么样报答？除了照例的贡品以外，太后想吃点儿什么，用点儿什么，尽管吩咐下去，他尽心尽力办了来孝敬太后。” 
　　“难为他，算是个有良心的。” 
　　就这一句话，不能达成他的效用，所以安德海便怂恿着说：“难得他这番孝心，主子倒不可埋没了他。” 
　　慈禧太后想了想，随口说了句：“‘苏绣’不是挺有名的吗？看有新样儿的衣料没有？” 
　　“是！奴才马上传旨给他。” 
　　有了太后的这一句话，安德海便是“口衔天宪”了！按着规矩来办，先到敬事房传旨“记档”，接着派一个苏拉到内务府通知，传唤漕运总督衙门的差官，第二天一早到隆宗门前来听宣懿旨。 
　　那是“官面”上的一套，另外他还有一套。找到德禄，悄悄嘱咐，要他设法把那传唤的差使讨了下来。这件事不难，德禄回到内务府，不须禀明司官，找着被派去传唤的同事，私底下就把那个差使讨过来了。 
　　到了兵部街提塘公所，寻着那名差官，德禄交代了公事，那差官大为紧张，“请教，”他问，“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德禄歉意地摇摇头：“那可谁也不知道了。再老实说一句吧，这种事儿，我们内务府也是第一次遇见。那当然是因为‘上头’对你们吴大人，另眼看待的缘故。” 
　　“是，是！”听得这句话，那差官放了一半的心，为了想多打听些内廷的情形，他跟德禄大套交情，彼此通了姓名、职衔，这差官自道姓吴，是个漕标的记名守备。 
　　德禄也是有意结纳，出以诚恳谦虚的态度，颇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为吴守备说了许多宫内的规矩礼节，附带也大捧了安德海一番，说慈禧太后对他，言听计从，最后还加了句： 
　　“什么事儿你只听他的，准没有错！” 
　　吴守备自然深深受教。第二天一大早到内务府，由德禄领着，到了隆宗门外，找间僻静的朝房，德禄把他一安顿下来就先走了。殿阁巍巍，气象森严，吴守备第一次深入大内，怕错了规矩，一步不敢乱走。这样等了有个把时辰，不见德禄来招呼，心里正焦灼不安时，一个拖着蓝翎的侍卫走了进来，神色凛然地扬着脸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漕运总督衙门的差官，来听宣懿旨。” 
　　“谁带你进来的？” 
　　“内务府的德禄德老爷。” 
　　“德禄？”那侍卫皱着眉，斜着眼想了想：“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是，是，安总管派人来通知的，说到这儿来等。” 
　　“喔，喔，”脸色和声音马上不同了，“原来是安总管，那就不错了。你等着吧，他的事儿多，只怕还得有一会儿才能来。” 
　　说完，那侍卫管自己走了。吴守备算是又长了一层见识，原来安德海在宫里有这么大的气派！这个长得象个小旦似的太监，真正不可以貌相。 
　　这样又等了好一会，终于把安德海等到了。他是由德禄陪着来的，吴守备一眼瞥见，慌忙迎了出去，远远地就垂手肃立，等他走近了，亲热而恭敬地叫一声：“安总管！” 
　　“喔，原来是你。”安德海看着他点一点头，管自己走了进去，往上一站，说一声：“有懿旨！” 
　　吴守备从未有过这种经验，也不明了这方面的仪注，心里不免着慌，便有些手足无措的神气，德禄赶紧在他身边提了一句：“得跪下接旨！” 
　　等他直挺挺地跪了下来，安德海不徐不疾地说道：“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着漕运总督吴棠，采办苏绣新样衣料进呈。钦此。”念完了又说一句：“你起来吧。” 
　　吴守备不胜迷惘，站起身来把安德海口传的旨意，回想了一遍，开口问道：“请安总管的示下，太后要些什么样的苏绣衣料？” 
　　“那可不知道了！”安德海慢吞吞地，撇足了京腔，“上头交代的就这一句话，你回去告诉你们大帅，让他瞧着办吧！” 
　　说完，甩着衣袖，扬长而去。 
　　吴守备望着他的背影发愣，想上去拉住他问个明白，却又不敢。回过头来一见德禄，不由得哭丧了脸，“我的德大爷，你看这差使怎么办？”他微顿着足说，“也不知道要什么花样，什么颜色，什么料子？还有，到底是要多少呢？不问明白了，我回去跟我们大帅怎么交代？” 
　　“你别急，你别急！”德禄拍着他的背安慰，想了想，作出济人于危的慷慨神情：“你等着，我替你去问一问。” 
　　这一下，吴守备真个从心底生出感激，一揖到地：“德大爷，你算是积了一场阴德。” 
　　德禄谦虚地笑了笑，匆匆离去。这样又等了有半个时辰，才见他回来，招一招手，等他走了过去，便一路出宫，一路低语。 
　　“安总管的话也不错，传旨向来就是这个样，上面怎么说，怎么照传，多一句，少一句，将来办事走了样，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不过…　。” 
　　德禄是有意顿住，吴守备便急急追问：“不过怎么样？德大爷，你老多开导。” 
　　“太后的意思，安总管当然知道。不过，在御前当差，第一就是要肚子里藏得住话，不然，太后怎么会相信？怎么会言听计从呢？” 
　　“是，是！”吴守备欣然附和。他心里在想，只要安德海能知道太后的意思，事情就好办了，且先听德禄说下去，再作道理。 
　　“安总管说，上头对你们大帅另眼看待，除了多少年以前，雪中送炭的那一档子事儿以外，当然还有别的道理，也有许多话想要叫你们大帅知道，可就是一样，得要见人说话。” 
　　“请问，怎么叫见人说话？”吴守备问道，“难不成是说，非我们大帅到京里来了，安总管才能说吗？” 
　　“这倒也不是。”德禄迟疑了一会才说，“老实告诉你吧，安总管是不知道你老哥的身分，不敢跟你说。” 
　　“那，那…　。”吴守备颇有受了侮辱的感觉，却又不知如何辩白以及表示自己的不满？所以讷讷然不能毕其词。 
　　“这不是安总管看不起你老哥。”德禄暗中开导他：“他不知道你在你们大帅面前，到底怎么样？你也是官面儿上的人物，总该知道，有些话是非亲信不能说的！” 
　　吴守备这时才恍然大悟，继以满心的欢悦，因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立功自见的机会。各省的差官为长官办私事，无非跟王公大臣府第的“门上”打交道，只有自己结交上了慈禧太后身边的安总管，为“大帅”与深宫建立了一条直通的桥梁，这是何等关系重大的事！回到清江浦，怕大帅不另眼看待？ 
　　福至心灵，他的表现不再是那种未曾见过世面，动辄张皇失措的怯态了，用很平静自然的声音说：“德大爷，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我们大帅的亲信？不过，大帅的上房里我常去，我管大帅夫人叫二婶。” 
　　“呀！”德禄大出意外，“原来你是吴总督的侄子？” 
　　“是。”吴守备说，“五服以内的。” 
　　“五服以内的侄子，又派来当差官，替两宫太后和皇上进贡，自然是亲信。那就好办了。” 
　　德禄说着便站定了脚，大有马上转回去告诉安德海之意，但吴守备这时反倒不亟亟乎了，“德大爷，”他用商量的语气说：“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我们大帅另外交了二百两银子给我；有该送炭敬而事先没有想到的，让我酌量补送。我打算着，把这二百两银子送了给安总管，至于德大爷你这儿…　。” 
　　“不！不！”德禄摇着手打断了他的话，“我是无功不受禄，安总管那儿也不必，你送了他也不肯收，替太后办事，他挺小心的。我看这么样吧，如果你带得有土产，送几样表示表示意思，那倒使得。” 
　　“土产有的是，只怕太菲薄了。” 
　　“就土产好，你听我的话！”德禄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明天安总管要出宫替太后办事，你下午到他家去好了！我先替你约一约，请他把太后要的衣料，开个单子给你，如果太后另外还有什么话交代，也在那个时候说给你。” 
　　“那太好了。承情不尽！不过德大爷，明儿还要劳你的驾，带我到安总管府上。” 
　　“这…　，”德禄踌躇着说：“我明儿有要紧公事，怕分不开身。可是安总管家你又不认得，那就只好我匀出工夫来陪你走一趟了。” 
　　如此帮忙，吴守备自然千恩万谢。回到提塘公所，立刻派人到通州，在漕船上取了几样南方的土仪，如绍兴酒、火腿之类，包扎停当。第二天早早吃了午饭，守在公所，约莫两点钟左右，德禄果然应约而至，两个人坐了车，绕东城往北而去。 
　　等一到了安家，德禄托辞有要紧公事，原车走了，这是他有意如此，好避去勾结的形迹。吴守备不知就里，心中却还有些嘀咕，怕安德海的脾气大，或者话会说僵了，少个人转圜。 
　　还好，安德海算是相当客气，看着送来的礼物，不断称谢。然后肃客上坐，一个俊俏小厮，用个福建漆的托盘，端来两碗茶，四碟干果，茶碗是乾隆窑的五彩盖碗，果碟是高脚錾花的银盆。吴守备心想，这比大帅待客还讲究。 
　　“请！”安德海很斯文地招呼。 
　　吴守备为了表示欣赏，端着那盖碗茶不喝，只转来转去看那碗上精工细画的“玉堂富贵”的花样，一面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似乎是想不出适当的话来赞美的神情。 
　　安德海矜持地微笑着，等他快要揭碗盖时，才说了句： 
　　“茶碗倒平常，你喝喝这茶！只怕外面不容易找。” 
　　听到这话，吴守备格外慎重行事了，揭开碗盖，先闻了一下，果然别有一股清香，便脱口赞了一个字：“好！”又笑着说，“在安总管这儿，我真成了乡巴佬了。这茶叶真还没有见过。” 
　　“这叫‘君山茶’，是上用的。” 
　　“上用”就是御用，吴守备听到这一句，不由得把身子坐正了，看着安德海，希望他再说下去。 
　　“前几天，湖南恽巡抚才专差给太后进了来。一共才八罐，太后赏了我两罐。今天是头一回打开来尝。” 
　　“那可真不敢当了。”吴守备受宠若惊地说，接着便喝了一口，做出吮嘴咂舌的姿态，真象是在品尝什么似的。 
　　“这样吧，我算是回礼，分一罐儿这个茶叶，劳你驾带回去，让你们大帅也尝尝。他当然喝过君山茶，不过，不见得有这么好。” 
　　这是给了吴守备一个夸耀表功的机会，自然不必推辞，便站起身来，笑嘻嘻地说：“那我就替我们大帅谢谢安总管了。” 
　　于是安德海叫小厮取来一个簇新如银的锡罐，巨腹长颈，红绸子封着口，约莫可容两斤茶叶，盖上和罐腹都錾出“五福捧寿”的图案，另外贴一张鲜红的红纸条，正楷四字：“神品贡茶”。安德海不是胡吹，这罐茶叶，无论从那一点看，都是湖南巡抚恽世临进贡的御用之物。 
　　这一番酬酢，主客双方都感到极度的满意，也就因为这一番酬酢，片刻之间成了交情极厚的老友。安德海说话，尽去棱角，十分恳切，拿出一张单子来交给吴守备说：“最好全照单子上办。如果赶不及，先把春天夏天用得着的进了来，别的随后再说。” 
　　吴守备把单子约略看了一下，品目虽多。好在时间上有伸缩的余地，也就不碍，于是把单子收好，放在小褂子的口袋里，还伸手在衣服外面拍了两下，深怕不曾放妥会得掉了。 
　　“另外还有件事儿。”安德海朝左右看了一下，凑近吴守备，放低了声音说，“是太后娘家的来头，我还不十分清楚，太后交代，让你们大帅给瞧着办。” 
　　“喔！”吴守备睁大了眼，“请吩咐。” 
　　“有个姓赵的候补知县，叫赵什么来着？”他从靴页子里，掏出由德禄转来的那份节略看了又看说，“喔，叫赵开榜。原来在你们大帅那里办税差，出了纰漏要抓他，曾经奏报有案。现在大乱已平，朝廷宽大为怀，好些个有案的，都开复了处分，赵开榜大概也动了心，走了太后娘家的路子，想求个恩典。太后的意思，候补知县的官儿太小了，没有法子交给军机去办，让你们大帅上个折子才好批。” 
　　这一大片话，从头到底，吴守备只有最后一句不明白，“请问安总管，”他说，“我们大帅那个折子上说些什么？” 
　　听得这一问，安德海啼笑皆非！千里来龙，到此结穴，就在这句话上，这句话不明白，前面的都算白说。这原是只可意会的一回事，直说出来便没有意味，也减弱了从窥伺意旨中，自动发生的说服力量，所以安德海特为反问一句：“你看呢？” 
　　这是有意难人！吴守备有些紧张，把他的话从头想了一遍，终于明白了。原是不难明白的事，吴守备深深自责，这样子不够机敏，如何能办大事？ 
　　“是这个样，”他敲敲太阳穴，“让我们大帅给他保一保。 
　　安总管，是这个意思吗？” 
　　安德海平静地点一点头：“我看太后也就是这一个意思。 
　　反正你回去一说，你们大帅一定明白。” 
　　“是，是！我一回去，马上当面禀报上头。” 
　　“好！”他把手里的节略递了过去，“这玩意是太后交下来的，你带回去吧！” 
　　因为是慈禧太后交下来的，吴守备便双手接了过来，折叠整齐，与苏绣衣料的单子放在一起。 
　　“安总管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辞了。” 
　　“你请等一等。” 
　　安德海进去了好半天，拿出一个鼓了起来的大信封，封缄严固，但封面上什么字也没有。这是他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所有奏劾吴棠的折子的事由及处置经过。递到吴守备手里，又交代了几句话： 
　　“这个信封，请你当面递给你们大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因为你们大帅是太后特别提拔的人，我在太后面前当差，兼承太后的意思，对你们大帅，自然跟对别的督抚不同。” 
　　吴守备猜想其中是极紧要的机密文件，越发慎重，把它紧紧捏在手里，不断称“是”。 
　　送走了吴守备，安德海回想着他那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神气，十分得意。他相信经吴守备的一番渲染，吴棠一定信他的话是太后的授意，岂有不立即照办之理？看样子这笔财是发定了。 
　　当然，那是过了年以后的事。等吴守备离京不久，各衙门都封了印，大小官员收起公事，打点过年。这年因为金陵一下，“大功告成”，过年的兴致特别好，同时南北交通，可说完全恢复，苏浙两省有亲戚在京的，纷纷前来投靠。崇文门肩摩彀击，格外热闹。四郊农民，趁着农闲时节，也都手提肩挑，要赶年下来做笔好生意，顺带备办年货。越发烘托出一片升平盛世的景象。 
　　唯一的例外是军机处。军机大臣和章京，是连大年初一都要入直的，不过封了印以后，例行公事都压下不办，仅仅处理军报以及突发而必须即时解决的事件，比较清闲而已。 
　　对一年忙到头的军机章京来说，这几天就算最舒服的时候，不特公务清闲，而且所获甚丰。外省的“冰敬”以外，恭王和那些入息优厚的大臣，象户部、工部的堂官，内务府大臣，还有兼领“崇文门监督”的额驸景寿，看关系深浅，都有或多或少的馈赠，作为“卒岁”之资。至于宫中年节对侍从近臣的赏赉，军机章京照例也有一份。特别是简在“后”心的那几个红章京，常有格外的恩典，尤其教那些为要帐、要债的所包围的穷京官羡慕。 
　　京官最穷的是两种人，翰林和御史。翰林有红有黑，不走运的翰林，开门七件事，件件要赊帐，如果一年大大小小的“考差”，一个都捞不到，那到了年下的日子就难过了。一年三节结帐，端午节和中秋，都还有托词：“得了考差，马上就给”，一交腊月什么考试都过了，那里还有当考官的差使？ 
　　于是只好找同年、找同乡告帮。 
　　御史的情形也是一样，但“都老爷”三个字，在京城里很有些用处，起码煤铺、油盐店的掌柜，跟“都老爷”去要帐，不敢象对穷翰林那么不客气。因为逼得他恼羞成了怒，喝一声：“来啊！拿我的片子，把这个混帐东西送到兵马司去严办！”就真要倒霉。京师九城都有兵马司，专管捕治盗贼，送到那里，被打一顿屁股，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然，御史有正有邪。正派的御史，忧心天下，硁硁自守，不要说穷，死也不怕，那种风骨，就是帝后也不能不敬惮。走邪路的御史就不同了，一种是只要给钱，唯命所从，于是有人便利用此辈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其名称为“买参”。一种是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在这“大功告成”的同治三年年底，便正有些人，想找这样的御史，掀起一场政海中的大波澜，来打击恭王和曾国藩。 
　　这些人便是八旗的将领。旗人对于恭王的不满由来已久。肃顺看不起旗人，所以他们支持恭王，清除肃顺，不想恭王执政，依旧走的是肃顺的路子，倚任曾国藩，有过之无不及。加以八旗兵丁的粮饷，一直是打折扣发放，金陵未下，犹有可说，如今，在上者加官晋爵，而旗民的生计，困苦依旧，这就越发使得他们愤愤不平了。 
　　有些人认为湘军的势力太大，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危险程度，这是一批足迹未出京畿，只向往着他们祖宗进关时的威风的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头脑比较清楚的人看，恰好用来作为抑制汉人的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们并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的事功，旗人办不到，他们也不以为官文的封伯爵是傥来的富贵，反觉得只有一个旗人封爵，是不公平而大失面子的事。于是反对恭王和曾国藩的暗流就在这半年之中逐渐形成了。其中有些出于妒嫉，想去之而后快，有些为了实际的利益，更明确地体认到，唯有去掉恭王和曾国藩，他们才有掌握政权和军权的机会。 
　　这股倒恭王的暗流，渐渐又汇合了蒙古人的反对势力。四年前，恭王与肃顺争权，蒙古人的倾向，有举足轻重之势，肃顺既诛，恭王为了稳定朝局，特别拉拢蒙古人，倭仁内召，入阁拜相，对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优礼有加。一向讲道学的倭仁，十分守旧，对于兼领总理通商衙门，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恭王，原有成见，僧王的国戚，本来支持恭王，但最近的态度也改变了。蒙古人中一文一武的两个领袖，至此都站在恭王的对方。 
　　僧格林沁的不满恭王，起于这年十月间的一道上谕，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兵赴安徽、湖北边境上，剿治捻匪。僧格林沁透过在京蒙古籍大臣和他的儿子伯彦讷谟祜的关系，表示反对，他认为剿治捻匪，已有一王一伯——大学士湖广总督果威伯官文，再加上一个侯爵来会办军务，岂不是把捻匪看得太重？这样为匪张目，有害无益。恭王总算“从善如流”，很快地撤消了原来的命令，但是，僧格林沁的自尊心，已经受了很大的损伤。 
　　僧格林沁以他的骠悍的蒙古马队为主力，转战千里，自负骁勇，素来看不起湘军，而且对黄河以南的汉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敌意。金陵既下，曾国藩勋名盖世，他心里已经很不舒服，而以七、八月间河南光山一战的偶尔失利，朝命曾国藩移师会剿，在他看是恭王有意灭他的威风。于是别有用心的一批人，也就正好利用他的愤懑，从中挑拨。挑拨的花样极多，甚至已死的多隆阿，被诛的胜保，也被利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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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胜保的被诛，是咎由自取。他平生最仰慕的一个人，就是为雍正所杀的年羹尧。当同治元年秋天，陕西回乱，胜保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入陕，对河南、陕西巡抚行文，不用平行的“咨”，用下行的“札”。军中的文案，劝他决不可如此，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钦差大臣就是从前的大将军。大将军对督抚行文，照例用札，不以品级论的。”这就是他学年羹尧的例子。 
　　在西安的时候，有个副都统叫高福，不知怎么，出言顶撞了他。胜保大怒，命令材官打高福的军棍，高福大为骇异，说是同为二品官职，如何能打我？胜保冷笑答道：“我是钦差大臣，以军法杀你都可以，何况是打军棍？”那高福到底是被打了。这是他学年羹尧的又一个例子。 
　　他这个钦差大臣，行军仿佛御驾亲征。每天吃饭，仿传膳的办法，每样菜都是一式两碗，那样菜好，便传谕，拿这样菜赏给某文案，居然上方玉食的赐膳之例。入陕之初，为了区区一味韭黄，曾杀过一个厨子，此也是学年羹尧的一个例子。 
　　但是，他得罪了慈禧太后，就非死不可了。他的奏折，常常自己起稿，有几句常用的话，一句叫做：“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还有一句话是：“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那是汉文帝时的故事。胜保常在奏折中提到这话，等于说军令高于诏令，已犯大忌，而且也有藐视太后妇人，皇帝童稚的意思在内。因此，湖北巡抚严树森参他“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从而以为“回捻癣疥之疾，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这是所有参劾胜保的奏折中，最厉害的一个。 
　　那时弹劾胜保的奏章，京内京外，不计其数，归纳起来，不外“冒功侵饷，渔色害民”八个大字。胜保的好色是有名的，随军的侍妾有三十多个，最得宠的一个是洪杨“英王”陈玉成的妻子，此外军行所经，强占民妇，更是不足为奇的事。 
　　他的侵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比较平靖的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某省解某省若干，朝廷规定了数目，但各自为政，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间的私人交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一笔款子到了，他百事不问，信手挥霍个够，多下的才拨归军用。一次官军在同州遇伏大败，死伤枕藉，一个姓雷的带兵官，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要他发钱抚恤，但实在没有钱，以致他的受伤的部下，睡在辕门外，呻吟彻夜。治军如此，他的部下，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说胜保还有长处，那就是因为他自己颇知翰墨，所以爱才重士。当然，肯在胜保军营中当文案的，也不会是什么洁身自好之士。没有一个洁身自好的读书人，愿意跟他一起淌浑水，更没有一个敦品励行的读书人，能够眼看他在军营中的一切作为而无动于衷。不过，京中的一些名士，以及有才气的军机章京，因为路隔得远，见闻不真，所以还很有几个看重他的。在他初入陕时，一方面有人劾奏，一方面由于他动辄以“汉周亚夫”如何如何的话入奏，慈禧太后对他已深为不满，但顾念他在诛肃顺的一重公案中，立过大功，所以还想放他一个实缺。这时便有军机章京写信告诉他，叫他最近少上奏折，因为恭王已经跟两宫太后回奏过，准备就陕甘总督或者陕西巡抚这两个缺，挑一个给他。如果他依旧在奏折中大放厥词，触怒了“上头”，事情会有变化。 
　　这封信递到西安，胜保正与他的文案们在大谈风月，拆信一看，毫不在乎地传示文案，不作表示。这样等了几天，没有消息，他沉不住气了。 
　　“事恐有变！”他的上奏摺自炫文采的瘾头又发作了，“不得不剖陈利害，催一催。” 
　　“何苦，何苦，大帅且再等一等！”所有看过军机章京来信的文案，都认为他此举异常不智，交口相劝。但胜保不听，自己动手拟了一道奏折，立刻以四百里加紧，发了出去。 
　　这道奏折上说，凡是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并列举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作为例证，他们都是以本省的地方长官，主持本省的军务，所以事半而功倍。接着说到他自己，是“以客官办西北军务”，无论粮饷也好，招兵也好，事事不能凑手，因此率直上言：“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 
　　奏折到京，自然是慈禧太后先看。那时肃顺被杀，还不到一年，她对权臣的跋扈犯上，警惕特深，湘军将领屡败屡战，艰苦备尝，亦不敢作这样冒昧的陈请，僧格林沁身为国戚，威望素著，对于朝命，奉行唯谨，那有象胜保这样子的？ 
　　如果不及时制裁，岂非又是一个肃顺？ 
　　于是她把他的折子留下来，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当面发交恭王，冷笑着说：“如果照胜保的说法，朝廷要派兵到那一省，就先得换那一省的督抚。你们想想看，有这个道理吗？” 
　　恭王这时的宗旨，以求朝局平静为第一，所以对胜保还存着几分回护的心，当时还想放他一个陕西巡抚，但慈禧太后也有个坚定的宗旨，胜保的权力决不能再增加，最好能解除兵权，另外给他一个适当的职务，作为他上年统兵入卫，到热河向肃顺示威的酬庸。 
　　经过一番研议折冲，为了维持朝廷的威信，杜绝带兵大臣的要挟，胜保自然受到了极严厉的申斥。而在另一方面又授意前次写信给胜保的军机章京，跟他商量，如果他愿意内调，让他在兵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两个职位中挑一个。要做官是当尚书，却又知道他挥霍成性，内务府大臣有许多陋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他的排场，所以特意为他多预算一条退路，看他自己怎么走？这样的设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欲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唯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象年羹尧，果然不错！” 
　　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唯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日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乱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窜扰，万一捻回合力猛扑潼关，关系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了解中原形势的人，无不忧形于色，朝廷亦不断督催胜保领兵东援。只是他不知有什么成竹在胸？安坐西安，漫不经心，而且依然作威作福，有他看不顺眼的京营将官，不是参奏降革，就是奏请撤回。恭王一看这情形，必须要采取那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了。 
　　这最后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关，另外颁了一道密旨，封交多隆阿亲自开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胜保的部将，后来受知于胡林翼，骁勇善战，与鲍超齐名，合称“多鲍”。这年——同治元年四月，进克安徽庐州，洪军悍将“英王”陈玉成，投奔寿州，依附阴鸷骠悍的练总苗沛霖，恰好成就了胜保一件大功。苗沛霖与胜保有交结，看看洪军自安庆一破，大势不妙，把穷无所归的陈玉成做人情，缚送胜保大营。胜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陈玉成的有国色之称的妻子，一面在奏折中大事铺张，以为陈玉成是洪军的第一勇将，既已被擒，洪军从此不足忧，意思中要亲送陈玉成入京，举行“献俘大典”。结果弄了个很大的没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闹，同时命令，即在军前正法。好大喜功的胜保，大失所望，从此对朝中柄政的大臣，越发不满。 
　　等陕西回乱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陕，因为他远在豫西，缓不济急，才改派了胜保。这时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关，对胜保来说，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负气，不大理潼关这方面的战局。同时由于“甘督”、“陕抚”这两个实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余，想到这年春天在安徽奏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的花样，照样再耍一套，奏请以陕西巡抚瑛棨帮办军务。如果奉准，则不但陕西巡抚成了他的部属，而且权足以指挥巡抚，便成了总督的身分，可以稍栽弥补他实缺督抚不曾到手的遗憾。 
　　可想而知的，从两宫太后到军机处，没有一个人会准他的要求，责问他道：“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从而很干脆地答复他：“所请断不准行。”不但不准，而且督催驰援同州、朝邑的语气也更严厉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话也颇见声色了，先是议驳：“胜保督兵日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洞悉贼情’者安在？”继而诘责：“倘或有失，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终于提出警告：“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军机章京拟旨，虽然下笔如飞，但片言只字，皆有分寸，再经过军机大臣的推敲，上呈御览。经过这三道手续发出来的谕旨，在意旨的表达上，几乎不可能发生错误。胜保也是深通翰墨的人，看到最后那一段话，不但暗示将要交部议处，而且处分拟呈之后，不可能邀得宽免。所以他心里虽愤不可遏，却也不免着急，真的不能“再玩忽”，得要“力图补救”了。 
　　“好吧！”他对他的幕僚说，“看我‘补救’！补救好了，再跟他们算帐。” 
　　但是，他要补救却甚难。驭下无恩，士卒不肯用命，滥作威福，同官不愿支持，这才真的到了呼应不灵的窘境。最苦恼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连“子弟兵”都没有。事急无奈，想起一着棋：在安徽的苗沛霖。 
　　苗沛霖的包藏祸心，中外大僚，无不深知，他以办团练保地方起家，但劫持巡抚，通洪军、通捻军，反迹早露，只以用“英王”陈玉成结交了胜保，胜保为他“乞恩免罪”，勉强就抚。当政的大臣，因为江南军务吃紧，而河南的捻军、陕西的回乱，在在需要剿治，所以虽有袁甲三等人，对苗沛霖力主痛剿，仍不得不加姑息，可是防范得极严。那知胜保计无所出，派了个提督，拿了用督办陕西军务钦差大臣关防所发的护照，调苗沛霖所部到陕西助剿。 
　　消息一传，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各地负有治安责任的地方官和带兵官，无不大起恐慌，飞章告警。因为苗沛霖正苦监视太严，动弹不得，经胜保檄调到陕，恰好给了他一个窜扰的机会。于是军机处搞得手忙脚乱，用六百里加紧的廷寄，“严饬胜保速行阻止”，同时分别命令僧格林沁及有关各省的大员，阻拦苗沛霖，“妥为开导，刚柔互用。如不听阻止，即着分拨兵勇，并力兜剿，毋许一人一骑，闹入境内。” 
　　这还不算，还把苗沛霖的一个“克星”找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罗泽南的旧部李续宜，一向在皖北打仗，地形极熟，苗沛霖对他相当忌惮。后来调到湖北，当胡林翼病重时，专折保荐他接任，不久，由湖北调为安徽巡抚，用意就在责成他专门对付苗沛霖。到任不久，丁忧奏请开缺，朝中不肯放他，只准假百日，尚未期满。现在因为胜保的荒唐，怕苗沛霖蠢动，所以特旨催促，“克日启程赴皖任事，断不可拘泥假期未满，稍涉迟延，致皖省大局，或有变迁贻误。” 
　　为了胜保的轻举妄动，惹起了极大的麻烦，朝中大臣，各省大吏，无不对他深恨痛绝，“皆曰可杀！” 
　　于是各处弹劾密告胜保的章奏文书，又如雪片飞到。恭王派了专人处理，把那些文件分别处理，虽有少数夸大其词，意在报复的，但大致都可信其实在，因为一项劣迹，常有几个人指出，经过仔细比对，逐条开列，总计有十来款之多。 
　　为了整饬纪律，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不主张严办的。第一步当然是查明实在情形，可是怕打草惊蛇，胜保得知其事，激出变故，而且正派他负责剿平回匪，也不能打击他的威信，这样就不便公然遣派大臣查办。 
　　会商的结果，采纳了文祥的主意，向僧格林沁查问，奏准两宫太后，随即下了一道密谕： 
　　“前有人奏：胜保去春督师京东，以至入皖，入陕，所过州县，非索馈千金或数千金，不能出境，稍有羁留，官民尤困。随营之妓甚多，供亿之资不少。又有人奏：胜保上年督兵直隶，路过衡水，悦民间女子，招至营中阅看。又纵容委员，滥卖‘功牌’，至今直省拿获马贼，多带有胜保营中蓝翎或花翎，以及顶戴执照。又有人奏：胜保以一寒士，自带兵以来，家资骤富，姬妾众多，揆厥由来，总由滥保人员，以取贿赂；虚报名额，以冒口粮；勒派捐税，以充私囊。本年督兵赴皖，挈带眷属，熄赫道路；其拔营赴陕，同行女眷大轿有数十乘，闻“四眼狗”陈玉成家眷，亦为胜保所有，随从车辆，不知多少？各州县不胜苦累等语。以上胜保贪渔欺罔各劣款，系近日节次有人参奏，情节大同小异，似非虚罔。僧格林沁久驻河南、安徽交界处，见闻自必较确，着即按照所参各款，据实复奏。” 
　　以外还有陕西绅士的“公禀”——是由多隆阿抄呈的。这些公禀是要求多隆阿回陕西去平回乱，当然也就提到了胜保，除去贪污、好色的劣迹以外，还指出“讳败为胜”，说渭河北岸，“匪巢林立”，西路凤翔，东路同州，为回匪集结之处，而胜保安坐省城，捏造获胜的战报。朝中这才明白，中原的局势，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整个情况是四面作战，剿捻匪、平回乱、对付胜保，还要拦截苗沛霖。这些任务，分别落在僧格林沁和多隆阿身上，而急务是不准苗沛霖入陕，怕在回乱以外，别生“苗乱”。 
　　朝中的布置是以僧格林沁为第一线，这一线在河南如果挡不住苗沛霖，那就要靠多隆阿扼守潼关。此地自古就是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重险，多隆阿如果不能及时赶到，后患不堪设想。 
　　而多隆阿的全部兵力不到七千人，从紫荆关北上，且战且走，星夜疾驰，赶往潼关。 
　　这时的胜保，到同州、朝邑一带视察了一番，已经回到西安，还在要兵要饷。亲自动手的奏折，已不是“非朝廷所能遥制”的话了，改了一个说法：“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这是指英法联军内犯时，胜保曾在通州“与洋人接仗”而言。接下来便铺叙他这次同州之行的战功，说是一个名叫王阁村的地方，为回匪老巢，进剿大胜，得意洋洋地写道：“臣抵同未及三日，获此全捷，差可壮我军威。”然后就提到军饷了，除了照例指责各省协饷，未能如数拨解，兵勇口粮，积欠累累以外，因为关中已是“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季节，特意加了一笔：“现在天气日寒，兵丁时虞饥溃。”另外加了三个“附片”，一个是参奏署理陕西藩司刘齐衔筹饷不力，办事玩忽；一个是奏请开复三名革职人员的处分，随营效力；再一个是请催新任西安将军穆腾阿迅即赴任，并帮办陕西军务。 
　　等这个奏折到京，僧格林沁奉旨查明胜保劣迹的复奏也到了，不但上谕中所指出的几条，都是事实，另外还查出了许多秘密。最骇人听闻的是，陈玉成的两个弟弟被捕送到胜保军营，献上金银数千两之多。胜保得了这么一笔丰厚的贿赂，全力庇护，饶了那两个“要犯”的命，并还派在营里当差。 
　　这个秘密的揭露，为军机大臣带来的隐忧，不下于胜保的擅调苗沛霖入陕。当即以紧急驿递，分饬僧格林沁和多隆阿遣派专人访查详情，同时再一次催促多隆阿星夜兼程，说他早一日到潼关，便可早一日“抒朝廷西顾之忧”。 
　　潼关当然有人在坐守，那是署理陕甘总督熙鳞，他的任命，在七月间与胜保的任命同时下达。陕甘总督驻兰州，赴任途中奉旨留在陕西处理回乱。西安有了一个跋扈异常的胜保，还有身为“地主”的巡抚瑛棨，他不便去自讨没趣，因而留在潼关。堂堂总督，局促一隅之地，而胜保有所知会，动辄以朱笔下札，把他的身分贬成了一个总兵，因此，这个老实人抑郁万状。但总算是一个总督，所以军机处所发的，有关指示处置胜保的密旨，大致他也有一份，跟恭王和军机大臣们一样，他日夕所盼望的，也就是多隆阿早到潼关。 
　　多隆阿终于在十一月十九，依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期限，领兵到了。这是一支好军队，因为多隆阿军令严肃而驭下有恩，所以连营十余里，阛阓不惊。在潼关，他除了会见熙麟以外，还特地找了个人来会面——驻扎黄河对岸，山西境内，自风陵渡到蒲州，沿河布防的西安右翼副都统德兴阿。 
　　德兴阿跟多隆阿一样，都是黑龙江出身，都不识汉文，都是旗将中的佼佼者。所不同的，多隆阿是大将之才，而德兴阿仅得一勇字，他以善骑射受知于文宗，五六年前在扬州一带颇有战功，这是得力于翁同和的长兄翁同书为他帮办军务，及至翁同书调任安徽巡抚，左右无人，军势不振，于是连战皆北，被革了职。不久，赏给六品顶戴交僧格林沁差遣，慢慢地又爬到了二品大员的副都统职位，不想偏偏遇着了一个胜保。 
　　胜保看不起德兴阿，德兴阿也看不起他。他虽没有象另一个副都统那样被打军棍，但为胜保撵出陕西，西安的副都统去防守客地的山西，自然是件很难堪的事，所以他对胜保早存着报复之心。 
　　德兴阿与多隆阿是旧交，一见面照满洲的风俗“抱见礼”。德兴阿微屈一膝，抱着多隆阿的腰，兴奋得近乎激动了，“大哥，”他说，“你可来了！可把你盼望到了！”“已经晚了。”多隆阿抚着他的背问：“你那儿怎么样？” 
　　“瞎！真正是一言难尽。” 
　　两人执着手就在檐前谈话。德兴阿赋性粗鲁，口沫横飞地大骂胜保，多隆阿静静地听着，等听完了，不动声色地说道：“胜克斋是立过大功的人，朝廷格外给面子，你也忍着一点儿吧！” 
　　一听这话，德兴阿愕然不知所答，多隆阿却做个肃容的姿势，旋即扬着头走了进去。 
　　“大哥！”德兴阿跟到“签押房”里，不胜诧异地追问： 
　　“怎么着，你不是来拿胜保？” 
　　“老三！”多隆阿以微带责备的声音说，“这么多年，你的脾气还是不改。这儿是他们替我预备的‘公馆’，难保其中没有胜克斋的人在偷听，你这么一嚷嚷，叫我能说什么？” 
　　“是！”德兴阿接受了他的责备，不好意思地笑道：“大哥是‘诸葛一生唯谨慎’。” 
　　这两个人熟“听”《三国演义》。清朝未入关前，太宗以《三国演义》为兵法，命精通满汉文的达海和范文程，把这部书译成满文，颁行诸将。多隆阿和德兴阿在军营中，每遇闲暇，总请文案来讲《三国演义》，作为消遣，因此，用诸葛亮的典故来恭维多隆阿，他自然感到得意。 
　　“我就算是个莽张飞，可要请教‘军师’，我这西安右翼副都统，那一天可以回任啊？” 
　　“快了，快了！”多隆阿顾而言他地说：“同州、朝邑的情形怎么样？” 
　　提到这一点，两人的表情都显得很严肃了。多隆阿与军机大臣的看法不同，朝旨以堵截苗沛霖列为当务之急，多隆阿却以入陕平乱视为自己的重任，所以特别要先问匪情。而德兴阿防守河东，主要的责任也就在防备回匪渡河，窜扰山西，现在多隆阿问到这方面，他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深沉的多隆阿，极注意地听着，偶尔在紧要关键上插问一两句话。等了解了全部情况，他作了一个决定，下令总兵陶茂林，率队出击。 
　　陶茂林和雷正绾是多隆阿手下的两员大将，雷正绾在帮办胜保的军务，负责解西路凤翔之围，但以胜保的骄横乖张，士卒怨恨不已，所以至今无功。陶茂林的运气比他好，跟着多隆阿从豫西一路打过来，又立下了许多战功，此时虽然安营刚定，未得休息，但知道多隆阿用兵决胜，素来神速，因而奉令毫无难色。率领来自吉林的所谓“乌拉马队”，自渭南渡河，经故市北上，迂道南击，成了“拊敌之背”。 
　　包围同州的回匪，一直只注意着南面、东面拒河而守的官军，不防北面受敌，在马队洋枪的冲杀之下，一战而溃，同州就此解围了。 
　　多隆阿这一仗，既为了先声夺人，树立威名，也为了让胜保知道，以为他只不过入陕助剿回匪，别无他意。等同州解围，他从渔关率全军进驻，扫荡匪巢，又打了两个胜仗。 
　　他是好整以暇，不忙着到西安，军机处却急坏了，因为预计他一到潼关，就会依计行事，所以拿问胜保的上谕，已交内阁明发，至多半个月的工夫，就会通国皆知。胜保本人不怕他插翅飞上天去，只怕他部下除了雷正绾的两千人是官军，并且原为多隆阿所属，可保无虞，此外都是“降众”，平时的军纪就极坏，一旦树倒猢猴散，若与回匪合流，则是乱上加乱，而流窜所经，奸淫掳掠，地方亦必大受其害。果然有此不幸之事，都坏在多隆阿手里，所以恭王又气又急，传旨严行申饬，同时用六百里加紧的密谕，命令驻扎蒲州，与同州一河之隔的山西巡抚英桂，“迅速据实具奏。” 
　　英桂原来也就着急，多隆阿的逗留不进，万一生变，胜保部下哗溃流窜，山西首当其冲。只是此时仰望多隆阿如长城，怕催得紧了他会不高兴，现在奉到廷寄，正好有了借口，所以一面奏报多隆阿进驻同州，与回匪接仗三次，均获全胜，一面派德兴阿渡河去看多隆阿，相机催促。 
　　“大哥！你看吧，”德兴阿把那道密谕交了给多隆阿，“你再不走，只怕面子上要不好看了。” 
　　“已经不好看了！”多隆阿也从桌上拿起一通廷寄，递给德兴阿。 
　　“这上面说的是什么？” 
　　“你这玩意上面，”多隆阿指着德兴阿交来的上谕问道： 
　　“又说的是什么？” 
　　彼此瞠目相视，哈哈大笑。两个人都不识汉文，而用清语写廷寄的规矩，早已废止，所以有旨意必须请文案来念了才能明白。 
　　“上面说我‘于此等要紧之事，岂可任意迁延？’又说我‘不知缓急’，胜保何日拿问，如何查抄，军务如何布置，‘克日具奏，不准再涉迁延，致干重咎！’你看，厉害不厉害？” 
　　“这也怪不得上面。胜保怕已经得到消息了！” 
　　“那怎么会？折差驿递，都让我在潼关截住了，他从那儿去得消息？” 
　　德兴阿恍然大悟，从京师到西安，最近的路就是经山西入潼关，这一道关口过不去，那么这个月十四和十七所发的，拿问胜保及宣布胜保罪状的两道上谕，自然就到不了西安。 
　　“怪不得大哥你不着急。不过……，”德兴阿说，“胜保在朝里也有耳目，截住了驿递，难保没有别的路子通消息。”这一下提醒了多隆阿，“啊！”他翘着大拇指夸赞德兴阿，“老三，你这个莽张飞，真还粗中有细啊！好，事不宜迟，我今天就走。” 
　　十一月底的天气，顾不得霜浓马滑，多隆阿抽调了两千人，连夜拔营西进，同时派了一名材官，专程赶到凤翔，通知雷正绾到西安会齐，听候差遣。 
　　那胜保对于京中的布置，一无所闻，日日置酒高会，酒到酣时，大骂军机处办事颟顸，请粮请兵的奏折，积压不批。当然，多隆阿兵到潼关，出击同州的情形，他已接得报告，但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表面越要做得不在乎，依然豪情胜概，摆出曹孟德横槊赋诗的派头。此外当然也作了一番部署，遣派亲信分出河南、山西，出河南的是去催苗沛霖间道西进，出山西的是转道天津，催运向洋商订购的钢炮弹药。 
　　这天下午大有雪意，彤云漠漠，天黑得早，胜保老早就派人生起十几个炭盆，点起明晃晃的巨烛，在满室生春的西花厅，召集文案吃火锅和烧羊肉。刚刚开席，便有派出去打探敌情的一个把总，气急败坏地来报告消息，说是灞桥南岸，出现了十几座营帐，不知是那一路的兵马？ 
　　消息是报到胜保的一个贴身材官那里。他知道“大帅”的脾气，若非紧急军情，不准在他饮酒的时候去禀报，败了他的清兴，说不定就要人头落地。既然是在南岸扎营，必属官军无疑，无须惊惶。 
　　过了一会又报来了，说那十几座营帐是多隆阿的部下。证实了是入关的援军，越发放心。等胜保的宴会将终，那材官才悄悄到他耳边说了两句。 
　　多隆阿的官衔是荆州将军，在胜保看来不当一回事。“他不是在同州吗？进省来干什么？”他拈着两撇八字胡子沉吟着说：“莫非来听节制？怎么先忙着扎营，不来参谒？姑且看一看再说。” 
　　他的那些部属跟他不一样，个个心里嘀咕，得知消息，悄悄上城探望，霜空无月，只见暗沉沉一带营垒，灯号错落，刁斗无声，气象严肃，一看便知不是件好事。于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密语，大家都在心里打好了主意，一回营悄悄儿收拾好了行李，预备随时开溜。 
　　满营都已在打算着各奔前程了，胜保却还如蒙在鼓中，拥着陈玉成的那个姓吕的老婆，好梦正酣。五更时分，笳角初鸣，亲信的材官来叩房门，高声喊道：“大帅，大帅，多将军进辕门了！” 
　　这时的多隆阿岂仅已进辕门，而且已下了马，手中高持黄封，昂然直入中门，大声说了句：“胜保接旨！” 
　　一报到上房里，胜保大吃一惊，有旨意倒平常，多隆阿这来的时候不好！于是一面由姬妾伺候着穿上袍褂，着靴升冠，一面在心里盘算。等穿戴整齐，他对瑟瑟在发抖的吕氏姨太太说：“大概是多将军来接我的事，说不定内调兵部尚书，年内就得动身。” 
　　他也不知道这话是宽慰自己，还是安慰别人，反正说了这句话，心里觉得好过得多。这时材官又来催了，等他走到大堂，香案早已设好，多隆阿神色肃穆地站在上方等待。 
　　其时多隆阿随带的劲卒，已包围了整个钦差大臣的行辕，中门洞开，一直望到门外照墙，刀光耀眼，如临大敌。不管胜保平日如何跋扈，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眼里，见此光景，也不由得胆战心惊，乖乖儿在香案面前跪了下来。 
　　于是多隆阿把黄绫封套中的上谕取了出来，高捧在手，这只是装个样子，他不识汉文，上谕全文早由文案教他默诵得滚瓜烂熟了，这时如银瓶泻水般，一口气背了下来： 
　　“谕内阁：前因陕西回匪猖獗，特命胜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责重任专，宜如何迅扫贼氛，力图报效？乃抵陕已经数月，所报胜仗，多系捏饰；且纳贿渔色之案，被人纠参，不一而足，实属不知自爱，有负委任！胜保着即行革职，交多隆阿拿问，派员迅速移解来京议罪，不准逗留。多隆阿着即授为钦差大臣，所有关防，即看胜保交多隆阿只领，所部员弁兵勇，均着归多隆阿接统调遣。钦此！” 
　　把上谕念完，胜保已经面无人色，磕头谢恩的动作，显得相当蹒跚。等他把臃肿的身躯抬起来，多隆阿问道：“胜保！ 
　　遵不遵旨？” 
　　“那有不遵之理。”胜保凄然相答。 
　　“那就取关防来！” 
　　用不着胜保再转嘱，早有人见机讨好，捧过一个红绸包好的印盒来，交到胜保手里，胜保捧交多隆阿，他双手接过，解开红绸，里面是三寸二分长，两寸宽的一方铜关防，拿起来交了给他身边的文案说：“你看看，对不对？” 
　　验了满汉文尚方大篆的印文，那文案答道：“不错！” 
　　“好！”多隆阿扬起头来，环顾他的随员，大声下令：“奉旨查抄！不准徇情买放，不遵令的军法从事。” 
　　这一下把胜保急得神色大变，上来牵住多隆阿的黄马褂，不断地喊：“礼帅，礼帅！”多隆阿号礼堂，胜保平日一直是叫他的号的，这时改了称呼。 
　　“怎么样？” 
　　“礼帅！”胜保长揖哀恳：“念在多年同袍之雅，总求高抬贵手，法外施恩。” 
　　多隆阿想了想说：“给你八驼行李。” 
　　“这，这，这……，”胜保结结巴巴地说，“这不管用啊！” 
　　“管够可不行！”多隆阿使劲摇着头，“八驼也不少了，你把你那么多姨太太打发掉几个，不就够用了吗？”说到这里向身边的材官吩咐：“摘顶戴吧！” 
　　于是胜保的珊瑚顶子，白玉翎管连着双眼花翎，二品武官的狮子补褂，一起褫夺，换上待罪的素服，被软禁在他日日高张盛宴的西花厅。多隆阿又派了一百名兵丁，日夜看守，同时一再叮嘱，务须小心，倒象深怕会有人来把他劫走似的。 
　　这因为多隆阿久知胜保自己虽不练兵，但他为了求个人仪从的威武煊赫，特意挑了二百人，个个体魄魁梧，配备了精美的器械服装，厚给粮饷，常有赏赐，把这个“元戎小队”，以恩结成他的死士。而他的部下出身不正，只知有胜保，不知有国法，万一起了个不顾一切救胜保的念头，以胜保的毫无心肝，说不定就会在劫持之下，甘受利用，与回捻同流合污。那一来自己的责任就太重了，所以不得不选精兵看守。 
　　谁知他把胜保看得太重了。就在传旨拿问的那一刻，胜保的文武部下，溜的溜，躲的躲，余下的都向新任钦差大臣报了到。二百亲兵，四十八名厨役，走了一大半，跟在胜保身边的，只有一名老仆，两名马伕，还是他当翰林时的旧人。 
　　这时雷正绾已从凤翔前线赶回西安，重投故主，万感交集，但无暇去细诉他在胜保节制下所受的委屈，多隆阿交给他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安抚各营，申明朝廷的本意，完全因为胜保跋扈得不成话说，不能不振饬纪纲。除了胜保一个人以外，决不会有牵涉株连的情事，新任的钦差大臣也决不会有所歧视，劝大家安心，只要立功，必有恩赏。 
　　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劝慰，终于还是有胜保旧部八百人，呼啸过河，另投山东，一路骚扰，不在话下。多隆阿接得报告，不愿分兵追击，因为他要集中兵力对付回匪。 
　　回匪多在渭河北岸，与胜保隔河相持，已有四十多天。多隆阿召集将领集议，了解了情况，下令开炮，隆隆然一夜，把西安的老百姓惊扰得魂梦不安。第二天早晨一打听，说渭河北岸的匪巢完全荡平。接着便有许多人哭哭啼啼到西安来寻亲觅友报丧，说是南岸官军的炮火，玉石不分，把老百姓也轰在里头了。 
　　而军机处只知道多隆阿连番大捷，下诏褒奖，同时催促移解胜保。查抄已告一段落，胜保的姨太太，各携细软，走散了许多，剩下的几个也是惴惴不安，局促在特为划出来的一座院子里，要想打听打听消息都不容易。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五六天，忽然雷正绾来了，这一下如见亲人，大家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诉苦，雷正绾也只有报之以苦笑。 
　　好不容易才有了容他开口的机会：“明天要走了。”他说，“请大家收拾收拾，明天我派人送你们过河到山西。以后各自小心。” 
　　大家都没有留心他最后这句话中的警告意味，只问：“到那里呀？” 
　　“自然是跟着胜大人到京里。” 
　　到京里以后如何呢？雷正绾无法回答，大家也无法想象。各人收拾好了行李，第二天一早，坐车先走。胜保接着东下，依然坐了八抬绿呢大轿，只在轿杠上拴一条铁链子，表示轿内是革职拿问的犯官。 
　　雷正绾派的人，护送出关，随即折回。胜保的眷属从风陵渡过河，进了山西境界，天色已经不早，投宿在蒲州城外的一座荒村里。 
　　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荒村，而原来不是。河东富庶之区，却以数经兵燹，匪来如梭、兵来如梳、轮番的骚扰劫掠，把稍稍过得去的人家都撵跑了，所以空房子倒是很多。胜保的眷属连同少数的旧部，加上多隆阿所派的护送官兵，一共占了两座人去楼空的大宅。 
　　天气冷，又没有月亮，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前途茫茫的抑郁忧惧心情之中，因而除去那二十多名护送官兵以外，其余的都草草设榻，钻入被窝，听远处传来的狗哭狼嗥，把颗心都挤得发酸了。 
　　胜保的那个吕氏姨太太，一直不曾睡着，独拥寒衾，望着一盏豆大的油灯火焰出神。她在想胜保，也想着陈玉成，一度是“王妃”，忽然又变成钦差大臣的“姨太太”，而她曾亲耳听见过别人在背后叫她“贼婆”。以后呢？她在想，胜保的人缘不好，说不定会充军，充到冰天雪地的边疆，自己当然也要跟着去，说什么雪肤花貌，都付与阴寒穷荒，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想想真有些不能甘心。 
　　正这样惘惘然万般无奈时，忽然听得狗叫，叫得极其狞厉，然后又是长号着奔远了，仿佛被人打跑了似的，她的一颗心，蓦地里提了起来，侧耳静听，仿佛是有人声，便唤那在她床前打地铺的丫头：“小珠，小珠！” 
　　小珠为她唤醒，梦头里着了惊，猛然翻身坐起，慌慌张排地问：“那儿失火，那儿失火？” 
　　失火倒不曾，有火光是真的。霎时间人声杂沓，涌进来一群人，灯笼火把照耀着，看得清楚是官兵，她才略略放心。 
　　“都起来，起来！”有个官长模样的壮汉大声吆喝：“搜查奸细！” 
　　这种情况她以前也遇见过，懂得应付的方法，赶紧轻声喊道：“小珠快起来！把那包碎银子拿给我。” 
　　她是预备拿一包碎银子送给来搜查的官兵，买得个清静，成算在胸，动作便比较从容了，下床穿好衣服，剔亮了灯，却听小珠急促地喊道：“奶奶，你看！” 
　　急急扭头从嵌在冰纹格子窗上的那块玻璃望出去，只见官兵正从各个房间里把箱笼抬了出来，堆在院子里，“这是干什么？”她失声而问，一句话不曾完，听得房门上猛然一脚，立刻便是一个洞。 
　　“开门，开门！”外面大喝。 
　　小珠抖抖索索地去拔开了门闩，双扉大开，正是那个大声吆喝的官长，举一盏灯笼往她脸上一照，神色顿时不同： 
　　“就是她，就是她，一看就知道了。好好伺候着！” 
　　不由分说，把她推推拉拉地拥了出去，弄上轿子，锁了轿门，连同那些箱笼行李，一起抬出村子，往北而去。 
　　她惊疑不定地好半天，终于想明白，定是德兴阿干的好事！只怪护送的官兵不管用，从而转念也难怪，二十多人到了德兴阿大军所驻的防地，还能反抗吗？ 
　　这时的胜保，还未出关，正走到临潼地方，住在东门外的关帝庙里，钦命要犯只是防守严密，除去行动不能自由，此外生活起居不受干涉，加以胜保出手素来阔绰，押解的官兵得了他的丰厚犒赏，格外优容，居然可以会客了。 
　　所会的客，自然是他的那一班文案。当他初被拿问时，群情惊惶，以为会象上年拿问肃顺那样，凡是胜保的党羽，皆在逮捕之列，所以都存着避一避风头，躲开了看一看再说的打算。及至多隆阿派人安抚各营，申明只抓胜保一个，大家比较心定了。有些则平日倚仗胜保的势力，为非作歹，自知迟早难逃逮问的命运，依旧不敢出面，比较谨饬安分的，看朝廷既无进一步的行动，而多隆阿待胜保也还客气，见得事态并不严重。 
　　株连之忧一消，侥幸之心又生，朝好的方面去想，胜保在去年的拥兵京畿，声言“清君侧”而为恭王的后盾，是能够打倒肃顺的关键所在。有此大功，就该象赐“丹书铁券”那样，赦他不死，而况他到底不曾丧师失地，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情况不同。朝廷拿问议罪，多半只是临之以威，略施膺惩，至多革职，也还有戴罪图功的可能。此时正不妨好好替他出把力，至少也要见一面，说几句安慰的话，好为他将来复起时，留下欢然道故的余地。 
　　于是从胜保一离西安，沿路便有人来相会，患难之际，易见交情，胜保十分心感。同时这对他确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沮丧忧疑的心情，减消了一大半，他很沉着地与来客密议免祸的方法。连着谈了几晚，谈出一个结论：到京越晚越好！一则可以把事情冷下来，再则好争取时间，多方活动，预作布置。 
　　胜保是个说做就做的人，从商定了这个办法，便尽量在路上拖延。最简单的办法是装病，但他的身体其壮如牛，装病也只能装些感冒、腹痛之类的小病，同时也不能总是装病，这天清早从临潼的关帝庙起身，正无可奈何地要上轿时，他那随护眷口的老仆，一骑快马，气急败坏地赶到了。 
　　他是奔波了一日一夜，赶回来报告消息的。果然是德兴阿干的好事，八驼行李，四个美妾，都落在别人手中了。被抢的地方名叫东盐郭村，在蒲州城外，德兴阿的部下也还抢了别家，逼得那家的年轻妇女投了井。 
　　胜保自出生以来，何尝受过这样的欺侮？但此时如虎落平阳，发不出威，首先想到的是，告诉押解的军官：“出了这么档子无法无天的事，我不能走了。我得回西安看你们大帅，听他怎么说？” 
　　押解官如何容得他回西安？只答应在临潼暂时留下。胜保那时，就好比吴三桂听说陈圆圆为李自成部下所劫那样，想象着艳绝人寰的吕氏姨太太，偎倚在德兴阿怀里的情形，五中如焚，是说不出的那种又酸又痛，简直都不想活了的心情。 
　　“大帅！”有个文案劝他，“此刻急也无用，气更不必，得要赶紧想办法，事不宜迟，迟则生变。” 
　　怎么叫“迟则生变”？胜保楞了一下，才想到是指吕氏姨太太而言。事隔两天，必已遭德兴阿沾污，已经“迟”了，已经“变”了！他叹口气说：“我方寸已乱，有什么好办法，你说吧！” 
　　“自然是向礼帅申诉。” 
　　“对啊！”胜保的精神陡然一振，他拿德兴阿无可奈何，但可以赖上了多隆阿，“他得给我句话，不然我专折参他，纵容部属，公然抢劫，到底是官兵还是土匪？” 
　　“正是这话。” 
　　“来，来！那就拜烦大笔。” 
　　胜保口授大意，托那文案执笔，写了封极其切实的信给多隆阿。等信写完，他也盘算好了办法，取了一百两银子，连信放在一起，叫人把负责押解的武官请了来。 
　　“劳你的驾，给跑一趟西安。”他把信和银子往前一推，“把我的这封信，面呈你们大帅，信里说的什么，你总也该知道。” 
　　看在一百两银子份上，而且也算是公事，那武官很爽快地答应，立刻动身去投信。 
　　“再有句话，得请你要个切切实实的回信。” 
　　“胜大人的吩咐，我不敢不遵。信，我一定面呈多大人，不过，这个回信，可不一定讨得着。如果多大人说一声：‘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请想想，我还能说什么？” 
　　“那我可不是吓唬你。”胜保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切实回信，我在这儿不走。闹出事儿来，别说是你，只怕你们大帅的顶戴也保不住。我这话什么意思，你自己琢磨去吧！” 
　　说完，胜保只管自己退入别室，把那武官僵在那里，不知何以为计？于是那文案便走到他身边，用惊惶的眼色作神秘的低语。 
　　“胜大人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落到今天这一步，他还在乎什么？冷不防一索子上了吊，你想想，那是多大的漏子！” 
　　这两句话说得他毛骨悚然，钦命要犯，途中自尽，押解官的处分极重，前程所关，不是开玩笑的事，所以“喏、喏”连声，受教而去。 
　　看见那武官一走，估量着多隆阿治军素严，得信一定会有妥善处置，胜保的心情比较轻松了些。但对德兴阿却是越想越恨，就算眷口行李，能够完整不缺地要回来，这个仇也还是非报不可。 
　　左思右想，想出来一着狠棋，亲自拟了一道奏折，犯官有冤申诉，仍许上奏。奏折中说：“德兴阿纵兵抢劫，在蒲州城外东盐郭村，借口盘查奸细，亲带马队、步兵，夤夜进庄，将居民银钱衣物等件，抢掠一空，该民人等均在英桂行辕控告，请饬查办。”写完奏折，又替他的老仆写了张状子，命他赶回蒲州，到山西巡抚英桂的行辕去控告德兴阿。奏折则专人送到西安，请陕西巡抚瑛棨代为拜发，瑛棨跟他有交情，这件事一定肯帮忙。 
　　能想的办法都已想到，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在临潼关帝庙等待消息的滋味却不好受，无事枯坐，不是苦思爱妾，就是想到入京以后的结果，真个是度日如年。 
　　就这时候，有个想不到的客，深夜相访，此人叫蔡寿祺，字紫翔，号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的进士，一直在京里当穷翰林，中间一度在胜保营里帮忙，咸丰八年冬天丁忧，因为九江沦陷，道路不通，只好在京守制，境况非常艰窘，胜保也曾接济过他。以后听说他到四川去了，混得还算得意。不想却又在这里相会，他乡遇故人，且在患难之中，胜保特有一份空谷足音的欣慰亲切之感，赶紧叫请了进来。 
　　两人见了面，相对一揖，都觉凄然，“梅庵，”胜保强笑着吟了两句杜诗：“‘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听得克帅的消息，寝食难安。”蔡寿祺也强露宽慰的笑容，“总算见着面了。” 
　　胜保又是一揖，感激不已：“故人情重，何以克当？”他又问：“听说你在蜀中，近况如何？” 
　　“我的遭际，也跟克帅一样委屈。” 
　　“怎么？”胜保反替他难过，“骆籲门总算是忠厚长者，何以你也受委屈？” 
　　“唉！一言难尽！” 
　　不仅是一言难尽，也还有难言之隐。灯下杯酒，细叙往事，蔡寿祺当然有些假话。他是咸丰九年夏天出京的，出京的原因，无非赋闲的日子过不下去，想到外省看看机会，从军功上弄条升官发财的路子出来。他的打算是由山西入关中，再到四川，然后出三峡顺流而下，如果没有什么机会，便回江西，在家乡总比在京的路子要宽些。 
　　于是以翰林的身分，一路打秋风弄盘缠，走了一年才到四川。四川不设巡抚，只有总督，这时的总督黄宗汉，因为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人的交涉没有办好，正革职在京，由成都将军崇厚署理川督。崇厚虽是旗人，却谨慎开明，对蔡寿祺那套浮夸虚妄的治军办法，不甚欣赏。于是他弄了几百两银子的“程仪”，由成都到重庆，准备浮江东下。 
　　在重庆得到消息，陕西巡抚曾望颜调升川督。蔡寿祺跟曾望颜是熟人，便留在重庆不走，等曾望颜到了任，他也在第二年三月里，重回成都。那时一方面有云南的土匪蓝朝柱窜扰川南富庶之区，一方面又有石达开由湖北窥川的威胁，于是蔡寿祺大上条陈，以总督“上客”的身分，把持公事，颇为招摇。不久，曾望颜被革了职，仍旧由崇厚署理，参劾蔡寿祺，奉旨驱逐回籍。又不久，川督放了骆秉章。 
　　骆秉章字籲门，虽是广东人，与湘军的渊源极深，入川履任时，把湘军将领刘蓉带了去，信任极专，以一个知府，保荐为四川藩司。刘蓉看见奉旨驱逐回籍的蔡寿祺，依然逗留成都，私刻关防，招募乡勇，十分讨厌，便老实不客气提出警告：蔡寿祺再不走，他可真要下令驱逐了。 
　　当然，蔡寿祺对他的本意是有所掩饰的，他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一样，急公好义，所以忘掉该避嫌疑。遭当道所忌，正由于他的任事之勇。一面说，一面不断大口喝酒，就仿佛真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要借酒来浇一浇似地。 
　　“天下事原是如此！”胜保也有牢骚，“急人之难，别人不记得你的任事之勇，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说你处处揽权。去他的，我才不信他们那一套。” 
　　“克帅！”蔡寿祺忽然劝他，“大丈夫能屈能伸，此时务宜收敛。等将来复起掌权，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也还不晚。” 
　　胜保倒是把他的话好好想了一遍，叹口气答道：“我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无奈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无论如何要忍一时之气。”蔡寿祺放低了声音说：“克帅，你有的是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本钱”两字，意何所指，胜保倒有些想不透，便率直说道：“梅庵，何谓‘本钱’，在那儿？” 
　　蔡寿祺看了一下，用筷子蘸着酒，在桌上写了一个字，“苗。” 
　　“咳！”胜保皱着眉说，“就是从他身上起的祸！” 
　　“祸者福所倚！只看存乎一心的运用。” 
　　“啊，啊！”胜保大为点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话，见教得是。” 
　　“还有，”蔡寿祺说了这两个字，接着又写了一个字：“李。” 
　　胜保又点点头表示会意，听他再往下说。 
　　“拥以自重。”蔡寿祺抹了这两个字，又写：“应示朝廷以无公则降者必复叛之意。” 
　　“嗯！”胜保肃然举杯，“谨受教。” 
　　蔡寿祺矜持地把筷子往桌上一丢，身子往后一仰，颇有昂首天外的气概。胜保却正好相反，低着头悄然无语，就这片刻，他已有所决定，但没有说出口来。 
　　“梅庵，”他换了个话题，“此行何往？” 
　　“本想浮江东下，因为想来看创此帅，特意出剑门入陕。”蔡寿祺想了一下说，“‘长安居，大不易’，我想先回家看创。” 
　　“不！”胜保很快、很坚决地表示不赞成，“还是应该进京，才有机会。至于‘长安居，大不易’，也是实话。这样吧，我助你一臂，不过，此刻的我，只能略表微忱，你莫嫌菲薄。”说着，他伸手到衣襟里，好半天才掏出一张银票，隔灯递了过去。 
　　银票上写着的数目是一千两，蔡寿祺接在手里，不知该如何道谢？好半天，挤出两点眼泪，摆出一脸凄惶，摇摇头说：“叫我受之不可，拒之不能。何以为计？” 
　　“梅庵，这就是你的迂腐了。要在身外之物上计较，反倒贬低了你我的患难交情。” 
　　“责备得是，责备得是！”蔡寿祺一面说，一面把手缩了回来，手里拿着那张银票。 
　　接着又谈了些各地的军情，朝中的变动，直到深夜，方始各道安置。胜保在那古庙中独对孤灯，听着尖厉的风声，想起随营二三十名姬妾，粉白黛绿，玉笑珠香的旖旎风光，真个凄凉万状，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绕室彷徨，整整一夜，把蔡寿祺的那些话，以及自己所打的主意，反复思量，连细微末节都盘算到了。直到天色微明，方始倚枕假寐。不久，人声渐杂，门上剥啄作响，开出门来一看，随带的听差来报，说那负责押解的武官已从西安回来了。 
　　“好！”胜保依然是当钦差大臣的口吻：“传他进来！” 
　　押解武官就在不远之处的走廊上，不等听差来传，走过来请了个安：“跟胜大人回话，信投到了。” 
　　“你们大帅怎么说？” 
　　“多大人也很生气，说一定给办。” 
　　“喔！”胜保觉得这话动听，点着头说：“他倒还明白。可是，办了没有呢？” 
　　“办了，办了。已经派人到蒲州去了。” 
　　“那好。我在这儿等，等他办出个起落来。” 
　　“那不必了。”押解武官陪着笑说，“胜大人请想，一路迎了上去有多好呢？” 
　　这打算原是不错的，但胜保一则别有用心，正好借故逗留。再则积习未忘，还要摆摆威风，所以只是使劲摇着头，掉转身子，走入屋里，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押解武官这时可拿出公事公办的脸嘴来了，抢上两步，走到门口向屋里大声说道：“跟胜大人老实说了吧，多大人有话： 
　　圣命难违，请胜大人早早动身，免得彼此不便。” 
　　如果是在十天以前，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马上就可以送命，而就在此刻，胜保的脾气也还不小，“混帐东西！”他瞪眼吹胡子地骂：“什么叫‘彼此不便’？你给我滚出去！” 
　　“我可是好话。” 
　　胜保越发生气：“滚，滚！你胆敢来胁制我！你什么东西？” 
　　这一吵，声音极大，有个他的文案，名叫吴台朗的正好来访，赶紧奔进来把那押解武官先拉了出去，略略问了缘由，便又匆匆回进来解劝。 
　　“真正岂有此理！”胜保还在发威，“我就是不走，看多隆阿拿我怎么样？” 
　　“这不能怪礼帅。”吴台朗说，“那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冲撞了大帅，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叫他来领责。” 
　　胜保听他这一说，不能再闹了，苦笑着只是摇头。 
　　于是吴台朗又走了出去，找着那押解武官，说了许多好话，让他来替胜保赔罪。费了半天唇舌，总算把他说动了，但有个交换条件，胜保得要立刻启程。这一下又商量半天，最后才说定规，准定再留一天。 
　　经过这一阵折冲，胜保虽未占着便宜，可是毕竟有了一个台阶可下，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但经此刺激，他越觉得俗语中“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这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暗暗咬牙，有一天得势再起，要把那班狐假虎威的势利小人，狠狠惩治一番。 
　　其实他身边就多的是狐假虎威的势利小人，只是看他的老虎皮将被剥夺，纷纷四散，各奔生路。象吴台朗和蔡寿祺这班人，只是无路可投而已。不过既然还有倚附胜保之心，自然休戚相关，所以尽这一日逗留的机会，自早盘桓到晚，也谈了许多知心话。 
　　这三个人都是满腹的牢骚，吴台朗是军前被革的道员，把湘军的首脑，恨如刺骨；蔡寿祺与刘蓉结了怨家，而刘蓉与曾国藩的关系不同泛泛，所以也大骂湘军。胜保当然更不用说，他始终轻视湘军，以为他们的声名震动朝野，东南仰望曾、李、左、彭等人如长城，无非因为他们善结党援，互相标榜。 
　　“着啊！”吴台朗连连拍着自己的腿说，“克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即以眼前而论，克帅文武兼资，‘三十入词林，四十为大将’，一向独往独来，此虽是豪杰之士的作为，到底吃亏。” 
　　“也不见得，走着瞧吧！”胜保说了这一句，又扯开他自己，“你再往下说！” 
　　“再说梅老。”吴台朗手指点点蔡寿祺，“梅老，你那一科得人不盛，吃夸最大。” 
　　“就是这话罗，‘科运’不好。” 
　　“梅庵是那一科？”胜保问。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这一科，怕就只出了一个贵同乡万藕老？”吴台朗是指也是江西德化人的万青藜。 
　　“是啊！”胜保也替他们这一科叹息：“二十年了，就出一个尚书，科运是不好。” 
　　眼光都落在蔡寿祺脸上，而他摇摇头不愿作答，独自引杯，大有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块垒的意味。他内心也是如此，这两年秋风打下来，他才真正知道一榜及第的那“同年”二字的可贵。道光二十年的进士，论年资早就应该出督抚了，有督抚做同年，何致于在四川铩羽而归？ 
　　于是由于各人所同感的孤独，对于胜保今后为求脱罪的做法，便集中在援结党羽，多方呼应这个宗旨上，商定了应该去活动的地区和人物。直到天色微明，方始散去。 
　　胜保睡到近午方起身，慢慢漱洗饮食，想多挨些时刻，这天便好不走，谁知那押解武官，毫不容情，早就备好了车马，一遍一遍来催，一交未初时分，硬逼着上路，往东而去。 
　　走了十几里路，但见前面尘头大起，好几匹骡子驼着箱笼，迎面而来。走近了互相问讯，才知道那正是多隆阿派人从德兴阿那里，替胜保要回来的行李。 
　　于是双方都停了下来。胜保手下的一个亲信，保升到正三品参领衔，而实际上等于马弁的护军校，名叫拉达哈的旗人，原来奉派护眷进京的，这时一起押运行李而来，走到胜保轿前来请安回话。 
　　少不得要报告一些当时被劫的经过，话说得很噜苏，胜保不耐烦了，“反正你当的好差使；”他冷笑着打断他的话，“这会儿我也没工夫听你的！你倒是说吧，现在怎么样了？” 
　　“多大人派了人去，办了好大的交涉，把八驼行李拿回来了。” 
　　“东西少不少啊？” 
　　“大概不少什么。” 
　　“怎么叫‘大概’？到底少了什么？” 
　　“就一口箱子动了。其余的，封条都还贴得好妹的。” 
　　“那一口箱子？”胜保急急问道：“箱子不编了号了吗？” 
　　“是第一号那一口。” 
　　还好！胜保颇感安慰。第一号箱子里的东西，不值什么钱。装箱的时候有意使其名实不符，号码越前越是不关紧要，这小小的一番心思，还真收了大效用。但是，再值钱也不过身外之物，所以他紧接着又问：“人呢？” 
　　“几位姨太太带着丫头，都还住在蒲州城里，等大帅到了一起走。” 
　　“喔！”胜保终于把最要紧的一句话问了出来：“吕姨太还好吧？” 
　　问到这一句，拉达哈的脸色，比死了父母还难看，只动着嘴唇，不知在说些什么？ 
　　“怎么啦？”胜保大声喝问，“没有听见我的话？我问吕姨太！” 
　　“叫，叫德大人给留下了。” 
　　“啊！”胜保在轿子里跳脚，摘下大墨镜，气急败坏地指着拉达哈问：“他怎么说？” 
　　“德大人的话很难听。”拉达哈嗫嚅着，“大帅还，还是不要问的好。” 
　　“混帐！我怎么能不问。” 
　　“德大人说……，”拉达哈把头低着，也放低了声音，“他说，吕姨太是逆犯的老婆，他得公事公办！” 
　　这“公事公办”四个字，击中了胜保的要害。明知德兴阿会假“公”济“私”，也拿他无可如何。于是颓然往后一靠，什么事都懒得问了。 
　　这样，过了好几天，才能把想念吕姨太的心思，略略放开。在山西过了年，本想多留几日，经不住朝廷一再催促，过了年初七只得动身。正月底到京，随即送入刑部。主办司官接收了多隆阿奉旨拿问解京的咨文，把胜保交给了“提牢厅”，暂且在“火房”安顿。关门下锁，已有牢狱之实，这下胜保才真的着慌了。 
　　这一关关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问，只教他“递亲供”，在无数被参劾的罪名中，他只承认了一条：随带营妓。 
　　“亲供”是递上来了，而且军机处已根据刑部的奏报拟旨“派议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审讯，按律定拟具奏”，但恭王迟迟未有行动，因为投鼠忌器，顾虑甚多。 
　　在胜保未到京以前，他们预定的营救计划，即已发动。一马当先的是西安将军穆腾阿和陕西巡抚瑛棨会衔的奏折，用六百里加紧飞递。奏折送到，慈禧太后已经归寝。因为在传递顺序上，属于第一等紧急，内奏事处丝毫不敢耽搁，夜叩宫门，由安德海接了折，再去敲开慈禧太后的寝宫，把黄匣子送了进去。 
　　这时慈禧太后，虽只有一年两个多月的听政经验，可是对内外办事的程序，已经非常熟悉。看到是穆腾阿和瑛棨会衔，并用六百里加紧呈递的奏折，不由得大吃一惊，失声而呼：“莫非多隆阿阵亡了？” 
　　这不怪她如此想，因为倘是紧急军报，则应由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多隆阿奏报，驻防将军和督抚会衔的奏折，除非呈报统兵大员或者学政出缺，不得用六百里加紧。因此，她直觉地想到了多隆阿有何不测。那知拆开来一看，说的竟是“直隶军务吃紧，请饬胜保前往剿办。” 
　　“混帐东西！”慈禧太后气得把奏折摔在地上。 
　　这种情形，安德海难得见到，但奏折摔在地上，不能不管，悄悄儿把它拾了起来。正不知如何处置时，慈禧太后有了指示。 
　　“拿笔来！” 
　　安德海答应着，取来朱笔，她亲自批了八个字：“均着传旨严行申饬。”然后命他立即送还给内奏事处。 
　　第二天一早，军机章京接了折回到军机处，自然先把最紧急的放在上面，送到恭王那里拿起来一看，也有啼笑皆非之感。不过，他比慈禧太后要冷静些，得先要跟同僚把穆腾阿和瑛棨会衔上此折的用意，推敲个明白，再作道理。 
　　“穆腾阿是胜保的死党，瑛棨是个糊涂虫，他必是受了穆腾阿的指使，跟着来碰这个大钉子，何苦？”宝鋆皱着眉说。 
　　“我是说上这个折子的用意。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么荒唐，会得到怎么样儿的一个结果？” 
　　“那也无非意在报答胜保而已。” 
　　“不然！”文祥另有看法，“这是‘投石问路’，探测朝廷的意旨。倘或批驳的口气松动，替胜保说话的人，就一个跟着一个都来了。” 
　　“不错，不错！”在座的人，无不深深点头。 
　　“那就拟旨痛斥吧！”恭王作了决定。 
　　这道“严行申饬”的上谕，由内阁明发。京里京外受了胜保活动的人，一看风色不妙，便都观望不前。可是间接也有消息传到恭王耳朵里，说是胜保所招降的那批人，不懂得什么为国为民的大义，只知道对胜保感恩图报，倘或处置失宜，操之过急，只怕会激出变故，那一来，大局就更棘手了。 
　　掌权一年多以来，恭王的宗旨依然是稳定局势为第一，对于苗沛霖尚且可以委屈求全，只要他能受羁縻，那怕就在寿州一带做“土皇帝”，也可以容忍，然则因为胜保而激起意外的变故，自然是他所引以为切戒的。 
　　而且，对胜保的感情，恭王也毕竟与人不同。前年勒兵京畿，遥控行在，胜保那一支杂凑的军队，到底能予肃顺多少威胁，固然难言，但是，恭王却确确实实因为胜保的态度，增加了信心，同时也表示出有胜保的人马可以运用，使得那些原来徘徊在肃顺与他之间的人，倒向自己这一面。得失成败，寸心自知，恭王觉得是欠着胜保的情的。 
　　为了这公与私的双重窒碍，处事一向果断明快的恭王，在这一件继“诛三凶”以后，为京里京外瞩目关怀的大案子上，显得十分黏滞，仿佛竟忘了这件事似地。 
　　他的心情，最了解的是文祥和曹毓瑛，然后才数到宝鋆。宝鋆一向以恭王的意旨为意旨，曹毓瑛资格尚浅，进言要看机会，唯有文祥，认为恭王这样拖延着不是办法，觉得非要说话不可。 
　　凡是有所主张，他一向措词缓和而宗旨坚定，他为恭王指出，胜保的被革职拿问，重要的是在一个“问”字。革而不问，就整饬纪纲而言，比“曲予优容”更坏。而且，不问也不行，两宫太后口中不说，心里已经不满，内阁也在等消息，等他们来催问，在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大臣议罪，一向是由重臣会同吏、刑两部，在内阁集议，审讯胜保，明发上谕上规定由议政王、大学士会同刑部办理，更是非同小可的事。不管如何，议政王应先召集会议，才是正办。所以恭王接纳了文祥的意见，咨会内阁，定期集议。 
　　事先，当然有一番私底下的接触，恭王得到报告：大学士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李棠阶，态度都很激烈，已经有了表示，非严办胜保，不足以伸国法。 
　　“这是为什么呢？”恭王皱眉问道，“莫非……？” 
　　宝鋆说话向来无保留，大声接口：“河南人嘛！胜克斋在河南搞得太不象话了，周、李两公，不如此表示，对他们的老乡，怎么交代？” 
　　这倒是心直口快，一语破的，恭王心里有数了。所以在内阁会议的那一天，尽让周祖培和李棠阶痛斥胜保，先教他们泄了愤再说。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周祖培拍着桌子说：“象这样纵兵殃民，贪污渎职，辜负朝廷的统兵大员，百死不足蔽其辜！” 
　　“芝老说得是。”恭王胸有成竹地徐徐发言，附和之后，陡然一转，“不过，俗语说得好，‘投鼠忌器’，胜保已经在刑部狱中，随时可诛。我想——我们还是先撇开胜保来谈吧！” 
　　周祖培一楞，不知道撇开胜保，还有什么人、什么事要扯在这件案子里来谈？ 
　　庙堂之上，不便说什么不够冠冕堂皇的，迁就现实的话，于是撇开胜保这个人，谈他所隐匿的财产。这件事归宝鋆管，他象聊闲天，谈新闻似地，把多隆阿奉旨查抄的情形，以及从他处得到的消息，胜保在谁那里可能隐匿了些什么财产？派什么人搜查？用什么方法？诸如此类，娓娓言来，虽嫌琐碎，听来倒也有些趣味。 
　　第一次集议，就这样糊里糊涂结束了。不多几天，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一道奏折，为恭王和他的同僚，带来了新的困扰和忧虑——胜保在苗沛霖以外，又下了一着狠棋。 
　　曾国藩的奏折中说：江南提督李世忠上书，愿意褫夺自己的职务，为胜保赎罪。这是件异想天开的事，而以前方的一个武官，干预朝廷处置获罪大臣的威权，不但冒昧，而且荒唐。照道理说，在曾国藩那里就应该受到一顿申斥，可是曾国藩未作处置，据实代奏，只略略声明他所以代奏的原因是：“不敢壅于上闻。”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了解李世忠与胜保的关系的人看，其中大有文章。曾国藩的意思是表示，如果不为李世忠代陈他的请求，可能就会有麻烦，而这个麻烦是连他这个节制四省兵权的两江总督都料理不了的，所以“不敢壅于上闻”。 
　　“你们三位先商量商量！”恭王把奏折交给了文祥、宝鋆和曹毓瑛，摇着头说：“我头痛得很！” 
　　他们那三个人又何尝不头痛？聚在一起，把曾国藩的那道奏折，反复看了几遍，不知如何批答。 
　　终于，文祥说了这么一句：“我看，李世忠的用意，也不尽是报私恩，有个替胜克斋表功的意思在内。” 
　　宝鋆不甚明白他的意思，曹毓瑛却大有领悟，连点头： 
　　“这看得深了！” 
　　“怎么呢？” 
　　“咸丰八年九月，胜克斋招降李世忠，裨益大局，确非等闲。那时李世忠不叫李世忠，叫李昭寿。” 
　　李昭寿原是捻匪，与洪军合流，在长江北岸的滁州、六合一带与官兵作战。咸丰八年秋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合力稳定了长江北岸，进窥皖北，滁州交李昭寿防守。他部下的纪律极坏，而且不是洪军的嫡系，所以陈玉成一向轻视他，使得李昭寿起了异心。 
　　于是胜保设法俘获了他的全家，相待极厚，李昭寿考虑了切身利害，献出滁州城，接受了胜保的招降。奏报到京，赏给二品花翎，赐名世忠，授职总兵，仍旧让他驻军六合一带。 
　　“从那个时候起，江宁的洪军与皖北不能连成一气，未始不是李世忠阻隔之功。这论起来，也算是胜克斋的功劳。” 
　　“但要挟制朝廷就不对了！”文祥皱着眉说，“李世忠只怕也是第二个苗沛霖，听说那一带的土匪盐枭，都出入其门，李世忠的外号叫做‘寿王。” 
　　“那，”宝鋆惊讶地说，“不又要造反了吗？” 
　　其余两个人都不作声。好久，文祥握着拳，神色痛苦地说：“决不能把李世忠逼反了！其中关系，太大，太大！” 
　　这样，自然而然就提出了一个结论，只有安抚一法。但批答的谕旨，甚难措词，宝鋆便指着曹毓瑛说：“琢如，这非你的大手笔不可。” 
　　“等见了王爷再说吧！”曹毓瑛答道，“怕在谕旨以外，还得有别的布置。” 
　　“对！”文祥深深点头，“谈了半天，琢如这句话很有用。 
　　走，咱们上鉴园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正在宴客，特为告个罪离席，在小书房里接见密谈。一路来，文祥已成竹在胸，此时便从容地提出了他的办法。 
　　“安抚固为势所必然，但这个奏折不必急着批。” 
　　“对了！”恭王不由得插了句嘴，“这个宗旨好，先让李世忠存着一分指望，咱们再从长计议。” 
　　“是。”文祥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琢如以为还得有别的布置，这是老谋深算的话。我看，今天就用六爷的名义，先给曾涤生去封信。” 
　　“信上怎么说？” 
　　“李世忠所请，决不可行。让他善加安抚，而且，”文祥加重了语气说，“要严加防备！” 
　　“好！”恭王立即作了决定：“就请琢如辛苦一下子，在这儿写了就发。” 
　　因为决定了把李世忠的请求，暂时搁置，所以第二天早晨在养心殿见两宫太后时，恭王便根本不提这件事。而慈禧太后偏偏记得，等把其他的章奏处理完毕，她和颜悦色地问： 
　　“好象曾国藩还有一个折子，那个李世忠怎么啦？” 
　　“这是个麻烦。”恭王使劲摇着头。 
　　“麻烦可也没有办法。到底该怎么办，总得有个下文。”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慈安太后问：“姐姐，你说是吗？” 
　　“我，”慈安太后歉意地笑着答道，“我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哪！” 
　　慈禧太后对李世忠的出身，以及目前的情形也不甚明白，趁此机会看着文祥说道：“你一定清楚，给讲一讲吧！” 
　　文祥便出班奏答，把胜保招降李世忠的经过，扼要地说了一遍，然后提到他的现况：“李世忠目前驻扎六合，那里的盐课、厘金都归他收了用，这么优容他的原因，就是要教他感恩图报，别学苗沛霖的样，绝了那颗降而复叛的心。李秀成去年十一月带了三十万人，从江西到皖北，分兵南下，想从背后打曾国荃，替江宁解围，如果李世忠变了心，投了过去，举足重轻，大局会起变化。” 
　　“那就得跟他说好的罗？” 
　　慈禧太后这句话中，自嘲的意味十足，恭王觉得脸上有些发烫，便接口答了句：“‘小不忍则乱大谋’，两位太后圣明。” 
　　看见恭王面有窘色，慈禧太后不断点头，作为安慰，但她有她的看法，却依然说了出来。 
　　“我常常在想，”慈禧太后辞色雍容地，用她那特有的，清脆而沉着有威的声音说：“京里京外那么多的人在办事，说到头来，就归咱们君臣几个拿主意，事情，不一定样样都能办通；人，不见得个个都能心服，只要咱们自己良心上交代得过去，也就管不得那许多了。六爷，你说是这话不是？” 
　　“圣母皇太后见得是。”恭王把垂着的手举了起来，指着自己的心说：“臣也就是凭一颗心，报答天恩祖德。” 
　　“是啊！可就是怎么才对得起自己良心呢？我看，只有一个‘公’字。” 
　　她停了下来，以沉静的眼光环视每一个军机大臣，令人有不怒而威之感，配合着她那两句语意深沉的话，不由得都惴惴然，不知她有什么责备的话要说。 
　　“就拿何桂清这件案子来说吧，”慈禧太后依然闲闲地，仿佛谈家常的那种语气，“照我看，是办得太重了一点儿。丧师失地，也不止他一个人，何以就该他砍脑袋？去年夏天从上海押解到京，朝里有些人帮他说话，有些要严办，我们姐妹也闹不清谁的理对，谁的理不对。光讲理好办，存着私心，这面一套说法，那面一套说法，把理路搞乱了，事情可就难办了。当时我就想，倘或何桂清这件案子，由我一个人作主，我一定饶了他，革职永不叙用，也就够他受的了。可是有好些人说，大局正有起色，一定得要整饬纪纲，才能平定大乱。这话说的是大道理，没有得可驳的，我们姐妹心里想饶何桂清的，也办不到，只好准了‘秋后处决’的罪名。本来去年改元，秋决停勾，何桂清还可以多活一年，又有人说，何桂清罪情重大，不能按常例办理，到底把他绑到了菜市口。朝廷大法，自然没有得可说的。不过…　。” 
　　一转要说到正题上，慈禧太后偏偏停了下来，好整以暇地，端起康熙窑绿地黄龙的盖碗，揭开碗盖，送到口边，却又嫌茶不烫，招呼在殿外伺候的太监重换。这一耽搁，别的人倒还好，吴廷栋却真如芒刺在背，异常局促，因为严办何桂清，他的主张最力，现在看慈禧太后，大有不满之意，而且又不能冒昧申辩，所以在那料峭春寒的二月天气，背上竟出了汗。 
　　喝了一口茶，慈禧太后拿块丝手绢拭一拭嘴唇上的水渍，接着往下说：“我也是由何桂清这件案子，想到胜保。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不能与城共存亡，说是为了整饬纪纲，办他的死罪，话是不错，可是人家何桂清到底不过一个文弱念书人，听见长毛来了，吓得发抖，也不算是件怪事。倒是胜保——如今什么年头儿？他还在学年羹尧，把朝廷当作什么看了，这不是怪事吗？这也不去提它，我就有一句话，忍不住要说，什么叫纪纲？杀何桂清就有纪纲，办胜保就不提纪纲了？这就是不公，不能叫人心服，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六爷，”她扬一扬头，高瞻远瞩地看着所有的军机大臣：“你们大家，看我的话，说得可还公平？” 
　　“是！”恭王不由得把头一低：“臣等敬聆懿旨。” 
　　“我不过说说。”慈禧太后越发谦抑，“你们商量着办吧！” 
　　这个钉子碰得够厉害的，大家都不免生出戒心，只有恭王不同，虽然觉察到慈禧太后话中的锋铓，却不拿它当回事，依然照自己的想法，认为不宜操之过急，且让胜保在刑部火房中住些日子再说。 
　　到底是读过几句书的，虽在待罪监禁之中，居然不失尊严，胜保在刑部火房里，读书以消长日。读的不是怡情养性的诗词，更不是破愁遣闷的笔记，而是兵书史籍，不但细读，还点朱加墨，好好用了一番功。 
　　象他这样的情形，是所谓“浮系”，仅仅行动失去自由，亲友的访晤，并不禁止。起初因为谕旨严厉，看上去就仿佛前年拿问“三凶”那样，一经被捕，便要处决，大家都还不敢造次去探望，怕惹祸上身。慢慢地，看见情况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严重；加以恭王的态度，已为外间明了，推断胜保的将来，不会有什么严谴。于是，亲友故旧，顾忌渐消，胜保那里便不冷落了。 
　　那些访客中，有的不过慰问一番，有的却是来报告消息，商量正事的。由于军机处有消息传出来，说胜保营中有好些“革员”，假借权势，为非作歹，为恭王及军机大臣们所痛恨，所以如吴台朗等人，都不敢露面。但蔡寿祺与胜保脱离关系已久，形迹比较不为人所注意，因而居间联络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他肩上了。 
　　曾国藩代陈李世忠自请褫职，为胜保赎罪的奏折到京，是个秘密消息，但也为蔡寿祺打听到了，特为去看胜保，报告这个“喜讯”。 
　　“倒是草莽出身的，还知道世间有‘义’之一字。”胜保不胜感慨地说，话中是指慈禧太后和恭王负义。 
　　“恭王倒还好。”蔡寿祺放低了声音说，“他一直压着不肯办。不过究竟其意何居，却费猜疑。也许是因为‘西边’正在气头上，等她消了气，事情就比较易于措手了。” 
　　“你是说要等？”胜保微皱着眉说，“要等到那一天？” 
　　“看曾涤生的那个折子，批下来是怎么说？便可窥知端倪。” 
　　胜保想了想说：“也还得有人说话才好。” 
　　“有个人应该可以上折言事。” 
　　蔡寿祺指的是吴台朗的胞弟，掌山东道御史的吴台寿。胜保也认为这是个理想人选，请蔡寿祺转告吴台朗，尽快进行。 
　　“照我看，”蔡寿祺又说，“只要两个人少说句把话，事情很快就会有转机。” 
　　“那两个？” 
　　“克帅倒想一想。”蔡寿祺说，“都是河南人。” 
　　“那……，”胜保答道：“无非商城跟河内。” 
　　“正是。”蔡寿祺点点头—　“商城”是指大学士周祖培； 
　　“河内”是指军机大臣李棠阶。 
　　“哼！”胜保的坏脾气又发作了，“等着看吧！我偏不买这两个人的帐。” 
　　“克帅！”蔡寿祺劝他，“俗语道得好：‘在人檐下过，怎敢不低头？’绛侯曾将百万兵，一旦失志，不能不畏狱吏，何况这两个人位高权重！” 
　　那是指的汉朝开国名将绛侯周勃的典故。胜保桌上正有本摊开的《史记》，周勃的典故就在里面。他摇摇头，不以为然，把书拿起来一翻，翻到《陈丞相世家》，傲然说道：“陈平六出奇计，以脱汉离之危，我就不相信我不如陈平。” 
　　蔡寿祺默然。见他依旧是如此自大自傲的脾气，心里颇为失望。这一下，当然也有话不投机之感，略略谈了些不相干的话，告辞而去。 
　　出了刑部，径自来访吴台朗，他住在他胞弟吴台寿家，三个人在一起密谈，他转述了胜保的要求。吴台寿面有难色，但经不住他老兄，一面说好话，一面以长兄的身分硬压，吴台寿无可奈何，拟了一个为胜保辩冤的奏稿，三个人斟酌了一番，定稿誊正，第二天就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一看自然非常生气，但言官的奏折，她不敢象处理瑛棨的折子那样，拿起笔来就批“严行申饬”。同时她也奇怪，不知道吴台寿为何上这一个折子？一年多的工夫，她对御史科道已经很了解，谁是耿直敢言的；谁是喜欢闻风言事的；谁的脾气暴躁，谁的党羽最多？从他们的奏折里，便可以猜出他们的本意。这吴台寿，在她的记忆中，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现在替胜保说话，是为了什么？得先查一查清楚。 
　　把折子交了下去，恭王发觉自己对胜保的处置态度，确有未妥。迁延不决，启人侥幸一逞之心，吴台寿的这个折子，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再这样下去，为胜保出力的人，越来越多，岂不是自找麻烦？ 
　　因此，他一面决定了要痛驳吴台寿的所请，并且予以必要的处分，一面改变了过去的态度，把胜保这件案子交给周祖培和李棠阶去管。不过，他向李棠阶作了这样的表示：以大局为重！而胜保如有一线可原，不妨酌予从宽。 
　　李棠阶是个相当方正的人，他受了慈禧太后的指责，耿耿于心，这时见恭王授权，自然不会耽搁，立即去拜访“商城相国”。周祖培以大学士兼领“管理刑部”的差使，办事极其方便，当时就派了人到刑部去通知，第二天上午，传胜保到内阁问话。 
　　刑部司官见是管部的周中堂的命令，不敢怠慢，半夜里就把胜保喊了起来，带到内阁，天还不亮，借了听差、车伕休息待命的一间小屋子，把他禁闭在那里。一直到近午时分，才开门将他带了出来。 
　　一带带到周祖培面前，一肚子不高兴的胜保，说不得只好大礼参见，周祖培不曾理他，他也就不理周祖培未曾吩咐“起来说话”，管自己起身，昂然站在当地。 
　　“潘大人的原折呢？”周祖培向左右问。 
　　“潘大人”是指潘祖荫，参劾胜保，以他所上的那个折子，列举的事实最详尽，所以周祖培就以他的原折作为审问胜保的依据。 
　　“胜保！”周祖培问道：“你纵兵殃民，贪渎骄恣，已非一日，问心有愧吗？” 
　　“既非一日，何不早日拿问？”胜保微微冷笑。 
　　一上来就是讥嘲顶撞，周祖培心中异常不快，问得也就格外苛细。光是入陕以后，捏报战功一节，就问了两个时辰，然后吩咐送回刑部。 
　　于是隔几天提出来问一次，每次都只问一两件事，或者重复印证以前问过的话。问的人也多寡不一，但大致每次都有周祖培。这样两个月拖下来，李世忠被安抚好了。为了朝廷的威信，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可是谁都知道，不须多少时候，军机处就会随便找一个理由，为他奏请开复。至于吴台朗、吴台寿兄弟，可就没有那么便宜了！ 
　　吴台寿新升御史不久，资望尚浅，他那个奏折中，最失策的地方，是攻击另一个御史赵树吉。赵树吉亦曾参劾胜保，并以“京内外谣诼纷传”，主张对胜保从速定罪。吴台寿针对他的话，有所批评，招致了同僚的不满，因而另外有些刚直的御史，毫不容情地指出了吴台寿与胜保的间接关系，而吴台朗指使他的胞弟为胜保辩冤，说他“但有私罪，并无公罪”是“感激私恩”。朝廷对言官的处分，一向慎重，现在看吴台寿孤立无援，那就不必客气了，明发上谕，痛斥他“无耻”，革了他的职。吴台朗的命运与他兄弟相同，由胜保为他设法开复的“道员”职衔，再度被革，同时“拔去花翎”。 
　　这一道严旨，对于蔡寿祺之流，颇有吓阻的作用，自此销声匿迹，噤若寒蝉。可是京外与胜保有关联，而情势不稳的那些军队，仍旧不能不顾忌，所以依然在谕旨中一再声明，对于审问胜保一节，务须传集人证，逐款查核，表示出绝无要杀胜保的成见。 
　　这也算是恭王的苦心回护，只望慈禧太后不再督催，周祖培和李棠阶的态度比较缓和些，清议也能逐渐平息，等把这件事冷了下来，胜保便有活命之望。 
　　那知胜保自己却已沉不住气，对周祖培的反感尤其深。胜保的想法是：“没有我，你何来今日？”周祖培当年为肃顺压得抬不起头来，而打倒肃顺，胜保认为是他的功劳，这就等于替周祖培报了仇，然则今日事事苛求，竟成恩将仇报！想起传说中，周祖培与肃顺同在户部作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肃顺把周祖培画了行的文稿，打一条红杠子废弃不用，周祖培居然也忍了下去，则今日高坐堂皇，颐指气使，岂不令人齿冷？ 
　　不平和轻视之感，积累在心里已非一日。这一天提到他纵容部下在河南奸淫妇女这一款罪名，周祖培问他可有这回事？胜保突然冲动，大声答道：“有的！河南商城周祖培家，河内李棠阶家的妇女，不分老幼，统通被污，无一幸免！” 
　　这两句刻毒得到了头的话，把周祖培气得嘴唇发白，四肢冷冰，几乎中风。事后传到了恭王耳朵里，他向文祥、宝鋆长叹一声说：“胜克斋死定了！谁也救不了他了！” 
　　如此公然侮辱“相国”，可以想见胜保平日的跋扈！光是这一点，就可以定他的死罪。而“不分老幼”这四个字，简直蔑绝伦常，亦为清议所万万不容，更为身为妇女的两宫太后认为罪大恶极。 
　　胜保该死！但怎样死法呢？死刑有好几种，是斩、是绞？ 
　　是“立决”还是“监候”？ 
　　“自然是‘斩立决’！”周祖培摸着胡子，断然决然地说。 
　　这个原则是大家所同意的，除非不教他死，要死就要快。不管是“斩监候”还是“绞监候”，到秋后勾决处斩，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只怕夜长梦多，别生枝节。但是绑到菜市口有肃顺的前车之鉴，胜保临死之前，少不得也有一场破口大骂，抖露许多内幕，那跟肃顺的乱骂又自不同，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不赞成斩立决。 
　　只以周祖培年高位尊，虽以恭王的身分，亦不便当面反对他的意见，因而他向文祥递了个眼色——文祥自然明白，点点头，把身子朝前俯一俯，表示有话要说。 
　　宝鋆性子急，本想开口，看到文祥这个动作，便让他发言：“博川，”他为他作先容，“你必是有话，你说吧！” 
　　“论胜保的种种不法，立正刑诛，亦是咎有应得。”文祥看着周祖培说：“不过，我想上头或许会派老中堂监斩，这么热的天，轰动九城，倾巷来观，老中堂这趟差使太累，叫人放心不下。” 
　　话说得异常委婉，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建议。二品大员获罪处决，监刑的不是王公，就是大学士，周祖培主杀胜保最力，正好把这个差使派给他，所以恭王连连点头：“不错，不错！我一定面奏两宫，请芝公监视，另外再派一个绵森吧！” 
　　周祖培自己也知道。当着“管理刑部”的差使，多半会奉旨监刑，便即问题：“这一说，要请上头赏他一个全尸？” 
　　“对了！”文祥赶紧接口：“请上头从宽赐令自尽吧！” 
　　大家都不再开口，就此定议。等第二天进养心殿，恭王把具报会议结果的奏折以及明发上谕都准备好了。 
　　等听完了恭王的陈奏，慈禧转脸望着慈安太后问道：“姐姐，你看呢？” 
　　要让慈安太后杀人，她总觉得心有未忍，所以皱着眉答道：“胜保实在也闹得太不象话。如果…　。” 
　　话没有完，她的意思却很明白，如果罪无可赦，也就只好杀了！慈禧太后想了想，庄容宣示：“就从宽赐令自尽。” 
　　“再跟两位太后回话，”恭王又谈胜保的案子，“想请旨，派大学士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监视胜保自尽。” 
　　“可以！” 
　　于是恭王从宝鋆手里，接过预先拟就的旨稿，捧呈御案，两宫太后盖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图章，发了下来，由军机处派专人送交内阁，内阁转送刑部。 
　　刑部大堂中，周祖培和绵森都衣冠整肃地在等着，提牢厅的官员已略有所闻，也在伺候待命。等上谕一到，周祖培从封套里抽出来略微看了一下，便向绵森说道：“叫他们预备吧！” 
　　刑部提牢厅，专有一间屋子，作为赐令自尽之用。清朝以来，毕命于此的大臣也不少，和珅就死在这里。所谓“预备”，极其简单，用块白绫子从梁上挂下来，打个死结就行了。 
　　然后便要去传唤胜保来就死。七月十几的天气，名为“秋老虎”，又当中午，热不可当。胜保是个胖子，特别怕热，光着上身，在砖地上铺一领凉席，正要午睡。传唤的差役，便在窗外喊道：“胜大人，请穿上衣服吧！” 
　　“干吗？” 
　　“还不是那一套吗？请胜大人到内阁去走一趟，天这么热，那里的房子大，凉快，去走一趟也不错！” 
　　“出去溜溜也好。”胜保蹒跚地从凉席上起身，“我正想吃‘沙锅居’的白肉。” 
　　“好啊！回头我伺候你老上‘沙锅居’。” 
　　“你叫人打盆水来！” 
　　胜保的手面阔，经常有赏赐，所以刑部的差役都愿意巴结他。但此时不便叫他们来服役，怕言语或神色之间有所泄露，让他发觉疑窦，引起许多麻烦，所以那司官亲自拿铜盆去打了一盆冰凉的井水来。胜保大洗大抹了一番，换上杭纺小褂裤，细白布袜子，双梁缎鞋，然后穿上江西万载出的细夏布长衫，外套一件玄色实地纱“卧龙袋”。头上戴一顶竹胎亮纱的小帽，帽结子是樱桃大的一颗珊瑚，帽檐上缀一块绿如春水的翡翠。左手大拇指上一只白玉扳指，右手拿一把梅鹿竹的折扇，扇面上一边是王麓台的山水，一边是恽南田的小楷。完全是一生下来就有爵位的“旗下大爷”的打扮。 
　　美中不足的是那根辫子不能重新梳一梳，好在他自己看不见，只低头看一看前面衣襟，问道：“车套好了没有？” 
　　“早就在伺候了。” 
　　“咱们走吧！” 
　　出了屋子，原该往南，那司官却往北走，一面走，一面说：“从提牢厅边上那道门走吧，近一点儿。” 
　　胜保没有说什么，轻摇折扇，踱着八字步，跟着他走，一走走进一座小院落，蓦地站住脚说：“怎么走到这儿来啦？这是什么地方？” 
　　“那不有道门吗？” 
　　门倒是有道门，那道门，轻易不开，一开必有棺材进出。胜保似乎对他的答语不能满意，正站着发愣，一响碰撞声，等他回过头去，刚进来的那道门已经关上了。 
　　于是有人高声喝道：“胜保带到！” 
　　北面一明两暗的三间官厅，当中一间原来悬着竹帘，此时卷了起来，大学士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红顶花翎，仙鹤补褂，全副公服出临。胜保一见，便有些支持不住，额上冒的汗如黄豆般大。 
　　“胜保接旨！”绵森神色懔然地说。 
　　两名差役已经赶了上来，一左一右扶掖着他。把他搀到院子里，就在火微的青石板上，揿着他跪下，听宣旨意。 
　　这时的胜保，虽已脸色大变，但似乎有所警觉，不能倒了“大将”的威风，所以双臂挣扎了一下，意思是不要差役扶持。果然，等他们放开了手，他把身子挺了挺，跪得象个样子了。 
　　绵森从司官手里接过上谕，站在正中。等他从“前因中外诸臣，交章奏参胜保贪污欺罔各款”念起，一直念到“姑念其从前剿办发捻有年，尚有战功足录，胜保着从宽赐令自尽，即派周祖培、绵森前往监视”为止，胜保背上的汗，把他那件“卧龙袋”都已湿透。 
　　“胜保！”绵森又说，“这是两宫太后和皇上赏你的恩典。 
　　还不叩头谢恩？” 
　　“不！”胜保气急败坏地喊道：“这不能算完！” 
　　“什么？”绵森厉声责问：“你要抗旨吗？” 
　　“我有冤屈，何以不能申诉？” 
　　不等胜保把话说完，伺候在周祖培和绵森左右的司官，已挥手命令差役把胜保扶了起来，两个人掖着他，半推半拉地，弄入后院中梁上悬着白绫的那间空屋。 
　　胜保似乎意有所待，一面扶着窗户喘气，一面双眼乱转着，仿佛急于要找什么人，或是寻一样什么东西。等周祖培和绵森踱了进来，他拔脚迎了出去，守在门口的差役想阻拦，无奈他身躯臃肿，而且是不顾一切地直冲，所以没有能拦得住。 
　　一见他这神气，监视的两大臣，不由得都站住了脚，往后一缩，神色紧张地看着，那些司官和差役，自然更加着忙，纷纷赶了上来，团团把他围住。 
　　“周中堂！”胜保也站住了，高声叫道，“我有冤状，请中堂代递两宫太后。” 
　　周祖培微闭着眼使劲摇头，慢吞吞地答了四个字：“天意难回。” 
　　胜保好象气馁了，把个头垂了下来。差役们更不怠慢，依旧象原来那样，一左一右掖着他进了屋。 
　　一个端张方凳，摆在白绫下面，让他垫脚，一个便半跪着腿说道：“请胜大人升天。” 
　　胜保呆了半晌，一步一步走向白绫下面，两名差役扶着他踏上方凳，看他踮起脚把头套了进去。那个圈套做得恰到好处，一套进去便不用再想退出来，只见他脚一蹬，踢翻了方凳，胖胖一个身子晃荡了一下，两只手微微抽搐了一阵，便不再动。 
　　两名差役交换着眼色，年纪轻的那个说：“行了！” 
　　“等一等！”年纪大的那个说，“你再去找两个人。他的身坯重，咱们俩弄不下来他。” 
　　等他唤了人来，胜保左手大拇指上的那个白玉扳指，已经不翼而飞。年纪轻的那差役不作声，扶起方凳，站了上去，探手摸一摸尸身的胸口，回头说道：“来吧！” 
　　解下尸身，放平在地上，照例要请监视的大臣亲临察看，周祖培和绵森自然也不会去看，只吩咐司官好好料理，随即相偕踱了出去。 
　　一路走，一路谈，周祖培不胜感慨地说：“胜保事事要学年大将军，下场也跟年羹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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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从上年腊月中回南以后，不过一个多月的工夫，吴守备又到了京城。吴棠在年底送了一批“炭敬”，开年又有馈赠，但都是些“土仪”，其中自然有安德海的一份，跟送部院大臣的一样，只是没有问候的私函。吴守备是去过安德海家的，亲自把礼物送交他的家人，还留下一张吴棠的名片。 
　　另有一份送给军机章京方鼎锐。礼没有送给安德海的那份厚，却有厚甸档的一封信。这封信中附着安德海交给吴守备的，关于赵开榜的“节略”，信上叙了始末经过，最后道出他的本意，说赵开榜在江苏候补、奉委税差，因为劣迹昭彰，由他奏报革职查办。如今悬案尚无归宿，忽又报请开复，出尔反尔，甚难措词，字里行间又隐约指出，此是安德海奉懿旨交办的案件，更觉为难，特意向方鼎锐请教，如何处置？同时一再叮嘱，无论如何，请守秘密。 
　　方鼎锐看了信，大为诧异。在江南的大员，都跟他有交情，他知道吴棠的困扰，不能替他解决难题，至少不能替他惹是非，添麻烦，所以特加慎重，悄悄派人把吴守备请了来，一问经过，他明白了！ 
　　已有八分把握，是安德海搞的把戏，但此事对吴棠关系重大，半点都错不得，对安德海是不是假传懿旨这一点，非把它弄得明明白白不可。想来想去，只有去跟曹毓瑛商量。 
　　“琢公，你看！”他把吴棠的信摊开在他面前，苦笑着说： 
　　“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 
　　看不到几行，曹毓瑛的脸色，马上换了一换样子，显得极为重视的神气。等把信看完，他一拍桌子说：“这非办不可！” 
　　看到是这样的结果，方鼎锐相当失悔，赶紧问道：“办谁啊？” 
　　“都要办！第一小安子，第二赵开榜。” 
　　方鼎锐大吃一惊！要照这样子做，大非吴棠的本意，也就是自己负了别人的重托，所以呆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 
　　“你把信交给我。”曹毓瑛站起身来，是准备出门的神情。 
　　“琢公！”方鼎锐一把拉住他问，“去那里？” 
　　“我去拜恭王。” 
　　“琢公！”他一揖到地。“乞赐成全。” 
　　“咦！”曹毓瑛惊疑地问：“这是怎么说？” 
　　“信中的意思，瞒不过法眼。吴仲宣只求公私两全，原想办得圆到些才托了我，结果比不托还要坏。琢公，你留一个将来让我跟吴仲宣见面的余地，行不行？” 
　　这一说，让曹毓瑛叹了口气，废然坐下，把吴棠的信往前推了推说：“你自己去料理吧！一切都不用我多说了。” 
　　于是，方鼎锐回了吴棠一封信，告诉他决无此事，不必理睬。同时又告诉他一个消息，说两广总督毛鸿宾降调，已成定局，吴棠由漕督调署粤督，大致亦已内定，总在十天半个月内就有好音。 
　　安德海和德禄，却不知这事已经搁浅，先找着吴守备去问。他是曾受了吴棠嘱咐的，如果安德海来问，只这样告诉他：太后交下来的，采办“苏绣新样衣料”的单子，正在赶办，赵开榜开复一案，已经另外委托妥当的人代为办理。德禄听得吴守备这样说，还不觉得什么。转到安德海那里，他比德禄在行，听出话风不妙，更不明白他是托了什么人“代为办理”，难道是在京找个人，就近替他办一个奏折？没有这个规矩啊！ 
　　不多几天，倒是德禄打听到了消息，把安德海约了出来，告报他说，吴棠是托的方鼎锐，方鼎锐跟曹毓瑛商量，不知怎么回了吴棠一封信。“安二爷！”最后他说，“我看，八成儿吹了！” 
　　照这情形看，安德海心里明白，自然是吹了！吹了不要紧，第一，已知他假传懿旨；第二，赵开榜的行迹已露，这两件事要追究起来，可是个绝大麻烦。所以当时的神色就显得异样，青红不定地好一会，也没有听清德禄再说些什么。 
　　直到德禄大声喊了句：“安二爷！”他才能勉强定定神去听他的话。德禄愁眉苦脸地说道：“这下子，我跟赵四不好交代。” 
　　“怎么不好交代？你不是说，年下收的银子不算定钱，既不是定钱，就不欠他什么，有什么不好交代。” 
　　“不是这个。我是说，吴棠那儿，还有军机处，都知道赵四露面儿了，一查问，着落在我身上要赵开榜那么个人，我可跟人家怎么交代？” 
　　“这个……，”安德海嘴还硬：“不要紧，有我！” 
　　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片刻不得妥帖。别的事都不要紧，总可以想办法鼓动“主子”出来做挡箭牌，偏偏这件事就不能在她面前露一点风声。想到慈禧太后翻脸不认人的威严，安德海蓦地里打个寒噤，这一夜就没有能睡着。 
　　苦思焦虑，总觉得先要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那就只有去问方鼎锐了。于是抽个空，想好一个借口去看方鼎锐。门上一报到里面，方鼎锐便知他的来意，吩咐请在小书房坐。 
　　平时，安德海见了军机章京就仿佛熟不拘礼的朋友似的，态度极其随便，这天有求于人，便谨守规矩，一见方鼎锐揭帘进门，立即请了个安，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方老爷！” 
　　“不敢当，不敢当，请坐。” 
　　等听差献茶奉烟，两个人寒暄过一阵，安德海提到来意：“我接到漕运总督吴大人的信，说让我来看方老爷，有话跟我说。” 
　　这小子！方鼎锐在心里骂，当面撒谎！外官结交太监，大干禁例，吴棠怎么会有信给他？但转念想一想，他不如此措词，又如何启齿？不过谅解是谅解了，却不能太便宜他。所以装作讶然地问：“啊！我倒还想不起来有这回事。” 
　　不说“不知道”，说“想不起来”，安德海也明白，是有意作难，只得红着脸说：“就为赵开榜那一案。方老爷想必知道？” 
　　“喔，这一案。对了，”方鼎锐慢条斯理地说，“吴大人托了我，我得替他好好儿办。不过，有一层难处，这里面的情节，似乎不大相符。” 
　　说着，方鼎锐很冷静地盯着他看，安德海不由得低下头去，避开了他的视线。心里在想那“情节不大相符”是指的那一点？是赵开榜的节略中所叙的情节，还是指自己假传懿旨？ 
　　看到他这副神情，方鼎锐越发了然于真相，他主要的是帮吴棠的忙。事情没有替安德海办成，却也犯不着得罪他，所以话锋一转，用很恳切的声音说：“你也知道，大家办事，总有个规矩，赵开榜这件案子，实在帮不上忙。这么样吧，你把他的那个节略拿了回去，咱们只当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赵开榜人在那儿，干些什么，咱们不闻不问，吴大人那儿，当然也不会再追。你看这个样子好不好？” 
　　到了这个时候，方鼎锐有此一番话，安德海可以安然无事，已是喜出望外，赶紧答应一声：“是！听方老爷的吩咐！” 
　　说着，又离座请了个安。 
　　等把那份节略拿到，就象收回了一样贼赃那样，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坐在车上定神细想，发觉不仅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收获，顿时又大感欣慰，一回宫先到内务府来找德禄。 
　　“怎么样？安二爷，挺得意似地。” 
　　德禄一说，安德海才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既然他如此说，索性摆出极高兴的样子，一把拉着德禄就走。 
　　“赵四的事儿，办成了一半。” 
　　“喔！”德禄惊喜地问：“怎么？莫非…　。” 
　　“你听我说！”安德海抢着说道：“赵四不是想洗一洗身子吗？这一个，我替他办到了，岂不是办成一半。” 
　　“那好极了。安二爷，你把详细情形告诉我，我马上跟他去说。” 
　　“我刚才去看了军机章京方老爷了，他亲口跟我说，包赵开榜没有事，吴大人那儿也不会再追。你叫他放心大胆露面儿好了。” 
　　“是！我这就去。” 
　　“慢着！”安德海一把拉住他，低声说道：“他原来答应的那个数得给啊！” 
　　这一下德禄为难了，空口说白话，要人上万的银子捧出来，怕不容易。考虑了一会，觉得从中传话，办不圆满会遭怪，不如把赵四约了来，一起谈的好。 
　　于是，他提议找赵四出来吃小馆子，当面说明经过，安德海知道他的用意，也就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德禄便送了个帖子来，由赵开榜出面，请安德海在福兴居小酌。依时赴约，寒暄了一会，入席饮酒，敬过两巡酒，德禄便把主人拉到一边，悄悄耳语。安德海在一旁独酌，却不断借故回头偷窥，先看到赵开榜有迟疑的神气，说到后来，终于很勉强地点了点头，知道事情定局了。虽然有些强人所难的样子，也管不得他那许多。 
　　等散出来时，德禄在车中把跟赵四交涉的结果，细细说了给安德海听。赵四答应过，只要把他“身子洗干净”，他愿酬谢两万银子，不过那得奉了明发上谕，撤销拿问的处分，才能算数，照现在的情形，仍有后患。 
　　还只听到这里，安德海就冒火了，“好吧！”他铁青着脸，愤愤地说，“口说无凭，本来就不能叫人相信。那就走着瞧好了。” 
　　“安二爷，安二爷！”德禄摇着他的手，着急地说：“你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完。人家也不是不通气的人，再说我，替你办事，也不能没有个交代。你总得让我说完了，再发脾气也不晚。” 
　　“好，好，你说，你说！” 
　　于是德禄便丑表功似的，只说自己如何开导赵四，终于把赵四说服了，答应先送一万银子，“那一万也少不了！”他说：“赵四有话，那一天奉了旨，那一天就找补那一万银子。” 
　　安德海觉得这话也还在理，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停了一下又问：“那么你呢？” 
　　“我吗？”德禄斜着眼看安德海，“我替安二爷当差！” 
　　话外有话，安德海心里明白。照规矩说，应该对半匀分，但实在有些心疼，便先不作决定：“等拿到了再说吧。他说什么时候给？” 
　　“一万银子不是个小数目，人家也得去凑，总要四、五天以后才拿得来。” 
　　到了第四天，内务府来了个“苏拉”，到“御茶房”托人进去找安德海。他以为是德禄派了来的，请他去收银子，所以兴匆匆地奔了来，那苏拉跟他哈着腰说：“安二爷，王爷有请，在内务府等着。” 
　　他口中的“王爷”，自然是指恭王。“王爷有请”这四个字听在耳中，好不舒服！在御茶房的太监，也越发对他另眼相看，安德海脸上飞金，脚步轻捷，跟着来人一起到了内务府。 
　　恭王这天穿的是便衣，但神色比穿了官服还要威严，安德海一看，心里不免嘀咕，走到门口，在帘子外面报名说道： 
　　“安德海给王爷请安！” 
　　“进来。” 
　　掀帘进去，向坐在炕床上的恭王磕了头，刚抬起头来，看见恭王把足狠狠一顿，不由得又把头低了下去。 
　　“我问你，你干的好事！” 
　　一开口更不妙，安德海心里着慌，不知恭王指的是那一件——他干的“好事”太多了！ 
　　“你简直无法无天！你还想留着脑袋吃饭不要？你胆子好大，啊！” 
　　到底是说的什么呢？安德海硬着头皮问道：“奴才犯了什么错？请王爷示下。” 
　　“哼！”恭王冷笑道，“你还装糊涂！我问你，有懿旨传给漕运总督吴大人，我怎么不知道？” 
　　坏了！安德海吓得手足冰冷，急忙取下帽子，在地上碰响头。 
　　“你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以为倚仗太后，就可以胡作非为吗？” 
　　恭王越骂越气，整整痛斥了半个时辰，最后严厉告诫：如果以后再发现安德海有不法情事，一定严办！ 
　　安德海一句话不敢响，等恭王说了声：“滚吧！”才磕头退出。到得门外，只见影绰绰地，好些人探头探脑在看热闹，自觉脸上无光，把个头低到胸前，侧着身子，一溜烟似地回到宫里。 
　　宫里也已经得到消息了。他的同事奉承他的虽多，跟他不和的也不少，便故意拉住他说：“怎么样？六爷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安德海强自敷衍着，夺身便走，他身后响起一片笑声。 
　　也正巧，笑声未停，刚刚小皇帝从弘德殿书房里回春耦斋，与两宫太后同进早膳。他这年十岁，颇懂得皇帝的威仪了，一见这样子，便瞪着眼骂道：“没有规矩！” 
　　“是！没有规矩。”张文亮顺着他的意思哄他：“回头叫敬事房责罚他们。”一面向跪着的太监大声地：“还不快滚！” 
　　但是，小皇帝却又好奇心起，“慢着！”他叫得出其中一个的名字：“彭二顺，你们笑什么？” 
　　彭二顺知道小皇帝最恨安德海，据实陈奏不妨：“跟万岁爷回话，”他说，“小安子让六爷臭骂了一顿。” 
　　“噢！”小皇帝也笑了，“骂得好！为什么呀？” 
　　“为…　”刚说了一个字，彭二顺猛然打个寒噤，这个原因要说了出来，事情就闹大了，追究起来是谁说的？彭二顺！这一牵涉在内，不死也得充军，所以赶紧磕头答道：“奴才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到了春耦斋与慈安皇太后一桌用膳，她照例要问问书房的功课，小皇帝有时回声，有时不作声，倘是不作声，便不必再问，定是背书背不出来。 
　　这一天答得很好，慈安太后也高兴，母子俩说的话特别多，谈到后来，小皇帝忽然回头看着，大声问道：“小安子呢？” 
　　“对了！”慈安太后看了看也问：“小安子怎么不来侍候传膳呐？” 
　　隔着一张膳桌的慈禧太后答道：“跟我请了假，说是病了！” 
　　“不是病。”小皇帝很有把握地说，“小安子一定躲在他自己屋子里哭。” 
　　“你怎么知道？” 
　　当慈安太后问这句话时，慈禧太后正用金镶牙筷夹了一块春笋在手里，先顾不得吃，转脸看着小皇帝，等候他的答语。 
　　“小安子让六叔臭骂了一顿，那还不该哭啊？”小皇帝得意洋洋地说。 
　　一听这话，慈安太后不由得转过脸去看慈禧，她的脸色很难看，但只瞬息的工夫，偏这瞬间，让慈安太后看得很清楚，心里失悔，不该转脸去看！应该装得若无其事才对。 
　　为了缓和僵硬的气氛，她便捏着小皇帝的手笑道：“孩子话！挨了骂非哭不可吗？” 
　　虽是“孩子话”，其实倒说对了，安德海真个躲在他自己屋子里哭了一场，哭得双眼微肿，不能见人。好在已请了假，便索性关起门来想心事，从在热河的情形想起，把肃顺和恭王连在一起想，想他们相同的地方。 
　　到得第二天一早，依旧进寝宫伺候，等慈禧太后起身，进去跪安。她看着他问道：“你的病好了？” 
　　安德海是早就盘算好了的，听这一问，便跪下来答道： 
　　“奴才不敢骗主子，奴才实在没有病。” 
　　“喔！”慈禧太后平静地问：“那么，怎么不进来当差呢？” 
　　“跟主子回话，奴才受了好大好大的委屈，自己知道脸色不好看，怕惹主子生气，不敢进来，所以告了一天病。” 
　　这几句话说得很婉转，慈禧太后便有怜惜之意，但是她不愿露在表面上，同时也不愿问他受了什么委屈？因为她已经知道他的委屈，是挨了恭王的骂，既不能安慰安德海说恭王不对，也不能说他该骂，不如不问。 
　　看这样子，安德海怕她情绪不好，不敢多说。慈禧太后有个如俗语所说的“被头风”的毛病，倘或头一天晚上，孤灯夜雨，或者明月窥人，忽有凄清之感，以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第二天一早就要发“被头风”，不知该谁遭殃？所以太监、宫女一看她起床不爱说话，便都提心吊胆，连安德海也不例外。 
　　然而这是他错会了意思，这时慈禧太后不但不会发脾气，而且很体恤他，“小安子！”她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恩典：“我给你半天假，伺候了早膳，你回家看看去吧！” 
　　安德海颇感意外。太监的疑心病都重，虽叩了头谢恩，却还不敢高兴，直待看清了她的脸色，确知是个恩典，别无他意，才算放了心。 
　　于是等伺候过早膳，便到内务府来找德禄。一见面便看出德禄的神色不妙，两人目视会意，相偕走到僻静之处，安德海站住脚问道：“怎么样，‘那玩意’送来了没有？” 
　　“唉！”德禄顿足叹气，“真正想不到的事！” 
　　“怎么？”安德海把双眼睛紧盯在他脸上，先要弄清楚他是不是要捣鬼？ 
　　“姓赵的那小子变了卦了，真可恶！”德禄哭丧着脸说，“也不知道他那儿打听到的消息，六王爷昨儿跟你发那一顿脾气，赵四已经知道了。他说：事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要看一看再说。” 
　　一听这话，安德海勃然变色，但随即想起恭王声色俱厉的神态，顿时气馁，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也有点怕！”德禄又说，“这位王爷，那一个惹得起啊？安二爷，运气不好，咱们大家都小心点儿吧！真的闹出事来，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再来后悔，可就晚了。” 
　　“哼！”安德海唯有付之冷笑，“好吧，‘看一看再说’！摆着他的，搁着我的，倒要看一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听这口风，怕要逼出事故来，德禄心里有些发慌。赵四是他的好朋友，虽在这件事上变了卦，可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得要尽力维护他。而且闹出事来，自己一定会牵涉在里头，更是非同小可！所以他低声下气地相劝：“安二爷！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赏我一个薄面，千万高抬贵手。赵四这小子，不够朋友，等我来想办法，总得要从他身上榨些什么出来。安二爷，你身分贵重，犯不上跟他较劲。” 
　　“谁跟他较劲啊！”安德海脱口答说：“我在说别人，跟赵四什么相干？” 
　　这两句话让德禄又惊又喜，但也不免困惑，如此宽宏大量，不象安德海平日的性情，所以将信将疑地问道：“安二爷，你不是说的反话吧？” 
　　“什么反话？”安德海想了想，终于忍不住说了句：“你等着瞧好了，不怕他是王爷，我也得碰他一碰！”说完，他撇着嘴，管自己走了。 
　　留下德禄一个人在那里，越发惊疑不定。安德海所指的王爷，自然是指恭王，他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跟手操生杀大权的议政王碰？而且他也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力量！跟恭王去碰，不等于鸡蛋碰石头吗？独自发了半天愣，越想越不能相信，认定安德海只是一时说说大话，聊以发泄，当不得真。 
　　因此，在那些极熟的朋友的宴聚之中，他把安德海的“大话”当作笑话来说。然而也有人不认为是个笑话，尤其是那些对恭王不满的旗营武官，很注意这个消息，认为安德海与恭王的身分，虽谈不上“碰一碰”，可是他后面有慈禧太后。这位太后与恭王不甚和谐，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有她的支持，安德海亦未尝不能与恭王“碰”一下。 
　　于是，志在倒恭王的那一班人，便经常在谈这件事，想要弄清楚，慈禧太后对恭王究竟持何态度？这一班人中，尤其起劲的是蔡寿祺。他以翰林院编修，新近补上了“日讲起居注官”，照例可以专折言事，想找一个大题目，做篇好文章，既以沽名，亦以修怨，为胜保报仇，要好好参倒几个冤家对头，消一消心中的恶气。 
　　机会来了！一个月前——正月十三，正是上灯的那天，河北广平、顺德；河南开封、归德；山东曹州等地，忽然打雷，又下冰雹，这些反常的现象，多少年来被认为是“天象示儆”，因而朝廷根据御史的奏陈降旨，说是：“总因政事或有缺失，阴阳未和，致滋变异，上天示儆，寅畏实深。惟有加戒怠荒，益加修省；于用人行政，务得其平；其内外大小臣工，亦当交相策勉，共深只惧，以迓祥和而弭灾沴。”有了这道谕旨，正好作为一个直言政事缺失的缘起。 
　　天象示儆，应在燮理阴阳的宰相，军机大臣是真宰相，恰好用来攻击恭王。但是，蔡寿祺毕竟还有顾忌，打虎不成，性命不保，脚步一定要站得稳，可进可退，才不致惹火烧身。盘算了好几天，决定了一个办法，先搭上安德海这条线，探明了慈禧太后的意旨再说。 
　　经过辗转的联络，蔡寿祺与安德海搭上了线。但是，他们并没有会面，仅仅取得一种默契，安德海知道蔡寿祺要参恭王，而蔡寿祺知道安德海会替他从中调护而已。 
　　奏折是二月二十四送上去的。安德海事先已得到消息，特别加了几分小心，当慈禧太后照例在灯下看折时，他寸步不敢离开。这天西安的折差到京，陕西巡抚刘蓉奏陈的事项甚多，看那些枯涩无味的战报，是一大苦事。慈禧太后正昏昏欲睡时，翻开一个折子，触眼“请振纪纲，以尊朝廷”这一句，顿觉倦眼一开，喊了声：“来呀！” 
　　安德海是早就在伺候着的，一面高声答应，一面指挥宫女打水，绞上一把热毛巾，又换了热茶。他自己从“五更鸡”上的小银锅里，把煨着的燕窝粥，倒在碗里，亲自捧上御案，顺便偷望了一眼，慈禧太后看的正是蔡寿祺的那个折子。 
　　那个洋洋三千言的奏折，分做两大部分，前面历数“纪纲坏”的事实，攻击云贵总督劳崇光、四川总督骆秉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西巡抚刘蓉、总理衙门通商大臣，前任江苏巡抚薛焕，以及湘军的曾国荃、李元度等等，还有许多军功出身的监司大员，指陈失职之处而以朝廷“不肯罢斥”、“不复追究”、“不加诘责”、“不及审察”、“未正典刑”为纪纲所以而坏的缘由。然后作了这一部分的结论： 
　　“似此名器不贵，是非颠倒，纪纲何由而振？朝廷何由而尊？臣不避嫌怨，不畏诛殛，冒死直言，伏乞皇太后皇上敕下群臣会议，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次则罢斥。其受排挤各员，择其贤而用之，以收遗才之效。抑臣更有请者，嗣后外省督抚及统兵大臣，举劾司道以下大员，悉下六部九卿会议，众以为可，则任而试之；以为否，则立即罢斥，庶乎纪纲振而朝廷尊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用个水晶镇纸，往蔡寿祺的奏折上一压，刚把茶碗端起来，安德海轻捷地踏上两步，伸手把她的碗盖揭了起来。 
　　她便顺口问道：“你知道有个叫蔡寿祺的翰林吗？” 
　　“奴才听说过，是江西人。” 
　　“喔！”她啜了口茶又问：“这个人怎么样？” 
　　“挺方正，挺耿直的。” 
　　“你怎么知道？” 
　　这一问出乎安德海的意外，不过他一向有急智，不慌不忙地答道：“他从前在多大人多隆阿营里办过文案。跟旗营里的武将很熟，奴才是听那些人说的。”他知道慈禧太后对胜保的印象极坏，所以把蔡寿祺的经历改了一下，说在多隆阿营里当过差使。 
　　慈禧太后放下茶碗，点点头说：“这姓蔡的，说的话倒有点儿见识。不过…　。”她停了下来，终于轻轻自语，“我要把他这个折子发了下去，可有人饶不了他。”这当然是指恭王。蔡寿祺的折子里，虽未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意思间指责恭王揽权包庇是很明显的。 
　　看看是时候了，安德海小心翼翼地说了句：“奴才不知道主子说的是谁的折子？不过，奴才劝主子，还是把折子发下去的好。” 
　　“这是为什么？” 
　　“奴才怕六爷会来要‘留中’的折子，那就不合适了。”听他这一说，慈禧太后勃然生怒，“噢！”她说，“会有这种事？” 
　　于是安德海装出惶恐的神气说：“奴才太过于胆小了。六爷……，再怎么样，也不敢跟肃顺学啊！” 
　　这吞吐其词的语气，加上肃顺的前车之鉴，慈禧太后不能不疑惧，“六爷怎么样呀？”她问。 
　　“奴才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慈禧太后逼视着他，大声叱斥，“没出息的东西。” 
　　安德海作出受了冤屈，不得不申辩的神情，踏上一步，躬着腰说：“奴才挨六爷的骂，不是一次了。奴才不敢跟主子说，是怕主子生气。主子一定要奴才说，奴才再不能瞒着主子，实实在在，六爷也不是骂奴才。” 
　　“那，那是骂谁？难道骂我？” 
　　“扑通”一声，安德海直挺挺跪下，“宰了奴才，奴才也不敢这么说。”他说，“主子请想，六爷是什么身分，奴才是什么身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六爷何苦老找奴才的麻烦？俗语说的是，‘打狗看主人面’——奴才知道六爷的心思，宁愿受委屈，不肯跟主子说，一说，那就正好如了六爷的愿。”慈禧太后听了这几句话，气得手足都凉了，“原来这样！” 
　　她说，“我那一点儿亏待了他？他处处跟我作对？” 
　　“主子千万别生气。”安德海自怨自艾地打着自己的嘴：“嗳，我不该多嘴！既然忍了，就忍到底。怎么又惹主子生气，我该死＃＃＃＃！” 
　　“你起来！”慈禧太后把自己的怒气硬压了下去，很冷静地问道：“你倒说说，他到底说了我一些什么？” 
　　于是安德海断断续续地，把恭王申斥他的话，都改动了语气，架弄在慈禧太后头上，说恭王指责宫里糜费，说慈禧太后，不顾大局，任用私人，又说两宫太后当现成的皇太后还不知足，难怪当年肃顺会表不满。 
　　他一面说，她一面冷笑。安德海看看反面文章做得够了，转到正面来攻击恭王。第一件事就提到恭王受贿，他府里的“门包”有规定的行市，督抚多少，司道多少，好缺分是多少，平常的缺分是多少，记得滚瓜烂熟，就象他曾经手似的。 
　　“这我也听说了。”慈禧太后说，“是桂良从前给他想的花样。可是，到底那些人送了门包。” 
　　“有啊。”安德海接口说道：“薛焕、刘蓉……。”他一口气报了十几个名字，大部分是蔡寿祺的奏折上所提到的人。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由来已非一日，但一向倚重他，优容恩礼，中外咸知，一时变不得脸，现在有了蔡寿祺这个折子，加上安德海的那一番话，触动久已蓄积在心的芥蒂，决定要好好来料理一番。 
　　“你下去吧！”她说：“你可记着，不管什么话，不准胡乱瞎说！” 
　　“奴才不敢。” 
　　安德海退了出来，心里有着无限的报复的快意，知道事情有希望了！但是他这几年也长了些阅历，看得出这件大事，要办起来也很棘手，虽不比跟当年诛肃顺那样危险，可也千万大意不得。蔡寿祺那里最要当心，这交通的形迹一漏了出去，恭王先发制人，要对付一个小小的翰林，不必费多大的劲。那一来功败垂成，再想找第二个敢出头的人，也真还不容易。想到这里，他决定暂时与蔡寿祺停止往来，好在奏折一“留中”，宫里是怎么个意思？对方也可以猜想得到。 
　　从这一刻起，他就象一只小耗子样，双目灼灼地只躲在暗处窥伺。而恭王是做梦也想不到有人要暗算他，依然我行我素，内外大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两宫太后面前，侃侃而谈，毫不逊让。 
　　“陕西巡抚刘蓉，‘甄别府、厅、州、县人员，分别劝惩’一折，臣拟了奖惩的单子在这里，请两位太后过目。”他把一张横单，呈上御案，一只手还伸着，一只等两宫太后点一点头，随即便要把原单子拿了回来。 
　　因为有前一天晚上的那一番了解，慈禧太后便不肯如往日那样“虚应故事”。很自然地把横单移到面前，看一看，数一数，陕西的地方官，革职的七名，“勒令休致”的三名，降职的四名，另外佐杂官也有两名被革了职。 
　　垂帘听政三年半，她看过不少督抚考核属官的奏折，一下子处分得这么多，却还罕见，不由得便说了句：“太严厉了吧？” 
　　“不严厉，”恭王接口答道：“何由整饬吏治？” 
　　“办得严，也还要公平才行。” 
　　“公平不公平，也难说得很。”恭王站在御案旁边，半仰着脸，很随便地答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这种态度，慈禧太后平常也是见惯的，但这天特别觉得不顺眼，便有意要跟他找麻烦了。 
　　“话不是这么说，也要看办事的人，肯不肯细心考究。象这个，”她指着单子说，“清涧县知县乔晋福，‘操守不洁，物议沸腾’，该当革职；这个候补知县江震，用‘气质乖张，不堪造就’八个字的考语，革了人家的职，就过分了。看样子，姓江的不过脾气不大好，不善于逢迎，大概得罪了刘蓉，便给人家按上‘气质乖张’四个字，现在又摘了他的顶戴，你想想，这能叫人心服吗？” 
　　“跟圣母皇太后回话，”恭王答道：“朝廷倚重督抚，对他们，凡事也不能太认真，臣的意思，就照刘蓉所请办理吧！” 
　　这话又不对了！刘蓉只是甄别优劣，並未建议如何处分，怎说“照刘蓉所请办理”？慈禧太后这样在想。 
　　如果当面点破他的矛盾，彼此都会下不了台，慈禧太后很理智地克制着自己，转脸向慈安太后低声征询：“姐姐，你看呢？” 
　　慈安太后默然在旁边听了半天，觉得慈禧的看法，跟她的心意相合，处事不必过分严厉，更要公平。但是，她虽对恭王心以为非，口中却说不出什么峻拒的话来，于是毫无表情地答道：“这一次就照六爷的意思办吧！” 
　　所有的军机大臣，都听出这是慈安太后从未有过的语气——这是“姑予照准”的宽容，含着“下不为例”的警告。当然，慈禧太后对“这一次”三字的敏感，更在他人以上。 
　　朝罢传膳，饭后就该从养心殿各自回宫，慈禧太后知道慈安太后有午睡的习惯，便问了声：“困了吧？” 
　　“倒还好。昨儿睡得早，今儿起得也晚，还不困。” 
　　“既这么着，咱们就在这儿聊聊吧！”说着，慈禧太后喊了声：“来！” 
　　把安德海喊了上来，吩咐他回宫去取蔡寿祺那个奏折，同时命令养心殿内所有的太监和宫女都退出去，不准在廊上窗下逗留。 
　　关防如此严密，慈安太后不由得把一颗心悬了起来，猜想着必与那个姓蔡的奏折有关。倒是什么机密大事，值得如此郑重？ 
　　“姐姐！”慈禧太后忧形于色地，“昨晚上我一夜不曾好睡。 
　　我没有想到，老六是那么一个人！” 
　　原来事关恭王，慈安太后心里便是一跳，急忙问道：“怎么啦？” 
　　“咱们俩，全让他给蒙在鼓里了。只以为他年轻，爱耍骠劲儿，人是能干的，又好面子，总不至于做那些贪赃枉法，叫人看不起的事。嗨！咱们全想错了。” 
　　这确是想不到的事！在慈安太后的印象中，恭王为人可批评之处，不过礼数脱略，说话随便，那无非年纪轻，阅历还不够之故，品德是断断不会受人褒贬的。因此，对于慈禧的话，她欲信不能，不信不可，只皱着眉发愣。 
　　“就拿今天来说吧，”慈禧太后的声音越发低沉，别有一种慑服人的力量，“那句‘照刘蓉所请办理’，就是他把话说漏了，刘蓉想怎么办，谁革职，谁降调，早就私底下写了信给他了。咱们今天看的那个单子，说穿了，就是刘蓉拟上来的。” 
　　“啊！”慈安太后觉得她看得很深，“可是，老六这么帮刘蓉，是，是因为受了刘蓉的好处吗？” 
　　“那还用说么？回头你看一看蔡寿祺的那个折子就知道了。” 
　　等安德海把那个奏折取到，慈禧太后先命他回避，然后半念半讲解地，让慈安太后完全都明白了。她平常也听见过一些关于恭王的闲言闲语，都不放在心上，而此时搜索记忆，相互印证，似乎那些闲言闲语也不是完全造谣。 
　　“这个折子虽没有指出老六，可是一看就知道。蔡寿祺人挺耿直的，咱们得回护他一点儿。姐姐，你说是吗？” 
　　“这当然。”慈安太后踌躇着说，“还得要想办法劝一劝老六才好。” 
　　“谁能劝他，他能听谁啊？”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话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谁有这个资格说他？” 
　　“这倒是真的。”慈安太后深深点头，提到故世的惠亲王绵愉：“有老五太爷在就好了！不管怎么样，就那一位胞叔，话说得重一点儿，也不要紧。” 
　　“能说他的，现在就只有两个人了。” 
　　“谁啊？” 
　　“自然是姐姐你跟我。” 
　　“我可不成！”慈安太后苦笑道：“我放不下脸来，而且我的嘴也笨，心里有点儿意思，就是说不出来。” 
　　慈禧太后微微颔首，表示谅解她的困难，接着踌躇地沉吟着，故意要让慈安太后发现她有话想说而来问她。 
　　“妹妹！”慈安太后猜到了她所踌躇的是什么，“你倒不妨找个机会劝一劝他。” 
　　“这也不光是劝。” 
　　“还有什么？” 
　　“是保全他。”慈禧太后慢条斯理地，显得异常沉着，“我常看各朝的‘实录’，象雍正爷跟年羹尧，跟舅舅隆科多，先是那么好，到头来弄得凄凄惨惨下场，照我说，这是雍正爷的错。” 
　　宫里关于雍正的传说最多，年妃与他哥哥年羹尧的故事也不少，但都是批评年羹尧跋扈，没有说雍正不对的。所以此时慈安太后对她的话，很明显地表示出闻所未闻的困惑。 
　　“这都是雍正爷纵容得他那个样子！”慈禧太后说，“倘或刚见他得意忘形，就好好儿教训他一下子，年羹尧当然就会收着一点儿，那不是就不会闹到那样子不能收场了吗？” 
　　一连用了三个“就”字，就这样，就那样，把慈安太后说得心悦诚服：“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 
　　“老六到底年纪还轻。”她又换了一副蔼然长者的声音，“现在掌这么大权，真正是少年得志！让他受点儿磨练，反倒对他有好处。” 
　　“嗯！”慈安太后口中应声，心里在测度她这两句话的意思。 
　　“我倒是为老六好，想说一说他，不过，这件事，咱们俩总得在一起才办得成。” 
　　“那当然。” 
　　有了这句话，她放心了。事情也不用急，看机会慢慢来，唯一的宗旨是，不办则已，办就要办得干净俐落。当然，这只是她心里的意思，对慈安太后，对任何人都是声色不动。 
　　然而这不动声色，在蔡寿祺看，是个绝好的征象。头一个折子是试探，如果两宫太后交了下来，或者恭王得到消息，有所表示，他便须另作考虑，此刻留中不发，而且别无动静，一切都如预期，那便要上第二个折子了。 
　　一个人抽毫构思，有了全篇大意，便先把案由写了下来：“为时政偏私，天象示异，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饬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笔锋针对着恭王便扫了过去。 
　　蔡寿祺使了个借刀杀人的手法。上月间原有一个名叫丁浩的御史，也是为“天象示儆”上了一道“请恐惧修省”的奏折，内中有请告诫臣工“勿贪墨、勿骄盈、勿揽权、勿徇私”的话，他借题发挥，说这是为议政王而言，接下来便大做文章： 
　　“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总宜名实相符，勿令是非颠倒，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资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 
　　“内膺重任”和“外膺封疆”，是指通商大臣薛焕和陕西巡抚刘蓉。薛焕“挟重资”而对朝中大老有所孝敬，尽人皆知，中伤刘蓉的话，则是蔡寿祺挟嫌报复，但薰莸同器，相提並论，好的也成了坏的，这是蔡寿祺的“得意手笔”。他略略沉吟，又往下写： 
　　“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为议政王之骄盈。” 
　　这一段话是“欲加之罪”，但算是为妒羡曾氏兄弟、李鸿章、左宗棠和官文等人封侯封伯的旗营武将，发了一顿牢骚。以下“揽权”、“徇私”，照恭王的勇于任事和略嫌任性的性格来说，自然不乏事例，可为攻击的材料。所以这两款“罪状”，写起来不费多大的事。 
　　费事的是既要参劾恭王，又要迎合太后。他写了好几遍总觉得辞意隐晦，怕慈禧太后看不懂，于是放开笔锋，率直写道： 
　　“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眷。即以为圣主冲龄，军务未竣，不敢自耽安逸，则当虚己省过，实力奉公，于外间物议数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后面这段话是陪衬，主旨是在“归政朝廷”四字。蔡寿祺心里在想，这句话必蒙慈禧太后激赏，只是“别择懿亲议政”，还要说得清楚些，但也应该有一番小小的曲折，不妨拿第一次所上的折子来做个题目： 
　　“至臣前日封奏，如蒙皇太后皇上俯赐采纳，则请饬下醇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秉公会议，择要施行。” 
　　连改带抄，费了一夜工夫，第二天把折子递了进去。军机处已经从内奏事处得到消息，蔡寿祺头一个折子上去，留中不发，十天以后又上第二个折子，倒是什么花样？须得留点儿心。 
　　因此下一天一大早，军机章京接了折回来，打开折匣首先就找蔡寿祺的折子，而偏偏就少他这一件。 
　　“这事儿好怪啊！”宝鋆接得报告后，悄悄地跟文祥研究，“得要打听一下子才好。” 
　　文祥还来不及回答，一名苏拉掀帘进来禀报，说“恭王有请”。两人到了那里，恭王跟他们商议江宁的善后事宜。陵西道监察御史朱镇有个奏折，说“金陵克复已久，善后事宜，亟应认真办理”，指陈“遣散兵勇，清还田宅，抚恤难民，招徕商贾”四事，请旨饬下两江总督曾国藩切实筹办。恭王认为这是件大事，但所需经费，相当可观，要先替曾国藩设身处地想一想，能不能筹措，有没有困难？ 
　　这一谈，话题扯得极广。突然间听得自鸣钟打了九下，恭王不觉诧异：“怎么，到这时候还不‘叫起’？派人去看一看，怎么回事？” 
　　平常总在八点钟“叫起”，这天晚了一个钟头，难怪恭王不解。他不知道，这正因为两宫太后在谈他的事，尚未得到结论的缘故。 
　　蔡寿祺的第二个折子，连慈安太后都觉得有些惊心动魄！她认为这个翰林的胆子太大了，居然敢提出让恭王“退居藩邸”的建议！那么“别择懿亲议政”，是找谁来接替恭王呢？ 
　　听慈禧太后念到末尾，她有些明白了。毫不思索地问道： 
　　“是让老七来当议政王？” 
　　“他那儿成！”慈禧太后使劲摇着头，“得另外找人。” 
　　“另外找人？”慈安太后越发惊诧，“你是说不教老六管事？” 
　　听这口风，慈禧太后未免失望，一时无话可答，便反问一句：“那么你看呢？这个折子总不能不办呀？” 
　　“我看小小给老六一点儿处分吧。” 
　　“这还不如说他几句。” 
　　“对！”慈安太后赶紧接口，“就说他几句好了。”慈禧深悔失言，力图挽救，因而又问：“说他，他不听呢？” 
　　“那就照你的意思办。” 
　　这一次是慈安太后失言。“好！”慈禧太后欣然同意：“咱们就这么商量定规了。” 
　　于是“姊妹”俩又细细地研究蔡寿祺的折子，以及两人如何此唱彼和，劝恭王总要谨慎小心。等一切妥帖，方传旨“叫起”。 
　　行过了礼，照例由恭王陈奏，等他站在御案旁边，把应该请旨事项，一一回奏明白，有了结果，该要退下去“跪安”的时候，慈禧太后从御案抽斗里取出一个白折子，扬了扬说：“有人参你！” 
　　听到这样的宣谕，臣下便当表示惶恐，伏地请罪，那时两宫太后便好把预先想好的一顿教训，拿了出来。但是恭王没有这样做，勃然变色，大声问道：“谁啊？” 
　　他变色，两宫太后对于他的无礼，也变色了！“你别管谁参你。光说参你的条款好了。”慈禧太后一面想，一面说： 
　　“贪墨、骄盈、揽权、徇情。” 
　　“喔！是丁浩。” 
　　慈安太后答了三个字：“不是他！” 
　　“那么是谁呢？” 
　　恭王坚持着要知道参劾他的是谁，那一刻已失却君臣的礼貌，庙堂的仪制，只象寻常百姓家叔嫂呕气，也就因为有此闹家务的模样，侍立的军机大臣们都急在心里，却不能也不敢上前贸然劝解。 
　　由于恭王的咄咄逼人，慈禧太后只好说了：“蔡寿祺！” 
　　“蔡寿祺！”恭王失声抗言：“他不是好人。” 
　　“哼！”慈禧太后微微冷笑，颇有不屑其言的样子。 
　　这一下惹起了恭王的无名火，把脸都胀红了，“这个人在四川招摇撞骗，他还有案未消。”他声色俱厉地说，“应该拿问。” 
　　两宫太后把脸都气白了。慈安太后嘴唇翕动着，想要说什么，慈禧太后捏住了她的手，示意不必作声。她天生有此秉性，越遇到这种时候，越有决断，就这刹那间，她已定下处置的办法，所以阻止慈安太后与恭王作徒劳无益，有伤体制的争辩。 
　　“你们退下去吧！” 
　　慈禧太后作了这样的宣示，不等他们跪安，随即向慈安太后看了一眼，迅即起身离座，头也不回地从侧门出去，绕过后廊，回到听政前后休息用的西暖阁。接着慈安太后也到了，在炕上坐了下来，一阵阵喘气，並且不断地用手绢擦着眼睛。 
　　里里外外，鸦雀无声，但太监、宫女，还有门外的侍卫，却无不全神贯注在西暖阁。终于慈禧太后打破了可怕的沉寂，“我说的话不错吧！”她看着慈安太后问。 
　　“唉！”慈安太后拭着泪，不断摇头叹息，“叫人受不了！ 
　　那兴这个样子！” 
　　“那……，”慈禧太后以极严肃的神情，轻声说了句：“我可要照我的办法办了！”她略略提高了声音问：“小安子呢？” 
　　“奴才伺候着呐！”安德海在窗外应声，然后人影闪过，门帘掀开，他进屋来朝上一跪。 
　　“外面有谁在？” 
　　这是问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以及“内廷行走”的王公；安德海答道：“八爷、九爷、六额驸都在。”那是指的钟郡王奕诒，孚郡王奕譓和景寿。 
　　慈禧太后略略沉吟了一下吩咐：“传旨：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上书房的师傅。再看看朝房里，六部的堂官有谁在？一起召见，快去！” 
　　安德海答应着，退出西暖阁，飞快地去传旨。他知道这是片刻耽延不得的事，而最要紧的是得把两位老中堂找到，所以向景寿自告奋勇到内阁去传旨。 
　　一听太后召见，谁也不敢怠慢，周、瑞两人都奉赐了“紫禁城骑马”的，立刻传轿，抬到隆宗门前。这时上书房的总师傅，吏部尚书朱凤标，上书房师傅，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以及本定了召见，在朝房待命的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都到了。 
　　两宫太后升座，首先指名喊道：“周祖培！” 
　　“臣在！”周祖培出班单独跪下。 
　　“起来吧，站着说话。” 
　　周祖培站起身来，一眼瞥见两宫太后泪光莹然，越发惊疑。本来当安德海来传旨时，他就觉得事有蹊跷，此刻军机大臣一个不见，而两宫太后似乎有无限委屈，这必是发生了什么纠纷？倘或猜想不错，这场纠纷决不会小，自己身居相位，站在一个调人的位置上，举足重轻，疏忽不得。 
　　他正这样在自我警惕，慈禧太后却已开口了，“恭王的骄狂自大，你们平日总也看见了。”她用异常愤懑的声音说，“现在越来越不成样子，谁也受不了他！”接着，把蔡寿祺参劾恭王，而恭王要拿问蔡寿祺的经过，扼要讲了一遍，“你们大家说，这还有人臣之礼吗？从前肃顺跋扈，可也不敢这么放肆。恭王该得何罪？你们说罢！” 
　　没有一个敢说话，偷眼相觑，莫非惊惶。当然，最窘迫的是周祖培。照职位来说，别人可以不开口，他非发言不可。但是，他实在不敢也不肯得罪恭王，却又不知拿什么话来搪塞两宫太后？所以三月初的天气，急得汗流浃背，局促不安，甚至失悔这一天根本就不该到内阁来的。 
　　“你们说呀！”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用极有担当决断的声音鼓励大家：“你们都是先帝提拔的人，不用怕恭王，恭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他的罪不轻，该怎么办，你们快说！” 
　　这一催，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注在周祖培脸上，这等于催促他回答，周祖培无可奈何，只得站出来代表群臣奏封。 
　　“两位皇太后明见，这只有两位皇太后乾纲独断，臣等不敢有所主张。” 
　　“那要你们干什么用呢？”慈禧太后立即申斥，同时提出警告：“将来皇帝成年，追究这件事，你们想想，你们现在这个样不负责任，怎么交代？” 
　　这话说得很重，周祖培知道一定无法置身事外了。但是就在此刻要定恭王的罪，是件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事，所以鼓起勇气，提高了声音答道：“蔡寿祺参劾议政王的那几款，得要有实据。” 
　　慈禧太后不曾想到他有这样一句话，一时无言可答。周祖培一看如此，自己的话说对了，以下就比较好办，赶紧又把想好的话说了出来。 
　　“臣的意思，请两位皇太后给个期限，臣等退下去以后，详细查明了再回奏。” 
　　看样子，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慈禧太后便点一点头说：‘你们下去，立刻就查！明天就得有回音。” 
　　“是！”周祖培心想，这一案关系太大，不能一个人负责，便又说道：“大学士倭仁，老成练达，请两位皇太后的懿旨，可否让倭仁主持其事？” 
　　“好！”慈禧太后对这个建议，倒是欣然嘉纳，“你们传旨给倭仁，让他用心办理。” 
　　跪安退出，个个额上见汗。等周祖培回到内阁，已有许多王公大臣在等着探听消息，另外各衙门也都有人在窗外庭前窥视，因为已经传出去一个消息，说恭王将获严谴，有大政潮要出现了！ 
　　这个大政潮一旦出现，必定波澜壮阔，有许多直接、间接受恭王援引的人，将被淹没在里面。得失荣辱所关，所以都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平日清冷的内阁周围打转，遇到熟人，彼此相询，却都茫然无从猜测。只知道两宫太后震怒异常，並且有蔡翰林的两个折子交下来，折子里说的什么？周中堂面承的懿旨如何？各衙门，包括军机处在内，无不关切。 
　　除了恭王已经回府，其余的军机大臣都还留在直庐，情势非常尴尬。两宫太后把大政所出的军机处搁在一边，特旨召见大学士，就好象替军机大臣们抹了一脸的泥，见不得人了！而他们心里的感觉，个个都象待罪之身，所以不便出面去打听，照李棠阶的意思，不妨各回私第，静候上谕。但文祥、宝鋆和曹毓瑛，都不赞成，他们认为那不是应付可能的剧变所应有的态度，而且他们相信，很快地便会得到消息。 
　　就象辛酉政变以及拿问胜保那样，周祖培又成了大家瞩目的人物，一回内阁就为王公大臣所包围。为了冲淡局势，他不能不按捺焦灼的心情，以比较从容的态度来敷衍一番。他说两宫太后对恭王不满，到底这不满从何而起？他也不明白。想来恭王谊属懿亲，纵有过失，一定能邀宽免的恩典。这些话，一方面是为恭王开脱，一方面暗示出决不会闹得象诛肃顺那样严重。 
　　敷衍了一阵，周祖培吩咐传轿，去拜访大学士倭仁。一到那里看见吴廷栋在座，便说：“这省了我的事，想来艮翁已知其详？” 
　　“是的。”他慢吞吞地指着吴廷栋说，“我听说了。” 
　　“此事面奉懿旨，由艮翁主持。应该如何处置，请见教。” 
　　“那也无非遭旨办理而已。” 
　　倭仁说得轻松，周祖培却大吃一惊，照他这话，竟是真要治恭王的罪！实不知他居心何在？“艮翁！”周祖培的脸色突显沉重，“凡事总须凭实据说话，蔡寿祺的语气甚为暧昧，此人的素行，亦不见得可信。我看，当从追供着手。” 
　　“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不过，我看蔡寿祺如无实据，也不敢妄参亲贵。” 
　　“艮翁见得是！”周祖培不愿跟他在此时争执，站起身来说：“明日一早，我在内阁候驾。” 
　　辞别出门，原想回府休息一会再说，现在看到倭仁的态度可虑，需要早作准备，所以临时改了主意，去看恭王。 
　　恭王府依旧其门如市，有的来慰问，有的借慰问来探听消息，王府门上，一概挡驾。但周祖培自然不同，等跟班刚一投帖，便有王府的官员赶到轿前，低声禀报，说恭王在大翔凤胡同鉴园，曾经留下话：“如果周中堂来了，劳驾请到那里见面。” 
　　于是周祖培又折往鉴园。轿子一直抬到二堂滴水檐前，掀开轿帘，只见恭王穿一件外国呢子的夹袍，潇潇洒洒地站在台阶上。 
　　周祖培赶紧疾趋数步，走上台阶，照宰辅见亲王的礼节，垂手请安。等他刚要蹲下身子，恭王一把将他扶住，“芝老，不敢当！”他又转身吩咐听差：“伺候周中堂换便衣。” 
　　等周府的跟班，从轿子里取来衣包，服侍主人换好衣服，恭王亲自引领，肃客到后园一座精舍去密谈。恭王内心的感觉，十分复杂。三分惊惧，三分焦灼，三分愤懑，还有一分伤心，但表面上显得很不在乎，静静地听着周祖培细谈召见经过。 
　　“多承关爱！”到客人的话告一段落时，他拱拱手说：“还要仰仗鼎力。” 
　　“凡事不能破脸，破了脸就麻烦了！”周祖培皱着眉说，“既奉懿旨，这君臣之分上，总要有个交代。这点点苦衷，要请王爷体谅。” 
　　恭王听他这口气，倒有些担心，想了想，不亢不卑地答道：“果然我罪有应得，自然甘受不辞。” 
　　“倒不是应得不应得。”周祖培停了一下，表示了他的态度：“我总尽力维持王爷。” 
　　“承情之至。”恭王站起身来，又抱拳作揖。 
　　周祖培还了礼，刚要说什么，只见垂花门口，翎顶辉煌，全班军机大臣由文祥带头，一起都到了，便跟着主人一起走到廊上来等候。 
　　彼此见了礼，有极短的片刻沉默，宝鋆第一个开口：“会出这么个大乱子，真没有想到。好在有中堂主持，总算可以放心。” 
　　“佩蘅！”周祖培立即问道：“你听谁说的，是我主持？不是我，是倭艮翁。” 
　　“不管谁主持，反正中堂的话，一言九鼎。” 
　　周祖培摇摇头，不以他的话为然，却又未曾作进一步的解释。就这时候，四名妙年丫头，端着福建漆的大托盘，袅袅娜娜地走了进来。盘中是有红有绿、有黄有白的四瓶洋酒，水晶高脚杯，还有银碟子装的八样干果酒菜，两大盘点心，都置放在中间的大理石红木圆台上，铺陈了杯筷，一名二十岁模样，长得极腴艳的丫头，走到下方，笑吟吟地招呼：“各位大人，请用点心。” 
　　“来吧，来吧！”恭王首先走了过去，一只手抓了个包子，一只手便去倒酒。 
　　于是有的坐了过去，有的说不饿，周祖培居中上坐，等纤纤素手，捧过一盏紫红色的酒来，他忽发感慨：“咳！‘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这些洋玩意，害了王爷。” 
　　话里的意思很深，但在座的人都明白，恭王的起居饮食，带些洋派，久为卫道之士所不满。不过感慨发于此时，必有所谓，文祥赶紧向喜欢多嘴的宝鋆递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打岔，听周祖培再说下去。 
　　“明天一早，传蔡寿祺到内阁追供，不知道他有什么实据拿出来？文园！”他看着李棠阶说，“你跟艮翁是一起讲学的朋友，劝劝他，不必推波助澜！” 
　　原来如此！大家都恍然了，守旧派的领袖倭仁，是站在两宫太后那一面的。 
　　周祖培的话不多，但都交代在“节骨眼”上，恭王颇为承情。这就够了，他不必也不宜再作逗留，起身告辞。 
　　送客到垂花门，恭王还要送，周祖培再三辞谢，主人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同为客人的文、李、宝、曹四枢臣，为了礼貌，也为了代表主人，一直把周中堂送到二门，看他上了轿。这时曹毓瑛便对李棠阶说：“文翁，我看事不宜迟，倭中堂那里要早去招呼。” 
　　“对了！”宝鋆接口附和，“我看，文翁这会儿就劳驾一趟吧！” 
　　“也好。”李棠阶很干脆地答应，“我不跟主人面辞了。回头我再送信来。” 
　　这是曹毓瑛的“调虎离山”。李棠阶为人比较耿直，虽同为军机大臣，在恭王面前却有亲疏之别，把他调开了，他们才可以跟主人无话不谈。 
　　“咳！”恭王到这时才显出本来面目：“我没有想到栽这么大一个跟斗！” 
　　大家都想安慰他几句，但在这样尴尬意外的情势和同船合命的关系之下，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可说。 
　　“谈正经吧！”文祥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内阁抄来的，蔡寿祺原奏的“折底”，递了给恭王：“你先看这个。”恭王一面看，一面冷笑，看完了问：“她能把我怎么样呢？ 
　　革了我的爵？” 
　　“革爵是不会。”宝鋆答道，“也许有意思让七爷来干吧！” 
　　“那是蔡寿祺的意思。上头不会不知道，七爷挑不动这副担子。” 
　　“我倒有这么个看法。”曹毓瑛瞿然而起，“不妨让外面有这么个说法：上头有意思让七爷来干。谁都知道七福晋是什么人。这一下，逼得七爷为避嫌疑，不能不说话。”恭王和文祥都还不曾开口，宝鋆一伸大拇指赞道：“高！”接着又自告奋勇：“我到万藕舲那里去一趟，让他把姓蔡的那小子压一压。” 
　　这倒是釜底抽薪之计，而且宝鋆去办这件事也是很适当的人选，他与兵部尚书万青藜是同年，而万青藜与蔡寿祺是小同乡。 
　　就这样，很顺利地有了对策，疏通倭仁，安抚蔡寿祺，先把明天内阁会议这一关过去，然后鼓动醇王出来为他胞兄讲话，这样双管齐下，足可以对付得了慈禧太后。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还有更厉害的手法。她正在亲自写旨，师当年在热河，预拟密旨，回銮到京，召集大臣，不经由军机而得拿问“三凶”的故智，准备第二天交内阁明发，宣达意旨，处置恭王。 
　　这是她为了补救第一步走错了的有力措施。那第一步的错误，是她没有把周祖培估计得正确。辛酉政变，查办胜保，周祖培都是奉旨唯谨，格外巴结，所以她预计对于奉旨治恭王的罪，他一定也会同样地起劲。等一召见，看到他的态度，才知道周祖培不是奉旨唯谨而是恭王的同党。 
　　附带而起的另一着棋，也没有完全走对。她把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朱凤标他们找来，原有民间富家的孤儿寡妇受族人欺侮，请西席出来保护讲理的用意在内，但为了怕刚有些懂人事的小皇帝惊惶不安，所以不愿召见弘德殿的师傅。其实倭仁才是一个好帮手，第一，一向“忠君爱国”；第二，他是旧派，与恭王不协。如果召见当时，有他侃侃而谈，说出一片大道理来，立刻就可下旨，先把恭王撵出军机，然后议罪，这个下马威就厉害了。 
　　现在时机错过了。她在想：明日内阁追供查问，到复奏时有周祖培从中捣鬼，倭仁一定搞不过他们。等他们把轻描淡写的一道奏折送了上来，再想办法来扭转局面就很吃力了！ 
　　想起一句俗语：“先下手为强！”慈禧太后就作好一道皇帝出面的“手诏”等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做文章”，上谕的款式、语气、用词，她都熟悉，但嘴里念得出来，写到笔下，却似乎遇到了一别多年的儿时游伴那样，只觉得模样儿仿佛有些象，就叫不出名字来。 
　　自知别字连篇，也顾不得臣下笑话了。写完收起，恬然入梦。这是她与任何女人不同的地方，越是遭逢大事，她越能镇静。 
　　深宫寂寂，禁漏沉沉，一切都如平日。而王公朱门、大臣府第，却颇有彻夜灯火的，鉴园就是如此。文祥和曹毓瑛都还在，宝鋆却告辞了，因为他奉派了本年正科会试的副主考，第二天要与正主考大学士贾桢一起入闹，听了文祥的劝，先回家休息。 
　　到得二更时分，外面传报进来：“五爷来了！”随即看见惇王甩着袖子，大步而来，宫灯映着他的脸，显得特别红，看样子是有几分酒意了。 
　　恭王和在座的人一起都站了起来，还来不及迎出去，那位向来以仪节疏略，语言粗率出了名的“五爷”，撩起衣幅，一脚跨进门，一手便指着恭王大声说道：“老六，你怎么把老好人的‘东边’也给得罪了！” 
　　这问得太突兀，恭王一时无以为答，不过这时候也还不是他们兄弟俩密谈的时候，因为文祥和曹毓瑛都赶着来向他请安寒暄。 
　　惇王也不坐，就站在那里大发议论，意思中表示这是“闹家务”，慈禧太后不该召见内阁，应该召见近支王公来商量。又用了句“家丑不可外扬”的成语，不伦不类，使得恭王有些啼笑皆非。 
　　但是文祥和曹毓瑛却都认为惇王的所谓“闹家务”，不失为一个看法，太后与议政王之间是国家大事，如果能看成嫂子与小叔的争执，那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容易了。 
　　因此，他们两人都暗地里向恭王抛眼色，示意他趁此拉拢惇王。恭王自能会意，很沉着地等他滔滔不绝一番议论过后，大口喝茶时，便即表示态度：“麻烦是我自己惹的，我也不必辩白什么！反正在外，有军机，有内阁，在内，有咱们自己弟兄。五哥，你居长，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这要大家商量着办。”惇王说，“我的意思得把老七找回来。” 
　　这个主意是不错的，蔡寿祺的原折中，即有以醇王代恭王议政的涵意，则醇王就成了关键人物，他的态度能够澄清，有助于恭王地位的稳定。但是，醇王正在主持修理东陵的工程，不是一两天内赶得回来的，就算能够赶回来，他的态度如何，也很难说。因此，惇王的这个建议虽好，却是缓不济急。 
　　为了敷衍他，文祥接口问恭王说：“五爷的话该听，咱们先给七爷送个信吧。” 
　　“对了！马上派专差给他送信。”惇王说说又语无伦次了，“蔡寿祺这个小子，还真会拍马屁！叫我，就把他找了来，先叫侍卫揍他一顿再说。” 
　　恭王和文、曹二人都笑了。一方面是笑惇王，一方面是笑蔡寿祺，弄巧成拙，“饬下醇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秉公会议”这句话，“醇郡王”三字成了绝大的败笔。不但得罪了惇王，而且将来也会逼得醇王非表示支持恭王不可。当然，这一点还得下功夫去运用。 
　　“目前只有这么办，”文祥很扼要地作了一个结论：“等会议复奏，看上头是怎么个意思？再商量下一步。五爷亲贵居长，该五爷说话的时候，五爷也不是怕事的人。” 
　　这两句话恭维得恰到好处，“对了！”惇王拍着巴掌说，“我不怕事！有话我一定要说。欺侮人可不行！” 
　　这当然是指慈禧太后而言。他们弟兄之间，时有龃龉，不想到了紧要关头，惇王却有休戚相关的手足之情，这是恭王栽了跟斗以后，最大的安慰。 
　　等惇王一走，文祥和曹毓瑛也要告辞了，他们已经商量停当，恭王不上朝，其余的军机大臣依旧入直，一切政务照常推行，要这样才能冲淡“山雨欲来”的阴沉。所以文、曹二人需要回家略微休息一下，五更时分便须进宫。 
　　进宫一直不曾“叫起”，这也在意料之中。朝中各衙门，这一天的目光都集中在内阁。蔡寿祺出了很大的风头，当他一到，聚集在内阁周围的人，无不指指点点，小声相告：“那就是参恭王的蔡翰林。”他也知道大家瞩目的是他，内心不免紧张，尤其糟糕的是他不曾估计到有被召赴内阁“追供”这一个变化，有许多话不能说，有许多话不敢说，恭王不曾扳倒，自己却先有一关难过，心里失悔得很。 
　　进到内阁大堂，只见正面长桌上一排坐着好几位大臣，一眼扫过，见是昨天被召见的七个人以外，另加一位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两殿两阁四相，论资序是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文华殿大学士官文、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文渊阁大学士倭仁，贾桢入闱，官文在湖北，在座的也还应该是周祖培为首，但以奉旨由倭仁主持，因而由他首先发言审问。 
　　“蔡寿祺！”倭仁用他那浓重的河南口音，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是翰林，下笔措词的轻重，你知道吗？” 
　　“回倭中堂的话，既是翰林，不能连这个都不知道。” 
　　“好，那么我要请教，”倭仁用念文章的调子，拉长了声音说：“‘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这两句话，是指谁呢？” 
　　“是…　。”蔡寿祺迟疑了。 
　　“你不能自欺！”吴廷栋鼓励他说，“要讲实话，无须顾忌。” 
　　“听说在‘总署’行走的薛大臣和陕西刘中丞，有此事实。” 
　　“事实如何，请道其详。”倭仁说。 
　　“无非听说而已。” 
　　“听说怎么样呢？” 
　　“听说…　，薛、刘两位都是有了孝敬。” 
　　“孝敬谁啊？”倭仁问道：“是议政王吗？” 
　　“是。” 
　　“这得拿证据出来！”周祖培第一次发言，“是有人证，还是物证？” 
　　“都没有。”蔡寿祺这下答得很爽快，“我不过风闻言事而已。” 
　　“你不必有何顾忌！”吴廷栋再一次对他鼓励：“我们面奉两宫太后懿旨，秉公会议具奏，决不会难为你。” 
　　“是如此。确系传闻，並无实据。” 
　　“那么是听谁说的呢？” 
　　“这不必问了。”周祖培反对吴廷栋的态度，“既是风闻，不宜株连。” 
　　“是，不宜株连。”协办大学士瑞常接口说，“我看让他递个亲供，就复奏吧！” 
　　倭、周两阁老都点点头，会议就算结束了。蔡寿祺借内阁的典籍厅，写了一纸简单的“亲供”，也算是过了关了。 
　　于是商量复奏，由刑部侍郎王发桂拟了个稿子，交到倭仁手里，他朗声念道： 
　　“窃臣等面奉谕旨，交下蔡寿祺奏折二件，遵于初六日在内阁传知蔡寿祺，将折内紧要条件，面加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覆，並亲具供纸。臣详阅供内，唯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並称均系风闻。其余骄盈，及揽权、徇私三条，据称原折均已叙明等语。查恭亲王身膺重寄，自当恪恭敬慎，洁己奉公，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大家细心听完，商量着点窜了几个字，发抄具名，递了上去。第二天两宫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慈禧太后不提复奏，先亲手颁下一道朱谕。 
　　“里头有‘白’字，也有句子不通的地方，你们替我改一改！” 
　　三十刚刚出头的太后，作了个略带羞涩的微笑。以她的身分，这样的笑容，难得看见，所以格外显得妩媚。但倭仁茫然不见，他的近视很厉害，而在殿廷之间，照例不准带眼镜，所以接过太后的手诏，双手捧着，差不多接近鼻尖，才看出上面的字迹。 
　　这样看东西很吃力，他便奏道：“请两宫皇太后的旨，可否让周祖培宣读，咸使共闻？” 
　　“可以！”慈禧太后点点头。 
　　周祖培从倭仁手里接过朱谕，因为听慈禧太后说，内有别字与辞句不通之处，所以不敢冒失，先为她检点一遍。那书法十分拙劣，真如小儿涂鸦；把“事”写作“是”；“傲”写作“敖”；“制”写作“致”。还有错得很费解的，“似”写作“嗣”，“之”写作“知”，“暗”写作“谙”。但就是这样如蒙童日课，掉在路上都不会有人捡起来看一看的一张纸，笔挟风雷，令人悚然。周祖培暗暗心惊之余，强自镇静着，走到御案旁边。 
　　这天召见的还是七个人，少了个入闱的副主考桑春荣，多了个倭仁，除去周祖培，那六个人分班次跪下听宣懿旨。 
　　于是周祖培改正了别字，朗声念了出来：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乱谈胡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等他念完，个个心里警惕，女主之威，不可轻视。也就是这一念之间，恭王犹未出军机，慈禧太后的权威已经建立了。 
　　“你们都听见了，”她问：“我们姐妹没有冤枉恭王吧？”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周祖培转身说道：“臣谨请添入数字。” 
　　“噢！你说。”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这一句，臣请改为‘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 
　　慈禧太后还不曾开口，慈安太后表示同意：“这倒是实话。” 
　　既然都如此说，慈禧太后也觉得无所谓，准许照改，又特加嘱咐：“马上由内阁明发，尽快寄到各省，不必经过军机处。” 
　　“是！”这次是倭仁接口，他从容请旨：“恭亲王差使甚多，不可一日废弛，请派人接办。” 
　　这一点慈禧太后还未想到，为了不愿显出她並无准备，随即答道：“军机上很忙，你们大家尽心办理吧！” 
　　这句话一出，有的困惑，有的心跳，困惑的是不知慈禧太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军机处除了恭王，轮下来就该文祥领班，那么这“你们大家”四字是作何解释？而心跳的也正是为了这四个字，看样子恭王以下，全班要出军机！“你们大家”是指此刻召见的人，指示“尽心办理”是办军机处的大政，这样，应该很快就有复命，指派在军机处“行走”。 
　　复命倒有，却不是派那些心跳的人当军机大臣。慈禧太后想到了办洋务的总理通商事务衙门，那是个要紧地方，文祥比较靠得住，便特别作了指示，责成他负责。又想起召见、引见带领押班的王公，吩咐派惇王、醇王、钟王、孚王四兄弟轮流。 
　　说完退朝。“你们大家”四字，依旧是个悬疑。倭仁、周祖培和瑞常略略商量了一下，邀请大家到内阁商谈，把慈禧太后的朱谕，改成“明发”，多了一段话，却少了一句话。多的那段话就是慈禧太后补充的指示，“你们大家”改成“该大臣等”，含糊不知是指文祥他们四枢臣，还是这一天召见的七大臣？至于少了的一句话是头一句：“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因为朱谕中别字连篇，如果让王公大臣同看，少不得会传出去当笑话讲。为了维护天威，以不让人看为宜。 
　　等商量停当，周祖培派人把文祥请了来，当面告知其事。文祥大出意外，原以为内阁会议，蔡寿祺的供词于恭王有利，复奏虽未能尽力为恭王开脱，但至多不过“裁减事权”，撤一两项无关紧要的差使，显显慈禧太后的威风，谁知这个威风显得这么足，差一步就要降恭王的爵！ 
　　心中有危疑震撼之感，表面却还平静，文祥也不多说什么，回到军机处，一面派人为恭王送信，一面与同僚商议，觉得处境尴尬。但李棠阶到底是真道学，处之坦然，认为既未奉旨解除枢务，仍当照常供职，所以依旧静坐待命，午间依旧三钟黄酒，一碗白饭。饭罢休息到未初时分，照平常一样，传轿回府。 
　　文祥和曹毓瑛当然要赶到鉴园，惇王也在。恭王的气色不很好，相对自然只有苦笑。 
　　“五爷！”曹毓瑛说道：“明天有好几起引见，该你带领。” 
　　“我那能干这种差使？”惇王把头一扭，摇着手说，“叫老八去！” 
　　“闲话少说。”惇王忽又回身拉着曹毓瑛便走，“来，来，你替我写个折子。” 
　　文、曹二人正就是想的这条路子，交换了一个眼色，曹毓瑛便坐到书桌上，执笔在手等惇王开口。 
　　“不能让她说叫谁不干就叫谁不干！也得大家商量商量。 
　　琢如，你就照我这个意思写。不要紧，话要说得重。” 
　　显然的，惇王由兔死狐悲之感，起了“同仇敌忾”之心，文祥便劝道：“五爷，你先静下来！话不是这么说。” 
　　“该怎么说？” 
　　“话总要说得婉转。” 
　　不容文祥毕其词。惇王便偏着头，扬着脸，大声打断： 
　　“她懂吗？” 
　　这是抬杠，不是办事，恭王赶紧拦着他说：“五哥，你听他们两位先说，有不妥的，再斟酌。” 
　　“好，好！”惇王原来就很佩服文祥，这时便把只手临空按一按，“你们商量着办。写好了我来看。” 
　　说了这一句，他从腰带上解下一串小件的汉玉，坐到一边给恭王去赏鉴谈论。文祥和曹毓瑛才得静下来从长计议。 
　　回天之力，全寄托在这个奏折上，所以曹毓瑛笔下虽快，却是握管踌躇，望着文祥说道：“总得大处落墨？” 
　　“那自然，朝廷举措，一秉至公，进退之际，必得叫人心服。” 
　　“啊，啊！”曹毓瑛一下子有了腹稿，“就用这个做‘帽子’，转到议政以来，未闻有昭著的劣迹，被参各款，又无实据。至于说召见奏对，语气不检，到底不是天下臣民共见共闻，如果骤尔罢斥，恐怕引起议论，似于用人行政，大有关系。这么说，行不行？” 
　　文祥把他的话想了一遍，点点头说：“就照这意思写下来再看。” 
　　这样的稿子，曹毓瑛真是一挥而就，用他自己的命意，加上惇王的意思，以“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作结。 
　　惇王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恭王却看得很仔细，提议改动一个字：“窃恐传闻于外”改为“窃恐传闻中外”。这是暗示慈禧太后，在京城里的各国使节也在关心这一次的政潮。事实也确是如此，但总有点挟外人以自重的意味，文祥有些不以为然，可是没有说出口来。 
　　这个奏折递到慈禧太后手里，自然掂得出分量。心里气愤，但能抑制，她很冷静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决还没有到达可以独断独行的地步，因此，立刻作了一个决定，接纳惇王的建议。 
　　于是她召见文祥、李棠阶和曹毓瑛，除了抚慰以外，把惇王的折子交了下去，吩咐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天在内阁会议。此外还有许多非常委婉的话絮絮然，蔼蔼然，听来竟似慈安太后的口吻。 
　　这一来，外面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第一，召见三枢臣，把前两天明发上谕中“该大臣等”这四个字，作了有力的澄清；第二，恭王逐出军机一节，必定可以挽回。 
　　因此，这天到内阁来赴会的，特别踊跃，而且到得极早。但是会议却迟迟不能开始，因为倭、周两阁老以及“协揆”瑞常不曾到。再一打听，说是两宫正在召见，除他们三个人以外，还有朱凤标、万青藜、基溥、吴廷栋和王发桂。这是为什么？莫非事情还有变化？大家都这样在心里怀疑。 
　　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前一天又听了安德海的挑唆，说恭王不但没有悔过之心，而且多方联络王公大臣，决定反抗到底。她虽不全信他的，但自己觉得对文祥所说的那番话，显得有些怕事，急于想收篷似地。如果这一天内阁会议下来，联名会奏请求复用恭王，不但太便宜了他，以后怕越发难制，而且大家一定会这么说：到底是妇道人家，只会撒泼，办不了正经大事。如果落这样一个名声在外面，以后就不用再想独掌大权了。 
　　为了这个缘故，慈禧太后决定把事情弄复杂些。召见的名单重新安排，在原先召见过的那一班人里面，去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内阁学士殷兆镛，另外加了四个人：肃亲王华丰、豫亲王义道、兵部尚书万青藜、内务府大臣基溥。召见两王是为了增加声势，至于万青藜和基溥在慈禧太后印象中，是谨慎听话的人，她轻视满缺的兵部尚书宗室载龄，而载龄是恭亲王力保的，这也成了口实之一。 
　　“象载龄这样的人才，恭王一定要保他当尚书。照我看，载龄不过笔帖式的材料。万青藜！”她问：“你跟载龄同堂办事，总知道他的才具吧？” 
　　万青藜不敢驳回，但也不便附和，而且慈禧太后的批评，多少也是实情，所以只好免冠碰头，含糊地答道：“太后圣明。” 
　　“再说惇王。”慈禧太后看着肃亲王华丰说：“在热河的那会儿，说恭王要造反的，不是他吗？现在他又反过来维护恭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回头内阁会议，你们要说公道话！” 
　　到了内阁，随即开会。因为此会由军机处传谕召集，所以由文祥首先述旨：“昨天奉两宫皇太后面谕：恭亲王在召见的时候有过失，因为蔡寿祺参他，不能不降旨；惇亲王现在上折子，也不能不交议，可见，上头並无成见，一切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人，一秉大公，从谏如流，亦所不吝；如果你们一定要说，国家非恭王不可，你们跟外廷各衙门去商量，联名写个折子上来，让恭王再回军机，我准了你们的好了。天意既回，该如何仰承上指？请大家定个章程。” 
　　话还未完，吴廷栋站起来说，“这话完全不符。” 
　　文祥述旨，已令人不免迷惑，听得吴廷栋这一驳，越发有石破天惊之感！他怎么可以如此说？照他的话，岂非文祥矫诏，那有这么大胆？真太不可思议了！ 
　　而文祥却比较持重，虽觉吴廷栋的话和语气，武断无礼，但仍旧平静地问：“何以见得？” 
　　“刚才两宫皇太后召见，面奉懿旨，全无请恭王复回军机的话。” 
　　“那么，上头是怎么说的呢？” 
　　“说恭王必不可复用。” 
　　“那太离奇了！”李棠阶皱着眉说，“不至于出尔反尔吧？” 
　　“此何等大事，敢有妄言？” 
　　“不错！”倭仁也说，“面奉懿旨，恭王不可复用。” 
　　以倭仁的年高德劭，而且道学家最重视的是“不欺”，自无妄言之理。照此看来，莫非文祥在假传圣旨？ 
　　正当大家越来越迷糊，也越来越着急的那片刻，李棠阶说话了：“昨日军机承旨，面聆纶音，确如文尚书所说。” 
　　“那不是天下第一奇事？”惇王看着倭仁和吴廷栋，大声说道：“上头说了今天的话，就不能说昨天的那个话，说了昨天的那个话，就决不能说今天这个话。艮老，别是你听错了吧？” 
　　“王爷！”倭仁板着脸回答：“老夫虽耄，两耳尚聪。” 
　　“我们三个人也没有听错。” 
　　文祥接着李棠阶话，补了一句：“昨天押班的八王爷可以作证。” 
　　“巧了！”吴廷栋说，“今天也是八王爷押班。” 
　　“那好，好，你们不用吵了！找老八来问。”惇王大声吩咐：“看，钟王在那儿，快把他找来。” 
　　内阁的苏拉分头去觅钟王，这等待的当儿，大家交头接耳地小声谈着，虽听不清说些什么，但脸上十九浮现着好奇的神色，好象赌场里有豪客孤注一掷，大家都迫切希望要看那一宝开出来的是什么？ 
　　“宝官”钟郡王找到了，这两天他奉旨带领引见，算是第一次当正式差使，打扮得一身簇新，宝石顶、团龙褂，极长的一支双眼花翎，在日影中闪着金蓝色的光芒，衬着他那张皮色白净，微带稚气的脸，益显得高贵华丽。等走进内阁大堂，抬头望一望，立刻放下马蹄袖，向他五哥惇王请了个安。 
　　“老八！”惇王问道，“昨儿个军机‘叫起’，是你押班？” 
　　“是。” 
　　“今儿呢？” 
　　“也是。” 
　　“好吧！”惇王挥一挥手说，“你们问他。” 
　　于是文祥和吴廷栋，又把所奉的懿旨说了一遍，要钟王证明，确有其事。 
　　“你们不错！”他看着吴廷栋这方面说了一句，转脸看着文祥又说：“你们也不错。慈禧皇太后昨天和今天，是这么说的！” 
　　这一下，满堂惊愕，议论纷纷，好久都静不下来。大家都在研究同样的一个疑问：慈禧太后何以自相矛盾？到底她的真意何在？ 
　　文祥一看这情形，知道大事坏了。内中的变化曲折，尚未深知，去打听明白，设法化解，都得要相当时间，此事宜缓不宜急，所以提议到三月十四再议。倭仁和吴廷栋原想早早作一了断，无奈站在恭王和文祥这面前人多，齐声附和，只好算了。 
　　事情看来要成僵局，政务也有停顿的模样，军机三枢臣苦闷不堪，每日在直庐徘徊，要等一个人来，情势才有转机。——这个人就是在盛京的醇王。 
　　不过，军机三枢臣的苦闷虽一，原因多少不同。文祥了解洋务，深知外国使节对于枢廷动态，都有报告回国。大清朝的那面黄龙旗已经有了裂痕了，全靠政局稳定，有位高望重的恭王在上笼罩一切，合力弥补，才可以不使那条裂痕扩大。如果朝局动荡，足以启外人的异心。所以文祥不免有隐忧。 
　　李棠阶的目光是在各省。蔡寿祺的背后有些什么人，那两个奏折是怎么来的？他完全清楚。从咸丰初年的军机大臣文庆开始，以至于肃顺专权，恭王当国，有个一以贯之的方针：泯没满汉的界限，而且要重用汉人。不是如此不能有曾国藩，更不能有左宗棠。如今大功初见，私嫌又生，连慈禧太后都说过“恭王植党”的话，意思是指他外结曾国藩以自重，如今蔡寿祺的折子中，为旗将不平，攻击湘军，挑拨满汉之间的感情，如果由恭王波及到最善于持盈保泰的曾国藩，那对大局的影响可就太严重了。 
　　至于曹毓瑛，一片心思都在恭王身上，恭王一垮，他也要跟着垮，切身利害所关，格外着急。不过，这些纵横捭阖的手法，是他懂得最多。倭仁和吴廷栋的性格，也是他最了解，讲道学的人一钻入牛角尖，简直无药可医，所以去疏通这两个人，不必跟恭王过不去，不但没有用处，说不定还会讨一场没趣。他盘算了好几遍，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联络那些科甲出身的翰、詹、科、道，另外再觅一位够地位的王公出面，到十四内阁开会那天，以多胜少，把倭仁和吴廷栋“淹”了，是为上策。 
　　想定了主意，他跟文祥商议，也认为不错。于是着手进行。这时候那班军机章京可就发生了大作用，他们与翁同和、李文田那些名翰林，都是三四十岁的人，叙起来不是同年，就是世交，平常看花饮酒，总在一起，此时杯酒言欢，一两句话就拉拢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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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到了三月十三，恭王周围的人，一直在盼望的一个人到了：醇王。他从东陵工程处，星夜急驰，十三一早到京城，进宣武门回太平湖私邸，来不及换衣服就吩咐：“去请军机上许老爷！” 
　　那是指军机章京许庚身，下人告诉他：“入闱了！” 
　　“那就请曹大人。” 
　　等曹毓瑛一到，醇王大骂蔡寿祺，说他有意捣乱，然后又说：“我马上要上折子。” 
　　“是。”曹毓瑛不动声色地问：“请七爷的示，折子上怎么说？” 
　　“这还要怎么说？不是恭王不会有今天。就凭这一点，两宫太后也得恩施格外。” 
　　“话总还要委婉一点。” 
　　“那是你的事。你去想。”醇王一阵冲动过后，语气平静了，“总也得说一两句恭王有错的话。他一点不错，不就变了两宫太后大错而特错了吗？” 
　　“七爷见得是。正是这话。” 
　　“我想这么说：恭王言语失检是有的。两宫太后不妨面加申饬，令其改过自新。” 
　　这样说法比惇王饬下廷议又进了一步，而且公私兼顾，立言亦很得体。曹毓瑛心想，多说醇王庸懦，有此为避嫌疑，仗义执言的举动，而且知道如何建言才动听有效，看来这两年的历练，竟大有长进了。 
　　于是，他就在醇王府拟了个奏稿，然后问道：“七爷得先跟六爷碰个面儿吧？”他的意思是，奏稿最好先让恭王过一过目。 
　　“当然。咱们一块儿走。” 
　　曹毓瑛估量着他们弟兄相见，必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计议，自己夹在里面，诸多不便，所以托词军机上还有事，先行告辞。但也作了交代，一会儿派人到恭王府去取这个奏稿，连同他回京宫门请安的折子，一起包办，不劳费心。 
　　“好，好，那就拜托了。”醇王拱拱手说，“回头再谈吧！” 
　　等曹毓瑛辞去，醇王回上房换衣服，夫妇交谈，不提旅途种种，谈的是恭王受谴的经过。醇王福晋一点不象她姐姐，对这样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模模糊糊地连个概略都说不上来，只说这几天进过一次宫，慈禧太后说了许多不满恭王的话，主要的原因是恭王没有规矩，有一次在御案前面奏事，谈得太久，闹了个失仪的笑话。 
　　“我也不知六爷奏事的时候是什么样儿？”醇王福晋说，“听说每回都叫‘给六爷茶’，那天不知道怎么，忘了招呼了。六爷说了半天的话，口渴了，端起茶碗就要喝，‘东边’咳嗽了一声，六爷才看清楚，手里端的是黄地金龙，御用的盖碗，赶紧又放下。他也不觉得窘。六爷就是这个样，凡事大而化之，什么也不在乎，到底把上头给惹翻了。” 
　　“总不能为这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该有别的缘故吧？” 
　　“那就不知道了。” 
　　看看问不出究竟，醇王也就不再谈下去，传话套车，直奔鉴园。恭王正故作闲豫，在廊上品茗看花。醇王一向敬畏他这位老兄，见了面总有些拘谨，断断续续地请了些如何在盛京得到消息，专程赶了回来的经过，接着便把曹毓瑛拟的那个奏稿递了过去。 
　　他的态度，在这上面已表现无遗，恭王颇为欣慰，但也不免有浓重的感慨，“唉！”他叹口气说，“我真灰心得很。” 
　　醇王虽深知他那位“大姨子”的厉害，可是不以为有故意打击恭王的心，“我在想，”他说：“这档子事儿，从中一定有人在捣鬼。这个人得把他找出来！” 
　　“我念一段好文章你听。”恭王答了这一句，略想一想，朗然念道：“部院各大臣每日预备召见，而进趋不过片时，对答不过数语，即章疏敷奏，或亦未能率臆尽陈，寝假而左右近习，挟其私爱私憎，试其小忠小信，要结荣宠，荧惑圣聪，必至朝野之气中隔，上下之信不孚；或和光以取声名，或模棱以保富贵，虽深宫听政自有权衡，意外之虞万不致此，而其渐不可不防也！” 
　　“这不是指的小安子吗？”醇王失声而言，“到此地步，那不就跟明朝末年一个样了！” 
　　“但愿不致如此。”恭王冷笑道，“国亡家败，都起于自相残杀。那一朝不然？” 
　　接着，恭王又提起那些守旧派的有意推波助澜。醇王这才了然，恭王的被黜出于安德海之类的中伤和那些自命为正色立朝的大臣的“为虎作伥”。安德海是小人，不足深责，倭仁何以如此不明事理？醇王正对洋人的“火器”入迷，自然十分同情他哥哥讲洋务的主张，觉得倭仁他们是国家求富强的一块绊脚石，便颇想象恭王所念的那一通奏折那样，要说几句有棱角、见风骨的话。 
　　就在这时候，曹毓瑛派了军机章京方鼎锐来取奏稿，顺便带来了一个消息：以肃亲王华丰为宗人府宗令，派醇王总司弘德殿稽查，凡是皇帝读书的课程及该殿一切事务，都归他负责——这是第二次把恭王所兼的差使，分派他人兼办。至此，恭王就象“闲散宗室”一样，坐食皇家俸禄，什么事都不必管了。 
　　醇王与方鼎锐也极熟，叫一声：“子颖，你来！”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有什么办法，给倭仁一点“颜色”看看？ 
　　“有件事，别人都还没有说。七王爷要说了，大家一定佩服七王爷的眼光精细。” 
　　能出风头露脸的事，醇王最高兴，即忙问道：“那一件事？ 
　　你快说！” 
　　“太后的朱谕，已经另外发抄了，头一句是‘内廷王大臣同看’，可是谁也没有看见朱谕，承旨的大臣，岂可如此办事？” 
　　“着啊！”醇王一拍大腿说，“这不是有意违旨吗？我参他。你马上给弄个稿子。”说着亲自打开银墨盒，拔支“大卷笔” 
　　送在方鼎锐手里。 
　　方鼎锐情不可却，略想一想，提笔便写： 
　　“窃臣恭读邸抄，本月初七日奉上谕：‘内廷王大臣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等因，钦此；彼时臣因在差次，未能跪聆朱谕。自回京后，访知内廷诸臣，竟无得瞻宸翰者，臣易深骇异之至！伏思既奉旨命王大臣同看，大学士倭仁等，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或于乾清门恭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何以仅交内阁发抄？显系故违谕旨，若谓倭仁等一时未能详审，岂有宰辅卿贰，皆不谙国体之理？即使实系疏忽，亦非寻常疏忽可比。兹当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之际，若大臣等皆如此任性妄为，臣窃恐将来亲政之时，难于整理，谨不避嫌疑，据实纠参。” 
　　这是一笔把与倭仁同被召见的大臣，都参在里面。但方鼎锐写是写了，建议等明日内阁会议以后再决定用不用？如果倭仁的态度改变，不为已甚，这个折子也就算了。 
　　醇王同意了他的办法，因此这一天仅仅上了救恭王的折子。慈禧太后要跟慈安太后商量这件事，有恭王的女儿大格格在身边，说话不便，便借故把她遣了开去。 
　　“唉！”慈安太后微喟着，“这孩子懂事，知道她‘阿玛’惹了麻烦。这两天，她那双眼睛里的神气，叫人看着心疼。” 
　　“我倒看不出来。”慈禧太后很平静地说，“你的话不错，这孩子最懂事，什么叫公，什么叫私，分得清清楚楚，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她‘阿玛’的事。” 
　　慈安太后默然。从罢黜恭王以来，她的情绪一直不大好，老怕这件事闹得不能收场。说起来总是一家人，只有在养心殿召见，才有君臣之分，养心殿以外叙家人之礼，如果太决裂了，见面不免尴尬。现在听慈禧太后的口风依然甚紧，心里不以为然，但不知如何劝她？就只好不作声了。 
　　“老七上了一个折子。”慈禧太后告诉她说，“还有王拯的折子，御史孙翼谋的折子，都替老六讲话，他的势力可真不小。” 
　　语气中大有讥刺之意，慈安太后心里很不舒服，“我看不必太顶真了。”她皱着眉说。 
　　“这会儿不顶真也不行了。”慈禧太后答道：“既然叫大家公议，只有等他们议了上来再说。把这三个折子也发了下去，一并交议，你看呢？” 
　　“嗯！这么办最好。” 
　　“姐姐！”慈禧太后忽然脸色很凝重了，“其实我也不愿意这么办！大家和和气气的倒不好，何苦绷着脸说话？这就是俗语说的：‘做此官，行此礼。’谁叫咱们坐在那个位子上呢？现在不好好儿办一办，将来皇帝亲政，眼看他受欺侮，那时候想帮他说话也帮不上了。与其将来后悔，倒不如现在多操一点儿的心好。” 
　　这是深谋远虑的打算，想想也有道理。慈安太后在心里盘算了好一会，认为她一个人总不能独断独行，万一处置过分，临时阻拦也还来得及，所以微微颔首，并无别话。 
　　等把三个折子发了下去，值班的军机章京知道关系重大，先录了“折底”，然后把原件咨送内阁。这三个“折底”送到文祥那里，他连夜奔走了一番。同样地，倭仁也作了准备。彼此都知道对方有部署，却打听不出真相，那就只好在内阁会议中，各显神通了。 
　　第二天恰逢会试第三场进场，那些翰林、御史都要为自己的或者同乡亲友的子弟去送考，所以内阁会议改在午后。等人到齐，公推倭仁主持。他未曾开口，先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来，扬一扬说：“今天的会议，承接初七一会而来。那天的会议，众议纷纭，漫无边际，所以我特意先拟了一个复奏的稿子，在座各位，如果以为可用，那就定议了。”说着，便要念他的奏稿。 
　　“慢来，慢来！”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站起来说：“请教中堂，今天上头又有三个折子交议，总要先议过了，再谈复奏的稿子。” 
　　“我看，那三个折子，可以置而不议。” 
　　倭仁的声音很大，但是毫无反应，一堂默然，这比有反应，还要有力量。倭仁气馁了，把他的那个奏稿，慢慢地折了起来。 
　　这时才有人说话，是文祥：“我看先把醇王、王少鹤、孙鹏九的那三个折子，念来给大家听听吧。” 
　　于是先念醇王的折子。次念王少鹤——王拯的折子，他是广西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多年，官已升到通政使，成为“大九卿”之一。按常例来说，只要勤慎当差，很可能步焦祐瀛、曹毓瑛的后尘，“飞上枝头作凤凰”，由军机章京一跃而为军机大臣，但以体弱多病，又沾上极深的嗜好，懒得不想动，所以不为恭王所喜。他又参过薛焕，因而得了贬官出军机的处分。蔡寿祺第一个奏折中，有意拉上他，引以为援，王拯的书生味道极重，反认为这一来非以德报怨，仗义为恭王执言不可。他抽足了鸦片，常多奇想，在这个折子中便保举倭仁和曾国藩“可胜议政之任”，大家听了，都笑笑不响。 
　　再下来念孙鹏九——孙翼谋的那个奏折，语气粘滞不畅，但也有好文章，就是恭王曾念给醇王听的那一段。在内廷当差，比较熟悉宫闱情形的，都觉得女主当朝，确已有前明阉人窃政的模样，所以对孙翼谋这个防微杜渐的远见，都在暗暗点头。 
　　“现在请各抒伟见吧！”文祥等念完三个奏折，这样安详地说。 
　　于是议论纷起。舒怪的是发言的人，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就是过去红过，现在已在“局外”的那些冷衙闲曹，有趣的是有一种正面的意见，立刻便有一种反面的驳斥，然后又有正面的回护，反面的责难，一来一往，象拉锯似的，好久没有定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肃亲王华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请大家听听。” 
　　这个奏稿的措词，首先就从侧面为恭王开脱，说他“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这虽未公然指陈国事非恭王不可，但论其本心无他，则蔡寿祺所指的四款罪名，便轻轻地卸掉了。然后，支持醇王的意见，诚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接着说王拯、孙翼谋的奏折，“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这一笔的渲染，见得复用恭王，为廷臣的公议。但是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词宛转，而且简洁异常，全文不足三百字。而“实非臣下所敢妄拟”这句话，又实在是请求两宫太后，复用恭王领军机。因为唯有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宰辅之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国藩可当“议政大臣之任”，为大家所窃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理变成无理，民心清议，归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实有关系”。 
　　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当面把所有的奏折发了下来，同时反复解释，说这一次对恭王的责备，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经此一番鞭策，收敛改过，上头的苦心，廷臣应该体谅。如果说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折子交议，尽可留中不发。 
　　“现在大家都说，恭王虽然咎由自取，到底也还可以用，这跟我们姊妹的想法一样。”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声音宣示：“恭王仍旧在内廷行走，仍旧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枢臣屏息听着，以为慈禧太后还有后命，但她未再作声。事情就是这样了！于是文祥才应声：“是。” 
　　“写旨来看吧！” 
　　曹毓瑛早就准备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颂两宫之圣，赞恭王之功，那是假设恭王蒙“加恩赏还一切差使”，雷轰电掣，九天风雨之后，大地清明，日丽风和的境界。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阶另行回奏其他政务的片刻，他退出养心殿。本想自己动笔，另外拟个旨稿，但意兴阑珊，思路窘涩，只好去找借南书房待命的军机章京执笔。 
　　南书房密迩养心殿，文学侍从之臣，集中于此，向来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这一天特别热闹，在内廷当差的都借故来探听恭王的消息，一见曹毓瑛出现，都要听他说些什么。而他什么也不肯说，只向军机章京方鼎锐招招手，把他喊到一边，密密述旨，然后自己写了一通短简，封固严密，派人专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发上谕已送内阁，这一下消息很快地传布了开去。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觉得诧异，不想恭王复用的结果是如此！而“内廷行走”，实在又算不上是一个差使，真正的差使只是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已。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皇恩浩荡，照例该到恭王府去道贺。恭王心情恶劣，几乎一概挡驾，依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鉴园见着他。 
　　这极少数的人，包括了他的一兄一弟。惇王这天显得很象个做哥哥的样子，安慰他说：“老六！你别难过，一步一步来。军机上少不了你，过些日子上头就知道了。” 
　　“我难过什么？”恭王故作豁达，“总算还教我管洋务。未到‘不才明主弃’那个地步。” 
　　醇王则是对倭仁深表不满，尤其因为倭仁在内阁会议中，居然倡言醇王的奏折，可以不议，觉得形同藐视，有伤自尊。便告诉曹毓瑛，说方鼎锐替他拟了一个参劾倭仁未将朱谕明白宣示的奏稿，决意递了上去。 
　　文祥一向周密而持重，眼前他又代替恭王成了军机的领袖，责任特重，更需力求稳定，所以对于那些爱耍大爷脾气的王公，有些喜欢鼓动风潮的言官，多方疏导，希望把局面冷下来。同时他也跟恭王作了好几次面对面的促膝密谈，在整个政潮中，他虽是局中人之一，却能站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为恭王指出，有些人的目标是在曾国藩，幸而不曾牵连，无碍军务，为不幸中的大幸。 
　　其次，薛焕、刘蓉一案还未了，倭仁另有一折请旨，所谓“行贿夤缘”一节应否查办？慈禧太后已面谕军机，命薛焕、刘蓉明白回奏。颇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如果处理不善，引出意外风波，会兴大狱，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因此，他劝恭王忍耐，先等薛、刘一案料理清楚，然后再想办法，复回军机。此时务宜韬光养晦，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恭王自然能够领略他的深意，听从劝告。但这一次打击在他认为是颜面扫地，再也无法弥补的事，所以心情抑郁，不断摇头叹息，任凭文祥百般慰劝，也难把他的兴致鼓舞起来。 
　　倒是醇王十分起劲，递了那个折子，一看三天还没有下文，叫他的妻子进宫去打听消息。七福晋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进宫请安，正好慈安太后也在，谈了些闲话，她忽然冒冒失失的问道：“弈譞有个折子，两位太后不知看了没有？” 
　　慈禧太后听这一问，脸色便不好看，慈安太后大为诧异，看着她问道：“老七又有什么折子？” 
　　“胡扯！” 
　　听得这一声斥责，七福晋一惊，心里懊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开口。此刻只好不响了。 
　　慈安太后为人忠厚，看她们姊妹言语不投机，便也不再追问，乱以他语，把话题扯了开去。 
　　坐了片刻，她回自己宫里去午睡，这时慈禧太后才把她妹妹喊到一边去密谈，“老七怎么这样子糊涂！”她沉下脸来说。 
　　“怎么啦？”七福晋越发不安了。 
　　“老六的事，何用他夹在里面瞎起哄？你回去告诉他，叫他少管闲事！” 
　　“是！”七福晋辩白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 
　　我也管不住他！” 
　　“怎么会管不住？”慈禧太后停了一下，用很清晰的声音说：“就说我说的，叫他好好儿当差，将来有他的好处。照现在这样子，我也不能放心让他办事。” 
　　“是的。”七福晋把她姐姐的话，默念了一遍，牢牢记在心头。 
　　等七福晋辞出宫去，又到了传膳的时刻。清明已过，日子慢慢长了，晚膳既罢，天还未黑，最无聊赖的黄昏，是盛年太后最难排遣的光阴，平常逗着冰雪聪明的大格格说些闲话，也还好过些。自从下了那道朱谕，掀起绝大风潮以后，懂事的大格格固然有着无可言喻的忸怩和不安，而慈禧太后对威望惊人的亲王，自命鲠直的老臣，可以作断然处置而无所顾虑，独于这个半大不小的女孩，总有着一种连自己都不甚捉摸得清楚的内愧，是那种深怕别人责问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畏惧，因此，她怕见大格格的面。这一来便越发觉得孤凄了。 
　　幸好有另一种兴趣来填补她的空虚。那就是权力！午夜梦回，首先感觉到的，是要珍重自己。她可以很轻易地忘掉自己是个妇人，她感觉到自己是个“爷们”，而且是“雍正爷”或者“乾隆爷”，一句话可以叫一大片的老百姓张开笑脸，一句话也可以叫上百口的大宅门，哭声震天。那多够味？ 
　　于是，她排遣黄昏的方法就象“雍正爷”那样，亲批章奏。看那些章奏，有时就仿佛看那些恭楷抄写的笔记小说，臂如《阅微草堂笔记》那样引人深思。地方大吏奏报谋杀亲夫等等逆伦巨案，夹叙夹议之间，措词的轻重，引律的繁简，在字里行间有许多毛病，把那些毛病捉出来，或者批示，或者面谕，让军机大臣照自己的意思，作成一篇煌煌告谕，她觉得是最痛快不过的一件事。 
　　这天黄昏所看的奏折，有一件是被指为向恭王行贿，奉旨“据实回奏”的薛焕的折子。当然，不承认有其事是可想而知的，让慈禧太后要考虑的是，薛焕作了“请派员审讯查办”的要求。 
　　这当然要准如所请，但是派谁查办呢？如果说仅仅是薛焕和蔡寿祺之间的纠纷，至多派一个协办大学士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派，岂不等于表示此案与恭王无关？慈禧太后觉得这也太便宜了恭王。想一想有个现成的人选：肃亲王华丰。在亲贵中，只有他以“宗人府”之长的“宗令”地位，够资格查办有恭王牵连在内的案子。不过华丰只能领个虚名，办案要靠刑部和都察院，这又有顾虑了，如果不教与恭王有关的人回避，查办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索性再给他一点颜色看！她这样在想，随即写了几个名子，第一个是管刑部的大学士周祖培，第二个是都察院之长的左都御史曹毓瑛，再以下是刑部侍郎王发桂、恩龄、副都御史恒恩，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看，都是恭王的党羽，必须回避。 
　　上谕极其认真，命令肃王与“刑部及都察院研审，务期水落石出”，然后指明那些人该当回避，而蔡寿祺与薛焕“听候传质”。 
　　于是上谕颁发的第三天，肃王在刑部传询蔡寿祺和薛焕、展开审问。 
　　奉旨审问的案子，照例先要被审的人递亲供。蔡寿祺先递的供词，与以前无异，说是“得诸传闻，并无实据”。但明发上谕上既有“务期水落石出”的话，而且指明某些人回避，那就决不能含糊了事，可也不便追得太紧，所以肃王华丰觉得很为难。 
　　好在还有刑部与都察院的堂官，除了奉旨回避的以外，刑部尚书绵森、齐承彦，侍郎灵桂、谭廷襄，都察院左都御史全庆，副都御史景霖、贺寿慈、潘祖荫都在会审。等被审的人退出以后，就在原地会议，研商案情。 
　　座中除了华丰以外，就数全庆齿德俱尊。他与慈禧太后同族，姓叶赫那拉氏，字小汀，隶属正白旗，翰林出身。照他的资望，早就应该当协办大学士了，只以运气不好，居官常吵出乱子，升上来又掉下去，因此越发谨慎持重，不肯有所表示。 
　　“那么，伯寅，”华丰看着潘祖荫说，“你常有高见。替大家出个主意看看。” 
　　潘祖荫名为副都御史，其实常川在“南书房行走”，虽喜欢上书言事，却是个极和平的人，恭王一向为他所敬重。薛焕做过他们江苏巡抚，对于这班江苏籍的名翰林很肯敷衍，交情不错，所以他也不肯多说什么，笑一笑推辞：“此案自然该听刑部诸堂的议论，我跟我们老师，”他指着全庆说：“不过敬陪末座而已。” 
　　于是刑部两尚书，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华丰看看不会有什么结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再议吧！明天万寿，后天仍旧在这里问。总得想办法，早早结了案才好。” 
　　到了下一次再审，事情忽然起了变化。蔡寿祺突然要求撤回原供，另外改递，指出三个人来，一个是候选知县，此刻不在京城，另外两个是六科给事中谢增和刑部主事朱和钧，关于薛焕行贿的情节，蔡寿祺说是听他们说的。 
　　“怎么样？”华丰指着蔡寿祺改递的亲供问。 
　　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敢说一句徇私的话。刑部尚书绵森接口答道：“自然把他们传来问。” 
　　话是这么说，实在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办。于是刑部侍郎谭廷襄自告奋勇，站起身来说道：“既有本衙门的人牵涉在内，我马上派人去把他找来。” 
　　谭廷襄是绍兴人，熟于刑名，而且成了进士就当刑部主事，深知其中的轻重出入，因此有他去料理一切，大家都放了心。 
　　果然，等到下午把谢增和朱和钧传了来与蔡寿祺对质；谢、朱两人一口否认，说从不知有薛焕行贿之事，更没有跟蔡寿祺谈过此案。 
　　“蔡寿祺！”华丰已经接得报告，明白其中的“奥妙”，故意声色俱厉地问道：“你怎么说？” 
　　“这两位不肯承认，我还能说什么？”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看见你三翻四覆的，一会儿一个样子！那不存心给人找麻烦吗？” 
　　受了申斥的蔡寿祺，既无羞惭，亦无愤慨，木然无所表示，就象不曾听见华丰的话那样。 
　　这一套把戏，潘祖荫有些看不下去，便望着谭廷襄提高了声音催促：“看看怎么样结案吧！” 
　　谭廷襄向他抛了个眼色，示意他稍安毋躁。然后又由肃王向蔡寿祺问了许多话，这些话可有可无，为了表示认真，似不可无，倘是为了研审案情，则不说也罢。 
　　天色将晚，时间磨得差不多了，肃王急转直下地作了一个结论：“所指薛焕‘挟重资而内膺重任’，既然确实审明，并无实据，那就不必再问了。不过，蔡寿祺！”他停一停问了出来：“你的亲供前后不符，你自己说，该怎么办呐？”“回王爷的话，”蔡寿祺很快地答道：“我想撤回，另外改递。” 
　　“你们大家看，怎么样？” 
　　在座的人谁也不表示反对，于是谭廷襄把蔡寿祺带到刑部堂官休息的那间屋里，给了纸笔，让他写同一案的第四次亲供。内容很简略，但措词很扎实，说关于薛焕的这一案，“并无实据可呈，实因误信风闻，遽行入奏，如有应得之咎，俯首无辞。” 
　　写完交给谭廷襄，他当然很满意，把原来的那张亲供还了他，当时撕毁。到此为止，案子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但薛焕的态度忽然又强硬了，指责蔡寿祺诬告，要请肃王入奏，治以应得之罪。 
　　“嗳呀！”华丰皱着眉劝他，“算了，算了，再闹就没有意思了。你就算看我的面子，委屈一点儿。” 
　　“是！既然王爷吩咐，我就听王爷的。”薛焕向华丰请了个安，接着遍揖座中，十分承情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由刑部办了奏稿，送交华丰签押，领衔呈复。这个结果原在慈禧太后意料之中，但没有想到蔡寿祺对他所参的人，大有赔罪之意，心里不免警惕，恭王的势力还是不小！不过，这也要分两方面看，倘或不生异心，谨慎办事，那么正要他有这样驾驭各方的势力，政务的推行，才能顺利。 
　　这一念之间，她算是把掐在恭王脖子上的一只手松开了！不过对蔡寿祺颇为不满，在召见文祥时便说：“姓蔡的倒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在玩儿什么花样？” 
　　“他新补了日讲起注官，急于有所表现，不免冒失。”文祥怕她发脾气要严办蔡寿祺，那又会平地起波澜，生出多少事故，所以不能不为他乞恩：“太后圣明，置而不问吧！” 
　　“不问也不能结案。薛焕算是洗刷了，刘蓉呢？让他明白回奏，‘善夤缘而外任封疆’，可有其事？这里再让肃王传蔡寿祺来问。我听说蔡寿祺跟刘蓉有仇，那倒说不定真的是‘误信风闻’！” 
　　显然的，薛焕的被“洗刷”，以及蔡寿祺的奏折和供词，出尔反尔，迹近矛盾的原因，以及他的挟嫌攻讦刘蓉，慈禧太后无不了然于胸。深宫女主，能够寸心自用，着实可畏。 
　　但是，无论如何，洗刷了薛焕，也就是洗刷了恭王，这一关能够过去，总算“皇恩浩荡”。文祥这样想着，因为与恭王休戚相关的感情，所以应对之间，便越发显得敬畏。而慈禧太后也很看重文祥，尤其是从罢黜恭王以后，千斤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依然诚诚恳恳，尽力维持大局，既无为恭王不平的悻悻之意，亦没有任何乘机揽权的行为，真正是个君子人。 
　　就因为这样，谈得时间就长了，文祥一看这天的情形很好，觉得有个一直在找机会想提出来的请求，正好在此时奏陈。于是找了个空隙，从容说道：“臣暂领枢务，实在力不胜任，唯有以勤补拙，尽心尽力去办。不过，蒙赏的差使实在太多，请两位太后恩典，开掉一两个。” 
　　“这为什么？”慈禧太后诧异地；以为他受了什么委屈在发牢骚。 
　　“实在是忙不过来。”文祥答道：“现在军机处只有三个人。” 
　　“宝鋆不是快出闱了吗？”慈安太后打断他的话题。 
　　“是。”文祥顿了一下答道：“宝鋆一出闱，得要去看‘大工’。” 
　　“大工”是指文宗的“定陵”工程，两宫太后不约而同地发一声：“哦！”显得她们都极其重视此事。 
　　“那么，你想开掉什么差使呢？” 
　　“臣请旨开去内务府大臣的差使。” 
　　这倒是正中下怀，慈禧太后早就听了安德海的丛恿，说内务府大臣非要是那里出身的人来干，才懂“规矩”，所以点点头说：“好吧，等我想一想。” 
　　“‘大工’现在怎么样？”慈安太后问道：“好久没有派人去看了。” 
　　“两位太后请放心，大工由恭亲王、宝鋆敬谨办理，十分用心。目前恭亲王虽然不能再管，宝鋆也在闱中，可是规章制度定得好，工程照常恭办，并无延误。” 
　　“这好！你们多用点儿心，这是大行皇帝最后一件大事。” 
　　提到先帝，三位枢臣，一齐伏地顿首。等退了出来，大家的心情都觉得比前些日子轻松，约好了退值以后一起去看恭王。 
　　恭王的心情已由沉重变为感慨，特别是在这“开到荼蘼花事了”的天气，留春无计，特有闲愁，正凭栏独坐，望着满园新绿，追想那芳菲满眼的日子，自觉荣枯之间，去来无端，恍如一场春梦。 
　　于是有两句诗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悄然吟道：“手拍阑干思往事，只愁春去不分明。”自己低声吟哦了一番，觉得还有些寄托，便按着“八庚”的韵，继续构思，想把它凑成一首七绝。 
　　等文祥、李棠阶、曹毓瑛一到，诗兴自然被打断了。他们三个人早就商量好了，此来的用意是要劝恭王不必灰心，天意渐回，重起大用的日子不会太远，在韬光养晦以外，应该有所振作。 
　　恭王对李棠阶比较客气，唯唯地敷衍着，及至李棠阶告辞，在文祥和曹毓瑛面前，他说话就无须顾忌了，“你们要我如何振作？”他悻悻地问，“难道要我每天在王公朝房坐着，喝茶聊闲天，等‘里头’随时‘叫’吗？” 
　　“内廷行走”原该如此，有些王公还巴结不到这一步，但对恭王来说，这样子是太屈尊了。文祥知道他是发牢骚，便把他拉到一边。这番密谈连曹毓瑛都避开，自是腑肺之言，恭王听了他的劝，第二天开始，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办事。关于洋务交涉，或者报闻，或者请旨的奏折，一个接一个递了上来，很快地引起了两宫太后的注意。 
　　“我要说句良心话，”慈安太后对慈禧说：“老六办事是好的。能干，又勤快。” 
　　“谁说不是呢！就怕他太傲。” 
　　“这一回把他折腾得也够受的，我看…　。” 
　　“姐姐！”慈禧太后赶紧拦着她说，“你的意思我知道，慢慢儿来。” 
　　“我是不放心大工。我看还是得让老六管着一点儿。” 
　　“我已经想到了。这件事得要交给宝鋆，等他出了闱再说吧！” 
　　两宫太后谈这些话的时候，已有无数人在琉璃厂看“红录”。闱中已在填榜，聚奎堂上，总裁贾桢、副总裁宝鋆南向正坐，左首是“钤榜大臣”、右首是“知贡举”，十八房官，东西列坐，提调和内外监试，则面对总裁，坐在南面，堂下拆卷，拆一名，唱一名，填一名。琉璃厂的书铺笔墨庄，早就跟闱中的杂役接头好的，出一名新贡士便从门缝中塞一张纸条出来，一面报喜讨赏，一面在自己店铺门口贴出红报条，这就是‘红录”。 
　　“红录”所报的新贡士，照例从第六名开始。闱中填榜也是从第六名开头，前五名称为“五魁”，要到最后才揭晓，也是从第五名往上拆。拆到五魁，总在深夜，誊录、书手、刻工、号军、杂役，还有考官带入闱中的听差，总有数百人之多，人手红烛，围着写榜的长桌子，照耀得满堂华辉，喜气洋洋，称为“闹五魁”。然后鸣炮击鼓出榜。 
　　这就该出闱了。天亮开“龙门”，贾桢和宝鋆率领着所有的内帘官，在外帘官迎接慰劳之下，结束了历时一个月的抡才大典。等宝鋆回到私邸，已有许多新贡士来拜“座主”，大礼参拜，奉上“贽敬”，一口一个“老师”，既恭敬，又亲热，就象得了个好儿子一样。这原是当考官最得意，最开心的时候，但宝鋆心不在焉，吩咐门上，凡有门生来拜，贽敬照收，人却不见。自己略问一问家事，随即换了便衣，传轿到恭王府。 
　　恭王是早在盼望这一天了。他与宝鋆的交情，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或者可以说是缘分，否则就无法解释了。因为他们之间——至少在恭王是如此，不涉丝毫名位之念，或许这正是恭王与宝鋆的交情，所以特殊的原因。在宫廷以外的任何人面前，他都是第一人，举止言语，自然而然地有着拘束或顾忌，那就象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靴子似地不舒服，惟有与宝鋆在一起，他才可以忘却自己的身分，放浪形骸，领略“人贵适意”的真趣。 
　　这也就是知己了！一个急着要来探望，如饥如渴，一个也知道他出闱以后便会来，早就预备着尽一日之欢。宝鋆也可以算作“老饕”，最爱吃鱼翅，恭王府的鱼翅，就是他当浙江学政，道出山东，从穷奢极侈的河工上学来，转授给恭王府的厨子的。那鱼翅的讲究，还不仅在于配料，发鱼翅就匪夷所思，干翅不用水泡，用网油包扎上笼蒸透发开，然后费多少肥鸡，多少“陈腿”，花几天的工夫，煨成一盂。这天恭王就以这味鱼翅迎候宝鋆。 
　　如果是平日相见，而座无生客，往往口没遮拦，任何谐谑都不算意外，但这天不同，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恭王所遭受的打击太重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放开一切的轻松心情。 
　　小别重逢，仿佛陌生了似的，相对添许多周旋的形迹，首先问到闱中的情形，“许星叔最得意。”宝鋆答道：“得士二十一人。” 
　　“我也没有打听‘红录’，那些人中了？” 
　　“杭州的汪鸣銮、湖南的王先谦、广西的唐景崧。”宝鋆屈着手指，一个个数给他听。 
　　“吴汝纶呢？” 
　　“那自然是必中的。” 
　　“还好！”恭王笑道：“可免主司无眼之讥。” 
　　“不过他吃亏在书法。”宝鋆摇着头，“殿试只怕会打在‘三甲’里面。” 
　　“今年不知会出怎么一个状元？上一科的状元，谁会想得到是个病人？” 
　　那是指翁同和的侄子翁曾源，身有痼疾——羊角风，经常一天发作四五次，偏偏殿试那天，精神抖擞，写作俱佳，一本大卷子写得黑大光圆，丝毫看不出病容。这样才点了元，造成一段叔侄状元的佳话。 
　　“凡事莫如命。唉！”恭王重重叹着气，“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宝鋆知道他感慨的是什么。闱中消息隔绝，急于想探听详情，却又不知从何问起，便也叹口气说：“闱中方一月，世上已千年！如今这局棋是怎么样了呢？” 
　　“反正输定了。” 
　　“输定了？”宝鋆皱着眉问：“不能找个‘劫’打？” 
　　“怎么没有‘打劫’？五爷跟老七全帮着打。总算亏他们。”恭王停了一下，说了连跟文祥都不肯说的心底的话：“前天还打赢了一个劫，这一关一过，我才松口气。现在只望少输一点儿了！” 
　　于是在妙龄侍儿，殷勤照料之下，置酒密谈。恭王把这一个月来波诡云谲的变化，细细倾诉。在宝鋆固然一扫多少天来，不得事实真相的郁闷，就是恭王，能把心头的委屈烦忧，一泻无余，也觉得轻松得多了。 
　　“这一个月，几乎步门不出，倒正好用了几天功，有几首诗，你给改一改。” 
　　恭王叫人从书房里拿了诗稿来，宝鋆刚接在手里，丫头传报，说是文祥来了。他来得正好，宝鋆实在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替恭王改诗，一心盘算着要去看文祥，商量“正事”，所以这时便乘机把诗稿放下，起身迎了出去。 
　　“辛苦，辛苦，这一个月多亏你。”宝鋆拱拱手说。 
　　“也亏你在闱中。这一个月滋味如何？”文祥安闲的问： 
　　“只怕是‘闷损’二字！” 
　　“是啊！不过一晃眼的工夫，‘流水落花春去也’！” 
　　“也不见得。”文祥答道：“‘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咱们赶一赶！” 
　　“对！”宝鋆看一看里面的恭王问：“咱们在那儿谈？” 
　　“回头就在这儿谈好了。” 
　　两人商量好了，声色不动，入座饮酒，文祥便谈了些各地的军情。恭王已得默悟，知道他们两人有不便当着他谈的话要说，所以借故避了开去，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我实在不明白，这一场风波到底是怎么起的呢？”宝鋆不胜扼腕地问。 
　　“说出来你不信，‘小鬼跌金刚’，是小安子捣鬼！”文祥又说，“当然罗，也怪六爷自己，平日不检点　偏偏那天又沉不住气。五爷的话说得好，‘把老好人的东边，也给得罪了’，这是最不智的一举。” 
　　“听说蔡寿祺的那两个折子，跟小安子有关，那么，是怎么压下来的呢？” 
　　“无非四个大字：‘威胁利诱’！”文祥放低了声音说，“蔡寿祺那儿可以不管他了。现在的情形大有转机，我把伏笔都安下了，只等你出闱，问问你的意思。” 
　　“你说！” 
　　“你知道小安子是怎么说动了西边的？这一番折腾，为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快说吧！” 
　　“一言以蔽之，其志在此，”文祥拿筷子蘸着酒写了个“内”字：“你明白了吧？” 
　　宝鋆怎么不明白？慈禧太后一直就想把内务府拿过去，好予取予求；而宝鋆以内务府大臣“佩印钥”，主要的就是承恭王之命，裁抑“西边”的需索。他想了想，很快地问道：“我明白。你有什么主意？我照办！” 
　　“我已面奏，请辞内务府大臣。” 
　　这就是答复，在宝鋆听来，显然是希望他采取同样的步骤，他也早料到文祥是如此措置，特意一问，原是宕开一笔，得有考虑的时间。此时盘算未定，便站起身来，踱了过去，又斟一杯酒喝。 
　　文祥并不急于得到答复。他知道宝鋆的考虑，为自己的成分少，为恭王的成分多，因而又说：“虽同是内务府大臣，你跟我又不同，我不强人所同。” 
　　“不是这话。”宝鋆转过身来，端着酒急匆匆走过来，放低了声音问：“刚才我还跟六爷在说，咱们要找‘劫’来打。 
　　没有把握，咱们不能随便把好好一个劫糟蹋掉。” 
　　“这就很难说了。”文祥徐徐答道：“咱们不打这个劫，别人也许就不会苦苦相逼了。” 
　　“你有把握吗？” 
　　“有那么六、七成。” 
　　“喔！”宝鋆点点头，喝着酒，眨着眼问：“当时西边怎么说？” 
　　“她说要‘想一想’。” 
　　“在想找什么人来干吧？” 
　　“对了！”文祥很平静地回答。 
　　“那么找到了没有呢？” 
　　“还怕找不到吗？”文祥笑着指宝鋆腰带上的荷包：“不知多少人在想你的那把‘印钥’。” 
　　“我知道。”宝鋆捏着荷包说，“唯其如此，我不能轻易出手。我先问问，西边找的是谁啊？” 
　　“八成儿是崇纶。” 
　　“啊！”宝鋆失声而呼，“这可找着财神爷了！” 
　　内务府出身，当过监运使，织造、税关监督，现任户部侍郎的崇纶，颇有富名，所以宝鋆说他是“财神爷”。 
　　“这一下，小安子可以吃饱了。” 
　　“哼！”宝鋆冷笑，“总有一天‘吃不了，兜着走’！” 
　　谈了半天，尚无定论，文祥还有许多事要办，客要会，没有工夫跟他慢慢磨，便即旁敲侧击地问了句：“你是要跟六爷商量一下？” 
　　“不！不能跟他提。一提，就办不成了。” 
　　“好！”文祥站起身来说，“我先走。明儿在宫里见吧！” 
　　第二天黎明，宝鋆先到午门行礼，与本科会试总裁及十八房同考官，率领新贡士叩谢天恩。然后来到军机处，与李棠阶及曹毓瑛寒暄了一阵，自鸣钟正打八下，苏拉来通报： 
　　“叫起了！” 
　　在养心殿“见面”，宝鋆随班行礼以后，又单独请两宫太后的“圣安”。慈禧太后问了些闱中的情形，也嘉勉了一番，最后提到大工，很明白地宣示：“定陵工程，让恭王跟你‘总司稽查’。派别人，我们姊妹俩不能放心！” 
　　这话中见得慈禧太后对恭王几乎已不存芥蒂，天意已回，恩宠可复。宝鋆很佩服文祥的眼光，果然有“六、七成把握”。 
　　于是宝鋆磕头谢恩，同时正好提出请辞内务府大臣的要求。慈禧太后的答复，跟对文祥的表示一样，她要想一想再说。 
　　接下来是文祥以暂领枢务的地位，呈上两张名单，一张是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期满大考的阅卷官，一张是新贡士殿试的读卷官，都照规定名额加一倍开列名衔，等候两宫太后钤印钦定。慈禧太后也说要“想一想”，把单子留下了。 
　　等退出养心殿，文祥一面吩咐军机章京写旨进呈，一面亲笔写了一封短简，遣人骑一匹快马，专程投递恭王府。到了日中，消息外传，王公大臣复又纷纷趋贺，这一次恭王不象以前那样一概挡驾，大部分亲自接见，小部分请熟客代为招呼。一时仆从传呼，衣冠趋跄，门前轿马沿着王府围墙，从东到西摆满了一条胡同，恭王府恢复了一个多月以前的臣门如市的盛况。 
　　到了下午，文祥、宝鋆和曹毓瑛，直接从宫里来到恭王府，这时只有极少数关系特殊的客还在那里，熟不拘礼，恭王道声“失陪”，把他们引入小书房中，闭门密谈。 
　　“看样子水到渠成，”文祥说了这一天召见的经过，又加上一句，“现在全瞧六爷你的了！” 
　　“怎么呢？”恭王环视座中，以豁达而沉着的声音说，“我早就想过，事情不能由着我的脾气办。你们大家说吧，只要于大家有益，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做。” 
　　三人相互看了一眼，依旧由文祥发言：“第一步，当然得上个谢恩的折子。” 
　　“嗯。”恭王点点头，“这用不着说的。第二步呢？” 
　　“第二步，请六爷明儿一早进宫，预备召见。” 
　　从罢黜以来，恭王从未进宫，就复了“内廷行走”的差使，仍然如故，这原是他跟两宫太后赌气，事到如今，这口气已赌不下去，而且也没有再赌下去的必要了。恭王虽觉得这么做，总有于心不甘之感，但既然已答应了大家维持大局，言犹在耳，无可推托，终于又点点头表示勉为其难。 
　　“等召见的那会儿，全在六爷自己。反正一句话：你多受委屈。” 
　　说着，以眼色示意，曹毓瑛便从身上掏出一个空白信封来，抽出里面的一张纸，递给恭王。 
　　这是个谢恩的奏折稿，恭王看不到三、五行，脸色就变了。 
　　“六爷！”宝鋆急忙递了句话过去，“你也别辜负了大家的一番苦心。” 
　　“天恩浩荡，臣罪当诛！”恭王容颜惨淡地苦笑着，把折稿递还给曹毓瑛。 
　　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对恭王抱歉！但走到这一步，不能不狠下心来逼一逼：“怎么样呢？”文祥问道，“是不是递了上去？” 
　　“水不到、渠不成，我能说不递吗？” 
　　三个人都微微低着头，无言以解，更无言以慰。终于文祥向曹毓瑛说道：“琢如，请你马上就办吧！” 
　　“是。”曹毓瑛起身告辞，为恭王去缮递这道奏折。 
　　这个“谢恩”的折子，实在是一通悔过书。自从慈禧太后发那篇手诏以来，尽管严旨谴责，群臣交议，恭王自己始终不辩，暗中便显得有一分不屈的傲气在，意思也就是说：什么贪墨、徇私、骄盈、揽权，都是欲加之罪。但这个谢恩折子一上，便等于在屈打成招之下画了供，恭王岂能甘心？ 
　　而大势所迫，非如此不足以打开僵局。除非如他自己一个人在灯下窗前，所千百通盘算过的，大不了连爵位都可以不要，以“皇六子”的身分，终身闲废。但考量大局，顾念许许多多牵连着他人功名得失的关系，总觉得对自己下不了弃富贵如敝屣的重手，那就只好听文祥、宝鋆和曹毓瑛他们去摆布了。 
　　在曹毓瑛，恭王肯如此做，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派肃亲王华丰会同刑部、都察院审问蔡寿祺指参薛焕行贿一案，慈禧太后交下的一纸回避名单，他人嫌疑较轻，几乎都是陪笔，真正要回避的，只有自己一个。这一点曹毓瑛心里明白，所以对恭王的复起，他也格外关切而卖力。拿回那通奏稿，复回军机处，找着值班的“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立即誊正，扣准时刻，递了上去。 
　　所扣准的这个时刻，就是两宫太后看完奏折，在一起传晚膳的时刻，这样，慈安太后才有机会表示意见。果然，内奏事处依照军机处传来的话，把照例谢恩的不急之件，夹在传递紧急军报的黄匣子中，一起送进宫去，多少年来立下的规矩，凡遇紧急军报，随到随送。等安德海递上膳桌，慈禧太后打开一看，头一件就是恭王的折子，不由得就说了句： 
　　“老六有了折子了！” 
　　现在慈安太后也颇了解办事的规章制度了，便问：“那是谢恩的折子吧？” 
　　“不错。”慈禧太后口中回答，目光却注在奏折，一面看，一面便渐渐展开了得意的神色。 
　　隔着桌子的慈安太后，看这神情，自然关切，“仿佛长篇大论的。”她又问，“倒是说些什么呀？” 
　　慈禧太后真想这样回答：我到底把老六给降服了。但这话露了自己的本心，话到喉头才改口：“老六也知道他自己错了。” 
　　于是她连念带讲地说了给慈安太后听。这道奏折是曹毓瑛的苦心经营之作，悔过之忱，极其深挚，而字里行间，又处处流露出惓惓忠爱，同时文字也不太深，所以慈禧太后讲得非常透彻。心软的慈安太后听得眼圈都红了。 
　　“唉！”她叹口气揉着眼说，“说来说去，总是骨肉。老爷子当年最宠他，把他的脾气惯坏了，咱们这一番折腾，也给他受的了！我看，还是让他回军机吧！” 
　　“迟早要让他回军机的。等明儿召见了再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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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二天一早，恭王进宫，不到军机处，在南书房坐。依然气度雍容，跟值南书房的翰林，潘伯寅、许彭寿闲谈那些名士近况，也问起张之洞、李端棻、黄体芳那些快“散馆”的庶吉士，对于朝政，只字不提。 
　　在养心殿，军机大臣奏对完毕，跪安之先，文祥踏上一步，庄容说道：“恭亲王想当面叩谢天恩，在外候旨。” 
　　两宫太后相互看了一眼，接着慈禧太后便问：“还有几起？” 
　　召见通称“叫起”，一批或者一个人称为“一起”，问“几起”即是问预定召见的还有几批？这须问御前大臣才知道，而军机奏对，关防极严，御前大臣照例远远地回避。等找了来一问，说只有户部侍郎崇纶一起。 
　　“那就撤了吧！” 
　　“撤”了崇纶的“起”，自然是叫恭王的起。那些侍卫和太监，揣摩的工夫都相当到家，一看这样子，知道这天对恭王必有“恩典”——由红发紫，由紫发黑，现在又要红了，所以纷纷赶到南书房来报消息。其实他们也见不着恭王的面，只在南书房外面探头探脑，与恭王的侍从打交道。不久，醇王的好朋友，新调了右翼前锋统领，奉派御前行走的托云保亲自来通知召见。 
　　进了南书房，他一面向恭王请安，一面说道：“王爷请吧！ 
　　上头叫起。” 
　　“噢！”恭王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立刻有名听差把他的帽子取了来，戴好又照一照手镜，出门之先，回头对潘伯寅说道：“我新得了两方好砚，几时来瞧瞧，说不定能考证出一点儿什么来！” 
　　“是！”潘伯寅答道：“回头我给王爷来道喜。” 
　　恭王仿佛不曾听见，慢慢踱了出去。从南书房到养心殿，一路都有侍卫、太监含着笑容给他行礼。但是恭王却是越走脚步越沉重，在南书房聊了半天，还是把胸中的那口气沉稳不下来。他一直在想，见了面两宫太后第一句话会怎么说？自己该怎么答？或者不等上头开口，自己先自陈奉职无状？ 
　　念头没有转定，已经进了养心殿院子。太监把帘子一打，正好望见两宫太后，这就没有什么考虑的工夫了，趋跄数步，进殿行礼。 
　　那略带惶恐的心情，那唯恐失仪的举动，竟似初次瞻仰天颜的微末小臣，恭王自觉屈辱，鼻孔已有些发酸，等站起身来，只见两宫太后都用可怜他的眼色望着他，便越发兴起无可言喻的委屈，连眼眶也发热了。 
　　是慈安太后先开口，她用一种埋怨的语气说：“六爷，从今以后再别这样子吧！何苦，好好的弄得破脸？你想，划得来吗？” 
　　这句话一直说到恭王心底，多少天来积下的郁闷，非发泄不可。于是一声长号，扑倒在地！这一哭声震殿屋，比他在热河叩谒梓宫的那一哭还要伤心。新恨勾起旧怨，连他不得皇位的伤痛，都流泻在这一副热泪中了！ 
　　“好了，好了，别伤心！”慈禧太后安慰着他，随又向殿外的太监大声喝道：“你们倒是怎么啦？还不快把六爷给扶起来！” 
　　这一骂便有两名太监疾趋进殿，一面一个把恭王搀扶起身，慈安太后便吩咐：“拿凳子给六爷！”太监不但拿了凳子，还绞了热手巾给恭王，他掩着脸又抽噎了好一阵才止住眼泪。 
　　等他坐定下来，慈禧太后才面不改色地说道：“六爷，你也别怨我们姊妹俩。家事是家事，国事是国事，这一点你总该明白？” 
　　“是！”恭王答应着，要站起身来回话。 
　　“坐着，坐着！”慈安太后急忙摆着手说。 
　　恭王是受了教训的，如果坐着回话，又说是“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所以还是站起身来答道：“臣仰体两位太后保全的至意，岂敢怨望？” 
　　“你能体谅，那就最好了。”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你的才具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耳朵根子也别太软。” 
　　这等于教训他不可信用小人，恭王依然只能答应一声： 
　　“是！” 
　　“定陵的工程，你要多费心。”慈安太后说，“奉安的日子也快了。” 
　　“今年有个闰月，算起来还有半年的工夫。一定可以诸事妥帖，两位太后请宽圣虑。” 
　　“还有皇帝念书的事。现在虽派了七爷总司稽查，有空儿，你还是到弘德殿走走。” 
　　“是。”恭王答道，“醇王近来的阅历，大有长进。派他在弘德殿总司稽查，最妥当不过。” 
　　“唉！”慈禧太后忽然叹口气，“提起皇帝念书，教人心烦。下了书房，问他功课，一问三不知，简直就是‘蒙混差事’。 
　　总还得找一两位好师傅。” 
　　“翰林中，人才甚多，臣慢慢儿物色。” 
　　“对了，你好好儿给找一找。年纪不能太大，怕的精神有限。”慈安太后说。 
　　“可也不能太轻。”慈禧太后立即接口，“年纪轻的欠稳重。” 
　　“是！”恭王总结了两位太后的意思：“总要找个敦品励学，年力正强，讲书讲得透彻，稳重有耐性的才好。” 
　　“对了。”两宫太后异口同声，欣然回答。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照常例这就是恭王该跪安告退的时刻，但他意有所待，因此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你先回去吧。”慈禧太后说，“我们姊妹俩再商量一下。” 
　　恭王不无怏怏之意，但不敢露在脸上。等退了出来，依旧回到南书房来坐。这时隆宗门内，挤满了人，就表面看，似乎各有任务，正在待命，实际上都把眼光落在恭王身上，要打听他为两宫太后召见以后，有何后命？恭王明白他们的意思，心里说不出的歉然与惭愧，尤其在发觉自己双眼犹留红肿时，更觉局促不安，于是吩咐“传轿”一直回府。 
　　到了府里，他什么人都不见，换了衣服，亲手把小书房的门关上，一个人悄悄坐着，只觉一颗心比初闻慈禧手诏时还要乱，好久，好久都宁静不下来，自觉从未有过象此刻这样的患得患失。 
　　于是他想到倭仁，还有从他一起“学程朱”的徐桐、崇绮——大学士赛尚阿的儿子，据说都有富贵不动心的养气工夫，果然能练到这一步，倒是祛愁消忧的良方。 
　　心潮起伏，绕室徘徊，恭王自恨连杜门谢客的涵养都不够，一赌气自己又开了门，门外有五、六名听差，鸦雀无声地在守候着，使他微感意外。略一沉吟之间，听得垂花门外，脚步声、说话声，杂沓并起，接着是一名专管通报的侍卫，轻捷地疾步出现，看见恭王，就地请了一个安，高声说道：“文大人、宝大人来了！” 
　　宝鋆在前，文祥在后，恭王先看见宝鋆的脸色，是那种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安然到达地头，疲乏中显得无限轻松，微笑着不忙说话，先要歇一歇，好好喘口气的神情。文祥虽依旧保持着惯有的从容沉着，但眼中也有掩不住的欣悦。 
　　一看这样子，恭王舒了口气，回身往里走去，宝鋆跟着进门，先把大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然后便去解补褂的扣子。两名听差赶来侍候，接过他的帽子，他才能腾出手来，取出一张纸递向恭王：“六爷，你看这个！” 
　　是曹毓瑛的字，也有文祥勾勒增删的笔迹，一看开头，便知是明发上谕的草稿，他很用心地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 
　　“谕内阁：联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也，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王其毋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钦此。” 
　　这道上谕对恭王有开脱、有勉慰，而最后责成他“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则是间接宣示于内外臣工：恭王重领军机，虽未复“议政王”名目，而权力未打折扣，朝廷仍旧全力支持。命意措词，绵密妥当，特别使恭王满意的是“位高速谤”和“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的话，颇为他留身分，而这两处都是文祥所改，恭王自然感激。 
　　一场风波，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总算是化险为夷，但回顾历程，倍觉辛酸，恭王此时才真正起了愧悔之心，向文祥和宝鋆拱拱手说：“辛苦，辛苦！不知何以言谢？” 
　　“言重了！”文祥正色说道，“六爷，大局要紧！” 
　　“是！”恭王也肃然答说，“明儿我就到军机。” 
　　“唉！”这时宝鋆才抹一抹汗，叹了口欢喜的气，“我算是服了西边了！” 

　　　　　　　　　　　※　　　　　　　 ※　　　　　　　　 ※ 

　　喧腾了一个多月的话题：恭王被慈禧太后逐出军机的前因后果，自从那道天恩浩荡的煌煌上谕一发，迅即消寂。这并不是因为恭王复领枢务，没有什么好谈的，而是有了一个更有趣的话题：前科翰林“散馆”授职和本科的状元落入谁家？ 
　　“散馆”大考，一等第一名是张之洞，他原来就是探花，不算意外。紧接着便是殿试，照例四月二十一在保和殿，由皇帝亲试。天下人才，都从此出，关系国运隆替，所以仪制极其隆重，由贾桢、宝鋆主考。会试及第的一榜新贡士共计二百六十五名，天不亮就都到了午门，各人都有两三个送考的亲友，在晓风残月下东一堆、西一堆小声交谈着。到卯正时分，唱名进殿，单数从左掖门进，双数从右掖门进，齐集殿前，由礼官鸣赞着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部散发题纸，然后各自就座，尽平生所学，去夺那名“状元”。 
　　殿试照例用策论，一共问了四条，先问“正学”源流，次问吏治，再问安民弭盗之法和整顿兵制之道，说是“凡兹四端，稽古以懋修途，考课以厘政绩，除莠以清里、诘戎以靖边陲，皆立国之远猷，主政之要务也。多士力学有年，其各陈谠论毋隐，朕将亲览焉！” 
　　名为“亲览”，其实只看十本卷子。殿试的考官，称为“读卷大臣”，看得中意的，卷面上加一个圈，这一次一共派出八名“读卷大臣”。所以最好的一本卷有八个圈，那便是压卷之作。以下九本的次序，也是按圈多寡来排。然后进呈御前，朱笔钦定。有时照原来的次序不动，有时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原试列入二甲的，变了第一，全看各人运气。 
　　殿试一天，“读卷”两天，到了四月二十四一早，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临御养心殿，宣召军机大臣和八名读卷大臣，八臣以协办大学士瑞常为首，把叠得整整齐齐的十本卷子，捧上御案。慈禧太后已经在同治元年壬戌和二年癸亥，亲手点过两次状元，所以不看文章，只看圈圈。很熟练地拿起第一本卷子，用长长的指甲挑开弥封，看状元是什么人？ 
　　一看之下，不由得失声轻呼：“是他！”接着便怔怔地望着慈安太后。 
　　“谁啊！” 
　　“赛尚阿的儿子崇绮。” 
　　这一宣示，最感惊异的是那班军机大臣，但遇到这样的场合，唯有保持沉默，看两宫太后的意思如何？ 
　　“怎么办呢？本朝从来没有这个规矩！”慈禧太后看着瑞常说。 
　　看大家依旧没有表示，慈禧太后颇为不悦。自从满、汉分榜以来，旗人不管是满州、蒙古，历来不与于三鼎甲之列。因为旗人登进的路子宽，或者袭爵，或者军功，胸无点墨亦可当到部院大臣，为了笼络汉人起见，特意把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人艳羡的头衔，列为唯有汉人可得的特权。祖宗的苦心，读卷大臣岂能不知？虽说弥封卷子不知人名，但这本卷子出于“蒙古”，卷面却有标示，然则这样选取，岂非有意藐视女主不能亲裁甲乙，存心破坏成法？ 
　　慈安太后也不以为然，不过她并不以为读卷大臣有什么藐视之心，只是一向谨慎，总觉得“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从来鼎甲都点汉人，不能忽而冒出一个“蒙古状元”来！ 
　　所以神色之间，对慈禧太后充分表示支持。 
　　“怎么办呢？”慈禧太后低声问她，“我看…　。” 
　　“我看让军机跟他们八位再商量一下吧？” 
　　这是无办法中的办法，慈禧太后恨自己在这些上面魄力还不够，懂得也不够多，不能象前朝的皇帝——特别是“乾隆爷”，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而又能说出一番大道理来，更动进呈十本的名次。那就只好同意慈安太后的主张了。 
　　卷子仍由瑞常领了下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瑞常是蒙古人，不便讲话，恭王惊弓之鸟，不肯讲话，其余的人心里都在想，“状元”是读书人终生的梦想，而崇绮在事先连梦想的资格都没有，一旦到手，这一喜何可以言语形容？如果打破了已成之局，另定状元，得了便宜的人，未见得感激，而崇绮那里一定结了个生死冤家。这又何苦来？ 
　　于是相顾默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僵局。到底是年纪轻些的沉不住气，内阁学士延煦便说了句：“只论文字，何分旗汉？” 
　　“不错！”大家同声答应，如释重负。 
　　当时便由曹毓瑛动笔，拟了个简单的折片，由恭王和瑞常领衔复奏，事成定局。 
　　消息一传出去，轰动九城，有的诧为奇事，有的视为佳话，当然也有些人不服气，而唯一号啕大哭的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新科状元崇绮。 
　　从他父亲赛尚阿在咸丰初年，以大学士军机大臣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负责剿办洪杨而失律革职以后，崇绮家一直门庭冷落，于今大魁天下，意料之外地扬眉吐气，自然要喜极而泣。 
　　略略应酬了盈门的贺客，崇绮有一件大事要办：上表谢恩。这又要先去拜访前科状元翁曾源——有这样一个相沿已久的规矩，新科状元的谢恩表，必请前一科的状元抄示格式，登门拜访时要递门生帖子，致送贽敬。这天下午他到了翁家，翁曾源正口吐白沫，躺在床上发病；而人家天大的喜事又不便挡驾，只好由翁曾源的叔叔翁同和代见。 
　　翁同和也是状元，所以平日与他称兄道弟的崇绮，改口称他“老前辈”，一定要行大礼。 
　　“不敢当，不敢当！”翁同和拚命把他拉住。 
　　主客两人推让了半天，终于平礼相见。翁同和致了贺意，少不得谈到殿试的情形，崇绮不但得意，而且激动，口沫横飞地说他平日如何在写大卷子上下功夫，殿试那天如何似得神助。又说他得状元是异数，便这一点就可不朽。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把下了十年工夫的“程、朱之学”，忘得干干净净，假道学的原形毕露，翁同和不免齿冷。 
　　抄了谢恩表的格式，又请教了许多第二天金殿胪唱，状元应有的仪注，崇绮道谢告辞，回家商量请客开贺，兴奋得一夜不曾合眼。而就在这一天，蒙古的文星炳耀，将星陨落，僧王在山东中伏阵亡了。 

　　　　　　　　　　　※　　　　　　　 ※　　　　　　　　 ※ 

　　僧格林沁自从上年湘军克复金陵，建了大功，其后朝命曾国藩移师安徽、河南边境，会同剿办捻军，认为有损威名，大受刺激，越发急于收功。其时捻军张总愚流窜到河南邓州，僧王初战不利，幸亏陈国瑞及时赴援，反败为胜，穷追不舍。那一带多是山地，不利马队，屡次中伏，僧王更为气恼，轻骑追敌，常常一日夜走一两百里。宿营时，衣不解带，席地而寝，等天色微明，跃然而起，略略进些饮食，提着马鞭子自己先上马疾驰而去，随行的是他的数千马队，把十几万步兵抛得远远地。 
　　就这样，半年工夫把捻军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由河南确山窜汝宁，经开封、归德，往北进入山东省境，自济宁、沂州，绕回来又到曹州，捻军表示只要官军不追得那么紧，让他们能喘口气，就可以投降。僧王不理这一套，在曹州南面打了一仗。 
　　这一仗在捻军是困兽之斗，官军失利，退入一座空堡。捻军重重包围，沿空堡四周，挖掘长壕。一旦挖成，官军便无出路，因而军心惶惶，兼以粮草不足，整个部队有崩溃之虞。 
　　那些将官一看情形不妙，会齐了去见僧王，要求突围，僧王同意了。于是分头部署，僧王与他的部将成保作一起，派一个投降的捻军，名叫桂三的前驱作向导。 
　　心力交瘁的僧王，那时全靠酒来撑持，喝得醉醺醺上马，一上鞍子就摔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他喝醉了的缘故，马出了毛病，钉掌没有钉好，一块马蹄铁掉了，马足受伤，怎么样也不肯走，只好换马。 
　　那夜是下弦，二更天气，一片漆黑。跌跌冲吵出了空堡，谁知桂三与捻军已有勾结，带了他的一百人，勒转马头直冲官军。外围的捻军，乘机进击，黑头里一场混战，也不知谁杀了谁？人惊马嘶，四散奔逃。到了天亮，各自收军，独不知僧王的下落。 
　　当时乱哄哄四处寻查，只见有个捻军，头戴三眼花翎，扬扬得意地从远处圩上经过。那个战场上一共十几万人，只有一支三眼花翎，既然戴在捻军头上，僧王头上就没有了。于是全军恸哭：“王爷阵亡了。”一面哭，一面去找僧王的遗体，找了一天也没有找着。 
　　僧王对汉人，尤其是南方的汉人有成见，部下多为旗将，独对陈国瑞另眼相看，他的提督，就是僧王所保。这时一方面感于知遇之恩，一方面主帅阵亡，自己亦有责任，所以召集溃兵，流涕而言，他个人决心与捻军决一死战，愿意一起杀贼的，跟着他走，不愿的他不勉强。说完，随即就上了马。 
　　这一下号召了几百人，人虽少，斗志却昂扬，所谓“哀师必胜”，大呼冲杀，居然把大股捻军击退，杀开一条很宽的血路，同时也找到了僧王的遗体。 
　　僧王死在吴家店地方的一处麦田里。身受八创，跟他一起被难的，只有一个马僮。陈国瑞与部卒下马跪拜，痛哭一场，然后他亲自背负僧王的遗体，进曹州府城，摘去红顶花翎，素服治丧。 
　　消息报到京城，朝野震惊。两宫太后破例于午后召见军机，君臣相对，无不黯然。首先商议僧王的身后之事，决定遣派侍卫随同僧王的长子伯彦讷谟诂赴山东迎丧，辍朝三日，恤典格外从优，由军机处会同吏部、礼部、理藩院商定办法，另行请旨。 
　　其次要商议继任的人选，这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朝廷在军务上本来倚重三个人，东南曾国藩、西北多隆阿、而中原驰驱靠僧王。多隆阿在上年四月，战殁于陕西，整整一年以后，僧王又蘧尔阵亡。旗营宿将虽还有几个，但论威名将才，无一堪当专征之任。而流窜飘忽，诡谲凶悍的捻军，如果不能及时遏制，乘大将损折，军心惶恐之时，由山东渡河而北，直扑京畿，那时根本之地震动，可就要大费手脚了。 
　　因此自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内心无不焦灼，但怕两宫太后着急，对兵略形势，还不敢指陈得太详细，但无论如何轻描淡写，山东连着河北，就象天津连着北京那样，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事。所以慈禧太后也知道，如今命将代替僧王，主持剿捻的全局，是必须即时决定的一件大事。 
　　说了几个旗将，这也不行，那也靠不住，慈禧太后不耐烦了，“别再提咱们的那班旗下大爷了！”她向恭王说，“我看，还是非曾国藩不可。” 
　　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想到了的人。但刚刚发生过蔡寿祺那件隐然曾指责恭王植党，结曾国藩和湘军以自重的大参案，谁也不肯贸然举荐。恭王尤其慎重，一接僧王阵亡的消息，就考虑过此事，他认为曾国藩是接替僧王万不得已的人选，能够不用，最好不用。现在虽奉懿旨，却仍不能不陈明其中的关系，万一将来曾国藩师老无功，也还有个分辩责任的余地。 
　　“回奏两位皇太后，”他慢吞吞地答道：“曾国藩今非昔比了。他也有许多难处，怕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 
　　“怎么呢？” 
　　“金陵克复，湘军裁掉了许多。他手下现在也没有什么兵。” 
　　“兵可以从别地方调啊！而且李鸿章不也练了兵了吗？”慈禧太后又说，“就照去年秋天那个样子办好了。” 
　　“是！”恭王口中答应，心里不以为然，但目前已无复过去那种犯颜直奏，侃侃而谈的胆气了，所以先延宕一下，作为缓冲：“容臣等通筹妥当，另行请旨。” 
　　在奏对时一直不大发言的文祥，觉得此时有助恭王一臂的必要，因而也越班陈奏：“请两位皇太后，准如恭亲王所请。僧王殉难，关系甚大，除了军务以外，以僧王威望素著，凶信一传，民心士气，皆受影响，都得要预先设法弥补。谋定后动，庶乎可保万全，此时不宜自乱步骤。” 
　　“对了！安定民心也很要紧。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从长计议的工夫，你们连夜商量吧！明儿上午‘见面’，就得‘寄信’了！” 
　　恭王退出宫来，立即派人把吏部尚书瑞常和朱凤标，户部尚书罗惇衍，兵部尚书载龄和万青藜请了来，就在军机处会谈。找了这些人，要谈的自然是调将、筹饷和练兵。未入正题，先有无数嗟叹，瑞常尤其伤感，不断挥涕，讲了许多僧王的遗闻逸事，然后又谈恤典，又说捻军所经各省的地方官，未能拦截迎剿，以致僧王轻骑追敌，身陷重围，应该有所处分。 
　　这样扯到旁枝上谈了好半天，暮色已起，宫门将闭，恭王不得不拦住话头，宣示了懿旨，问大家有何意见？“也只有曾涤生的声望，才能压镇得住。”瑞常问道，“那么，江督谁去呢？” 
　　“上头的意思，照去年秋天的样子办。” 
　　去年秋天朝命曾国藩赴安徽、河南边境督师会剿，是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漕运总督吴棠兼署江苏巡抚，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吴仲宣已调署两广，目前虽未离任，不过说起来以粤督兼署苏抚，体制似乎不合。” 
　　大家都点点头，但谁也不开口，吴棠是慈禧太后的人，他的出处以不作任何建议为妙。 
　　“博川！”恭王看这样子，便问文祥，“你看苏抚该找谁？” 
　　“内举不避亲，刘松岩。”刘松岩名郇膏，现任江苏藩司，与文祥是同年，所以他这样说。 
　　这一说，大家也都点头，刘郇膏一直在江苏，颇有能名，现任巡抚升署总督，则藩司升署巡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祥又谈到吴棠。他已调署两广，但以彭玉麟继他的遗缺，却一直不肯到任，因而吴棠也就走不了，两广总督一直由广州将军瑞麟署理着。这个虚悬之局，不是长久之计，而关键在彭玉麟。他问：“彭雪琴到底怎么个意思呢？如果他一定不干漕督，不如趁此另作安排。” 
　　“你看如何安排？” 
　　文祥不曾开口，宝鋆说了：“吴仲宣在江苏多年，现在曾涤生移师北上，粮台还要靠他。不如奏请留任吧！” 
　　“话是不错。你要知道，同为一‘督’，价钱可不一样。”恭王低声说道：“把吴仲宣那个煮熟了的鸭子给弄飞了，上头未见得依！” 
　　看到恭王畏首畏尾，锐气大消，李棠阶颇为不耐，当时就把水烟袋放了下来，纸煤儿扔在痰盂里，那模样是有番紧要话要说，大家便都注目了。 
　　“王爷！”李棠阶的声音很大，“大局动荡，兵贵神速，如何援山东，保京畿，该有个切实办法谈出来。今日之下，何暇谈人的爵禄？” 
　　话锋是对着吴棠，而锋芒毕露，在座的人都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只是这一刺就象下了针砭，精神一振，都朝“援山东，保京畿”的大局上去想了。 
　　“文翁责备得是。”恭王略带惭愧地说，再要有话却已被李棠阶打断。 
　　“王爷言重！我岂敢有所指责？不过，谈维持大局，在外既然少不了曾涤生，在内就少不了王爷。内外相维，局势虽险无虞！王爷仍旧要不失任事之勇，才是两宫太后不肯让王爷‘自耽安逸’的本意！” 
　　这番话说得很精辟，而且是所谓“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恭王深为敬服，谦抑而恳切地点着头。同时也真的受了他的鼓励，摆脱各种顾虑，很切实地谈出了一些办法。 
　　会议未终，宫中又发下来几道军报，是山东巡抚阎敬铭和直隶总督刘长佑奏报僧王阵亡，捻军流窜，防区告警的情形，山东自曹州以北数百里间，一片紧张气氛。阎敬铭已经由东昌赶回省城济南去部署防守，此外就只有山东藩司丁宝桢的三千人，扼守济宁，奏折中特地声明“能守不能战”。 
　　“济宁过去就是曲阜，圣迹所在，地方自然要出死力保护，捻匪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西面大概不要紧。” 
　　大家都同意曹毓瑛的看法，然则东面和北面呢？曹州东北就是直隶省界大名府一带，刘长佑亲自在那里督剿，但兵力也很单薄。 
　　“曾涤生打仗，一向先求稳当，等他出兵，恐怕缓不济急。”恭王沉吟了一下，面色凝重地说：“又非大动干戈不可了。” 
　　这表示调兵遣将，很有一番斟酌，天色已晚而非片言可尽，大家都主张一面商议，一面下旨。于是先把派曾国藩即行“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的上谕拟好，由军机章京敲开宫门，送了进去。 
　　两宫太后正在悼念僧王，慨叹旗将后起无人，当年进关，纵横无敌的威风，尽扫无遗。看到进呈的旨稿，不免又提到曾国藩，亏得罢黜恭王一案，没有上蔡寿祺的当，把曾国藩牵连进去，不然此刻就很尴尬了！且不说曾国藩自己的想法如何，朝廷也不好意思再责以重任。两宫太后心里都这么在想，却都未说出口来，只是很快地钤了“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仍旧送了出来，由军机以“廷寄”的方式，交兵部连夜派专差，飞递金陵。 
　　军机处的会议，移到了恭王府，但与会的人，除了军机大臣以外，只有一个兵部尚书载龄。这个被慈禧太后讥为“笔帖式”的大臣与会，只因为他数字记得熟，那里有多少兵马？问他便知，省得去查。 
　　经过彻夜的会商，大致算是部署停当。那时已交丑时，在内廷值日的官员，平常在这时刻也就该起身，预备进宫，此时自不必再睡，更不必回府。恭王派人煎了极浓的参汤，备下极滋养的点心，加上一遍一遍的热毛巾把子送来擦脸，所以虽然辛劳了一昼夜，精神倒都还能支持。 
　　一早进宫，值班的军机章京已经把例行的事务都料理清楚，预先知道今日召见，要在御前敷陈军务，并已预备了一张直、鲁、豫、皖、苏五省的地图。恭王亲自仔细看过，另外加上了一些记号，卷起备用。 
　　平日军机进见，总在辰正时分，这天特别提早，自鸣钟上七点刚过，苏拉就来禀报：“上头叫起。”见了面，慈禧太后先就讶然问道：“怎么？你们脸上的气色都不大好！” 
　　“臣等因为军情紧急，商量了一夜，到现在不曾睡过。” 
　　“哦！”两宫太后异口同声地，虽未再说什么，但感动嘉慰的神色，相当明显。 
　　“臣等商议，京畿重地，务须保护，总要教捻匪一人一马不入直隶境界，才是万全之计。现在拟定了三方面兜剿的方略，请旨施行。” 
　　接着恭王便在御案前展开了地图，其余四枢臣也立近御案，帮着讲解。由两江北上的军队，虽由曾国藩统带，其实“淮军”已代“湘军”而起，所以李鸿章的责任甚重，除了刘铭传一军，原已奉旨由徐州北上，应该严饬加紧赴援以外，另外责成李鸿章在所属各军内，抽调劲旅，由上海乘轮船循海道北上，或者由胶州登岸，西趋济南，或者由天津登岸，南下山东，这样就可赶在捻军前面，迎头痛剿。 
　　慈禧太后心中一直存着一个疑问，曾国藩出省会剿，由南往北袭捻军的后路，岂非把他们由山东往直隶撵？这时一听恭王的解释，才算明白，“对了！”她欣快地说，“是要这样在前面拦住才是办法。可是李鸿章的队伍赶得上吗？” 
　　“火轮船走得快，只要刘长佑和阎敬铭能把捻匪挡一挡，有那么半个月的工夫，淮勇就可以占先。” 
　　“那么，刘长佑、阎敬铭能挡得住挡不住？我看直隶和山东的兵力都单薄。” 
　　“臣等已经都核计过。”恭王从容答道，“能够抽调精兵增援直、鲁。” 
　　恭王口中的“精兵”，是号称知“洋务”，以兵部侍郎参赞直隶军务，并在总理通商衙门行走的崇厚，所统带的“洋枪队”，预备抽调一千五百名，由崇厚亲自率领，开赴前线，归刘长佑节制。并再饬署理吉林将军皂保、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各派五百马队，星夜驰入关内，会同剿贼。“洋枪队”器利，马队轻捷，人数虽少，效用极大。 
　　此外还要分会河南巡抚吴昌寿带兵出省会剿，湖广总督官文抽调楚北九营赴直东交界之处支援，漕运总督吴棠派属下炮艇夹攻。诸路会师，厚集兵力，真正是恭王所说的“大动干戈”。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陈奏，非常满意，不断点着头对慈安太后说：“妥当得很。” 
　　于是恭王乘机提到吴棠的留任，“吴棠在两淮多年，督办粮饷，甚为得力。”恭王停了一下，看慈禧太后倾听而无所表示，才接下去又说：“曾国藩、李鸿章都要靠他作帮手，现在曾国藩督兵北上，更非吴棠替他办粮台不可。臣的意思，彭玉麟情愿办理长江水师，几次恳辞漕督，不如就让吴棠留任，人地比较相宜。” 
　　慈禧太后沉吟了，不过也不太久，“如果非吴棠不可，那就让他留任好了。”她说。 
　　看她的意思，似乎还有些替吴棠抱屈，恭王便又加了一句：“吴棠这几年很辛苦。等局势稍微平定些，看那里总督该调该补，再请旨简放吴棠。” 
　　这是因为他两广总督不能到任，预先加以安慰。慈禧太后当然懂恭王的意思，心里觉得他很知趣，但表面上却不便表示，只说：“都照你的意思办好了。今天的旨意很多，先分两三位出去，让他们写旨吧！” 
　　恭王也正想如此办，随即作了个分配，由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先退回军机去“述旨”，他自己和宝鋆还有关于僧王的善后事宜要请旨，仍旧留在养心殿。 
　　等文祥他们一回去，军机章京可真大忙而特忙了。诚如慈禧太后所说，这天的“旨意很多”，指授方略，向来越详越好，但以军情机密，除非方面大员、专征将帅，得以明了全盘部署，否则为求保密，措词详简不同，因人而异。所以同为一事，发往山东的廷寄不能发往河南，而又有一事须分饬数省遵行，便得分抄数份。这都不能假手于人，全靠军机章京的笔快。 
　　等拟好旨稿，进呈核可，军机大臣的曹毓瑛，分别缓急，吩咐先发“两江”的廷寄，这是给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谕旨。洋洋两千余言，情词殷切，如果一个人抄缮，得要好一会工夫，所以用“点扣”的办法。 
　　上谕的行款是有规定的，明发每页六行，廷寄每页五行，每行二十字，点明全文字数，扣准每页起讫，分开抄缮，即名为“点扣”。等抄好校对，一字不误，方始粘连在一起，随即加封钤上军机处的银印，不到一个时辰，便已发出。 
　　这样一直忙到中午，犹未完毕。在养心殿也还未退朝，僧王生前的战功，看来并不如何辉煌，但一死便让大家乱了手脚，才知道他真是国之干城，因此两宫太后悼念元勋，指示恤典特别从优。于是又召见礼部尚书，当面商定，除了发帑治丧、子孙袭爵以外，特谥为“忠”，配享太庙，那都是安邦定国，第一等功臣才能得到的殊荣。 
　　此外还要筹划财源。定陵工程，已费了一笔巨款，现在军事逆转，为激励士气，欠饷一定得发一发，这又是大费周章的事，商量的时间便久了。 
　　这时已错了传膳的时刻，都是天色微明吃的早饭，至此无不饥肠辘辘。君臣为国，枵腹从公，等退朝下来，刚回到军机处，立刻便有小太监来传旨：两宫太后赏恭亲王江米酿鸭子一大碗、三丝翅子一大碗、一品锅一个、菠菜猪肉馅包子一大盘，由御膳房伺候。同时声明：不必谢恩。 
　　虽说“不必谢恩”，恭王还是必恭必敬地站着听完。随后御膳房便来开饭，照例的四盘四碗以外，加上太后所赏的菜，摆满了一张大理石面的圆桌。恭王看在眼里，感在心中，久矣没有这样的恩典了！不想一番挫折之后，复蒙眷遇，所不同的，从前传旨是“赏议政王”，而今是“赏恭亲王”，转念到此，越觉悲欢不明。 
　　‘咱们五个人那吃得了这么多？”宝鋆提议：“给他们拨一半儿去吧！” 
　　“他们”是指对面屋里的军机章京，恭王接口便说：“何必那么费事？让他们一块儿过来吃好了。” 
　　“怕坐不下吧？”文祥说。 
　　“不要紧，挤一挤，倒热闹。” 
　　这下真是热闹了！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分成四班，满汉各一班间日轮值，也有十六人之多，加上军机大臣一共二十一个人，就换了特大号的圆桌面来，也还是坐不下。但恭王愿与军机章京会食，不便辜负他那番礼贤下士的美意，文祥便与李棠阶、宝鋆，曹毓瑛，以及两个“达拉密”坐一桌，让其余的陪着恭王在一起坐。 
　　这顿饭吃得很香，一则是饥者易为食，再则是颇有“大团圆”的那种味道。恭王一高兴之下，告诉宝鋆，每人送二百两银子的“节敬”。前方的士气不知如何？军机章京却是感于恭王的体恤，人人效命，案无积牍，部署详明。朝野之间，原以僧王阵亡，匪势复炽，人心颇有浮动不安的迹象，现在看到恭王和军机大臣指挥若定，总算把那些无稽的流言平息下来了。 
　　但是曾国藩未曾带兵出省，总是件不能叫人放心的事。连两宫太后也已明白，自金陵一下，曾国藩唯恐位高谤重，凡有措施，无不以持盈保泰，谦让退避为宗旨，宁愿“求阙”，不愿全美，尤其是蔡寿祺放了那一把野火，虽没有烧到曾国藩身上，而以他的谨密深沉，必具戒心，未见得肯担此重任。如果等他上疏一辞，再责以大义，宠以殊荣，虽可挽回，终嫌落了痕迹，于民心士气，大有关系。这样就不如“先发制人”，所以一连又发了三道措词十分倚重的上谕，催他出兵。同时也知道曾国藩笃于手足之情，对他的那个“老九”，曲尽维护，唯恐不周，所以特别提到请假回籍的曾国荃，希望他销假，“来京陛见”，以便起用，作为暗中的一种笼络。 
　　这还不够，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曾国藩可能还会以湘军裁撤，无可用之兵，难当重任作为推辞的理由，因又面请两宫太后，明发上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旨稿一送上御案，慈禧太后看了好一会，不能定夺。慈安太后在侧面望去，见那道上谕不过三、五十字，不解何以疑难如此？ 
　　她还未发问，慈禧太后却先向她开了口：“有了这道旨意，曾国藩就跟‘大将军’一样了！” 
　　“大将军”是唯有近支亲贵才能担当的重任，曾一度让年羹尧挂过这颗印，终以跋扈被诛。因为大将军可以指挥督抚，若有不臣之心，便可酿成巨患，所以汉人从未拥有此头衔。在咸丰初年，“老五太爷”以惠亲王的身分，被授为“奉命大将军”赐“锐捷刀”，其实等于一个虚衔。如今曾国藩受命节制三省，“地方文武不遵调度者，指名严参”，那把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巡抚吴昌寿都包括在内，才真正是大将军的职权。 
　　慈安太后明白了她踌躇的缘故。想想也是，两江总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陕甘总督杨岳斌替曾国藩办过水师，闽浙总督左宗棠虽说与曾国藩不睦，但到底是一起共过患难的同乡，加上陕西巡抚刘蓉，湖南巡抚李瀚章，广东巡抚郭嵩焘，都与曾家有极密切的关系，看起来曾国藩的羽翼遍布天下。自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亦从无这样一个臣子拥有这样的势力，倘或要造反，这反一定造得成！ 
　　曾国藩要造反？慈安太后自己都觉得好笑了：“盖图章吧！”她催着慈禧太后，语气轻松，显得把这道上谕不当一回事似的。 

　　　　　　　　　　　※　　　　　　　 ※　　　　　　　　 ※ 

　　深宫枢庭，盼望曾国藩带兵出省会剿的奏报，如大旱之望云霓，那知倏忽半月，音信毫无。这时山东的捻军，已由曹州往北流窜，正盘踞在“梁山泊”一带。自从咸丰四年铜瓦厢决口，黄河夺大清河由北道出海，这里便成了运河与黄河交会之处，地形复杂，防剿两难，而最吃重的是寿张到张秋那一段，刘长佑就在这里沿北岸布防，苦苦撑持。倘或再无援师，捻军一渡了河，自东昌而北，无险可守，虽有崇厚的一千五百洋枪队，亦恐挡不住捻军的马队。 
　　终于曾国藩的奏折到了，江苏的提塘官早已接到命令，江宁折差一到，便须报信，所以亲到恭王府来通知。恭王便找了文祥等人，赶进宫去，等候召见，而且期待着会听到极好的消息。 
　　这时是下午三点多钟，夏至已过，白昼正长，恭王坐了一会，未见宫里有话传出来，也还不急。文祥心里有些不安，急于想知道曾国藩奏报些什么？便劝恭王“递牌子”请见，正在商议着，值日的军机章京来说：“上头有折子发下来，到内奏事处去领了。” 
　　果然是曾国藩的奏折，打开一看事由：“遵旨前赴山东剿贼，沥陈万难迅速情形”，恭王倒吸了一口冷气。 
　　宝鋆心最急，开口便问：“怎么说？” 
　　“‘金陵楚勇裁撤殆尽’，要‘另募徐州勇丁，期以数月训练成军’，此其不能迅速者一；”恭王一面看，一面说：“捻匪‘积年战马甚多，驰骤平原，其锋甚锐’，要到古北口采买战马，加以训练，此其二；‘拒贼北窜，惟恃黄河天险’，兴办水师，亦须数月，此其三。” 
　　说到这里，恭王住了口，双眼紧盯在纸上，而眉目也舒展了，显然的，曾国藩以下的话是动听的。 
　　“他也有他的道理。不过…　”他把奏折递了给文祥，“你们先看了再说。” 
　　文祥看着便点头，同时为宝鋆讲述内容：“曾涤生只肯管齐、豫、苏、皖四省交界十三府州的地方，以徐州为‘老营’。你听他的话：‘此十三府州者，纵横千里，捻军出没最熟之区，以此责臣督办，而以其余责成本省督抚，则泛地各有专属，军务渐有归宿。’” 
　　“那好！”宝鋆欣然答道：“只要他肯管这十三府州就行了。” 
　　“你慢点高兴！”恭王接口说道，“听博川念下去。”于是文祥便提高了声音念：“‘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可制无定之贼！方今贤帅新陨，剧寇方张，臣不能速援山东，不能兼顾畿辅，为谋迂缓，骇人听闻，殆不免物议纷腾，交章责备。然筹思累日，计必出此。谨直陈蒭荛，以备采择。” 
　　“这也没有什么！无非…　。” 
　　“莫忙！”恭王又说：“还有个附片。” 
　　附片奏称：“臣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疏中所陈专力十三府州者，自问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这一念出来，不但宝鋆，连文祥都觉得诧异。奏折与附片的语气颇有不同，前面已答应了的话，到后面忽又变卦，说是“能言不能行”，那么到底是责成他“督办”十三府州呢，还是“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 
　　三个人反复推敲，才把曾国藩的吞吐的词气弄明白，照他的意思，最好让他坐镇徐州，练兵筹饷，居中调度，临阵督师，应另有人。大家觉得他的打算也不错，而且非如此不足以见其所长，无奈此时就找不出一个善于驭将而能亲临前敌，且在资望上可以成为曾国藩副手的人。 
　　“真正是爱莫能助！”恭王苦笑道：“唯有催他早日出师，请他‘挺’一下！” 
　　商定了这个结论，只待明日请旨办理，此刻就不必惊动两宫。那知正要出门上轿，听得后面有人大喊：“六爷请留步。” 
　　回身看时，是春耦斋的一名首领太监，恭王便站住了脚等他。那名太监气喘吁吁地请了安，好半晌才能说出话来。 
　　“两位太后刚刚才知道六爷进宫来了。传旨让六爷到春耦斋见面。” 
　　等见了面，慈禧太后一开口就问：“曾国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臣已经仔细看了他的折子了。”恭王很谨慎地回答：“曾国藩办事，向来讲求扎实。现在盛名之下，更加小心，请两位太后体谅他的心境。” 
　　“六爷！曾国藩的事，咱们作个归结，你看该怎么办呢？” 
　　“自然是催他早日出师。”恭王答道，“其实曾国藩出省北上，无非借重他的威名，打仗要靠淮勇，李鸿章办事一向周密明快，也最知好歹，君恩师恩，都不容他不尽心。让他抽调劲旅，坐海船北上，也许已经出海，加上崇厚的洋枪队，京畿重地，可保无虞。两位太后，请宽圣虑。” 
　　其时前方的局势，已经可以令人松口气了。因为李鸿章所派的五千人，已由潘鼎新率领，从上海下船，经海道到大沽口，登岸南下，拦剿捻军。据见过这一支兵的人说，“淮勇”器械精良，精神饱满，如新铏初发，颇具锐气。此外刘铭传一军亦已到达济宁，虽然一到山东就跟素以蛮横出名的陈国瑞所部，先打了“一仗”，而从声势上来说，到底是官军增援。不过最重要的，还在曾国藩力任艰巨，终于在五月二十三，江宁全城鸣炮恭送声中，乘船出省，到山东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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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二日慈安太后万寿，宫里唱了三天的戏。但两宫太后的兴致并不好，因为天气太热，小皇帝率领王公大臣在慈宁门行庆贺礼，多晒了一会太阳，便有中暑的模样，却又惦念着春耦斋的好戏，不肯安静下来，又哭又喊，在养心殿闹得不可开交。慈安太后一遍一遍地派人去问，自然不能安心听戏。 
　　慈禧太后则除了惦念小皇帝以外，还惦念着东陵。清朝自世祖以下，都葬在关内，世祖的孝陵，圣祖的景陵，高宗的裕陵在京东遵化县西北的昌瑞山，总称东陵。世宗的泰陵，仁宗的昌陵，宣宗的慕陵在京西易县的永宁山，总称为西陵。文宗的定陵也定在昌瑞山，还有两个月就要恭行奉安大典。而关外的马贼，居然由喜峰口窜入关内，自遵化而西，过蓟州逼近三河县，离梓宫暂时安置的隆福寺，只有三四十里路。 
　　那怪谁呢？多少年来京兵守关，只是虚应故事。南逦长城，就延安到遵化来说，大小关口就有五十六处，而仅仅喜峰口驻有旗兵二百，加上沿线的绿营兵丁一共不会超过五百人，但是大大小小的官儿，却与士兵的数目，相差无几，因此，马贼才得来去自如。 
　　接到奏报，慈禧太后又急又气，急的是马贼骚扰陵寝，怕坏了风水，而且不日就要为文宗奉安山陵，如果马贼胆敢犯跸，看样子官兵一样地无计可施，这怎么能叫人放心得下？ 
　　气的是旗人真不争气！也不过三、五百马贼，就已无计可施。她相信有湘军在北方，最多调一千人，便可把这些马贼“收拾”下来。于今只见从吉林将军到直隶总督，无不张皇失措。因此，她对军机大臣说的话，措词相当尖刻。 
　　恭王跟大家商议，认为除了严饬地方文武官员，各就辖区加意防守以外，得要动用器械精良的神机营方可收功。但是领兵的非一员大将不可。倒有一个旗营宿将在京里，那是明末袁崇焕的后裔，江宁将军富明阿，不过他在扬州一带与洪杨军作战，腿伤颇重，现在奉旨回旗养伤，实在无能为力。 
　　于是文祥挺身而出，负起剿治京东马贼的全责。 
　　文祥所倚重的一个人名叫荣禄。此人字仲华，出身八旗世家，隶属上三旗的正白旗。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在洪杨初起时，战殁于广西，荣禄以荫生补为工部主事，管理银库，这是个肥缺，却不知怎么得罪了肃顺，差点以贪污的罪名下狱。等到文祥当工部尚书，荣禄的机敏颇受赏识。以后醇王接管神机营，大加整顿，荣禄由于文祥的推荐，当了“专操大臣”兼“翼长”。如鸟之两翼，这“翼长”的职位，便等于醇王的左右手，神机营的兵权，至少有一半在他手里。 
　　文祥受命之日，与神机营掌印管理大臣醇王商议，决定挑一千马兵出发，这挑选的责任，就落在荣禄身上。 
　　在禁军中，神机营的身价特高，是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中，特选精锐，另成一军，总计马步二十五营。但禁军的腐败，已非一日，所以名为精锐，不过与那老弱残兵，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分而已。慈禧太后也听见过许多禁军的笑话，平时摆摆样子，还不要紧，现在要出队去打仗，非同小可。所以特地嘱咐安德海，悄悄到南苑去看一看，到底是何光景？ 
　　南苑离着京城好几十里路，等安德海赶到，挑选已经完毕。只见满街的兵，有的架着鹰，有的提着鸟笼，三五成群，或者在树荫下谈得兴高采烈，或者围着小贩吃豆汁、凉粉，也有些马兵在溜马、刷马，却是光着膀子戴一顶红缨帽，形象越发不雅。 
　　安德海是穿了便衣去的，也不便露出身分找神机营的章京、管带去打听什么，只好把在茶棚子里歇足时所看到、听到的情形，向慈禧太后回奏。 
　　“这怎么能打仗呢？”慈禧太后忧心忡忡地说。 
　　“奴才还听人念了两句诗，也是挖苦咱们神机营的，叫做‘相逢多下海，此去莫登山。’奴才问他，这两句诗，头一句的‘下海’，当然是指下巴颏上留的胡子。” 
　　“什么？”慈禧太后打断他的话问：“都留了胡子了？” 
　　“是的。奴才也见了几个。” 
　　她颇有不信之意，又问：“‘此去莫登山’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人说，下一句一个‘山’字，上一句一个‘海’字，指的是山海关，意思是说如果出山海关去剿治马贼，要当心才好。” 
　　“嗐，神机营叫人损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不胜感慨地。 
　　“奴才还听见好些新闻…　” 
　　那确是“新闻”，说山东曹州六月里下雪，杭州在闰五月间百花齐放。这些“新闻”不知真假，但钦天监奏报，说立秋那天风从兵地起，主有暴乱。天象示警，而人事如此，慈禧太后的心情十分沉重。 
　　“奴才在想，不有出戏叫《斩窦娥》吗？”安德海自作聪明地，“大概僧王爷在曹州死得冤枉，所以那儿也跟《斩窦娥》一样，六月里下雪。不过杭州闰五月百花齐开，该是个好兆头。” 
　　“什么好兆头！”慈禧太后很不高兴的斥责，“你不懂就少胡说。” 
　　夏行春令，决不是什么好兆头。第二天慈禧太后忍不住要跟军机大臣们谈论。恭王说他也听见了这些“新闻”，完全是谣传。如果雨雪失时，气候不正，地方大员必有奏报，如今时隔多日；未见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蒋益澧有何报告。另外可以专折言事的驻防将军和学政，亦从未提及此事，可见得是荒诞不经的谣言。 
　　慈禧太后认为虽是谣言，亦可看出民情好恶，人心向背。又说谣言起于局势不稳，关外的马贼，窜入关内，侵扰畿辅，百姓何能不起恐慌？然后又提到神机营，不断摇头叹息，表示失望，说是所谓“整顿”，徒托空言，并无实效，这一次文祥带队剿贼，能不能成功，大成疑问。 
　　她一个人说了许多话，又象责备，又象牢骚，语气中还牵连着醇王。恭王如今是事事小心，除了唯唯称“是”以外，不便多说什么，倒是文祥，越次陈奏，颇有几句切实的话。他说旗营的暮气积习，由来已久，京城繁华之地，不宜练兵，现在派队出京，恰是一个历练的机会，他向两宫太后保证，此去必有捷报。 
　　果然，等文祥领兵一到，窜扰遵化、玉田一带的马贼，闻风先遁，他一面派兵驻守隆福寺，保护梓宫，一面派荣禄带队搜捕零星马贼。同时查明了防务疏忽的情形，参劾直隶提督徐廷楷。经此一番整顿部署，东陵一带，可保无虞，这才回京复命。 
　　一到京，两宫太后立即召见，大为奖勉。谈到剿治马贼的经过，文祥坦率陈奏，只是把马贼驱出关外，如不能彻底清剿，难保不卷土重来。 
　　慈禧对此特感关心。山东、河南、安徽的捻军；陕西、新疆的回乱；以及福建、广东的洪杨军残部；到底离京师还远，只有关外的马贼，一窜入关内便是畿辅重地，倘有疏虞，即成心腹之患。因此，听了文祥的陈奏，她已在作派兵出关的打算。 
　　但是，眼前已在三处用兵，再要清剿关外马贼，既无可调之兵，亦无可筹之饷。这就非通盘筹划不可了。 
　　筹划的结果，认为剿捻的军务，非早日收功不可。曾国藩坐镇徐州，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主张坚决，拿他无可如何，那就只有在李鸿章身上打主意。于是九月初下了一道密旨给曾、李，说是：“河洛现无重兵，豫省又无著名宿将可以调派；该处居天之中，空虚可虑。因思李鸿章谋勇素著，且军力壮盛，可以亲历行间。着即亲自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河洛一带，扼要驻扎，将豫西股匪，迅图扑灭，兼顾山陕门户，俾西路张总愚等股匪，不致闯入，保全完善。一俟西路剿匪事竣，即行驰回两江总督署任。” 
　　这就是暗示，李鸿章如果不能消灭西路捻军，就不用想再署理两江总督。所以又有这样的安排：“至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吴棠办事认真，且在清淮驻守有年，于军务亦能整顿，即着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江苏巡抚与洋人交涉事件颇多，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曾国藩等接奉此旨，彼此函商，如果意见相同，即着迅速复奏，再明降谕旨。”这最后一段话，明明白白地显示了朝廷以名位作威胁的意思，倘或曾国藩依旧师老无功，他们师弟就不必再盘踞要津。 
　　这时奉安大典已迫在眉睫，京城及近畿各地，大为忙碌。在京各衙门，有职司的不说，没有职司的也要派出行礼人员，近畿地方官，则以护跸为第一大事，尤其因为闹马贼的缘故，格外加强警戒。直隶总督刘长佑，兼署顺天府府尹万青藜，直隶提督徐廷楷，热河都统麒庆，原已因此案得了很严厉的处分，倘或跸道所径，再发生什么盗案，惊了大驾，非丢官不可，所以都下了极严厉的命令，大捕盗贼。抓到盗首，立刻请旨正法，割下脑袋传示犯案的地方，一时宵小匿迹，颇为清静。 
　　一过九月十五，车马纷纷出东便门，在定陵有职司的官员，都取道通州，先赶去伺候。到了十七启銮那天，除去肃亲王华丰，大学士贾桢、倭仁，军机大臣文祥奉旨留京，分日轮班进宫办事以外，其余王公大臣，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以及福晋命妇，都随扈出京。两宫太后的黄轿出宫，先到朝阳门外东岳庙拈香，然后循跸路缓缓行去。第一天驻跸烟郊行宫，第二天驻跸白涧行宫，第三天到了蓟州，隆福寺在城北半山上，小皇帝率同文武百官叩谒梓宫。 
　　第四天移灵，第五天皇帝谒东陵，第六天奉安定陵地宫，由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瑞常恭题神主，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的咸丰皇帝，一生大事，到此结束。 
　　大葬礼成，两宫太后在隆福寺行宫召见恭王及军机大臣。由于定陵工程，办得坚固整齐，典礼亦部署得十分周到，两宫太后都很欣悦，所以照例的恩典，格外从宽，承办陵工的大小官员，个个加官晋级。随扈当差以及沿途护卫的兵丁员弁，各赏钱粮。一道档的谕旨发下去，无不笑逐颜开。 
　　等处理了这一切，慈禧太后便向慈安太后笑道：“大工真是办得好！多亏六爷，一点儿不肯马虎，咱们倒是怎么谢谢六爷？” 
　　听得这一说，恭王赶紧说道：“臣不敢！”接着便跪了下来，“臣受恩已深，欲报无从，先帝的大事，臣理当尽心，决不敢再叨恩光。” 
　　“你不必辞！”慈安太后答道，“大大小小都有恩典，你功劳最大，反而例外，叫人瞧着不是不大合适吗？” 
　　“两位太后如此礼恤，臣实在感激。只是这半年以来，臣扪心自问，总觉得恩典太重，报答太少，深怕器满易盈，遭人妒嫉。臣近来也很读了几本书，才知道‘人贵知足’，真正是至理名言。不但臣本心如此，就是臣女蒙两位太后，恩宠逾分，封为固伦公主，臣也是想起来就不安，怕是福薄，当不起这个尊号。所以臣求两位太后，不必为臣操心，再加恩典，就是臣女的封号，亦请收回成命。这都是臣肺腑之言，决不敢有一字虚假。”说罢，又免冠磕了一个头。 
　　两宫太后为难了，不知如何处置？低声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暂时搁下，回头先找个人来问一问再说。 
　　找的这个人就是固伦公主——恭王的大格格。“大妞啊！”慈安太后问道，“你每趟回去，看你阿玛的意思，有什么不足的没有？譬如房子嫌不好啊，护卫不够使唤啊，什么的？” 
　　已长得亭亭玉立的大格格，听得这话，一双极灵活的眼睛，顿时沉静了，垂着眼皮，微微咬着手指不开腔。 
　　“怎么啦？”慈禧太后问。 
　　“我在想嘛！”大格格抬起眼摇一摇头，两片翡翠秋叶的耳坠子直晃荡。 
　　“从没有说过？” 
　　“没有。”大格格嘟着嘴说，“每一趟回去，只听见他叹气。” 
　　“这是为什么？”慈安太后显得很诧异地。 
　　“从三月里到现在就是这个样，总是说：自己做错了事，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现在懊悔也晚了！” 
　　两宫太后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哦……！”显然地，她们都立即会意了。 
　　等大格格不在面前，慈禧太后便问慈安太后：“你懂了老六的意思了吧？” 
　　“我懂。可是怎么替他挽回呢？” 
　　“找宝鋆来问一问再说。” 
　　于是传懿旨召见宝鋆。慈禧太后有些疑心大格格的话，是受了教导，让她找机会进言的。所以先不透露自己的意思，只问宝鋆，有什么适当的办法来加恩恭王。 
　　宝鋆奏对得非常干脆：“恩出自上，臣不敢妄拟。” 
　　“不要紧，”慈禧太后的语气极柔和，“你说说！” 
　　宝鋆想了想答道：“恭亲王蒙两位太后栽培，时时以盈满为惧，实在不敢再妄邀恩典。这是臣所深知的。两位太后果然看得恭亲王襄办先帝大事，必恭必敬，有条有理，那怕是一句话的天语褒奖，恭亲王就终身感戴不尽了。” 
　　慈禧太后完全明白了恭王心里所希冀的东西，点点头说：“恭王爱惜名誉。只要他能象这几个月一样，事事小心，谨慎当差，我们姐妹自然保全他。看看三月初七那一道谕旨，怎么能消掉，你们商量定了，写旨来看。” 
　　宝鋆一退出来便向恭王去道贺，这道优诏，少不得要曹毓瑛动笔。此外恭王坚持原意，要请两宫太后撤销大格格的固伦公主的封号。这一则是表示他向两宫太后的奏陈，确为“肺腑之言”，再则他也真的不愿在自己府里出一个公主，在仪制上惹出许多麻烦。 
　　巡幸在外，办事不按常规，有事随时可以进见，那怕在路上亦可请旨。等拟好了旨，看看时候还早，恭王“递牌子”说要谢恩，同时把旨稿放在黄匣子里一并送了进去。 
　　两宫太后立即召见，恭王磕头说道：“臣蒙两位太后，逾格保全，覆载之恩，粉身难报。只是臣女滥叨非分之荣，不怕臣及臣妻五中不安，亦恐臣女折福，仰恳两位太后，鉴察微衷，收回成命！” 
　　“我看，”慈安太后望着右首说：“六爷的意思很诚恳，把封号改一改吧！” 
　　两宫太后当时便商议停当，撤销“固伦”的名号，改封为“荣寿公主”，一切仪制服色，与丽太妃所出的大公主一样。 
　　听得这样的宣示，恭王不便亦不必再辞，便由曹毓瑛即时拟呈上谕，两旨并发。 
　　不久，大驾回京，接着便是奉文宗神牌入太庙的升祔典礼。奉安大典，一切顺利，偏偏最后出了花样，豫亲王义道，礼部尚书倭什珲布，派充恭送神牌的差使，不想竟误了到京的时刻，以致钦天监所选的吉时，不曾用上。此非寻常的疏忽可比，新近接替肃亲王华丰而为宗人府宗令的惇王，具奏参劾。然后又是升祔礼成，颁发恩诏，虽都是例行公务，却平白地替军机上添了许多麻烦。 
　　别人都还不在乎，身体衰弱的李棠阶，却经不起旅途辛劳，公务繁杂，终于病倒了，而且来势甚凶，颇有不起的模样。延到十一月初，终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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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李棠阶一死，出了两个缺，一个是军机大臣，一个是礼部尚书，看起来只不过补两个缺，但有人与事两方面牵连不断的关系，所以朝局又有一番变动。 
　　李鸿藻的补军机大臣，是恭王早就与文祥及宝鋆商量好的，预先立定一个宗旨，要起用新进，一则年富力强，勇于任事，再则科名较晚的后辈，比较易于指挥。当然，象曹毓瑛那样，以举人入参密勿，是因为他辛酉政变，立了大功，而且出身军机章京，熟于枢务的缘故，似此特例，不可援以为法。所以起用新进，亦要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翰林出身；其次，官位不能太低，总要二品以上；第三，须为谨饬君子；最后，总要有一层特殊关系，或者能取得两宫太后的信任，倘非如此，就算力保成功，一定又有人说恭王徇私。因为翰林出身，官位不低的谨饬君子，可以数得出来的，起码也有四五个，则又何所甄别？李鸿藻最占便宜的，也正是这一点，身为帝师，受两宫太后的尊礼，不说别项，只说酬庸师傅，两宫太后便当欣然许诺。 
　　礼部尚书决定由万青藜调补，这是为了好空出他的兵部尚书的缺来给曹毓瑛。曹毓瑛原任左都御史，这个缺虽居“八卿”之末，但总领柏台，号为“台长”，须得科名与道德同高，行辈与年齿俱尊的耆宿来干，所有纠弹，才能使人心服。曹毓瑛当初补这个缺，完全是为了要替他弄个一品官儿，别人看他不象凤骨棱棱的台长，他自己在都察院，声光全为副都御史潘祖荫所掩，干得也颇不是滋味。同时兵部尚书，却又非他不可，如今遍地用兵，调军遣将，筹饷练勇，只有在军机多年的曹毓瑛最清楚，所以调补兵部尚书，是再适当不过的。 
　　曹毓瑛空下来的缺，恭王要给董恂。董恂字韫卿，扬州人，人极聪明，博览群籍，而在讲理学的人来看，他搞的是“杂学”。当然象他这样的人，必定自负，与人交接，傲慢不礼，所以有个外号叫做“董太师”，是把他比做董卓。“董太师”以户部侍郎在总理通商衙门行走，有一套“正人君子”所不屑为的花样跟洋人打交道，颇受恭王的赏识，所以趁这机会拉他一把。 
　　董恂的遗缺，以湖北巡抚郑敦谨内调。他还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的翰林，这一科的科运，先红后黑，咸丰初年，声势赫赫，于今只剩下一个年纪最轻的罗惇衍在当户部尚书。郑敦谨年纪大了，而湖北正在剿捻，未免力有不逮，调他来当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算是一种“调剂”。至于湖北巡抚，因为直隶按察使李鹤年，这几个月对剿治马贼，颇著劳积，恭王决定保他升任。 
　　对于这番调动，恭王觉得很满意，相信一定可以获得两宫太后的批准。但是，“兰荪一入军机，虽兼弘德殿的行走，皇上的功课难免照顾不到。”文祥这样提醒恭王，“还得另外物色一位师傅吧？” 
　　“现在稽查弘德殿的是老七，得问问他的意思。” 
　　大家都同意恭王的主意，等问了醇王再说。“还有我，”文祥又说，“我这次出关办马贼，不是几个月可以了事的。呈请开缺，还是找人署理？” 
　　大家都不主张文祥开缺，那就得找人来署理。工部虽居六部之末，但对宫廷来说，是个极重要的衙门。不但陵寝宫殿的修建，都归工部承办，而且京兵的军需，亦由工部供应。近年来神机营改用火器，总理通商大臣，号称懂洋务的崇厚又在天津练洋枪队，所有采办军装，制造火药等事，就是工部的急务。必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署理。 
　　商量的结果，找满缺左都御史全庆承乏。全庆字小汀，满洲正白旗人，他是道光九年的翰林，在朝的大老，除却贾桢，行辈就数他最高。所以这样安排，还有尊老之意在内，就象调郑敦谨为户部侍郎一样，借此“调剂”全庆，工部亦是阔衙门，堂官的“饭食银子”，相当优厚。 
　　把一张名单拟好，由恭王收藏，当夜又由文祥、宝鋆去见醇王，商定了添派师傅的人选。第二天两宫太后召见，首先谈礼部为李棠阶请恤的奏折。李棠阶是慈安太后听先帝嘉许其人，默识于心，特加简拔的，所以他的“谥”，慈禧太后特意请她来圈定。 
　　翰林出身的大臣，第一个字照例用“文”；第二个字，内阁拟了四字：“端、恪、肃、毅”，听候选用。慈安太后肚子里墨水有限，对这四个字的涵义，还不能分得清清楚楚，手里拿着那方“御赏”的图章，迟疑难下。但又不愿跟慈禧太后商议，怕她会笑，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了。这样想了半天，忽然省悟，这四个字都不中意，何妨另挑？ 
　　于是她问：“有‘文清’没有？” 
　　“有！”恭王答道：“乾隆年间刘墉刘石庵，就谥文清。”“那就用文清好了。李棠阶真正一清如水，我知道的。”说着，慈安太后亲拈朱笔，很吃力地写了一个“清”字。 
　　此外恤典中还有命贝勒载治——宣宗的长孙，带领侍卫十员，往奠茶酒，追赠太子太保，赏治丧银二千两，以及赐祭等等，都照礼部所拟进行。 
　　“他的缺补谁啊？”慈禧太后问道：“你们总商量过了。” 
　　“是！”恭王答道：“臣等公议，拟请旨，命内阁大学士李鸿藻，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仍兼弘德殿行走。” 
　　“嗯，嗯！”慈禧太后不断点头，看一看身旁的慈安太后亦表示首肯，便又说道：“这一来，弘德殿得要添人。” 
　　“臣等已会同醇郡王公议。弘德殿添一位师傅，詹事府右中允翁同和，品学端方，请旨派在弘德殿行走，必于圣学大有裨益。” 
　　“啊！翁同和，我知道。”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说：“这个人是翁心存的小儿子，咸丰六年的状元。” 
　　“不就是那‘叔侄状元’吗？”慈安太后说：“既然是状元，想来学问是好的。不知道他为人怎么样？” 
　　“此人跟李鸿藻一样，纯孝，为人也平和谨慎。” 
　　“那好！” 
　　慈安太后已有了表示，慈禧太后不便再说什么。其实也不能说什么，又是状元又孝顺，加以平和谨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等殿中有了决定，殿外的军机章京已经得到消息，方鼎锐跟翁同和是换帖弟兄，立刻派人到翁府去面报喜信。 
　　这个喜信在翁同和并不算太意外，他平日所致力的就是这条路子，人臣高贵，无如帝师，而能造就一位贤君，更是千古不磨的大事业。并且翁心存几度充任上书房总师傅，肃顺诛后复起，亦曾受命在弘德殿行走，继志述事，对他的孝思是一大安慰，而父子双双启沃一帝，更是一重佳话。所以信息之来，虽非意外，真是大喜！ 
　　厚犒了来使，翁同和第一件事是去禀告病中的老母。接着便有消息灵通的人来贺喜了，他心里喜不可言，却记着崇绮中了状元，那番小人得志，轻狂不可一世的丑态，为士林传为笑柄的教训，所以力持镇静，说是未奉明旨，不敢受贺，而且把话题扯到金石书画上面，倒使得来客自惭多此一贺。 
　　白天不见动静，到晚上才忙了起来，起更出门，悄悄去拜访李鸿藻。早了不行，入军机无异拜相，李鸿藻家的贺客，比他家又多得多，去早了，主人没工夫跟他深谈。 
　　平日很熟的朋友，此时是以后辈之礼谒见，翁同和先道了喜，然后说到他自己身上，自道骤膺艰巨，唯恐力有未逮： 
　　“一切要请兰公指点。” 
　　“那当然。”李鸿藻不肯假客气，“说实在的，这份差使的难处，你亦非问我不可。” 
　　于是他把小皇帝的性情资质，目前的功课，细细讲了给翁同和听。自然也谈到同为弘德殿行走的倭仁和徐桐，暗示他要好好敷衍。倭仁是“理学名臣”，为人也还算方正，翁同和还持有相当敬意。汉军的徐桐，当初不知怎么靠他父亲尚书徐泽醇的力量，点上了翰林，近年又依附倭仁讲理学，不过妆点道貌，平日不去手的，是些《太上感应篇》、《袁了凡功过格》这类东西，这自然教翁状元看不上眼，不过李鸿藻是一番好意，他自不便有所批评。 
　　“你请回府吧！”李鸿藻说，“早早进宫，递了谢恩折子，说不定头一起就召见。” 
　　“是！”翁同和又请教：“兰公，你看折子上如何措词？” 
　　“不妨这么说：朝廷眷念旧臣，推及后裔。” 
　　于是翁同和一回家就照李鸿藻的指点预备谢恩折，一面拟稿，一面叫他儿子誊清。翁同和是天阉，他这个儿子原是他的侄子。 
　　也不过睡得一惚，子夜初过，便为家人唤醒。整肃衣冠坐车到东华门，门刚刚开，一直到内奏事处递了折子，然后在九卿朝房，坐候天明。 
　　十一月十二的天气，晓寒甚重，翁同和冻得发抖，也兴奋得发抖。心里一遍一遍在盘算，两宫太后召见会问些什么话？该如何回答？这样不知不觉到了天亮，头一起召见的依旧是军机大臣，然后是万青藜、全庆等等新蒙恩命的尚书，轮到翁同和已经九点多钟了。 
　　这天恰好归醇王带领，引入养心殿东暖阁，小皇帝也在座，等醇王把写了翁同和职衔姓名的“绿头签”捧呈御案，他便跪下行礼。 
　　两宫太后等他磕完头，抬起脸时，细细端详了一番，才由慈禧太后发问：“你是翁心存的儿子吗？” 
　　“是。” 
　　“翁同书是你什么人？” 
　　“是臣长兄。”翁同和答道，“现在甘肃花马池，都兴阿军营效力。” 
　　“那个翁曾源呢？可是翁同书的儿子？” 
　　“是。” 
　　“叔侄状元不容易。”慈安太后问，“你放过外缺没有？” 
　　“臣前于咸丰八年奉旨派任陕西乡试副考官，此外未曾蒙放外缺。” 
　　“噢，噢！”慈安太后似乎想再说一两句什么，却又象找不出话，只这样点着头，转脸去看慈禧太后，是示意她接下去问。 
　　“你在家读些什么书？” 
　　这话很难回答，因为有些书名说出来，两宫太后未必知道，想一想，提了些《朱子大全》、《纲鉴易知录》之类，宫中常备的书。 
　　“现在派你在弘德殿行走，你要尽心教导。”慈禧太后说，“李鸿藻在军机上很忙，皇帝的功课，照料不过来，全靠你多费心！” 
　　这番温谕，使得翁同和异常感激，便又免冠磕头：“臣才识浅陋，蒙两位皇太后格外识拔，深知责任重大，惶恐不安，唯有尽心尽力，启沃圣心，上报两位皇太后的恩典。” 
　　“只要尽心尽力，没有教不好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喊一声：“皇帝！” 
　　坐在御案前的小皇帝，把腰一挺，双手往后一撑，从御榻上滑了下来，行动极快，似要倾跌，醇王急忙上前扶住。 
　　“你要听师傅的话，不准淘气。”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问： 
　　“听见我的话没有？” 
　　侍立在御案旁的小皇帝答道：“听见了。” 
　　看看两宫太后别无话说，醇王便提醒翁同和说：“跪安！” 
　　等跪安退出，翁同和把奏对的话回想了一遍，暗喜并无差错。于是转到懋勤殿，弘德殿行走人员都以此为起坐休息之处，只见着了徐桐，寒暄数语，告辞而去。 
　　为了怕两宫太后或者还有什么吩咐，同时也想打听一下召见以后，“上头”的印象如何，所以翁同和且不回家，一直到詹事府他平日校书之处息足。 
　　半夜到现在，水米不曾沾牙，又渴又饥，且也相当疲倦。坐下来好好息了一会，等詹事府的小厨房开出饭来，刚拿起筷子，徐桐来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原派进讲《治平宝鉴》的李鸿藻，在军机上学习行走，怕他忙不过来，毋庸进讲，改派翁同和承乏其事。 
　　听得这个消息他非常欣慰，这不但证明两宫太后对他的印象不坏，而且也意味着他接替了李鸿藻所遗下的一切差使。 
　　“你预备预备吧，”徐桐又说，“明天就是你的班！” 
　　明天？翁同和讶然自思，这莫非两宫太后有面试之意？等送走了客，重新拈起筷子，一面吃饭，一面思量，明天这一番御前进讲，关系重大。两宫太后面试，自然不是试自己肚子里的货色，那是她俩试不出来的，试的是口才、仪节，顶重要的是，要讲得两位太后能懂，能听得津津有味，同时仪节不错，那就算圆满了。 
　　啊！他又想：明天讲那一段呢？倒忘了问徐桐了。这也好办，到徐桐那里去一趟，细问一问，一切都可明白。 
　　估量徐桐此时必已下值回家，他家在东江米巷西口，出宫不远就到。因为有求而来，语言特别客气，问起明天讲什么？徐桐告诉他，该讲《宋孝宗与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一节。 
　　“是了！”翁同和说，“还想奉假《治平宝鉴》一用。” 
　　听这一说，徐桐面有难色，但终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取出一个抄本来，郑重交付：“用完了即请掷还，我自己也要用。” 
　　翁同和虽觉得他的态度奇怪，依旧很恭敬地应诺，然后又细问了礼节，起身告辞。 
　　送到门口，徐桐说道：“叔平，你去看了艮老没有？” 
　　这一下倒提醒了他，“这就去！”他说。 
　　“礼不可废！”徐桐点点头，“弘德殿虽不比上书房有‘总师傅’的名目，不过艮老齿德俱尊，士林宗镜，在弘德殿自然居首，连醇王也很敬重的。” 
　　“是，是，”翁同和连声答应，心里有些不明白，他这番话到底是好意指点呢，还是为“师门”揄扬？但也不必去多问，反正在礼貌上一定少不得此一行。于是吩咐车伕：“到倭中堂府里去！” 
　　一见了“艮老”，他以后辈之礼谒见。倭仁的气象自跟徐桐不同，颇有诲人不倦的修养，大谈了一番“朱陆异同”，又批评了王阳明及他的门弟子，然后又勉励翁同和“力崇正学”，意思是今后为皇帝讲学，必以“程朱”为依归。 
　　这一谈谈了有个把时辰，话中夹杂了许多“朱子语录”中的话头，什么“活泼泼地”之类。翁同和虽然规行矩步，往来的却都易些语言隽妙的名士，从不致如魏晋的率真放诞，却尊崇北宋的渊雅风流，所以觉得“艮老”的话，听来刺耳，但仍旧唯唯称是，耐心倾听着。 
　　回家已经不早，而访客陆续不绝，起更方得静下来预备明日进讲。打开借来的那册《治平宝鉴》，见是抄得极大的字，有许多注解，不少注解是多余的，因为那是极平常的典故，莫说翰林，只要两榜出身的进士，谁都应该懂得。 
　　怪不得他不肯轻易出示此“秘本”！大概也是自知拿不出手。翁同和对徐桐算是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看完该进讲的那一篇，又检宋史翻了翻，随即解衣上床，但身闲心不闲，翻来覆去睡不着。到得刚有些怡适的睡意，突然听得钟打四下，一惊而起，唯恐误了进宫的时刻。 
　　进宫到了懋勤殿，倭仁、徐桐，以及教授《国语》——满洲话，地位次于师傅，称为“谙达”的旗人奕庆，都比他早就到了。 
　　翁同和是第一次入值，一一见礼以外，还说了几句客气话，刚刚坐定下来，只见安德海疾步而来，一进懋勤殿便大声说道：“传懿旨！” 
　　大家都从椅上起身，就地站着，翁同和早就打听过的，平日两宫太后为皇帝的功课传旨，不必跪听，所以他也很从容地站在原处。 
　　“两位皇太后交代，今天皇上‘请平安脉’，书房撤！”安德海说完，就管自己走了。 
　　于是奕庆告诉他，小皇帝因为感冒，已有十几天没有上书房。就是平日引见，原来总要皇帝出来坐一坐的，这一阵子也免了，那天召见翁同和，是因为要见一见师傅的缘故，所以特为让小皇帝到养心殿。 
　　这也算是一种殊荣，翁同和越觉得自己的际遇不错。进讲还早，正好趁这一刻闭目养神。他的记忆力极好，闭着眼把今天要讲的那一节默念了一遍，只字无误，几乎不须看本子也可以讲了。 
　　到了九点钟叫起。这天是六额驸景寿带班，进殿行了礼，开始进讲。是仿照“经筵”的办法，讲官有一张小桌子，坐着讲，陪侍听讲的恭王，特蒙赐坐，其余的便都站着听。 
　　等讲完书，两宫太后有所垂询，便要站着回答了，慈禧太后先问：“宋孝宗是宋高宗的儿子吗？” 
　　“不是。”翁同和回答。 
　　“那他怎么做了皇帝了呢？” 
　　宋孝宗如何入承大统，以及宋朝的帝系，由太宗复又回到太祖一支，情形相当复杂，一时说不清楚。翁同和略想一想，扼要答道，“宋高宗无子，在宗室中选立太祖七世孙，讳眷为子，就是孝宗。”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又问：“他的庙号叫孝宗，想来很孝顺高宗？” 
　　这话就很难说了，反正说皇帝孝顺太上皇总不错，翁同和便答一个：“是！” 
　　“那宋孝宗，”慈安太后开口了，“可是贤主？” 
　　这一问在翁同和意料之中，因为平日也常听人谈进讲的情形，慈安太后对历代帝王，类皆茫然，要问他们的生平也无从问起，只晓得问是“贤主”还是“昏君”。 
　　“宋室南渡以后，贤主首推孝宗，聪明英毅，极有作为，虽无中兴之业，而有中兴之志。”翁同和停一停接下去说：“譬如陈俊卿，本是很鲠直的臣子，孝宗能容忍，而且能够用他。倘非贤主，何能如此？” 
　　“嗯，嗯！”两宫太后都深深点头，不知是赞成宋孝宗的态度，还是嘉许翁同和讲得透彻？ 
　　不论如何，反正这一次进讲，十分圆满。事后翁同和听人说起，两宫太后曾向恭王和醇王表示，翁同和讲书，理路明白，口齿清楚，“挺动听的”。 
　　等小皇帝病愈入学，翁同和也是第一天授读，先以君臣之礼叩见皇帝，皇帝以尊师之礼向他作了个揖。然后各自归座。师傅是有座位的，教满洲文的“谙达”却无此优待，只能站着，或者退到廊下闲坐。 
　　等一个授读的是倭仁，他教尚书。翁同和冷眼旁观，只见小皇帝愁眉苦脸，就象在受罪——本来就是受罪，十岁的孩子，怎能懂得三代以上的典谟训诂？倭仁在这部书上，倒是有四十年的功夫，但深入不能浅出，他归他讲，看样子小皇帝一个字也没有能听得进去。 
　　接着是徐桐教大学、中庸，先背熟书，次授生书。读完授满文。这是所谓“膳前”的功课。小皇帝回宫传膳，约莫半个时辰以后，再回懋勤殿读书。 
　　“膳后”的功课才轮到翁同和。等他捧书上前，小皇帝似乎精神一振，这不是对翁同和有什么特殊的好感，而是对他所上的书有兴趣。这部书叫《帝鉴图说》出于明朝张居正的手笔。辑录历代贤主的嘉言懿行，每一段就是一个故事，加上四个字的题目，再配上工笔的图画，颇为小皇帝所喜爱。 
　　未曾上书，翁同和先作声明：“臣是南方人，口音跟皇上有点儿不同，皇上倘或听不明白，尽管问。” 
　　“我听得懂。”小皇帝问道，“你不是翁心存的儿子吗？” 
　　翁同和赶紧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是！” 
　　“你跟你父亲的声音一样，从前听得懂，现在自然也听得懂。” 
　　这话不错！倒显得自己过虑，而小皇帝相当颖悟。这使得翁同和越有信心，把书翻开来说：“臣今天进讲‘碎七宝器’这一段。” 
　　小皇帝翻到他所说的那一段，不看文字，先看图画，见是一位状貌魁梧的天子，拿着一把小玉斧，正在砸那“七宝器”。随即指着图上问道：“这是什么玩意？” 
　　所谓“七宝器”是一把溺器，但御前奏对，怎好直陈此不雅之物？翁同和颇为所窘，只好这样答道：“等臣讲完，皇上就明白了。” 
　　于是翁同和讲宋太祖平蜀的故事，说后蜀孟昶，中年以后，如何奢靡，以致亡国。当他被俘入宋，蜀中的宝货，尽皆运到开封，归于大内。宋太祖发现孟昶所用的溺壶都以七宝装饰，便拿来砸碎，说蜀主以七宝装饰此物，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此，不亡何待？ 
　　那不雅之物在讲书中间，说出来不觉碍口，故事本身的趣味，加上翁同和讲得浅显明白，小皇帝能够始终专心倾听，而且能够提出许多疑问，什么叫“七宝”？为什么宋太祖手里常拿一把“柱斧”？翁同和一一解答清楚。这课书上得非常圆满。 
　　当天宫里就知道了，翁同和讲书讲得好。两宫太后自然要问小皇帝，翁师傅是怎么个情形？他把“碎七宝器”的故事讲了一遍，有头有尾，谁都听得明白。这就是翁同和讲书讲得好的明证。 
　　不过小皇帝最亲近的还是李鸿藻，启蒙的师傅，感情自然不同。他一直记得在热河的那一年，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惶恐的脸和令人不安的窃窃私议，在谈“奸臣”肃顺，随时都好象有大祸临头，只有在书房里跟李鸿藻在一起，他才能安心。这是什么道理？他从来没有想过，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只有见了李鸿藻的面，他才比较高兴。 
　　而李鸿藻少到弘德殿来了！小皇帝常有怏怏不足之意。等过了年，越发受苦，慈禧太后认为他已过了十岁，快成“大人”了，读书应该加紧，面谕总司弘德殿稽查的醇王，皇帝上书房，改为“整功课”。 
　　整功课极其繁重，每天卯初起身，卯正上书房，初春天还未明。读生书、背熟书、写字、默书、温习前两天的熟书。最要命的是默写尚书，半天想不起来，急得冒汗，连别的师傅都觉得于心不忍，而倭仁只瞪着眼看着，从不肯提一个字。此外还要念满洲文。除却回宫进膳那半个时辰以外，一直要到午后未时，功课才完。小皇帝没有一天不是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偶尔一天轻松些，想说几句开心的话，或者画个小人儿什么的，立刻便惹出师傅一番大道理。 
　　也许比较舒服的是生病的那几天，生病不舒服，但比起上书房来，这不舒服还是容易忍受的。 
　　两宫太后对小皇帝的身体不好，自然也有些忧虑，但这话不能向臣下宣示，怕会引起绝大的不安。每次逢到翁同和一进讲，也都会问起皇帝的功课。又说他易于疲倦，胃口不开，太医院开了什么药在服。翁同和有些知道，是功课太繁重的缘故，但是决没有那个师傅敢于提议减少功课，而况他在弘德殿又是资望最浅的一个。翁同和只有自己设法鼓舞小皇帝读书的兴趣，遇到他心思阻滞不通，念不下去时，或者改为写字，或者让他下座走一走。这倒有些效果，但靠他一个这么办，无济于事。 
　　小皇帝终于得到了三天的假期，那是他生日的前后三天。文宗的山陵已安，宫中庆典可以略微恢复平时的盛况了，慈禧太后答应在重华宫给他唱两天戏，好好让他玩一玩。 
　　扫兴的是军机大臣上出了缺，万寿节的前一天，曹毓瑛积劳病故。慈禧太后对于补一个军机大臣，自然比替小皇帝做生日看得重，连日召见恭王，也不断跟慈安太后谈论大臣的调动，不免冷落了小皇帝。 
　　有件事使他高兴的，张文亮告诉他，“李师傅升了官了！”，去掉了“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学习”字样，也可以说是升了官。新补的军机大臣，象焦佑瀛、曹毓瑛一样，是由“达拉密”超擢，这个人叫胡家玉，江西人，道光二十一年的探花，照例授职编修，而入翰林再来当军机章京，却是很罕见的事。 
　　曹毓瑛另外空下来的一个缺，兵部尚书由左都御史董恂调补。于是左都御史，户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连带调动，引见谢恩，都要小皇帝出临，越发加重了他的负担。 
　　于是小皇帝的精神和脾气，都越来越坏了。而师傅和谙达，偏又各有意见和意气，徐桐一向依傍倭仁，在翁同和面前，却又对倭仁大为不满，说小皇帝的功课耽误在他手里。谙达则以急于想有所表现，而且认为改“整功课”所加的都是汉文的功课，颇有不平之意，因此加多了教满洲语的时间，常常费时六刻——一个半钟头之久，连带迟延了传膳的时刻，两宫太后不能不枵腹等待。 
　　听得小皇帝常有怨言，慈禧太后还以为他“不学好，不长进”，慈安太后却于心不忍。正好醇王对此亦有所陈奏，于是商定了改良的办法，由两宫太后面谕李鸿藻传旨，满洲语功课改在膳后，时间亦不必太长，同时希望李鸿藻能抽出工夫来，常到书房。 
　　说也奇怪，只要他到弘德殿的那天，小皇帝的功课就会不同，倦怠不免，却能强打精神，顺顺利利地读书写字。只是刚有些起色，李鸿藻因为嗣母得病告假，接着又以天热亢旱，小皇帝在大高殿祈雨中暑，整整闹了个把月的病，一直过了慈安太后的万寿，到六月底才上书房。李鸿藻传懿旨，眼前暂且温习，到秋凉再授生书。 
　　未到秋凉，出了变故，李鸿藻的嗣母姚太夫人病殁，因为是军机大臣，而且圣眷正隆，一时吊客盈门。李鸿藻一面成服，一面报丁忧奏请开缺。两宫太后看见这个折子，大为着急，弘德殿实在少不得这个人，便召见恭王和醇王，商量变通的办法。 
　　接着便由醇王带领，召见倭仁、徐桐和翁同龢。慈禧太后温言慰谕，说皇帝的功课，宜于三个人轮流更替，不必专定一个人上生书。显然的，这是专指倭仁而言，接下来便索性挑明了说。 
　　“倭仁年纪也太大了。朝廷不忍劳累老臣，以后在书房，你可以省一点儿力！” 
　　“是！”倭仁免冠磕头，表示感激两宫太后的体恤。 
　　“至于李鸿藻丁忧，”慈禧太后说道，“不必开缺！让他百日以后，仍旧在书房当差，这一阵子你们三个，多辛苦一点儿。”这番宣示，出人意外，倭仁随即答道：“奏上两位太后，父母之丧三年，穿孝百日，于礼不合。” 
　　“国有大丧，也是这样，也没有谁说于礼不合。” 
　　“人臣之礼，岂敢妄拟国丧？” 
　　慈禧太后语塞，便问徐桐和翁同和：“你们两个人倒说说！” 
　　明知事贵从权，但谁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徐桐磕头不答，翁同和便说：“臣所见与大学士倭仁相同。” 
　　事情谈不下去了，慈禧太后便示意醇王，让倭仁等人跪安退出。翁同和随即又到李家代为陪客，同时把召见的情形告诉了李鸿藻，要看看他本人的意思，倘或李鸿藻心思活动，他就犯不着像倭仁那样固执了。 
　　“此事万万不可！”哭肿了眼睛的李鸿藻，使劲摇着头说。 
　　一回家便听门上告诉他说：“军机上徐老爷来过了。”接过名帖来一看，上面的名字是“徐用仪字小云”。翁同和知道这个人，籍隶浙江海盐，是个举人，考补军机章京以后，颇得恭王的赏识，兼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跟翁同和平日绝少往来，突然相访，必非无因。当时就想去回拜，但累了半天，一时懒得出门，且先静一静再说。 
　　不久倭仁遣人送了封信来，约他明天一早在景运门相见，有事商议，这当然是为了李鸿藻的事。这时翁同和才想到，徐用仪的见访，大致亦与此有关，必得跟他见个面，问一问清楚。 
　　到了徐家，恰好徐用仪正要派人来请。见面并无寒暄，徐用仪告诉他，是转达恭王的邀约，请三位师傅明早入宫商谈此事。话中又透露，慈禧太后是怕醇王的力量还不够，特地命恭王出面斡旋。 
　　翁同和心里颇有警惕，这件事看起来是个很大的麻烦，同在弘德殿行走，无法脱身事外。李鸿藻以孝母出名，不肯奉诏的决心已很明显，而两宫太后挽留他的意思又极为殷切，其间如何是调停之计？将来不说，照眼前这样子，恐怕先已就招致了醇王的不满。慈禧太后命恭王出面，对总司照料皇帝读书事宜的醇王来说，是件很失面子的事，倘或迁怒，必是怨到倭仁、徐桐和自己头上。 
　　那该怎么办呢？他心里在想，好在自己资望最浅，只要少说话，视倭仁的态度为转移，便获咎戾，亦不会太重。打定了这个主意，才比较安心。 
　　第二天依旧是入直弘德殿的时刻，翁同和便到了景运门，借御前侍卫的直庐坐候。不一会倭仁和徐桐结伴而至，谈不了三、五句话，军机处的一个苏拉来说，恭王请他们在养心殿廊下相会。等他们一到，恭王、宝鋆和胡家玉接着便来，除掉文祥在关外剿马贼，李鸿藻居丧在家，全班枢臣都在这里了。 
　　大家就站在走廊上谈话，“两位太后说，留李鸿藻实在是皇帝的功课要紧，有不得已的苦衷，面谕由军机上与侍读诸臣斟酌。”恭王说到这里，便把手上拿的文件，递给倭仁： 
　　“艮翁你看，这是我让他们从旧档里面找出来的。” 
　　两件都是有关夺情的诏旨，一件是雍正四年，文华殿大学士朱轼丁父忧；一件是乾隆二十三年刑部侍郎于敏中丁本生母忧。这两案的经过，倭仁都知道，随即答道：“于敏中先丁本生父忧，归宗侍服，逾年复起署刑部侍郎，又以嗣父病殁，回籍治丧。不久，又丁本生母忧，于敏中隐匿不报，为御史朱嵇所参劾，责他两次亲丧，矇混为一。纯庙特旨原宥，此是恩出格外，与诏令夺情不同。且于敏中贪黩营私，辜恩溺职，纯庙晚年，深悔错用其人，为盛德之玷。乾隆五十一年拿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六十年又削其轻车都尉世职。祖宗勇于补过，仰见圣德如天。如于敏中者，热中利禄的小人，又何足道哉？” 
　　“那么朱文端呢？”宝鋆提出质问：“清德硕望，一时无两。纯庙御制诗中，称之为‘可亭朱先生’而不名。难道不足为法？” 
　　朱轼谥文端，他不但是一代名臣，而且精研礼记，亦是一代经师，立身处世自然循规蹈矩。他的奉诏夺情，留任办事，确有其不得不“夺”其“情”的原因。 
　　“朱文端真是大儒！”倭仁慢吞吞地答道：“他雍正四年丁内艰，那时正襄助怡贤亲王，经营畿辅水利，此是关乎亿万生灵祸福的大事，不能不移孝作忠，当作别论。” 
　　“皇上典学，弼成圣德，难道不是大事？” 
　　“当然是大事。但此大事，与当时非朱文端不可的情形有别，当时朱文端治畿辅水利，倘或因循敷衍，半途而废，则九城滔滔，化帝京为泽国，那成何体统？”倭仁说到这里，转过脸来，看着徐、翁二人：“荫轩、叔平，你们亦何妨各抒所见！” 
　　“古人墨绖从军。” 
　　“唉！”徐桐刚开了个头，便让宝鋆打断。对他来说，倭仁是前辈，徐桐和翁同和是后辈，此时正好借对后辈措词，可以比较率直的话来驳前辈：“明朝那些迂腐方严的习气，往往不中事理，想来诸公必不出此！”他停了一下，索性说痛快话，“什么礼不礼的，都是空谈。今天只问诸公之意，是愿与不愿？” 
　　他的态度武断，而语意暧昧难明，“愿与不愿”是指谁而言呢？难道是说眼前的这三个人不愿意李鸿藻在弘德殿行走？ 
　　这不是诬人忒甚了吗？ 
　　正这样踌躇着不知如何表明态度时，宝鋆自欺欺人地对恭王说：“好了，他们三位都无异议，可以入奏了！” 
　　这一入奏，便又发了一道上谕，除了重复申言皇帝的功课重要，以及“机务殷繁，尤资赞画”以外，特再温谕慰勉：“第思该侍郎，哀痛未忘，不得不稍示区别，前有旨令朝会不必与列，尚不足以示体恤，李鸿藻着遵照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谕旨，二十七月内不穿朝服，不与朝会筵宴；遇有祭祀典礼咸集之处，均无庸与列。该侍郎当深感朝廷曲体之情，勉抑哀思，移孝作忠，毋得再行陈请，以副委任。” 
　　李鸿藻又何能不再“陈请”？但如果仍由自己出面，请吏部代奏，则不奉诏的意思，过于明显，怕两宫太后心里越发不快。所以找了翁同龢来商议，他的意思是想请弘德殿的同事，代为出面陈情，比较得体。 
　　“我自然义不容辞。”翁同和答道：“就不知道倭、徐两公如何？宝佩公对我们三个，颇有成见。” 
　　“且先不谈这一层。叔平，劳你大笔，先拟个稿再说。” 
　　于是翁同和以倭仁领衔的口气，拟了个奏稿，两人斟酌妥善，由李鸿藻收了起来，自己求倭仁和徐桐帮忙。 
　　代为陈情的折子，经过倭仁、徐桐和翁同和一再斟酌，其中警句是，“欲固辞则迹近辜恩，欲抑情则内多负疚”，但接上“请仍准其终制”这句话，就变成宁可“辜恩”，不愿“内疚”，岂非独善其身，有失臣下事君之道？所以这篇文章实在没有做好，但改来改去，越觉支离，结果还是用了原来的稿子，誊正递上。 
　　第二天膳前功课完毕，养心殿的太监来传谕，两宫太后召见。 
　　到了养心殿外，依旧是醇王带班，他的脸色非常难看，悻然地，好象吃了绝大的哑巴亏，大家都明白，他是为了什么不满。 
　　等召见时，颇有御前对质的意味。垂帘玉座，本在东暖阁坐东朝西，此时与军机大臣一起召见，南面是恭王、宝鋆和胡家玉，北面便是弘德殿行走三臣。两宫太后的神色，也是迥异平时，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 
　　慈禧太后面前展开一道奏折，她指一指问道：“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个折子？你们是不体谅上面的苦衷，还是另有缘故？” 
　　“臣等依礼而言。”倭仁这样回答。 
　　“那里可以事事拘礼？”慈禧太后说，“象垂帘，难道也是礼吗？” 
　　以垂帘亦是非礼来作譬仿，这话相当坦率，更可见出两宫太后挽留李鸿藻的诚意，倭仁讷讷然，好久都无法说出一句答语来。 
　　“我们姊妹难道不知礼？不过事贵从权。你们只拚命抱住一个礼字，事情就难办了。” 
　　“是！”恭王转脸正对北面说道：“你们三位总要仰体圣怀，前后说的话为什么不同呢？” 
　　这话责备得没有道理，本来就是宝鋆一厢情愿，飞扬浮躁搞出来的麻烦，不过殿廷之上，不是作此指责的地方，倭仁正在踌躇时，宝鋆却抢在前面说了话。 
　　“此事总要局中人来劝导。”他说，“倘或反唇讥刺，岂非使人难堪？” 
　　这话尤其武断诬赖，他的意思是说倭仁等人不体谅李鸿藻，故意用一番名教上的大道理，逼得他非出此举动不可，倭仁本来拙于词令，听得这话，心里生气，话越发说不俐落了。 
　　“臣等岂不愿李鸿藻照常入直，俾臣等稍轻负担。”徐桐翼言声辩，“无奈李鸿藻执意甚坚，苦劝不从。决无讥刺之意。” 
　　“那么，你们怎么替他代奏呢？” 
　　慈禧太后这句话很厉害，问得徐桐哑口无言。倭仁便接着徐桐的意思说道：“圣学关系甚重，李鸿藻侍读，颇为得力，臣等亦望李鸿藻回心转意，只是亲见该侍郎哀痛迫切，势处万难，是以代为陈请，并无他意。” 
　　“你们也该替朝廷设想，朝廷不也是势处万难吗？” 
　　太后用这样的语气质问，臣下根本无话可答，一时形成僵局，于是慈安太后以解围的姿态说道：“这样吧，你们依旧劝一劝李鸿藻，顾念先帝，就让他自己委屈些！” 
　　“是！”倭仁答道：“臣等遵懿旨办理。” 
　　跪安起身，醇王带出殿外，走到门前他终于忍不住说了：“你们也该跟我商量商量，不管怎么样，我总领着稽查弘德殿的差使。象这样的事，我竟丝毫不知，你们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过得去吗？” 
　　倭仁在生闷气，根本不理他的话，回到懋勤殿，愤愤地说了句：“宝佩蘅可恶，亏他还是翰林！” 
　　“现在该怎么办呢？”徐桐问。 
　　“你们两位劳驾到兰荪那里去一趟吧！”倭仁说，“我是无法启齿的。” 
　　“是呀！”徐桐说，“出尔反尔，现在变得我们局外人进退失据了。” 
　　各人都有一腔无从诉说的抑郁，此事便没有再谈下去。到了晚上，翁同和总觉得不能放心，细想一想，还是得把这天的情形去告诉李鸿藻，万一第二天再召见，问起来也有个交代。 
　　到了李家，李鸿藻首先就表示歉意，这就可以知道，慈禧太后的诂责，他已经得到消息了，接着他便拿出一道“六行”来。只见上面是这样责问：“倭仁等既以夺情为非礼，何妨于前次召见时，据实陈奏，乃尔时并无异议，迨两次降旨慰留后，始有此奏，殊不可解！”接着并引用倭仁和徐桐在这天上午面奏的话说：“是倭仁等亦知此次夺情之举，系属不得已从权办理。想中外大小臣工，亦必能共谅此意。李鸿藻当思圣学日新，四方多故，尽忠即所以尽孝。前降谕旨，业已详尽，其恪遵前旨，毋得拘泥常情，再行吁恳。” 
　　“那么，”翁同和问道：“现在作何打算呢？” 
　　“此时不宜再有所陈奏。好在有一百天的工夫，到时候再说了。” 
　　翁同和心想，目前也唯有搁置的一法。便苦笑着把那道上谕交了回去。 
　　“叔平！”李鸿藻再一次致歉，“为我的事，连累你们三位，真是无妄之灾，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过我在想，倘或我如安溪相国之所为，你们一定不会再拿我当个朋友，是吗？” 
　　这话也未见得，但翁同和此时只有顺着他的意思，很认真地点一点头。 
　　“那就对了——我做得对了。” 
　　他是做对了，翁同和觉得自己这方面做得太不对，大错特错是那天在养心殿走廊上，对宝鋆的武断，应该有断然决然的表示。怪来怪去怪倭仁不善于词令，看来孔门四科，“语言”一道，着实要紧。 
　　“宝佩公确是有点儿岂有此理，难怪艮峰先生对他有微词。” 
　　“艮峰先生怎么说？”李鸿藻很注意地问。 
　　翁同和想了想，终于说了出来：“骂他可恶，说他居然也是翰林。” 
　　李鸿藻很深沉地笑了一下，“现在……，”他说，“你可以看出文博川的分量来了吧？” 
　　这话倒是真的，如果有文祥在这里，事情决不会弄得这么糟。翁同和把前后经过的情形细想一想，竟有不能相信之感。柄国的枢臣，行为如此荒唐轻率，正色立朝的大臣，望之俨然，一遇上这种事，亦竟不能据理力争。看起来还是李鸿藻最厉害。 
　　朝士的议论，亦和翁同和的想法相似，倭仁的无用，在前后三道谕旨表现得明明白白，“艮峰先生”的声望，在大家心目中，大打折扣了。 
　　相反地，李鸿藻的大节和孝思却颇得士林嘉许，物望益高，在李棠阶、祁隽藻相继下世，老辈凋零的嗟惜声中，他隐隐然成为“正学”宗师了。 
　　恭王和醇王都在担心，李鸿藻百日服满以后，未见得肯如诏谕所示，销假视事。但深宫不明外间的情形，却虑不及此，好在小皇帝对翁同和已渐渐悦服，尤其是对写字，更有兴趣，两宫太后也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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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宫多暇，喜欢热闹的慈禧太后，想起来要办一桩喜事，为公主及诸王的女儿择配。清朝的制度，王公子女的婚事，由太后决定，称为“指婚”。她第一个心愿是要为大格格荣寿公主拣一个好女婿，其次是丽贵太妃所出的荣安公主，再下来是醇王的长女和惇王的两个小女儿，年纪都到了该指婚的时候。 
　　总管内务府大臣奉了两宫太后的面谕，把满洲、蒙古的贵族子弟合于“额驸”条件的，开列了一张名单，经两宫太后核可，定期召见。懿旨一传，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是希望借此希荣固宠，愁的是齐大非偶，尚主的婚姻，每非良缘。 
　　到了九月初三，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一共是二十三个人，都是十五岁左右的少年，有俊俏的，也有蠢笨的，由御前大臣带领，一个个自报履历，听候两宫太后物色垂询。 
　　其中有少数是两宫太后所认识的，或者说是她们早就中意了的。一个是六额驸景寿的儿子一品荫生志端，他是恭王同母的姐姐，寿恩公主所出，跟大格格是嫡亲的表兄妹，生得文静好学。一个是僧王的孙子多罗贝勒那尔苏，跟志端正好相反，将门虎子，十分英武。 
　　等召见过后，两宫太后避人密议，首先谈荣安公主的婚事。 
　　慈安太后已在名单上做了记号，“这个瑞煜，我看倒挺有出息的。”她说，“就不知道什么出身？” 
　　“他是太宗的十额驸辉塞的子孙。”慈禧太后说，“原出于费英东之后，费英东是太祖爷爷手下第一位功臣。” 
　　“那，就指配给大公主吧！” 
　　慈禧对此没有意见，其实也是故意让慈安太后作主，她看中的是志端和那尔苏，要配给大格格和醇王的长女。看中志端是人才，看中那尔苏一半是门第，醇王跟蒙古第一世家结了亲，将来对她的事业有帮助。 
　　“就是这个名字不好念。”慈安太后又念了两遍：“瑞煜，瑞煜，不响亮。” 
　　“那不要紧，叫他改名字好了。” 
　　于是两宫太后商量着替瑞煜改名字，叫安德海取了本《礼记》来，选取了十来个适合取为名字的字，写成方块，拼拼凑凑好半天，拼成“符珍”二字，两宫太后都很满意。 
　　提到志端，慈安太后问道：“要不要问问六爷的意思？” 
　　“那还要问吗？” 
　　慈禧太后的意思是，他们是中表至亲，而且志端温文尔雅，读书极好，恭王得此快婿，万无不中意之理。这些，慈安太后也知道，她觉得志端样样都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身子单薄。但在此时，自然是往好的地方去想，十三岁的大格格已是亭亭玉立，长得真是个大妞儿了，十六岁的志端却还在发育之中，将来自会转弱为强。 
　　两头亲事决定了，第三个是将那尔苏指为醇王长女的额驸。接下来再为惇王挑两个女婿，一个是公爵堃林，为圣祖的外家佟国纲之后；一个是男爵恩铭，开国功臣苏拜的后人。 
　　指配停当，颁发上谕。第二天当事的贵族，都带着儿子入朝谢恩，在内廷行走的王公大臣，听得喜信，纷纷前来道贺。各宫各殿执事的太监和苏拉，则是抱着看新郎官的心情来看额驸，把个王公朝房，挤得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深宫之中，也是如此，惇王和醇王的福晋，都带着女儿来向两宫太后谢恩，恭王福晋也来了，表面欢欣，内心不以为然，她和恭王与慈安太后的心思相同，觉得志端的身子单薄，怀有隐忧。但木已成舟，只好什么话都不说，甚至也不敢问一问大格格，她对慈禧太后的安排，可觉得称心？怕一问问出麻烦来。 
　　真是“知女莫若母”，大格格对她的这位表兄，并不欣赏，嫌他瘦弱无丈夫气，不过她极懂事，心中委屈，在场面上不肯显露，唯有暗中垂泪而已。 
　　小皇帝却不知她的心事。他跟两个姐姐的感情极好，但相处的态度不同，对荣安公主，有时要欺侮她，跟她拌嘴，对大格格却是服服帖帖，有了不痛快的事，总找她去细诉，从她那里得到抚慰。因此一听说礼部已在筹办“荣寿公主厘降事宜”，不久就要出宫下嫁，心里顿觉慌慌地好象失落了什么，急急忙忙要去看大格格。 
　　十一岁的小皇帝也颇懂人事了，心里虽依依不舍，却也知道不宜说那些伤心的话。看见大格格在绣花，便取笑着说： 
　　“嗨，给你自己办嫁妆是不是？” 
　　大格格不理他，把脸绷得如绣花绷子上那块软缎一样地紧，站起身来叫了声：“皇上！”坐下来接着说道：“你看看，这色儿是谁用的？” 
　　那块软缎是明黄色，只有太后和皇帝才能用。大格格的服色赏用金黄，小皇帝是知道的，再细看绣的花样是一条火红色的龙，越发明白，惊喜地喊道：“啊，是我的！” 
　　他生在咸丰六年丙辰，生肖属龙，又听徐师傅讲过五行之说，丙丁为火，所以他要大格格替他做一个书包，指定绣上火红色的龙。这话说了有几个月，他自己早已置诸脑后，大格格却不曾忘记。 
　　“你别跟我搅合！”大格格拈起针说，“快完工了！” 
　　“我不闹。”小皇帝问道，“我坐在你旁边看行不行？” 
　　“那你就乖乖儿坐着！” 
　　小皇帝听她的话，乖乖地坐在一旁，瞅着大格格好半天不说话，他心里空落落地，说不出的不得劲，初次领略到离愁的滋味，却不知道这就叫离愁。 
　　大格格先没有理他，只低着头管自己绣花，等发觉好半天没有动静，不免奇怪，抬起头来看见小皇帝两眼直勾勾地只发愁，越觉诧异，“怎么啦？”她问。 
　　“说你要成亲了！是不是？”他答非所问地。 
　　大格格有些窘，也有些恼：“怎么想起来问这么一句话？” 
　　她问：“谁说的？” 
　　“张文亮。” 
　　“你听他瞎说。” 
　　“六额驸不是带着志端谢恩来了吗？皇额娘把他指给你，张文亮说快办喜事了，又说府第都找好了，在大佛寺后身，大佛寺在那儿啊？” 
　　“谁知道在那儿啊？”大格格蹙着眉说：“你别问了！我不爱听。”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爱听。” 
　　“我知道了，”小皇帝忽然机伶了，“一定是你不喜欢志端。” 
　　大格格让他无意间道破心事，越觉委屈，而且有些着急，怕他随口乱说，传到两宫太后耳朵里会闹出事来，赶紧拦着他说：“我的小祖宗，你少管点儿闲事行不行！谁告诉你这些话？等我查明白了，面奏太后，非处罚那一个人不可。” 
　　“没有谁告诉我。”小皇帝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想得不对！” 
　　“那你是喜欢志端哪？” 
　　“越说越好听了！”一向对小皇帝最有办法的大格格，此时大感困扰，无以应付，只好吓唬他了，站起身来装得很生气地说：“我要到长春宫去回奏，说皇上不用功念书，在这儿胡说八道欺侮我！” 
　　这一下很有效，小皇帝急忙拉住她说：“不，不！我不说了。说别的。” 
　　“好！”大格格这才坐下来，“说别的可以。” 
　　“大姐！”小皇帝想起一件事，“你跟六叔说一说，叫载澂跟我在一块儿念书。” 
　　“我不去说。” 
　　“为什么？” 
　　“载澂不学好，不能让他跟皇上在一起。”大格格又说，“而且说了也没有用，这得有懿旨才行。” 
　　“那，那你跟皇额娘求一求。” 
　　“为什么要我去求？又不是我的事。” 
　　小皇帝觉得她的话说得不对，却不知怎么驳她？就这时一名宫女来说：“请皇上启驾吧！长春宫传膳了。” 
　　于是小皇帝坐着软舆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一起用膳，同时要把这一天的功课作个交代。慈禧太后也常有许多话问。 
　　每一问到功课，小皇帝先就心慌，功课太多，常常摸不着头绪，回答得慢些，慈禧太后便会沉下脸来。这样心越慌，口中便越迟钝。安德海又每每在一旁讨好太后，装出那异常忠心的样子，苦苦劝小皇帝要记着太后的话，少嬉戏、多用功，而就在这些谏劝中，透露了小皇帝许多淘气的举动，变成火上加油，更惹太后生气。因此，小皇帝恨极了安德海，不止一次跟张文豪说：“等我大了，一定要杀小安子！”这些话，也不仅张文亮一个，伺候皇帝的小太监，无不知道。只是张文亮和总管太监深知这话一传到安德海耳朵里，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会兴起一场层层追究，株连甚广的不测之祸，所以严厉告诫，不准乱说，否则就一顿板子打死！是这样硬压着，才得把安德海瞒住。 
　　这一天在膳桌上问功课，小皇帝先把翁同和教的几首唐诗，念得琅琅上口，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再问到别样就不大对劲了，她心里明白，关键还是在师傅的教法如何。算一算日子，李鸿藻穿孝百日快满了，要早早传谕，让他遵旨销假。 
　　心里是这样在想，但第二天召见军机，竟没有工夫来谈此事，这一阵子的大事特别多，主要的还是在军务方面。陕西的回乱，杨岳斌没有处理得好，特地调了刚在广东肃清了洪杨残余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接替，腾出来的那个缺，由吴棠调补。但是，依然象放了两广总督一样，他还不能到任。因为曾国藩剿办捻军，虽已定下以静制动的宗旨，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驻兵，另外筑长墙、置栅栏，沿黄、运两河，分段防守，这样“长围圈制”，使得捻军处处碰壁，不能如以前那样旋风似地卷来卷去，但出没不定，遽难扑灭。吴棠的那个漕运总督，在防务吃紧之时，一时难以交卸，就无法到福建去接那有封疆的总督。 
　　为了这个缘故，慈禧太后心里很不痛快，加以有些御史，对曾国藩的师老无功，不断有所弹劾，所以她曾跟恭王提过，不妨另易主帅。可是捻军正在作困兽之斗，自山东沿黄河南岸窜至河南，在荣泽地方，决堤二十余丈，官军一面要堵塞缺口，一面要追击捻军，搞得手忙脚乱。但总算打了个大胜仗，捻军的四大股被击溃了，张总愚一股窜入陕西，任柱、赖汶光两股回窜山东，还有个牛老洪死在乱军之中，所部星散。 
　　现在是到了易帅的时刻。朝廷如此想，曾国藩却也有此打算，上了一个奏折告病，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缺，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愿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同时有个附片，说是“剿捻无效，请将臣所得封爵，暂行注销。”字里行间，看得出有满腹牢骚。而就在这时候，改调了湖北巡抚的曾国荃，以极严厉的措词，参劾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贪庸骄蹇，还牵涉到新任军机大臣胡家玉，说他上年出差经过湖北时，受了官文的贿，而官文所行的贿，是提了粮台上的公款。 
　　慈禧太后虽未见过曾氏兄弟，对他们的性情却很了解。曾国藩虽失之迂缓，但老诚谋国，谦退谨慎，仅止于偶有牢骚，曾国荃却不象他老兄那样有涵养，奏劾官文正所以表示他和湘军的不服气，在他那个折子以外，仿佛可以听到这么一句话：“象官文那样的饭桶，也没有好好打过一天仗，凭什么也得一个伯爵？” 
　　意会到此，慈禧太后反觉歉然。同时也了解到这是一个不可疏忽的麻烦，处理不善，不说激起兵变，至少也会影响士气。所以在把曾国荃的折子发下去时，特地亲手封缄，批了“恭亲王开拆”的字样，表示是要他亲自处理的密件。 
　　这天召见军机，预先传谕，只召恭王一个人进见。此是所谓“独对”，恭王心里有数，带着曾国荃的那个奏折，也盘算好了两个办法，看上头的意向，择一回奏。 
　　“曾国荃那个折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慈禧太后先这样问。 
　　“现在也难以揣测。”恭王很谨慎地答道，“官文虽然因人成事，到底还能持大体。不过驭下不严，也是有的。” 
　　“怎么的驭下不严？” 
　　“他宠…　。”恭王想说：他宠一个姨太太，凡事听她作主。话到口边，想起大犯忌讳，立即顿住，改口说道：“宠一个门丁、一个厨子，这两个人不免招摇。” 
　　“曾国荃参官文，说他是肃顺一党。”慈禧太后很认真的问：“可有这话？” 
　　“那个厨子就是肃顺荐的。” 
　　“怪不得他那厨子那么可恶！这得查办。” 
　　“是。”恭王答道：“督抚不和，是一定要派大员查办的。” 
　　“派谁呢？” 
　　照正常的例规，因为官文的官爵特高，至少也该派一个协办大学士，但这一来便很明白，被查办的一定是官文，会引起许多惊扰。因此恭王说明理由，建议派刑部尚书绵森、户部侍郎谭廷襄到湖北。慈禧太后同意了。 
　　“胡家玉呢？是怎么回事？” 
　　“臣已经找他来问过。他承认收了官文送的二千两程仪，说是先不肯收，后来官文告诉他，并不是私下送的，是提的公款，好让他沿途雇车马，犒赏夫役。” 
　　“不论私下也好，公款也好，反正是受贿！他这样子，在军机上也叫人看不起。” 
　　“是！”恭王看慈禧太后的态度随即答道：“臣请旨，是不是叫胡家玉先退出军机？”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征询慈安太后的意见，她也认为胡家玉以退出军机为宜，说是：“这也算给曾国荃一个面子。不过，也别太过分了。该叫他明白回奏——到底不过二千两银子。” 
　　这一案有了结果，接着便谈曾国藩自请开缺的那个奏折。 
　　这时又是慈安太后先开口，“我有点儿不明白，曾国藩为什么连他那个爵位都不要了呢？”她以微带忧虑的声音说，“我总觉得他这一次的折子，说的话跟以前不同，仿佛心里挺不舒服似的。六爷，你说是不是呢？” 
　　“太后圣明！”恭王以颂扬的语气答说，“曾国藩是有点儿闹意气。” 
　　“这不象他的为人呀！咱们得好好儿想一想，有什么委屈他的地方没有？把好人逼急了，会出乱子！” 
　　慈安太后这句话，说得恭王悚然心惊，慈禧太后却大不以为然。不是为了“出乱子”这三个字：“也不能说是朝廷逼他，更不能说是委屈他！东南几省，都付托在他手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能说委屈他吗？” 
　　看她有些负气的样子，恭王觉得不安，深恐两宫太后生意见，他夹在中间为难。于是赶紧把话岔了开去，“臣请懿旨，” 
　　他说，“曾国藩自请注销封爵，应无庸议。” 
　　“那当然。”慈安太后显示了极好的风度，神色自若地看着慈禧太后说，“趁这儿没有外人，咱们平心静气，好好儿商量一下。” 
　　“是呀！”慈禧太后也发觉自己失态了，带些忸怩地微笑着。 
　　“我看，咱们先得想一想，到底曾国藩还能用不能用？”慈安太后旋即补充：“我是说带兵打仗。如果不能再办军务，他还可以干别的。曾国藩的长处不是很多吗？” 
　　恭王很佩服她的看法，而且颇有惊异之感，想不到平日婆婆妈妈，似乎不大明白外事的人，会提纲挈领，抓住局势的关键。“为难的正是这一层，”他一面深深点头，一面答道：“竟看不出来，曾国藩还能不能带兵打仗？说他师老无功吧，现在‘长围圈制’的法子也见效了。” 
　　“不错！”慈禧打断他的话说，“曾国藩就是能稳得住，得有个人帮他，从前是他弟弟，现在是他门生。既然他力保李鸿章，就叫李鸿章接钦差大臣的关防好了。” 
　　“那么曾国藩呢？”慈安太后很快地又说：“让他到京里来一趟吧！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个主意好！”慈禧太后欣然附和。 
　　“是！”恭王心里在想，曾国藩如能内用，可以抵销倭仁的滞而不化，对于洋务的开展，大有裨益，照这个打算，便不宜让他回任，所以这样答道：“既然曾国藩来京陛见，一时不便开钦差大臣的缺，可否让李鸿章暂时署理？” 
　　两宫太后都同意他的办法。恭王退了出来，随即拟上谕进呈，同时找了宝鋆来，把派绵森和谭廷襄到湖北查案，以及叫胡家玉退出军机的决定告诉了他。 
　　宝鋆有些惊心！一个是大学士，一个是军机大臣，处置如此严厉，不免骇人听闻，因而建议，不必下明发上谕。恭王一向最听他的话，依言入奏，两宫太后亦无不可。但纸包不住火，官文和胡家玉立刻就被人在谈论了。 
　　第二天两宫太后召见军机，只有恭王和宝鋆两个人。慈禧太后首先交代，李鸿藻百日将满，应该照常入值。然后商量胡家玉空出来的那个军机大臣缺，找谁来补？ 
　　从两宫太后垂帘以来，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两名汉军机大臣以地域分配，一北一南，最初是李棠阶和曹毓瑛，李棠阶是河南人，算是北方，他死后补了直隶的李鸿藻。曹毓瑛是江苏人，江西的胡家玉补了他的遗缺。现在胡家玉出了事，仍旧得找一个南方人来补他的缺。 
　　这个人很难找，又要资望够，又要操守好，而且还要谨饬自持，象潘祖荫那样，名士气味极重，座上客常满，交游甚广的人，就不适宜入参枢机。因此商量了半天，竟无结果。 
　　退朝以后，恭王亲自到李鸿藻寓所去传旨，亲王驾临，仪从甚盛，李鸿藻是早有准备的，不便再执着于礼法，便以病来推托。特地装得形容憔悴地接待恭王，自陈哀迫忧煎，精神恍惚，心跳气喘，难胜艰巨。然而谈到胡家玉的遗缺，李鸿藻却又保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左都御史汪元方，字啸庵，浙江余杭人，道光十三年的翰林，久任京官，庸庸碌碌。但正由于这个缘故，一保就准，上谕颁发，无不出于意外。 
　　两宫太后实在是很给面子了，而李鸿藻抱定主张，决不可象李光地那样贪位忘亲，所以依然哀词告病，慈禧太后颇为不悦，派宝鋆去传旨，大大地训斥了一顿，无奈李鸿藻不为所动，宝鋆也就只好据实复奏。 
　　“好在翁同和也很得力。”恭王这样劝道，“就让李鸿藻在家休养吧！” 
　　“这些人的意气，真叫人头疼！”慈禧太后忽然问道：“六爷，你知道不知道，曾国藩跟李鸿章也有意见？” 
　　恭王只知道新练的淮勇与未裁撤的湘军，势如水火，这也是曾国藩在周家口调度吃力的原因之一，却不知他们师弟之间也有意见，一时竟无从回答。 
　　“曾国藩的家眷从四月里就搬出江督衙门，回湖南去了。”慈禧太后说，“船到武昌，曾国荃留他嫂子在那里过夏。曾国藩跟郭嵩焘做了亲家，嫁女儿从船上发的轿。赔嫁只有二百两银子，曾国荃不相信，亲自打开嫁妆来看，压箱底儿的可不就是二百两银子？” 
　　恭王大为诧异，一则不知此事，再则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知道此事？正在错愕无从回答时，慈安太后开口了。 
　　“这些话都不假。唉！也难怪曾国藩心境不好。又封侯、又拜相、又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谁知道境况这么窘！” 
　　“我就不明白，曾国藩为什么把家眷搬出衙门？他以为朝廷不会叫他回任了？还是李鸿章急于想接他老师那个缺，逼得他师母待不住了呢？六爷，”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说：“朝廷不能待功臣这个样子，让曾国藩回两江！叫李鸿章去打仗，由曾国藩替他筹饷，这才是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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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两江总督回任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特授为钦差大臣的上谕，专差递到周家口时，曾国藩正在下围棋，就在棋枰边上拆阅了廷寄，他不作一声，继续打棋上的一个“劫”。 
　　午饭后一局棋是曾国藩唯一的嗜好，心越烦棋下得越起劲，然而黑白之间并不能使他忘忧，拈子沉吟时，棋枰往往变成了地图。这一条“大龙”是运河、那一条“大龙”是黄河，而着着进逼，到处流窜的是捻军。他不善于下“杀棋”，从僧王殉难以后，他更体悟出知拙善守，稳定待时的道理，然而旁观者都不以为然，包括他一手提携，认为可付以衣钵、畀以重任的李鸿章在内。 
　　现在要让李鸿章来下这局棋了！他分辨不出自己的感觉，是忧是愤，是委屈还是寒心？自己也觉得三十多年持志养气，不该有这样的不平之情，然而他用尽克制的功夫，只能拿一个“挺”字诀来应付，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于怀。 
　　“子密！”他下完了棋，问他的幕友钱应溥，“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从江宁动身跟李少荃说的话？” 
　　钱应溥自然记得，上年五月把两江总督的关防交给署理江督的李鸿章，登舟北上时，他曾说过，“决不回任！”为了表示决心，这年四月请彭玉麟派了船，把欧阳夫人送回湖南，而李鸿章也当仁不让，一心就等待真除。现在看样子有了变化，钱应溥不知如何回答？只含汉糊糊地点一点头。 
　　“少荃来接我的钦差，我依然一本初衷。”曾国藩揸开五指当作一把梳子样，理着他的花白胡须，“钦差大臣的关防，明天就派人送到徐州交少荃收领，我呢，请你仍照原意，替我拟个折稿。”说着他把上谕递了过去。 
　　钱应溥不想他真的如此固执！以他的身体，实在应该回江宁，好好休养，但是拿这些话来劝是无用的，且先依他，回头大家商议了再说。 
　　“就这样措词，”曾国藩慢慢念道：“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如果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所以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诸军军心，庶不乖古人鞠躬尽瘁之义。” 
　　“大帅！”钱应溥觉得有个说法，或者可以使他重作考虑，“钦差大臣的关防是交出去了，又不回任接督署的关防，以何作为号令？” 
　　“这话有理！”曾国藩想了想说：“有个权宜之计，先刻一颗木质关防，文曰：‘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等奉旨开了缺再截角缴销。” 
　　手中不能无印，事实上也只好如此。钱应溥拿着上谕悄悄去找曾纪鸿——曾国藩的第二个儿子，刚到营中来省亲，曾国藩原来打算第二年正月进京陛见，带着曾纪鸿一起北上。现在有了这道上谕，指明毋庸陛见，曾纪鸿因为免了老父一番长途跋涉，自然觉得欣慰。 
　　“二世兄，你慢高兴！老人家不肯回任，李少荃就来不了，事情会成僵局，麻烦大得很呢！” 
　　二十一岁的曾纪鸿楞住了，好半晌才说：“钱大哥，你知道的，老人家不准我们跟他谈公事。” 
　　“这不是公事！朝廷体恤大臣，处以善地，老人家是公忠体国，做后辈的应该有做后辈的想法。” 
　　曾纪鸿何尝不希望父亲回任？全家都是这样希望，他母亲甚至在筹划搬出督署以前，表示宁可住周家口，不必回湖南，用意就在一有回任的消息，便可半途折回。如今消息来了，岂可不苦劝一劝？ 
　　于是两人商量着约齐了幕友，一起去见曾国藩。他人虽方正，却最喜谈天说笑话，所以饭后在他卧室或书房聚谈是常有的事。谈来谈去谈入正题，你一句他一句都是劝他打消原意的话，曾国藩方始明白，大家是有所为而来的，便静静地只是听着。 
　　反复譬解的道理都说完了，他才开口：“你们的话都有理，无奈不知我的苦心。决不回任的宗旨，是我深思熟虑所定下来的，今天我的心境如何且不说，执持原意，决不是负气。子密，我刚刚自己拟了一段话，你可以把它编排在奏稿里头。” 
　　说着，他从抽屉中取出一页纸来，交给钱应溥，大家围在一起看，只见他写的是： 
　　“若为将帅则辞之，若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涉迹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臣内度病体，外度大义，轻减事权则可，竟回本任则不可。” 
　　部曲是不会窃笑的，不论湘军还是淮军，谁不知道“大帅”的为人？至于清议交议，或恐不免，然则为来为去为的是他真道学的名声。曾纪鸿心想，义正辞严的话，正面来辩，徒劳无功，得要走一走偏锋。 
　　“爸爸！”他说：“儿子觉得‘每以坚忍尽忠为法’这句话，似乎还有斟酌的余地。” 
　　曾国藩最喜欢儿子跟他谈论文字学问，虽有辩驳，不以为忤。他的教子，亦是因人而施，老二纪鸿的格局不如老大纪泽宽宏，所以每每教他，作文“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才不至于束缚拘滞”。现在明明一段说理圆满的文章，却道有瑕疵可摘，这就是平地起楼台，“笔仗使得强”，正见得他已有进境，所以欣然问道：“如何欠斟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说完，便是半望空中，慢捻胡须，大有侧耳细听的样子，这使得曾纪鸿倒有些紧张了，略想一想，大着胆说：“忧谗畏讥，似非‘坚忍’，而‘尽忠’亦不在不避艰危。朝廷为地择人，照儿子的看法，在后路筹饷，亦并不比在前方打仗容易。” 
　　曾国藩点着头笑了：“前面的意思还不错。可惜后面露了马脚。所以你须切记，”他正一正脸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以为知，立论就会站不住脚。你说朝廷为地择人，意思是要我回任去替李少荃筹饷，这就是你少不更事，说了外行话！李少荃用得着我替他去筹饷吗？” 
　　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太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出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 
　　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宫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道，“亏他怎么想出来的？难道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肥李家的人来干不可？”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拔贡出身，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道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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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 
　　这样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国藩才能欣赏重用，而鲍超的报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诚。他带兵只有八个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阵，将官在前，士兵在后，也无所谓“戎装”、“行装”，红顶子、双眼花翎、黄马褂，穿戴得极其辉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势，洪杨军只见了翎顶辉煌，疾驰而至的部队，便奔走相告：“霆军来了！”随即鼠窜。甚至有些官军被围无法脱身时，冒用“霆军”的旗号，居然亦能化险为夷。 
　　因为鲍超有这样的威名，所以遭妒，刘铭传就是其中之尤。他与鲍超同时领军南下，但路线不同，铭军由枣阳沿汉水东岸挺进，一路也打得很好。铭、霆两军在钟祥会师，逼得东捻退保杨家洚、尹隆河一带。 
　　于是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臼口之东的下洋港，与南面尹隆河两岸的匪垒成鼎足之势。方圆二、三十里之间，更鼓相闻，旌旗蔽日，在暗沉沉的冻云下，弥漫着一片惊心动魄的杀气。 
　　这样的战局，真是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自然维持不到好久的。霆、铭两军信使往还，秘密约定第三日辰刻——早晨八点钟进军夹击。刘铭传心想，东捻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此。这一仗打胜，便是呈献新任钦差大臣的一份大大的贺礼。但转念想到鲍超，顿时又意兴阑珊了。 
　　其实也难怪鲍超，以湘军宿将，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出生入死，威名远播，现在与淮军后起的刘铭传，比肩作战地位相等，自不免由不平而有轻视的意思。在刘铭传，看鲍超目不识丁，有勇无谋，不过偏裨战将，只因为受胡林翼、曾国藩逾格的宠遇，才有那么大的名气！自己那一点不如他？声名处处落在他后面！每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抑郁。 
　　就为了这一份不甘心，刘铭传盘算了又盘算，想定一个主意，他把所有的营官都找了来会议，首先说明这一仗关系重大，非胜不可，接着便问：“胜是胜了，有面子的不是我们！ 
　　面子叫谁占了？” 
　　这还用说吗？自然是鲍超。他的部下虽未开口，但神情之间，已经作了回答。 
　　“不错，鲍春霆！”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拚命，别人首功，这种傻事不能干！” 
　　然则计将安出？有人提醒他说：“已经跟霆军约好了，不能说了不算。” 
　　“那个说了不算？”刘铭传说，“不过淮军决不能让人说一句，因人成事。我们各干各的，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赶在前面。我想不如早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把捻匪打垮了，叫霆军来看创，到底谁行？” 
　　说到这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这是连他自己都为未来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情绪所激动了。部下看长官如此，谁不喜功？个个心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用眼色认可了这个胆大的决定。 
　　于是，接下来便是商量战法。捻军跟僧格林沁捉了好几年的迷藏，而且也从官军那里俘获了许多马匹，加以熟于地形，所以飘忽如风，诡诈百出，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所以官军总是凭借村堡，先求不败，再求获胜。如今既非以自保为足，而且要想一举击溃人数数倍之多的东捻，就非扬弃过去那种为捻军所熟悉的战法不可。 
　　当时议定，全军尽出，留五营守辎重，其余十五营尽皆渡河，分为左、中、右三军，每军五营，齐头并进。这样出其不意地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全面出击，为以前官军剿捻很少有的举动，先予敌人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会议妥当，诸将辞出，各自去作准备。到了约定的那天，大家半夜里便都起身，一到卯正，刘铭传一马当先，冲出营门。 
　　于是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刘铭传是不打算回下洋港了，东捻蚁聚，连眷口不下十万之众，一仗“剿洗”不完，怕乘胜追击之际，还要派部队回来照料辎重，未免耽误时机，所以倾师全出。 
　　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出击，尚无所知。 
　　这还等待什么？刘铭传立即下令，以步兵五营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原来的计议是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先扑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特重，刘铭传特派他手下最得力的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刘成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 
　　这一带是真正的古云梦泽，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成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 
　　捻军自然已得到了警报，也分作三路迎敌，牛洪在西、任柱在东，赖汶光和李允居中策应。铭军是刘成藻的部队较弱，而东捻以任柱一股最强悍，所部全是马队，跟僧王周旋过很长的时间，转战数千里，能够人自为战。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而且首先遭遇，刚一接触，刘成藻那五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转了。 
　　左军一转，带动中军，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恨不得把刘成藻抓来手刃于马前。此时无奈，唯有硬拚，下令冲锋。 
　　长号筒“呜嘟嘟”地吹得好响，马队一路冲锋，一路开洋枪，乒乒乓乓，夹杂着万蹄杂沓，加上后续步兵“杀呀，杀呀”的喊声，声势十分惊人。东捻中军的赖汶光和李允，颇有惮意，正在有些踌躇，想先避一避锋头，忽见东面尘烟大起，遥乙一望，喜逐颜开，那些喽罗们亦无不精神大振。 
　　东面来的是任柱的马队，一部分渡过尹隆河去追击刘成藻的部队，一部分由任柱亲自领着来攻刘铭传的中军。拦腰侧击，形势最利，等刘铭传发觉，已颇难应变——任柱的马队飘忽如风，转眼迫近，拦腰被冲为两段。 
　　后一段溃散，前一段恰好遇着赖汶光和李允，迎头痛击。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两百亲手训练的亲兵保护着，在乱军中夺路而走。 
　　中、左两军都垮了，右军唐殿魁却打得很好，轻易夺下杨家洚，渡河击退牛洪一股，正遇着任柱侧攻中军，飞马来援，阻遏了攻势。 
　　然而这一挡却使他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中、左两军死的死、逃的逃，捻军三路合而复分，一半渡河去追官兵，一半对付唐殿魁一军。他只得两千五百人，捻军则有两三万，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和两名营官吴维章、田履安力战阵亡。 
　　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坐待就擒。 
　　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一军，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官军，但中路捻军，渡河而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忽然间有人惊惶地喊道：“霆军，霆军！” 
　　但见北来的霆军，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转眼迫近。霆军的排面拉得极广，那凌厉无比的气势，急风骤雨般慑人心魄，捻军先就有了怯意。 
　　霆军大敌当前，情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铭军的溃卒口中，得知友军吃了败仗，到底败到如何程度，先得弄个明白。因此，鲍超下令暂停，会合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娄云庆、宋国永、孙开华、杨德琛，策马上了一处小冈，大家拿望远镜四处搜索，怎么样也望不见铭军的帅旗。 
　　“坏罗，坏罗！”鲍超着急地说，“刘省三怕的是完蛋了！ 
　　怎么搞的嘛？”说着，拨缰就走。 
　　等下了小岗，他才发令，分兵三路击敌，而以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后路。他自领中路，又以骁勇善战，曾经与敌周旋了两昼夜不进饮食而始终不懈，外号“孙美人”的孙开华，居中策应。 
　　诸将接令，各回本部，看着差不多了，鲍超亲自用左手发炮，巨响一声，哨烟四起，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杀”声，三路齐发，如排山倒海般压制捻军。霆军纪律虽不佳，赏罚极其分明，那些兵一上了战场，只有一个念头：“不死就享福。”所以此时个个奋勇争先，挺矛舞刀，迅如疾风，当者披靡。 
　　中路因为有炮队，行动比较慢，左右两路最先接敌，往中间逼紧，把捻军挤得不是后退，就只好拚命向前。向前的来得正好，鲍超亲自率领的洋枪队，正在等着，看捻军将到射程以内，便即跪倒放排枪，一排放过，另一排接着来，放过的那一排一路跪，一路装弹药，到了前面再放。如是周而复始，名为“连环枪”，运用得法，威力极大。 
　　两排枪放过，中路的捻军就已支持不住。这时任柱和牛洪的马队，已渡河驰援，马队要靠马，而马有“西马”、“北马”之分。西马在多少年前称为“代马”，嘶风追月，固海内一世之雄，但比起生长在蒙绥大草原中的“北马”，又不免相形见拙。官军的马自然是北马，而捻军的马因为都夺自官军，所以也是北马，喂养得却比官马好。只是马虽胜过官军，武器不堪匹敌，捻军的马队多用长矛，官军的马队是用洋枪，另外还有炮队支援，这一来捻军就要倒霉了。 
　　“开炮！”鲍超亲自下令。 
　　炮也是“连环炮”，左右交替着往疾驰而来的捻军马队中轰，顿时人仰马翻，捻军的阵法大乱。负策应之责的孙开华，一直按兵不动，这时遥遥看见杨德琛的马队，已从远远两侧兜了回来，包抄捻军后路，怕玉石不分，轰了自己人，急急奔到鲍超面前报告：“霆公！不必再开炮了！该冲锋了！” 
　　鲍超举起左手，用望远镜扫了一周，大声说道：“要得！ 
　　火候够了。” 
　　鲍超用兵，最讲究一个“势”字，但这个“势”，有时只是他“存乎一心”，旁人莫名其妙，往往平地扎营，一无依傍而四面受敌，问起来说是“得势”。此时临敌察势，他说“火候够了”，果然够了！但见杨德琛的马队，两翼齐张，千枪并发，捻军前面迫于炮火，后面又有归路被断之虞，纷纷回窜，孙开华一马当先冲了出去，鲍超也由亲兵护卫着，亲自踏阵。 
　　掌帅旗的那名亲兵，是千万人中特选出来的，个子生得不高，而膂力惊人，在马上把丈余高的一面紫色帅旗，举得极高，马疾风劲，旗面尽展，斗大一个白丝绣成的“鲍”字，老远就能望见。他的部队都以这面旗为指引，奔驰冲杀，呐喊的声音，传到十几里外。 
　　两翼杨德琛的马队，不久便合而为一，终于隔断了捻军的归路，前后夹击，而西面是汉水，唯一的出路，只有东面一条。东面就是古称竟陵的天门，四面皆湖，形成天然的屏障，捻军无法进城，折而往北，霆军却冲过了尹隆河，变成主客易位。 
　　捻军的巢垒多在尹隆河南岸，东起洪水转折之处的多宝湾，以西是拖船埠、张截港，一望无边，亦不知内中虚实。于是鲍超暂且驻马，一面分兵翻回尹隆河北去追敌，一面扫荡贼垒，东捻数年的积聚，除掉毁于炮火，便都落在霆军手里了。 
　　战局到了清理战场的阶段，各军纷纷呈报战果。鲍超最关心的是铭军将领的下落，派出亲兵到各路去查询，战场辽阔，一时未得结果，却有人送来一个珊瑚帽结子，珊瑚四周绕着一串细珠，鲍超一看，眼圈便红了。 
　　“省三殉难了！”他凄然向他的幕友说。 
　　“何以见得？”那幕友不解。“有珊瑚帽结子的也多得很，不见得就是刘省帅。” 
　　“你不知道，红顶子多了，不值钱了，省三另外搞了个名堂，喏！”他指指围绕珊瑚的那串细珠。 
　　那幕友想起僧王殉难，也是先发现了他的三眼花翎，因而才找到遗尸，于是便问送帽结子来的人：“这是在那里找到的？” 
　　“杨家洚以北，叫不出地名的地方。” 
　　“快派人去找铭军刘大帅的尸首。” 
　　“不忙走！”鲍超站起身来，“我自己去。” 
　　“这不必！”另有个幕友劝他，“此刻有多少事要大帅裁决。 
　　多派见过刘省帅的弟兄去找，一定可以找到。” 
　　“这话也有理。就多派人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送信。” 
　　尸首没有找到，却有了个好消息，刘铭传、刘成藻还有好些幕僚，因为霆军的及时赶到，已经脱出重围，回到下洋港去了。 
　　“还好，还好！”鲍超很欣慰地，却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查一查，那些东西是铭军的？” 
　　清点结果，夺还铭军在宿食桥所失去的骡马五千余头，洋枪四百支，号衣八千多套，还有各种杂色军械，再加上十几颗红蓝顶子，二十多支花翎、蓝翎。另外两千多名陷入重围的铭军，也被救了回来。至于霆军自己的战果，夺得捻军的辎重，照例不计，鲍超也不问，由各军自己去分配，只计成功，照各路所报，算起来杀敌两万，生擒八千有余，这里面自然有虚头，但照这一天这一仗来说，虚头不算多。 
　　乱糟糟忙到天黑，才算略微有个头绪，各路收兵的收兵，暂驻的暂驻。捻军已往北朝大洪山一带逃窜，追剿还是待命？ 
　　各军纷纷前来请示。 
　　“为啥子不撵？”鲍超断然决然地下令：“今天撒锅罗，明天统通给我开拔！” 
　　霆军向来越打越勇，听说明天开拔，不以为奇，各回本营去部署。坐镇中军的鲍超却上了心事，铭军所以致此大败的原因，他已从脱围的铭军将官口中，得知大概，“唉！”他重重地叹口气，“叫我做了刘省三，心里也难过噢！” 
　　如何不难过？原想露一手给霆军看，谁知一败涂地，不是霆军，几乎全军覆没。再往深一层看，本来会师夹击，可操胜算，因为兵分力弱而致败，那时捻军势如狂飚，一下子把如期践约的霆军也卷在里面，跟铭军落得个两败俱伤，这笔帐怎么算？ 
　　“大大小小的仗，我都记不清了，跟别军一起打也常有，我大胜，别人小胜，我败罗，别人也讨不了好，算起来总差不多，从没有今天这个样，大胜大败！老夫子，”鲍超请教他的幕友，“我倒问一问，从前有没有这种事？” 
　　鲍超的幕友没有什么好脚色，腹笥不宽，无以为答。欺侮他没有吃过墨水，使劲摇着头说：“没有！从来没有！” 
　　“我倒想起来了，”鲍超突然问道：“韩世忠黄天荡大败，那时候，岳飞在那里？” 
　　幕友答不出来，反问一句：“霆公，你问这话，是何用意？” 
　　“学个样嘛！”他说：“譬如说，韩世忠大败，岳飞大胜，两个人见了面，有些啥子言语？明天我见了刘省三，照样好说。” 
　　“原来如此！这也不必以古人为法，可以想得出来的。” 
　　“好！我请个教。” 
　　“当然不可以得意。” 
　　“这我知道。” 
　　“更不可以怪他。” 
　　“我倒不怪他，我还要谢他。”鲍超得意地笑道，“他简直就跟李少荃拿下常州不打江宁一样，让功给九帅嘛！” 
　　“霆公，”那幕友正色说道：“这话万不宜出口！传到刘省帅耳朵里，会结怨。” 
　　“不错，不错，”鲍超深深点头，“自己人说说笑笑，没有那个要挖苦他。” 
　　“不能挖苦他，也不必安慰他。霆公就只当没有这回事好了！” 
　　鲍超虽理会得不必安慰刘铭传的意思，却是大有难色，踌躇了一会问道：“你看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幕友答得极干脆，“刘省帅已经在说，霆公自居前辈，看不起他，这一来显得架子是真的大，不妥＃＃＃！” 
　　“我也觉得不妥。唉！打仗容易做人难。” 
　　这一夜鲍超辗转思量，怕见了刘省三难以为情，竟夕不能安眠。无独有偶，刘铭传亦复如是！胜败兵家常事，而这个败仗打得不但不能为将，并且不能做人。一千遍捣床，一千遍捶枕，只是想不出明天见了鲍超，该持怎样一种态度，该说怎样一句话，才能使自己下得了台？ 
　　除了鲍超还有李鸿章——刚刚接钦差大臣的关防，就给他来这一下，如何交代？然而那究竟是以后的事，眼前就是一个难关，鲍超不必说别的，只拉长了四川腔问一句：“省三，你怎么搞的？”那就连有地洞可钻都来不及了。 
　　想来想去，唯有希望鲍超自己不来，才得免了这场羞辱。再不然就只好托病不见。这样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心里略微定了些。但到了第二天中午，听说鲍超亲自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被救的弟兄到营，他才发觉自己的想法行不通，这样的“恩德”，那怕病得快死了，都不能不见一见他，道一声谢。 
　　这一见彼此都是面无人色，忸怩万状。相互招呼得一声，双方都象喉头堵着一样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刘铭传才开了口：“恭喜霆公！” 
　　鲍超想了一晚上，一路来在马上也不断在想，把刘铭传可能会说的话，以及自己如何回答才合适，都想到了，就没有想到这一句。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不能不说是一喜，照平常的情形，遇到别人道喜，只有两种回答，不是“彼此，彼此”就是“多谢，多谢”，而这两种回答都不适宜，一时却又想不出第三种答语，那就只好报以微笑了。 
　　他不答腔，话便接不下去，当然也不能瞪着眼对看，刘铭传避开了他的视线，偏偏一眼就看到鲍超送回来的，那个失而复得的珠围珊瑚的帽结子，顿时心如刀割，脸色大变。 
　　看这样子，鲍超觉得不必再逗留了，站起身说：“走罗，走罗！”一面拱拱手，一面已向外移动脚步。 
　　刘铭传茫然送客，直到营门口才突然清醒，“霆公！”他说，“改日我到你营里道谢！” 
　　“不必客气！”鲍超答道，“弟兄已经拔营，我现在也就往这面走罗！”说着，用手指一指北面。 
　　往北面自是乘胜追击。刘铭传心想，剿捻四镇，自己独以淮军首席，屯四镇之首的周家口，一年半以来，转战千里，大小数十战，所向有功，为了想聚歼捻匪，克竟全功，创议扼守沙河，谁知为山九仞，这一篑之功竟让给了鲍超！转念到此，又妒又恨，心里那股酸味，怎么样也消减不掉。 
　　就由于这股冤气的激荡，刘铭传把心一横，找了他的幕友来会谈。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但即使是在亲信的幕僚面前，这个主意也有些不容易出口。沉吟了好一会，决定先套一套大家的口气。 
　　“事情要有个归结。”他用低沉的声音，徐徐说道：“我有个看法，要跟大家商量，我不晓得我这个看法，大家想到过没有？淮军现在责任特重，爵帅又新近接了钦差大臣的关防，我们不能不替他着想，顾全大局。各位看，我的话可是与不是？” 
　　说了半天，不着边际，亦不知他的用意何在？不过这时自然只有顺着他的口风，有的应声：“是！”有的点点头，静听他再说下去。 
　　“鲍春霆占便宜的，就因为他是‘客军’，没有什么责任，胜也好，败也好，反正就要到陕西去了，无所谓！各位看，是不是这话？” 
　　这叫什么话？带兵剿匪，朝廷瞩望，百姓仰赖，都殷切地在盼望捷报，如何说“胜也好，败也好，无所谓”？因此，有些不以为然的，便保持沉默。 
　　“我在想，”刘铭传硬着头皮说下去，“爵帅的威望要维持，本军的士气尤其要紧。不能让一时之挫，损害全局。请各位想一想，可有什么善策？” 
　　大家都不作声。开口以前，先要把他的意思弄明白。要说“善策”，只有不服输，整顿人马，跟霆军一样追了下去，打个大胜仗，庶几功过相抵，可免咎戾。但这是将略，何劳问计于动笔墨的幕友？ 
　　这样一想，旋即恍然，所谓“善策”就是要在笔墨上动手脚，出花样。多少年来军营的风气，打胜仗则铺陈战功，打败仗则诿过他人，此刻不妨如法泡制。 
　　于是管章奏的幕友，点点头说：“这一仗是先挫后胜。” 
　　“不错，不错！”大家纷纷附议，“先挫后胜”四个字确是个好说法。 
　　“不过，”那幕友又说，“也不宜率尔入奏，应该先具牍呈报，请爵帅作主。” 
　　“对！高明得很。”刘铭传说：“那就拜烦大笔。我想，今天一定得报出去，决不可落在人家后面。” 
　　这“人家”是指鲍超，他除了专折奏捷以外，当然也要咨报李鸿章，如果落在他后面，李鸿章先入为主，信了鲍超的话，自己一番心机或会落空，所以要抢在前面。 
　　于是那名幕友，立即动笔，以“先挫后胜”这句话作为主旨，把战役经过大改而特改，说是“相约黎明击贼”而非原定的“辰刻”，是“黎明”则铭军便是按时出发而霆军“未能应时会师”。责任属谁，不言可知。 
　　接着便说铭军孤军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下面那一句是那幕友的得意之笔：“不知实霆军也！”霆军不但后来，而且惊动了铭军，妙在不直接说破，仿佛是一句不忍直指霆军过失的恕词，便显得格外有力量。 
　　至于留五营守护辎重，也改了说法，是因为“后路惊传有贼”，不能不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由于这样一调动，阵线有了缺口，“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但仍旧全力撑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这个弥天大谎，编得有头有尾，入情入理。报到徐州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的幕友据以转奏时，又加重了扬刘抑鲍的语气，彼此的功过便越发明显了。 
　　这是一面之词，还有鲍超的一面之词。他倒是存心厚道，只叙自己的战功，并说援救了铭军，对于刘铭传卸甲丢盔，坐待被擒的狼狈惨状，略而不提。同时叙事亦不够明晰，所以湖北巡抚曾国荃，荆州将军巴扬阿都只知道尹隆河、杨家洚大捷，究竟是霆军的功劳还是铭军的功劳？不甚了了。但李鸿章一看，与刘铭传所说颇有不符，不免怀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铭军所报不尽不实——他的想法跟刘铭传一样，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兼以新拜湖广总督之命，正当有所答报，说不得只好顾全自己的顶戴，委屈鲍超了。 
　　鲍超的奏折先到，发了一道嘉勉的上谕。等李鸿章的奏折到京，慈禧太后看出其中有接不上头的地方，便把折子发了下来，当面关照恭王，要查一查明白，究竟是霆军救了铭军，还是霆军未能应约会师，以致铭军先有挫败。 
　　远在数千里外的战役，而且疆场之间，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能道其真相。恭王与宝鋆都认为无法查，也不必查，因为虽有先挫，毕竟大胜，李鸿章既未指名参劾鲍超失期，朝廷乐得不问，问了反而多事。 
　　但新任军机大臣汪元方的看法不同，“鲍春霆一向骄横，最近左季高有个折子，还提到这话。”他说，“刘省三淮军新进，虽然官位相等，鲍春霆未见得把他放在眼里，失期之事，我看不假。” 
　　恭王比较沉着，笑笑不作声，宝鋆却是一向说话随便，顺口答道：“管他真假呢？争功诿过，原是兵营积习，谁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回事？以后看李少荃有何表示，再来斟酌，也还不迟。” 
　　“不然！佩翁，”汪元方平日唯唯否否，不大有主张，独抖对这件案子，侃侃而谈，“李少荃与鲍春霆有旧，而且新接钦差大臣关防，宗旨在调协湘、淮两军，不便指名题参，朝廷既赋以重任，该当体谅他的苦衷，为他出面，整饬军纪。” 
　　“整饬军纪？”宝鋆微吃一惊，“啸翁，此事莫非还要大张旗鼓？” 
　　“纪纲要紧！”汪元方越发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态，“骄兵悍将，非痛加裁抑不可。” 
　　恭王看他这样子，似乎有些闹意气，也不知是跟鲍超还是跟宝鋆？反正此时不宜再谈这一案，便敷衍他说：“这自然是正论。我们再等一两天看，这一两天总还有军报来，看情形再商量吧！” 
　　这就一两天，鲍超、李鸿章、曾国荃、巴扬阿都有奏折到京，鲍超连战皆捷，战果辉煌，李鸿章则是据情转奏，说刘铭传以尹隆河一役，先遭挫败，自请参处。 
　　鲍超拔营穷追捻军，在安陆以北的直河、丰乐河、襄河等处，连番克敌，杀敌一万余，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一万人，另外有两万难民脱出捻军的掌握，又在大洪山区捉住任柱和赖汶光的眷属。目前已追至河南枣阳、唐县地界。 
　　“鲍春霆名不虚传！”恭王十分欣慰，“应该有所奖励。” 
　　“不然！”汪元方打断他的话说，“王爷不可为此人所蒙蔽。” 
　　“怎么？”恭王愕然，“何以见得是蒙蔽？” 
　　“王爷请看湖北来的奏折。” 
　　湖北来的奏折是曾国荃所上，补叙尹隆河一役的经过。这个奏折不知出于他手下那个幕友的手笔，糟不可言，原意是在为铭军的败绩有所卫护，说霆军与铭军约期会师，分路进剿，霆军所剿的是赖汶光，铭军所剿的是任柱，赖弱而任强，所以霆军胜而铭军败，但鲍超的原奏是，击破了东捻的主力任柱，始获大胜，彼此的说法，有明显的抵触。 
　　“鲍春霆功不抵过。”汪元方说，“他虚张战功，言不符实，误期于先，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如果科以失机与掩饰的罪名，应该斩决！” 
　　“啸翁！”宝鋆大声说道，“此论未免过苛。” 
　　“我是就事论事，无所偏袒。” 
　　“我亦不是偏袒鲍春霆，无非从激励士气着想。” 
　　两个人又有起争执的模样，恭王便作调停：“且等上头有了话再说。” 
　　“上头”还是那句话，鲍超的功过要细查，两宫太后看着来自各方，同奏一事而说法纷歧的奏折，颇为困惑，慈禧太后说道：“有功的该奖，有过的要处罚，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人都闹糊涂了！” 
　　“这都是因为鲍超所报不实之故。”汪元方越次陈奏，“请旨该交部议处。” 
　　“这不大好吧！”慈安太后说，“不管怎么样，鲍超总是打了胜仗。” 
　　“他说胜仗，不尽可靠。为了申明纪律，臣以为非严办不可。” 
　　这时恭王不得不说话了，“汪元方所说的虽是正论，不过湖北军务正在吃紧之际，朝廷似乎不得不放宽一步。”他说，“事在疑似之间，不宜作断然处置。” 
　　“事无可疑的…　。” 
　　“这样吧！”慈禧太后不让汪元方再说下去了，“拟个上谕，申饬几句好了。” 
　　“是！”恭王又问，“李鸿章代奏，刘铭传自请参处一节，请旨办理。” 
　　“那当然也不必问了。” 
　　于是拟旨进呈，说是“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其自请参处，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议处。” 
　　谴责的旨意，已经由兵部专差，飞递在途，鲍超却还兴高采烈，有着好些为人为己的打算。他平生打过许多胜仗，但自觉这一仗最得意，最重要，也最痛快，自下洋港与刘铭传一晤以后，亲追穷寇，接连五昼夜，纵贯湖北南北，追到鄂北枣阳、唐县一带，东捻经桐柏山区窜至河南泌阳，鲍超方始松了口气。 
　　其实他还可以追，只是有一番报答知遇的私意。平生意气感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尽瘁而死的胡林翼，一个忧谗畏讥的曾国藩，而后半段的事业，尤以得曾国藩的庇荫为多，因此他对“九帅”亦别有一番爱戴之意。曾国荃自复起为湖北巡抚，不甚得意，屡奉朝旨，说他剿捻不力，与左宗棠、李鸿章的飞黄腾达，相形之下，益发令人不平，鲍超为人打算，想留在湖北，帮“九帅”的忙，所以不肯追东捻到河南。 
　　为自己打算，他实在不愿入陕，听左宗棠的节制，“我是豹子，他是骡子，打伙不到一起！”他这样说。夔州话念鲍为豹，所以他自称豹子，而“湖南骡子”自是指左宗棠。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北招兵买马。他是功名之士，任劳可以，任怨不干，而任劳亦必先较量利害得失，陕西是个烂摊子，他不肯贸贸然去收拾，要练马队，要造炮车，要肃清中原，确保饷源不断。好在他有个杭州的大商人胡光墉能替他在上海向洋人借债，不要户部替他筹款，就乐得随他去搞了。 
　　在湖北，左宗棠跟鲍超见过面，朝廷一直有旨意，催调鲍超一军入陕，所以左宗棠虽未入关，已以鲍超的上司自居，当面指责他的部下骄横不法，习气太重。在客地尚且如此，一到陕西，正式隶于部下，以“左骡子”的脾气，决没有痛快日子过，所以他千方百计拖延着不肯入陕。 
　　为人为己，有这个大胜仗，便有了留在湖北的理由，而此一仗亦足以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因而他老早就对部下表示过：陕西可以不去了，同时必膺懋赏。他没有期望自己再晋爵，但打算着他的部下都可以换一换顶戴，升一升官。 
　　这天屯兵在唐县，正在筹划回樊城休养补充，亲兵来报： 
　　“徐州有差官到，说是来传旨。” 
　　“等到了！”他很高兴地说：“先摆香案，找大家一起来听恩旨！” 
　　于是先把差官接进来招待，同时分遣快马，把他部下的骁将，宋国永、娄云庆、孙开华、杨德琛、苏文彪、段福、谭胜达、唐仁廉、王衍庆都找了来，恭具衣冠，红顶子、蓝顶子跪了一地，静候宣旨。 
　　一听就不对！开头一大段，全系指授方略，饬令鲍超一军，兼程东下，会同曾国荃所部，剿办窜至麻城的一股捻军。接着提到刘铭传尹隆河之败，差官读到“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这几句，他浑身发抖，冷汗淋漓，几乎昏厥。 
　　“这搞的啥子名堂？”他惶蘧四顾，大声问道：“你们大伙听见了没有？” 
　　他的部下都不开腔，一个个脸色铁青，眼中仿佛冒得出火来。那差官看情形不妙，草草念完，把上谕往封套里一塞，摆在香案上，然后走到侧面，甩一甩马蹄袖，要以他的记名参将的身分，替鲍超请安行礼。 
　　鲍超却顾不得主客之礼，把拜垫一脚踢开，招着手大声说道：“你们都来，都来！出鬼罗。” 
　　不但召集将领，还找来幕友，把上谕又细读一遍，鲍超紧闭着嘴，侧耳静听，双眼不住闪眨，听到一半，猛然把桌子一拍，霍地站了起来，定睛不语。 
　　“九帅回武昌了没有？”他问。 
　　“还没有。”娄云庆答说：“还在黄州。” 
　　“马上到黄州去看九帅。”鲍超对娄云庆说，“刘省三搞啥子鬼？淮军整我就是整湘军，你跟我一起去看九帅！” 
　　“霆公，”娄云庆比较持重，这样劝他：“现在底细还没有摸清楚，去了也没有用。铭军那里我有条路子，先把刘省三的原奏，抄个底子来看创再说。” 
　　鲍超想了半天点点头：“要得！”又指着幕友说：“马上替我修起两封书信来！一封给九帅，一封给大帅。给九帅的信，问他把霆军的战功朗个报的？给大帅的信……？” 
　　给曾国藩的信，应该如何措词，颇费踌躇，倘发怨言，于心不忍，不发怨言，又无用处。就这沉吟不语之时，宋国永冷冷地开了口。 
　　“免了！”他也打着四川腔说，“大帅又不会跟人家拿言语，何必教他老人家心烦？” 
　　“对头！大帅的信不要写了。” 
　　于是幕友为他写好致曾国荃的信，询问上谕中所谓“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这句话的由来，指派专差，星夜驰往黄州，信封上写明“鹄候回玉”，而且关照专差，不得复信，不必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起码得有四、五天工夫，鲍超满怀抑郁，加上部下各营，议论纷纷，群情愤慨，怕有哗变之虞，因而忧心忡忡，夜不安枕，惹得咸丰十年初，在安庆以西小池驿大破陈玉成所受的旧伤复发，右臂、左膝，形同偏废，但仍力疾起床，等候消息。 
　　两处的消息，几乎同时而至，刘铭传呈报李鸿章的原信，底子已经抄来，鲍超听幕友念完，手足冰冷，浑身发抖，再听念到曾国荃的信，劝他顾全大局，不与淮军计较。这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委屈到了家，仿佛孤儿受人凌辱，呼吁无门似的，一时悲从中起，放声大恸！ 
　　“刘省三龟儿子！”他一面哭骂，一面拿左手把桌面都快捶破了，“你整老子不要紧，有功不赏，你教我朗个对得起弟兄？” 
　　这一哭惊动了全营官兵，有的来劝，有的躲到一旁去生闷气，还有些鲍超从三峡带出来的子弟兵，认为刘铭传忘恩负义，狗彘不食，决心跟铭军开火，缴他们的洋枪。 
　　消息传到鲍超耳中，悲愤以外，又添一层忧虑，他把宋国永和其他数名四川籍的将领找了来，劝导不可如此，但自觉愧对部下，因而措词极难，讷讷然无法出口。幸好持重稳健的娄云庆，以曾国藩作为借口，说是果然闹出事来，朝廷一定责成曾国藩查办，岂不害他为难？而且本来有理，一闹变成无理，尤为不智。就这样说得舌敝唇焦，才算勉强把他们压制下来。 
　　由于连番刺激，五内震动，鲍超复发的伤势，突然加重，便奏请解职调理。这时正由徐州回驻江宁的曾国藩，在旅途中得知鲍超愤郁成疾，引发旧伤，大为焦急，派人带着吉林人参，兼程赶了去慰问，同时分别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虽无责备的话，但语气中亦颇表不满，希望赶紧有所补救，慰抚霆军。 
　　于是曾国荃派了人把鲍超接到武昌，到汉口请了名医来替他诊治。在周家口的李鸿章，自觉此事做得有欠光明，无奈已经入奏的事，不好更改，唯有设法从别的地方，替鲍超多说好话，请朝廷优予奖护。同时也怕御史参他欺罔冒功，得要赶快派遣亲信，到京里去多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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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鲍超开缺调理的奏折到京，汪元方认为他别具用心，批复的上谕，还有“鲍超一军，追剿正当吃紧之时，遽请开缺调理，未免近于要挟；该提督素知大体，所向奋勉，何以亦沾军营习气”的话。也就是这通廷寄发出的第三天，宝鋆接到南方的来信，彻底了解了尹隆河之役的内幕。 
　　事无巨细，宝鋆无不告诉恭王，这样一件“异闻”，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处理不善，可能激起霆军的哗变，也关联着恭王所庇护的李鸿章的前程。所以虽然接信已经在晚饭以后，他仍旧坐车赶到恭王府去。 
　　看完信，恭王半晌作声不得，心里懊恼万状，好半天才说了句：“这要怪谁啊？” 
　　李鸿章偏袒部属不足为奇，责任是在枢廷失察，如果不是那样偏听一面之词，或者派员密查真相，或者不了了之，都不致于会引起这样的麻烦。 
　　“咳！”他又叹口气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好悔！” 
　　宝鋆知道，是失悔于不该听信李鸿藻的话，举荐汪元方入军机。不过用汪元方也有好处，他除了无缘无故找上鲍超的麻烦以外，其他都能将顺意旨，不露棱角，有这样一个人“备位”充数，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样答道：“汪啸庵也不过一时之误。好在事情已经明白，曾氏兄弟和李少荃总有弥补的办法，大家心照就是了。” 
　　恭王想了想，把信还了给宝鋆：“你给汪啸庵去说一说，请他以后多节劳吧！我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件事。一个‘同文馆’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呃！”宝鋆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转念又觉得不宜说给恭王听，所以欲言又止。 
　　“怎么回事？”恭王的神色很认真，“外面有什么话，你别瞒我！” 
　　“也没有别的，无非文人轻薄而已。”宝鋆答道，“有人做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还有一副呢？” 
　　“也是四言句，”宝鋆念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挺好！”恭王冷笑道，“还是嵌字的！” 
　　嵌的就是“同文”两字。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章程，奏准设置，这是恭王自觉办洋务以来的一大进境。从同治五年开始，最初是派遣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接着在福建马尾设厂造火轮船，并且特别打破省籍回避之例，简派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得以专折奏事，此外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上海等处设立机器局、制造局，讲求坚甲利兵，“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这样就必须自己培养人材。因此在恭主看，设立同文馆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想会遭致守旧卫道之士，群起而攻！ 
　　也许是章程订得不妥。原奏是“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在正途人员看，这是极大的侮辱。两榜进士出身是正途，而翰林则金马玉堂，更是清贵无比，三年教习期满，开坊留馆，十年工夫就可以当到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是指顾间事。不然转为言官，翰林出身的“都老爷”，王公勋戚也得卖账。至不济大考三等，放出去当州县，也是威风十足的“老虎班”。现在说是要拜“鬼子”为师，把“正途人员”真糟蹋到家了。因此老早就有一副对子，把军机大臣连恭王一起骂在内，叫做：“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时又有个御史张盛藻奏谏，说是“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京朝士大夫间，传诵甚广，认为是不可易的“玉论”。 
　　这些笑骂反对，原也在恭王意料之中，使他动肝火的是，倭仁领头反对，“你看看，”他对宝鋆说，“不都是讲理学的吗？ 
　　为什么曾涤生就那么通达，倭艮峰就那么滞而不化？” 
　　“也不能怪倭艮峰。” 
　　“怎么不怪他？”恭王抢着说道，“有些都老爷哗众取宠，不足为奇，他是大学士，不就是宰相吗？一言一行关乎大计，怎么能这么糊涂——真是老糊涂！” 
　　“也别说他，七爷年纪不是轻吗？一样也有那么点儿不明事理。” 
　　“哼！”恭王冷笑一声，不说下去了。 
　　“说正经的。”宝鋆又说，“倭艮峰那个折子，已经搁了两天了，听说还有一个折子要上，该怎么办？得有个定见。我看先要驳他一驳！” 
　　“当然要痛驳！”恭王想了一会，嘴角浮起狡猾而得意的笑容，“他不是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吗？那就让他保举好了！” 
　　“妙！”宝鋆抚掌笑道，“请君入瓮，看他如何？” 
　　“还应该这么说，他如以此举为有窒碍，当然另有制敌的好办法，请他拿出来，我们追随就是了。” 
　　“这个说法也甚妙。不过，我看此事要跟博川仔细商量一下。” 
　　文祥此时已从关外回京，他不但剿平了马贼，而且把所带去的，那些久已成为笑柄的神机营的士兵，磨练得换了副样子，原来白而瘦，现在黑而壮，吃得苦，耐得劳，为人视作奇迹，因而圣眷益隆，声望益高。设立同文馆一事，实际上即由他一手策划，命太仆寺正师徐继畬开缺，“管理同文馆事务”，亦出于他跟沈桂芬商量以后的保荐，所以，宝鋆才这样说。 
　　“当然。”恭王答道，“你那里派人通知他，明儿早些个到里头，大家先谈一谈。” 
　　第二天刚亮，恭王就已进宫，而文、宝、汪三人比他到得更早，看样子已经谈了一会。汪元方面有惭惶之色，想来刘铭传讳败冒功，鲍超愤郁致疾的内幕，他已尽悉。恭王秉性厚道，不忍再作责备，便只谈同文馆的事。 
　　这一谈又谈出许多新闻，正阳门城墙上，居然有人贴了“无头榜”，什么“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之类谩骂的文字，而各衙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官员，都不愿赴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各官，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恭王一听，益发动了肝火，只不便破口大骂，一个人坐着生闷气，脸色非常难看。 
　　“这里面情形复杂得很。”文祥皱着眉说，“也不尽是功名利害之念，还有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加上艮翁门下有位守旧守得莫名其妙的人在，事情自然更难办了。” 
　　大家都意会得到，那“莫名其妙的人”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大学问的徐桐，“此人何足挂齿！”恭王满脸不屑的神情，“翁叔平怎么样？” 
　　“他？”宝鋆轻蔑地说，“只看李兰荪不肯夺情那件事就知道了，凡是可以标榜为正人君子的事，他是没有不赞成的。再说，他那清华世家，叔侄状元，肯‘拜异类为师’吗？” 
　　“这就不去谈他了。”恭王转脸又问文祥，“怎么说还有‘门户之见’，什么‘门户’？” 
　　“‘朱陆异同’不是‘门户’吗？” 
　　“啊！”大家同声而呼，说穿了一点不错。理学向来以程、朱为正统，视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学程、朱的只要能排斥陆、王，就算卫道之士。倭仁是程、朱一派的首领，而徐继畬是讲陆、王之学的，博览通达，不肯墨守成规，无怪乎那班“卫道之士”跟他水火不相容。 
　　“事情总要设法办通。徐牧田是肯受委屈的，不妨另外找人管理同文馆，作为让步，如何？”文祥说。“牧田”是徐继畬的号。 
　　恭王勃然作色：“这叫什么话？打我这里就不能答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贵乎实践，请他们来试试看！” 
　　宝鋆和汪元方也认为既要考选编检入馆，非徐继畬这样一个前辈翰林，笼罩不住，而且除他也别无一个前辈翰林肯干这差使。所以文祥的让步之议，不能成立。 
　　文祥的建议虽归于空谈，而文祥的态度却为恭王所接受了。众议纷纭，且不论是非，要消除阻力，亦不是一味硬干所能济事的。而且倭仁是慈安太后秉承先帝遗旨，特简入阁的大臣，不到万不得已，亦不宜予以难堪，因此忍一口气，听凭文祥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 
　　商定的办法是希望倭仁能够不再固执成见，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原奏，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其他各省督抚赞成此举的奏折及致军机大臣的函件，交给倭仁去看，让他知道疆臣的意见与眜于外势的京官，大不相同。至于倭仁的原奏，不妨发交总理衙门议复，如果倭仁不再作梗，也就算了，否则就照恭王的意思，出个难题目给他去做。 
　　这番策划，可进可退，而目的在使事无扦格，大家都觉得很妥当。当天便由恭王照此入奏，慈禧太后立即点头认可，她对这方面完全信任恭王，因为她虽讨厌洋人，但总理衙门原奏中“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以及“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几句话，却很合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洋人枪炮，足以左右战局的情形，她也非常了解，所以赞成“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宗旨。 
　　从养心殿退了下来，文祥、汪元方两人，衔命到懋勤殿去访倭仁，传达旨意，把一大堆文件交了过去。倭仁拙于言词，开口“人心”，闭口“义理”，谈了半天，不得要领。如果换了急性子的宝鋆，早就不耐烦了，但文祥通达平和，汪元方刚刚为尹隆河之役，受了“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教训，特具戒心，所以都还敷衍了半天才走。 
　　转眼半个月过去，倭仁依旧受那班卫道之士的拥戴，“力持正论”，而“加按察使衔”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了襄助筹办同文馆的事，却起劲得很，天天穿了三品官服到总理衙门去“回禀公事”，请教习、选教材、定功课等等，一样样次第办妥，不久就可开馆，但各省保送的学生未到，京里投考的人寥寥，恭王大为着急，文祥亦不得不同意采取他原来的办法了。 
　　于是奏准两宫太后，颁了一道明发上谕： 
　　“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 
　　等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有人说恭王跟倭仁开玩笑，视国事为儿戏，有失体统。倭仁本人当然也是啼笑皆非。 
　　但也有少数人，看不出这道上谕的皮里阳秋，那是比较天真老实而又不大熟悉朝局的一批谨饬之士，他们把煌煌天语看得特别尊严，从不知夹缝里还有文章。 
　　再有极少数的人，别具用心，虽知是恭王在开玩笑，但既是上谕，谁也不敢公然说它是开玩笑，那就可以不当它玩笑看，真的“酌保数员”，真的“择地设馆”，要人要钱，弄假成真，不是“死棋腹中出仙着”吗？ 
　　徐桐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等倭仁来跟他商量时，他把从阮元的“畴人传”里现抄来的名字，说了一大串，接着便转入正题：“老师的话一丝不假，‘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真正是‘必有精其术者’，宣城梅家父子、祖孙、叔侄，一门精于历算且不说，我请教老师，有位明静庵先生，老师知道不知道其人？” 
　　“是我们蒙古正白旗的。久任钦天监监正，曾亲承仁皇帝的教导——这是古人了，你提到他也无用。” 
　　“提到其人，见得老师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八个字，无一字无来历。康熙年间的事过去了，只说近年：从前胡文忠幕府里就有两个人，一个叫时曰淳，江苏嘉定人；一个叫丁取忠，湖南长沙人，都是此道好手，大可访一访。” 
　　这就让倭仁大感困扰了！想不到徐桐竟真个把“博采旁求”四个字看实了，转念一想，又觉内愧，言必由衷，无怪乎徐桐信以为真！自己原就不该说没有把握的话，所以此刻无法去反驳徐桐。 
　　而徐桐却是越说越起劲，“还有一个人，老师去问李兰荪就知道了。”他说，“此人是兰荪的同年，也是翰林，江西南丰的吴嘉善，撰有一部‘算书’。现在不知在何处，但可决其未死。老师如果没有工夫去拜兰荪打听下落，我替老师去打听。” 
　　倭仁一听他的口气，麻烦怕会越来越大，还是另请高明的妙，于是想到翁同和。徐桐对翁同和颇怀妒意，这是连倭仁这样方楞折角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当时无所表示，避开徐桐，把翁同和邀到他家里去商量。 
　　“你听荫翁的话如何？” 
　　翁同和对徐桐一直腹诽，却从不肯在倭仁面前说他一句，此时亦依然不愿得罪“前辈”，只问：“要看中堂的意思，是不是愿以相国之尊，去提倡天算之学？” 
　　“我怎么能？其势不可！再说，恭王有意相厄，难道你也看不出来？” 
　　“我也知道中堂必不屑为此，必已看出恭王有意如此。”翁同和答道：“此事照正办，中堂决不可有所保举，只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就是了。” 
　　“不错！”倭仁深深点头：“就照此奏复，托你替我拟个稿子。” 
　　“这容易。”翁同和说，“不过最好请兰荪前辈看一看奏稿。” 
　　一客不烦二主，倭仁索性就请翁同和代为去请教李鸿藻。纸面文章，并无麻烦，李鸿藻叫人取支笔，就在陪客的座位上，更改数字，让语气显得格外简洁和婉，然后再由翁同和派人把折稿送回倭仁，当夜誊清，第二天一早进宫递了上去。 
　　这天徐桐请假，只有倭仁和翁同和授读。倭仁教完《尚书》，匆匆先退，去打听消息，留下翁同和一个人对付小皇帝。万寿节近，宫里有许多玩乐的花样，小皇帝照例精神不佳，熟书背不出，生书读来极涩。翁同和便设法多方鼓舞，改为对对子，“敬天”对“法祖”，“八荒”对“万国”，都是些简单的成语，但小皇帝心不专注，不是字面不协，便是平仄不调。再改了写字，却又是一会儿嫌笔不好，一会儿骂小太监偷懒，磨的墨不够浓。这样好不容易糊弄到午后一点钟，草草完功，君臣二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这时小皇帝的精神倒又来了，响响亮亮地叫一声：“翁师傅！” 
　　“臣在。”翁同和站起身来回答。 
　　“明天你来不来听戏啊？” 
　　听到皇帝那拖长了的、调皮的尾音，翁同和知道是“徒弟考师父”。皇帝十二岁了，不但颇懂人事，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常出些为人所防不到的花样。这一问就有作用在内，如果欣然表示愿来，说不定接着就有一句堵得人无地自容的话，说是不来，则更可能板起脸来责备一两句。 
　　其实，皇帝万寿赐“入座听戏”，岂有不来之理？不过君道与师道同其尊严，无非要找个两全的说法。翁同和想了一下答道：“明天原是听戏的日子，臣蒙恩赏，岂可不来听戏？” 
　　小皇帝笑一笑，仿佛有些诡计被人识穿的那种不好意思。接着，便由张文亮等人，簇拥着回宫，翁同和也就套车回家。 
　　车出东华门不远，便为倭仁派人拦住，就近一起到了东江米巷的徐桐家，倭仁先到，下车等待，见了翁同和便抢着说道：“且借荫轩这里坐一坐，有事奉商。” 
　　有事商量，何以迫不及地在半路上便要借个地方来谈？所以翁同和答道：“请见示。何以如此之急？” 
　　“自然是很急的事。莫非你还不知道？” 
　　“实在还不知为了什么，想来是‘未同而言’？” 
　　“唉！‘斯文将丧’！”倭仁叹口气道，“已有旨意，命我在‘总理衙门行走’。叔平，你说，可是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翁同和诧异不止。但在人家大门口，又岂是谈朝政之地？恰好徐桐迎了出来，一起到了他书房里，翁同和特意保持沉默，要听徐桐作何说法？ 
　　“这明明是拖人落水！”徐桐很愤慨地说，“老师当然非辞不可！” 
　　“当然。” 
　　“折子上怎么说呢？” 
　　“正要向你和叔平请教。” 
　　“你看呢？”徐桐转脸看着翁同和问。 
　　翁同和谦谢，徐桐便又絮絮不休。倭仁的本意是借徐桐的地方，与翁同和商量好了，随即便可以写折子，就近呈递，却没有想到在人家家里，不能禁止主人不说话，此时听徐桐大放厥词，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翁同和当然更不便阻拦，但看见倭仁的神气，心里大有感触，讲道学的人，不经世务，一遇到麻烦，往往手足无措，同时也觉得京朝大老不易为，必须有一班羽翼，象倭仁这样，看起来是理学领袖，其实只是为人利用，不能得人助力，孤立无援，可怜之至。 
　　这样一想，动了恻隐之心，便打断徐桐的话说：“荫翁该为中堂筹一善策，如何应付，始为得体？” 
　　刚说到这里，倭仁的跟班，从内阁抄了邸抄送来，除了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外，批复倭仁的原折，则俨然如真有其事，说“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可见恭王要把这个玩笑开到底，如再有任何推托，措词千万不能节外生枝，否则麻烦越来越大。 
　　到这时候，徐桐也才看出，“弄假成真”的如意算盘打不得！便改了放言高论的态度，“只好找个理由，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以宰相帝师之尊，在总理衙门行走，似非体制所宜！” 
　　照他的说法，是蔑视总理衙门。翁同和以为不可，却不便去驳他，幸好倭仁在这方面的修养，倒是够的，从不肯以宰相帝师自炫，所以这样答道：“不必在这上面争。我想措词仍应以不欺为本，洋务性非所习，人地不宜，故请收回成命。” 
　　说到“不欺，”假道学的徐桐，不便再多说。翁同和以觉得实话直说，不失以臣事君之道，或者能邀得谅解，当时便照此意思，写好辞谢的奏折，派跟班送到内阁呈递。 
　　第二天是皇帝万寿节的前一天，没有书房功课，两宫太后特为皇帝唱两天戏，地点在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宁寿宫，翁同和奉旨“入座听戏”。从早晨八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散，倭仁特为又把他找到，告诉他说：“上头不准。由恭王传旨，非我到总理衙门不可。叔平，你看，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仍旧只有力辞而已！”翁同和说。 
　　“是啊！只是措词甚难。”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中堂昨日所说‘不欺’二字是正办。 
　　照此而言，或者可以感悟天心。” 
　　这就是说，昨日所拟的那个折子，自道“性非所习”四个字，说得还不够，倭仁很难过地答道：“那只好这样说了，说我素性迂拘，恐致贻误。” 
　　说到这样的话，恭王仍旧放不过他，立刻便有一道明发上谕： 
　　“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着毋庸议。” 
　　对宰辅之任的大学士来说，这道上谕的措词，已是十分严峻！再把先前那道令倭仁酌保天算人员，择地设馆的上谕，说设同文馆一事，“不可再涉游移”的话并在一起来看，参以近来报考同文馆人数寥落这一点，明眼人都可看出，恭王的饶不过倭仁，有着“杀大臣立威”的意味在内。事情演变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辞“总理衙门行走”那么单纯，而是到了乞请放归田里的时候了！ 
　　翁同和心里就是这么在想，倭仁应该“上表乞骸骨”，侃侃而谈，以去就争政见，才是正色立朝的古大臣之风。至于倭仁自己，不知是见不到此，还是恋位不舍，依然只想辞去“新命”。这一次是求教于李鸿藻，李鸿藻又派人来请翁同和，原是商量不出结果的事，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多一个人在座，省得宾主二人默然相对，搞成僵局而已。 
　　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办法：倭仁“递牌子”请“面对”。两宫太后自然立即召见，带领的却是恭王，倭仁心知不妙，先就气馁。到养心殿跪下行礼，步履蹒跚，等太后吩咐“起来说话”时，他竟无法站得起身，两宫太后优礼老臣，特意召唤太监进殿，把他扶了起来。 
　　“两位皇太后明见，”他道明请面对的本意，“臣素性迂拘，洋务也不熟悉。恳请收回派臣‘总理衙门行走’的成命。” 
　　两宫太后还未开口，恭王抢着说道：“这一层，前后上谕已有明白宣示。” 
　　“是啊！”慈禧太后接着说道：“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都说该设同文馆，他们在外面多年，见的事多，既然都这么说，朝廷不能不听。现在章程已经定了，洋教习也都聘好了，不能说了不算，教洋人笑话咱们天朝大国，办事就跟孩子闹着玩儿似的。你说是不是呢？” 
　　倭仁不能说“不是”，只好答应一声：“是！”但紧接下来又陈情，“不过臣精力衰迈，在总理衙门行走，实在力有未逮。” 
　　“这倒也是实话。”慈安太后于心不忍，有心帮他的忙，但也不敢硬作主张，看一看慈禧太后，又看着恭王问道：“六爷，你看呢？” 
　　“跟母后皇太后回话，”恭王慢条斯理地答道：“这原是借重倭仁的老成宿望，为后辈倡导，做出一个上下一心，奋发图强的样子来。倭仁是朝廷重臣，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自然不会麻烦倭仁，也不必常川入直，只是在洋务上要决大疑、定大策的那一会儿，得要老成谋国的倭仁说一两句话。除非倭仁觉得总理衙门压根儿就不该有，不然，说什么也不必辞这个差使！” 
　　这一番话挤得倭仁无法申辩，慈安太后更是无从赞一词，慈禧太后便问：“倭仁，你听见恭亲王这番话了？” 
　　“是！”倭仁异常委屈地答应。 
　　“我看你就不必再固执了吧！这件事闹得也够了。”慈禧太后又说：“你是先帝特别赏识的人，总要体谅朝廷的苦衷才好！” 
　　倭仁唯唯称是，跪安退出。走到养心殿院子里，让扑面的南风一吹，才一下想到，刚才等于已当着两宫太后的面，亲口答应受命，这不是见面比不见面更坏吗？不见两宫的面，还可以继续上奏请辞，现在可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这一想悔恨不已，脚步都软了，幸得路还不远，进了月华门，慢慢走回懋勤殿。这时恰好是皇帝回宫进膳休息的那一刻，懋勤殿也正在开饭，正面一席，虚位以待，翁同和空着肚子在等他。徐桐三天两头茹素，替皇帝讲完《论语》回家吃斋去了。 
　　倭仁实在吃不下，但为了要表示虽遭横逆，不改常度的养气工夫，照平日一样，吃完两碗饭。看他那食难下咽的样子，翁同和知道“面对”的结果不如意，便不肯开口去问。 
　　反是倭仁自己告诉他说：“恭王只拿话挤我！” 
　　“喔，”翁同和低声问道：“他怎么说？” 
　　倭仁无法把恭王的话照说一遍，那受排挤的滋味，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得到，想了半天，实在无法答复他的话，唯有摇摇头不作声。 
　　这也就“尽在不言中”了。翁同和大有所感，亦有所悲，讲理学讲到倭仁这个样子，实在泄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都有一班亲炙弟子，翼卫师门，而倭仁讲理学讲成一个孤家寡人，那些平时满口夷夏之别、义利之辨的卫道之士，起先怂恿他披挂上阵，等到看见恭王凌厉无前的气势，倭仁要落下风，一个个都躲在旁边看笑话。倘或倭仁的周围，有一两个元祐、东林中人，早已上疏申救，何致于会使得倭仁落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 
　　看来党羽还是要紧！不过讲学只是一个门面，要固结党羽非有权不可。如果倭仁今天在军机，恐怕同文馆那一案，早就反对掉了。翁同和正这样在心里琢磨，只见苏拉来报：“皇上出宫了。” 
　　于是倭仁、翁同和与那些“谙达”，急忙走回弘德殿。饭后的功课，首先该由倭仁讲《尚书》，未上生课，先背熟书。皇帝在背，倭仁在想心事，有感于中，不知不觉涕泪满面。 
　　小皇帝从未见过那个大臣有此模样，甚至太监、宫女有时受责而哭，一见了他也是赶紧抹去眼泪陪笑脸，所以一时惊骇莫名，把脸都吓白了，只结结巴巴地喊：“怎么啦，怎么啦？” 
　　这一喊，翁同和赶紧走了进来，一时也不知如何奏答，倭仁自己当然也发觉了，拿袖子拭一拭眼泪，站起身来，带着哭声说道：“臣失仪！” 
　　“倭师傅干什么？”小皇帝走下座位，指着倭仁问翁同和。 
　　“一时感触，不要紧，不要紧！皇上请回御座。” 
　　“那，那……，”小皇帝斜视着倭仁说：“让倭师傅歇着去吧！” 
　　“是！”翁同和向倭仁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遵旨跪安。 
　　倭仁退了出去，而小皇帝仿佛受了极深的刺激，神色青红不定，一直不曾开笑脸。 
　　回到宫里，两宫太后见他神色有异，自然要问，小皇帝照实回答。慈禧太后颇为诧异，也深感不快，看着慈安太后问道：“那儿委屈他啦？” 
　　慈安太后倒是比较了解倭仁的心理，‘他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唉！”她摇摇头，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班迂夫子，实在难对付。”慈禧太后对倭仁还有许多批评，但以他是慈安太后当初首先提名重用的，所以此刻也就隐忍不言了。 
　　那一位太后当然也有些看得出来，新旧之争她倒不怎么重视，只觉得大臣之间，意见不和，闹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件好事。这天召见过了，原以为倭仁已经体谅朝廷的苦衷，会得跟恭王和衷共济，现在听说他自感委屈，竟至挥泪，只怕依旧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看来以后还有麻烦。 
　　慈安太后看得很准，倭仁确是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在卫道之士看，这个衙门的一切作为，都在“用夷变夏”，是离经叛道的，所以倭仁认为只要踏进这个衙门一步，就是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变成假道学。而不到差其势又不可，总理衙门的章京来了几次，催问“中堂那天到衙门，好早早伺候”，倭仁不见亦不答，私底下却是急得夜不安枕，胡子又白了许多。 
　　原来还有些舍不得文渊阁大学士那个荣衔，自从用易经占了一卦，卦象显示在位不吉，便决意求去，但他也知道，此时连求去都不易，倘或奏请开去一切差使，便成了要挟，必获严谴。这样就只好以殉道之心，行苦肉之计了。 
　　机会很好，有个地方最适宜不过，太庙时享的日子快到了。太庙时享，一年四次，孟夏享期，定在四月初一，以樱桃、茄子、雏鸡等等时新蔬果，荐于列祖列宗。期前一日，皇帝亲临上香，倭仁以大学士的身分，照例要去站班。 
　　他是被赏了“紫禁城骑马”的，名为骑马，其实可坐轿子，而这天他真个骑了一匹马去。这匹马还是他从奉天带回来的，马如其主，规行矩步从不出乱子。倭仁却有意要出个乱子，等皇帝上了香回弘德殿，他让跟班扶着上了马，走不到几步，自己身子一晃，从马上栽下来，如果一头撞死在太庙前面，便是殉道，没有摔死，就是一条苦肉计，可以不去总理衙门到差了。 
　　有那么多人在，自然不容他撞死，跟班的赶紧抢上前去扶住，醇王离他不远，赶了过来问道：“艮老！你怎么啦？” 
　　“头晕得很！”他扶着脑袋说。 
　　“嗐！不该骑马。”醇王吩咐跟在他身后的蓝翎侍卫说： 
　　“赶紧找一顶椅轿来，把倭中堂送回去。” 
　　于是借了礼亲王世铎的一顶椅轿，把倭仁送了回家。这一下便宜了小皇帝，倭仁不能替他讲《尚书》，免了他一番受罪。 

　　　　　　　　　　　※　　　　　　　 ※　　　　　　　　 ※ 

　　其时三月不雨，旱象已成，两宫太后和恭王的心境极坏，因为这一旱，不独本年丰收无望，明年的日子难过，而且这一旱使得运河干涸，人马可行，以致回窜在湖北麻城、黄州，河南南阳、信阳、罗山一带的东捻，突破长围，由叶县、襄城、许昌、兰封、考城，长驱入鲁，恰好到了梁山泊，等于恢复了僧格林沁力战阵亡那时的态势，由此进逼泰安等处，连济南都受威胁了。 
　　京畿旱象已成，设坛祈雨，已历多日，而每天骄阳如火，偶尔有一阵轻雷，几点小雨，连九陌红尘都润湿不了，自然更无助于龟坼的农田。所以召见恭王，一谈天气，两宫太后都是忧形于色。 
　　“小暑都过了，”慈安太后说，“再有雨也不行了。” 
　　“庄稼大概总是不济事了。不过，下了雨，人心可以安定。”慈禧太后叹口气说，“天神、地祗、太岁、龙王都派人拈了香了，雨不下就是不下！怎么办呢？” 
　　“我看要‘请牌’了吧？”慈安太后问。 
　　“还不到‘请牌’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就让恭王无法回答了。风雨无凭，祈而不至，有伤皇帝的威信，所以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订定了一套保全天威的程序，“请牌”是最后一着。以谕旨迎请邯郸县龙神庙的铁牌来京，供奉在都城隍庙，说是一定会下雨。如果请牌不灵，等于龙神不给皇帝面子，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不到观风望色，快将下雨的时候，决不请牌，而到了可以请牌的时机，不请也会下雨。其中妙用，慈安太后不懂，恭王也不便拆穿。正在无以为答时，想起有件事可以代替。 
　　“汪元方出了个新鲜主意，倒不妨试一试。” 
　　“什么新鲜主意？”慈安太后很感兴味地问。 
　　恭王实在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此时为了搪塞，只得说了出来：“汪元方说，找一个老虎头，扔在黑龙潭，可以起雨。” 
　　“这主意可真新鲜了！”慈禧太后因为刘铭传冒功一案，把鲍超整得旧伤复发，一病几殆，都是汪元方的过失，所以对他印象太坏，他的话不容易让她相信，因而又问：“他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能起雨呢？” 
　　“大概那本书上有这个说法。”恭王答道，“臣在琢磨，《易经》上有‘潜龙勿用’的话，把老虎头扔下去，惊它一下子，也许就能惊潜起蛰，云腾致雨了。” 
　　“啊，我明白了！”慈安太后脸上是恍然大悟的神情，“那不是‘龙虎斗’吗？” 
　　说穿了果然不错！但龙为帝王的表征，虎则“矫矫虎臣”，所以附会其说，龙虎斗可以看作武将反叛之象。恭王怕两宫太后多心，含糊地答道：“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唉！”果然，慈禧太后说话了，“还是不要斗吧！总要上下一条心，才能兴旺起来！” 
　　慈安太后却完全没有能理会她和恭王的转弯抹角的心思，对汪元方的新鲜主意，深为欣赏，很起劲地说：“龙，本来有痴龙、有懒龙，必是它睡着了，忘了该兴云布雨。现在扔一个虎头下去，就跟在马槽上拴一只猴子一样，让它一淘气，就偷不了懒啦！这个主意可以试。就一件，那儿去找个虎头啊？” 
　　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不作声，这是以沉默表示异议，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找不着虎头而为难。 
　　“我听先帝说过，康熙爷和乾隆爷在木兰行围，都亲手用鸟枪打过老虎。”慈安太后看着恭王说，“让内务府马上在库里找一找！” 
　　慈安太后难得有所嘱咐，所以，再为难的事，恭王也得答应，慈禧太后当然亦不好意思反对。于是李鸿藻所荐的军机大臣汪元方，总算又有了一番献替。 
　　等退回军机直庐，文祥和宝鋆都还在，提到汪元方的祈雨之方，文祥颇不以为然，认为一方面讲求天算格致之学，一方面弄这些匪夷所思的玩意，将为有识者所笑。但已奉旨照办，好歹得想办法敷衍，于是决定让内务府去找一个虎头，派两名侍卫赍到黑龙潭一扔了事，不必声张，更不必发上谕。 
　　这一下，内务府的官员可又着忙了，好在皮货库正在翻晒皮统子，趁此机会大大翻检了一遍，虎皮褥子倒多的是，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虎头。 
　　找不到虎头便无法向慈安太后交差，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崇纶，都很着急，亲自到敬事房找了年老的太监来问。有个老太监在嘉庆末年就已进宫当差，见多识广，想了半天，记起御药房为了取虎骨作伤药，浸药酒，在道光年间开剥过一头老虎，也许会有虎头。 
　　于是传了御药房的首领太监来，命他查档细检，费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终于找到了一个虎头，是照西法剥制，安在一块木板上面，张牙怒目，死有余威。内务府大臣如获至宝，特为捧到军机处，请汪元方过目，然后请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派定两名乾清门侍卫，把它投入西山深处黑龙潭。 
　　谁知龙虎不斗，云霓不兴，但知道其事的人，也没有拿它当笑话讲，实在也没有讲笑话的心情。久旱不雨，且莫说秋收无望，就眼前粮价飞涨，日子便很艰难，加以保定东南一带，发现盐枭杀人放火，抢了三十多个村庄，裹胁到二千余人之多，拥有八百匹马，二百多辆大车，以致人心越发浮动。 
　　将次入伏，天气慢慢在变了，本来每天骄阳如火，此时也常有阴天，以后或者城外有雨，或者城内有雨，虽然不大，亦足安慰。礼部、太常寺和钦天监的官员，看看大降甘霖的时机快要到了，于是奏请祭方泽。这是大祀，冬至南郊祭于天坛，夏至北郊祭于地坛，就是方泽。在此以前，为祈雨祭过社稷坛，派恭王恭代致祭，祭方泽在祀典上比祭社稷又高一级，所以特派惇王代替皇帝行礼。 
　　期前斋戒三日，九城断屠，宫内从皇太后开始，一律茹素，身上挂一块玉牌，上刻满汉合璧的“斋戒”二字。那知祭过方泽，一连两天，溽暑难当，两宫太后，大为失望，慈禧太后一向对惇王印象不佳，这时便有了怨言：“一定是老五心不诚！” 
　　那怎么办呢？刚刚行过北郊大典，不能接着就南郊祭天，于是慈安太后重申“请牌”之说。 
　　钦天监的官员细细商量，认为天气闷热，不久一定有大雨，“请牌”不妨。这面铁牌悬在邯郸龙神庙的一口井里，邯郸离京师一千里，如果星夜急驰，三天可到，但“请牌”的规矩，一向按驿站走，宁慢勿快，最好未请到京，即有甘霖沛降，才算神灵助顺，面子十足。因此这面铁牌，在路上走了八天才到良乡。 
　　也真巧，铁牌真个带了雨来，但虽大不久，片刻即止。雨是半夜里下的，两宫太后从枕上惊醒，无不欣然色喜，提早起身。天气凉爽如秋，慈禧太后吩咐把吴棠所进的苏绣旗袍取来，挑了一件月白缎绣大红牡丹的，对着穿衣镜穿好，安德海便另捧一面大镜子，在她身后左照右照，慈禧太后手中握着一块同样颜色花样的手绢，扭过来，扭过去，顾盼之间，极其得意。 
　　看够了自己，她才想起天气，“去看看！”她说：“天儿怎么样了？” 
　　“喳！”安德海放下镜子，到殿外去观望天色。 
　　雨早停了，但天黑如墨，把一钩下弦月，遮得影子都看不见，而且有风，看样子还有雨。 
　　于是安德海兴匆匆地回来复奏：“天黑得象块墨，云厚得很，风也大。还要下大雨，非下不可。” 
　　“下吧！”慈禧太后扬着脸，轻盈地笑着，倒象年轻了十来岁，“痛痛快快下吧！” 
　　“主子这片诚心，感召神灵，那能不下？一定下够了才算数。” 
　　“看吧！看邯郸的那方铁牌，灵验到怎么样？”慈禧太后吩咐：“去看看那一边，起来了没有？” 
　　“那一边”是指慈安太后。两宫太后此时同住长春宫，慈安住绥履殿在东，慈禧住平安室在西。太监、宫女私底下便用“东边”、“西边”的称呼来区别。但慈禧太后却不愿说那个“东”字，所以安德海他们，也跟着她用“那一边”来指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已经出殿了，她也穿着夹旗袍，依旧是明黄色，正站在檐前观望，一见安德海便问：“你主子起床了没有？” 
　　安德海先给她请早安，然后答道：“早起来了。特地叫奴才来看一看。” 
　　“你就请她来吧！” 
　　“喳！”安德海匆匆回去禀报。 
　　于是慈禧太后袅袅娜娜地，从平安室来到长春宫后殿，一见慈安太后便笑盈盈地说：“姐姐大喜！” 
　　“可不是大喜事吗？”慈安太后跟她一样高兴，“现在还是给个喜信儿，铁牌还在良乡，等一请到京拈了香，那时候才真有大雨。” 
　　“说得是。”慈禧太后这天特别将就，顺着她的口气说，“今儿就把它请到京。” 
　　“派谁去拈香呢？” 
　　“老五、老六都派过代为行礼的差使了，老七不在京里。 
　　派老八去吧！” 
　　“好，回头就说给他们。传膳吧！” 
　　这时已近卯正——早晨六点钟，依夏天来说，早该天亮了，但只有从浓云中透下来的微弱光芒，所以殿里殿外灯火通明，两宫太后心情舒畅，加以天气凉爽，越发胃口大开。吃完饭，慈禧太后照例要绕弯儿消食，从前殿到后殿，一面走，一面思索着这天召见军机，有些什么话要交代？ 
　　走到后殿，大自鸣钟正打七点，突然间，闪电如金蛇下掣，接着霹雳一声，小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了下来。安德海为凑她的趣，便不怕喧哗失仪，领头欢呼：“下了，下了！” 
　　他这一嚷，便是个号令，太监、宫女纷纷跟着他欢呼，两宫太后觉得热闹有趣，格外愉悦，双双坐在殿前望着溟濛的雨气，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 
　　可惜，雨下得仍不够多。铁牌还是要赶快请进京，供奉在都城隍庙，派定钟王拈香祈雨。他也知道这是两宫廑念，万民瞩望的大事，一天工夫去上了三次香。雨虽未下，但云气蓊郁，闷热特甚，这仍旧是个好兆头。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终于大变，一早就阴沉沉地飘着小雨，一上午未停，到了午后，狂风大起，黑云越堆越浓，夹杂着轰隆隆的闷雷，终于落下倾江倒海似的大雨。一下便下到夜，九城百姓，无不欢然凝望，望着白茫茫的雨气出神。 
　　这一场快雨，解消了旱象，也移去了压在恭王心头的石块，加以江浙等省奏报，入夏以来，雨水停匀，丰收有望，便越发放心。两宫太后当然也是喜不自胜，一再向大臣表示，神灵庇佑，于是分遣诸王，到各处坛庙，拈香报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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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行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 
　　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 

　　　　　　　　　　　※　　　　　　　 ※　　　　　　　　 ※ 

　　捻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寿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备严密的黄河，南面是断层错综，突兀峻拔的沂、蒙诸山，唯有往东南走，却又为一条源出临朐县沂山西麓的弥水所阻断，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战，而四面重重被围，死战的结果，多半是战死。 
　　在官军，各路人马都汇齐了。铭军和武毅军会师于弥河两岸，外围自东徂西，由潘鼎新、杨鼎勋和“东军”布成一条防线，作为接应。如果这一次再让东捻突围而走，不但从此不必再谈剿捻，也从此不必再谈军功，等着“革职查办”好了。 
　　形势对双方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后关头。决战必须谋定后动，所以刘铭传和郭松林都不急，调兵遣将，务求稳当。在部署将近完成时，李鸿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李昭庆，专程赶到前方。此来的任务有两件，一件是宣达“温谕”，嘉奖刘铭传“忠勇耐劳，追贼迅速，加恩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善庆和温德勒克那两个因僧格林沁阵亡而连带倒霉的副都统，也时来运转，除去“开复原官”，另有恩典。 
　　李鸿章个人有所奖赏，每人一包，或是珍玩、或是现银，看各人的需求爱好而定，铢两相称，毫无偏颇，光是安排这几份礼物，就很花了他一些心血。 
　　“家兄原来期望在明年能够克竟全功，想不到诸公用命，看样子年内就可凯旋。”李昭庆停了一下又说：“等大功告成，家兄预备步曾侯的前尘，裁撤淮军，让大家先好好过两年舒服日子。” 
　　一听这话，除了郭松林以外，无不大感兴奋。裁军是裁兵不裁将，当提督的依旧当提督，当总兵的依旧当总兵，补成实缺，各归建制，看看操，吃吃空，出入绿呢大轿，不必披星戴月，终年无一天不在马上，那不是舒服日子是什么？ 
　　“不过家兄有句话，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转达：将来的舒服日子，全靠眼前的艰苦去换取。眼前这一仗非同小可，特意命我来向各位请教。” 
　　“此刻的东捻已成瓮中捉鳖之势，请转禀少帅，不必操心。”刘铭传拍胸大言：“‘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请等着好了！” 
　　“是的，一定等得着好消息。只请问省帅，有何破敌的妙策？” 
　　刘铭传心里明白，这是李鸿章不放心，特意要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不见问破敌的计策，而是在问对敌的态度，是尽力所及，打到那里算那里，还是下定决心，非尽歼顽敌不可？ 
　　因此，他想了一下，这样答道：“论地利、人和，是我剿捻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好机会，不敢说有何‘妙策’，只不过抱定宗旨，硬打、苦打，无论他上天入地，铭军周旋到底！” 
　　“铭军周旋到底，武毅军奉陪到底！”郭松林紧接着他的话说。 
　　一听这两个头品顶戴的大将，都有这样的决心，李昭庆喜悦之色，现于眉宇，“有两公这句话，东捻必平无疑！”说着，他仰脸抱拳，仿佛感谢上苍庇佑似的。 
　　“省三！”郭松林的神色很认真，“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官军往往跑不过捻匪，多是为辎重所累，这一次既然要追到底，就是先打定主意，辎重不能打算要了！” 
　　刘铭传连连点头：“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话。”说着，他抬眼望着李昭庆。 
　　李昭庆当然懂他们的意思，心里在想，只要打了胜仗什么都好办，管你们把辎重如何处理？不过弃辎重而吃败仗，要想照样补充就很难了。这话似乎也应该说在前面，却是甚难措词。 
　　其势不容多作考虑，他硬起头皮来答道：“凡是两公作主，怎么说怎么好。我把两公的意思转达一声就是了。” 
　　刘、郭二人对他的答语都表示满意。等把李昭庆送到了行馆去休息，他们便细谈里粮出击的细部计划。刘铭传这三年转战千里，有个极深刻的印象，打仗一定要靠老百姓帮忙，老百姓肯帮忙，消息灵通，处创措手，否则就总落在捻军后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帮捻军，只袖手观望，官军便成孤立之势。因而这一阵他特别严申军纪，禁止骚扰，现在既然预备弃去辎重，不如送了给老百姓，一则示惠于众以争取民心，再则也免得资敌。 
　　“这个主意好！”郭松林大为赞成，“不过要办得切实，不可让人中饱。” 
　　“那个敢中饱，我枪毙了他。” 
　　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两情融洽，彼此都觉得九转丹成，就在眼前。谈得投机，忘了时刻，直到寒鸡高唱，郭松林方始起身告辞。 
　　“子美！”刘铭传拉住他，指着桌上御赐的珍玩说：“这几样东西得来不易，我想分给大家，表表我的寸心。两对荷包，潘、杨、善、温各一，余下的两样，让你先挑。” 
　　余下一把吃肉用的白玉柄小刀，一个打火用的麂皮火镰包，郭松林觉得却之不恭，便伸手拿了个火镰包，“我要这玩意吧！”他说，“我那支旱烟袋，是难得的方竹，一个翡翠嘴子，花了我二百两，配上这玩意就越发讲究了。” 
　　“好吧，你要了它。”刘铭传看他双眼发红，便又说道： 
　　“不过我劝你少抽些烟，火气太大！” 
　　“与抽烟什么相干？”郭松林苦笑着说。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刘铭传看着郭松林壮硕的身体，忽然意会。湘军将领沾了曾国藩的一点道学气，生活比较朴实检点，淮军将领内则功名富贵，外则吃喝嫖赌，一应俱全，郭松林这几年也染了淮军的习气，颇好声色。这一次复出领军，志在报仇雪耻，所以颇肯刻苦，但他的禀赋过人，可能跟传说中的纪晓岚那样，一夕孤眠，百骸不舒，这要替他想个办法才好。 
　　心里有这样的念头，却不必说出口来。等送走了郭松林，刘铭传一个人在灯下独酌，把李昭庆的来意，以及里粮决战该当有的部署，又一一细想了一遍，发现有件事不妥。 
　　这件事就是弃辎重示惠于民。如果就地以余粮和多下的军服散放贫民，在这数九寒天，着实可以博得一些欢声，但附近县民必然闻风而至，那一来会搞得秩序大乱。而且捻军狡诈百出，说不定就混在百姓队伍里，乘机突袭，那时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他决定改变一个办法，随即找来一个材官，吩咐第二天晚上备两桌酒，再备帖子把临近各村在办团练的绅士都请了来。同时又交代，把粮台派驻前线的委员传来，有紧要公事要办。 
　　粮台派驻铭军大营的委员，是个佐杂出身的候补知府，姓吴，为人极其能干，忙到半夜，刚刚上床把被子睡暖，听说刘铭传召唤，赶紧披衣起床，衣冠穆肃地来谒见。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刘铭传便叫他一起喝酒，吴知府只说：“不敢，不敢，大帅请自己用。” 
　　“不必客气！在营里都是弟兄，坐下来好说话。” 
　　“是！”吴知府在下首坐下，先提壶替刘铭传斟了杯酒。 
　　“这一趟非把赖汶光那一伙干掉了不可。我跟郭军门已经商量好，辎重不打算要了。你别着急，没有你的责任。” 
　　“是！有大帅在担待，我怕什么？”吴知府心想，不要辎重便有好处，心里一高兴，替刘铭传又斟了一杯酒。 
　　“不过，你也别高兴！’刘铭传笑着又说，“辎重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你要想办法，在三天以内，赶出五万斤干粮来！” 
　　吴知府心里为难，表面不露，盘算了一下，陪笑答道： 
　　“我想跟大帅多要一天限期。” 
　　“可以，就是四天，”刘铭传又说，“还有件事，郭军门这一次没有带姨太太来，看他这两天眼睛都红了你得想办法给他败败火！” 
　　“那好办，交给我，包管妥当。” 
　　“好了。请你明天一早就动手吧！” 
　　“是！我跟大帅告假。”吴知府起身请个安，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吴知府带着人进城去办干粮，刘铭传约了郭松林一路去视察防务，顺便把这天晚上请附近的绅士吃饭的作用告诉了他，约他一起来当主人。 
　　“不必了！你一个人出面也一样。” 
　　“来吧，来吧！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了要打听匪情，一向跌宕不羁，惮于应酬的郭松林，到底还是赴了席。上灯时分，客人络绎而至，名为“绅士”，自然都有功名，不过大多数都是拿钱买来的，有些是捐班的佐杂官，有的只捐了个监生，不是想下场乡试，只为上得堂去，见了县官，不必跪下磕头，作个揖口称“老公祖”的这点便宜。其中最体面的两个绅士，一文一武，文的是个举人，在浙江做过学官，姓赵；武的是个河工同知，姓李。论官位是姓李的高，但那一个是举人，出身不同，所以连一品大员的两个主人都另眼相看，称他“赵老师”，奉为首座。 
　　赴宴的客人都怀着心事，“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年近岁逼，两位“提督”下帖子请吃饭，这顿饭岂是容易下咽的？ 
　　所以大家事先在李同知家商量了半天，凑了两千银子作为“炭敬”，公推赵老师致送，等酒过三巡，他咳嗽一声，把两个红封套取了出来，起身离席，要来呈递。 
　　刘铭传倒很沉着，虽知是怎么回事，要等他开了口再说，在另一桌做主人的郭松林却忍不住了，大声问道：“嗨，赵老师，你那是干什么？” 
　　“回两位大人的话，附近这几个荒寒小村，幸托荫庇，特为预备了一点点敬意，请两位大人赏收。” 
　　“哎呀，真窝囊死了！”郭松林把眉毛眼睛都邹在一起，“省三！你快跟大家说了吧！” 
　　“赵老师请坐！”又好笑，又好气的刘铭传，叫戈什哈把愕然不知所措的赵老师扶回席上，说明了以辎重相赠的本意，接着又声明：“不过目前还不能散发，等我们把这一仗打下来，留着那些粮秣被服，请各位为地方办善后。今天备一杯水酒，先向各位说一下，心里有个数，好早早筹划。我再拍胸向各位说一句：“要不了十天工夫，寿光就看不见一个捻匪了。” 
　　这番话出口，被邀的客人，无不大感意外，那李同知人极能干，随即高声说道：“两位大人真正是爱民如子，忧民如伤。赵老师，我们得要为地方叩谢两位大人的恩德。” 
　　“应该，应该！” 
　　客人都站了起来，赵老师和李同知走到下方替两位主人磕头，刘、郭二人逊谢不遑。乱过一阵，各回席次，刘铭传乘机提出要求，不得收留捻军，不得供给捻军粮食，不得把官军的情形泄漏给捻军！各人守住自己的圩子，不与捻军打交道，如果发现大股捻军，随时来报告，以便出队攻剿。 
　　他说一句，大家答应一声，看得出是各人真心愿意听从。郭松林十分高兴，也十分佩服刘铭传，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宾主尽欢而散，只有李同知一个人留了下来，说有机密奉陈。刘铭传便把他和郭松林邀入卧室，关起门来密谈。 
　　“有句话，本来我怕惹麻烦不敢说，两位大人局量如此宽宏，我想说了也不要紧。”李同知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要看他们两人的意思再作道理。 
　　“不妨！”刘铭传鼓励着他：“你尽管实说。” 
　　“是这样，有人传来一句话——这个人也不必说了，反正决非通匪，说李允有意投降。我不知他这话真假，而且也不敢干预戎机，所以没有理他。如果两位大人觉得不妨一谈，那条线我还可以接得上。” 
　　“李允？”刘铭传看着郭松林沉吟，似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郭松林是恨极了捻军，也极不相信捻军，但这里凡事到底要听刘铭传作主，所以虽不赞成，也不开口。 
　　“李允跟赖汶光是曾九帅下金陵以后，一起投捻的，这两个什么‘王爷’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跑也跑不动，是也该投降了。不过，”刘铭传问道，“赖汶光怎么样呢？” 
　　这句话，前几天“接线”的人来，李同知就曾问过。据说赖汶光决不投降，尤其不肯投降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克复苏州，用程学启的计谋，招降伪纳王郜云官，杀了伪慕王谭绍光，开齐门迎降。结果那些“王爷”、“天将”，为程学启关闭营门，杀得光光，有此一段往事，赖汶光宁死不降。但程学启杀降，李鸿章纵非指使，亦是默成，所以淮军颇讳言其事。李同知知道这个忌讳，当然不肯说实话。 
　　“赖汶光如何，倒未听见说起。” 
　　如果赖汶光肯投降，刘铭传倒愿作考虑。李允虽也是东捻中的一个头目，却无甚作用，垂成之功，刘铭传不愿多生枝节，而且也知道郭松林决不赞成。不过官军总应该予匪贼以自新之路，有人投诚，拒而不纳，这话传出去不好听，所以他便用了一条“缓兵之计”。 
　　“这样，拜托你老兄跟前途联络一下看，赖汶光怎么说法？ 
　　最好一起过来。” 
　　“是！”李同知也看出来了，刘铭传并无诚意，便站起身预备告辞。 
　　“老兄等一等！”刘铭传很郑重地告诫他说，“这件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同时，传话过去的时候，请你也不必说得太肯定。” 
　　李同知一番热心，至此消失无余，根本不会再去传什么话，接什么线。所以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他是走了，郭松林却有些担心，怕李同知跟捻军有什么勾结。刘铭传说他不敢，安慰了几句，一个劲催他早早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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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郭松林住在两里路外，是借用当地富户的一重院落。疾驰到家，卸了长衣，只觉烦躁难耐，想找本闲书来看，定定心。刚取了本《七侠五义》在手里，只听门帘一响，顿觉眼前一亮。 
　　进来的是个黑里俏的丽人，不过一看她那双眼睛，就知道是什么路数。正要开口问她，她身后又闪出一个人来，是办粮台的吴知府。 
　　他浮着满脸的笑，却不跟郭松林说话，叫着她的名字说： 
　　“小红鞋，跟大帅磕头呀！” 
　　郭松林看到她脚下，果然穿着一双红鞋，听“小红鞋”这个名字，不知是那里的流娼？难为吴知府办这种差，盛情着实可感。 
　　那小红鞋一面请安，一面飞媚眼，烛光闪烁之下，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把郭松林的“火气”越发勾了上来，一伸手就捏住了她的左臂说：“我看看你！” 
　　看就看！小红鞋站起身来，退后两步，抿一抿嘴唇，摸一摸鬓脚，低垂着眼皮，作出极沉着的神情。那吴知府便凑到他面前陪笑低声，先表歉意：“昨儿个晚上，上头才交代有这么件差使，一早赶到潍县，把她给‘逮’了来。小地方，顶儿尖儿的人材，也就这个样儿了。中吃不中看，你老将就吧！” 
　　郭松林虽是木匠出身，却读得懂孙吴兵法，也会做几句不失粘、不脱韵的诗，与刘铭传都算是儒将。儒将一定风流，所以很洒脱地说：“多谢关爱！很好，很好。” 
　　有了这番嘉纳的表示，使得吴知府大感兴奋，悄声又说： 
　　“她还是个诗妓，语言不致可憎。” 
　　这一说，郭松林越发中意，拱拱手说：“费心，费心，请为我拜复省帅，说我知情。” 
　　到此地步，再多说废话便不知趣了，吴知府只向小红鞋说得一声：“好好伺候！”随即哈一哈腰，倒走着退了出去。 
　　这个一退出去，便另有人走了进来，是个贴身服侍的马弁，一托盘送来了酒肴点心。那小红鞋十分机灵，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很熟练自然地帮着他把托盘里的东西，移到炕几上，然后把明晃晃的一支红烛也挪了过来。 
　　“总爷，你请吧！这儿交给我了。”小红鞋向那马弁说，顺便付以表示慰劳的一笑。 
　　她那副牙生得极好，又白又整齐，衬着一张黑里俏的脸，格外惹眼，所以这一笑，百媚俱生，害得那个才十八、九岁的马弁，赶快把个头低着，转身退了出去。 
　　小红鞋便斟了酒，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一擦筷子，回身说道：“郭大人，你请过来喝酒吧！” 
　　郭松林一直坐在旁边，双眼随着她扭动的腰肢打转，这时才抛下手中的那本《七侠五义》，一面起身，一面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姓郭？” 
　　“这儿谁不知道郭大人的威名呀？” 
　　明知是句空泛的恭维话，只因为她也知道“威名”二字，使得郭松林大为高兴，心想，“诗妓”之名不假，寒夜寂寞，倒有个可谈的人了。 
　　有此一念，愈添酒兴，盘腿上炕一坐，喝了口酒说：“看你人倒不俗，怎么起个名字叫‘小红鞋’，真正是俚俗不堪！” 
　　“都是人家叫出来的嘛！”小红鞋作个无奈的表情，“你老不欢喜，替我另起个名字好了。” 
　　“好！”郭松林略略一想，就有了主意，“把那个‘鞋’字拿掉好了，就叫小红。‘小红低唱我吹箫’，不是现成的一个好名字吗？” 
　　“小红，小红！”她低声念了两遍，眉花眼笑地说，“真好！ 
　　谢谢郭大人，赏我这么个好名字！” 
　　说着就要请安道谢。郭松林不让她这么做，顺手一拉，使的劲也不怎么大，小红就好象站不住脚，一歪身倒在他怀里。 
　　在郭松林看，是她自己投怀送抱，须得领她的情，乘势一把揽住她的腰，另一只手端起酒杯，问道：“小红，你是那里人？” 
　　“西边，”她说，“淄川。” 
　　“原来跟蒲留仙同乡。” 
　　“你老说的谁呀？”小红问，“说我跟谁同乡？” 
　　“蒲留仙，蒲松龄你总该知道？” 
　　“没有听说过。”她使劲摇着头。 
　　郭松林也摇摇头把酒杯放下了。岂有诗妓而连蒲松龄都不知道的？于是问道：“小红，你也懂诗？” 
　　“诗呀？”小红笑道，“我那儿懂！” 
　　“那，”郭松林诧异，“怎么说你是‘诗妓’？” 
　　“你老别听他们胡诌！”小红答道，“是前年夏天，在济阳遇上个书呆子，赶考没有考上，回南遇上涨水，在店里住了半个月，每天捧着书本儿念诗，有一天我说了句‘听你念得有腔有调的，倒好听，那一天教我也念念。’谁知道那书呆子当真了，一个劲磨着我，要教我念什么《琵琶行》。这条道儿上，我认识的客人多，拿我取笑，给我安上个诗妓的名儿。干我们这一行，出名儿总是好的，就随他们叫去。还真有些文诌诌的老爷们，指着名儿点我。我可不敢骗你老。” 
　　郭松林爽然若失，酒兴一扫而空，不知不觉把揽着她腰的那只手松开了。 
　　小红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你老怎么不喝酒？”她把酒杯捧到他面前。 
　　“喝不下。” 
　　“你老喝一杯！”小红用央求的口气说，“赏我个面子。” 
　　再要峻拒便煞风景了，郭松林在想，寻欢取乐，原要自己去寻取，便即问道：“你会唱曲不会？” 
　　“我会唱鼓儿词。可惜忘了带鼓来了。”小红略想一想说： 
　　“这么样，我小声哼一段给你老下酒。” 
　　“对了，就哼一段儿好了。” 
　　于是小红靠在他肩头上，小声唱道： 
　　“哄我自家日日受孤单，你可给人家夜夜做心肝…　” 
　　“好！”她刚开口唱了两句，郭松林便脱口赞了一声，打断了小红的声音：“你慢一点，我来想想，这该是闺中少妇，怨责她那浪子丈夫的话。倒有点意思，你再往下唱！” 
　　这一说，小红的劲儿来了，坐起身子，斜对着他，一条腿盘坐在炕上，一条腿撑着地，把手绢绕着右手食指，冲着郭松林先道一句白口：“强人呀！”接着便雨打芭蕉似的，一口气唱： 
　　“只说我不好，只说我不贤！不看你那般，只看你这般，没人打骂你就上天！” 
　　接着便是眼一瞪，恶狠狠骂一声：“强人呀！”却又忍不住噗哧一声笑，随后便又飞媚眼，又害羞地带着鼻音哼道： 
　　“你吱吱呀呀，好不喜欢！” 
　　她那发腻的声音，冶艳入骨的眼波和笑靥，搅得郭松林意乱魂飞，但是他到底不比胸无点墨的草包，除了小红的一切以外，也还能领略非她所有的曲词，便即问道：“这是谁教你的曲子？” 
　　“也没有人教，听人家这么在唱，学着学着就会了。” 
　　“可惜，不知道这曲子是谁做的？” 
　　“曲子好，”小红问道，“我唱得不好？” 
　　看她那不服气的神情，郭松林赶紧一叠连声地说：“都好，都好！曲子做得真不做，也得你唱才行。” 
　　这一说，小红才回嗔作喜，举着杯说：“那么你老喝一杯。” 
　　郭松林欣然接受，把一小杯烧刀子灌入口中，入喉火辣辣一条线，直贯丹田，加上火盆烧得正旺，觉得热了，便即解开胸前的钮子。 
　　“当心受凉！”小红说，伸手到他胸前，原意是替他掩复衣襟，不知怎么，伸手插入他的衣服下面，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把脸覆在他胸前。 
　　她那头上的发香和花香，受了热气的蒸散，一阵阵直冲鼻孔，越发荡人心魄，他便也把她搂得紧紧地。 
　　这样温存了好一会，心才又定下来，觉得小红别有韵致，所以还想再聊聊天，“小红，”他问，“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你老问这个干吗？” 
　　“问问也不要紧。” 
　　“还是别问的好。” 
　　“怎么呢？”郭松林说，“有什么说不得的么？” 
　　“不是什么说不得。”小红抬起头来看着他，“我说了伤心，你老听了替我难过，不扫兴吗？” 
　　“你说话倒干脆！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对了，你老喜欢我就行了。”她又靠在他胸前，“你老多疼疼我吧！” 
　　于是郭松林又抱紧了她。过不多久，听得有人叩门，悄悄喊道：“小红，小红！” 
　　“这是谁？”郭松林问。 
　　小红没有回答他，只抬起身子，向外大声说道：“门没有闩，进来吧！” 
　　门一开，进来一个鸨儿，有四十来岁，擦一脸白粉，簪满头红花，怪模怪样地，先给郭松林请了个安，然后管自己去替他们铺床。 
　　这提醒了郭松林，想看看时刻，等掏出那个李鸿章送他的金表，不开表盖，只揿了一下按钮，顺手放到小红耳边，里面叮叮地响了起来。 
　　小红从没有见过打簧表，大为惊异，象个小女孩似的，磨着郭松林再为她试一遍，又问长问短要弄清楚其中的道理。只是郭松林自己也不懂，何以表能发声？正在有些发窘，那鸨儿已铺好了床，请个安说道：“请大人早早歇着吧！”又虎起了脸对小红说：“你可好好儿侍候！” 
　　等她退了出去，郭松林便问：“她可是你的亲人？” 
　　“我那里有什么亲人？我的亲人在这儿！”说着，小红又一把抱住了郭松林。 
　　明知是“米汤”，他也被灌得晕陶陶如中酒似地，因而也起了一番怜惜的心。他的性格是豪迈一路，也读过几句书，平时颇为向往唐宋那些武将的风流豁达。此时有了几分酒意，放纵想象，想到此番与捻军是作最后的周旋，弃去辎重，裹粮深入，已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枪子无眼，说不定就此阵亡，而生死莫测之际，有今宵一段意外的因缘，不可不为可人的小红留下一点“去思”。倘或阵亡，自然有一番哀荣，朝廷赐祭，督抚亲尊以外，还有一夕之缘的红粉雪涕，说起来也是一段“佳话”。 
　　于是他起了拔她于火坑的心思，推着她说：“小红，你坐好了，我有话跟你说。” 
　　小红听他语气郑重，便真个放开了手，离得他远一些，含笑凝视着他。 
　　“你家里到底有些什么人？” 
　　察言观色，知道非老实回答不可，小红收敛了笑容，垂着眼皮说道：“就有一个疯瘫在床上的娘！” 
　　“你可是自由的身子？” 
　　“不！”她摇摇头，“若是自由的身子，何苦还吃这一碗饭？” 
　　“对了！就是这话。”郭松林欣然地说，“你以前嫁过人没有？” 
　　“没有。不过…　。” 
　　“话怎么不说完？” 
　　“我不敢瞒你老。”小红低着头说，“有个五岁的孩子。” 
　　“男孩？” 
　　“嗯！”小红忽然觉得想吐一吐心事，抬起头，掠着鬓发，以兴奋而忧伤的声音说：“就为的这个孩子，我愿意再苦两年，等攒够了钱，自己把身子赎了出来，带着孩子也下关东。” 
　　“下关东干什么？”郭松林诧异地问。 
　　“孩子他爹在关东。” 
　　“喔！”他又问，“在那儿干什么？” 
　　“还不是开垦吗？”小红又说，“他在那冰天雪地里，苦得很，也就是为了有一天熬得出了头，巴望着能够父子团圆。” 
　　郭松林点点头，心里在作盘算，关外是禁地，也不知道她“下关东”是怎么走法？想来大概是由胶、莱出海到辽东。然而弱质伶仃，风波涉险，又带着孩子，能不能如愿以偿，实在大成疑问。 
　　他的心事，小红怎么猜得透？见他面色忧郁，她心里懊悔，不该谈自己的事，扫了贵客的兴，所以便又笑着埋怨：“我早说了，还是别问的好。可不是吗，到底，害得你老心烦！”她斟着酒又说：“郭大人，都是我的不好，罚我再唱一段曲子。” 
　　“不！”郭松林握着她那执着壶的手说，“小红，我再问你一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到底是真是假？” 
　　这话问得太认真了，小红反倒无从回答，愣了一下才说： 
　　“当然是真的，无缘无故我编一套瞎话骗你老干什么？” 
　　“真的就好。”郭松林没有再说下去。 
　　小红实在困惑，真不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意思？不过她阅人甚多，什么奇奇怪怪的客人都遇见过，如果象这样每一个都要去细想，那是自讨苦吃，所以练就了一套本领，随便什么事，能够在心里说丢开就丢开。这时依旧娇笑软语地陪着郭松林饮酒作乐。 
　　郭松林的心情也轻松了，喝酒喝到鸡鸣方罢，一上床便鼾声大起，真个一宵无话。这才是小红少遇见的事，而且也不象别的烦恼能够轻易抛掉，心里嘀嘀咕咕，不知道什么地方不中郭大人的意？所以伺候得格外小心，不时窥伺着他的颜色。 
　　郭松林宿酲犹在，懒得开口，而窗外虽然声息甚低，人影却多，显然的，那都是有公事要向他请示，只是怕惊扰了他，不敢高声而已。 
　　“你开门吧！” 
　　“是！”小红轻手轻脚地去开了一扇房门，自己把身子缩在门背后。 
　　门外那个小马弁早就在伺候了，此时把洗脸水端了进来，小红便帮着他照料郭松林漱洗。等诸事妥帖，郭松林一面向外走，一面向小红说道：“我得去料理料理公事。你别走！” 
　　有这句话，小红才算放了心，自己琢磨着，大概还要留一天。于是她趁郭松林用过的那盆脸水，没有撤走以前，匆匆忙忙擦了把脸，打开梳头匣子，好好修饰了一番，端然静坐，等郭松林回来。 
　　这一等档到日中，还不见踪影，倒是那小马弁带着厨子，替她送了饭来。小红闷在屋里好半天，一见了他仿佛遇着救星，赶紧陪笑道谢，然后问道：“总爷，我求你点事行不行？” 
　　“你说吧！” 
　　“不知道跟我来的那个人在那儿？” 
　　“你是说那个老娘儿们？在大门外等了半天了，上头没有交代，不能让她进来。” 
　　“那就拜托总爷跟她说一声，郭大人让我别走，大概还得留一天，叫她放心好了。” 
　　“在这里有什么不放心的？”那小马弁说，“好了，我替你把话带到就是了。你快吃！吃完了好收家伙。” 
　　小红自出娘胎，没有这样子吃过饭，实在有些食不下咽，所以拿了两个馒头，放在一边说：“劳驾，劳驾！我这就行了。 
　　请厨子大爷收了去吧！” 
　　刚说到这里，只听窗外靴声、人声，是郭松林回来了，带着一名随从，却只候在窗外，小红慌忙退到一边，很恭敬地站着。 
　　“你还没有吃饭？”郭松林接着又说，“我也还没有。正好，你就陪着我一起吃吧！” 
　　小马弁一听这话，便退了出去，向厨子吩咐：“把大帅的饭开到这儿来。” 
　　这开来的饭，自然大不相同，肥鸡大鸭子以外，还有一大碗狗肉，异香扑鼻，把小红的食欲勾了起来。但是她不比北道上那些“生葱生蒜生韭菜，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的“蛮娘”，当着窗外那些官长“总爷”，何敢跟统驭上万兵马的“大帅”，对桌而食？只守着她的规矩，站在桌旁替郭松林舀汤撕饼地伺候着。 
　　吃得一饱，郭松林很舒服地剔着牙、喝着茶说：“现在要跟你谈正事了。” 
　　“是。”小红答应是这样答应，心里又万分困惑：红顶子的大官儿跟我们这种人有什么正事好谈？ 
　　“是谈你的正事。小红，”郭松林说道：“我想拔你出火坑。” 
　　“这…　。” 
　　“你听我说完，不是我想接你回家，现在打仗，我没得那份闲心思。我替你还了债，把身子赎出来，另外再送你几两银子。喔，”郭松林停了一下问：“小红，我又要问你了。倘或你那口子攒够了钱来接你们母子俩，你把你疯瘫的老娘怎么办呢？” 
　　“那…　，”小红听了他的话，心思极乱，所以得先想一想才能回答：“自然是一起接了去。” 
　　“你别看得那么容易！汉人若非充军，出关也不是说来就来，说去就去那么容易。果真你娘去不了，可能送几个钱，托人照应？” 
　　“有钱就行。”小红答道，“我把我娘送回淄川。” 
　　“那就行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刘铭传和杨鼎勋，相偕来到，郭松林顾不得再跟小红说话，起身迎了出去。 
　　“省三，你来得正好！”他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要件公事。” 
　　“行！什么公事？” 
　　“用你的关防出一角公文：派遣差官一名，出山海关公干，随携妇女、小孩各一名。名字都空在那里，回头我自己来填。”两名来客相顾愕然，“这是干什么？”刘铭传问，“你不是自己也有关防吗？” 
　　“我是福建提督，你是直隶提督，虽在这里打仗，说起来山海关也管得着，所以要用你的关防。” 
　　“慢来！”杨鼎勋笑道，“我这个湖南提督要管一管闲事。 
　　为何随携妇女一名？是何许人？” 
　　“喏，在屋里！” 
　　这时小红已经把郭松林的话想明白了，有这样天外飞来的奇缘，真是爱做梦的人也梦不到，所以反有点不大相信。但看到那两位贵客的头上，她心里踏实了，都是红顶子的大官，那能开这样的玩笑？ 
　　因此，一见贵客进门，她精神抖擞地连请了两个双安，盈盈笑道：“小红给两位大人请安。” 
　　郭松林和杨鼎勋又相视而笑了。杨鼎勋跟郭松林是至交，戏谑惯了的，所以指着小红向郭松林笑道：“子美，她替你‘败火’，你怎么反倒要充她的军？莫非伺候得不够痛快，火上加火？” 
　　小红人既伶俐，兼以这些古里古怪的风情话，听得多了，所以一下就懂了杨鼎勋话中的意思，顿时黑里俏的脸上，泛出红晕，变成紫酱色。她同时也在想，这些“大帅”们在一起，开起玩笑来，比平常老百姓还随便，那里有一点儿官派？ 
　　因而不免深深讶异。 
　　心有所感，脸上不免流露了狡黠的笑容。杨鼎勋正跟刘铭传哈哈笑着，一眼瞥见，立即忍住了笑，指着小红说：“不对！看她这笑，昨儿晚上一定还有新鲜花样？说吧，”这是直接对着小红来的：“你笑的什么？” 
　　“什么花样也没有。”郭松林接着说：“你们自己问她好了。” 
　　小红不愿搞出误会来，又看来的两位“大人”也是好说话的人，所以轻盈地笑道：“我是想起鼓儿词上的话好笑，没有别的。” 
　　“怎么呢？”杨鼎勋问，“说出来让我们也笑一笑。” 
　　“鼓儿词上提起那些个元帅，叫人害怕！一发了脾气，把胡子一吹，公案上摔下一支令箭来，马上推出辕门，人头落地。敢情这都是哄人的话！眼前就三位元帅，跟鼓儿词上说的全不一样。” 
　　“那么，你看是象好呢，还是不象的好？”刘铭传问。 
　　“这我可不知道了。”小红笑道，“反正我看得出来，三位大人全是菩萨心肠。” 
　　“不容易。”刘铭传笑中有牢骚：“从京里到南边，到处挨骂，在这儿才落得一声好。” 
　　“好了，闲话少说吧！我先办完了她的正经再说。”郭松林问刘铭传：“跟你要的公事怎么样？” 
　　“那还用问吗？派个人说给我那里的人就是了。” 
　　“这就行了。”郭松林转过脸来看着小红：“我也不知道你欠了多少债，反正一定够，我送你一千银子，另外派人帮着你办事。赶快还了债，把你老娘送回淄川，到关外找你那口子团圆去吧！” 
　　这一说，简直让小红愣住了，世间真有这样的事？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觉心中又酸又甜、又热，浑身发抖，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等哭出声就又立刻警觉，这是什么地方？眼前是什么人？怎能放声大哭？赶紧拿手掩住了嘴，一头扑倒地上在抽噎。 
　　“我明白了！”杨鼎勋点点头，轻声说道：“子美这番豪情快举，倒真是菩萨心情。” 
　　“这一千两银子值，无论如何比花一千两银子买副对联来得值。” 
　　刘铭传的话是有所指的，据说郭子美的大同乡，翰林出身的何绍基，书法名满天下，他用一副自撰自写的对联向郭松林打秋风，自道是副巧对，也是绝对，非要一千两银子不可。那副对联的句子是“古今双子美，先后两汾阳”，用杜甫和郭子仪来与郭松林相拟，马屁拍得极足，所以郭松林欣然送了一千两银子。 
　　这番快举，欣赏的人少，不以为然的居多，刘铭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有那样的说法——事实上也说得很对，郭松林亦觉得，小红的感激涕零，比何绍基的掀髯大乐值钱得多。 
　　“你别哭了！”他说，“我叫了人来，让他陪着你去办事。” 
　　接着便喊进一名亲信差官来，一一交代清楚，小红哭着向三位“大人”叩了头，对郭松林一步三回首地跟着那差官去了。 

　　　　　　　　　　　※　　　　　　　 ※　　　　　　　　 ※ 

　　“我们谈正事吧！”刘铭传这样说，同时亲手去关上了房门。 
　　这不用说，“正事”是关于剿捻的机密。三个人在屋角聚在一起，并头促膝，低声密商，未入正题以前，刘铭传先取出一个信封，冷笑着递给郭松林说：“你先看看这个！” 
　　打开信封一看，是一道“廷寄”的抄本： 
　　“李鹤年奏：豫军马队追贼，枪毙任逆，并西北两路防堵情形，暨襄城匪徒滋事，现饬查办各折片。善庆一军，前同刘铭传在赣榆地方，剿捻叠胜，枪毙逆首任柱，已据李鸿章奏报获胜情形，并将该副都统奖励矣。” 
　　看到这里，郭松林停了下来，皱眉说道：“这我就不懂了，枪毙任逆，完全是淮军的事，跟豫军什么相干？要河南李中丞去奏报？” 
　　“不就是报功吗？”杨鼎勋说。 
　　“那又怎么扯上善庆呢？” 
　　“李中丞的原奏不知道怎么说的？不过也猜想得到。”刘铭传说，“不扯一个当时在火线的人，怎么能够报功？” 
　　“喔，我明白了，是一出‘十八扯’！”郭松林笑道，“先把善庆扯上，那一支蒙古马队算是豫军，再把任柱跟善庆扯上，当时他在火线上，打死任逆，他自然有分。如是一扯再扯，就算成豫军的功劳了。” 
　　“对了！”刘铭传说，“我反正挨骂受气，经历得多了，象这样的事，无所谓。现在我把你们两位老大哥拉在一起，我得有个交代，拚命打来的胜仗，倘或让人冒了功去，教我怎么对得起两位？所以该有个办法。这话先不谈，你再往下看！” 
　　下面这一段提到西捻的头目张总愚： 
　　“张逆现盘旋于延绥一带，非东走晋疆，即南入豫境。该抚务令马德昭等，择要扼扎，以备不虞。枭匪近扰定州，豫省彰卫各属，相距非遥，河北之防，尤为吃紧。” 
　　“啊！”郭松林吃惊地说，“西捻如果回窜，倒是件很麻烦的事！西捻、盐枭，倘或再加上东捻，那样一合流，可就再不容易制服了。” 
　　“就是这话！”刘铭传说：“西捻回窜，怎么样跟直隶的盐枭合在一起，淮军管不着！淮军只管办东捻。不过东捻要突破运防，窜入河北，那……，”他神色异常严肃地：“那是可以掉脑袋的事！” 
　　“话再说回来，”郭松林说，“等西捻回窜河北，即使不能跟东捻合流，声气相应，我们这里的仗也很难打了！” 
　　刘铭传与杨鼎勋都不作声，但微微颔首，深深注视，彼此目语之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情势摆明在那里，对捻军的这一仗，如果办得不够痛快，不够干净，将会引出许多麻烦。 
　　郭松林在想，这一次刘铭传可真是大彻大悟了！要论将材，此人智勇双全，且有远略，带兵驭将亦有他自己能得士卒效死的一套做法，不愧为大将之器。但他就跟李鸿章一样，功名心太盛，喜欢用手腕，甚至也不无纵寇自重的情事。于今历经顿挫，朝旨严督，舆论讥评，在他都成了鞭策的力量，激出他一个决心，要奋力自效，急于剿平东捻，替他自己、替李鸿章、替淮军挣个面子。更难得的是他已了解到，面子要大家一起来挣，胜仗更要大家一起来打，所以一心一意讲求和衷共济，不但不象过去那样争功诿过，甚至宁愿委屈自己，结欢友军。光是派粮台上的委员，替自己去找窑姐儿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推心置腹。这样的朋友，得要捧捧他！ 
　　于是他慨然说道：“省三！这一仗的关系重大，我完全明白。自己弟兄，不必客气，怎么打法，你说吧！我全听你的。” 
　　“子美，少铭！”刘铭传激动地分握着郭、杨二人的手，“有你们两位老哥捧我，这一仗非打胜不可。生死关头的交情，才是真正的交情！我太高兴了。” 
　　“彼此一样。”杨鼎勋说，“省三，你把今天所得的谍报先跟子美说一说。” 
　　“现在各方面的情势是如此，”刘铭传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手画的山东地图，指着西南方说：“运河一入东境，到利津出海，一共八百多里，目前最紧要的是从张秋到东阿鱼山的六十多里，因为这一带已经冻得很结实了。少帅已调树字三营增防，可保无虞。现在就怕捻匪西窜，扑齐东一带的运河，所以我请潘琴轩，专守西面，一面防运，一面接应。” 
　　“这样，形势就很明白了！”郭松林接口说道：“北面是汪洋大海，东面登、莱两州是个‘口袋’，大军由南面往北挤，不是挤入那个‘口袋’，便得往西面突围，我们各当一路。” 
　　“是！”刘铭传又说，“子美，此中有天意！”他指点寿光东、西两面的两条河说：“东面是弥河，既深且阔；西面，你看，清水泊连看北洋河，两河如带，束住了捻匪，这是他的一个绝地！往东西两面突围都很难，要想逃生就得往南面。” 
　　郭松林瞿然而惊，“说得不错！”他在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之斗，就象血海深仇的冤家相逢于狭路，谁打倒了谁，谁才能过得去，其间毫无闪避的余地。 
　　“捻匪那面的情形，今天早晨也有确实的消息来了。”刘铭传又说，“任柱虽死，仍旧数他的‘蓝旗’强。” 
　　“任柱死了，谁带他的部队？仍旧是他的一兄一弟？” 
　　“是的，任定和任三厌，还有个刘三猫。” 
　　“赖汶光呢？”郭松林问。 
　　“赖汶光在白旗的时候居多。”刘铭传说，“目前捻匪的部署是，蓝旗在东，白旗在西，子美，我想请你…　。” 
　　他的话没有完，郭松林便摇手拦住了他：“不用提那个‘请’字！等我先跟少铭商量一下。” 
　　杨鼎勋跟郭松林配合成“一大枝”，而以郭松林为主，他要跟杨鼎勋商量，自然有他们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所以刘铭传很知趣地起身，预备避开些好让他们私下谈话。 
　　“你不用躲开！”郭松林却拉住了他，“我只问问少铭，愿意担当那一路？” 
　　杨鼎勋打仗勇敢，私底下却喜欢跟十几岁的少年似的闹着玩，于是笑道：“你先别说出来！我们俩，每人在手掌心里写个字，看看想法可相同？” 
　　“这也好！”郭松林别有意会，欣然赞同，取了支水笔来，递给杨鼎勋。 
　　两人背着身子各自写了字，杨鼎勋先伸手，掌上写的是个“蓝”字。郭松林一看，笑嘻嘻地也把手掌一翻，上面是个“东”字，“东”就是“蓝”，捻军蓝旗在东面。蓝旗较强，郭松林打算攻坚，倘或杨鼎勋表示愿意担当西路，攻捻军白旗，郭松林便要另作考虑，不肯伸出手掌来，明显地与杨鼎勋示异。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刘铭传极其欣慰，他也希望郭、杨能担当东路，这倒不是为了避强就弱，主要的是潘鼎新在西路，彼此呼应配合，比较适宜。 
　　“倒不是什么英雄！”郭松林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打这儿看，少铭跟我是一条心。” 
　　“其实跟省三、琴轩又何尝不是一条心？”杨鼎勋很兴奋地笑着，“‘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这下子东捻非垮不行。” 
　　刘铭傅紧接着说：“就为了大家一条心，我有十二分的把握，所以，”他很谨慎地回身看了一下，低声说道：“我想把出队的日子提前。” 
　　“喔，提前到那一天？”郭松林问。 
　　刘铭传不答他的话，先解释提前的理由：“我责成粮台四天以内办齐干粮，一半也有先声夺人的作用在内。现在外面都知道起码得四天以后才有一场恶战，今天谍报回来也说，捻匪也相信这话，作的都是四天以后迎战的打算。还有捻匪惊魂丧胆，饥寒交迫，都想好好儿歇一歇，这两天根本没有戒备，各人都在想办法，怎么能吃一顿饱的？兵法有云：‘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我们提前开一宝，打他娘的一个措手不及。 
　　子美，你干不干？” 
　　“怎么不干！什么时候，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来不及。准备明天晚上，起更出队。”刘铭传又说，“行动务须机密！” 
　　郭松林和杨鼎勋深深点头。三个人又谈完了一些必要的联络配合的步骤，各自散去，召集营官秘密下达命令。 
　　刘铭传综领全局，格外辛劳，一样样检点交代，直忙到深夜，方始休息。 
　　身体虽累，精神亢奋，刘铭传辗转反侧，不能入梦，夜静更深，忽然想起家乡，神魂飞越，心里是说不出的那股如渴如饥，要去看看儿时钓游之地的欲望。这样直到寒鸡初唱，一颗乡思如火的心，才能渐渐冷下来。 
　　睡不到多少时候，便即惊醒。这一天有许多事要办，依照预定的计划，首先要找赵老师和李同知这两个乡绅，给他们一个信息。巧得很，刚要派人去请，赵、李二人带了一个人来谒见。 
　　这个人才是真正对刘铭传有用的，是个秀才，名叫杨锡龄，乡团实际上是他在办。那天刘铭传、郭松林联名请客，他正好到省城里去采办军需，未能赴约，这天特地来致谢，顺便要请示乡团该如何帮助官军来打捻军？ 
　　有些乡团可靠，有些乡团不可靠，这一带的老百姓，跟捻军没有什么乡情友谊的瓜葛，而且一直吃捻军的亏，自然可靠。但任何乡团有个改不掉的毛病，那些年轻小伙子爱出风头，倘或得知一桩机密，会到处去说，自炫消息灵通，所以刘铭传不肯把这天就要出队的决定告诉杨锡龄。只问他那个圩子强，那个圩子弱，以便了解能够得到多少助力？ 
　　杨锡龄人很能干，也很诚恳，原就开好了一张单子，预备面报刘铭传，这时便取了出来，双手奉上。 
　　单子上开着各个圩子的名称、方位、有多少人、有多少刀、矛、白蜡杆子、多少土枪，光是看人与武器的比例，就可以察知强弱。 
　　“很好，很好，”刘铭传对他很满意，“总在这几天就要见仗了，请老兄早早作个预备。” 
　　“是！”杨锡龄说，“各圩日夜有人巡逻看守，其余的只要锣声一起，个把时辰，就能成队。现在要请大人的示，官军一开了仗，各圩光是自保呢，还是出圩开火？” 
　　“问得好！”刘铭传点点头说，“以自保为主。如有零星逃散的捻匪，自己量力处置，不过，务必要慎重，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贪功远出。有句话，我此刻必得跟三位言之在先，倘或那个圩子为捻匪攻破盘踞，官军是无所姑息的。” 
　　这就是说，官军要攻入圩子剿捻，大战之下，势必玉石不分。赵、李、杨三人悚然动容，彼此商议着，立刻把他的命令传达下去。 
　　“对了，请各位赶快把我的话，通知各处。”刘铭传又说，“我有样小玩意相赠。” 
　　他送了他们每人一支洋枪，名为“后膛七响”，亲自教了他们用法。赵、李、杨三人无不高兴，因为，一则这是洋枪中的利器，再则是“刘大帅”所送，足以夸耀乡里。 
　　等送走了三名乡绅，刘铭传出发视察各营，官兵的士气极好，行动沉静迅速。到了初更时分，各营悄悄移动，最先出发的是副都统善庆和铭军中由记名总兵陈振邦所率领的马队，其次是郭、杨两军，最后才是刘铭传，亲领中军压阵。 
　　善庆和陈振邦的马队，照预定的计划，是要抄东捻的后路，这是一支奇袭的部队，所以马蹄上都包了草，好减低声音。士兵虽未如古时候那样“衔枚”——用枝竹片勒紧在双唇之间，让人讲不了话，但也下达了严厉的“禁声”的命令，所以一路由西转北，直抵清水泊附近，都没有什么惊动。 
　　马队将到清水泊时，东路已经发动了攻击。蓝旗捻军，仓皇迎战，从任柱死后，蓝旗捻军由他的兄弟分领，任定带的是“步贼”，这时亲自持着长矛，率领三千多人，敌住了武毅军和勋军的先锋，接着任柱的胞弟任三厌，带着马贼，一阵风似地卷了过来，抵挡郭、杨两军的马队。 
　　在西面的白旗捻军，为善庆和陈振邦的马队一冲，上来就吃了亏，但白旗人多，而西路的官军因为鼎军在外围，铭军又因为刘铭传要照应郭、杨两军，有意偏东，以致在人数上众寡不同，但也还能够扯个平。 
　　东西两路，都成了相持不下之势，捻军人多肯拚命，官军士气也旺，又占了洋枪的便宜，人数虽少，仍能稳得住阵脚。但听杀声震天，洋枪劈排啪啪，一阵阵地响，每响一阵，便有一排火光在暗空中闪耀，彼此象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涨而复退，总在那一带拉来拉去。 
　　西路铭军的步队，由总兵唐定奎、刘克仁率领，唐定奎的胞兄唐殿魁，是刘铭传手下第一个得力的将领，上年尹隆河一役，力战阵亡，那时唐定奎方在合肥省亲。湘军和淮军都是子弟兵的格局，兄死弟继，视为当然，所以唐定奎接统了他哥哥的部队。跟郭松林一样，唐定奎打捻军，也是要报仇雪恨，当然特别打得扎实。 
　　他的对手是牛洪，捻军都叫他牛喜子，机警而慓悍，唐殿魁正就死在他手里。仇人虽未相见，听说是牛洪的部众，唐定奎越加奋发，下定决心非打垮他不可。 
　　于是他跟刘克仁商量，要选拔敢死之士冲锋——就称为“选锋”。挑个空旷隐蔽的地方，在灯笼火把照耀之下，宣达命令，征募勇士。 
　　这是玩儿命的勾当！其实打仗谁又不是玩儿命？既然都是玩儿命，得要玩出个名堂来，“选锋”只要不死，便有极厚的奖赏，而且马上可以领“委札”，当上一个官儿，即令阵亡，家属亦有优恤，何乐不为？所以一宣布了命令，举手的举手，开口的开口，站出来的站出来，立刻便有许多人应征。 
　　唐定奎非常高兴，照花名册点一点人数，共有五百余名之多，临时编组成三队，卸下洋枪，各持大刀，靴页子里或者腰上插一把匕首，各用白手巾缠臂，以便于黑头里辨认。等部署停当，随即分道前扑。 
　　两军相峙之中，有一座小小的山岗，“选锋”悄悄摸了上去，月黑天高，捻军并无所知，但居高临下的选锋，却影绰绰地把捻军集中的地点，大致都已看清。这样屏息以待，只听后面连放两排枪，枪声极其整齐，这是一个讯号，第二排枪的余响犹在，选锋们都已一起冲了下去。后队随即往前移动，一面压住站脚，一面好相机进攻。 
　　选锋乘下坡之势，飞奔直前，等捻军发觉时，已是短兵相接，凡是选锋，一定气壮，裹入敌阵，见人就砍，牛洪的阵脚，顿时就松动了。 
　　其时刘铭传的中军亦已赶到，一路呐喊而来，声势极盛，牛洪要分队抵御，就有些兼顾不到，唐定奎和刘克仁的后队，往前猛扑，西路的捻军，终于被击溃。这一下牵动了全面，刘铭传本来就打算着支援郭、杨二军，一见西路得手，不愿把兵力置于无用之地，麾军偏东，合力去对付蓝旗。 
　　蓝旗虽狠，能力敌郭、杨，但也讨不了便宜，这时加上装备极好的铭军精粹，虽有牛洪的部众合流，亦无济于事，被冲成几截，各不相顾。另一面善庆和陈振邦看白旗的马队，向西南逃散，并不穷追，照预定的计划，沿北洋河而上，越过清水泊去抄东捻的后路。 
　　后路是随军流窜的老弱妇孺，因为官军势盛，东捻仓皇应战，倾巢而出，所以后路极其空虚。那些老弱妇孺，这一两个月让官军由山东追到江苏，江苏追到山东，沿路不知死了多少人？剩下的也都筋疲力竭，一息奄奄。在这样的数九寒天，没有多少人身上有棉袄，加以山东对他们来说是“客地”，找粮食相当困难，本就啼饥号寒，怨地恨天。这时让官军马蹄奔腾，洋枪乱放，吓出一片哭声，实在是濒于绝境，自觉生不如死而又不甘于死的哀号，那凄厉的自恨生不逢辰的怨声，随着呼啸的北风，散入火光闪烁的平畴暗空，入耳的感觉就象有把刀子在刮心，酸得要叫人掉眼泪！ 
　　捻军心酸，官军也心酸。但这不是发善心的时候，那些哭声传到前面可以瓦解捻军的“士气”，所以陈振邦下令放火，他这里一放，那面善庆的部队如法泡制。火光中马队往来驰骤，把老弱妇孺都逼了出来，披头散发，衣破露肉的妇人，拖着泥人儿似的孩子，一面跑，一路哭，跑不动的拖，拖不动了便都覆身在孩子身上，使劲拿手捶着地面，哭得抬不起头来。 
　　于是前面的捻军整个儿垮了！背水而战，置之死地而不生，长矛敌不过洋枪，根本无法扑，捻军只好一路丢辎重、丢马匹、丢随身所带的东西，有金子、有珠宝首饰。有个营官想捡便宜，让刘铭传发现了，派人抓到马前，亲手拿马刀砍掉了他的脑袋。 
　　阵前执法，其效如神，官军就此对地上的东西，看都不看。看了心里难过，只是争先立功，人人都象多长了两条腿，撵得飞快。 
　　撵到水深且阔的弥河西岸，捻军还能成队形的，只有一支马队，向南逸出，除去投降，被擒的以外，不是被杀，就是落水，再就是伏身在尸骸堆中装死，以求逃过这一劫。当然也有少数逃散了的。 
　　这一场血战下来，天已经亮了，只见弥河中漂满浮尸，但也有水淋淋爬上东岸，急急逃命的。在弥河以东的，官军无法追，弥河以西，北洋河以东，在寿光这一带的零星股匪，官军还在扫荡。 
　　当官军酣战的那一夜，寿光一带的村庄圩寨，处处鸣锣，聚集团练壮丁，彻夜防守，有那胆大的，爬上圩墙作“壁上观”，替官军呐喊助威。杨锡龄等人没有想到刘铭传说干就干，当夜就会动手，急忙带上那杆“后膛七响”，骑马到各处传话：务求自保，千万不可轻举妄动。等天亮大局已定，无所顾虑，杨锡龄自己就首先开圩，领着团练，到处拦截搜索，收拾漏网的零星捻军。 
　　这时郭松林和杨鼎勋已往南追了下去，刘铭传留在寿光，清理战场，杀敌几何，俘获多少，都还在其次，首先要查明的是那些匪首的下落？ 
　　第一个报到的消息是，赖汶光下了弥河，生死不明。接着来报，找到了任定的尸体，还有不大相干的，洪秀全所封的“列王”徐昌先、“首王”范汝增的遗尸和“印信”。至于最要紧的任三厌、牛洪、李允三个人，就不知去向了。 
　　一听如此，刘铭传不敢耽搁，当夜率领亲军，往南追击，同时报捷。捷报到了李鸿章那里，飞章入奏，少不得铺张扬厉，大叙战功。说寿光大捷，阵斩捻军两万余，弥河“乱尸填溢、水为不流”，俘虏一万多人，夺获骡马两万匹，赖汶光堕马落水，已在弥河淹毙，残匪数百人往南流窜，不难一鼓荡平。 
　　实际上残匪还有数千人，领头的就是赖汶光，由山东往南，窜入江苏沭阳。此时各路统兵将领，都已得到大捷的消息，眼看功成在即，无不踊跃争援，要在这要紧开头出一把力，不肯让淮军独收全功。于是漕运总督张之万的“漕标”；安徽巡抚英翰的皖军；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炮艇，都大起忙头。淮军系统的山西布政使刘秉璋和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亦统兵拦截。一时八方风雨，都会集在两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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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沭阳以南就是六塘河，这条河在明朝叫拦马河，起自宿迁的骆马湖，东流入海，经过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整理，递建六坝，筑堰成塘，改名六塘河。对于调节运河水位，具有极大的功用，所以在堤堰上，一向防护严密。但河阔可以拦马，军务部署就不免掉以轻心，此时守六塘河的，正是李鸿章向他同年至好，浙江巡抚马新贻借调来的几千浙军，人地生疏，有隙可乘，赖汶光在一个大雪后的黄昏，悄悄偷渡过六塘河，直扑清江浦。 
　　漕运总督张之万驻清江浦，深夜得到消息，大惊失色，舍却姨太太的香衾，一面派兵迎击，一面召集幕友，商议奏报。 
　　“大帅！”管奏折的幕友看他脸色青黄不定，便安慰他说，“捻匪强弩之末，不足为患。这一窜过六塘河，浙军要倒霉，我们这里倒好了。” 
　　“怎么说？”张之万问道：“有点儿什么好处？” 
　　那幕友凑到他面前，低声说道：“李少帅的心太狠了一点儿，丝毫不给人留余地，现在机会来了。” 
　　“慢慢！”张之万打断他的话问，“何以见得，李少荃不给人留余地？” 
　　“大帅请想，李少帅入奏，说在寿光歼敌两万多，生擒万余，这‘花帐’也报得太过分了。报花帐还不要紧，不该说残匪只有数百。照此而论，东捻不全是淮军所平的吗？” 
　　“啊，啊，吾知之矣！”张之万深深点头，“他是作个伏笔，为叙功留余地。不过，这个余地留得太宽，挤得别人无处容身了。” 
　　“正是这话。”那幕友又说：“如果东捻南窜途中溃散，则正符‘数百’之言，现在有数千之多，而且赖汶光未死，我们这里是遇到了‘强敌’了！” 
　　“嗯！”张之万沉吟了一会问道：“那么，你说该怎么出奏？” 
　　“我拟个稿子，向大帅求教。” 
　　象这种飞报军情，一向简单扼要，才能显得情势紧急，所以那幕友想都用不着想，一挥而就，送了上去——大致照实奏报，不过捻军的人数加多了，几千变成“万余”。 
　　“高明之至！”张之万递回折稿，顺便拱拱手：“马上就拜发吧！” 
　　这里一天亮已经鸣炮拜折，李鸿章在徐州还不知道，直到午后才接到消息，先是在六塘河北岸，协同防守的刘秉璋告警；接着防守六塘河南岸的浙军统兵官李耀南有了正式报告，说是沿河岸的长墙，有一处炮位，因为炮身发热，弹药无法装得进去，就因为这么一个空隙，才让捻军得了手。接获报告，李鸿章好半天作不得声，心里在想：“天意！”若非天意，决不能在算无遗策之下，偏偏出这么一个纰漏。诚如张之万和他的幕友所判断，李鸿章奏报弥河一役，只逸出数百残匪，是为独吞大功留余地，而这余地虽留得太宽，却是反复思考过的。照他的想法，捻匪势穷力蹇，再经此巨创，残众非投降不可，就算死不投降，一路为官军拦截打散，亦难成大股。到最后，还有一条六塘河，河上有长墙、墙上有枪炮，炮后有军队，还有什么可忧的？ 
　　谁知捻军居然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里，能够人马并下，凫水而过，偏偏浙军又是如此不中用！最让李鸿章有苦难言的是，浙军是客卿，碍着马新贻的面子，他们闯了祸还不能责备。就是责备，人家也不受，他把刘秉璋摆在北岸，还有歼敌立功的机会，浙军在南岸，守住了是分内之事，守不住就有处分。一样打仗卖命，何以他自己的淮军摆在易于见功之地，特地请来的客军替人垫背？这话付之公评，是自己的理亏。 
　　心里万分抑郁，还得打起精神来应变。东捻一向是“任勇赖智”，看赖汶光的打算还想突破运防，再有疏虞，让捻军到了运河西岸，由苏入皖，则是放虎归山，贻患无穷。因此，他一连发出上十封信，分别严饬各军，合力兜剿。 
　　当然，淮军中最着急的是刘秉璋，不待李鸿章的命令到达，已派出亲军马队叶志超、杨岐珍，由六塘北河岸渡河，沿着运河向清江浦、淮安追击，而特以赖汶光个人为目标。 
　　捻军一路逃，一路为官军拦截，人数越打越少，但几个主要的头目，仍有脱身之法。大势已去，逃也逃不远了，然而投降也得找地方，任三厌、李允、牛洪还存着希冀之心，决定设法偷渡到运河西岸，向驻扎在洪泽湖以南的李世忠投降。这个胜保的“知己”，原是早期太平军投降过来的，旧时伙伴，希望还能够予以庇护。赖汶光则从李鸿章以下，淮军将帅中，没有一个是他看得起的，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吴毓兰，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办团练当县丞起家，积功升到道员，颇得民心，此时正带兵屯守扬州，赖汶光认为投降了他，比较能得到公平的处置，所以决定奔向扬州。 
　　于是东捻残众，在高邮附近，分为两股，一股越过运河，窜天长、六合一带，由李昭庆派马队追击，另一股就是赖汶光的十几骑，沿运河西岸南下，但扬州虽已在望，却因为刘秉璋的亲军叶志超和杨岐珍追得太紧，看样子到不了扬州就会被杀或者被擒。 
　　于是赖汶光心生一计，弄了几套“行装”暖帽，扮成官兵，选个卢州府口音的捻军，戴上一支蓝翎，冒充淮军军官，装得吃了败仗，落荒而逃的模样，每过运河闸口，仓皇喊道： 
　　“快把闸板去掉，捻匪来了！” 
　　这一来，真的官军一到，得重新放下闸板，让他们过去，自然耽误工夫，以致距离越拉越长。到了黄昏时分，赖汶光一行抵达扬州以北四十五里的邵伯镇，这是个水陆冲要的码头，有一名专司河防的巡检驻在那里，官儿虽小，是个肥缺。看看晚来欲雪，关津清闲，正弄了四盘一火锅在那里喝洋河高粱。就这时，赖汶光他们几个到了，一下马就用马鞭子打门。 
　　门是开着，故意要摆官派，巡检慌忙赶了出来，一见领头的“军官”，脑后拖着蓝翎，那起码是“游击”、“都司”之类的官儿，便口称“大人”，接待到里面动问来意。 
　　来意是要吃饭，现成就是，装了几大盘馒头来，连四盘一火锅一起吃得光光，抹抹嘴道声“叨扰”。那“军官”接着又说：“我们得赶路去见吴大人，捻匪已抄小路，直扑扬州来了！” 
　　“啊！”那巡检大惊失色，“请问，捻匪离这里多远？” 
　　“不会太远。”那“军官”放低了声音说，“本来不管你的事。我们叨扰了你一顿，透个消息给你，捻匪鬼得很，从俘虏身上剥了衣服穿上，冒充官军。你最好想办法不让他们过闸，拖延他一下子，好等吴大人派兵来痛剿——这一场功劳都是你的，吴大人报上去，起码保你一个县大老爷。这是因为我们吃了你一顿好的，不然，不告诉你！再跟你说一句，捻匪既然冒充官军，你只要不拆穿，他们决不敢行凶，你只想办法留难他们，不要紧！” 
　　“是，是！”那巡检请了个安，笑容满面地说：“多谢大人栽培！” 
　　等赖汶光他们一走，那巡检随即吩咐手下，关闭闸口，任何人不准通过。 
　　这一来，叶、杨两军与邵伯镇巡检，必有纠纷发生，使得赖汶光更能从容处置，沿途打听到确实信息，吴毓兰带兵驻扎在扬州城外瓦窑铺，于是问清了路，冒着大风雨，直投瓦窑铺而来。 
　　一到了那个运河东岸的小镇上，要找“吴大人”就容易了。赖汶光一行先投旅店，换去湿衣，略略休息一下，雨也住了，便即上街望着灯火明亮之处走去。到那里一看是座庙，门口架着两盏三脚竹架的大灯笼，一面是栲栳大的一个“吴”字，一面标明吴毓兰的头衔：“三品顶戴江苏即选道华字营统带”。灯笼旁边，站着数名持刀的卫士，见有一群人来，随即大声喝住。 
　　“你们，”为头的一名把总问道，“七八个人成群结队，深夜在街上游荡，是干什么的？” 
　　“特为来见吴大人。”仍旧是曾冒充武官的那名捻军，用卢州府口音回答。 
　　“你有什么事要见我们大人？” 
　　“奉叶大人之命，见吴大人有机密军情禀报。” 
　　“是那位叶大人？” 
　　这时赖汶光开口了：“有紧要书信在此，请递了进去，看吴大人是不是传见？”说完，贴身取出一个封缄严密的信封递了过去。 
　　那把总说一声：“等着。”拿了书信去呈递。 
　　吴毓兰接到手一看，封面上只写着一行字：“吴大人印毓兰密升。”拆封往外一抽，一张名刺掉在地上，把总替他捡了起来，顺便看了看，就象被黄蜂螫了手似的，身子一哆嗦，失声喊道：“唷！” 
　　见他神色有异，吴毓兰赶快抢到手里一看，名刺上写着三个字：“赖汶光”，不由得也是一惊，急急问道：“来了有多少人？” 
　　“七八个。” 
　　“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 
　　“一个老百姓打扮的，有五十岁左右。” 
　　“是什么口音？” 
　　“是，”那把总想了想答道：“两广口音。” 
　　“那就是了。”吴毓兰说：“你别忙！”他定神想了想说： 
　　“请进来！” 
　　“是！” 
　　“慢着！”吴毓兰摇摇头，“你办不了这件事。赶快去请杜参将来！记住，不准你多言多语。听清了我的话没有？” 
　　那把总也知道这是极要紧的一件事，连声答应着，去把参将杜长生请了来。 
　　匆匆说了经过，吴毓兰认为事太突兀，交付杜长生两件任务：第一件是立即出队，巡查水陆关口，防着赖汶光后面还有大股捻军混进来；第二件是赖汶光的来意莫测，看样子是来投降，但亦难保没有别的企图，需要预先防备。等杜长生一走，吴毓兰才吩咐那把总，将“来客”先让到守卫的屋子里休息，茶烟招待，他要借这一刻工夫先看完赖汶光的“禀帖”。 
　　打开来看不到几行，吴毓兰便觉耳根发烫，就象为人说中了隐病那样……淮军将领的毛病，纵兵殃民，争功诿过，假报胜仗，吃空自肥，以及贪生怕死，无不在赖汶光的措词尖刻的指责之下。 
　　最后提到他的投降，自道不指望还能留下一条命来，只望吴毓兰能够把他投降的经过，据实上达朝廷，同时也提出了“不受辱”的要求。 
　　越是如此，越见得他的投降有诚意，而多少红顶花翎的大官，他不屑一顾，独许自己为贤，这出于穷寇的“青眼”，使得吴毓兰自己都辨不出是何滋味？定神细想一想，唯有公事公办，法内施仁，照这八个字来处理这一场始料所不及的功劳。 
　　于是他一面派人召请幕友来商议，一面传令把赖汶光带上来。 
　　“赖汶光投降。请吴大人替我作主。”赖汶光和他的从人都跪下磕头。 
　　吴毓兰站着受了他的头，同时伸手虚扶了扶，“起来，起来。”他说，“你的禀帖我看过了。我不难为你！” 
　　“谢谢吴大人。”赖汶光的神情很激动，“汶光唯求速死！” 
　　“我知道你的心境，你先好好息一息。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给你一个痛快！”说到这里，吴毓兰喊道：“来啊！给带下去，好好安置！” 
　　于是赖汶光被安置在一座与外隔绝的跨院里，吴毓兰派了他的亲信看守，关防极其严密，而起居特别优待。一宵过去，第二天早晨拿了笔砚来，让他写“亲供”，赖汶光趁此机会，又把淮军大骂了一通。 
　　吴毓兰把他的一个禀帖，一份亲供拿在手里，颇感为难。照幕友的建议，这两个文件不必报上去，免得“上头”看了不高兴。同时也不必说老实话，赖汶光“就擒”，东捻就算平服了，九转丹成，那是多大的战功？何苦有机会而不铺张？ 
　　“话是不错！”吴毓兰心想，如果照此办法，不也就跟赖汶光所痛骂的那些人一样了吗？因而欲言又止地，极费踌躇。 
　　商量的结果，吴毓兰先办了个简单的公事，飞报李鸿章。 
　　这时禀帖和亲供的内容已经泄漏了出去，各营官兵都以此为话题，议论纷纷，吴毓兰得知这种情形，觉得隐瞒真相，甚为不妥，决定照实呈报。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文案到扬州，传达秘密命令，要吴毓兰重新呈报，主要的是要湮没赖汶光的禀帖和亲供，同时也不能说他自行投降，是为官军四路兜剿，力竭就擒。 
　　到此地步，他也就不必再坚持原意，反正已经照赖汶光的话做过，可以问心无愧。于是跟派来的文案商量着另拟了一通公文，让李鸿章据以出奏。 
　　当然，等李鸿章奏报出去，又有一番改动。吴毓兰的原禀是说，赖汶光一到扬州东北湾头地方，他接得消息，立即出队迎击，捻匪四散溃逃，官军分兵四路追截，亲自督饬游击梅宏胜、吴辅仁，参将杜长生，沿运河追杀，遇贼於瓦窑铺，其时正大风雨，昏黑莫辨，混战到五更时分，捻匪看见官军四面包围，无路可逃，于是“纵火焚屋，冀乘之以逸”。官军冒火冲进，吴毓兰在火光中看见一个“骑马老贼手黄旗指挥”，知道他是捻匪头目，就连发数枪，把他连人带马，击倒在地。擒获一问，才知是逆首伪遵王赖汶光。 
　　如果照此一报，生擒赖汶光的功劳以吴毓兰为首，就会冲淡了刘铭传他们的战功，所以李鸿章出奏，极力表扬刘铭传等人的战功，以及一路南追，如何奋勇，以致赖汶光穷无所归，然后把吴毓兰轻描淡写提一笔，仿佛刘铭传打到那个样子，赖汶光已经半死不活，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他抓住。 
　　到了年底，京里赏功的谕旨颁到了，膺懋赏的第一个是刘铭传，赏给三等轻车都尉，其次是李鸿章、郭松林、杨鼎勋、善庆，都赏次轻车都尉一等的骑都尉世职。所不同的是，李鸿章原已封了伯爵，加给骑都尉的世职，便有两个儿子可以承袭，同时伯爵并有别的世职，承袭的次数便可加多，只要大清朝皇祚绵长，李鸿章的第十九代子孙，也还是“肃毅伯”，不过此刻他连一个儿子都还没有。 
　　最“实惠”的是潘鼎新和张之万等人，都赏了头品顶戴。此外淮军出力将领，以及与剿治东捻直接有关的大员，无不连带叨恩。曾国藩和安徽巡抚英翰，也是赏给世职，丁宝桢和曾国荃都开复了革职的处分，比较委屈的是刘长佑，当过“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被革了职降为三品官儿，此刻亦不过赏加二品顶戴。 
　　但最委屈的却是吴毓兰，上谕上根本就不提他的名字，更谈不到奖赏。这使得李鸿章很不安，他心里明白吴毓兰虽未生擒赖汶光，而赖汶光却非吴毓兰不降，倘或赖汶光潜逃无踪，或者悄悄自尽，生死成谜，东捻就不能算是全部肃清，这一层关系到全局的结果，他不能不承认吴毓兰的功绩。于今赏功诏令，独独吴毓兰向隅，怕他心里不平，把实际情形散播出去，会引起很大的纠纷，所以急着要加以安抚。 
　　于是他又派了一名幕友，专程到扬州去看吴毓兰。出人意表的是，吴毓兰的态度异常平静，丝毫没有怏怏不满之意。 
　　屏人密谈，那名幕友表达了李鸿章的关切和安慰，说吴毓兰受了委屈，希望不必介意，等一过了年，李鸿章就会保他，好歹要给他弄一个实缺。 
　　“多谢爵帅的美意。”吴毓兰答道，“我亦不敢贪天之功。 
　　反倒是这样子，能让我安心过个年。” 
　　还怕他是矫情，那幕友不能不问一问明白：“这倒有请教。” 
　　“说句实话，赖汶光总算看得起我，拿他的性命来换我的顶戴，自觉不是滋味。” 
　　李鸿章的幕友，自然都是很读了些书的，能够体会吴毓兰的心境，此中有个“义”字在内，所以深深点头称是。好在他此来是衔命安抚，只要吴毓兰心无不平，不会闹出事来，他非所问，因而敷衍一阵，第二天就赶了回去复命。 
　　这时李鸿章已回驻山东济宁。腊鼓声中，将星云集。从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岁那年最后一次出巡，登泰山、谒孔陵以后，济宁城内，从末见过这么多的红顶子，也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兵，好的是打了胜仗，不会象溃败官兵那样骚扰。 
　　又是胜仗，又是过年，当然要发恩饷。不论湘军、淮军士兵饷多饷少，要看长官用度的奢俭，手面的松紧。带兵官还有一个彼此相传的心法，士兵的饷就算全数领到了，也不可发足，说是弟兄一有了钱，喝酒打牌逛窑子，就不肯拚命打仗了。至于那些扣着的饷，要留在紧要关头，作为招募死士选锋之用。现在东捻剿平，李鸿章已立即开始裁遣的计划，仗不必打了，发饷不该再打折扣，传谕粮台，每人发欠饷两个月，恩饷一个月。还有三个月欠饷，他已经找新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仿照左宗棠的办法，在上海“借洋帐”。关税已为左宗棠捷足先登，奏准作为借洋帐的担保，亏得还有水陆关卡，见货抽税的厘金可用来还债，所以这笔洋帐一定可以借到，供他以发欠饷作路费来裁撤淮军。 
　　驻在济宁四周的军队，过了很热闹的一个年，钦差大臣行辕，也是日日大排筵宴，慰劳庆功。李鸿章表面上兴致很好，暗地里心事重重。第一件是李允、任三厌等人，逃到盱眙，正为李昭庆包围，将次就歼时，忽然李世忠开圩收容，说是奉了安徽巡抚英翰的命令招抚。接着，果然是英翰派了差官，拿着令箭把李允、任三厌这几个匪首捉了去，据说要由李世忠带着他们到山西，去招降由陕西逸出的西捻张总愚。李鸿章深知李世忠就靠不住，怕英翰受愚，别生枝节，依然要牵连到他身上。 
　　第二件是裁遣淮军尚未奉旨，刘铭传却已坚决求去，酒后的牢骚极多。此外郭松林、潘鼎新也要请假回籍，变成把办理善后的一副千斤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转眼就是同治七年，大年初一上午，淮军将领正替李鸿章拜完了年，突然兵部“六百里加紧”的专差到了，打开廷寄一看，不准李鸿章缴销关防，裁遣淮军亦只准了一半，淘汰老弱，得力可用的，仍当留营，接下来又说： 
　　“河北防务吃紧，刘铭传所部，最为得力，着饬该提督将所部稍微休养整顿，即移得胜之帅，驰赴豫省，相机防剿，毋令晋捻得以奔突。至将士久役于外，敌忾同仇，朝廷既悯其劳，且嘉其勇，未可遽萌退志，着该大臣加意拊循，以示体恤。” 
　　淮军大将中，就是刘铭传去意最坚，偏偏朝中就挑上了他，然而这又不是铭军一支的调动，不准缴销钦差大臣的关防，则意味着打了东捻还要打西捻，这在李鸿章也是万分不愿的事。 
　　“还是饶不过我，饶不过淮军！”他向部将问计，“大家看，如何才搪得过去？” 
　　“这个仗不能打！” 
　　是刘铭传第一个发言，他解释了这个仗不能打的道理，第一是事权不专——张总愚已由山西窜河入南卫辉一带，预备由大名府进窥河北。此刻奉诏保卫京畿的军队，有直隶的直军、河南的豫军、安徽的皖军、山东的东军、山西的晋军、黑龙江的马队、崇厚的洋枪队、神机营荣禄的威远炮队。而被李鸿章指为“放贼出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由陕西追到山西，却又精神抖擞地上了一道奏章，说山西泽潞一带，积雪难行，决定不避艰险，由平阳向西，横越太岳山，出峻极关这一条捷径，直趋邢台等地，往南迎击。这么许多将帅在大河南北，论资望，接刘长佑而任直隶总督的官文为首，论办事，左宗棠跋扈而不替人留余地是出了名的，此外那些旗营的统领，没有一个没有来历，谁也惹不起，所以淮军一去，吃力而不讨好。 
　　“还有饷！”刘铭传说，“打东捻跟两江有关，两江筹饷，犹有可说，此刻去打西捻，跟两江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两江筹饷，一定不会痛快，饷源不继，这个仗怎么打法？” 
　　这一层，李鸿章比刘铭传更清楚。不过他只谈别人，不谈自己。刘铭传是奉旨驰赴河南会剿，粮饷用不着他担心，不论来自何处，总有粮台替他在办，然则他何以不谈自己？开拔到河南的事，到底如何了呢？ 
　　这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可明白。刘铭传不但不愿到河南，甚至谈都不愿谈，以他现在的功名勋绩，说是要去受刚刚才蒙赏了头品顶戴的河南巡抚李鹤年的节制指挥，这不是笑话吗？ 
　　因此，李鸿章就不必再问他了。心里打算，张总愚还未进入河北，有各路人马，分道勤王，总可以把他挡住，贼势一缓，朝廷不追，便可不了了之。所以对于那道”六百里加紧”的廷寄，决定置之不理。照旧让那些将领们纵饮豪赌。 
　　但除他以外，各地督抚和统兵大臣，却是奉命唯谨，至少表面是如此，一个个都是飞章奏报，奉到诏旨，克日启程勤王。朝廷也几乎无一日没有指授进剿方略的廷寄，这些密谕，大多有“各谕令知之”的字样，所以李鸿章对于局势的演变以及朝廷处置的经过，相当了解。 
　　终于有一天，他发觉情势不妙，不但剿西捻的各路人马，都已兼程赴援，相形之下，自己变得很落后，而且剿平东捻的善后事宜，自己也管不到了！赖汶光奉旨正法，是漕运总督张之万所经办。任三厌、李允、牛喜子在安徽巡抚英翰那里，朝旨以此“三犯流毒数省，生灵受害无数，被剿后穷蹇无路，始行投诚，势难再事姑容”，特命英翰“审讯明确，就地尽法处治，以快人心而申国宪”，不说“正法”而说“尽法处治”，于是李世忠玩了花样，说服英翰，只杀了一个李允，把任三厌改名为“任三应”，说是在扬州河里淹死了，牛喜子则说他“从逆未久，首先投诚，情稍可原”，得以免死。 
　　“这些话是怎么来的，我竟不知道！”李鸿章对他的幕友表示，要敷衍敷衍朝廷，免得孤立。然而，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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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东捻虽平，宫中的新年过得并不热闹，因为西捻已由河南窜入河北。两宫太后封咸丰年间那次逃难到热河，创巨痛深，一想起来就会心悸，所以对京畿的刀兵战乱，特别重视。其实张总愚还远在数百里以外，但两宫太后总觉得捻军一到了河北，就仿佛到了通州、良乡似地，寝食难安。 
　　为此，从元旦受贺以后就召见军机开始，新年里没有一天不临驭养心殿，也没有一天不发调兵遣将，指授军略的上谕。半夜里有军报，慈禧太后也是丝毫不敢耽搁，披衣下床，叫宫女剔亮了灯，拨旺了火，比照着“方略馆”所绘进的地图，细细阅看，西捻到了那里，围剿的官军又到了那里？各路勤王之帅，或者已经开拔，或者因事逗留，大致都有个下落，独独李鸿章那里，消息沉沉，慈禧太后最盼望的刘铭传一军，也不知动身了没有？ 
　　“主子，主子！” 
　　慈禧太后一惊而醒，听得宫女在帐子外面轻声喊着，知道又有军报，便问：“那儿来的？” 
　　“直隶总督衙门来的。” 
　　这一说把她的残余的睡意，撵得干干净净，直隶总督驻保定，相去极近，一切奏报总是在下午送了进来，如今深夜递折，可知必是极紧急的消息。于是霍地坐起身来，连声吩咐：“拿来我看！” 
　　四名宫女，一个挂帐子，一个替她披衣服，一个掌灯，一个把黄匣子打开，拿奏折送到她手里。事由是“贼势北趋，请飞调客兵入直”说大股捻匪由平乡等境狂窜，直向北趋，而客兵未集，蔓延甚广，恐有震及近畿一带之虞。 
　　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就此一夜不曾合眼。等宫门一开，随即把折子发了下去，又叫安德海到军机处去传旨，催恭王早早进宫。 
　　平日军机见面，总在八点钟左右，这天提早了一个钟头，滴水成冰的天气，养心殿地方又大，生上四个炭炉还不大管用，所以君臣们的脸色都冻得发青，看来格外阴沉抑郁。 
　　“一个年也不曾好生过，今儿都初十了。”慈禧太后的声音跟天气一样冷，“李鸿章打了胜仗，眼睛长在头顶上，把我们娘儿三个给忘掉了！” 
　　恭王一向回护李鸿章，到此地步，也不敢替他辩解，只这样答道：“军机上再寄信催他，如果铭军尚未启程，限他即日开拔，兼程并进。” 
　　“哼！”慈禧太后冷笑道：“跟他说好的没有用，倒象求他似的，越发端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他有良心没有？要什么给什么，东南膏腴之地，尽供养了淮军，朝廷那一点儿对不起他？他就忍心这样子置之不理？六爷，我看不用跟他客气了，让他亲自带队到直隶来！再要问问他，催提铭军的上谕下了好多天了，何以到现在没有消息？该怎么处分？你们说吧！” 
　　“自然是交部议处。”恭王说。 
　　“要严议！”慈禧太后这样加上一句。 
　　“也不能光办李鸿章一个人。”慈禧太后说了句公平话：“捻匪由山西到河南，李鹤年躲在开封不理那个碴儿，也可恶！如果河南能够出力拦一拦，捻匪不能就这么容易到了河北。” 
　　“这话一点不错。”慈禧太后深深点头。 
　　看样子她还有话，恭王不容她往下说，赶紧拦在前面： 
　　“李鹤年也派张曜、宋庆追了，不过豫军力量单薄。” 
　　“反正李鹤年也是没有尽力，一起交吏部严议。” 
　　李鹤年跟恭王走得很近，但剿捻不力的事实俱在，而且两宫太后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满，恭王不便再为他卫护，唯有遵旨办理。 
　　在京各衙门，凡是本身能够处理的公事，一向办得很快，头一天交议，第二天就有了复奏，吏部拟议的处分是：钦差大臣李鸿章和河南巡抚李鹤年“降三级留任”。照一般的处分，“降级”是可以用“加级”的纪录来抵销的，所以吏部特别陈明：“事关军务，应不准其抵销。”这是一个鞭策的处分，如果李鸿章肯照朝廷的旨意，起劲去干，“开复处分”，指顾间事，否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留任”二字取消，立刻就会象刘长佑那样，以总督之尊，一降而为“三品顶戴”，红顶子都保不住了。 
　　就在吏部的复奏，尚未定夺之际，局势迅速恶化了。官文飞奏，西捻北窜衡水、定州一带。定州就是保定府属的完县，这已经可令人惊骇了，而实际上，官文还隐瞒着情况，西捻已直扑保定府治的清苑——这是安德海打听来的消息，慈禧太后没有理由不信。 
　　经过彻夜的思考，她的态度变得很平静了，“你们都说官文不能不用，他在湖北的功劳，都教曾家兄弟跟胡林翼给盖了，现在你们说吧！”她说，“官文是不是独当方面的人才？” 
　　恭王、文祥和宝鋆都不作声。官文为曾国荃严劾落职，那班从未出过直隶省境一步的“旗下大爷”，无不愤愤不平，因此才让官文去当直隶总督。事实上直隶的一切军事调度，都出于军机的指挥，所以慈禧太后的指责官文，恭王不宜申辩，也无可申辩，唯有付诸沉默，静等天颜转霁。 
　　于是，上年十月汪元方病殁，出于文祥的保荐而奉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沈桂芬，越次陈奏：“启奏两位皇太后，今日的局面，亦未可完全归罪于官文。朝廷并用恩威，一秉大公，该处分的处分，该激励的激励，是非分明则将士用命。如今须有严旨，振饬疲玩。”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点点头，“功名富贵来得太容易，就不拿朝廷当回事了。六爷，你说，前些日子让李鹤年是怎么办来着的？” 
　　“是让他派豫军，绕道到直隶，‘迎头压剿’。” 
　　“现在呢？”慈禧太后有些激动了，“豫军是从捻匪后面撵，由南往北，把捻匪撵到京城里为止。” 
　　语言已经相当冷峻，而神色更为可畏，慈禧太后每遇震怒时，额际的青筋就会凸起，此时天颜咫尺，清晰可见。恭王心想，不必让她亲口交代了，自己知趣吧！ 
　　于是他说：“疆臣互相推诿，有负委任，其情亦实在可恶。如今非请旨严谴，不能让他们生警惕之心。臣等几个商量好了，再跟两位皇太后回奏。” 
　　“好吧，你们去商量。”慈禧太后又说：“外面的情形，我都知道，官文是个自己拿不出主张的人，左宗棠跟李鸿章可又喜欢自作主张。果然把事情办妥了，也还好说，又不办事，又不听话，那可不行！” 
　　这番话听入恭王耳中，深有所感，第一是警惕；第二是领会——慈禧太后看得很清楚，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自作主张，确是令人心烦，看起来一味迁就，亦非善策。 
　　因此回到军机直庐，他愤愤地把帽子一摔，大声说道： 
　　“撕破脸干吧！” 
　　“六爷！”文祥正一正脸色劝他，“局面很扎手，打你这儿先得沉得住气。” 
　　“这话得两说。朝廷没有一点儿声色，何以激励人心？”宝鋆顺着恭王的意思说：“咱们商量处分吧！” 
　　该受处分的人是很明白的，官文、左宗棠、李鸿章、李鹤年。官文和左宗棠比较好办，有二李的现成例子在，不妨交部严议，费踌躇的是已经有了“降三级留任”处分的二李。 
　　河南一李由恭王自动提议，革去新近赏加的头品顶戴。只剩下一个李鸿章，照李鹤年的例子，自然是革去骑都尉的世职，但怕慈禧太后还会嫌处分太轻，回奏上去或许要碰钉子，所以商量的结果，除掉革骑都尉以外，另外褫夺双眼花翎及黄马褂，四个人当中，获咎独重。 
　　于是即刻拟了明发上谕，当面奏准后由内阁发抄。在内廷办事的官员，首先得到消息，原以为捻军只不过刚过黄河，而明发上谕上叙明“捻匪北窜衡水定州一带”，那是已经到了保定府，照这样子看，要不了三天工夫，捻军就能扑到京城，怪不得刚刚平了东捻的李鸿章会获此严谴，实在是误了大局。 
　　这一下，平白比较留心时局的官员，无不大起恐慌，纷纷打听进一步的消息。消息最灵通的是军机上的人，所以这一夜沈桂芬家，突然来了许多访客。 
　　主人在恭王府，到二更天还不曾回家。有些等不到的，索性丢开烦恼，上东四牌楼，地安门，或者前门外大栅栏看灯去了。这天正月十三上灯，民间还不知道匪氛已经迫近，依然熙熙攘攘，“看灯兼看看灯人”，二更天还热闹得很。 
　　但另有些人，看沈桂芬在恭王府议事，到此刻还不回家，可见得局势严重，越不肯走，好在这几天金吾不禁，再晚也能通行，不怕回不了家。 
　　二更打后打五要—这跟宋朝四更打后打六更一样，另有道理在内。灯节的五更实在是三更，暗示夜分已深，张灯的该熄灯，看灯的该回家，所以这个三更打五更的梆锣，名为“催灯梆”。 

　　　　　　　　　　　※　　　　　　　 ※　　　　　　　　 ※ 

　　灯市以东四牌楼为最盛，连“催灯梆”都能打出花样来。京师内外城治安，由步军统领及巡城御史负责，五城八旗，各有辖地，东城北面属于镶黄旗，旗下又分满洲、蒙古、洪军三营，以东四北大街和东直门大街交会的北新桥为界限，西满北蒙东洪军，各有自己的更夫。更夫都是花钱雇来的乞儿，到了该打“催灯梆”的那一刻，三营更夫数十名，不期而集在北新桥，时候一到，呼啸声起，顿时梆锣齐鸣，能够象曲牌一样，打出极动听的“点子”，沿着东四北大街南下，这面一套打完了，那面一套接着打，斗妍斗胜，成为看灯以外的一项余兴。 
　　就在“切儿卡察、嘡　　”的梆锣点子中，沈桂芬回家了。访客中的翁同和跟他很熟，迎上来直道来意，沈桂芬是个极沉的人，不慌不忙地寒暄着，心里在想，纸包不住火，消息是瞒不住的，正好利用在座这班声气甚广的人来安定人心。 
　　于是他用低沉而诚恳的声音，透露了真相，捻军不仅已出现在衡水、定州一带，其实在前两天的拂晓时分，已包围了保定。“边马”——捻军的前哨，一度到过固安。 
　　固安就在永定河南岸，离京城只有百把里路，真正是“天子脚下”了，所以客人一听这话，相顾变色。 
　　“危险过去了，神机营很得力，保定之围已解。”沈桂芬说，“豫军的宋庆，张曜已经绕出贼前，左季高所辖的刘松山、郭宝昌两军，马上也可以赶到。局势已经稳定下来，诸公可以高枕无忧了。”说着，便拱一拱手，催客回家睡觉。 
　　他这后半段话，并不实在。保定解围，无非捻军怕攻破了城，反为各路官军所包围，自动退去。实际上各路勤王之师，人马未到，咨呈先来，都要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两衙门，替他们准备粮草，比较起劲的是山东的丁宝桢，带了他的得力将领王心一，已经出省，李鸿章自然还没有消息，左宗棠则行踪不明，只知道他在山西。为此，民间的人心虽已稳定下来，慈禧太后却还急得夜不安枕，食不甘味。 
　　但她急是急在心里，表面却不太看得出来。元宵那天，召集近支亲贵，在漱芳斋吃饭听戏，以家人之礼，作新年团聚。宣宗属下那一支的王公贝勒和额驸都到了，只有醇王未到。 
　　“七爷呢，怎么还不来？”慈安太后在问。 
　　“已经派人去催了。”安德海回答。 
　　一句话未完，醇王已匆匆赶到，走得太急，额上都有了汗。他向两宫太后和皇帝行了礼，说明迟到的原因：“神机营抓住了一个奸细，臣要亲自审问明白了，好来跟两位太后回奏。”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奸细怎么说？” 
　　“说是捻匪趁这几天民间看灯热闹，预备化装成商民，混进城来闹事。” 
　　“那……，”两宫太后尚未有所表示，惇王在旁边喊了起来：“那得让步军统领衙门，加紧巡查！” 
　　这简直等于废话，慈禧太后不理他，但他的另一位嫂子为人忠厚，怕他面子上下不来，便敷衍着说：“王爷的话不错。” 
　　听得这一声，惇王便起劲了，“如今局势紧急，京城要讲防守之道，臣与好些人商量过，要跟两位皇太后上个条陈。” 
　　他说，“臣的条陈，一共三条。” 
　　看他说得郑重其事，慈禧太后觉得不妨听听，便点沣头：“你说吧！”同时看了看恭王与醇王，意思是让他们也仔细听着。 
　　“第一条，城外要添兵驻扎，以备侦探救应之用。” 
　　这叫什么条陈？他那两个弟弟都几乎笑出声来，慈禧太后却故意损他：“嗯，嗯，不错！” 
　　惇王不知眉眼高低，依旧提高了声音往下说：“城内宜乎添派各旗，续练枪兵，分门防守。” 
　　“怎么叫‘添派各旗’？”慈安太后问。 
　　“臣的意思是，把驻扎在城外各地的，譬如香山的健锐营啊什么的，调到城里来。” 
　　一则说城外要添兵，再则又说把城外的兵调进城来，岂非自相矛盾？但谁也不愿意徒费口舌去揭穿他，只有十三岁的皇帝，理路已颇清楚了，接着他的话说：“五叔，我跟你算个帐。” 
　　“是！” 
　　“把城外的兵调进城——你刚才不是说，城外也要添兵驻扎吗？那从那儿来呀？我看，把原来在城里的兵调出去，两面兑换一下儿，就都算添了兵了！” 
　　两后两王无不莞尔，惇王却是面不改色，“城里的兵当然不调出去，”他说，“城外要添兵驻扎，当然得要兵部查一查； 
　　那儿有可以挪动的兵，拨一支过来。” 
　　“好了，好了！”慈禧太后不耐烦了，“还有一条你说吧！” 
　　“第三条是臣亲眼得见，近来城里要饭的，比以前又添了许多，得想办法收容，给他们饭吃。” 
　　“这一条还差不多。”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和醇王说：“你们哥儿俩商量着办，看那儿一有敷余的款子，多办几个粥厂。不然，倒是会闹事。” 
　　醇王管理神机营，步军统领衙门也归他稽查，京师地面治安的责任一大半落在他肩上，不肯承认乞儿过多的说法，“我看要饭的也不算多。”他说。 
　　“你看？”惇王立即抗声相讥：“你每天坐在轿子里，‘顶马’在前头替你喝道，早就把闲杂人等给撵走了，你到那儿去看去？” 
　　醇王被驳得无话可说，大家也都相信惇王的话，因为他别无所长，就是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夏天一件粗葛布的短褂子，拿把大蒲扇，坐在十刹海纳凉，能跟不相识的人聊得很热闹。冬天也往往会裹件老羊皮袄，一个人溜到正阳楼去吃烤羊肉，甚至在“大酒缸”跟脚伕轿班一起喝“二锅头”。所以阛阓间的动态，在无潢贵胄之中，谁都没有他知道得多。 
　　“我可又不明白了！”在沉默中，皇帝又提出疑问，“为什么要饭的，一下子添了许多？是打那儿来的呢？” 
　　“对啊！”慈安太后夸奖皇帝，“这话问得有理！” 
　　这下把惇王问住了，但恭王却可以猜想得到，这件事说出来也不要紧，“怕有一半是省南逃过来的难民。”他说。 
　　“这得想法子安顿才好。” 
　　“也不光是安顿这些难民。”慈禧太后以低沉抑郁的声音说，“年已经过完了，转眼就得下田，捻匪尽这么冲过来、冲过去地闹，误了春耕，今年的直隶又是一个荒年。去年旱荒，今年又是刀兵，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 
　　看见两宫太后忧心国计民生的深切，醇王有个想了好几天的主意，这时便忍不住要说了出来：“启奏两位皇太后，局势这么坏，上烦两位皇太后和皇上的廑忧，臣心里实在不安。臣这两天在想，捻匪流窜无定，保定再过来就是易州，陵寝重地，必得保护，臣愿意带一支兵出京，防守西陵。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意！” 
　　这一说，恭王心里就是一跳，知道麻烦又来了，刚要设法阻止，发现两宫太后都有嘉许的神色，心中越生警惕，这件事不宜在这里谈，万一两宫太后点头应许，便难挽回，所以抢在前面说道：“醇王所见甚是。不过兹事体大，最好由军机会同醇王商定了章程，再面奏请旨。” 
　　办事的程序本该如此，两宫太后都表示同意。就这空隙之间，安德海疾趋而前，请示开戏的时刻。 
　　一听这话，皇帝第一个就坐不住，慈安太后便说：“叫他们预备吧！” 
　　说着，便站起身来，于是所有的王公贝勒都到殿前来站班，等两宫太后驾临御座，才各自找着自己的位子坐下。这天的戏，无非是些由升平署伺候节令承应的吉祥戏，行头簇新，唱得热闹，懂戏的慈禧太后却不甚欣赏。唱到一半传膳，她另外点了两出戏，一出是《宫叹》；一出是《廉颇请罪》。 
　　《宫叹》扮起来方便，四名宫女引着一个公主上场，便唱了起来。在座的人，连恭王都不知道这是出什么戏？但他身旁的醇王，是昆曲行家，于是他小声问道：“老七，这个‘公主’是谁啊？” 
　　“长平公主。” 
　　“啊！”恭王虽未看过这出戏，却读过《倚睛楼七种曲》，想起其中有一本《帝女花》，写的就是明思宗当李自成破京之日，引剑砍断长平公主于寿宁宫的故事，心中困惑，不知慈禧太后为什么要点这么一出凄凄惨惨的戏。 
　　就这时，已换了《金络索》的曲牌，恭王因为读过这本曲，所以凝神细听，字字分明： 
　　“生恐长安似弈棋，五更残魄归消歇；三月花幡紧护持，空悲切！帝王家世太凌夷，闹轰轰几个兵儿，醉昏昏几个官儿，伤尽了元阳气！” 
　　听得这几句，恭王心里很不是味，莫非慈禧太后就借着这几句戏词骂人，他一直这样在想。 
　　再看到下面那出《廉颇请罪》，感慨就更多了！朝廷倚为长城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一个目空一世，誉己成癖，一个私心特重，见利忘义，等而下之，凡是统一路之兵的大员，无不横行霸道。要有廉颇那样勇于认过，和衷共济的气度，局面就不致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为了这种种感触，恭王这天的兴致很不好。从宫中散出来，很想找个人谈谈，一抒积郁。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宝鋆。 
　　他是宝鋆家的常客，一到便被迎入书斋。每次来都由宝鋆夫妇所宠爱的一个丫头五福伺候，五福是苏州人，却说得一口极爽脆的京片子，对于旗下大家的礼数娴熟无比。一见面就请了个双安，见面问好之外，又为元宵佳节祝贺。接着便从六福晋问到大公主、大少爷、二少爷，一个不漏。最后斟了酒来，恭王有些洋派，五福用水晶杯子替他斟了一杯红酒当茶喝。 
　　“吃饭了没有？”宝鋆问。 
　　“想喝碗粥。”恭王说，“只要酱菜就行了。” 
　　“巧了。”五福笑道：“正好熬了香梗米粥，也有锦州酱菜。” 
　　除了酱菜以外，还有一碟虾米拌黄瓜，瓜细如指，浅浅一碟，就这样小菜，便抵得一桌盛馔，恭王一见吟了两句竹枝词：“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金。”吟完了摇摇头，颇有不以为然的神情。 
　　“怎么啦？”五福问道：“那一年正月里来，都有黄瓜，总是吃得挺香的，就今儿个不中意了！” 
　　“唉！”恭王忽发感慨，“你们那儿知道外面的时世？” 
　　一提到这些事，五福便不开口了。大家的规矩严，凡是不知道的情形，从不许胡乱插嘴议论。 
　　“今儿宫里很热闹吧？” 
　　“很热闹。”恭王吃了一口粥苦笑道：“老五上条陈，老七又要带兵保护西陵。” 
　　“那不是又给地方上添麻烦吗？”宝鋆皱着眉说，“要钱可是没有！户部穷得要命。” 
　　“哼！看他劲儿还足得很。今天是让我搪过去了，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 
　　“明天怎么样？”宝鋆想了想问：“就算让他去，有将无兵，可也不管用呀。” 
　　“决不能让他去！”恭王很有决心地说，“各路人马，齐集京散，就为剿张总愚那一股匪，已经很丢人了。再去一位郡王，不太长他人的志气吗？” 
　　“对了！明儿七爷再要提到这话，就拿这个理由劝他好了。” 
　　“嗐！不提这些事儿了。找点乐子！” 
　　“看灯去吧？”宝鋆提议，“今年工部的灯，很有点儿新鲜花样。” 
　　恭王心想，去看“六部灯”，自然是微服私行，只怕有些言官知道了，说时世如此艰难，亲贵大臣居然有闲情逸致出游看灯，岂非毫无心肝？无缘无故挨顿骂不上算，还是安分些的好。 
　　就这时候，内务府总管崇纶，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说工部的书办送了许多花灯，兵部的司官又送了许多烟火花炮。他又叫了一班杂戏，有宝鋆最爱听的“子弟书”，特意飞笺，请他去“同谋一夕之欢”。 
　　“乐子来了！”宝鋆指着信，把崇纶的邀约，告诉了恭王。 
　　崇纶有大富之名，这些玩的花样，终年不断，恭王也去过几回，每一回都是尽兴而归。但此时忽然意兴阑珊了。 
　　“算了吧！这是什么年头儿？传出去不好听。” 
　　“那我辞了他。”宝鋆走到书桌面前，揭开墨盒，取枝水笔，站着写了一个回帖，叫听差告诉崇家来人，说是有贵客在，无法分身，心领谢谢。 
　　“五福，”恭王站起身走到火盆旁边坐下，“替我再倒杯酒来。” 
　　等五福把酒和果盘拿了来，他把双足一伸，她替他脱了靴子，取了张红木凳子来搁脚，接着又去捧来一床俄国毯子，围住他的下半身，把毯子掖一掖紧。 
　　“这不也很舒服吗？”恭王取杯在手，想谈谈正事，“我不明白，李少荃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也有他的难处。第一，不愿跟左季高共事；第二，怕吃力不讨好。李少荃是从不做徒劳无功的事的。” 
　　“话是不错。不过朝廷待他不薄，就算勉为其难，也不能不买朝廷一个面子。一味置之不理，这叫什么话？” 
　　“为了一个张总愚，三位爵爷会剿，外加两位一品大员，说起来也实在是笑话，再加上一位王爷，越发热闹了。” 
　　“老七当然不能叫他去。”恭王停了一下说：“官、左、李三位，将来到底让谁总其成呢？” 
　　“官文办粮台，左宗棠指挥前线。” 
　　“李鸿章如之何？” 
　　“只有劝他委屈一点儿。” 
　　“能劝得听，倒也好了。” 
　　宝鋆想了想说：“有个人的话，他也许会听。” 
　　“曾涤生？” 
　　“对了。”宝鋆又说，“明天我来写封信给我这位老同年。” 
　　“也好。不过你别许下什么心愿。”恭王提出警告：“现在上头的主意大得很，而且小安子替她做耳目，什么道听途说的话，都在上头搬弄，事情是越来越难办了。” 
　　宝鋆默然。息了一会才说了句：“等皇上亲政就好了。” 
　　这一下提醒了恭王：“皇帝很象个大人了。”他很兴奋地说，“我看找机会跟上头提一提，每天军机见面，让皇帝也听听，学着一点儿。” 
　　“嗯！”宝鋆又问：“听说两宫太后，在打算立皇后了，可有这话？” 
　　“提是提过，预备在皇帝十六岁那年册立皇后。还有三四年的工夫，不忙。” 
　　“我看皇帝的身子单薄，大婚不宜过早。” 
　　“你正说反了。”恭王放低了声音：“皇帝的智识开得早，早早大婚的好，省得那班小太监引着他胡闹，搞坏了身子。” 
　　“听说‘西边’那一位，防宫女跟皇上亲近，跟防贼一样。 
　　小安子就奉派了这桩‘稽查’的差使。” 
　　“小安子么，”恭王很随便地说，“总有一天要倒大霉。” 
　　由这里开始，大谈宫内的近况，凡是恭王想要知道的，宝鋆都能让他满意。就这样正谈得起劲时，听差来报：“崇大人来了。” 
　　人影未到，先见冰灯，用整块的坚冰，镂刻而成，据说加了一种独得之秘的“药”在里面，能够日久不消。这冰灯共是四盏，刻成春、夏、秋、冬四季景致的花样，是崇纶随身携来的。 
　　“你不在家看灯，听“什不闲”、“子弟书”，跑这儿来干什么？” 
　　崇纶七十多岁了，养生有道，腰腿依然轻健，给恭王请了个干净俐落的安，笑嘻嘻地答道：“听说六爷在这儿，特为赶来伺候。” 
　　“你别以为没有到你家看灯，是瞧不起你。实在是乱糟糟的，没有那份闲心思。” 
　　“其实，那些灯年年一样，也没有什么看头，不过借个因由，陪着说说话。”崇纶又说，“我本来也在想，时世不好，这些照例的玩意，不如蠲免了吧！可也有人说，年年玩儿惯了的，今年忽而改了样子，必是捻匪闹得太凶的缘故。想想是安定人心要紧，所以照常弄了些灯来挂。” 
　　恭王知道，这是崇纶心有未安的解释，听听就是，不必再往下谈，不然倒象真个耿耿于怀，未能释然似的，所以换了个话题。 
　　“听说这几天，地面儿上要饭的，比平时添了许多。可有这话？” 
　　“那是一定的。上灯以后，家家都要出来逛逛，这时候不‘做街’，还到什么时候？” 
　　“什么叫‘做街’？”宝鋆插进来问了一句。 
　　“那是他们的‘行话’。”崇纶笑道：“上街来要饭，就叫‘做街’。” 
　　“不是有难民夹在里头？” 
　　“不会吧，”崇纶答道，“他们那一行，虽是末等营生，规矩可大得很，各有地段，谁也不许胡来，更不容外人插足。再说，能够逃难到京城，不是手里有俩钱儿，就是有至亲好友可以倚靠，何致于要饭？” 
　　恭王听着不断点头，向宝鋆说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斯之谓也。” 
　　“怎么啦？”崇纶困惑地，“好端端的，六爷提起这个！” 
　　“五爷今儿在上头面奏，说最近京城里要饭的多了，得想办法。”恭王又说：“你有步军统领衙门的差使，地面儿上的事，也有你一份！” 
　　崇纶兼署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东半城地面归他所管，这时很轻松地说：“那好办。多不敢说，就这个大正月里，我包管五爷上朝，看不见一个要饭的。” 
　　他说得到，做得到，当夜派人去找“杆儿上的”——丐头的俗称，说是给五百吊京钱，这半个月，不准在内城“做街”。 
　　“杆儿上的”又称“赶儿上的”，据他们自己说，正名叫做“赶上吃”，是明太祖所封。意思是奉旨吃白食，那家有红白喜事，赶上了便有残羹剩饭好吃。当然，作为丐头的“杆儿上的”，既不必“做街”，也不会吃讨来的饭，坐享孝敬，日子过得很宽裕。 
　　这时京城里那个“赶儿上的”，姓丁，外号“丁判官”，家有一妻二妾，安享余年，已不大管事，但权威仍在。听崇纶所派去的那个笔帖式，说了究竟，丁判官表示正月里庙会甚多，是“做街”的好时机，不过：“既然崇大人吩咐，那就认了！” 
　　果然，第二天起内城看不见一个要饭的，都被撵到九门以外去了。对付乞儿是如此，那些统兵大员对付捻军也是如此，尤其是革职留任的直隶总督官文，向以一个“撵”字为用兵的心诀，只望能把捻军逐出直隶省境，往东到山东、往南到河南、往西到山西，均无不可，就是不能往北，因为北面是京城。 
　　这时各路勤王之师，山东巡抚丁宝桢首先赶到，奉旨嘉奖。接着李鸿章也有了很切实的复奏，除刘铭传“患病属实，暂难成行”以外，其余各军已分遣驰援，他自己不久也要“由东入直”，来赴“君父之急”。这一来，加上南面的豫军；西面自娘子关来的，左宗棠的军队；以及由京中所派的神机营，由天津所派的崇厚的洋枪队，四面包围的形势将次形成，而官文的逐捻军出直隶省境的希望，看来是要落空了。 
　　照慈禧太后的想法，大军云集，除却铭军以外，所有的精锐都已集中，合围进剿则西捻如釜底游魂，不难一鼓荡平。 
　　于是好整以暇地想起有件很有趣的事，应该要办一办了。 

　　　　　　　　　　　※　　　　　　　 ※　　　　　　　　 ※ 

　　这件事就是“挑秀女”——八旗官员人家不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生了女儿，不能私下婚配，要准备宫内挑选秀女。照规矩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年一次，挑内务府“包衣”的女儿作宫婢，一种是三年一次，挑选八旗秀女，凡是文职笔帖式以上，武职骁骑校以上，年满十三岁的都要报名候选，挑中了便等着指配王公宗室的子弟为妻。 
　　这一次挑的是八旗秀女，也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来的第一次，前两次都因洪、杨未平，道路不靖，停止举行。所以这一次的挑秀女，两宫太后都很重视，早在上年十月间，就由户部行文各省旗官，开列名字年岁，报部候选。一开了年，各省合格的秀女，都已到齐，连同在京的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名，年龄都在十三、四岁之间。户部早就具奏，请示挑选日期，因为西捻猖獗，延搁了下去，既然局势已可稳住，应该及早挑定，让不中选的才女，各回原处，也算是一种体恤。 
　　这天是二月初四，神武门前一早就有户部和内务府的官员在当差，太监更多，有的是有职司，有的是受托来照料熟人，有的是来看热闹。 
　　候选的秀女都是豆蔻梢头的小姑娘，在剪刀样的春风中，鼻尖冻得通红，瑟瑟发抖。有的是要俏丽，不肯多穿衣服，受寒所致；有的却是深怕“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关入空旷幽深的宫中，心生恐惧；也有的是往好处去想，能够指配给那家王公的子弟，兴奋得不能自已；而更多的只是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想到天颜咫只，唯恐失仪，紧张得不住哆嗦。 
　　从天不亮就到神武门前来报到，直到近午时分，还没有“引看”的消息，彼此都在询问：“到底什么时候看哪？” 
　　“快了，快了！”户部的官员这样安慰着她们，其实他亦没有把握，“反正今天一定会看，而且一定看完。”他只能这样说。 
　　旗下的女孩子虽是大脚，但穿着“花盆底”，就靠脚掌中心那一小块着力之处，站上几个时辰，这份罪也不是好受的。这时候就是宫内有熟人的好了，引到僻处，找个地方坐着休息，然而那只是少数，大多数的只有硬挺着，有那脾气不好的，口中便发怨言，父兄劝慰呵止，到处嘈嘈切行，愁眉苦眼，把三年一次的“喜事”，搞得令人恻然不欢。 
　　秀女初选不是一个个挑，十个一排，由户部官员带领着向上行礼。如果看不上眼，便什么话也没有，秀女们连太后皇帝的脸都还没有看清楚，就被“刷”了下来。 
　　这样的挑选，有名无实，纵使貌艳如花，但含苞初放，十分颜色只露得七分。天寒地冻，翠袖单寒，神情瑟缩，要减去一分，乍对天颜，举止僵硬畏怯，失却天然风致，再要减去一分，而殿廷深远，犹如雾里看花，剩下的五分颜色，又得打个折扣，所以匆匆一顾，了无当意。只见写着秀女姓名年籍、父兄姓名的绿头签，一块一块，尽往安德海所捧着的银盘里撂。 
　　坐在上面的皇帝，初经其事，仿佛目迷五色，茫然不能所辨。就算能够辨别，也不能有所主张，他的入座只为引见臣工，完成仪注而已。主持挑选的是两宫太后，东边的那一位，倒想放出眼光来挑，但心思太慢，觉得那一个不错，想再看一看时，人已经过去了。她又不肯随意留下“牌子”，因为一留牌子，就等于留下人来听候复选。虽说秀女赴选，户部照例发给车价饭食银两，其实不过有此名目，决不够用，京里的开销大，多留一天就多一天的赔累，慈安太后于心不忍，所以没有几分把握，总是撂牌子放了过去。 
　　慈禧太后却有些神思不属，眼望着殿下，心却飞回到十七年前。咸丰元年的冬天。她记得那天也是这样子冷得牙齿都会发抖的天气，地点不是在御花园，是在慈宁宫以西的寿康宫，由先帝奉恭王的生母康慈皇贵太妃主持挑选。她只记得那天唯一使她关心的一件事，是家里欠了一个“老西儿”三十两银子，这天非归还不可，此外的记忆都模糊了，这时怎么样苦苦追索，都难记得起来。 
　　回到眼前却又有无穷感慨。十七年之前，谁曾想得到有此一天？一晃眼的工夫，真跟一场梦一样，如今想来，真不知为何在“梦”中会有那许多希奇古怪的波澜曲折，更不明白自己如何能够经历了那许多希奇古怪的波澜曲折，而有安然坐在钦安殿上挑秀女的今天？ 
　　就这样幽渺恍惚地抚今忆昔，她一直不曾留下牌子，直到慈安太后开口说话，她才惊省。 
　　“快看完了！” 
　　“喔，”慈禧太后定一定神，回头问安德海：“还有多少？” 
　　“还有三十多。” 
　　已看过三分之二了，自己面前一块牌子都不曾留下，看慈安太后那里，也不过留下十几个人。她不愿让人看出她心不在焉，便故意这样问道：“怎么办呢？竟不大有看得上眼的！” 
　　“宁愿严一点儿。”慈安太后说到这里，忽然指着一个长身玉立的说：“看那个怎么样？” 
　　“留下吧！”慈禧太后第一次留下一块牌子。 
　　从这里开始，她打起精神，细细挑选，一挑也挑了七、八个，两下合在一起，恰好是二十个人。 
　　于是宣召户部尚书宝鋆上殿，宣示了初次入选的人名。宝鋆问道：“那一天复选？请两位皇太后旨，好早栽预备。” 
　　两位太后商议了一下，决定在二月初十复选。宝鋆领旨退出，皇帝问了问时刻，仍旧赶到弘德殿去补这一天的功课，两宫太后便在御花园内随意浏览了一会，回到漱芳斋去闲谈休息。 
　　所谈的自然还是脱不开秀女，两宫太后都感叹着没有出色齐整的人才，好在该指婚的王公大臣的子弟，都不过是跟皇帝差不多的年龄，再等三年也还不妨。 
　　“妹妹，”慈安太后忽然说道，“我在想，孩子们成亲，还是晚一点儿的好！” 
　　听见她这句话，慈禧太后立刻就想到了大格格，心中便是一痛。大格格从前年指配给她嫡亲表兄，六额驸景寿的长子志端，不久成亲，新郎才十五岁，生得瘦弱，兼以早婚，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弄出个咯红的毛病，看样子怕不能永年。设或不幸，这一头自己一手所主持的姻缘，竟是害了大格格的终身！ 
　　“唉！”她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由衷地点着头：“说得是。” 
　　“那么，我看皇帝大婚，也不必那么着急。晚两年吧？” 
　　原来是定了后年，皇帝才十五岁。晚两年到十七岁，实在也不能算迟，慈禧太后同意了，“晚两年也好。”她说，“日子宽裕，可以慢慢儿找。” 
　　“对了！”慈安太后又说，“咱们俩把这话搁在肚子里，先别说出去。要暗底下留心，才能访着真个是好的。” 
　　这个宗旨慈禧太后却不能同意，她认为皇帝立后，不愁觅不着德容俱茂，可正中宫的名门闺秀，不必在暗底下私访，应该通饬内外大臣留意奏闻，千中选一，才是正办。不过时候还早，此刻用不着跟她争执，所以含汉糊糊地答应着，不置可否。 
　　“皇帝挺象个大人的样儿了。”慈安太后以欣慰的声音提出劝告，“咱们也不能老拿他当孩子看待。前儿六爷提过，每天召见军机，让皇帝也在场听听，这件事儿倒可以办。” 
　　“还是书房要紧。”慈禧太后不以为然，“总要能看折子！现在可又不比从前了，兴了洋务，添出来许多花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他们的折子，不能不仔细看。要是看不懂折子，光听军机说，也还是不懂。”说到这里她觉得也不便把慈安太后的话，完全驳回，便又加了一段话：“等过几天，问问大家的意思，还有弘德殿的师傅们，如果大家认为该让皇帝一起召见军机，自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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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这样说，慈禧太后一直不曾咨询大臣，慈安太后也不便再提。转眼到了二月初十，复选秀女的日子到了。 
　　因为复选只有二十个人，无须钦安殿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改在漱芳斋引看。这天是个日暖风和的好天气，而且复选的秀女，再度进宫，不似第一回那么羞怯退缩，于是场面气氛也都跟初选大不相同了。 
　　初选行礼是十个人一班，复选改了五个人一班，磕过头要报履历，为的是听她们的声音。驻防各地的旗人，尽有几辈子在一地，与土著无异的，但一口京片子始终不敢丢下，不过有的圆转，有的尖锐，有的低沉，好听不好听却大有分别。 
　　因为跪得很近，而且自报履历时，有好一会工夫，所以两宫太后和皇帝把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第二班最后那一名，瓜子脸上生了一双很调皮的眼睛，皇帝一见便有好感，因而格外留心听她的履历。 
　　“奴才旺察氏，咸丰六年生人，满洲正白旗，杭州驻防。曾祖福舒，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祖父伊纳，陕西同谷县知县，父赫音保，现任镶红旗蒙古协领。奴才恭请圣安！” 
　　她的声音清脆无比，在皇帝听来，仿佛掉在地上能碎成几截，心里在想，这个人一定会被留下。 
　　“你的小名叫什么？”他听见慈安太后在问。 
　　“奴才小名桂连。” 
　　“是那两个字啊？” 
　　“桂花的桂，连环的连。” 
　　皇帝心里在想，身后传下来的一句话，必是“留下”，但他所听到的却是两位太后在小声商量。 
　　“怎么样？”慈安太后问。 
　　“长得倒不赖，就是下巴颏儿太尖了。”慈禧太后又说，“才看了一半，已经留下七个了。我看，撂下吧！” 
　　已经“撂牌子”了，皇帝脱口喊道：“慢一点儿！”话一出口，他才发觉自己的语气不恭，急忙起身，向上请了个安说：“两位皇额娘，把这个桂连留下吧！” 
　　这是皇帝第一次挑人，神色不免忸怩，两宫太后对看了一眼，都有些忍俊不禁的神情。终于是慈安太后允许了他的要求，向安德海吩咐：“把桂连的牌子拿回来！” 
　　“喳！”安德海从银盘里取出一枝绿头签，放回御案，接着便向桂连吆喝：“谢恩！” 
　　于是桂连磕头说道：“奴才桂连，叩谢两位皇太后天恩！” 
　　“怎么不跟皇帝谢恩呢？”慈安太后用一种教导的语气说。 
　　这是失仪，也是不敬。桂连一半惭愧，一半惶恐，顿时满脸飞红，赶紧答应一声“是”，向皇帝补磕了一个头：“奴才桂连，叩谢皇上天恩。” 
　　“伊里！” 
　　这是句满洲话，意思是“起来”，皇帝对在旗大臣向他磕头时，照例回答这么一句。而桂连却听不懂，依旧直挺挺地跪在那里，清澈明亮如寒泉般的眼光，飞快地在皇帝脸上一绕，跟着把头低了下去。 
　　“起来吧！”安德海用那种大总管的神态呵斥：“别老跪在那儿了！” 
　　于是桂连才站起来，倒退数步往后转身，视线又顺便在皇帝脸上带过。 
　　接着是第三班行礼。因为已经挑中了八个人，额子有限，所以这一班只挑了两个，第四班也是如此。总计二十名复选的秀女，入选了十分之六。 
　　那十一个都不关皇帝的事，他只关心一个桂连，早就打好了主意，觑个便走到慈安太后那里问道：“皇额娘，今儿挑中的人，怎么办哪？” 
　　慈安太后知道他的来意，故意问道：“你看，该怎么办？” 
　　照他的意思，最好把桂连封做妃子。他知道这是做皇帝的一项特权，但自己觉得行使这项特权，就跟行使另一项特权——杀人那样，都还嫌早了些，所以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你挺喜欢她的是不是？” 
　　明明已说中了心事，他偏不肯承认，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不！” 
　　“那你为什么挑上了她呢？倒说个缘故我听听。” 
　　“我看她可怜。” 
　　“唷！原来是为了行好儿。”慈安太后有意逗他，“谁也不可怜，就可怜她。这又怎么说呢？” 
　　这时皇帝已想好了一个理由，神态便从容了，“她不是杭州驻防吗？”他说，“也许家里死过好些人。” 
　　想不到是这样一个理由！杭州在第二次陷于洪杨时，旗营精壮，伤亡甚众，城破之日，将军瑞昌举火自焚，旗营次第火起，男女老幼，死了四千多人，为有旗兵驻防以来最壮烈的一举。两宫太后这几年，与王公大臣一谈到此，总是咨嗟不绝。慈安太后心想，皇帝必是听得多了，所以才会想到桂连家里，怕她是劫后余生，另眼看待，这倒是仁君之心，不可不成全他。 
　　“对了，这一次倒是没有看见多少杭州驻防的秀女。不过，不知道桂连家，老底儿是杭州驻防，还是从荆州调过去的？” 
　　“皇额娘把她留在宫里，慢慢儿问她好了。” 
　　到底吐露了真意，也在慈安太后意料之中，便点沣头说： 
　　“好吧，我把她要过来。” 
　　一听如愿以偿，皇帝十分高兴，笑嘻嘻地请了个安：“谢谢皇额娘。” 
　　“咦！”慈安太后笑道，“这道的是那门子的谢？我挑了桂连来，跟你什么相干？” 
　　一说破，皇帝又不免受窘，恰好荣安公主来问安，才算遮掩了过去。到第二天，户部正式具折，奏报入选名单，请旨办理，两宫太后在早膳时商量，决定暂时不指婚，十二名秀女，两宫太后各留四人，还多下四个，拨到各宫。 
　　“把那个杭州驻防的，叫什么名儿来着的，拨给我好了。” 
　　慈安太后故意这样说。 
　　“叫桂连。”因为慈安太后一向不会作假，所以慈禧太后没有想到其中存有深意，毫不迟疑地用朱笔在桂连的名字上，做了一个记号。 
　　皇帝也在侍膳，见事已定局，暗暗心喜。从这天起，一下书房，便注意着新选的秀女，可曾入宫？等了两天，不见动静，忍不住问张文亮：“那些秀女，都到那儿去啦？” 
　　“奴才不知道。”张文亮答道，“大概是在内务府。” 
　　“又不是包衣的秀女，怎么会在内务府？不对！” 
　　“奴才是这么想，每一趟挑了秀女，都由户部送到内务府，学习宫里的规矩，等规矩都懂了，才能送进宫来当差，所以猜想着在内务府。” 
　　“去打听！” 
　　张文亮很快地有了回话，新选秀女还有三天就要进宫到差了。到了那一天，皇帝醒得特别早，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便觉扫兴。但一想到那张瓜子脸上的一双调皮的眼睛，陡觉精神一振，张口便喊：“来人！” 
　　小太监小李早就在伺候了，看了几遍钟，正打算去喊醒他，此时便急快奔到床前，一面揭帐子，一面请安说道：“万岁爷睡得香！” 
　　“今儿有‘引见’没有？”他问。 
　　“昨儿有，明儿也有，就是今儿没有。” 
　　小李喜欢耍贫嘴逗皇帝开心，但这天却碰了钉子，“混帐东西，好噜苏！”皇帝又问，“外头冷不冷？” 
　　这一次小李不敢噜苏了，跪下答道：“跟昨儿个差不离。” 
　　没有引见就不须穿袍褂。皇帝有套心爱的衣服，特意传“四执事”太监把它取了来，是一件枣儿红的灰鼠皮袍，配上浅灰贡缎的“巴图鲁”背心，平肩一排金刚钻的套扣，晶光四射，把人的眼睛都闪得花了。腰间系根明黄的丝绦，拴上平金荷包、彩绣表袋，又是叮玲啷当的许多汉玉佩件。头上是珊瑚结子的便帽，前面镶一块绿得一汪水似地“玻璃翠”，辫子梳得油光闪亮，只是头发不多，还不够长，皇帝叫小李在辫梢缀上极长的丝线。打扮好了，取穿衣镜来前后照看，自己觉得比载澂还漂亮，心里十分得意。 
　　一到书房，师傅谙达，无不注目，只有倭仁大不以为然，那脸色便不大好看了。 
　　原该他讲《礼记》，摊开了书却问起别的话：“皇上在宫内，可常省览《启心金鉴》？” 
　　这是倭仁特为皇帝编制的一册课本，辑录历代帝王事迹，以及名臣奏议，加上注解，读完以后，倭仁请皇帝携回宫中，时时温习。但皇帝嫌它文字枯燥，不如另一本《帝鉴图说》——明朝张居正为神宗授读所编的课本，有图有文，来得有趣，所以坦率答道：“我常看《帝鉴图说》。” 
　　“那也好。”倭仁徐徐说道，“请皇上告诉臣，汉文帝在宫中，穿的什么衣服？” 
　　皇帝心里在说：“老古板又来了！”但其势又不容闪避，随即答道：“弋绨。” 
　　“请问什么叫弋绨啊？” 
　　“黑的，很粗的绸子。” 
　　“是！”倭仁便把皇帝从上至下又打量了一遍，“天子富有四海，汉文帝又何必穿得那么朴素？臣再请问皇上，‘安史之乱’是怎么来的呢？” 
　　《启心金鉴》和《帝鉴图说》都指出“安史之乱”是由唐玄宗骄侈淫逸而来，但皇帝不肯如此回答，“那是因为用于李林甫这个奸臣的缘故。”他紧接着问道：“倭师傅，今儿该上生书了吧？” 
　　倭仁拙于词令，连个十三岁的学生都说不过，到底让他“顾而言他”地闪了过去，把倭仁一肚子的话都封住了。 
　　这天《礼记》的生书是匠人篇，一听开头四句：“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皇帝就有三句不懂，还有两个字从未见过，他的头就痛了。读倭仁教的书，几乎没有一次不头痛，他用各种方法去对付，精神好就故意找些麻烦，扯东扯西，磨到了时候完事，精神不好就只得垂头丧气地一味苦苦忍受。有时也想听从师傅的劝谏，用些心思下去，从书中“啃”出点味道来，无奈那些书实在太古老了，硬得象石头一样，枉费气力，只是啃它不动。 
　　幸好倭仁在内阁中有个会议，就只教了那四句生书，再背了两课熟书，便算结束。接下来的功课是写字，归翁同和“承值”。平常遇到这时候是皇帝比较轻松的一刻，看看帖，听翁同和讲用笔的方法，都不费心思。而最主要的是唯有这片刻可以借磨墨为名，把小太监找来说说话。心里不甚舒服，亦可以嫌墨磨得太浓太淡，把小太监骂几句出出气。 
　　但这天他一改常态，规规矩矩写完两篇大楷，一篇小楷，送了给翁同和看过，随即吩咐：“进去吧！” 
　　一天的功课分做两节，一早六点上书房，读到九点钟，进宫用膳，如果有“引见”，便提早离去，然后到十点左右，复回书房，先读满书，再读汉文，一直到午后一点半左右，才能放学。 
　　中间还休息用膳的一个钟头，是在养心殿，那里没有宫女，只有太监。皇帝惦念着桂连，却苦于不能无缘无故到慈安太后宫里去看一看，同时他也不愿意透露心事，所以不便叫张文亮或别的小太监去打听，桂连进宫了没有？ 
　　想来一定进宫来了，张文亮的话一向靠得住。只不知她此刻在干些什么？转念到此，发觉一件他从未想过的事，“小李，”他问：“你们闲下来的时候，干些什么？” 
　　“奴才那儿敢偷闲哪？不整天伺候万岁爷吗？” 
　　小李误会了他的意思。“我不是说你，你当差挺巴结，好得很！”他故意这样说，好教小李宽心说实话，“我是说别的人怎么样？” 
　　“那可不一定了。”小李答道，“喝酒、下棋、赌钱、喂猫喂狗，或者养个雀儿什么的，各人找各人的乐子。” 
　　“那些丫头呢？” 
　　“她们？”小李撇撇嘴，“还不是聚在一起，谁长谁短的说是非，要不就拌嘴，说急了还许打一架。” 
　　皇帝大为诧异：“她们也打架？” 
　　“怎么不打？打得可凶呢，拳打脚踢嘴咬，外带拉头发。” 
　　说到拉头发，皇帝笑了，他就喜欢拉宫女的长辫子。吃过苦头的宫女，一听见后面脚步响，总是先把辫梢捞在手里，此刻想想，那是小孩子的玩意，以后不能再玩这一套了。 
　　“那么，”他又问，“她们打架也没有人管吗？” 
　　“管也管不得那么多。问起来怕受罚，都说没有打，就吃亏的也只好认了。” 
　　“那可不行！”皇帝不假思索地说：“谁欺侮人罚谁！” 
　　小李是个不安分的人，一听这话，正好借机报复，把平日仗着自己聪明伶俐，得太后喜爱，不大爱理人的几个宫女，在皇帝面前告上一状，于是想了想说：“万岁爷圣明，有些个霸道的丫头，说话行事，好不讲理，连奴才都常吃她们的亏。” 
　　“噢！”皇帝好奇的问，“连你们都欺侮？” 
　　“是啊。” 
　　“怎么样欺侮你们？” 
　　“譬如说吧，那一次万岁爷吩咐奴才，去要六爷进的外国糖，明明还有，庆儿愣说没有了。奴才跟她说‘你可弄清楚了，不是我嘴馋，假传圣旨，是万岁爷要。’庆儿回我一句‘谁要也没有。不给就是不给！’奴才心想，要不来外国糖，不能跟万岁爷交差，只好跟她苦苦央求。到后来庆儿算是点头了，可有一件，要我爬在地上装三声哈吧狗儿叫。” 
　　皇帝大笑：“你装了没有？” 
　　“不装也不行。”小李用万分委屈的语气说：“万岁爷只知道外国糖好吃，那里知道这外国糖是怎么来的？奴才想起‘谁要也没有’那句话，心里就不服！是仗谁的势，连万岁爷都不放在眼里？” 
　　这几句话把皇帝挑拨得勃然大怒，“对了！”他脸色铁青地问，“庆儿是仗谁的势？” 
　　“还不是小安子吗？” 
　　提到小安子，皇帝越发恼怒，咬着牙说，“好！让他等着吧！” 
　　为了小李的一番话，皇帝的胃口便不好了，草草用过午膳，仍旧回到书房。小李在殿外廊上，小声把刚才奏对的那番话，告诉了别的小太监。正谈到得意之处，有人来叫：“小李，张首领找你。” 
　　张首领就是张文亮，小李一向怕他，所以这时便问了句： 
　　“干什么？” 
　　“大概是让你到内务府去要东西。” 
　　凡是到外廷需索物件，都是好差使，第一可以看机会多要；第二能够到各处散散心，或者找相好的去聊聊天，因而小李精神抖擞地答应着：“我这就去！” 
　　等皇帝一上书房，张文亮便在弘德殿以西，凤彩门旁一间板屋里承值待命，小李一走到那里，看见张文亮的脸色，就知道自己受了骗了。 
　　“你那两条腿，还打算要不要？”张文亮劈头就问。 
　　“怎么啦？”小李哭丧了脸问，“我那儿犯了错啦？” 
　　“你还嘴凶！”张文亮提脚就踹。 
　　小李不敢逃，也不敢躲，只把身子一扭，让他踹在肉厚的屁股上，然后借势赖倒，当作是为他踹倒了的。 
　　“我问你，你刚才跟万岁爷胡说些什么？” 
　　他也想到了，必是这重大公案，要赖无法赖，早就想好了答语：“我说的是老实话。” 
　　“不错，老实话。”张文亮冷笑，“还有句老实话，你怎么不说？你摸庆儿的脸，挨了一嘴巴，你怎么不告诉万岁爷？” 
　　说穿了底蕴，小李才哑口无言。张文亮叫他站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痛骂。太监骂人是出了名的，尖酸刻薄，务必把人保留在心底深处的那最后一丝自尊，也剥了下来，才算完结。但他们自己挨骂，却不当一回事，有的人能练得充耳不闻，小李就有这样的功夫，所以尽着张文亮骂，心里只在想着庆儿那腻不留手的，剥光鸡蛋似的脸。 
　　“我可告诉你最后一句话，”张文亮提出严重警告：“你要是再敢在万岁爷那儿，无事生非，瞎造谣言，惹出祸来，我就把你调戏庆儿的事，全给抖露出来，你就等着她干哥哥收拾你吧！” 
　　庆儿的干哥哥是安德海，而且，她最近在慈禧太后面前得宠，这件事要一败露，皇帝也救不了自己，小李这一下才着慌了，往下一跪，哀恳着说：“张大爷，我不敢了！你老包涵。” 
　　“我包涵不了你。”张文亮说，“你还说人家庆儿，庆儿挺厚道了，没有把你那档子不要脸的事，告诉她干哥哥。可保不定那一天，会有人到小安子那儿去搬嘴，你小心等着好了。 
　　滚！” 
　　小李这时候才发觉闯了祸，话已经在皇帝面前说出去了，皇帝最恨安德海，非找机会发作不可。到那时候慈禧太后一定会追查。是谁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而张文亮又未见得肯为自己遮盖，据实奏陈，后果不堪设想。 
　　转念到此，立刻回身，直挺挺地又往张文亮面前一跪： 
　　“都怪我的嘴不好！胡说八道。打，打！”他一面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一面又说，“张大爷，我替你老责罚了小李了。” 
　　“怎么样呢？” 
　　小李的意思是要请张文亮设法去阻止皇帝，不必找安德海或者庆儿的麻烦，但这层意思，不易措词，结结巴巴地好半天才说清楚。 
　　张文亮原就有这样的打算，正好小李自己先说了出来，便趁势又训诫了一番，问得他心服口服，才答应了他的要求。 
　　等皇帝一下了书房，张文亮已候在弘德殿外。这就是皇帝玩儿的时刻了，照例先去看他养在御花园的狗和猴子，张文亮便打算着在那时候相机进言。 
　　不想皇帝吩咐：“到宫里！” 
　　慈安太后这时住长春宫绥寿殿，慈禧太后住翊坤宫平康室，两宫只隔着一条西二长街。皇帝随意往来于东西之间，所以说“到宫里”不专指长春宫或翊坤宫，两处皆可。张文亮只当他是到翊坤宫，预备跟安德海或者庆儿去找麻烦，所以赶紧阻拦：“万岁爷先回寝殿吧，奴才有话面奏。” 
　　“什么话？这会儿说好了。” 
　　“是！”张文亮扶着软轿，悄悄跟皇帝说道：“万岁爷别听小李瞎说，庆儿在圣母皇太后那儿当差，一向挺谨慎的，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仗势欺人。她是圣母皇太后跟前得宠的人，万岁爷该有一份孝心，皇太后面前一只猫，一只狗，都得另眼相看。” 
　　皇帝一向很听张文亮的话，点点头说：“知道了！”张文亮还有些不放心，又叮嘱了一句：“万岁爷体恤奴才，千万别跟那些人生气。” 
　　“那些人啊？” 
　　张文亮原就是不肯说出口来，无奈皇帝不知是有心要逼着他说，还是真的不知道？反正这时不能不挑明了，但还只是说了半句：“圣母皇太后跟前的那些人。” 
　　说到这话，皇帝心里越发不舒服。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慈禧太后心里是疼他的，但以安德海挡在中间，做娘的想疼亲生的儿子也不行。安德海不仅常常搬弄是非，只要他在书房里稍微有些不规矩，或者师傅们词色不耐，安德海无不悄悄去奏诉。最使得皇帝气忿不平而又说不出口的是，安德海只要有机会就要显得他比皇帝更有“孝心”，甚至打着慈禧太后的招牌，以一种长兄教导幼弟的神态或语气跟皇帝说话。同时，他也总是处处在提醒“主子”，太后跟皇帝的关系，应该重于母子的情分，于是皇帝所见到的，不是慈母，而是一位督子甚严的“阿玛”。 
　　皇帝从小就是张文亮提抱扶掖长大的，对他自另有一种敬爱之情，所以这时便忍着自己的不快，安慰他说：“好了，我不理他们就是了。” 
　　“这才是！”张文亮极欣慰地说，“量大福大！” 
　　说到这里，软轿已将进西二长街，皇帝便说：“绥寿殿！” 
　　“这会儿不合适吧？”张文亮提了他一句：“母后皇太后，正在歇午觉。” 
　　“嗯，嗯！”皇帝一心想着桂连，竟把慈安太后这个习惯也忘记掉了，“那，还是看看大福、二福去！” 
　　大福、二福是皇帝养在御花园的两条哈巴狗，调教得极可人意，一见皇帝便甩着尾巴，摇摇摆摆地扑了上来。在平常日子，总是皇帝蹲下身去，那狗兄弟俩一跳上身，驯顺地伏在他怀中，等着喂食。但这天皇帝怕弄脏了他那一身漂亮衣服，只喊：“小李，抱着！去看看小秃子。” 
　　小秃子是一只小猴子的名字，极其淘气，有一次拉住一个宫女的辫子荡秋千，把人吓得大哭，于是安德海献议，慈禧太后下令，把小秃子用个笼子关起来。现在皇帝只有在笼子外面看，小秃子学会一样本事，见了皇帝就会垂着手请安，然后吱吱乱叫，照小李说，“是小秃子讨赏。”照例有栗子、花生什么的，扔到笼子里去。 
　　这天的皇帝，却无心逗着狗和猴子玩，他心里所一直在想的，是如何逗小安子在大庭广众间，大大地出一回丑？这件事不能跟张文亮商量，只有找小李。 
　　小李诡计多端，专会想些希奇古怪的花样来供皇帝开心，这时眉头一皱，龇牙一笑，“奴才有个主意，万岁爷看看行不行？”他说，“不行再想。” 
　　“不好玩儿的，不是叫他哭不得、笑不得的，你就别说！” 
　　“还不止这些个。”小李得意地说，“奴才这一计，智赛萧何，包管连两位皇太后都会乐。” 
　　于是小李悄悄耳语了一番，皇帝大喜，连声说道：“快去办，快去办！” 
　　“是！”小李说道：“奴才请万岁爷降旨，好去要东西。” 
　　“好吧，我马上写。” 
　　于是群从簇拥，回到了皇帝所住的养心殿西暖阁，等张文亮有事走了开去，小李才悄悄溜入殿内，铺纸磨墨，把一管牙杆笔递到皇帝手里。 
　　“怎么写呀？” 
　　小李想了想，便一个字、一个字念道：“着小李取大翡翠一块。钦此！” 
　　“这会给吗？” 
　　“谁敢不给？”小李很快地答道：“不给就是违旨。” 
　　皇帝踌躇了一会，忽然很高兴地说道：“不用了，拿那块镇纸去吧！”他把笔搁了下来。 
　　小李也略略迟疑了一下，终于从多宝格上，取下一个碧绿的翡翠狮子，摆在皇帝书案上说道：“怕张文亮会查问，奴才可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不要紧，你让他来问我好了。”说着，他把翡翠狮子递了给小李。 
　　有皇帝一肩承当，小李还怕什么？接过东西来，揣入怀中，便要跪安退出。 
　　“到绥寿殿去吧！” 
　　“是！”小李极精灵，心里在想，这是第二次提绥寿殿了，这么急着要去，是为了什么？倒得留神看一看。 
　　一看到绶寿殿新来的宫女，小李恍然大悟。慈安太后不喜欢用太监，寝宫中使唤的都是宫女，所以小李也只是在院子里跪了安，便即退了出去。绥寿殿有自己的小厨房，主要的是为慈安太后供应甜咸点心和茶水，旁边有间空屋子，小李每趟去都在那里歇脚听招呼，有时便直接闯入厨房。 
　　他的嘴甜，又会说笑话，所以虽有象庆儿那样讨厌他的，但也有许多宫女跟他合得来，接替双喜的位置，在慈安太后面前“一把抓”的玉子，就跟他很对劲。 
　　小李管玉子叫“玉子姐姐”。那是名符其实的称呼，玉子今年二十五岁，照宫中规例，应该放出去了，但以慈安太后驭下宽厚，玉子情愿耽误自己的已晚春光，“再伺候主子一年”。而小李只有十九岁，叫“姐姐”不错，只是叫得特别亲切，旁人刺耳，玉子会心。虽然每一趟见着小李都要骂几句，但凡有好吃的、好玩的东西，都悄悄给小李留着。有时候小李赌输了钱，只要到玉子面前垂头丧气一坐，定是一顿骂过，便有银锞子摔到他怀里。 
　　这天的小李，却是精神抖擞地，“玉子姐姐，”他招招手，“你请过来，我有要紧话说。” 
　　一番“要紧话”说过，玉子亲手取上用的明黄色的盖碗，沏上一碗君山茶，喊道：“桂连儿啊，你过来。” 
　　怯怯的桂连，其实很机警，学着小李叫一声：“玉子姐姐！” 
　　“用托盘把这碗茶送给万岁爷。端着茶会请安吗？” 
　　“会！” 
　　“好！去吧。头一次当差，可看你的造化了！” 
　　桂连沉得住气，走到皇帝面前，不慌不忙请了个安，把一碗茶送给皇帝，嘴里还说一句：“万岁爷请用茶。” 
　　“噢！”皇帝没话找话：“你知道我爱喝什么茶？” 
　　“奴才不知道。” 
　　“谁让你把茶端来的？” 
　　“玉子姐姐。” 
　　“嗐！”慈安太后笑着皱眉，“谁教给你这么个称呼？玉子就是玉子，不兴叫什么姐姐、妹妹的。你在这儿弄错了还不要紧，如果在翊坤宫也是这么着，准挨一顿骂。记住了没有？” 
　　“是！”桂连把一双眼皮垂着，胀红了脸，不断咬着嘴唇，仿佛有眼泪不敢掉下来似的。 
　　皇帝好生不忍，他猜想着她在家一定受父母疼爱，要什么有什么，从未听过一句重话，如今第一回当差就挨了训，必是想着在父母跟前的光景，自觉委屈。适得用句什么话，把她的心思扯了开去，不然一个忍不住掉了眼泪，轻则受一顿呵斥，重则撵到终年没有人到的冷宫去当苦差，从今以后再也到不了太后跟前，那有多可惜？ 
　　于是他也教她规矩：“如果真的要提姐姐、妹妹，得先按上你自己的称呼，说‘奴才的姐姐’才对。” 
　　“是！”桂连抬头看了看皇帝说：“皇上的茶，是奴才的玉子姐姐叫奴才端了来的。” 
　　“又弄错了。”慈安太后大为摇头：“看你的样子，倒是挺聪明的，怎么教不会啊？玉子又不是你亲姐姐，不该那么叫！” 
　　“她头一天当差，不懂宫里规矩。”皇帝赶紧看着慈安太后说，“过两天就好了。” 
　　慈安太后看见皇帝起劲卫护桂连的神情，觉得有趣，但皇帝到底是皇帝，不能逗着他取笑，因而平静地点点头，向桂连吩咐：“你叫玉子来替我装烟！” 
　　“是！”桂连请了个安，退了出去。 
　　皇帝颇有怏怏之意。想到复选那一天，回眸一视，猛然想起《西厢记》中的曲文：“临去秋波那一转”，衷心若有意会，但领略得这句曲文的美妙，却说不上来妙在何处？于是他又想到翁师傅讲过而不甚了了的那句陶诗，这就教“欲辨已忘言”！ 
　　一下子懂了一句词曲一句诗，完全是自己领悟得来，皇帝有着从未经验过的得意和欣悦，恨不得就找着翁师傅，或者南书房的什么翰林，把自己的心得告诉他们，问他们“讲得对不对”？ 
　　自然对罗，翁师傅会高兴得掉眼泪。就象那次对对子，用“大宝箴”对“中兴颂”那样，把翁师傅欢喜得不知怎么才好，只捧着自己的手，不停地说：“天纵圣明，天纵圣明！” 
　　只有想到那样的光景，才觉得读书有些别样东西所带不来的乐趣，他自我陶醉得出了神。慈安太后却是又好笑，又好气，还有些警惕，看样子皇帝象他父亲，将来在女色这一关上看不破。 
　　“你一个人在笑什么？” 
　　这一问才惊醒了皇帝，愣了一下才能回答：“我在想书房里的事。” 
　　慈安太后怎肯信他的话？只当他为桂连神魂颠倒，心想告诫他几句，但说得浅了他不懂，说得重了又怕他脸上挂不住，只好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你简直跟你阿玛一样！” 
　　这话让皇帝困惑，象父皇有何不好，怎用这样怏怏的语气来说？在这位皇额娘面前，他是无话不可说的，所以立即问道：“我不该象阿玛？” 
　　“胡说！”慈安太后尽力要装出生气的神情，“怎么说不该象阿玛？” 
　　皇帝自觉这话没有问错，不该受此呵斥，但对慈安太后，他是愿受委屈的，想起谙达的教导，急忙站起身来，往地上一跪，以微带告饶的语气说：“皇额娘别生气，我说错了。” 
　　这就是慈安太后最感到安慰之处，皇帝虽非己出，孝心却如亲子，便将他一把拉了起来，心里想解释自己所说的那两句话，却苦于无法表达，只好这样说：“不是说你不该象阿玛，不过有些地方，可也别跟你阿玛一样。” 
　　这话在皇帝听得懂，为讨慈安太后的欢心，便很机灵地说：“就象阿玛身子不好，我可要养得壮壮儿的。” 
　　“对了！”慈安太后大为高兴，“这你算是明白了。阿玛是好皇上，就吃亏在身子单薄。”她的脸色和声音变得沉重了，“你可要自己当心！年岁也不小了，康熙爷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办了好些大事。现在凡事有你六叔在外面挡着，你只管好好儿念书，到你自己能自立了，要什么有什么，这会儿别胡思乱想！” 
　　最后一句话又使得皇帝困惑，不知道“胡思乱想”四个字指的是什么？但他不愿再问，因为问下去不会有好听的话。 
　　在一旁拿着烟袋伺候了半天的玉子，却了解慈安太后的深意，说出口来，传出殿外，便是是非。所以急忙打个岔，把一枝翠镶方竹的旱烟袋伸了过去，接着便吹燃了纸煤儿，让慈安太后口中腾不出空来说话。 
　　玉子的意思是不教提到桂连，偏偏皇帝要问：“玉子，”他说，“桂连跟你很好是不是？” 
　　“是！”玉子含着笑问，“皇上怎么知道？” 
　　“我看她叫你姐沣阈得好亲热。” 
　　“对了！”慈安太后接口说道，“桂连还不懂规矩，你得好好儿跟她说一说。” 
　　“奴才已经跟她说过了。”玉子答道，“今天刚来，凡事还摸不大清楚。她挺机灵的，有那么十天半个月，就全都懂了。” 
　　慈安太后想了一会，慢吞吞地说道：“我看那，桂连就是太机灵了，教人不能放心。” 
　　这是为什么？皇帝正在这样想着，慈安太后和玉子的眼光都瞟到了他脸上，不用说，“教人不能放心”这句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他有些羞，也有些恼，便把脾气发到玉子身上。 
　　“你笑什么？”他瞪着眼骂玉子：“没有规矩！” 
　　无故挨骂在玉子不是第一次，她早就知道，既非“无故”，亦不算“挨骂”，反正皇帝的身分与年龄不配，似讲理非讲理的事，不知多少，无理要装得有理的样子，更是习惯。经验多了，遇到这样的情形，玉子有许多应付的方法，现在得跟太后凑合着，把皇帝的脾气压下来。 
　　于是她收敛了笑容，毫无表情地作出很有规矩的样子，静静地站着，然后慈安太后虎起了脸斥责：“真是好没有规矩！ 
　　下次不许这个样子！” 
　　“是。” 
　　“皇上待你们好，你们就不知道轻重了！看皇上年纪轻，性情随和，就敢这个样子，下次再让我瞧见了，皇上不罚你们，我也饶不了你们。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玉子看着皇帝说：“奴才再也不敢了！” 
　　“去！”慈安太后又说，“问问皇上，要吃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 
　　“是！”玉子便走近一步，请个安说：“奴才请旨，皇上想吃点儿什么呐，还是想喝点儿什么？” 
　　这样子一吹一唱，往往会把皇帝弄得老大过意不去，恨不得拉着人家的手说：“没有那么了不得，你别把皇太后骂你的话，放在心上。”这时也是如此，很想给玉子一个笑脸看，但抹不下这张脸来，只是摇摇头：“不要！” 
　　“不吃什么也好，快传膳了。”玉子又问：“皇上打算在那儿用膳哪？” 
　　这两三年的惯例，除了初一、十五，多半由皇帝侍奉两宫太后临幸漱芳斋，听戏侍膳以外，平常日子的晚膳，大致一天在长春宫，一天在翊坤宫。但在长春宫的时候要多些，这天有种种缘故，便更舍不得走了。 
　　“在这儿吃。”皇帝说，“我要吃南边的春笋。” 
　　“哎唷，那还不知道有没有了？”玉子略有疑难之色。 
　　“浙江巡抚李瀚章，不是进得不少吗？”慈安太后问。 
　　“一共十篓。”玉子答道：“除了赏各位王爷以外，还剩下四篓，一面分了两篓，倒有一大半是烂了的，奴才看样子，禁不住再搁，做了笋脯了。” 
　　“我就吃笋脯。”皇帝的脾气变得非常好了，“只要是笋就行。” 
　　慈安太后看着玉子笑了，而玉子却不敢再笑。即令如此，皇帝也觉得不大对劲，便有些坐不住了。 
　　“我去绕个弯儿再回来。” 
　　“别走远了。”慈安太后吩咐。 
　　“不远，”皇帝答道：“我到后院看金鱼。” 
　　等皇帝一走，慈安太后换了副神色，“玉子，”她把声音放得很低：“你看出来了没有？皇上对桂连有了心思了。” 
　　“奴才也看出来了。” 
　　“你替我留点儿神。”慈安太后想了想又说，“最要紧的，叫桂连得放稳重一点儿！可不能在我这儿闹出笑话来。” 
　　其实就有那回事也不算闹笑话。玉子虽是未嫁之身，但当宫女“司床”、“司帐”，对男女间事，无不明了，没有见过也听说过。皇帝看中了那个宫女，不但不是笑话，雨露承恩，且是美事。不过皇帝到底只有十三岁，还在读书，倘或真的为桂连着迷，慈禧太后一定归咎于这一边。为了避免是非，玉子很重视“主子”的话。 
　　于是她退了出来，把桂连悄悄找到僻处，告诫她说：“你在皇上跟前，可当心点儿，少笑！” 
　　“嗯！”桂连答应着，很快地瞟了她一眼，就象黑头里闪电一亮。 
　　“要命的就是你这双眼睛！” 
　　“怎么啦？玉子姐姐！”这一次不瞟了，却瞪大了一双眼怔怔地望着玉子，桂圆核似的两粒眼珠，不断在转。 
　　玉子当她是个不懂事的小妹妹，有些话不便说，说了她也不懂，想了想答道：“宫里不兴象你这个样子看人，别老是瞟来瞟去，也别瞪着眼看。你，你那两眼珠，别老是一刻不停地转，行不行？” 
　　“这……，”桂连低着头，嘟着嘴说：“这我可管不住我自己！” 
　　想想也是实话，玉子无可奈何地叹口气，“那么，”她问： 
　　“你自己的那两条腿，你管得住，管不住？” 
　　“那当然管得住。” 
　　“好，你就管住你那两条腿好了。第一、要离开长春宫，不管是谁叫你，你得先告诉我。” 
　　“嗯，”桂连点点头，“我知道。我一定先跟你说。” 
　　“第二、看见皇上来了，你得躲得远远儿的。” 
　　这句话一出口，桂连的脸色变了，“玉子姐姐！”她惊慌地问，“我第一天当差，可是出了什么错儿？我自己不知道啊！ 
　　你，你得教给我，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儿的当差。” 
　　“你当差当得挺好的。”玉子看她神态惹怜、语言娇软，心里有七分喜爱，但也有三分醋意，摸着她的脸说：“你就是当差当得太好了。” 
　　这叫什么话？桂连要去细舷想一想，反正眼前照玉子的话，管住自己的两条腿总是不错的。因此，一见皇帝的扈从，立刻就避了开去。 
　　越是这样，皇帝到长春宫来的次数越多，终于，慈禧太后不能不派安德海来找了。 
　　皇帝还恋恋不舍，问道：“有什么事吗？” 
　　“请皇上去试一试龙袍可合身？” 
　　“拿到这儿来试！” 
　　“不！”慈安太后接口说道：“你去！” 
　　有了慈安太后的吩咐，皇帝才回到翊坤宫。“四执事”太监已经伺候了半天，由宫女帮着，七手八脚地把一袭新制的龙袍，替皇帝穿好。 
　　“请皇上往亮处站站！”安德海说。 
　　这是为了好让慈禧太后仔细看一看，但安德海的声音，就象跟个不相干的人说话那样，既无礼貌，亦无感情，皇帝心里非常不舒服。 
　　因此，皇帝很想借故骂安德海一顿，但转念想到不久就可以发生的，要安德海啼笑皆非的妙事，顿时把气平了下去，乖乖地走向亮处。 
　　慈禧太后也跟了过来，前后左右端详着，这袭明黄缎子的龙袍，在五色云头之中，绣着九条金龙，前胸后背，是蟠着的正龙，肩臂之间，是夭矫的行龙，另外加上“五福捧寿”、“富贵不断头”等等花样，下摆绣出石青色的海浪，称为“八宝立水”，配上朱纬东珠顶的朝冠，益发显得威仪万千，眩人心目。 
　　慈禧太后非常满意，点点头说：“挺好的！” 
　　怎么好法，皇帝却还不知道，他只能俯身下视，看到胸前的衣服，到底穿在身上是何形相？无从想象。便忍不住大声喊道：“拿镜子来！” 
　　两名宫女拿了大镜子来为皇帝照着，前前后后看了半天，他在得意中有些忸怩和拘束，不由得就扭肩摆手，作出不大得劲的样子。 
　　“穿上龙袍更不同了。”安德海说，“皇上得要更守规矩才好。” 
　　“是啊，要稳重！” 
　　从这句话为始，慈禧太后大开教训，说正面的道理的同时，每每把皇帝“不学好”的地方拿来作比。皇帝每应一声： 
　　“是”，心里便说一句：“杀小安子！” 
　　于是一件原该很高兴的事，变得大杀风景，害得皇帝的胃口不开，侍膳时勉强吃下一碗饭，托词第二天要背书，跪安退出翊坤宫。 
　　慈禧太后的心思却还在那件龙袍上。膳后一面在前廊后庭“绕弯子”消食，一面跟随在身后的东德海发感慨：“皇帝也委屈，接位七年了，才有一件龙袍！” 
　　委屈多由变乱而来，先是洪杨未平，以后又闹捻军，廷臣交谏，时世未靖，须当修省克己，力戒糜费。恭王、文祥等人，也常常哭穷，就这样内外交持，抑制了她的想“敞开来花一花”的欲望。连带使得安德海，也总觉得不大够味，枉为掌实权的太后面前的第一号红人。 
　　所以，这时候见她有此表示，自然不肯放过进言的机会。 
　　“其实，”他紧追两步，凑在慈禧太后身边说，“受委屈的倒不是皇上。” 
　　“是谁呢？” 
　　“是主子！”安德海说，“大清朝的天下，没有主子，只怕早就玩儿完了。主子操劳，千辛万苦，别人不知道，奴才可是亲眼得见。按说，外头就该想办法把圆明园修起来，让皇太后也有个散散心的地方。不说崇功报德，就说仰体皇上的孝心，不也该这么办吗？奴才常在想，人人都见得到的事，怎么六爷他们想不到？要就是想到了，故意不肯这么办。那都是欺负皇上年纪轻，还不懂事，如果皇上肯说一句，为皇太后颐养天年，该怎么怎么办，孝母是天经地义，谁敢说个‘不’字？” 
　　这番话，慈禧太后都听入耳中，因为话长，她觉得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一时想不完，所以也就没有开口。 
　　不过，她的神态，在安德海是太熟悉了，他一面说，一面偷窥，始终没有不以为然的表示，就知道自己的话有了效用。于是接着又往下说：“奴才常想，在热河的时候，肃顺克扣主子，不错，不过有一句说一句，肃顺对大行皇帝的孝心，那可是没有得批驳，要什么有什么，供养得丝毫不缺。如今内务府跟户部，手这么紧，可又供养了谁呢？如果说是为了供养皇上，皇上才十三岁，可怜巴巴的，当了七年皇上，才有一件龙袍。这不教人纳闷儿吗？” 
　　“哼！”慈禧太后在鼻子里哼了一下，又似苦笑，又似冷笑。 
　　“再说，”安德海越起劲了，“那时候逃难在热河，发匪也还没有剿平，日子是苦一点儿，现在跟当年的光景大不相同了，再说时世艰难，大库的入项不多，不是骗人的话吗？” 
　　“这你不知道！”慈禧太后说，“剿捻花的钱也不少。”她突然住口，觉得国家的财政，不宜告诉太监。 
　　“是！”安德海很快地又说：“不过奴才也听了些闲话，不知道真假，不敢跟主子说。” 
　　“什么闲话？” 
　　“都说朝廷拨了那么多军费，真用在打仗上的，不过十成里头的三成。” 
　　“呃！”慈禧站住了脚很仔细地问：“都用到那儿去了呢？” 
　　“还不是上上下下分着花。” 
　　带兵官克扣军饷，慈禧太后早就知道，方面大员，除了曾国藩和丁宝桢以外，其余的操守，她也不敢相信，至于京中大僚，在逢年过节，或者各省监司以上的官员到京，照例有所馈赠，更不足为奇。但十成中有七成落入私囊，未免骇人听闻，她不能不注意了。 
　　“你说的上上下下，倒是谁呀？” 
　　“这奴才就不敢说了。”安德海很谨慎地，“只听说六爷他们，都在外国银行有存款。” 
　　“噢！”慈禧太后诧异地，“把钱都放在洋鬼子那儿啦？”停了一下她喊：“小安子！” 
　　“喳！” 
　　“你倒去打听打听，他们放在洋鬼子那儿的款子有多少？” 
　　“是！”安德海说，“洋鬼子的事儿难办，主子得宽奴才的期限。” 
　　“期限倒不要紧，就是得打听实在。”慈禧太后很严厉地说：“你可不许胡乱谎报。” 
　　“奴才不敢！”安德海接着又陪笑说道：“奴才还有件事，叩求天恩，可是…　。” 
　　“怎么啦？”慈禧太后斜睨着他，“有话不好好儿说，又是这副鬼样子！” 
　　“奴才上次也跟主子求过，主子吩咐奴才自己跟皇上去求，奴才怕跟皇上求不下来，还是得求主子的恩典。” 
　　“又是那回事！”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摇摇头：“你还是得跟皇上去求。” 
　　“是！”安德海委委屈屈地答应着。 
　　看他的神气，慈禧太后于心不忍，便安慰他说：“你先跟皇上求了再说，倘或不成，再跟我说。” 
　　有了这几句话，安德海有恃无恐，心情便轻松了。细细盘算了一下，正好有个机会，三月二十三皇帝生日，借万寿讨赏，也是个名目。而且日子还有个把月，也来得及好好下一番工夫。 
　　于是安德海一改常态，对皇帝特别巴结，一见面便先陪笑脸，也常在慈禧太后面前，颂赞皇帝的书读得好。这样一到了三月初，他找个机会，提议今年皇帝万寿要大大热闹几天。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诺，他亲自到升平署去接头，准备了好几出皇帝所喜爱的武戏和小丑、花旦合作的玩笑戏，然后到皇帝面前来奏报献功。 
　　“办得好！”皇帝很高兴地笑道：“我可真得赏你点儿什么！” 
　　一听这话，安德海喜在心里，表面却很恭顺地答道：“奴才伺候皇上，是应该的。只要皇上高兴，比赏奴才什么都好。” 
　　“总得赏点儿什么。”皇帝沉吟了一下问道：“小安子，你父母还在世不在世？” 
　　“跟皇上回话，奴才父母已经故世了。” 
　　“有了封典没有？” 
　　“前年蒙皇太后赏了四品封典。” 
　　“喔，你是四品。”小皇帝问，“按规矩怎么样啊？” 
　　“奴才请旨，皇上问的是那一个规矩？” 
　　“你们的品级啊！” 
　　安德海不慌不忙地答道：“按规矩是四品。有特旨那就可以不按规矩了，规矩本来就是皇上定下来的。” 
　　“噢！”皇上又沉吟了一会，踌躇着说，“我想另外赏你个顶戴，不知道行不行？” 
　　“奴才不敢！”安德海赶紧跪下说道，“奴才决不敢邀赏。不过，皇上要另定规矩，没有什么不行。奴才说这话，决不是取巧儿。” 
　　“我知道你不是取巧。只要能另定规矩就行了。”皇帝指着安德海的头说：“蓝顶子暗，太难看了，我给你换个顶戴。” 
　　世上真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自己想换个红顶子，偏偏皇帝就要赏这个。安德海几乎从心底发出笑来，但无论如何得要做作一下，这个顶子才来得漂亮。 
　　于是他免冠碰头，口中诚惶诚恐地说道：“奴才受恩深重，来世做牛做马都报答不来，实实在在不敢再邀皇上的恩典。求皇上体念奴才的一点诚心，收回成命！” 
　　小皇帝有些穷于应付了，极力思索，想起上谕上对大臣的任命，常用的一句话，随即说了出来：“毋许固辞！” 
　　“皇上已经吩咐了。”小李在旁帮腔，“你就谢恩吧！”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奴才不知怎么样报答。”安德海说，“奴才感激天恩，实在不知怎么说才好。”他故意装出那讷讷然的忠厚样子。 
　　皇帝笑笑不响。安德海亦是心满意足，抖擞精神，帮着去照料皇帝万寿的庆典，尽可能把排场铺展开来，搞得花团锦簇，十分热闹。 
　　这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但也是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盛年孀居的太后，最怕的是月下花前，悄无人声，那兜上心来的寂寞凄凉，无药可治。唯一的办法是别寻寄托，不让这份寂寞凄凉的心情出现。安德海在她看来重要，就因为他总能想些花样出来，为她打发闲处光阴。但是要热闹一番也不容易，第一要有个名目，免得外面说闲话；第二更要有那份闲情逸致——象岁尾年头那样，捻军扰及西陵，直逼京畿，弄得食不甘味、夜不安枕，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 
　　这些日子不同了，西捻已越过滹沱河南窜，李鸿章由冀州移驻直、豫、鲁三省枢纽的大名府，指挥郭松林、潘鼎新，以及改隶左宗棠的老湘军刘松山，还有豫军张曜、宋庆，以及善庆的蒙古马队，分路拦截追剿，打得极其起劲。不但京畿之围已解，而且依慈禧太后这几年天天看军报的经验，官军只要不是以屯守为名，专驻一地，养得师老，能够不怕辛苦，穷追猛打，收功的日子就不远了！因此，以轻松的心情，借皇帝万寿好好热闹几天，在她可以弥补“这个年没有过好”的遗憾，是非常需要的。 
　　万寿前后七天，七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穿蟒袍，称为“花衣期”，当暖寿及正日在高宗养老的宁寿宫赐大臣入座听戏之前，宫中已经热闹了两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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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是三月二十那天，平日不容易喊得醒的皇帝，很早就起身了。这天仍旧要上书房，因为有好玩的花样在后面，皇帝打起精神应付功课。到了九点多钟告一段落，安德海到弘德殿来传懿旨，说这天的功课就到此为止。于是皇帝进宫，伺奉两宫太后，临御漱芳斋传膳听戏。 
　　近侍的太监和宫女，就在饭前先替皇帝拜寿，皇帝各有赏赐，每人一个荷包，里面装着一两重的一个金锞子，唯有安德海与众不同。 
　　“小安子！”皇帝响亮地喊。 
　　“喳！”安德海答得更响亮。 
　　“你过来，我有赏。” 
　　“喳！”安德海踩着恭敬中不失潇洒的步伐，走到皇帝面前，撩袍往下一跪，那姿态就象演戏，十分边式。 
　　“你想要换换顶戴，行！我替你换。来，把他的帽子取下来！” 
　　说到这一句，小李立刻上前去摘安德海的帽子。皇帝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顶子来，除却小李和皇帝自己，包括两宫太后在内，都以为皇帝掏出来的，必是一个珊瑚红顶子，谁知不是！ 
　　“小安子，赏你一个绿顶子！”皇帝大声说道。 
　　接着把手一扬，一颗用那个翡翠狮子的镇纸改琢而成的顶子，绿得着实可爱。 
　　“胡闹！”慈禧太后大笑。 
　　慈安太后也笑了。宫女、太监几乎无不想笑，但此是何地？只准“主子”笑，不准“奴才”笑，否则便是“大不敬”。虽然情有可原，究属礼所不许，所以一个个瞪着眼，鼓着嘴，满脸胀得通红，使尽吃奶的气力要憋住自己的笑声。那副样子极其滑稽，惹得两宫太后，越发笑个不止。 
　　就象遇见紧张沉重的场面，皇帝会变得很笨拙那样，在此轻松愉快的时候，皇帝特别显得聪明，他大声说道：“你们敞开来乐吧！逗得两位皇太后笑一场，也是你们的孝心。笑！” 
　　这一下就如皇恩大赦，顿时春雷乍破一般，爆发了震动殿廷的笑声，有的捧腹而笑、有的弯着腰奖、有的闭上了眼睛笑、有的掩口而笑，奇形怪状，变得以笑逗笑，越发没个完结。 
　　两宫太后笑得腰痛，便有玉子、庆儿等人，赶来为“主子”捶背，一面捶，一面还是笑，连安德海自己也笑了。 
　　他不能不笑，不但借此掩饰窘态，而且也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太监定制，四品就是“极品”，连想戴个三品明蓝顶子都为法所不容，何况是红顶子？如果严格追究，祸事不小。尤其是慈禧太后只笑着骂了皇帝一句“胡闹”，看样子是觉得他自取其辱，这个态度，更加可虑，自己得见机些，凑合着当一场笑话看，这极可能有的一场大祸，便可以消弭在笑声中了。 
　　因此，别人都是开心的笑，而他是伤心的笑，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出了这场丑，好几天抬不起头来，暗中打听，是小李出的花样，把他恨入刺骨。但小李有皇帝护着，要动他不容易，除非“连根拔”，让慈禧太后见皇帝讨厌，然后设法告小李一状，说他尽教唆皇帝不学好，这就至少可以一顿板子把小李打个半死。 
　　心里打定了主意，表面却是绝口不提“绿顶子”的事，而且相反地，老赶着小李叫“兄弟”，仿佛是怕了他递了“降表”，希望他不要再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似地。 
　　小李的心计，那里斗得过安德海？他是个妄人，真的以为安德海怕了他，再也想不到安德海时时刻刻在窥探皇帝和他的一言一动，抓着了错处好动手。皇帝更是如此，没有把安德海放在心上，他的一颗心，都在桂连身上。 
　　去了几次长春宫，总不见她的影子，皇帝到底忍不住了，装得随便问问的神气跟小李说：“那个叫桂连还是什么来着的，还在不在长春宫，怎么老没见这个人？” 
　　皇帝的心事，小李早已察破，只是受了玉子的告诫，不敢再提桂连。这时见皇帝故意装得把“心上人”的名字都记不清似地，暗中好笑，但自然不敢说破，只这样答道：“奴才也老没见这个人，不知道还在不在。” 
　　“去打听！”皇帝还要假撇清，又补上一句：“这个桂连，是杭州驻防，怪可怜的！” 
　　小李可不知道为什么杭州驻防就可怜？只知道这是皇帝的托词。“打听到了怎么办哪？”他问。 
　　这一问似乎直抉皇帝的心事，他的脸皮薄，有些挂不住，但有个掩饰的诀窍，就是发脾气。 
　　“混帐东西！”皇帝虎起脸骂，“谁知道怎么办哪？” 
　　小李挨骂不算回事，不动声色地说：“奴才马上去打听了来回报万岁爷。” 
　　“不要又满处去逛！”皇帝看了看钟说：“这会儿三点钟，限你三点半回来！” 
　　“奴才多要半点钟，万岁爷看行不行？” 
　　“为什么？” 
　　“也许桂连不在长春宫了，奴才得到别的地方去打听。”小李又放低了声音，笑嘻嘻地说，“奴才这一去，必有好消息带回来。” 
　　是什么好消息？皇帝想了一下，才觉察出他的语气，自己的心事，小李必是知道了。这也不必再瞒他，便点头许可，却又神色凛然地提出警告：“你要是说瞎话，看我饶得了你！” 
　　“奴才不敢。万岁爷交下来的差使，奴才那一回也没有办砸。” 
　　但是，这一趟的差使却不容易，他的打算是要说动玉子，让桂连能够有侍候皇帝的机会，而玉子守着慈安太后的告诫，说什么也不行。 
　　于是小李问道：“明年你就出宫了，你要找婆家不要？”语气涉于轻佻，玉子不悦，冷冷地答道：“管你什么事？” 
　　“我是替你着想。你别以为总是两位太后掌权，万岁爷快亲政了。你可想过了没有？” 
　　“怎么着？万岁爷就为这个宰了我？” 
　　“咦！”小李做个鬼脸，“怎么回事？尽给人钉子碰。我是好话，明摆着一条图富贵的路子你不走？你不想想，你替万岁爷办了这件事，将来有多大的好处？你娘家、你婆家，要万岁爷照应不要？” 
　　这番话把玉子说动了心。宫女情如姊妹的，往往私下密约，富贵毋相忘，这个承恩得宠的，就得设法提拔那一个，皇帝年纪太轻，玉子不作此想，但照小李所说，确是另一条可以让皇帝见情的路子。她已经有了婆家，未来的夫婿就是她的表兄，在内务府当差，这个衙门能发大财的差使多得很，只要皇帝记得起名字，随便交代一句话，就终身受用不尽了。 
　　“好吧！”玉子毅然答应，“不过，可千万别闹出事来。” 
　　“不会，不会。”小李答道：“闹出事来，第一个就是我倒霉，我能不留神吗？” 
　　于是第二天慈安太后午睡的时候，皇帝悄悄到了长春宫，装作看金鱼，到了后殿偏西的乐志轩，坐定不久，小李便把他的同事都唤了出去，只有他自己守在院中。 
　　接着桂连便捧了茶和蜜饯来，手有些发抖，脸有些苍白，小李赶紧安慰她说：“你别怕！万岁爷对女孩子的脾气最好。 
　　你好好儿当差，别跟万岁爷别别扭扭的。” 
　　桂连点点头，一个人进了乐志轩。她忸怩，皇帝也忸怩，却特意装得不在乎似的，喝着茶，吃着蜜饯，问道：“你今年几岁啊？” 
　　她记得皇帝是知道她的年纪的，何以有此一问？但也不能不答：“奴才今年十三。” 
　　“你的生日在那个月？” 
　　“奴才是八月里生的。” 
　　“比我小。”皇帝又变得聪明了：“怪不得你的名字有个‘桂’字！” 
　　桂连用极轻的声音答了声：“是。”然后垂着眼皮，轻轻咬着嘴唇，那模样既非深沉，亦非腼腆，倒象是她自己忽然有满腔心事要想。 
　　皇帝也有些窘，甚至可以说是着慌，因为他已感觉到僵局正在形成，必须得说句话来挽救，但心里似乎有千言万语，就找不到适当的一句。这样越是冷场越着慌，到最后反是桂连开了口。 
　　“万岁爷可还有什么吩咐？”她说：“没有吩咐，奴才可要走了。” 
　　这样说话，根本不是奏对的措词与语气，但皇帝丝毫不以为忤，只脱口阻止，“你别走！” 
　　“是！”桂连答应着，抽出掖在腋下的手绢，擦一擦鼻尖上的汗。 
　　这也是在主子面前不许可的动作，不想反倒给了皇帝一个话题，“我看看，”他说，“你那块手绢儿。” 
　　桂连迟疑了一下，想起小李的“不要别别扭扭”的告诫，只好双手把那块手绢捧了过去。 
　　手绢上有幽幽的香味，皇帝真想闻一闻，但自己觉得这样做有失尊严，只能看一看。雪白的杭纺，用黑丝线锁了边，角上绣一朵小小的红花，用一片绿叶托着。皇帝看过的绣件，无不是色彩繁复，绣得不留余地的花样，所以看到桂连的这方手绢，反觉得少许胜多许，清新悦目。 
　　“这是谁绣的？” 
　　“奴才自己绣的。” 
　　“绣得好！”皇帝又说，“给我也绣点儿什么。” 
　　“请万岁爷吩咐！” 
　　皇帝一时想不出什么，于是问她：“你看呢？” 
　　“奴才给万岁爷绣一对荷包。” 
　　“不好！”皇帝摇摇头，“要别致一点儿的，不然就是天天用得着的。” 
　　“那么，奴才给万岁爷绣个书包。” 
　　“也不好！”皇帝忽然想到了，“你替我绣一对枕头。就象你的这块手绢儿似的，中间不要绣什么，平平整整的，那样子枕着才舒服。你想想绣什么花样？” 
　　“嗯。”桂连微翘着嘴，一双灵活的眼珠，不断转着，“自然得用明黄缎于。绣两条龙，用黑丝线绣，这么沿着边上绕过来，”她用双手比划着，“上面正中间，绣一颗红丝线绣的火灵珠，这叫‘二龙抢珠’，万岁爷看行不行？” 
　　这个花样不新鲜，但看她讲得起劲，皇帝不忍扫她的兴，便这样答道：“好！绣一对‘二龙抢珠’，再绣一对什么？不要用明黄的了，就白缎子好，花样不要多。” 
　　这下把桂连考住了，想了半天想不出，窘笑着说：“奴才不知道绣什么好。” 
　　“那就慢慢儿想。”皇帝记起书房中的光景，遇到背书或者考问什么，越逼得紧越答不出来，自己深受其苦，所以能够体会桂连心里的着急，安慰她说：“不要紧，不要紧！” 
　　这一连两个“不要紧”，使得桂连大为感动。她听宫女们谈过皇帝的许多故事，说他喜怒无常，十分任性，每每想些“拿鸭子上架”的花样。为了教小太监翻斤斗，不知道多少孩子摔得吐血或者断了骨头，现在看来，那些人的话怕靠不住。不然就是小李的话不错：“万岁爷对女孩子的脾气最好。” 
　　女孩子也很多，何以单单对自己好呢？这样想着，顿时脸上发热，飞快地瞟了皇帝一眼。就这一眼中，把皇帝的面貌看得很清楚，大眼、高鼻梁、颧骨很高，白净的脸皮上，淡红的嘴唇，漆黑的眉毛，长得异常清秀，忍不住还想看一眼。 
　　等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再瞟过去时，皇帝也心跳气喘了，“桂连！”他没话找话，“你一直住在杭州吗？” 
　　“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 
　　“跟我一样。除了热河、东陵、西陵，那儿也没去过。”皇帝又问：“西湖好玩儿不？” 
　　“满营就在西湖边上，天天看，也不觉得什么好。” 
　　“对了！天天看都看厌了。外面没见过的，不知道宫里怎么样的了不得，照我看一点儿都不好！你看呢，宫里好不好玩？” 
　　“奴才怎么能说不好？” 
　　“是啊，你不能说不好。” 
　　就这样，皇帝不自觉地总是附和着桂连说话，十分投机，他从不曾有过这样好的谈兴，也从不曾谈得这样痛快过。 
　　就从这一天起，长春宫中无不知道皇帝对桂连情有独钟，就只瞒着慈安太后，这是玉子特别有过告诫的。她告诉大家，少谈论皇帝与桂连的事，同时要善待桂连，“听我的话，将来有你们的好处！”她说，“不听我的话，将来有你们懊悔的时候。” 
　　这话人人都懂，桂连将来一定会封为妃嫔，而且以她的模样和性情来说，一定会得宠。不巴望有什么好处到自己身上，至少也不能得罪她，自招祸尤。 
　　日子一天一天长了，传晚膳的时刻便得往后挪，慈安太后睡了午觉起身，还有一大段时间，可以做点什么。这天，想起来要到各处去看看，带着宫女从前殿开始，一间一间屋子看过去，一面口中吩咐，这里该修，那里的布置如何不合适。走到乐志轩，远远就望见窗口有人低头坐着，便问：“那是谁啊？” 
　　玉子知道瞒不住了，老实答道：“是桂连。” 
　　“在干什么？” 
　　“绣花。” 
　　“喔，”慈安太后颇为嘉许：“这孩子倒挺勤快的。” 
　　进入乐志轩，等桂连跪了安，慈安太后便走过去看她的绣花绷子：四尺长，一尺多高一块白缎，只两头绣着花样，一头是一条天骄的金龙，一头是一只翩翩起舞的彩凤。 
　　既然有龙，自是“上用”的绣件，而龙翔凤舞的花样，又决非太后可用，这样一想，桂连为谁在刺绣？是不问可知的了。 
　　但慈安太后明知又必须故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是枕头。” 
　　“谁叫绣的？” 
　　“万岁爷叫奴才绣的。” 
　　平平常常两句话，而桂连的声音，听得出来有些发抖，慈安太后心有不忍，不肯多说什么，只朝玉子看了一眼，眼色中带着明显的诘责之意。 
　　玉子有些不安，也颇为懊悔，应该把这件事，早早找个机会透露，现在等慈安太后发觉了再来解释，话就很难说得动听，而且还不便自己先提，只能在慈安太后问到时，相机进言。 
　　慈安太后当然会问到。每天傍晚时分，她跟玉子有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一切不足为外人道的话，都在这时候谈。 
　　“桂连跟皇帝是怎么回事？”她问，微皱着眉。 
　　“请主子责罚奴才！”玉子是一条苦肉计，自己先认罪，“不关桂连的事，她也没有做错了什么！” 
　　一听这话，慈安太后先就宽了心，“你起来！”她平静地说，“慢慢儿说给我听。” 
　　“是！”玉子站起身说：“那天主子吩咐了奴才，奴才当时把桂连找了来，告诉她要稳重，最好避着皇上。桂连很听话。” 
　　“怪不得！”慈安太后深深点头，“我说呢，好几回了，桂连一看见小李他们的影子就躲。以后呢？” 
　　“以后皇上到这儿来得更勤了，来了也不言语，东张西望的，奴才知道皇上是在找桂连。奴才心想，皇上现在功课要紧，如果心里存着什么念头，嘀嘀咕咕的丢不开，那可不大好。”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先看一看慈安太后的脸色，是深为注意和深以为然的神色，她知道自己对了，索性再添枝添叶，说得象样些。 
　　“奴才也私下问过小李，皇上在书房里的功课怎么样？果不其然，小李回答奴才，说皇上好象有心事，也不跟人说，他也很着急，不知道该不该跟两位皇太后回奏？瞒着不敢，不瞒也不敢。” 
　　“这是怎么说？” 
　　“要瞒着，怕皇帝真的耽误了功课，两位皇太后知道了，他是个死！要不瞒，老实回奏，皇上一定骂他多事，也要受罚。所以小李尽发愁。”玉子停了一下接下去说，“奴才心想，皇上喜欢桂连，实在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就象皇上喜欢狗、喜欢猴子一样，给了皇上不就没事了吗？” 
　　“嗯！”慈安太后吩咐：“你往下说。” 
　　“是！”玉子又跪了下去，“奴才斗胆，自作主张，有一天皇上来了，奴才叫桂连端茶，皇上跟她说了好半天的话，后来就让她绣枕头。” 
　　“说了好半天的话？我怎么不知道！” 
　　“那时候，”玉子低着头说，“主子正在歇午觉。” 
　　“原来全瞒着我！” 
　　这句话中，责备之意甚重，玉子觉得必须申辩：“皇上全是那个时候来，吩咐不准惊醒皇太后，奴才不敢不遵旨。” 
　　“那么，皇上叫你们怎么样，你们全依他的？”“奴才不敢那么大胆。”玉子觉得跪得久了，膝盖生疼，便挪动一下身子，缓一缓气，还有一番道理要说。 
　　慈安太后素来体恤下人，当然会发觉玉子跪着不舒服，便说一声：“起来！” 
　　“是！”玉子起身揉一揉膝盖，却又不忙说话，转身取了根纸煤儿来为慈安太后装烟点燃，借这延挨的工夫，她想好了一番很动听的话。 
　　“奴才心里在想，”她徐徐说道，“主子跟皇上真正是母慈子孝。皇上的孝心，别说奴才们天天得见，就是西边也都在说，亲得比亲的还亲。主子疼皇上，也是比亲的还疼。皇上喜欢桂连，脸皮子薄，还不好意思跟主子开口要，而且，也还不到那个时候。奴才仰体主子疼皇上的心，过两年一定把桂连赏了给皇上，这会儿让桂连陪着皇上说说话什么的，省得皇上心里老放不下去，耽误了功课，不也挺不错的吗？” 
　　“原是！”忠厚的慈安太后到底说了实话，“打从挑桂连那天起，我就有这个心了。就是你说的，‘还不到那个时候’，年纪都还轻，所以我不说破，怕的桂连那孩子太机灵，自以为得了脸，不免骄狂。” 
　　“奴才防着这一层，总是压着桂连，拿宫里的规矩拘着她。”玉子又说：“桂连也挺好的。看模样儿调皮，心地倒是挺老实，一步也不敢乱走。主子尽管放心好了。” 
　　“好吧！我知道了。”慈安太后沉吟了一会说，“你还是照样，教导桂连守规矩，可也别让她跟皇帝太亲近了，叫她要劝皇帝多用功念书。” 
　　“是！奴才会跟她好好儿说。” 
　　就从这天起，桂连便可以公然为皇帝执役，在长春宫凡是皇帝有所呼唤，都是她的差使。本来皇帝跟桂连接近，由于玉子的告诫，宫女们都是守口如瓶，安德海还被瞒在鼓里，这一下形迹公开，而皇帝的默默眷注，固然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桂连对皇帝，虽在严格的宫规拘束之下，不容有何轻狂的举动，但眉梢眼角，总有消息透露，特别是桂连的那双眼睛，到那里都令人注目，只要稍微留些心，就不难发觉她跟皇帝之间的荡漾着的微妙情愫。 
　　“怪不得，”安德海跟他的亲信，小太监马明说，“尽往那边跑，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去打听，打听，谁拉的纤！” 
　　只要真的去打听，自然可得真相。事实上也可以想象得出来，玉子跟小李姊弟相称，感情极厚，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小李是皇帝的心腹，那么，由小李跟玉子商量好了，有意安排桂连去亲近皇上，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李，你个王八羔子。”安德海在心里骂，“你等着我的，看我收拾你！” 
　　安德海已非昔比了，虽不是如何工于心计，但已能沉得住气，要慢慢筹划好了再动手。 
　　他在慈禧太后面前，绝口不提桂连，只是旁敲侧击，有意装作无意地说皇帝每天在长春宫的时候多，到翊坤宫来，不过照例问安，应个景而已。 
　　这话一遍两遍，慈禧太后还不在意，说到三遍、五遍她可忍不住了，把安德海找来问道：“皇帝每天在那边干些什么呀？” 
　　“奴才还不清楚。奴才也不敢去打听。”安德海答道：“那边的人，见了奴才全象防贼似的。” 
　　“那都是你为人太好了！”慈禧太后挖苦他说，“所以皇上要赏你一个绿顶子戴。” 
　　他自以为赤胆忠心，结果落得这么幸灾乐祸的两句讥嘲。一半真的伤心，一半也是做作，把眼睛挤了几下，挤出两滴眼泪。 
　　“怎么啦！”慈禧太后又诧异，又生气，但也有些歉然，扬起双眉问道：“你哭什么？” 
　　如果直诉心中委屈，这眼泪反倒不值钱了，安德海揉一揉眼说：“奴才没有哭。是一颗沙子掉在眼里了。” 
　　使不肯承认，慈禧太后自然没有再加追问的必要，也没有再让他“为难”。去打听皇帝在长春宫干些什么，这样的结果在安德海意料之中，他把慈禧太后的脾气，揣摩得极深，要这样三番两次顿挫蓄势，才能引起一场连慈安太后都劝解不了的大风波。 

　　　　　　　　　　　※　　　　　　　 ※　　　　　　　　 ※ 

　　慈禧太后当然也知道皇帝这样子留恋“东边”，一定有些什么花样在内。但此时她还没有工夫来管，因为剿捻的军务，正在紧要关头。西捻一直流窜无定，朝廷主张追剿，而李鸿章以剿治东捻的经验，认为“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嘉庆年间川楚教匪，因用此策而收功，东捻流窜数省，畏圩寨甚于畏兵。同时又上疏指出：西捻“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每人二三骑，随地掳添，狂窜无所爱惜，官军不能也。又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劳逸饥饱，皆不相及。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赶紧坚筑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贼至无所掠食，其技渐穷，或可克期扑灭”，因而提出八个字的方针，叫做“防守黄运，蹙贼海东”。 
　　这八个字快要做到了，各路官军四面兜剿，把西捻张总愚所部，撵到了沧州以南，运河以东的地区。西面运河，东面是海，南面黄河阻隔，象个朝天的口袋一样，如果能够把北面锁住，西捻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恰好有一处地形可以利用，沧州南面有一道坝叫做“捷地坝”，连接一条河叫做“减河”，这条河的作用，本来是在调剂运河的水位，运河水涨则启捷地坝宣泄洪流，通过减河，往西由“牧猪港”入海。但是减河久已淤塞，不能发生作用，李鸿章的办法，就是加紧疏浚减河，趁四、五月间涨水之时，灌满了减河，同时在减河北面筑墙，限制西捻北窜。 
　　限制西捻北扰畿辅的任何办法，朝廷都是全力支持的。这年有个闰四月，雨水特多，天时配合地利，收功在望，李鸿章格外起劲，因为朝廷隐隐然悬了一个“赏格”在那里，如果他不起劲，这个“赏格”就会落到左宗棠手里。 
　　这个“赏格”就是一名协办大学士。从同治元年以来，军机处和内阁都建立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军机大臣五员，除掉恭王领班以外，其余四员，两满两汉。两汉则又分为一南一北，汉人当军机大臣的，此时只有沈桂芬一个，他虽生长在京城，但寄籍宛平，原籍是江苏吴江。王公宗室对汉人，一向亲北而疏南，所以把实际上是北方人的沈桂芬，抵用“南缺”，还留着一个“北缺”等李鸿藻丁忧服满补用。 
　　内阁大学士历来是两殿两阁，一共四员，协办大学士两员，都是旗汉各半。上年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出缺，遗缺由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升补，空出来一个协办，给了四川总督骆秉章。到了年底，骆秉章病殁，于是吴棠终于如愿以偿，当到了方面大员，而另一个协办大学士的遗缺，以资望推论，由吏部尚书朱凤标升补。他的官运很好，不久就有了一个大学士的缺——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告病，当悬缺未补之际，慈禧太后和恭王商量，决定拿一个协办大学士作为“赏格”，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中，谁收平西捻的全功，就是谁当协办，因而便宜了为醇王启蒙授读的朱凤标，得以早日“扶正”。 
　　为了“入阁拜相”之荣，李鸿章一面请他老师曾国藩劝刘铭传销假赴援，一面督饬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的部队，会同征发来的民伕，日夜赶工疏浚那条从捷地坝到海边，全长九十里的减河。而且他自己也不时轻装简从，到沧州去视察开河筑墙的工程。 
　　这年初夏的雨水特多，运河涨水一丈三四，等减河疏掘完工，打开捷地坝，顿时洪流滚滚，半天工夫就灌满了减河，加上北岸的长墙，从此可以限制西捻北窜。就这一番“拱卫神京”的功劳，便知道左宗棠争不过李鸿章了。 
　　减河沿岸由潘鼎新、杨鼎勋两军扼守，但还有西面自山东到河北六百里长的一段运河，由李鸿章主持，议定淮军、皖军、东军及直军分段防守。由于黄河水亦大涨，于是浚深张秋一段的运河，引黄入运，使得楚军的水师炮船，亦能由张秋、临清，驶入运河，直抵德州。这一来圈制西捻的部署，全部告成。 
　　张总愚所部，真是成了瓮中之鳖，局促在黄、运相交的张秋北面，济南以西、临清以东的禹城、高唐一带。李鸿章估计形势，早则三月，迟则半年，一定可以扑灭西捻。论兵力也可以够用了，但将来的功劳，必为各省援军所分，想独建大功，无论如何先要造成淮军倾全力以当艰巨的声势。而淮军的大将，人人知道是刘铭传，如果刘铭传不出，以后铺叙战功，就很难着笔。一定会有人说：“淮军大将亦未出，即能收功，可知西捻并不如传说中那样难办！”这一来，心血就一半虚掷了。 
　　为此，李鸿章下定决心，非把刘铭传找出来不可。刘铭传对他有意见，他是深有所知的，所以除了请老师帮忙以外，特别又上一道奏折，请旨“令刘铭传总领前敌马步各军。” 
　　李鸿章的奏折中说：“刘铭传与臣生同乡里，少负不羁之材，血性忠勇，智略明达，近时武将中实所罕见。苏省肃清非臣之功，刘铭传与程学启之功为多；任、赖捻股，蔓延数省，幸而殄灭，亦非臣之功，刘铭传一人之功也。”又说：“现在营中生擒贼党，皆供称张逆惟恐刘铭传复出，时时探问。微臣文弱，办贼之才，自愧不如。”这样大棒刘铭传，一方面是为将来铺叙战功作张本；另一方面是有意贬斥左宗棠，意思是说，左宗棠自以为威望盖世，而西捻怕的是刘铭传，不是以诸葛亮自命的左宗棠。尤其请旨以刘铭传总领“前敌马步各军”，原是朝廷赋予左宗棠的任务，现在由淮军部将接手，等于表示左宗棠只好做供李鸿章驱遣的部属。 
　　这道奏章，除了如请降旨以外，照例抄发有关的统兵大臣“阅看”。左宗棠第一个看不起的就是李鸿章，所以看了这个“抄件”，那一气非同小可，但眼前无奈其何，只好先忍口气，找机会翻本。 
　　机会很快地来了。刘铭传自蒙“恩旨”，曾国藩又派人“劝驾”，加以李鸿章另有密札，动之以情以外，词气间隐隐表示，收功在即，不可放弃此可能封爵的难逢之机。于是刘铭传心动了，延聘名医，把两只脚上的湿气治得略微好些，勉强能上马了，随即动身到山东德州去见李鸿章，出动铭军助剿西捻。 
　　十万大军，四面河海，围剿万把人的西捻，自无不能收功之理。就在刘铭传到达前线的一个半月，张总愚所部投降的投降，被斩的被斩，最后左右只剩下八骑，逃出重围，被阻于山东聊城东面，运河支流的徒骇河。 
　　等官军赶到，张总愚不见踪影，那八个人被杀了六个，留下两个活口，白刃加颈之下，那两个人说，张总愚在徒骇河畔，与他们八个人诀别，自道罪孽深重，然后悲呼涕泣，投水而死。 
　　这天是六月二十八，李鸿章以六百里加紧的专差，飞章报捷，朝廷在七月初一就得到了消息。国有大庆，王公大臣及内廷行走人员，照例要“递如意”祝贺，两宫太后加上皇帝，一递就是三柄。珠市口的珠宝店、玻璃厂的古玩铺，各式各样的如意，被搜购一空，拜受张总愚之赐，凭空做了一笔好生意。 
　　于是论功行赏，李鸿章的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还赏双眼花翎，另外赏加太子太保衔。而那个“赏格”，也毫不吝惜地颁了下来，李鸿章步官文的后尘，以湖广总督当了协办大学士，封爵拜相，读书人的第一等功名，李鸿章都有了。 
　　对左宗棠的“恩典”，跟李鸿章一样，只是没有那个“赏格”。最气人的是，刘铭传到前线不过一个多月，因为湿气未愈，不良于行，几乎没有上过火线，结果由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晋为“五等爵”中的一等男。此外淮军将领，皆膺懋赏，在左宗棠看，都是侥幸。 
　　相形之下，以刘松山自陵西回师，首先入援畿辅的功劳，只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显失其平，更令人不服。 
　　同时，左宗棠也不相信张总愚已经投水自杀，因为并无尸首为证。淮军以时值盛暑，尸首必已腐烂，作为找不到的理由，这样对朝廷作交代，太便宜了李鸿章。“淮军善于冒功诿过，天下知名。”他对刘松山和原隶陈国瑞的郭宝昌说，“我倒不信邪！你们好好搜一搜，谁把张总愚搜出来，我保谁封爵。” 
　　于是刘松山和郭宝昌部下的马队，在河北、山东边境一带，展开搜索，大乱虽平而防线不撤，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同在直隶布防的神机营，要求撤防，左宗棠置之不理。又上了一个奏折，说是“追剿无功”，恳恩收回奖励的成命。 
　　这个奏折到京，直隶总督官文和率领洋枪队驻扎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左、李失和，形成纠葛的情形，也报到了军机处。大家都知道他难惹，无奈西北祸乱，犹待平定，而曾国藩久萌退忠，李鸿章不肯出关，唯有倚重左宗棠，不能不好好笼络他一番。 
　　于是恭王与文祥、宝鋆、沈桂芬一连谈了好几天，统盘筹划大局，有了初步的成议。捻军既平，西北的军务，列为大政之首，而有西捻回窜的前车之鉴，则平西北与保京畿，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决定调动直隶总督，并且也商定了人选。至于西征的兵力，不妨从平捻各军中遴选，但这要先听听左宗棠的意见。因此，奉召入觐的，不是新建大功的李鸿章，而是自称“追剿无功”的左宗棠。这给了左宗棠一个“翻本”的机会，亲自挥汗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道复奏，把淮军将领，批评得一文不值。 
　　他用讥刺的语气写了一笔：“淮皖诸军皆新立功，其将领皆富贵矣！”毫不客气地指出，以淮军西征，是移“隐患于秦陇”。接着谈饷，说淮军一年只发九个月，每人不过三两多银子，陕甘粮价比内地贵得多，“穷年累月，势何能支”？倘或因此发生叛乱情事，朝廷一定责备他不善驾驭。所以他不能不预先顾虑，提出这样的看法和做法： 
　　“现在各营将领营求入陕者，未必即为忠勇奋发，无须招之使来。各省挑军入陕之举，必将有之，未必容臣挑选。臣拟俟回陕后，将陕甘饷事，悉心考究，度可养兵若干？再择营哨各官，赴安徽、河南开募。此时诚未敢草率从事。” 
　　接下来便是力保刘松山。刘松山在左宗棠确很得力，而出于曾国藩的派遣，这一层，左宗棠在心里是见情的，这时为了攻击李鸿章，更不得不暂忘前嫌，大捧曾国藩： 
　　“刘松山本湖南已故道员，赐谥壮武王鑫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之而未之奇也。嗣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虽论功按阶平进，而属望有加。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虑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卒当马贼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特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奏折达于御前，慈禧太后大为赞赏，“左宗棠这支笔真行！”她微笑着向恭王说：“总算对曾国藩也说了一句良心话。” 
　　于是，恭王就在这时候提出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建议。直隶总督，虽为疆臣的首领，但地近京畿，上有政府，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所以不算好缺。慈禧太后对官文久已不满，在吴棠入觐时，曾想把他留下，但吴棠不愿，认为四川总督天高皇帝远，可以为所欲为，因而陛见事毕，匆匆出京。现在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一则利用他的威望，坐镇京畿，再则要让他来练兵筹饷，整饬吏治。同时朝廷有疑难的大政，可以就近咨询，所以两宫太后都觉得这是最适当的安排，欣然表示同意。 
　　“那么，两江呢？”慈禧太后说，“这是个很要紧的地方，得有个能干的人去才好。” 
　　“除了曾、左、李以外，现在各省督抚，最能干的莫过于马新贻。” 
　　“马新贻？”慈安太后有些不以为然，“资格太浅了吧？” 
　　马新贻是山东荷泽人，跟李鸿章同榜，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不曾点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下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进士出身的知县班子，其名叫做“老虎班”，最狠不过。马新贻头一天到省，第二天谒见长官，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补了广德州所属的建平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打洪杨，打捻军，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做到安徽藩司，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 
　　洪杨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上年十二月，接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得是太快了些，所以慈安太后说他资望不足。 
　　“臣等几个也商量过，实在是马新贻最合适。”恭王从容陈奏：“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这是要紧的。”慈禧太后问道，“马新贻跟李鸿章同年，他们的交情怎么样？” 
　　“他们是同年至好。” 
　　“那好，就怕他们面和心不和。”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慈安太后：“我看，两江就叫马新贻去吧。” 
　　“马新贻的那个缺呢？” 
　　“臣等公议，”恭王接口答道，“仍旧由福州将军英桂兼署。” 
　　“英桂行吗？”慈安太后表示怀疑。 
　　“不行也没有办法了。”慈禧太后说，“就这样定了吧！还有，李鸿章也得让他进京来见个面。” 
　　“是，臣也是这么打算，有许多洋务上的事，找李鸿章来问一问，就清楚了。” 
　　“好！马上写旨来看。” 
　　于是恭王回身向沈桂芬使个眼色，他先跪安退出，找“达拉密”去述旨写廷寄。 
　　“刚才当着沈桂芬在这儿，我不便说。”慈禧太后这时才向慈安太后解释，“连漕运、河道在内，一共十个总督，汉人倒占了八个，如果闽浙总督不教英桂兼署，再放一个汉人，就剩下两广一个瑞麟了！” 
　　慈安太后这下才明白，感慨地说：“谁教咱们旗人不争气！ 
　　就是瑞麟在广东，也够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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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如此，眼前的威风，却尽归于汉人。冠盖京华，都不如大将入觐的令人注目，首先奉召的是左宗棠，八月初五到了天津，崇厚特地请他阅兵——神机营的洋枪队。八旗子弟供汉大臣校阅，这几乎是第一次。左宗棠也当仁不让，戴了副大墨晶眼镜看洋枪队打靶，老实地批评他们的“准头”不好，但也放了赏。然后八月初十由芦沟桥入崇文门，崇文门税吏的可恶，天下闻名，然而不敢难为“左骡子”——左宗棠新得的绰号，是神机营喊出来的。 
　　一进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然后由打前站的差官和办差的官员陪着，到贤良寺休息。贤良寺在东华门的冰盏胡同，本来是雍正年间怡亲王允祥的府第，舍宅为寺，世宗题名“贤良”。其地精致而清静，又近禁城，所以无形中成为封疆大吏入觐述职的下榻之处，现在做了陕甘总督的行馆。 
　　人还没有坐定，顺天府属下的首县，大兴知县的手本递了进来。大员过境或莅止，照例由首县作东道主，备办一切供应，所有费用或由地方摊派，或者先挪用公款，务使贵宾满意，则无事不可商量。所以至首县的，必须长于侍应，有“十字令”的歌诀：“红、围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精工、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语言从容、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些人物，左宗棠看得多了，有他自己的一套与众不同的处理方法。 
　　“我们大帅跟贵县道乏！”奉命去“挡驾”的差官，跟大兴知县说，“再要跟贵县说一句，我们大帅向来不扰地方，贵县不必预备什么，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办，不劳费心。” 
　　“是，是！”那知县也知道左宗棠的作风，一年上百万的军饷过手，要什么有什么，不肯沾地方上的小便宜，所以根本也就没有预备。 
　　接着，左宗棠换去行装，穿上一品服饰，吩咐套车拜客，第一个是拜恭王。封疆大吏中，恭王唯一没有见过的，就是左宗棠，但倾慕已久，所以一见了面，等他刚一跪下，便赶紧亲手相扶，拉着他的手，细细端详了一番笑道：“季高，神交已久！今天得睹丰采，让我想起一个人，林少穆。” 
　　左宗棠并不觉得自己象林则徐，便这样答道：“林文忠公经世之才，可惜鞠躬尽瘁，赍志以殁。” 
　　“幸而继起有人，苍生之福。”接下来，恭王问起他的行程，转入寒暄，当面约他晚上吃“便饭”。 
　　名为“便饭”，其实是一桌满汉全席，而宾主一共只有五个人，恭王只邀了军机三大臣作陪，以便谈西征的部署。左宗棠逸兴遄飞，把陕甘的形势，进兵的方略，参以乾隆“十大武功”中平回部一役的史实，口讲指画，头头是道。虽然满口湘阴土腔，恭王不大听得明白，但光看他那份气势，已令人心折。 
　　谈到最后，左宗棠的老脾气发作了，开始攻击李鸿章和淮军，这时军机三大臣的态度不同。宝鋆颇感兴趣，沈桂芬虽跟李鸿章同年，却能声色不动，只有文祥觉得不妥，便找个空隙打断他的话问：“季翁，请训的折子预备了没有？” 
　　“这…　”左宗棠不大懂入觐的规矩，愕然不知所答。 
　　“想来还不曾预备。”文祥说道，“我叫人替季翁递吧！” 
　　“费心，费心！”左宗棠拱拱手道谢，“那一天召见，请博翁事先给我个信。” 
　　“当然。”文祥又问：“今年贵庚？” 
　　“我跟胡润芝同岁，今年五十七。” 
　　于是文祥转脸看着恭王说：“季翁进宫，该先请个恩典。” 
　　恭王懂他的意思，这个“恩典”是“紫禁城骑马”，又称“朝马”。按定制，大臣六十五岁以上，才能奏请，但军兴以来，名器甚滥，所以五十七岁也够资格了。 
　　等宴罢茶叙，谈到起更时分，左宗棠起身告辞。军机三大臣却仍留在那里，有所商谈。当然要谈左宗棠，“你们觉得这个当代诸葛亮如何？”恭王笑着问。 
　　“自然远胜王昭远。”宝鋆这样回答。王昭远是后蜀孟昶的宠臣，一个极无用的人而跟左宗棠一样，好以诸葛亮自命，所以宝鋆拿他来作比。 
　　“凡是此辈，都好大言，用奇计。”沈桂芬以极冷峭的语气说：“召见那天，须防他信口开河，万一上头不明究竟，许了他什么，交下来办不到，岂不麻烦？” 
　　“顾虑得是。”文祥深深点头，“召见那天，六爷自己带班吧！” 
　　“可以。”恭王又说，“不过最好找人先跟他打个招呼，比较妥当。” 
　　“这个人倒不好找。” 
　　“有一个。”沈桂芬打断宝鋆的话说，“左季高一定会去拜潘伯寅，托他相机转告好了。” 
　　大家都认为他的办法很好，就托他走一趟，当夜去访潘祖荫，道明来意，请他第二天不必入值，在家等左宗棠来拜访，潘祖荫自然一口应承。 
　　果然，沈桂芬料事甚确，第二天左宗棠专诚登门拜访，潘祖荫于左宗棠有恩，所以他一见面就跪了下去，但论官位，主人只是一个侍郎，连忙口称：“不敢当，不敢当！”随即也跪下还礼。 
　　等听差把两个人搀扶了起来，左宗棠说道：“寅公！我今日一拜，拜的是你那两句话。”随即朗声念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那是咸丰九年，左宗棠为永州镇总兵樊燮所控，湖广总督官文上折参劾，奉旨讯办，潘祖荫在南书房入值，受同官郭嵩焘所托，上疏救左宗棠的。潘祖荫便即笑了，“实告爵帅。”他说，“我那个奏折里面的话，无一句不是郭筠仙所说。” 
　　这一下把左宗棠说得愕然不知所答。潘祖荫和郭嵩焘合力救了他，而他的报答不同，因为他对潘祖荫有知遇之感，对郭嵩焘则恩怨纠结，终于反目成仇。现在照潘祖荫的话看，知己应该是郭嵩焘，这是从何说起？ 
　　看见客人有窘色，潘祖荫倒有些自悔孟浪，便把话扯了开去，说了许多伸慕的话，顺便向他道谢每年所送的巨额“炭敬”。 
　　最后谈到沈桂芬所托的事，他问：“爵帅定在那天鄞见？” 
　　“要等军机处替我安排。”左宗棠答道：“总要先谈出个大概来，才好入奏。” 
　　“是，是！”潘祖荫趁机说道：“恭邸和军机诸公，对爵帅都极推重。” 
　　“理当如此！”左宗棠毫不考虑地答说。 
　　这有点大言不惭的味道，潘祖荫觉得很难说得下去，但受人之托，不能不勉为其难，便很婉转地说道：“枢府诸公无事不可商量，只望内外相维，有为难之处，大家和衷共济，从长计议。不必率尔上闻。” 
　　吴人京语，舌头有弯不过来的地方，但他说得很慢，所以左宗棠听得很清楚，立即答道：“只要枢府协力，我亦无事不可商量，原就说过，‘总要先谈出一个大概来，才好入奏。’ 
　　不过，枢府诸公如果有所轩轾偏爱，那就很难说了。” 
　　言外之意，潘祖荫自然明白。李鸿章说朝廷优容左宗棠，左宗棠又说军机偏爱李鸿章，恭王和文祥等人，调停将帅，心力交瘁，结果落得两面不讨好，想想有些不平。他虽是名士领袖，但却不是一味摩挲金石碑版的人物，有时也敢言肯言，因而率直说道：“爵帅这话，未免辜负了朝廷的苦心。诸公固然栉风沐雨，百战功高，殊不知朝廷在事大臣，得失萦心，食不甘味，加以通盘调度军务政事，处处要求其妥帖，其中况味，也够受的。” 
　　“是，是！”左宗棠立即引咎：“我失言了。” 
　　“不敢！”潘祖荫拱拱手，话锋一转，谈到湘阴文庙出灵芝的事。 
　　外面有这样一个传说：同治三年，湘阴的文庙，忽生灵芝，而这年郭嵩焘放广东巡抚，他家人说是应了瑞兆。左宗棠听得这话，大为不悦，认为要应也要应在他封爵这件事上，所以在向郭嵩焘道贺的信上表示，平洪杨的将帅，百战艰难，始得封疆，“而足下安坐得之”，此为郭、左两亲家失和的主要原因。照公论其曲在左，而左宗棠不肯承认，不过此时此地，不宜谈论此事，所以笑笑不答。 
　　于是话题谈到京里的那些名士，这在潘祖荫是最熟悉不过的，说翁同和葬父回乡，许彭寿早已病殁，高心夔潦倒不堪。左宗棠跟肃顺所最赏识的高心夔很熟，怜念故人，问得特别仔细。 
　　等兴尽告辞，回到贤良寺，已有一名军机章京，奉命送信，在那里等着。当面向左宗棠报告，两宫太后及皇帝，定于八月十五召见，同时也赏了“朝马”。道谢过后，送客出了中门，材官接着便拿了一大把请帖进来，左宗棠看了一遍，决定只应文祥之约，其余的一律辞谢。 
　　请的是晚饭，他却很早就到了文祥那里，因为他知道这天的饭局，人数不会太多，席间要谈西征的大计，而且必有沈桂芬在座。他认为沈桂芬事事偏袒他的同年李鸿章，早去的用意，就是要避开沈桂芬跟文祥密谈。 
　　“曾涤生、李少荃都是在好地方打仗。打西捻，李少荃有十万之众，数省饷源，我只得五千人马，协办自然该归他得。”左宗棠先发了一顿牢骚，接着又说：“陕、甘地瘠民贫，所以谈西征，第一就要谈筹饷。我想先请教博翁，朝廷是怎么个意思？” 
　　“那得先请教季翁，每年要多少饷，可曾计算过？” 
　　“陕、甘地方，跟各省大不相同。”左宗棠屈指数道：“第一、地瘠民贫；第二、舟楫不通；第三、汉回杂处，互相仇杀，百姓逃得光光；第四、牛马甚少，种子、农具，两皆缺乏，田地多荒废了；第五、各省在地丁钱粮以外，还有厘金杂税，可以弥补，陕西则每年厘金只收十万两，甘肃连这戋戋之数亦没有；第六、长毛、捻子投降，只要给他盘缠，资遣回籍，各地自会安顿；陕甘乱民，皆是土著，得要另筹经费，帮他们自安生计。” 
　　等左宗棠一口气说到这里，略停一停的空隙，文祥追问一句：“季翁，你还没有谈到军饷？” 
　　“这就要谈到了。”他又先把淮军将领克扣军饷的情形，骂了一通，然后说道：“陕甘缺粮，转运亦难，粮价比他省贵好几倍，一名兵勇每天吃细粮二斤，就要一钱银子，如果照淮军的办法，每月关三两银子的饷，刚好喂饱肚子，而且只能吃白饭。” 
　　“那当然得另有津贴。季翁先说个总数，我们再筹划。” 
　　“我仔细算过。”左宗棠很快地回答：“陕西每年缺饷一百五、六十万两；甘肃每年缺饷二百余万两。” 
　　文祥吓一大跳：“每年缺饷三百五、六十万两？”“是啊！”左宗棠又说：“办屯田，以及招抚乱民的费用还不在内。” 
　　“那是第二步的事。”文祥想了想问道：“这笔巨数，自何所出？季翁总也筹划过？” 
　　“当然。若无筹划，何敢贸然当此大任？幸喜西捻已平，李少荃不必再视两江为禁脔了。以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且看老夫的手段！”说罢哈哈大笑。 
　　文祥这两天正在看《晋史》，心想，世间真有桓温、王猛这样的人物！唯有耐心跟他细磨。于是解释大乱平后，各省善后事宜，极其繁重，办洋务、造轮船，讲求坚甲利兵，更非巨款不可。最后答应，一定不会让他空手而回，白来一趟，但“军饷”的确数，要户部仔细筹议了再说。 
　　左宗棠当然也知道朝廷的难处，同时他也信任文祥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所以有此结果，已经相当满意。当天宾主尽欢而散。 
　　到了中秋那天，一大早骑马入宫，先在军机处休息，等照例的军机“见面”以后，第一起召见的，就是左宗棠，由恭王亲自带班。左宗棠还是初次进入内廷，九重禁闼，肃静无哗，一路上侍卫和太监都紧靠着墙边走路，看见恭王，无不垂手请安，那份敬慎恐惧的天家威仪，别有慑人之处，把个从来见了什么人都不在乎的左宗棠，也搞得心里七上八下，自觉肩背之间的肌肉，有些发紧发冷。 
　　就这样默想着觐见的仪注，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养心殿，太监打起门帘，由正殿进东暖阁，他眼中已看不见恭王，只记得幕友所教的礼节，三步走过，双膝一跪，口中奏称：“臣左宗棠恭请圣安。”然后免冠磕头。照规矩帽子先放在地上，而赏过双眼花翎的，得把翎尾朝上，这一点左宗棠倒记得，但磕过头起身跪近御前时，却忘了再把帽子戴上。 
　　他这时只看到前面数步的一个垫子——这是优遇，也是提示，须跪在那里奏对，左宗棠光着脑袋跪在垫子上。 
　　“左宗棠，”第一个开口的是慈禧太后，“这几年你辛苦了。” 
　　“臣蒙先帝知遇之恩，应该竭忠尽力。” 
　　“你是那一天动身到京的？” 
　　“臣八月初二从连镇动身，初五到天津，初十到京。” 
　　“一路上可安静啊？” 
　　“大乱以后，民不聊生，眼前看起来倒还安静，全靠疆臣实心办事，整顿吏治，百姓不吃苦就不会乱了。” 
　　“朝廷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接着又说，“所以把曾国藩调了来当直隶总督，你们要和衷共济才好。” 
　　“是！”左宗棠答道，“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臣是佩服的。” 
　　这时慈安太后问了：“你跟曾国藩讲过学没有？” 
　　“臣跟故降补河南布政使贺长龄讲过学。那时曾国藩做京官，臣不曾跟他有交游。” 
　　“喔！”慈安太后又问：“你是那一科的？” 
　　“臣是道光十二年壬辰，湖南乡试中式第十八名。” 
　　这时慈安太后才想起来，左宗棠是个举人，不是进士，连问两问都没有问对，她不愿再说话了。 
　　于是慈禧太后接着问：“你出京多少年了？” 
　　“臣在道光年间，三次进京，最后一次是道光十八年出京，算起来整整三十年了。” 
　　“道光十八年？”慈禧太后看着恭王问道：“曾国藩不是那年点的翰林吗？” 
　　“是！”恭王深知左宗棠的一生憾事，就是不能中进士，入词林，偏偏两宫太后触及他的隐痛，所以趁机捧他一下：“左宗棠的学问，不输于翰林，他是讲究实学的人。” 
　　慈禧太后非常机警，立刻便接口说道：“朝廷用人唯才，原不在科名上头讲究。左宗棠，你看，西北的军务，得要多少时候才能成功？” 
　　这问到要紧地方来了，左宗棠不敢疏忽，想了想答道：“西北的军务，须剿抚兼施，一了百了，总得五年的工夫，才能班师。” 
　　五年的工夫似乎太长了，但“一了百了”这句话，慈禧太后深为喜悦。心里在想，五年以后就是同治十二年，皇帝十八岁，可以亲政了。那时以一片太平天下，手付皇帝，大清朝的中兴，出于女主，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四海苍生，说什么“女中尧舜”？要做女中的汉武帝、唐太宗，才真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圣后！ 
　　转念到此，飘飘然象做了仙人，凌云御风般轻快！“你总要格外出力，能早日收功最好。”她说，“这几年百姓很苦，全靠你们几个同心协力，早早平乱，大家才有太平日子好过。” 
　　“是！”左宗棠不知不觉地引用了《出师表》上的话：“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提到这话，慈安太后便又问了：“你快六十了吧？” 
　　“臣今年五十七岁。” 
　　“精神倒还挺好的。” 
　　“托庇圣恩，残躯顽健。”左宗棠说，“那都是这几年在军营里练出来的。” 
　　“左宗棠，”慈禧太后又提到西征，“你剿贼，总要由东往西，一路打过去！” 
　　这话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必须由东及西，京畿始可确保安宁。事实上左宗棠的进兵方略亦是如此，所以随即答奏：“臣谨遵慈谕。臣已饬部将在洛阳整军待命，等臣陛辞出都，拔营到山西，再渡河入陕。” 
　　“这样子很好。”慈禧太后又说：“前天恭王面奏，说西征的军饷，每年得要三百五十万两，这得好妹筹划。” 
　　“西征军饷，每年实须四百万两。臣仰恳天恩，交部筹拨。 
　　饷有着而军心稳，臣无后顾之忧，才能专心注意前方。”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下，看着恭王问道：“六爷，你看怎么样啊？” 
　　恭王微有不悦，原说三百五、六十万两，现在又说“实须四百万两”，兹事体大，无法在这一刻商量定规，所以这样答道：“让左宗棠写个折子上来，臣跟户、兵两部，仔细议定章程，请旨办理。” 
　　“好！”慈禧太后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于是恭王跪安。左宗棠知道奏对已毕，跟着也磕了头，站起身来，退后数步一转身，依旧光着脑袋，跟在恭王身后退出，把顶大帽子遗忘在养心殿砖地上了。 
　　安德海在一旁伺候，眼明手快，疾趋而前，把帽子收了起来，慈安太后便喊：“小安子！” 
　　“喳！”安德海跪下答应。 
　　“你把左宗棠的帽子，叫人给他送了去。” 
　　“喳！”安德海答应着，退了下去。 
　　于是两宫太后又商量，因为这天过节，特意又赏了左宗棠“四色月饼一盘十三个”。颁赏到贤良寺，谢了恩，开发赏号，头一起太监刚走，第二起太监又到了，提着一个帽盒，要见“左大人”。 
　　“左大人的红顶子跟双眼花翎都丢了，”那太监跪着说道： 
　　“我特地来送还。” 
　　“喔！”左宗棠正为此不安和懊恼，所以很高兴地说，“真难为你。” 
　　“跟左大人回话，这件事外面还不知道。” 
　　知道了便怎么样呢？左宗棠还在寻思，左右的幕友机警，赶紧凑到他耳际，低声说了两句，他点点头说：“可以，你看着办。” 
　　幕友把安德海派来的太监，请到别室，先套交情，再问来意，那太监要三千两银子，一文不能少。 
　　不给怎么样？后果可想而知，必有满洲御史劾奏左宗棠“失仪”，必定蒙恩免议，但劾奏的折子也必定“发抄”，见于邸报，通国皆知。 
　　这一下就会“闹”成笑话，元戎西征，威望有关！那幕友替左宗棠作主，接受了太监的要求。而左宗棠本人，只知道又发了一次赏，并不知道是受了勒索。他丢开这份小事，亲自动笔；上了一个“疏陈陕甘饷事艰难”的奏折，两宫太后发交户部议奏，结果奉旨：在海关洋税项下，每年指拨陕甘军一百万两。 
　　要四百万只得一百万，左宗棠自然失望。但此时争亦无用，等带兵出关，军务部署见了实效，那时有多少人要多少饷，照实计算，指明来源，不怕朝廷不允，否则就奏请“另简贤能”接办。这套要挟的方法，人人知道，所以他决定学得聪明些，一句话不说，“递牌子”觐见两宫太后及皇帝，辞行出都。 
　　这天是八月二十，他出京，李鸿章到京，两人在贤良寺还有一番酬酢。然后李鸿章就“接收”了左宗棠的行馆，一住住了差不多一个月。 
　　这因为他是来办善后，第一要谈“撤勇”；第二要谈报销。这两件事都非常麻烦。朝廷的意思，首先要让刘铭传的部队进驻京畿，刘铭传的职务是“直隶提督”，带兵到任，名正言顺。而且曾国藩调为直隶总督，论私人情谊，他亦不能不想办法让刘铭传来帮曾国藩。无奈那位爵爷，名成利就而身心交疲，只想解甲归田，坐拥爵衔巨资，先享两年福再说，这已使得李鸿章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还有“泥菩萨过江”之虞。 
　　“少荃！”恭王这样对他说，“上头的意思，怕左季高独力难支，将来还有借重你的地方。所以淮军应该汰弱留强，作个预备。” 
　　李鸿章是决不愿再领兵打仗了！一方面是打仗太苦，一方面“军功”也够了。尤其是跟左宗棠在一起打仗，不但受苦，还要受气，上头这个“意思”，无论如何要把它打消。 
　　“王爷！”他以十分郑重的语气答道：“军国大计，不敢不据实奉陈。平洪杨、平捻军，十几年苦战的心得，只得一句话：事权必须归一。以平西捻而论，若非朝旨以王爷节制各军，直隶有那么多将帅督抚，各自为政，只怕治丝愈棼，局面会糟不可言。” 
　　这番话以恭维恭王来说明“事权必须归一”，自然很动听，因而恭王点点头说：“这是很实在的话。尤其季高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如果西征不顺手，必须易帅，朝廷自然有妥善的处置。” 
　　这一说更不得了！如果留淮军以备助剿，还可以派部下大将入陕，照现在恭王的话，西征无功而易帅，是由自己去代左宗棠，那就得亲临前敌，怕十年都不能收功，非死在秦陇不可。 
　　“王爷！”他说：“左季高大才槃槃，对经营西北，视为平生志事之所在，如果他犹无功，更无人可。何况淮军将领，不是我在王爷面前说句泄气的话，百战艰难，锐气都尽，真正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 
　　“那……，”恭王看着在座的文祥说：“撤军之议，只怕谈不出结果来了。” 
　　“在京里本来就谈不出结果来的。”文祥从全局着眼，提出建议：“善后事宜要通盘筹划。汰弱留强是一事，粮饷从何而出？又是一事。裁勇资遣一事，另外练兵又是一事。大乱敉平，百废待举，尤其洋务急待开展，更要大笔款子，而况西饷才筹出一百万，不足之数着落在何处？也得先作个准备，等左季高请饷的折子来了，才可以应付。” 
　　“唉！”恭王有些心烦，感慨着说：“为来为去为的一个字： 
　　钱！” 
　　“对了！正是一个钱字。所以天下的命脉在东南财赋之区的两江，而京畿为腹心，湖广为股肱。让他们三位总督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事情就有眉目了。” 
　　“好！”恭王当即作了决定：“少荃，你到金陵走一趟，约了马谷山跟曾涤生谈个章程出来。朝廷的意思，反正你也知道了，只要大局能够在稳定中有开展，你们怎么说，怎么好！” 
　　“跟王爷回话，我本来的打算，也是出京以后，先到两江，见我老师，开了年到武昌接事。不过，我那老师，只怕不肯接直督的印。” 
　　提起这一点，恭王又心烦了。曾国藩调任直督的谢恩折子中，虽没有明白表示，不愿到任，但有个“附片”说：“丁忧两次，均未克在家终制；从公十年，未得一展坟墓，瞻望松楸，难安梦寐。”又说：“剿捻无功，本疚心之事；而回任以后，不克勤于其职，公事多所废弛，皆臣抱歉之端，俟到京时，剀切具奏。”意思是尽过忠，现在该尽孝了，进京陛见时，一定会面奏，请假回籍扫墓，就此辞掉直督。现在听李鸿章一说，那“附片”的言外之意，越发明白。这件事得要早早疏通。 
　　于是恭王作了很坚决的表示：“少荃！平心而论，你那老师，也该休息几时，不过局面摆在那里，谁是可以高蹈袖手的？更何况你老师的德望才具，国家万万少不得此人！你们师弟的感情极好，我请你代为劝驾，不肯接直督的话，最好不要说出来，一说，于事无补，徒伤感情。” 
　　李鸿章的心思一直很活动，打算着“老师”真的坚辞直督，而上头不愿强人所难，他就要设法劝曾国藩“荐贤自代”，所以到处宣扬他老师有倦勤之意。现在听恭王的口风，非其人不可，他算是在眼前死了这条心了。 
　　于是，他非常恳切地答应：“王爷请放心！我一定把我那老师，劝得遵照朝廷的意思，来接直督。” 
　　恭王很见他的情，说了好些拜托的话。但是李鸿章有件事，却无法拜托恭王斡旋。平捻的军费，前后用去四千万两银子，虽出于两江，却要向户部报销。他的想法是最好象平洪杨的军费一样，免予奏销，为此，特地去看户部尚书宝鋆和罗惇衍，提出暗示，而宝、罗两人，默然不应，那就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第一步是托人跟户部的书办拉交情，请到饭庄子小酌，探问口气，要怎样才能把这四千万两银子的报销，顺利过关？ 
　　六部的实权，操在司官手中，司官又必须依赖书办，所以要“过关”的关键，还在书办身上，而户部的书办与吏部的书办，比其他各部的书办又不同。本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有六个字的比拟：富贵威武贫贱。吏、户两部的书办，占个“富”字，却真是当之无愧。 
　　但户部的司官和书办，在内部又有区分，十四个“清吏司”的职掌各各不同。这天李鸿章方面的人，邀请的主客是“江西司”和“贵州司”的书办，就因为江西司稽核各省协饷，贵州司稽核海关税收，这都与淮军平捻的军费报销，有密切关系。 
　　再有一个主客，越发要紧，这人是户部“北档房”的笔帖式。户部的总帐，归北档房所管，国家岁出、岁入的确数，只有北档房知道，那里的司官胥吏，历来不准满人插足。同时北档房负复核的责任，报销的准与不准，最后就要看北档房，因而这个名叫乌克海的笔帖式，被奉为首座。 
　　代作主人的是一个山西票号的掌柜，姓毛行三，他这家票号跟淮军粮台有往来，李鸿章在京里有什么应酬馈赠，常由他出银票过付。跟户部的人极熟，三天两头在一起，不是酒食征逐，就是听戏“逛胡同”，下馆子吃饭，照例要“叫条子”。但这天却只是“清谈”，因为要商量“正事”，而这件正事的关系出入甚巨，不足为外人道的缘故。 
　　酒过三巡，毛三开口了，“乌大爷，”他说，“都不是外人，敞开来谈吧！‘那面’托我先请教、请教各位的意思。” 
　　“这也用不着我说，部里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乌克海说，“我们哥儿几个，倒不妨先听听那面的意思。” 
　　这话很难说，毛三只受托探问口气，不能放下什么承诺，想了想自作聪明地说：“从前曾大人…　。” 
　　刚提了这一句话，乌克海就打断了他的话，“嗐，还提那个！”他痛心疾首地说，“那时候倭中堂‘管部’。这位道学老夫子，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也不跟大家商量商量，糊里糊涂就上了个折子，平洪杨的军费免予报销。这倒也不是便宜了曾大人，是便宜了他下面的粮台。都要照倭中堂这个样，我们家里的耗子都得饿死了。” 
　　“那么，”毛三问道，“乌大爷，你也别管部里的规矩不规矩，反正托的是我，也总不能说是非按规矩办不可。这话是不是呢？” 
　　“当然，熟人是熟人说话。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 
　　三个人坐到一边，悄悄低语了一番。其实这是做作，应该开个什么“盘子”早就在部里商量好了来的。 
　　“别人来说，是这个数，毛三爷，看你的面子，这个数。” 
　　乌克海比着手势，先伸一指，再伸三指。 
　　“一三？”毛三问道：“一厘三毫？” 
　　“对了，一两银子一厘三。报多少算多少。” 
　　“这个…　，”毛三问道，“能不能再少一点儿？” 
　　“一厘不能少。”乌克海斩钉截铁地回答。 
　　由于乌克海的口风甚紧，无可通融，毛三也就不必多说。散了席随即赶到贤良寺。李鸿章对此事特别关切，降尊纡贵，特别找了毛三来亲自问话。 
　　磕过头起身，毛三斜签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把乌克海的话，照实说了一遍。李鸿章心想，两江地方，前后数年为平捻所支出的军费，总在三千万两左右，照一两一厘三毫扣算，一千万就得十三万；三千万左右，就得四十万两银子，这笔数目不小了。 
　　“部里原来是什么规矩？”李鸿章问道：“你可晓得？” 
　　“回中堂的话，这没有准规矩的，看人说话。” 
　　“噢！”李鸿章要弄明白，是看报销的人说话，还是看居间的人？这得弄清楚：“如何叫看人说话？” 
　　“象中堂这样，他们不敢多要。”毛三又说，“再要看各人的做法怎么样？我们这面漂亮，他们那面也漂亮。” 
　　“嗯，嗯。”李鸿章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在估量毛三到底是为自己说话，还是为对方说话？ 
　　“再有句话，不敢不跟中堂回，那班人真正是又臭又硬，事情越早办越好，晚了还花不进钱去。” 
　　“为什么呢？” 
　　“人防虎，虎也防人。”毛三低声说道，“晚了，那班人只当另有布置，就不敢要了。” 
　　由这句话，李鸿章知道毛三相当忠实，因为他说的话很中肯。这件事一起了猜疑之心，不敢要钱，那就一定公事公办，尽量挑剔，事情就会很棘手。 
　　“你倒是个肯说老实话的人，很好！辛苦你了。” 
　　说罢，李鸿章手扶一扶茶碗，廊上的戈什哈便喊“送客”，毛三赶紧站起身来要叩别，李鸿章已经哈一哈腰，往里走了进去。 
　　“搞他娘的！”他走到幕友办公的那间屋子里，坐下来便骂：“真正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当’！” 
　　李鸿章与左宗棠的脾气不同，左宗棠是讨厌谁骂谁，而李鸿章骂人，不一定就表示他对被骂的人不满，所以他的幕友，明知他是骂户部的胥吏，都不接口，要听了他的意思再说。 
　　“我十几年不曾进京，来一趟也不过花了十万银子，那些小鬼要我四十万，那里来？” 
　　四十万两银子，诚然是个巨数，但幕友中各人的想法不同。有的吓一跳，那是不明淮军军饷支出的人，明了的，就不觉得多了。 
　　“大帅！”管章奏的幕友，很平静地说：“江宁的折差刚到，涤相有封信，只怕里头有谈到报销的话。” 
　　那是一定的！此事与曾国藩密切有关，而且调任直督，在两江经手的大事，必须作一交代。从西捻平后，他与他老师函牍往还，一直就谈的是撤军与报销。果然，曾国藩的这封信中，提出了他对报销的处理办法，打算“实用实销”。 
　　一看这四个字，李鸿章便觉刺心，知道又有麻烦了。 
　　再取信中附来的奏折草稿，看出是曾国藩的亲笔。笔划之间，直来直去，跟他方正的性情一样，少波磔顿挫的捭阖摇曳之姿： 
　　“从前军营，办理报销，中外吏胥，互相勾结，以为利蔽。此次臣严饬属员，认定‘实用实销’四字，不准设法腾挪，不准曲为弥缝。臣治军十余年，所用皆召幕之勇，与昔年专用经制弁兵者，情形迥异；其有与部例不符之处，请敕部曲为鉴谅，臣初无丝毫意见，欲与部臣违抗也。” 
　　“我那老师，真正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李鸿章顺手把奏稿递了给幕友，“你们看看！” 
　　“话是说得再好都没有，招呼打在前面，户部的堂官，心里会很舒服，不过，司官以下的人，看了就不舒服了。” 
　　“‘中外吏胥，互相勾结，以为利薮’，骂得倒也痛快！”李鸿章就在这片刻间，心思又已一变，心想让老师骂一骂也好，有人在表面骂，自己在暗地里做人情，相形之下，便越发会令对方心感。所以他接下来说：“事缓则圆，留着慢慢再说。” 
　　这是在大庭广众间说的话，私底下他另有处置。派人告诉毛三，托他转告乌克海，说这件报销案，于公于私，都得听曾国藩主持，目前他还不能有确实的答复，但他个人，将来无论如何一定会有一番“意思”，请他们放心。这样先把部里的胥吏稳住了，然后写信给曾国藩，隐约表示，即使有这道奏折，部中怕仍旧要照例挑剔驳复，与其以后“随驳随顶”，不胜其烦，不如早作部署为妙。当然，劝是这样劝，曾国藩听不听又是一回事，反正他已经准备花钱了，就不听也无所谓。 
　　于是，过了重阳，摒挡出都。一路思量，这趟入觐之行，公私两方面都还算顺手。到金陵看了老师，然后回合肥过年，等年初五做过生日，奉母到武昌接任，从此以后，又另是一番境界了。 
　　“我半生事业，尽在两江、山东。江苏从上海到常州，这一片膏腴之地，是我从长毛手里拿回来的，我那里还对不起江苏人？江苏的京官丧尽良心！”李鸿章这样对他的幕友说，想起江苏京官对他的种种为难，越说越愤慨，“不是我，翁叔平那里去回乡葬父？我们在前方出生入死打仗，他们在京里升官玩古董，结果是以怨报德，真正叫人寒心。” 
　　大家都不明白他这样大发牢骚，是何用意？只有默然听着。 
　　“安徽骂我的人也不少，不过总是家乡。山东，虽然丁宫保处处掣我的肘，百姓对我是不错的。我这一走，总得留下点去思才好。” 
　　原来如此！立刻便有幕友献议，说曲阜的孔庙丹漆剥落，尼山书院自军兴以来，久已荒废，如果能筹一笔款子把孔庙修起来，不但山东的老百姓高兴，凡是读书人亦无不心许。 
　　对此建议，李鸿章击节称赏，立刻就商定了办法。 
　　办法并非他自己捐几万银子，这不是舍不得，更不是拿不出来，只是一不愿过于沾丁宝桢的面子；二怕有人骂他沽名钓誉。所以只上了一个奏折，请在撤军完毕以后，由两江、湖广各筹两万银子，解送山东，并由山东巡抚自筹两万，一共六万两银子修孔庙。 
　　再有一个奏折，是由为安徽留去思，扩大到为匪患各处的百姓请命，凡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五省，捻军所流窜盘踞的各地，同治六年以前的钱粮，请旨概行豁免。 
　　这两个奏折就在旅途中拜发。然后到江宁与曾国藩见面，谈好了撤军、报销两件大事，衣锦荣归到合肥过年。曾国藩接着也动身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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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他不象李鸿章，不须别留去思，上船那一天，城里城外，轿子所经的大街，摆满了香案，各营一齐鸣炮致敬，好不热闹。平日善于养气，自期不以荣辱动心的曾国藩，不由得也动心了。回想初克金陵，兄弟俩“名满天下”，几乎“谤亦随之”，从来功臣的结局，多不堪闻问。那时亦有许多忌功的人，在朝中挑拨离间，祸福在不测之中，因而又记起当年为他九弟四十一岁生日，所作的三首七绝，悄然吟道：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童稚温挝无险巇，酒人浩浩少猜疑；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他就是这样持着“婴儿中酒”的心情，一路流连，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才到京城，跟左宗棠和李鸿章一样，住在贤良寺。 
　　左宗棠的名气不及李鸿章，李鸿章又不及曾国藩。他出京已十七年，所以在咸丰年间才登科补缺的大小官员，几乎都不曾见过他，也几乎都想看一看这位戡平大乱的名臣，是如何一种大英雄的丰采？所以第二天等他进宫，内廷外廷各衙门的官员嗐役，纷纷招邀：“看曾中堂去！看曾中堂去！” 
　　一看之下，有的失望，有的诧异。失望的是曾国藩的丰采实在不能动人，既不如李鸿章的长身鹤立，顾盼生威，也不象左宗棠的圆脸大腹，一副福相，甚至也没有倭仁那种道气盎然的理学家的派头。如果不是头上的红顶花翎，胸前的朝珠补子，一定会错认他是个乡下土老儿。 
　　诧异的是懂些麻衣相法的人。曾国藩三角眼，倒吊眉，照相法上来说，是“刑杀”之相，谁知不死于菜市口，居然封侯拜相。到了现在这个地位，又立过大功，等于赐了“丹书铁券”，除非谋反，决无刑杀的可能。而曾国藩一向戒慎恐惧，只怕位高招忌，名高致谤，那里会起谋反的心思？看些来，修心可以补相。曾国藩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的相貌也能教人为善！ 
　　曾国藩进宫，先到军机处拜恭王。除了恭王和宝鋆是同年以外，其他军机大臣论官位、科名，都是后辈。十月间母丧服满，回到军机处的李鸿藻，更是晚辈，他是咸丰二年的翰林，而那年曾国藩已当到礼部侍郎，奉旨派充会试的“搜检大臣”，如果愿意拉关系，套交情，也可以叫老师。因此，文祥、沈桂芬和李鸿藻，对曾国藩都是长揖，执礼甚恭。恭王请他“升炕”，盛道仰慕。曾国藩当然也有一番周旋。谈不了多久，军机“叫起”，接下来便是召见曾国藩，由伯彦讷谟诂带班。 
　　行完了礼，慈禧太后优礼勋臣，特别吩咐：“站着说话！” 
　　于是曾国藩又免冠磕头，谢了恩，很从容地戴上大帽，肃立在伯王下首。 
　　“你江南的公事，都办完了？” 
　　“都办完了。” 
　　“兵勇都撤完了？” 
　　“都撤完了。” 
　　“撤散了多少人？” 
　　“遣散了两万人。”曾国藩答道：“留下的还有三万。” 
　　“遣散的人，是那省的多啊？” 
　　“安徽人多。湖南也有，不过几千。”曾国藩又加了一句： 
　　“安徽人极多。” 
　　“没有闹事吧？”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 
　　“很安静。” 
　　“各省撤勇的经费，都照数拨了没有？” 
　　“都照数拨了。”曾国藩答道：“奉旨：浙江、江西两省各借拨二十万两，湖北借拨十万两，都照数拨到两江。遣散要发的欠饷，还差一点，臣会同李鸿章，筹措补足，所以撤勇很安静。”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又问：“你一路来，路上可安静？” 
　　“路上很安静。臣先怕有散兵游勇闹事，谁知一路看过，倒是平安无事。” 
　　“这倒也难得。”慈禧太后问道：“你出京多少年了？” 
　　“臣出京十七年了。” 
　　“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直隶很空虚。”慈禧太后加重了语气说：“你要好好儿练兵。” 
　　“是！”曾国藩肃然答道，“以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慈禧太后没有再说下去，往旁边看了一下。于是慈安太后问道：“你的身子怎么样？不大闹病吧？” 
　　“还好。”曾国藩答道：“前年在周家口很闹了一阵子的病，去年七八月以后，才算好了。” 
　　“现在还吃药吗？” 
　　“还吃。” 
　　接着，慈禧太后又谈直隶，曾国藩因为还不十分明白恭王他们的意思，所以回答得很谨慎。 
　　“直隶地方要紧，一定要把兵练好！”慈禧太后加重了语气说，“吏治也废弛得久了，得要你认真整顿。” 
　　“臣也知道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关紧要，如今跟外国虽和好，也是要防备的。”曾国藩慢条斯理地答道：“臣要去了，总是先讲练兵，吏治也该整顿。但是现在臣的精力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能多见属员，这两年臣在江南见属员太少，臣心里一直抱愧。” 
　　“在江南见什么太少啊？”慈禧太后没有听清楚，向伯彦讷谟诂问。 
　　伯彦讷谟诂有个毛病，象猴子一样，刻刻要活动，每次在御前当差，垂着手站半天，浑身便不得劲。这时明明已听清楚是“属员”二字，却不即答奏，转过身来走两步，先舒散舒散筋骨，然后问明了曾国藩，再走回来向慈禧太后说道：“跟圣母皇太后回话，曾国藩奏的是：见文武官员，就是属员。” 
　　“喔！”慈禧太后对此并无表示，只说：“你实心实力去办。 
　　有好的将官，尽管往这里调。” 
　　“是！臣遵旨竭力去办，只怕办不好。” 
　　“只要尽心尽力，没有办不好的。” 
　　曾国藩答应着，又等了一下，见两宫太后没有话，知道是跪安的时候了，便在正中免冠磕头，仍旧由伯彦讷谟诂带领出殿。 
　　“你听出来了没有？”慈禧太后在传膳之前闲谈时，对慈安太后说：“曾国藩怕还要辞直隶总督。” 
　　“我也听出来了，他老说办不好，又说精力差，不能多说话，多见部下。”慈安太后答道，“得有个人劝劝他才好。” 
　　那当然只有让恭王去劝他。过了几天，恭王复奏，说曾国藩已到内阁和翰林院上任，分别就了武英殿大学士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答应过了年到开印的时候，出京到保定接直督的关防。听这一说，两宫太后才算放心。 
　　“今年可得好妹儿过个年了。”慈禧太后终于把存之心中已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 
　　原来就因为洪杨、捻军两大祸患消弭，决定自军兴以来暂停的若干庆典筵宴，一概恢复。现在有了慈禧太后这句话，宫内踵事增华，特别显得热闹。但是，皇帝的功课，两宫太后仍旧查得很紧，因为李鸿藻已经照常入值，翁同和亦已由常熟回京销假，升了国子监祭酒，依然值弘德殿。师傅既已到齐，正该加紧用功，所以直到腊月二十七，才传懿旨放年学。 

　　　　　　　　　　　※　　　　　　　 ※　　　　　　　　 ※ 

　　每年这难得有的七八天自由自在的日子，皇帝总是漫无目标地东游西逛，与小太监在一起耗费掉，而这年不同了，变得文静了。一早起身，先到慈禧太后宫里问安，然后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就留着不走了。 
　　绥寿殿上上下下都有默契，一见皇帝来了，便让桂连去当差，连磨墨伺候皇帝写字读书，都是她的差使。 
　　“今天我要做诗。”皇帝老气横秋地说，“师傅留下来两个题目，一开年就要交卷。” 
　　桂连还是第一次看见皇帝做诗，也不知道诗是怎么做法，该如何伺候？便笑着问道：“该替万岁爷拿什么呀？” 
　　“先替我把书包拿来！” 
　　于是桂连把皇帝的黄缎绣龙的书包拿了来，放在书桌上，打开它。皇帝取出一本黄绫面，红绫题签的“诗稿”本子来，翻开第一页，自己轻轻念着，摇头晃脑地，颇为得意。 
　　“你看！”他指着一行字说，“李师傅给打的圈。” 
　　接着便念他开笔做的第一首诗，是首五绝，诗题叫做《寒梅》，李鸿藻在“百花皆未放，一树独先开”这两句上，打了密圈。 
　　打密圈自然是功课好，桂连便说：“那得给万岁爷叩喜！” 
　　她一面说，一面蹲下身去请安。手中一块月白绣花绸子的手绢，自然而然地一扬，散出一股极浓的香味。 
　　“好香！”皇帝有些心神飘荡，“你那手绢儿上是什么香味？” 
　　“是外国来的香水。”桂连答道，“大格格赏的，说不能多用，大格格说她今年夏天打破了一瓶，到现在屋子里还是香的。” 
　　皇帝诧异：“大格格进宫来过了？多早晚的事，怎么我不知道？” 
　　“有七八天了，那天午间来的，万岁爷在书房里。” 
　　“哭了没有？” 
　　“怎么不哭？额驸的病又重了！”桂连皱着眉说。 
　　“太后呢，跟她怎么说？” 
　　“太后没有说什么，只陪着大格格淌眼泪。” 
　　“唉！”皇帝的神情异常不愉，“你别说了！” 
　　桂连很不安，深深懊悔，不该谈到大格格，把皇帝很好的兴致，一扫无余。于是怯怯地问道：“万岁爷没有生奴才的气？” 
　　“我生你什么气？” 
　　“那……，”桂连指着诗稿说，“万岁爷就高高兴兴做诗吧！” 
　　这一说却把皇帝惹笑了：“你说得倒容易！那能想高兴就高兴，要做诗就做诗？” 
　　桂连抿着嘴唇不作声，自己也觉得有些不甚得劲，便搭讪着去拨炭盆中的火，加了两块“银骨炭”在上面，轻轻用嘴去吹，想把火吹得旺些。 
　　“别那么着！”皇帝警告她说：“回头会闹喉疼。” 
　　这是皇帝的体贴，她也从没有见他对别的宫女，说过这样的话，心中不由得浮起无限感激，站起身来，眼光瞟过，带着那种无可言喻的、受宠若惊的神色。 
　　皇帝最心醉于她这种眼神，就那么一瞬的工夫，可以惹得他想好半天，而每次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拉着她的手坐在一起，低声谈些什么。无奈小李他们虽不在屋内，却在廊下，一举一动都让人悄悄地看着，他不能没有顾忌。 
　　定下心来做诗吧！他自己对自己说，然后喊道：“小李！ 
　　把诗韵牌子取来。” 
　　“喳！”小李这样答应着，一时想不起什么地方有这玩意？ 
　　“快去！”皇帝催促。 
　　“快去啊！”皇帝大声催促。 
　　“喳！”小李响亮地回答，而且把胸脯挺得很高，但脚下却不动。 
　　这就表示遵行旨意有了窒碍。皇帝很明白，如果再呵斥督促，小李就要想办法搪塞了，那些希奇古怪的搪塞，能教人吃了亏还不能骂他，只有气得摔东西。所以，最实惠的处置，是先问一问他有何难处？ 
　　这当然不会有好言好语。皇帝偏着头，皱着眉，用表示不耐烦的重浊的声音问：“怎么啦？” 
　　小李是在等着他这一问，不慌不忙地答道：“奴才在想，快去不管用！奴才只有两条腿，跑得再快，路远了，还是快不了，怕万岁爷等得心烦，所以奴才在想，近处那儿有？想定了一拿就是。” 
　　“想到那会儿？你就想躲懒，没话找话。快！上养心殿取。”皇帝告诫，“别拿错了，要‘平声’的，看那‘一东、二冬’，‘一先、二萧’的就是。” 
　　“喳！”小李无奈，只好移动脚步了。 
　　“慢着！”是桂连的声音，因为清脆无比，所以室内室外无不注意，等小李站住脚，回头来望时，只见她比着手势在问皇帝：“是不是那么大，那么高的小柜子，有好些个小抽屉，上面刻的字，什么‘一东、二冬、三江、四阳’的？” 
　　“对了！”皇帝有意外的欣喜，不由得提高了声音，“不过，不是‘四阳’，是‘七阳’。” 
　　“奴才也闹不清是四阳还是七阳？反正一东、二冬是记得挺清楚的。”桂连答道，“奴才在库房里见过这个东西。” 
　　“那好！你带着小李，跟玉子去要。” 
　　不多片刻，取来两个花梨木的小柜，每个柜子有十五个小抽屉，每屉一韵目“上平”从“一东”到“十五删”，“下平”从“一先”到“十五咸”，都在抽屉上刻着字。 
　　“是这个不是？”桂连很平静地问。 
　　“就是这个。”皇帝说道，“你把‘十一真’打开。” 
　　打开上平那个柜子的第十一个抽屉，里面有许多叠得很整齐的牙牌。桂连掀一块来看，是个“真”字，再掀一块来看是个“因”字。 
　　“这干吗呀？”她问。 
　　“这你就不懂了！”皇帝骄傲地说：“跟你也说不明白。你把字牌都取出来，让我看。” 
　　桂连尽眨着眼，一块一块把字牌取出来，取一块看一块，手脚甚慢，皇帝等得不耐烦，将抽屉一拉，“哗啦”声响，把所有的字牌都倾倒在桌上。 
　　“来！给掳齐了！” 
　　说着他自己先伸手去理，桂连自然更要动手。四只手在一起理牌，少不得要碰到，头两次还好，理到后来，皇帝故意把她面前叠好了的牌顺手打乱，又趁势把桂连的手，摸一把、捏一把，嘴里还吆喝着：“快一点！把字顺过来！”而眼睛不时看着窗外，怕小李和其他太监在注意他的动作。 
　　窗外当然在注意，但都装作不曾看到，刻刻躲避着他的眼光。这使得皇帝的心情轻松了些，拿起她的手闻了一下，看她没有什么表示，便趁窗外小李转过身子去的那一刻，很快地伸手去摸了摸她的脸。 
　　这一摸把桂连的脸摸红了，想起玉子嘱咐过的话：要多劝皇上念书。便即说道：“万岁爷不是要做诗吗？” 
　　“嗯、嗯，做诗、做诗！”皇帝象做了什么亏心的事，自己都觉得有些忸怩。 
　　看皇帝静了下来，桂连的心也定了，一个人把字牌理好。 
　　她很聪明，这不多的工夫，已经领略到了字牌的用处，把“十一真”中她所认得的字排在前面，仿佛见过而不认得的，放在中间，最后是那些她心目中的“怪字”：忞、歅、紃、奫之类。 
　　这个安排，大可人意，皇帝有着小小的、意外的惊喜，“桂连！”他指着前面那些常见的字问：“你怎么知道我就要用这些个字？” 
　　桂连想说，那些“怪字”，万岁爷一定认不得，所以撂在后面。但这话要说出来，可能就是一场大祸。所以甜甜地笑道：“奴才是胡猜的。想不到就猜中了万岁爷的心思。” 
　　这让皇帝想起《四郎探母》中的戏词，随即说道：“好，你就猜猜我这会儿，心里想的是什么？” 
　　“奴才猜不着！” 
　　“猜不着也不要紧。” 
　　“那，奴才就胡猜了。”桂连偏着头，斜着上望，含着笑容两只手指轻轻捻着她自己的耳垂，这副姿态，在皇帝看来极美。尤其动人的是，她那因为思索得出了神的眨眼，长长的睫毛就象无数小精灵，不断在跳跃闪动。 
　　“奴才猜万岁爷，这会儿心里在想的是，”她顽皮地笑着，“要赏奴才一个宝石戒指。” 
　　这真猜得有点儿匪夷所思了，但是皇帝很高兴。真的，为什么不赏桂连一点东西？“你猜得不错！”他说，同时探头望着窗外，仿佛要叫人似的。 
　　真的当了真，桂连却又不安了，“不！”她赶紧拦着，“奴才胡猜的，逗万岁爷一个乐子，不敢跟万岁爷讨赏。” 
　　皇帝也醒悟了，如果传小李取宝石戒指来赏桂连，敬事房一定要“记档”，闹得人人都知道，说不定传到倭师傅耳朵里，又绷起脸来说一番大道理，多么无趣？所以不再呼唤小李，凝神想了想问道：“你喜欢那一种宝石？我悄悄儿找一个来给你！” 
　　情窦已开的桂连，对“悄悄儿”三字，听得特别清楚，心里念了几遍，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甜醉的滋味，于是不好意思地答道：“奴才喜欢蓝的。” 
　　“可以，过年我给你一个。” 
　　当天也不做诗了，皇帝特意到丽贵太妃宫里去看大公主。娇憨的大公主，跟皇帝最好，姊弟交谈，往屯脱略礼节，所以她一见面就说：“嘿！稀客。” 
　　“跟皇上不准这样说话！”丽贵太妃呵斥女儿。 
　　丽贵太妃也不过三十刚刚出头，但已憔悴不堪，文宗宾天的那头两年，几乎日夕以泪洗面，一半是思念先帝，一半是受了慈禧太后的气。这几年看样子象是想开了，其实心如槁木，只以供佛念经打发日子。如说还有放不下心的事，就是膝前的一个娇女，也就因为如此，大公主虽指配了太宗朝十额驸辉塞的后裔符珍，她却悄悄跟慈安太后要求过，希望把女儿在身边多留两年。慈安太后一向很照应她，自然允许，慈禧太后则根本不爱理这件事，所以大格格早就出降，大公主的喜事在那年办？却从未有人提过。 
　　不过皇帝不象他生母，很敬重丽贵太妃，这位庶母对他也极重视。她常在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总有终了的一天，等皇帝成年亲政，凡事可以自己作主了，那她后半世还有几天比较舒服的日子好过。而且女婿、女儿也要靠皇帝的恩典。由于这样的想法，她对皇帝虽不是刻意笼络，却总是处处企求他有好感，甚至对皇帝左右的人，张文亮、小李等等，也很客气，每一次都要叫宫女拿茶、拿点心。也常有赏赐—— 
　　据说丽贵太妃因为文宗在日得宠，手里很有点东西。 
　　但是，皇帝与先朝的妃嫔见面，行迹上应该是疏远的，所以照例的几句问答过后，丽贵太妃向大公主嘱咐了一句：“好好儿陪着皇上说话，不许没有规矩。”便即退回自己的屋子。 
　　这时皇帝才道明来意：“我跟你要样东西，你给不给？” 
　　“倒是要什么呢？我没有的也不行啊！” 
　　“当然是你有的。我跟你要个宝石戒指。” 
　　“干吗用呀？”大公主问道，“我真不懂，皇上要我的戒指干什么？” 
　　“你小气我就不要了。” 
　　“谁小气来着？”大公主的声音提高了，“我不过…　。” 
　　“别嚷嚷！”皇帝赶紧摇着手说，“我跟你闹着玩儿的，你就急了。” 
　　“当然要急了！我最恨人说我小气。皇上倒看我小气不小气？” 
　　大公主还真大方，很快地把她的首饰箱捧了出来，打开盖子，推到皇帝面前。 
　　“你的嫁妆还真不少！”皇帝笑道，“你别心疼，我只要一个蓝宝石的。” 
　　“不管蓝的、红的，由着性儿挑吧！” 
　　“也甭挑了，反正都是好的，你给一个不大不小的好了。” 
　　大公主有些赌气，挑了个最大的送到皇帝手里：戒面有蚕豆那么大，色泽极纯，其名叫做“蓝桂玉”，是翡翠的变种。 
　　“我拿是拿了，可有一句话，你能不能答应？你要不依，我就不要。”皇帝接着又说：“我跟你要了这个戒指，你可别告诉人，要是看见什么人戴在手上，你就装作没有瞧见，也别跟人说。” 
　　“行！”大公主答得很爽脆，但有一个条件：“皇上得告诉我，这个戒指给谁？” 
　　皇帝略一踌躇，点点头说：“你把手伸出来！”等大公主摊开手心，他写了“桂连”两字。 
　　“我猜也是她。” 
　　皇帝笑笑走了。第二天又到绥寿殿，找个机会把那戒指给了桂连，她给他请安谢赏，把玩着那样珍饰，脸上一直浮着笑容。皇帝看在眼里，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那种踏实舒坦的感觉。 
　　但桂连的笑容终于消失了，眼中依稀有怅惘之色。这时候的皇帝，对她的一颦一笑，无不注意，不知道她为何不高兴？想问问她，却似乎有些碍口，因而他的脸色也阴沉了。 
　　桂连很机警，知道是为了自己的缘故，立即又绽开了笑容，轻声问道：“万岁爷怎么又不高兴了？” 
　　皇帝正在想一句适当的话，要反问她为何不高兴？只见小李匆匆出现在门口，屈着一条腿，高声说道：“启奏万岁爷，圣母皇太后找！” 
　　这是不常有的事，而且看见小李脸色惊惶，不由得也有些着慌，站起来就走，听见桂连喊道：“万岁爷！帽子！” 
　　他站住了脚，只见桂连一手托着他那顶貂皮便帽走了过来，于是把头一低，让桂连替他戴好，匆匆忙忙坐上软轿，由小李扶着轿杠，抬向翊坤宫。 
　　“怎么回事？”皇帝忍不住问了一句。 
　　“圣母皇太后不知道为什么发脾气？”小李低声答道：“把茶杯都摔了！” 
　　这一说，皇帝越发提心吊胆，一到翊坤宫，就发现慈禧太后脸上象罩了一层霜，便硬着头皮进殿请安，怯怯地喊一声：“额娘！” 
　　慈禧太后不响，一面剔着指甲，一面斜着身子，把皇帝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才冷笑说道：“哼！上书房的日子，倒还见得着人，不上书房，连影儿都瞧不见了。” 
　　皇帝不敢响，把个头低着，只拿脚尖在地毯上画圈圈。 
　　“什么样子！有一点儿威仪没有？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要用功，要学规矩，走到那儿，象个皇上的样子。反正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满处乱逛，跟外面的野孩子，有什么两样？” 
　　“野孩子”三字，太伤皇帝的自尊心，虽不敢争辩，却把头扭了过去。 
　　“你看你！我跟你说话，你跟我这个样！”慈禧太后把炕几一拍，“你心里可放明白些，别以为有人护着，就敢爬到我头上来！” 
　　“主子何必跟万岁爷生气？”安德海不知怎么一下子出现了，“好了，好了！万岁爷给赔个罪吧，说‘下次不敢了。’”说着便来扶皇帝的身子，意思是要把他的身子转过来，面朝着慈禧太后好磕头。 

　　　　　　　　　　　※　　　　　　　 ※　　　　　　　　 ※ 

　　皇帝最恨安德海以这种欺压他来讨好太后的行径，顿时怒不可遏，就想反手一掌打在他脸上再说，皇帝的身体羸弱，但常跟小太监在一起练劈砖之类的玩意，手劲甚足，这一掌要打了过去，非把安德海牙齿打掉，外带摔个跟斗不可。但就在要出手的刹那，想起母后正在火头上，说不定再受一顿训斥，反教小安子心里快意，这是无论如何划不来的事！因而硬忍住了，只瞪着眼问：“你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慈禧太后看在眼里，心中明白，安德海如果不知趣，皇帝正好把怨气发在他头上，为了回护他，便即大声申斥：“你走开！没有你的事。” 
　　安德海变成两面不讨好，讨了个老大的没趣，但他脸皮甚厚，不动声色地答应着：“喳！”然后垂手退到一旁。 
　　“过了年就是十四岁了！”慈禧太后接着又训示：“到现在连个亲疏远近都分不出来，也不知道你的书是怎么念的？”说到这里，她突然吩咐安德海，“把跟皇上的人找来！” 
　　“喳！”安德海响亮地答应一声，疾趋而出，走到廊上大声问道：“跟皇上的人在那儿？” 
　　他明明看见小李他们一班人远远站着，却故意这样问，这便表示来意不妙，张文亮不在，小李只得挺身而出，跑上来问道：“干吗？” 
　　“奉懿旨找！只怕有赏。” 
　　小李心想，糟了！说不定就得挨顿板子。跟安德海没有什么好说的，唯有硬着头皮进殿，在门口报名请安。 
　　“你过来！”慈禧太后说。 
　　“喳！”小李急行数步，跪在她面前。 
　　“下了书房，你们带着皇上到那儿去了呀？” 
　　“奴才不敢带看皇上乱走。皇上吩咐到那儿，奴才只有小心伺候。” 
　　“嗯！”慈禧太后的语气，意外地柔和，反带着讥嘲的意味：“你们很好，伺候得很小心，我全知道。你们就再小心一点儿好了！” 
　　说完，她把头扭了过去。小李不敢多说，只有唯唯称是，连磕头。 
　　“传膳！” 
　　这一声真如皇恩大赦，不然小李跪在地上，太后不叫“起来”便不能起身，因而他机警地代为应声，接着便磕个头，起身退出，高呼：“传膳！” 
　　皇帝侍膳已完，请了晚安，回到养心殿西暖阁。小李便来密奏：已经打听到了，慈禧太后因为皇帝这一阵子总在慈安太后那里盘桓，大为不悦，这天大发脾气，完全是听了安德海的挑拨。 
　　“我就知道是这个王八蛋干的好事！”皇帝一怒之下，把个成化窑的青花花瓶，狠狠砸在地上，“非杀这个王八蛋不可！” 
　　“万岁爷息怒！”小李跪下来抱着皇帝的腿说，“打草惊蛇犯不着。” 
　　皇帝醒悟了，想了半天，咬一咬牙说：“听说小安子在外面干了许多坏事，你悄悄儿去打听了来！” 
　　“是！”小李答道，“这容易打听。不过打听到了，也没有用。” 
　　“怎么说没有用？” 
　　“没有证据也不行，有了证据还是不行。” 
　　“胡说八道，有证据就能办他！” 
　　“万岁爷！”小李的声音越发低了，“小安子的靠山硬，万岁爷这会儿还办不动他。就让他再多活三、四年吧！” 
　　这话重重撞在皇帝的心头，他不由得要对自己的处境作一番考量。站起身来，在窗前细细思量，还真是拿安德海没有办法。虽然眼前召见军机，有时候也能说几句话，但如说安德海横行不法，命军机严办，这话没有人会听。除非等三、四年以后亲政，自己真正做了皇帝，那时一朝权在手，说什么就是什么，才能置安德海于死地。 
　　于是他又想到倭师傅讲过的《帝鉴图说》，多少次谈到列朝的宦侍之祸，又说本朝裁抑宦官，是一大贤明的措施。“乾隆爷”的办法最好，奏事处的太监都用姓王的，这是第一个大姓，教那些想打听消息的，搞不清“王太监”是谁？另外的太监也都改了“秦、赵、高”三姓，后世应该警惕，凡是太监都会象秦代的赵高那样乱政祸国。自己有一天杀了安德海，就象“嘉庆爷”杀和珅那样，必是人人称快。 
　　但是，这还得三、四年！这口气忍不到那么久。“不行，”他回身对小李说，“你得想办法，早早把这个王八蛋宰了！” 
　　“万岁爷，万岁爷！”小李有些着急了，“万岁爷这么沉不住气，一定会让圣母皇太后知道，那时候小安子没有死，奴才一条命先保不住了。” 
　　“照你说，就尽让他欺侮我？” 
　　这话问得小李无言以答，心里盘算，既然皇帝的意志如此坚决，倒不妨认真来想一想，但现在做这件事，无论如何是个冒险，不能不万分慎重。因而他特意把双眼张得极大，声音放得极低，作出那极端郑重和机密的神态，好让皇帝格外注意他的陈述：“奴才也听说过这一句话，君辱臣死！小安子欺侮万岁爷，奴才恨不得咬他一块肉。不过，说实在话，这会儿奴才真正不是他的对手。万岁爷这么吩咐，奴才尽力去想法子，可是有句话，万岁爷得先准了奴才的，奴才方能放心办事。” 
　　“好，你说！” 
　　“奴才请万岁爷，从此不提小安子，逆来顺受，要教他一点儿都不防备。” 
　　皇帝想了想说道：“得有个日子！不能老教我这个样，那不把人憋死？” 
　　“万岁爷答应了奴才的，奴才一定在明年这一年把事情办成。” 
　　“好！明年一年办不成，你就甭跟我了。” 
　　密议已成，小李一个人在肚子里做文章。他的第一步，也是下得最深的功夫，就是把安德海种种揽权纳贿的劣迹，有意无意地在几位王爷，特别是恭王面前透露。他的措词异常谨慎，同时言之有物，决不胡说一句，所以安德海在宫内的一言一行，在外面的招摇勒索，军机大臣们无不了如指掌。 
　　尽管安德海已成了王公大臣侧目而视的人物，他自己却还洋洋得意。实在也怪不得他，趋炎附势的人太多了，只遇着他从宫里回家，顿时其门如市，有的来营谋请托，有的来聊络感情，有的来送礼，有的来下帖子请赴宴。不是为了眼前有求于他，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工大差，先铺一条路子。 
　　这大工大差就是皇帝的大婚典礼。日子虽还没有定，却也可以计算得出来，早则两年，到同治十年，皇帝十六岁可以册后了，至晚不会过同治十二年。从“康熙爷”以来，几乎快两百年了，才有一位皇帝在位大婚，而况是戡平大乱，正逢承平之世，这还不该大大地热闹一下子？ 
　　最起劲的当然是内务府的官员。修圆明园的念头一时不能实现，但三大殿、乾清、坤宁两宫、养心殿，自然得修，皇帝、皇后的宫殿修了，太后的慈宁宫、宁寿宫不能不修，里面修了，外面不能不修，光是修一座“大清门”好了，起码就能报销十万两银子。 
　　这些都要慈禧太后拿主意，而慈禧太后必得先问一问安德海。那真正是一言九鼎，随便一句话，安上一个名字，就有好大的一笔油水好捞。当然，眼前最要紧的，第一是替安德海出主意，有钱也得会花才行。其次，要安德海记住自己这个人，那就只有多跑他家，多跟他说好话，好让他一想就能想到。 

　　　　　　　　　　　※　　　　　　　 ※　　　　　　　　 ※ 

　　等恭王和宝鋆会同内务府大臣、工部堂官充当“恭办大婚事宜官”的诏旨一下，内务府有张单子，由安德海转呈慈禧太后，上面列明筹办大婚事宜，各项事务的先后次序，第一款就是修葺宫殿；第二款是采办物件。同时由安德海进言，说民间大族富户，为儿女婚事，亦须筹备数年，现在大婚期近，应该宽筹经费，及早着手。 
　　慈禧太后深以为然，因而召见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的明善，首先谈到的也是在宫内兴工修缮。 
　　但是慈安太后却有不同的想法，“宫里一年到头，那一天也短不了修修补补、油漆粉刷。”她说，“我看动大工可以不必。” 
　　“坤宁宫做新房，那总得重新修一修。”慈禧太后说。 
　　这无可驳回，慈安太后点点头：“这当然要修。” 
　　“还有这里养心殿。”慈禧太后又说，“亲政以后，是皇帝日常视朝的地方。总也得拾掇、拾掇。” 
　　慈安太后又点点头，于是明善奏道：“皇上亲政，承欢两位皇太后膝下，慈宁、宁寿两宫，总得好妹修一修，才能略尽皇上的孝心。” 
　　“那不必！”慈禧太后抢在前面说，“非修不可的地方才修，能缓的就缓一缓再说。” 
　　“启奏闻位皇太后，照规矩，各宫宫门，出入观瞻所系，理应重修。” 
　　“喔！”慈禧太后不容慈安太后开口，紧接着问，“查一查，各宫宫门是那一年修过的？” 
　　“奴才已经查过了。”明善掏出一张单子念道：“嘉庆元年，修葺内外大城，二年重修乾清宫、交泰殿；六年，重修午门；七年重修养心殿等宫、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重华门。到现任已经七十年了。” 
　　“七十年？该修一修了！你先派人去看一看再说。” 
　　有了这句话，明善立刻就派司员找了工匠来，到宫内各处去勘察估价。这事传到宝鋆那里，大为着急，那一张单子开出来，一定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打个折扣，也还是一笔巨数。他是户部尚书，首先就会遭遇麻烦，所以急急赶到恭王那里去报告消息。 
　　“岂有此理！”恭王拍案大怒，“马上把这个老小子找来。 
　　等我问他。” 
　　明善是内务府世家，对于伺候帝王贵人，另有一套手法，最着重的是笼络下人，窥探意旨，所以等恭王派了个侍卫来请时，他不慌不忙，先以酒食款待，然后探问恭王何事相召？ 
　　“宝中党一到，谈不到几句话，王爷就发了挺大的脾气。 
　　吩咐马上请明大人到府。” 
　　“喔！”明善问道：“可知道宝中堂说了些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虽未探听明白，也可以想象得到。明善不敢延搁，派人陪着那侍卫喝酒，自己也不坐轿，骑了一匹马，带着从人赶到大翔凤胡同鉴园来见恭王。 
　　“听说派了你‘勘估大臣’的差使，军机上怎么不知道啊？” 
　　“六爷！”明善知道事已不谐，非常见机，极从容地笑道： 
　　“我是替六爷跟宝中堂做挡箭牌。” 
　　这话令人觉得意外，而且难以索解，恭王便问：“怎么回事？你说！” 
　　“修各处宫门，是上头的意思。”明善把声音放得极低，“我不能不装一装样子，把工料的单子开上去，一看钱数不少，这事儿就打销了。倘或上头跟六爷交代下来，那时候既不能顶回去，更不能不顶回去，不是让六爷你老为难吗？” 
　　“总是你有理。”宝鋆开玩笑地说，“照你的话，六爷还得见你一个情？” 
　　明善跟宝鋆极熟，听得这话便针锋相对地答道：“户部不也该见我一个情吗？” 
　　“那好！”宝鋆趁势双手一拱，半真半假地说：“我正要拜托。大婚典礼，户部筹款，内务府花钱，务求量入为出，那就算帮了军机上的大忙了。” 
　　“说实话，”明善收起笑容，摆出不胜头痛的神情，“凡有庆典，有一部《大清会典》在那儿，按谱办事，差不到那儿去。现在有个小安子在里头胡乱出主意，事情就难办了。” 
　　这一说，恭王和宝鋆都不开口。安德海已经“成了气候”，相当难制，“咱们先不提这个。”宝鋆看着恭王问道，“大婚用款，该定个数目吧？” 
　　这件事，军机大臣已经谈过好几次，决定了数目，宝鋆说这话的用意，是暗示恭王，告知明善，好教他心里有数，不敢放手乱花。 
　　于是恭王报以一个领会的眼色，转脸向明善伸了一个指头：“这个数儿都很难！你瞧着办吧。将来花不够，你自己在内务府想办法。” 
　　一指之数，自然不会是一千万两，是一百万两。这与内务府原来的期望，大不相同，内务府估计大婚费用，起码会有三百万两，如今只有三分之一，因而明善大失所望。但表面上丝毫不露，满口答应：“是，是！我那儿请六爷放心，不该花的，一个镚子也不行，该花的也还得看一看，能省就省，凡事将就得过去就成了。”言外之意是慈禧太后交代下来，内务府就无能为力了。 
　　宝鋆想了想笑道：“这些地方就用得着倭艮峰了！” 
　　这与倭仁何干？明善困惑而恭王会意，但他不愿在这时候多谈，因而很快地把话扯了开去，谈到选秀女的事。 
　　这是一次特选，目的是要从八旗世族中选出一位德容并茂的皇后，所以明善对这件大事，特别留心。当时把初选的日期，备选的人数，那家的女儿如何，如数家珍似地都说了给恭王听，其中特别提到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触发了恭王的兴趣。 
　　“我老早就听说了，”他瞿然而起，“崇文山那个女孩子是大贵之相，念书一目十行。可惜我没有见过。” 
　　亲王位尊，八旗世族的婚丧喜庆，很少亲临应酬，因此，恭王没有机会见到崇绮的女儿。但宝鋆跟崇绮家很熟。崇绮的父亲赛尚阿，贵极一时，在咸丰初年，他不曾因剿治洪杨；兵败获罪以前，宝鋆是他家的常客。同治四年会试，宝鋆奉派为总裁，所以崇绮又算是他的门生，自然见过这个门生的爱女，这时便接着恭王的话说道：“说她一目十行，不免过甚其词，不过崇文山对女儿的期许甚高，亲自课读，有状元阿玛做老师，或者可以成为才女。” 
　　“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算太美。气度却是无人可及。” 
　　“那就有入选之望了。”恭王点点头，“不过，也得看她自己的造化。” 
　　“可惜有一层不大合适，”明善接口，“已经十六岁了。”这就是比皇帝长两岁，“那有什么关系？”恭王不以为然，“圣祖元后，孝诚皇后就比圣祖长一岁。皇上年轻，倒是有位大一两岁的皇后，才能辅助圣德。” 
　　“就不知道将来立后是谁作主？”宝鋆说道：“如果两宫太后两样心思，皇上又是一样心思，那到底听谁的？” 
　　“你们想呢？”恭王这样反问。 
　　自然是听慈禧太后的。恭王此问，尽在不言，这个话题也就谈不下去了。等明善一走，恭王才跟宝鋆谈到“用得着倭艮峰”那句话，为了扫一扫慈禧太后的兴致，压一压安德海和内务府的贪壑，恭王同意宝鋆的建议，由他以同年的关系，说动倭仁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 
　　这用不着费事，方正的倭仁原有此意，不过他因为反对设立同文馆一案，开去一切差使，对实际政务，已很隔膜，所以只向宝鋆细问了问内务府近年的开支，立即答应第二天就上奏折。 
　　第二天是三月初八，皇帝头一次开笔作短论，公推齿德俱尊的倭仁出题，他也当仁不让，正楷写了四个字：“任贤图治”，由翁同和捧到皇帝座前，讲明题意。皇帝点点头，打开《帝鉴图说》，找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那几篇文章，把附在后面的论赞细看了看，东套两句，西抄一段，凑起来想了又想，慢慢有了自己的意思。 
　　门生天子在构思，师傅宰相也在构思。倭仁端然而坐，悄然而思，他在想，这道奏折是给慈禧太后看的，不宜引叙经义，典故倒可以用，但必须挑她看得懂的，最好在《治平宝鉴》上找。 
　　他很自然地想到了《治平实鉴》上，汉文帝衣弋绨、却千里马的故事，为了是讽劝太后，他又想到汉明帝马后的节俭。再叙两段本朝的家法，这开宗明义的一个“帽子”就有了。 
　　于是他提笔写道： 
　　“昔汉文帝身衣弋绨，罢露台以惜中人之产，用致兆民富庶，天下乂安；明帝马后服大练之衣，史册传为美谈，此前古事之可征者也。我朝崇尚质朴，列圣相承，无不以勤俭为训，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朕素不喜华靡，一切器具，皆以适用为贵，此朕撙节爱惜之心，数十年如一日者。人情喜新好异，无所底止，岂可导使为之而不防其渐乎？’宣宗成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亦谆谆以‘不作无益害有益’示戒。圣训昭垂，允足为法万世。” 
　　写完一段，搁下笔看了一遍，接着便考虑，是从内务府写起，还是开门见山提到宫内的奸佞小人？正在踌躇不定，打算找翁同和去商量一下时，皇帝的文章交卷了。 
　　那真是短论，一共十句话不到，倭仁一看，暗暗心喜，捧着皇帝的稿本，摇头晃脑地念道： 
　　“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 
　　看一看钟，这八句话花了皇帝一个钟头。但总算难为他，虽只有八句话，起承转合，章法井然，虚字眼也还用得恰当。 
　　可是倭仁还守着多少年来督课从严的宗旨，不肯夸奖“学生”，怕长他的虚骄之气，只点点头，板着脸说：“但愿皇上记着君子、小人之辨，亲贤远佞，那就是天下之福了。” 
　　听这两句话，皇帝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他自己觉得费了好大的劲，一个字一个字，象拼七巧板那样，摆得妥妥帖帖，一交了卷，必定会博得大大的一番称赞，谁知反听了两句教训！想想实在无趣。用什么功？用功也是白用，不如对付了事。 
　　这一来，皇帝读“生书”便显得无精打采了，倭仁也不作苛求。下了书房，跟翁同和商议上那道奏折，费了两天工夫，才定稿缮清，递了上去。 
　　奏折送进宫，慈禧太后正在审核内务府奏呈的大婚典礼采办的单子，安德海在旁边为她参赞，迎合着“主子”的意思，“这个太寒碜”，“那个不够好”地尽自挑剔。单子太多，一时看不完，谈不完，慈禧太后有些倦了，揉揉眼说：“先收起来，留着慢慢儿看吧！” 
　　“时候可是不早了。”安德海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说道：“东西都要到江南、广东采办，运到京里，主子看着不合适，还来得及换。不然，内务府就可以马虎了。” 
　　“这是什么道理？”慈禧太后问。 
　　“到了日子，要想换也来不及了，明看着不合适，也只好凑付着。” 
　　“他们敢吗？”慈禧太后怀疑，“他们还要脑袋不要？” 
　　“大喜的事，主子也不会要人的脑袋。”安德海冷冷地答道。 
　　想想也是，这样的大典下来，照例执事人员，不论大小，都有恩典。办事不力，充其量不赏，除非出了大纰漏，那也不过交部议处，不会有什么砍脑袋、充军的大罪。就算自己要这么子严办，总有人出来求情，到头来，马虎了事，不痛快的还是自己。 
　　于是她问：“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一直在窥伺脸色的安德海，知道自己的话说动了慈禧太后。打铁趁热，便走近一步，躬身低语：“主子不问，奴才不敢说，主子问了，奴才不说，倒象帮着内务府欺瞒主子，那不是神鬼不容？奴才在想，最好主子派一个信得过，而且能干的人，先到江南、广东去一趟，摸一摸底儿。” 
　　“摸一摸底？那倒是什么呀？” 
　　“价码儿啊！”安德海指着单子说：“这里面的虚价，不知有多少！” 
　　“对，对！”慈禧太后不住点头，“可是……，”她踌躇着说：“你也不能出京啊！” 
　　唯一的窒碍就在此！安德海先不作声，然后慢吞吞地说道：“那全得看主子的意思。主子说一句话，谁敢驳回？” 
　　“那也不是这么说。慢慢儿再看吧！” 
　　事情虽未定局，但还留着希望，安德海不敢操之过急，所以闭口不语。到了上灯，伺候慈禧太后看奏折，看到一半，只见慈禧太后，额上青筋跃动，不知道为什么又生气了？ 
　　为的是倭仁的那道奏折。他在那段引叙汉朝帝后和本朝圣训的“帽子”以后，这样写道： 
　　“近闻内务府每年费用，逐渐加增；去岁借部款至百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宫廷之用多，则军国之用少；况内府金钱，堵闾阎膏血，任取求之便，踵事增华，而小民征比箠敲之苦，上不得而见也！咨嗟愁叹之声，上不得而闻也！念及此而痌癅在抱，必有恻然难安者矣。方今库款支绌，云贵陕甘，回氛犹炽；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等省，发捻虽平，民气未复。八旗兵饷折减，衣食不充，此正焦心劳思之时，非丰亨豫大之日也。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图中饱，必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者，所宜深察而严斥之也。夫制节谨度，遵祖训即以检皇躬；崇俭去奢。惜民财即以培国脉。应请饬下总管内务府大臣，于备用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以时事艰危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 
　　则圣德昭而天下实受其福矣！” 
　　“哼！”慈禧太后冷笑道：“文章倒做得不坏。” 
　　但想到倭仁原是个“迂夫子”，便觉得为他生气大可不必，这一转念间，脸色便和缓了。安德海也松了口气，因为慈禧太后生气的样子，实在教人害怕。 
　　不过倭仁提到“邪佞小人，欲图中饱”，下面又有“饬下总管内务府大臣”如何如何的话，这跟安德海所说的意思差不多。内务府中饱是免不了的，但也不能太过分，这得想个办法，让内务府的人适可而止。 
　　于是她对安德海说：“你倒去打听打听，内务府的人怎么说？这几张单子是谁经手开的？” 
　　安德海知道必出于明善父子之手，但正好借此出宫去办一天的事，自不宜在此时回奏，因而这样答道：“现在内务府的人，知道奴才是主子的耳目，所以一见奴才都躲得远远儿的。不过奴才自有法子去打听，就是得多花点儿工夫。奴才请旨，明儿一早就去找人，当天就可以打听确实了来回奏。” 
　　“可以。”慈禧太后又说：“顺便看看，有新样儿的鞋没有？” 
　　于是第二天等慈禧太后一到养心殿，安德海就从他自作主张，新近开启的中正殿西角门出宫，一直坐车回家。 

　　　　　　　　　　　※　　　　　　　 ※　　　　　　　　 ※ 

　　安德海将他家的房屋大修过了，从乡里把他的叔叔、妹妹，还有个侄女儿都接了来住，在原来的两个听差以外，另外擅自从宫里把他一个亲信的同事，名叫王添福的，找了来管家。管家不管杂务，只管替他联络各方，说人情的、谋差使的、放账的，彼此勾结着搞钱的都归王添福接头，所以等安德海一回家，他立刻派那两个听差，分头去通知，有那要当面见“安二爷”的，赶快都来！ 
　　不久，各色各样的人，纷纷都到了安家，他们的来意，已听王添福说过，安德海很干脆，但也很嚣张，“行”或“不行”只有一句话。不行的怏怏而去，能帮忙的，由王添福陪同到一边去谈细节，主要的是“谈价钱”。 
　　忙到下午该吃晚饭了。他家跟宫里的规矩一样，四点钟就吃晚饭，安德海自己高高上座，他那个六十多岁名叫安邦太的叔叔和王添福左右相陪。席间只有安德海一个人的话，左一个“太后”，右一个“太后”，谈得兴高采烈，一顿饭吃了将近一个钟头。 
　　好不容易安邦太才有开口的机会：“皇后选定了没有？” 
　　“早着哪！”他说，“复选留下六十二个。再选一次，起码还得刷掉一半，那一半记上名字，等过一两年再挑。” 
　　“大婚到底是那一年呢？” 
　　“还有三年。” 
　　“日子定了没有？”安邦太问，“那该钦天监挑日子吧？” 
　　“当然得钦天监挑。要等皇后选定了，跟皇上的八字合在一起看一看，才知道那一天大吉大利。” 
　　“原来跟外头百姓家也没有什么分别。” 
　　“谁说没有分别？大婚的用款，户部就拨了一百万，还有内务府的钱，还有‘傅办’的东西呢？”安德海数着手指说：“长芦盐政、两淮盐政、粤海关、江海关，这些个有钱的衙门，谁也跑不了。” 
　　“德海啊，”听得眉飞色舞的安邦太，一脸的向往之情。 
　　“你不是说，太后要派你到江南去制办龙袍吗？多早晚动身啊？” 
　　安德海在新年宴请亲友，酒酣耳热之际，曾经大吹其牛，欺侮大家不懂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干些什么，说慈禧太后要派他到苏州去制办龙袍。安邦太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暗底下不知道琢磨了多少遍，太后派出去就是“钦差”，那番风光，着实可观，一心在想，要沾侄子的光去玩一趟，也享一享富贵荣华，所以这时候忍不住又提了起来。 
　　“快了！快了！”安德海答得极爽利，就象已奉了懿旨似地，“到时候，大家一起跟我去！” 
　　真的获得了承诺，安邦太反而不肯相信，怯怯地问道： 
　　“行吗？那时候你是钦差的身分。” 
　　“对了，钦差！”安德海抢过来说，“钦差不要带随员吗？” 
　　“喔，随员＃＃＃！”安邦太连连点头，知道了他自己的“身分”。 
　　他们叔侄俩在交谈，王添福一句话不说。等安邦太有事离座，他才低声问道：“二爷，你真的要下江南？” 
　　在他面前，不能吹得太离谱，安德海略想一想答说：“我跟上头提过了。上头没有说不教去，看样子有个七成账。” 
　　“如果真的能去一趟，那可是个挺大的乐子。” 
　　那还用说？安德海心里在想，这一趟抽丰打下来，起码也捞它个十万、八万，等把一切大婚典礼采办各物的价钱打听清楚，回来再跟内务府算账，好便好，不好就泄他们的底，“打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 
　　“二爷！”王添福另有想法，“咱们可以做一趟好买卖。” 
　　“做买卖？”这是安得海所没有想到的，“什么买卖？” 
　　“珠宝买卖。” 
　　王添福自己就有许多珠宝，几乎全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在京城里无法脱手，因为那家王公府第的福晋、格格，有些什么奇珍异宝，那位贵官的夫人，有些什么出色的首饰，珠宝市的那些行家，能够源源本本，道明来历。而官眷所用的首饰，跟民间所流行的款式又不大一样，珠宝市怕惹事，不大敢销这些黑货。但到了天高皇帝远的江南，多的是富家大户，只要东西好，不怕价钱贵，而且听说是大内的珍品，还可以多卖几文。 
　　“果然好买卖！”安德海的心思也很灵活，“这笔买卖咱们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把他们的货色买过来转手；一个是让他们跟了去，先说定规，咱们得抽成，三七、四六，或是对开。” 
　　“一点不错。”王添福说，“我就知道有好几个人手里有东西，急于想脱手。二爷，你就管想办法，把这趟差使讨下来。 
　　别的噜苏事儿全归我，包你办得滴水不漏。” 
　　安德海紧闭着嘴唇，极认真地考虑这件事，下了决心非把它办成不可。 
　　王添福替安德海办的第一件事，是替他找个太太。清朝的太监跟明朝的太监不同，明朝的太监和宫女有几万人之多，长日无事，太监和宫女配对儿“做夫妻”，但除了极少数六根未净的以外，总是只有饮食，没有男女，所以那些一对对的假夫妻，称为“菜户”，或者叫做“对食”。最大的一户“菜户”，就是魏忠贤和客氏，对食之际想出来的花样，荼毒六宫，把座大明江山都给搞垮了。 
　　这个坏榜样，清朝的皇帝最着重，雍正、乾隆两朝，尤其认真，太监和宫女，不准“妹妹、哥哥”地乱叫，但宫外的事，皇帝就不管了。而那些太监又是京东、京南的人居多，积了几个钱，便在近在咫尺的家乡买田买地，有些在京里安了家，便从家乡带个女人来服侍，就算娶亲，为法所不禁。 
　　当然，缙绅门第，殷实人家决不会跟太监结亲，就是略堪温饱的，也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太监，因为这不但名声不好听，而且断送了女孩子的终身。跟太监做夫妻，等于守活寡，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走上这条路。 
　　因此太监娶亲，往往是花钱买个老婆。安邦太早就在替侄子打算这件事了，所以一听王添福提起，便力表赞成，“我劝过德海不知多少回了，”他说，“去年我从南皮上京，还带了个女孩子来，人是再老实都没有，模样儿也过得去，德海嫌人家土气，不要，这就难了。” 
　　“那自然是在京城里找。” 
　　“京城里我可不熟了，不知道上那儿去找。” 
　　“我知道。”王添福说，“这事本来倒不急，现在要上江南，路上总得有个体己的人照应才方便。安大叔，咱们先托说媒的找几个来看了再说。” 
　　于是找了媒婆来说，也看了几家穷家的女儿，等安德海回家，便向他一个一个地形容，那个瘦、那个胖、那个调皮、那个忠厚。安德海仔细听完，踌躇着说：“姓马的那家，看样子倒还合适。” 
　　“对了。”王添福说，“我也觉得马家那妞儿好，今年十九岁，不大不小正配得安二爷，安二爷今年二十五？” 
　　“不！”安邦太说，“德海是道光二十四年生人，今年二十六。先把马家的八字拿来合一合，合上了再看。” 
　　“不对！看不中，合上了也没有用。” 
　　于是决定由安德海先相亲，王添福说道：“今天是来不及了。你那天能出宫？” 
　　“总得十天以后。” 
　　“今天三月二十九，再过十天就是初九，那就约了在隆福寺吧！”王添福说。 
　　东四牌楼的隆福寺，逢九、十之期庙会，约了在那里相亲，也很适当，安德海点点头表示同意。 
　　“下江南的事，怎么样？” 
　　“有八成儿了。”安德海很兴奋地说，“上头这么交代：得跟皇上说一声。” 
　　“那么你跟皇上提了没有呢？” 
　　安德海不即回答，想了想才说：“我不打算跟皇上提。” 
　　这不大妥！王添福想起皇帝去年赏安德海绿顶子戴的妙事，便提醒他说：“二爷！皇上跟你仿佛不大对劲，你可得当心一点儿！” 
　　最后一句话，安德海认为是藐视，很不服气，“哼！”他冷笑一声：“十来岁一个毛孩子，怕的什么？” 
　　“话不是这么说。” 
　　“好了，好了！”安德海扭着脸，摇着手，颇不耐烦地，“我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知道？何用你来教训？” 
　　王添福知道他是“狗熊脾气”，便不再多说，心里在想，他现在是仗慈禧太后的势，这在风头上，一旦失宠，必有杀身之祸。自己得多留点心，看出风色不对，要早早抽身。不过，那总也是皇帝亲政以后的事，眼前倒还不忙。 
　　看见王添福不作声，安德海倒有些不安了，不管怎么样，总是帮着自己做事，他心里不舒服，口中不说，暗底下在银钱进出上捣鬼，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立刻又换了一副脸嘴来敷衍王添福。 
　　“王哥，”他叫得极亲热，“你见得事多，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我打算给小李一点儿甜头，让他在皇上面前，探探口气。” 
　　王添福是老狐狸，对于安德海的词色，没有不接受的道理：立刻以丝毫不存芥蒂的平静声音答道：“对！这一着儿挺高。” 
　　“小李嘴馋，爱吃甜的，我就拿这些东西塞他的嘴。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不过……，”王添福说，“最好再实惠一点儿。” 
　　“给钱？” 
　　“给钱得有个给法。”王添福教了他一个法子。 
　　于是安德海这天回宫，特意去找小李，手里提着几个木头盒子，一进门就往上扬了扬。一望而知，盒子里装的是饽饽，贪嘴的小李不由得就咽了口唾沫。 
　　“兄弟，”安德海得意地说，“你看看，哥哥我给你捎了什么来了？” 
　　等把盒子一放下，小李就高兴地喊道：“嘿！滋兰斋的。” 
　　说着打开盒子，拈了一块江米桃仁的水晶糕往嘴里塞。 
　　“怎么样？” 
　　“真不赖。”小李的声音含汉糊糊，不断点着头。 
　　“你看这一个，”安得海念着招贴上的一首诗：“‘南楂不与北楂同，妙制金糕数汇丰；色比胭脂甜若蜜，鲜醒消食有兼功！’汇丰斋的山楂蜜糕，你尝尝！” 
　　“谢谢你哪，二叔！”小李笑嘻嘻地请了个安，站起身来在衣服上擦一擦手，又吃山楂蜜糕。 
　　一面吃，一面闲谈，安德海说些什么，他全不在意，等甜食吃得腻了，把皇帝喝剩下，他带了回来的一壶普洱茶，嘴对嘴喝了个畅快，这才有工夫跟安德海答话。 
　　因为吃的是南食，话题便落入江南，安德海把康熙、乾隆南巡的故事说了些，然后突然一转，谈到来意。 
　　“兄弟，”他问，“你可曾听见有人说起，太后要派我一件差使。” 
　　那话儿来了！小李恍然大悟，不敢造次回答，略想一想答道：“太后派二叔的差使很多，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件？” 
　　“不就是要派我到苏州吗？” 
　　“喔！”小李作出恍然意会的神气，“是这一件。是派二叔到苏州去制办龙袍？” 
　　“对了！”安德海说，“两位太后的，还有皇上的。太后的好办，织造衙门当差当惯了的，皇上的就费事了，不能按现在的尺寸做。” 
　　“是啊，大婚还有三年，到那时候穿，得按那时候的尺寸办。” 
　　“你明白了！”安德海很欣慰地说，“大婚那年，皇上十七岁，身材有多高，织造衙门不能胡猜，所以太后的意思，要我去看着，先做个样子，琢磨合适了，穿起来才好看。” 
　　“对，是非得这么办不可。二叔，你什么时候动身啊？我得求你捎点儿东西回来。” 
　　“那还用说吗？吃的、穿的、用的，你开单子给我，包你一样不少。不过，”安德海略停一停，接着往下说，“皇上虽然还没有亲政，咱们尊敬主子的心，万不可少，太后是这么说，皇上看我当差的一番孝心，也点个头不更好吗？” 
　　“这个……，”小李问道：“二叔，你交办的事，没有什么说的。你就吩咐吧，是让我去代奏，还是先让我在皇上跟前提一提，说你有事面奏，请皇上召见？” 
　　“也不是代奏，也不是请皇上召见。兄弟，我的意思是，我虽是太后面前的人，不过皇上也是主子，请你给我探一探口气。” 
　　小李心中冷笑，到此刻为止，安德海还有这样的表示，听命于太后，对皇帝不过尊重体制，说一声而已！只要照实回奏，立刻就能激起皇帝的震怒。 
　　果然，一听小李的奏报，皇帝便拉长了嗓子说：“好啊！ 
　　他真的不要脑袋了！” 
　　小李大为着急，双膝跪倒，抱住皇帝的腿，带着埋怨的声音说：“万岁爷千万别嚷嚷！一嚷，事情就办不成了。” 
　　皇帝也醒悟了，点点头，放低声音说：“来！咱们核计核计。” 
　　于是，小李把皇帝引入极僻静之处，把他所打听到的，关于安德海的消息，都说了给皇帝听。安德海预备到江南去贩卖珠宝，这话已经在宫里悄悄传开了，皇帝听了，只不住声冷笑。 
　　“奴才请旨，怎么回答小安子？” 
　　“你说呢？” 
　　“奴才就说万岁爷已经点头了。” 
　　“不！”皇帝还很天真，“我点头答应了，将来怎么办他？” 
　　“这怕什么？”小李答道，“将来他还敢说是奉旨的吗？证据在那儿？万岁爷又没有写手诏给他。” 
　　“那……，”皇帝想了想说：“你就这么告诉他，说我没那么大的工夫，管他的闲事。” 
　　“喳！”小李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说是“点头”了，显得皇帝对安德海还很不错，那跟平常的情形不符，仔细想一想，就会发觉，事有蹊跷，唯有这样回答。正合皇帝的性情，装得才象。 
　　“小李啊，”皇帝又说，“你再去打听，小安子还出了些什么花样？” 
　　“奴才一定遵旨去打听，打听到了，随时来回奏。不过奴才要请万岁爷，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小安子鬼得很，说不定暗中在瞧万岁爷的脸色。让他识破了，江南不去了，那就不好玩儿了！” 
　　最后那句话，提醒了皇帝，也打动了他的心，想着有一天把安德海抓住，降旨正法，人人叫好称快，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因此，小李说什么，他依什么。而小李也真的很巴结，不断有“新闻”去说给皇帝听，最使他感到兴趣的是，说安德海花了一百两银子，买了个十九岁的女孩子作妻子。 
　　“一百两银子就娶个媳妇儿？”皇帝惊讶地问：“这么便宜？” 
　　“那是现在太平年月，荒年的女孩子，更不值钱。” 
　　“那个女孩子长得怎么样？” 
　　“奴才不知道，听说还挺齐整的。” 
　　“唉！”皇帝叹口气说，“谁不好嫁，嫁给小安子？马上就得做寡妇了。”停了一下，皇帝又说：“你倒去看看，到底长得怎么样？” 
　　小李很奇怪，不知道皇帝何以对那个女孩子如此关切？这话自然不便开口动问，只是在想，怎么样才能去看一看，好回来交差？ 
　　“只有一个法子，”小李觉得这是个出宫去找朋友的机会，“奴才请主子赏两天假，到处去打听。” 
　　“为什么要两天？给你一天假。先去打听了再说。” 
　　第二天，小李被赏了一天假，大清早出宫，先到内务府，找着一个素日相好的笔帖式，名叫瑞年，跟他打听安德海的事。 
　　“我不知道啊！”瑞年扬着脸说了这一句，又四面看了看，才低声说道：“兄弟，你在这儿少提小安子。” 
　　“为什么？”小李讶然，也有些不悦，“连提都提不得？” 
　　“不是提不得，是不愿意提他。”瑞年的声音越发低了，“眼看他要闯大祸，躲远一点儿，少提这个人的好。” 
　　这一说，那里是“不知道”？是知道得很多的语气。不过安德海一向跟内务府有勾结，少不了也有亲密的朋友，象瑞年，小李就知道他也很巴结安德海，何以此刻忽有此冷漠的态度，倒不能不问个究竟。 
　　“小安子要闯祸，你们也不劝劝他？”小李试探着问。 
　　“你怎么不劝他？” 
　　“我？”小李笑道，“我要劝他，不是狗拿耗子吗？” 
　　“都一样。”瑞年答道，“内务府都齐了心了，随他怎么样，只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啊！”小李明白了。 
　　“你明白了？”瑞年也向他试探，“你倒说给我看看，你明白了什么？” 
　　“小安子不怀好心。他真的要下了江南，将来有你们受的。” 
　　瑞年听了他的话，先不作声，慢慢地笑了，终于点点头说：“你真的明白了。” 
　　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小李大为兴奋，“那么，”他问，“你们怎么治他呢？” 
　　一句话没有完，瑞年急忙拉他的衣服，埋怨着说：“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喔，”小李吐一吐舌头，放低了声音说，“你告诉我，你们预备怎么治他？我决不说出去。你知道的，我跟他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 
　　这最后一句话把瑞年说动了心，他眨着眼很郑重地：“我跟你实说了吧，这件事连六王爷都知道了，该怎么办，得看他的眼色。眼前是三个字：装糊涂！所以谁也不提他。兄弟，几时你跟文大爷见个面，怎么样？” 
　　他所说的文大爷就是文锡，小李知道了，内务府如何对付安德海，都由文锡在发号施令，而文锡又承恭王的意旨办理。治安德海这么个人，竟要惊动亲王亲自过问，可以想见，此事关系甚大，就象打一条毒蛇那样，不是打在“七寸”上而是打草惊蛇，必被反噬。转念到此，觉得自己的警惕还是不够，得要好好当心。 
　　因此，他觉得此时跟文锡见面，有害无益，所以很诚恳地答道：“不是我不愿意去见文大爷，怕走漏风声不大合适。请你先跟文大爷说，我给他请安，彼此心照。等那小子走了，我去见文大爷，有几句要紧话说。” 
　　“好，就这么着！我一定把你的话说到。” 
　　从内务府辞了出来，小李颇为高兴，自觉此行大有收获。想不到内务府上下一条心，安德海为“公敌”，更想不到恭王亦参与其事！照此看来，即使有慈禧太后这样硬的靠山，安德海寡不敌众，仍然非垮不可。 
　　他越想越得意，急于要把跟内务府搭上了线的经过，回宫面奏，好博得皇帝的欢心，因而打消了原来在外面找朋友听听戏，吃吃小馆子，好好逛一天的打算。掉转身来，沿着宫墙，往北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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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回到弘德殿，只见师傅们已散出来了，这就表示皇帝已下了书房，自不必再进去。小李因为走得乏了，先回到自己屋里休息，刚坐下在喝茶，只是一个小太监慌慌张排地奔了来，从窗口探头一望，便即大声说道：“嘿，你倒舒服，出了大乱子了！” 
　　太监大都胆小，最怕突如其来，不明事实的惊吓，所以小李听见这话，再看到他的神气，不由得一哆嗦，“豁朗”一声，把个茶杯掉在地上，滚烫的茶直溅到脸上。 
　　“什么大乱子？你，你快说。” 
　　“万岁爷把只手压伤了。” 
　　听得这一句，小李上前抓住他的手，大声问道：“怎么回事？” 
　　事起偶然，也很简单，皇帝下了书房，在御花园跟小太监举铜鼓，举到一半举不上去，皇帝要面子，不肯胡乱撒手，想好好儿放回原处，谁知铜鼓太沉，缩手不及，压伤了右手食中两指。 
　　闯祸的经过，几句话可以说完，等祸闯了出来，可就麻烦了。皇帝还想瞒着两宫太后，只叫传“蒙古大夫”来诊视。蒙古大夫不一定是蒙古人，只是上驷院的骨科大夫，官衔就叫“蒙古医士”，凡是内廷执事人员，意外受伤，都找他们来看。这些人师承有自，手法高超，另有秘方。皇帝让他敷了药、裹了伤，痛楚顿减。但这不是身上的隐疾暗伤，两宫太后面前是无论如何瞒不住的，所以张文亮决定硬着头皮去面奏两宫太后。 
　　想法不错，可惜晚了一步，而更大的错误是，他就近先到了长春宫！正当他在跟慈安太后面奏经过时，翊坤宫中的慈禧太后已得到了消息，要找张文亮，等听说他在长春宫，慈禧太后便教传敬事房总管。 
　　“坏了！”小李跌脚失声，“他，他怎么这么老实啊？” 
　　换了小李一定先奏报慈禧太后。张文亮按着规矩办，刚好又触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小李心里在想，这一下张文亮要糟糕，连带所有跟皇帝的人，都有了麻烦了！ 
　　那小太监还不大懂事，不了解小李所说的。张文亮“老实”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奉命来找小李，找到了便尽了责任，所以只催着他说：“快去吧！慈禧太后等着你问话哪。”一面说，一面拉着他飞跑。 
　　一进了翊坤宫，便觉得毛骨竦然，因为静得异样！太监在廊下，宫女在窗前，其中有玉子和长春宫的宫女，一个个面无表情，眼中却流露出警戒恐惧之色，仿佛大祸将要临头似地。玉子一见小李，先抛过来一个责备的眼色，似乎在怪他不当心，然后伸两只指头，按在唇上，又摇摇手，作为警告。 
　　小李很乖觉，贴墙一站，侧耳静听，无奈殿廷深远，听不出究竟。好久，只见安德海走了出来，在殿门前问道：“跟慈安太后来的玉子呢？” 
　　“在这儿！”玉子提着一管旱烟袋，奔了上去。 
　　“跟我来！”安德海说，“有话要问你。” 
　　是谁问？问些什么？皇上举铜鼓伤了手，跟玉子什么相干？小李心头浮起一连串的疑问，困惑了一会，想起一个人，不由得一惊！急忙向窗前那一堆宫女细看，还好，他要找的那“一个人”不在。 
　　这该轮到我了！小李对自己说。心里七上八下地在盘算，慈禧太后怎么问？慈安太后是何态度？玉子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自己该如何随机应变？ 
　　果然，安德海又出现了，这一次没有说话，只迎着小李的视线招一招手。他疾趋数步，想先探问一下，谁知等走上台阶，安德海掉头就走，明明是发觉了他的来意，有心避开。 
　　“这小子！”小李在心里骂，同时也省悟了，今天这件事，多半又是安德海在中间兴风作浪。 
　　转念想到安德海这几天正有求于己，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为何不从旁相助，教自己见情，那是惠而不费的事，何乐不为？这样一想，小李的胆便大了。未进殿门，先遥向朝里一望，只见两宫太后并坐在正面炕上，西边站着安德海，东边站着玉子，正替慈安太后在装烟，可是脸上的表情不甚自然，仿佛担着心事似的。 
　　地上跪着敬事房的总管太监，正在回话，小李便在他身旁一跪，等他的话完了，才高声报告：“奴才李玉明恭请两位主子的圣安。”说着，取下帽子，“崩冬”一声磕了个响头。 
　　“小李，”慈禧太后一开口就是揶揄的语气：“你好逍遥自在啊！” 
　　小李愣了一下，才省悟到那是指他奉旨出宫这回事，随即竦然答道：“奴才不敢躲懒，奴才奉万岁爷的旨意，出宫办事去了。” 
　　“办什么事？” 
　　小李撒了个谎：“万岁爷命奴才到琉璃厂，买一本小本儿的诗韵，说带在身上方便。” 
　　“噢！”慈禧太后似乎信了他的话，但接下来却问得更严厉：“奉旨出宫办事，是怎么个规矩？你知道不？” 
　　这下糟了！照规矩先要到敬事房回明缘由，领了牌子才能出宫，小李是悄悄溜了出去的。可是，安德海不也常常从中正殿的西角门溜出去吗？他怎样想着，便瞄了安德海一眼，意思是要他出言相救，不然照实陈奏，追问起那道方便之门是谁开的？彼此都有不是。 
　　谁知安德海把头一偏，眼睛望着别处，这是懂了他的眼色而袖手不理的神情。小李暗中咬一咬牙，真想把那道便门的底蕴揭穿，但话到口边，终觉不敢，只好又碰响头。 
　　“奴才该死！”他说，“都因为万岁爷催得太急，奴才忙着办事，忘了到敬事房回明，是奴才的疏忽。” 
　　“此非寻常疏忽可比！”慈禧太后不知不觉地说了句上谕上习见的套语，“这是一款罪，先处分了再说，拉出去掌嘴五十！” 
　　“喳！”总管太监答应着，爬起身来拖小李。 
　　小李还得“谢恩”，刚要磕头，安德海为他求情：“奴才跟主子回话，李玉明是万岁爷喜欢的人，求主子饶了他这一次。” 
　　这那里是为他求情？是火上加油，慈禧太后立即发怒，“怎么着？皇上喜欢的人，我就不能处罚？”她说：“我偏要打，打一百。” 
　　安德海不响了，神色自若地退到一边，小李在心里骂：果不其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咱们走着瞧！ 
　　就这时候，玉子悄悄拉了慈安太后一把，她原来也就打算替小李说情，因而转脸说道：“既然还要问他的话，就在这儿让他自己掌嘴好了。” 
　　这些小事，慈禧太后自然听从，点点头：“好！”她望着小李说，“你自己打吧！看你知道不知道改过？” 
　　打得轻了，就表示并无悔意，要打得重，才算真心改过。 
　　于是小李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既重且快。 
　　小李自责，安德海便在一旁为他唱数，打得快，唱得慢，小李又吃了亏，多打的算是白打。慈安太后久知安德海刁恶，但都是听人所说，这一来，却是亲眼目睹，心中十分生气，便看着他大声说道：“不用你数！”接着又对慈禧太后说：“也差不多够数儿了，算了吧！” 
　　慈禧太后这下不如刚才答得那么爽利，慢吞吞地对小李说道：“听见没有？饶你少打几下。” 
　　第一款罪算是处分过了，还有第二款罪要问。慈禧太后吩咐敬事房总管和安德海都退了出去，同时传谕：不准太监和宫女在窗外窃听。小李一看，独独还留着一个玉子，显见得要问的话，也与她有关，那就更证明了自己的推测不错，桂连的事发作了！ 
　　窗外人影，迅即消失，殿廷深邃，有什么机密要谈，再也不虞外泄，但慈禧太后却不说话，有意无意地瞟着左方，意思是要等慈安太后先开口。而她，只尽自抽着烟，那份沉寂，令人不安。小李一直以为有慈安太后挡在前面，安德海也会侧面相助，可以放心大胆，谁知安德海存着落井下石的心，现在看慈安太后似乎也没有什么担当，果真如此，可就完了！ 
　　这样想着，不由得有些发抖，微微抬头，以乞援的眼色去看玉子，她却比他要镇静些，还报眼色，示以“少安毋躁”，然后推一推慈安太后轻轻说道：“该问什么，就问吧！” 
　　“也没有什么话好问。”慈安太后考虑了好半天了，说这么一句话，是有意要把事情冲淡，“小李，你说实话，皇帝在别的地方召见过桂连没有？” 
　　全心全意在对付这件事的小李，一听就明白了，心里真是感激慈安太后，这句话问得太好了，在他看，这简直就是在为他指路。“跟两位主子回奏，奴才一年三百六十天，起码有三百五十天跟在万岁爷身边，就是偶尔奉旨出外办事，或是蒙万岁爷赏假，离开一会儿，回来也必得找人问明了，万岁爷驾幸何处，是谁跟着。奴才不敢撒谎，自己找死，确确实实，桂连除了在母后皇太后宫里，跟万岁爷递个茶什么的以外，没有别的事儿！” 
　　他这样尽力表白，语气不免过当，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说坏了。慈禧太后捉住他的漏洞驳问：“什么‘别的事’？谁问你啦？也不过随便问你一声，你就噜噜苏怂说了一大套，倒象是让人拿住了短处似地。哼，本来倒还没有什么，听你这一说，我还真不能信你的话！” 
　　小李懊丧欲死，恨不得自己再打自己两个嘴巴，为的是把好好一件事搞坏了，不过他也很见机，知道这时候不能辩白，更不能讲理，唯有连连碰头，表示接受训斥。 
　　玉子也是气得在心里发恨，但她比小李更机警，词色间丝毫不露，只定下心来在想，这就该问到自己了，可不要象小李那样，道三不着两，反倒让人抓住把柄。 
　　她料得不错，果然轮到她了。慈禧太后对她比较客气，声音柔和地问：“玉子啊，你说说倒是怎么回事儿？” 
　　她不慌不忙地走出来，斜着跪向慈禧太后，心里已经打算好了，越描越坏事，所以决定照实陈奏。 
　　“跟圣母皇太后回话，”玉子的声音极沉稳，“桂连生得很机灵，万岁爷对她挺中意的。做奴才的总得孝敬主子，万岁爷喜欢桂连，所以等万岁爷一来，奴才总叫桂连去伺候。” 
　　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慈禧太后不能不听，但也还有要问的地方：“是怎么个伺候啊？” 
　　“无非端茶拿点心什么的。有时候万岁爷在绥寿殿做功课，也是桂连伺候书桌。” 
　　“喔！”慈禧太后心想：这样子皇帝还会有心思做功课？但这话到底没有问出来，换了一句：“桂连在屋里伺候，外面呢？” 
　　小李这时嘴又痒了，抢着答了一句：“外面也总短不了有人伺候。” 
　　“谁问你啦？”慈禧太后骂道：“替我滚出去！” 
　　这就等于赦免了，小李答应一声，磕个头退出殿外。 
　　“玉子，”慈禧太后的声音越发柔和了，“我知道你挺懂事的，你可不能瞒我！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一瞒反倒不好了。” 
　　“奴才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瞒两位主子。”玉子斩钉截铁地为她自己，也为皇帝和桂连辩白：“万岁爷喜欢桂连，拉着手问问话是有的，别的，决没有！奴才决不是撒谎。” 
　　“也许你没有看见呢？” 
　　“那不会！”慈安太后接口说道：“我那一班丫头，都让玉子治服了，一举一动她都知道。” 
　　“那么，”慈禧太后对玉子点点头，表示满意：“你起来吧！” 
　　等玉子站起身来，慈禧太后提议去看看皇帝的伤势，慈安太后自然同意。于是太监、宫女一大群，簇拥着两宫太后到了养心殿西暖阁。那里的太监和首领太监张文亮，都在寝殿中照料，跪着接了驾，回奏说皇帝刚刚服了止疼活血的药睡着。 
　　“能睡得着就好！”慈安太后欣慰地说，“咱们外面坐吧，别把他吵醒了。” 
　　到了外面，慈禧太后把张文亮极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又吩咐严格约束小李。最后追究出事的责任，平日陪着皇帝“练功夫”的小太监，一共有五名，每人打二十板子，这是从轻发落，因为慈禧太后决定把皇帝伤手的事，瞒着师傅们，所以处罚不便过严，免得惹人注意。 
　　这重公案算是料理过了，对桂连跟皇帝的亲近，慈禧太后始终不能释然。从上年年底，皇帝经常逗留在长春宫，问起缘故，听安德海说起是为了桂连，她就决定要作断然处置，只以碍着慈安太后，很难措词，所以一直隐忍不言。现在事情既然挑明了，正不妨就此作个明白的表示，把桂连撵出宫去。 
　　但是，这总得有个理由。桂连似乎没有错处——桂连有没有错处，对她本人来说，无关紧要，要顾虑的是，对慈安太后得有个交代。 
　　“有了！”她自语着，想起有件事，大可作个“题目”。 
　　于是第二天在召见军机以后，慈禧太后特意问起书房的情形。这该归李鸿藻回奏，启沃圣聪，他自觉责任特重，只要两宫太后问到，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说皇帝常有神思不属的情形，功课有时好，有时坏。圣经贤传，不甚措意，对于吟咏风花雪月，倒颇为用心。 
　　这番陈奏，慈禧太后恰好用得着，退朝休息，她悄悄对慈安太后说道：“姐姐，有句话，我今天可不能不说了，这样子下去，不是回事！” 
　　见她神色肃然，慈安太后不由得诧异：“什么事啊？” 
　　“我跟你实说了吧，桂连的事，都瞒着你，我听得可多了！ 
　　皇帝才这么大岁数，不能让那么个丫头给迷惑住了！”说得好难听！慈安不由得有些皱眉，“什么事瞒着我？”她问：“你又听到了什么？” 
　　“可多了！”慈禧太后想了想说：“只说一件吧，桂连跟皇帝要了个宝石戒指，你知道不？” 
　　“这……，”慈安太后有些不信：“不会吧？” 
　　“我本来也不信，从没有这个规矩，桂连不敢这么大胆，谁知道真有那么回事。你知道，皇帝跟谁要了个戒指给她？” 
　　“谁啊？” 
　　“大公主。” 
　　这下慈安太后不能不信了，“我真不知道！”她不断摇头，显得不以为然地。 
　　“哼！”慈禧太后冷笑道：“我再跟你说了吧，桂连那么点儿大，人可是鬼得很！她拿那个戒指，当做私情表记。” 
　　“啊！”慈安太后失声而呼，不安地说：“怎么弄这些个鼓儿词上的花样？刚懂人事的男孩子最迷这一套。” 
　　“可不是吗！李鸿藻的话，就是应验。” 
　　“你是说皇帝爱做风花雪月的诗？”慈安太后紧皱着眉： 
　　“这样子下去，念书可真要分心了。” 
　　“已经分心了！”慈禧太后的神色，异常不愉，“前些日子让他念个奏折，结结巴巴，念不成句，这，怎么得了呢？” 
　　慈安太后不响，站起身来，走了几步，又回转身来，扶着椅背沉吟。 
　　慈禧太后也不作声，看出她已落入自己所安排的圈套中，落得不作表示。 
　　“我得问一问这回事儿！” 
　　“问谁啊？”慈禧太后说，“问她自己？” 
　　“不！我叫玉子问她。” 
　　“问明白了怎么着？” 
　　“真要有这回事儿，可就留不得了！” 
　　“哼！”慈禧太后又微微冷笑，“只怕问也是白问。” 
　　“不会！”慈安太后很有把握地说，“戒指的事，大概玉子也不知道，不然，定会告诉我。” 
　　“这就可想而知了！”慈禧太后说，“连玉子都不知道，那不是私情表记是什么？” 
　　“啊！我倒想起来了。如果真的有了‘私情’怎么办？那决没有再打发出去的道理！” 
　　这确是个疑问，也是个麻烦。照规矩来说，宫女如曾被雨露之恩，就决不能再放出宫去。那一来就得有封号，最起码是个“常在”或“答应”，既然如此，也就不能禁止皇帝与桂连“常在”，或者不准桂连“答应”皇帝的宣召，反倒是由暗化明，正如皇帝所愿。 
　　于是慈禧太后想了一会，徐徐说道：“就有这回事，也算不了什么！” 
　　“这不能这么说，也得替人家女孩子想一想。”慈安太后听出她有置之不理的打算，忍不住不平，“我听先帝告诉过我，康熙爷手里就有这么回事，有个宫女也就是在康熙爷十四、五岁的时候，伺候过他老人家，一直到雍正爷即位，问出来有这么个人，才给了封号。你想想，那五六十年在冷宫里的日子，是怎么个过法？” 
　　“当然罗，”慈禧太后很见机地说：“真的有那么回事，咱们也不能亏待人家。不过，我想不至于。” 
　　“好了，等我好好儿问一问再说。” 

　　　　　　　　　　　※　　　　　　　 ※　　　　　　　　 ※ 

　　慈安太后回到长春宫，顾不得先坐下来息一息，先就把玉子找来，屏人密询。问起宝石戒指的事，玉子的回答，大出她的意外。 
　　“是有这回事。” 
　　“啊！”慈安太后迫不及待地问，而且大表不满：“你怎么瞒着我不说呢？” 
　　“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奴才不敢胡乱奏报，惹主子心烦。” 
　　“还说不要紧！”慈安太后皱起了眉，显得有些烦恼，“据说桂连拿这个戒指，当做私情表记。” 
　　“这…　。”玉子不免诧异：“谁说的？” 
　　“你别问谁说的，你只说有这回事没有？” 
　　“大概不会。”玉子也有些疑疑惑惑了，“等奴才仔细去问一问桂连。” 
　　“对了！你都问清楚了来告诉我。还有，”慈安太后想了一下又说，“有一件事非弄明白不可，桂连到底在别的地方伺候过皇上没有？你…　懂我的意思吗？” 
　　玉子怎么不懂？不过这话要问桂连，却有些说不出口，见了面反倒是桂连很关切地问皇帝的伤势。 
　　“你少问吧！”玉子有些责怪她，“外面已经有许多闲话了。” 
　　“说我吗？”桂连睁大了一双眼，天真地问：“说我什么？” 
　　“说你…　，”玉子忽然想到，不妨诈她一诈，“说万岁爷叫小李偷偷儿把你带了出去，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过了一宵。” 
　　“那有这回事？”桂连气得眼圈都红了，“谁在那儿嚼舌头？” 
　　“真的没有？” 
　　“我发誓！” 
　　桂连真的要跪向窗前起誓。玉子赶紧拦住她说：“我信，我信。我再问你，皇上赏的那个戒指，你当它是什么？” 
　　“当它什么？这话我不懂。” 
　　“我是说，你可觉得皇上赏这个戒指，有什么意思在里头？”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皇帝喜欢这个人，才有珍赏。不过桂连害羞，这话说不出口，只这样答道：“这我可不知道了！” 
　　“戒指不是你跟万岁爷讨的吗？” 
　　“那是说着好玩儿的。”桂连笑道，“谁知道万岁爷真的赏下来了。” 
　　“那么你呢？”玉子毫不放松地追着问：“万岁爷赏你这个戒指，你心里不能不想一想，是怎么个想法？” 
　　这想的可多了！尤其是半夜里醒来，伸手到枕头下面，摸着那个用新棉花包裹的戒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熨贴舒服，什么忧虑都能弃在九霄云外。她总是这样在想：天下只有一位皇上，而八旗的女孩子成千上万，单单就是自己得了赏！光是这一点，就让她有独一无二，谁也比不了的骄傲与得意。然而这些话，跟玉子也是说不出口的，不过她也不愿意骗她，明明是骗不过的，偏要说假话，显得对玉子太不够意思了！所以她只是笑笑不响。 
　　看到她那掩抑不住的笑容，发亮的眼睛，以及那些莫名其原因而起的小小的动作，一会儿轻轻咬着嘴唇，一会儿乱眨一阵眼，一会儿又摸脸，又捻耳垂，仿佛那只手摆在什么地方也不合适似的神态，玉子心里在想：说她把那个戒指当作“私情表记”，这话倒真也不假。 
　　“唉！”她叹口气：“是非真多！” 
　　“怎么啦？”桂连最灵敏，一听这语气，顿时惊疑不定，脸上的笑容，消失得干干净净。 
　　看她这害怕的样，玉子却又于心不忍，摇摇头说：“跟你不相干。你不必多问，只小心一点儿好了！”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桂连急忙一把拉住：“什么事小心？ 
　　怎么小心啊？” 
　　“少乱走！少提万岁爷！还有，你把你那个戒指给我，我替你收看。” 
　　这又为的是什么？桂连越发惊疑，但她不敢再问，怕问下去还有许多她不敢听的话，就这几句话已够她想好半天的了。 
　　从桂连手里接过了戒指，玉子随即回到慈安太后那里去复命。她的回奏，跟慈禧太后所说所想的一样，那可就真的“留不得了”！ 
　　这句话是慈安太后自己所说的，说时容易做时难，她从来没有撵过宫女，尤其是这个宫女。一撵，不但桂连会哭得泪人儿似的，也伤了皇帝的心。不撵呢，还真怕皇帝会因此分心，不好好念书，这关系实在不轻！ 
　　一个人在灯下想了半天，始终觉得左右为难，委决不下。 
　　于是她重新叫人开了殿门，召玉子来商量这件事。 
　　玉子比慈安太后有决断，“看样子，不撵也不行，”她说，“西边既然有这个意思，主子把她留着，往后挑眼儿的事一定很多，桂连那日子也不好过。” 
　　“对了！”慈安太后马上被说动了，“替桂连想一想，也还是出去的好。” 
　　“桂连伺候了主子一场，也没有犯什么错，总得求主子恩典。”说着，玉子跪下来为桂连乞恩。 
　　“起来，起来！”慈安太后很快地说，“当然得好好打发她出去。” 
　　于是慈安太后决定为桂连“指婚”。一时虽不知道把她嫁给什么人，但商量好了，要挑这样一个人：年轻有出息，家世相当而有钱，婆破脾气好，免得桂连嫁过去吃苦。同时最好不在京城里，嫁得远远地，省得有人知道了，当作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令人难堪。 
　　桂连的出处倒商议停当了，但还有皇帝这一面，让他知道了怎么办？他一定会寻根问底地追索遣嫁桂连的原因，那时又何词以答？慈安太后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难题。 
　　“当然得瞒着万岁爷。”玉子答道，“就怕瞒不住。” 
　　“瞒是瞒得住的。谁要走漏了消息，我决不轻饶！看谁敢多嘴？”慈安太后又说，“可是，桂连这个人到那儿去了呢？得编一套说词，能教皇帝相信，不怎么伤心才好。” 
　　“伤心是免不了的。”玉子接口，“就说桂连得了急病，死了！万岁爷伤心也就是这一回。” 
　　慈安太后接纳了她的意见。第二天朝罢，跟慈禧太后商量，自然同意。当时召见敬事房总管太监，秘密地作了指示，让他到内务府传旨明善，为桂连找适当的婆家，密奏取旨。 
　　“这件事，当然不是三两天办得了的，得先把桂连挪出去。”慈禧太后问道：“你跟内务府商量，看挪到什么隐秘一点儿的地方？” 
　　“这样，”慈安太后深怕桂连受委屈，很快地说，“就挪到明善家。你告诉他，我说的，桂连是他家的贵客，好好儿接待。” 
　　“是！奉懿旨交下去的人，明大臣决不敢疏忽。”敬事房总管又说：“奴才请旨，桂连那儿，是不是让玉子去传谕，比较合适？” 
　　“可以。你就听我那儿的招呼，到时候把她接出去好了。另外传旨各处，不准提这件事！谁要是说一句，活活打死！” 
　　慈安太后从未说过如此严厉的话，所以敬事房总管，懔然领旨，退了出去，立即召集各宫首领太监，很郑重地交代了下去。但要太监宫女守口如瓶，就象瓷瓶摔在砖地上能不碎一样地难，所以当天就有人去告诉桂连，说她要被“撵出去了”！ 
　　这是为了什么？桂连不能相信，却不能置之度外，她心里在想，果有此事，玉子一定知道，不妨到她那里去探探口气。 
　　“嗨，你来得正好！”玉子显得特别亲热，也特别客气，从来当她小妹妹看待，总是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说话，这时却破例站起身迎接。 
　　这就是不妙的征兆！桂连不由得心一酸，眼圈便红了。 
　　“咦！怎么啦？莫非谁欺侮了你？” 
　　“我也不知道谁欺侮我，”桂连使劲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玉子姐姐，你得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太后要撵我？” 
　　一听这话，玉子就气了，“谁在那儿嚼舌头？”她神色严肃地问。 
　　“你甭管。你只说有这么一回事没有？” 
　　玉子省悟到自己错了，如果自己先就发脾气，又如何能平心静气来劝桂连？因而她定一定神答道：“事情是有的，可不是什么撵出去。两位太后的恩典，要替你找一份好好的人家，管教你嫁过去称心如意。” 
　　桂连以先入之见，认定了是被撵，所以一听她的话，就觉得胸膈之间有股气直往上冲，顾不得害羞，胀红了脸问： 
　　“这又怎么想起来的呢？总有个原因在那儿。” 
　　“咦！男大不当婚，女大不当嫁吗？” 
　　桂连心想：若说女大当嫁，你二十多了，怎么不嫁？但虽在气头上，她也知道这话说出来，就不用再打算谈下去了。 
　　因而换了句话说：“我才十四岁。” 
　　“十四岁就不能嫁吗？” 
　　这话强词夺理，桂连越发不服：“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挑上我？”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叫偏偏挑上你？” 
　　尽是这样不着边际，叫人听不进，却又驳不倒的话，桂连又受屈、又生气，真的要掉眼泪了！ 
　　“那怕让我死，总也得跟我说个缘故。现在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么多人，偏偏两位太后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她一句重一句地说：“为什么？” 
　　“嗨！”玉子正色答道，“你说这话，就算没有良心。西边的不说，光说咱们太后，待你好，可不是一天的事了！” 
　　桂连原有些自悔失言，听得玉子这一番指责，更觉无话可答。而越是如此，心中越有抑郁难宣之感，胸脯起伏着好半天，忽然横下心来，起身就走。 
　　“你怎么走了呢？”玉子一把拉住她，“我还有好些话没有说呐！” 
　　“你也不用说了。反正我就知道，总有人看我不顺眼，我让他们顺了心意就是了。” 
　　看她残泪荧然，容颜惨淡，语言中又隐隐含着决绝的意味，玉子顿时会意，同时大吃一惊，立刻放下脸来，神色严重地训斥。 
　　“你心里可放明白一点儿！你自己死不足惜，别害了你一家子！” 
　　她猜对了桂连的心思。气愤不平，打算着去跳井或者上吊，但那也不过凭一股子不顾一切的勇气，现在让玉子迎头一拦，想想不错，宫女在宫中自杀，父母一定会被治罪。这一下，立刻就泄了气了。 
　　“天底下就有那种蠢人，好好的日子不想过，自己作死！”玉子也有些生气，切齿骂道：“你倒说说，嫁出去，一夫一妻过日子，有那些儿不好？你就愿意一辈子守在那儿，”她用手往东一指，指清冷寂寞的“东六宫”，“跟那些个老妃子一样，捡些零绸子什么的，绣个荷包做双鞋，叫老太监偷偷儿的拿到外面去换零用钱？你怎么这么喜欢自己找罪受啊？” 
　　说也奇怪，这一骂反倒把桂连骂得安静了下来，坐在那里低着头不响。 
　　玉子发泄过了，气也平了，“我跟你说的可是好话。”她说，“我在宫里十年，什么惨样儿没有见过？” 
　　看桂连此时已有受教的模样，玉子不肯放过解劝的机会，拉着她一起坐在榻上，为她细说后妃的苦楚，虚荣一时，哀怨无穷！什么天家富贵，都是骗人的话，只是受了骗的人，还要自己骗自己，不肯说破，以致于他人又受了骗。 
　　“你看，丽太妃就是一个榜样！你没有见过咸丰爷在日，她是怎么个样子？我见过。”玉子摇着头说，“想想从前，看看今天，简直不能比了。” 
　　话是说得不错，可是桂连觉得她有些无的放矢，“我可没有什么痴心妄想。”她说，“你这些话跟我说不上。” 
　　“不存这些妄想最好。”玉子很欣慰地，“既然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放不下的事很多，第一就是皇帝，自己的事，他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他是怎么说？这些都是桂连想知道的，但无法开口向玉子探问。 
　　“好了，话也说明白了。你这下总该知道，不是给撵了出去，简直就是超生了。”玉子又动以家人的感情，“我敢说，你家大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喜欢得会掉眼泪。再说，两位太后一再吩咐，务必替你找一份好人家，这是‘指婚’，比平常说的媒又不同，你嫁了过去，婆家决不敢亏负你，你想那有多好？” 
　　桂连不答，但神色间明白表示出来，心神飞越，在向往家人团圆，乐叙天伦的光景了。 
　　“我在想，”玉子又款款深情地说，“明年我就出去了。从此只怕再没有进宫的日子，天天在一起的姊妹，除非梦里见面。现在总算还有你一个，而且还是你先出去。将来有了女婿，可别忘了姐姐，好歹也捎个信儿给我。” 
　　这番话把桂连说得脸红了。原是带着些戏谑，不便一本正经地谈论，只是这样用埋怨的语气问道：“倒是往那儿给你捎信啊？谁知道你在那儿？” 
　　“我有家啊！”玉子答道，“等你明天走的时候，我写个字给你。” 
　　“明天就走？”桂连失声问说。 
　　“是这样，”玉子很婉转地说，“咱们太后特别交代了，说你是内务府大臣明大人家的贵客…　。” 
　　“玉子姐姐！”桂连用很冷静，但也很固执的声音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桂连已接受劝告，话中也在作出宫的打算了，问往那里给自己捎信，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玉子决定跟她说实话。 
　　“那么，我跟你说真的吧！是要让你避开万岁爷，趁万岁爷这两天伤了手，先把你挪了出去。” 
　　桂连到此时才算真正明白，顿时脸色大变，原来皇帝对自己是如此眷注，以致于必须把自己出宫的事瞒着他！这一夜思前想后，总觉得于心不甘，皇后、贵妃的尊荣，虽不敢妄想，妃嫔的身分，将来是一定会有的。但一出宫什么都完了。如果皇帝知道了这件事，还可挽回，无奈如此迫促，不知道怎么才能见皇帝一面？ 
　　一面想，一面掉眼泪，整整一夜不曾睡着。 
　　她终于发现，这完全是枉费工夫的妄想。见不着面，只有想想别后的光景，等皇帝手伤好了，他自然会到长春宫，那时替她端茶的，也许是玉子，也许是别人，反正不会是自己。于是他会问：“桂连呢？”这话不知怎么回答他，想是编一套说词骗他。而他会不会相信，她就不知道了。 
　　她所知道的，差不多可以断定的，皇帝会伤心！想起他那白皙的额头下，那双重重压着的，难得舒展的浓眉，桂连不由得心就酸了。皇帝难得有开朗的心情，只有她最清楚，要上书房、要“坐朝”、要到这里、那里去行礼、来回到两宫太后那里问安侍膳，象个木头人儿一样，为御前大臣和太监摆布来、摆布去，还有许多礼节束缚着，象个小老头儿似的，那些好几个大人做着都嫌累的事，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仿佛把他的背都压得弯了。 
　　到这时候她才明白，为什么皇帝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才显得象个孩子？同时她也明白了每次皇帝拉着她的手时，她总愿意让他多看一会？这不是求荣希宠，只是可怜他而已。 
　　以后呢？桂连流着眼泪在想，巴望再能有个人让皇帝喜欢，可以象自己这样伺候他。然而，那个人可千万不要象自己这样，又被遣出宫去，让皇帝又伤一回心。 
　　“桂连、桂连！”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一时竟听不清楚是谁？她迷惘地朝外一望，才发觉已经大天白亮了。回想一下门外的声音，才辨出是玉子。急忙掀开帐子，趿着鞋去打开了门。 
　　“睡到这会儿！”一句话未完，玉子的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你的样儿好怕人！一定是一夜没有睡，你看你，眼睛都洼下去了。” 
　　桂连不响，也不拿镜子照一照，坐下来扶着头，什么事也不想做。 
　　“把精神打起来，别这个样子！”玉子带些感叹和羡慕的声音说：“红墙绿瓦黑阴沟，你算是放出去了。” 
　　这句话使桂连想到宫墙外面的天地。平时在家总说京城里是如何繁华热闹？一到了那里，必得舒舒畅畅逛几天，等一进宫，这些念头自然而然地都收了起来。此刻一想，不由得浮起了无限的向往之情，顿时精神一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你快收拾收拾吧！明大人家的大鞍车快来了。桂连，”玉子又说：“上头特别交代，不用上去磕头了，免得伤心。等你到了明大人那里，上头自然还有恩典。喏，这是我送你的。” 
　　说着，她从身上取出一个锦盒，塞到桂连手里。 
　　打开来一看，是玉子最心爱的一样首饰，一朵珠花，另外有张纸条，写着她家的地址，在四川成都。 
　　“玉子姐姐！”桂连不知道怎么说，眼泪滚滚而下，也不去擦拭，让它流到嘴角，掉在珠花上。 
　　“干吗这个样？有什么好伤心的！”说到最后一个字，玉子声音也哽咽了，急忙转过脸去，用手背抹掉眼泪。 
　　玉子不但自己抹掉了眼泪，也警告桂连不能哭，在宫里这是犯忌讳的，桂连当然知道。同时她也是一副争强好胜，不愿以眼泪示人的性格，所以心里尽管悲苦，也还能听从玉子的劝言，匆匆擦了把脸，让玉子帮她打好辫子，换上衣服，开始收拾行李。 
　　这时已有要好的姊妹，得到消息，赶来慰问，其实倒还是羡慕的多。当然也有人失望，打算着桂连将来能成为皇帝的宠妃，好靠她提携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正在大家七手八脚帮着她整理箱笼什物时，小李也赶了来凑热闹，男人的力气大，恰好为玉子抓差，让他帮着捆铺盖卷。小李一面使劲拿绳子勒紧，一面说道：“桂连啊，冤有头，债有主，你自己心里可要有个数！” 
　　一句话未完，为玉子喝住：“死东西，你又来胡说八道！ 
　　好好一件事，到了你嘴里就变样儿了！” 
　　“你也别骂小李。”桂连在一旁接口，“我心里有数。” 
　　“你别听他的，听他的话惹是非。”玉子又转身向那些宫女说：“都散散吧！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去！” 
　　玉子跟总管一样，她的话就是命令，于是宫女们纷纷散去，屋子里只剩下三个人。桂连真想问一问皇帝，正踌躇着不知如何启齿时，玉子又在训小李了。 
　　“桂连好好儿出宫，有了归宿，是件喜事，你何苦又来多嘴！什么‘冤有头，债有主’？你可当心你那冤家，他治得了你，你治不了他。” 
　　这是指安德海，小李冷笑一声：“走着瞧吧！” 
　　“对了，走着瞧，少开口。” 
　　“玉子姐姐！”桂连拦着她说：“别为我的事，跟小李拌嘴。” 
　　于是把安德海丢开，谈到皇帝，小李说他手伤好得多了，只是还不能上书房，对师傅们说是皇帝受了外感发烧。桂连默地听着，神思惘然，想跟小李说一句：“如果万岁爷问到我，就说我得了急病死了，来生做犬做马，报答万岁爷！”但却是怎么样也说不出口。 
　　“大概车来了，”玉子指着远远走了来的敬事房总管说，“你走吧！” 
　　说到“走”字，彼此都觉心酸，桂连拉着玉子的手，恋恋不舍，直到敬事房总管催得有些不耐烦了，她们才放手。相偕走到廊上，桂连忽然站住脚，朝慈安太后住的绥寿殿跪下，碰了个响头。 
　　慈安太后这天没有上朝，因为慈禧太后忽感不豫，所有的“起”都“撤”掉了。她的心肠软，几次想把桂连找了来，安慰她几句，终以怕桂连会淌眼泪，不忍相见，只是在殿里走来走去，等玉子来回话。 
　　“走了？”一见玉子，她这样问。 
　　“走了！”玉子低声回答。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忽然叹口气说：“她真的‘伺候’过皇上，倒又好了！” 
　　“奴才不大明白主子的意思。” 
　　“那样子不就可以留下来了吗？” 
　　原来是慈安太后舍不得桂连离去。就不知是她自己喜欢桂连呢？还是她疼爱皇帝，觉得撵走了他喜欢的一个人而心怀疚歉？或者两种心思都有？在玉子看来，桂连这样子走了最好，不过这话她不敢说，只觉得慈安太后连一个宫女都庇护不了，得听“西边”拿主意，未免忠厚得可怜。 
　　由这个念头，想到慈安太后处处退让，固然有些事是她办不了，或者秉性谦和，情愿让慈禧太后作主，可是人家硬欺压到头上来的回数也不少。一时感触，又是快要辞宫的人，觉得此时不说，将来或许有失悔的一天，所以决定要谏劝一番。 
　　“主子真正是菩萨，好说话！”她用喟叹的声音说，“有些事儿，奴才看在眼里，实在不服，不过主子心软量大，情愿吃亏，奴才又怎么敢说？说真个的，让人一步，能叫人见情，吃亏也还值得，自己这面总是让，人家那面得寸进尺，一步不饶，可也不是一回事！” 
　　慈安太后不作声，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好久，叹口气说：“不让又怎么办？跟人家争吗？” 
　　“该争的时候自然要争。” 
　　“你倒说说，那些事该争？” 
　　“名分要争！现在是两位太后，当初可不是两位皇后。” 
　　“那是她福分好，肚子争气。” 
　　“主子也不必老存着这个念头。万岁爷虽不是主子生的，主子到底是嫡母。再说，宫里谁不是这么在想，万岁爷孝顺主子，倒比亲生的还亲。” 
　　“这就是我的一点儿安慰！”慈安太后欣然答说。 
　　“话又说回来，”玉子趁势说道，“万岁爷孝顺主子，主子也得多护着万岁爷一点儿！” 
　　慈安太后的笑容，顿时收敛，定睛看着玉子，仿佛要发怒的神气，这神气一年难得见一两回，玉子倒有些害怕了。谁知她不但没有发怒，而且颇为嘉许，“你说得不错，”她深深点头，“我要多护看他一点儿。” 
　　但桂连出宫这件事，总是无可挽回的了，唯有谨慎应付。所以第二天看见皇帝到长春宫来问安，玉子便亲自递茶，同时很小心地窥伺皇帝的脸色。 
　　皇帝似乎有些困惑，不解何以不见桂连来伺候？但也没有开口问，不断注意着窗外往来的人影，坐了一会，起身辞去。 
　　坐在软轿上，他就问扶轿杠的小李：“怎么不见桂连的影子？” 
　　“桂连？”小李很轻松地说：“死了！” 
　　皇帝大惊，但三、四岁就开始学的规矩，把他拘束住了，不会张皇失措，只是在心里怀疑，急着要回到宫里，好好问一问小李。 
　　“桂连怎么死的？”到了养心殿，他问。 
　　“是急病。奴才也闹不清是什么病。” 
　　“也不去打听打听！而且也不告诉我，真正混帐，白养了你们这班废物！” 
　　一看皇帝又气急，又伤心的样子，小李双膝一弯跪了下来，“都只为万岁爷手疼，怕万岁爷心里烦，不敢奏报。” 
　　“那么，什么急病，你怎么也不去打听呢？” 
　　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错处。就算不咎既往，此刻便去“打听”，捏造“病况”来回奏，虽能搪塞一时，但皇帝如果从别人那里得知真相，问起来固可用敬事房总管传懿旨，不许泄漏实情的话来搪塞，可是皇帝一定会这样说：你帮着别人来瞒我，我要你何用？那一来立时失宠，说不定皇帝还会随便找个错，传谕敬事房打顿板子，调去当打扫茅房之类的苦差。那岂是好玩的事？别的不说，起码安德海的仇就报不成了。 
　　这样一想，小李计上心来，而皇帝已经不耐烦了，用脚踢着他的膝盖说，“怎么啦？你是哑吧？” 
　　小李听说，便把脸孔拉长，嘴一撇，眼睛挤两挤，挤出几滴眼泪，伏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皇帝大惊，而且疑虑极深，当他这副眼泪，是为桂连而洒，然则桂连一定死得很惨，所以急急喝道：“哭什么？快说！” 
　　小李一面哭，一面委委屈屈，断断续续地说：“奴才心里为难死了！不说是欺罔，奴才不能没有天良，说了，马上就是个死！” 
　　“为什么？” 
　　“母后皇太后传谕，谁要说了，活活打死！别人的话，奴才不怕，两位皇太后的懿旨，奴才不能不怕，万岁爷救不了奴才。” 
　　皇帝越发诧异，定一定神细想，第一，如果是急病死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第二，慈安太后从未说过如此严厉的话。 
　　照这样看来，内中一定有隐情。 
　　皇帝对太监的性情也很了解，叫他们办什么事都行，就是不能要他们的命。只要能够不“活活打死”，小李自然肯吐实话。所以他很沉着地说：“你别哭！我先问你一句话。” 
　　“是！”小李抹抹眼泪，把头抬了起来。 
　　“要怎么样，你才敢说实话？” 
　　“主子体恤奴才，奴才说了实话，主子装作不知道，奴才方始敢说。” 
　　皇帝有些答应不下，考虑久久，迫于情势，咬一咬牙说： 
　　“好！你说吧。” 
　　于是小李把桂连出宫的经过，细说了一遍，当然是不尽不实的，最主要的一点改变是，说她已指配给黑龙江当差的一名蓝翎侍卫，已经动身出关了。因为如果说了实话，皇帝不肯死心，就要惹出很大的麻烦。 
　　“那么，”皇帝从紧闭着的嘴唇中吐出声音来，“圣母皇太后怎么会知道，我给了桂连一个戒指？是不是小安子搬的嘴？” 
　　“万岁爷圣明。” 
　　“好！留着算总帐！”皇帝咬牙说这一句，接下来又问： 
　　“桂连呢？哭了没有？” 
　　“整整哭了一晚上。” 
　　“你怎么知道？” 
　　“桂连的两眼肿得桃儿那么大。奴才帮她拾夺行李的时候，亲眼得见。” 
　　“喔，你还帮她拾夺行李？” 
　　“是！奴才心想，桂连是万岁爷心爱的人，奴才该尽点儿心。” 
　　“你倒还有点良心。”皇帝又问，“她走的时候怎么样？” 
　　“走的时候可不敢哭。宫里的规矩不许。” 
　　“那么，”皇帝似有怏怏之意，“她就这么走了？一点都不留恋，说走就走？” 
　　这话如何回答，就有考虑了。小李在想，若要皇帝死了那条心，最好说得桂连如何绝情，但那不是皇帝爱听的话，此刻总得要想办法哄哄他，才不致有意外的麻烦出现。 
　　于是他说：“桂连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走的时候，她远远儿的朝绥寿殿碰了个响头。” 
　　“怎么？”皇帝打断他的话问，“没有给母后皇太后当面磕头？” 
　　“是！”小李答说：“母后皇太后叫玉子传谕，不必上去了，免得见了伤心。” 
　　皇帝默然。他原知道慈安太后一向喜欢桂连，临别时如此传谕，更见得她心有不忍。然则何以不说句话，把她留下来，为何事事听慈禧太后摆布？ 
　　这样想着，他对两位太后都有些怨恨，但随即自谴，起这个念头便是不孝。只是一口怨气总有些咽不下，因此这个念头也就横亘在胸中消不掉，唯有再问小李些话，借以排遣。 
　　“她…　。”皇帝总觉得桂连还该有些表示，不会这样心甘情愿地扬长出宫，可是这个想法，不知如何表达？而小李却看出来了。 
　　“桂连心里实在有许多委屈，不过说不出来，她也是争强好胜的性情，走的时候，不肯掉一滴眼泪，把个头扬得高高地，仿佛什么不在乎。其实呢…　，唉！”小李自恃得宠，居然在皇帝面前叹气。 
　　这有未尽之语，而皇帝无从想象，便紧接着他的话问： 
　　“其实怎么样呢？” 
　　“其实，她一辈子也忘不了万岁爷的恩宠。那怕头发白了，牙齿掉了，儿孙满堂，心坎儿里还有万岁爷这会儿的模样在。” 
　　小李这段话，说得“情文并茂”，皇帝大受感动，一下子想起许多诗句，也一下子懂了什么叫“情”，什么叫“恨”，什么叫“痴情”，什么叫“终生之恨”！ 
　　于是他眼眶有些发红，心里酸酸地、甜甜地、热热地，分辨不出是难受还是好过？只觉得想写点儿什么，把自己心里这份奇妙的感觉抓住了，说出来。 
　　说做就做，立刻就不自觉地开始构思，坐立不安地在殿里走来走去，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手扶着茶碗叫“拿茶”，换了热茶却又不喝。小李见这神气，大起恐慌：“万岁爷别是想偏了心思，着入魔了？”他不断这样在心中自问，却又不敢言语。 
　　到了晚上，该安置了，皇帝忽然说道：“我要做诗！”“跟万岁爷回话，”小李跪下说道：“今儿晚了，明儿再做吧！” 
　　“怕什么？明儿又不上书房。”皇帝说：“我想了半天，腹稿已经有了。” 
　　原来皇帝刚才在想诗，怪不得书呆子似的，小李这下放心了。反正做诗也是做功课，不怕“上头”责备。因而欣然伺候书案。 
　　皇帝的诗，在他这个年纪而论，算是做得过得去了。不久以前的“窗课”，倭仁出了个“松风”的题目，皇帝的结句是：“南薰能解愠，长在舜琴中”，揉合《史记》上的“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及《礼记》上的“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这两个典故。师傅们无不欣然色喜，走告传观，倭仁说是蔼德仁君之言；徐桐认为是太平有道之象，将重见尧天舜日；李鸿藻觉得皇帝能活用经史的典故，且出语见得是帝者的身分，读书确是有长进了；而最得意的是翁同和，因为做诗的功课，归他“承值”。而这位“门生天子”的诗，已经开窍了，说的是“道学话”，字面却无“道学气”，在诗的天分上来说，似乎比乾隆把“之乎者也”都搬入诗中还要高明些。 
　　五言绝句已经学会，皇帝现在正学七绝。照他原来的想法，这个题目最好做两首七律，题目就叫“无题”。但律诗要讲对仗，要用典，而风花雪月，旖旎缠绵的典故，师傅们从来没有教过，自己偷偷儿看了些在肚子里，究竟不多。因而有自知之明，做七律还不到时候，决定仿照唐诗上的宫词，做四首或者六首七绝。 
　　刚才琢磨了半天，意思大致有了，但跟小李说已有“腹稿”，却是欺人之谈，腹稿中只是些断句，得要在笔下把它联缀起来。 
　　头一句现成，皇帝提笔就写：“一别音容两渺茫。”一面写，一面念，音节倒还浏亮，但有些做挽诗的味道，自己觉得丧气，而且“别”字也不对，跟桂连又不曾话别，因而提笔把“别”字涂掉改为“去”，却又嫌“一去”两字不响，一不耐烦，索性把整句都勾掉了。 
　　“挺好的词儿嘛，”小李在旁边说，“怎么不要了呢？” 
　　“你不懂！”皇帝呵斥着，“少在我旁边噜苏！” 
　　碰了个钉子的小李退远了些。皇帝一个人又翻书，又查韵，一首诗不曾做完，只见张文亮匆匆奔了进来，喊一声： 
　　“万岁爷！” 
　　“干吗？”皇帝头也不抬地问。 
　　“母后皇太后来瞧万岁爷来了。” 
　　这一说，立刻把皇帝的诗兴打断，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慈安太后看到自己的诗，于是，一手抓着诗稿往抽屉里塞，一面向小李喊道：“快，快，把书都收起来。” 
　　“万岁爷，”小李疾趋而前，低声说道：“这么晚还做功课，母后皇太后一定会夸奖。” 
　　小李的意思，是书不必收起来。因为一收书，慈安太后一定会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请皇上安置？那时没有理由解释，侍候皇帝的人一定会挨骂。 
　　皇帝被提醒了：“好，不收。”不但不收，他自己还又拿了几本书在桌上摊开，然后跟着张文亮出殿迎接。 
　　西一长街，两行宫灯，自北冉冉南来，皇帝远远地就迎了上去，对着软轿请了个安，然后用右手扶着轿杠问道：“这么晚了，皇额娘还来？” 
　　“白天睡得多了。”慈安太后说，“说你还不曾睡，我不放心，来看创。你在干吗呀？” 
　　“我在看书。”皇帝陪笑说道，“我也是白天睡得多了。明儿又不上书房，舍不得睡。” 
　　到了养心殿东暖阁，慈安太后先去看皇帝的寝宫，找了张文亮和坐更的太监来问皇帝的起居，也交代了好些话，诸如天气渐渐炎热，当心皇帝贪凉之类的告诫。奏对完了，太监都退了出去，宫女也都在廊下伺候，屋中只剩下太后、皇帝和玉子，三个人都觉得该说什么私话，这就是时候了。 
　　慈安太后原是有所为而来的。她跟玉子商量过，桂连这件事，迟早瞒不住皇帝，与其等事情闹开来再哄着皇帝说好话，倒不如事先加以抚慰。玉子认为她的主意极好，说皇帝孝顺，能这样子办，皇帝就有委屈，也一定会仰体亲心，隐忍不言，所以极力怂恿此行。但此刻看皇帝神态如常，并无不快，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慈安太后不作声，皇帝为顾虑小李会被“活活打死”，自然也不敢先问。但想起安德海，心境却又不能平静，所以口中陪着慈安太后在说闲话，心里却一直在盘算，要不要趁今天这个机会，告安德海一状，如果要告，该怎么样才能说动慈安太后，照自己的心愿来处治安德海？ 
　　盘算好了，等闲话告一段落，他突然问道：“皇额娘，当皇上到底干点儿什么？” 
　　一句话把慈安太后问得发愣，“真是！”她大感不悦，“你的书都念到那儿去了？师傅没有教过你？” 
　　“教过。师傅们说，当皇上得要治天下，教黎民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可是靠谁来治呢？外面靠督抚，里头靠军机、各部院，最重要的是靠六叔。皇额娘，是不是这样子？” 
　　“怎么不是？你不全都明白了吗？” 
　　“有一点儿不明白。”皇帝问道：“是不是六叔说什么，就得听什么？” 
　　这话问得奇怪，慈安太后感到言外之意，十分严重，因而板着脸问：“你听了什么话来着？你六叔是贤王，这几年全亏他！你没有接手办事，就在听小人的话了。是谁在背后挑拨？断断不容！” 
　　皇帝听出慈安太后误会了，这个误会非同小可！倘或追究，一定疑心到小李头上，那无妄之灾能害他掉脑袋，所以心里着慌，急忙分辩：“没有人挑拨，我也不是说六叔不好，正好倒个过儿，六叔太好了，心太软了，什么人也不敢得罪。”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慈安太后慈爱地责备：“你今天尽说些教我听不懂的话。” 
　　看见慈安太后神色趋于缓和，皇帝算是放了一半心，定一定神，很谨慎地答道：“我再往下说，皇额娘就明白了。师傅们说，治天下最要紧的是用人，要亲贤远佞，可是谁该用，谁不该用，得要六叔请旨。有那不该用的小人，六叔做好人，不说话，那该怎么办呢？” 
　　这话问得也还在理，但必有所指，慈安太后问道：“你倒是说谁啊？” 
　　“皇额娘，您甭管是谁。就算有那么个人吧，连六叔都有点儿忌他，所以明知道他坏，不敢动他…　。” 
　　慈安太后蓦地里会意，轻声喝道：“你别往下说了！” 
　　“皇额娘明白了！”皇帝逼着问：“该怎么办哪？” 
　　慈安太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亦不能说。同时她也希望皇帝少谈此事，但这样的告诫，必不能为皇帝所乐从，因而她只是抓住儿子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这一握，在皇帝是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与鼓励。不但慈母手中的温暖，一直传到他的心头，而且也让他感到了一位太后的力量和支持！他放心了，他知道自己对安德海如有什么严厉的措施，慈安太后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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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到内务府来求见明善，屏人密谈，说是安德海已经跟他说过，奉慈禧太后懿旨，到江南公干，要带几个人走。 
　　“喔！”明善问道：“他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是传懿旨，还是来跟你商量？” 
　　“既不是传懿旨，也不是跟我商量，仿佛就是告诉我一声。” 
　　“那么，你现在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是跟我说一声呢，还是怎么着？” 
　　“太监不准出京。现在小安子胡闹，我不能不跟明大人回一声。” 
　　“好，我知道了。”明善答道，“小安子告诉你一声，你听听就是了。你现在来跟我回，我也是听听。” 
　　“这…　！”那总管太监很老实，有些莫名其妙，“明大人，”他着急地说，“这要出事的啊！一出事，吃不了兜着走，怎么行呢？” 
　　“没有什么不行！”明善看他老实，教了他一着：“小安子说奉懿旨，你就‘记档’好了！” 
　　那总管太监明白了，一记了档，将来不出事便罢，一出事就有话好说，安德海是翊坤宫的人，来传慈禧太后的懿旨，还能不遵办吗？ 
　　于是他如释重负地笑着，给明善恭恭敬敬请了个安：“多谢明大人指点。” 
　　“你懂了就行了。回宫告诉你的同事，小安子的靠山硬，少说他的闲话。” 
　　“是。我马上告诉他们，就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一点都不错。”明善又问，“他到底那一天走啊？” 
　　“挑的是七月初六。宜乎长行的好日子。” 
　　“好日子！对，对，好日子！”明善冷笑着，停了一下又问：“万岁爷知道这回事儿不？” 
　　“那倒不清楚。我没有跟万岁爷回，大概小李总会说吧！” 
　　“嗯。”明善随随便便地说：“我托你捎个信给小李，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点小玩意，进给万岁爷。” 
　　敬事房总管辞出内务府，回到宫里，第一件事就是叫小太监取过“日记档”来，把安德海的话当做“传懿旨”，据实笔录，然后坐下来细想经过。他人虽老实，却颇持重，心想太监之中，十个有九个与安德海不和，但也有些是他一党，如果自己把明善的话，跟大家一说，必定有人会去告诉他。他可能会想，说这话的意思何在？如果他聪明的话，必定会想到，这是唯恐他出京不速，显见得不怀好意。这样心生警惕，安德海必定有比较妥善的安排，甚至打销此行，而不论如何，他一定会设法报复。那一来岂非弄巧成拙，自招祸害？ 
　　想通了这其中的关键筋节，他觉得装糊涂最妙。反正只要自己将来有卸责的余地，安德海的一切，大可不管。于是他什么话都不说，只叫人把小李找来，悄悄告诉他说，明善要见他一面。 
　　“大叔，”小李问道：“明大人找我，总还有别的事吧？” 
　　“没有听说。” 
　　“那么，大叔，”小李又问：“小安子的事儿，你总知道了吧？” 
　　“我知道。”总管太监神色自若地反问一句：“咱们得尊敬主子是不是？” 
　　怎会说出这句话来？小李细想一想，明白了他的态度，连答道：“是，是！怎么能不尊敬主子？那不遭天打雷劈吗？” 
　　谈到这里，不必再多问什么。第二天一早，等皇帝上了书房，小李兴匆匆地赶到内务府求见明善。请安站起，只见明善开了保险柜，取出一具装饰极其精致的小千里镜，交到他手中说：“刚得的一个小玩意，托你进给万岁爷。” 
　　小李答应着，当时就把千里镜试了一下，明善的影子，在他眼中忽大忽小，十分好玩。 
　　“这个给你。”铮然一声，明善把一块金光闪亮的洋钱，往桌上一丢。 
　　小李大喜，笑嘻嘻地先请安道谢，然后取过金洋来看，只见上面雕着个云鬟高耸、隆鼻凹眼的“洋婆子”的脑袋，便即问道：“明大人，这是谁啊？” 
　　“是英国的女皇帝。”明善又说，“英国金洋最值钱，你好好留着玩儿，别三文不值两文的卖掉了，可惜！” 
　　“不会，不会。明大人的赏赐，我全藏着。” 
　　“我问你，”明善放低了声音问道：“小安子的事，万岁爷知道不知道？” 
　　“知道。” 
　　“万岁爷怎么说？” 
　　小李不即回答，很仔细地看了看窗外，然后伸手掌到腰际，并拢四指往前一推，同时使了个眼色。 
　　“喔，这个样！”明善想了好一会又说：“打蛇打在七寸上，要看准了！” 
　　“是，我跟万岁爷回奏。” 
　　“不，不！”明善使劲摇着手说，“你不必提我的名字，你心里有数儿就行了。我知道万岁爷少不了你。” 
　　这句话把小李恭维得飘飘欲仙，同时也助长了他的胆气，觉得他应该替皇帝拿主意。但是这个主意怎么拿？倒要请教明善。 
　　“明大人，你老看，什么时候动手啊？‘出洞’就打，还是怎么着？” 
　　这一问，明善煞费思量。他昨天回去就跟他儿子商量过——文锡的手腕圆滑，声气甚广，当夜就打听到，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就对人表示过，如果安德海胆敢违制出京，不经过山东便罢，经过山东，可要小心。以丁宝桢清刚激烈的性情来说，此言可信。而安德海如果从天津循海道南下，则又无奈他何，现在从通州沿运河走，山东是必经之路，无论如何逃不脱丁宝桢的掌握，只要疆臣一发难，军机处便有文章好做。拿这话说给小李听，自然可以使他满意，就怕他年纪轻，得意忘形泄漏出去，或者皇帝处置不善，为慈禧太后所觉察，都会惹出极大的祸事。想来想去，总觉得是不说破的好。 
　　于是他这样答道：“沉住气！这条毒蛇一出洞，又不是就此逃得没影儿了，忙什么？” 
　　看样子明善是有了打算，不过不肯说而已。小李也不便再打听，回到宫里，把那小千里镜进给皇帝，又悄悄面奏，说就怕安德海不出京，一出京便犯了死罪，随时可以把案子翻出来杀他。又说恭王和军机大臣必有办法，劝皇帝不必心急，静等事态的演变。 
　　“好！”皇帝答应了，“不过，你还得去打听，有消息随时来奏。” 
　　于是小李每天都要出宫，到安家附近用不着打听，只在那里“大酒缸”上一坐，便有许多关于安德海的新闻听到。到了七月初六那天，亲眼看见十几辆大车，从安家门前出发，男女老少，箱笼什物，浩浩荡档地向东而去。 
　　“小安子走了！” 
　　“真的走了？”皇帝还有些不信似的，“真有那么大胆子？” 
　　“小安子的胆子比天还大。”小李答道：“好威风！就象放了那一省的督抚，带着家眷上任似的。” 
　　“还有家眷？倒是些什么人哪？” 
　　小李不慌不忙地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来，“奴才怕记不清，特意抄了张单子在这儿。”接着便眼看纸上，口述人名：“有他花一百两银子买的媳妇儿马氏，有他叔叔安邦太，族弟安三，有他妹子和侄女儿——名叫拉仔，才十一岁。外带两名听差，两名老妈子。” 
　　“哼！”皇帝冷笑，“还挺阔的。” 
　　“听说到了通州，还得雇镖客。” 
　　“什么？”皇帝问道：“什么客？” 
　　“镖客。”小李接着解释镖局子和镖客这种行业，是专为保护旅客或者珍贵物品的安全：“小安子随身的行李好几十件，听说都是奇珍异宝，所以得雇镖客。” 
　　“喔！”皇帝问道，“他真的带了人到江南去做买卖？是些什么人？” 
　　“陈玉祥、李平安…　。”小李念了一串太监的名字。 
　　“这还了得？”皇帝勃然动容：“非杀了他不可！” 
　　小李想奏劝忍耐，但话到口边，突然顿住。在这一刹那，他的想法改变了，安德海一出京，罪名便已难逃，皇帝就这时候把他抓回来砍脑袋亦无不可。所以他的沉默，意味着并不反对皇帝这么做。 
　　但是，皇帝却只是一时气话，并不打算立刻动手，实际上他也还不知道如何动手。有慈禧太后在上，不容他自作主张，安德海所以有恃无恐，道理也就在此。 
　　皇帝一直到这时候才发觉，这一关不设法打破，要杀安德海还真不易。想来想去，只有跟慈安太后去商量。 
　　“皇额娘，”他说，“宫里出了新闻了！” 
　　慈安太后一听就明白，先不答他的话，向玉子努努嘴，示意她避开，然后问道：“你是说小安子？” 
　　“是！”皇帝很坚决地表示：“这件事不严办，还成什么体统？什么振饬纪纲，全是白说！” 
　　慈安太后不作声，心里盘算了好一会，始终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皇帝满意？ 
　　“皇额娘，”皇帝愤愤地说，“这事儿我可要说话了。” 
　　“你别忙！”慈安太后赶紧答道，“等我慢慢儿琢磨。” 
　　“琢磨到那一天？” 
　　“你急也没有用。”慈安太后陪着听了八年的政，疆臣办事的规矩，自然明白：“他不是说要到江南吗？两江地方也不能凭他口说要什么，便给什么，马新贻或是丁日昌，总得要请旨。等他们的折子来了再说。” 
　　这句话提醒了皇帝，他找到了症结，“折子一来，留中了怎么办？”他问，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有这样的奏折，慈禧太后一定会把它压下来。 
　　“对了！”慈安太后说，“我就是在琢磨这个。办法倒有，不知道行不行？等我试一试。” 
　　她的办法是想利用慈禧太后最近常常闹病的机会，预备提议让皇帝看奏折，一则使得慈禧太后可以节劳休养，再则让皇帝得以学习政事。慈禧太后不是常说，皇帝不小了，得要看得懂奏折？而况现在书房里又是“半功课”，昼长无事，正好让皇帝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 
　　慈禧太后深以为然，当天就传懿旨：内奏事处的“黄匣子”先送给皇帝。不过慈禧太后又怕皇帝左右的太监，会趁此机会，从中舞弊，或者泄漏了机密大事，所以指定皇帝在翊坤宫看奏折。这样，她才好亲自监督。 
　　皇帝这一喜非同小可。每天下了书房就到翊坤宫看折子，打开黄匣，第一步先找有无关于安德海的奏折？十天过去，音信杳然，皇帝有些沉不住气。 
　　“怎么回事？”他问小李，“应该到江南了吧？两江总督或是江苏巡抚，该有折报啊！” 
　　“早着呐！”小李答道：“小安子先到天津逛了两天，在天齐庙带了个和尚走。” 
　　“那儿又跑出个和尚来了？” 
　　“那和尚说要回南，小安子很大方，就带着他走了。”小李又说，“到通州雇镖客又耽误了一两天。这会儿只怕刚刚才到山东。” 
　　小李料得不错，安德海的船，那时刚循运河到德州，入山东省境。 
　　德州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安德海决定在这里停一天。两艘太平船泊在西门外，船上的龙凤旗在晚风中飘着，猎猎作响，顿时引来了好些看热闹的人，交相询问，弄不明白是什么人在内？ 
　　“大概是钦差大臣的官船。”有人这样猜测。 
　　“不对！”另一个人立刻驳他：“官船见得多了，必有官衔高脚牌，灯笼上也写得明明白白。怎么能挂龙凤旗？” 
　　“那必是宫里来的人。”有个戏迷，想起《法门寺》的情节，自觉有了妙悟，极有把握地说：“对了！一定是太后上泰山进香。” 
　　“你倒不说皇上南巡？”另一个人用讥笑的语气说，“如果是太后到泰山进香，办皇差早就忙坏了！赵大老爷也不能不来迎接。” 
　　“你知道什么？”那戏迷不服气，“不能先派人打前站？你看，”他指着船中说：“那不是老公？” 
　　“老公”是太监的尊称。既有老公，又有龙凤旗，说是太后进香的前站人员，这话讲得通，大家都接受了他的看法。 
　　“咱们还是打听一下再说。”有人指着从跳板上下来的人说。 
　　那人是安德海家的一个听差，名叫黄石魁，撇着一口京腔，大模大样地问道：“你们这儿的知州，叫什么名字？” 
　　“喔！”想要打听消息的那人，凑上去陪笑答道：“知州大老爷姓赵，官印一个新字，就叫清澜，天津人。” 
　　“你们的这位赵大老爷，官声好不好啊？” 
　　“好，汉汉很能干的。” 
　　“既然很能干，怎么会不知道钦差驾到？”黄石魁绷着脸说，“还是知道了，故意装糊涂？他是多大的前程，敢端架子！” 
　　“那一定是赵大老爷不知道。”那人大献殷勤，“等我去替你老爷找地保来，让他进城去禀报。” 
　　“不用，不用！”黄石魁摇着手说，“看他装糊涂装到什么时候？” 
　　“请问老爷，”那人怯怯地问道：“这位钦差大人，是……？” 
　　“是奉旨到江南采办龙袍。”黄石魁又说，“除非是皇太后面前一等一的红人，不然派不上这样的差使。” 
　　“是，是！请问钦差大人的尊姓？你老爷尊姓？” 
　　“我姓黄。我们钦差大人，是京里谁人不知的安二爷。闲话少说，”黄石魁问道：“这儿什么地方能买得到鸭子，要肥，越肥越好！” 
　　“有，有。我领黄老爷去。” 
　　“就托你吧！”黄石魁掏出块碎银子递了过去，“这儿是二两多银子，买四只肥鸭，多带些大葱。钱有富余，就送了你。” 
　　钱是不会有富余的，说不定还要贴上几个。那人自觉替钦差办事，是件很够面子，可以夸耀乡里的事，就倒贴几文，也心甘情愿，所以答应着接过银子，飞奔而去。 

　　　　　　　　　　　※　　　　　　　 ※　　　　　　　　 ※ 

　　这时在知州衙门的“赵大老爷”，已经得到消息，丁宝桢下了一道手令，叫德州知州赵新注意安德海的行踪。 
　　手令上说得很明白，安德海一入省境，如有不法情事，可以一面逮捕，一面禀报。因此赵新早就派出得力差役，在州治北面边境上等着，一发现那两条挂着龙凤旗的太平船，立即驰报到州。及至船泊西门，黄石魁托人去买鸭子，旁边就有人听得一清二楚，也是立刻就报到了赵新那里。 
　　“怎么叫‘不法’呢？”赵新找他的幕友和“官亲”来商议，“按说挂龙凤旗就是不法。凭这一点就能抓他吗？” 
　　“抓不得！”姓蔡的刑名老夫子，把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这个姓安的太监，当年诛肃顺的时节，立过大功，恭王都无奈其何！东翁去抓他，真正叫‘鸡蛋碰石头’！” 
　　“话是不错。”赵新问道：“对上头怎么交代？” 
　　“也没有什么不好交代，姓安的并无不法情事，连鸭子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并未骚扰地方，何可谓之‘不法’？” 
　　“不然！”有个“官亲”是赵新的远房侄子，人也很精明，“他们自己花钱买鸭子，正见得他们没有‘勘合’。” 
　　“勘合”是兵部所发，凡奉准出京的官兵，每到一个驿站，必须缴验勘合，证明身分，同时取得地方的一切供应。所以出示勘台，不但是应尽的义务，也是应享的权利，如果安德海有勘合，吃两只鸭子就不必自己花钱了。 
　　大家都觉得他的看法不错，只有蔡老夫子独持异议：“就算没有勘合，也不能证明他不法，谁敢说他没有懿旨？你又不能去问他！” 
　　赵新决定不抓安德海了，但是，“禀报总得禀报啊！” 
　　“也不行！”蔡老夫子又摇头，“丁宫保刚介自许，做事顾前不顾后，倘或根据东翁的禀报入奏，太后只说一句：一路都没有人说话，何以那赵某无事生非？东翁请想，丁宫保圣眷正隆，而且是据禀出奏，不会有处分，东翁可就做了太后的出气筒了！” 
　　这话说得很透彻，赵新深以为然，但也因此遇到了难题，这样不闻不问，虽不会得罪宫里的太后，却要得罪省里的巡抚，不怕官只怕管，得罪上司，马上就会丢官。因而赵新皱着眉在那里踱来踱去，不知何以为计？ 
　　幕友们不能眼看东家受窘，悄悄商量了半天，总算有了个结论，禀报一定要禀报的，只看用什么方式？有人提议上省面禀，蔡老夫子认为这万万使不得，倘或丁宝桢当面交代一句：把安德海抓了起来！不奉令不可，奉令办理则出了事口说无凭。那就糟得不可救药了！ 
　　“我倒有一计，”仍旧是赵新的侄子出的主意：“用‘夹单’如何？” 
　　下属谒见上司写履历用“红手本”，有所禀报用“白手本”，但有些事不便写明在手本上，譬如孝敬多少银子作寿礼之类，就另纸写明，附在手本内，称为“夹单”。夹单不具衔名，所以向来由上官随手抽存，不作为正式公文。 
　　踱了半天方步的赵新停住脚说：“我刚才琢磨了半天，把道理想通了，上头要出奏，天坍下来自有长人顶，祸福不见得与我有关。就怕不出奏，留个禀帖在那里，不晓得那天翻了出来，我非受累不可。用夹单这个主意，好就好在可以不存案。准定这么办，不过，也不必忙，这不是什么捻匪马贼到了，用不着连夜飞禀。” 
　　“东翁说得是。”蔡老夫子答道：“不妨再看看，等他们动身那一刻再禀报，也还不迟。” 
　　“对，对！送鬼出了门，就没有我们德州的事了。”赵新的侄子附和着。商量停当，各自散去。赵新总觉得还有些不放心，把他侄子和蔡老夫子找了来，提议换上便衣，悄悄到西门外去窥探一番，到底是何光景？ 
　　蔡老夫子比较持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侄少爷”年轻好奇，全力怂恿，拗不过他们叔侄，蔡老夫子也就答应了。 
　　三个人都只穿着一件纱衫，各持一把团扇，用作遮脸之用。到了西门外运河旁边，只见岸上在看热闹的，总有三、五百人之多。那天是七月二十，月亮还没有上来，岸上一片漆黑，但船上却是灯火辉煌，船窗大开，遥遥望去，舱中似乎女多于男，正在品竹调弦，玩得很热闹。 
　　“怎么，还弄了班女戏子？” 
　　赵新刚问得一声，一阵风过，果然听得弦索叮咚，只是他怕人发觉真面目，站得太远，听不真，看不清，便叫他侄子去细看一看。 
　　挤到人丛前面一看，非常好玩，八个浓妆艳抹，二十来岁的女子，团团坐着，有的弹琵琶，有的拉胡琴，有的吹笛子。一样乐器，两个人伺候，弹琵琶的自己只用右手轻拢慢捻，另有个人替她按弦，那个人一手按弦，另一只手又拉着自己的胡琴，又有另一个人替她按弦。这样交错为用，居然并未纠缠不清。把岸上的人都看得傻了。 
　　赵新的侄子，却是另外有所瞩目，看到上首正中坐着个太监，二十来岁，生得白白净净，一张带些女人气的脸，另有些男女老少，围坐在他左右。心想这就是安德海了，看样子不象个坏人，怎会如此胆大妄为？ 
　　“你瞧见没有？”他听见旁边有人指着船上说：“那里挂着件龙袍！” 
　　“对了，看见了。” 
　　“听船下的人说，明天是安二爷生日，要让大家给龙袍磕头。” 
　　“这是什么规矩？”有人在问：“老公生日，给龙袍磕头干什么？” 
　　“就是啊，我也奇怪。一问，据说安二爷是这么说的：你们大家替我拜生日不敢当。为人总要不忘本，我有今天，全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你们朝龙袍磕头行礼，也算替我尽了孝心了。” 
　　这算什么礼数？无非挟龙袍以自重而已！赵新的侄子想，这就是大大的不法！于是赶紧又挤了出去，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赵新。 
　　“那两个人伺候一件乐器的玩意，叫‘八音联欢’，现在少见了。”蔡老夫子说。 
　　什么“八音联欢”，都是闲话。赵新心里在想，看这样子，安德海出京，到底奉了旨没有？着实难说。于今只巴望他不生是非，早早离境，否则这场麻烦不小。所以回到衙门，立即找了捕快来，吩咐一面监视那两条太平船，一面在暗中保护，如果安德海手下的人，与当地百姓发生了什么纠纷，务必排解弹压，不要闹出事来。 
　　第二天一早，派去监视的人，回来报告，说安德海的船走了。所报的情形与赵新昨夜所见，又自不同。船上有两面大旗，一面写着“奉旨钦差”，一面写着“采办龙袍”，两面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画的是一个太阳，太阳下面一只乌鸦，这只乌鸦样子特别，是三只脚。 
　　“啊呀！”赵新失声说道：“只怕真的是奉懿旨的钦差了！” 
　　“这……，”蔡老夫子不解地问道：“东翁何所见？” 
　　赵新是举人出身，肚子里有些墨水，“老夫子，”他说：“《春秋》上有句话，叫做‘日中有三足乌’，你记不记得？” 
　　蔡老夫子细想了一会，想到了：“啊，啊，原来是这么个出典！” 
　　“还有个出典。”赵新吩咐他侄子，“你把《史记》取来。” 
　　取来《史记》，翻到《司马相如传》，赵新指着一处给蔡老夫子看：“幸有三足乌为之使”，下面的注解是：“三足乌，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 
　　“看见没有？”赵新很得意地说，“这就很明白了，‘为之使’者钦差，‘西王母’者西太后也！” 
　　“还有这样深奥贴切的出典，”赵新的侄子笑道：“看来他倒是经高人指点过的。” 
　　腹笥是赵新宽，脑筋却是办刑名的蔡老夫子清楚，当时冷笑一声：“哼，一点不高！就凭这只三只脚乌鸦，此人就罪无可逭了！” 
　　赵新一愣：“这是怎么说？” 
　　蔡老夫子看一看周围，把赵新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东翁请想，为‘西王母取食’，不就是说，奉西太后的懿旨来打秋风，来搜括吗？明朝万历年间这种事很多，本朝那里有这种事？就算有其事，如何可以挂出幌子来？诬罔圣母，该当何罪？真正是俗语说的，要‘满门抄斩’了！” 
　　“啊！老夫子，”赵新兜头一揖，心悦诚服地说：“你比我高明。照此看来，他这个钦差还是假的。慈禧太后十分精明，就算教他出来打秋风，决不会教他把幌子挂出来。明明是安德海的招摇。” 
　　“东翁见得是。事不宜迟，赶快禀报。这面小旗比那些龙凤旗更关紧要。现在不必用夹单了，用正式禀帖，三足乌这件事一定要叙在里头。不过不必解释，丁宫保翰林出身，幕府里名士又多，一看就懂，一懂就非杀安德海不可！杀了还要教慈禧太后见情，因为这是替‘西王母’辨诬。” 
　　赵新自然受教，当时就由蔡老夫子动笔，写了一个禀帖，即时交驿站递到省城。 
　　安德海却是懵然不知，拜过龙袍，吃过寿面，过了他自出娘胎以来最得意的一个生日，然后扬帆南下，当天到了直隶的故城县。由此往西的一段运河，出名的弯曲，本地人称为“三弯三望”，十里路走了一天，到达了一个极大的镇甸，名叫郑家口，两岸都是人家，防捻军的圩子高得跟城墙一样，也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 
　　泊舟吃饭，安德海刚端起酒杯，只见黄石魁走来说道： 
　　“二爷，果不其然，到临清就过不去了。” 
　　过不去是因为运河水浅。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神龙掉尾”，由南甩到北，在寿张、东河之间，冲断了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原靠汶水挹注，自从分成两截，汶水到不了北运河，而黄河挟泥沙灌入，以致河床日久淤积，只有春夏间水涨时，可通轻舟。最近天旱水涸，从临清到张秋这一段河道，成了只有尺把水的阴沟了。 
　　“那就起旱吧！”安德海说：“除了‘逛二闸’，我从来就没有坐过船，还真嫌它气闷。” 
　　他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黄石魁却上了心事。这么多人，这么多行李，从京里到通州，陆础续续忙了两三天才走完，这时一下子要找二、三十辆大车，着实吃力。 
　　“怎么啦？”安德海不解地问。 
　　黄石魁不即答话，转脸看着他的一个同事问：“你看呢？” 
　　这个人小名叫田儿，也是安家的听差，他是山东人，所以黄石魁向他问计。但田儿也是皱着眉，苦着脸，想了好一会才说：“要能‘抓差’就好了。” 
　　“为什么不能抓？”安德海立即接口，声音很大，显得有些生气似的，“你们俩就是我的‘前站官’！” 
　　“对！”有个太监李平安说：“你们俩就照二爷的吩咐去办。” 
　　看样子不办不行，同时也怕一时办不好，安德海会生气，因而黄石魁出了个主意：“这样吧，船还是照样走，咱们到临清起旱。我跟田儿沿路抓车，抓到了在临清等。” 
　　“这倒可以。”安德海点点头。 
　　黄石魁还要说什么，田儿悄悄拉了他一把，于是两个人走到船头上去密密商议，田儿埋怨他说：“你也不弄弄清楚，随便就答应了下来。这个差使麻烦得很，弄不好会闯大祸！” 
　　黄石魁吓一大跳，急急问道：“闯什么祸？” 
　　“你只看这个，”田儿指着圩子说，“就知道这里的老百姓不好惹。散兵游勇如果不安分，不是给活埋了，就是砸碎脑袋，扔在河里。” 
　　黄石魁越发心惊，但也有些不信：“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 
　　“哼！”田儿冷笑道：“这还算好的，离临清四十里地的油房镇，去年一下子就杀了六、七百官兵。” 
　　越说越玄了，黄石魁疑心他有意吓人，便故意问一句：“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差使已经揽下来了，也容不得你打退堂鼓！” 
　　田儿愣了好一会，无可奈何地答道：“也只好往前闯了。 
　　不过得找那五个镖手一起去。” 
　　“这个主意不错，就算摆样子也用得着。”黄石魁说了这一句，转身又回中舱去作商量。 
　　安德海还没有表示，随行的有个六十岁的老太监郝长瑞，先就面有难色。黄石魁心里明白，他们带着许多珠宝，需要保护，镖手一走，放不下心。 
　　“你老看，”黄石魁指着岸上的圩寨说，“这一带家家有火枪，地方最平静不过。而且挂着‘钦差’的旗子，谁瞎了眼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 
　　“对！”安德海深以为然，断然作了决定，“你们把老韩他们带去好了。” 
　　老韩叫韩宝清，是他们五名镖手的头脑。当黄石魁去雇他们保镖时，他就提出疑问，说既是奉旨出京，沿途自有官兵护送，何用雇人保镖？黄石魁笑而不答，只拿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交了过去。每人二百两银子的酬劳，算是很优厚的，而且保的是不起眼的“暗镖”。谁也不会想到，太监会带上那么些值钱的细软，决不会出事，因此，是不是真的奉旨，也就不必去管他了。 
　　由于有这样的默契，所以黄石魁和田儿冒充“前站官”去抓车，韩宝清也就不以为怪，好在抓车还是“给官价”，麻烦不大。那五名镖手的主要用处，是对付关卡上的小官儿，如果有人表示怀疑，想盘问底细，韩宝清便领着他的同事，一拥而上，揎臂握拳，作出预备揍人的样子，这一下便能把对方吓得缩项噤声，放他们扬长而去。 
　　一路走，一路抓，抓了有二十多辆大车，声势浩荡地直奔临清南湾，等安德海一到，舍舟登岸，打发走了那些“女戏子”，还有三十多人，坐车沿着干涸的运河南下。 

　　　　　　　　　　　※　　　　　　　 ※　　　　　　　　 ※ 

　　这时在济南的丁宝桢，已经接到了赵新的密禀，处置的办法，跟幕中名士，早已商量妥当。一看安德海入网，双管齐下，一面拜折，一面缉拿。缉拿的原因很简单：有安姓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他的幕友，在叙引赵新的原禀之后，用连慈安太后都可以看得懂的浅近文字禀道： 
　　“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应采办，但须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即该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亦决不能听其任意游行，漫无稽考。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似此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现尚无骚扰撞骗之事，而或系假冒差使，或系捏词私出，真伪不辨。臣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现已密饬署东昌府知府程绳武，暨署济宁州知州王锡麟，一体跟踪，查拿解省，由臣亲审，请旨遵行。” 
　　用仅次于紧急军报的“四百里”驿递，拜发了奏折以后，丁宝桢立刻又用快马分下密札，其中一通送聊城，给东昌府署理知府程绳武，命令他马上抓安德海。 
　　程绳武字小泉，是江苏常州人，剿捻时正当山东单县知县，因为守城有功，保升到道员。但军功所得的功名，过于浮滥，所以道员的班子，仅得署理东昌知府，有山东第一能吏之称。 
　　能员之能，就在什么棘手的差使，都能办得妥妥帖帖、漂漂亮亮。未接巡抚密札以前，他就已得到安德海起早南下的消息，大车二十余辆，随从三十余人，一个个横眉怒目，歪着脖子说话，就知道不大好惹，所以只派人跟在后面，秘密监视，把他送出东昌府，便算了事。 
　　等接到巡抚的密札，他第一个就去找驻扎东昌府的总兵王心安。此人是湖北襄阳人，曾当过多隆阿的部下，后来在胡林翼那里，调到山东为那时的巡抚阎敬铭所赏识，以后丁宝桢继阎敬铭的遗缺，对他倚重如故。李鸿章剿捻时，淮军跋扈异常，丁宝桢和王心安的所谓“东军”，受尽了李鸿章和淮军的气。淮军大将刘铭传的部队，现在由他的侄子刘盛藻带领驻张秋，所以丁宝桢让王心安驻东昌，彼此隔了开来，才可以相安无事。 
　　“治平大哥，”程绳武向王心安说，“宫保下令，不能不办，办也不难，但只要有句闲话落在外面，我这趟差使就算办砸了。” 
　　“你凡事都有个说法。”王心安笑道，“你说你的，我听着。” 
　　“第一、安德海到底是不是奉了懿旨，实在难说得很。宫保清刚勤敏，圣眷正隆，我做属下的，无论如何不能替他闯祸，这件案子一出奏，面子上是一定好看的，但西太后心里是怎么个想法，不能不顾虑。” 
　　“这话说得透彻。”王心安问：“你总还有第二吧？” 
　　“不但有第二，还有第三。”程绳武说，“第二是我爱惜你的威名，不想请你派兵抓太监。” 
　　“承情之至。”王心安又拱手、又摇手，“出队抓太监，真正是胜之不武，一传出去，刘省三他们还不当做笑话讲？” 
　　程绳武不愿动用王心安的军队，又怕王心安心里不舒服，一番招呼打过，反教王心安见情，这就是能吏之能。这时便接着又说：“不能仰仗麾下，于是就有第三，安德海的镖手不少，要抓他未必肯就范，两下动手，必有死伤。传了出去，人家说一声：程某人连个太监都治不了！这个面子我丢不起。” 
　　“你与众不同，人家不算丢面子的事，在你就算丢面子了。 
　　那么，你现在是怎么个打算呢？” 
　　“我的打算是宁愿智取，不必力敌。我自己带小队跟了下去，见机行事。今天来跟治平大哥商量的是，好不好借我几支短枪？” 
　　“那还用得着‘商量’二字？你要多少，派人来说一声，我还能不给吗？” 
　　其实，程绳武有自己的亲兵小队，一共二十多人，每人一支火力其强的“后膛七响”。他特意跟王心安借枪是有意套亲近，当时写了张借枪八支的字据，面交王心安。等他回到衙门，已有一名把总将枪送到，额外有两百发“子药”，说明是王心安所奉送。程绳武派人点收，厚犒来使。然后查问安德海的行踪。 
　　“已经打过尖，走了。”为他带领亲兵的一名姓余的千总告诉他。 
　　“出东门，还是出南门？”程绳武问。 
　　“出东门。” 
　　由东昌府南下有两条路，出南门是走阳谷、郓城。出东门则又有两条路，一条是正东，经平阴、肥城到泰安，折而往南，为自古以来的南北通衢，一条是东南，由东阿、东平、汶上，经兖州入江苏。不知道安德海走的是那一条？“大人！”跃跃欲试的余千总问道：“是不是要抓那一帮太监？” 
　　程绳武微微一惊，要逮捕安德海是个绝大的机密，如何消息已经外泄？但他深有经验，已泄漏的机密，越是重视，传播得越快，最好的办法是淡然处之，因而他用信口答话的语气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如果不是，就该护送他出境，倘或是——是要抓这一帮太监，杀鸡焉用牛刀，今天夜里就可以一网打尽。” 
　　“喔！”程绳武的脸色变得很“正经”了，他觉得这个余千总，不能视之为老粗，便有意跟他作个商量，于是问道：“护送是大可不必。我先问你，你怎么知道要抓这帮太监？” 
　　“有人从济南来说——很靠得住的一个人，说宫保大发雷霆，非抓这个人不可。” 
　　“那个人？”程绳武的话声十分峭急。 
　　“是，是个姓安的总管太监，说是太后面前的红人。” 
　　程绳武不答话，只点头。过了好一会才说：“不必护送，也不必抓他，不过差使比抓还难，我不知道你办得了办不了？” 
　　这是激将法，余千总当然要上当，满脸不服地说：“大人的差使还没有派下来，如何就说人办不了？” 
　　“别人办不了，你当然能办。”程绳武慢条斯理地说：“他们中午在这里打的尖，今晚必宿桐城驿，由此分途，所以要到明天，才知道他们是投正东，还是往阳谷？你今夜就走，把他们的行踪打听清楚，连夜赶回来告诉我。” 
　　“是！”余千总答道，“我马上就走，明天天一亮一定赶回来禀报大人。” 
　　“好！”程绳武又问：“你是怎么样子去打听？” 
　　余千总想了想答道：“我不带人。就我自己，换上便衣，到桐城驿一问那些脚伕就知道了。等打听清楚，即时回来，大人明日起身，就有确实消息听见。” 
　　“就这么说。等事情完了，我保你换顶戴，不然就托王总兵给你补实缺。你快走吧！明天一早，我等你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消息果然来了，安德海是往东阿的这条路走。程绳武是早就准备好的，穿便衣、戴凉笠，带着十几个人追了下去，临行之前，先上一通密禀，说明情况。 
　　在烈日下跟踪了两天，突然发觉安德海的行程变了，由汶上县动身，本应直下兖州，却折而往东到了宁阳，又往北走。程绳武派人去一打听，才知道安德海兴致不浅，要迂道去一游泰山，再由泰安南下。 
　　就这时候，王心安奉到丁宝桢的命令，带着一小队人，赶了下来，追着程绳武，彼此商量。照王心安的意思，就要动手，而程绳武依然力主慎重，说泰安知县何毓福极其能干，一定有办法可以“智取”。否则就等安德海从泰山下来，派兵拦截，也还不迟。 
　　王心安同意了他的办法，秘密商量了一番，特为遣派余千总，持着程绳武的亲笔信，抢先到了泰安。等安德海的车队一到，天色将晚，进了南关，先投客店。最大的一家，字号叫做“义兴”，巧得很，正有两个大院子空着，等安德海歇了下来，刚刚掸土洗脸，坐着在喝茶，黄石魁进来告诉他说： 
　　“泰安县派了人来。见不见他？” 
　　一路都不大有人理，不想这里与众不同，安德海似乎很高兴，“见，见！”他说：“怎么不见？” 
　　于是领进来一个穿蓝布大褂、戴红缨帽的“底下人”，向安德海请了安，自己报名：“小的叫张升，敝上特为叫张升来给安钦差请安。敝上说，本来该亲自来迎接的，因为未奉到公事，不敢冒昧，不过晓得安钦差是奉太后差遣，也不敢失礼。”说着，打开随身携来的拜匣，取出一张名帖，双手捧上。 
　　“喔！”安德海看了看名帖，“原来是何大老爷！” 
　　“是！”张升说道，“敝上叫张升来请示，敝上备了一桌席，给安钦差接风，想屈驾请过去。如果不便，就把席送过来。” 
　　这是有意带些激将的意味，安德海一听就说：“没有什么不便！既然贵上知道我的身分，倒不能不叨扰他一顿。” 
　　“是！安钦差赏脸。”张升请了个安说，“还有几位老爷，也请一起过去。” 
　　“好！你等一等。” 
　　于是安德海找人来商量了一下，决定带着陈玉祥、李平安，一起赴席，黄石魁随行伺候。由张升带路，坐车直奔泰安县衙门。请到花厅，张升退了出去，另有个听差，拿个托盘，捧来三杯茶——不是什么待客的盖碗茶，安德海一看，脸色就变了。 
　　“黄石魁，黄石魁！”他大声喊着。 
　　外面没有回音，黄石魁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安德海亲自走到廊下来看，只见回廊上、假山边，影影绰绰好几条人影。 
　　“怎么回事？”陈玉祥赶了过来，小声问说。 
　　“岂有此理！”安德海发脾气骂道：“这算是什么花样？”“别是…　。”陈玉祥刚说了两个字，便有人拉了他一把，回身看时，是李平安在向他摇手。 
　　彼此面面相觑，好半天，安德海才说了句：“沉住气！” 
　　所谓“沉住气”实在是束手无策。很显然地，安德海此时最要紧的是，依旧摆“钦差”的架子唬人，所以拉起京腔，大发牢骚。但陈玉祥、李平安却真是吓坏了，一见有人持烛进来，赶紧上去抓住他的手问道：“何大老爷说请我们吃饭，怎么人面不见？” 
　　那听差皮笑肉不笑地答道：“总快出来了吧！”说着，把蜡烛放在桌上，管自己退了出去。 
　　“你们少说话！”安德海板着脸说，“凡事有我。” 
　　教太监不说话是件很难的事，陈、李两人到底忍不住了，躲在一边，悄悄低语，不时听得怨恨之声。这当然会把安德海搞得很烦，在花厅砖地上来回走着，一有响动，便朝外看，当是何毓福到了。 
　　何毓福终于到了，他在等着程绳武和王心安商量处置办法。“义兴”栈那两座大院子，原是特意命店家腾出来的，一入陷阱，往外封住，加以“蛇无头不行”，那些镖手不敢自讨没趣，乖乖地守在院子里，不敢胡乱行走。等处置好了这些人，程、王二人也到了。就在“义兴”栈商量停当，程绳武仍回东昌，王心安分一半人驻守“义兴”栈，他自己带着另一半，护送安德海到济南。 
　　于是何毓福赶回县衙门，一进花厅便抱拳说道：“失迎，失迎！东城出了盗案，不能不赶了去料理。以致说给安钦差接风，变成口惠而实不至。”他接着便大喊一声：“来啊！” 
　　还是那持烛的听差，对主人态度自然大不相同，进了门垂手站着，听候吩咐。 
　　“快摆酒！”他说，“只怕钦差已经饿了，看厨房里有什么现成的点心，先端来请贵客用。” 
　　“喳！”那听差答应着，退出去时，还给“贵客”请了个安。 
　　这一下搞得安德海糊里糊涂，不辨吉凶。反正伸手不打笑脸人，替陈玉祥、李平安引见以后，坐下来跟何毓福寒暄，先是请教功名，然后便说如何奉慈禧太后懿旨，到苏州采办龙袍，接下来大谈宫内的情形，自然都是外面听不到的秘辛。 
　　谈了一会，席面铺设好了，听差来请主客入座。安德海大概心里还有些嘀咕，酒也不敢多饮，怕醉后失言，陈玉祥和李平安却是没脑子的人，看何毓福的态度，疑虑一空，开怀畅饮。 
　　“老爷！”听差走来向何毓福说道，“省里有人来。” 
　　“谁啊？” 
　　“是抚台衙门的‘戈什哈’。说有紧要公事，跟老爷面回。” 
　　“喔！”何毓福说道：“安钦差不是外人，你把他请进来。” 
　　王心安的卫士所扮的戈什哈，进来行了礼，拿出一封程绳武所写的信，递了上去，何毓福匆匆看完，随即扬脸说道： 
　　“安钦差，得请你连夜上省。” 
　　安德海脸色一变，强作镇静地问道：“怎么啦？” 
　　“省里送信来，说内务府派了人来，有要紧话要跟你当面说。” 
　　安德海和陈、李二人的脸色，都不再是那么又青又白地难看了，“必是京里有什么消息。”陈玉祥自作聪明地说。 
　　“当然是传消息来！”安德海微微瞪了他一眼，示意他少开口，自己又接着自己的话说：“必是两位太后，传办物件。 
　　不知道信上说明了没有，是内务府那一位？” 
　　“你看！”何毓福把信递了过去。 
　　他接信一看，上面写的是： 
　　“分行东昌府、泰安州、济宁州暨所属各县：顷以内务府造办处司官，驰驿到省，言有要公与出京采办钦使面洽。奉宪台面谕：飞传本省各县，转知其本人，并迅即护送到省。毋忽！合函录谕转知，请惠予照办为盼。” 
　　下面盖着一个条戳，字迹模糊不清，细看才知是“山东巡抚衙门文案处”九字。 
　　“信上催得很紧，当然也不争在这一晚。”何毓福说：“安钦差尽管宽饮，等明天我备车送你去。” 
　　“不！”安德海虽是沉着，但很重视其事的神情，“还是今夜就走的好。白天坐车，又热，灰沙又多，实在受不了。” 
　　“悉听尊意，我马上叫他们预备。” 
　　于是把听差找了来，当面吩咐备车，车要干净，马要精壮，反复叮咛着，显得把安德海真的奉为上宾。 
　　“你们俩呢？”安德海问他的同伴，“也跟我走一趟济南，去逛一逛大明湖吧？” 
　　听他有邀陈、李作伴的意思，何毓福便怂恿着他们说：“一交了秋，济南可是太好了，‘一城山色半城湖’。两位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机会为什么不去逛一逛？” 
　　“好啊！”陈玉祥向李平安说：“咱们跟着二爷走。”“那么，”何毓福紧接着说，“回头就从这儿走吧。安钦差也不必回店了，我会派人去通知。”他看着安德海问：“有什么话要交代？我一定给说到。” 
　　安德海有些踌躇，照理应该回去一趟，但想想回去也没有什么话，无非说要到济南一行，很快就会回来。就这样一句话，托何大老爷转达也是一样。 
　　于是他说：“没有别的话，就说我三两天就回来。” 
　　“是了，我马上派人去通知。” 
　　“劳驾，劳驾！”安德海放下酒杯说，“请赏饭吧！”吃完饭，安德海又改了主意，“不必麻烦了。”他说，“我还是自己回店去一趟。” 
　　一回店，底蕴便尽皆泄露，何毓福是早就筹划妥当的，毫不迟疑地答说：“都听安钦差的意思。回头上了车，先到南关弯一弯，也很方便。” 
　　等上了车，先是往南而去，然后左一转，右一转，让安德海迷失了方向。八月初二没有月亮，夜色沉沉，不易辨认东西南北。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车子已经出城了。 
　　“喂，喂！”他在车中喊道：“停一下，停一下！” 
　　不喊还好，一喊，那御者扬起长鞭，“刷”地一响，拉车的马泼开四蹄，往前直冲，跑得更快了。接着，听得蹄声杂沓，有一队人马，擎着火把，从后面赶了上来，夹护着马车，往西而去。 

　　　　　　　　　　　※　　　　　　　 ※　　　　　　　　 ※ 

　　初秋气爽，正是“放夜站”的天气，而且大乱已平，百业复苏，所以这条路上，晚上亦是商旅不绝，一望见灯笼火把，军队夹护，都当是什么显宦，不知因为什么要公，星夜急驰，谁也没有想到是丁宫保捉“钦差”。 
　　天一亮，名城在望，王心安一马当先，直入南门，要投巡抚衙门。这个衙门很有名，原是前明洪武年间所建的齐王府，其中许多地方，沿用旧名，二堂与上房分界之处，就叫“宫门口”。因此，“宫保”亦几乎成了山东巡抚专用的别称。巡抚恩赏了“太子少保”的“宫衔”，都可称为宫保，不过总不如有宫衔的山东巡抚，唤作宫保来得贴切。 
　　丁宫保已经在半夜里接到程绳武专差送来的密禀，知道安德海将在泰安落网，计算途程只百把里路，一早可到，所以早就交代抚标中军的绪参将，派人在南门守候，等王心安把安德海押到，立即带着他去见丁宝桢。 
　　王心安是丁宝桢的爱将，特假词色，亲自站在签押房廊前迎候，等他一进“宫门口”，先就喊道：“治平，你辛苦了！” 
　　总兵巡抚品级相同，但巡抚照例挂兵部侍郎的衔，以便于节制全省武官。因而王心安以属员见“堂官”的礼节，疾趋数步，一足下跪，一手下垂请了个安说：“心安跟大人交差。” 
　　“人呢？”丁宝桢一面说，一面往里走，“进屋来谈。” 
　　“一共四个人，安德海，一陈一李两个太监，还有个安德海的跟班。都交给绪参将了。” 
　　接着是绪参将来回禀，说把那四个人看管在辕门口，请示在何处亲审？ 
　　“不忙！”丁宝桢说，“等我先听一听经过情形。” 
　　于是王心安尽其所知，细细陈述。谈到一半，听差来报，泰安县知县何毓福赶来禀见，随身带着一只箱子，是安德海的最要紧的一件行李。 
　　“请进来，请进来。” 
　　连人带箱子一起到了签押房，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是簇新的一件龙袍和一挂翡翠朝珠。 
　　“该死！”丁宝桢这样骂了一句，“真的把宫里的龙袍偷出来招摇。这挂朝珠也是御用之物，疏忽不得。”他向绪参将说，“加上封条，送交藩司收存。” 
　　这就该提审了。丁宝桢吩咐把文案请了来，说明经过，邀请陪审，有个文案看了看他的同事说：“我们还是回避的好！” 
　　“是，是！理当回避，请宫保密审吧！” 
　　这一说，丁宝桢明白了，他们是怕安德海在口供中，难免泄漏宫禁秘密，不宜为外人所闻。便点沣头说：“既如此，我回头再跟各位奉商。” 
　　“大人，”何毓福站起来说，“我先跟大人告假，回头来听吩咐！” 
　　“好！你一夜奔波，先请休息。午间我奉屈小酌，还有事商量。”丁宝桢说到这里，拉住王心安的手，“你别走！” 
　　于是，只剩下王心安一个人，在抚署西花厅陪着丁宝桢密审安德海。 
　　绪参将说把安德海看管在辕门口，其实是奉为上宾，招呼得极其周到，只是行动不能自由而已。等丁宝桢传令提审，绪参将亲自带人戒备，从辕门到二堂西面的花厅，密布亲兵，断绝交通，然后把安德海“请”了进去。 
　　他很沉着，也很傲慢，微微带着冷笑，大有“擒虎容易纵虎难”，要看丁宝桢如何收场的意味。同时也仿佛有意要摔一番气派，那几步路走得比亲王、中堂还安详，橐橐靴声，方步十足，威严中显得潇洒自如，真不愧是在宫里见过世面的。 
　　“安德海提到！”在丁宝桢面前，绪参将又另有一种态度，掀开帘子，这样大声禀报。 
　　“叫他进来！” 
　　由听差打起帘子，安德海微微低头，进屋一站，既不请安，也不开口，傲然兀立。 
　　王心安忍不住了，怒声叱斥：“过来！你也不过是个蓝翎太监，见了丁大人，怎么不行礼？谁教你的规矩？” 
　　“原来是丁大人。”安德海相当勉强地让步，走过来垂手请了个安。 
　　丁宝桢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方始用他那口一板一眼的贵州口音问道：“你就是安德海？” 
　　“是的。我是安德海。” 
　　“那里人哪？” 
　　“直隶青县。” 
　　“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二十六岁。” 
　　“你才二十六岁，”丁宝桢说，“气派倒不小啊！” 
　　“气派不敢说。不过我十八岁就办过大事。” 
　　那是指“辛酉政变”，安德海奉命行“苦肉计”，被责回京，暗中与恭王通消息那件“大事”。丁宝桢当然明白，却不便理他，只问：“你既是太监，怎么不在宫里当差，出京来干什么？” 
　　安德海念着那两面旗子上的字作答：“奉旨钦差，采办龙袍。” 
　　“采办龙袍？”丁宝桢问，“是两宫太后的龙袍，还是皇上的龙袍？” 
　　“都有！”安德海振振有词地答道：“大婚典礼，已经在筹办了。平常人家办喜事，全家大小都得制一两件新衣服，何况是皇上大喜的日子？” 
　　“你说得有理！不过，我倒不明白，你是奉谁的旨？” 
　　“是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 
　　“既奉懿旨，必有明发上谕，怎么我不知道？” 
　　“丁大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安德海很轻松地答道： 
　　“那得问军机。” 
　　“哼！”丁宝桢冷笑，“少不得要请问军机。你把你的勘合拿出来看创！” 
　　安德海的脸色变了，“又不是兵部派我的差使，”他嘴还很硬，“那里来的勘合？” 
　　“没有勘合不行！”丁宝桢直摇头，仿佛有些蛮不讲理似的。 
　　安德海软下来了，“丁大人，”他说，“你老听我说。” 
　　“你有啥子好说的？尽管说嘛！”丁宝桢又补了一句：“总要说得象话才行。” 
　　“丁大人！”安德海双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之状，“这就说不到一处了。我说奉了懿旨，你老跟我要兵部勘合。这是两码事嘛！” 
　　“怎样叫两码事？你归内务府管，譬如内务府的官员出京办事，难道就象你这个样，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只凭你一句话？” 
　　“这……，丁大人，我说句不怕你老生气的话，你老出了翰林院，就在外省，京里的情形不熟悉。”安德海把脸仰了起来，说话的神气，显得趾高气扬，“内务府的人，不一定能当内廷差使，就是内廷差使，也还有讲究，有‘内廷行走’，有‘御前行走’。不奉圣旨，那怕是王爷，也到不了内廷。” 
　　他卖弄的就是慈禧太后面前，管事的太监这个身分。丁宝桢心想，到此刻这样的地步，他的神态、语气，还是如此骄狂，那么，平日是如何地狐假虎威？可以想见。这样转着念头，反感愈甚，打定主意，非要问他个水落石出不可。 
　　“我是外官，不懂京里规矩。我倒问你，御前行走怎么样？ 
　　凭你口说钦差就是钦差吗？” 
　　“凭我口说？嘿，丁大人，我算得了什么？不都是上头的意思吗？”安德海振振有词地说，“你老请想，如果不是上头的意思，我出得了京吗？就算溜出京城，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他们肯放我过去吗？” 
　　“对了！就是这话，在我这里就不能放你过去。” 
　　“那么，”安德海仿佛有些恼羞成怒了，“丁大人，你预备拿我怎么样，难道还宰了我？” 
　　一听这话，丁宝桢勃然大怒，但他还未曾发作，王心安已经愤不可遏，抢上前去，伸手就是一个嘴巴，把安德海的脑袋打得都歪了过去。 
　　“混帐！”王心安瞪着眼大喝，“你再不说实话，吊起来打！” 
　　看样子安德海是气馁了，捂着脸，好久才说了句：“何必这样子？有话好说嘛！” 
　　“跟你说好的你不听，偏要歪缠，不打你打谁？” 
　　“哼！”丁宝桢冷笑着接口：“你别想错了，你以为我不敢宰你？” 
　　“听见没有？快说。”王心安揎一揎臂，又打算着要挥拳。 
　　“要我说什么呢？” 
　　“说实话！”丁宝桢问道，“你是怎么私自出京的？” 
　　“我不是私自出京。”安德海哭丧着脸说，“我在慈禧太后跟前当差，一天不见面都不行，私自出京，回去不怕掉脑袋？” 
　　这话实在是说到头了，但丁宝桢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他这个说法，“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一点，”他驳得也很有道理，“在慈禧太后面前当差的人也多得很，象你这样，全成了钦差了，那还成话吗？再说，太监不准出京，早有规矩，慈禧太后有什么差遣，什么人不好派，非得派你不可？” 
　　“丁大人明见，”安德海紧接着他的话答道，“宫里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派别人，单单挑上我？这有个说法儿，上头有上头的意思，不是天天在跟前的人，就说了也不明白。” 
　　“慢着！”丁宝桢终于捉住了他话中的漏洞，毫不放松地追问：“原来你也不过是揣摩皇太后的意思！啊？说！” 
　　安德海依然嘴硬：“上头交代过的。还有许多意思，我也不便跟丁大人明说。” 
　　“你还敢假传圣旨？”丁宝桢拍着炕几，厉声说道，“你携带妇女，擅用龙凤旗帜，难道这也是上头的意思？” 
　　“这，这是我不对！” 
　　“还有那面小旗子，上面画的那玩意，我问你，那是什么意思？也是上头交代过的？”丁宝桢有些激动，怒声斥责：“你一路招摇，惊扰地方，不要说是假冒钦差，就算真有其事，也容不得你！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凌迟处死，亦不为过！” 
　　直到这地步，才算让安德海就范，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终于认罪了：“我该死，我该死！求丁大人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吧！”说着，人已矮了一截。 
　　下跪亦无用，丁宝桢大声喊道：“来啊！” 
　　站在廊下的戈什哈有四五个，闻声一起进屋，最后是绪参将赶了过来，直到丁宝桢面前，请个安听候指示。 
　　“搜他！” 
　　“喳！”绪参将答应着，回身把手一招，上来两名戈什哈，一个如老鹰抓小鸡似的，捏住安德海的衣领往上一提，另一个就解开他的衣襟，亮纱袍子里面，雪白的一件洋纱衬衣，小襟上有个很深的口袋，摸出一个纸包，随手交给绪参将。他捏了一下，发觉里面是纸片，便不敢打开来看，转身又呈上丁宝桢。 
　　“哼！”丁宝桢看完那两张纸片，冷笑着说：“太监不准交结官员，干预公事，凭这个，就是一行死罪！”说完，他把那两张纸片揣入怀中，谁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跟大人回话，”绪参将报告，“他身上别无异物。” 
　　“先押下去，找僻静地方仔细看守。不准闲人窥探。” 
　　“是！”绪参将又挥挥手，示意把安德海押下去。 
　　“丁大人！”被挟持着的安德海，尽力挣扎着，扭过头来说道：“是真是假，你老把我送到京里一问就明白了。” 
　　丁宝桢不理他，等他出了花厅，才向王心安低声说道： 
　　“这家伙在做梦，还打算活着回京里！” 
　　“大人！”王心安喊了这一声，迟疑着似乎有什么逆耳之言要说。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丁宝桢又对绪参将说：“把另外两名太监提上来！” 
　　陈玉祥、李平安都是面无人色，瑟瑟发抖，一进花厅，双双跪倒，取下帽子，把头在青砖地上碰得咚咚作响，然后自己报着名，只是哀恳：“丁大人开恩！” 
　　“你们说实话，是谁叫你们跟着安德海出来的？” 
　　“是！”年纪大些的李平安说：“是安德海。” 
　　“你们俩都归他管吗？” 
　　“不归他管。” 
　　“既然不归他管，他怎么能指挥你们？叫你们出京就出京？” 
　　“回丁大人的话，”李平安怯怯地，但谨慎地回答：“安德海是慈禧太后面前最得宠的人，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 
　　“那么，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偏要找你们俩呢？” 
　　“不止我们两个，”陈玉祥插嘴答道，“一共是五个人。” 
　　“为什么单找你们五个？”丁宝桢问，“总有个缘故在内。” 
　　“这……，”李平安迟疑地说，“想来是我们平常很敬重他的缘故。” 
　　那就不用说，都是安德海的同党了。丁宝桢又问：“你们一起来的，共有多少人？” 
　　“总有三十多个。” 
　　“都是些什么人？” 
　　于是李平安和陈玉祥查对着报明各人的身分，除了安德海的亲属和下人以外，从车伕、马伕、到剃头、修脚的，流品甚杂。这些人将来都可以发交属员去审，丁宝桢就懒得问了。 
　　押下那两个太监，又提审黄石魁。宫里的情形，他不会清楚，问到安德海出京的经过，却答得很详细，道是早在四月里，就有出京之说，但一直到六月下半月，才忽然忙了起来，那些跟随的人，大半都是黄石魁去找来的。 
　　“安德海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丁宝桢不解地问。 
　　“因为，”黄石魁答道，“小的主人，喜欢闹气派。” 
　　丁宝桢认为他答得很老实。不安分的人，多喜欢来这一套，包揽是非、招摇跋扈，即由此而起。接着，他又问起黄石魁如何假充前站官抓车，所得到的答复，也能令人满意。初步的“亲审”，到此结束。 
　　这时臬司潘霨、济南府知府、首县历城县知县，都已闻信赶来伺候。丁宝桢只传见了首县，把安德海等人发了下去，严加看管。其余臬司和济南府一概挡驾，因为他在没有跟文案商量妥当以前，不便对掌理一省刑名的臬司有何表示。 
　　回到“宫门口”签押房外的厅上，已设下一桌盛撰，但丁宝桢无心饮啖，把文案们都请了来，说明案情，征询各人的意见。 
　　“宫保，”有人这样答道：“我在屏风后面听着，有一层疑义，提出来跟宫保请教。安德海的随从中，有天津的一个和尚，说是愿意回南，安德海喜欢招摇，带着他一起走，也算是做好事，这在情理上讲得通，然而，何以有绸缎铺和古董铺的掌柜，而且各带一名伙计随行？其中怕有隐情。” 
　　“这话说得是。”丁宝桢深深点头，“我还觉得安德海带那些太监，必有作用。他本人胆大妄为，跟他来的那五个太监，总有明白事理的，难道不知道太监不准出京，犯了这个规矩，非同小可，就不顾自己的祸福，贸贸然跟了他来？” 
　　“是啊！”王心安建议：“我看还得严加拷问，真相才会大白。” 
　　“问不妨问，无须用刑。”丁宝桢这样表示，随即派了一个差官到历城县下达口头的命令，设法问明实情具报。 
　　历城县的知县也很能干，把陈玉祥、李平安二人隔离开来，个别询问。话里套话，终于摸到了底蕴，刘同意和王阶平都是跟着去做买卖的，只是性质正好相反，一个卖，一个买。有珠宝要带到江南去卖，所以带着古董铺的人去估价，以免吃亏；又想从苏杭等地，买一批绸缎运到北方销售，这自然要请教绸缎铺的掌柜。 
　　珠宝是从那里来的呢？陈、李二人虽不肯说明，但从话风中可以推想得到，是窃自宫中。丁宝桢接获报告，大起戒心，他只要杀安德海，不愿兴起大狱，现在牵出一件宫中的大窃案，可能是几十年的积弊，如果认真究办，株连必广，而未见得会有结果，于公，非大臣持重处事之道，于私，只会惹来麻烦，徒然挨骂。 
　　因此，丁宝桢决定把这陈、李二人的这一段口供，连同从安德海身上搜出来的那两张纸片，一起销毁。但木本水源，推论到底，无非安德海的罪状，益见得此人该死！ 
　　“安德海罪不容诛！”他神色凛然地说，“决不能从我手上逃出一条命去。我想，先杀掉了他再说。” 
　　这真是语惊四座了，彼此相顾，无不失色，“宫保，”有个文案提醒他说：“不论如何，安德海决不会无罪。等朝旨一下，他就是钦命要犯了，交不出人，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就是不愿意交人。地方大吏，象这样的事，该有便宜处置之权。” 
　　“说得是。不过出奏的时节，有‘请旨办理’的话，既然如此，就不能擅自处置了。” 
　　丁宝桢略一沉吟，慨然说道：“我豁出去了，就有严谴，甘受无憾。” 
　　大家都认为犯不着为了安德海，自毁前程，苦苦相劝，丁宝桢执意不从。谈到后来，泰安县知县何毓福，越众出座，向上一跪说道：“大人，我有几句话，请鉴纳。” 
　　“有话好说，不必如此，请起来！” 
　　何毓福长跪不起，“大人，”他说，“照我的看法，安德海一定处死。到了该明正典刑的时候，却提不出人来，绑到刑场，这是莫大的憾事。” 
　　这一层，丁宝桢不能不考虑，同样一死，逃脱了“显戮”，便是便宜安德海了。 
　　“而且，可能有人不以大人此举为然，只是义正辞严，不得不依国法处置，如果大人不依律办，岂不是授人以柄，自取其咎。”何毓福又说：“大人，恕我言语质直！” 
　　这一层，尤其说中了要害，都道他说得有理，但口头上不便明说，“不以此举为然”的人，自然是慈禧太后，正好抓住丁宝桢擅杀钦命要犯的错处，为安德海报仇，那不是太傻了吗？ 
　　“为此，务求大人鉴纳愚衷，请再等两天，看一看再说。” 
　　“你是说等朝旨？”丁宝桢说，“不杀安德海，我无论如何不甘。” 
　　“宫保必能如意。”居于末座，一个素以冷峭著称，为丁宝桢延入幕府的朱姓候补知县，慢条斯理地说道：“人在历城监狱，宫保要他三更死，不敢留人到五更。” 
　　语气涉于谐谑不庄，却真正是一语道破！朝旨下达，安德海处死，自然最好，不然，擅杀钦命要犯是严谴，违旨擅杀一样也不过是严谴。而且在处分以外，还有个说法：“因为朝廷不杀，我才杀他。”否则，有人问一句：“是不是疑心朝廷会庇护此人，所以迫不及待地先动手？”这话会成为“诛心而论”，倘或言官参上一本，降旨“明白回奏”，还真无以自解。 
　　“好！”丁宝桢亲手扶起何毓福，“诸公爱我，见教极是。 
　　我不能不从公意，就让此獠延命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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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延也延不久了。当丁宝桢作此决定时，四百里加紧的奏折，已递到京城。皇帝一个月的奏折看下来，已摸着窍门，对各省的形势，也有了个了解，安德海一路南下，先过直隶，后经山东，然后入江苏。但临清到张秋水路不通，可能会绕道河南，所以有关他行踪的消息，必出于这四省的折报，至多再加上一个漕运总督衙门。此外各省的奏折，决不会提到安德海三字。 
　　当然，照行程计算，最该留心的便是山东、江苏两巡抚和两江总督衙门，所以他每天等内奏事处将黄匣子送到，首先就挑这几个衙门的奏折看。 
　　“好啊！总算等到了！”皇帝看完丁宝桢的折子，在心中自语，多少日子以来要办的大事，到了能办的时候，他反而不急了。这时急于要办的一件事，是找小李商量，偏偏小李又不在跟前。 
　　怎么办？他在想，首先不能让慈禧太后知道，这样转着念头，他立即发觉自己该怎么办才妥当。回身望了一下，没有太监或宫女在注意，机会正好，他匆匆忙忙把那通奏折往书页中一夹。对母后来说，这是偷了一个折子，忍不住怦怦心跳，好久才能定下神来。 
　　为了要表示从容，他依旧端然而坐，把奏折一件一件打开来看，但看了第一行，一下会跳到第三、四行，看了半天，不知道说些什么？只好从头开始，这一下，自然慢了。幸好这天的奏折不多，勉强对付完毕，叫人把黄匣子送了上去，偷偷儿取出丁宝桢的那通折子，藏在身上，传谕回养心殿。 
　　“小李呢？”他在软轿上问。 
　　“到书房里，替万岁爷收拾书桌去了。”张文亮这样回答。 
　　“快找他来，”皇帝又说，“回头你也别走远了！”“是！”张文亮看一看皇帝的脸色问道：“万岁爷今儿个仿佛有点儿心神不定似的？” 
　　皇帝不理他。等到了养心殿，就站在廊下等，等到了小李，随即吩咐：“快找六爷，带内务府大臣进宫。”说着把手里的折子一扬。 
　　“喳！”小李喜在心里，脸上却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奴才请旨，在那儿召见？” 
　　“就在这儿！”皇帝向地面指了一下，意思是在两宫太后常朝的地方。 
　　“喳！”小李心想：偏有那么巧，每天都跟在皇帝身边，就今天离开了一会儿，恰好事情发作，到底是谁上的奏折，怎么说法？皇帝看到奏折，可曾告诉慈安太后？这些情形都得弄个清楚，才好着手，因而走上两步，躬身问道：“请万岁爷的旨，可是跟两位太后一起召见六爷？” 
　　“你怎么这么噜苏？”皇帝不耐烦地，“什么事儿都得惊动两位太后吗？” 
　　“喳！喳！”小李一叠连声地答应，“不宜惊动两位太后。” 
　　“你也知道！那还不快去？” 
　　“奴才这就去了。”小李缓慢地答道：“奴才骑马去，先到内务府明大人家，让他到六爷府里等，然后奴才去找六爷传旨，伺候六爷一块儿进宫。这一来一往，至少得一个时辰。” 
　　小李是有意细说，好教皇帝心里有个数，然后才能沉着处置。他最怕的是，九转丹成的这一刻，有风声漏到翊坤宫，只要慈禧太后出面一干涉，那就象推牌九似的，掀出一副“至尊宝”来，就真正是“一翻两瞪眼”了。 
　　因而，他又加了一句：“万岁爷请回屋子里坐着，念念诗什么的，不用急！奴才尽快把六爷找来。” 
　　“知道了！”皇帝顿着足骂，“混帐东西，你是存心气我还是怎么着？你再噜苏，我拿脚踹你。” 
　　“这不就去了吗？”小李极敏捷地请了个安，转身就走。 
　　一出养心殿，他犹有片刻踌躇。这件事办得妥当，不但去了个眼中钉，而且以后在皇帝面前，说什么是什么，有一辈子的舒服日子过，搞不好则虽不至于掉脑袋，充军大概有份。是祸是福都在这一刻，不能乱来。 
　　细想一想，自己先得把脚步站稳，安德海就因为自恃恩宠，行事不按规矩，才出了这么大一个纰漏。前车之鉴，即在眼前，岂可视而不见？ 
　　因此，他急匆匆找到了张文亮，哈着腰低声说道：“张大叔，我跟你老透个信，小安子快玩儿完了！刚才万岁爷叫我上去吩咐，马上找六爷进宫，事情是万岁爷当面交代我，你老很可以装糊涂。万一出了事，我也认了，是我一个人倒霉，决没有什么牵扯。不过，万岁爷是你老一手抱大的，今儿这件事，万岁爷蓄心多年了，你老瞧着办吧！” 
　　张文亮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心中大惊，紧闭着嘴，想了半天，咬一咬牙说：“好吧！小子，你算是个脚色。我只好跟着走！你快去，越快越好，这里我来维持。” 
　　所谓“维持”，就是接应。有了张文亮这句话，小李可以放心，笑嘻嘻地请了个安，出宫而去。 
　　未出神武门，他又变了主意。一个人先到明善家，再到恭王府，纡道费时，所以抓了个靠得住的人，叫他到明善家通知，说有旨意，赶快进宫在隆宗门外等候，然后他自己找了一匹马直奔大翔凤胡同鉴园去见恭王。 
　　小李也知道，恭王对太监一向是不假词色的，求见未必就能见得着，因此他早就盘算好了，到鉴园门口一下马，就向王府护卫说明，来传密旨，得要亲见恭王。 
　　这一着很有效，恭王正约了文祥、宝鋆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在商谈俄罗斯商船停泊呼兰河口，要求与吉林、黑龙江内地通商的事。听说是传密旨，便单独出见。等小李请过安，他站着问：“什么事？” 
　　小李不便真摆出传旨的款派，哈着腰说：“六爷请坐，有两句话跟六爷回。”一面说，一面左右张望，怕有不相干的人听了去。 
　　“喔！”恭王坐了下来，挥挥手把捧茶来的丫头挡了回去，“你说吧，这儿没有人。” 
　　“是！”小李轻声说道：“不知道那儿来了一个折子，是奏报小安子的事，万岁爷叫让六爷带同内务府大臣，立刻进宫。” 
　　恭王瞿然抬眼，略想一想问道：“在那儿见面？” 
　　“养心殿。”小李又说，我怕耽误工夫，另外找人通知明大人直接进宫，在朝房等六爷。” 
　　“我就去。”恭王起身又问：“两位太后，知道这件事儿不？” 
　　“东边不知道怎么样？西边大概还不知道。” 
　　恭王把脸一沉：“下次不许这样子说话！什么东边、西边的？” 
　　“是！”小李诚惶诚恐地答应着。 
　　“来啊！” 
　　恭王一喊，便有个穿一件浆洗得极挺括的洋蓝布长衫的年轻听差，走了进来，很自然地在他侧面一站，听候吩咐。 
　　“拿二十两银子赏他。” 
　　于是小李又请安道谢，同时说道：“我伺候六爷进宫？” 
　　“不必！”恭王想了想又说：“你先跟皇上回奏，请皇上也召见军机。” 
　　“是！我马上回去说。” 
　　等小李一走，恭王立刻把文祥和宝鋆请了来，悄悄说道：“小安子快完了！必是稚璜有个折子来，上头立等见面。等我下来，大概军机还有‘一起’，你们先跟我一块儿走，我再派人通知兰荪和经笙。” 
　　文祥很沉着，宝鋆则是一拍大腿，大声说了一个字：“好！” 
　　“你们看，”恭王又问，“还得通知什么人？” 
　　“内务府啊！”宝鋆很快地接口。 
　　“已经通知了。” 
　　“我看，趁这会儿风声还不致走漏，先通知荣仲华预备吧！”文祥慢条斯理地说。 
　　恭王懂他的意思，安德海一定会得个抄家的罪名，所谓预备，是派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荣禄，先派兵看住安家。这是很必要的处置，不但是为了防止安家得到消息，隐匿财产，而且要防他们湮灭罪证。别人犹可，要治安德海的罪，非有明确的罪证不可。 
　　“你的思虑周密！”恭王点点头表示嘉许，“这么样吧，就是你辛苦一趟，办妥了赶快进宫。我跟佩蘅先走。” 
　　于是恭王更换公服，传轿与宝鋆进宫，明善已先在军机处等候，一见面便疾趋而前，低声说道：“上头催了好几次了。 
　　六爷，到底什么事啊？” 
　　“小安子的事儿犯了！”恭王低声答道，“回头你少开口。” 
　　“是！”明善顺势请了个安，“六爷，什么事儿瞒不过你，你老得替内务府说句公话。” 
　　恭王未及答话，只见小李气喘吁吁地奔了来，一面请安行礼，一面以如释重负的声音说道：“六爷可到了！快请上去吧，脾气发得不得了啦！” 
　　一听这话，恭王倒还不在意，明善心里却嘀咕得厉害。但此时也不便向小李多问什么，只是一路盘算，皇帝会说些什么话，自己该如何回答？光是应付皇帝的脾气还好办，无奈碍着位慈禧太后在内。看样子讨了皇帝的好，会得罪“上头”，此中利害关系，得要有个抉择。 
　　抉择未定，人已到了养心殿，进东暖阁两宫太后常朝之处，只见皇帝已坐在御案前面的黄椅上。等恭王和明善行过礼，他首先就冲着明善问道：“小安子私自出京，你知道不知道？” 
　　明善心想，赖是赖不了的，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奴才略有风闻。” 
　　“什么叫‘略有风闻’？一开口就是这种想推卸责任的话。” 
　　迎头就碰了个钉子，明善真是起了戒慎恐惧之心，皇帝年纪不小了，不能再当他“孩子”看。年轻的人，都喜欢说话爽脆，他便很见机地老实答说：“奴才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拦住他？” 
　　这不是明知故问？安德海出京，皇帝也知道，为什么又不拦住？这样一想，明善懂了，皇帝也是为了在慈禧太后面前有所交代，存心唱一出戏，那就顺着他的语气答话好了。 
　　“是奴才的错。”他这样答道，“因为安德海跟人说，是奉懿旨出京，奴才就不敢拦了。” 
　　“他是假传懿旨，你难道不知道？你不想想，两位皇太后那么圣明，事事按着祖宗家法来办，会有这样子的乱命吗？” 
　　恭王暗暗点头，皇帝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抬出“祖宗家法”这顶大帽子，不但慈禧太后不能说什么庇护安德海的话，臣下有“祖宗家法”四字准则，也比较好办事了。 
　　看明善低头不答，恭王便接口说道：“臣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皇上明示缘故，臣等好商议办法，奏请圣裁。” 
　　“你看吧！” 
　　恭王接过折子来，为了让明善也好了解，便出声念了一遍，然后交上奏折。 
　　“你们说，本朝两百四十多年以来，出过这么样胆大妄为，混帐到了极点的太监没有？” 
　　“请皇上息怒。”恭王奏劝：“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得要好好儿核计。” 
　　“还核计什么？象这样子的人不杀，该杀谁？” 
　　皇帝要杀安德海的话，明善不知听说过多少次了，但此刻明明白白从他口中听到，感觉又自不同，不由得就打了个寒噤。 
　　“怎么着？”皇帝眼尖看到了，气鼓鼓地指着明善问：“小安子不该杀吗？” 
　　“奴才不敢违旨。不过…　。”他没有再说下去，却跪了下来。 
　　“怎么？”皇帝问道：“你是替小安子求情？” 
　　“奴才不敢。不过小安子是圣母皇太后宫里管事的人，请皇上格外开恩。” 
　　皇帝气得几乎想踹他一脚！明明他心里也巴不得杀了安德海，偏是嘴里假仁假义，这话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岂非显得自己不孝顺？ 
　　转念到此，皇帝怒不可遏，俯下身子，一只手指几乎指到明善鼻子上：“你既然知道保全圣母皇太后位下的人，为什么不早劝劝小安子别胡闹？为什么不拦住他，不教他犯法？太监不是归内务府管吗？你管了什么啦？”说到这里，他转脸向恭王又说：“六叔！先办安德海，再办内务府大臣！” 
　　这番雷霆之怒，把明善吓得连连碰头。皇帝冷笑不理，恭王恨他多嘴，也装作视而不见，只这样答道：“安德海违制出京，自然要严办，臣对这方面的律例，还不大清楚，臣请旨，可否召见军机，问一问大家的意思？” 
　　“这一来，”皇帝有些踌躇，“这会儿去找他们，来得及吗？” 
　　“来得及！”恭王答道，“臣已经通知他们进宫候旨，这会儿大概都到了。” 
　　“那好。让他们进来吧！”皇帝转回头说：“明善！下去。 
　　我这里用不着你！” 
　　“是！”明善跪安退出。虽然碰了个大钉子，心里却很妥帖，安德海必死无疑，而慈禧太后那里，可告无罪，里外两面都占住了。至于皇帝不悦，不妨以后再想办法哄他。 
　　及至军机四大臣进见，先由恭王说明经过，然后皇帝逐一指名征询。宝鋆和沈桂芬都表示“遵旨办理”，文祥和李鸿藻则另有陈奏，一个认为借此可以整肃官常，一个则痛陈前代宦官之祸，意思中都支持皇帝的意思。自然，没有一个人提到慈禧太后。 
　　“师傅，”皇帝问李鸿藻，“那‘三足乌’是什么意思？” 
　　李鸿藻知道皇帝是明知故问，因为“青鸟使”的典故，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翁同龢曾为皇帝讲过，如果此刻再讲一遍，必定又牵涉到慈禧太后，所以他这样回奏：“臣请皇上，不必再追究这一层了。” 
　　皇帝点点头，听了师傅的劝，却又冷笑：“小安子平日假传懿旨，也不知道搂了多少昧心钱！他家一定也还有违禁的东西，趁现在外面还不知道，先抄他的家！” 
　　“是！”恭王答道，“臣立刻就办。” 
　　“小安子呢？” 
　　恭王不愿从自己口中说一句杀安德海的话，便转脸说道： 
　　“佩蘅，你跟皇上回奏。” 
　　宝鋆略想一想说：“这有三个办法，第一、拿问到京；第二、就地审问；第三、就地正法，也不必问了，免得他胡扯。” 
　　“对了，还问什么？”皇帝断然裁决：“就用第三个办法，马上降旨给丁宝桢。” 
　　于是一面由文祥通知荣禄，当晚就抄安德海的家，一面由宝鋆执笔拟旨，怕安德海闻风而逃，密旨分寄山东、河南、江苏三巡抚和直隶、漕运两总督。 
　　旨稿呈上，皇帝有种兴奋而沉重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裁决“国政”，而且完全出于自己的思虑，心头意化作口中言，口中言化作纸上文，那怕勋业彪炳，须眉皤然的曾国藩，亦不能不奉命唯谨。这种滋味是他从未经验过的，此刻经验到了，才知道这滋味是无可代替的。 
　　因为如此，他特别用心看旨稿，看过一遍，有把握可以把它断句，他才轻声念了出来：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各省督抚暨漕运总督：钦奉密谕，据丁宝桢奏：‘为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现饬查拿办，由驿奏闻’一折，据称‘本年七月二十日访闻有北来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驶入山东省境，仪卫煊赫，自称钦差，并无传牌勘合，形迹可疑，派人密访，据称系安姓太监。或系假冒差使，或系捏词私出，真伪不辨，现已饬属查拿，解省亲审，请旨遵行’等语，览奏曷胜骇异，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官禁而儆效尤？着丁宝桢迅速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该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或潜往河南、江苏等地，即着曾国藩等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皇帝老气横秋地点点头：“写得挺好。不过得加一句。” 
　　“是！”恭王一面答应，一面看着宝鋆向御案努一努嘴。 
　　宝鋆会意，伛偻着身子，从御案上取来一枝朱笔，双手奉上。 
　　“还是你写吧，”皇帝吩咐：“加这么一句：‘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 
　　“是！”宝鋆复诵一遍：“‘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 
　　臣子不能动御笔，宝鋆将那枝朱笔放回御案，然后接过旨稿，又回到廊下，把那句话加上，回入殿中，捧呈御览，这时就不是旨稿，而是“廷寄”了。 
　　“什么时候可以到山东？”皇帝指着手中的廷寄问。 
　　恭王未曾出过直隶省境，不甚了了，便由文祥答奏：“明天晚上，一定可以到济南。” 
　　“好！”皇帝特别叮嘱：“告诉兵部，明天晚上，一定得递到。” 
　　“是！”恭王答应一声，欲言又止地迟疑着。 
　　“六叔！”皇帝关切地问，“你还有什么话？” 
　　“臣请皇上，这会儿就给圣母皇太后去请安，婉转奏陈这件事。” 
　　这话提醒了皇帝，不由得便微微皱眉。杀安德海倒痛快，要去跟慈禧太后奏闻此事，却是一大难题。 
　　想一想，象这样的事，也不便跟恭王商量，便说一声： 
　　“知道了。没别的话，你们就下去办事吧！” 
　　等恭王等一退出养心殿，皇帝立刻就找小李商量如何应付那难题。 
　　一见了皇帝，小李先笑嘻嘻的磕了一个头。御前太监，熟不拘礼，平时只是请安，遇到比较郑重的时候，才磕头，臂如皇帝小病初愈，那时请安便得磕头，这有“喜占勿药”的意味在内。所以，小李磕这一个头，意思是向皇帝贺喜。 
　　“你跑到那儿去了？”皇帝问道。 
　　“奴才在外面打听消息。” 
　　打听的自然是安德海的消息，皇帝又问：“小安子的家，抄了没有？” 
　　“早就在抄了。”小李答道，“听说六爷跟文尚书早就有了预备，进宫之先，就派人把他家看住，一只耗子，都跑不掉！” 
　　皇帝觉得很痛快，大为赞赏：“好！很会办事。”接着又问：“是派的什么人？” 
　　“荣总兵。” 
　　皇帝知道，说的是荣禄。于是他脑中立刻浮起一个很鲜明的影子，从仪态、服饰到言语，无不漂亮。荣禄虽无“内廷行走”的差使，但为皇帝“压”过一回马，就那一回，皇帝便把这个人，深印在脑中了。 
　　“小李啊，”皇帝的笑容一敛，“事情是办过了，对上头得有个交代。你看，这话该怎么说啊！” 
　　问到这一层，小李精神抖擞的答道：“万岁爷，别烦心，奴才已经给万岁爷打算好了，包管圣母皇太后不会生万岁爷的气。” 
　　“那好！”皇帝很高兴地，“你快说吧！” 
　　“万岁爷沉住气，先不理这个碴儿，等圣母皇太后问起来，就这么回奏…　。” 
　　小李已经到内务府请高人指点过了，当时俯着身子，在皇帝耳际，秘密陈奏了一番。只见皇帝愁容一解，点头说道： 
　　“行！就这么办！事情完了，我有赏。” 
　　于是小李又跪了下来，“万岁爷要赏奴才，奴才先谢恩。”磕完头接着说：“万岁爷不用赏别的，把小安子的好玩儿的东西，赏奴才几件。” 
　　“行！”皇帝说道，“传膳吧！今儿我的胃口大开，到玉子那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要两样来。” 
　　小李答应着到长春宫的小厨房，要了两样皇帝喜欢吃的菜，伺候着传过了膳，正在喝茶，慈禧太后派人来召皇帝。 
　　小李机警，把来传懿旨的太监引到僻处，悄悄一问，果然，慈禧太后已经得到安德海被抄家的消息，特召皇帝，自然是问这件事。 
　　“上去吧！”小李极力鼓励皇帝，“圣母皇太后就发脾气，也不过象春天打雷那样，一下子就过去了。” 
　　“嗯，嗯！”皇帝实在有些怕慈禧太后，但事到如今，唯有硬着头皮照小李的话去做，所以自己激励自己，挺一挺胸，昂一昂头，作出理直气壮的样子。 

　　　　　　　　　　　※　　　　　　　 ※　　　　　　　　 ※ 

　　慈禧太后圣躬违和，正靠在软榻上，皇帝从门外望进去，只见病容加上怒容，脸色非常难看。心中畏惧，脚步不由得便慢了。 
　　“万岁爷来给主子问安来了。”有个宫女向慈禧太后说。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把脸转了过去。 
　　皇帝当然看到了这情形，略一迟疑，依然强自镇静着，用从容的步伐走到软榻前面，一面请安，一面象平常一样，轻轻喊一声：“皇额娘！” 
　　慈禧太后倏然转过脸来，额上青筋，隐隐跃动，配着她那双不怒而威的凤眼，和本来就高，又因生病消瘦而愈显凸出的颧骨，形容异常可怖。皇帝从未见过她这样的神色，不由得就有些发抖，但内心却有种奇妙的支持力量，发抖管发抖，脸却反而向上一扬。 
　　这仿佛是反抗的精神，慈禧太后越发生气，厉声问道： 
　　“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皇帝也发觉了，自己应该低头，却反扬脸，太亢了些，于是赶紧往地上一跪，带着张皇的声音说：“皇额娘干么生这么大的气？身子不舒服…　” 
　　他还没有说完，慈禧太后冷笑打断：“哼！我知道就是趁我生病想气我。别痴心妄想了！我死不了。” 
　　语气严重，而且不专指着皇帝骂，更有弦外之音。皇帝听得出来，却不敢对此有所解释，只是连连喊道：“皇额娘，皇额娘，儿子那儿错了，尽管教训，千万别生气！”这样一味求饶，慈禧太后的气略略平了些，“我问你，”声音依然很高，却无那种凌厉之气了，“你作主把小安子的家给抄了，是不是？” 
　　有了那番疾风劲雨，霹雳闪电的经历，皇帝的胆便大了，声音也从容了，“是！”他慢慢答道，“我本来不敢让皇额娘知道。小安子一路招摇，无法无天，丁宝桢上了个折子。哼，” 
　　皇帝特意作出苦笑，“小安子才真能把人气出病来！” 
　　“折子呢？” 
　　皇帝递上折子，宫女挪过灯来，慈禧太后才看了几行，果然怒不可遏，额上金星乱爆，又象无数钢针在刺，头目晕眩，无法看得下去，闭上眼说：“你起来，念给我听。” 
　　“是！”皇帝答应着，起身揉一揉膝盖。 
　　“给皇上拿凳子！”慈禧太后侧脸吩咐宫女。 
　　于是宫女取过来一张紫檀矮凳，皇帝坐着把丁宝桢的折子念了一遍。 
　　慈禧太后闭目听着，额上的青筋，跳动得更厉害了。听完她问：“什么‘日形三足乌’？那面小旗子是什么意思？” 
　　“小安子忘恩负义，罪该万死，就是这一点。”皇帝切齿骂着，意思是替慈禧太后不平，接着，他把青鸟使为“西王母取食”的典故，简单扼要地讲了一遍，然后又说：“这个典故很平常，不说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全明白，念几句书的百姓也全懂。主子这么宠小安子，小安子在外面替主子挂这么一个打秋风的幌子。想想真叫人寒心！” 
　　慈禧太后脸色白得象一张纸，睁开眼来，眼睛是红的，“听说你召见军机，”她问，“怎么说啊？” 
　　“六百里的廷寄已经发出去了，不论那儿抓住小安子，指认明白了，不用审问，就地正法。” 
　　语声刚完，只见灯光一暗，有人失声惊呼。 
　　是庆儿失手打翻了一盏灯，从太后到宫女，这时都把视线投注在她脸上，只见她手掩着嘴，一双眼瞪得好大，不知是惊惧、失悔还是根本就吓傻了。 
　　一阵错愕，接着而来的是省悟，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庆儿是听说她“干哥哥”安德海已为皇帝处死，一惊失手。在宫里当差，这就算犯了极大的过失，而且正当慈禧太后震怒的当儿，所以宫女们都替她捏了一手心的汗。 
　　皇帝倒很可怜她，但看到慈禧太后的脸色，他也不敢开口了。慈禧太后紧闭着嘴，斜睨看着庆儿，经过一段死样的沉默，突然间爆发了。 
　　“叉出去！”她急促地喝道，“叫人来打，打死算完！” 
　　庆儿张嘴想哭，却又不敢。皇帝好生不忍，勉强作出笑容，喊一声：“皇额娘…　”。 
　　话还不曾说，慈禧太后大声拦着他说：“你少管闲事！”接着把眼风扫了过来。 
　　被扫到的宫女，无不是打个寒噤，也无不是来“叉”庆儿。她似乎还想挣扎着走回来叩求开恩，那些宫女却容不得她如此，有的推，有的拖，有的用手捂住她的嘴。弄到门外，又有太监帮忙，庆儿越发没有生路了。 
　　慈禧太后似乎因为一腔无可发泄的怒气，适逢其会地得在庆儿身上发泄，因而神色缓和了，也不过是神色不那么叫人害怕，脸仍旧板得象拿熨斗烫过似的，“不错，小安子该死！”她向皇帝说：“不过，你该告诉我啊！谁许了你私自召见军机？” 
　　“我本来想跟皇额娘回奏，实在是怕皇额娘身子不爽，不能再生气。所以想了又想，宁愿受皇额娘的责罚，也得暂时瞒着。” 
　　“哼！看不出你倒是一番孝心。” 
　　皇帝又往下一跪，“皇额娘这么说，必是我平日有不孝顺的地方。”皇帝说道，“皇额娘说了，我改过。” 
　　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想了半天叹口气说，“你起来！我再问你，这件事你跟那面回过没有？” 
　　“那面”是指慈安太后，皇帝很快地，也很坚决地答道： 
　　“没有！” 
　　这让慈禧太后心里好过了些，“你六叔怎么说？”她问。 
　　皇帝想了想答道：“六叔的意思，仿佛是他一个人作不了主，要让大家来一起商量。” 
　　“原来召见军机是你六叔的主意。”慈禧太后又问：“文祥他们怎么说？” 
　　“说是两位皇太后苦心操劳，才有今天这个局面，不能让小安子一个人给搅坏了。”这句话多少是实情，下面那句话就是小李教的：“又说，小安子私自出京，犹有可说，打着那面‘三足乌’的幌子，就非死不可。不然，有玷圣德。” 
　　“这也罢了。”慈禧太后说，“小安子是立过功的人，所以我另眼相看。谁知道他福命就那么一点儿大，‘自作孽，不可活’，我心里一点儿没有什么！” 
　　“皇额娘这么说，儿子可就放心了。”皇帝是真的如释重负。 
　　“你回去睡吧！明儿上书房，别跟师傅们提这件事。” 
　　皇帝答应着，跪安退出。来时脚步趑趄，去时步履轻快，心里十分得意，同时也有些惊异，居然会把这一场风波应付下来，连自己都有点不大能相信。 
　　当然，皇帝没有忘掉小李，论功行赏，就值得给他一枝蓝翎，不过这话不必当着大家说，所以只让小李扶着软轿轿杠，缓换回归养心殿。走到半路，忽然想到，应该给慈安太后去报个信，于是急急拍着扶手喊道：“慢着，不回养心殿，上长春宫。” 
　　小李觉得要避形迹，回身弯腰答道：“今儿晚了，母后皇太后大概歇下了，明儿一早去请安吧！” 
　　“天也不过刚黑透，晚什么？”皇帝说道：“我请个安马上就走。” 
　　拗不过皇帝，只好转到长春宫，迎面遇见玉子，她笑嘻嘻地请了个安说：“万岁爷今儿胃口大开！” 
　　“对了！你那碗火腿冬瓜汤真好。”皇帝很高兴地说：“明儿个我赏你几样好玩儿的东西。” 
　　于是玉子又请安谢恩，还未站起身来，只听得慈安太后的声音：“是皇上来了吗？” 
　　“是！”玉子高声答了这一声，疾趋上前，推开刚掩上的殿门，引导皇帝入殿。 
　　“皇额娘！”皇帝说话一点都不顾忌，“刚过了一道难关，过得还挺漂亮的。” 
　　安德海的消息，由小李在饭前来要菜时，悄悄告诉了玉子，玉子又悄悄回奏了慈安太后。她既喜亦忧，忧的是怕皇帝对慈禧太后不好交代。现在听他这一说，自然明白。但宽慰之余，也有不满，只为皇帝有些得意忘形，因而用责备的声音说道：“什么难关不难关的！有一点儿事就沉不住气了。” 
　　慈安太后那怕是训斥，脸上也总常有掩不住的笑容，所以皇帝一点都不怕，端个小板凳坐在她膝前，自言自语地说： 
　　“明儿晚上就递到济南了。” 
　　“什么呀？”玉子语焉不详，慈安太后这时才明白：“敢情是丁宝桢上的折子？我还以为是曾国藩奏得来的呢！” 
　　“曾国藩胆子小，怕事。丁宝桢是好的，将来…　。” 
　　“将来！”慈安太后打断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将来等你一个人能作主的时候再说，这会儿搁在心里就是了。” 
　　皇帝深深点头，受了慈安太后的教。接着，便低声把召见恭王和军机，以及去见慈禧太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一个讲得头头是道，一个听得津津有味，母子俩都忘了时间，却把个小李急坏了。因为宫门一下钥，便得到敬事房去要钥匙，这一下就得记日记档，而慈禧太后每隔三、五天总得“阅档”，发觉有这段记载，心里就会想得很多，所想的必是管束皇帝的法子，连带大家不得安宁。 
　　最后仍然要借重玉子，“有话留着明儿说吧！”她找个空隙插嘴，“万岁爷今儿也累了。” 
　　这一来慈安太后才发觉，“唷！”她微微失惊，“都快起更了。回去好好儿睡吧！” 
　　皇帝犹有恋恋不舍之意，经不住传轿的传轿，掌灯的掌灯，硬把皇帝架弄出长春宫。 
　　软轿行到半路，只见数名太监避在一旁，候御驾先行，他们手里提着铺盖、梳头匣子，以及女人所用的什物，皇帝不免奇怪，随即问道：“这是干什么呀？” 
　　“奴才去打听了来回奏，时候不早了，请圣驾先回养心殿。”说着，小李匆匆去了。 
　　也不过皇帝刚刚回殿，小李跟着便已赶到。一看就能发觉他神色抑郁。这天的小李，格外得宠，所以皇帝很关切地问道：“你是怎么了？哭丧着脸！” 
　　这下提醒了小李，赶紧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奴才没什么！” 
　　他不肯承认，也就算了，皇帝只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是…　，”小李很吃力地说：“是替庆儿挪东西。” 
　　“喔，”皇帝自以为明白了，“必是把庆儿给撵走了。” 
　　“不是，”小李木然答道：“处死了！” 
　　皇帝大惊：“真的？” 
　　“圣母皇太后的懿旨，谁敢不遵？” 
　　皇帝没有作声，愀然不乐。庆儿是个好女孩，只是仗着她干哥哥的势，有点儿骄狂。皇帝不相信慈禧太后肯下这样的辣手，必是总管太监误信了她气头上的一句话，真个“打死算完”。早知如此，当时拚着再受一顿责备，也要救庆儿一救。 
　　转脸看到小李的神色，他愈感歉然。他的抑郁何来？到这时自然明白，小李一向喜欢庆儿，就不为她本人，为了小李，也该把庆儿救出来。 
　　如今一切都晚了，皇帝微微顿足：“唉！多只为我那时候少说一句话。” 
　　小李懂他的意思，不知是感激、惋惜，还是怨恨，反而安德海被定了死罪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因为这个意外事故而变得不怎么样令人兴奋了。 
　　但外廷的观感，完全不同。从知道安德海抄家开始，就不知有多少人拍手称快。当然也有人去打听消息，但竟连军机章京，都不明内情。 
　　“是宝中堂亲自拟的旨。沈总宪、李师傅帮着分缮，即时封发。不知道里头说些什么？”沈总宪是沈桂芬，这时已升任左都御史了。 
　　由军机章京的答语，越显得案情的神秘，也越有人多方刺探。到了第二天下午，内廷行走的官员，除了军机章京，另外三个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弘德殿、南书房、上书房，对于案情都相当清楚了。于是，话题也便由安德海转到了丁宝桢身上。 
　　有的说，丁宝桢秉性刚烈，安德海遇着他，合该倒霉；有的说他在剿东捻时，受够了李鸿章和淮军的气，此举是有激使然，借此立威收名。丁宝桢居官虽清廉，但跟沈葆桢一样，对京中翰林，颇有点缀，因而这一下博得了清议的热烈赞许，似乎一夕之间，丁宝桢的声光凌驾曾侯、李伯相、左爵帅而上之了。 
　　但是，在济南的丁宝桢却正焦灼不堪。八月初二的奏折，计算日子，折差应该回来了，至今不到，莫非其中有变？在所有的变化中，最要防备的是，慈禧太后可能会承认这回事，安德海的身分由暧昧而明确，事情就棘手了。 
　　因为这时安德海在泰安县的从属，已有一部分押解到济南，丁宝桢亲自提审安邦太，多方盘诘，约略了然安德海的出京，是得到慈禧太后默许的，而“采办龙袍”不过是一个题目，实际上的任务，正如那面“三足乌”的幌子所显示的涵意。此外，还要到江南采访物价，作为将来备办大婚物件，审核的根据。 
　　照此看来，慈禧太后或许会追认其事，等假钦差变成真钦差，再要杀安德海，罪名可就严重了。为此，丁宝桢一直不安，等待谕旨，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抚标中军绪承是早已准备好了的，知道皇命一到，就要开刀，预先在历城县衙门和巡抚衙门都派了兵在等。到了夜里，抚署辕门外，灯笼火把，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在官厅上，臬司潘霨和济南府知府、历城县知县，亦都衣冠整肃地在伺候着。自鸣钟已打过十下，正当神思困倦，都想命随侍的听差，在炕床上铺开被褥，预备躺一会时，只听鸾铃大振，由远及近，于是无不精神一振，各人的听差，不待主人吩咐，亦都奔了出去，打听可是京里的驿马到了。 
　　果然，是兵部的专差星夜赶到。绪承亲自接着，问明了是“六百里加紧”，那不用说，必是这一案的上谕，随即亲自到签押房来通知丁宝桢。 
　　恭具衣冠，开读谕旨，丁宝桢不曾想到，朝廷的处置如此明快！踌躇得意之余，竟有些感激涕零的模样，不由得激动地对他属下说道：“真正圣明独断，钦佩莫名。” 
　　“是！也见得朝廷对大人的倚重。”潘霨乘机奉承了一句，紧接着指示：“如何遵旨办理？请大人吩咐了，司里好预备。” 
　　“谕旨上说得极其明白，即刻提堂，指认确实，随即正法，此刻就办，一等天亮，我就要拜折复奏。” 
　　“是！”潘霨转身对历城县知县，拱拱手说：“贵县辛苦吧！” 
　　历城县的县大老爷，奉命唯谨，疾趋回衙，把刑房书办传了来，说明其事。提审倒容易，半夜里“出红差”，却是罕见之事，不免有些莫知所措。 
　　“怎么回事？” 
　　“半夜里‘出红差’，只怕‘导子’不齐…　。” 
　　“嗐！”县大老爷打断他的话说，“半夜里出导子，出给谁看？要出，也要出抚台的导子。你只要找到刽子手伺候刑场就行了。” 
　　这就好办了，刑房书办一面派人通知刽子手，一面亲自去找掌管监狱，俗称“四老爷”的典吏，办了提取寄押人犯的手续，把安德海、陈玉祥、李平安、黄石魁一起提了出来。 
　　“怎么着？”安德海的神色，青黄不定，“半夜三更还问话吗？” 
　　“听说圣旨到了。”刑房书办这样告诉他。 
　　“喔！”安德海急急问道：“怎么说？” 
　　“听说要把你们几位连夜送进京去。” 
　　“怎么样？”安德海得意地，“我就知道，准是这么着。” 
　　也不曾替安德海上绑，典吏很客气地把他领出了县衙侧门，已有抚标派的两辆车和一队兵丁在等着。 
　　“上那儿呀？”安德海问。 
　　“先到巡抚衙门，丁大人还有话说。” 
　　兵丁护送，典吏押解，到了巡抚衙门一看，内外灯火通明，安德海的神气便又不对了，但他似乎不愿示弱，昂起了头直往里走。 
　　重重交代，一直领到西花厅。厅里炕床上，上首坐着臬司潘霨，下首坐着抚标中军绪承。厅里厅外，除却潘霨“噗噜噜”抽水烟袋的声音以外，肃静无哗。陈玉祥和李平安两人，神色大变，浑身发抖，安德海却依旧是桀骜之态，轻声叱斥着他的同伴：“别这个悚样！” 
　　一语未毕，帘子打开，接着有人使劲在他身后一推，安德海踉貂跄跄跌了进去，再有个人顺势往他肩上一按，不由得就跪下了。 
　　跪下却又挣扎着想起身，那人再一按，同时开口训他： 
　　“好生跪着！” 
　　这一下，安德海眼中的恐惧，清晰可见，张皇四顾，不知要看些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潘霨慢吞吞地问。 
　　“我…　，我叫安德海。” 
　　“是从京里出来的太监，安德海吗？” 
　　“是啊！”安德海不断眨眼，仿佛十分困惑似的。 
　　“把那三个人提上来！”潘霨吩咐。 
　　陈玉祥、李平安和黄石魁，却不敢象安德海那样托大，一进了花厅，都乖乖儿悚伏在地，有问即答，一个个报明了姓名、身分。 
　　“你们是跟安德海一起出京的吗？” 
　　“是。”三个人齐声回答。 
　　“就是他吗？”潘霨指着安德海问。 
　　“是，就是他。” 
　　“好了！把他们带下去吧。”等那三个人被带走，潘霨向绪承看了一眼，转脸向下，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安德海！今天晚上奉到密旨，拿你就地正法、此刻就要行刑了。特为告诉你清楚，免得你死了是个糊涂鬼！” 
　　语声末终，安德海浑身象筛糠似地抖了起来，“潘大人，” 
　　他显得非常吃力地喊，“我有话说…　。” 
　　“晚了！”潘霨有力地挥一挥手：“奉旨无须审讯，指认明白就正法。除非你不是安德海，是安德海就难逃一死。拉下去吧！” 
　　等人来拉时，安德海已瘫痪在地，但照旧上了绑，潘霨亲自批了斩标，由折署西便门出衙，押赴刑场，在绪承监临之下，一刀斩讫。 
　　济南府的老百姓在睡梦中，只听得“呜嘟嘟”吹号筒，第二天起身，听说杀了一个太监，奔到街上，只见闹市中、城门口都贴了告示，才知道杀的就是一路招摇，煊赫非凡的安德海。更有好事的人，赶到刑场，但见安德海的尸体尚未收殓，用床芦席盖着，胆大的便走过去掀席张望，只是不看上身看下身，意思是要看看太监到底如何与人不同。当然，他们是失望了，裤子外面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在京里的慈禧太后，因为安德海性命既已不保，也就无所顾惜，认为不如趁此机会，雷厉风行办一办，反倒能落得一个贤明的名声。所以，当丁宝桢第二次奏折到京，召见军机，当面指示，除了陈玉祥、李平安二人以外，还有几名太监，交丁宝桢一起查明绞决。黄石魁到底如何冒充，也要审明法办。 
　　接着，又特为召见内务府大臣，责备他们对太监约束不严，说是要振饬纪纲，下一道明发上谕，申明朝廷的决心。于是恭王承旨，根据慈禧太后所说的那番义正辞严的话，拟旨发出。前面叙明事实经过，后面申述态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京中官员无不颂赞圣明，而事先知道将有这回事发生的人，回想一下，亦无不因为有此圆满结局而深感意外。 
　　当然，最得意的是丁宝桢，奉到上谕，先遵旨将五名太监“绞立决”。然后审出黄石魁、田儿和通州雇来的那些镖手，冒充前站官，征发骡马的情形，以“帮同招摇、恐吓居民”的罪名，请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属，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随从，夹的夹、打的打，惩罚过后，作成口供清单，请旨治罪。 
　　除了人犯，还有行李。箱笼衣物，编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号，共计三十九件，连同征发来的牲口车辆，派两名旗籍的候补州县，解交内务府。整整忙了一个月，丁宝桢才算办结了这件大案。 
　　这该内务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对于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监的遗物，都很注意，特别是“金”字号的箱子，装的都是珠宝珍玩，所以内务府不敢怠慢，原封交进。打开来一看，好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此时无可究诘，也就不会发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余的分赐妃嫔。当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赏小李和张文亮等人，作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祸。通州的那些镖手，还可说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却真是无妄之灾，第一个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个是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子马氏，都被充军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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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恰。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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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 
　　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自然是敦睦邦交这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国藩在那里，等这个教案了结，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紧。”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帮不了曾国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责成曾国藩一个人办理，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杂，意见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穴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点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样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创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舷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话，罗叔亚不是说说的，真有那么个想法。中堂，我看，我们得先站稳脚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国藩说：“站稳脚步这话我要听。我们的脚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会，我们自己先办。地方酿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为地方官不能化导于平时，防患于未然。拿道、府、县先撤任，听候查办，亦是情真罪当的事。” 
　　曾国藩不断摇头：“我虽不惜得罪清议，这样的事也还不敢做。” 
　　“中堂…　。” 
　　“地翁！”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难商量。” 
　　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崇厚不得要领而去。到了第二天，罗叔亚又来见曾国藩，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当场不敢照译。但罗叔亚词气神色的凶悍，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战机一触即发。”黎庶昌压低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事。” 
　　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鋆和李鸿藻针锋相对，各引以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说话了。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站在一边，自然占了上风。同时李鸿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势的人，他并不主战，只是觉得有责任为“义民”说话而已，话说过了，责任就尽过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话中有刺，隐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鋆和董恂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会开仗。是和是战，两宫太后无法作任何决定，慈禧太后还觉得这事也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于是召见病起第一天进宫看折的恭王和军机大臣，面谕召集御前会议。 

　　　　　　　　　　　※　　　　　　　 ※　　　　　　　　 ※ 

　　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 
　　“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鋆苦笑着说，“和议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让那班‘清流’骂个够！”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鋆的话一传出，更难找人，于是紧接着说道：“话虽如此，事情也得两面看，这时候谁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办成的抚局办成，必享大名。再说，为国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鋆、沈桂芬密商的结果，认为办洋务的长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议决裂，则拱卫京畿，又非李鸿章不可。此外托词卧疾，遥领直隶提督衔名的刘铭传，亦该征召。商定了这些办法，立刻进宫请旨定夺。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说“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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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就在这时候，江宁发生了一件清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怪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枪打靶，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未完工前，暂时借用的江宁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对新兵用洋枪的“准头”如何，看得很认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门，就是箭道，走了来，走了去，不费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亲临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阅之期，因为下雨，延迟一日。第二天一早，依例行事，到了九点多钟看完，马新贻亦同往常一样，步行回署。后面跟着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替总督传令的武巡捕叶化龙，还有两三名马弁。走近偏门，只见有个中年人，用马新贻家乡，山东荷泽的口音喊道：“大帅！” 
　　接着便跪了下来，双手捧着一封信，高举过顶。 
　　马新贻认识这个人，一见便问：“你还没有回去？” 
　　“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为来求大帅。” 
　　“不是给过你两次了吗？”马新贻的神色显得颇不耐烦。 
　　“是…　。” 
　　正当那人嗫嚅着不知何以为词时，右面又有人高声喊道：“大帅伸冤！”接着也跪了下来。等马新贻回头来看时，那人突然从衣襟下取出一把雪亮的短刀，左手拉住马新贻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刀已插入右胸。 
　　“扎着了！”马新贻大喊一声，接着便倒在地上。 
　　于是喻吉三和叶化龙等人，一拥上前抓住了刺客和告帮的那个山东人，同时将马新贻抬回上房，找医生来急救。 
　　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无不惊诧万分。于是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还有学政殷兆镛，一起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奄奄一息，已无法说话，他的两个已入中年的姨太太嚎啕大哭，跪在魁玉面前，口口声声：“请将军替我家老爷伸冤！” 
　　魁玉知道，话中是要请他缉拿指使的正凶。但是魁玉自己也在害怕，在他看裁撤的湘军，个个都象是指使的正凶。这话不能说，说了保不定连他都会挨一刀。 
　　因此，魁玉除了好言安慰以外，不敢说什么担当的责任的话，只巴望能保得住马新贻一条命。无奈刺中要害，群医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咽气了。 
　　这时，江宁知府孙云锦和上元、江宁两知县会审凶手的供词，亦已呈送到魁玉那里。凶手名叫张文祥，河南汝阳人，做过洪军李侍贤的裨将。供词离奇不经，魁玉看了，只是不断摇头，连称“荒唐”。 
　　“出缺的原因，怎么说？”魁玉问臬司梅启照，“这么荒唐的供词，怎么能出奏？” 
　　“是！”梅启照紧皱着眉说，“主使的人，其心凶毒，不但要马制台的命，还要毁他的清誉。好在凶手还在审讯之中，只好先含糊其词。” 
　　于是以“行刺缘由，供词闪烁”的措词，飞章入奏，到京城那天是八月初二。 
　　总督的权柄极重，威仪极盛，居然会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这件事不但令人惊骇，而且无不诧异。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张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谁，目的何在？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出一个大概，这少数人中便有恭王在内。 
　　慈禧太后正有丧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视朝。恭王怕吓着了两宫太后，不敢多说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严讯凶手优恤马新贻外，谈到两江总督悬缺，认为非曾国藩回任不可。 
　　就不为镇抚两江的散兵游勇，曾国藩回任也是公私并顾的好安排。论公，曾国藩没有把天津教案办妥，只是他为此心力交瘁，大损清誉，朝廷既不忍责备，更不便把他调开，另外派人主持和议，现在有此顺理成章的机会，是再好不过。论私，曾国藩回两江，驾轻就熟，正好休养病体。所以两宫太后同声准奏。 
　　于是直隶总督便落到李鸿章身上。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一则他有“精兵”可拱卫京畿，再则他也是办洋务的第一把好手，正好让他接替曾国藩未能办成的和局。 
　　这一下便宜了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李鸿章奉旨带兵援左宗棠西征，朝廷特命浙江巡抚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替他“看守老家”，现在李鸿章调为直督，却不便叫李瀚章回任，因为署理浙江巡抚杨昌浚，虽是曾国藩的小同乡，却是左宗棠的“嫡系”。浙江是左宗棠克复的，一直被视作他的“禁脔”，前后巡抚蒋益澧、杨昌浚都是左宗棠所力保，这两个人的报答便是替他在浙江筹饷。陕甘军务正吃紧之际，一动杨昌浚就会影响西征的“协饷”，既然杨昌浚不能动，李瀚章就不能回任，由署理而真除，则淮军的“协饷”，亦仍可取给于湖广，是件一举两得的事。 
　　李家双喜临门，马家则是祸不单行。张文祥除了信口侮蔑马新贻以外，对于行刺的原因，是否有人指使，坚不吐实。地方官会审时，态度桀骜不驯，将军魁玉亲自审问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为天下除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有何不好？”马新贻虽是回教家世，但从洪武初年由武昌迁居山东曹州府，到马新贻已传了十八代之久，是道档地地山东土著，与陕甘回民风马牛不相及，可知张文祥话，完全诬蔑。 
　　但问来问去，到底有句要紧话漏了出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见得他是被买出来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谋。就因为这一句话，署理藩司，曾受马新贻知遇的孙衣言，坚持要求刑讯，但是臬司梅启照和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三地方官都不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人巴望着能在这时灭张文祥口，一用刑说不定就会在狱里动手脚，把钦命要犯报个“刑伤过重，瘐死狱中”，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词，但在江宁城内，却有两种首尾俱全，枝叶纷披的传说：一种是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另一种是说他负义渔色，陷害患难之交。当然，后一个传说更能耸动听闻。 
　　传说中的马新贻，在安徽合肥署理知县时，曾经为捻军所擒，擒获他的就是张文祥。但张文祥久有反正之心，所以捉住了马新贻，不但不向捻军头脑张洛行等人去报功，反而加意结纳，为他引见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时金彪，四个人拜了把子，然后悄悄放马新贻回去，跟抚台说妥当了，再来接他们投降。 
　　事情非常顺利，张、曹、时三个人都拉了部队，投向官方。上头委任马新贻拣选降众，编设两营，因为马新贻号毂山，所以称为“山字营”，他的三个把兄弟都当了“哨官”。马新贻就凭这两营起家，一路扶摇直上，升到安徽藩司。 
　　洪杨平定，大事裁军，山字营遣散，张、曹、时三人都随着马新贻到藩司衙门去当差。据说，这时候的马新贻，已有些看不起贫贱患难之交的意思了。 
　　因此，曹二虎准备去接家眷时，张文祥就劝他一动不如一静，但曹二虎不听，把他的妻子从家乡接了出来，住在藩司衙门里。既来了，不能不谒见马夫人，恰好马新贻也到上房，一见曹二虎的妻子，惊为绝色，就此起意，勾搭上手，只是碍着本夫，不能畅所欲为。于是，马新贻经常派曹二虎出差，而每一趟的差使，总有油水可捞，曹二虎乐此不疲，马新贻亦得其所哉。 
　　这样不多日子，丑闻传播得很快，张文祥不能不告诉曹二虎，他起先还不肯相信，暗中去打听了一番，才知真有其事，便要杀他妻子。 
　　张文祥劝他：“杀奸须双，光是杀妻，律例上要偿命，太犯不着。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索性就把老婆送了他，也保全了交情。” 
　　曹二虎想想也不错，找了个机会，微露其意，谁知马新贻勃然大怒，痛斥曹二虎侮蔑大僚。曹二虎回来告诉张文祥，张文祥知道他快要有杀身之祸了。 
　　这样过了些时候，曹二虎又奉命出差，这次是到安徽寿州去领军火。张文祥防他此去有变，约了时金彪一起护送。途中安然无事，曹二虎还笑张文祥多疑，张文祥自己也是爽然若失。 
　　于是第二天曹二虎到寿春镇总兵辕门去投文办事，正在等候谒见时，中军官拿着令箭，带着马弁，来捉拿曹二虎，说他通匪。等一上了绑，总兵徐戌装出临，不容曹二虎辩白，就告诉他说：“马大人委你动身后，就有人告你通捻，预备领了军火，接济捻匪。已有公文下来，等你一到，立刻以军法从事。你不必多说了。” 
　　曹二虎被杀，张文祥大哭了一场。他跟时金彪表示，一定要为曹二虎报仇。时金彪面有难色，张文祥便指责他“不够朋友”，愿意独任其事。于是收了曹二虎的尸体埋葬以后，张、时二人，就此分手。在这一段传说中，唯一真实的是，时金彪确有其人，现在在山西当参将。 
　　传说中的张文祥，被描画成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据说，他用精钢打造了两把匕首，用毒药淬过，每天夜深人静后，勤练刺击的手劲，叠起四、五层牛皮，用匕首去刺，起先因为手腕太弱，贯穿无力，这样两年，练到五层牛皮，一刃洞穿。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假定严冬有下手的机会，那怕马新贻身着重裘，亦不难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自从练成这样一番功夫，张文祥暗中跟踪了马新贻几年。一次相遇于杭州的城隍山，因为巡抚的护从太多，无法下手，直到如今，始能如愿。又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一声“扎着了！”其实是“找着了”，意思是说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还有人说，马新贻被刺，看清凶手是张文祥，说一声： 
　　“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这些传说，绘声绘影，言之凿凿，民间即令是脑筋很清楚的人，亦不能不相信。因为，不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疑问：张文祥刺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同时官场中知道张文祥没有什么详细口供的人，却又讳莫如深，颇有谈虎色变之慨，因而越发助长了这些传言的流播，不久连京城里都知道了。 
　　但替马家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有的胆小，不敢多事，有的与湘军素有渊源，不便出头。只有安徽巡抚英翰，身为旗人，不涉任何派系，由于跟马新贻私交甚厚，因而上奏，在表扬贤劳以外，“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京里又有个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折子中“疆臣且人人自危”以及“其中或有牵掣窒碍之处，难以缕晰推详”的话，意在言外，连慈禧太后都动了疑心。于是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张之万是个状元，也是个“磕头虫”，他的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是每天临睡以前，磕多少个头，说是起拜跪伏，可以强筋活血。为人深通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所以也是个“不倒翁”，这时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果然，不久就接到了间接的警告，劝他不可多事，这一下，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到江宁。 
　　无奈朝旨督催，魁玉又行文到清江浦，催“钦差”快去，张之万只好准备动身，把漕标的精锐都调了来保护，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 

　　　　　　　　　　　※　　　　　　　 ※　　　　　　　　 ※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蘋，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阵，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野外孤露，四无隐蔽，倘或此时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漕标参将，亲自带领两百亲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将茅厕围住。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他喊着张之万的号说：“子青，你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之万唯有报以苦笑，“玉公，”他说，“我是奉旨来会审的，一切都要仰仗。” 
　　“不然，不然！”魁玉摇着手说：“你是特旨派来的钦差，专为查办此案，当然一切听你作主。” 
　　两个人一见面先推卸责任，但彼此有关，谁也推不掉，那就只有“和衷共济”商量着办了。当夜魁玉为张之万设宴接风，陪客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候补道袁保庆。孙衣言也是翰林，比张之万只晚一科，他的儿子叫孙诒让，功名不过举人，官职不过主事，但声名极盛，对“墨子”的造诣极深，父子二人都是经师，所以张之万另眼相看。 
　　袁保庆是袁甲三的侄子，他跟孙衣言于马新贻都有知遇之感。尤其是袁保庆，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平日抓散兵游勇，颇为严厉，因此为马新贻带来杀身之祸，更是耿耿于怀。在席间与孙衣言两人，极力主张对张文祥用刑，非要追出主使的人来，才肯罢休。 
　　张之万抱定宗旨，只听不说，唯唯否否地敷衍着，等席散以后，魁玉把他和臬司梅启照留了下来，这才谈到正事。 
　　“孙、袁两公的话，决不可听。”梅启照这样说道，“他们为报私恩，不顾太局，难免激出太乱子来。如今江宁城里，人心惶惶，安分守己的人家，都闭门不出，袁笃臣家就是如此。” 
　　袁笃臣就是袁保庆。 
　　张之万吸了口气：“照此说来，江宁竟是危城！” 
　　“也差不多。”魁玉答道，“但盼涤相早早到任，让我交出了总督关防。” 
　　“涤相还在请辞，辞是当然不准他辞的，但天津的案子未结，还要入京陛辞请训，这一耽搁，起码两个月工夫。”张之万说，“我们就想办法拖它两个月！这一案只有等涤相来料理。” 
　　“要拖也容易。”梅启照说，“张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亲属来问，这样就拖下来了。” 
　　“他的家属在那里？” 
　　“在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 
　　“行文浙江，逮捕到案。”张之万又问，“还有什么远些地方的人好抓？” 
　　“有个时金彪。”梅启照说，“张文祥曾供过这个人，也是捻匪那里投降过来的，现在山西当参将。”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启照问道：“请示钦差大臣，那一天提审？” 
　　“我审也无用。”张之万说，“这一案到最后如何定谳？该有个打算。打算好了我们就照这条路子去走。” 
　　梅启照深深点头，看着魁玉，魁玉也点点头，示意梅启照提出商量好的办法。 
　　办法是替张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显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张文祥个人处心积虑，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严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为马新贻洗刷清誉，而且要隐隐含着因为公事认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这样，马新贻之死，才能有殉职的意味。 
　　这套假口供是如此说法，张文祥本是李侍贤手下的裨将，洪杨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波，与海盗有所勾结，同时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马新贻调了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张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们的接济，这一下等于断了张文祥的财路，因此他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便起了报复的心。又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为人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于是立志报仇。 
　　这里面当然也有片段的实情，象张文祥的妻子，背夫潜逃，即有此事。但从整个供词看，疑窦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说法，也就只有自己骗自己，信以为真了。 
　　“不过，”张之万只提出了这样一个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画供，有了亲供才可以出奏！” 
　　不论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梅启照当然不会疏忽。回去以后，立刻传见负责主审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县，传达了钦差张大人的意思，要他们设法劝诱张文祥，照此画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个把月，尚无结果。 
　　这时的曾国藩，请辞江督，未能如愿，已经交出了直隶总督的关防，正预备入京请训，天津教案总算已化险为夷，杀了两批凶手，也办了张光藻和刘杰充军黑龙江的罪，毛昶熙和丁日昌，亦已分别回任。大局已经无碍，加之曾国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陈，举措失机，把张光藻和刘杰办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难安”，因而亦能见谅于清议。而朝廷为了慰抚老臣，特旨赐寿，由军机处派人送来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方，御书福、寿字各一方，以及紫铜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这年是六十整寿，生日正在慈禧太后万寿后一天，两湖同乡，就在不久前要把他点翰林的匾额撤除的湖广会馆，设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张之万和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了，说张文祥挟仇“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并无主使之人”，同时定拟罪名，凌迟处死。消息一传，舆论大哗，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纷纷上奏，认为审问结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不但舆论不满，两宫太后及朝中大臣，亦无不觉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伤国体，而且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心存顾忌，会不敢放手办事，否则就可能成为马新贻第二。同时就照魁玉和张之万的奏报来说，前面说张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盗龙启沄等人，指使他为同伙报仇，因而混进督署行刺，“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后面却又说：“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由“尚属”二字，可见魁玉和张之万并未追出实情，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一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要严办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办法？却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为应该撇开曾国藩，另派钦差查办；有人以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以外，还有大学士的身分，此案应归他主持。两宫太后召见军机，仔细商量结果，决定兼筹并顾。一方面尊重曾国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员到江宁，重新开审。同时为昭大公起见，决定用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郑敦谨是刑部尚书，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这一榜是名榜，人才济济，在咸丰初年，红极一时。郑敦谨的官运却不算太好，翰林散馆，当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但颇有政绩。直到同治改元，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刑部尚书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当刑部尚书在三年前，恰好西捻东窜，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带兵的藩司陈湜，是曾国荃的姻亲，本人性喜渔色，部下纪律极坏，慈禧太后得报震怒，大年三十派郑敦谨出京查办。结果按查属实，赵长龄和陈湜得了革职充军的处分，而郑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 
　　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他已经六十八岁，又是岁暮雨雪载途之际，如果说惮于此行，起码恤老尊贤的恭王会同情他的处境，然而他终于还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几名好手，驰驿出京，径赴江宁。 
　　一路上历尽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国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岁，长谈竟夕。这一谈，郑敦谨才深悔此行。因为曾国藩说了实话，御外必先安内，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如果再激出什么变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开衅，洋人决不会象这一次似的，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国藩与郑敦谨不但是同乡，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的举人。郑敦谨春闱联捷，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曾国藩则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论到公事，各有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部议处、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宫太后听了宝鋆、崇厚的话，以张、刘二人“私往顺德、密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为充军黑龙江。 
　　为此，郑敦谨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曾国藩意见，越觉得满怀抑郁难宣，不由得就发了牢骚。 
　　“不该办的非办不可，该办的却又不能办。”他说，“读书六十年，真不知何以为怀！” 
　　曾国藩的牢骚更多，但养气的功夫，他比郑敦谨来得到家，所以不动声色地答道：“相忍为国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办案又是一回事。郑敦谨那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还好，年初二一早，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祐，领了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跪在钦差大臣的行辕门口，放声痛哭，请求伸冤。好不容易给劝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庆来拜，郑敦谨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会试同年，所以袁保庆称他“老世叔”，为他指出张文祥供词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疑窦，要求严办。袁保庆向来心直口快，对曾国藩和魁玉都有批评，张之万更为他隐隐约约指责得一文不值。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开缺，张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苏州，催丁日昌交卸，胆小怕事到如此，颇为袁保庆所讥评。 
　　“还有人居然在马制军被难之后出告示，说‘总督家难，无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请想，疆臣被刺，怎能说是‘家难’？” 
　　郑敦谨也听说过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启照。“这当然是失言！”他说，“我奏旨跟涤相会办此案，凡事亦不能擅专。等稍停几日，我再约诸公细谈。”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马”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道。那首诗出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做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做过大官，不脱绔裤的习气，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口开河，不足为奇。所以郑敦谨这样答道：“乔鹤侪的话理他干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马端愍的清誉，总有洗刷的一天。” 
　　曾国藩也深深点头，用马新贻的谥来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评。至于民间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时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谳以后，我自然要替马端愍表扬。” 
　　郑、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孙衣言的气平了些。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 
　　这是那两名司员想出来的主意，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接到委札，孙衣言特为去看袁保庆，要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追出实情。袁保庆因为曾国藩接任后，仍旧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公事极忙，经常在各营视察。替他料理门户的是他过继的一个儿子，名叫世凯，字慰庭。袁世凯这时才十三岁，矮矮胖胖，因为常骑马的缘故，长了一双“里八字”的罗圈腿，貌虽不扬，脑筋极好，已脱尽童騃之态，很整个成年的样子，凡有客来，如果袁保庆不在家，都归他接待。“慰庭！”孙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扬了扬，“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凯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还不曾过目。” 
　　“你拆开看了没有？” 
　　“看了。怕是紧要公事，好专差禀告家父。” 
　　“令尊什么时候回来？” 
　　“临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来，正赶得上明天开审。” 
　　“我要跟令尊好好谈一谈。奉委会审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孙衣言说，“此案不平的人极多，无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讲话也无从讲起。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责任特重，等于要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请你先把我的意思转达，今天晚上我在舍间专候，或是令尊见访，或是给我一个信，我再来。无论如何要见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诉家父。不过……，”袁世凯笑了笑又说，“我想放肆说一句，不晓得老伯容不容我说？” 
　　“说！说！你常多妙悟，我要请教。” 
　　“不敢当！”袁世凯从容答道，“我劝老伯不必重视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郑钦差不过拿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几句话把孙衣言说得愣在那里，作声不得。好半晌才用无穷感慨的声音说道：“我的见识竟不如你！不过……。”他把下面的那句话咽住了，原来是想说：钦差的用心，连个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当局者迷，总之，是太热心的缘故。”袁世凯老气横秋地说，“我劝老伯大可辞掉这个差使。” 
　　“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孙衣言很坚决地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辞，我要争！” 
　　这种择善固执的态度，袁世凯再聪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庆是了解的，当夜去回拜孙衣言，表示也要据理力争。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 
　　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孙衣言和袁保庆是早就到了，在花厅里陪着郑敦谨闲谈，谈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叹，国势太弱，难御外侮之际，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庆开口了，他是问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马新贻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盖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个衙门所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画，画的一匹死马，文案上赶紧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却已不知去向。这张意示警告的画，究竟是谁弄的玄虚？袁保庆要问的就是这一点。 
　　照袁保庆想，如果张文祥真的为了私仇，处心积虑，非置马新贻于死地而后快，则行踪愈隐密愈好，岂能事先寄这么一张画，让马新贻好加意防备？这是情理极不通之处。 
　　而且，反过来看，果真马新贻有过那种不义的行为，则此画的涵意，在他是“哑子吃扁食，肚里有数”，也会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经心，自取其祸？ 
　　“王书办！”袁保庆说：“把那张画取来！” 
　　王书办是上元县的刑房书办，张文祥一案的卷牍证据，都归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张“死马”的画，当即取来呈堂。 
　　“张文祥！”袁保庆把那张画提示犯人：“这张画你以前见过没有？” 
　　他问得很诡谲，因为这张画以前没有提出来问过，是最近钦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这张画来路可疑，特为检了出来归案。袁保庆疑心张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说了缘由，他必定一口承认，真相就难明了。所以故意这样套他一句，如果张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见过”，则送画的自另有人，追出这个人来，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谁。 
　　然而他失望了，张文祥看了看答道：“见过的。” 
　　“你在那里见过？” 
　　“是我送给老马的。” 
　　“咄！”有个司官拍案叱斥：“岂有此理！你对马制台，怎么能用这样无礼的称呼？” 
　　张文祥把双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问你，这张画是你亲自送到总督衙门的吗？”袁保庆又问。 
　　“是我自己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不想想，这一下有了防备，你还能有侥幸一逞的机会？” 
　　“明人不做暗事！先给他个信，教他小心！”张文祥答非所问地，但仿佛强词夺理，很难驳诘。 
　　袁保庆也感觉到了，张文祥实在难对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脱罪，或者想避重就轻，企求着堂上笔下超生，决不敢胡扯惹问官生气。而张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没有打算活命，若说他有些微畏惧之心，无非怕吃眼前亏，可是堂上定了决不用刑的宗旨，那就连这一丝忌惮都没有了！因此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庆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惭的话，仍旧在那幅画上追根。 
　　“那么，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 
　　“这也没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马’！” 
　　“哼！”袁保庆冷笑一声：又喊：“王书办！” 
　　“喳！”王书办趋前听命。 
　　“拿纸笔给他，开去手铐，叫他照样画一张！” 
　　王书办依言照办，把那张画铺在张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笔砚，一张白纸，一一摆好，然后指挥差役开去手铐，把枝笔递到张文祥手里。 
　　就在提笔要画的那一刻，他忽然将笔一丢，摇摇头说： 
　　“我画它不象！” 
　　袁保庆一听这话，立即拍案喝道：“说！这张画是谁画的？” 
　　突如其来地这一声，大家都吓一跳，张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随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这一说，是个什么人交给你的。是不是？” 
　　旁敲侧击地套了半天，终于把意向说明白了，袁保庆是在套问指使的人。张文祥却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人交给我。” 
　　“那么，这张画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袁保庆连连击桌：“说，说！” 
　　张文祥丝毫不为所动，“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说，“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想起正好寄给他，当个口信，便这么做了！” 
　　这样回答，迹近戏侮，袁保庆大怒，“好刁恶的东西，真正十恶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虑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夹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条绳子，却不知多少好汉过不了这一关。郑敦谨也是不主张对张文祥用刑的，此时便想开口阻止，却让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郑敦谨也明白，一说阻拦的话，便是当众纠正了袁保庆，逢他盛怒之际，说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时出言顶撞，岂非大失体统？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递过来，自然必有打消他这个命令的办法，且等着看！ 
　　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 
　　“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 
　　“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舷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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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出声。 
　　于是郑敦谨以一种奇怪的、豁达的声音对张兆栋说：“我的责任已了！该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张兆栋说，“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紧。” 
　　“我不回京。”郑敦谨摇摇头说，“我回家。” 
　　张兆栋愕然，想了一下说道：“想来老前辈出京时就已请了假，顺道回籍扫墓？” 
　　“‘田园将芜胡不归’！”郑敦谨朗声念了这一句，又黯然摇头：“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 
　　张兆栋大为诧异：“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早归早好。”郑敦谨说：“涤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驽马恋栈，只恐真如涤相所说的，‘名既裂矣，身败在即！’归去，归去！岳麓山下，白头弟兄，负暄闲话，强似千里奔波来审无头命案！” 
　　这一说张兆栋才知是为马新贻一案，受了委屈，先还当他是发发牢骚，解劝了一番，也就丢开了。谁知第二天一早，郑敦谨亲自来跟张兆栋要求，派一名专差为他递告病的奏折，同时请张兆栋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长沙，竟真个要辞官回里了。“老前辈何必？”张兆栋说，“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请开缺，也还不迟。” 
　　“那就辞不成功了。”郑敦谨说，“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说到这话，张兆栋不便再劝，当天就派了专差，为他递折，接着又传淮安府首县的山阳知县办差，派了一只大号官船，床帐衾褥，动用器具，一律新置，作为对这位刑部尚书的敬意。 
　　那两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劝，而郑敦谨执意不听。问他辞官的原因，他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说唯有辞了官，才能消除对马新贻和他的家属，以及孙衣言、袁保庆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闲言闲语很多。大人这样子一办，见得朝廷屈法，恐怕上头会不高兴。”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郑敦谨说，“只怕不高兴的不是朝廷，是我们湖南同乡。然而我也顾不得了！屈法是无奈之事。若以为屈法是顾全大局，以此自宽自解，恬然窃位，岂不愧对职守？” 
　　说到这话，那两名司官心里也很难过。原来是打算着办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风头，就象总理衙门的章京陈钦办天津教案那样，虽然费心费力，到底名利双收。谁知年前冲寒冒雪，吃尽辛苦到江宁，落得这么个窝囊的结果，除了曾国藩的一百两程仪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于是吃了一顿张兆栋特备的，索然寡味的离筵，水陆异途，各奔前程。郑敦谨趁一帆东风，过洞庭湖回长沙，两名司官走旱路回京复命。一到部就为同事包围，都要知道郑尚书辞官的真相。 
　　最后连恭王也知道了，特地传谕，叫那两名司官到军机处去见他，询向郑敦谨倦勤的原因，那两名司官不敢隐瞒，照实答复。于是恭王也就据实陈奏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也觉得事出突然，颇为怀疑，曾经一再问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说呢，郑敦谨年纪虽大，精神一向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告了病。原来其中还有这么多隐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他就是告病，也该回京复了命再说，就这么擅自回籍，也太说不过去了。” 
　　听她的语意不满，恭王怕惹出“交部议处”的话来，会引起各方的揣测，又生是非，因而赶紧为郑敦谨进言：“这一案，郑敦谨劳而无功，不免觉得委屈。臣等叫人写信劝他销假，请两位皇太后，暂时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让他销假。”她说，“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这话就算说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答应一声：“是！” 
　　“倭仁的病，怎么样了？”慈安太后问。 
　　“不行了！”恭王微微摇头，“不过拖日子罢了。” 
　　“那是先帝敬重的人。”慈安太后看着右面，用征询的语气说，“给他一个什么恩典，冲冲喜吧！” 
　　“也好！”慈禧太后看着恭王问：“你们倒看看，怎么办才合适？” 
　　问到这一层，恭王恰好可以陈奏拟议中的办法。大学士本以官文为首，他已在正月里病故，这是个满缺，该由瑞常以协办大学士坐升，瑞常空出来的一个缺，照例由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升任，而文祥是在同治六年就已调任吏部，等着拜相，此时顺理成章地得了协办。但是四位大学士，两殿两阁，需要重新安排，官文所遗的文华殿大学士，为殿阁之首，依惯例应该由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改授，但入阁是倭仁在先，科名亦是倭仁早，因此，倭仁以文渊阁改为文华殿，亦未始不可。 
　　等恭王把这番周折奏明以后，两宫太后一致认可，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是名义上的“首辅”，说到做官，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以复加的高官。但是冲喜没有能把倭仁冲好，到四月里假满，再赏假两个月，并颁赐人参，这就再无销假之期了。师傅的恤典，一向优厚，加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赐谥第一个字自是“文”字，第二个不出大家所料，是理学大臣专享的“端”字。 
　　这一下又出一个大学士缺，应该由文祥坐升，以他的圣眷，两宫太后应该早有交代，但一直不提，就知道事情有变化了。 
　　一打听，是两广总督瑞麟的儿子，刑部主事怀塔布在替他父亲活动入阁。瑞麟是内务府管银库出身，家资豪富，两广总督又是有名的肥缺，加以瑞麟于慈禧太后娘家有恩，文祥已知道争他不过。果然，等瑞麟为大婚进贡的珍品一到，两宫太后亲临检视以后，慈禧太后有话下来了。 
　　“倭仁的遗缺，该谁补啊？”她这样问。 
　　问到这话，即是不愿让文祥升任的明确表示，好在恭王已跟文祥商量过，所以答奏得很漂亮。 
　　“照规矩，该由文祥升补。”恭王手指着说，“不过文祥已经跟臣说了，受恩深重，不敢再邀非分之荣，而且刚得协办不久，资望还浅，应该多历练历练。倭仁病故，空出来的大学士一缺，请两位皇太后另简资深望重的大臣接补。” 
　　“嗯，嗯！”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向慈安太后问道，“你看，叫瑞麟补，怎么样？” 
　　慈安太后因为瑞麟对“大婚传办事件”，相当巴结，表示同意：“讲资望，瑞麟也够了。他是那一年进的军机？我记得是咸丰三年。” 
　　“是！”恭王是跟瑞麟一起进军机的，记得很清楚：“咸丰三年十月里。” 
　　“那就叫瑞麟补！”慈禧太后觉得对文祥有疚歉，便看看他说：“你就让他一步吧！” 
　　听得这话，文祥赶紧跪下答道：“圣母皇太后的话说重了，奴才惶恐之至。奴才自觉蒙天恩补了协办，受恩已经逾分，实在不敢再作非分之想。目前大婚费用浩繁，除了户部的正项以外，全靠各省督抚感恩图报，共襄大典。瑞麟时传谕交办的活计、洋货，都能敬慎将事，如期办妥，为昭激励，应该让他补这个缺，两位皇太后的圣裁极是！” 
　　“话虽如此，瑞麟到底太便宜了一点。”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问，“你今年五十几？” 
　　“奴才今年五十四。”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说：“那总还可以替朝廷办二十年的事。” 
　　这意思是来日方长，不必争在一时。文祥便又磕头谢恩。接着慈禧太后谈起洋务，连恭王在内，军机五大臣，倒有四个兼了总理衙门的差使，而事无巨细，尽皆参与的是沈桂芬。文祥是他的荐主，宝鋆在办理教案那一段期间，深得他的助力，而恭王虽以军机领袖，照规在御前召对，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但近年来凡属于照例的陈述，都让他人奏对，所以此时为了培植沈桂芬，不约而同给了他一个在两宫太后面前显露才具的机会。 
　　沈桂芬跟李鸿藻一样，说话都极有条理，但李鸿藻还不免有正色立朝，直颜犯谏的味道。而沈桂芬则是煦煦然，娓娓然，如巨族管家对女主人回话的那种神态，所以慈禧太后觉得格外动听。 
　　首先谈教案，他说崇厚到了巴黎，因为法国“内乱”，法皇拿破仑第三为普鲁士皇威廉第二所俘虏，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大清国修好致意的君主。而“法相”仍旧坚持罗叔亚所提出来的要求，由张光藻、刘杰为丰大业及被杀教士、修女抵命，同时要崇厚就在巴黎定议。 
　　“崇厚告以无权开议。这个答复很妥当，不过崇厚写信回来，要总理衙门奏请两位皇太后准他回国。臣等以为断断不可。”沈桂芬接着又说：“法国现已战败，自顾不暇，此是国家之福，这一案正好趁此了结。臣等以为崇厚必得在巴黎撑着，一回来就会别生枝节，说不定前功尽弃。” 
　　“对啊！该这么办！”慈禧太后深为满意。 
　　接着沈桂芬又面奏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交涉的中日商约办理情形，以及曾国藩与李鸿章会奏的，选取聪颖子弟赴泰西“肄习技艺”一案。依照中美商约，招选幼童，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和江苏同知容闳带领赴美，学习军政船政。原奏的办法是由陈、容二人“酌议章程”，经费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经总理衙门核议章程，请旨办理。沈桂芬此刻便是面奏章程大要，听候裁断。 
　　“发愤图强是要紧的，就怕把子弟教坏了！不过，美国总算还好，天津教案没有夹在里头起哄。”慈禧太后想了想又说，“这件案子是早就谈过的，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上经验得多，他们这么提议，总理衙门又说该这么办，我们姐妹俩，自然得依。就怕事情还没有办，先就自己闹意气，象那一年开同文馆，惹出多少无谓的是非！现在倭仁也故世了，我不愿意再说他什么，只望大家体谅朝廷，自己委屈一点儿！别尽顾着自己挣名声，教朝廷为难。” 
　　这话在李鸿藻听来，很不是味道，他也象倭仁一样，绝口不谈洋务。”洋务不是不可谈，但内如董恂，外如崇厚，仿佛以为中国人生来就该怕洋人，只好把洋人敷衍得不找麻烦，便已尽其办洋务的能事。而凡有保举，总理衙门的人，总是优先，各地的海关道，总理衙门更视为禁脔，好象除了他们，就没有人懂得如何跟洋商收税？其实不过借机把持而已。这些为清议所不齿的行为，使得李鸿藻看不起办洋务的人，因而抱定有所不为的宗旨，不沾洋务。当然也就对在洋务上特别巴结的沈桂芬，怀有反感了。 
　　因此，这天君臣们谈得越投机，李鸿藻越如芒刺在背。等退了朝，却又不得休息，有个应酬非去不可。上年慈禧太后老母，承恩公惠澂夫人病故，开吊那天，方家园车马喧阗，只有李鸿藻没有理这回事，慈禧太后为此大不高兴。前车之鉴，这一次可不能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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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这一次是喜事，醇王府添丁，贺客盈门，热闹非凡。醇王已有一个儿子，新生一子虽是行二，但为嫡福晋也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这在身分上就大不相同了。他是皇帝的嫡堂弟兄，也是皇帝的嫡亲的姨表弟兄，皇帝的堂兄弟很多，而姨表兄弟眼前却只有这么一个。 
　　这个刚降世的皇孙，跟皇帝一样，应该是“载”字辈，取名第二个字应该是水字旁。宗人府是由醇王府所在地的太平湖得到了启示，从《康熙字典》里找了个很特别的“湉”字，取义于左思的《吴都赋》：“澶湉漠而无涯”，照注解，湉是安流之貌，所以杜牧之的诗：“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正切“太平湖”的涵义，更合载湉出生地，醇王府槐荫斋前面那一片红莲翠叶，波光如镜的景致。看起来这位小皇孙是个天恩祖德，享尽荣华，风波不起，安流到头，有大福分的人。 
　　这位小皇孙不但天生金枝玉叶，身分尊贵，出世的年月也很好，正赶上醇王声光日盛之时。他的声光一直为恭王所掩，近年来先劾惇王管理宗人府揽权自大，其次在天津教案中，主张保护好官和“义民”，为守旧派的正人君子，视为铮铮然的正论。在御前会议中，指责总理衙门办理对外交涉失体，以及当国者自咸丰十年以来“所备何事”？骎骎然有与恭王分庭抗礼之势，令人意会到醇王已大非昔比，庙堂之上，独树一帜，有他自己的不能不为两宫太后和恭王、军机大臣所重视的主张和声势了。 
　　为此，载湉满月，早就有人倡议祝贺。到了日子，一连宴客三天，由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新补了工部侍郎的荣禄，负提调的全责。荣禄人漂亮，办事更漂亮，把太平湖畔的一座醇王府，里里外外，布置得如一幅锦绣的图画。在原有的戏台以外，另外又搭了两座，一座是三庆、四喜两个班子合演的皮黄，一座是醇王府自己的“小恩荣”科班的戈腔，一座是以“子弟书”为主的杂耍，九城声色，尽萃于此。因此轰动了大小衙门，各衙门的堂官，自然送礼致贺，一定作座上客。以下就要看人说话了，第一种是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和翰、詹、科、道中的名士，以及军机章京，醇王派人先打了招呼：不收礼，但尽管请过来饮酒听戏。第二种是各衙门的红司官，来者不拒。此外就得有熟人带领，才能进得去，不过找个熟人也很容易，所以那三天的醇王府，就象庙市那样热闹。 
　　当然，宾客因为身分的不同，各有坐处，王公宗室成一起，部院大臣又成一起。这天李鸿藻也到了，以军机大臣的身分，自是上宾，但他不愿夹在宝石顶子和红顶子当中，特地与一班名士去打交道。 
　　名士的魁首算是潘祖荫，再下来就是翁同龢，然后是张之洞、李文田、黄体芳、陈宝琛，汪鸣銮、吴大澂，还有旗人中的宝廷，正聚在一起，谈一个前辈名士龚定庵。 
　　谈龚定庵也算是本地风光。醇王府的旧主是道光年间的贝子奕绘，奕绘的侧福晋就是有名的词人西林太清春，传说中，与龚定庵有一段孽缘，定庵诗中“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就是这座朱门中的故事。 
　　“现在有个人，跟定庵倒象。”张之洞问潘祖荫：“他也是好听戏的，今天不知来了没有？” 
　　“没有见他。” 
　　在座的人，都知道张之洞和潘祖荫一问一答所指的是谁，只有李鸿藻茫然，“是谁啊？”他问。 
　　“李慈铭。”潘祖荫说。 
　　“喔，是他。”李鸿藻问道：“听说今年他也下场了？” 
　　“是的。”潘祖荫说：“去年回浙江乡试，倒是中了，会试却不得意。” 
　　“那自然是牢骚满腹，试官要挨骂了。”李鸿藻笑道：“龚定庵会试中了，还要骂房官，李慈铭不中，当然更要骂人。不晓得他‘荐’了没有？” 
　　“居然未骂，是不足骂。”张之洞笑道，“他的卷子落在霍穆欢那一房，这位考官怎么能看得懂李莼客的卷子？” 
　　“怪不得！”李鸿藻说，“这真是‘场中莫论文’了。” 
　　“内务府的人，也会派上考差，实在有点儿不可思议。”潘祖荫又说：“今年这一榜不出人才，在三月初六就注定了。” 
　　本年会试的考官是三月初六所放，总裁朱凤标，副总裁是毛昶熙、皂保和内阁学士常恩，都不是善于衡文的人。十八房官中，得人望的只有一个御史边宝泉，霍穆欢以内务府副理事官也能入闱，尤其是怪事。因此这张名单一出来，真才实学之士，先就寒心了。 
　　“兰公，”张之洞问道，“听说状头原是四川一个姓李的，可有这话？” 
　　“有这话。”李鸿藻说：“‘读卷大臣’定了前十本，奉懿旨，交军机核阅，谁知第一本用错了典故，而且还有两个别字，只好改置第九。” 
　　“我看了状头之作，空疏之至，探花的原卷也有别字。文运如此，非国家之福。”潘祖荫大摇其头。 
　　“兰公，”翁同龢忽然说道，“三月初四那天，饭后未见你到弘德殿，我以为兰公你要入闱了呢！” 
　　“果然兰公入闱，必不致有此许多笑话。”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接着张之洞的话，议论抡才大典，不可轻忽，同时也隐约有这样一种看法，自倭仁下世，在朝讲“正学”的，只有李鸿藻一个，接承衣钵，当仁不让。 
　　李鸿藻对这些话不能无动于衷，他心里在想，自己以帝师而为枢臣，提倡正学，扶植善类，责无旁贷。目前的风气，以柔滑工巧为贵，讲求急功近利，如果能培养一班持正不阿的敢言之士，足以矫正时弊，这也是相业之一。自己在军机的资格虽是最浅，但年纪还轻，转眼“门生天子”亲了政，决不会再出军机，象明朝的“三杨”那样，在政府三、四十年，不足为奇，眼光尽不妨放远些，让沈桂芬去搞洋务，自己在作育人材上，该好妹下一番功夫。 
　　然而，在眼前自是以“启沃圣学”为第一大事。想起这件事，他的心情就沉重了，慈禧太后责望过高，而皇帝偏偏又不争气，也不能怪皇帝，倭仁的滞而不化，徐桐的自以为是，先就把皇帝向学的兴致打掉了一半，什么叫“循循善诱”，那两位“师傅”全不理会。倭仁已矣，却还有徐桐，是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脚色，如何得了？ 
　　倭仁一死，弘德殿自然不必再添人，怎么样能把徐桐也请走？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但是久有此心，却始终没有善策，最苦的是不能在两宫太后面前说一句归咎徐桐的话，否则一定被人指责为故意排挤。原来还希望他会有外放的兴趣，最近跟翁同龢一起升了“内阁学士”，要不了一两年就会当侍郎，然后便是尚书，这条终南捷径，在徐桐是决不会放弃的。 
　　然而自己又何尝不然？眼前就快有一个尚书出缺了。郑敦谨第二次“赏假两个月”快要到期，这一次奏请开缺，必可如愿，徐、翁二人既已获得酬庸，那么这一次是该轮着自己升官了。 
　　李鸿藻的想法，一点都不过分。等郑敦谨“病难速痊，奏请开缺”的折子一到，慈禧太后看了发交军机处以后，兼着吏部尚书的文祥，立刻提出拟议，以左都御史庞钟璐调任刑部尚书，李鸿藻由户部侍郎升补庞钟璐的遗缺。 
　　这就是“官居一品”了！但李鸿藻忧多于喜，忧的是怕无以上答慈恩！臣子感恩图报，全在寸心，那怕危疑震撼，至艰至险的境地，抱定“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决心，足了平生，唯有当到师傅，若论报称，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有人说过笑话，世俗以为“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是万般无奈之事，而照“弘德殿行走”的人来说，还要加上一项：皇帝不肯用功！ 
　　因为既不能罚跪，又不能打手心，甚至还不能骂一句“蠢材”，至多说话的声音硬点儿，板起了脸，就算“颇有声色” 
　　了。 
　　然而两宫太后并不知道他的难处。旗人把西席叫作“教书匠”，弘德殿的谙达，就大致是这样一种身分。对授汉文的师傅已算是异常尊敬，而在李鸿藻已经觉得相当委屈，最教他伤心的是，慈禧太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恨不得自己来教！”这简直就是指着师傅的鼻子骂饭桶。当然，听到这话难过的，不止他一个，至少还有一个翁同龢，不过翁同龢未曾亲闻，是听他转述，感受又自不同。 
　　“怎么得了呢？”慈禧太后痛心疾首地，“今年十六了！连《大学》都不能背。明年大婚，接下来就该‘亲政’了，可是连个折子都念不断句！说是说上书房，见书就怕，左右不过磨工夫！这样子下去，不是回事！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稽察弘德殿”是醇王的差使，因此，遇到两宫太后垂询书房功课，恭王总觉得不便多说，只拿眼看着李鸿藻，示意他答奏。 
　　李鸿藻是为皇帝辩护的时候居多，不过说话得有分寸，既不能痛切陈词，便只有引咎自责。 
　　“按说，皇帝是六岁开蒙，到现在整整十年了。十六岁中举的都多得很，皇帝怕连‘进学’都不能够。”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们总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看皇帝那样，几乎连句整话都不会说。读了十年的书，四位师傅教着，就学成这样子吗？” 
　　“两宫太后圣明！”李鸿藻答道：“皇上天资过人，却不宜束缚过甚。臣等内心惭惶，莫可名状，唯有苦苦谏劝。好在天也凉了，目前书房是‘整功课’，臣等尽力辅导。伏望两位皇太后，对皇上也别逼得太紧。” 
　　“天天逼，还是不肯用功，不逼可就更不得了。”慈禧太后又说，“别的都还在其次，不能讲折，就是看不懂折子，试问，那一年才能亲政？” 
　　照她的意思，似乎垂帘训政，着实还要几年。也许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本心，但也是有隙可乘。如果皇帝婚后还不能亲政，言官一定会纠参师傅，十年辛苦，倘或落这样一个结局，那可是太令人不甘心了。 
　　为此，李鸿藻为皇帝授读“越有声色”，无奈皇帝不是报以嘻笑，便是闹意气，令人无可措手。 
　　因为慈禧太后曾说过，皇帝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都背不出来，李鸿藻觉得这话未免过分，皇帝讲奏折有囫囵吞枣的地方，作论时好时坏，往屯通篇气势，不能贯串，作诗要看诗题，写景抒情，常有好句，须发挥义理的题目，不免陈腐，甚至不知所云。拿这些归咎于师傅未曾尽心教导，犹有可说，说是《大学》都背不出来，不免离谱，令人不能甘服。 
　　因此，李鸿藻挑了一天，打算为皇帝温习《论语》。这是他为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开蒙的一本书。当时皇帝只有六岁，念来琅琅上口，曾邀得先皇喜动颜色，连声嘉许。倏忽十年，应该愈益精熟，所以先拿这本书作个试验。 
　　“皇上近来读《宋史》，总记得赵普在家常念的那本书吧？” 
　　“不是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吗？” 
　　“是！《论语》。”李鸿藻从容说道：“‘温故而知新’，臣请皇上默诵一章。” 
　　皇帝一听这话，便喊：“小李！” 
　　自从张文亮因病告退以后，小李越发得势，俨然是大总管的派头，经常伺候皇帝上了书房，便溜到茶房里去休息，所以此时是一个姓崔的太监，进殿伺候。 
　　“小李呢？”皇帝不高兴地问。 
　　“皇上且莫问小李。”李鸿藻对崔太监说：“取《论语》来！” 
　　“是！”崔太监轻声答应，从书架上把一函《论语》取了来，略略拂拭灰尘，打开封套，把其中的两本书放在李鸿藻面前。 
　　随手一翻，是《为政》篇，李鸿藻便指定背这一篇。皇帝茫然不知，就象提起儿时的游伴那样，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太监，他可以记得起，若问某人是什么样子，皇帝就根本无从置答了。 
　　“子曰……，子曰……，”皇帝期期艾艾地，一个字都想不起，甚至提他一个头，亦都无用。 
　　这一下，李鸿藻的伤心、失望和自愧，并作一副热泪，流得满脸都是。 
　　这是皇帝第二次看见师傅哭，第一次是倭仁为恭王所挤，奏请两宫太后派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固辞不获，在授读时，不知怎么，忽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把皇帝吓一大跳，不知他为何伤心。但这一次李师傅的哭，皇帝却是了解的，内心愧悔，要想一两句话来安慰，却不知如何措词？同时也恨自己，何以开蒙时就念过的书，会肯不出来？因而悄悄把那本《论语》移了过来，要看个究竟。 
　　一眼看到“君子不器”那句话，皇帝突有灵感：“师傅！ 
　　这句话怎么讲？” 
　　李鸿藻擦一擦眼泪，定睛细看，只见皇帝一只手掩在书上，把“器”字下面那两个“口”字遮住，成了“君子不哭”四字，不由得破涕为笑，差一点没有骂出来：淘气！ 
　　“皇上聪明天纵，上慰两宫，下慰万姓，只在今日痛下决心！” 
　　皇帝对这位启蒙的师傅，别有一分敬惮之意，当时便在词色中表示了“受教”的意思。李鸿藻退出弘德殿又把小李找了来，一面威吓，一面安抚，恩威并用的目的，是要责成他想法子阻劝皇帝，玩心不可太重．把精神都放在书本上。 
　　自从张文亮因病告退以后，小李在皇帝左右的地位，显得更重要了。他虽一心只打算着讨皇帝的欢心，但近来慈禧太后为了皇帝的功课不好，一再迁怒到“跟皇帝的人”，挨骂是常事，吃板子也快有分了，于今李师傅又提出严重警告，里外夹攻，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就在这天晚上，跪在皇帝面前，苦苦哀求。 
　　“万岁就算体恤奴才，下功夫把那几篇书背熟了它，只要万岁爷咬一咬牙发个狠，奴才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扯淡！”皇帝不悦，“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一早上书房，回来有‘引见’的召见，该那儿行礼的行礼，午正又上书房，读满书，温熟书，讲折子，总得到申时过后才能完事。一回宫又要视膳。整天忙得个臭要死，还嫌这嫌那！如今索性连你都来教训我了！”说着，便是一脚踹了过去。 
　　小李被踹倒了又爬起来，依然跪在皇帝跟前，“万岁爷的苦楚，奴才怎么不知道？”他说，“圣母皇太后万寿快到了，好歹把这几天敷衍过去，两位皇太后夸奖万岁爷，奴才也有面子，奴才情愿此刻挨打挨骂，不愿意看圣母皇太后责备万岁爷！” 
　　这两句话把皇帝说得万般无奈，叹口气说：“光是背熟了书也没有用，要逢三逢八能敷衍得过去才行。” 
　　逢三逢八是作文的日子，一论一诗，由翁同龢出题和批改。诗倒还好，写景抒情的题目，跟皇帝的性情对路，作论就很难说了，不是空空泛泛，没个着手之处，就有尧天舜日，典故太多，无法安排。小李也知道，三八之期就是皇帝受熬煎的日子，这时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便悄悄说道：“听说翁师傅出的题目，都是头一天想好了，写在纸片儿上，夹在书里，书是由他的听差拿着，奴才想法子把题目早一点儿弄出来，万岁爷也好有个准备。” 
　　“这……，”皇帝有点心动，但终于断然决然地拒绝：“那怎么可以！这不就象翰詹大考舞弊一样吗？不行，还是我当场现做。” 
　　“那就再好都没有了。”小李非常见机，“师傅们都夸万岁爷聪明，只要把心静下来，什么事不管，专心对付，一定对付得下来！” 
　　里里外外都是激励之声，把皇帝逼得无可逃避，只有照小李的说法，“咬一咬牙发个狠”，专心去啃书本。 
　　说也奇怪，只一转念间，难的不觉得难，容易的觉得更容易。这天翁同龢出了一个论题，叫做“禹疏仪狄”，那是出在《战国策》上的典故：“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题旨极其明白。皇帝静一静心，先把古来以酒亡国的帝皇一个个想下来，等想到东汉灵帝，意思便很多了，不必再往下想。 
　　材料够了，只看如何安排？这时便想到了《帝鉴图说》中每一篇所附的论赞，这本书有画有故事，皇帝从小就喜欢，也背得很熟，把其中谈到好酒误国的几篇，检出来看了一下，掩卷细思，很快地有了第一段的意思。就这样边想边做，一段五百字的论文，不过一个多时辰，就脱稿了。 
　　窗课交到翁同龢那里，一看便觉惊奇。因为一开头便觉不凡：“夫旨酒者天之美禄”，欲贬先扬，不但蓄势，且有曲折，而“天之美禄”这四个字，亦有来历，出于《宋史》，是宋太祖对王审琦所说的话，皇帝能引史传成语，虽用典故，却如白描，见得学力确有长进，翁同龢非常高兴。看完这篇“禹疏仪狄”，果然文气畅顺，曲折有致，便密密地加了圈，又写评语。 
　　诗题是皇帝早有预备的，最近做过“蓟门烟树”、“琼岛春阴”，一定还是在“燕山八景”中出题目，不脱“太液秋风”、“玉泉垂虹”之类。等出了题目，是做“玉泉垂虹”，限了很宽的“一先”的韵，皇帝毫无困难地交了卷。 
　　两本卷子拿回来，有圈有评，颂扬备至。这下皇帝脸上象飞了金一样，视膳的时候，挺胸抬头，顾盼自如，不再象平常那样，畏畏缩缩，总是避着慈禧太后的眼光，深怕她来查问什么似地。 
　　慈安太后是最了解皇帝心事的，知道他今天一定有说出来很漏脸的事，不让他说，憋在心里，自然难受，所以闲闲问道：“今天上了什么生书啊？” 
　　“今天不上生书，做论、做诗。”皇帝说，声音很爽脆，微扬着脸，仿佛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 
　　“喔，对了，今儿初三。”慈安太后说，“文章做得怎么样？ 
　　一定是满篇儿的‘杠子’！” 
　　“‘杠子’倒没有。”皇帝矜持地说，“略微有几个圈！” 
　　“那可难得！”慈安太后故意这样笑道，“不过我可有点儿不大相信，拿你的文章来我看！” 
　　于是皇帝便问：“小李呢？” 
　　只问得这一声，宫女太监们便递相传呼：“叫小李！取万岁爷做的文章！” 
　　小李是早就预备好的，捧着皇帝的一论一诗两篇窗课，得意洋洋地走进殿来，直挺屯往中间一跪，双手高举过顶，宫女从他手里接过诗文稿，呈上膳桌。 
　　慈安太后一看，喜动颜色，“还真难为他！”她看看在注视的慈禧太后说，“翁师傅很夸了几句。”接着便把稿子递回给皇帝：“拿给你娘去看吧！” 
　　慈禧太后不懂诗，这种议论文的好处，因为奏折看得太多，连夹缝里的意思都明白，读皇帝这篇“禹疏仪狄”，声调铿锵，笔致宛转，也觉得很高兴，但不愿过分奖许，怕长了他的骄气，便淡档地说道：“长进是有点儿长进了，不过也不怎么样！” 
　　皇帝满怀希望，以为必有几句让他很“过瘾”的话可听，结果是落得“不怎么样”四个字的考语，顿时觉得一身的劲都泄了个干净，用功竟是枉抛心力！ 

　　　　　　　　　　　※　　　　　　　 ※　　　　　　　　 ※ 

　　过不了几天就是慈禧太后的万寿，因为筹办大婚正忙，而且明年是她四十整寿，必有一番大大的热闹，所以这年为示体恤，并无举动。话虽如此，福晋、命妇，照常入宫拜寿，由升平署的太监，伺候了一台戏，只少数近支懿亲，得以陪侍入座。 
　　皇帝这两天比较高兴，因为第一，万寿前后三天不上书房；第二，有了一班游伴——都是跟他年纪相仿的堂弟兄和至亲，惇王的儿子载濂、载漪；恭王的儿子载澂，载滢；僧王的孙子也是醇王的女婿那尔苏；荣安公主的额驸苻珍；独独不见荣寿公主的额驸，就是“六额驸”景寿的长子志端。 
　　“怎么？”皇帝悄悄问小李，“大格格的女婿，怎么没有见？” 
　　“今儿圣母皇太后大喜的日子。”小李单腿下跪答道：“万岁爷别问这档子事吧！” 
　　皇帝既惊且诧：“出了什么乱子？怎么没有听说？” 
　　看看不能拦着他不问，小李便即答道：“荣寿公主额驸，病得起不了床了。” 
　　“啊…　”皇帝失声问道，“什么病？这么厉害！” 
　　“吐血！一吐就是一痰盂。大夫已经不肯开方子了。” 
　　皇帝听了，半晌作声不得，怒然跺一跺脚说：“我跟两位太后去回，我得去看一看！” 
　　“使不得，使不得！”小李把另一条腿也跪了下来，乱摇着手说，“没有这个规矩。万岁爷一去看了，就非死不可。” 
　　这个规矩，皇帝也听说过，懿亲重臣病危，皇帝有时亲自临视，这是饰终难遇的荣典，也就表示此人已经死定了。高年大臣还无所谓，志端只有十八岁，他家还抱着万一的希望，皇帝如果临视，就象乾隆年间，于敏中蒙御赐陀罗经被那样，不死也得死！岂不是太伤“六额驸”和荣寿公主的心？“再说，”小李怕皇帝不死心，又加了一句：“都说是痨病，要远人，两位皇太后决不能让万岁爷去。” 
　　这就无法了！皇帝想到十八岁的荣寿公主，年轻轻就要守寡，心如刀绞，无论如何也排遣不开。 
　　“你看看大格格在那儿，我要问问她。” 
　　“不介！”小李大有难色，“今儿是什么日子？说得荣寿公主伤了心，哭哭啼啼的，多不合适。” 
　　“大格格最懂事，我也不会惹她伤心。不要紧，我在重华宫等。你悄悄儿把她去找来。” 
　　小李无奈，只好这样转念，荣寿公主是慈禧太后面前最得宠的人，又是姊弟相聚，就算让上头知道了，也不是什么罪过！便答应遵旨去找。 
　　荣寿公主正坐在两宫太后身后，陪着听戏，只见有个宫女悄悄塞过来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斜行写着一行字：“万岁爷在重华宫召见，问额驸的病。” 
　　称“万岁爷”便知是皇帝的近侍传旨。她一看这张纸条，心就酸了。一方面为她丈夫的病伤心，一方面也为皇帝的垂念姊弟之情而感动。但这时候决不能掉一滴眼泪，强忍着把心定下来，然后等一出戏完，才托词溜了出来，只见小李迎上来请了个安，却未说话。 
　　虽未说话，却有暗示，微微一颔首，意思是跟着他走。 
　　荣寿公主向来讲究这些气派、过节，所以虽已会意，却浑似未见，只扬着脸一直往前，小李也很乖觉，疾趋而前，侧着身子从她身旁赶了上去，远远地领路。 
　　一进重华宫，荣寿公主便看见皇帝的影子，自然，皇帝也看见了她。这就不须小李再引路了，姊弟两人都往前迎，走到相距五、六步的地方，荣寿公主蹲下身去，先给皇帝请安，照例说一句：“皇上好！” 
　　皇帝没有答话，怔怔地看着荣寿公主，仿佛千言万语，不知说那一句好似地。荣寿公主当然了解他的心境，除了感动以外，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她不能反过去来安慰皇帝。 
　　“志端怎么啦？”皇帝终于说了这么一句，“听说病很重！” 
　　荣寿公主的泪水在眼眶里，就象一碗满到碗口的水，经不起任何晃荡，只要一晃，必定会溢出来。这时赶紧背过身子去，手扶着门框，心里不断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哭！就这样尽力自制，毕竟还是流了一阵眼泪。 
　　“听说志端的病，跟阿玛的病一样。”皇帝在她身后叹口气：“怎么会得了这个病？” 
　　荣寿公主觉得皇帝的话，非常不中听，志端虽跟先帝一样，得了痨病，但渐致不起的原因却不同。先帝是用醇酒妇人遣愁，有了病自己不知道爱惜保养，志端却是婚前就有了病，百药罔效，逐渐地病入膏盲。 
　　于是她说：“志端的身子，本来就弱。” 
　　“是啊！”皇帝正要说这句话：“当初误了你！皇额娘不该把志端指给你！” 
　　“皇上！”荣寿公主倏地转过身子来，神色郑重地说，“我没有丝毫怨圣母皇太后的心，皇上也千万不用如此说，皇上待我的情分，我那里有不知道的？如果为了我，惹出些是非来，那可就罪不容诛了。我实在是谁都不怨，包里归堆一句话，就怨我自己福薄！” 
　　“谁都不怨”这四个字，正见得她怨的人多，第一个太后就不该把个痨病鬼“指婚”；第二是爹娘，应该为女儿打算、打算，当然，等懿旨下来，已是无可挽回，但事前谈论多日，只要肯去想办法，必能打消；第三是“六额驸”，也该想想他儿子的病，不该害人，何况害的是自己的嫡亲的内侄女！ 
　　最后荣寿公主也要怨自己，当初不该曲从，只说一句：“我不嫁，愿意伺候皇额娘一辈子！”那就是绝好的遁词。女儿守着娘不嫁，谁也不能逼迫，荣安公主不是因为舍不得丽贵太妃，虽已指婚，至今还在宫里？ 
　　就因为如此，荣寿公主早就咬一咬牙认命了。虽有一肚子委屈，却不宜在皇帝面前倾吐，因而换了个话题：“皇上大喜啊！” 
　　皇帝一愣，“你指的什么？”他问。 
　　“这一阵子圣学猛进，说那天在两位太后面前，很漏了一回脸。” 
　　提到此事，皇帝现在有些伤心了，不过当然不能答说：用功也是白用，没有人知道。因而笑笑不答。 
　　姊弟俩心里的话多得如一团乱丝，抽着一个头绪，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下去，一中断了，又得另觅头绪。在片刻沉默以后，皇帝忽然问道：“载澂呢？在家干些什么？”“那儿有回家的时候？一下了‘上书房’就在外面胡闹。” 
　　荣寿公主说：“我可不爱理他！” 
　　皇帝听得这话，心里很舒服，因为如不是拿自己当最亲近的人看，她就不会骂她一母所生的胞弟。然而皇帝却真羡慕载澂，能一下了上书房，便在“外面”，何必还要“胡闹”？ 
　　就逛逛看看也够了！ 
　　“载澂甘趋下流，皇上见了他，好好儿训他。”荣寿公主又说，“我每一趟进宫，都听两位太后谈皇上的功课，皇上将来是太平天子，总要想到千秋万世的基业，大清朝的天下，都在皇上一个人身上，在书房里吃苦，就算是为天下臣民吃苦。我常常在想，皇上的功课，我替不了，能替得了就好了，也省得圣母皇太后一提起来，唉，我也不说了，反正聪明不过皇上，天下做父母的苦心，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一段话是劝皇帝用功，说得委婉恳切，皇帝不胜内惭，除却连连点头外，无词以答。 
　　“今儿母后皇太后告诉我，说定在明年二月里选皇后，要让皇上自己挑，皇上可得好好儿放眼光出来。” 
　　说到这一层，皇帝不免略显忸怩。转念一想，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这件事不能跟师傅去谈，更不能问计于小李，现在跟荣寿公主商量是再也适宜不过了。 
　　于是他说：“大姐，我倒正要问你，你看是谁好啊？” 
　　未来的皇后，一选再选，这年二月里选得剩下十个候选的，在八旗贵族中私下谈论，大都认为崇绮的长女，气度高华，德才俱胜，足以母仪天下。荣寿公主自然也听到过这些话，但她最识大体，象这样立后的大事，决不可表示意见，因为这也象拥立皇帝一样，是件身家祸福所关的事，福是谈不到，已经是固伦公主了，尊贵无比，还想什么？这样，便只有祸没有福，再笨的人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这是第一等的大事，总得皇上自己拿主意。谁也不敢胡说。” 
　　“我就是没有主意才问你。这儿也没有人，我也不会把你的话告诉谁。说句实话，这件事除了你，我没有第二个可以商量的人。” 
　　最后一句话激发了荣寿公主的做姐姐的责任，然而依旧不便明言，只这样答道：“寻常人家有这么一句话：‘娶妻娶德，娶妾娶色。’立皇后总以德行最要紧。” 
　　“那么留下的那十个人，谁的德行好呢？” 
　　“皇上别问我。”荣寿公主摇着手说，“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说。” 
　　皇帝还想再问，只见小李匆匆奔了过来，知道有事，便看着他问：“是两位太后找我？” 
　　“是！”小李跪下答道，“快传膳了，圣母皇太后在问荣寿公主，上那儿去了。” 
　　“咱们走了去吧！” 
　　在太监面前，荣寿公主不肯疏忽对皇帝的礼数，请着安答一声：“是！” 
　　等她抬起身子来，两下打个照面，皇帝见她泪痕宛然，随即问道：“大姐，你带着粉盒子没有？” 
　　荣寿公主懂他的意思，想起粉盒子由伴同进宫的嬷嬷带着，一时不知那里去找她，就能找着，也太耽误工夫，不由得有些为难了。 
　　小李机灵，立刻说道：“荣寿公主若是不嫌脏，后面丫头们住的屋里，就有梳头盒子。” 
　　“远不远？” 
　　“不远。” 
　　“好吧，你在前头走。” 
　　小李在前面引路，皇帝陪着荣寿公主，由一群小太监簇拥着，绕到重华宫西北角，有个小小的院落，里面有两排平房，就是宫女们的住处。这天慈禧太后万寿，都当差去了，院子里空荡档地，晾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荣寿公主一看这样子，不是至尊临幸之地，便侧脸说道：“请皇上在这儿站一站吧！我将就着匀一匀脸，马上就来。” 
　　“荣寿公主也不必进去了。”小李指着一间空屋子说，“请在那屋坐，我去找梳头盒子。” 
　　“也好，你可快一点儿。” 
　　“是！”小李答应一声飞快地去了。 
　　果然很快，小李找了个梳头盒子来，伺候着荣寿公主，对镜匀脸，掩盖了泪痕，然后回出来，陪着皇帝一起到了两宫太后身边。 
　　“你到那儿去了？”正在用膳的慈禧太后问。 
　　“皇上召见。”荣寿公主不愿撒谎，而且也觉得根本不须撒谎，“在重华宫说了一会儿话。” 
　　慈禧太后不再问了。她也知道，皇帝一定是问志端的病情。慈禧太后也为此烦心，很想问一问，又怕一问惹得荣寿公主伤心，此时此地，大不相宜，所以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但这一下，慈禧太后听戏的兴致大减。好在戏也不多，到了下午三点钟便已完毕。福晋命妇，跪送两宫太后及皇帝离座，各自出宫，荣寿公主却有些踌躇，不知是随着大家一起离去，还是稍待片刻，怕慈禧太后会找。 
　　就这时有个太监匆匆而至，特来召唤。等荣寿公主出殿，只见慈禧太后站在软轿前面在等，一见她便说：“我本想留你，又怕你心挂两头。你还是回去吧！” 
　　“是！”荣寿公主忽有无限凄惶，“只怕有好几个月不能来给皇额娘请安。” 
　　这意思是说，如果志端一死，穿着重孝，便不能进宫。慈禧太后自然懂她的意思，赶紧安慰她说：“你也别难过！年灾月晦，过了这一阵子就好了。等志端稍微好一点儿，我打发人来接你！” 
　　荣寿公主听这一说，自然强忍眼泪，磕头辞别。慈禧太后对志端的病情，也十分关心，每天派人去问，一天好，一天坏，问到第六天上，说是志端死了！ 
　　这个消息很快地传到养心殿，皇帝正在用膳，一听便搁下了筷子，尽自发怔，随便小李如何解劝，皇帝只是郁郁不欢。 
　　“唉！”皇帝忽然感慨，“人生朝露！” 
　　小李听不懂他那句话，只知道皇帝伤心得厉害，上书房无精打采，惹得李师傅又动声色。心里非常着急，不知怎么样才能把皇帝哄得高兴起来。 
　　小李试过许多方法，比较见效的就是谈到宫外的情形。皇帝一年总有几次出宫的机会，但出警入跸，在明黄轿子里拉开趟帘，偷偷看上一会，也不过几条大街上的门面市招，买卖是怎么做法，居家过日子是不是也象宫里那样有许多繁琐的规矩？总不明白。至于市井俚俗，如何热闹有趣，那就更只有从《清明上河图》上去想象了。 
　　因此，听到小李讲庙会、讲琉璃厂、讲广和居、讲大栅栏的戏园子，皇帝常常能静下心来听，问东问西，有不少时间好消磨。但是除了庙会和戏园，皇帝问起琉璃厂的书、崇效寺的牡丹，以及翁师傅他们在酒楼宴客的情形，小李就无法回答了。 
　　“有澂贝勒陪着万岁爷上书房，那就好了！” 
　　小李无意中的一句话，引得皇帝的心又热了，他心目中最向往，甚至最佩服的就是载澂。不说外面的情形他懂得多，就在书房里有他在一起，一定也十分有趣。他听小李讲过载澂在上书房淘气，捉弄他授读的师傅林天龄的许多笑话，最让他忘不掉的是学林天龄的福建京腔。光听载澂学舌，虽也能叫人发笑，但还不知他的妙处，直到林天龄升侍郎谢恩召见的那一天，听他那种用大舌头在咽喉头使劲发音的腔调，想起载澂学他的声音，皇帝差一点笑出声来，只能用大声咳嗽来掩饰，惹得军机大臣相顾愕然，慈禧太后大为不快。 
　　于是他跟慈安太后要求，下懿旨派载澂在弘德殿伴读。 
　　“这件事怕难。”慈安太后答道：“载澂不学好，你六叔一提起来，就又气又伤心。照我看，你娘就不会答应。” 
　　“他不学好，难道我就跟着他学？那是不会有的事！而且弘德殿的规矩，比上书房严，说不定还把载澂管好了呢！” 
　　“话倒是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慈安太后沉吟了一下，“看机会再说吧！” 
　　这个机会是指跟慈禧太后商量，却想不到有个意外的机会，年底下翁同龢的老母病故，照例奏请开缺。这个在翁同龢“哀毁逾恒”的变故，为两宫太后及恭王、文祥、李鸿藻带来了极大的难题，皇帝的功课正在紧要关头，而三位师傅中，徐桐根本不受重视，只为尊师重道起见，不便撤他的“书房差使”，他也就赖在弘德殿，俨然以帝师自居。李鸿藻则因军机事繁，不能常川入值，最得力的就只有一个翁同龢，偏偏就是他不能出力。 
　　于是只好将上书房的师傅林天龄到弘德殿行走，而载澂也就顺理成章地跟到弘德殿去伴读。 

　　　　　　　　　　　※　　　　　　　 ※　　　　　　　　 ※ 

　　一过了年，上上下下所关心的一件大事是立后，两宫太后，各有心思。 
　　慈禧太后所预定的皇后，才十四岁，明慧可人，她是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凤秀姓富察氏，隶属上三旗的正黄旗，他家不但是八旗世家，而且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乾隆的孝贤纯皇后就出于富察家，在康、雍、乾三朝，将相辈出，煊赫非凡。到了傅恒、福康安父子，叠蒙异数，更见尊荣。凤秀的女儿，论家世，论人品，都有当皇后的资格。慈禧太后已经盘算了不少遍，慈安太后凡事退让，皇帝不敢反对——而且，她也想不出皇帝有反对的理由。唯一的顾虑，就是外面都看好崇绮的女儿，则一旦选中别人，或许会引起许多闲话，叫人听了不舒服。照现在恭王的话看，大家都能守住本分，不敢妄议中宫，则自己的顾虑，似乎显得多余了。 
　　西边的太后这样在琢磨，东边的太后也在那里盘算。她的想法正好跟西边相反，看中的是崇绮的女儿。这是真正为了皇帝，她自己不杂一毫爱憎之心，但是，她也想到，如果皇帝不喜此人，则虽以懿旨，不得不从，将来必成怨偶，所以她得找皇帝来问一问。 
　　“二月初二快到了，”她闲闲问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啊？” 
　　“我听两位皇额娘作主。” 
　　“这是你的孝心。不过我觉得倒是先问一问你的好，母子是半辈子，夫妇是一辈子。我是为你一辈子打算！” 
　　皇帝感激慈爱，不由得就跪了下来：“皇额娘这么替儿子操心，选中的一定是好的。” 
　　“看这样子，那十个人，在你个个都好。既然如此，我自然要替你好好儿挑。”慈安太后想了一会说，“庶出的当然不行！” 
　　皇帝听出意思来了，这是指赛尚阿的女儿，崇绮的幼妹，——阿鲁特家，姑侄双双入选在十名以内，说做姑姑的不合格，自然是指侄女儿了。 
　　“就有一点，怕你不愿意。”慈安太后试探着说，“崇绮家的女孩子，今年十九岁。” 
　　皇帝今年十七岁，慈安太后怕他嫌说娶个“姐姐”回来。而皇帝的心思却正好不同，他经常独处，要担负许多非他的年纪所能胜任的繁文缛节，有时又要独断来应付若干艰巨，久而久之，常有惶惶无依的感觉，所以希望有个象荣寿公主那样的皇后，一颗心好有个倚托。而且听说崇绮的女儿，端庄稳重，诗书娴熟，闲下来谈谈书房里的功课，把自己得意的诗念几首给她听，就象赵明诚跟李清照那样的生活，就可以制一副楹联，叫做“天家富贵，地上神仙”，这副楹联，就叫皇后写。久听说崇绮的女儿写得一手很好的大字，本朝的皇后，还没有深通翰墨的，这副对联挂在养心殿或者乾清宫，千秋万世流传下去，岂非是一重佳话？ 
　　想到这里，皇帝异常得意，“大一两岁怕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圣祖仁皇帝不就比孝诚仁皇后小一岁？” 
　　皇帝不以为嫌，那真是太好了！慈安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为皇帝细说她看中这位“皇后”的道理，她是怕皇帝亲政以后，年纪太轻，难胜繁剧，而两宫太后退居深宫，颐养天年，不便过问国事，就帮不了皇帝的忙，所以得要一位贤淑识大体，而又能动笔墨的皇后，辅助皇帝。 
　　这跟皇帝的想法，略有不同，但并不相悖，而是进一步的开导，皇帝一面，一面不断称“是”。 
　　“你娘的意思，还不知道怎么样？”老实的慈安太后，直抒所感，“有时候聊起来，总是挑人的短处，也不知道她是有意这么说，还是真的全看不上？” 
　　全看不上也不行，按规矩一步一步走，最后唯有在剩下的十个人中，挑一个皇后出来，所以全看不上，也可以说是全看得上，换句话说，慈禧太后并无成见。这样，就只要慈安太后把名字一提出来，事情便可定局。 
　　母子俩有了这样一个默契，言语都非常谨慎，顺理成章的事，就怕节外生枝，所以保持沉默，是最聪明的态度。皇帝虽有些沉不住气，却至多跟小李说一句半句。小李在这两年已学得很乖觉，每一句话的轻重出入，无不了解，似此大事，连恭王都说“不敢妄议”，何况是太监？而且他又受了皇帝的告诫，越发不肯多说，有太监、宫女为了好奇，跟他探听“上头”的意思时，他总是这样回答：“等着看好了。二月初二不就一晃儿的工夫吗？” 
　　虽说一晃的工夫，在有些人却是“度日如年”四个字，不足以形容心境，其中自以赛尚阿、崇绮父子的日子最难过。一家出了两个女孩子在那最后立后的十名之列，这件事便不寻常。赛尚阿闲废已久，回想当日蒙先皇御赐“遏必隆刀”，发内帑二百万两以充军饷，率师去打长毛的威风，以及兵败被逮，下狱治罪和充军关外的苦况，恍如隔世。谁知儿子会中了状元，如今孙女儿又有正位中宫之望，即使“承恩公”的封号，轮不到自己，但椒房贵戚，行辈又尊，大有复起之望，不出山则已，一出则入阁拜相，都在意中。 
　　倘或姑侄俩双双落选，又将如何？荣华富贵，果真如黄粱一梦，则来也无端，去也无凭，寸心怅惘于一时，也还容易排遣。如今是八旗世族，特别是蒙古旗人，无不寄以殷切的期望，到了那时候，纷纷慰问，还得打点精神，作一番言不由衷的应酬，最是教人难堪。而且，科举落第，慰问的人还可以代为不平，骂主司无眼，说是大器晚成，三年之后还有扬眉吐气的机会，选后被摈，替人家想想，竟是无可措词，真正是件不了之事。 
　　日子愈近，得失之心愈切，崇绮自比他父亲更有度日如年之感。讲理学的人，着重在持志养气，要教人看起来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那年中状元的时候，兴奋激动得大改常度，颇为清议所讥，好比苦修多年的狐狸，将要脱胎换骨的刹那，不自觉地把条毛茸茸的尾巴露了出来！就这一下，自己把自己打掉了五百年道行。前车之鉴，触目惊心，自誓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学到曾国藩的“不动心”三字，所以谨言慎行，时时检点，一颗心做作得象绷得太紧的弓弦，自己知道快要控制不住了。 
　　就在这样如待决之囚的心情之下，听到一种流言，使得崇绮真的不能不动心了！这个流言是说他的女儿，决无中选之望，因为出生的年份，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他的女儿生在咸丰四年甲寅、肖虎，而慈禧太后生在道光十五年乙未、肖羊，如果肖虎的人入选，正位中宫，慈禧太后就变成“羊落虎口”，这冲克非同小可，一定得避免。 
　　这话不能说是无稽之谈。崇绮知道慈禧太后很讲究这些过节，皇帝是她所出，而且正掌大权，只要有此顾虑，爱女定在被摈之列。这真正是“命”了！崇绮忧心忡忡了一阵子，反倒能够认命了。 
　　然而这话也只能摆在心里，说出去传到宫中，便是一场大祸，所以表面照常预备应选，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那一天，昧爽时分，亲自伴送幼妹和爱女到神武门前候旨。 
　　这天的宫中可真热闹了，近支的福晋、命妇，纷纷奉召入宫，襄助立后的大典，地点还是在御花园的钦安殿。老早就有内务府的官员，进殿铺排，一张系着黄缎桌围的长桌后面，并列两把椅子，那是两宫太后的宝座，东面另设一椅，则是皇帝所坐。御案上放一柄镶玉如意，一对红缎彩绣荷包，另外一只银盘，放着十支彩头签，同治皇后就从这十支彩头签中选出来。 
　　钟打八下，皇帝侍奉两宫太后，由停王福晋为首的一班贵妇人扈从着，临御钦安殿，侍候差使的内务府大臣行过了礼，随即奉旨，将入选的十名秀女，带进殿来。八旗中灵气所钟的女孩儿，都在这里了，一个个都是绝世的丰神，行动举止，稳重非凡，加以前一天先已演过了礼，所以进得殿来，不慌不忙地站在应该站的地位上，分成两排，从从容容地行了大礼，只听得慈禧太后说道：“都站起来吧！” 
　　十个人列成两排，依照父兄的官阶大小分先后，第一次还算是复选，两宫太后已经商量停当，先自十中选四——只要是在最后的四名之列，那就定了长别父母，迎入深宫的终身，就象殿试进呈的十本卷子那样，三鼎甲、传胪，都在其中，至不济也是“赐进士出身”的二甲。这最后四名，将是一后、一妃、两嫔，而此时所封的妃，只要不犯过失，循序渐进，总有一天成为皇贵妃，同样地，此时所封的两嫔，亦必有进为妃位的日子。 
　　慈禧太后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拿起第一支彩头签，念给慈安太后听：“阿鲁特氏，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赛尚阿自充军赦还后，曾赏给副都统的职衔，那是正二品的武官，品级相当高了，所以他的小女儿排在第一位。 
　　“留下吧？”慈禧太后问。 
　　“好！”慈安太后同意。 
　　于是赛尚阿的小女儿跪下谢恩。以下就一连“撂”了三块“牌子”。“撂牌子”也得谢恩，而事实上在有些秀女及她的父母来说，这是真正的开恩，因为，在他们看，选入深宫等于送入监狱。 
　　第一排最末一名，是个知府崇龄的女儿，姓赫舍哩，论貌，她是十个人当中的魁首。在这片刻中，特邀皇帝的眷顾，视线绕来绕去总停留在她脸上，所以此时看见慈禧太后拿着她的那支彩头签踌躇时，恨不得拉一拉慈安太后的衣袖，让她说一句：“留下！”幸好，就在他想有所动作时，两宫太后交换了一个同意的眼色，总算不曾再撂牌子。 
　　崇绮的女儿和凤秀的女儿站在一起，崇绮的职称是“翰林院日讲起注官侍讲”，跟凤秀的刑部员外，都是从五品，但翰林的身分比部里的司员高得多，所以排列在前。当慈禧太后还未把她那支彩头签念完时，慈安太后就开口了。 
　　“这当然留下！” 
　　慈禧太后没有不留的道理。但心中突生警惕，所以接着选上了凤秀的女儿以后，又说一声：“先都带出去吧！回头再传。” 
　　她已经看出不妙，自己的如意算盘不容易打。因此在漱芳斋休息时，借故遣开了皇帝，挥走了宫女太监，要先跟慈安太后谈一谈。 
　　“姐姐！”她原来想用探询的口气，问慈安太后属意何人？话到口边，觉得还是直抒意愿的好，所以改口说道：“我看凤秀的孩子，倒是福相，人也稳重。” 
　　“年纪太小了。”慈安太后摇摇头，“皇帝自己还不脱孩子气，再配上个十四岁的皇后，不象话！” 
　　慈安太后论人论事，很少有这样爽利决断的语气，慈禧太后大出意外，一时竟想不出话来驳她。 
　　“我看是崇绮的女儿好！相貌是不怎么样，不过立后在德、在才，不在貌。再说，比皇帝大两岁，懂事得多，别的不说，起码照料皇帝念书，就很能得她的益处。” 
　　慈禧太后不便说“羊落虎口”的话，从来选后虽讲究命宫八字，但只要跟皇帝相合就行，与太后是不是犯冲？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她只勉强说得一句：“那就问问皇帝的意思吧！” 
　　于是两宫太后传懿旨，召皇帝见面。由于关防严密，料知有所垂询，必不脱中宫的人选，皇帝心里已有预备，但话虽如此，却以惮于生母的严峻，始终去不掉心中那份忐忑不安的不自在的感觉。 
　　而出乎意外的是，进殿一看，慈禧太后的神情，温和慈祥，反倒是慈安太后面无笑容，大有凛然之色。皇帝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也没有工夫去细想，请过了安，垂手站在一旁，等候问话。 
　　“立后是大事，”慈禧太后徐徐说道：“我们选了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一个是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大清朝从康熙爷到如今，没有出过蒙古皇后，后妃总是在满洲世家当中选，你自己好好儿想一想吧！” 
　　这明明是暗示皇帝，不可破两百年来的成例，应该选富察氏为后。皇帝不愿依从，但亦不肯公然违拗生母的意旨，便吞屯吐吐地说道：“还是请两位皇额娘斟酌，儿子不敢擅作主张。” 
　　这语气就不妙了！慈禧太后正在琢磨，皇帝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有意装傻？就这沉默之际，慈安太后先给了皇帝一个鼓励的眼色，然后开口说话。 
　　“那两个人，我们看都好，就是斟酌不定，才要问问你的意思。”慈安太后又略略提高了声音说：“那是你们一辈子的事，你自己说一句吧！” 
　　这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那一刻，反正只是一句话，硬起头皮说了就可过关，这样一想，皇帝不假再思，跪下答道： 
　　“儿子愿意立阿鲁特氏为后。” 
　　话一说完，接着便是死样的沉寂。慈禧太后的恼怒，比三年前听说杀了安德海还厉害，胸膈间立刻血气翻腾，阵阵作疼，她的肝气旧疾，马上又犯了！ 
　　“好吧！”她以伤心绝望到不能不撒手抛弃一切的那种语气说，“随你吧！”说完就要站起身来，眼睛望着另一边，仿佛无视于慈安太后和皇帝在一旁似的。 
　　“妹妹！”慈安太后轻轻喊了她一声，“外面全等着听喜信儿呢！” 
　　这是提醒她，不可不顾太后的仪制，立后是普天同庆的喜事，更不可有丝毫不美满的痕迹显露，引起内外臣民的猜疑。慈禧太后当然听得懂她的意思，转回脸来，换了一副神色，首先命皇帝起身，然后说道：“回钦安殿去吧！” 
　　于是仍由皇帝侍奉着，两宫太后复临钦安殿，宣召最后入选的四名秀女，依然等待皇帝亲选皇后。 
　　“皇帝！”慈禧太后拿起如意说道：“现在按祖宗的家法立后，你要中意谁，就把如意给她！” 
　　“是！”皇帝跪着接过了如意，站起身来，退后两步，才转身望着一排四个的八旗名媛。 
　　第一个是赛尚阿的女儿，自知庶出，并无奢望，如果侄女儿被立为后，日朝中宫，伺候起居，那是什么滋味？因此眉宇之间，不自觉地微带幽怨，衬着她那件紫缎的袍子，显得有些老气，在四个人中，相形逊色，皇帝看都没有看她，就走了过去。 
　　第二个就是赫舍哩氏，生得长身玉立，肤白如雪，一双眼睛就如正午日光下的千丈寒潭。见她穿一件月白缎子绣牡丹，银狐出风的皮袍，袖口特大，不止规定的六寸，款式便显得时新可喜。她是经过父母再三告诫的，尽够美了，就怕欠庄重，所以这时把脸绷得半丝皱纹都找不出来，但天生是张宜喜宜嗔的脸，就这样，仍旧让皇帝忍不住想多望两眼，望得她又惊又羞，双颊浮起红晕，双眼皮望下一垂，长长的睫毛不住闪动，害得皇帝都有些心旌摇摇，几乎就想把如意递了过去。 
　　踏开两步站定，正好在引起两宫太后争执的那两个人中间，皇帝是先看到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圆圆的脸，眉目如画，此刻看来娇憨，将来必是老实易于受摆布的人。皇后统摄六宫，也须有些威仪，这富察氏在皇帝看，怎么样也不象皇后。 
　　象皇后的是这一排第三个。崇绮的这个女儿，貌不甚美，但似乎“腹有诗书气自华”，在皇帝面前，神态自若，谦恭而不失从容，一看便令人觉得心里踏实，是那种遇事乐于跟她商量的人。 
　　这就不必有任何犹豫了，“接着！”皇帝说，同时把那枝羊脂玉的如意递了过去。 
　　“是！”崇绮的女儿下跪。穿着“花盆底”不能双膝一弯就跪，得先蹲下身去请安，然后一手扶地，才能跪下。她不慌不忙，娴熟地做完了这个礼节，然后接过如意，垂着头谢恩：“奴才恭谢两位皇太后和皇上的天恩。” 
　　乾坤已定，慈禧太后隐隐然存着的，皇帝临事或会变卦的那个渺茫的希望，亦已粉碎，所以沉着脸不响，而慈安太后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已经把一个红缎绣花荷包抓在手里了。 
　　“这个，”她回头对恭王福晋说，“给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是！”恭王福晋接过荷包，笑盈盈地走到富察氏面前，拉过她的手，把荷包塞了给她，轻声说一句：“恭喜！”又提醒她：“谢恩。” 
　　也亏得她这一声，这位未来的妃子才不致失仪，等她谢过恩，慈禧太后站起身来，什么人也不理，先就下了御座。 
　　慈安太后看这样子自然不舒服，但大局不能不顾，跟着慈禧太后出来，先就吩咐：“到养心殿去吧！” 
　　这一说，慈禧太后不能自己走自己的。到了养心殿，只见以恭王为首，在内廷行走的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南书房翰林，还有弘德殿的师傅和谙达，都在那里站班，望见两宫太后和皇帝驾到，一起跪下磕头贺喜。 
　　然后就是召见军机——这一路上慈禧太后想通了，已输了一着，不能再输第二着！倘或自己怏怏不乐，凡事由慈安太后开口，显得皇帝大婚是她在主持，给臣下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自己大大的失策。因此，她隐藏了不快，言不由衷地宣布：“崇绮的女儿，端庄稳重，人品高贵，选为皇后。 
　　你们拟旨诏告天下吧！” 
　　旨稿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只要填上名字和封号，就可“明发”，恭王便先取出一通“奏片”呈上御案，说明是内阁所拟的封号，请朱笔圈定。 
　　妃子的封号，脱不了贞静贤淑的字样，嫔御较多，有个简单的办法，就象大家巨族的字辈排行那样，从《康熙字典》的“玉”字部去挑，只要与前朝用过的不重复就行。慈禧太后提起朱笔，圈了三个字：慧、瑜、珣。慧是慧妃，富察氏的封号，瑜、珣两字就得有个交代了。 
　　“崇龄的女儿是瑜嫔，赛尚阿的女儿是珣嫔。瑜嫔在前，珣嫔在后。”慈禧太后转脸问道：“这么样好不好？” 
　　已经独断独行，作了裁决，还问什么？而且这也是无关宏旨的事，慈安太后自然表示同意。 
　　“臣请旨，”恭王又问：“大婚的日子定在那个月？好教钦天监挑吉期。” 
　　这是早就谈过了的，未曾定局，此时要发上谕，不能不正式请旨。慈禧太后不愿明说，看看慈安太后，意思是让她发言。 
　　“总得秋天。”慈安太后说，“早了不行，晚了也不好，八月里怎么样？” 
　　恭王踌躇了一会说：“八月里怕局促了一点儿。” 
　　“那就九月里，不能再晚了。” 
　　这是慈安太后用心忠厚的地方，赶在十月初十以前办喜事，这样，今年慈禧太后万寿，就有皇帝皇后，双双替她磕头。恭王当然体会得到其中的用意，答一声：“臣等遵旨。” 
　　“六爷，”慈禧太后特意加一句：“大婚典礼，还是你跟宝鋆俩主办。在上谕上提一笔，省得不相干的人，从中瞎起哄。” 
　　这不知指的是谁？恭王一时无从研究，只答应着把三道旨稿交了给沈桂芬，在养心殿廊上填好了名字封号，呈上御案，两宫太后略略看了一下，吩咐照发。 
　　喜讯一传，崇绮家又热闹了，特别是蒙古的王公大臣，倍感兴奋，无不亲临致贺。崇绮早有打算，这时强自按捺着兴奋无比的心情，作出从容矜持的神态，周旋于宾客之间。但他的父亲与他不同，不断以感激涕零的口吻，歌颂皇恩浩荡，表示他家出了状元，又出皇后，不仅是一姓的殊荣，实由于朝廷重视蒙古使然，有生之年，皆为图报之日。宾客自然附和他的话，还有些宦途不甚得意，而与赛尚阿有渊源的人，便在私下谈论，说大学士官文、倭仁，相继病故，老成凋谢，朝廷更会笃念耆旧，赛尚阿还有复起之望，所以此刻最要紧的是让两宫能够看到他的名字，想起他这么一个人。 
　　最后是赛尚阿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吩咐听差把“大爷”叫了来说道：“你替我拟个谢恩的折子！” 
　　“是！”崇绮答道，“两个折子都拟好了，我去取了来请阿玛过目。” 
　　“怎么？”赛尚阿大声问道：“怎么是两个？” 
　　怎么不是两个？立后该由崇绮出面，封珣嫔该由赛尚阿出面，定制如此，不容紊乱。崇绮便即答道：“一个是小妹妹的，一个是孙女儿的。” 
　　“嗐！”赛尚阿不以为然，“都具我的衔名，何必两个折子？ 
　　一个就行了！” 
　　崇绮大为诧异，不知他父亲何以连这规矩都不懂？便吞屯吐吐地说道：“这怕不行吧？” 
　　“怎么叫不行？你说！” 
　　“家是家，国是国。”崇绮嗫嚅着说，“立后的谢恩折子，一向由后父出面…　。” 
　　话不曾说完，赛尚阿大发雷霆，放下鼻烟壶，拍桌骂道：“忤逆不孝的东西！你在放什么狗臭屁？什么后父不后父的，没有后祖那来的后父？国有国君，家有家长，我还没有咽气，你就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头了！真正混帐，岂有此理！” 
　　一见老父震怒，崇绮吓得不敢说话，但不说也实在不行，只得硬着头皮开口：“阿玛息拧。儿子是请教了人来的。” 
　　“什么？”赛尚阿越发生气，“你为什么不来请教我？”他把脸气得洁白，眼睁得好大，直瞪着崇绮，突然扬起手，自己拿自己抽了一个嘴巴，顿足切齿：“该死，该死，生的好儿子！怪不得要倒霉，打自己儿子这儿就先看不起自己老子。” 
　　这番动作和语言，把一家人都吓坏了！崇绮更是长跪请罪，而赛尚阿余怒不息，把湖南兵败，革职充军的那些怨气，都发泄在儿子身上，痛斥崇绮不孝，责他空谈理学，甚至说他中状元，也只是朝廷看重蒙古旗人，并非靠他的真才实学。 
　　旗人家规矩大，家法严，崇绮的妻子，荣禄同族的姐姐瓜尔佳氏，看“老爷子”发这么大的脾气，领着几个儿子，在丈夫身旁环跪不起。而赛尚阿因为抚今追昔，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牢骚越发越多。最后把未来的皇后请了出来，也要下跪，这才让赛尚阿着慌收篷。 
　　当然，谢恩的折子需要重拟，两个并成一个，是赛尚阿率子崇绮，叩谢天恩。递到御前，正碰上慈禧太后心境恶劣，召见军机时，冷笑着把赛尚阿狠狠地挖苦了一顿，连带便谈到后族的“抬旗”。 
　　皇后身分尊贵，照理说应出在上三旗，但才德俱备的秀女，下五旗亦多的是，或者出身下五旗的妃嫔，生子为帝，母以子贵，做了太后，则又将如何？为了这些难题，所以定下一种制度，可以将后族的旗分改隶，原来是下五旗的，升到上三旗，名为“抬旗”。赛尚阿家是蒙古正蓝旗，照京城八旗驻防的区域来说，应该抬到上三旗的镶黄旗。 
　　“不能一大家子都抬，那算什么呀！”慈禧太后说，“赛尚阿用不着瞎巴结，承恩公轮不到他，抬旗自然也没有他的分儿！” 
　　这些地方就要看“恩典”了，如果两宫太后对赛尚阿有好感，恭王又肯替他讲话，则“一大家子”抬入上三旗，也未始不可。照此刻的情形，赛尚阿求荣反辱，结果只有崇绮本支抬入镶黄旗，赛尚阿和他另外的两个儿子，仍隶原来的旗分。 
　　两宫太后对立后曾有争执，外面已有传闻，但宫闱事秘，颇难求证，等看到崇绮本支抬旗的上谕，见得后家所受的恩遇不隆，似乎证实了立阿鲁特氏为后非慈禧太后本意的传说。当然，这种传说一定会传入慈禧太后耳中，使得她颇为懊恼，越发眠食不安，左右的太监和宫女，无不惴惴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原因会触犯了她的脾气，所以举止语言，异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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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因此，这天半夜里，内奏事处的总管太监孟惠吉来叩长春宫的宫门，坐更的太监便不肯开，隔着门说：“还有一个时辰就开门了，黄匣子回头再送来。” 
　　“这是江宁来的‘六百里加紧’的折子，耽误了算谁的？”孟惠吉在门外大声答道：“你找你们有头有脸的来说一句，我就走。” 
　　这一下，坐更的太监不能不开门。接过黄匣子来不敢看，也不敢问，直接送到寝宫，于是那里的宫女可就为难了。 
　　“刚睡着不多一会儿，我不敢去叫。” 
　　“你瞧着办吧！我可交给你了。”那太监说，“我劝你还是去叫的好！大不了挨一顿骂，耽误了正事，那就不止于一顿骂了。” 
　　想想不错，那宫女便捧着黄匣子，到床前跪下，轻声喊道：“主子，主子！” 
　　声音越喊越大，喊了七八声慈禧太后才醒，在帐子里问道：“干吗？” 
　　“有紧要奏折。” 
　　“是甘肃来的吗？”在慈禧太后的意中，此时由内奏事处送来的奏折，必是最紧要的军报，不知是左宗棠打了大胜仗，还是打了败仗，那个城池失守？所以这样问说。 
　　“说是江宁来的。”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顿时清醒，霍地坐起身来，连连喊道：“赶快拿灯，赶快拿灯！” 
　　掀开帐门，打开黄匣，慈禧太后映着灯光，急急地先看封口“印花”上所具的衔名，看是江宁将军，倒抽一口冷气，失声自语：“坏了！曾国藩出缺了！” 
　　京外奏折，只有城池光复或失守，以及督抚、将军、提督、学政出缺或丁忧才准用“六百里加紧”驰奏。江南安然无事，而如果是他人出缺，必由曾国藩出奏，现在是江宁将军具衔，可知定是两江总督出缺。 
　　不会跟马新贻一样吧？慈禧太后这样在心里嘀咕着，同时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拆开包封，一看果然是曾国藩死了，当然不是被刺，是病殁——二月初四下午中风，扶回书房，端坐而逝。 
　　“唉！”慈禧太后长叹一声，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宫女们相顾失色，但谁也不敢出言相劝，只绞了热手巾来替她擦脸，同时尽力挤着眼睛，希望挤出两滴眼泪，算是陪着“主子”一起伤心。 
　　慈禧太后当时便叫人把折子送到钟粹宫。慈安太后想起曾国藩的许多好处，建了那么大的功，做了那么大的官，却不曾享过一天的福。为了天津教案，顾全大局，不肯开衅，还挨了无数的骂，想想真替他委屈，忍不住痛哭了一场。 
　　这时外面也得到了消息，消息是由两江的折差传出来的，江宁驻京的提塘官，送了信给兵部尚书沈桂芬，于是军机大臣全都知道了。这是摧折了朝廷的一根柱石，足以影响大局，料知恭王急着要跟大家商量“应变”的处置，所以纷纷赶进宫去。 
　　“想不到出这么个乱子！”恭王愁容满面，“那里再去找这么个负重望的人，坐镇东南？” 
　　“王爷，”沈桂芬人最冷静，提醒他说：“一会儿‘见面’，就得有整套办法拿出来，此刻得要分别缓急轻重，一件一件谈。” 
　　“谈吧！”恭王点点头，“我的心有点乱。先谈什么，你们说！” 
　　“先谈恤典。”文祥说，“第一当然是谥法。” 
　　拟谥是内阁的职掌，而在座的只有文祥一个人是协办大学士，所以恭王这样答道：“这自然该你说话。” 
　　第一个是“文”字，不消说得；第二个“少不得是忠、襄、恭、端的字样。不过，”文祥把视线绕了一周，徐徐说道： 
　　“有一个字，内阁不敢拟，要看六爷的意思。” 
　　大家都懂他的话，文祥指的是“正”字。向例谥“文正”必须出于特旨，内阁所拟，至高不过一个“忠”字。文祥是建议由恭王面奏，特谥“文正”。 
　　“这可以。不过内阁的那道手续得要先做。马上办个咨文送了去。” 
　　于是一面由军机章京备文咨内阁，请即拟谥奏报，一面继续商谈恤典。主要的是谥法，既谥“文正”，自然一切从优，决定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请旨派御前侍卫前往致祭。此外入把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在原籍及立功身分建立专祠，生平史迹，宣付史馆立传，以及生前一切处分，完全开复，都是照例必有的恩典。至于加恩曾国藩的后人，那是第二步的事。 
　　谈到继任的人选，可就大费踌躇了。两江总督是第一要缺，威望、操守、才干三者，缺一不可。文祥怕京里有人活动，徒然惹些麻烦，所以首先表示，两江的情形与众不同，非久任外官，熟悉地方政务的不能胜任，主张在现任督抚中，择贤而调。 
　　恭王同意他的见解。一切大举措，经此二人决定，就算决定了。于是先从总督数起，首先被提出来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这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直隶总督的遗缺，又将如何？而且李鸿章正以“全权大臣”的身分，与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在天津交涉签订“修好规条”及“通商章程”，事实上亦无法抽身。同样地，陕甘正在用兵，左宗棠亦决不在考虑调任之列。此外资望够的操守不佳，人亦颟顸。四川总督吴棠，两广总督瑞麟，决不能调到两江，况且川督、粤督也是肥缺，更是一动不如一静。 
　　于是话题便移到了巡抚方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是首先想起山东巡抚丁宝桢，但第一念如此，再转个念头，便都不肯轻易开口了。 
　　就在这相顾沉吟的当儿，只见御前大臣伯彦讷谟诂，出现在军机处门口，因为他也是王爵，所以连恭王在内，一齐都站了起来，他无暇寒暄，匆匆一揖，随即向恭王说道：“上头教问：曾国藩死在任上，是不是该撤引见？是几天？” 
　　“啊！”恭王被提醒了，看着文祥问，“该辍朝吧？而且一天好象还不够。” 
　　“应该三天。” 
　　“既然是三天，”沈桂芬说，“该奏结的案子，今天得赶一赶！” 
　　“对了。”伯彦讷谟诂说，“上头快‘叫起’了，各位快进去吧！” 
　　这一下搞得大家手忙脚乱，一面传懿旨，撤去“引见”，让各衙门等候召见的官员，回去候旨，一面催问军机章京，把必须奏结的案子，都理出来。反把原来在商量着的，两江总督继任人选的那件大事忘掉了。 
　　这里还未忙完，养心殿已传旨“叫起”，将出军机处，恭王摆一摆手说：“慢着，到底是谁去两江？咱们还是得先谈一谈。” 
　　“这会儿来不及了。先照规矩办，第二步再说。”文祥又加了一句，“得好妹儿商量，今天不宜轻易定局。”恭王站定脚，沉思了一会，突然抬头说道：“好！走吧！” 
　　到了养心殿，只见两宫太后和皇帝都是眼圈红红地，君臣相顾，无限忧伤，慈禧太后叹口气说：“唉！国运不佳！” 
　　这句话大有言外之意，恭王不敢接口，只是奏陈曾国藩的恤典，提到谥法，恭王这样说道：“曾国藩老成谋国，不及丝毫之私，应该谥忠；戡平大乱，功在社稷，应该谥襄；崇尚正学，品行纯粹，应该谥端；不过臣等几个，都觉得这三个字，那一个也不足以尽曾某的生平。是否请两位皇太后和皇上恩出格外，臣等不敢妄行奏请。” 
　　其实这就是奏请特谥“文正”，不过必须如此傍敲侧击地措词，两宫太后都懂他的意思，皇帝不甚明白，开口问道： 
　　“是不是说，该谥‘文正’啊？” 
　　“皇上圣明。” 
　　“我也想到了！”慈禧太后不容皇帝再发问，紧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不愧一个正字，就给他一个‘文正’好了。” 
　　“是！”恭王又说，“如何加恩曾某的子孙，等查报了再行请旨。” 
　　“好！”慈禧太后想了想又问：“曾国藩生前不知道有什么心愿未了？倒问一问看，朝廷能替他了的，就替他了啦吧！” 
　　“两位皇太后这么体恤，曾某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天恩。”恭王又说，“河南巡抚钱鼎铭在京里，他替曾国藩办粮台多年，一定知道曾国藩有什么心愿未了？等臣找他来问明了，另行请旨。” 
　　“曾国藩的遗疏，怕还得有两天到。”慈禧太后问道：“不知道他保了什么人接两江？” 
　　这一问，自恭王以次，无不在心里佩服，慈禧太后真是政事娴熟，才能想到遗疏举贤。不过，“曾国藩是中风，”恭王说，“不能有从容遗嘱的工夫，遗琉必是他幕府里代拟的。再说，依曾国藩的为人，一向不愿干预朝廷用人的大权，所以，臣断言他不会保什么人接两江。”“那么，谁去接他呢？这是个第一等的要紧地方，一定得找个第一等的人才。” 
　　“是！两江是国家的命脉，不是威望才德具胜的人干不了。臣等刚才商量了半天，在现任总督当中，竟找不出合适的人，想慢慢儿在巡抚里面找。” 
　　“丁宝桢怎么样呢？” 
　　想不到是慈禧太后先提及此人！连慈安太后在内，无不有意外之感。自从安德海伏法，她提起丁宝桢，总说他识大体，肯实心办事，大家一直以为她是故意做作，从未把她的话当真。照现在看，竟是真的赏识！这雅量却实在难得。 
　　因为如此，不免微有错愕。恭王方在沉吟时，看见对面的宝鋆，马蹄袖下的手在摇着，意思是表示反对，却不知他反对的原因何在？便越发无从回答了。 
　　“宝鋆！”慈禧太后发觉了他的动作，“你有话说？” 
　　“是！”宝鋆从眼色中得到了恭王的许可，预备侃侃陈词，但刚说了句：“大婚典礼，两江有传办事件…　。”立即为慈禧太后打断了话。 
　　“啊！这不行！” 
　　这是说丁宝桢不宜当两江总督。大婚典礼的经费，名为户部所拨的一百万两银子，其实在“天子富有四海”的大帽子下，各省都有报效，或者说是勒派，两江、两广是富庶之地，所派最多，而又不是勒派现银，是采办物品，以助大婚，名为“传办事件”。两广被“传办”的是木器与洋货，两江被传办的则是“备赏缎匹”。 
　　“备赏缎匹”一共开了三张单子，总值二百万两银子，此时正在讨价还价。而丁宝桢一直以刚健廉洁著名，如果调到两江，对“传办”事件，不能尽心尽力，有所推托，所关不细。所以作为户部尚书的宝鋆，不能不事先顾虑，而慈禧太后，亦不能不改变主意。 
　　“沈葆桢呢？”慈安太后说，“他丁忧不是快满期了吗？” 
　　这当然也是一个够格的人选，但是，“沈葆桢跟曾国藩不和。”恭王迟疑着说，“似乎不大合适。” 
　　“是不合适。”慈安太后收回了她的意见：“我没有想到。” 
　　再下来就只有安徽巡抚英翰了。在旗人中，他算是佼佼者，两宫太后也很看重他。但是，他一直在安徽做官，对两江地方虽很熟悉，却跟湘军的渊源不深，或者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所以不是理想的人选。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眼前就只有先命江苏巡抚何璟署理，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两宫太后接纳了恭王的建议，随即降旨。 
　　两道上谕，一道是震悼曾国藩之死；一道是派江苏巡抚何璟署理两江总督。经两宫太后裁决，立刻送交内阁明发，顿时震动朝野，也忙坏了那些善于钻营的官儿，都想打听一个确实消息，何璟署理是长局还是短局？倘是短局，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接两江？能抢在上谕未发之前，先去报个喜信，便是进身之阶，如无渊源，亦可早早弄一封大人先生的“八行”，庶乎捷足得以先登。 
　　打听的结果，恭王除却在找一个人以外，别无动静，这个人就是河南巡抚钱鼎铭。以他的资望，决不可能升任两江总督，但此人是个有名的能员，而且一向为曾国藩和李鸿章所赏识，因此有人猜测，他将从河南调任江苏。这就不用说，现任的江苏巡抚何璟署理江督是个长局。何璟字小宋，是广东香山人，走门路就要从他的广东同乡中去设法。当然，钱鼎铭就在眼前，求远不如求近，所以他下榻之处的江苏会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钱鼎铭本人却还根本不知其事，这天是“花朝”，他应了同乡京官的约请，一大早策驴出西便门，到“西山八大处”访杏花去了。留在会馆的听差，听说是恭王在军机处立等相见，立即带着衣包，赶到西山，寻着了钱鼎铭一说经过，方知曾国藩死在任上，知遇之感，提携之恩使得他不能不临风雪涕。好不容易让同游的同乡劝得住了哭声，随即赶进城去，在西华门内一家酒店暂且歇足，请人进去打听，说恭王还未回府，便即换了公服，到军机处谒见。 
　　相见自有一番欷歔哀痛，钱鼎铭听说辍朝三日，谥为“文正”，油然而生感激之心，以曾国藩亲信僚属的资格，替恭王磕头，作为道谢。 
　　“调甫，”恭王这才说到正题：“两位太后对曾侯还有恩典。你也是从他幕府里出来的，可知曾侯生前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如能成全，我好奏请加恩。” 
　　这一层关系甚大，钱鼎铭先答应一声：“是！”然后仔细想了一会，方始答道：“曾文正不慕荣利，生前以持满为戒，所以斋名‘求阙’，如说他有不足之事，就是老二纪鸿，至今不曾中举。” 
　　“可曾入学？今年多大？” 
　　“是刚入学的附生。”钱鼎铭想了想又说：“纪鸿今年二十五了。” 
　　“这容易。”恭王点头答道：“不过也只能给他一个举人，一体会试。如嫌不足，再给一个。曾文正有几个孙子？” 
　　“三个。都是纪鸿所出。”钱鼎铭说，“长孙叫广钧。” 
　　“这都等何小宋查报了再说。”恭王看着其余几位军机大臣问道，“你们有什么话要请教调甫的？” 
　　“曾文正过去了，有件事我们可以谈了。”文祥问道：“黄昌期这个人怎么样？” 
　　黄昌期就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他跟曾家的关系不同，黄翼升的妻子奉曾夫人为义母，算是通家之好，曾国藩一度置妾，就是黄翼升经手办的“喜事”。如果说曾国藩有“私人”，这个人就是黄翼升。所以此时钱鼎铭听文祥这一问，便知大有文章，不敢轻率答话。 
　　“请文中堂的示，是指黄昌期那一方面？” 
　　“自然是说他的治军。”文祥又说：“调甫，此处无所用其回护，亦不必怕负什么责任。” 
　　这两句话使钱鼎铭悚然而警，憬然而悟，军机处为大政所出之地，一言一语，都须实在。而自己名为约请，实在也等于传唤作证，说了实话，没有责任，倘有不尽不实之处，立刻就可能传旨“明白回奏”，惹上不小的麻烦。 
　　因此，他的答话很谨慎，“黄昌期治军，失之宽柔，尽人皆知。”他说，“不过文中堂知道的，当初创设水师，就是为了安插立功将弁。”他觉得下面的措词不易，索性不说下去了。 
　　“立功归立功，将弁到底是将弁。”文祥话中充分流露了对长江水师将官的不满：“立功则朝廷早有酬庸，将弁则不能不守纪律。曾侯在日，还能约束此辈，今后怕就很难了。” 
　　钱鼎铭听出话风，黄翼升的那个提督靠不住了！然而要动他也还不易，操之过急，说不定就有人会成为马新贻第二。不过这想法只好摆在心里，看看别无话说，等恭王一端茶碗，便即起身磕头告辞。亲王仪制尊贵，跟唐宋的宰相一样，“礼绝百僚”，恭王安然坐着受了他的头，但此外就很谦和，一直送他到军机处门口，方始回身入内。 
　　“先回家再说。”恭王打了个呵欠，“好在辍朝三日，明天后天都不用进宫，明儿中午在我那里吃饭，尽这两天工夫，咱们把两江的局面谈好了它。” 
　　话虽如此，文祥忧心国事，不敢偷闲，当天晚上又到鉴园，跟恭王细谈。他是久已想整顿长江水师了。马新贻被刺至今两年，真相逐渐透露，虽还不知道真正主谋的是谁？但可决其必为那些“立功将弁”，而且还有跟捻军投降过来的，如李世忠等人勾结的情事在内。同时因为天津教案一再委屈让步，说到头来，是力不如人，了解军务的都有这样一个看法，陆上还可以跟洋人周旋一番，谈到海上，一点把握都没有。现在全力讲求洋务，自己造船造炮，渐有成就，但长江水师如果依旧那么腐败，则虽有坚甲，兵仍不利。以前只为有曾国藩坐镇东南，无形中庇护着黄翼升，不便更张，此刻却是一个整顿的良机，正好与两江总督的人选一起来谈，省得“一番手脚两番做”。 
　　“这倒也是。”恭王深以为然，“但是找谁去整顿呢？” 
　　“自然是彭雪琴。” 
　　水师的前辈，只有杨岳斌与彭玉麟。杨岳斌解甲归田，早绝复出之想。彭玉麟从问治八年奉旨准回原籍衡阳，为他死去的老母补穿三年孝服，一直不曾开兵部侍郎的缺，此刻服制将满，正该复起。而且长江水师章程，是他与曾国藩会同订定，本旨何在，了然于胸，亦唯有他才能谈得到“整顿”二字。 
　　“那好！”恭王欣然赞许，“这一下江督的责任轻了，人就容易找了，不如就让何小宋干着再说。” 
　　“我也是这个意思。好歹等过了大婚典礼再来商量，也还不迟。” 
　　提到大婚，文祥又不免皱眉，叹息表示，十年苦心经营，方有些崇尚朴实，励精图治的模样，经此踵事增华，用钱如泥沙的一场喜事，只怕从此以后开了奢靡的风气，上恬下嬉，国事日坏。 
　　说到内务府官员的贪壑难填，文祥大为愤慨，声促气喘，衰象毕露。恭王看入眼中，心便一沉，京外一个曾国藩，朝中一个文祥，在他看来就是撑持大局的两大支柱，一柱已折，岂堪再折一柱？所以极力劝他，郁怒伤肝，凡事不必过于认真，忠臣报国，首当珍惜此身。又说曾国藩自奉太俭，事必躬亲，以致不能克享大年，在他固然鞠躬尽瘁，死而无憾，但后死者却会失悔，当时不该以繁剧重任，加之于衰病老翁的双肩。 
　　文祥亦有同感，然而他无法听从恭王的劝告。这天晚上仍旧谈得很多，从洋务到练兵，他没有一件事不关心，也没有一件事不认真。恭王不愿他过于劳神，一再催他回家，总算在四更天方始告辞。 
　　第二天中午，军机大臣应约赴恭王的午宴。一年难得几天不进宫，恭王蓄意想逍遥自在一番，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古墨名砚，同相赏鉴。无奈常朝虽辍，各衙门照常办事，军机大臣都有部院的本职，本衙门的司官纷纷携带公牍，赶到恭王府求见堂官，结果只有恭王一个人在书房里，对着满目琳琅发愣。 
　　好不容易才能把一大群司官打发走，肃客入席，喝着酒谈正事。恭王把跟文祥商定的办法说了一遍，作为兵部尚书的沈桂芬，首先表示赞成，但认为不必让黄翼升太过难堪，一切都等彭玉麟实地视察过了再作道理。 
　　“那就让彭雪琴事毕进京，一切当面谈。” 
　　于是两天以后，根据恭王的意思，拟了旨稿，面奏裁决，分别廷寄： 
　　“长江设立水师，前经曾国藩等议定营制，颇为周密，惟事属创举，沿江数千里，地段绵密，稍不加察，即恐各营员奉行故事，渐就懈弛。黄翼升责任专阃，无可旁贷，着随时加意查察，务使所属各营，恪守成规，勤加操练，以重江防。原任兵部侍郎彭玉麟，于长江水师一手经理，井井有条，情形最为熟悉，该侍郎前因患病回籍调理，并据奏称，到家后遇有紧要事件，或径赴江皖，会同料理，是该侍郎于长江水师，颇能引为己任。家居数载，病体谅已就痊，着湖南巡抚王文韶传知彭玉麟，即行前往江皖一带，将沿江水师各营，周历察看，与黄翼升妥筹整顿，简阅毕后，迅速来京陛见，面奏一切。并将启程日期，先行奏闻。” 
　　这道上谕中，有意不说彭玉麟回衡阳补行守制的话，因为恭王对汉人把三年之丧看得那么重，毫无商量的余地，颇为头痛，深怕彭玉麟也要等服满才肯出山，所以干脆抹煞这件事。 
　　上谕到江宁，正是轰轰烈烈在替曾国藩办丧事的时候，大树一倒，立刻就见颜色，想起荫覆之恩，湘军旧部，越发伤感。 
　　曾国藩身后的哀荣，在清朝前无古人。禄位之高，勋业之隆，犹在其次，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故吏门生遍天下。总督当中一个两广的瑞麟，巡抚当中一个云南的岑毓英，算是素无渊源，此外的封疆大吏无不当过曾国藩的部属，或者受过曾国藩的教，此时各派专差，携带联幛赙仪，兼程到江宁代致吊唁。 
　　督抚的专差，第一个到江宁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所派的督标中军副将史济源，送来一副挽联，二千两银子的赙仪。曾纪泽遵照遗命，收下挽联，不受赙仪。那副挽联，上联是“师事三十年，火尽薪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公然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命，下联却不是门生的口气，“威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是为苍生惜斯人，占了宰相的身分。 
　　但是，使曾国藩的家属幕僚，最感到欣慰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开头那两句话，左宗棠因为用兵陕甘，曾国藩派刘松山帮他的忙，深为得力，老早就在奏折上说过，此时再用一次，加上“自愧不如元辅”六字，足见倾服之意。下联则解释过去不和，无非君子之争，不碍私交。大家认为左宗棠这样致意，曾国藩死而有灵，在九泉之下，亦当心许。 
　　开吊的日子商量了好久。因为开过吊就是“出殡”，孝子扶柩还乡，得走水路，由水师的炮艇拖带，要等春水方盛时才能启行，同时全眷回湘，也有许多琐碎的家务要料理，所以定在四月十六。挽联素幛，从灵堂挂到东西辕门，只有一副不曾悬挂，那就是湘潭王闿运所送的一副。 
　　王闿运一代文豪，但不甘于身后入《儒林传》或《文苑传》，他的为人，权奇自喜，知兵自负，以为可以助人成王成霸。这一路性格很配肃顺的胃口，所以奉之为上宾，但在谨饬自守的曾国藩，就决不敢用他。曾国藩延揽人才，唯恐不及，独对王闿运落落寡合，而他亦一向是布衣傲王侯的气概，所以别人挽曾国藩，无不称颂备至，只有他深表惋惜。 
　　惋惜的是曾国藩的相业与学术：“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这是说曾国藩，虽想学汉朝的霍光，明朝的张居正，可惜时世不同，际遇各异，只能做到底定东南，勋绩不过方面一隅，以宰相的职位，没有机会能象霍光、张居正那样，有继往开来，笼罩全局的相业。 
　　下联是用的郑康成的典故，说曾国藩在经学方面的造诣，超过乾隆年间的纪昀和嘉庆年间的阮元，可惜象郑康成那样，因为“岁至龙蛇贤人嗟”，合当命终，来不及把他置在习礼堂上，残缺不全的书籍，重新整理，嘉惠后学。换句话说，曾国藩倘能晚死几年，必有一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传留下来。就事论事，这才是真正的挽联，可是曾家及曾家的至亲好友，不是这么看法，认为王闿运语中有刺。 
　　多数的看法是，王闿运持论过苛，近乎讥嘲，曾国藩既无相业，又无经术，则“三不朽”的立功、立言，先已落空。这如何是持平之论？也有少数人觉得这副挽联雄迈深挚，实为杰作，但究以措词质直，与当前的场面不称，不便多说什么。 
　　于是就谈到这副挽联的处置了，当然不能退回，但也决不能悬挂，那就只有搁置，等开吊过后，与其他上千副的挽联，一起焚化。 
　　开吊的时候，已在曾国藩死后两个多月，曾纪泽、纪鸿兄弟，哀痛稍杀，已能照常读书办事。而黄翼升却是忧伤特甚，一则感于曾国藩的提拔荫庇之恩；二则是担心着彭玉麟复起，一定会雷厉风行，令人难堪！所以日夕所希望的是，一向不喜欢做官的彭玉麟“坚卧不起”，那才是上上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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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翼升到底失望了，湖南巡抚王文韶奉到上谕，立即整肃衣冠，传轿下乡去拜彭玉麟。此人做官，有名的圆滑，揣摩人情世故，更为到家。如果是别人，他开口一定称“恭喜”，而对彭玉麟不同，一见了面便顿足说道：“雪翁，不知是谁多的嘴，不容你长伴梅花，逍遥自在了。” 
　　“老公祖，”彭玉麟问道：“此话从何而起？” 
　　“请看！”他把军机处的“廷寄”递了过去。 
　　“原来如此！倒是避不掉的麻烦。” 
　　一听这话，王文韶放心了，却还不敢催促，“春寒料峭，等天气回暖了再启程，也还不迟。”他说，“上头倚畀正深，少不得要严旨催问，归我来替云翁搪塞。” 
　　“多谢盛情！”彭玉麟拱手答道，“即日启程，自然不必，但也不宜过迟，总在三月中动身，就请老公祖照此复奏好了。” 
　　“是，是！我明天就拜折。” 
　　“我要请教老公祖一事，”彭玉麟指着“廷寄”问，“我这趟简阅水师，是何身分？” 
　　“那还用说，自然是钦差！”王文韶说，“简阅完毕，‘迅速来京陛见，面奏一切’，这就是钦差回京复命。所以过几天雪翁荣行，我照伺候钦差的规矩办理。” 
　　“不敢，不敢，决不敢惊动老公祖。”彭玉麟又说，“朝命要我‘周历察看’，我从荆州开始，一个营、一个营看过去，如果一摆钦差的排场，那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话虽如此，朝廷的体制不可不顾。” 
　　“不，不！”彭玉麟抢着说：“千万不必费心！饯别、送行那一套，完全用不着。这样吧，老公祖复奏，只说我定三月十六启程好了，或早或迟，差一两天也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也不到署里来辞行了。” 
　　听这一说，王文韶落得省事，但口中还说了许多客气话。告辞回城，又具了一个请柬请彭玉麟吃饭，帖子只发一份，没有陪客。厨子听得消息，到上房来请示，请多少客，备什么菜？王文韶回答，一概不用。果然，彭玉麟回信恳辞，这桌客也就用不着请了。 
　　到了三月十六，彭玉麟如期动身，一只小船，一个奚童，另外是两名一直追随左右，已保到都司的亲信卫士。 
　　一叶轻舟，沿湘江北上，恰遇薰风早至，风足帆饱，渡过万顷波涛的洞庭湖，很顺利地到了“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岳阳。 
　　岳阳是湘军水师发轫之地，襟江带湖，形势冲要，城北八里的城陵矶，为洞庭湖汇合湘、资、沅、澧四水，注入长江之处，市镇虽小，极其热闹。彭玉麟悄悄到了这里，带着个小书童上岸，找了家茶馆，挑了当门的桌子，坐下喝茶。看他穿一件半新旧灰布夹袍，持一根湘妃竹的旱烟袋，样子象个三家村的老学究，谁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彭玉麟希望的就是如此，他是学他的本家，“彭公案”中三河知县彭朋微服私访的故事。黄翼升的辖区，自湖北荆州到江苏崇明，全长五千余里，下分六泛，设总兵五员，如果要“周历简阅”，颇费时日。彭玉麟心里是这样在想，如果由岳阳往西，自荆州从头开始视察，一去一来，又要耽搁，不能早早赶到江宁。因此作了这样一个打算，在岳阳微服私访，打听打听荆州水师的情形，倘或口碑不坏，那就暂且放过，扬帆东去。否则，破费工夫也就无可奈何了。 
　　坐到日将正中，还不曾听到些什么，正待起身回船，只见行人纷纷走避，接着便听见马蹄声、脚步声，仿佛如春蚕食叶一般。彭玉麟抬头一望，一乘八抬大轿，轿前顶马，轿后小队，四名红、蓝顶子的武官扶着轿杠，缓缓而来，仪从好不煊赫！ 
　　莫非是湖广总督李瀚章出巡到岳阳？彭玉麟正在踌躇，是不是要回避一下，免得为李瀚章在轿中看到，识破行踪，诸多不便，而一个念头不曾转完，已看透了底蕴，士兵穿的是水师的“号褂子”，那么，除了黄翼升，还有什么人有此威风？ 
　　他料得不错，八抬大轿中端然而坐，顾盼自喜的正是黄翼升。他自从得到彭玉麟复出的消息，立即从江宁动身，溯江西上，一则是要预先告诫沿江各泛水师官兵，船破了的该修；吃了空额的，设法补足；纪律太坏的，稍微收敛些；训练不足的，临时抱一抱佛脚。二则是曾国藩的灵柩，由炮艇拖带回湖南，沿路接应护送，正好顺便亲自部署一番。就这样，趁一帆东风，在三天前就到了岳阳，正派专差南下，去打听彭玉麟的行踪。 
　　专差未回，想不到无意相遇。黄翼升赶紧吩咐停下，出了轿子，疾趋而前。茶店里的茶客，茶店外的行人，无不诧异，不知道这位红顶花翎的一品大官，要干些什么？ 
　　“宫保！你老那一天到的？”黄翼升一面说，一面按属下的规矩，当街便替彭玉麟请安。 
　　这一下四周的闲人，越发惊愕不止！猜不透这个乡下土老儿是何身分？彭玉麟对黄翼升的排场，大为不满，但看千目所视，就不为黄翼升留面子，也要为朝廷留体统，所以客气一句：“请起来，请起来！” 
　　“是！”黄翼升站起身来，向那四名武官吆喝：“来啊！扶彭大人上轿！” 
　　“不必！”彭玉麟从袖子里掏出二十文制钱，会了茶帐，起身就走。 
　　黄翼升知道彭玉麟的脾气，不敢固劝，只好用征询的语气说：“宫保想来住在船上？且先请到我那里歇一歇脚，我派人到船上去取行李。” 
　　“你的公馆打在那里？”彭玉麟站住脚问。 
　　“一个姓吴的绅士家。” 
　　听得这一声，彭玉麟拔步就走，一面走，一面说：“你自己已经是客，再找个客去打扰他，没有这个道理！我还是住我的船，给人家下人的赏钱都可以省掉了。” 
　　黄翼升没有想到，借住民居也会惹他不满！不过此时此地不宜申辩，更不宜再坐八抬大轿，只好步行跟随。彭玉麟春袍布履，脚步轻捷，黄翼升光是一双厚底朝靴就吃了亏，加以养尊处优，出入驺从，迥非当年出没波涛的身手，所以有些追随不上。路人只见一位红顶花翎的达官，气喘吁吁地仿佛在撵一个清癯老者，无不诧为怪事。 
　　幸好离码头还不太远，而且有黄翼升的材官带着彭玉麟的小书童先一步赶到，驱散闲人，搭好跳板，让他们毫无耽搁地上了船。 
　　“昌期！”彭玉麟指着占满了码头的仪卫说：“杨厚庵做陕甘总督，戴草笠，骑驴子，不想你是这么阔绰的排场。” 
　　做此官，行此礼，节制五员总兵，掌管五千里水路的提督，威权亦不逊于督抚，这样的排场并不见得过分！黄翼升心里这样在想，却不敢直说，唯有表示惭愧：“宫保训诲得是！” 
　　“曾文正去世前，可有遗言？” 
　　“没有。”黄翼升答道：“一得病就不能说话了。” 
　　接着便细谈曾国藩的生前死后，以及当初平洪杨艰险困苦的往事。这时岳阳知州及水师营官，已得到消息，纷纷赶到码头，递手本秉见，彭玉麟一概挡驾，却留客小酌叙旧。谈到日落西山，一直不及正事！这使得黄翼升无论如何忍不住了。 
　　“宫保，”他问，“你老什么时候到营里去看？我好教他们伺候。” 
　　“我要先看纪律，听舆论，不一定到营里去看，如果要看，我自己也会去，不必费事。” 
　　“是！”黄翼升踌躇着又说：“宫保好象没有带人，我派两位文案来，有什么笔墨要办，比较方便。” 
　　“这也不必。”彭玉麟说，“倘有奏折咨札，我自己动手，交驿站送别督署，借印代发就可以了。” 
　　见此峻拒的语气，黄翼升大为担心，上谕上原说会同“妥筹整顿”，现在看样子是他要独行其是，连自己也在被“整”之列。既然如此，多说无益，只好走着再看。 
　　彭玉麟是预备先到湖口迎祭曾国藩，算算日子将到，沿途不敢耽搁，兼程赶路。一过田家镇，将入江西境界，是属于湖口总兵的辖区。长江水师四镇，岳州、汉阳、湖口、瓜州，以湖口最大，其他三镇，都只有四营，独有湖口五营，这时派了一名参将，特地赶来迎接。 
　　这名参将名叫何得标，原是彭玉麟的亲兵，积功保升，也戴上了红顶花翎。见了彭玉麟犹是当年光景，礼数虽恭，态度亲切，见面磕了头，不提来意，先致问起居，然后替他倒茶装烟，仿佛忘掉自己是客人的身分，更不记得他的官衔品级。 
　　彭玉麟却有极多的感慨，对他那一身华丽的装束，越看越不顺眼，到底忍不住要说话了。 
　　“何得标，”他说，“你这双靴子很漂亮啊！” 
　　何得标微带得意地笑了，抬起腿，拍拍他那双乌黑光亮的贡缎靴子，答道：“这还不算是好的。” 
　　“这还不算好？噢，噢！”彭玉麟又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穿草鞋的日子？” 
　　“怎么不记得？”何得标答道，“那时都亏大帅栽培，我不记得，不就是忘恩负义吗？” 
　　“我并非要你记着我。我想问你，那时穿草鞋，现在穿缎靴，两下一比，你心里总有点感想吧？” 
　　“感想？”何得标不解，“大帅说我该有什么感想？” 
　　“那要问你，怎么问我？”彭玉麟为他解释，“你没弄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现在穿着缎靴，回想到当初穿草鞋的日子，心里是怎么在想？” 
　　“噢，这个！”何得标不暇思索地答道，“不是当初穿草鞋吃苦，那里会有今天的日子？” 
　　彭玉麟语塞，觉得他的话不中听，却驳不倒他。本来也是，说什么“天下之志”，原是读书有得的人才谈得到，此辈出生入死，无非为了富贵二字。但从功名中求富贵，犹有可说，富贵自不法中来，则无论如何不可！转念到此，觉得对这些人不必谈道理，谈纪律就可以了。 
　　于是他又指着何得标的右手大拇指问：“你怎么戴上个扳指？” 
　　“噢！”何得标说，“这两年的规矩，上操要拉弓，不能不弄个扳指。” 
　　“拉弓在那里拉？” 
　　何得标一愣，“自然是在营盘里。”他说。 
　　“营盘在那里？”彭玉麟问：“是江上，还是岸上？” 
　　“岸上。”何得标说：“在船上怎么拉弓？” 
　　“哼！”彭玉麟冷笑，“水师也跟绿营差不多了。” 
　　何得标不知道彭玉麟为何不满？见他不再往下问，自然也不敢多问，只奉侍唯谨地陪到湖口。 
　　湖口码头上高搭彩绸牌楼，两旁鼓吹亭子，等彭玉麟一到，沿江炮船，一齐放炮，夹杂着细吹细打的清音十番，场面十分热闹。等彭玉麟的坐船一过，牌楼上的彩结，立刻由红换白，准备迎灵。 
　　第三天中午，江宁的一队官船，由一只炮艇拖带着，到了湖口，这场面比迎接彭玉麟又热闹了好几倍。 
　　拜灵一恸，祭罢了曾国藩，彭玉麟又去慰问孝子，曾纪泽已听说彭玉麟对黄翼升不满，想有所进言，劝他得饶人处且饶人。但不等他开口，彭玉麟先就提到当年他如何与曾国藩筹议水师章程的苦心，以及曾国藩一再说过的“水师宜随时变通，以防流弊，不可株守成法”的话，认为目前积弊已深，有负曾国藩的初心，非痛加整顿不可。 
　　这番表白，封住了曾纪泽的嘴，居丧期间，亦不宜过问公事，只好私下告诉黄翼升，多加小心。彭玉麟总算看曾家的面子，当曾国藩灵柩还在湖口的那几天，并无令黄翼升难堪的行动，等曾家的船一走，可就不客气了，从湖口开始，由黄翼升陪着认真校阅。 
　　湖口曾是彭玉麟扬眉吐气之处，咸丰七年秋天，湖北全境肃清，胡林翼亲督水陆诸军，下围九江，分兵进攻湖口。太平军据湖口数年，守将名叫黄文金，外号“黄老虎”，紫面白须，骁勇善战，铁索横江，戒备极其严密，又在苏东坡曾为作记的石钟山，列炮轰击。彭玉麟分军三队，血战攻克湖口，乘胜进窥彭泽。那里的地名极妙，东岸叫彭郎矶，西岸叫小姑洑，江心有座山，就叫小姑山，“黄老虎”用它作为炮台，炮口正对官军的战船，照常理说，不易攻下，但毕竟为彭玉麟所占，当时他有一首传播远近的诗：“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上万貔貅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 
　　因此，彭玉麟对湖口的形势，异常熟悉，先看了沿江的防务，再召集镇标营将点名，名册一到手，立刻就发现了怪事。 
　　“昌期，”他问，“你可记得长江水师章程第十五条，兵部是怎么样议定的？” 
　　这一问把黄翼升问住了。不是答不出，是不便回答。兵部原议：“水师缺出，不得搀用别项水师人员”，而此刻名册上，不但有非长江水师出身的人，甚至还有根本不是水师出身的人，与定制完全不符，叫黄翼升如何回答？ 
　　“这冒滥，太过分了。我不能不严参。”彭玉麟说，“当初原以长江水师人员，立了功的太多，勇目保到参将、游击的都很多，为了让他们也有补实缺的机会，所以议定长江水师缺出，必得就原有人员之中选补。你弄些不相干的人来占缺，百战功高的弟兄们，毫无着落，你倒想想看，对不对得起当年出生入死的袍泽？” 
　　说完，彭玉麟把名册上非长江水师出身，或者已经犯过开革而又私自补用的，一概打了红杠子，预备淘汰。 
　　点过名又看经费帐册，这里面的毛病更是层见叠出，营里的红白喜事，至于祭神出会，都出公帐，由地方摊派，彭玉麟大为摇头。 
　　“看这笔帐，”他指着帐簿说：“一座彩牌楼出两笔帐！摊派已经不可，还要报花帐，这成何话说。” 
　　这座彩牌楼还未撤去，迎接彭玉麟是这一座，迎接曾国藩也是这一座，把彩结由红绸子换成白绸子，便算两座。事实俱在，黄翼升也无法为部下掩饰了。 
　　于是那名管庶务的都司，也被列入彭玉麟奏劾的名单之内。同时提出警告，再有任意摊派，骚扰地方的情事，他要连黄翼升一起严参。 
　　当着许多部属，彭玉麟这样丝毫不给人留面子，黄翼升自觉颜面扫地，既羞且愤，当夜就托词有病，开船回安徽太平府的水师提督衙门。第二天一早，湖口镇总兵到彭玉麟座船上来禀知此事，彭玉麟微微冷笑，只说得一句：“他也应该告病了！” 
　　那总兵不敢答腔，停了停问道：“今天请大人看操，是先看弓箭，还是…　。” 
　　一句话不曾完，彭玉麟倏然扬眉注目，打断他的话问： 
　　“你说什么？看弓箭？” 
　　“是。请大人的示下，是不是先看弓箭？” 
　　“什么看弓箭？我不懂！”彭玉麟说：“旗下将领，拿《三国演义》当作兵法，莫非你们也是如此？” 
　　不知他这话什么意思？那总兵硬着头皮说道：“求大人明白开示！” 
　　“我是说，你们当如今的水师，还用得着‘草船借箭’那一套吗？我问你水师弁勇分几种？” 
　　这还用问吗？分桨勇和炮勇两种，桨勇是驶船的水手，炮勇是炮手，打仗就靠这两种弁勇，此外都是杂兵。彭玉麟岂会不知？问到当然别有用意，那总兵便又沉默了。 
　　“我不看弓箭！不但不看，我还要出奏，水师从今不习弓箭！你想想看，如今都用洋枪火炮，弓箭管什么用？这都是你们好逸恶劳，嫌住在船上不舒服，借操练弓箭，非得在陆地上设垛子为名，就可以舍舟登岸。好没出息的念头！” 
　　就这样一丝不苟，毫不假惜地，彭玉麟从湖口一直看到长江入海之处的崇明岛。风涛之险，溽暑之苦，在他都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黄翼升把他和杨岳斌苦心经营，有过赫赫战绩的长江水师，搞得暮气沉沉，比绿营还要腐败。绿营兵丁在岸上还不敢公然为盗，长江水师则官匪不分，水师炮船的长龙旗一卸，士兵的号褂子一脱，明火执仗，洗劫商船，这样的盗案，报到地方衙门，自然一千年都破不了的了！ 
　　因此，过安徽太平府时，他就暗示黄翼升，应该引咎告退。话说得很露骨，而黄翼升装作不解。赖着不走，原是比任何解释、阐说更来得厉害的一着，那知彭玉麟比他还要厉害，竟代拟了一通自请开缺的奏稿，封寄黄翼升。到此地步，还想恋栈，就得好妹估量一番了。彭玉麟此行奏劾的水师官员，总计两百八十余员，或者治罪、或者革职、或者降调，无不准如所请，圣眷如此之隆，就破了脸也搞不过他，不如见机为妙。于是黄翼升叹口气，拜发了奏折，准备交卸。 
　　这时已是三伏天气，彭玉麟从崇明岛回舟，在南通借了一处寓所，高楼轩敞，风来四面，一洗五千里的征尘，静下心来，独自筹划整顿长江水师的办法。 
　　办法一共五条，花了十天工夫，才写成一道奏折，另附两个夹片，专差送交江宁，请署理两江总督何璟代为呈递。 
　　五千里江湖，一百天跋涉，到此有了一个交代，身心交瘁的彭玉麟，决定在这洪杨劫火所不到的南通州多住几天。他的下榻之处名为白衣庵，照名字看，应该是供奉白衣大士的尼庵，而其实是僧寺。寺后一楼，其名“环翠”，正当狼山脚下，面临东海，夜来潮声到枕，鼓荡心事，不由得又想起少年绮梦，辗转不能合眼。 
　　每遇这样万般无奈之时，他有个排遣的方法，就是伸纸舒毫画墨梅。这夜亦不例外，喊醒小书童，点灯磨墨，自己打了一壶酒，对月独酌，构思题画的诗。到得微醺时候，腹稿已就，兴酣落笔，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乱写梅花十万枝”。 
　　画成题诗，却是两首《感怀》： 
　　“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 
　　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 
　　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由。 
　　黄家山里冬青树，一道花墙万古愁。” 
　　“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晴天。 
　　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 
　　惜别惺惺情缱绻，关怀事事意缠绵。 
　　抚今追昔增悲梗，无限伤心听杜鹃。” 
　　这两首诗中，彭玉麟概括了他的少年踪迹，一生恨事。他原籍衡阳，却出生在安徽安庆。他的父亲彭鸣九，在原籍受族人欺侮，只身流浪江南，以卖字为生，积了几个钱，捐了个佐杂官儿，选补为安徽怀宁三桥镇的巡检，后来调任合肥。巡检管捕盗贼，彭鸣九当差极其勤奋，深得县大老爷的赏识，把女儿许了给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彭玉麟。 
　　彭玉麟从小住在安庆城内黄家山的外婆家。不久王大老爷死在任上，他是绍兴人，因为身后萧条，眷属无力还乡，便流落在安庆。王大老爷有个儿子，就是彭玉麟的舅舅，由于是绍兴人的缘故，便在安徽游幕。 
　　彭玉麟的外祖母，有个养女，年龄跟彭玉麟相仿佛，名为姨母，实际上是青梅竹马的伴侣。他这位名义上的姨母，小字竹宾，性好梅花，跟彭玉麟“窗下厮磨”、“灯前笑语”，早已“生许相依”，无奈名分有关，彼此都不敢吐露心事，所以“一道花墙万古愁”。 
　　在彭玉麟十七岁那年，祖母病故，彭鸣九报了丁忧，携眷过洞庭湖回衡阳。不久，彭鸣九也一病而亡。彭玉麟以长子的身分，负起一家的生计，做过当铺的伙计，又在营里当司书，境遇极其艰苦。到了十二年以后，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在安徽游幕的舅舅也死了，没有儿子，又穷得无以为生，彭玉麟接到消息，悉索敝赋地凑了一笔盘费，派他的弟档到安庆，把他那位年将九旬的外祖母和已近三十，贫而未字的竹宾姨母，接到衡阳。当时他有四首七绝哭舅舅，说是“阿姨未字阿婆老，忍使流离在异乡”，这也就是所谓“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晴天”的由来。可是在彭玉麟已是“还君明珠双泪垂”，因为早已娶妻生子了。 
　　彭玉麟的妻子姓邹，这位邹氏夫人，除却忠厚老实以外，一无可取，朴拙不善家务，难得婆婆的欢心。至于彭玉麟虽是寒士，但诗酒清狂，颇有名士派头，娶妻如此，闺房之中，自无乐趣可言，所以生下一个儿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上有了交代，夫妻便不同房。到咸丰初年，彭玉麟的母亲一死，更是从此连面都不见。而那位“姨氏”，不愧取义岁寒三友的“竹宾”其名，玉骨姗姗，清如梅萼，绣余吟咏，亦颇楚楚可观。如果跟彭玉麟相配，也可说是神仙眷属，怎奈血统无涉，名分所关，一关名分，便关名教，这是个解不开的结，真正“乾坤无地可埋愁”！ 
　　过了两年，九十岁的老外婆，死在衡阳，“彭郎夺得小姑回”，却留不住“竹宾姨氏”，嫁后即死，死于难产。从此彭玉麟只以画梅抒写怀抱，和泪泼墨，一往情深，那些迷离恍惚的诗句，到底是写纸上梅花，还是梦中竹宾，有时连他自己都不分明。 
　　这一夜当然是低回往事，通宵不寐。到得第二天，接到一封信，是他平生第一好友俞曲园寄来的。俞曲园单名樾，浙江德清人，是曾国藩的门生，由编修外放河南学政，考试生童出了个截搭题，为一个姓曹的御史所弹劾，说他“割裂经义”，因而得了革职的处分。罢官南归，主持书院，先在苏州紫阳书院当山长，现在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他是讲汉学的，上承乾嘉的流风余韵，长于训诂，精于考据，所以作诸侯的座上客，不似理学家开口闭口“明心见性”那样乏味。加以著作甚富，而又是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的同年，彭玉麟的至交，所以名重东南，仿佛当年的袁子才。袁子才有随园，他有“西湖第一楼”，此时正扫榻以待彭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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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收拾行装，渡江而南，取道江阴、无锡，顺路看了太湖的水师，由苏州沿运河南下，嘉兴一宿，下一天到了吕留良的家乡石门，遇着浙江巡抚杨昌浚派来迎接的差官。 
　　那差官姓金，是抚标参将，寻着彭玉麟的船，递上杨昌浚的信，说是已在岸上预备了公馆，请他移居。 
　　“不用，不用！”彭玉麟摇手说道，“我住在船上舒服。还有件事要托你。” 
　　“不敢！”金参将惶恐地答道，“有事，请彭大人尽管吩咐。” 
　　“你只当不曾见到我，不必跟这里的县大老爷提起。我年纪大了，懒得应酬，更怕拘束，你只不用管我，递到了杨抚台的信，你的差使就办妥了。明天，我跟你走，见了杨抚台，我自然说你的好话。” 
　　彭玉麟的脾气，军营中无不知道。金参将便答一声“恭敬不如从命”，又指点他自己的船，说“随时听候招呼”，交代了这一句，告辞而去。 
　　他一走，彭玉麟也悄悄上了岸。带着小书童，进了北门，一走走到城隍庙前，找了家小馆子，挑了后面临河的座头落坐。一面喝酒，一面闲眺，渐渐有了诗兴。正在构思将成之际，只见三名水师士兵，敞着衣襟，挺胸凸肚地走了进来。 
　　这三个兵的仪容举止，固然惹人厌恶，但跑堂招呼客人的态度也好不到那里去，彭玉麟只见他拉长了脸，仿佛万分不愿这三个主顾上门。那是什么缘故？他不免诧异。但转脸看到墙上所贴的红纸条：“前帐未清，免开尊口”，也就不难明白了。 
　　于是他冷眼留意，要看这三个人到底是不是恶客？倘或店里不肯再赊，他们又如何下场？但看起来似乎又不象存心来吃白食的人，健啖豪饮，谈笑自如，丝毫不为付帐的事担心。 
　　看了半天，看出怪事来了，只见坐在临河的那人，偷偷儿把大大小小的碟子，一个接一个沉入河中。显然地，这勾当他干了不止一次，手法异常迅捷隐秘，碟子沿河砧悄悄落下，没入水中，只有极轻的响声，不注意根本听不出来。 
　　彭玉麟恍然大悟。开馆子这一行原有凭盘碗计数算帐的规矩，这三个人吃了白食，还毁了别人的家伙，用心卑鄙，着实可恶！不过他心里虽在生气，却不曾发作。士兵扰民，都怪官长约束不严，且等打听了这里水师营官的职衔姓名，再作道理。看跑堂忍气吞声地为那一桌客算帐，彭玉麟顿觉酒兴阑珊，草草吃完，惠帐离去。中元将近的天气，白昼还很长，红日衔山，暑气未退，这时船舱里还闷热得很，便又闲逛了一番。走得乏了，随意走进一家茶馆，打算先歇一歇足，顺便打听了水师营官的姓名再回船。 
　　一走到里面，才知道这是家书场。那也不妨，既来之则安之，但一眼望去，黑压压一厅的人，彭玉麟便截住一个伙计说道：“给找个座位！” 
　　“对不起！你老人家来得晚了。”那伙计摇着头说，“这一档‘珍珠塔’是大‘响档’，老早就没有位子了。明日请早！” 
　　“那不是？”小书童眼尖，指着中间说。 
　　果然，“书坛”正前方有一张五尺来长，三尺来宽的桌子空着，但彭玉麟还未开口，那伙计已连连摇手，“不行，不行！ 
　　那是水师营张大人包下的。” 
　　一听这话，彭玉麟就越发要在那里坐了，“那张桌子，至少可以容得下五个人。”他说，“加我一个也不要紧！” 
　　“不要紧？”那伙计吐一吐舌头，“你老说得轻松！”说完竟不再答理，管自己提着茶壶走了。 
　　彭玉麟略略想了一下，觉得小书童在身边碍事，便即问道：“你一个人回船，认不认得路？” 
　　“认得。” 
　　“那你就先回船去。” 
　　“我不要！”小书童嘟着嘴说，“我要跟老爷听书。” 
　　“好吧！你就跟着我。可不许你多说话，只紧跟着我就是。” 
　　于是，小书童跟着彭玉麟径趋正中空位。这一下立刻吸引了全场的视线，那伙计慌慌张排赶上来阻止，“坐不得，坐不得！”他的声音极大，近乎呵斥，“跟你说过，是水师张大人包下来的。” 
　　“不要紧！”彭玉麟从容答道，“等张大人一来，我再让就是了。” 
　　主顾到底是衣食父母，不便得罪，再看彭玉麟衣饰寒素而气概不凡，那双眼睛不怒而威，也不敢得罪，唯有再叮嘱一句：“你老就算体谅我们，回头张大人一到，千万请你老要屈让一让！” 
　　彭玉麟点点头不响。四周却有人在窃窃私议，替他捏一把汗，也有人认为这老头子脾气太橛，是自找倒霉。但就是这样带责备的论调，也还是出于善意。其中有个特别好心的人，觉得必须再劝他一劝。 
　　“你老先生不常来这里听书吧？” 
　　“这里是第一回。”彭玉麟答道，“我是路过。” 
　　“怪不得呢！‘老听客’我无一个不认识，石门地方小，外乡朋友不认识总也见过，只有见你老先生是眼生。请教尊姓？” 
　　“敝姓彭。” 
　　“喔，彭老先生，恕我多嘴。我劝你老人家还是换个位子的好，到我那里挤一挤，如何？” 
　　“承情之至！”彭玉鳞了解他的用意，十分心感，“请你放心，我只歇一歇足，等那位张大人一到，我自然相让。不过，我也实在不明白，茶楼酒肆，人来人往，捷足者先得，何以有空位我就坐不得？” 
　　“这……，也不是一天的事了，不必问吧！” 
　　“喔，”彭玉麟趁机打听，“这张大人鱼肉地方已久？” 
　　“不要那么说！”那人神色严重地，压低了声音说：“老人家走的世路多，莫非‘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两句话都记不得？” 
　　话刚说完，只见门口一亮，那人神色陡变，站起身来就走。门口是两盏硕大无朋的灯笼，引着“张大人”来听书。他一共带了四名卫士，前导后拥，昂然直入，走过甬道，有个孩子避得晚了一步，持灯笼的卫士，顺手就是一掌，把那孩子打倒在地。 
　　耳闻目睹，这“张大人”简直就是小说书上所描写的恶霸！彭玉麟嫉恶如仇，一见恃势欺人的事，就会想起当年父亲死后，孤儿寡妇受族中欺凌，幼弟几乎被人活活淹死，自己亦不得不从乡间躲到衡阳城里去避祸的仇恨，顿时觉得胸膈之间，血脉愤张，非为世间除恶不可。 
　　正在这样暗动杀机之际，人已到了面前，当头那个卫士，暴喝一声：“滚开！” 
　　“混帐东西！”那“张大人”瞪着一双黄眼珠也骂：“你瞎了眼，这里也是你坐的地方？这么热的天，把板凳坐得火烫，我还坐不坐？”他越说越气，扬起头来吼着问道：“这里的人呢？” 
　　书场的伙计，赶紧从人丛里挤了过来，脸都吓白了，只叫：“张大人，张大人，千万不必动气！”然后转脸向彭玉麟，脸色异常难看：“跟你说了不听，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彭玉麟本待跟“张大人”挺撞，一则怕当时连累了那伙计，再则看小书童已经受了惊吓，便先忍口气，起身让座，书当然也不听了，出了书场，立即回船。 
　　一到船上，彭玉麟立刻派随从持着名帖，请石门知县到船叙话。城池不大，原是几步路就可以走到了的，只是一县父母官，参谒钦差大员，不便微服私行，虽然入夜不宜鸣锣喝道，但一对“石门县正堂何”的大灯笼前导，轿子直出北门，已颇引人注目，不知何大老爷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因而便有人跟着去看热闹的。 
　　彭玉麟的座船，停在河下一家油坊门前，何大老爷也就在那里下轿。递上手本，彭玉麟立刻接见。这位何大老爷也是湖南人，单名一个穆字，上一年辛未科的三甲进士，本来要就职为礼部主事，是个苦缺，何穆年过四十，母老家贫，所以托了人情，改为知县，分发浙江。会试榜下即用的知县，俗称“老虎班”，遇缺即补，最狠不过，禀到的第三天，台州府属的仙居知县，被劾革职，藩司挂牌，要何穆为“摘印官”，照例就署理这个遗缺。仙居是个斗大山城，地方极苦，赋额极微，而民风强悍，与邻县的天台，都喜缠讼，县大老爷如果舆情不洽，照样告到府里、道里、省里，甚至“京控”，因此浙江的候补州县有一句口号：“宁做乌龟，莫做天仙”。何穆到了那里，苦不堪言，幸好巡抚杨昌浚是同乡，托人说话，才得调任鱼米之乡的石门。 
　　此人虽是科甲出身，但秉性循良柔弱，听说彭玉麟性情刚烈，只当是他到县，自己不曾迎接，礼数缺略，有所怪罪，所以叩头参见以后，随即惶恐地赔罪，说马上预备公馆，又说马上预备酒席，只是时候晚了，怕没有什么好东西吃。 
　　“唉！”彭玉麟不耐烦地，“我拢你来不是谈这些。我有话问你，你请坐吧！” 
　　“是！谢座。”何穆屁股沾着椅子边，斜签着身子，等候问话。 
　　“这里的水师，是不是归‘嘉兴协’该管？” 
　　“是。” 
　　“那姓张的管带叫什么名字？是何官职？” 
　　“张管带叫张虎山，是把总，不过他已积功保到千总。” 
　　把总不过七品武官，部下只管一百兵丁，便已如此横行，这简直不成世界了！彭玉麟便问：“听说这张虎山劣迹甚多，你是一县的父母官，总该清楚！何以也不申详上台，为民除害，岂不有愧职守？” 
　　问到这一句，正触及何穆的伤心之处，顿时涕泗横流，一面哭，一面说：“大人责备得是！我到任至今，不足一年，眼看张管带以缉私捕盗为名，擅自拷打百姓，勒索财物，只以不属管辖，无奈其何！清夜思量，自惭衾影，痛心之至。” 
　　彭玉麟勃然变色：“怎说无奈其何？你难道不能把他的不法情事报上去？” 
　　“回大人的话。事无佐证。”何穆又说：“我曾叫苦主递状，苦主不肯，怕他报复，一年前有人告了一状，结果父子二人，双双被杀，连个尸首都无寻处。前任为了这件命案，误了前程。所以百姓宁受委屈，不肯告状。” 
　　“有这等事！”彭玉麟想了想吩咐随从：“请金参将来！” 
　　金参将一到船上，看见何穆也在，面带泪痕，而彭玉麟则是脸色铁青，怒容可畏，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不免也有些嘀咕，怕遭遇了什么麻烦，自己处置不了，这趟差使便办砸了。 
　　“金参将！”彭玉麟说道，“浙江的营制，我不甚清楚，何以驻守官军，竟象无人约束。这是什么道理？” 
　　这话问得金参将摸不着头，亏得何穆提了句：“彭大人是说这里的水师张管带。” 
　　金参将也听说过，驻石门的水师营把总张虎山是个有名的营混子，但自己是抚标参将，只管杭州的左右两绿营，水陆异途，辖区不同，自己没有什么责任可言，答语便从容了。 
　　“回彭大人的话。”他说，“浙江的提督驻宁波，对浙西未免鞭长莫及。嘉兴营张副将，对部下也未免太宽厚。不过，也只有水师如此，浙江的水师，自然比不上长江水师的纪律。” 
　　最后一句话是对彭玉麟的恭维，但也提醒了他。这一次奉旨巡阅长江水师，只限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才能行使职权。浙江只有太湖水师营，因湖跨两省，兼归江苏水师节制。如果自己有钦差的“王命旗牌”也还好办，就算越省管这闲事，至多自劾，不过落个小小的处分，张虎山这一害总是除掉了。无奈虽有钦差之名，并无“王命旗牌”，这擅杀职官的罪名，却承受不起。 
　　金参将见他沉吟不语而怒容不解，便知他动了杀机，于是替他出了个主意：“彭大人何不办一角公文，咨会浙江？一方面我回去面禀杨抚台，将张虎山革职查办，至少逃不了一个充军的罪名。” 
　　“哼！充军？”彭玉麟冷笑道：“我要具折严参！不杀此人，是无天理。” 
　　“回大人的话。”何穆接口说道：“今年因为大婚，停勾一年。” 
　　“啊！”彭玉麟又被提醒了，大婚典礼，不管刑部秋审，还是各省奏报，死刑重犯，一律停止勾决。张虎山如果革职查办，即使定了死刑，今年亦可不死，而明年是否在勾决之列，事不可知，象这样的人，必有许多不义之财，上下打点，逃出一条命来，那才真的是无天理了！ 
　　这怎么办？愁急之下，忽然醒悟，自己没有“王命旗牌”，逝江巡抚杨昌浚有啊！如果杨昌浚不肯请出王命旗牌来立斩此人，那就连他一起严参，告他有意纵容部属为恶！想到了这个主意，精神一振，“金参将，”他说：“我要托你件事，我有封信致杨中丞，请你连夜派人递到省城，明天下午，我要得回信。说实话与你，我要请杨中丞把王命旗牌请来！” 
　　“喔！”金参将瞿然答道：“这得我亲自去走一趟。” 
　　于是彭玉麟即时写了封亲笔信，“石泉中丞吾兄大人阁下”开头，立即就叙入本文，要言不烦，一挥而就。金参将当夜就亲自骑了一匹快马，赶到杭州去投信。 
　　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了回信。只是一封回信，金参将不曾来。杨昌浚的回信是派专差送来的，信中首先表示惭愧，说属下有如此纵兵殃民的水师官员，失于考察，接着向彭玉麟道谢，为他振饬纪律。至于张虎山罪不可逭，决定遵照彭玉麟的意思，请王命诛此民贼，正在备办告示和咨文，稍迟一日仍旧派金参将送到。最后是希望彭玉麟事毕立即命驾，早日到杭，一叙契阔。 
　　有这样的答复，彭玉麟颇为满意。当时便把何穆请了来，告知其事，嘱咐他密密准备。何穆谨慎胆小，既怕风声外泄，张虎山畏罪潜逃，又怕他到时候恃强拒捕，甚至鼓动部下闹事。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县衙门，不回上房，先到刑名老夫子那里，悄悄问计。 
　　“张某人耳目众多，这件事倒要小心！此刻先不必声张，等明天金参将到了再说。” 
　　“金参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到了又怎么动手？” 
　　“算他明天一早从杭州动身，不管水路还是陆路，到石门总在下半天。如果来不及，只好后天再说。” 
　　“就怕夜长梦多。”何穆皱着眉说：“最好明天就了掉这件事。” 
　　刑名老夫子沉吟了一会，点点头说：“那就这样，请东翁今天就发帖子，请他明天下午议事，晚上吃饭。另外再邀几位陪客，邀地方上的绅士。到时候彭大人如果要提审，就请他们做个原告或者见证。” 
　　“这计策好。不过，议事得要找个题目。” 
　　“现成就有一个。”刑名老夫子说，“中元快到了，张虎山以超度殉职水师官兵为名，想敛钱做水陆道场，明天请地方绅士来，就是讲摊派。张虎山对这件事一定起劲。” 
　　“好！”何穆拱拱手说：“好，一切都请老夫子调度。” 
　　当天就发了帖子，约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见面。到了时候，张虎山便衣赴会，随带四名掮了洋枪的卫士。刑名老夫子暗中早有了布置，等把张虎山迎入后园水阁，便有相熟的差役把那四名卫士邀了去喝茶休息，隔离在一边。随后便请典吏到彭玉麟船上去伺候，同时传齐了吹鼓手等接王命，暗中关照了“三班六房”和刽子手，等着“出红差”。 
　　外面剑拔弩张，如临大敌，里面水阁中却正谈得很热闹，谈到红日沉西，说定了摊派的数目，忽然听得放炮，接着是“咪哩吗啦”吹唢呐的声音。张虎山诧异地问道：“这是干什么？”何穆自然明白，供奉“王命旗牌”的龙亭，已经抬进大堂，这一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便匆匆站起身来说道：“大概是恭行大婚典礼，大赦天下的恩诏到了。我得赶紧去接旨，各位请坐一坐！” 
　　他是信口胡说，张虎山却被蒙住了。等了不多一会，只见何穆贴身的一个听差，匆匆而来，打个千说道：“敝上请张老爷到花厅里坐，有位贵客想见见张老爷。” 
　　“喂！”张虎山用迟疑的声音问道：“是那个？” 
　　“听说是张老爷的同乡。” 
　　又是贵客，又是同乡，张虎山便兴冲冲地跟了去了。 
　　张虎山未到，彭玉麟已先在花厅中等候。因为接王命的缘故，特为穿着公服，布袍布靴，相当寒酸，但有三样东西煊赫，一样是珊瑚顶子，一样是双眼花翎，还有一样更显眼：黄马褂。然而这还不足为奇，威风的是记名总兵，实缺参将，也是红顶子的武官为他站班，金参将之下是县大老爷何穆，这时也换了公服在伺候差使。 
　　“张虎山带到！”金参将随带的一名武巡捕，入厅禀报。 
　　这话传到廊下，张虎山的神色就变了，带入厅中，向上一望，大概认出独坐炕床的大官，就是那天在书场为自己所呵斥的乡下土老儿，顿时有些发抖，双膝一弯，跪倒在地。 
　　“张虎山！”金参将冷峻地发话，“钦差彭大人有话问你，你要照实答供。” 
　　“是，是！”张虎山磕着头，自己报明职衔姓名。 
　　“张虎山，”彭玉麟问道，“你本来在那里当差？” 
　　“一直在嘉兴，沿运河一带驻防。” 
　　“在营多少年了？”彭玉麟又问：“是何出身？” 
　　“在营八年，行伍出身。”张虎山略停一下又说，“先是弁目，后来补上司书，因为打仗的功劳，升了把总。” 
　　“你当过司书？那么，你也知书识字？” 
　　“是！”张虎山说，“识得不多。” 
　　“你在营只有八年，自然没有打过长毛。又是司书，怎么会有打仗的功劳？” 
　　这句话似乎把张虎山问住了，结结巴巴地好半天，才勉强道：“是保案上来的。” 
　　彭玉麟当年奉母命避祸之时，一面在衡阳石鼓书院读书，一面在衡州协标下支马兵的饷当司书，深知其中的“奥妙”。司书在有些不识字的营官看来，就是“军师”，弟兄们则尊称之为“师爷”，有什么剿匪出队的差遣，事后报功，都靠司书，把自己带上几句，夸奖一番，事所必然。张虎山的所谓“保案上来的”把总，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你不曾打过仗！这也不去说它了。我且问你，你到石门几年了？” 
　　“三年不到。” 
　　“三年不到。噢！”彭玉麟自言自语地点点头，停了一会问道：“你有几个女人？” 
　　这一问，不但张虎山显出疑惧的神色，金参将也大为诧异，只有何穆心里明白，就这一句话上，杀张虎山的理由便够了。 
　　“说啊！”彭玉麟双目炯炯地看看张虎山，“我倒要听你怎么说！” 
　　“我……，”张虎山很吃力地说了出来：“我有四个女人。” 
　　“你听听，”彭玉麟看着参将说，“一名把总，要养四房家眷！” 
　　金参将直摇头：“吃空也吃不了这么多啊！” 
　　“就是这话罗。”彭玉麟看着张虎山又问：“我再问你，你那四个女人，都是什么地方人？最小的那个是怎么来的？” 
　　张虎山脸色灰败，大概自己也知道要倒大霉了！ 
　　“是，是花钱买的。” 
　　“我也知道你是花钱买的。不过，”彭玉麟钉紧了问：“人家是不是愿意卖呢？” 
　　这一下张虎山说不出来了，只是磕头如捣蒜，“求彭大人开恩！”他说，“我一回去就把我那四个女人遣散。” 
　　“遣散！你当这是裁勇？”彭玉麟冷笑，“倒说得轻松！看中意了，人家不肯也不行，不要了，给几个钱送走。世界上那里有这么自由的事！” 
　　“那请彭大人示下，我该怎么办？”张虎山低着头说，“我知道错了，请彭大人治罪。” 
　　“光治你一个强买民妇，逼死本夫的罪就够了！你知道石门百姓对你怎么想？恨不得寝皮食肉！”说到这里，转脸喊一声：“金参将！” 
　　“喳！”金参将肃然应诺。 
　　“杨大人跟你怎么说？” 
　　“说是请彭大人代为作主。纵兵殃民的营官，无须多问。” 
　　“好吧！”彭玉麟说：“请王命！” 
　　张虎山这时已面无人色，瘫软在地。金参将努一努嘴，立刻便有人上来，将他连拖带拉地弄了出去。何穆也疾趋而出，向在厅外待命的刑名老夫子重重地点一点头，表示开始动手。 
　　于是“伺候请王命”的传呼，一直递到大堂，大堂正中一座龙亭，里面供着一面二尺六寸长的蓝缎长方旗和一面七寸五分大小的朱漆圆形椴木牌，旗和牌上都有满汉合璧的一个金色“令”字，上面钤着兵部的大印。这就是金参将专程从杭州赍到的“王命旗牌”。 
　　等彭玉麟在鼓乐声中向龙亭行完三跪九叩的大礼，站起身来，石门县的刑房书办，已带着差役抬过来一张公案，文房四宝以外，是一张杨昌浚与彭玉麟会衔的告示和一道斩标。彭玉麟站着勾了朱，将笔一丢，大门外随即轰然放炮，接着是“呜嘟嘟、呜嘟嘟”吹号筒的声音，夹杂鼎沸的人声，似乎宁静的石门县，从来就没有这么热闹过。 
　　监斩官是金参将。他早就跟刑名老夫子商量过了，怕的张虎山手下的士兵会闹事。刑名老夫子告诉他不必担心，自从马新贻被刺以后，在军营纪律中，对于以下犯上，特别注意，同时他已派了三班六房的差役，在刑场多加戒备。再说，老百姓个个乐见张虎山被斩，水师士兵就想闹事，也要顾虑众怒难犯，不敢造次。金参将听他说得有理，便放心大胆地莅临刑场，奉行差使。 
　　彭玉麟仍旧由何穆陪着，回到花厅休息，静等金参将来缴令。一踏进门，只见石门县的那几名绅士环跪在地，拜谢彭玉麟为民除害，感激之忱，溢于词色。 
　　“多亏得杨抚台。”彭玉麟有意推美杨昌浚，“象张虎山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杨抚台是不知道，如果知道，早就下令严办了。” 
　　“饮水思源，全靠彭大人为我们作主。”为首的老绅士说，“但愿彭大人公侯万代！” 
　　地方士绅实在是出自衷心的感激，所以在彭玉麟到大堂行礼的那时，已经作了一番商量，要攀缘留他三天，星夜到杭州邀戏班子来演戏助觞，公宴申谢。又要凑集公份，打造金牌，奉献致敬。当然，金参将和县大老爷那里也有意思表示。但彭玉麟坚决不受，再三辞谢，不得要领，唯有星夜开船，一溜了之。 
　　到了杭州，下榻在俞曲园的“西湖第一楼”，除却杨昌浚以外，官场中人，概不应酬。本意诗酒流连，到八月初再进京，叩贺大婚，那知第三天便看到两道明发上谕，一道是指责黄翼升颟顸，“本应即予惩处，姑念该提督从前带兵江上，屡著战功，从宽免其置议”，长江水师提督自然干不成了，“准其开缺回籍”。接替的人，出于彭玉麟的密保，是曾国荃下金陵，首先登城十将之一，得封男爵，而以建功狂喜，放纵过度，得了“夹阴伤寒”而死的李臣典的胞弟李成谋，由福建水师提督调任。 
　　另外一道是批答彭玉麟“酌筹水师事宜请旨遵行”的折子，说他“所陈四条，切中时弊，深堪嘉尚”，连夹片附奏“请停止水师肆习弓箭”，共计五项兴革，一概批准。 
　　感激皇恩，彭玉麟便想提早入京，恰好两江总督衙门派专差递到一封信，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出面写来的，催他早日陛见。这一来，自更不愿再耽搁，他的行踪一向简捷飘忽，说走就走，接信第二天就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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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这时离大婚吉期，只有一个多月，京城里自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以来，有八十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有些是象彭玉麟那样，奉准陛见，兼贺大婚的地方大僚；有些是解送贡品或者勾当“传办事件”的差官；有些是趁捐例大开，特为进京“投供”，顺便观光找门路的捐班官儿；有些是想抓住机会来做一笔好生意的买卖人；有些是什么也不为，只为赶上百年难遇的皇帝大婚，来看热闹。因此，大小客栈、会馆、庙宇，凡可以寄宿的地方，无不满坑满谷。 
　　但是，也有逃难来的人。直隶在前一年就闹水灾，灾区之广，为数十年所未有，朝廷特意降旨各省劝捐，光是杭州的富商胡雪岩，就捐了棉衣一万件。直隶总督李鸿章一面办赈济，一面请款动工，整治永定河，已经奏报“全河两岸堤埝，均已培补坚厚”，照例办“保案”嘉奖出力人员。那知夏末秋初，几番风雨，永定河北岸竟致溃决，保定、天津所属州县，亦都发了大水。没有水的地方又闹蝗虫，然而这不能象上年那样，可以请赈，因为事情一闹开来，必要追究决河的责任，便只好尽量压着。于是苦了灾民，无可奈何，四出逃难，就有逃到京师来乞食的。 
　　偏偏清苑县地方的麦子长得特别好，一棵麦上有二个穗，这称为“麦秀两歧”，算是祥瑞。李鸿章想拿它来抵消永定河的水灾，特为捡了“瑞麦”的样品，专折入奏，这一下恼了一个御史边宝泉，教李鸿章讨了好大一个没趣。 
　　边宝泉是汉军，属镶红旗，他是崇祯十五年当陕西米脂县令，以掘李自成祖坟出名的边大绥的后裔。同治二年恩科的翰林，他的同年中，张之洞、黄体芳都是议论风发，以骨鲠之士自名的人，对李鸿章的不满，由来已非一日。但翰林如不补“日讲起注官”，不能直接上奏言事，边宝泉则是恰好补上了浙江道监察御史，名正言顺的言官，便由他出面来纠弹李鸿章。 
　　这篇奏疏，经过好几个文名极盛的红翰林，字斟句酌，文字不深而意思深，所以一到皇帝手里，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一开头“祥瑞之说，盛世不言，即‘丰年为瑞’一语，亦谓年谷顺成，民安其业，以是为瑞耳！未闻水旱频仍，民生凋敝之余而犹复陈嘉祥、谈瑞应者也！”就让皇帝脱口赞道： 
　　“说得实在！” 
　　再看下去是引证史实说麦子一茎两歧甚至七、八歧，不足为奇，北宋政和二年，就有这样的事。皇帝心想，政和是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年号，照此说来，麦秀两歧，算什么祥瑞？于是又不知不觉地说了句：“岂有此理！”接着便喊：“小李，你查一查今年的‘缙绅’，边宝泉是什么地方人？” 
　　小李查过答道：“是汉军镶红旗。” 
　　“他从小住在什么地方？”皇帝指着奏折念道：“臣少居乡里，每见麦非甚歉，双歧往往有之。’这‘少居乡里’是那儿啊？” 
　　小李大为作难，但是他有急智，略想一想随即答道：“不是山东，就是直隶。反正决不是江南。” 
　　“你怎么知道？” 
　　“江南不出麦子。” 
　　“说得有理。”皇帝表示满意，把视线仍旧回到奏折上。 
　　这下面又是引经据典，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举历代祥瑞，统称为“物异”，祥瑞尚且称为异，现在“以恒有无异之物而以为祥，可乎？”接着便谈到直隶的水灾，在“双歧之祥，抑又何取”这一问之后，说直隶州县“逢迎谀谄，摭拾微物，妄事揄扬”，李鸿章对“此等庸劣官绅，宜明晓以物理之常，不足为异，绝其迎合之私，岂可侈为嘉祥，据以入告？”忧虑“此端一开，地方官相率效尤，务为粉饰，流弊有不可胜言者！”因此“请旨训饬，庶各省有所儆惕，不致长浮夸而荒实政。” 
　　此外又附了个夹片，请求撤消永定河合龙的“保案”。皇帝一看，毫不迟疑地提起朱笔，便待批准。 
　　“万岁爷！”小李突然跪下说道：“奴才有话！” 
　　皇帝诧异，搁下笔很严厉地说：“你有什么话？你可少管我批奏折！” 
　　“奴才那儿敢！”小李膝行两步，靠近皇帝，低声说道：“前儿慈安太后把奴才找了去，叫奴才得便跟万岁爷回，奏折该怎么批，最好先跟慈禧太后回明了再办。” 
　　皇帝不响，面色慢慢阴沉了。小李自然了解他的心情，早想好了一句话，可以安慰皇帝。 
　　“万岁爷再忍一忍，反正最多不过半年工夫。” 
　　半年以后，也就是同治十二年，皇帝便可以亲政了。大婚和亲政两件大事，在皇帝就象读书人的“大登科和小登科”，是一生得意之时。但对慈禧太后来说，真叫是“没兴一齐来”！ 
　　为了皇帝选立阿鲁特氏为后，慈禧太后伤透了心，倘或纯粹出于皇帝的意思，还可以容忍，最让她痛心的是，皇帝竟听从慈安太后的指示。十月怀胎亲生的儿子，心向外人，在她看，这就是反叛！而有苦难言，更是气上加气，唯有向亲信的宫女吐露委屈：“我一生好强，偏偏自己儿子不替我争气！” 
　　争气不争气，到底还只是心里的感觉，看开些也就算了。撇下珠帘，交还大政，赤手空“权”那才是慈禧太后最烦心的事。一想到皇帝亲政，她就会想到小安子被杀，皇帝不孝，未曾亲政时就有这样公然与自己作对的举动，一旦独掌大权，还不是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朝天子一朝臣”，嘉庆亲政杀和珅；先帝接位抄穆彰阿的家；都不知什么叫“仰体亲心”，然而那是乾隆和道光身后的事，口眼一闭，什么都丢开，不知道倒也罢了。此刻自己还在，倘或皇帝不顾一切，譬如拿吴棠来“开刀”，叫自己的面子怎么下得去？那时皇帝只听“东边”的话，所作所为都不合自己的意，一天到晚尽生气，这日子又怎么过得下去？ 
　　为此，自春到夏，慈禧太后经常闹肝气，不能视朝。入秋以后好了一阵，最近又觉得精神倦怠，百事烦忧，索性躲懒，随皇帝自己搞去。 
　　然而慈禧太后实在是多心，慈安太后为了杀安德海及立后这两件事，一直耿耿不安。皇帝也常怀着疚歉，所以此时听小李提出慈安太后的劝告，心里虽不以为然，却绝无违背的意思，立刻就拿着奏折，到长春宫去请示。 
　　“言官的话，说得对自然要听，督抚也不能不给面子。”慈禧太后带点牢骚的意味，“你总要想想，怎么才能有今天的局面？咱们是逃难逃到热河的！曾国藩一死，人才更要珍惜。如今办洋务，内里是文祥、沈桂芬，外头就靠李鸿章。有些话总署不便说，全亏李鸿章跟人家软磨硬顶，你不能叫他丢面子，在洋人面前也不好看！” 
　　“是。”皇帝答道：“儿子先跟六叔商量。” 
　　“对了！象这些折子最好交议。” 
　　于是当天就把边宝泉的折子交了下去，第二天奉侍慈安太后召见军机，第一件事也就是谈这个折子。 
　　“保案当然要撤消。”恭王说，“至于不言祥瑞，下一道明发，通饬各省就是了。” 
　　“永定河决口怎么说？”皇帝问道，“何以不见李鸿章奏报。” 
　　恭王心想，一奏就要办赈，户部又得为难，大婚费用，超支甚巨，再要发部款办赈，实在力有未及。所以不奏也就装糊涂了。只是这话不便照实陈奏，只好这样答道：“那应该让李鸿章查报。” 
　　“这才是正办。让他赶快据实具奏。” 
　　接下来是谈内务府与户部的一件纠纷，从大婚典礼开始筹备之日起，内务府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贪壑，差不多万事齐备了，还想出花样来要一百四十万两银子。管事的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都直接、间接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得上话，恭王与宝鋆不能不想办法敷衍，七拼八凑才匀出来六十万两，因此户部复奏，说在七、八月间可以拨出此数。向来跟户部要钱，那怕是军费，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面说要多少，一面说能给多少，不敷之数，如何着落，就不必再提，也不会有人追问。 
　　这个含混了事的惯例，内务府自然知道。谁知到七月间，户部通知有六十万两银子可拨，请内务府具领时，管银库的司员在“印领”末尾上加了一句：“下欠八十万两。”公事送到户部，宝鋆大为不悦，受了这份“印领”就等于承认户部还欠内务府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儿戏的事。好在户部侍郎兼弘德殿行走，教满洲话的桂清，新补了内务府大臣，宝鋆就托他把这件案子，从内务府里面爆出来。 
　　于是桂清上了一个奏折，归咎于司员在办理咨户部的文稿时，未经堂官商定，擅自加入“欠拨银两”字样，“意存蒙混”，请予议处。 
　　文稿虽由司员所拟，发出去却必须堂官判行，称为“标画”，桂清另有一个附片，即是专叙此事。内务府大臣一共六个，崇纶“佩带印钥”，自是居首，以下是明善、春佑、魁龄、诚明、桂清。画稿那天，明善并未入直，春佑和魁龄说是虽画了稿，一时未能查出，诚明也承认知道此事，而崇纶则表示，加入“下欠八十万两”的字样，“是我的主意”。 
　　“他出这个主意是什么意思？”皇帝很严厉地说，“他还搂得不够吗？” 
　　这话恭王不便接口，停了一下说道：“臣的意思，让他们明白回奏了再请旨，或是议处，或是申斥。” 
　　“哼！”皇帝冷笑，“这些人才不在乎申斥，议处更是哄人的玩意，有过就有功，功过相抵有余，照样还得升官。” 
　　皇帝的词锋锐利，恭王觉得很为难，事情须有个了结，光听皇帝发牢骚，不是回事。于是口中唯唯，眼睛却看着慈安太后，希望她说一句。 
　　就是恭王没有这乞援的眼色，慈安太后也要说话了：“象这些事，总要给人一个申诉的机会。”这话是慈安太后在教导皇帝，接着便作了裁决：“就让崇纶他们明白回奏吧！” 
　　“是！”恭王答应着又请示：“内务府承办司员，实在胆大自专，臣请旨先交吏部议处。” 
　　这当然照准。等退了朝，慈安太后特地把皇帝找了来，告诉他说，听政办事，不可操之过急。多少年的积弊，也不是一下子整顿得来的。象今天这样的事，给内务府大臣一个钉子碰，让他们心存警惕也就是了。又说，在上者要体谅臣下的苦衷，桂清虽上了折子，其实也不愿崇纶的面子太难看，如果一定要严办，彼此结了怨，桂清以后在内务府办事做人，都很难了。所以为桂清着想，也不宜处置太严。 
　　皇帝心想，内务府的那班人疲顽不化，五月底因为御史的参奏，将明善的儿子，内务府堂郎中文锡，撤去一切差使，这样的严谴，不足以儆戒其余，如果遇事宽大，此辈小人，越发肆无忌惮。无论如何宜严不宜宽！ 
　　因此，他不觉得慈安太后的话，句句可听。但自有知识以来，就不曾违拗过她的意思？所以心不以为然，口中却仍很驯顺地答应。而心里不免有所感慨，做皇帝实在也很难，无法全照书上的话行事，种种牵掣，不能不委屈自己，这些苦衷都是局外人所不能了解的。 
　　“还有你娘那里，”慈安太后又说，“辛苦了多少年，真不容易！你总要多哄哄她才是。” 
　　听到这话，皇帝又有无限的委屈。从杀了小安子以后，便有闲话，说皇帝不孝顺生母，这些话传来传去，终于传到了他耳朵里，为此跟小李大发了一顿脾气。及至今年选后，凤秀的女儿不能正位中宫，这些谣言便越传越盛，甚至有个通政副使王维珍，居然上奏，说什么“先意承志，几谏不违；孝思维则，基诸宫廷”，意外之意，仿佛皇帝真个不孝。当时便想治他的罪，也是因为慈安太后宽大，只交部严议，罢了王维珍的官，犹不解恨。现在听慈安太后这样措词，随即答道：“只要能让两位皇额娘高兴的事，儿子说什么也要办到。不过，我可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哄得我娘高兴？” 
　　慈安太后默然。不提不觉得，一提起来，想一想，皇帝也真为难。除非不管对不对，事事听从，慈禧太后才会高兴。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她想掌权，难道就一辈子垂帘，不让皇帝亲政？ 
　　于是她只好这样答道：“儿子哄娘，无非多去看看，陪着说说话，逗个乐子什么的。你多到长春宫走走，你娘自然就高兴了！” 
　　提到这一层，皇帝不免内愧。他自己知道，从小到今，在慈安太后这里的时候，一直比在慈禧太后那里来得多，虽然他有他的理由，但这个理由跟人说不明白，他也不愿说：慈禧太后一直看不起儿子！在她眼前，不是受一顿数落，就是听一顿教训，令人不敢亲近。 
　　这个理由跟慈安太后是可以说的，可是这不是分辩自己错了没有的时候。现在是讲孝顺，顺者为孝，既然慈安太后这么说，就照着办好了。 
　　于是，他站起身来说：“我这会儿就到长春宫去。” 
　　“对了！”慈安太后欣然地，“你先去，一会儿我也去看看你娘。” 
　　一到长春宫请过了安，皇帝把这天召见军机的情形，都说了给慈禧太后听。谈到一半，慈安太后也来了。恰好内务府送来了粤海关监督崇礼进贡的大婚贺礼，于是两宫太后将那些多半来自西洋的奇巧珍玩，细细欣赏了一番，重拾话题，忽然谈到了在热河的往事。 
　　“当时也不承望能有今天！”慈禧太后摸着额上的皱纹，不胜感慨地说，“一晃眼的工夫，明年又该是酉年了！” 
　　“这十一年，经了多少大事！”慈安太后是欣慰多于感叹，“如今可以息一息了！” 
　　说的人只是直抒感想，听的人却仿佛觉得弦外有音，慈禧太后认为慈安太后是在劝她抛却一切，颐养天年。想到慈宁宫，她就觉得厌恶，那是历朝太后养老的地方，一瓶一几，永远不动，服侍的太监也是所谓“老成人”，不是驼着背，就是迈不动步。人不老，一住进那地方也就老了！ 
　　眼中恍然如见的，是这样衰朽迟滞的景象，鼻中也似乎闻到了陈腐恶浊的气息，慈禧太后忍不住大摇其头。在慈安太后和皇帝看，这自然是不以“息一息”的话为然。 
　　那该怎么说呢？皇帝不敢说，慈安太后却不能不说，“你也看开一点儿吧！”她的话很率直，“操了这么多年的心还不觉得苦？操心的人，最容易见老！” 
　　让慈禧太后觉得不中听的是最后一句话，难道自己真的看起来老了？当时就恨不得拿面镜子来照一照。 
　　“趁这几年，还没有到七老八十，牙齿没有掉，路也还走得动，能吃多吃一点儿，能逛多逛一逛，好好儿享几年清福吧！” 
　　这几句话，殷殷相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慈禧太后不觉哑然失笑，“咱们往后的日子，就跟那些旗下老太太一样了！”她说，“成天叼个短烟袋，戴上老花眼镜抹纸牌，从早到晚，在炕上一晃就是一整天。”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慈安太后说，“我倒是愿意过那种清闲太平的岁月。” 
　　“也要能太平才行！”慈禧太后说到这里，便望着皇帝：“以后就指望你了！阿玛说你天生有福气，必是个太平天子。” 
　　这两句话又似期许，又似讥嘲，反正皇帝听来，觉得不是味儿，赶紧跪下答道：“不管怎么样，儿子总得求两位皇额娘，时时教导，刻刻训诲！” 
　　“儿大不由娘！你这么说，我这么听，将来看你自己吧！” 
　　“你啊！”慈安太后是存着极力为他们母子拉拢的心，所以接着慈禧太后的话，告诫皇帝：“总要记着，有今天这个局面，多亏得你娘！许多委屈苦楚，只怕你未必知道。” 
　　“是。”皇帝很恭敬地答道：“儿子不敢忘记。” 
　　“说皇帝未必知道，倒是真的。”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说，“大小臣工，自然更加不知道了！现在皇帝长大成人，立后亲政，咱们姊妹俩，总算对得起先帝，对天下后世，也有了交代。我想，得找个日子，召见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把先帝宾天到如今的苦心委屈，跟大家说一说。姐姐，你看呢？” 
　　“好呀！” 
　　“不过，”慈禧太后忽然又生了一种意欲，“养心殿地方不够大。” 
　　“那就另外找地方。”慈安太后毫不迟疑地回答。 
　　于是，隔不了几天，在召集惇王等近支亲贵“曲宴”以前，慈禧太后说了这番意思，大家都表示应该这么办。 
　　“在那儿召见呢？养心殿地方不够大…　。” 
　　刚说到这里，恭王霍地站起身来，响亮地答一声：“喳！”打断了慈禧太后的话，他才接下去说：“慈宁宫是太后的地方。” 
　　这是恭王机警过人，看透了慈禧太后的用意，是想御乾清宫召见臣工。乾清宫是内廷正衙，向无皇后或皇太后临御的道理，两宫太后虽以天津教案，曾在乾清宫题名“温室”的东暖阁召集过御前会议，但偏而不正，又当别论。倘或世祖亲题“正大光明”匾额的正殿，得由皇太后临御，那是大违祖制之事。垂帘听政是不得已的措施，当时那曾引起绝大风波，如今皇帝即将亲政，皇太后如果还有此僭越礼制，违反成宪的举动，惹起朝野的纠谏讥评，还是小事，万一皇太后的权力由此开始扩张，以懿旨干涉政务，所关不细！将来推原论始，责有所归，自己以懿亲当国，不能适时谏阻，成了大清朝的万世罪人，这千古骂名，承受不起，所以不等慈禧太后说出口来，他先就迎头一拦。 
　　果然，慈禧太后确是那样的想法。让恭王这一说，封住了口，无法再提临御乾清宫正大光明殿的话，即时意兴阑珊，不想开口。 

　　　　　　　　　　　※　　　　　　　 ※　　　　　　　　 ※ 

　　秋风一起，宫里上上下下，精神格外抖擞。慈禧太后亲手用朱笔圈定礼部尚书灵桂、侍郎徐桐为“大征礼”的正副使，讨个“桂子桐孙”的吉利口采。 
　　“大征”就是六礼中的“纳征”，该下聘礼。日子是在八月十八，聘礼由内务府预备，照康熙年间的规矩，是二百两黄金，一万两白银；金银茶筒、银杯；一千匹贡缎；另外是二十匹配备了鞍辔的骏马。聘礼并不算重，但天家富贵，不在钱财上计算，光是那一万两银子，便是户部银库的炉房中特铸的，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凸出龙凤花纹，银光闪闪，映日生辉。二十匹骏马也是一色纯白，是古代天子驾车的所谓“醇驷”，大小一样，配上簇新的皮鞍，雪亮的“铜活”，黄弦缰衬着马脖子下面一朵极大的红缨，色彩极其鲜明。为这二十匹马，上驷院报销了八万银子，还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把马匹调教得十分听话，不惊不嘶，昂首从容，步子不但踩得整整齐齐，而且还能配合鼓吹的点子。光是这个马队，就把六七十岁的老头子，看得不住点头，说是“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趟见！” 
　　此外还有赐皇后祖父、父母、兄弟的金银衣物，也随着聘礼一起送去。到了后邸，皇后的尊亲兄弟，早已候在大门外。赛尚阿从立后第二天出面上谢恩折子，碰了钉子以后，已经知道自己有三件无论如何及不上儿子的事，一是状元的头衔；二是承恩公的爵位；三是上三旗的身分，所以这天很知趣，让崇绮领头，自己跪在儿子肩下。 
　　等把持节的正使、副使迎入大门，正厅前面还有班人在跪接，那是崇绮的夫人瓜尔佳氏和她的小姑子、儿媳妇。皇后却不在其内，要到纳征的时候，方始露面。 
　　“大征”的礼节，当然隆重，但以办喜事的缘故，自然不会太严肃，趁安排聘礼的当儿，灵桂和徐桐先向崇绮道贺。 
　　在他们寒暄的那片刻，大征的仪物聘礼，已经安设停当，正中一张桌子，供奉着朱缎金字的制敕和使臣的龙节。左右两张长桌，一张空着，一张陈设仪物，二十匹骏马，则如朝仪的“仗马”一般，在院子里相向而站，帖然不动。 
　　于是皇后出临了，从皇帝亲授如意，立为皇后，鼓吹送回家的那一天起，阿鲁特氏与她的祖父、父母、兄嫂，便废绝了家人之礼。首先是一家人都跪在大门外迎接，而她便须摆出皇后的身分，对跪着的父母决不能照样回礼，至多点一点头。等进入大门，随即奉入正室，独住五开间的二厅，同时内有宫女贴身伺候，外有乾清宫班上的侍卫守门，稽查门禁，极其严厉，尤其是年轻男子，不论是怎么样的至亲，都难进门。所以这半年多来，崇绮家除了祭祀吃肉以外，平日几乎六亲皆断。 
　　在里面，崇绮要见女儿，亦不容易，数日一见，见必恭具衣冠。她的母亲嫂子，倒是天天见面，但如命妇入宫，侍奉皇后。每天两次“尚食”，皇后独据正面，食物从厨房里送出来，由丫头传送她的长嫂，长嫂传送母亲，母亲亲手捧上泉，然后侍立一旁，直到膳毕。开始几天，阿鲁特氏如芒刺在背，食不下咽，半年下来也习惯了，但为了不忍让母亲久立，一顿饭总是吃得特别快，无奈每顿总有二三十样菜，光是一样样传送上桌的工夫，就颇可观。 
　　当然，皇后是除了二厅，步门不出的，半年当中只出过二厅一次，是纳彩的那天。这天是第二次，由宫女随侍着，出临大厅受诏。 
　　听宣了钦派使臣行大征礼的制敕，皇后仍旧退回二厅。于是灵桂和徐桐二人分立正中桌后的东西两面，崇绮率领他父亲赛尚阿以下的全家亲丁，跪在桌子前面，徐桐宣读仪物的单子，灵桂以次亲授，崇绮跪着接下，转授长子，捧放着西面的长案等授受完毕，崇绮又率领全家亲丁，向禁宫所在的西北方向，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谢恩。接着，匆匆赶到门外，跪送使臣。典礼到此告成，而麻烦却还甚多。 
　　主要的麻烦是为了犒赏。在行纳彩礼那天，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纳彩照例赐宴后家，由内务府和光禄寺会同承办，名为赐宴，自然领了公款，筵席分为两种，上等的每席五十两银子，次等的每席二十四两银子，一共两千二百多两银子，后家须照样再出一笔。另外犒赏执事杂役，由总其成的一个内务府主事出面交涉，讲好五千两银子“包圆儿”，结果礼部、光禄寺、銮仪卫等等执事，又来讨赏。问到经手人，他说五千两银子“包”的是内务府，别的衙门他管不着，也不敢管。这明明是个骗局，但闹开来不成话，崇家只好忍气吞声，又花了三、四千银子，才得了事。 
　　因为有这一次的教训，所以崇家的“帐房”，不敢再信任内务府，决定分开来开销，帐房设在西花厅，此时坐着好些官员在软讨硬索。 
　　崇家请来帮忙办庶务的，是个捐班的主事，名叫荣全，行四，在大栅栏、珠市口这些热闹地方，有许多市房，每月有大笔房租收入，日子过得很舒服。为人热心好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所以茶楼酒馆，提起“荣四爷”，无不知名。因为热心而又喜欢热闹的缘故，专门给人帮忙办红白喜事，提调喜庆堂会，久而久之，成了大行家。崇家慕名，托人延请，荣全也欣然应命，自觉帮人办了一辈子的喜事，到底熬出来一个名堂，说起来，这场再大不能大的喜事，“宫里是归恭王和宝中堂主持，皇后家就是荣四爷办的！”那是多够味、多有光彩的一件事。 
　　然而一拿上手，不知道这场喜事的难办，不在规模大，在于根本与任何喜事不一样。他要应付的不是饭庄子和杠房，难伺候的也不是出堂会端架子，红遍九城的名角儿，为的是大小衙门的老爷！纳彩礼让内务府的人坑了一下，害崇家多花了几千银子，把他的“荣四爷专办红白喜事”的“金字招牌”，砸得粉碎，当时便向主家“引咎请辞”。崇家倒很体谅他，事情本来难办，另外找人未见得找得到，就找到了，头绪万端，一时也摸不清。多花钱不要紧，大婚典礼出了错不是当要的事，所以一再安慰挽留，荣全也只好勉为其难。 
　　“荣四爷”的字号，这时候喊不响、用不着，那就只有软磨，他和他的帮手，分头跟内务府、礼部、鸿胪寺、銮仪卫、上驷院的官员说好话，从午前磨到下午三点钟，才算开销完毕。 
　　这一场交涉办下来，荣全累得筋疲力尽，但他无法偷闲息两天，大征礼一过，马上得预备大婚正日的庆典。光是皇后的妆奁进宫，就非同小可，其中有无数玉器、玻璃器皿、大大小小的镜子，碰坏一点就是不吉利，怎么向崇家交代？为此荣全日夜担心，魂梦不安！ 
　　但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却是喜气洋洋，轻松的居多。各衙门虽不象“封印”以后那么清闲，但也决不象平日那样认真，公事能搁的都搁了下来，等过了大婚喜期再说。朋僚相聚，谈的总是如何相约找个适宜的地方去看皇后的嫁妆，或者如何结伴入宫瞻礼。这样到了八月底，奉准入觐的官员纷纷到京，便另有一番趋候应接的酬酢，大小衙门，越发冷冷清清了。 
　　彭玉麟也就在这时到了京师，一进崇文门，先到宫门递折请安，当天便赏了“朝马”，传旨第二天召见。 
　　召见是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皇帝虽未正式亲政，但实际上已开始亲掌政务。所以这天也是皇帝问的话多，垂询了从湖南启程的日期，周阅长江各地的情形，皇帝说道：“看你的精神倒还不坏！” 
　　彭玉麟率直答道：“臣有吐血的毛病，晚上也睡不好，难胜烦剧。” 
　　“这一趟巡视长江，你很辛苦了。足见得身子还很好。” 
　　“是！”彭玉麟答道：“臣不敢不勉效驰驱。” 
　　“这才是！朝廷全靠你们老成宿将。”皇帝有些激动，“现在洋人狂妄得很！彭玉麟，你要替我办事，把长江水师整顿好了，还要替我筹划海防！” 
　　皇帝这样在说，一旁带班的恭王，颇为不安。因为海防是另一回事，归直隶总督兼领的北洋大臣，与两江总督兼领的南洋大臣分别负责，尤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海防事宜实际上由他一手在经理，其中牵涉到洋务与船政，与彭玉麟无涉。倘或皇帝年轻气浮，贸贸然面谕，真个叫彭玉麟去筹划海防，那时既不能奉诏，又不能不奉诏，岂不是要平添无数麻烦？ 
　　幸好，彭玉麟很有分寸，“江南的江防，跟海防的关系密切，江阴与吴淞两处，防务更为紧要。臣已面饬守将，格外当心。”他略停一下又说：“凡江南江防，与海防有关联的各处，臣请旨饬下新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加意整顿。至于南北洋海防，臣向来不曾过问，实在无可献议。臣此次进京，在天津曾跟李鸿章见面，亦曾听他谈起北洋海防，处置甚善。请皇上仍旧责成李鸿章加紧办理，数年以后，必有成效。” 
　　这一说提醒了皇帝，连点头，不再提到海防，“你保举的李成谋，才具怎么样？” 
　　“李成谋是李臣典的胞弟，他在福建的官声甚好，不尚浮华，肯实心办事。目前长江水师的习气甚深，须有诚朴清廉的人去整顿，臣因此保举李成谋。” 
　　“嗯，嗯！”皇帝又问：“你在湖南的时候，与曾国荃可有往来？” 
　　“臣居乡庐墓，足迹不出里门，与曾国荃难得见面。不过常有书信往来。” 
　　“他的精神怎么样，是不是很好？” 
　　“是！”彭玉麟答道：“曾国荃带兵多年，习于劳苦，精神很好。” 
　　“既然精神很好，就该出来替我办事。” 
　　这一说，恭王又在心里嘀咕。曾国荃因为参了官文的缘故，旗下亲贵，对他异常不满，一时没有起用的可能。皇帝不知道这些恩恩怨怨，想到谁就要用谁，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风波，得怎么样让他明白其中的窒碍顾虑才好。 
　　“杨岳斌呢？可常见面？”皇帝又问，“你跟他共事多年，想来一定常有往来？” 
　　这一问又见得皇帝对过去的情形欠熟悉，杨岳斌与彭玉麟都由水师起家，杨在前面彭在后，以后彭玉麟改了文职，反可以节制杨岳斌，因而生了意见。杨彭不和，连慈安太后都知道，就是皇帝懵懵懂懂，问出这样的一句不合的话，令人适背会来后好笑。 
　　然而在彭玉麟却不是好笑，而是有些困惑，不知道皇帝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此时唯有简简单档地回答，说跟杨岳斌不常见面。 
　　皇帝的话问得不得体，慈禧太后早就觉察到了，再问下去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笑话，因而此时接过话来，将彭玉麟慰勉了一番，说他不辞劳怨，实心可嘉。又劝他节劳保养，莫负朝廷倚重之意，然后吩咐：“跪安吧！” 
　　彭玉麟还是初次觐见，早已请教过人，知道这就是召见已毕的表示，当即免冠碰了头。又因为听说过左宗棠觐见，把大帽子遗忘在御前的笑话，所以特别检点，总算顺顺利利地完成了“面圣”的一件大事。 
　　回到下榻之处的松筠庵，已有好几位同乡京官在等着，应酬了一阵，分别送走。刚换下官服想休息，从人来报：“军机沈大人来拜！” 
　　这当然不会是泛泛的官场客套。彭玉麟经过天津时，已从李鸿章口中，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朝中的“行市”，两位汉军机大臣，已成南北对峙，各张一帜的形势。看起来是李鸿藻的声势来得壮，以帝师而提倡“正学”，尤其是在倭仁死后，徐桐虽想接他的衣钵，无奈《太上感应篇》比起程朱的《太极图说》，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卫道之士，直谏之臣，隐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但是，这可以巩固他的地位，却不能增加他的权力。 
　　李鸿藻得的是虚名，实权远比不上沈桂芬。沈桂芬出于文祥所荐，而文祥人和政通，不但受两宫太后的信任和恭王的倚重，并且外而督抚将军，内而部院大臣，无不对他尊敬。沈桂芬有此奥援，加以在总理衙门支持宝鋆，回护董恂，十分尽心，因此，除了洋务以外，象宝鋆专管财政那样，综揽军务亦几乎成了沈桂芬的专责。 
　　为此，彭玉麟对这位军机大臣来访，十分重视，请在杨继盛当年草疏弹劾严嵩的“谏草亭”中相见。沈桂芬虽是江苏吴江人，寄籍宛平，是在京城里长大的，一口低沉而带磁性的京腔，配上他那清癯儒雅的仪表，令人觉得肫挚可亲。他的清廉也是有名的，一品当朝而服饰寒素，这一点更合彭玉麟的胃口，所以一见便道倾倒之意。 
　　沈桂芬首先转达了恭王的意思，想请他吃饭，作个长谈，无奈大婚期近，忙得不可开交！特意托沈桂芬致歉，等过了庆典，再发帖子奉邀畅叙。接着又说，恭王对他十分尊重，所以凡有所请，无不依从。 
　　提到这一点，彭玉麟确是感激，对长江水师整顿的章程，弹劾的官吏，保荐的人选，请无不准，除了曾国藩，朝廷没有这么给过面子。当然，其中也有沈桂芬斡旋的力量，转念到此，便正好趁这时候道谢。 
　　“都亏经翁玉成。”他拱拱手说，“感何可言！” 
　　“不敢，不敢！”沈桂芬平静地答礼，“大功告成，军心不免松懈，骄兵悍将，日益难制，朝廷要借重雪翁清刚正直的威名，整顿出一个榜样来。圣意如此，军机上当然力赞其成。皇上对雪翁尤其看重，刚才面谕，无论如何，不可高蹈。只怕日内就有明发。” 
　　“这……，”　彭玉麟试探着问：“皇上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想留雪翁在京供职。不过眼前还没有适当的缺，只怕要委屈雪翁。”沈桂芬又说：“今天拟大婚执事的名单，派了雪翁‘宫门弹压大臣’的差使，明天就要演礼，完了事，请到军机上来坐一坐。” 
　　彭雪琴心里有数，派什么缺，明天就可定局。听这口气，大概是回任兵部侍郎。以前不能干，现在自然更不能干，且到时候再说。 
　　第二天一早，各衙门大小官员，都赶进宫去看热闹。这天是礼部堂官率领司官演习大婚仪礼，准许各衙门官员仰瞻盛典。彭玉麟也早早到了太和殿前。 
　　这天演礼，主要的是排百官朝贺的班次，乱糟糟的没有什么好看，但彭玉麟却舍不得走，他是平生第一次进京，自然也是第一次瞻仰九重宫阙。仰头瞻望着二丈高的殿基上，十一楹宽、五楹深的太和殿，心中生出无限感想，什么建牙开府、起居八座？不到这里，不知人间什么叫富贵？这样转着念头，越觉此身渺小，把功名也看得更淡了。 
　　就在这时气喘吁吁地赶过来一名·“苏拉”，彭玉麟昨天见过，知道他在隆宗门当差，军机处和南书房有什么需要跑腿的差遣，就是他的职司。看样子是冲着自己来的，因而定睛望着。 
　　果然，那苏拉到了面前，先长长喘口气，然后说道：“恭喜彭大人！”接着便请了个安，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沈大人叫我送来的。” 
　　“喔，多谢！”彭玉麟接过那张纸来看，上面抄着一道上谕： 
　　“彭玉麟着署理兵部右侍郎，童华毋庸兼署。前据彭玉麟奏恳陛见后回籍养疴，此次召见时复再三陈情，彭玉麟办事认真，深堪嘉尚，刻下伤疾已痊，精神亦健，特令留京供职，用示朝廷倚重至意。毋得固辞！” 
　　“沈大人还关照，请彭大人这会儿就到军机，六王爷等着见面。” 
　　“好，我此刻就去。” 
　　于是沿着一路高搭的彩棚，从中右门进后右门，越过三大殿进隆宗门到军机处，等通报进去，立刻传出话来：“请彭大人在东屋坐。” 
　　这一坐坐了有半个时辰，才看到恭王，一见面便连连拱手：“得罪，得罪！”然后请他“升炕”，态度十分谦和。 
　　彭玉麟知道他极忙，能抽出这片刻工夫来接见，已是很大的面子，所以不叙客套，率直问说：“王爷召见，不知有什么吩咐？” 
　　“上头的意思，昨天经笙已经转达，上谕下来了，不知道看见了没有？” 
　　“是！”彭玉麟说，“蒙皇上的恩典，只怕……。” 
　　“雪翁！”恭王抢着说道，“你总要勉为其难！就是缺分太委屈了一点儿，先将就着，等明年亲政大典过后，我一定想法子替雪翁挪动。” 
　　“多谢王爷栽培。只是不瞒王爷说，我有三层苦衷，要请王爷体谅，第一，才具不足，兼以体弱多病，难当重任；第二，赋性愚戆，不宜厕身庙堂；第三，从未当过京官，仪注不熟，处处拘束。总求王爷代为婉转陈奏，放归田里，将来倘有可以报答之处，万死不辞。” 
　　恭王听他的话，不断点头，但双眉皱得很紧，略停一下，这样答道：“眼前也无从谈起。等过了庆典，我们从长计议。 
　　只是，雪翁，上头的意思很殷切，你不可辜负。”“不敢！”彭玉麟赶紧站起身说：“唯其皇上不弃菲材，我不敢讲做官，只讲办事。若于大局有益，赴汤蹈火，亦所甘愿，书生报国，原不必居何名义！” 
　　恭王又点头：“你的意思我懂了！” 
　　接着，恭王又告诉彭玉麟，派他“宫门弹压大臣”的差使，完全是为了方便他观礼。如果精神不济，可以不必当差。又说大婚仪礼是百年难逢的大典，适逢其盛，不可错过。言词温煦亲切，等彭玉麟告辞时，又亲自送到厅门，丝毫不见亲贵王公那种眼高于顶的骄倨之态，因而使彭玉麟想起那些水师陆营将官的滥作威福，越觉厌恶。 
　　等回到松筠庵，立刻便有一位官员来拜，是近年来慈禧面前的红人，工部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荣禄，名帖上自称“晚生”。彭玉麟久闻其名，自然要见，迎出门来，大为讶异，荣禄似乎还不到三十岁，生得如玉树临风，俊美非凡，加以服饰华贵，益显得浊世翩翩佳公子般，令人生羡。 
　　微笑凝望的荣禄，一见彭玉麟，先自作揖，迎入门内，揖让升阶，正式见礼时，请了极漂亮的一个安，称主人“老前辈”，很恭敬地寒暄了一番，才道明来意，说是接到内务府的通知，彭玉麟是“宫门弹压大臣”，而大婚典礼弹压地面，维持秩序，归他负责，所以“特意来伺候老前辈当差”。 
　　“不敢，不敢！”彭玉麟也很率直，把奉派这个差使的原意，告诉了荣禄。 
　　“上头是体恤老前辈，不过说真个的，晚生倒是想借重老前辈的威望。”荣禄的神态显得很恳切，“大婚典礼，早就轰动各地，这个把月，京城里总多添了二三十万人，茶坊酒肆、大小客栈，无不大发利市。其中自然也有趁此机会来找外快的，昨天一天就抓了上百的扒儿手。江湖上的所谓‘金、皮、彩、挂’，三教九流，各路好汉，来了不知多少！别的都还好办，可有些散兵游勇，晚生惹不起！” 
　　“怎么呢？”彭玉麟奇怪地问，“散兵游勇滋事，尽管逮捕法办。何以说是惹不起？” 
　　“不瞒老前辈说，象今儿早上演礼，有位贵同乡，身穿赁来的破旧花衣，头上却是红顶子，愣往宫里闯，问起来，他是保到都司，赏过二品顶戴的。”荣禄作出充分同情而无可奈何的神态说，“老前辈请想，都是替朝廷出过力，建过功的人，又是这样子的大喜事，能有什么办法？自然只有用好话敷衍，敷衍得下来，也就罢了。就怕有一肚子牢骚的，越扶越醉，在宫门之前，众目睽睽之下，大吵大闹，岂不有伤体统？” 
　　“原来如此！”彭玉麟心想，裁撤的湘军，心怀不平的人很多，如果他们作践老百姓，自己不能不问，此外就犯不着来管这闲事了，不过荣禄既然虚心求教，又似乎不便峻拒。这样沉吟了一会，想到了一个主意，“仲华兄，”他说，“既然体念到那些人是出过力，建过功的，亦当体念他们如今穷无所归，有满腹牢骚。听说这一趟大婚，花了一两千万银子，从中渔利的不知凡几，何妨也想想别人的苦楚，事先略有安排，把他们的气平了起来，岂不是弹患于无形的上策？” 
　　“是，是！”荣禄被提醒了，连拱手致谢：“老前辈见教得极是，心感之至。晚生马上派人分头去办，好好安抚。不过，这几天还得借重老前辈的威望，坐镇宫门。” 
　　说到头来，这也是自己的差使，彭玉麟不便再辞，很爽快的答应了。 
　　于是荣禄又深深致谢，告辞回衙。一面选派神机营平日惯于探事的干员，分头到西河沿、打磨厂等处的小客店中，打听那些穷极无聊，有意来讹诈寻事的湘军、淮军，找上为头的人，下馆子，套交情，送上一笔盘缠，买个平安。一面派了一名汉军旗的步军校，带领十六名兵丁，到松筠庵供彭玉麟差遣。 
　　到第二天，就是皇后妆奁进宫的日子，照满洲的婚礼，发嫁妆在吉期前一天，只以皇后的妆奁有三百六十台，连发四天，所以提早开始。这天是重阳，却无风雨，吃罢花糕，不选高处去登临，都挤到大街上来看这天下第一份的嫁妆。自然，路线是早就打听好了的，皇后妆奁进大清门，出长安左门，由东折而往北，进东安门，再由东华门入宫。飞檐翼空的大清门是皇城正门，门前空地成正方形，石栏隔绕，形如棋盘，所以名为棋盘街，又称天街，清旷无尘，最宜玩月。此时自是看热闹的第一个好去处。 
　　一大早，步军统领衙门和属于禁军的内务府三旗护军营、骁骑营，以及该管地带朝阳门内的镶白旗，崇文门内的正蓝旗，便已派出大批人马，沿路布防，维持秩序，大兴、宛平两县的差役，当然更加不敢怠慢。只是平日可以拿着皮鞭，尽量威吓，有不听话的，还可以抽上两鞭，但这一次是大喜事，两宫太后早有话下来：普民同庆的好日子，不许难为百姓！因此，那些穿了簇新青缎褂子，脚穿薄底快靴，头戴红缨帽的差役可就苦了。使尽吃奶的力气，将汹涌的人潮，尽量往后压，口中不断喊着：“借光，借光！”一个个都把喉咙喊哑，累得满头大汗，才能腾出天街中心两丈宽的一条通路。 
　　到得日中将近，终于听见了鼓乐的声音，但见绵延无尽的黄缎彩享，迤逦而来，彩亭中的首饰、文玩、衣服、靴帽，不甚看得清楚，好看的还是仪仗队伍，抬妆奁的校尉，一色红缎绣花短褂，灿若云霞。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何以江宁、苏州的织造衙门，动支的费用要上百万？ 
　　五六十台黄缎的彩亭过后，便是数十台木器。这是两广总督瑞麟和粤海关监督崇礼办的差，桌椅几案，都用紫檀，打磨光滑，不加髹漆，尺寸当然特大，雕镂的花样非龙即凤，都与民间不同。只是木器之中，独独缺少一张床，有些人不免失望，因为早有传说，皇后陪嫁的是一张八宝象牙床，原来并无其事。然则皇后皇帝合卺，难道连张床都不用？ 
　　床自然是有的，当发妆奁的那一刻，四个特选的“结发命妇”，正在坤宁宫东暖阁铺喜床。床是早就在建宫的同时就安好了的，安在两根合抱不交的朱红大柱之间，其名为床，实在别成天地，里面有灯烛几案，一切房帏之内所需要的什物，都可以藏置在内。帐子本用黄缎，此时则换成红色。 
　　那张“床”也可以说是一个槅间，所以没有床顶，只有雕花的横楣，悬一块红底黑字的匾，四个大字“日升月恒”。西面朱红大柱下，置一具景泰蓝的大薰炉，东面柱旁，则是雪白的粉壁，悬着“顶天立地”的大条幅，画的是“金玉满堂”的牡丹。下置一张紫檀茶几，几上一对油灯，油中还加上蜂蜜，期望皇帝和皇后，好得“蜜里调油”似的。 
　　“铺床”的四位结发命妇，以跟荣禄一样，近一两年才走红的贝勒奕劻的夫人为首，都是按品大妆，由内务府从宫女特选的四名女官，襄助着奉行故事。四命妇各站一角，将一重重簇新的织锦褥子铺设整齐，然后从女官手里接过四柄镶玉如意，镇压在四面床角。接着，四名女官又捧进一件“龙凤同和”袍、一方“百子九凤”花样的红缎盖头，以及不脱龙凤、双喜、如意等等形态的珠玉头饰，用方绣凤黄袱包得整整齐齐，这是预备送到后邸，等吉期那天让皇后穿戴了上凤舆的。四位命妇铺床的礼俗，到此告一段落。到了十三那天，发完妆奁，皇后就得准备做新娘子了。吉期虽选定九月十五，仪典却从十三半夜里便已开始，太和殿前，陈设全副卤簿，丹陛大乐，先册封，后奉迎。十四寅初时分，皇帝御殿，亲阅册宝，册封皇后的制敕，是内阁所撰的，一篇典皇堂皇的四六文，铸成金字，缀于玉版，由工部承制，报销了一千多两黄金。“皇后之宝”亦用赤金所铸，四寸四分高，一寸二分见方，交龙纽、满汉文，由礼部承制，也是报销了一千多两金子。 
　　册封的使臣，仍旧是灵桂和徐桐，早已在丹墀东面待命，听得鸿胪寺的鸣赞官传宣，便由东阶登殿，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跪听宣制官传制。任何钦差，上谕必称“该大臣”，只有这样差使，称呼格外客气：“卿等以礼册封”。等正使灵桂、副使徐桐，受命下殿时，供奉玉册金宝的龙亭，便由鼓吹前导，抬出太和门，册封专使跟随而出，再后面就是校尉所牵的两匹马，要到大清门外，专使方能骑乘，直趋后邸。 
　　崇家此时，里外灯火辉煌，门外人声如沸，皇后的全副仪仗，一直排出两面胡同口，喜事大总管荣全奔进奔出，忙得满头大汗。等正副使刚进了胡同，他便通知，“请皇后的驾！”自然，崇绮是早就率领他的父亲和子侄，恭候在门，鼓吹喧阗声中，册宝龙亭停了下来，正使副使，一个捧册、一个捧宝，徐步进了大门。 
　　大门口是崇绮率领全家亲丁跪接，二门中是崇绮夫人率领子妇女儿跪接，等在大厅上安放好了册宝，皇后方始出堂，正中向北面跪下，听徐桐宣读册文。骈四俪六的文章，用的大半是《尚书》上的典故，而且抬头的地方极多，看起来十分吃力，以致于徐桐念不断句，也念了好几个别字，费了好大的劲才念完。 
　　于是灵桂把玉册递给左面的女官，跪着接了，转奉皇后，皇后从左面接来，往右面递出，另有一名女官接过，放在桌上。金宝也是这样一套授受的手续。册立大典，到此告成，灵桂和徐桐，随即回宫复命。 
　　这就到了该奉迎的时候了。一吃过午饭，文武百官，纷纷进宫，在太和殿前，按着品级排班。申初时分，皇帝临殿，先受百官朝贺，然后降旨发遣陈设在端门以内、午门以外的凤舆，奉迎皇后。奉迎的专使是两福晋、八命妇。两福晋是皇帝的婶母，惇王和恭王福晋，八命妇原来都应该是一品夫人，但既要结发，又要有子孙，而且年纪不能太大，那就只好用二品的来凑数了。 
　　遣发凤舆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仪注。大婚的仪礼，原是满汉合参，而“六礼”中最重亲迎，帝后比于天地，亦是敌体，则皇帝大婚不亲迎皇后，于礼有悖。但果真亲迎，不但仪制上会生出无法折衷调和的麻烦，而且帝后究竟不同，大驾临御，刚要做新娘子的皇后，还得跪接，世上自然没有这个道理，因而想出一个代替的办法。 
　　这个办法是用一柄龙形的如意代替，当惇王和恭王的福晋，率领八命妇承旨奉迎皇后时，跪进朱笔，由皇帝在如意正中，朱书一个“龙”字，然后将这柄如意放在凤舆中压轿，那便是“如朕亲临”的表示，作为亲迎的代替。 
　　奉迎的仪节，又以满洲的风俗为主。开国之前，在白山黑水之间，满洲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会骑马，迎亲亦是如此，新娘子是骑着马到夫家的。皇后自然不能骑马进宫，但迎亲的两福晋，八命妇，犹依康熙年间的成例，必须骑马。当时入关未几，旧俗未废，王公内眷乘骑往来，不足为奇，两百年下来，旗下贵族的福晋、夫人都坐八抬大轿，尤其是恭王福晋，跟着她的久任督抚的父亲桂良，到东到西，平日起居，与汉人的大家小姐无异，不要说是骑马，连马鞍子都没有碰过。这时突然说要骑马，而且在万人空巷的百姓围观之下，招摇过市，真是提起来就怕，好几次跟恭王提到，最好改做乘轿或者坐车，不然就豁免了这个差使。 
　　这两个要求都办不到。大婚盛典，两宫太后钦派的奉迎专使，说起来还是一大恩典，不能不识抬举，请求豁免。若说改变旧例，不但仪制早定，无法更张，就算能够，恭王也不肯这么做，因为这会引起讥评，甚至言官会上奏参劾，安上个“徇私乱法”的罪名，说不定又一次搞得灰头土脸。 
　　万分无奈，只好现学。亏得她的长子载澂，在少年亲贵中，骑射最精，两福晋、八命妇学骑，归他一手教导。载澂亲自在上驷院中选了十匹最驯良的枣红马，找了他的堂兄弟载漪等人做帮手，在恭王府的后苑中，整整教了一个月，才将他母亲教得敢于放心大胆，骑着马上街。 
　　到了奉迎的这一刻，恭王福晋才知道这一个月的苦头，真没有白吃。出午门上马，等龙亭前导，凤舆后随，她便与她五嫂并驾齐驱，让载澂最得力的一个“马把式”，穿上銮仪卫校尉的服饰，牵着马款款而行，由端门经天安门，通过天街，安安稳稳地直出大清门，只见夹道聚观的百姓，指指点点，相顾惊异，心里非常得意地在想：这一趟风头可是出足了！ 
　　到了后邸，崇绮全家依然有一番跪接的仪注，等把凤舆在大堂安置好，十位福晋命妇到正屋谒见皇后，然后伺候梳妆。事先早已约定，这个差使归崇厚的夫人承担，她也刻意要把这个差使当好，有几样东西是外间从未用过的。崇厚出使法国带回来的脂粉，粉是水粉，与江南的鹅蛋粉不同，抹在脸上，片刻就干，又白又光又匀。然后梳头，梳的是双凤髻，一边插一枝双喜如意碧玉簪。 
　　里面静悄悄地在梳妆，外面却又有报喜的到了。这是崇绮自长女贵为皇后后，第三次蒙受恩荣。最初是封三等承恩公，公爵照例该有一份内廷行走，或者扈从仪驾的差使，所以第二次被授为散秩大臣，这是闲散宗室例授的职衔，无俸无禄，亦不须当差，好听的就是“大臣”二字。 
　　此刻第三次加恩，对崇绮来说，相当实惠，内阁所奉的上谕是：“委散秩大臣三等承恩公崇绮以内阁学士候补。”他原来是翰林院侍讲，五品官儿，这一下连升三级，内阁学士是二品，等一补实，照例还可以兼礼部侍郎，外放必是巡抚，如果当京官，则在各部转来转去，都是“堂官”。这一道恩旨，相当于十年的经历，崇绮自然感激天恩。 
　　除了崇绮，还有凤秀，在同一道恩旨上，以四品京堂候补，转眼也在“小九卿”之列，可以参与“廷议”了。他家此时的热闹，亦不输于崇家。但盈门贺客，想法大不相同，一种是因为他家也是满洲世家，上两辈子的交情在，纯粹照世俗礼法行事，属于普通的应酬。一种是因为凤秀的女儿，本该正位中宫，却委屈地降级为妃，此刻特地来庆贺，兼有安慰道恼的意思。再有一种目光锐利，从夹缝中看出慧妃这位妃子，非比等闲，一则是慈禧太后所看中的，而慈禧太后即使撤帘归政，对亲生儿子的皇帝，一定仍旧有“怎么说便得怎么依”的力量，而慧妃又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得动话，这样就是一条很好的门路。再则，慧妃的艳丽，谁都不能不承认非皇后所及，皇帝目前听了慈安太后的话，立了阿鲁特氏为后，但将来得宠的必是慧妃。如果蒙古皇后天年不永，慧妃自然继位中宫，凤秀也还有封公爵的时候，等那时再来巴结，可就晚了。 
　　但是，尽管慧妃也是钦派大臣为正使、副使、持节册封的，奉迎的典礼，却是不可同日而语。慧妃不过八对宫灯、一顶黄轿，由东华门抬进宫去，而皇后进宫，光是宫灯就有三百对，由身穿红缎绣花褂子的校尉持着，照耀得亮如白昼，以致九月十四将满的月亮，黯然失色。 
　　凤舆是子初一刻出后邸的，“导子”早就在戌时便已出发，全副皇后的仪仗，旌旗宫扇，平金绣凤，在三百对宫灯和无数喜字灯笼中，闪耀出令人眩目的异彩，然后便是御前侍卫扶着轿杠的凤舆，后面跟着无数马匹，两福晋八命妇之后，是扈从的王公大臣。整个肃静的行列中，也只有这一部分马蹄历乱，偶尔夹杂着马嘶和喷鼻的声音，正如“鸟鸣山更幽”的境界一样，有了这些声音，反更显得奉迎仪仗的庄严肃穆。 
　　在这万民如醉，目眩神迷的当儿，皇帝却在乾清宫闲得发慌，也许是等得不耐烦，也许是跟天下做新郎的人一样，必有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反正皇帝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什么时候了？”他问小李。 
　　小李还未及回答，只听自鸣钟已响起宽宏悠扬的声音，看一看，长短针相交在正中，小李便笑嘻嘻地跪下，高声说道： 
　　“这会儿正交子正。九月十五，万岁爷的大喜吉期！” 
　　在殿外待命的八名少年亲贵，以载澂为首，正也因为时交九月十五的正日，进殿叩贺，同时报告一个消息，说慧妃已经进宫，安置在长春宫后面的咸福宫。 
　　皇帝没有说什么，依然是关注着皇后进宫的时刻，正想发问时，只听午门楼上——五凤楼的钟鼓齐鸣，这表示母仪天下的皇后，已由大清门进宫了。 
　　“是时候了！”载澂请个安说：“请旨启驾。” 
　　“好，走吧！”皇帝点点头说。 
　　于是传旨领侍卫内大臣伯彦讷谟诂，准备启驾到坤宁宫，作为迎候皇后的表示。在御用的软轿前面，由那八名少年亲贵执着宫灯引导，御前大臣和御前侍卫扈从着，在礼部堂官照料之下。皇帝出乾清门，再折回东一长街，入景和门，进坤宁宫，在大婚洞房的东暖阁前殿休息。 
　　这时皇后的凤舆，已经由御道到了乾清门，抬过一盆极旺的炭火，四平八稳地停好，皇后在两福晋、八命妇及女官护持着，跨出轿门，只见她一手拿一个苹果，随即有女官接了过去，同时惇王福晋捧着一个红绸封口的金漆木瓶，交到皇后手里，里面盛着特铸的“同治通宝”的金银线和小金银锭、金玉小如意、红宝石，以及杂粮米谷，称为“宝瓶”。 
　　等皇后捧稳了“宝瓶”，奉册宝的龙亭方始再走，沿着御道经过乾清宫与昭仁殿之间的通路，进入乾、坤两宫之间的交泰殿。这个殿不住人，只有两项用处，一项是“天地交泰”为帝后大婚行礼之地，一项是储藏御宝。这天晚上，两项用处都有。礼部堂官先奉皇后册宝入藏，然后在殿门前另作了一番布置，横放朱漆马鞍一个，鞍下放两颗苹果——就是从皇后手里取来的那两个，上面再铺一条红毯。 
　　六对藏香提炉，引导着皇后跨过“平平安安”的苹果马鞍，被引导到西首站定，这就到了拜天地的时刻。皇帝这面也是算好了时刻的，等皇后刚刚站好位置，皇帝也由坤宁宫到了，站向东首与皇后相对而立，在繁密无比的鼓吹声中，一起下拜，九叩礼毕，成为“结发”。 
　　拜了天地拜寿星，拜完寿星拜灶君。灶君在坤宁宫正殿，而坤宁宫的正殿，就仿佛缸瓦市“沙锅居”的厨房，每天都要煮两头猪。这里不但是厨房，而且还是宰牲口的屠场，一进门便是一张包铁皮的大木案，地上铺着承受血污的油布，桌后就是称为“坎”的一个长方形深坑，坑中砌着大灶，灶上两口极大的铁锅，每口锅都可整煮一头猪，锅中的汤，自砌灶以来，就未曾换过，还保存着两百多年前的余味。 
　　这是皇家保存着满洲“祭必于内寝”的遗风，在所有的宫殿中，只有坤宁宫的规制，与前代完全不同，是照太祖天命年间，盛京清宁宫的式样重建的。在俎案锅灶以外，神龛就设在殿西与殿北两面，殿西的神龛悬黄幔，所供的神是关圣帝君，享受朝祭，殿北的神龛悬青幔，所供的神，尊名叫“穆哩罕”，享受夕祭。 
　　照规矩说，无论朝祭、夕祭，都应该皇帝皇后亲临行礼，但日子一久，成为虚文，除了大祭以外，日祭都由太监奉行故事，执事太监分为司香、司俎、司祝，杀猪就是司俎的职司。 
　　无分晴雨寒暑，每天半夜里必有一辆青布围得极严的骡车，停在东华门外。门一开，首先进宫的就是这辆车，到了坤宁宫前，卸下两头猪来，经过一番仪式，杀猪拔毛、洗剥干净，放在那两口老汤锅中去煮，只加香料不加盐，煮熟了祭神。除非是二月初一，赐王公大臣吃肉，在平常日子，这些福胙照例归乾清门侍卫享受。 
　　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寝，而主持中馈是主妇的天职，因此，拜灶君亦只有皇后行礼。同时礼部和鸿胪寺等等外廷的执事，恭襄大礼，到此作一结束。坤宁宫以内的繁文缛节，与这些人无涉，可以退下了。 
　　三叩礼拜了灶君，皇帝皇后在坤宁宫东暖阁行坐帐礼，吃名为“子孙饽饽”的饺子。煮饺子的是礼王福晋，一下锅就得捞起来，呈上帝后，饺子还是生的，但不能说生，咬一口吐出来，藏在床褥下面，说是这样就可以早“生”皇子。 
　　于是皇帝暂时到前殿休息，等候福晋命妇为皇后上头。这仍然是崇厚夫人的职司，在满洲人，叫做“开脸”，用棉线绞尽了脸上的汗毛和短发，然后用煮熟的鸡子剥了壳，在脸上推过，立刻便出现了容光焕发的妇人的颜色。这一样功夫，讲究肤发之间黑白分明，截然如利刃所切，称为“四鬓刃裁”。 
　　然后是重新梳头。双凤髻只是及笄之年的少女装束，此刻改梳为扁平后垂，无碍枕上转侧的“燕尾”，仍旧插戴双喜如意簪，另外插一朵红绒所制的福字喜花。这样打扮好了，方始抬进膳桌来开宫里称做“团圆膳”的合卺宴。 
　　这时的皇帝，只有太监照料了。小李引入御驾，两福晋和八命妇一起请安迎接，皇帝不知是喜气还是腼腆，脸红得厉害，向两位福晋虚扶一扶，带些窘意地笑着道乏。 
　　“五婶、六婶，这阵子把你们累着了。” 
　　“借皇上的喜气，一点儿都不累。”惇王福晋看一看她弟妇说：“咱们跪安吧！” 
　　惇王福晋两妯娌，领着崇厚夫人她们跪安退出，却不曾走远，在殿前遥遥凝视。不久，看到太监和女官亦都退了出来，东暖阁的槅扇，轻轻地被合上了。 
　　于是一对结发侍卫在殿前廊上，击着檀板用满洲语高唱“合卺歌”。那对“蜜里调油”的“百子双喜香油灯”，在雪白的窗户纸上，荡漾出腻人的霞光，然后听得皇后仿佛也在唱着什么。 
　　“你听！”惇王福晋诧异地，“干什么来着？” 
　　恭王福晋凝神静听，恰好那对“结发侍卫”唱完了“合卺歌”，一静下来，皇后的声音便很清楚了。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稍停一停，又听得清越的长吟：“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恭王福晋不知道那是杜甫的“秋兴八首”，但是在吟诗是听得出来的，便掩口笑着，推了她五嫂一把，轻轻说道：“皇上在考皇后呢！” 
　　这一说大家都懂了，“亏得是状元家的小姐！”惇王福晋指指西面，也放轻了声音，“换了那面的那一位，洞房花烛可就要出乖露丑了！” 
　　这是指慧妃而言。只为当初输了一着，这天的光彩，尽为“状元小姐”所夺，在她自然觉得委屈，不过她倒也想得开，比起崇家的另一位小姐——皇后的姑姑，她觉得应该满足了。尤其使她感到安慰，甚至可以说是得意的是，她比皇后先见到“婆婆”。 
　　这位“婆婆”自然是慈禧太后。照当年满汉合参的大婚仪礼，皇后入宫，拜罢天地，即是合卺礼，第二天才谒庙谒太后，与民间新妇入门就拜见翁姑，完全不同。但妃嫔就没有这些讲究了，因此，慈禧太后等慧妃进宫，赐过喜筵，随即传懿旨召见。 
　　不过，她这样做，却并不是因为礼法上并无明文规定，可以变通行事，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独独不曾想到合不合礼法！为了安慰慧妃，也为了喜爱慧妃，当然迫不及待地要想看一看她，而最主要的，还是要跟慈安太后赌一口气，也是为她自己西宫出身争一口气。 
　　因此，当盛装的慧妃刚开始行三叩九拜的大礼时，她便特假词色，“行了，行了！光磕一个头好了。”接着又吩咐宫女：“你们搀慧妃起来！” 
　　等搀了起来，慧妃又请个安，感激地说：“太后的天恩，叫奴才报答不过来！” 
　　“好了，不必再行礼了。你过来，我看看你！” 
　　慧妃很稳重地走到慈禧太后身旁，肃然侍立。慈禧太后便伸出手来握着她，偏着头，含着笑，尽自打量，真是慈祥的婆婆的样子。 
　　看了半天，慈禧太后忽然转脸问道：“看秦祥在那儿？” 
　　秦祥是长春宫的老太监，一直替慈禧太后管理银钱帐目，人最安分谨慎，一天到晚守着帐簿银柜，闲下来便是数着佛珠念佛，为“主子”祈福。 
　　等把秦祥找了来，慈禧太后问道：“秦祥，你看慧妃象谁？” 
　　跪在地上的秦祥，抬起头来，神情严肃地瞻望着慧妃，看了一会，他磕头答道：“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怕什么？” 
　　“那，奴才就斗胆了！”秦祥答道，“慧妃跟主子当年有点儿象。” 
　　听这一说，慧妃赶紧跪了下来，“奴才怎么敢跟主子比！” 
　　她惶恐地说。 
　　这次是慈禧太后亲手把慧妃扶了起来，教拿个矮凳给她坐，又不教她谢恩，她也无法行礼，因为一只手一直被慈禧太后握着。等矮凳来了，便紧挨着宝座坐下，恰是“依依膝下”的样子。 
　　慈禧太后没有说话，望着里里外外的灯彩，心里浮起一片没来由的凄凉，想起儿子，仿佛隔得非常非常远，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而那个模糊的影子，还带走了她的权力！如今两手空空，还有什么？ 
　　转到这个念头，把慧妃的手握得更紧了。慧妃却害了怕，直勾勾的两眼，一手心的汗，太后是怎么了？ 
　　就这迟疑不定之际，再凝神看时，慈禧太后的脸色又变过了，变得很平静地，放松了她的手，看着她问道：“你阿玛当过外官没有？” 
　　“回太后的话，奴才的父亲一直在京里当差。” 
　　“怪不得！”慈禧太后说，“你的京话，一点都没有变样儿。” 
　　这是夸奖的话，慧妃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但在家已经被教导过，皇太后皇帝说话，不能不答，只好低着头轻轻回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问她有没有弟兄之类的话，絮絮不断地，让慧妃感到惊奇，不知她何以有这么大的兴致来闲聊？尤其让慧妃迷惘的是，东面的鼓吹喧阗，不断随风飘来，这样的大喜事，竟象跟她毫不相干似的，岂不可怪？ 
　　筹备三年，动用一两千万银子的大婚盛典，终于告成。论功行赏，普沛恩施，由惇王赏紫禁城内坐四人轿、恭王恢复了“世袭罔替”、醇王晋封亲王，到抬轿的校尉赏给银两，不论大小官员吏役，只要跟大婚二字沾上点边的，无不被恩。甚至象张之洞那样，以翰林院编修，撰拟乐章的份内之事，也赏加了“侍读”的衔。不过对皇帝来说，最好的是，他借可以召见载澂，赏了“御前行走”的差使。 
　　皆大欢喜之余，各衙门慢慢都恢复了常态。皇帝也把丢了好些日子的书本翻了开来，弘德殿的功课照旧，即使在明年正月二十六亲政以后，也仍旧得上书房，这是已奉了明发懿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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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当然，皇帝的日常起居是有变化的，变化的痕迹都留在敬书房的日记档上，皇帝那一天住在那个宫里，那一天召幸那个妃嫔，都记载得明明白白，因为这在皇后妃嫔怀了孕，可以把得孕的日子推算出来。 
　　但慈禧太后用不着看日记档，便知道皇帝朝夕的行踪，因为每天都有她指定的太监去打听清楚了向她回奏。一后一妃两嫔，计算起来，皇帝跟皇后在一起共度良宵的日子最多，其次是色冠后宫的瑜嫔，再次才是慧妃，至于皇后的姑姑珣嫔，一个月下来，还未承雨露。 
　　慧妃虽然不是“背榜”，慈禧太后仍然觉得她太委屈了，踌躇了几天，决定插手干预。 
　　“你看你，”她慈爱地呵责皇帝，“好瘦！” 
　　婚后的皇帝，已老练得多，声色不动地摸一摸脸，“儿子觉得精神倒是挺好的。”他说，“天天晚上看书，总要看到起更才睡。” 
　　“哼！”慈禧太后自嘲似地微微冷笑，“也就是你这么说，我这么听吧！” 
　　象这样子仿佛人家花枪掉得太多，再也不能信任的话头、皇帝早就听惯了，平日不以为意，这时却认了真。 
　　“是每天念到起更。儿子用不着骗额娘！”皇帝说。他把“是”字念得极重，声音也相当硬，显得在心里不服。 
　　慈禧太后有些冒火，把脸一沉，用急促的声音叱斥：“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 
　　皇帝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回想一遍，才发觉自己的语气欠恭顺，但也不愿认错，只是不响。 
　　“你是翅膀长硬了，那里还记得娘！”提到这话，自己触发了记忆，越觉得心里充满的怨气，“你几时曾听过娘一句话？十一年的大风大浪，不是我挡着，你能有今天？还没有亲政，就不把娘放在眼里了，几天的工夫，是谁教得你这样子？” 
　　听到最后这两句话，皇帝又惊骇，又气恼。“没有几天工夫”，不是说大婚刚刚满月？然则下面那句“谁教得你这样子”？当然是指皇后。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无端猜忌，而竟出之于生身之母的口中，皇帝觉得太可怕了！ 
　　“儿子不敢！”他跪了下来，但仍是受了冤屈，分辩讲理的声音，“没有人敢教唆儿子不孝，儿子也决不会听。额娘说这话教儿子何以为人，何以为君？” 
　　“你这一说，我是冤枉了你？” 
　　“冤枉儿子不要紧…　。”皇帝突然顿住，发觉下面这句话说不得，然而晚了！ 
　　慈禧太后倏然抬眼，眼中再也找不到作为一个女人常有的柔和的光，一瞪之下，让皇帝的心就一跳。然后她扬着脸问：“怎么着？冤枉你不要紧，冤枉谁是要紧的？你倒告诉我听听！” 
　　皇帝知道坏了，咽一口唾沫，很吃力地说：“儿子说错了。 
　　额娘别生气！总是儿子不孝。” 
　　慈禧太后无法再疾言厉色地发脾气，同时也不便公然指斥皇帝卫护皇后，只是连连冷笑，心里只在猜疑皇后在枕上不知跟皇帝说了些什么话？盘算着该如何去打听？反倒把原来想说的话忘掉了。 
　　赔了好些不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皇帝一个人回到乾清宫，深感懊恼，独坐在西暖阁窗下，好半天不说话。 
　　小李先不敢作声，等皇帝的脸色好看了些，才提醒他这天还没有到钟粹宫去过，意思是要让他陪慈安太后去聊聊天。凡是皇帝身边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在慈安太后跟前，皇帝的烦恼，自然就会消除。 
　　皇帝被提醒了，决定到钟粹宫去诉诉委屈，但他不曾想到，反倒让慈安太后慈爱地责备了他几句。 
　　“听说你跟你娘顶嘴了？” 
　　“也不是顶嘴。”皇帝拉长了嘴角说，“我也不知道我娘为什么跟我发那么大的脾气。” 
　　“总是你有不对的地方。”慈安太后说，“你也该体恤你娘，凡事顺着她一点儿，不就没事了吗？” 
　　“顺也要顺得下来。每一趟我都是特别小心，可就不知道那句话说得不对，当时就把脸放了下来！”皇帝怨怼地，“我实在怕了。谁能教我一个法子，哄得我娘高兴，我给他磕头都可以。” 
　　“何用如此？”慈安太后笑道，“你替我磕个头，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这是开玩笑的话，而皇帝真的跪了下来磕头。慈安太后一伸手把他拉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身旁，慈爱地握着他的手，略有些踌躇，仿佛不知道自己的那句话，该不该说？ 
　　由于皇帝的敦促的眼光，她终于说了出来：“你娘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象我，看看闲书，蹓跶蹓跶就把一天给打发了。你要哄得你娘高兴，只有一个法子，找件事让她有得消遣，那就天下太平了。” 
　　皇帝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倒有一个法子，”他说，“把园子给修起来，请两位太后颐养天年。” 
　　慈安太后的表情很复杂，好象是嘉许皇帝的孝心，又好象深悔失言。“这谈何容易？”她说，“花的钱，怕比大婚还多。” 
　　“哼！”皇帝冷笑，“婚礼的钱，一大半落在别人的荷包里，将来要修园子，可真得好妹儿管着。” 
　　“等你亲了政再说吧！”慈安太后说，“我倒是想做件事，可又怕花钱。从你阿玛下葬以后，还没有到陵上去看过。就是外头穷家小户，虽不说一年两季，按时祭扫，隔个三两年总得上上坟。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到定陵去一趟。” 
　　“是！我也该到阿玛陵上去磕头。”皇帝不但因为不忍违背慈安太后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觉得这一行必不可少，所以很起劲地说，“这也花不了多少钱。明天我就跟他们说。” 
　　“他们”是指恭王和军机大臣。到第二天“见面”，皇帝首先就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觉得深可人意，因而支持皇帝，说是十二年垂帘听政，幸喜荡平巨寇，金瓯无缺，不负先帝付托，亦可以告慰列祖列宗。所以主张先谒东陵，后拜定陵，日子就定在明年清明前后。 
　　这一下，理由和办法都有了，恭王不须再说，答应着拟旨，命钦天监在明年清明之前，排启驾的日子。至于跸道所经，桥梁道路和一路上的行宫，该如何修治，那归直隶总督办差，有李鸿章在，亦可以不必费心。 
　　等把这件事作了交代，就该恭王陈奏取旨，他有两件事必须奏请上裁，一件是彭玉麟不肯就兵部右侍郎的职务，恭王认为不必勉强，建议由彭玉麟帮着新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将江防布置妥善后，准予回籍养病。以后每年由彭玉麟巡阅长江一次，准他专折奏事，并由两江、湖广两总督，替他分筹办公经费。两宫太后和皇帝，都觉得这个由沈桂芬所拟的办法很好，无不同意。 
　　另一件事就麻烦了，各国使臣要求觐见。这本来是载明在条约上的，不过以前可以用中国礼俗，听政的两宫太后不便接见男宾而拒绝，等皇帝亲了政，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了。 
　　一番奏陈，不得要领，而各国使臣都等着听回话，恭王不得不召集总理通商衙门各大臣会议，商量对策，觐见本无不可，不可的是觐见时不磕头，所以会议要商量的，也就是这一点。 
　　要议自然要“找娘家”。觐见的条文，明定于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帝，“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这就是指跪拜之礼而言。咸丰十年，因为“换约”引起战事，文宗逃难到了热河，桂良议和不成，英法联军进兵通州，行在不得已，改派载垣与穆荫二人在通州与英法重开和议，于是英国公使爱尔金，就提出要求，觐见大清皇帝，面递英国女王的国书。恭王就从这里谈起。 
　　“当时载垣和穆荫，答应了英国的翻译官巴夏礼，可以照办。那知奏报行在，奉严旨训斥，载、穆二人只好饰词翻案，然而话已出口，成为把柄。以后我主持抚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爱尔金的要求打消。”恭王接着又说：“为此，同治七年到了‘十年修约’之期，总理衙门特为开具条说，咨行各省督抚将军，第一条就是‘议请觐’，曾涤生、李少荃、左季高都认为不妨准其入觐。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官文，他的尸骨未寒，我也不便说他。事到如今，不让各国使臣入觐，是办不到的了！我看少荃的办法，或者可行，咱们先看看他的原折。” 
　　于是便叫一名章京，朗诵同治六年年底，李鸿章“披沥上陈”的奏折，第一条也是“议请觐”，他说：“如必求觐，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举行。届时权衡自出圣裁，若格外示以优容，或无不可。”又说：“闻外国君臣燕见，几与常人平等无异，即朝贺令节，亦不过君坐臣立，似近简亵。不得已权其适中，将来或遇皇上升殿、‘御门’各大典，准在纠仪御史侍班文武之列，亦可不拜不跪，随众俯仰，庶几内不失己，外不失人。但恐彼必欲召对为荣施耳！” 
　　念到这里，恭王挥手打断，面向与议诸人问道：“少荃这个取巧的法子，看看行不行？到亲政大典那天，让各国使臣，在赞礼执事人员当中排班，那不就可以不跪了吗？” 
　　这个办法近乎匪夷所思，但恭王有表示赞成之意，大家不便正面驳回，面面相觑，久久无言，最后是负责与各国公使交涉的崇厚，不能不硬着头皮说话。 
　　“办法倒好，不过就是李少荃自己说的话，‘彼必欲召对为荣施。’各国使臣早就有这么个想法：他们是客，主人始终不肯接见，是不以客礼相待。照我看，要他们磕头是办不到的，如今该议的只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能不能想一计，不教他们入觐？一条是能不能劝得皇上，格外示以优容？” 
　　“就算皇上优容，也还有人说闲话。”董恂摇着头发牢骚： 
　　“清议，清议！不知值多少钱一斤？” 
　　等他们两个人一开了头，议论便多了，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只有拖延一法，让崇厚再去回报各国公使，说是亲政之时尚早，到时候再谈。 
　　一场会议，就此无结果而散。但白日无情，一天天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冬至，大祀圜丘，是一年的大典。为了亲政在即，两宫太后与王大臣议定，就从本年开始，由皇帝亲祀，“以严对越，而昭敬诚。”所以按照规定的仪节，斯前斋戒，皇帝独宿在斋宫，派了“御前行走”的载澂，在寝殿陪伴。 
　　天子父天母地，所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泽，是极严肃的大典。斋戒一共三天，前两天宿在乾清宫东面的斋宫，最后一天宿在天坛成贞门外的斋宫。摒绝嫔御，禁酒蔬食，不张宴，不听乐。在高年的皇帝，这清心寡欲的三天，于颐养有益，而对当今十七岁的皇帝来说，这是寂寞难耐的三天，亏得有载澂作伴，才能打发漫漫长夜。 
　　而在载澂，却是一大苦事。章台走马，千金买笑的结果，为也带来了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疾，小解频频，不耐久侍，陪皇帝谈得时候长了，站在那里，身上不住“零碎动”，真如芒刺在背似的。 
　　“怎么了？”皇帝发觉了，忍不住问：“你好样儿不学，学伯彦讷谟诂的样！” 
　　伯彦讷谟诂生来就有那么个毛病，爱动不爱静，那怕在御前站班，隔不了多大工夫，就得把脚提一提，肩扭一扭，载澂不是学他，但亦很难解释，只答应一声：“是！”自己尽力忍着。 
　　然而内急是没有办法忍的，到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只得屈一膝请安，胀红了脸说：“臣跟皇上请假！” 
　　“你要干什么？” 
　　“臣，臣要方便。” 
　　皇帝忍不住笑了，跟载澂是玩笑惯了的，便即骂道：“快滚！别溺在裤子里！” 
　　第一次还不足为异，到第二次，皇帝恍然大悟，“敢情你是有病啊！”他关切地问：“怎么会有这个病？” 
　　载澂绝顶聪明，早就知道瞒不住，皇帝迟早会疑惑发问，因而预先想好了回答的话，“臣这个病，自古有之，就是淳于意说的，‘民病淋溲。’”载澂侃侃然地，“只要一累了，病就会发。” 
　　“怎么搞上这个窝囊病？”皇帝皱着眉说，“那你就回家吧！” 
　　载澂一听这话，请安谢恩，但又表示并不要紧，只要去看一看医生，一服“利小水”的药，就可无事。于是皇帝赏了半天假，载澂找着专治花柳病的大夫，诊治过后，带着药仍旧回到斋宫当差。 
　　“怎么样？”皇帝不愉快说，“我倒是有好些话跟你谈，你又有病在身，得要歇着！” 
　　“臣完全好了！”载澂精神抖擞地，“皇上有话，尽顾吩咐。”皇帝点点头，“你跟洋人打过交道没有？”他说，“是不是红眉毛，绿眼睛？” 
　　“眼睛是有绿的，红眉毛没有见过。” 
　　“喔，洋人的规矩你知道不知道？”皇帝问道，“譬如小官儿见了上司，怎么见礼？” 
　　“这个，臣倒不曾见过。”载澂答道，“洋人的规矩，好象是女尊男卑，到那儿都是女人占先。譬如说吧，一屋子的客，有男有女，若是有个大官来了，男的都得站起来，女的就可以坐着。” 
　　“怎么？真的是男女混杂不分？” 
　　“是！”载澂答道，“洋女人不在乎！不但男女混杂不分，摸一摸洋女人的手也不要紧，甚至还有亲嘴的。” 
　　听见这话，十七岁的皇帝大感兴趣。但分属君臣，又值斋戒，谈洋女人摸手亲嘴，自觉不合“敬天法祖”的道理。倘如不谈，却又心痒痒地实在难受。迟疑了一会，终于还是问了出来，只是问话的语气，不象聊闲天。 
　　“你摸过洋女人的手没有？”皇帝板着脸问，声音倒象问口供。 
　　载澂当然了解皇帝的心理，也把脸绷得丝毫不见笑意，挺着腰用回答什么军国重务那样正经的声音答道：“臣摸过。有一次美国公使夫人带着她女儿，来看臣的母亲，臣不知道，一下子闯了进去，一看是女客，臣赶紧要退出来，那知道美国公使夫人会说中国话，叫住臣别走，跟臣握手。等一握上了，臣心里直发麻，因为洋女人手背上全是毛。” 
　　“那不就象猴儿吗？” 
　　“是！”载澂一本正经地答道，“比猴子长得好看。” 
　　皇帝差一点笑出声来，赶紧假装着咳嗽了两声，才掩饰过去，随即又极趣兴味地问：“洋女人还会说咱们中国话？” 
　　“是！会得不多。” 
　　“她怎么说？” 
　　载澂想了一下，学舌答道：“她跟臣说：‘大爷，大爷！不要紧，你不要走！’” 
　　载澂从小就淘气透顶，在上书房学他师傅林天龄的福州官话，隔屋听去，可以乱真。有一次让倭仁听到了，连那样“一笑黄河清”的老古板，都被逗得笑了。此时学着洋女人说中国话，四声不分，怪模怪样，皇帝可真忍不住了，笑得紧自揉着肚子。 
　　皇帝自己也知道，这不成体统，可再不能开玩笑了。于是谈论正经，“载澂，我问你，”他说，“洋人见我不磕头，你说，该怎么办？” 
　　这让载澂很难回答，他知道他父亲正为此烦心，自然不能再怂恿皇帝，说非磕头不可，但也不敢说可以不磕头，因为那就是“大不敬”，想了一下，只得推托：“臣不明中外礼节的歧异之处，不敢妄奏。” 
　　这话当然不能使皇帝满意，但也无可深责，因为连曾国藩、李鸿章谈到这个难题，都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载澂自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好主意。 
　　“我再问你，”皇帝换了个话题，“我想把园子修起来，你看行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载澂在皇帝面前的时候一久，态度语气就随便了，“只要有钱。” 
　　“就因为没有钱。” 
　　“那就得想个没有钱也能修园子的办法。”载澂又说：“皇上不妨召见内务府的堂官，让他们拿良心出来，好好儿想个主意。” 
　　皇帝也觉得唯有如此，才是正办，不过无论如何要等亲了政才谈得到，眼前无从说起。 
　　“皇上请早早歇着吧！”载澂跪安说道，“明儿还有大典。” 
　　第二天一早，便是祀天大典，在王公大臣陪祀之下，举行繁文缛节的仪礼，由“初升”到“谢福、送神”，整整费了半天工夫，始告礼成。 
　　启驾还宫，自然先到两宫太后面前请安。深宫跟民间正好相反，民间向往着皇宫内院，不知是如何地富丽，而深宫却向往着民间，不知是如何地热闹。因此，皇帝出宫一趟，自然有在御辇中所看到的九城风景，细细说来娱亲。钟粹、长春两宫各坐了许多时候，方始回到养心殿。 
　　这时皇后已经奉召，先在等候，望见皇帝一进西暖阁，随即踩着极稳重的步伐，不慌不忙地先以亲切的微笑目迎，然后垂着手请安，口中说道：“皇上回宫了！” 
　　“早就回来了。”皇帝也象民间新婚的夫妇那样，三天不见，在感觉中象过了多久似的，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妻子的脸，好知道这“多久”的日子中，有了什么改变？ 
　　皇后也是一样，然而她不能象皇帝那样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的脸看，甚至还要避开他的平视。当着太监、宫女，她必得摆出统率六宫的威仪，因此收敛了笑容，用很清朗的声音向左右说道：“伺候万岁爷更衣！” 
　　“喳！”小李先自答应一声，随后便领着“四执事太监”，走向西暖阁三希党后面的梅坞——那是皇帝更衣穿戴之处。 
　　“两位太后都吩咐了，今儿个不须侍膳，我得好好儿歇一歇。”皇帝一面换上枣儿红缎面的白狐皮袍，一面向小李吩咐，“你到膳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 
　　“奴才已经去看过了，有关外进的银鱼、野鸡；甘肃进的黄羊；安徽进的冬笋；浙江进的醉蟹；奴才让他们预备了一个头号的火锅。” 
　　“好！”皇帝望着彤云密布的窗外，“‘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你通知膳房，回头等皇后侍膳回来再传！” 
　　“是！”小李又说，“今儿晚膳，皇后是上钟粹宫伺候。” 
　　那就更好了，慈安太后体恤皇后，实在也是体恤皇帝，每次侍膳，总是不等她自己吃完，便催皇后回宫，好让他们小夫妻团聚，不过皇后一定尽礼，总不肯先走，这就反害得慈安太后不能慢慢享用了。 
　　“你别那么胶柱鼓瑟！”皇帝这天特意嘱咐皇后，“让你回宫，你就跪安，今儿个早些回来，别让我挨饿！” 
　　皇后笑了，看宫女站得远远地，便轻声说道：“说得那么可怜！这两天吃斋，怕真的是饿着了？” 
　　“可不是！今儿得好好找补一补。” 
　　于是皇后这天真的等慈安太后开口一催，立即跪安回到养心殿，变通平常传膳的那套例行规矩，屋内留下两名宫女，廊上只是小李伺候，皇后陪侍着皇帝，浅斟低酌，笑声不断地用了一顿十分称心如意的晚膳。 
　　这样的辰光不多，一到年下，宫内有许多仪节，从更换摆设到奉侍两位太后“曲宴”，都得皇后操心。皇宫在外廷也有太庙、奉先殿、“堂子”行礼，以及赐宴等仪典。等过了“破五”，又有一件大事，要着手准备：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内务府布置太和殿，演礼设乐，静待正月二十六皇帝临御太和殿，躬亲大政。到了那一天，百官进宫，又另是一番心情——两宫“同治”的时期结束了，得看皇帝如何来挑这副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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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正式在养心殿召见军机，是正月二十七的事。恭王与文祥等人早就看出，慈禧太后归政以后，一定有许多奢靡的举动，内务府的开支，将会大量增加，所以经过多次密议，决定趁政权转手之际，以裁抑内务府为手段，希望达成节用的目标。在皇帝问政的第一天，就授意户部上了个奏折，同时预先拟好了一道明发上谕： 
　　“户部奏：‘部库空虚，应行存储款项，请照初议另款封存’一折，四成洋税银两，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解交部库，另款存储。近因各衙门奏支之款，络绎不绝，正项不敷，随时挪借，殊与初议不符。着该部遵照奏准原案，全数封存。以后各海关报解四成洋税，随到随封，连前所存，一概不准擅动。如库存正项，一时不敷周转，惟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该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仍俟正项充裕，照数拨还，其余一切放款，概不准奏借此项，致启挪移之渐。另片奏：内府外库，定制攸分，各宜量入为出，不可牵混。又片奏：内府经费，仍照旧添拨各等语。内务府供应内廷一切用项，本有粤海关、天津、长芦应解各款，及庄园头租银，加以户部每年添拨经费，量入为出，何至用款不敷？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于一切应用之需，核实撙节，并严饬各该司员，认真办理，毋得任意开销，致涉浮冒！其各省关例解款项，如逾限不到，或仍前拖欠，即由该大臣等奏明，将该督抚、监督运使等，严予处分，以儆玩泄。至由部奏拨之六十万两，现经户部奏明，仍按年筹拨，是内府用款不至过绌。嗣后不得再向户部借拨，以符定制，将此各谕令知之。” 
　　当然，皇帝这时所看到的是户部的奏折，其中也曾提到当年奏准的原案，洋税除了用作担保左宗棠西征军费所借的“洋债”以外，所余的四成，专户存储，预备将来筹办海军。此是经国的百年大计，关系异常重要，恭王唯恐皇帝还不能有此深远的考虑，特为面陈雍正年间的故事。 
　　世宗在位的时候，综核名实，凡是不急之务，一概停罢，除了河防、海塘以外，没有什么“大工”。积余的款项，交存设在内阁之东的“封桩库”，末年积蓄到三千多万两银子，仓储粮米，亦可供二十年之用，此所以才有乾隆的盛世。提到“封桩库”，读过《宋史》的皇帝懂了，“啊！”他深有领悟，“没有雍正的封桩库，就没有乾隆的‘十大武功’！这是要紧的。” 
　　“是！”恭王欣然应声，不觉就夸赞了两句，“皇上聪明睿智，将来必能媲美雍、乾，重开盛世。” 
　　“内务府每年由户部拨六十万两，这案子是怎么来的呢？” 
　　皇帝又问。 
　　“是分两次定的案，同治四年，奉旨年拨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拨三十万两。”恭王答道，“按规矩说，是尽够用了！” 
　　“既然够用了，为什么老要挪借呢？”皇帝问道，“借了还还不还哪？” 
　　恭王始而默然，继而回答了皇帝后面的那句话：“还是没有法儿还了！只有不借。” 
　　“当然！以后不准再借。”皇帝仍旧放不过内务府。由此开始痛责，说内务府的人“都没有天良”，而且“贪心不足”，富了还想贵，去年借大婚的名目，滥邀保举，声色俱厉地吩咐：“吏部以后决不能再徇私！太不成话了！” 
　　恭王唯唯称是，他原希望皇帝亲政之初，就有这么一番表示，好让内务府的人知道，皇恩浩荡以外，也还有不测的雷霆之威，稍存警惕，略微收敛。但到皇帝说得有些激动，主张清理内务府的烂帐时，恭王心里不免发慌，内务府的烂帐何能清理？一抖出来，牵涉太广，甚至慈禧太后的面子上，也会不好看，因而不能不想办法拦阻。 
　　“内务府积重难返，许多流弊，由来已非一日。糜费自然有之，‘传办事件’稍微多了些，也是实情。”恭王停了一下又说，“皇上亲政伊始，相与更新，内务府上上下下，必能洗心革面，谨慎当差。” 
　　“传办事件多了些”这句话，皇帝自然明白，这一来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他想了一下问道：“现在两位太后的‘交进银’，每年是多少？” 
　　“每年十万，端午、中秋各交三万，还有四万年下交。” 
　　“两位太后，今后优游颐养，赏人的地方很多。我看，‘交进银’该添了！”皇帝说道，“虽不说‘以天下养’，可也不能让两位太后觉得委屈。” 
　　这是所费无几的事，而且恭王已体会到皇帝此举，是希望慈禧太后以后少叫内务府办差，所以立即这样答道：“这是皇上的孝心，就算部库再紧，也决不能少了两位太后的用途。 
　　请皇上吩咐一个数目，臣等遵旨办理。” 
　　“我看加一倍吧！” 
　　“是。”恭王回头向宝鋆说道：“你记着，马上叫户部补了进去。” 
　　这个消息，很快地就传入深宫，两位太后对于皇帝的孝心，自然欣慰，不过慈安太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而慈禧太后则虽不嫌多，但觉得跟皇帝大婚、亲政两次“恭上徽号”一样，应该谦抑为怀，有一番做作。于是等皇帝在漱芳斋侍膳时，便表示不必增加。皇帝自然极力相劝，最后再是打了个折扣，两宫太后每年的“交进银”定为十八万，端午、中秋各交五万，年下交八万。 
　　接着便谈起醇王的一个奏折——醇王管神机营管了十年以上，忽然上折，请将由八旗挑选而得，集中在神机营操练的禁军，仍旧拨归原旗，说是“以复旧制”。皇帝颇为困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摔纱帽”？ 
　　“还不是为了饷吗？”慈禧太后虽已归政，仍旧每天在看上谕，户部所奏“部库空虚”的折子，说各衙门奏支挪借，除了内务府以外，就是神机营。想来醇王为此不快，所以奏请“复旧制”，饷归各旗关支，神机营就不必空担奏支挪借之名了。 
　　这样一点明，皇帝方始恍然，醇王必是预先已经知道户部的原奏，有意“闹脾气”。对这位“七叔”，皇帝并不怎么样敬服，但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不能不另眼相看。好在根据户部原奏所下的明发上谕，已经特别叙明，“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户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醇王的面子有了，气也应该消了，只要再下一道上谕，一仍其旧，事情就可了结。 
　　慈禧太后当然同意他的处置，只是发觉皇帝仅仅不过敷衍面子，并未了解自己培植醇王的深意，培植醇王是为了对抗恭王。从同治四年以后，恭王处处谨慎收敛，慈禧太后认为只要自己掌权，一定可以拿他制服，而皇帝年轻，经验不够，日久天长，恭王说不定故态复萌，渐起骄矜之心，就会演变成跋扈不臣。这样看来，今后要培植醇王，更比过去来得紧要。这一点必得让皇帝了解。 
　　话虽如此，怎么样跟皇帝说，却费踌躇，因为说得含蓄了，怕他不明白，说得太显露了，又怕引起猜嫌，变成自扰。 
　　想来想去，觉得不妨先从正面来谈醇王。 
　　“你七叔的才具，自然不及你六叔。不过他为人忠厚正直，交给他办的事，不会私下走了样。”慈禧太后又说，“他还有一样好处，待人诚恳，属下都肯死心塌地替他办事，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有这些人在那里，他就才具短一点儿，也不要紧。” 
　　“是！”皇帝很恭敬地答道，“将来办海军，一定得借重七叔。” 
　　“对了！”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军务交给你七叔，政务交给你六叔。这就好比你的左右两只手，你能好好用你这两只手，包管太平无事。”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说用那只“掌军务的左手”来看住“掌政务的右手”，反正只要兵权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外而李鸿章、左宗棠，内而恭王等等亲贵，谁也不敢起什么异心。 
　　当然，皇帝不会想得那么多，那么深，他只是紧记住了慈禧太后所说的“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这句话，打算着有机会要好好重用这些人。 
　　一存下这个念头，便接连两次召见荣禄，问的是谒陵的路途中，如何警跸。荣禄语声清朗，奏对从容，一切部署，答得井井有条，皇帝相当满意。 
　　到了三月初五，皇帝奉侍两宫太后启銮，恭谒东陵。仪驾出朝阳门，先到东岳庙、慈云寺烧香，然后按站驻跸预先修理布置好了的行宫。王公亲贵随扈的虽多，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恭王、一个醇王。醇王以御前大臣的身分带着荣禄打前站，一路出警入跸，归他综领全责。恭王则带着沈桂芬及一班军机章京，随携“行宝”，每天晚膳后，请见皇帝，奏对承旨，照常处理军国大事。 
　　当然，每天是在轿子里的时候多，御轿虽大，到底还是气闷，皇帝视为苦事，得要想个消遣的办法。 
　　他想下来骑着马走，但春雨如油，又是山道，载澂不敢答应，看看劝不住，只好去禀报醇王，醇王赶来苦苦相劝，最后说要“面奏太后定夺”，皇帝才怏怏作罢。 
　　这样就只好坐在轿子里找消遣了。这原有乾隆的成法可循，这位很懂得享福的皇帝，最喜书画古董，南巡时往往携了精工缩制的书法名画，在轿中展玩。师傅们用膳休息的懋勤殿，就有这样一箱子“小玩意”。皇帝本来也想取几件在轿中用来遣闷，只是徐桐认为“玩物丧志”，奏谏不从，却携了一大堆圣经贤传，皇帝一直未动，此时也不想拿来看，于是找了载澂来商量。 
　　“轿子里实在坐不住。”他说，“你想法儿去找两部闲书来给我消遣。” 
　　“臣专差到京去取《太平广记》来呈阅。” 
　　“那书，”皇帝摇摇头，“没有意思。另外呢？应该很多吧？” 
　　“是！闲书多得很。”载澂放低了声音说，“不过，臣不敢进呈。” 
　　“怕什么？我在轿子里看，谁也不知道。看完了交给小李藏着，他不敢不当心。” 
　　载澂想了一下，面有笑容，“臣马上去办。”他说，“今儿是不成了，最快得明儿晚上。” 
　　“好吧！能多快就多快。” 
　　到了第二天晚上，驻跸隆福寺行宫，这已经到了东陵了，白天在独乐寺、隆福寺拈香，晚膳以后，召见军机，因为京里的“包封”未到，无事可办，恭王只回了几句话就退了出去。时候尚早，皇帝正闲得无聊，只见载澂神色怡然地进寝殿请安。皇帝看到他手中的蓝布包，便知闲书到了，吩咐太监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小李侍候。 
　　“是那玩意吧？”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载澂解开蓝布包，里面是两函书，一看封面题签就皱眉了，“谁要看什么《贞观政要》？”皇帝把那部书往外一推。 
　　载澂一言不发，把那部书取了一本，翻开第一页，屈膝上呈。皇帝接到手里，看不了几行，带着些歉意地，不好意思地笑了。 
　　“原来是个障眼法儿！”他说，“这部什么《品花宝鉴》，我连名字都不知道。那一部呢？” 
　　那一部书封面是高士奇扈从圣祖东巡，记口外风物的《松亭行纪》，内页是谈明末秦淮名妓的《板桥杂记》。皇帝得到这两部书，如获至宝，但却给小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但平时收藏要谨密，而且皇帝每每看到二更天还不忍释手。晚上不睡，第二天寅卯之间，如何起身？所以每夜都得软磨硬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皇帝手中的书夺下来。 
　　等回銮以后，皇帝自然不敢把闲书带到书房里去。但不论读书做文章，神思只要略微疏忽，就想到《品花宝鉴》中所描写的乾嘉年间的梨园艳屑，或者明末秦淮河舫的旖旎风光上面去了。当然，皇帝不用功，李鸿藻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声色”，只有好言规谏。 
　　这不仅因为皇帝已经亲政，而且也因为皇帝已经大婚，成婚就是成人，自然不能再用近乎训督童子的态度来授读。而且，皇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变过了，以前是凡事求教，即使有何见解，也是出于商榷的语气，自亲政以后，讲书之际，涉及实际政务，皇帝常用召询军机的口吻，让李鸿藻陈述意见，便带着些考问的意味。这使得李鸿藻不能不慎重回答，因为一句话的出入，立可就有影响，如果与恭王的意见相反，就会引起很大的误会，疑心他以帝师的地位，在不该奏陈政务的场合，侵夺军机的权柄。倘或有此情形，必遭大忌，以致李鸿藻常有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之苦。 
　　最麻烦的，自然是总理衙门的事务，随班进见时，他可以不说话，而在弘德殿有所垂询，他便无所闪避。从谒陵回京，各国使臣要求觐见一事，到了拖无可拖，推无可推的时候，而礼节上一直未能定议。这天皇帝拿了一个李鸿章的折子给“师傅”看，上面是这样写着： 
　　“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各国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德圣亦未预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 
　　读完这道奏折，李鸿藻拿它放回御案，最好能够不陈述意见，但皇帝不放过他，“师傅，”他问，“你看李鸿章的话，有可取之处没有？” 
　　李鸿藻很清楚，这个折子中的意见，必是跟恭王预先商量好的，内外一致，已有成议，要想教各国使臣向皇帝磕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了。倘或不行跪拜礼便拒而不见，则原折的所谓“于情未洽”，是句很含蓄的话，实际上怕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度时量力，似乎不能不委屈求全。 
　　李鸿藻虽讲理学，但也信服“为政持大体”这句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捐弃成见，表示赞成：“臣以为‘取其敬有余，恕其礼不足’，说得很好。不过如何是‘敬有余’？总当诚中形外，有所表见才是！” 
　　皇帝细想了一会，不置可否，他心里并不以李鸿藻的话为然，只是尊重师傅，不肯说出口来。李鸿藻当然亦不便再有什么陈奏。于是，李鸿章的折子，依然只有交总理衙门会议奏复。 
　　觐见的事又拖下来了，皇帝也乐得不闻不问，有空就看载澂去觅来的闲书，倦了便跟皇后聊聊闲天，但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不了好久。 
　　“万岁爷！长春宫召见。” 
　　看见小李那惴惴不安的神色，皇帝心里有些嘀咕，“怎么了？”他问，“看你那样儿！” 
　　小李知道瞒不住了。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气忿难平，想把实情和盘托出；一方面又怕惹出是非来，“吃不了，兜着走。”此时多想一想，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这样，说话的态度就越显得惶恐了。 
　　“刚才上头把皇后传了去了，听说受了责备，到底为了什么，奴才没有能打听得出来。”小李接着用哀告的声音说，“万一是为了皇后，上头说两句重话，万岁爷千万忍一忍！这话，奴才本来不配说，只是一片赤胆忠心，不说，奴才心不安。万岁爷就看这一点儿愚忠，听奴才一句话。” 
　　皇帝没心思听小李自矢忠悃，只是惊疑着皇后不知如何忤犯了“上头”——自然是指慈禧太后。这得先打听明白了，才好相机应付。 
　　于是他问：“皇后呢？快去看，在那儿？” 
　　“还在长春宫。” 
　　这就没有办法了。自己跟皇后先见一次面，或者派小李去打听，都已不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去见慈禧太后。 
　　一到长春宫，只见皇后和慧妃都侍立在慈禧太后左右，看神气都还平静，皇帝略微放了些心。于是他先给太后行礼，接着是后妃为皇帝行礼。 
　　“你们都回去吧！”慈禧太后这样对皇后和慧妃说。 
　　显然的，她要跟皇帝说的话，不愿让后妃听见，这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事与后妃有关。 
　　果然，慈禧太后一开口便说：“皇后进宫半年多了，到现在还不大懂规矩，得好妹儿的学一学！”她把最后那句话说得格外重，仿佛无限痛心似的。 
　　皇帝不知道皇后是那些“规矩”错了？只是她很用心学宫中的仪制，是他所深知的。然而他不敢为皇后辩解，唯有恭恭敬敬地答道：“是！我告诉她。” 
　　“用不着！你要体谅她，就得替她匀出工夫来，少到她那儿去，好让她学着做个皇后。” 
　　当着宫女太监，这个钉子碰得皇帝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依然只能忍气答一声：“是！” 
　　“你别看慧妃年纪轻，她倒是很懂事。到底还是满洲旧家出身，从小受的规矩就好。你下了书房要用功，也不能没有一个人侍候，就上慧妃那儿去好了。” 
　　说了半天，原来为此！皇帝不由得在心里冷笑，当时就作了个决定：偏不到慧妃宫里去！ 
　　“好了，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两句话。你回去吧，我也要歇着了。” 
　　等回到养心殿，皇帝越想越气，气的是慧妃。照他的想法，不是慧妃在慈禧太后面前有怨言，何致于会有这一次的召见。狐假虎威，着实可恶！得要想法子出这口气，心里才能舒服。 
　　他还在这样暗中盘算，外面却已有传言，说慈禧太后跟皇后婆媳不和，皇帝夹在中间，两头为难。说这些话的，是内务府的人。他们的消息灵通，心思灵活，聚在一起喝酒闲聊，就能聊出一条生财大道来。 
　　“差不多了，是时候了！”内务府堂郎中贵宝说：“一兴大工，高高兴兴的，那儿还有工夫淘闲气啊？”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奉养两宫太后的天年，除掉修园子，那儿再去见孝心？”另一个内务府郎中文锡接着说，“就是平民百姓，家业兴旺了，总也得修个花园，盖个别墅，承欢老亲，何况天子富有四海？” 
　　座中就是他们两人的官职大，说的又是这样义正辞严的大道理，那就不止于随声附和了，而是各陈所见，诚心诚意想有所献替。这件事已谈了不知多少次，但以前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谈，这一次却是看出“事在必行”，一本正经地谈“可行之道”。 
　　可行之道只有一条，“叫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愿意出钱”。但这话对外面可以这么说，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真心话，这条路子不见得行得通，因为钱不嫌多，叫人掏荷包，怎么样也是件招怨的事。 
　　“事情不能想得那么远，咱们是吃红萝卜，吃一节，剥一节，只要把场面拉了开来，难不成半途而废？”贵宝说到这里，重重地加了一句：“不会的！到时候，六爷跟文中堂、宝中堂不能不管！” 
　　听见这话，一个个咂嘴舐唇，细辨味道，话外有话，味中有味，大家都会意了。以报效为名，把“场面拉了开来”，然后把这副担子卸在恭王、文祥和宝鋆身上，硬叫户部筹款，不管是动用四成洋税，还是开捐例，或者在厘金杂税上加派，总而言之，规复旧制，颐养两宫，决不能说没有钱就停工！ 
　　于是由此开始，商定了步骤，第一步当然是先回明内务府的堂官；第二步是打通小李，跟皇帝进言。而最要紧的是，只可暗中进行，千万不能招摇，怕风声太大，让恭王知道了，拦在前面，那就连场面都摆不开来了。 
　　商量停当，分配职司，有个候补笔帖式成麟，跟小李很熟，很快地接上了头。小李跟安德海不同，他自己倒不想揽权，只是处处替皇帝着想，同时也象皇帝那样，年轻爱热闹，觉得这件大工一兴，一则可以解消慈禧太后和皇帝母子之间的隔阂，再则经常会奉旨去察看工程进度，是件很好玩的事。 
　　所以拍胸脯担保，一定可以把事情说成。 
　　“不过，这件事不能急。万岁爷这一阵子心里正烦，等万岁爷‘挪动’了以后再说。” 
　　宫中迁移住处叫“挪动”，又叫“挪屋子”，皇帝的挪动，是跟慈禧太后赌气。当然，也怪慈禧太后干预儿子的房帷，太过分了些，经常派人窥伺皇帝和皇后的动静，皇帝迁怒到慧妃身上，说什么也不肯到她宫里。但母命难违，既然说跟皇后常在一起，妨碍她“学规矩”，那就连皇后那里也不去，托词要静下来用功，搬到乾清宫西暖阁去独宿。 
　　挂字画，换摆设，整整忙了两天，才挪动停当。皇帝倒是真的想以文翰怡情，好忘掉因慧妃争宠而引起的不愉快。每天晚上在乾清宫西暖阁看书做诗，做成了一首，便自己写个“斗方”，用针钉在壁上，自我欣赏。 
　　看皇帝的神思静了下来，有足够闲逸的心情来谈不急之务了，小李才特意把一部雍正《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与皇帝日常浏览，随手取用的一些书籍摆在一起，让他自己去发现。 
　　皇帝喜欢诗词，自然不会放过，诗集放上去不到一整天的工夫，便已看到，自己取了来打开，一面图一面诗，边看边读，读不到一半便喊小李。 
　　“可有没有圆明园的详图？找来看！” 
　　有关的图籍，早就预备好了的，而小李却还有一番做作，“奴才去找。”他说，“一时可不知道找得着找不着？” 
　　“快去找！我等着要。” 
　　那就不敢故意耽搁了，去不了半个时辰，小李笑嘻嘻地捧来一个手卷，说是在昭仁殿找到的，展开来看，是极细的工笔，千花百草，金碧楼台，远比诗集上木刻墨印的插图，更为动人。 
　　皇帝从头到尾，细细看完，靠在椅子上发愣。从他迷惘而微带兴奋的眼神看，小李知道皇帝一定会先提到修园子的话，故意不去理他，管自己去卷起手卷。 
　　“不忙收！”皇帝指着画说。 
　　“是。” 
　　“你查一查，当时洋人烧圆明园的时候，看守的人是谁？” 
　　皇帝向来性急，所以又加一句：“赶快去查！我等着。” 
　　这可让小李作难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去查？时已入夜，宫门下钥，不然倒是找着内务府的人一问，就可明白。此刻只有在文件中去查了。 
　　于是把《咸丰实录》取了出来，翻到英法联军内犯的咸丰十年八月，一页一页往下查，终于找到一条线索，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有个奏报圆明园被焚的情形的折子，小李随即又到敬事房找到原折，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明善，遵旨照料圆明园”。而文丰在八月二十二日，“夷匪”火烧圆明园时，已投福海殉难。 
　　“照这么说，知道当时情形的，只有一个明善了？” 
　　“是！”小李答道，“宝中堂大概也知道。” 
　　“不用找他！”皇帝连连摇手，“你明儿一早传旨，等我下了书房召见明善。” 
　　小李答应着又问：“万岁爷是垂询什么？要不要预先告诉他，好教他先预备着？” 
　　“我问问他，当时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不是全烧光了？如果要修，先修那儿？” 
　　小李一听这话，此时就不必再多说什么。第二天一早趁皇帝在养心殿跟军机见面时，赶到内务府，径自去找明善，陈述了旨意。同时揣测皇帝的意思，告诉他不必跟宝鋆说起，这也就是要瞒着恭王。明善自然会意，暂且连同官面前都不提，等召见过后再说。 

　　　　　　　　　　　※　　　　　　　 ※　　　　　　　　 ※ 

　　这一次召见，费了两点钟之久。明善回到内务府，先找掌印钥的崇纶，关起门来，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他，说是已经决定兴修，奉旨先秘密查勘，该先修何处，后修何处，那一笔款子可以挪用而不致引起恭王等人的反对？商量好了，“递牌子”请见面奏。 
　　崇纶早年是能员，如今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很想明哲保身，安分当差，而且经得事多，看出眼前的财力物力，都还不能兴这件大工，所以内心颇不以此事为然。但如率直表示异议，首先得罪了皇上，其次得罪了慈禧太后，最后还要得罪内务府的同官及属下，因为那些人无不兴致勃勃，认为发财升官以及巴结太后、皇帝的大好机会已到，倘或兜头一盆冷水，未免太杀风景，自己这个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十有八九不保。 
　　为此，他口中所说的，便与心中所想的不同，“皇帝既有旨意，咱们不能不仰体圣心，尽力去办。”崇纶说到这里，拱拱手：“这件大事，必得仰仗贤乔梓，多多费心，多多偏劳。” 
　　“不敢，不敢！”明善谦谢着，“咱们还得请大伙儿一起来谈一谈才好。” 
　　“好！”崇纶立刻同意，“今儿晚上在我那儿聚会。” 
　　说着，马上叫进一个笔帖式来写知单：“即日申刻，洁樽候光”，下面就开名字。内务府大臣在崇纶以次，按资历次序是春佑、魁龄、明善、诚明，接下来该是弘德殿的“谙达”，以户部右侍郎兼任内务府大臣的桂清。 
　　“慢着！”明善拦住那笔帖式往下写，抬眼跟崇纶商议： 
　　“我看，不必通知桂莲舫吧？” 
　　桂清人如其名，以姜桂之性，有清正之名，一到内务府就不顾同官的面子，参劾内务府司员跋扈擅专，以致崇纶得了“降二级留任”的处分，其余春佑等人因为对司员擅自添注的文稿，“不加查察，随同画行”，各罚俸一年，所以跟同官格格不入。 
　　崇纶心里在想，此事如果教桂清与议，他一定独唱反调，会弄得满座不欢，而且以“弘德殿行走”的身分，为皇帝讲授满文时，说不定会相机进谏。说起来是在崇纶家集议，得知其事，不但奉密旨的明善会受斥责，自己或亦不免为皇帝所迁怒，所以接纳了明善的建议，不请桂清。 
　　到了这天散值，各自回家换了便衣，准备赴约。这是京城里第一等的阔人聚会，象临潼斗宝似的，各人都带着新得的古董、珍玩，或者罕见的字画赴会，相与观赏品评一番，然后开宴入席，手把酒杯，细商大计。 
　　说是细商，其实也等于闲谈，话题越扯越远，一直谈到乾隆年间，如何每南巡一次，便仿照江南的名园胜景，在圆明园改建。这样到了席散，只谈出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不谈也不要紧，那就是由明善先勘查了目前的情形再说。 
　　过不了两天，明善找了一批司官、工匠，出西直门往北，直驰海淀，去勘查残破的圆明园，费了两天工夫，走遍了总名圆明，实际上有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每一个角落。三园中除了最有名的“四十美”以外，还有上百处的景致，而勘查结果，还象个样子的，只有十三处。 
　　勘查虽有结果，复奏却还不到时候，因为不能只说一句“尚存十三处”就可了事，这十三处座落何处，是否相连？如果迁就这十三处来修，是如何修法，工款几何，款从何而出？不能详舷细细奏报，总也得说出一个大概来，所以须得好些日子才能复奏。 
　　好在皇帝这一阵子也无心来问到此，各国使臣觐见一事，搞得皇帝烦透了。每次召见军机，一谈到这上面，便有许多他不爱听的话听到，不是说日本的由“外务卿”出任“全权公使”的副岛种臣，态度傲慢，诸般要挟，就是说英法有兵船开到上海，如果使臣不能入觐，恐怕会兴问罪之师。皇帝年轻气盛，总是咄咄逼人地问：主人不愿见恶客，为何不能拒之于门外？而每次问到这句话，都不能得到什么确实的答复。无可奈何，只有让总理衙门跟各国使臣磋商，见是迟早要见的，日期迟早，只看在礼节上能不能争得“顺眼”些。 
　　当然，恭王跟文祥比皇帝更觉心烦，一方面受皇帝的诘责，一方面要应付各国使臣，而额外还要安抚“清议”。朝上茶余酒后的放言高论，还可以装聋作哑，表面不理，暗中疏通，但公然上了折子，对那些“义正辞严”的责备，就不能当作耳边风了。 
　　折子是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所上的，他是同治七年的庶吉士，三年教习期满，留馆授职编修。因为不是“日讲起注官”，所以奏折由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措词相当委婉，一开头先拿恭王及李鸿章等人恭维了一顿，但提到入觐礼节，话就说得很硬了，“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若谓宾礼与外藩不同，必欲执泰西礼节行之于中国，其势万不能行。夫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 
　　看到这个“交议”的折子，恭王唯有苦笑，传观各总理大臣，大都默然，只有董恂，愤懑之色，溢于言表。 
　　“书生误国，往往如此，都为了他们好发高论，这件事不能定议，如今就算能够入觐，各国使臣已存芥蒂，‘修好’二字也要大打折扣。这就好比做买卖，明知这笔交易非做不可，争论价钱也占不到便宜，何不干干脆脆，放漂亮些？也图个下回的买卖…　。” 
　　董恂的话有些拟于不伦，文祥听不入耳，便挥手止住了他，“咱们谈正经吧！”他说，“清议自然不可不顾。他们的话虽不免隔靴抓痒，亦是由于隔阂之故，唯有开诚布公，把局中人的难处都说给他们听，或者可以取得谅解。吴清卿这个折子，既然是并案交议，将来可以在一案中奏复，眼前暂且不必管它。照我看，事情到了非定议不可的地步，各国使臣的意见，‘万国公法’的条款，都得说给上头听。皇上聪明天纵，只要知道了其中的窒碍，圣心亦自然会体谅的。我看，这件事还得托兰荪从中斡旋，进讲时随机开陈，庶乎有济。” 
　　李鸿藻这天不在恭王那里。第二天到了军机，恭王把他请到僻处，亲自提出要求。 
　　“兰荪！”恭王徐徐说道，“你久值枢庭，也是局中人，局外人不谅，局中人应该深知甘苦。积弱之势，非一朝一夕而成，如今度势量力，是不是能跟洋人周旋，或者如雍、乾盛世，海内富足，可以闭关自守，封桩库不说，户部就经常有两三千万银子存在库里，不必指着洋税作担保，筹西征的军费，倘或洋人不就我的范，尽可以不相往来。兰荪，你说，如今的形势，有一于此否？” 
　　这是无须问得的，但以亲王的体制尊贵，明知故问亦不得不规规矩矩地回答：“没有。” 
　　“那不就说到头了！如果有一于此，何须言路侃侃而言？在我这里先就过不去，肯跪拜，我奏请准许入觐，不肯跪拜，就教不行，那怕他拿‘下旗归国’作要挟，我只答他两个字：请便！”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兰荪，我再跟你说句掏心肝的话，各国公使不肯跪拜，第一个委屈的是我。你想想，如果派我陪着入觐，洋人给皇上鞠躬，我可得跪在那里，相形之下，你想我心里是什么味儿？” 
　　这番话使得李鸿藻相当感动。他讲理学并不象倭仁那么滞而不化，更不会象徐桐那样冥顽不灵，只是名心甚重，极讲究大节出入。看洋人虽还不免存着“夷狄”之见，但平心静气想一想，洋人势利重于道义则有之，待人接物，到底跟张骞通西域时所见的人物不同，所以对总理衙门诸大臣，其实也是相当谅解的。现在听了恭王的话，更不能不承认他是“忍辱负重”，既同在政府，也不能不为他分劳分谤。 
　　于是他很诚恳地答道：“王爷的苦心，我不但谅解，而且钦佩。王爷若以为我有可以效劳之处，或者说句放肆的话，非我不可之处，尽请吩咐！” 
　　“承情之至。”恭王极欣慰地拱手道谢，“兰荪，有件事还是非你不可，觐见的章程，最近就可以定议，一旦奏上，要请你在御前相机开陈，多为皇上譬导。如今时世不同，千万不要以为有‘不跪之臣’，就是受辱。” 
　　这是个难题，从四书五经到前朝实录，那里也找不出一个事例，可用来譬解天子有不跪之臣，但既然已经承诺帮忙，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一声：“是！” 
　　这一声很勉强，恭王自然听得出来，所以紧接着解释：“你请放心！我跟博川与洋人交涉，虽做不到叫他们行跪拜之礼，但一定比他们见本国之君的礼节来得隆重。” 
　　“喔！”李鸿藻精神一振，“乞示其详！” 
　　“各国公使见他们本国之君是三鞠躬，将来见大清国大皇帝是五鞠躬。这一层，我已下定决心，如果做不到，宁愿决裂。” 
　　“嗯，嗯！”李鸿藻不由得说了句：“这也罢了！” 
　　“细节上自然还有得争的，总之能多争是一分，等定议了，你自然先晓得。这且不去说他，还有一事想奉托，吴清卿上了个折子，义正辞严，颇难应付，既不便留中，也不便批复，得要疏通一下子。” 
　　“王爷，”李鸿藻笑道，“此事就无可效劳了。而且也用不着我。” 
　　“怎么说用不着你？”恭王问道，“你们不常有往来吗？” 
　　“我跟昊清卿的交往不多。其实，什么人也不用托，吴清卿不是董韫卿的门生吗？”董恂是同治七年戊辰科会试的“总裁”之一，算起来是吴大澂的“座师”，所以李鸿藻的意思是，只要董恂把他的这个门生找来说一声，事情就可了结。 
　　那知不提还好，提起来恭王叹气：“我看董韫卿的门生，都要‘破门’了！” 
　　门生不认老师，自摒于门墙之外，叫做“破门”。董恂的官声不佳，他的门生凡是有出息的，多不以老师为然，所以恭王有此感慨。 
　　李鸿藻是方正君子，听得这话，不便再出以嬉笑的态度，怕是菲薄了董恂，只这样答道：“王爷找潘伯寅吧，他们既是同乡，又是讲究金石碑版的同好。” 
　　“对，对！”恭王被提醒了，“我找他。” 
　　要找潘伯寅——潘祖荫很方便，他是南书房的翰林，就在军机处对面入值，一请便到，而且一谈便妥。恭王表示吴大澂的折子，可能会含糊了之，这是出于不得已，请代为解释。潘祖荫满口答应，一定把招呼打到，包管无事。 
　　于是到了三月十四，恭王正式奏报准许各国使臣觐见的章程，除却破天荒的五鞠躬，所有的条款，都被解释为“恩出自上”，在呈国书、致贺辞以外，各国公使只能问一句：“大皇帝安好？”皇帝不曾有所“垂问”，不能乱开口，这是依照召见的规矩。同时行鞠躬礼时，皇帝“坐立唯意”，因为依照中国的规矩，在殿廷觐见，皇帝决不会立而受礼。这一点在交涉时，亦曾费了许多唇舌，最后是在中国多年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听出了因头，文字上如此规定，实际上“恩出自上”，一定会站着接受各国公使的致敬，才算定议。 
　　为了有这么一个掩耳盗铃的圆面子的规定，李鸿藻进言便觉困难，找到机会，造膝密陈，用极委婉的措词，才获得皇帝的许可，定期六月初五在紫光阁准许各国使臣“瞻觐”。 
　　期前有一次演礼，以日本特命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为首的美、俄、英、法、荷六国使臣，未觐大清皇帝，先瞻西苑之胜。紫光阁在中海西岸，是狭长的一区，中有驰道，可以走马。明世宗在西苑修道求长生之暇，往往在这里校阅禁军的弓马，所以在北面造一高台，上面是一座黄顶小殿，前面砌成城墙的式样，由左右两面的斜廊，沿接而上，其名叫做“平台”，后来改名紫光阁。到了崇祯朝，打流寇，抗清兵，命将出师，总在平台召见，封爵赐宴的。 
　　入清以后，这里仍旧叫做紫光阁，是出武状元的地方。乾隆皇帝把它当做汉明帝的“云台”，改葺新阁，自平定伊犁回部到大小金川，画了“前后五十功臣”的像在紫光阁，御制题赞，陈设俘获军器，因而又定为藩属觐见之地，用意在耀武扬威，震慑外藩。 
　　照文祥的原意，本想在永定门外二十里的南苑，定为皇帝接见之地，但那个元朝称为“飞放泊”，明朝称为“南海子”的游猎之地，到底太荒凉了，不足以瞻“天朝威仪”，所以一度提议，旋即作罢。而定在紫光阁接见，仍有以藩属看待各国的意味在内，这样安排，至少在皇帝心里会好过些。 
　　皇帝的心情是不会好的，年轻好面子，偏偏从古以来，就自己有不跪之臣！虽然师傅一再沉痛地谏劝，忍一时的委屈，图千秋的大业，端在奋发自强，而他始终有着难以言宣的抑郁。演礼过后，日子一天近一天，慈禧太后倒是看出了儿子内心的痛苦，劝他早两天移住瀛台去避暑散心。 
　　瀛台在南海之中，明朝叫做“南台”。三面临水，杨柳参差，在康熙年间，每到夏天，圣祖喜欢移驻此地听政。皇帝读过圣祖的诗集，其中有一首五言古风，诗题叫做《夏日瀛台，许奏事诸臣网鱼携归诗》，注释中有一条康熙二十一年六月的上谕：“朕因天气炎烈，移驻瀛台。今幸天下少安，四方无事，然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卿等各勤执掌，时来启奏；曾记《宋史》所载，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其随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 
　　此时重新展读，皇帝的感慨更深，想到两百年前的盛世，益觉此日难堪。因此，到了六月初五六国公使觐见那天，皇帝面无笑容，一言未发，等坐着受礼和听取了贺辞，只向御前行走的载澂，说得一句：“带他们出去赐茶！”随即起驾回瀛台。 
　　六国公使大失所望，而皇帝却如释重负。为了想尽快忘掉这个不愉快的记忆，他颇思找一样新奇有趣的消遣。这一下，就让小李遇到难题了。 
　　“西苑地方也挺大，万岁爷就在这儿逛逛散散心吧。” 
　　“看来看去这几处地方，都腻了。” 
　　“有一处，”小李突然想到，“万岁爷好几年没有去过了： 
　　宝月楼。” 
　　宝月楼在南海之南，是高宗纳回妃藏娇之地，这个回妃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也就是俗传为香妃的容妃。入宫以后，言语不通，而高宗又不愿她跟其他妃嫔住在一起，因此在西苑的最南端，与瀛台隔着南海相对的皇城根，修建一座宝月楼，作容妃的香闺。凭楼俯望，皇城外面就是西长安街，为了慰藉容妃的乡思，高宗又特地下令，将归顺的回民，集中在西长安街居住，俗名“回子营”，还建筑了回教礼拜堂，让容妃朝夕眺望，如在家乡。 
　　因为如此，这里是大内唯一可以望见民间的处所。皇帝从瀛台下船，直驶南岸，上岸就是宝月楼，拾级而登，从小李手里取过一具“千里镜”，入眼便是两座宝塔。 
　　“那是什么地方？” 
　　“那叫双塔庆寿寺。”小李答说。 
　　于是小李自西往东指点着，双塔庆寿寺过来是乾隆皇八子永璇的仪亲王府，然后是通政使署。这些王府、衙门，皇帝觉得没有什么看头，使他觉得有趣的是，西长安街的景象，高槐垂柳，蝉声聒耳，树荫下行人不绝。皇帝注视着一个穿白布短褂裤的老者，见他一手擎着三笼鸟，一手牵着五六岁大的一个男孩，想来是祖孙俩。走着走着，小男孩不肯走了，老者便俯下身去，一老一小不知说了些什么？但见小男孩欢然跳跃着奔向一个蓝布棚子下的小食摊，老者也慢条斯理地在摊子上放下鸟笼，坐了下来，一面跟摊上的人招呼，一面照料孙子吃点心。那份恬然自适的天伦之乐，皇帝都觉得分享到了。 
　　“小李！”皇帝有着无比的冲动，“咱们溜出去逛逛，怎么样？” 
　　小李大吃一惊，不忙答奏，先转过身去查看，是不是有人听到了皇帝的话。总算还好，随侍在身旁的，除他没有别人，皇帝的声音也不高，其他远栽在伺候的太监，不致于听见。 
　　“怎么样？”皇帝放下千里镜，又问了一句。 
　　“万岁爷！”小李跪了下来，哭丧着脸，拍着后脑勺说： 
　　“奴才的脑袋，在脖子上安不稳了。” 
　　“去你的！”皇帝踢了他一脚，不过是笑着骂的。 
　　这句话就此不提了，小李却是大有警惕。皇帝的心情，没有比他再清楚的，一个人独宿乾清宫，强自以做诗写字排遣，那就象吃斋似的，偶尔来一顿，觉得清爽可口，日子一长，如何消受得了？同时，他也发觉，皇帝对皇后，敬多于爱，他真正倾心喜爱的是长身玉立，肤白如雪的瑜嫔。但召幸瑜嫔，敬事房必须面奏皇后许可，或者有皇后钤盖了小玉印的“手谕”为凭。而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皇后总是劝皇帝到咸福宫去，这是皇后贤德的表见。无奈皇帝始终赌气不愿跟慧妃在一起，那就只好连瑜嫔都不亲近了。 
　　这是个一时解不开的结，小李也曾劝过皇帝，不妨敷衍敷衍慧妃。皇后如此说，皇帝只是心不谓然，等小李这样说时，便是忠言逆耳，除了遭受一顿严厉的申斥以外，不会有何效果。因此，他要替皇帝遣愁排闷，必须另辟蹊径。 
　　于是又想到修圆明园这件事，找了个空，他到内务府去探听消息。 
　　“你来得正好！”候补笔帖式成麟笑嘻嘻地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道：“有个好消息，你先放在肚子里，得便跟皇上回一回，如今有个姓李的候选知府，是个大‘木客’，他在云贵的深山里，有无数木料，愿意报效，就在这两天可以谈妥。修园子光有钱也不行，最要紧的是‘栋梁之材’，现在天从人愿，真正是太后、皇上的洪福齐天。” 
　　“靠得住，靠不住？”小李疑惑地问。 
　　“当然靠得住！一谈妥了，我马上来通知你。” 
　　话是如此说，其实成麟也还没有把握，要等见了面才知道。见面是在前门肉市的正阳楼，由贵宝出面请客，唯一的这位主客名叫李光昭，自称是广东嘉应州人，但不说客家话，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湖北话，问起来才知道久居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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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据李光昭自己说，他是嘉应州的监生，二十岁以后，随父移居汉阳，他家做两项生意，一项木材，一项茶叶，在这二十年中，足迹遍及两湖、云贵、四川。同治元年经过安徽，因为受了一名巡检的气，一怒之下，在临淮军营报捐了一个知府，但他从未穿过官服，因为他觉得还是做个无拘无束的商人，来得舒服。 
　　这番话听得贵宝肃然起敬，竖起大拇指赞一声：“高！”接着便敬了一杯酒，改口称李光昭为“李大哥”。 
　　“不敢，不敢！”李光昭谦虚着，又问：“贵大爷去过西南省分没有？” 
　　“惭愧得很！”贵宝答道，“从来没有出过直隶。” 
　　于是李光昭便大谈西南的名山大川，山水如何雄奇，风俗如何诡异，滔滔不绝，把在座的人听得出了神。 
　　“说实话，”李光昭说，“我继承父业，做这个买卖，就为的是生性喜欢好山好水。贪看山水，也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但想不到今天倒用上了。真正是一大快事！”说着，举壶遍酌座客，同时解释他自己的话，何以说是“花了冤枉钱”，又如何说是“用上了”？ 
　　他说，既入深山，不能空手而回，土著又知道他是大木商，自然也放不过他，因此买了许多“山头”，而交通不便，虽有大批木材，无法运下山来，等于货弃于地，所以说是花了冤枉钱。 
　　这一说，下面那句“用上了”就不难索解，报效园工，当然是“用上了”。然而既然交通不便，运不下山来，又如何用得上？ 
　　问到这话，李光昭笑了。“贵大爷，”他说，“这一点你都想不明白？我是个候选知府，见了督抚还得磕头，说请他修条路，让我运木植，谁听我的？” 
　　“啊…　”贵宝“啪”地一声，在自己额上打了一巴掌，“真正教你问住了！”他连连点头，“好，好，这一点不用你费心。李大哥，我要请教，你有些什么木植？在那些地方？总值多少？预备报效多少？想要点儿什么？” 
　　“什么都不想要！”李光昭很快地接口，“仰赖两宫太后和皇上的洪福，打平了长毛、捻子，左爵帅西征，大功也快告成了。老百姓能过太平日子，还不该尽点心报效？再说，那些木植，在我原是用不上的，说句不敬的话，叫做‘惠而不费’，何敢邀功？” 
　　表白了这一篇话，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个经折，送到贵宝手里，打开一看，所列的尽是合抱不交的香楠香樟、柏椿梓杉等等高贵木植，贵宝与成麟等人，一面看一面不断地发出“哦、哦”的轻呼，惊喜之情，溢于词色。 
　　“好极了，好极了，各处大殿的横梁跟柱子，都有着落了。”贵宝又说，“在山上买，就花了十几万银子，运到京里，怕不值几十万？” 
　　“是的！我全数报效。” 
　　谈到这里，就应该有进一步的行动了，贵宝当时就带了他去见内务府大臣诚明。李光昭是早有准备的，先到东河沿客店里，带上两包土仪，献上诚明，然后恭恭敬敬地请安问好。 
　　筹备修复圆明园这件大工程，内务府大臣中，自己商定了职司，木植的勘估采办，是归诚明负责。贵宝事先也曾回过，诚明对于李光昭的来意，已有所知，所以叙礼过后，要言不烦，一下就谈入正题。 
　　“老兄深明大义，兄弟万分钦佩。”诚明很客气地说，“不过，凡事一经入奏，要变动就很难了，所以宁愿我们私下多破费点工夫，谈妥了再跟上头去说，办事就顺利了。” 
　　这话往深处去体味，是有些不大相信李光昭，贵宝深恐他不明旗人喜欢绕弯子说话的习性，听不出其中的深意，所以特为点了一句。 
　　“李大哥，你把你那些木植，存在什么地方，细细跟诚大人说一说。” 
　　“好！我来说给诚大人听。”李光昭数着手指：“先打湖北说起，在‘九道梁’那里。” 
　　第一个地名，诚明就不知道，以下李光昭讲了一连串山名，在诚明几乎是闻所未闻。但看他如数家珍似的，熟极而流，谅来不假，诚明的疑惑消失了一大半。 
　　接下来便是贵宝为他作了补充，然后又说：“难的是木植出山不容易。将来勘查好了，是由内务府动公事，还是请上头降旨，征工开路，只能到时候再斟酌了。” 
　　“嗯，嗯。”诚明又问：“照老兄看，这些木植几年可以运完？” 
　　“那……，”李光昭想了想答道：“山路崎岖，材料又大，总得十年才能运完。” 
　　“十年？缓不济急了！”诚明相当失望，“虽说这一桩大工，总也得好几年，可是不能说十年以后才动用木植。” 
　　“那当然！”李光昭赶紧解释，“我是说十年运完。第一批总在三年以后，就可以运进京来。” 
　　“是三年以后起运，还是三年以后运到京？” 
　　“三年以后运到京。”李光昭很肯定地说。 
　　诚明点点头：“那还差不多。” 
　　贵宝看他们谈到这里，便插嘴说道：“运下山是一回事，运进京又是一回事，这里头还很麻烦呢！”他脸向李光昭一扬，“有什么话，李大哥你可趁早说。” 
　　“我想，这件事当然得我亲自照料，请诚大人派人会办，沿途关卡，也好免税放行。” 
　　“当然，当然！那当然是免税放行的。” 
　　“为了报运方便，最好请诚大人给一个什么名义，刊发关防，那可以省很多事，也可以省很多运费。” 
　　诚明一想不错，刚要开口允许，突然想到安德海在山东的遭遇，便改了口了。 
　　“这件事我可答应不下来。得要请旨。” 
　　向皇帝请旨，一时也不能有确实的结果。皇帝还不敢独断独行，无论如何先要禀告两宫太后。找了个在御花园消夏的机会，他闲闲地提了起来。 
　　“英法使臣都递过国书，算是和好了，园子可还荒废在那儿。”皇帝这样说道，“总得想法儿把它修了起来，两位太后也有个散散心的地方。” 
　　慈禧太后听这话便有喜色，“难为他还有这番孝心！”她向慈安太后说。 
　　慈安太后报以不明意义的一笑。这态度就很奇怪了，不但慈禧太后，连皇帝都有些嘀咕不安。 
　　当然，慈安太后看得出他们母子殷切盼望的眼色，然而她不敢轻易开口。这件事她不知想过多少遍了，每一次想到最后，总是懊悔自己当初不该跟皇帝出那个主意：为慈禧太后找件可供消遣的事。当皇帝召见内务府大臣谈论修园时，她已微有所闻，却不知工款从何着落？同时也不知道修一修要多少钱？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这笔工程款决不会少，而且一提修园，必有许多人反对，恭王也许还可以商量，文祥一定不肯答应。那一来，安安静膊的日子就过不成了！ 
　　慈安太后所求的就是“安静”二字，女人一入中年，而且守寡这许多日子，心情特异。灯前月下，压抑那份莫可言喻的怅惘，凝神悄思，才体会到什么叫“古井重波”？心里已经够乱了，再自寻些烦恼出来，这日子怎么过？ 
　　不过她也知道，她象丽贵太妃以及后宫永巷中许多安分老实的妃嫔宫眷一样，但愿风调雨顺，吃口安闲茶饭，夏天在廊上，冬天在炕上，白天在窗下，晚上在灯下，用消磨五色丝线来消磨黯淡的日子。而慈禧太后不同，她生平最怕的就是“寂寞”，要热闹不要安闲，因为安闲就是寂寞。为了替她设想，慈安太后却又不忍说什么扫兴的话。 
　　想了一会，她这样问道：“这得多少钱呐？” 
　　口气总算松动了，皇帝也松了口气，顺嘴答道：“花不了多少钱。” 
　　这见得他缺少诚意，慈安太后颇为不悦，用呵责的语气说：“那么大一个园子，花不了多少钱？修一座宫门都得报几十万两银子！” 
　　“那是内务府胡闹！”皇帝定定神说，“我已经叫他们去估价了。工款当然不是小数，不过他们另外有个筹款的办法。” 
　　“又是按亩派捐？” 
　　“不是，不是！那怎么行？”皇帝使劲摇着手说：“决不能干那种傻事。” 
　　“那么，我倒听听，”慈安太后说，“聪明人出的主意有多么高？” 
　　“事情还在谈，如果没有把握，当然我也不敢冒失。内务府的意思是，他们愿意报效，自己商量着定个章程，有钱的多拿，钱不多的少拿，没有钱的不拿，集腋成裘，凑一笔整数也不难。” 
　　“哼！”慈安太后微微冷笑，“说得容易！谁肯拿呀？” 
　　“有！”皇帝很认真地，带着争辩意味地，“别说咱们旗下，汉人都有愿意报效的。” 
　　于是皇帝把李光昭的情形说了一遍，慈安太后有些将信将疑，慈禧太后却大为兴奋，“这姓李的，”她说，“话是说得好听，当然也是有图谋的。园工一成，出力的人，当然都有恩典。上头难道白使他的木植？所以眼下落得说漂亮一点儿。” 
　　“是！”皇帝被提醒了，很大方地说：“只要他真的实心报效，将来赏他一个实缺，那怕就是汉阳府呢，也算不了什么。” 
　　听他们母子俩谈得如此起劲，慈安太后亦被鼓舞，心思便有些活动，觉得能够把已经烧掉了的圆明园，规复旧观，也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对泉下的先帝，大堪告慰。于是她不知不觉地也参与其事了。 
　　这天一下午的商谈，消息很快地传到内务府，除掉一个桂清以外，无不大为兴奋。“这是通了天了！”贵宝向他所管的司官和笔帖式说，“好好儿干吧！只要能把圆明园修起来，这场功劳就跟曾中堂兄弟克复金陵一样。” 
　　曾氏兄弟克复金陵，封侯拜相，内务府的司官，自然不敢存此奢望。但乾隆六十四年，几乎无一日不是在修圆明园，这样一座园林要修得象个样子，非十年八年的工夫不可，如果踵事增华，尽皇帝这一辈子，也还不能完工，天天营造，日日报销，“销金锅”中能出无数“金饭碗”，好日子真个过不完了。 
　　于是内务府管事的大臣和司官，对修园大工的职司，重新作了一个分配，实际负责的是贵宝和文锡二人，经常带了工匠到海淀去勘察估价，同时不断通过小李有所陈奏和请示。 
　　“尽听他们说，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皇帝这样跟小李说：“我得亲自去看一看才好。” 
　　“是！”小李不知道如何回答，唯有先答应着再说。 
　　“你跟他们去商量，看是怎么去法？”皇帝又说，“我看是悄悄儿去溜一趟的好，一发上谕，又闹得六神不安！” 
　　这是微服私行，小李又吓一跳，但转念一想，奉旨跟内务府去商量，天塌下来有长人顶，轮不到自己倒霉，那就不要紧了。 
　　于是他笑嘻嘻地答道：“是！奴才马上去跟他们商量。” 
　　找到贵宝，一说经过，贵宝的胆子甚大，满口答应：“既有旨意，自然遵办。我先去安排，请你奏报皇上，看是那天去？” 
　　“你那一天安排好，就那一天去。”小李问道：“你是怎么个安排？说给我听听。” 
　　“那天当然不能‘有书房’，等下了朝，请皇上换便衣出中正殿角门，我带一辆车在那儿等。” 
　　等回去奏明了，皇帝喜不可言，但他要骑一匹吉林将军所进，赐名“铁龙驹”的黑马。这一下，小李可不敢答应了。 
　　“万岁爷饶了奴才吧！”小李跪下来说，“没有‘压马大臣’，奴才不敢让万岁爷骑马，万一碰破了一块油皮什么的，奴才有八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那么，”皇帝让步了，“庄园子里＃我可得骑马。” 
　　小李固有怕皇帝坠马受伤的顾虑，而主要的还是怕在街上乘骑＃为人识破御驾。在园子里骑马，反正不是疾驰，牵着马慢慢走，决计不能出事，所以他答应了下来。 
　　到了第三天，风和日晴，秋光可人，皇帝越觉得兴致勃勃，依照预定计划，换了便衣，悄悄出宫。贵宝跨辕的一辆簇新的后档车，安安稳稳地把皇帝送到了圆明园。 
　　到了那里＃皇帝才知道骑马不合适，因为不能听人讲解，便步行着视察各处。 
　　由于辖区辽阔，不要说走遍全园，仅是进“大宫门”和出入“贤良门”，看一看“福海”以西“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以及“前湖”与“后湖”之间的“九州清晏”一带的废址，就花了两个时辰，看看日影偏西，小李一再催请返驾，皇帝因为初次微行，也不敢多作逗留，仍旧由贵宝护送回城，从紫禁城西北角的便门入宫。 
　　回到乾清宫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总管太监张得喜来问，宫中有何动静？张得喜与小李是有默契的，心知皇帝微行，不便说破，只是奏报“无事”。 
　　无事便是福！小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这夜灯下奉侍皇帝闲话，少不得又谈圆明园，谈得夜深了，第二天想多睡一会，因而嘱咐小李传谕：“无书房。” 
　　秋凉天气，正宜用功，而皇帝无缘无故放了师傅和谙达的假，首先李鸿藻就大感失望，而且相当不满，但亦无可奈何，只有回到军机处去当值，打算着跟恭王商量，是不是该上个折子？有所谏劝。 
　　刚出弘德殿，只见桂清脚步匆遽地赶了来，李鸿藻便喊住他说：“莲舫，不必进去了，今儿没有书房。” 
　　听得这话，桂清一愣，然后摇摇头，黯然地说：“不是好征兆！” 
　　“何出此言？”李鸿藻惊疑地问，“什么征兆不好？” 
　　“请过来，”桂清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外面流言藉藉，说皇上昨天微行。” 
　　“不会吧！”李鸿藻将信将疑地。 
　　“我也不甚相信，然而此刻倒不能不疑心了。”桂清问道： 
　　“何以忽然‘撤’了书房？” 
　　“啊……！”李鸿藻失声轻呼，“事出有因！”接着他急急又问：“外面怎么说？微行何处？” 
　　“到海淀看园子去了。是有内务府的人扈从。” 
　　“那，莲舫，你怎么事先不知道呢？” 
　　“哼！”桂清苦笑，“我还算是内务府大臣吗？” 
　　“这可真的不是好征兆！”李鸿藻想了想，找来一个苏拉，“托你去看一看，荣大人进宫了没有？在不在内左门？” 
　　荣大人是指荣禄，他每天进宫，总在内左门的侍卫值班房坐。苏拉赶去探视，不曾看见荣禄，却打听到了荣禄的消息，说是奉“七爷”飞召，骑着马赶到太平湖醇王府去了。 
　　李鸿藻的用意，是要向荣禄打听此事，果然属实，荣禄不能不知道。因为他以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身分，虽只管东城的治安，但神机营的密探，满布九城内外，凡有大小新闻，无不明了，何况是御驾微行。如今既然找不到荣禄，那就只有暂且搁下，不便四下去乱打听，免得骇人听闻。 
　　回到军机，首先就遇到文祥，见他形颜清瘦，咳嗽不止，问起来才知道昨天咯血的旧疾复发。就在这时候忽然外面来报，说醇王到了，是特为来看恭王的。 
　　这显见得有了紧要大事，不然，他们弟兄在私邸常有见面的机会，什么话不好谈，何必此时赶到军机处来？ 
　　恭王得到消息，自然也有突兀之感，迎出屋来，醇王第一句话就是：“六哥，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上这儿来吧！”恭王指着一间空屋子说。 
　　于是苏拉掀开门帘，兄弟俩一前一后走了进去。那间屋是恭王平时歇午觉的地方，十分清静。醇王环目四顾，看清了没有闲人，随即神色凝重地说：“昨天皇上溜到海淀去了！ 
　　六哥可知道这回事儿？” 
　　“我不知道啊！”恭王大为诧异，“载澂怎么不告诉我？” 
　　“载澂昨儿请假。” 
　　这一说恭王越发困惑，皇帝微行的事还未弄清楚，又发现儿子瞒着自己请假，自然也是在外面鬼混，一时心中混乱，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六哥，”醇王不明白他的心事，只当他听说皇帝溜到海淀，惊骇得如此，便放缓了声音说：“事情还是头一回。咱们商量一下子，看怎么着能够让皇上知道这不同儿戏，可又不伤皇上的面子。” 
　　“喔！”恭王定定神，要从头问起，“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有人来告诉我；我找了荣仲华来问，果然不错。”醇王又说：“是一辆后档车，贵宝跨辕，午前去的，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宫。” 
　　“可恶！”恭王顿一顿足。 
　　“是的，真可恶！我得上折子严参。” 
　　“慢一点！”恭王把他拉到炕上坐下，凑过头去低声问道： 
　　“你知道不知道，又在打主意要修园子了？” 
　　醇王何得不知？不过碍着慈禧太后，在这件事上不便表示反对，只点一点头，不置可否。 
　　但恭王却放不过他，逼紧了问：“听说有这么个章程，要让大家捐款报效。倘或上头这么交代下来，你报效不报效？” 
　　这话把醇王问住了，摇着头说：“很难！这会儿没法说，到时候再看了。” 
　　“对！”恭王点点头，“就是这话。皇上溜出去看过了也好，听内务府的人胡说八道也好，咱们守定一个宗旨，‘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会儿就装做不知道，把这档子事儿阴干了它。” 
　　醇王不喜欢采取这种无所作为、听其自然消弭的办法，但象这样的事，必须取得恭王的支持，方可有所行动，所以无可奈何，只能暂且听从。 
　　“不过，”他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内务府也闹得太不象话了！得要杀杀他们的威风才好。” 
　　“那得看机会。”恭王微喟着，“凡事关碍着两位太后，事情就难了。” 
　　醇王无语，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只回去告诉荣禄，以后倘遇着皇帝微行的情事，必须立即驰报。这是用不着关照，荣禄也会这样做的。当即多派密探，在神武门一带昼夜查察。总算还好，一个多月过去，不曾发现皇帝再有这样轻率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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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没有动静，宫里却为筹议修园，正谈得热闹，不但皇帝经常召见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也每每在漱芳斋传升平署演戏，趁内务府大臣到场照料的机会，有所垂询及指示。初步的工程，大致已经决定，两座宫门当然要修，听政的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及百官朝房，自也不能没有，安佑宫供奉列代御容，亦非修不可。九州清晏一带为帝后的寝宫，也就是修园的本意所在，更不待言，此外就只好说“斟量修理”了。不过，“天地一家春”是慈禧太后当年承恩邀宠之处，抚今追昔，无限思慕，所以特地在惯例上专为颐养太后的万春园中，挑一处地方重修，沿用“天地一家春”的旧名。 
　　就这简单的几处，已有三千多间屋子，估计工费就要一千万两银子。依照内务府的算盘，王公大臣的捐输以外，两广总督瑞麟和四川总督吴棠，受恩深重，必当本诸天良，尽心报效。而这两处又是富庶地方，也报效得起。此外两江、直隶、湖广，当然也不会落人之后。而况一千万两银子，并不是一下子要用，如以十年为期，每年只摊一百万两银子，十名总督、十五名巡抚，平均计算，每人每年仅出四万两银子，实在算不了一回事。 
　　这一来就只等颁发上谕了。凡事开头要顺利，所以这道上谕在何时颁发，却大有讲究，主要的是要挑一个最适当的时机。 
　　到九月底，看看是时候了，顺天乡试已过，最爱评论时政的举子，已经出闱散去，又放了一批学政，清议所出的一班名翰林，张之洞弄了个肥缺，提督四川学政，此外黄体芳到山东、吴大澂到陕西、章鋆到广东、王文在到湖北，他们不在京里，就不会上疏阻挠。而最妙的是，文祥请了病假，回盛京休养去了。 
　　于是皇帝亲笔写了个朱谕： 
　　“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以来，朝乾夕惕，备极勤劳，励精以综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被四表，遂政海字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四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即着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捐后，随时请奖；并着该大臣筹核实办理，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可尽朕之微忱也。特谕。” 
　　这道朱谕，先下军机处，应该录案“过朱”，再咨送内阁明发。但值班的“达拉密”，对此例行手续，不敢照办，飞骑出宫，到大翔凤胡同鉴园，去向恭王请示。 
　　恭王读完朱谕，唯有付之长叹。他原来一直打算着慈禧太后和皇帝会知难而退，自己打消原意，则于“天威”无损——这就是所谓“阴干”的策略，谁知阴干不成，终于纸里包不住火！看起来是自己把这件事看走了眼了。 
　　“请六爷的示下，是不是马上送到内阁去发？还是压一压？” 
　　“照你看呢？”恭王问“达拉密”说：“压得住，压不住？” 
　　“皇上处心积虑，已经好多日子了，我看压不住，硬压反而不好。” 
　　恭王沉吟着，慢慢地点头，是大有领悟的神情，压不住就只有用一个“泄”字诀，将皇帝的这股子劲泄了它，然后可以大工化小，小工化无。 
　　“对！硬压反而不好。马上送到内阁去发。” 
　　不等内阁明发，消息已经外传，沈桂芬首先赶到恭王那里，接着是李鸿藻、宝鋆，以及“五爷”、“七爷”还有其他王公，纷纷来到鉴园。不过来意不同，军机大臣是商量如何打消此事，惇、醇两王，要看恭王是何态度，此外的王公则是来探询“行情”，该捐多少？ 
　　恭王很沉着，“咱们要仰体皇上的孝心。不过这件事办得成，办不成，谁也不敢说。”他向惇王说，“五哥，你先请回去，咱们回头在老七那么见面再说。” 
　　此外的王公都是这样应付，先请回府，再听信息。等把大家都敷衍走了，才回到书房里，跟军机大臣密谈。 
　　“麻烦来了，想推也推不开。各位是怎么个意思？都说吧！” 
　　恭王又加了一句：“不用顾忌。” 
　　“皇上到底是怎么个主意？”沈桂芬趁机拿话挤李鸿藻，“最清楚的，莫过于兰荪，想来早有所闻了吧？” 
　　“是的”。李鸿藻内心相当悲痛，眼圈红红地，显得相当激动，与恭王的沉着，沈桂芬的冷静，宝鋆的仿佛无动于衷的神态都不同。“皇上曾经跟我提过，我亦不止一次造膝密陈，对皇上的孝心，自然不敢非议，我说：两宫太后方在盛年，慈帏承欢之日方长，不必急在一时。至于民生疾苦，国用不足的话，也不知陈奏过多少回，谁知圣衷不纳，如之奈何？” 
　　“也不能徒呼无奈。总得想个法子，探明皇上的意思才好。”沈桂芬说，“如果只是为了在孝心上有交代，事情好办，倘或皇上自己就有游观之兴，可就大费周章了。” 
　　“当然是自己有游观之兴，而且皇上年轻好胜，一心想规复旧制，所以说要把此议打消，只怕办不到。我看，只有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宝鋆看着恭王问道：“六爷打算不打算报效？” 
　　恭王想了想笑道：“有句话请诸位摆在心里，‘将先取之，必先予之’，我打算报效两万银子。” 
　　大家都默喻了，无不点头。于是，第二天便有恭王所派的护卫，拿着一张两万银子的银票，送到内务府，面交贵宝。内务府的人，大为兴奋，恭王首先捐输，便是支持修园的表示，意料中大小官员的捐款会源源而至。 
　　这是内务府司官以下的人的想法，几个内务府大臣，一则年龄较长，见得事多，再则常有跟王公大臣接触的机会，比较了解其中的微妙，觉得此事还未可乐观，无论如何有探一探恭王的口气的必要。 
　　于是明善特地夜谒鉴园。他是常客，那怕恭王睡下了，都可到床前倾谈，这夜恭王恰有闲情逸致，亲自在洗一方新得的端砚，短衣便履，待客之礼甚为简慢，但也可说是亲切。 
　　说了些闲话，明善心里开始着急，不知如何能把话头引到正题上去？几个月来不知见过多少次，明善有意不谈园工，恭王也有意不问，此时忽然提到，未免突兀。想来想去，明善觉得唯有开门见山一个说法，比较合适。 
　　“今儿个有件事，得跟六爷请示。”他说，“皇上忽然下了那么一道旨意，内务府都抓瞎了！到底该怎么办。总得六爷有句话，大家才好跟着走。” 
　　恭王早知他的来意，也早有准备。他跟沈桂芬已经仔细研究过那道上谕，“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这几句话中，安着一个伏笔，言外之意，如果库款富裕，则必当动用部储之款，换句话说，就是以报效捐修为名，将来一副千斤重担，仍要卸在当政者头上。所以由眼前开始，就要远远躲开，教他们沾惹不上，到了内务府计穷力竭的时候，自然罢手。虽然半途而废，必须虚掷几十万银子，但通扯计算，也还是值得的。 
　　因此，恭王这时装得很起劲地答道：“你们不用问我。朱谕写得明明白白，你们好好儿去干吧！我这一向手头紧，先捐两万，等十月里，几个庄子上缴了租息来，我还捐。能够靠大家报效，把园子修了起来，何乐不为？太好了，太好了！” 
　　听得这话，明善倒抽一口冷气，恭王的态度很明白，私人报效可以，公事上不必谈。看样子要想架弄到户部堂官头上，还得大费一番周折。 
　　话不投机，无须多说，明善答应一声：“是！”又泛泛地敷衍了几句，败兴而归。 
　　还有败兴的事，报效捐献的，寥寥无几，而且有御史上疏奏谏。陕西道御史沈淮，他那个奏折十分简略： 
　　“窃思圆明园为我朝办公之所，原应及时修葺，以壮观瞻，惟目前西事未靖，南北旱潦时闻，似不宜加之兴作；皇上躬行节俭，必不为此不亟之务，为愚民无知，纷纷传说，诚恐有累圣德，为此披沥直陈，不胜冒昧惶悚之至。” 
　　皇帝看了，拍案大怒。听从小李的建议，决定来个“下马威”，好教后继者畏惮却步。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首先就向恭王问到沈淮的出身经历。 
　　恭王跟沈淮很熟，因为他原是军机章京。军机章京都有本职，那怕升到三品的“大九卿”，照旧可在军机上当差，唯一的例外是考取了御史必须出军机，这也是尊重言官，不敢屈以笔札之役的一种表示。 
　　于是恭王奏报了沈淮的履历，他的号叫东川，宁波人，道光二十九年的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取军机章京，在咸丰十年入值。 
　　说到这里，恭王急转直下地加了一句：“这沈淮是个忠臣。” 
　　就这一句，戛然而止，听来格外令人注意，皇帝随即问道：“何以见得？” 
　　“那年先帝秋狩热河，他因为不及扈从，感于君辱臣死之义，投井自尽，等救了起来，死志依然很坚决，他家里的人，昼夜看守，直到得了先帝安抵热河的消息，沈淮才进饮食。” 
　　皇帝听得这话愣住了，心里不辨爱憎，只觉得异常尴尬没趣。同时也相当困惑，何以巧得如此？偏偏第一个上奏的，就是这么一个奈何他不得的“忠臣”！莫非是有意安排，教他来“打头阵”！ 
　　一时心里极乱，自觉手足无措，定一定神才想到一句话： 
　　“教他明天‘递牌子’，我有话问他。” 
　　“是！”恭王对沈淮谏停园工的事，已有所闻，所以要问的话，自然不脱园工，只是皇帝的意思如何，不能不探问明白，所以接下来又说：“祖宗的家法，不轻于召见言官，有事都是降旨，着其‘明白回奏’。皇上召见沈淮，是何垂谕？似乎宜于事先宣示。” 
　　“那你就看吧！”皇帝把手边的沈淮一奏，交了下来。等恭王大声念过一遍，让其他三个军机大臣都听明白了，皇帝才愤愤地又说：“那里有什么‘愚民无知，纷纷传说’？我倒要问问他，百姓是怎么说我？” 
　　听皇帝的语气还缓和，恭王知道自己表扬沈淮忠臣这一计见效了。于是退值以后，立刻找了沈淮的同年，还在入值的军机章京江人镜来，请他去传谕召见，同时教沈淮放心，不会有什么处分。 
　　见着沈淮，转达了恭王的话。江人镜自己有一番同年好友的私话，说恭王和部院大臣都有默契，皇帝正在兴头上，不便浇以冷水，等事情冷一冷，再来设法打消。既然园工一定会停，自以静默为宜。 
　　“是的。”沈淮答道，“我亦不过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言而已！” 
　　“说过了，就不必再说了。东川，”江人镜很恳切地说，“皇上很有孝心的，听说你有身殉先帝的那番往事，一定不会难为你。不过，明天召见，难免有所训斥，你不必跟皇上争辩，最好学吴中大老秘传的心法，多碰头，少说话！” 
　　“是，是！”沈淮连声答应，心里却另有打算，还要剀切陈词，希望感格天心，能够即时下诏停止园工。 
　　话虽如此，无奈他一向短于口才，第二天单独召见，咫尺天颜，大声呵责，又难免惶恐，这一下满肚子的话，就越难于说出口，只是不断重复着说：“兴作非时，诚恐有累圣德！” 
　　皇帝用“大孝养志”的话，将沈淮训斥了一顿，果然收起了“下马威”。同时沈淮的奏折既不能留中，亦不能说他不对，所以为了敷衍清议，还不得不有所让步。 
　　皇帝的让步，就是重新自申约束，承认沈淮言之有理，表明“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岂肯再兴土木之工以滋繁费？”只是为了“圣慈颐养”，不得不然，最后自道“物力艰难，事宜从俭”，所以选择安佑宫等处非修不可的地方，“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 
　　这道上谕是恭王承旨，转知军机章京所拟，原稿自我谴责的意味很重，皇帝已改动了很多，但就是这样措词，他已觉得非常委屈。而朝士中有人由“不得过于华靡”这句话中，生出警惕，认为园工一开始就会停不下来，要趁此机会，设法打消，同时听说下一年“太岁冲犯”，凡是南北向的房屋，都不宜开工，所以只要能设法拖过年，那么明年不能开工，修园一事就不停而自停了。 
　　于是沈淮的同僚，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再接再厉上了一道奏折。谏劝要有理由，煌煌上谕，既以尽孝作题目，又一再以节省为言，似乎很难驳倒，游百川焦虑苦思，才找到一条立言之道，是在洋人身上做文章。 
　　他是以皇帝的安全着眼，认为深居九重，宿卫周密，安全莫过于皇宫，至于圆明园的门禁，决不能如内城那样严密，而“近年西山一带，时有外国人游聘其间，万一因我皇上驻跸所在，亦生瞻就之心，于圆明园附近处所，修盖庐舍，听之不可，阻之不能，体制既非所宜，防闲亦恐未备，以臣愚悃，不无过虑。” 
　　这道奏折一上，皇帝把从沈淮身上所生的闷气，一股脑儿加在游百川头上。只是经一事，长一智，有了沈淮的前车之鉴，他不肯操切从事，先把小李找了来，打听游百川的出身。 
　　小李别无所知，只知道：“这游御史是杜师傅的同乡。” 
　　“杜师傅？”皇帝把上书房的师傅一个个数过来，诧异地问：“那个杜师傅？” 
　　“先帝爷的师傅。” 
　　“喔，你是说杜受田杜师傅。那有什么相干？”皇帝加重了语气说：“我还是要革他的职！” 
　　听得这话，小李暗暗称快，但也有些担心。这年把伺候皇帝看奏折，他也颇懂政事了，知道革言官的职，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或者会引起轩然大波。 
　　“革职归革职，动工归动工。”皇帝的意思是将生米煮成熟饭，迫得大家不能不迁就事实，所以又问：“内务府预备那一天开工？” 
　　“选的日子是十月十五日…　。” 
　　“不行！”皇帝打断他的话说，“你赶快去问，明天能不能开工，时候越早越好。” 
　　内务府当然照办。好在开工动工，不比上梁，非慎重选择大吉大利的日子时辰不可，拿皇历来看了看，选定第二天——十月初八，深秋“寅卯不通光”的卯时开工。同时不待奏定，立即召集执事官员、工匠伕役出城，连夜筹划，到了晨光熹微的卯初时分，动手清理地面，出运渣土，这就算开工了。 
　　于是皇帝召见恭醇两王和游百川。召见醇王是因为他也有一通密奏，谏停园工，皇帝故意叫他来听听，也是杀鸡儆猴的手法。 
　　三人一起进养心殿，召见却不是同时，恭王和醇王先见皇帝，然后太监传谕，引领游百川上殿，行过了礼，跪着回话。 
　　“你是同治元年的翰林？”皇帝问。 
　　“是！” 
　　“那么，那时候你在京城里，对两宫皇太后怎么样操心国事，转危为安，自然耳闻目见，清楚得很罗？” 
　　“是！”游百川答道：“两宫皇太后旋乾转坤，保护圣躬，垂帘听政，十一年来苦心操持，始有今天的局面。盛德巍巍，前所未有。” 
　　“既然你知道这些，那么我问你，崇功报德，颐养承欢，拿圆明园择要兴修，有何不可？” 
　　“臣不敢妄言不可。”游百川想了一下答道：“上谕煌屯，天下共喻。只是西山一带，时常有外国人往来，怕他们也在那里盖房子，于观瞻不宜。” 
　　“难道留着破破烂烂那一片地方，倒不碍观瞻？” 
　　游百川想说：留着那一片破破烂烂的地方，正可资为当年战败的警惕。但这话未免过于耿直，皇帝一定听不入耳，于事无补。所以这样答道：“圆明园虽已残破，不修则正可示中外以俭德。” 
　　“照你这样说，我要尽孝承欢的话，都是徒托空言了！” 
　　以皇帝的说法，不修圆明园便无尽孝之道？这话就显得强词夺理了，游百川唯有不答。 
　　“你说外国人常常往来西山，难道京师九城内外，就没有外国人？” 
　　“臣的奏折上，已经说过。”游百川答道，“宫墙高峻，外国人难睹天颜，与圆明园的情形不同。” 
　　“怎么不同？难道外国人就能随便闯进园来？”皇帝有些愤慨，“天下是大清朝的天下，因为有外国人在这里，我倒要处处避他，你说的是什么话，讲的是那一本书上的道理？” 
　　“臣愚昧。无非怕外国人生瞻就之心，亵渎天威，而且圣驾至重，防闲亦宜慎密。” 
　　“哼！”皇帝冷笑，“你们专会断章取义，一个时候说一个时候的话，不想想自己前后矛盾！既然如此，今年夏天，外国人求觐见，你何不奏请不许？” 
　　这又是讲不清的道理了！游百川只好讲他奏折上的另一个理由：“兴作有时，今年勿遽动工，似欠慎重。将来天时人事，相度咸宜之时，臣必不敢谏阻。” 
　　“这又是你言不由衷！果然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又有话说。”皇帝说到这里，似乎不想再作争辩，便把先想好的结论说了出来：“总而言之，你上这个折子，无非要让天下知道，你已经尽了言责，用心在沽名钓誉，何尝体会到我的孝心？如果我准了你的奏折，天下后世，说我是纳谏之君，这样子就变成我在沽名钓誉，假作尽孝，上欺两宫皇太后！你想想我成了什么人？如今国计民生，该兴该革之处甚多，不见你们有所建言，偏偏要阻拦我的尽孝之心。两宫皇太后朝乾夕惕，削平大乱，难道就值不得修座园子，以娱晚年？你们的天良何在？” 
　　看皇帝说话激动，脸色白中发青，恭王怕游百川不知眉高眼低，说一两句耿直的话，正好碰在皇帝的气头上，那时有什么“严谴”，便很难挽救。所以紧接着皇帝的话说：“游百川！你要紧记着皇上的训谕。” 
　　皇上训谕，没有置诸脑后的道理，游百川自然答应一声： 
　　“是！” 
　　“你跪安下去吧！”恭王又说，“回去候旨。” 
　　等游百川跪安退出，皇帝余怒未息，对恭王说道：“这游百川比沈淮可恶得多！你把这道朱谕拿下去照办。” 
　　皇帝又有一道朱谕，是前一天晚上在灯下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写成的，学的是雍、乾两朝的御笔。雍正和乾隆都自负才辩，喜欢跟臣下打笔墨官司，御笔上谕动辄千数百言，析理纤微，而遇到转不来弯时，便临之以威，所以没有一道谕旨，看来不是理直气壮。皇帝也是如此，朱谕以“自古人君之发号施令，措行政事，不可自恃一己之识，必当以群僚适中共议，可行则行，不可则止”开头，大兜大转，最后落到这样一个结尾：“着将该御史游百川即行革职，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行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 
　　听恭王朗声念完，醇王先就忍不住。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这两年又颇以风骨自命，所以大声说道：“臣启奏皇上，古语有云：‘言者无罪’…　。” 
　　听醇王开口便是顶撞的话，恭王赶紧接口：“臣也有话，”他挡住了醇王，才从容说道：“游百川不辨事理，诚然可恶，不过后天就是圣母皇太后万寿，普天同庆，皇上似不宜在‘花衣期内’行此重谴。臣请旨，是否暂时将朱谕缴回，过了庆典再议？” 
　　皇帝一听这话，默然无语。要想立个“下马威”，偏偏这么不凑手，前一次是遇奈何不得的人，这一次遇到奈何不得的时候。万般无奈，只有准奏，“好吧！”他说，“先把朱谕拿回来！” 
　　这一道朱谕一缴回，恭王便不肯让它再发下来了。当天就叫六福晋进宫，以预祝万寿为名，抽空跟慈安太后奏明，说皇上的孝心固然可敬，但修园子是高高兴兴的事，搞到革言官的职，未免杀风景。慈安太后自然听从，便又跟慈禧太后去说。 
　　“皇帝胡闹！”慈禧太后很清楚，这道朱谕一发，天下必归怨于两宫太后，所以大不以为然。“等我来跟他说。”当天慈禧太后便召见皇帝，索取朱谕，看完以后，夸奖他写得好，但不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于修园一事，有害无益。于是朱谕和游百川的奏折，便一起都“淹”了！ 
　　慈命难违，皇帝扫兴无比。那几天便很有人倒霉，章奏面陈，稍有不合，就碰钉子。幸好，不多几天，来了一桩大喜事。陕甘总督左宗棠飞骑入奏，肃州克复，回乱首脑马文禄被诛，白彦虎逃到哈密。迁延十载，用兵五年的关陇回乱，终于敉平了。 
　　论功行赏，左宗棠也拜了相，也协办大学士留任陕甘总督，并由骑都尉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左宗棠则推崇刘松山的战绩，愿将世职改归刘松山的嗣子承袭。朝廷便又加赏刘松山一个一等轻车都尉。此外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以及豫军出身，随左西征的张曜、宋庆等将领，无不大加恩赏。 
　　但是，关陇用兵收功，最高兴的不是左宗棠，也不是西征将士，而是贵宝、文锡他们那批内务府的官员，除了来自肃州的提报以外，恰好秋汛已过，各地纷纷奏报“安澜”，谏停园工的那些人，所持的两大理由，都消失了。 
　　“不是说‘西征军事未靖，南北旱潦时闻’吗？”贵宝兴高彩烈地，带着些扬眉吐气的得意，“这会儿看他们还说些什么？” 
　　在宫里也是这么个想法，首先慈禧太后就觉得，这该轮到皇家花钱了！平洪杨、平捻军、平回乱，由厘金借到洋债，不知道肥了多少将领，大婚虽说花的钱多，是大家的面子，皇家不曾落得实惠。如今省下西征一年数百万的军饷，把圆明园先小规模地修一下，有何不可？因此，她开始亲自参与园工。别处地方她不关心，关心的是“天地一家春”的工程。这是圆明园中路的旧路，移建于“三园”中，专属于太后的万春园，建成一座“四卷殿”，东西另辟两座院落，各绕游廊，与正殿相通。原址北面临水，有一座问月楼，改为水阁，锡名“澄光榭”。西边靠近升平署的地方，建一座看戏殿，有戏台、扮戏房、承应伶工休息的屋子，名为两宫太后颐养之处，其实全由慈禧太后一个人作主，甚至装修隔间、雕琢的花样，都是她亲手画的。 
　　当然奏谏的还是有，只是出于外官。有个以编修外放山西学政的谢维翰，上了一个折子，因为已知道“行情”，所以针对着慈禧太后，动之以情。他说：“庚申之事，臣下所不忍言，亦皇太后皇上所不忍回想。近日臣民经过其地，见其林莽荒翳，犹且欷歔泪下，盖忠愤所积，先皇帝恩德感人深也。今大仇未报，一旦修葺其地，皇太后皇上乘舆，每岁驻临，凡一台一榭，昔时流连经历之地，风景顿殊，而先皇帝当日忧劳艰危情事，一一如在目前，皇太后之心必有感恸非常，不可一朝居者矣！本欲借此怡悦两宫圣怀，而反使触景伤情，隐抱无穷之憾；娱目转致伤心，承欢适以增戚，返之皇上平日孝养初心，必更愀然难安，久且生悔。” 
　　在这段措词委婉的谏劝以后，谢维翰又提出以“经营西苑”代替修复圆明园的建议。话说得很合情理，无奈天意难回，只是亦不足为罪，唯一的处置，就是“留中”不答。 
　　由于慈禧太后和皇帝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报效捐修的款子虽只有十四万八千两银子，而内务府有恃无恐，不过银子随时都有，木料却难叱嗟立办。第二年“太岁冲犯”，不宜开工，必须赶在年内上梁，钦天监挑的日子是十二月十六日，安佑宫、正大光明殿，以及万春园的清夏堂、天地一家春，四处都须有栋梁之材，才可以赶上第二年十月，慈禧太后四旬万寿以前落成。为此，内务府的司官，只好奏请拆用圆明园的船坞，将大柁改为正梁，以为应急之计，一面不断与李光昭商量，如何将他报效的木植，尽快运进京来，及时派上用场。 
　　“说实话，”李光昭看出是时候了，这样对候补笔帖式成麟说：“要想用我的木料，至少得在三年以后。” 
　　“那，那，”成麟急得话都说不俐落了，“你不是开玩笑！ 
　　这事岂是可以闹着玩的？” 
　　“成三哥，”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你先不要急，我自有计较。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奉旨修园，又有太后在上面主持，你还怕没有木植？” 
　　成麟不曾经过大事，所以容易着急，此时听李光昭说得这么毫不在乎，看他的态度，先就象吃了颗定心丸似地。细想一想他的话，果然不错，便有沉不住气的自惭，陪笑说道：“你也莫怨我急！遇见了你，算我造化，指望在这桩差使上补个实缺，谁知道你竟说三年以后才能用你的木植，那一来明年慈禧太后万寿怎么办？我何能不急！” 
　　“嗐！”李光昭带些埋怨地，“原来，成三哥你想补缺，怎么早不跟我说？” 
　　“跟你说了怎么样？”成麟问道，“莫非你另有路子？” 
　　“不是另有路子。你早跟我说了，我那个自愿报效木植的禀呈，添上你一个名字，就说其中有你多少，一起报效，内务府几位大人一高兴，不就马上替你补缺了吗？”说到这里，李光昭又跌脚嗟叹：“咳！真正错过机会，你想想，惠而不费的事！” 
　　官迷心窍的成麟，果然大为懊丧，拉长了脸，皱紧了眉，唉声叹气，久久不绝。 
　　“不必，不北北北北如此。成三哥，官运有迟早，不过迟也迟不了多少时候。”李光昭说，“我在各省的木植，虽要在三年以后，才能用得上，另有一条路子，至迟明年夏天，就源源不断有得来。这要多花我十几万银子，也说不得了。” 
　　“太好了！”成麟把刚才的忧烦，抛到九霄云外，赶紧追问，“是怎么条路子？快快，请快说！” 
　　“你知道的，我跟洋商有往来，或者汉口，或者上海，或者福州、香港，我设法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进口，不就完了吗？” 
　　成麟喜心翻倒，真想给李光昭请个安道谢，但事机的转变太顺利，反令人不能相信，所以他牙缝里不自觉地爆出一句话来：“真的？” 
　　这句话问坏了，李光昭的脸色就象黄梅天气，层云堆积，阴黯无光，再下来就要打雷了！ 
　　“对不起，对不起！”成麟深悔失言，慌忙道歉，“我有这么个毛病，这两个字是句口头禅，一不小心就出来了。不相干，你别生我的气。” 
　　“自己弟兄，我生什么气？”李光昭慢慢恢复了平静的脸色，却又忽然放出很郑重的态度，“有句话，我得先说在前，最早得年底出京，木料买好运到，总在明年秋天。” 
　　明年秋天就赶不上用了，他这话不是明明变卦？追问再三，李光昭才表示盘缠已经花光，得要写信回去寄钱来，所以要到年底才能成行。 
　　“这好办！”成麟拍着胸脯说。 
　　也不知他是如何好办？只约了几个内务府的好朋友，请李光昭在广和居吃饭，奉为上宾，轮流敬酒。 
　　应酬之际，成麟特地为李光昭介绍一个陪客，说是他的表兄，是个汉军，旗名叫巴颜和，汉姓是李，正好跟李光昭认作同宗，兄弟相称。巴颜和行五，比李光昭年轻，名正言顺叫“大哥”，而李光昭看他一身配件，翡翠扳指，打簧金表，“古月轩”的鼻烟壶，知道是个有钱的主儿，便不肯以大哥自居，礼尚往来，叫他一声“五哥”。 
　　等酒醉饭饱，成麟约了李光昭和他表兄，一起到家。重新煮茗叙话，巴颜和对李光昭的家世经历，似乎颇感兴趣，断断续续地问起，李光昭仍是以前的那套话，又有意无意地，说是到京买了一大批“花板”，已经启运，现在只等汉阳的信到，立刻就走。话中隐约交代，资斧告绝，是因为买了花板，汉阳信到自然是汇银子来。 
　　于是巴颜和向成麟使了个眼色，两人告个罪，避到廊下，咕咕哝哝，讲了半天，再回进来时，成麟笑容满面，而巴颜和随即告辞，显然地，这是为了便于成麟跟李光昭密谈。 
　　“李大爷，”成麟问道：“我给你预备了五百两银子，你看够不够啊？” 
　　五百两银子回汉阳，盘缠很富裕了，但李光昭喜在心里，却不肯露出小家子气来。略一沉吟，徐徐答道：“也差不多了！好在明年还要进京，想买点儿吉林人参、关东貂皮送人，都再说吧！” 
　　成麟是跟他“放帐”的表兄借来的钱，已经说停当了，无法再借，所以这样答道：“不错，不错！这得慢慢儿访，才有好东西，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我替李大爷早早物色。” 
　　“拜托了！”李光昭煞有介事地拱拱手，“价钱不要紧，东西要好。” 
　　“是的。”成麟问道：“李大爷，你看那一天动身，我好收拾行李。” 
　　这意思是他要跟着一起出京。李光昭的脑筋很快，觉得这一下正好壮自己的声势，因而很快地答道：“我没有事了，说走就走。” 
　　于是商量行程，决定由天津乘海轮南下。但不能“说走就走”，内务府还得办公文，奏明皇帝，咨行有关省份，叙明有此李光昭报效木植一事，将来启运以前，由李光昭向该管州县报明根数长短、径大尺寸，转请督抚，发给护照，每逢关卡认真查验，免税放行。 
　　“这是奉了旨了！”成麟拿着内务府批复李光昭的公事说： 
　　“就跟钦差一样。” 
　　李光昭当差也很高兴，备办了一身光鲜的衣裳，用了一个十分玲珑的跟班，和成麟出京而去。 
　　木植的来路虽还渺茫，而内务府办事却快得很，已经接头了六家包商，分包圆明园的工程，奏折一上，慈禧太后特地传谕召见明善，细问究竟。明善面奏，“工程共分两期进行，第一明是安佑宫、天地一家春和清夏堂，年内就要上梁；第二期是大宫门、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上下天光等处，这得明年春天开工。” 
　　“明年不是‘太岁冲犯’，不宜开工吗？”慈禧太后问说。 
　　“跟圣母皇太后回话，”明善答道，“只要不动正梁就不碍。再说，‘圣天子百神呵护’，明年又是圣母皇太后四旬万寿，万万无碍。” 
　　慈禧太后也是颇为相信风水的，心里一直有些嘀咕，现在听明善这两句话，觉得合情合理。是啊，她在想，太岁冲犯，也得看看地方，太后、皇帝的事，太岁也不能不讲情面。 
　　怕什么？ 
　　不过天地一家春和清夏堂，都属于万春园的范围，算是为两宫太后所兴修，皇帝也应该有他自己的燕息之地。慈禧太后起了爱子之心，便即问道：“上下天光要明年才能兴工，眼前得先替皇帝修一两处地方，明年夏天好住。” 
　　“是！”明善答道：“奴才几个已经敬谨筹划过了，好得是‘双鹤斋’没有动什么，想尽快修起来，让皇上驻跸之用。” 
　　“双鹤斋？”慈禧太后静静回忆着，记起那就是“圆明园四十美景”中的“廓然大公”，在圆明园最大的一个池沼“福海”以北，背山面湖，除了正殿双鹤斋以外，还有规月桥、峭茜居、影山楼、披云径、倚吟堂、启秀亭、韵石淙等热名目，一共凑成八景。她还记得，双鹤斋后面有个大地，西北的水榭名为静嘉轩，有一年夏天，常在那里凭栏观荷。 
　　于是她问：“池子里的荷花，怕早就没了吧？” 
　　“是！”明善答道，“奴才已经派花儿匠补种。还有中路的树，也在补种了。” 
　　“对了！树要多种，没有树成什么园子。”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突然问道，“大家报效的款子，有了多少了？” 
　　提到这一层，明善便上了心事。上谕一下，反应极其冷淡但此时只有照实回答：“眼前还不到十万银子。” 
　　“还不到十万银子？”慈禧太后大为讶异，“报效的倒是些什么人啊？” 
　　“六爷领头报效两万，奴才不敢不尽心，可也不敢漫过六爷去，也是两万。”明善这样回答，隐然表示对恭王不满。这就象和尚化缘“开缘簿”一样，第一笔写得少了，一路下来都多不起来，如果恭王报效二十万，他就决不止于只捐献两万。 
　　“还有呢？” 
　　“崇纶一万、春佑三千、魁龄四千、诚明三千、桂清两千、文锡一万五。”明善磕一个头说：“奴才几个蒙天恩委任，恐惧不胜，只有尽力去办，就怕办不好。工程实在太大了！”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断然决然地说：“你们只要尽心尽力去办，没有办不通的。” 
　　明善是试探，而试探的结果，应该说是可以令人满意的。慈禧太后的言外之意，是不顾一切，非要把园子修起来不可！有此支持，不患料款两绌。明善便以工部左侍郎的本职，放手办事，一大车一大车的木料砖瓦，尽往海淀运去，工料款先欠着再说。 
　　这样大兴土木，京城里自然视作大新闻，茶坊酒肆，都在谈论。但看过邸钞中那道饬令大小臣工报效园工的朱谕的人不多，了解内幕的人更少。因此，稍知各衙门办事规制的人，无不奇怪，这样的大工，工部及户部两衙门，何以毫无动静？ 
　　户部和工部都是有意不管，但暗中有人力持正论，想设法打消此事，一个是工部尚书李鸿藻，一是个户部右侍郎桂清。这两个人都入值弘德殿，部里的事不大管。工部满缺尚书是佩内务府印钥的崇纶，自然支持明善父子，凡是与园工有关的拨款发料的公文，能瞒着李鸿藻，尽量瞒着。可是他们瞒不过桂清，因为他是内务府大臣之一。这一来就连李鸿藻也瞒不住了，他们俩的私交本来极好，由于对园工一事的看法相同，过从更密，内务府的一举一动，只要桂清知道的，李鸿藻亦无不了然。几次造膝密陈，苦口谏劝，说大乱甫平，正当与民休息，重开盛世，不可为此不急之务。又说圣学未成，必须刻苦向学，痛陈玩物丧志及光阴不再的大道理。甚至痛心疾首地切谏，此举大失人心，如果不及时停工，恐怕大乱复起。 
　　这些道理是皇帝所驳不倒的，而且对于开蒙的师傅，隐然有着如对严父的感觉，就能驳也不敢。唯有报以沉默，或者很吃力地想出话来捕塞。这使得皇帝深以为苦，召见贵宝，问起李鸿藻如何得能了解园工的细节，才知道出于桂清的泄露。 
　　那就很好办了，皇帝决定把桂清撵走。恰好盛京工部侍郎，出于圣祖第二十二子允枯之后的宗室奕庆，因为高年不耐关外苦寒，进京谋干，想调个缺，皇帝便命他留京当差，遗缺以桂清调补。桂清留下来的户部右侍郎一缺，皇帝提拔了“老丈人”，由崇绮以内阁学士调任。 
　　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安排很满意。果然，李鸿藻讲话的次数少了，就是有所谏劝，因为对内情隔膜，也比较容易搪塞。而最主要的是，皇帝自觉权力收放由心，无所不可，因而能够放开手来做自己爱做的事。 
　　象慈禧太后一样，他也亲自参与园工细节的策划，经常用朱笔画了房屋格局、装修花样，交到内务府照办。同时很想再去看一次工程，顺便逛一逛闹市。 
　　一动这个念头，首先就想到小李，只要跟他说了，他一定不肯痛痛快快答应，皇帝实在有些不耐烦，所以预先想了一个制他的办法。 
　　这天没有书房，没有“引见”，传完午膳才十一点钟，皇帝把小李找了来，轻声说了句：“去找车来，到海淀去看看。” 
　　小李跪了下来，刚说得一声“万岁爷”，便让皇帝打断了话。 
　　“少噜苏！你倒是去不去？你不去，我另外找人。” 
　　小李从未见过皇帝对他有这种不在乎的态度。他知道有好些人妒忌他得宠，无时无刻不是在找机会巴结，只要自己再迟疑一下，皇帝立刻就会另外找人，而且不愁找不到人。 
　　“是！”小李非常见机，先痛快地答应着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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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小李一面悄悄分派车辆，通知内务府接驾，一面在暗中打主意，看样子皇帝决不止于以圆明园之行为满足，如果说要“上街去逛逛”，应该如何应付？有那些地方是可以逛的； 
　　那些地方是皇帝逛了以后会觉得有趣的？ 
　　这是两回事。小李认为车子在街上走一走，或者逛个野庙古寺的，也还不妨，但皇帝未见得会有此兴致。那么皇帝是想逛些什么地方呢？破题儿第一遭的事，小李一点边都摸不着，想来想去，只得四个字的主意：随机应变。 
　　回到寝宫，只见皇帝已换了一身便衣，穿一件玫瑰紫黄缎的猞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的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湖色纺绸腰带，带子上拴着两个明黄缎的绣花荷包，头上缎帽、脚下缎靴，帽结子是一块红宝石。这副打扮是皇帝跟载澂学的，翩翩风度，不及载澂来得英俊，却比载澂显得儒雅。 
　　小李笑嘻嘻地把皇帝打量了一番，立刻就发现有一处地方露了马脚，便跪下来抱着皇帝的腿说：“奴才斗胆，跟万岁爷讨赏，求万岁爷把腰上的那对荷包，赏了给奴才。”皇帝立刻会意，一面捞起嵌肩下幅，一面问道：“你敢用？” 
　　“这个包儿，谁也不敢用！万岁爷赏了这对荷包，奴才给请回家去，在正厅上高高供着，教奴才家里的人，早晚一炷香，叩祝万岁爷长生不老，做万年太平天子。” 
　　皇帝笑着骂道：“猴儿崽子！有便宜就捡。”说着依旧捞起嵌肩下幅。 
　　这意思是准了小李的奏请，让他把荷包解了下来，小李喜孜孜地替皇帝换了对蓝缎平金的荷包，又叩头谢赏。 
　　“你也得换衣服啊！” 
　　“是！”小李问道：“不就上圆明园吗？” 
　　到圆明园去，小李就无须更衣，他这样问是一种试探，皇帝老实答道：“先到街上逛逛，回头有工夫再说。” 
　　“这…　。”小李不敢显出难色，只这样说：“就怕巡城御史或者步军统领衙门知道了，许多不便。” 
　　“怕什么，有我！”皇帝又说：“京城里那么大，‘万人如海一身藏’，只要你当心一点儿，谁也不知道。”皇帝接着又问：“什么叫‘庙市’？我想去看看。” 
　　庙市怎么行？小李心想，游人极多，难免有在内廷当差，见过天颜的，就此泄露真相，才真是“许多不便”，而且常有地痞滋事，万一犯了驾，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然而这决不能跟皇帝说实话，说了实话一定不听，只好骗一啤。“今儿不巧，”他故意数着手指说，“庙市是初二土地庙、初三花儿市、初四初五白塔寺、初六初七护国寺、初八初九隆福寺；今儿初十，正好没有。” 
　　“那就上前门外去逛逛。我得看看‘查楼’是个什么样子。” 
　　“奴才可不知道‘查楼’在那儿。” 
　　“到那儿再打听，打听不着也不要紧。” 
　　有了这句话，小李就放心了，换了一身衣服，陪着皇帝，悄悄地从西北角门出宫，从东面绕回来，一直出了旗人称为“哈达门”的崇文门。 
　　大驾出城，一直是走虽设而常关的正阳门，出警入跸，坦道荡荡，一直不曾见过杂乱喧哗的闹市景象，因此皇帝拨开车帷一角，目不转睛地看着，心里也象车外一样地乱，说不出是好奇、困惑还是有趣？但有一个念头，常常泛起，百闻不如一见，书本上所描写的市井百态，常常无法想象，如今亲眼一看，差不多都明白了。 
　　正在窥看得出神的时候，那辆蓝呢后档车，忽然停了下来，皇帝便轻轻叫一声：“小李！” 
　　跨辕的小李跳下车来，也正要跟皇帝回话，他拨开车帷，轻轻说道：“奴才去打听‘查楼’。” 
　　“嗯！”皇帝点点头，又说：“有人的地方，可别自称‘奴才’，也别叫我‘万岁爷’。那不露了马脚？” 
　　“那，那，”小李结结巴巴地说，“那就斗胆改一个字，称‘万大爷’？” 
　　“大爷就是大爷！还加上个姓干什么？” 
　　“是！大爷。” 
　　小李答应着，管自己去打听“查楼”。皇帝这时候比较心静了，默地背诵着一首诗： 
　　“春明门外市声稠，十丈轻尘扰未休。雅有闲情征菊部，好偕胜侣上查楼；红裙翠袖江南艳，急管哀弦塞北愁！消遣韶华如短梦，夕阳帘影任勾留。” 
　　一面默，一面想象着红裙翠袖，急管繁弦的光景，恨不得即时能作查楼的座上客。 
　　“打听到了。”小李掀开车帷说，声音很冷怠。 
　　“在那儿？” 
　　“敢情就是肉市的广和楼，”小李说道，“实在没有什么好逛的。” 
　　“不管了！去看一看再说。” 
　　于是车子转西往南，刚一进打磨厂，只听人声嘈杂，叫嚣恶骂，仿佛出了什么事似的。皇帝从未听见过这种声音，一颗心立刻就悬了起来。掀帷外望，只见路中心对峙着两辆极华丽的车子，两名壮汉戟指相斥，几乎就要动武，四下看热闹的人，正纷纷围了上来。 
　　“走，走！往回走！”他听见小李急促地在喊。 
　　然而已经晚了，后面的车子涌了过来，塞住来路，只得“搁车”。过了一会，小李又来回奏，说是礼王府和贝勒奕劻家的车争道，互不相下，两家的主人都喝不住。 
　　“那不要反了吗？”皇帝很生气地说。 
　　一句话未完，只听“叭哒、叭哒”的响声，极其清脆地传了过来，小李立刻欣慰地说：“好了，好了！巡街御史到了！” 
　　果然，豪门悍仆，什么不怕，就怕巡街御史，一听“响鞭”声，顾不得相骂，各自上车赶开。霎时间，车走雷声，散得无影无踪，而小李则比那些人还要害怕，深怕泄露真相，催着车伕，从东河沿回城。查楼始终没有看到，不过皇帝倒体谅小李，虽白跑了一趟，并不怪他。 
　　一回宫皇帝就听总管太监张得喜奏报，说皇后违和，于是皇帝便又到承乾宫去探视皇后。病是小病，只不过玉颜清瘦，并未卧床。 
　　要药方来看，已有四张，皇帝才知道皇后病了好几天了，虽是感冒微恙，究竟疏于慰问，内心不免歉然，所以问长问短，显得极其殷勤。 
　　等皇后亲手奉茶的时候，皇帝忽然说道：“我看你换个地方住吧！” 
　　好端端地，如何想出这话来？皇后微感诧异，便即问道： 
　　“皇上看得这里，那儿不好？” 
　　“我怕这屋子…　。” 
　　皇帝缩口不语，因为怕说出来会使皇后心生疑忌。承乾宫是东六宫中很有名的一座宫殿，在明朝一向为贵妃的寝宫，崇祯朝宠冠一时的田贵妃就住在这里。到了顺治年间，相传为董小宛的董鄂妃，也住在这里，这异代的两位宠妃，都不永年。道光年间，皇帝的嫡亲祖母孝全成皇后，大正月里暴崩于此，死时才三十三岁，宫中相传是得罪了恭慈皇太后，服毒自杀的。总而言之，在皇帝的感觉中，“这屋子不大吉利”！ 
　　皇后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但也不便追问，只觉得承乾宫近依慈安太后的钟粹宫，慈爱荫拂，没有什么不好，因而含笑不语，无形中打消了皇帝的意思。 
　　“你阿玛到差了没有？”皇帝问。 
　　问到后父，皇后再一次谢恩，但崇绮是否到了差？皇后不会知道，同时觉得皇帝这话问得奇怪，“我在宫里，”她这样笑道，“那儿知道啊？” 
　　皇帝想想不错，“倒是我问得可笑了。”他说，“也是你阿玛运气好，正好有这么一个缺，户部堂官的‘饭食银子’，每个月总有一千两。” 
　　“那都是皇上的恩典。”皇后又说，“听说桂清为人挺忠心的，有机会，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的好。” 
　　“哼！”皇帝冷笑，“本来是看他在弘德殿行走的劳绩，有意让他补户部侍郎的缺，调剂调剂他，谁知道他不识抬举，专爱捣乱。” 
　　“喔，怎么呢？”皇后明知故问地。 
　　“他跟李师傅搅和在一起，专门说些让人不爱听的话。” 
　　“话不中听，心是好的。”皇后从容答道，“史书上不都说，犯颜直谏是忠臣吗？” 
　　“就为了成全他自己忠臣的名声，把为君的置于何地？”皇帝摇着手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有些话，都故意那样子说说的，根本没有那回事儿。” 
　　“是！”皇后先答应一声，看皇帝并无太多的愠声，便又说道：“史书上记那些中兴之主的嘉言懿行，皇上可不能不信。” 
　　皇帝默然。沉吟了一会，忽然问道：“你说说，你愿意学那一位皇后？” 
　　“历代的贤后很多，”皇后想了一下，“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明太祖的马皇后，都了不起。” 
　　“本朝呢？” 
　　“本朝？”皇后很谨慎地答道，“列祖列宗，都该取法，尤其是孝贤纯皇后。” 
　　这等于把皇帝拟作高宗。皇帝一向最仰慕这位得享遐龄的“十全老人”，听了皇后的话，自然高兴。 
　　就这样谈古论今，而出以娓娓情话的模样，皇帝感到很少有的一种友朋之乐。皇帝有时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他没有朋友，勉强有那么点朋友味道的，只有一个载澂，然而载澂虽比他大不了一两岁，却比他懂得太多。因此，皇帝跟载澂在一起，常有争胜之心，而有时又得顾到君臣之分，这样就很难始终融洽，畅所欲言。 
　　跟皇后不同，皇帝认为“状元小姐”自然是才女，学问上就输给她也不要紧，而况又没有外人听见，不必觉得着惭。当然，皇后受过极好的教养，出言非常谨慎，从不会伤害到皇帝的自尊心，只是相机启沃，随事陈言，如果皇帝沉默不答，她亦很见机，往往就此绝口不提。而遇到皇帝有兴趣的话题，即使她无法应答，也一定凝神倾听，让皇帝能很有劲地谈下去。 
　　谈到起更，宫女端上来特制的四色清淡而精致的宵夜点心，皇后亲自照料着用完，宫女来奏报，说宫门要上钥了。 
　　这意思是间接催问皇帝，是不是住在承乾宫？皇后懂她的用心，却不肯明白表示，只说：“再等一会儿！” 
　　皇帝自然也知道。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却颇为踌躇。想到慈禧太后，又想到慧妃，再想到皇后，如果这一天住在承乾宫，明天说不定又被传召到长春宫，要听一些他不爱听的话，而皇后则至少有三、五天的脸色好看。一想到慈禧太后对皇后那种冷淡的脸色，皇帝就觉得背上发凉。 
　　“我还是回去吧！”皇帝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头也不回，他怕自己一回头，看到皇后就会硬不起心来。 
　　一回到乾清宫，在皇帝顿如两个天地。迢迢良夜，世间几多少年夫妇，相偎相依，轻怜蜜爱，而自己贵为天子，却必得忍受这样的清冷凄寂，如何能令人甘心？ 
　　“万岁爷请歇着吧！”小李悄然走来，轻声说道：“奴才已经叫杨三儿在铺床了。” 
　　杨三儿是个小太监，今年才十四岁，生一双小爆眼，唇红齿白，伸出手来，十指尖尖，象个女孩子。这一夜就是他关在屋里，伺候皇帝洗脚上床。 
　　第二天就起得晚了，在书房里，觉得头昏昏地，坐不下去，托词“肚子不舒服”，早早下了书房。跟军机见面，也是草草了事，另有两起“引见”，传谕“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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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年下，园工暂停，各衙门封印。这年京里雨雪甚稀，所以清闲无事的官员，在家围炉纳福的少，在外玩乐饮宴的多。最普通的玩法，就是约集两三至好，午后听完徽班，下馆子小酌，日暮兴尽而归。 
　　因此，饭馆跟戏园都是相连的，而每家饭馆，无不预备胡琴鼓板，为的客人酒酣耳热之际，要“消遣”一段，立刻可以供应。前门外几家有名的饭馆，广和居、福兴居、正阳楼、宣德楼、龙源楼，入夜无不大唱皮簧，唱得好的，可以使行人驻足，有个翰林王庆祺就有这样的魔力。 
　　这天是他跟一个同僚张英麟，听完程长庚和徐小香的《镇澶州》，在宣德楼吃饭，一时技痒，张英麟操琴，王庆祺学着徐小香唱了一段小生戏。 
　　王庆祺在小生戏上，颇有功夫，又是天生一条翎子生的嗓子，清刚遒健，真有穿云裂帛之概。“力巴看热闹，行家看门道”，王庆祺又不仅嗓子让外行欣赏，咬字运腔，气口吞吐，废寝忘食地，下过不少琢磨的苦工。加上张英麟的那把胡琴，因为常在一起“消遣”的缘故，衬得严丝合缝，把王庆祺的长处，烘托得如火如荼，而偷巧换气的地方，包得点水不漏。所以一曲既罢，左右雅座和帘外倾听的食客、跑堂，喝采的喝采，赞叹的赞叹，都巴望着再听一段。 
　　王庆祺和张英麟，也都觉得酣畅无比，但京师是藏龙卧虎之地，切忌炫耀，讲究的是“见好就收”。王庆祺倒还兴犹未尽，而张英麟自觉这段戏，这段胡琴，都颇名贵，“人间那得几回闻”？因而不待王庆祺有所表示，便将弓往轴上一搭，拿胡琴套入一个布满垢腻的蓝布套中，顺手取一块手巾，使劲擦着手。 
　　就这时门帘一掀，闯进一个十八岁的华服少年，后面跟着个穿了簇新蓝洋布棉袍的俊仆。张英麟始而诧异，继而恼怒，这样擅闯客座，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正想开口叱斥，只见王庆祺已在跟那少年搭话了。 
　　“尊驾找谁？” 
　　“找那唱《镇澶州》的。”华服少年答说，声音平静从容，但听来字字如斩钉截铁，别具一种威严。 
　　王庆祺看到那少年的帽结子是一块紫红宝石，心想大概是那家王府中的子弟，荫封的镇国公之类，公爵的顶戴，不就是宝石吗？ 
　　有此警觉，王庆祺不敢怠慢，“喔，就是我。”他说，“偶尔消遣，不中绳墨，贻笑了！” 
　　华服少年点点头：“不必谦虚。唱得很好，弦子也托得好。” 
　　“那是敝友。”王庆祺指着张英麟说。 
　　华服少年看着他微微笑了一下，接着转脸又对王庆祺说： 
　　“你能不能再唱一段我听？” 
　　王庆祺回脸去看张英麟，他脸上是困惑好奇的神色，也没有发觉王庆祺的征询的眼色，那就不管他了。“可以！”王庆祺说：“我再唱一段二六，请教！” 
　　张英麟这时有些如梦方醒的模样，既然王庆祺已经答应人家，自然不能不算，便拿起胡琴，坐了下来。那俊仆却不待主人逊座，自己动手端了张椅子，放在王庆祺对面，用雪白的一块手绢擦干净，才叫一声：“大爷！” 
　　大爷便毫不客气地坐了起来。听胡琴“隆得儿”一声，王庆祺张口就唱，同时把一条腿踡曲着，做成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两手合在一起搓弄着，是耍手铐上的链子的“身段”，这就不用听，便知王庆祺唱的是《白门楼》。 
　　王庆祺因为有知音之感，这段《白门楼》唱得格外用心，把穷途末路，万般无奈，以及犹存万一之想的贪生的哀鸣，曲曲传出。等唱完了，放下腿来，拱拱手矜持地笑道：“见笑，见笑！” 
　　“真不错。”华服少年问道：“你在那个衙门当差啊？” 
　　“我在翰林院。我叫王庆祺。” 
　　“喔！”华服少年问道：“你是翰林吗？” 
　　“对了！”王庆祺答道，“翰林院检讨。” 
　　“那么你是戊辰科的罗？”华服少年问。他的算法不错，王庆祺应该是同治七年戊辰科的进士，点为庶吉士，到同治十年大考、散馆、留馆，授职为检讨，不然就该转别的职位了。 
　　但王庆祺却不是，“我是庚申科的。”庚申是咸丰十年。 
　　“中间因为先父下世，在籍守制，所以耽误了。” 
　　华服少年又指着张英麟问：“他呢？” 
　　“这是张编修。”王庆祺代为回答。 
　　“你们是同年？” 
　　“不是！”这次是张英麟自己回答：“王检讨是我前辈，我是同治四年的。” 
　　“你是山东人？”华服少年问他。 
　　“山东历城。” 
　　“名字呢？” 
　　这话问得很不客气，张英麟怫然不悦，但就在这时候，王庆祺抛过一个眼色来，他便忍气答道：“张英麟。” 
　　华服少年点点头，转脸向他的俊仆看了一眼，仿佛关照他记住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似的。 
　　“今天幸会。”王庆祺将手一伸肃客，“不嫌简慢，何妨同饮？” 
　　“不必！”华服少年摇摇头又问：“你的小生戏是跟谁学的？” 
　　“我是无师自通。喜欢徐小香的路子，有他的戏，一定去听，有时也到他的‘下处’去盘桓。日积月累，自觉还能道得其中的甘苦。” 
　　“‘下处’？”华服少年回头问他的俊仆：“什么叫‘下处’？” 
　　“戏班子的所在地叫‘大下处’。”王庆祺答说，“成名的角儿，自立门户，也叫下处。” 
　　“喔，那就是说，你常到他家去玩儿？” 
　　“对了。” 
　　“最近外头有什么新戏？” 
　　“很多。‘四箴堂’的卢台子，编了好几出老生戏…　。” 
　　“我是说小生戏。”华服少年打断他的话说，“生旦合串的玩笑戏。” 
　　“这…　，一时倒想不起来。” 
　　谈到这里，一直侍立在旁的俊仆开口了，“大爷！”他说，“请回吧！别打搅人家了。” 
　　华服少年点点头，站起身来把手摆了两下，似乎不教主人起身送客。然后，踏着安详的步伐，回身走了。 
　　“这是什么路道？”张英麟不满地，“好大的架子！” 
　　“轻点！”王庆祺说，“我猜是澂贝勒。” 
　　“不对。澂贝勒我见过。” 
　　“反正一定是王公子弟。慢慢儿打听吧。” 
　　话虽如此，王庆祺年下要躲债，避到他京东的一个同乡家，没有闲心思去打听。送灶那天，张英麟不速而至，一见面就说：“我找了你好几天，真把我累坏了！”他又放低了声音，叫着他的号说：“景琦！你知道咱们那天在宣德楼遇见的是谁？” 
　　“是谁？” 
　　“是皇上。”张英麟唯恐他不信似的，“千真万确是皇上。” 
　　王庆祺又惊又喜，只是不断眨眼发愣，张英麟却有些惴惴然，看见王庆祺的神态，越发不安，于是把他特地找了来，想问的一句话说了出来。 
　　“景琦，”他小声说道：“这会不会是一场祸事？” 
　　“祸事？”王庆祺翻着眼反问：“什么祸事？” 
　　“咱们俩这么在饭庄子里拉胡琴唱戏，不是有玷官常吗？” 
　　“嗐！你是怎么想来的？”王庆祺觉得他的话可笑，“照你的想法，那么皇上微服私行，又该怎么说呢？” 
　　这话自是教张英麟无从置答，然而他也不能释然，虽不知祸事从何而来，总觉得这样的奇遇，过于反常，决非好事。 
　　王庆祺觉得他这样子，反倒会闯出祸来，便多方设譬，说这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应持之以镇静，视如无事，则简在帝心，不定那一天发现名字，想起旧事，皇帝会酬宣德楼上一曲之缘，至少放考差、放学政，一定可以占不少便宜。 
　　“是的，‘持之以镇静，视如无事。’千万不能乱说，否则都老爷闻风言事，你我就要倒大霉了！” 
　　“对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可让另外人知道，切记，切记。” 
　　等张英麟如言受教而去，王庆祺一个人坐着发呆。他那表叔只见他一会儿攒眉，一会儿微笑，跟他说话，答非所问，支支吾吾，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便有些害怕了。 
　　“景琦，”他推着他问，“莫非你得了痰症？年近岁逼，你可千万不能替我找麻烦！” 
　　这一下王庆祺才醒悟过来，定定神说道：“表叔，我要转运了！”他把遇见皇帝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那表叔吓一大跳：“真有这样的事？” 
　　“你不看我那朋友，大年下四处八方找我，为了什么？就为了告诉我这个消息。事情一点不假，机会也是太好了，就看我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王庆祺说，“抓住了，好处多的是，说不定一迁一转，明年就能放个知府好缺，一洗穷翰林的寒酸。” 
　　听他说得这样子确凿不疑，他的表叔也代他高兴。于是王庆祺就要借钱，因为他要出门办事，而一出门就可能会遇见债主，非还帐不能过关。 
　　借到了钱，有一百两银子揣在身上，王庆祺便去找两个人，一个姓李，是个独眼龙，取“一目了然”之意，自号“了然先生”，而别人都喊他“李五瞎子”；另一个姓孙，行三。李五和孙三，跟卢台子一样，都能编戏，王庆祺就是想跟他们去弄几个小生戏的本子过来。 
　　私房秘本，自然不肯出手。王庆祺是早就算到了的，另有一套说法，说是奉密旨缮进，交升平署搬演。宫内一演，外面必定流行，岂不是一炮而红？同时答应将来抄出大内昆腔的本子，供他们改编皮黄之用，以为交换。 
　　这一下说动了李五和孙三，每人给了一个秘本。王庆祺便到琉璃厂的南纸店，买了上好的宣纸，叫店里的伙计，打好朱丝格，带回他亲戚家，聚精会神地用端楷誊正，再送到琉璃厂用黄丝线装订成册。 
　　这两个本子，一个是李五瞎子所编的《悦来店》，取材于一个没落的旗下达官所写的《儿女英雄传》，安公子在悦来店巧遇侠女何玉凤的故事。另一个名为《得意缘》，描写落魄书生卢昆杰，为“山大王”看中，许以爱女狄云鸾。后来卢昆杰发觉老丈人竟是打家劫舍的“寨主”，不甘辱身盗窟。而狄云鸾倒也深明大义，为成全夫婿弃暗投明的意愿，临时授以“雌雄镖”绝技，卢昆杰得以一路击退守路的头目，安然下山。这两个本子，都是小生戏，都有旦脚，允文允武。场子相当热闹，王庆祺揣摩皇帝的意旨，认为一进呈必蒙嘉许。 
　　但是，进呈得有条路子，最简捷有效的，是找御前当差的太监，不过得要花钱，钱数多少，视身分而定。王庆祺心想，这非得找张英麟不可，他是那里得来的消息，便由“那里”设法进呈。 
　　“路子倒有，我怕惹祸。” 
　　“你无须怕！”王庆祺指着那两个装潢得异常精致的本子说：“你看看后面！有祸我独当，有福则必是同享。” 
　　张英麟翻到最后一页，只见末尾写着一行蝇头小楷：“臣王庆祺跪进”。便点沣头说：“也罢！我找人去办。” 
　　他找的是一个他的同乡，开饭庄子的郝掌柜，跟宫中的太监很熟，讲明四十两银子的使费，一定进到乾清宫，不过日子不能限定，要看机会。 
　　“可以，可以。”张英麟特别叮嘱：“可要说清楚，是翰林院王检讨王庆祺所托。银子请你垫上，年内一定归还。” 
　　“银子小事。”郝掌柜好意问道：“不过你何必买了花炮给别人放？” 
　　张英麟不敢说怕惹祸的话，因为这一说，郝掌柜可能会迟疑顾虑，事情就办不成了。“其中有个缘故，”也说，“改天得闲，我跟你细谈。” 
　　郝掌柜倒真是热心人，经手之际，自作主张，说明是王庆祺跟张英麟两个人“对皇上的孝心”。受托的那个太监，便找了乾清宫的太监梁吉庆，转托小李进呈。 
　　“你拿了人家多少钱？”小李笑道，“跟我说了实话，我替你办。” 
　　“包里归堆四十两银子，你也看不上眼，我也不忍心要。 
　　你瞧着办吧，能行就行，不行把东西退给人家。” 
　　话说得相当硬，小李颇为不悦，真想把“东西退给人家”，但打开本子一看，改变了念头，这是皇帝的好消遣，何妨留下。 
　　“好吧！我瞧着办。” 
　　转眼间过了年，上灯那天，有道明发上谕： 
　　“翰林院编修张英麟、检讨王庆祺，着在弘德殿行走。钦此！” 
　　这道上谕一发抄，顿时成了朝士的话题。“弘德殿行走”就是师傅，张、王二人，不论资望、学问，都够不上资格在弘德殿行走，何以忽有这样的旨意？是不是出于那位大老的举荐？大家都想打听一下。 
　　谈到弘德殿当差的人的进退，最了解的自无过于李鸿藻，所以有那好事的，特地向他去打听。 
　　李鸿藻已经知道内幕，但不肯明言，因为一则他是方正君子，说破了张、王二人的进身之阶，不独有损圣德，而且近乎背后论人短长；二则因为谏劝园工，皇帝对他有点“赌气”的模样。年前因为皇帝亲政后，初遇元旦，而这年又逢慈禧太后四旬万寿，特地以“家人”的情谊，加恩近支亲贵，由孚郡王奕劻开始，直到醇王的儿子载湉，赏银子、赏顶戴、赏花翎，论大家高高兴兴过个年。此外在腊月芒又特颁一道上谕，表明两宫太后及皇帝最看重的“中外王大臣”： 
　　“明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四旬大庆，并联亲政后初届元旦令辰，业经加恩近支王贝勒等，因思中外王大臣有勤劳素著者，亦宜特沛恩施，恭亲王、文祥、宝鋆，均着交该衙门从优议叙；沈桂芬着赏给御书匾额一方；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多罗贝勒奕劻、公景寿，均着赏穿带素貂褂；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均着交部从优议叙，用示宣纶锡羡至意。” 
　　军机大臣中，无不蒙恩，独有帝师李鸿藻例外，只是皇帝又赏李鸿藻的生母姚太夫人匾额一方，御笔“锡类延龄”四字。这意思就很明白了，皇帝对李鸿藻颇致不满，赏那方匾额，无非“面子帐”，同时也是隐隐讥责：自己尽孝不可阻拦皇帝尽孝。凡是谏阻园工者，皇帝和内务府的那班人，都认为是在打击皇帝的孝心。 
　　为此，李鸿藻不能不格外谨言慎行。这虽是明哲保身之计，实在也是为了大局。如今近臣之中，能够对皇帝剀切陈词而使得皇帝无可如何，不能不稍存忌惮之心的，还只有这么一位为他开蒙的师傅。倘或操之过急，师弟之间破了脸，就更难进言了。 
　　当然，李鸿藻不肯说，自有人肯说，不久，张，王二人蒙皇帝“特达之知”的来历，传播人口，已不成其为秘密。有跟张英麟、王庆祺熟识的，直言相询，张英麟觉得颇为受窘，而王庆祺却不在乎，笑笑不答。 
　　由于两人的想法不同，所以张英麟一到弘德殿，便觉局促不安，特别是看见徐桐那副道貌俨然，总是瞟着眼看他和王庆祺的样子，更如芒刺在背，迫不得已，只好常常告病假。 
　　王庆祺则当差当得很起劲，对李鸿藻和徐桐，坦然执后辈之礼，而遇到侍读时，却当仁不让。他是代替翁同龢的一部分职司，为皇帝课诗文，每次入值，总有些题外之话，形迹相当亲密，使得徐桐既妒且羡，就越发没有好脸嘴给王庆祺看了。 
　　“稗官说部，虽小道亦有可观焉！”皇帝有一天跟王庆祺说，“采风问俗，亦宜浏览。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没有？” 
　　“是！”王庆祺答道，“容臣到琉璃厂访查回奏。” 
　　“好！”皇帝又叮嘱一句：“明天就要回话，有话你跟他们说好了。”他们是指小李及乾清宫的总管太监张得喜等人。 
　　王庆祺名为“师傅”，其实已成佞臣，因而已无法保持翰林的清望，与皇帝左右的太监常有交往。当时体会得皇帝的意思，是觅几部谈风花雪月的小说，交给太监转呈。于是便又到琉璃厂去溜了一趟，买了一部《花月痕》、一部《品花宝鉴》，等小李来讨回话时，随手带了进去。 
　　皇帝如获至宝，当天就看到深夜，还不肯释手。第二天起，得晚了，误了“书房”，索性又看，看到七点钟，才看奏折，第一个就是文祥销假请圣安的折子，心里便有些嘀咕，怕这天军机见面时，他有一番令人不入耳的话要说。 
　　正在发愣，小李用银盘托进一根“绿头签”来，是内务府大臣明善请见。皇帝便问：“他有什么事？” 
　　“听说是为双鹤斋的工程。” 
　　双鹤斋限期一个月内修好，是皇帝在十天以前所下的手谕，明善为此有所奏请，不能不见，点点头说：“叫他来吧！” 
　　这一召见，使得皇帝大不痛快。明善奏报京内外报效园工的款子，一共才得十四万八千两，而双鹅斋虽是小修，亦需二十万两银子。因为限期赶修，特向户部商量借款，那知户部一口拒绝，有了“难处”，所以来面奏取旨。 
　　“当初你们是怎么说来的？”皇帝厉声诘责，“如今左一个‘有难处’，右一个‘有难处’，教我怎么办？” 
　　“不是奴才敢于推诿，实在是大家不肯同心协力，奴才几个商量，总要皇上有一道切实的上谕，事情才会顺利。”明善又说：“至于双鹤斋的工程，奴才那怕倾家荡产，也要上报鸿恩，赶在皇上万寿之前先修出来。” 
　　因为有后面这段输诚效忠的话，皇帝的气平了些，想了想说：“你先下去！等我看看再说。” 
　　等明善退下，就到了御养心殿接见军机的时刻。对文祥自然有一番慰问，文祥久病衰弱，说不动话，只说：“奴才有个折子，请皇上鉴纳。” 
　　他的奏折，当天下午就递了进来，是文祥的亲笔： 
　　“上年十月间，奴才在奉天恭读邸抄，‘修理圆明园’谕旨，仰见我皇上奉养两宫太后，曲尽孝思，无微不至。奴才虽知此举工程浩大，难以有成，惟业经明降谕旨，自不容立时中止。而中外臣民皆以当兹时势，不宜兴此巨工，众论哗然，至今未息。伏查御史德泰，前曾奏请加赋修理圆明园工程，当经恭亲王及奴才等与内务府大臣会议后，于召对时蒙两宫皇太后圣明洞鉴，以及加赋断不可行，即捐输亦万难有济，是以未经举行。天下臣民，恭读谕旨，莫不同声称颂；兹当皇上亲政之初，忽有修理圆明园之举，不独中外舆论以为与当年谕旨，迥不相符，即奴才亦以为此事终难有成也！盖用兵多年，各省款项支绌，现在被兵省分，善后事宜及西路巨饷，皆取给于捐输抽厘，而厘捐两项，已无不搜括殆尽，园工需用浩繁，何从筹此巨款？即使设法捐输，所得亦必无几，且恐徒伤国体而无济于事也。” 
　　读到这里，下面是两句什么话，不用看也就知道了。皇帝叹口气，把文祥的奏折一丢，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殿廷高敞，而在他的感觉中，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几乎不可片刻居了。 
　　后院中月色溶溶，从梨花、玉兰之间，流泻在地，映出浓浓淡档的一片暗阴，春夜的风味如酒，皇帝静静地领略了一番，忽然想到瑜嫔。正想开口，只听交泰殿的大钟响了起来，缓重宽宏的钟声，共是九下，宫门早已下钥，而且召幸瑜嫔得要皇后钤印，辗转周折，过于费事，不由得意兴阑珊，叹口气仍旧回到东暖阁。 
　　“万岁爷歇着吧！”小李这样劝说。对于皇帝的百无聊赖的情状，他自然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难过，只是想不出可以为皇帝遣愁破闷的方法。 
　　这一夜皇帝依然是看小说消磨长夜。文祥的奏折，留中不批，明善的面奏，自然亦无下文。这样等了两天，才由太监口中传出话去，要皇帝向军机面谕，或者降旨明定由户部设法拨款兴修圆明园，是决不可能的事，因为皇帝已经很清楚，说了也无用，无非徒惹一场闲气！ 
　　这对内务府来说，自是令人沮丧的消息，然而事情并未绝望，京里不行，京外还有办法可想。明善等人原来就有打算，凡是富庶的省分，都得报效，只是第二步的办法，不能不提前来用而已。 
　　于是仍旧由明善进宫面奏，请求皇帝授权内务府，行文两湖、两广、四川、浙江各省，采办楠木、柏木、陈黄松等大件木料各三千根，所需工料款，准各省报部作“正开销”，并在一个月内报明启运日期，以资急用。 
　　这当然可行。明善回到内务府立即办理咨文，开明清册，到兵部请领了火牌，用专差分递。一个月限期将到，浙江巡抚杨昌浚首先有了复文，但不是报明启运日期，是说“浙省无从采办，请饬内务府另行设法。”他说：“浙省向无大木，例不责令办解”，如果浙江有大木可办，“断不敢饰词诿卸，无如限于地利，穷于物产，实非人力所能强致。”同时又举了一个实证，上年奉准建造“海神庙”，所用梁柱，是在上海采办的洋木，倘或浙江出产大木，戋戋之数，何必外求？又说：“杭州省城内外，向多宽大庙宇，为列圣南巡临幸之所，军兴以后，尽成焦土，迄今十余年之久，并无一处起造，虽因民力未充，而其购料之难，亦可概见。”言外余音，大有此时不宜兴修园林之意。 
　　接着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奏折。他说，道光初年，奉旨采办楠柏四百余根，是在距省城数十站的打箭炉，一处“老林”中开厂砍伐，那里离水路甚远，中间隔着崇山峻岭，披荆斩棘，开辟运道，费了好几年的工夫才能搬运出山。这一次所需的数量，比前次多出数倍，而深山之中，因为经过兵火，烧的烧，砍的砍，成材巨木，极为罕见。必须多派干员，分赴夷人聚居之处，带同樵夫向导，深入老林寻觅，如有合适的木料，又要勘查道路，倘或中间隔着悬崖深涧，插翅难渡，便不得不加以放弃。即令能够运出山去，还要顾虑水路，嘉定雅州以上，都为山溪小河，舟楫不通，大木必须逐根漂放到嘉定大河，方能扎筏东下。 
　　这两个折子，皇帝左看右看，找不出可以驳斥的地方，只好批了个“着照所请”。与务府的人，得到消息，急得跳脚，都是这样一通奏折，便轻轻卸除了千钧重担，圆明园拿什么来修？尤其是四川总督吴棠，身受慈禧太后天高地厚之恩，内务府谅他说什么也要竭诚报效，所以抱着极大的希望，那知亦来这么一套推诿的说词。所谓“恳请展缓限期”原是句试探的话，如果严限办理，则吴棠掏私囊现买大木料，当亦在所不惜，如今“着照所请”，这一“展限”就遥遥无期，不用指望了。 
　　皇帝到底年轻，处事不够老练，明善等人，忧心忡忡，发觉此事做得相当冒失，大有难乎为继之势，然而已是骑虎难下！于是几个堂官召集得力的司官，悄悄聚会，密筹应付之道。 
　　“事情到了头上了，说不上不算，只有硬顶着！”总司园工监督的贵宝，心中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希望把园工搞大，到不可收场之际，能把慈禧太后搬动出来，主持大计，所以这样极力主张。他说：“前年大婚，开头那会儿，不也是困难重重，这个哭穷，那个不肯给钱，到临了儿，还不是照样轰轰烈烈办得好热闹！” 
　　崇纶比较稳重，摇着头说：“大婚是大婚，而且有六爷跟宝中堂在那儿主持，各省督抚说什么也得买面子。如今，这两个主儿，”他做了一个六、一个七的手势，意指恭王和醇王，“都在等着看热闹，咱们别弄得不好收场！” 
　　“二大爷！”贵宝就象那恃宠的子侄，放言无忌，“你老这话可说得远了！奉旨办事，上头还有两宫太后，难道说大家真的一点儿不管？如果打咱们自己这儿就打了退堂鼓，还能指望人家起劲吗？” 
　　“起劲也得看地方，瞎起劲，管什么用？”崇纶又说，“咱们先得看看，到底有那几处款子跟木植是靠得住的？量入为出，稳扎稳打。” 
　　“要稳住就很难了。”明善接口说道：“广东瑞中堂那儿是靠得住的，粤海关也是靠得住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碗水，这会儿喝了，回头就没了！”粤海关的收入，向例拨充内务府经费，所以明善这样说。 
　　“回头再说回头的。”春佑出了个主意，“我看用不着百废俱举，咱们先修一两处，弄出个样儿来，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里，就比较容易说话了。” 
　　这个建议，在座的人，无不首肯。决定先集中全力，兴修两处，一处是皇帝限期赶修的双鹤斋，一处是供奉列代御容的安佑宫。 
　　“那个李光昭怎么样了？我看有点靠不住吧？”崇纶这样问说。 
　　“不管靠得住，靠不住，反正有这么一个人替咱们出去张罗，总是好的。” 
　　贵宝这话说到头了，崇纶默然。于是当天就把工程范围，重新安排了一下。到了三月初，双鹤斋和安佑宫，大致就绪，奏报皇帝，由小李传谕：定于三月十二日，赴安佑宫行礼。当然，这是一个借口。 
　　到了那天，皇帝命驾出宫，带了“御前行走”的一班少年亲贵，内务府的官员和小李等人，在圆明园很周详地视察了一番，在双鹤斋传晚膳之前，召见崇纶、春佑、明善、贵宝，有所垂询。 
　　巡视的时候，都是皇帝的话，这里的装修要奇巧玲珑，那里的楼梯要藏而不露，扈从的内务府官员，无不郑重其事地表示“遵旨”。但到了召见时，就尽是跪在皇帝面前的那四个人的话了。 
　　说来说去还是钱，捐款总数还不到三十万，各处的硬装修，用花梨木或紫檀雕花，一堂称为一槽，总计五十二槽，向粤海关“传办”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小件，在京招商承办。此外的木植，除了四川总督吴棠，有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展缓限期”的承诺以外，其余各省，无不胪举理由，表示“非敢饰词推诿，实为室碍难行”。估算要几百万银子的工料款，从何着落？ 
　　皇帝越听越心烦，最后只有这样吩咐：“你们瞧着办，那一笔款子可以动用，只要跟各该衙门说通了，我一定照准。” 
　　这话等于未说，如果各该衙门说得通，又何必上烦宸衷？内务府三大臣一司官回城以后，赶紧又召集会议，将内务府及工部每年例修的经费，一笔一笔仔细估量，能够动用的都列了出来，也不过二十万两银子，戋戋之数，无济于事，只有尽量先用在慈禧太后常在查问进度的“天地一家春”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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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皇帝万寿，贵宝听说成麟已经回京，刚要派人去找，成麟自己到内务府报了到，带来了一段吕宋洋木的样子，说是李光昭已经在香港定购了三万二千尺的洋木。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三万二千尺洋木，比实际需要的，还差得很多，但有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商人，能报效数万银子，足以杜塞悠悠之口，拿他作个榜样，劝令捐输，所以贵宝非常兴奋。 
　　延入室内，略作旅途安好的寒暄，成麟未谈正题，先要求贵宝左右回避，同时脸色阴郁，一看就知事情不妙。 
　　“贵大爷，”成麟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上了那个姓李的当了！” 
　　由于心理上先有准备，贵宝不致于大吃一惊，沉着地问道：“怎么呢？你慢慢儿说。” 
　　“姓李的话，十句当中只好听一句，简直就叫荒唐透顶！”成麟哭丧着脸说，“贵大爷，我可真不得了！将来绳子、毒药，不晓得死在那一样东西上头。” 
　　这一说，贵宝不能不吃惊，“何致于如此？”他强自镇静着，“你说说，那姓李的是怎么一个人？” 
　　李光昭是广东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倒是认识好些洋人，但专以诈骗为业，骗到了一溜了之，打听到洋人已离海口，才又出现。 
　　两年前李光昭跟洋人做了一笔生意，把襄河出口之处的一片荒地，卖了给洋人，洋人上了当，心有不甘，跟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回原款。李光昭骗来的钱，一半还债，一半挥霍，早已光光大吉。于是跟洋人商量，说可以筑一道堤，使得那片低洼荒地，不生水患，而且也带了洋人实地去勘察过，只要能把堤筑起来，这片荒地确可成为有用之地。 
　　等他装模作样，雇了几名土工，打线立桩，立刻便有人出面干涉，这个人是当地的绅士，名叫吴传灏。 
　　吴传灏是受地方委托，向李光昭提出交涉。那片滨水荒地，是襄水宣泄之区，根本没有什么人承粮管业，等于是无主公地，如果筑上一道堤，襄水大涨时，没有出路，必致泛滥成灾，汉阳三镇的老百姓，岂不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尝不明白这番道理，但为了对洋人有所交代，仰起脸大打官腔，非要筑堤不可，当时几乎动武，还是洋人劝架，才不曾打得头破血流。而李光昭的这些近乎苦肉计的做作，吴传灏当然不会了解，只觉得此人不可埋喻，唯有控之于官，于是由汉阳县到汉阳府，再从汉黄德道告到巡抚、藩司、臬司“三大宪”那里，无不贴出煌煌告示，严禁筑堤，以保民生。 
　　“我们大清国是有国法的，”李光昭对洋人说，“朝廷是讲道理的，地方官吏一定敷衍地方士绅。不要紧，我到京里去告，非把官司打胜了不可。” 
　　李光昭就此借“京控”为名，摆脱了洋人的羁衅，也是他如何到了京师的来龙去脉。贵宝一听，倒抽一口冷气，不过内务府的人做事，向来顾前不顾后，所以贵宝转念一想，这个李光昭倒有些本事，且听听下文再说。 
　　“李光昭是早就打听好了的，知道洋人已经认倒霉回了国，才敢回汉口。”成麟又说，“在路上他印了一张衔条：‘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又做了两面旗子，要在船上挂出来。我看这样子要出事，把当年小安子让丁宫保砍了脑袋的事一说，才算把他拦住。这个人的花样真多，胆也真大，跟洋人极熟，也许闯得出什么名堂来。” 
　　事多话长，成麟讲得又不甚有条理，因此贵宝一时颇感茫然，但最后这句话却是很清楚，成麟见闻所及，对李光昭的信心未失。但何以前面又说得他那样不堪？前后对照，成麟到底是什么意思，倒要问他一问。 
　　“到汉口一打听，木植如果现伐，得三年才能出山。”成麟未待贵宝开口，先就讲他回京的原因：“李光昭跟我说，不如到香港买洋木。到了香港，跟一个洋商定了三万二千尺洋木，就是我带回来的样子，李光昭付了定洋，说要两下凑钱，我特地赶回京来筹款。贵大爷，”老实的成麟以一种十分难看奇异的表情说，“为了补缺，我也顾不得了，我能凑多少就买多少洋木，作为我的报效，那时要贵大爷作主，别埋没了我的苦心。若是我叫李光昭骗了，也要请贵大爷替我伸冤。” 
　　贵宝一听这话，只觉得他可怜，便安慰他说：“不致于那样！你的辛苦，上头都知道，小心谨慎去办吧！” 
　　得了这两句微带嘉许的话，成麟的勇气又鼓了起来。便下了个帖子，约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在西河沿的龙源楼便酌，预备请大家帮忙，凑一笔整款借给他去报效木植，好补上笔帖式的实缺。 
　　约的是下午五点钟，一到那里，发觉情形有异，两三个便衣壮汉，在门口靠柜台站着，双目灼灼，只是注意进出的食客。接着澂贝勒到了，直接上楼，有个壮汉便拦着成麟，不许他踏上楼梯，成麟越觉困惑。 
　　一样地，楼上伺候靠东雅座的跑堂也大惑不解，澂贝勒他是认得的，却不知另一个华服少年是谁？看澂贝勒弯腰耳语，似乎此人来头不小。 
　　正在张望得起劲，那位贵客随带的俊仆，一扭脸发现了跑堂，立刻就把眼一瞪，其势汹汹地奔了过去。 
　　“你懂规矩不懂？”他将跑堂的往外一推，低声喝问。 
　　跑堂的偷窥顾客的动静，是饭馆里的大忌，那人自知理屈，赶紧陪笑哈腰地道歉：“二爷别生气！是我看得刚才进来的那位大爷眼熟…　。” 
　　“什么眼熟眼生的！”他抢着说道，“你这儿如果打算要这个主顾，就少噜苏。拿帐来！” 
　　跑堂答应着到柜上算了帐，用个小纸片写个银码，回到楼上，只见那俊仆还在等着，便请教“主家”尊姓，以便挂帐。那俊仆摇摇头付了现银。跑堂的再三说好话不肯收。那是京里的风俗，非得这样才能拉住主顾，主顾虽持付现，便是看不起那家饭馆，不屑往来之意。所以跑堂的相当着急，以为真是为了刚才的行动失检，得罪了贵客。 
　　就这一个要给银子，一个不肯收的当儿，只见澂贝勒已陪着华服少年出了雅座，俊仆随即跟在后面，一引一从，径自下楼。龙源楼门前停着一辆极其华丽的后档车，等华服少年上了车，澂贝勒亲自跨辕，丝鞭扬处，绝尘而去，惹得路人无不侧目。 
　　到这时候，那些壮汉才扬长而去，成麟亦方得上楼，心里只是猜疑，估不透那华服少年是谁？倒把自己的正事都忘掉了。 
　　他来得太早了些，虽经此耽搁，客人尚还一个未到，跑堂的沏上茶来，成麟便跟他闲聊，问起华服少年。由于他是熟客，跑堂的掀开门帘，看清没有人偷听，才凑到他身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跟你老说了吧，你老可千万放在肚子里。 
　　那位十八九岁，长得极清秀的小爷，是当今皇上。”成麟吓一大跳，“你别胡说！那有个皇上下馆子吃饭的？”话是这么说，他也并不是坚决不信，因为想到澂贝勒已加了郡王衔，而竟替那人跨辕，则身分的尊贵，起码是个亲王，如今那有这么一个皇子？ 
　　“一点都不假。”那跑堂又说：“是鸿胪寺的立五爷说的。立五爷还在西头那间雅座，他常在宫里当差，不知见过皇上多少回，错不了！” 
　　成麟舒了口气，心里异常好奇，看样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宫来，微服私行，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看他还似不信，跑堂的便又举证：“宣德楼的那段新闻，你老总该知道？” 
　　“宣德楼出了什么新闻？”成麟问道：“我去年出京，这两天刚回来，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说，“翰林院的张老爷、王老爷，在那儿遇见了皇上，皇上还让王老爷唱了一段白门楼，夸他赛似活吕布。一过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说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无法再往下追问，因为他所请的客人，已陆续来赴约了。 
　　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颜和在内，听得成麟相邀，当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设宴庆贺，所以一见面纷纷道贺。越是恭维得好听，成麟心里越难过，也越着急，因为借钱的话，更难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话引入正题，说是自己也打算买一批洋木报效，希望大家先凑一笔钱出来。 
　　“老三，”巴颜和不等他毕其词，就性急地问，“那李知府不是说，能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吗？” 
　　“不错！”成麟赶紧接口，“不过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这话就不对了！”巴颜和疑云大起，“当初原是这么说的，一起出京办木植，他出钱，你出力，将来劳绩的保案上去，优叙大家有分，只要他补上了实缺知府，你起码也能补上一个九品笔帖式，何用你花钱报效？” 
　　这话把成麟问得张口结舌，原形毕露。于是有人敷衍着说：“成三哥犯不上花这钱。即使真要报效，等李知府的木植运到，匀出多少，归你的名下，该多少价款，我们想法子凑了还他。” 
　　成麟心里有数，这还是人家顾他面子的说法，倘不知趣，再说下去，就要盘诘李光昭的底细，会弄得很难堪。所以装作很感激地拱手说道：“这样也很好。到时候真要那么办，我再请各位帮忙。” 
　　这顿饭，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梦震醒，而且还得应付巴颜和的索债： 
　　他经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两银子。 
　　这里所谋成空，李光昭却还在广州盼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物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进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弄了几口大皮箱，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进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顶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高皇帝远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道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精明能干，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子，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深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子，闹出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子，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子。拿这笔钱在吏部加捐一个“大花椽”，把没有“部照”的候选知府，弄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点打点，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子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通篇文章，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两句话，但摆在数百言论读书勤政之道以后，文字就显得不够力量。皇帝看完，不以为忤，却也没有摆在心上。 
　　李鸿藻则是一心盼望着，皇帝会虚己以听，或者召见，或者见诸行动，有改悔的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听到的是许多流言，其中最离奇的一说是，皇帝曾出现在陕西巷，韩家潭一带，那里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犹如唐朝长安的平康坊，“苏帮”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区，岂是万乘天子所能驻驾的地方？因此，李鸿藻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然而惊疑莫释，只好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荣禄，跟李鸿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但始终是醇王手下的一员“大将”，负着保护京师的重任。 
　　“有这回事。”荣禄对李鸿藻无所顾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还有下三滥的地方。” 
　　李鸿藻大惊失色，话都说不俐落了：“那，那是什么地方？” 
　　言语便给的荣禄，迟疑未答，因为一则李鸿藻不会知道那些地方，解释不明白，再则亦真不忍言！想了想，这样答道：“四哥，你就甭问了！” 
　　李鸿藻心如刀绞，坐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思潮激荡之下，挤出一句话来：“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荣禄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务府那班阔大爷的天下，多在内廷当过差，全都认得，撞见了怎么办？” 
　　“你遇见过没有？” 
　　“没有。”荣禄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见了，我怎么办？只有暗中保护，不敢露一点儿痕迹。” 
　　“唉！”李鸿藻长叹一声，不知不觉地滚出来两滴眼泪。 
　　“园工非停不可了！”荣禄面色凝重地说，“日本人居心叵测，如果不免一战，军费就很为难，那经得住再兴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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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 
　　“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第二就是“遵祖制”，说视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御，务崇俭朴，太监不准干预政事，宫禁更当严肃。这便有许多弦外之音，接下来“慎言动”一款，就说得相当露骨了： 
　　“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这一款自是就微行而言。后半段则是隐指王庆祺，外人不会明白，他们相信皇帝会懂得其中的深意。 
　　以下还有三款，其中“纳谏章”、“重库款”，是全篇奏章的重心： 
　　“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伏思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至今中外臣民，言之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皇上皆亲见其事，念及当日情形，何忍复至其地乎？即以工程而论，约非一两千万不办，此时物力艰难，何从筹此巨款？愿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婉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趋越千古矣！” 
　　六款谏劝之中，唯独这一款是兼劝慈禧太后，意思不可晦涩，但更不可明豁，这番措词，煞费苦心，十重臣的往返讨论，也都集中在这一款上面。最后“勤学问”一款是陪笔，皇上只要能接纳前面五款，则进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 

　　　　　　　　　　　※　　　　　　　 ※　　　　　　　　 ※ 

　　在恭王府斟酌妥善，十重臣都在折底上具了名，然后由奕劻亲笔誊正，交到军机处，特为派一名军机章京，送交内奏事处，说明是关系重大的要件，要即刻呈进御前。 
　　皇帝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频频集会，将有一番很痛切的奏谏，这些人要说的话是什么，皇帝已可以猜想得到，而语气一定不中听，亦可想而知。因此，看到那封奏折，就象看到债主的信那样，心里先存怯意，一直不愿打开来看。 
　　也因此，十重臣空等了一天。原折里面“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的话，皇帝根本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召见。这样到了第三天，在军机照例跟皇帝见面时，恭王忍不住便问：“臣等前天有一封联名的奏折…　。” 
　　“我正在看！”皇帝抢着说道：“另有旨意。” 
　　恭王心想，“另有旨意”，自然是召见，不妨再等一等，所以不再多说什么，通知惇王等五御前大臣，下一天一早在军机处会齐，听候消息。 
　　那知下一天见面，皇帝依旧只字不提。恭王退出养心殿，回到军机，立即派人去打听，得回的报告是：皇帝根本就没有看那道奏折。 
　　“怎么样？”他向惇王问。 
　　“还能怎么样？”醇王接口，“递牌子吧！” 
　　十根绿头签递了上去，皇帝派人传谕：“今天累了！明儿再说。” 
　　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不容皇帝拖延，这一天非谒见不可！因而第二次再递牌子。 
　　第二次递牌子，依然不准，这也在意中，恭王叫人再递。第三次奏达御前，皇帝既着慌，又愤怒，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好一会，知道这是一道难关，非闯不可，便沉着脸说：“好吧！ 
　　看他们说点儿什么！” 
　　于是十重臣由惇王领头，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出了军机处。这天是七月十八，“秋老虎”还很厉害，养心殿固然凉爽，但以心情沉痛，所以就象黄梅天进入通风不良的小屋子那样，不独汗流浃背，而且令人有窒息之感。文祥病势虚弱，更感难支，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喘息不止，由一名太监扶着，勉强随班进殿。 
　　一进殿，恭王就吩咐养心殿的总管太监：“拿十个垫子来！” 
　　总管太监一愣，惇、恭、醇三王是皇帝的胞叔，早就奉旨：“召对宴赍，免行叩拜礼”，何用拜垫？心里存疑，自然不敢去问，只答应着取了两条红毡条，十个龙须草的垫子，铺设停当，然后悄悄退下，秘密叮嘱殿外侍立的太监说：“今儿怕有大风波！各自小心。” 
　　不久，听得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也听见了皇帝咳嗽的声音，于是惇王领头，在殿外站班，只见皇帝脸色苍白，而双眼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道封口的奏折，下了软轿，径自往殿里走去。等他升了宝座，惇王领头跟了进去，分两排跪下，自东至西，第一排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袭一等勇毅公额驸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吏部尚书宝鋆、车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 
　　皇帝微感愕然，心里更生警惕，等十重臣行了礼，他说： 
　　“都起来！” 
　　“是！”惇王答应一声，依旧跪着不动，“臣等十人，前天有个联名的奏折，恭请皇上俯纳，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喔，”皇帝已盘算了好几遍，有意要做作得不在乎，此时很吃力地装出微笑，“我还没有看呢！” 
　　说着，便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挑开封口，取出奏章，拿在手里，看不了几行，把奏章放了下来，脸色已经变了，是那种负气的神色。 
　　“我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惇王无以为答，只侧脸看了一下，于是恭王便说：“臣等所奏，不止停工一事，容臣面读。”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折底来，跪直了身子，从头念起，念完了前面一段“帽子”，便开始陈说那具体奏谏的六款，反复譬解，由于激动的缘故，话越说越重，讲到最后“勤学问”一款，便有些教训侄子的意味了。 
　　皇帝的脸色大变，一阵青、一阵红，然而十重臣都看不见。恭王是折底遮着眼睛，其余都按规矩不敢仰视，只听得恭王讲到最激昂痛切之处，陡然有击案的暴响，一惊抬头，才发觉皇帝的脸色青得可怕。 
　　他指看恭王，厉声说道：“我这个位子让你好不好？” 
　　说出这样负气的话来，十重臣无不惊愕失色，文祥一声长号，因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 
　　这一下，皇帝大惊，自悔失言，而殿外的太监，也顾不得仪制，赶紧奔入殿内，将文祥扶了起来。 
　　“先搀出去吧！”皇帝这样吩咐。 
　　等扶起来时，文祥已发出呻吟之声，殿上君臣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未曾昏厥过去。但就是这样，已是一件令人震动之事，从开国以来，两百年间，从无国家的元老重臣，为了君上失德，忧虑沉痛到这样近乎五内崩裂的程度！因此，皇帝不免气馁，而留在殿上的九重臣，则越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能切实奏谏，挽回天意，只怕人心涣散，天下要解体了。 
　　其中最激动的是醇王，他也是异常好强争胜的人，一方面恨总理衙门软弱，一方面又恨恭王当国十三年，只是讲求洋务，住军备上未曾十分着力，以致外侮迭起，而无奈其何。如果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则臣下决不敢这样子懈怠，所以说来说去，总要皇帝自己争气。 
　　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文祥公忠体国，力疾从公，如刚才的光景，皇上岂能无动于衷？倘或拒谏饰非，圣德不修，诚恐国亡无日！”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 
　　“那是谣言，何尝有此事？” 
　　“皇上说谣言就是谣言。” 
　　这句话中有着无可形容的不屑与言的意味，皇帝心里异常不舒服，估量醇王也不敢对此事过境迁，形迹不留的情事，坚持其必有，因而振振有词地问：“你说呀！我到了些什么地方，是那一天，遇见了那些人？” 
　　“皇上自己知道就是。” 
　　这愈显得醇王的话是捕风捉影之谈，皇帝更要追问了，“不！”他说，“你非说不可，不然就是你造谣。” 
　　造皇帝的谣，这事非同小可，醇王逼得无法，只好实说。那一天在宣德楼小酌，那一天在龙源楼午膳，那一天在八大胡同流连，那一天在琉璃厂买“闲书”。这都是荣禄接得报告，转报了醇王的。不但有日子，有地方，甚至在饭馆里要了些什么菜，花了几两银子都说得一清二楚。 
　　这一下不但皇帝目瞪呆拙，无话可答，伯彦讷谟诂、景寿、沈桂芬等人，亦有闻所未闻之感。一时殿中如风雨将来之前的沉寂，令人惴惴不安。 
　　“别的都好说。停园工，我得面奏太后，这件我做不了主。” 
　　终于得到皇帝这样一句话，都认为差强人意。于是由惇王领头，跪安退下。皇帝自己也是汗流浃背，回乾清宫刚抹了身，太监来报，慈禧太后召见。 
　　到了长春宫，只见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皇帝先就胆寒了。 
　　“听说军机跟御前，有个联名的折子。”慈禧太后问道： 
　　“说的什么呀？” 
　　“还不是那些老生常谈。”皇帝想把奏折取给慈禧太后看，已经探手入怀，转念警觉，这是“授人以柄”，便又把手伸了出来。 
　　“怎么叫老生常谈？里头不是几句要紧话，何致于约齐了来见你？折子呢？”慈禧太后将手一伸。 
　　皇帝心想，如果说不曾带来，说不定就会吩咐，派人去取。取不来岂非显得自己撒谎？无可奈何，只好把奏折交了过去。 
　　慈禧太后看折子，虽非一目十行，却比皇帝快得多，一面看，一面冷笑，看完把折子往炕几上一丢，哑然半晌，带着异常失望的语声说：“有些事，我竟不知道！” 
　　皇上心虚，深怕慈禧太后问起微行的事，便这样掩饰： 
　　“就是看了几次工程，外面就有谣言，真可恨！” 
　　“你好好儿的，别人打那儿去造谣？”慈禧太后注视着他问：“你知道不知道，这六款说的是一件事！” 
　　这一件事自然是停园工，皇帝心想，让慈禧太后自己说出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因而躬身答道：“求皇额娘开导。” 
　　“都为的你不好生念书。你想想，这个月你才上了几天书房？”慈禧太后紧接着又说，“如果你能上进，好好儿用功，心自然就会静下来，自然就知道‘畏天命’、‘遵祖制’，说话行事，都有规矩，奏折也看下去了，也肯听人劝了。只要你能这个样子，修个园子让你安心念书，也算不了什么！”说到这里，慈禧太后欲言又止，但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有句话，我说了你心里一定不服，你亲政才一年多，何致于弄成这个样子？我给你说穿了吧，外头是瞧你不起！嘴里答应着，心里在冷笑，你以为看折子，跟军机见面，是件容易的事吗？你早得很呢！” 
　　这几句话说得皇帝面如死灰，心里难过得无可形容，想顶句嘴，却又不敢，只好低着头使劲咬嘴唇。 
　　“文祥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又是皇帝难以回答的，想了想才答：“他身子不好！ 
　　要开缺就让他开吧！” 
　　“胡说！”慈禧太后毕竟发怒了，“你简直没有长眼睛。” 
　　皇帝又把头低了下去，自己恨自己笨拙，何以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慈禧太后倒有些不忍了，放缓了声音问道：“现在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总要有个交代啊！” 
　　“皇额娘不是说了吗？”皇帝带些委屈的声音说：“我多上书房就是了。” 
　　“也要你诚心向学才好。” 
　　“翁同龢回来了，我倒是愿意听他讲书。” 
　　这是句真心话，慈禧太后也知道，点点头表示嘉许。停园工的事，就此不再谈了。皇帝回宫倒是细舷想了一番，无奈想起书房，心里便生怯意。再想想别的，从对日的交涉到慈禧太后对皇后的态度，无一件事，可以使得心里妥帖，烦躁之下，坐卧不宁，唯有带着侍从，又走了一趟圆明园，心情才能略微舒散些。 
　　园工实际上已濒于停顿，因为李光昭的案子一发作，既有煌煌上谕严办，则引进经手的人，岂能没有责任？所以湖广道监察御史，同治元年的传胪，江苏仪征籍的陈彝首先发难，严劾内务府大臣“办事欺蒙，请予处分”。接着是陈彝的同年，山东潍县人的江南道御史孙凤翔，上了一个奏折，说“上年李光昭呈请报效木植，及此次呈进木植，皆系现任内务府大臣贵宝署理堂郎中任内之事；贵宝蒙混具稿呈堂，并与李光昭交通舞弊，请严加惩处”。这两个折子已由皇帝批交吏部议奏，处分在所不免。同时十重臣哭殿，已传为九城的新闻。看样子停止园工，是迟早间事，所以不但内务府的人悄然罢手，就连园工的包商，亦不能不停下来观望风色。 
　　事情有成为僵局的模样，皇帝不知何以为计，拖得一日是一日。十重臣则更为着急，频频集会，在长吁短叹之中，决定了几个旁敲侧击的步骤，首先是拿贵宝“开刀”，吏部两尚书宝鋆与毛昶熙议定，贵宝应照溺职例革职。 
　　如果没有十重臣那六款奏谏，皇帝不会多心，有了“纳谏章”这一款，皇帝认为是恭王等人，利用言官来钳制他，心里很不舒服。然而李光昭一案，也实在气人，所以终于还是批准了吏部的建议。 
　　贵宝是圆明园工程的总办，这一革职，“蛇无头不行”，园工完全停止。皇帝开始感到事态严重，第一是对慈禧太后无法交代；第二是威信有关。左思右想，只有找一个人商量。 
　　这一个人就是李鸿藻。皇帝只有在启蒙的师傅面前，说心里的话才不会觉得伤害了做皇帝的威严。“师傅，”他说，“别人不知道我的难处，你应该知道。当初降旨修园，是为了娱养两宫皇太后，皇太后召见内务府大臣，召见‘样子雷’，亲自画了图样交下来，这些情形，你总知道吧？” 
　　李鸿藻当然知道，随即问道：“七月十八召见御前跟军机，曾蒙面谕，停园工一节，转奏两宫太后定夺。想来皇上已经面奏？” 
　　皇帝听得这一问，立即显出异常为难的神色，好半晌才说了句：“我不知道怎么跟两位太后去回。” 
　　说是说“两位太后”，其实只是一位：慈禧太后。皇帝处于生母而兼严父的慈禧太后的积威之下，常常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这是李鸿藻所深切了解的。 
　　因此，皇帝的苦衷，也就从他的这句话中，表露无遗。李鸿藻当时在心里就定下了主意，但不知道恭王等人的意思如何。不便在皇帝面前作何承诺，只这样答道：“皇上的孝思，臣等无不体仰。容臣等密筹妥善办法，必有以抒瘽虑。” 
　　于是当天他就跟恭王谈到皇帝召见的经过，恭王约了五御前大臣和全班军机在鉴园集议。这一议，意见就多了，李鸿藻陈述的情形，为大家打开了心头的蔽境，为了匡正皇帝的行为，各种路子都走过，唯独最主要的一条路子不曾去走——请两宫太后出面干预，才是釜底抽薪，打开僵局的唯一善策。 
　　“我看，”恭王说道，“就烦兰荪拟个密折，公上两宫，大家看使得使不得？” 
　　这正就是李鸿藻的主意，而且他也有了腹稿，不过在此场合，他不能不这样说：“如何措词，请先商量定规。” 
　　“你看呢？”恭王反问一句。 
　　“我以为应从理与势两方面立论，说园工不得不停的缘故。” 
　　“好，请你先写下来，看了稿子再斟酌。” 
　　“不但论理、论势，还要揭破真相。”文祥说道，“要说内务府的人，明知道工程浩大，完不了工，无非借此敷衍，好从中上下其手。以‘西边’的精明，当然不肯给人做敛钱的幌子。要这样说，才有用！” 
　　“是！”李鸿藻衷心倾服，“三哥看得真透。” 
　　于是丫头安设了笔砚，李鸿藻坐在一旁握笔构思。象这些奏疏，无须讲求词藻，只要说得婉转透彻就好，因为李鸿藻把文祥的话，凑合他的腹稿，有了全篇大意，立刻文不加点地写了下去。写完看一遍，改动了几个字，站起身来，捧向恭王。 
　　“就劳你驾，念一遍吧！” 
　　李鸿藻答应着，朗声念道： 
　　“园工一事，皇上承欢两宫皇太后，孝思纯笃，未肯收回成命，而当此时事艰难，论理论势，皆有必须停之者，敬为皇太后陈之：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为我朝二百余年非常之变，至今天下臣民，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与皇上念及当日情形，亦必伤心惨目，何忍复至其地？且前内务府大臣文丰，曾殉节于斯，不祥之地，更非驻跸所宜，此理之不可不停者也。现在西路军事孔亟，需饷浩繁，各省兵勇，欠饷累累，时有哗变之虞，加以日本滋扰台湾，势甚猛悖，沿海各口均须设防，经费尚不知如何筹措？以户部而论，每月兵饷，不敷支放，江苏四成洋税，已奏明停解捐输，厘金亦已搜索殆尽，内外诸臣，方以国帑不足为忧，而园工非一两千万莫办，当此中外空虚，又安得此巨款办此巨工乎？此势之不能不停止者也。 
　　皇上当以宵旰勤劳，又安寰宇，仰慰两宫皇太后之心，为孝之大者。若竭天下脂膏，供园庭之工作，以皇太后之至圣至仁，当必有所不忍也！十余年来，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发捻各匪，次第扫除，良由政令修明，故人心团结。今大局粗安，元气未复，当匮乏之时，为不急之务，其知者以为皇上之孝思；其不知者将谓皇上渐耽安逸，人心有不免涣散者也。 
　　在承办诸臣，亦明知工大费多，告成无日，不过敷衍塞责；内而宦寺，外而佞人，希图中饱，必多方划策，极力赞成，如李光昭者，种种欺蒙，开干进之门，启逢迎之渐，此尤不可不慎者也。虽曰不动巨款，而军需之捐例未停，园工之功捐继起，以有限之财，安能给无穷之用？臣等以为与其徒敛众怨，徒伤国体，于事万难有成，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之人心乎？伏愿皇太后明降懿旨，停止园工，则皇太后之威德，皇上之孝思均超越千古矣！” 
　　静静听完，都说婉转恳切，是大手笔。唯有沈桂芬提出疑问，“有一层似乎不能不顾虑，”他说，“圆明园诚然是伤心之地，此时亦无此巨款兴此巨工，如果地非圆明园，工款又不必如此之巨，那又怎么说？” 
　　“着！”宝鋆与沈桂芬气味相投，凡事桴鼓相应，而沈桂芬的看法，亦确是很深很细，所以他大为称赏。“我听着是觉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妥，经笙一说就对了。咱们得为上头筹个退步的余地。” 
　　大家细想一想他们两人的话，包括李鸿藻在内，亦都认为有见地，不过惇王性子直，指着宝鋆说道：“一向是你管荷包，你说这话，倒琢磨琢磨，能够筹个多少银子？没有百儿八十万的，你那话趁早别说。” 
　　“我不说也不成啊！”宝鋆答道，“修个什么地方，娱养两宫太后，这话从没有人敢驳过。既然这么着，皇上如果说要修三海，就不算苛求。” 
　　“唉！”恭王有些厌烦了，看着醇王和文祥，用征询的语气说：“就修三海吧！反正总得给点儿什么。” 
　　“也不能这么容易就给。”文祥慢吞吞地说，“这还得商量。” 
　　“我看也不用商量了，既然是奏请两宫太后明降懿旨，何妨看看两位太后的意思再说。” 
　　“七爷说得是。”李鸿藻极力赞成，因为这样做法，不失奏请两宫太后出面干预的原意，“我看，就此定议吧！” 
　　恭王点点头，重新作了个结论：“先把折子递到长春宫再说。万不得已，就拿修三海作退步。” 
　　“这话大家摆在心里。”文祥作了补充，“能不修最好不修，一传出去，先就有人起哄，何苦又给人开一条生财大道？” 
　　这是指内务府而言。大家点头称是，纷纷散去。唯有醇王不走，还有话要跟恭王密谈。 
　　“翁叔平回来了。”他说，“咱们想办法把那姓王的撵出去，六哥，你看行不行？” 
　　“这不更扫了咱们那位小爷的面子了吗？再说，也容易动人的疑，不必多事了。” 
　　第一个建议被打消，醇王提第二个建议，认为既然惊动了两宫太后，那就要办得彻底，修圆明园固然是为了库款、人心两大端，也是为了杜绝皇帝借视察园工为名，便服微行。这些情形大家都瞒着两宫太后不敢说，于今不妨揭穿，让两宫太后知道，兴园工还有这么一个大害处。 
　　这个建议，恭王深以为然。他还有更进一层的想法，这样奏明太后，见得大家反对园工，有不便明言的隐衷，更能获取对修园深感兴趣的慈禧太后的谅解。 
　　“那就劳弟妹的驾，进宫走一趟吧！” 
　　“让她跟着六嫂一起去，”醇王又说，“或者再约一约五嫂。” 
　　“不必！我看弟妹一个人去就够了。” 
　　醇王听出恭王的意思，由于载澂也在外面胡闹，恭王福晋对皇帝的微行，实在也不便说。于是毅然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就让醇王福晋进宫，见慈禧太后有所密陈。 
　　摒去宫女太监，姊妹密语。醇王福晋将皇帝每一次视察园工以后，易服微行，流连在前门外闹区的情形，细细地告诉了慈禧太后，又说恭王、醇王等人，异常忧虑，计无所出，迫不得已，唯有请求皇太后作主。 
　　慈禧太后既惊且怒，也有无限的伤心和失望，只见她太阳穴上青筋跳动，每遇到这种神情，便是她内心激动，生了大气的表示，连醇王福晋看了都有些害怕。 
　　“皇太后也不必太责备皇上。”醇王福晋惴惴然地劝解，“皇上到底成人了，慢慢儿劝他，一定会听。” 
　　慈禧太后不作声，她的心思很乱，想得很多。皇帝怎么会弄成这样子？总由于大婚之后，宫闱之间，缺少情趣，一个人独宿在乾清宫，寂寞难耐的缘故。如果没有皇后，皇帝不致于赌气不理慧妃，推原论始，在立后的那天，便种下了今天的祸根。这样一层层想到最后，便恨不得以懿旨将皇后废掉。 
　　“咳！”她长叹一声，神色转为黯然，“当初是我不好。” 
　　她的意思是，在立阿鲁特氏为后一事上，自己的警觉不够，执意不坚，手段不高，游移踟蹰之间，铸成大错。这在醇王福晋自然猜不到。她的使命，就是来说明其事，任务已毕，无须流连，随即告辞出宫。 

　　　　　　　　　　　※　　　　　　　 ※　　　　　　　　 ※ 

　　就在这时候，十重臣公上两宫太后的密折，递到了宫里，慈禧太后细细看完，内心有着难以言宣的不快。所说的“理”与“势”，她不尽同意，而在兴致上，更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四十岁的整生日，原可以好好热闹一番的，谁知搞成这样的局面！怪来怪去，只怪儿子不争气，倘或不是如此胡闹，怎会惹出如许不中听的话。 
　　一个人生了半天的气，等情绪略略平复，重新再看奏折，觉得应该与慈安太后商量。等把她请了来，拿折子念了给她听，又提到醇王福晋的话，只是摇头叹息。 
　　慈安太后倒相当沉着，虽然内心震动，脸色苍白，却能说出一句极有力的话：“园工不能不停了！” 
　　慈禧太后始终不愿说这句话，但也无法坚持，只这样说道：“修园不是用的懿旨，如今又何必用懿旨停工？” 
　　“那就告诉皇帝，让他降旨。”慈安太后又说，“前天我听说，准了沈葆桢的奏，跟英国银行借二百万两，拿到台湾去修炮台，左宗棠又要借三百万两的洋债。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默然。好久，摇摇头说：“真是烦人！” 
　　慈安太后看她如此，便喊了声：“来呀！”等宫女应声趋近，她这样吩咐：“看看皇上在那儿？” 
　　“是！”宫女问道：“光是看一看来回奏，还是把万岁爷请了来？” 
　　“请了来！” 
　　皇帝奉召到了长春宫，一看两宫太后的脸色，便知不妙，硬着头皮，陪笑请安。两位“皇额娘”都不大理他，只慈安太后把那通密折指了指，示意他拿去阅看。 
　　看不到两行，皇帝便来了气，“岂有此理！”他气急败坏地说，“为什么要惊动两位皇太后？” 
　　“人家不错！”慈安太后冷冷地答了一句。 
　　慈安太后跟皇帝说话，很少用这种语气。所以虽是冷冷的一句，他心里便很难过，越觉得十重臣上蔬已撤帘归政的两宫太后，于理不合。 
　　再看下去，皇帝又大起反感，“这叫什么话！陈芝麻、烂谷子都搬出来了！文丰殉节是十几年前的事，到现在还来说‘理’？”他愤愤地说，“日本人在台湾闹事，也有些日子了，他们办洋务办成这个样子，不引咎自责，反倒摆出忠臣的脸嘴，岂有此理！” 
　　因为有此成见，皇帝对于这个折子中的话，没有一句能够听得进去，匆匆看完，咬着嘴，眨着眼，在思量对策。 
　　“我得问问他们。”皇帝用很有决断的声音说：“理也好，势也好，都是去年秋天以前的事，早就该见到了，当初为什么不说？六叔还领头捐银子，那时候怎么就不想一想，圆明园非‘驻跸所宜’？” 
　　这几句话却是理直气壮，慈安太后无话可说，慈禧太后对停工一事，并不热心，但对皇帝的微行，认为必须追究。她隐隐然有这样一种想法，倘或皇帝能够表示改悔，收心用功，则停工之事，就可暂时不谈，一步一步设法凑款，好歹要把圆明园弄得象个样子才罢。 
　　于是她微微冷笑着说：“有些话，不好见笔墨。你也闹得太不象样子了！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皇帝心里一跳，大概慈禧太后听到风声了，微行一事，不能承认，但不能不略加解释，想了想答道：“也不过去了几趟海淀，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光就是海淀吗？”慈禧太后问，“没有到过前门外，没有在外面吃过饭？” 
　　“没有！”皇帝硬赖，“谁在皇额娘面前造的谣言？” 
　　这句话把慈禧太后的气又勾了上来，“谁敢在我面前造谣？”她厉声问道：“七福晋为什么要造你的谣？” 
　　这一下皇帝不作声了，而心里对他人议论他的微行，痛恨万分。七福晋当然是听醇王所说，醇王是听何人所说？必得查了出来，狠狠惩罚，一则出心头的气，再则也可以教别人看了有所畏惧，从此不敢再胡说八道。 
　　“你十九岁了，我还能说什么？”慈禧太后这样含汉糊糊地暗示，“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自己瞧着办吧！” 
　　于是第二天一早，皇帝传谕召见醇王，御前大臣伯彦讷谟访回奏：“醇亲王到南苑验炮去了，今儿个怕不能回城，请旨：是不是派专人去宣旨？” 
　　皇帝想了想答道：“不用了，先见了军机再说。” 
　　例行的见面，总是恭王先根据交下去的折子，逐一面奏处置的办法，皇帝的答复，也总是三言两语，简单得很。有时恭王自觉说得不够明白，打算着皇帝还会追问，而他却常是不求甚解，汉糊点头，所以每天军机见面的时间，比过去短得多处理了折件，便是恭王主动陈奏取旨。最近的大事，除却停园工，无非台湾事件，恭王与李鸿章之间，每天都有专差往来，传递信件，这天一早接到李鸿章的信，说日本派来的谈判专使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已经到达天津，并且与李鸿章见了面。据大久保利通说，他希望尽快到京，跟总理衙门开议。 
　　“那个大久保，他的来意，到底是什么？”皇帝问。 
　　“大久保利通是日本萨摩岛人，跟在台湾的日将西乡从道是同乡。”恭王答道：“大久保此来，据说要定和战之计，态度很硬，不过照臣看，还是想要兵费。” 
　　“跟咱们要？” 
　　这是多余的一问，恭王应一声：“是！”声音极轻，几乎等于不答。 
　　“他派兵占了中国的地方，还要中国赔兵费，这叫什么话？” 
　　“皇上责备得是！”恭王趁机答道，“总缘力不如人，唯有暂时委屈。日本学西法以致强盛，不过几年的事，得力于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等私下打算，托天之福，洪杨、捻匪次第削平，西路军事，委左宗棠以全责，亦必可收功。如今正该修明政治，整军经武，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则委屈一时，必有重申天威之一日。臣等这一番打算，故去的胡林翼、曾国藩，现任的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是这样看法。自道光末年以来，国步艰难，日甚一日，先帝忧国而弃天下，十三年来上赖两宫皇太后圣明，外恃先朝的深仁厚泽，有曾国藩、胡林翼、憎格林沁、多隆阿、以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公忠体国，得以转危为安。只是内忧虽平，外患未已，剥复祸福之机，全在皇上常存敬畏之命，圣德日明，励精图治，不然，只恐国亡无日！” 
　　前面一段话都说得还动听，就是最后一句逆耳，皇帝面无表情地说：“空言无补事实。总署跟日本使臣交涉的经过，你写个折子来！” 
　　“是。”恭王看着沈桂芬说：“你记着。” 
　　“李光昭的案子，李鸿章办得怎么样了？”皇帝吩咐：“催一催他。” 
　　“正在办。”恭王答道，“现在奉旨在查，李光昭跟贵宝有无勾结。李鸿章得要行文内务府，往返较费周折。臣遵旨，先通知李鸿章办结了李光昭一案再说。” 
　　“嗯！”皇帝问道，“你们还有什么事？” 
　　“吏部有个折子，皇上还没有交下来。” 
　　皇帝想了一下，“一概革职，处分太重了！”他说：“再留着看一看吧！” 
　　“李光昭一案，贻笑中外，臣在总署，外国使臣每每问起，臣真无地自容。”恭王坚持着，“内务府大臣，蒙混入奏，咎有应得，臣请皇上无论如何要准奏。” 
　　皇帝越感不快，认为恭王迹近挟持，但终于忍气把御案上的一个奏折，往外推了推，说一声：“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依也不行！” 
　　于是拟旨上呈，内务府大臣由于陈彝参劾、吏部议奏，除魁龄告假以外，崇纶、明善、春佑一律革职。 
　　等军机见面完毕，全班皆退时，皇帝特为把恭王留了下来，“说我在前门外闲逛，”他问，“你是听谁说的？” 
　　恭王脱口答道：“臣子载澂。” 
　　皇帝脸色大变，连冷笑，起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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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这天晚上的皇帝，情绪激动异常，平日逃避着不肯去细想的心事，此时都兜上心来。太后的诘责、重臣的劝告、言官的议论，似乎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在他一个人头上。最使他不甘服的是，明明是早就该说，以前不说就无须再说的话，偏偏在这时候用来作“欲加之罪”，而恭王不能约束儿子，反来管别人的闲事，更令人齿冷。还有，载澂居然敢如此，等于出卖自己人，其情尤为可恶。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皇帝握拳捣着御案，“非好好儿出这口气不可！” 
　　睡过一夜，余怒未息，强自抑制着召见军机。恭王陈述了沈葆桢赴台，大久保利通已自天津启程，准备如何交涉之类的有关总理衙门的事务以后，拿出一张白纸，捧上御案，是调补崇纶等人遗缺的名单。 
　　“户部左侍郎魁龄擢授工部尚书。”皇帝看到这第一行，立刻便觉气往上冲，几乎不可抑制，“这不太便宜了吗？同样是内务府大臣，一个革职，一个升官！”皇帝这样冷笑着说。 
　　“臣等公议，循次推迁。实在不知圣谕意何所指？” 
　　这等于公然挺撞，皇帝又是一气，冷笑着问：“魁龄有些什么资历？” 
　　“魁龄是咸丰二年的进士，同治四年就当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了。” 
　　恭王的意思是，魁龄早就是二品大员。皇帝当然懂他的话，故意又问：“我即位的时候，他干什么？” 
　　“那时，”恭王照实答道：“他是工部郎中。” 
　　“喔！四年的工夫，由郎中升到侍郎，是靠谁啊？”恭王一听语气不妙，赶紧这样答道：“自然是出自天恩。” 
　　“哼！”皇帝又问：“他跟你老丈人桂良是同宗不是？” 
　　魁龄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这是瞒不了的，恭王只好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好，好！”皇帝越想越不舒服，把前后的经过参照对看，认为魁龄先被派出去修陵工，随后告假，全是受了恭王的指使，有意规避，不理园工。如今将崇纶革了职，又正好补他的私人，居心是何等阴险？ 
　　这样一想，多少天来的积怨，一下子发作，血脉愤张，脸胀得通红，自己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下去，咬一咬牙决定痛痛快快干他一场。 
　　于是一言不发，振笔疾书，写好一张朱谕，大声说道： 
　　“把御前大臣都找来！” 
　　御前五大臣，日日在内廷当差，这几天更不敢疏忽，一闻宣召，全班进见。皇帝自我激动得手在发抖，一面将朱谕递给惇王，一面急促地说：“恭亲王无人臣之礼，我要重重处分！” 
　　惇王接到手里一看，大惊失色，朱笔写的是： 
　　“传谕在廷诸王大臣等：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辄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事、离间母子，种种不法情事，殊难缕述；着即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撤出军机，开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具奏。其所遗各项差使，应如何分简公忠干练之员，着御前五大臣及军机大臣会议奏闻。并其子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毋庸在御前行走，以示惩儆。钦此！” 
　　还未看完，惇王已经跪了下去，不知是惊恐，还是愤慨，用枯涩发抖的声音说道：“臣不敢奉诏！” 
　　听惇王这一说，可以猜想得到，必是恭王遭受严谴，所以其余诸人，包括恭王在内，一起跪下磕头，皇帝自己也是中心激荡，不能维持常度，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口，唯有不顾而起，径自下了御座，头也不回地出了东暖阁。 
　　这时惇王才把朱谕递了给恭王，大家也顾不得仪制了，一起围着看，自是无不既惊且诧，五中如焚。 
　　倒是恭王反而比较沉着，“皇上给我什么处分，我都甘受。就是这‘无人臣之礼，把持政事，离间母子’三句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 
　　“六爷，”宝鋆怕这话又忤皇帝之意，着急地说，“你就少说一句吧！咱们请五爷主持，怎么想办法，请皇上收回成命。” 
　　于是一面退到月华门的朝房，一面派人先去打听皇帝的动静。须臾得报，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休息，气似乎生得好些了。 
　　“再递牌子！见不着皇上，咱们不走。”文祥说着便四处张望，意思是要找奏事太监。 
　　“不用递牌子！”醇王摇摇头，“我们五个人上西暖阁去就是了。” 
　　所谓“五个人”是指御前五大臣，也算是属于皇帝最亲近的侍从，原可以随时进见的。惇王认为这话不错，便领头又进遵义门，带往养心殿西暖阁，命总管太监进殿奏报。 
　　“慢一点！”惇王忽然喊住总管太监，将皇帝的那道朱谕一折为二，交了给他：“你跟皇上回奏：朱谕恭缴！” 
　　“五爷，”奕劻劝他，“这么做不合适，还是见了皇上，面奏陈情的好。” 
　　大家亦都觉得缴回朱谕，是明白表示不奉诏。再来一个“无人臣之礼”，连惇王亦受处分，事情就会闹得更不可收拾，因而亦都同意奕劻的见解。 
　　等总管太监入殿不久，只见伯彦讷谟诂的儿子，醇王的女婿，御前行走的贝勒那尔苏，掀开帘子往边上一站，大声宣示：“皇上驾到！” 
　　皇帝一闪而出，手里捏着一张纸，御前五大臣就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跪了下来。皇帝不等他们礼毕，就说：“那尔苏，你把这道朱谕交给惇亲王，转给军机。” 
　　那尔苏接过朱谕，走下来交到惇王手里，看上面写的是： 
　　“已革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均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钦此！” 
　　“臣遵旨转给军机。”惇王说道：“恭亲王平日言语失检，也是有的。请皇上念他当差多年，加恩免议，臣等同感天恩。” 
　　皇帝将脸一沉，“你打算不遵旨吗？” 
　　“臣不敢！”惇王答道：“臣是为大局着想。” 
　　这一下正好替醇王想好的话，作了启导，他紧接着说：“惇亲王所奏甚是。如今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已自天津进京，日内就可以到。和战大计，决于这一次的谈判。文祥体弱多病，恐怕不足以应付，要靠恭亲王全力周旋。如果革去亲王，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仿佛闲散宗室，日本使臣必以对手爵秩不隆，不肯开议。日本的用心奸刁，处处挑剔，枝节横生，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谨慎应付，犹恐不周，岂可再授人以隙？伏祈是上以大局为重，收回成命。” 
　　听得这一番陈奏，皇帝有如梦方醒之感，想想不错，但也更不甘心，种种牵缠，真个就动恭王不得？ 
　　正在这样沉吟着，伯彦讷谟诂说了话：“今年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恩纶沛施，普天同庆。唯有恭亲王独遭严谴，恐非慈禧皇太后慈祥恺侧，优遇大臣的本心。” 
　　这以下就该景寿开口，他讷于言却不盲于心，知道皇帝的意思已被打动，不妨等一等，看他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皇帝改变了主意，用那种屈己从人的语气说：“好吧！把它拿回来！” 
　　“喳！”惇王响亮地答一声，疾趋而前，缴回朱谕。 
　　“你们只要说得有道理，我无有不听之理。”皇帝借题发挥，“应该早说的话不说，到木已成舟再来大放厥词，把罪过都推在我一个人头上，我不受！就象翁同龢，到京销假一个月了，承值书房，一句关于园工的话也没有说过。这是以臣事君的道理吗？” 
　　“翁同龢回京不久，或者情形还不甚明了的缘故。” 
　　对于惇王的解释，皇帝并不满意，“你们下去，我另有旨意。”说完，转身入内。那尔苏跟在后头，等皇帝隐没在帘子后面，他回头望了一下，摇一摇手，不知是警告皇帝正在火头上，诸事慎重。还是表示：不要紧，放心好了！ 
　　醇王机警，赶紧招一招手。那尔苏向里面看了看，很快很轻地走了过来，先总请一个安，然后又到醇王面前请安，因为还未过门，他仍旧叫醇王：“七叔！” 
　　“玉柱子，”醇王喊着他的小名，悄悄叮嘱：“万一皇上劝不住，到时候你想法儿，赶紧通个消息给两宫太后！” 
　　“我明白。”那尔苏又说，“请七叔通知载澂，让他马上销假当差。” 
　　醇王懂了，皇帝虽革了载澂的爵位，心里仍旧是喜欢他的，这至少也是缓和局势的一助，便连连点头：“我知道。你赶快进去吧！” 
　　“是！”那尔苏又回身向伯彦讷谟诂请个安说：“阿玛，我今儿不能回家了。” 
　　“不要紧。好好当差去吧。” 
　　于是那尔苏进入西暖阁，御前五大臣仍旧回到月华门朝房候旨，但恭王革爵的朱谕虽已收回，停园工的明诏却还未下，所以心头都沉重异常。 
　　“奉旨：即刻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 
　　一个太监传了旨，第二个又紧接着来：“奉旨：再添上翁师傅。” 
　　这天因为临时由太监口传：“无书房”，所以翁同龢正与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在庋藏秘籍孤本的昭仁殿，展玩《宋元精椠》，赏心惬意，深喜眼福不浅之际，忽然听得苏拉传报，说皇帝指名召他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一起进见，始而诧异，继而欣喜，终于疑虑了。 
　　诧异的自然是弘德殿行走的师傅，罕有与军机、御前一块儿“叫起”的前例，欣喜的是，弘德殿的师傅、谙达，只有自己奉召，而疑虑者亦在此！皇帝与十重臣之间的格格不相调合，是他所深知的，如今添上自己一个，说不定会遭什么池鱼之殃。 
　　因此，他急急赶到月华门王公朝房，十重臣都在，翁同龢最熟的是李鸿藻、沈桂芬与恭、醇两王，要问，当然是问李鸿藻。 
　　“皇上的意思怎么样？”他低声探询：“为什么召见要添上我一个？” 
　　“大致是为了园工责备大家，何不早说。”李鸿藻说：“连带提到你，说这一次回京，何以一句话也没有？” 
　　听这一说，翁同龢放了一半心，略想一想问道：“兰翁，道路传闻之词，可否入奏？” 
　　“不妨！”李鸿藻答道：“非激切危言，不足以动天听。” 
　　有了这句话，翁同龢的胆便大了，默坐着，想好了一套话。等到午正时分，太监到军机处传旨召见，同时交下了一封朱谕，撤消了魁龄等人的任命，说另有旨意。 
　　等翁同龢随班进见，果然，皇帝第一个就问到他：“翁同龢，你到京多日，应有所见，何以一句话都不告诉我？” 
　　“这一个月，皇上到书房才七天，六天作诗作论，辰光紧迫，不容臣有所献议。”翁同龢又说：“臣此次进京，道路听闻，流言甚多。说皇上的孝思诚可格天，可惜有人不能仰体圣意，假公济私，种种欺蒙，园工一兴，将数十年不能完工，动支国帑，何止一两千万？为了戡平大乱，筹措军饷，百姓吃苦，都以为值得，如果为了饱少数人的私囊，欲壑难填，百姓觉得苦不出头了。长此以往，人心涣散，非同小可！” 
　　他的语气平和，所以皇帝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只看着恭王问：“捐输银两，不是你领头的吗？” 
　　“是！”恭王答道：“臣要顾皇上的面子。臣总以为皇上天亶聪明，必以为事不可为，有下诏停工之一日，则天下归美于君，岂非盛事？” 
　　“你的话倒说得好听！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甚至惊动两宫皇太后，告我一状，这不是离间母子吗？” 
　　这话牵涉到醇王福晋，醇王便磕头说道：“臣等决不敢。臣等仰体圣心，为尽孝思，不愿下诏停工，因而奏请两宫皇太后作主。两宫与皇上慈孝相应，岂是臣下所能离间？” 
　　由此展开激辩，皇帝面红脖子粗地大骂言官沽名钓誉，恭王与醇王自恃长亲，渺视皇帝，话越说越多，也越离谱了。 
　　最末一名的翁同龢，看皇帝的劲道发泄得差不多了，便把握机会说道：“今日之事，须有归宿。请圣意先定，臣下始得承旨。” 
　　皇帝想了想，气虎虎地问：“等十年、二十年之后，四海平定，库藏充裕了，你们准不准我修园？” 
　　“是，是！”有好几个人齐声回答，最后仍旧是恭王发言，“如天之福，到那时候一定把圆明园修起来。” 
　　“好了！顺了你们的意了！你们可也得替我想一想，‘感戴慈恩’，如今不就成了空话了吗？”皇帝悻悻然地说。 
　　“感戴慈恩”是上年九月二十八所下，重修圆明园诏谕中的话，这是讨价还价，好得早有准备。恭王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急于收束，所以很干脆地答道：“三海近在咫尺，房子差不多也都完好，斟量修理，所费不多，亦勉强可以作娱养两宫太后，以及皇上几暇，涵泳性情之处。” 
　　“你们瞧着办吧！”皇帝冷笑一声，“反正都听你们的了！” 
　　说完，挥一挥手，把脸都扭了过去。醇王还想说什么，他身后的沈桂芬拉了他一把，示意勿语。于是十重臣，一师傅，回到军机处。因为同承旨，便得同拟旨，这次是沈桂芬动“枢笔”，聚精会神，目不旁瞬，显得很矜重地在拟稿。 
　　“好家伙！”惇王把帽子取下来，扔在炕几上，一面自己抹汗，一面让听差替他宽补褂，嘴里还不肯闲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算顶下来！” 
　　“这叫‘九牛二虎顶一龙’！”一向沉默寡言的景寿，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大家把他的话想了想才明白，正好是十一个人，合“九牛二虎”之数。 
　　“还不知道顶得住、顶不住呢！”伯彦讷谟诂说，“刚才抽空儿跟玉柱子说了两句话，据他说皇上的气生得不小。” 
　　“那可顾不得了。”惇王看一看壁上的钟说，“快未正了，咱们先开饭吧！” 
　　“对了！”沈桂芬嫌大家吵，无法精心构思，所以接口说道：“诸公吃完饭，我的稿子也就好了。” 
　　于是军机处的小厨房备了极精致的午饭。惇王自己带着药酒，用个扁平银壶盛着，一面大口吃烙饼，一面喝药酒。吃完，大家回到原处，沈桂芬刚刚脱稿，只见上面写的是： 
　　“上谕：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功；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停止。俟将来边境又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在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致过繁。着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将此通谕知之。” 
　　“挺好！”恭子指着“均着停止”那四个字说，“这儿改为‘均着即行停止’吧！” 
　　“是的。”沈桂芬随手添注。 
　　“外面流言很多，我看，皇上亲阅园工，还是把它叙进去的好。” 
　　大家都以醇王的意见为然，于是在“本年开工后”之下，加了“朕曾亲往阅看数次”，暗示所谓“微行”，实为亲阅园工的误会。 
　　“该管大臣的字样如何？”宝鋆这样泛泛地问。 
　　“有何不妥？”沈桂芬反问一句。 
　　“是不是仍旧交内务府筹办…　。” 
　　“算了，算了！”惇王大声打断，“都是内务府惹出来的麻烦，还找他们干什么？” 
　　宝鋆的原意是修三海要内务府自己设法，移东补西，弄成个样子算数，听惇王这样坚决反对，就不便再往下说了。 
　　于是定稿誊正，随即递上，大家都还等着，要等皇帝核定交了下来，才能散去。这一等等了一个钟头，不见动静，都不免在心里嘀咕，怕事情变卦，倘或平地又生风波，就不知何以为计了！ 
　　果然，平地起了风波。申时一刻，内奏事处交来一个盒子，里面不是刚递上去的停园工的诏旨，是一道朱谕，封缄严密，上面写明：“交军机大臣文祥、宝惇、沈桂芬、李鸿藻共同开读。” 
　　这是密谕，而军机大臣的职权是不可侵犯的，所以首先就是恭王站起身来说：“我们退出去吧！让他们四位处置密谕。” 
　　连恭王自己在内，都知道特为撇开他，则此密谕，自与恭王有关。文祥拿着那个封套，在手掌心里敲了几下，慢吞吞地说道：“事出异常，各位先到朝房坐一坐。” 
　　“我不必了！”恭王一半留身分，一半发牢骚，“潘伯寅送了我一块好端砚，搁在那儿三天了，我得看看去。” 
　　“也好！”文祥点点头，“六爷就先回府吧！回头再谈。” 
　　于是恭王上轿出宫，五御前、一师傅就在隆宗门旁边，领侍卫内大臣办事的屋子休息。文祥拆开朱谕一看，写的是： 
　　“传谕在廷诸王大臣，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检，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钦此！” 
　　“到底还是饶不过六爷！”文祥茫然地望着窗外，“至亲骨肉，何苦如此！” 
　　宝鋆一言不发，走出去告诉军机处的苏拉：“递牌子！” 
　　递了牌子，文祥等人到养心殿门外等候，总管太监传谕，只有两个字：“不见！” 
　　“怎么办？”文祥想了想说：“只有顶上去了。” 
　　于是重回军机处，仍由沈桂芬执笔上奏。军机处用“奏片”，不须那些套语，秉笔直书，为恭王求情。递了上去，原奏发回，这四个人的心思相同，非全力挽回此事不可。于是再上奏片，说有紧急大事，这天一定得进见面奏。 
　　皇帝还是不见，但态度似乎缓和了，派太监传谕：“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同时把停园工的诏旨发了下来，一字无更改。 
　　“马上送内阁发！”文祥这样告诉值班的“达拉密”，同时通知惇王等人，请先回府，晚上另外柬约，有事商谈。 
　　这样安排好了，四个人一起到了恭王那里。 
　　因为天意难回，文祥等人相当着急，惇、醇两王则不但同气连枝，休戚相关，而且同为皇叔，皇帝对“六叔”可以如此，对五、七两叔，当然亦可这样子无情无礼，因而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但恭王却显示出极可敬爱的涵养。这一次与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剥他的脸面，大不相同。那一次他确有摧肝裂胆的震动，而这一次难过的是皇帝不成材，对于他自己的遭遇，夷然不以为意，因为他觉得不能跟少不更事的侄儿皇帝，一般见识。 
　　“总算有个结果，停园工的明旨下了，咱们算是有了交代。”他平静地说，“我一个人的荣辱，无所谓！” 
　　当然，他也知道，皇帝这道朱谕，在他不足为辱，而且必可挽回。而别人跟他的想法不同。不为恭王自己打算，也得替大局着想，一人之下的懿亲重臣，忽然受此严谴，威信扫地，号令不行，何能再为枢廷领袖？ 
　　同时，眼前就有一个极大的不便，大久保利通在八月初一就要到京，一到便得开议，而对手则是大清皇帝所不信任的臣子，即使别人不好意思提，自己也会感到尴尬，又何能侃侃折冲，据理力争。 
　　为此，必得请皇帝收回成命，是一致的结论，但采取怎么样的途径？却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请出两宫太后来干预，把皇帝硬压下来；一派的态度比较和缓，认为不宜操之激切，还是见了皇帝，当面苦求，比较妥当。 
　　就这争议不决之际，宫里又传出消息，说皇帝原来的朱谕，借词极其严厉，有“诸多不法，离间母子；欺朕年幼，奸弊百出”等档的话。后来交给文祥的朱谕，已经重新写过，缓和得多了。 
　　恭王这时才有些着急，急的不是由亲王降为郡王，而是皇帝的话，令人难堪。这原来的一道朱谕，如果“明发”，“奸弊百出”这句话，要洗刷干净就很难了。 
　　因此他这样摇着手说：“万万不能再惊动两宫了！皇上耿耿于怀的，就是“离间母子’这一句，如果再搬大帽子压皇上，岂不是坐实了有此‘离间’的情形？” 
　　大家都觉得这话看得很深。同时也有了一个很清楚的看法，为恭王求情是国事，倘或搬请两宫太后出面，有“离间母子”这四个字在，便搞成闹家务。而闹家务，外人是不便干预的，这一来除却懿亲，四军机就成了不能说话的局外人，那是自失立场的不智之举。 
　　因此，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是：拖着再说！到了第二天，恭王照常入值，全班军机都是宰相之度，见了皇帝，浑如无事，根本不提那道朱谕，恭王照常详奏对日交涉的准备情形。宝鋆陈奏李鸿章在天津办理海防，决定要求四川总督吴棠，筹拨历年积欠协饷二十万两银子。此外请旨的事件还很多，一一面奏取旨，见面两个钟头才退了下来。 
　　这两个钟头之中，皇帝却颇有忸怩之感，一回到宫里，细细一想，觉得是受了极大的欺侮。 
　　他在这两个钟头之中，始终有这样一个感觉，大家都当他是个不懂事的少年，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不然，岂能有这样视如无事的神态？ 
　　转念到此，觉得自尊心受了屈辱，是件决不可忍的事！同时他也想到了降恭亲王为郡王的朱谕，照规矩，昨天就应该“明发”。昨天不发还可以说是时候太晚，不及拟旨进呈，而这天见面，何以没有明发的旨稿？这是有意不奉诏，而且是约好了来的，故意不提，故意装糊涂，打算着把这件事“阴干”了它。这个手段如果管用，以后自己说什么话都不管用了！ 
　　由此一念，生出无穷怨怒，浑身的血似乎都已化成热气，烧得他耳面皆赤，双眼发红，自己想尽办法，按捺不住心头的那股突兀不平之气。 
　　“都混帐！都该滚！”他拍着桌子骂，大踏步在寝宫里走来走去，心里不断在思索，怎么样才能大大地出一口气？ 
　　在军机处，十重臣又作了一番集议，认为皇帝的朱谕，不宜搁置不办，而要皇帝自己开口收回成命，已是不可能之事，苦求亦未见得有用。宝鋆忽有开悟，认为去求皇帝，即蒙允许，亦会讨价还价，加恩赏还亲王，毋庸世袭罔替，吃亏的还是恭王。倒不如发了下去，见了明谕，两宫太后不能不知道，也不能没有表示，是间接敦促皇太后出面干预的一条途径。 
　　这番意见，私下跟文祥说了，他亦颇以为然，恭王反正多少已有置之度外的态度，不加可否。于是拟旨呈阅，准备明发。 
　　这并不能使得皇帝消气，他认为是他们得到了消息，发觉他为此震怒，不能不勉强顺从。由此更可以看出，有权在手，不可不用，如果早就作了这样严峻的措施，军机大臣也好，御前大臣也好，早该就范了。 
　　从这个了解开始，皇帝把心一横，一切都不顾虑，亲笔写好一张指五军机、五御前，“朋比为奸，谋为不轨”，尽皆革职的朱谕。第二天一早派太监传旨，召见六部堂官、左都御史、内阁学士。 
　　这是仿照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中所用的手法，自然瞒不过内廷的大小官员。历来的规矩，国家有大举措要宣布，才用这样的方式，而召集一二品大员中，独无军机，明显着是皇帝要越过这一关，亲自执行政务，更为事出非常的特例，所以相顾惊疑，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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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帝左右，有专为慈禧太后探事的太监，一看这情形，赶到长春宫去回奏，慈禧太后一听大惊，立即吩咐把慈安太后请了来。 
　　“皇帝要闹大乱子了！”慈禧太后简略地说了经过，分析利害给慈安太后听，“这一下，什么事都不用办了！祖宗以来，从无这样的事，换了你我，也不能不寒心吧！” 
　　“太不成话了！闹成这个样子，真正是教人看笑话。现在该怎么办呢？”慈安太后着急地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一下子教他毁得干干净净。”说着，便流下了眼泪。 
　　“你也别难过。亏得消息得到早！来啊！”慈禧太后一面派长春宫的总管太监去阻止皇帝召见在京一二品大员，一面传懿旨御弘德殿，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 
　　弘德殿与乾清宫密迩，皇帝听得小太监的奏报，急急赶来侍候，慈禧太后一见便问：“六部的起撤了没有？” 
　　其实还没有撤消，但皇帝不能不这么说：“撤了！”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向跪了一地的重臣说道：“十三年以来，没有恭亲王就没有今天，皇帝年轻任性。昨天的那道上谕，我们姊妹俩不知道，恭亲王跟载澂的爵位，还是照常。 
　　文祥！” 
　　“臣在。” 
　　“你写旨来看！” 
　　“是！”文祥磕了个头，退了出去。 
　　于是恭王磕头谢了恩，又说：“臣实在惶恐得很！皇上的责备，臣不敢不受。不过‘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今对日交涉，日本有索赔兵费的打算，如果园工不停，日本使臣必以为我库藏丰盈，难免狮子大开口，这交涉就难办了。” 
　　“喔，”慈禧太后问道：“日本使臣到京了没有？” 
　　“是昨天到的。” 
　　“预备那一天开议？” 
　　“日子还没有定。”恭王答道：“臣打算在圣母皇太后万寿之期以前，一定得办出一个起落来。” 
　　“这意思你只好搁在心里，让对方知道了虚实，恐怕会要挟。” 
　　“是！皇太后圣明。臣与文祥尽力去办，万一交涉不能顺利，臣先请罪。” 
　　“只要尽心尽力去办，没有办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 
　　“三海的工程，预备交给谁去办？” 
　　“臣请旨先派勘估大臣，核实勘查以后，再请旨办理。” 
　　“噢！”慈禧太后点点头，“总要节省才好。皇帝不妨再下一道上谕，申明这一层意思。” 
　　于是皇帝跪下来答一声：“是！” 
　　等他站起来，文祥已经进殿。谕旨是军机章京拟的，他双手捧上皇帝，皇帝看了，转上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便说： 
　　“你念一遍给大家听吧！” 
　　皇帝答应着念道： 
　　“谕内阁：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在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绩足余，着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一并赏还。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钦此！” 
　　“臣叩谢天恩。”恭王斜着向上磕头，表示向两宫皇太后及皇帝谢恩。 
　　“三海工程，尽力节省，两位皇太后的意思，你们已经听见了，军机写旨来看。”皇帝又转脸问两宫太后：“两位皇太后可是还有话要问？” 
　　“就是这两句话。”慈禧太后说：“时势艰难，总要靠上下一心，尽力维持。千万不要存什么芥蒂。” 
　　“臣等不敢。”恭王又说：“臣也决无此意。” 
　　由于谈到了三海工程，皇帝命御前大臣及翁同龢先行退出，只留下军机大臣承旨。始终未曾说话的慈安太后，认为应该再降一道谕旨，申明务从简约，尤其要力戒浮冒，同时问起，前一天谕旨中的“该管大臣”，是不是指内务府大臣而言？ 
　　“内务府大臣，当然也是该管。”恭王答道，“不过奉宸苑兼管大臣，应该是专管。” 
　　“那么，你们看三海工程，到底应该派谁管呢？”慈安太后率直地说了她的顾虑，“可别再闹得跟修圆明园一样，教外头说闲话。” 
　　这是极中就要的顾虑，内务府的惯技就是小题大做，如果名义上由圆明园换为三海，实际上仍旧搞出各样各目，要花几百万银子，那就大失群臣力争的本意了，所以恭王这样建议：“要说工程，自然以内务府主办，工部襄助为宜。但为力戒浮冒，核实工费起见，似宜简派王大臣一员，负责监督。” 
　　“这话说得不错。”慈禧太后说道：“五爷的差使不多，将来就让他来管吧。” 
　　“是！” 
　　话说到这里，出现了沉默，慈禧太后倒是有许多话想问，但这一来便似越权干政，所以不便多说。只命李鸿藻传谕翁同龢，说他讲书切实明白，务必格外用心，以期有益圣学，随即便结束了这一次例外的召见。 
　　这天是八月初一，每月朔望，照例由皇帝侍奉两宫太后，临幸漱芳斋传膳听戏。皇帝闹得一天星斗，结果风清月白，什么事也没有，自己想想也灰心，所以在漱芳斋一直面无笑容。慈安太后了解他的心意，特为叫他坐在身边，一面听戏，一面劝了他好些话。皇帝的满怀抑郁委屈，总算在慈母的温煦中，溶化了一大半。 
　　等散了戏回寝宫，只见载澂闪出来请了个安，笑嘻嘻地说：“臣销假。给皇上请安。” 
　　一见他的面，皇帝心里便生怨恨，沉着脸说：“载澂，你跟我来。” 
　　“是！” 
　　到了殿里，皇帝的脾气发作：“你给我跪下！我问你，你在你阿玛面前，说了我什么？” 
　　载澂敢于销假来见皇帝，便是有准备的，跪下来哭丧着脸说：“臣为皇上，挨了好一顿打。” 
　　这话使得皇帝大为诧异，声音便缓和了，“怎么啦？”他问。 
　　“请皇上瞧！”说着，载澂把袖子往上一捋，露出半条，一条膀子伸了出去。 
　　“起来，我看！” 
　　一看之下，皇帝也觉恻然，载澂膀子上尽是一条条的血痕。“这是臣的父亲拿皮鞭子抽的，非逼着臣说不可，‘不说活活打死’，臣忍着疼不肯说。臣的父亲气生得大了，大家都说臣不孝，不该惹臣的父亲生这么大气。臣万般无奈，不能不说。臣该死，罪有应得。”说着他又跪了下来，“臣请皇上治臣的罪。” 
　　皇帝听罢，半晌无语，然后叹口气说：“唉！起来。” 
　　皇帝跟载澂的感情，与众不同，到此地步，怨也不是，恨也不是，而且还舍不得他离开左右，连“御前行走”的差使，都不能撤，真教无可奈何。在载澂，自己也知道闯了大祸，虽然使一条“苦肉计”搪塞了过去，歉仄之意，却还未释，所以格外地曲意顺从。就这两下一凑，真如弟兄吵了架又愧悔，抱头痛哭了一场那样，感情反倒更密了。 
　　在外廷，一场迅雷骤雨的大风暴，已经雨过天青，停园工的诏令，如溽暑中的一服清凉散，就是内务府以及跟内务府有关的营造商，亦有如释重负之感。碰上钉子的内务府大臣，自感无趣，但转眼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必有恩典，革职的处分，必可开复。而修理三海，不论如何力戒浮冒，诸事节省，仍有油水可捞。这样想着，便依旧精神抖擞了。 
　　唯一可以说是倒霉的，怕是只有李光昭一个人。皇帝对停园工一事，想了又想，最气不忿的就是此人，所以在八月十二特地又下一道手谕：“迅速严讯，即行奏结，勿再迁延！” 
　　谕旨到达直隶总督衙门，正也就是审问属实，快将结案的时候，于是加紧办理，在中秋后一天出奏，叙明经过事实以后，李鸿章这样评断： 
　　“该犯冒充园工监督，到处诳骗，致洋商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其捏报木价，尚属轻罪，自应按照‘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拟两罪，皆系斩监候，照例从一科断；李光昭一犯，合依‘诈传诏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犯所称前在军营报捐知府，是否属实？尚不可知。但罪已至死，应无庸议。查该犯素行无赖，并无家资，实藉报效为名，肆其欺罔之计，本无存木，而妄称数十年购留；本无银钱，而骗惑洋商到津付价；本止定价五万余元，而浮报银至三十万两之多，且犹虑不足以耸人听闻，捏为‘奉旨采办’及‘园工监督’名目，是以洋商竟有称其‘李钦使’者。足见招摇谬妄，并非一端。迨回津后，恶迹渐露，复面求美领事代瞒木价，致法领事照请关道，将其拘留，诚如圣谕：‘无耻之极’，尤堪痛恨。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里便想，本年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停止勾决，斩监候就得等到明年秋后处决，让李光昭多活一年，犹觉不甘，所以批了个“着即正法”。 
　　修圆明园一案，随着李光昭的人头落地而结束。眼前的大事，就只有两件了，一件是对日交涉。日本的专使大久保利通，八月初四在总理衙门，与恭王、文祥等人当面展开交涉，首先就辩论“番地”的经界。大久保利通的目的，是想“证明”台湾的“生番”，不归中国管辖，这都是毛昶熙一句话惹出来的祸，恭王和文祥当然不能同意，就这样反复辩论，一拖拖了半个月。 
　　第二件大事，就是慈禧太后四旬万寿的庆典，而这一件大事，又与第一件大事有关。恭王等人都知道，停止园工，慈禧太后内心不免觖望，为了让她的生日过得痛快些，应该将对日交涉，早日办结，只是这层意思，决不能透露，否则为对手窥破虚实，就可以作为要挟的把柄了。 
　　在大久保利通，亦急于想了结交涉。因为看到中国在这一重纠纷上，已用出“狮子搏免”的力量，一方面派沈葆桢领兵入台，大修战备，不惜武力周旋；一方面李鸿章在天津与美、法公使，接触频繁，争取外交上的助力。原本是自己理屈的事，迁延日久，骑虎难下，真的打了起来，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不如见风使帆，早日收篷，多少有便宜可占。 
　　因此，大久保利通，表面强硬，暗中却托出英国公使威妥玛来调停，就在这时候，沈葆桢上了一个奏折，说是“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利。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恭王与文祥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所以当威妥玛转述日方的条件，要求赔偿兵费三百万元时，文祥答得极其干脆： 
　　“一个钱不给！” 
　　调停虽然破裂，恭王却密奏皇帝，说交涉一定可以成功。听得这话，皇帝乐得将此事置之度外，巡视三海，巡幸南苑，驻跸行围，看神机营的操，看御前王大臣及乾清门侍卫较射，到九月初才回宫。 

　　　　　　　　　　　※　　　　　　　 ※　　　　　　　　 ※ 

　　就在回宫的那一天，小李伺候皇帝沐浴时，发现两臂肩背等处，有许多斑点，其色淡红，艳如蔷薇，不觉失声轻呼： 
　　“咦！” 
　　“怎么了？”皇帝叱问着。 
　　这是不用瞒，不敢瞒，也瞒不住的。“万岁爷身上，”小李答道，“等奴才取镜子来请万岁爷自己瞧。” 
　　小李取来一面大镜子，跪着往上一举，皇帝才发觉自己身上的异样，“这什么玩意？”他颇为着慌，“快传李德立！” 
　　传了太医李德立来，解衣诊视，也看不出什么毛病？问皇帝说：“皇上身上痒不痒？” 
　　“一点儿不痒。” 
　　不痒就坏了，而李德立口里的话，却正好相反，“不痒就不要紧。”他说，“臣给皇上配上一服清火败毒的药，吃着看。” 
　　“怎么叫吃着看？” 
　　“能让红斑消掉，就没事了。” 
　　皇帝对这话颇为不满，“消不掉呢？”他厉声问说。 
　　李德立因为常给皇帝看病，知道他的脾气，赶紧跪下来说：“臣一定让红斑消掉。皇上请放心！这服药吃下去，臣明儿个另外再带人来给皇上请脉。” 
　　于是李德立开了一张方子，不过轻描淡写的金银花之类，从表面看仿佛比疥癣之疾还要轻微，而暗中却大为紧张，真如怀着鬼胎一般，想说不敢，不说不可。 
　　想想还是不敢说，本来不与自己相干，一说反成是非，且等着看情形，有了把握，再斟酌轻重，相机处理。 
　　这样过了几天，忽又传召。这次是在养心殿西暖阁谒见，皇帝意态闲豫，正逗着一群小狮子狗玩，见了李德立便说：“你的药很灵，我身上的红斑全消了，你看看，还要服什么调理的药不要？” 
　　接着解衣磅礴，让李德立细细检视，果然红斑消失，皮肤既光又滑。李德立便替皇帝贺喜，说是：“皇上体子好。什么调理药也不用服。” 
　　等他叩辞出宫，跟着便是太监来传旨，赏小卷宁绸两匹，貂帽沿一个。李德立谢了恩，开发了赏钱，同僚纷纷前来道贺，他也含笑应酬，敷衍了一阵，独独将一个看外科很有名的御医，名叫张本仁的，留了下来。 
　　“我跟你琢磨一宗皮肤病。”李德立说：“肩上、背上、膀子上，大大小小的红斑，有圆的，有腰子形的，也不痒，那是什么玩意？” 
　　“这很难说。”张本仁问：“鼓不鼓？” 
　　“不鼓。”李德立做了个抚摸的手势，“我摸了，是平的。” 
　　“连不连在一块儿？” 
　　“不连。一个是一个。” 
　　“那不好！”张本仁大摇其头，“是‘杨梅’！” 
　　虽在意中，李德立的一颗心依然猛地下沉，镇静着又问： 
　　“这杨梅疹，多少时候才能消掉？” 
　　“没有准儿，慢则几个月，快则几天。” 
　　“坏了！”李德立颓然倒在椅子上，半晌作声不得。 
　　“怎么回事？”张本仁凑过去，悄然问道：“是澂贝勒不是？” 
　　“不是！是他倒又不要紧了。” 
　　“那么……？”张本仁异常吃力地说：“莫非……？” 
　　两个半句，可以想见他猜想的是谁？李德立很缓慢地点了点头。 
　　“有这回事？”张本仁大摇其头，“敢情是你看错了吧？” 
　　“我没有看错。除非你说得不对。”李德立又现悔色，“我错了！当时我该举荐你去看就好了。” 
　　“得！”张本仁一躬到地，“李大爷，咱们话可说在前头，你要举荐我，可得给我担待。” 
　　李德立不解，翻着眼问：“怎么个担待？” 
　　“这是个治不好的病！实话直说，还得掉脑袋，你不给担待怎么行？” 
　　“我知道，你说，要我怎么给你担待？” 
　　“仍旧是你主治，我帮着你看，该怎么治，我出主意，你拿主意。” 
　　李德立不响，过了好久才问：“那要到什么时候才又会发作？” 
　　“这可不一定，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也许一辈子不发。” 
　　“谢天谢地，但愿就此消了下去，一辈子别发吧！” 
　　“就算一辈子不发，将来生的皇子，也会有胎毒。” 
　　张本仁黯然叹息，“我看大清朝的气数快到了。” 
　　李德立没有那样深远的忧虑，只在考虑眼前，这个自古所无的“帝王之疾”，要不要禀报，如果要，应该跟谁去说？ 
　　一个人坐困愁城，怎么得了？李德立想来想去，必须找一个人商议，这个人自然应该是庄守和。太医院院使悬缺，庄守和是右院判，李德立是左院判，平日他大权独揽，很少理庄守和，兹事体大，不能不让他知道，也不能不让他出个主意，将来好分担责任。 
　　“只好装糊涂。”庄守和要言不烦地说，“这件事是天大的忌讳，病家要讳疾，医家也要讳疾。” 
　　“这话固然不错，就怕将来闹出来，上头会责备，何不早说？” 
　　“早说也无用，是个医不好的毛病。”庄守和又说，“而且也决计不会闹出来！万乘之尊的天子，怎么能生这种病？” 
　　李德立通前彻后地考虑了利害关系，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装糊涂。” 
　　于是皇帝的病，就此被隐没下来。他本人亦不觉得有何不适，每日照常办事，召见军机第一件事就是垂询对日交涉。交涉几乎破裂，大久保利通提出了“限期五日答复”的最后通牒，恭王不理他，便又自动延长三日。三日一到，正值重阳，大久保又到总理衙门，与恭王作第五次会谈，要求赔偿兵费二百万两银子，恭王坚持不谈“兵费”二字。大久保利通便改口要求“被难人”的抚恤。至此地步，便只是谈钱数了。 
　　到了九月十四，谈判决裂，大久保利通告诉英国公使馆，说是决定两天以后离京。于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再一次出面调停，百般恫吓，将病骨支离的文祥，累得头昏眼花，答应给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天津教案，赔偿各国被难领事、教士的数目，不过算法不同，十万两银子是抚恤，四十万两银子作为收买日军自番社撤退后所遗下的房屋道路。并且在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三条《中日北京台事专约》。大久保利通此行的最大收获，不在五十万两银子，而是“专约”之前的一段序言：“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惟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被害的是从明朝洪武五年以来，就为中国藩属的琉球渔民，一下子变成了“日本国属民”，而恭王、文祥和李鸿章还被蒙在鼓里。 
　　就在签约的那天，神武门出了个乱子，一辆马车从神武门直闯进宫，拉车的马受了惊，失去控驭。守宫门的护军大惊失色，纷纷出动拦截，一直到景运门，才将那匹口吐白沫，乱踢蹄子的黑马的嚼环拉住。 
　　带班的护军校叫扎什色，大为光火，冲着车把式吼道： 
　　“你给我滚下来！混帐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呀？” 
　　车把式也知道闯了祸，急得脸色发白，无言以答，扎什色越发冒火，拿佩刀平拍着车杠，一叠连声地威喝。就这不得开交的当儿，车帷一掀，探出一颗脑袋来，用鄙夷不屑的声音说：“干么呀，拿刀动杖，大呼小叫的，谁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何用你来问。” 
　　扎什色一看是皇帝面前得宠的太监小李，顿时气馁，“我不过问一声，”他说，“那也不要紧呀！” 
　　“本来就不要紧。好了好了！”小李也不敢恃强，这样挥着手说：“你去吧！没事。” 
　　这场意外的纠纷，皇帝根本不知道，因为他坐的是轿子，由神武门进宫，自北面径回乾清宫，马车惊逸到景运门，沿路搞得大呼小叫，如临前敌的光景，在辽阔的宫廷中，根本无从知道。 
　　直到第二天看到领侍卫内大臣参劾值班护军的奏折，他才惊讶，“怎么回事？”他问小李，“昨儿个马车怎么了？” 
　　“奴才在车子里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车停了，才知道车子一冲冲到了景运门。”小李又说，“护军开口就骂，拿刀把在车杠上拍得‘叭哒、叭哒’响，嘴里还骂人。” 
　　“自然该骂。”皇帝笑着说了这一句，在领侍卫大臣的奏折上批示：“着加恩，免议。” 
　　看完奏折上书房——本来打算停一天，但想到王庆祺昨天许下的话，兴味勃然，打消了“赖学”的念头。 

　　　　　　　　　　　※　　　　　　　 ※　　　　　　　　 ※ 

　　等翁同龢讲完“杜诗”，该轮到王庆祺讲《明史》。君臣之间，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碍着翁同龢在旁边，诸多不便，于是皇帝想了一条“调虎离山”之计。 
　　“翁师傅！” 
　　坐在西壁下的翁同龢站起来答应：“臣在。” 
　　“你给我找一本书来。” 
　　“是！”翁同龢略停一下，见皇帝未作进一步的指示，便又问道：“皇上要找什么书？” 
　　皇帝是在思索着出一个难题，好绊住翁同龢，所以一直不曾开口，这时听他催问，不便再作耽搁，随口说道：“我记得《图书集成》里面，有专谈三海建置的，你找一找看。” 
　　“那应该在《考工典》里面。臣去找一找看。” 
　　等翁同龢一走，皇帝便小声问王庆祺：“你昨天说的东西，全带来了没有？” 
　　“臣找了几本。”王庆祺也以同样低微的声音回答：“只是来不及恭楷重缮，怕印刷得不好，字也小，皇上看起来很累。” 
　　“不要紧，拿给我。” 
　　王庆祺眼神闪烁地看一看左右，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皇帝，同时不断看着在书架上找书的翁同龢，似乎深怕他发觉了似的。 
　　皇帝却无这些顾忌，把小布包放在膝上，打开来一看，是“巾箱本”的七八本小书，最上面一本是磁青连史纸封面，书名《灯草和尚》。皇帝随意翻开一页，看不了三四行，便觉脸热，心跳、口渴，很快地合拢了书，将包书的布随意一裹，整个儿寒在屉斗里。 
　　“我看看再说。”皇帝一本正经地，脸上找不出一丝笑容，倒象是拒谏的神情。 
　　王庆祺轻声答道：“这些书，文字讲究的不多，容臣慢慢访着了，陆续进呈。” 
　　“有好的‘画’，也找些来。” 
　　“是！”王庆祺说：“这还比较容易。” 
　　“有了这些东西，你不必带到书房来，密封了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他们”是指专门承值弘德殿的太监，王庆祺会意，答应着还想说什么，见翁同龢捧了书来，便住口改讲《明史》，正讲到《佞幸传》。 
　　翁同龢取来的书，除了图书集成中《考工典》里的有关记载以外，还有些别的谈三海的书。皇帝本意是借此将他遣开，但看他慎重将事，不能不作敷衍，一面翻着书，一面随口问道：“瀛台不就是明朝的南台吗？” 
　　“是！”翁同龢答道：“天顺朝名相李贤的《赐游西苑记》，就曾提到南台。” 
　　“本朝可有赐大臣游园的事情？” 
　　“有！”翁同龢答道：“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曾有上谕，圣祖仁皇帝，因为天时炎热，移驻瀛台。虽然天下无事，但每日御门听政，未尝少息。圣祖因为《宋史》所载，赐诸臣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特在桥边设网，任令大小臣工游钓，准在奏事之余，各就水次举网，得鱼携归私第，以见君臣同乐，一体燕适的至意。” 
　　皇帝听得不胜神往，“这真是太平盛世的光景！”他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有没有？” 
　　“自然有！”翁同龢答道，“皇上向往盛世，盛世必临，全在圣衷一念之间。圣祖与皇上即位之年仿佛，文治武功，皆发轫于二十岁前，愿皇上念兹在兹，以圣祖为法。” 
　　话是好话，但皇帝颇有自知之明，要赶上圣祖仁皇帝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也有自我譬解之处，当时圣祖诛鳌拜，乾纲大振，以后才能指挥如意。现在事事听人摆布，不容他出个主意，却要求他能有圣祖的文治武功，岂非过分？ 
　　这样想着，便懒得跟翁同龢再谈下去，只是功课未了，不便早退。这天是轮着做诗的日子，他的心思在那几本“巾箱本”上，诗思艰涩，便取个巧说：“你们各做一首七律，让我观摩。” 
　　“是！”王庆祺不待翁同龢有所表示，便即答道：“请皇上命题。” 
　　皇帝举目四顾，想找个诗题，一眼望见帘外黄白纷披，菊花开得正盛，正好拿来作题，“就以‘菊影’为题吧！”他手指着说。 
　　“请限韵。” 
　　“不必限了。限韵拘束思路。” 
　　于是变了学生考老师。当然，这是考不倒的，不过刻把钟工夫，两个人都交了卷。 
　　“很好！”皇帝念着翁同龢的诗稿说：“‘无言更觉秋容淡，有韵还疑露气浮’，这才是写菊影，不是写菊花。我带回宫中去看。” 
　　一回宫刚想找个清静地方去看王庆祺所进的书，慈禧太后派人传召，到了长春宫，只见一群太监，捧着贡缎金珠等物，进宫来请慈禧太后过目。这是臣下为她上寿的贡物，最多的是缎子，一匹总要五十两银子，起码进两匹，就去了一百两，皇帝倒觉得于心不忍，但亦不便谏阻。 
　　“你看看，”慈禧太后递了一张纸给皇帝，“他们打礼部抄来的仪注。我看，不必费这么大的事。” 
　　是太后逢四十整寿的仪注，从赐宴到加恩大臣的老亲，刊了长长的一张单子，皇帝仔细看完，很恭敬地说：“儿子明天就叫军机办！” 
　　“不！”慈禧太后摇摇头，“本来热闹热闹，倒也可以，偏偏教日本人闹的！算了，就咱们在里头玩两天吧！” 
　　“这也是大家的孝心。皇额娘就依了儿子，照单子上办…　。” 
　　“不好！不好！但愿你争气，再过十年，好好给我做一个生日。”慈禧太后接着便作了具体的指示：十月初十在慈宁宫行礼，礼成以后，只在内廷开宴。所有照例的筵宴，无须举行。在宫外的公主，以及福晋命妇，进慈宁宫行礼后赐宴。 
　　于是第二天便下了上谕，此外又有加恩大臣老亲的恩诏，说的是： 
　　“本年十月初十日，恭逢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四旬万寿，庆洽敷天，因思京内外实任文武一二品大员老亲，有年届八十以上者，康强逢吉，禄养承恩，洵为盛世嘉祥，允宜特加赏赉。着吏部、兵部、八旗都统，即行查明，分别咨报军机处，开单呈览，候旨施恩。” 
　　其实这是不须查报的，京内外一二品大员，有老亲在堂，高年几何？军机章京那里，有张很详细的单子，开了上去，第一名是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的老母李太夫人。 
　　“这可真是有福气的老太太了！”慈安太后赞叹着说：“两个儿子都是总督，只怕少见。” 
　　“这还不足为奇。”慈禧太后说：“兄弟前后任，做娘的在衙门里不用动窝儿，这就少见了。” 
　　“对了！李瀚章接他兄弟的湖广总督。” 
　　“这个总督太夫人是大脚。”慈禧太后笑道：“有这么一个笑话，她从合肥坐船到武昌就养，满城文武都到码头上跪接，总督老太太提着旱烟袋，也不用丫头扶，‘蹬、档档档弹地就上了岸。坐上总督的八抬绿呢大轿，那双尺把长的大脚，一半露在轿帘外面，李鸿章扶着轿杠，看看观之不雅，就冲轿里说了句：‘娘，把一双脚收一收。’你知道他娘怎么回答他？” 
　　“怎么回答？必是一句笑断人肠子的话！” 
　　“可不是！”慈禧太后自己先掩口笑了，笑停了说：“他娘说：‘你老子不嫌我，你倒嫌我！’” 
　　慈安太后大笑，“这倒跟《红楼梦》上的刘姥姥差不多。”她说，“汉人的官宦人家，象她这么大脚的，还怕不多，只怕是偏房出身。” 
　　听得这一句，慈禧太后就不作声了，脸色象黄梅天气，骄阳顿敛，阴霾渐起。慈安太后为人忠厚，心里好生懊悔，不该触及她的忌讳，便讪讪地问：“这该怎么加恩？是你的生日，你拿主意好了。” 
　　慈禧太后定的是，每人赐御书匾额一方，御书福寿字，文绮珍玩等物，当然是名次在前的多，在后的少。 
　　这下南书房的翰林就忙了。名为御书，其实是潘祖寅、孙诒经、徐郙这些在“南书房行走”的人代笔，先拟词句后挥毫，写好了钤盖御玺，然后送到工部去制匾，一律是绿底金字。 
　　皇帝的书房当然停了，白天召见军机以外，就忙着两件事，一件是勘察三海，怎么修、怎么改，得便就又到前门外去遛一趟，再一件便是亲自参预慈禧太后万寿的庆典。 
　　庆典中最重要的一项，不是皇帝率领臣工行礼，也不是内廷赐宴，而是唱三天戏。自从王庆祺奉派在弘德殿行走，皇帝对这方面的“学问”，大有长进了，君臣之间，虽不便公然研究如何行腔运气，但“四大班”的渊源和优劣长短，有些什么后起之秀，什么戏正流行？皇帝大致都能了然。他一直觉得升平署的那些昆戏“瘟得很”，令人昏昏欲睡。所以三天万寿戏，很想把外面的那些名角儿都传了来，办它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堂会。 
　　等把这层意思透露给王庆祺听，他力赞其成，“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普天同庆，让外面的班子，也有个尽孝心的机会，正见得皇上以仁孝治天下的至意。”王庆祺自己发觉这段话说得有些牵强，便又补了一句：“传名伶供奉内廷，在唐宋盛世，亦是有的。” 
　　于史有征，皇帝的心就越发热了，但亦还有顾忌：“就怕那些腐儒，又上折子说一篇大道理，把人的兴致都给灭了。” 
　　“皇上下了停园工的诏，圣德谦冲，虚怀纳谏，臣下颇有愧悔不安者。象这样的小事，再要饶舌，天良何在？”王庆祺又说，“而况王府堂会，传班子是常事…　。” 
　　这就不必再说下去了。皇帝深深领悟，如果恭王他们敢说什么，正好这样诘责：“就准你们听戏，不准皇太后听戏，这叫什么话，莫非要造反？” 
　　“臣还有愚见，”王庆祺想到贵宝和文锡等人，一再重托，相机进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贵宝、文锡常跟臣说，受恩深重，不知如何图报？臣愚昧，代乞天恩，这个差使，合无请旨，交贵宝、文锡承办，必能尽心。” 
　　“好！你让他们明天一早递牌子。” 
　　“是！” 
　　王庆祺得了皇帝这句话，退值以后，立刻去访贵宝，贵宝正在借酒浇愁，一听经过，七分酒意，醒了五分，将王庆祺纳于上座，就手便请了个安。 
　　“王大哥，你帮我这个忙，可帮大了！”他拍着胸说，“你请放心，都交给我，包你有面子。” 
　　“你别高兴，”王庆祺笑道：“那班爷们都难伺候，万一推三阻四，莫非你拿链子锁了他们来？” 
　　“这算什么本事？”贵宝笑道，“王大哥，不信你就试试看，你派出戏来，看我能不能把那些爷们都搬了来唱给你听。” 
　　“好呀！”这一说，王庆祺大为高兴。一个爱好此道的，能够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想叫谁唱就叫谁唱，那是多痛快的事！ 
　　“来，来！咱们喝着、聊着，先把戏码儿琢磨好了，我连夜去办。”贵宝摸着下巴，先就踌躇满志了，“看我办这趟差，非让两宫太后跟皇上夸奖我不可。” 
　　“只要你有把握就好。”王庆祺笑道：“起复有望了！” 
　　于是取了笔砚来，一面喝酒，一面商量着派戏，虽说可以从心所欲，到底不能不以慈禧太后和皇帝为主，慈禧太后喜爱生旦合演，情节生动，场子紧凑的“对儿戏”，皇帝则比较更爱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和武戏，因此拟的戏码，也就偏重在这母子俩的兴趣上面。 
　　“日子可很紧促了，我得巴结一点儿。”贵宝问道：“王大哥，你是跟我一起到‘四大徽班’去走一趟，还是你在这儿喝着酒，听我的信息？” 
　　王庆祺以帝师之尊，到底不好意思公然出面去办这种差，所以这样答道：“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也不打扰了，明儿一早宫里见吧！” 
　　“是，是！明儿一早，我在内务府朝房，我不便上弘德殿，请你抽空来一趟，我好把今晚上接头的情形，跟你先回明了。” 
　　“那也不必了。等召见下来，如果还有什么话要我替你转奏，你派个人招呼我一声就是。”王庆祺又勉励他说：“好好儿下一番功夫。把差使巴结好了，趁太后的万寿，必有恩典。” 
　　“那都是王大哥的栽培。此刻我先不必说什么，等事成了，我必有一番人心。” 
　　“自己弟兄，说这个干什么？我走了。” 
　　贵宝殷殷勤勤地将王庆祺送出大门，也不再入内，立等套车，揣着那张拟好的戏单，赶到宣武门外。四大徽班，各有总寓，名为“大下处”，春台在百顺胡同，三庆在韩家潭，四喜在陕西巷，和春在李铁拐斜街，相距都不甚远。贵宝最熟的是四喜掌班梅巧玲，是唱旦角的，人长得很丰硕，外号叫“胖巧玲”，为人仗义疏财，极讲究外场，贵宝跟他不是泛泛之交，所以首先找他。 
　　等说明来意，自是一诺无辞，梅巧玲又说宫里传差，是向所未有之事，只怕各班都会狮子大开口，要的戏价甚高，劝他耐心细磨。贵宝则表示：钱不在乎，只要痛快。不但说唱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还要唱得好。 
　　只要钱不在乎，事情就好办了。唱得好更不在话下，御前献技，谁不希望出类拔萃，压倒同行，博得天语褒奖。因此，半夜工夫下来，四大徽班都说好了。但花的钱也很可观，因为这三天的戏，早由戏园子贴出海报去了，现在进宫当差，便得告诉戏园子回戏，还得贴补一笔损失。 
　　回到家，贵宝还不能休息，连夜恭楷缮好三份戏单，略微歇一歇，也就到了进宫的时刻。在内务府朝房一坐，旧日同僚，看他满面春风，又听说皇帝召见，看来起复有望，所以纷纷前来问讯应酬，与一个多月前，奉到革职严旨后所遭遇的冷落，完全两样了。 
　　牌子是一进宫就递了进去的，直到近午时分，方见小太监来传旨，说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等磕过头、请过安，皇帝先开口问：“听说你已经把戏码儿都拟好了？拿来看。” 
　　“是！”贵宝把一份戏单捧了上去，小李接着，转呈皇帝。 
　　“只要两天就可以了。”皇帝略看一看，便这样吩咐：“初九、十一，传外面，正日那天不用，仍旧用升平署的‘承应戏’。” 
　　一听这话，贵宝才发觉自己做事，太欠考虑。内务府中，继自己的遗缺，署理堂郎中的文锡，为了承办十月初十的庆典，也预备了三天的戏，光是升平署的行头和砌末，就花了十万银子，这是自己知道的，既然知道，就该预作安排，如今自己排了三天的戏，挤得人家一天都不剩，似乎不替人留余地，太说不过去了。 
　　在自己这方面，三天的戏缩成两天，而且挤掉的那一天，戏码格外精彩，不但弃之可惜，同时对戏班子也不好交代。想来想去，只有这样处置，拿正日那天的戏，匀到初九跟十一两天去演。但加戏就得多耗辰光，如果搞到上灯才歇锣，那是宫中从未有过的创例。 
　　一时竟无善策，却又不容他细思慢想，只好先把自己的想法回奏了再说。 
　　“戏真是好！”皇帝与贵宝同感，“撤掉也可惜，就匀到初九、十一来唱。次一点的就不要了，谁是‘双出’的改为单出，这么通扯着增减一下子，也不太过费时候。” 
　　说着，皇帝亲自动朱笔，改戏码，同时宣召文锡，说明其事。文锡面承谕旨，自然遵办，但一退回内务府，便与贵宝大吵了一架。 
　　“你巴结差使，可也得给个信儿啊！”文锡出语便尖刻，“素日相好，想不到这么砸我！” 
　　“我砸你干什么？”贵宝答道，“昨儿晚上王师傅来传的宣，连夜办事，一宵没有得睡。今儿一早进宫，可也得有工夫给你信息啊！” 
　　这是强辩，何致于派人送个信的工夫都没有？文锡连连冷笑：“好，好，算你狠！三天的戏，挤掉我两天，一大半心血算是白费，新制行头、砌末的款子，怎么报销？这还说不是砸我！”接着便冷嘲热讽，大怨贵宝不够朋友。 
　　贵宝在内务府的资历，本来比文锡高，但自己此刻正在倒霉之际，而文锡在慈禧太后面前的圣眷正隆，所以只得忍气吞声听他的。受了一肚子的气，心里在说：走着瞧，等起复的恩旨下来了，看你是怎么个脸嘴！ 
　　有恩旨的消息，在十月初七就得到了，是成麟来报的喜。 
　　“贵大爷，贵大爷！”他气急败坏地奔了来，又喘又笑，好半天才开得口：“给你老叩喜！刚才宫里的消息，就这两天就有恩旨，你老宫复原职，还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虽在预期之中，毕竟事情来得太顺利，难免令人无法置信，“靠得住吗？”他按捺激动的心情，矜持地问。 
　　“靠得住，靠得住，太靠得住了。”成麟又笑嘻嘻地说：“我的处分也撤消了。将来补缺的事，贵大爷，你可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栽培栽培我。” 
　　“怎么呢？你的处分怎么撤消的？有特旨？” 
　　“嘿！你老说得好。凭我一个候补笔帖式，皇上还上特旨，配吗？”成麟又放低了声音说，“听说是慈禧太后有意买好儿，万寿加恩，所有王公大臣，京内京外文武官员，现在议降、议罚，以前有革职留任、降级、罚薪之类处分的，一概豁免。” 
　　“这是好事！”贵宝以手加额，“慈禧太后积的这分德，可就大了！” 
　　虽然成麟言之凿凿，贵宝毕竟不大放心，得要亲自去打听一下。等成麟一走，一个人思前想后，把通盘的情势估量下来，发觉自己有一着棋非走不可，同时走这一着棋，也可以探听出成麟的消息是真是假。 
　　这着棋就是走恭王的门路。他原是恭王府中的熟人，在内务府堂郎中任内，一切方便，所以日用什物，时鲜珍果，经常供应无缺，那里要修个窗子添个门，亦总是他带着工匠去办。这样密切的关系，只是怂恿皇帝修圆明园，为恭王所深恶痛绝，下令门房，不准为他通报，才慢慢地疏远了。 
　　于今园工已停，自己也得了革职的处分，等于前愆已赎，正宜重求矜怜。大不了听恭王训斥一顿，自己低声下气，赔个不是，以宽宏大量，素重感情的恭王，决不敌于还存着什么芥蒂。 
　　这样打定了主意，立即套车到正阳楼，拣了一篓江南来的极肥的阳澄湖大蟹，亲自带着，到了恭王府。那里的侍卫、听差，以前都是熟人，见了他都说：“稀客，稀客！”让到门房里喝茶。 
　　内务府的旗人，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应酬功夫，那怕前一天吵架吵得要动刀子，第二天只要觉得有套交情的必要，那神情便能做得象多年不见的知交一样，亲热非凡。贵宝又有一套独特的手法，随身总带着许多珍贵新鲜的小玩意，拿出来展玩夸耀，等有人看得眼热，便拿起来向人手里一塞，还双手将对方的手掌捏一捏拢，说一声：“留着玩儿！”就这样教人从心底感觉到痛快，切记着他的一份人情，得要想法补报。 
　　因此，他周旋不到片刻，便有人自告奋勇，伸出手来说： 
　　“拿名帖来，趁王爷这会儿没有客，我替你去回。” 
　　“不，我今儿不见王爷，见福晋。” 
　　“咦！这是怎么讲究？” 
　　“我先见福晋，求她先替我跟王爷说上两句好话，可以少挨两句骂。”贵宝取出一张名帖拱拱手说：“劳驾你连这篓蟹，一块儿送到上房，见了福晋，就这么说。” 
　　那人笑着去了。不多一刻，走了回来，将嘴一努，“上去吧！”他说，“大概还是少不了挨骂。” 
　　一引引到恭王的书斋，“我可告诉你，”恭王一见面就说，“这一次修三海，你再要胡出主意，搞得不能收场，你看着吧，你就甭想喝玉泉山的水了！” 
　　贵宝刚刚双膝跪倒，一听这话，竟忘了磕头，略想一想，喜心翻倒，恭王的暗示，不但可以官复原职，而且仍旧承办三海工程。那句警告的意思是，当差当不好，再出了纰漏，就会充军，自然就喝不成玉泉山的水。这可以不去管他。 
　　“王爷！”这时他才磕头，“我什么话也不用说。就冲王爷这句话，我怎么样也得弄出个好样儿来。” 
　　果然，到了十月初十，皇帝率领臣属，在慈宁宫行完礼，王公大臣仍照前一天的时刻，于辰正时分进荣寿宫听戏时，皇帝却在养心殿召见军机，颁下好几道恩旨，第一道就是成麟所说的，京内外官员正在议降、议罚的处分，一概豁免，第二道是贵宝官复原职，第三道是异数，内务府堂郎中文锡，五品官儿，赏给头品顶戴。 
　　等慈禧太后的万寿一过，皇帝好好休息了两天，等精神恢复过来，却又动了游兴。十月下半月的天气，“小阳春”一过，接着便该下雪结冰了，远处不能去，只能到三海逛逛，顺便勘察工程。 
　　办三海工程的，依然是贵宝与文锡。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文锡又升了内务府大臣，自然格外巴结差使，冒着凛冽的西北风，每天带着工匠在三海转。诸事齐备，呈上图样，皇帝恰好想到三海，便吩咐：十月二十一临幸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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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这天西北风甚紧，皇帝身体虚弱，受了凉，当天夜里便发寒发热，立刻召了李德立来请脉。 
　　“来势虽凶，不过一两天的事，”李德立毫不在乎地说，“皇上是受了凉，这几天天气又不好，‘苦寒化燥火’，所以皇上圣躬不豫，这帖药趁热服下，马上就可以退烧。” 
　　“怎么说？没有那么快吧？” 
　　“只要是感冒，臣的方子，一定见效。” 
　　这就是说，倘不见效，一定不是感冒，这话好象近乎瞎说，而其实意在言外，只皇帝不觉得而已。 
　　一夜过去，寒热依旧，这下连两宫太后都惊动了，皇帝只在枕上磕头，说是两宫太后垂念劳步，于心不安。 
　　“我看让皇帝挪回养心殿吧，那儿还暖和些。”慈安太后说。 
　　“这话不错！”慈禧太后附和着，立刻命人动手，将皇帝移置到养心殿西暖阁。 
　　先只当普通的感冒治，无非退烧发散，但一连三天，长热不退，只是喊口渴、腰疼、小解不畅，李德立摸不透什么毛病，而心里总在嘀咕，因为皇帝有着不可言宣的隐病，而此隐病到发作时，却又不是这等的征象。细心研究，唯有静以观变。 
　　过了两天又加上便秘的毛病，同时颈项肩背等处，发出紫红色的斑块，庄守和认为是发疹子，李德立看看也是，算是找着了皇帝的毛病。 
　　这时外面的“风声”已经很大了，不但军机和王公大臣颇为不安，两宫太后亦觉得皇帝这一次的病，与平时不同。皇帝体弱多病，但总是外感之类，一服药下去，立刻便可见效，而这一次两名太医一直支吾其词，每日严词督责，搞得李德立支支吾吾，汗流浃背，这一天召见时，比较轻松。 
　　“回两位皇太后的话，”李德立说，“皇上是发疹子，内热壅盛，所以口渴便结，小解短赤，如今用清解之剂，只要内热发透了就好了。” 
　　“发疹子？不是麻疹吧？”慈禧太后问。 
　　“不是麻疹，”李德立比着手势说，“麻疹的颗粒小、匀净，颜色鲜红，最好辨不过” 
　　“你有把握没有？” 
　　“是疹子就必有把握。” 
　　慈禧一听，这不成话！听他的口气连病都没有搞清楚，但宫中的传统，对什么人都能发脾气，就是对太医不能。倒不是怕他们在药里做什么手脚，有谋逆犯上的行为，而是顾虑他们凛于天威，张皇失措，用错了药。因此慈禧太后心里虽觉不满，口头上还得加以慰勉：“你们尽心去治！多费点神。 
　　等皇上大安了，我会作主，替你们换顶戴。” 
　　“是！臣等一定尽心尽力，请两位皇太后放心。” 
　　“那么，”慈安太后问道：“你们打算用什么药？” 
　　“皇上里热极盛，宜用白虎化斑汤。” 
　　“是白虎汤吗？”慈安太后吓一跳。 
　　“与白虎汤大同小异，白虎汤加玄参三钱、犀角一钱，就是白虎化斑汤。” 
　　“都说白虎汤是虎狼之药，你们可好好斟酌。” 
　　这一说，李德立也有些心神不定了，退下来跟庄守和商议，打算重新拟方，正在内奏事处小声琢磨时，听得廊下有两个太监在低语：“我看皇上是见喜了。” 
　　“别胡说！”另一个太监呵斥着，“宫里最怕的，就是这玩意！” 
　　李德立和庄守和都听见了，面面相觑，接着双双点头，都认为那太监说“见喜”是颇有见地的话。 
　　“再请脉吧？”庄守和说。 
　　李德立考虑了一下，重重点头：“对，再请脉。” 
　　等向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没有多少时候，已经在宫里很红的荣禄一说，他先问道：“皇上如果问，刚请了脉，为什么又要请脉，该怎么答奏呀？” 
　　“因为皇太后不主张用白虎化斑汤，得再仔细看一看，能用更好的药不能。” 
　　“好！”荣禄领道先走，“跟我来。” 
　　一半是那太监的话如指路明灯，一半是就这个把时辰之间，症状益显，一望便知，果然是天花。 
　　率直叫“出痘”，忌讳叫“出天花”据说这是胎毒所蕴，有人终身不出，出过以后，就不再出，此为呱呱坠地直到将近中年的一大难关。凡事要从好处去想，难关将到，自是可虑，但过了这一道难关，便可终身不虞再逢这样一道关，也是好事，所以讨个口采，天花要当作喜事来办。 
　　“跟皇上叩喜！”李德立和庄守和，就在御榻面前，双双下跪，磕头上贺。 
　　荣禄却是吓一大跳，但也不能不叩喜，磕罢头起身，再仔细看一看，皇帝头面上已都是紫色发亮的斑块，但精神却还很好，只听他问李德立说：“到底是发疹子，还是天花？” 
　　“是天花无疑。” 
　　“那，该用什么药？”皇帝在枕上摇头，捶着胸说：“我胸里跟火烧一样，又热又闷。” 
　　“皇上千万静心珍摄，内热一发散，就好过了。那也不过几天的事，请皇上千万耐心。” 
　　“你预备用什么药？” 
　　“自然是凉润之品，容臣等细心斟酌，拟方奏请圣裁！” 
　　于是李、庄二人退了出来，荣禄带头在前面走，一出养心殿，他止步回身，两道剑样的眉，几乎拧成一个结，以轻而急促的声音问：“怎么样？” 
　　“荣大人，你亲眼看见的，来势不轻。” 
　　“我知道来势不轻，是请教两位，要紧不要紧？” 
　　“‘不日之间，死生反掌。’”李德立引里“内经”的话说，“岂有不要紧的？” 
　　再怎么说呢？莫非是问：有把握治好没有？问到这话，似乎先就存着个怕治不好的心，大为不妥。荣禄只好不作声了。 
　　李德立和庄守和，自然也没有心思去追究他是如何想法。 
　　两个人仍旧回到内奏事处去斟酌方子，未开药，先定脉案，李德立与庄守和仔细商量以后，写下的脉案是：“天花三日，脉沉细。口喝、腰疼、懊恼，四日不得大解； 
　　颈项稠密，色紫滞兢艳，证属重症。” 
　　“这样子的征状，甚么时候可以消除？” 
　　“不一定。” 
　　答了这一句，李德立提笔，继续往下写药名，用的是：芦根、元参、蝉衣、桔梗、牛蒡子，以及金银花等等。方子拟好，捧上荣禄，转交御前大臣伯彦讷谟诂。 
　　“你看怎么办？仲华！”伯彦讷谟诂坐立不安的那个毛病，犯得更厉害了，一手拿着药方，一手直拍右股，团团打着转说：“是送交六爷去看，还是奏上两宫太后？” 
　　“我看要双管齐下。” 
　　“对，”他把方了递了过去，“劳你驾，录个副！” 
　　录副是预备恭王来看，原方递交长春宫，转上慈禧太后，随即传出懿旨来，立召惇、恭、醇三王进宫。同时吩咐：即刻换穿“花衣”，供奉痘神娘娘。 
　　三王未到，宫门已将下钥，慈禧太后忽又觉得不必如此张惶，而且入暮召见亲王，亦与体制不合，所以临时又传旨，毋庸召见。但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惇王与醇王，还有近支亲贵，军机大臣，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恭王府，想探问个究竟。 
　　要问究竟，只有找李德立，而他已奉懿旨在宫内待命，根本无法找他去细问经过，因此话便扯得远了，都说皇帝的体质不算健硕，得要格外当心。独有惇王心直口快，一下子揭破了深埋各人心底的隐忧。 
　　“我可真忍不住要说了，”他先这样表白一句，“顺治爷当年就是在这上头出的大事。” 
　　真所谓“语惊四座”，一句话说得大家似乎都打了个寒噤，面面相觑，都看到别人变了脸色，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如此。 
　　“那里就谈得这个了！”恭王强笑道，打破了难堪的沉寂，“照脉案上看，虽说‘证属重险’，到底已经在发出来了。” 
　　“要发得透才好。”一向不大开口的景寿说：“刚才我翻了翻医书，天花因为其形如豆，所以称为痘疮。种类很多，有珍珠豆、大豆、茱萸豆、蛇皮、锡面这些名目，轻重不等。皇上的天花，大概是大豆。” 
　　“什么叫大豆？”惇王问。 
　　“颗粒挺大。”景寿掐着指头作手势，“这么大，一颗颗挺饱满的，就叫大豆。” 
　　‘那不是已经发透了吗？” 
　　“对了！所以这算是轻的，最轻的是珍珠豆，其次就是大豆。” 
　　“这一说，不要紧罗？”宝鋆问。 
　　“如果是大豆，就不要紧。” 
　　“那么，怎么样才要紧呢？” 
　　“医书上说：最重的叫锡面。顾名思义，你就知道了，发出来一大片，灰白的色儿，就跟锡一样。那，”景寿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说：“那是死证。” 
　　“不相干！”宝鋆大声说道，仿佛夜行怕鬼，大嗓门唱戏，自己壮自己的胆似的，“脉案上说的是‘紫滞干艳’，跟锡面一点都扯不上。” 
　　“不过…　。” 
　　“嘚！五哥。”恭王抢着打断他的话，“这会儿胡琢磨，一点不管用。明儿个早早进宫请安，看今儿晚上请了脉是怎么说，再作道理。” 
　　这一说等于下了逐客令。等大家散走，又有一个客来专访，是内务府大臣荣禄，他是怕恭王不放心，特地来报告，说皇帝黄昏时睡得很舒服。李德立亦曾表示，照眼前这样子，虽险不危，他有把握可以治好，就怕发别的毛病。 
　　“别的毛病！”恭王诧异：“什么毛病？” 
　　“我也这么问他。他有点儿说不上来的样子，好半天才说，不外乎外感之类。” 
　　“出天花总是把门窗关得挺严的，那儿会有外感？” 
　　恭王又问：“明儿进宫，还有些什么仪注？” 
　　“就是花衣、悬红。”荣禄说，“有人说奏折该用黄面红里，还是顺治年间留下来的规矩。等六爷明儿进了宫再拿主意吧！” 
　　到了第二天，宫中的景象，大异平时，各衙门均已奉到口传的诏令，一律花衣，当胸恳一方红绸，皇帝的正寝乾清宫，内外都铺猩红地毯。内廷行走的官员，则又得破费，要买如意进献，一买就是三柄，两宫太后和皇帝各一柄。一切都照喜事的规矩来办，但这场“喜事”跟大婚、万寿，完全不同，个个面有戚容，怎么样也找不出一丝喜色。 
　　病假中的文祥也销了假，一早入宫，先到内奏事处看脉案，然后到军机处，只见李德立正在向恭王回话。 
　　“大解已通，昨天进鸭粥两次，晚上歇得也安。喉痛已减，皮色亦渐见光润。”李德立的语气，相当从容，“种种证象，都比前天来得好。” 
　　听这一说，无不舒眉吁气，仿佛心头的重压，减轻了许多。 
　　“不过，”李德立忽用一句转语，“天花前后十八天，天天有险，但愿按部就班，日有起色，熬过十八天，才能放心。”于是又个个皱眉了，“证状到底如何？”恭王问道，“你的脉案上说，‘证属重险’，重到什么程度？” 
　　“重不要紧，只怕逆。王爷请宽心，逆证未见。” 
　　景寿正在看医书，对这些证状特感兴趣，因又问道：“怎么样才叫逆证？” 
　　“天花原是胎毒所蕴，等发出来，就要发得越透越好，故而发烧、咳嗽、舌苔黄厚、大解不通、小解短赤、口渴喉疼、精神烦躁，都是必有的证象，不足为虑。倘或手脚发冷、干呕、气急、大解泄泻、无汗，就是蕴毒不出，有一于此，皆为逆证。” 
　　“见了逆证怎么样呢？” 
　　“那…　”李德立悚然肃然，垂手低声：“我就不敢说了。” 
　　“李卓轩！”恭王倏然存立，握着拳有力地顿了两下，重重说道：“这十八天你片刻不能放松，无论如何不能见逆证，过了这十八天，我保你一个京堂。” 
　　太医院官员，是雅流官儿，做到首脑，不过五品，若能以京堂补缺，由小九卿而大九卿，进一步就是学士、侍郎的红顶子大员，李德立自然感奋，连声答道：“遵王爷的谕，我必刻刻尽心。” 
　　等李德立一退了出去，随即便有太监来传旨，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到了那里，从殿廷中望进去，只见慈安太后默然沉思，慈禧太后在廊上“绕弯儿”。于是恭王等人站住了脚，等太监传报，两宫太后升了座，才带头入殿，趋跄跪安。 
　　“皇帝有天花之喜，今天好得多了。”慈禧太后说，“靠天地祖宗神灵保佑，这十八天总要让它平安过去。皇帝这两天不能看折，要避风，也不能跟你们见面，中外大政，你们好好商量着办。务必和衷共济，不能闹意气。我们姊妹俩，这两天心里乱得很，外面的事，不便过问，就能问，也照顾不到。六爷，你们多费心吧！” 
　　“是！”恭王答道，“臣等今日恭读脉案，也传了李德立到军机，细问经过，证象虽重不险，两位皇太后请宽圣虑。” 
　　慈禧太后是这样暂时委诸重臣，协力治国的打算，但皇帝却另有安排，特命李鸿藻“恭代缮折”，意思奏折应如何处理，仍由皇帝在病榻亲裁，口授大意，由李鸿藻代笔，而实际上代为批示。当然，这不会与军机的权力发生冲突，李鸿藻批折，有“成语”可用，无非“阅”、“知道了”、“该部知道”、“交部”、“依议”之类，决不会长篇大论，自作主张，真的如大权在握。 
　　这样相安无事的日子，只过了两三天。因为慈禧太后在想，皇帝的症候，即令顺顺利利过了十八天，静心调养，亦得一百天的工夫，大政旁落，如是之久，纵使不会久假不归，而上头一定已经隔膜，同时在这一百天中，有些权力，潜移默转，将来怕难以纠正收回。这样转着念头，内心怦怦然，以前那些每日视朝，恭王唯唯称是的景象，都浮现在记忆中，向往不已，通宵不寐。 
　　第二天是十一月初七，自鸣钟快七点时请脉，算起来是得病的第八天，天花应该象“大豆”那样发得饱满才是，但细细看去，不如预期。同时切脉，发现了不妙的症候，最可忧的是，皇帝有肾亏之象。李德立内心警惕，认为该当有所透露，于是写了两百多字的脉案，开头是说天花初起，“是重险之后，惟喜阴分尚能布液，毒化浆衣，化险为夷，”写到这里，发现“夷”字犯忌讳，在雍正、乾隆时，是可以丢脑袋的大错误，因而撕去重写，改为“化险为平”，接着又说： 
　　“现在天花入朝，浆未苍老，咽痛、音哑、呛咳，胸堵腰酸等，尚未骤减；若得肾精不动，胸次宽通，即为顺象。敬按圣脉，阴分未足，当滋阴化毒。” 
　　因此开的方子就有“当归”、“元参”、“沙参”等等滋阴的补剂。拟好缮呈，慈禧太后看得非常仔细，看完沉思久久，下了决心。 
　　“今天的脉象不好。”她忧形于色地告诉慈安太后，“要‘胸次宽通’，才是顺象，如今皇帝咳嗽、胸口发堵，这就不好。而且阴分不足，本源就亏了。这跟打仗一样，外敌虽强，只要自己有精兵良将，也还不怕。皇帝的底子不好，我看将来真得要好好调养。” 
　　“自然。”慈安太后真是慈母之心，此时对皇帝唯有怜惜心疼，将他平日的荒唐行径，一古脑儿抛却，“他平时也太累了，等脱了痂，让他好好玩一玩吧！传个戏什么的，谅来外头也能体谅，不会说什么。” 
　　“这话也要先跟他们说明了才是。”慈禧太后又说：“我担心的是这一百天下来，内外大事，什么都弄不清楚了。那时候重新开始办事，摸不着一点头绪，岂不糟糕？” 
　　慈安太后何能看出她话中的微意？只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问：“是啊！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要叫老六他们想办法。”慈禧太后站起来说：咱们走吧！看看去。” 
　　两宫太后传软轿到了养心殿，皇帝刚刚睡着，慈禧太后不叫惊动，传了总管太监孟忠吉来问话。 
　　“昨儿晚上，‘大外’行一次，进了半碗多鸭粥，又是半碗三鲜馅儿的元宝汤。”孟忠吉这样奏陈皇帝的起居。 
　　“‘花’怎么样？” 
　　“‘花’挺密，比昨儿发得多得多了。李大夫说，花密是密了，发得还不透，要看明儿怎么样。”孟忠吉又说，“奴才几个一天三遍拜佛，想皇上福大如天，一定蒙佛爷保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等平安过去了，我自然有赏。”慈禧太后又正色警告，“你们躲懒大意，伺候得不周到，我可饶不了你们！” 
　　“奴才万万不敢。” 
　　“皇后今天来看过皇上没有？”慈安太后问。 
　　“今儿还没有。”孟忠吉答道，“昨儿晚上来给皇上请安了，歇了一个钟头才回宫。” 
　　“喔！皇后说了些什么？”慈禧太后问。 
　　“皇后吩咐奴才，尽心伺候。说皇上胃口不开，若是想传什么，通知皇后的小厨房预备。” 
　　“嗯！”慈禧太后迟疑了一会，终于问了出来，“皇后待了一个钟头，跟皇上说了些什么？” 
　　“皇后跟皇上说话，奴才不敢在跟前。不过…　。” 
　　孟忠吉自觉失言，赶紧缩口，但已不及。慈禧太后自然放不过他，厉声问道：“怎么啦？” 
　　这不能再支吾了，否则慈禧太后一定翻脸，孟忠吉硬着头皮答道：“皇后仿佛淌过眼泪。” 
　　“哼！”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向慈安太后说了句，“你看看！” 
　　慈安太后不作声，心里又拴上一个结，慈禧太后对皇后的不满，愈来愈甚，是她所深知的。曾经想劝，又怕慈禧太后疑心她袒护皇后，心起反感，误会更深，而不劝则更不是办法。就这迟疑踌躇之间，有太监来报，说皇帝已醒。这一打岔，便不容慈安太后有开口的机会，忙着去看皇帝要紧。 
　　皇帝脸上、手臂、肩项等处，全是紫色的斑疱，“花”发得果然甚密，但不是鼓鼓地凸了起来，而且也不是颗粒分明，有些地方乱糟糟连成一大片，这都不算有利的证候。 
　　两宫太后并坐在御榻前，少不得有一番安慰的话，劝他安心静养。皇帝表示，上烦两宫太后睿虑，深感不安，又说不能亲自看折，颇为着急。 
　　“我也知道你着急，总得想办法。”慈禧太后转脸向慈安太后说道：“我看也该让他们进来看看。” 
　　这“他们”，当然离不了军机大臣，其次是御前大臣。正好太监来请旨，说翁同龢请示，可否进见，于是慈禧太后传谕，与军机、御前一起进殿。 
　　进了养心殿，正间供着佛，大家一起磕了头，然后孟忠吉打帘子，由恭王领头，一起进了东暖阁，跪下行礼。光线甚暗，看不清楚，只听皇帝小声在问：“是那些人？” 
　　“军机跟御前，还有翁师傅。”慈禧太后又吩咐：“拿蜡来！” 
　　孟忠吉答应一声，立即派人取来两支粗如儿臂的，明晃晃的红烛，站在御榻两旁。烛光映照之下，越显得皇帝的脸色如醉了酒一般。 
　　这时，慈禧太后已亲自伸手，将皇帝的左臂，从锦被中挪了出来，揎掳衣袖说道：“你们看！花倒发得还透。” 
　　于是惇王首先上前，一面看那条布满痘疱的手臂，一面说着慰劝的话。惇王看了是恭王、恭王看了是醇王，一个个看过来，最后一个是翁同龢。皇帝真象酒醉了似的，两眼似开似闭，神态半睡半醒，始终不曾开口。 
　　当着病人，什么话都不便说，因而诸臣跪安退出，两宫太后亦无训谕。但等军机、御前刚回原处，孟忠吉立即又来传懿旨，说皇太后在养心殿召见。 
　　这一次召见是在养心殿正屋，佛坛用极大的一张黄幕遮住，幕前只设一张宝座，仅有慈禧太后一个人临御。 
　　这就是不平常之事。向来召见臣工，垂帘之时也好，撤帘以后也好，总是两宫同尊，除非有一位皇太后的圣躬不豫。但此刻不闻慈安太后有病，然则就有疑问了，是慈禧太后有意避开慈安太后呢，还是此一召见，未为慈安太后所同意，不愿出见？ 
　　不论原因为何，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召见，慈禧太后一定有出入关系极大的话要说。 
　　十一个人个个明白，个个警觉，特别是恭王，因为必然是由他代表大家发言，所以心里格外嘀咕，磕罢了头，微微侧耳，凝神静听。 
　　“皇帝的情形，你们都看见了。”慈禧太后的声音低沉，说得极慢，见得她自己也很谨慎地在措词，“现在上上下下都着急，皇帝自己更着急。这七八天，各衙门的章奏，都是些例案，多少大事，搁着没有办，都因为皇帝不能亲自看折拿主意。他着急的就是这些个。养病要安心，不能安心，就有好方子，效验也减了。照李德立说，要过了百日，才能复元：这不是十天八天的事，你们要想办法。事情明摆在那里，应该怎么办，我想外头自有公论。” 
　　恭王拿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听入耳中，记在心头，咀嚼体味，很快地听出了真意，慈禧太后是要亲自接管大政，却又怕再度垂帘为清议所不容，“要想办法”就是要想一个教“外头自有公论”的办法。 
　　“再有一层，”慈禧太后接着又说，“等过了十八天，静心调养，也不能说整天坐着，不又闷出病来了吗？皇帝到底年纪还轻，总要找点消遣，如果偶尔串串戏什么的，想来外头能够体谅，不会有什么议论。” 
　　这话原是慈安太后的意思，而在此时来说，慈禧太后是要表示皇帝在这百日之内，既然要以丝竹陶冶性情，自是难胜烦剧，所以垂帘之举，必不可少。她的用意甚深，在别人都能体会，唯有粗疏的惇王，全然不懂。只听说皇帝要找消遣，串串戏什么的，心里大起反感。一年多来，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搞出这么一场“天花之喜”，就是“找消遣”找出来的！ 
　　他是想到要说就一定要说，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性子，因此膝行向前，仰脸说道：“臣请皇太后要好好儿劝劝皇上，消遣的法儿也多得很，种花养鸟，玩玩古董字画，那一样也能消遣老半天的。宫里三天两头传戏，外头亦很有议论。” 
　　一听最后这两句话，慈禧太后便觉得刺耳，因为她的喜爱听戏是宫内无人不知的，所以当惇王的话是专对她而发，脸色便不好看了。 
　　“外头是怎么个议论？” 
　　“宣宗成皇帝俭德可敬。臣愿皇太后常念祖训。” 
　　“列祖列宗的遗训，我都记着。”慈禧太后质问：“宣宗成皇帝俭德可敬，高宗纯皇帝呢？” 
　　惇王语塞，便又说道：“臣所奏不止一事。外面的传言亦很多，臣实在听得不少，好比骨鲠在喉。如象皇上微行，都因为皇上跟皇后难得亲近的缘故。皇上大婚才两年，在民间，少年夫妇，正该好得跟蜜里调油似的，所以皇上跟皇后这个样子，不免有人奇怪。” 
　　“我觉得你的话，倒教人奇怪。”慈禧太后更为不悦，“你的意思是，我们当上人的，没有把儿子、儿媳妇教导得好，是不是？” 
　　“臣不是这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慈禧太后厉声诘责，“你们是御前大臣，皇上的起居行动，归你们照料。他一个人溜出去逛，我不怪你们疏忽，你们反来怪我，不太昧良心吗？” 
　　这一指责，相当严厉，五个御前大臣一齐碰头，军机大臣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所以陪着谢罪，这一来翁同龢也就只好跟着碰头了。 
　　“我们姐妹的苦心，连你们都不明白，无怪乎外头更要有议论了。”慈禧太后一半是伤心，一半是做作，挥泪说道：“先帝只有一个儿子，在热河即位的时候，肃顺他们那样子欺负孤儿寡妇，上了殿指手画脚，歪着脖子直嚷嚷，皇帝吓得溺在慈安太后身上，这些，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姐妹俩，总念着先帝只有这么一株根苗，他身子又不好，常常闹病，不敢管得太紧，可也不敢放松。就这么轻不得、重不得地把他带大了，你们想想，得费多少心血？我们姐妹俩在宫里，外头的情形不大明白，皇帝行为越轨，全靠你们辅助。你们不拿出真心来，教我们姐妹俩怎么办？” 
　　说着，泪如泉涌，声音也哽噎了。群臣不知是惭愧，还是惶恐，唯有伏地顿首，等她说得告一段落，恭王才说了声：“皇太后的训谕，臣等无地自容。如今圣躬正值喜事，一切章奏，凡必得请旨的事件，拟请两宫皇太后权代皇上训示，以便遵循。” 
　　这几句话其效如神，立刻便将慈禧太后的眼泪止住了，“你们的意思我知道了。”她说：“写个折子来，等我跟慈安太后商量。” 
　　“是！”恭王答道：“臣等马上具折请旨。” 
　　于是跪安退出，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到了军机处，惇王取下紫貂帽檐的大帽子，头上直冒热气，一面拿手巾擦汗，一面埋怨大家：“你们怎么也不帮着说一声儿？” 
　　“今天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你这几句，也尽够了！”恭王回头问文祥，“你看这个折子怎么上？” 
　　“军机、御前，”文祥的声音低微，看了看翁同龢说：“弘德殿诸公，是不是也要列名？大家斟酌。” 
　　太后垂帘始终被认作国家的大忌，所以虽是短局，亦必惹起清议不满，因此，这个折子一上，定有人在背后批评，是阿附慈禧太后，有失大臣之体。既然如此，则分谤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宝鋆接着文祥的话，大声说道：“这该当家务办，不但师傅该列名，而且得把九爷也拉在里头。” 
　　“九爷”就是孚郡王，他不在军机，不在御前，照“家务来办”，就得重新排名，惇王领头，以次是恭王、醇王、孚王，然后是作为皇室“外甥”的伯彦讷谟诂、额驸景寿、贝勒奕劻、四军机、四弘德殿行走，按照官位以左都御史，翁同龢的把兄弟广寿为首，以次为徐桐、翁同龢，而以最近正走红运，居然主持挑选南书房翰林，而为翁同龢尊称为“王公”的王庆祺殿尾。 
　　折子是沈桂芬起的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俟过百日之期，到明年二月十一日以后，再照常办事。几句话的事，等于写个邀客的便条，一挥而就，送交恭王看过，找了总管太监孟忠吉，命他呈了上去请旨。 
　　两番叫起，到了此时，已经午后，纷纷散去，但就在恭王上了轿时，孟忠吉飞奔而来，一路跑，一路喊：“停轿，停轿，还有起！” 
　　于是恭王停了下来，再召军机和御前。惇王这天骑了马来的，早就走了，特派侍卫传旨，等把他从半路上追了回来，交泰殿的大钟正打两点。 
　　会齐到了养心殿，慈禧太后在西暖阁召见。她是经过一番冷静考虑，觉得此事不可冒失，因为皇帝的意向，难以把握，而慈安太后事先不知道此事。等单独召见后，才跟她谈起，慈安太后不但不甚热心，并且隐约暗示，此举怕伤了皇帝的心，以打消为妙。 
　　这一来就很显然了，倘或皇帝接到群臣合奏，稍有迟疑，慈安太后一定会帮着他说话。照慈禧太后看，“东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必得先在皇帝那里设法说通了。否则事情不成，有损自己的威严。 
　　当然，对恭王他们，她另有一套说法，“此事体大，总宜先把利害关系说明白了才好。”她把原奏交了下来，“你们要先口头奏明皇帝，不可以就这样子奏请。” 
　　“是！”恭王慢吞吞地回答，是在心里打主意，他知道慈禧太后是怕碰钉子，如果措词未妥，真的碰了钉子下来，慈禧太后一定会迁怒，而且再要挽回，相当困难，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因此，他这样答道：“圣躬未安，不宜过劳，容臣等明天一早请安的时候，面奏请旨。” 
　　这个想法正符慈禧太后的心意，“对了！”她很露骨地暗示：“该怎么跟皇帝说，你们好好儿想一想吧！” 
　　等退了下来，恭王一言不发就上轿走了。到了傍晚时分，李德立请过了脉，开了方子，带着药方草稿去见恭王，面陈皇帝的病状，说是刚才所见，不如以前之“顺”。 
　　不顺即逆，恭王大吃一惊，“怎么呢？”他一伸手说，“拿脉案来我看。” 
　　脉案上说天花“浸浆皮皱，”即是不够饱满，而且“略感风凉，鼻塞咳嗽，心虚不寐”，有了外感更麻烦了。 
　　再看方子，用的是当归、生耆、茯苓等等益中补气的药，恭王越觉忧虑，“皇上的身子怎么样？”他说：“你照实讲，无庸忌讳！” 
　　“肾亏！”李德立说，“本源不足，总吃亏了。现在不敢太用凉药。”他接着又说，“今天大解三次，有点拉稀的模样，这也不是好症候。此外…　。” 
　　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终于消失，而脸色忧疑不定，双眉蹙然，完全是有着难言之隐的神态。恭王的心也悬了起来，“卓轩！”他用相当威严的声音说：“有话你这时候不实说，将来出了乱子，是你自作自受！” 
　　这个警告出于恭王之口，十分严重，李德立考虑了一下，毅然下了决心，“王爷！”他向左右看了一下，“有句话，不入六爷耳。” 
　　恭王很快地站起身：“你来！” 
　　鉴园的隙地上，新起了一座小洋楼，恭王在那里布置了一间养静深思的密室，他带着李德立沿雨廊走到小洋房，经过一条曲曲折折的甬道，进入一间构筑严密的书斋。有个听差进来倒了茶，立即退了出去，随手将一扇洋式门带上，“喀”地一声，似乎下了锁。 
　　说一句不能落入第三者耳中的话，也尽有隐秘的地方，而恭王特地带他到这里，是表示格外慎重，好教李德立放大胆说实话。果然，李德立觉得这里才是吐露秘密的好地方，于是将皇帝生了“大疮”的症象，源源本本说了一遍。 
　　恭王听得傻了！脸色灰败，两眼发直，最后出现了泪光，只见他尽力咬牙忍住，拿一只食指，抹一抹眼睛问道：“这个病怎么治？” 
　　“缓证或有结毒肿块，用‘化毒散’，以大黄为主，急证用‘搜风解毒汤’。不过，王爷，这个病，断不了根的。” 
　　“谈什么断根？能不发，或者发得轻一点，就很好了。”恭王又问：“这个病会不会在这时候一起发了出来？” 
　　“这也难说，从来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的病例。” 
　　恭王的脸色又沉重了，低着头踱了好一阵方步，突然站住脚问：“卓轩，如今该怎么治？” 
　　“自然是先治天花，今天这服药保元补气，能帮着皇上灌浆起顶，即是顺症，往后就易于措手了。” 
　　恭王深深点头：“胆欲大而心欲细，先把天花治好了再说。听说那个病，多在春天发，眼前大概不要紧。”他又问道： 
　　“这话你还跟谁说过？” 
　　“就只敢禀告王爷。” 
　　“我知道了。你先不必声张。”恭王摇头微喟，说了一个字：“难！” 
　　幸好李德立这天的方子很见效，一夜过去，皇帝的天花，果然“灌浆起顶”，发得相当饱满，精神也好得多了，双眼炯炯，气色甚盛，即使是虚火上升，也总比两眼半开半闭，神色萎靡困顿好得多。 
　　卯正叫起，先叫军机，皇帝已经坐了起来，等恭王等人行了礼，皇帝将手臂一伸，“你们看！发得很好。” 
　　天花确是发得很好，颗粒分明，一个个鼓了起来，即所谓“起顶”，昨天皱皮的那种现象消失了。 
　　“圣躬大安，天下臣民之喜。”恭王徐徐说道：“臣等每日恭读脉案，也曾细问李德立，说皇上的天花之喜，来势甚重，千万疏忽不得，总宜静心调摄。臣等公议，忧能伤人，总要设法上抒睿虑才是。” 
　　“说要调养百日。”皇帝问道，“日子是不是太长了？” 
　　“日子从容，调养得才好。只要皇上调养得体力充沛，百日亦不算多。”恭王紧接着说：“臣等公具奏折，请皇上俯纳微衷。” 
　　“什么折子？拿我看。” 
　　于是恭王将前一天从慈禧太后那里领回来的、沈桂芬执笔的奏折，递了上去，小李持烛照着，皇帝匆匆看完，放下奏折在沉吟。 
　　“你们先退下去吧！”皇帝不即接受，但也不曾拒绝，“等我想一想再说。” 

　　　　　　　　　　　※　　　　　　　 ※　　　　　　　　 ※ 

　　等退下不久，复又叫起，这次是召见奏折上列名的十五个人，两宫太后在御榻左右分坐，脸色都很沉静，恭王就知道皇帝已经准奏了。 
　　推测得一点不错，皇帝是这样说：“天下事不可一日松懈，李师傅代为缮折，是权宜的办法，这百日之内，我想求两位太后代阅折件，等百日之后，我照常好生办事。” 
　　“是！”恭王代表大家领旨。 
　　“恭亲王要敬事如一，”皇帝用很严厉的声音说：“万万不可蹈以前故习！” 
　　恭王依旧只能应一声：“是！” 
　　接着便是慈禧太后开口：“昨天你们上折子，我因为兹事体大，不便答应，要你们先奏明皇帝。”说到这里她转脸向皇帝解释：“昨天西暖阁召见，是军机、御前请见，当时我怕你心里烦，没有告诉你。” 
　　这是当面撒谎，好在没有一个人敢去拆穿，皇帝亦信以为真，连点头，仿佛感激她的体恤。 
　　“你不必再烦心。”慈禧太后目光扫过，先看慈安太后，再看恭王等人，最后仍旧落在皇帝脸上，哄小孩似地说：“你放心养病好了，当着大家在这里，我答应下来就是了。” 
　　意思是“勉徇所请”，皇上和诸臣还得表示感激慈恩。等退了下来，一面拟旨，一面商量。皇太后与皇帝到底不同，看折以及跟军机见面，固无二致，但一般官员的引见，以及祭享典礼，皇太后无法代行天子之职，得要想个章程。 
　　“马上就过年了，年底太庙祭享，得要遣派亲王恭代。”宝鋆一一指明：“元旦朝贺，免是不免？京内外官员引见，怎么变通？各种差考，谁来出题？” 
　　“元旦朝贺，经筵等等仪典，自然暂缓举行。郊坛祭享，临时由礼部奏请皇太后钦派人员恭代行礼。差考出题，由军机办理。只是京内外官员引见，”恭王想了想说：“改为验放如何？” 
　　也只好如此。因为皇太后到底不便召见外廷臣子，而且看折也不是摄行皇帝之职。于是照恭王的意思拟定四条，连同沈桂芬所拟的上谕，一起送上去请旨。 
　　旨稿很快地核可了，只改动了少许字样，拿下来立即送内阁明发，当天就是“邸钞”，是这样“通谕中外”：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禀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于是从第二天起，两宫太后便在漱芳斋办事，批阅章奏，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军机，裁决军国大事，这又回复到垂帘的光景了。 
　　当然，慈禧太后大权在手，乐得收买人心，再度听政的第一天，就问起瑞麟的遗缺。瑞麟死在九月里，留下两个缺，一个是两广总督，这个缺因为有许多收入与宫廷及内务府有关，非万不得已，不补汉人，特调安徽巡抚英翰升任。另一个是内阁首席的文华殿大学士，照规矩应该由资序较次的大学士迁转殿阁，腾出一个大学士缺，归协办大学士宝鋆升补，但皇帝因为停园工的案子，跟恭王闹脾气，而宝鋆是恭王的心腹密侣，便有意搁置不理。此刻慈禧太后一提起来，自然是照规矩办事，李鸿章由武英转文华；文祥由体仁转武英，宝鋆大拜，荣膺体仁阁大学士。 
　　这一下便连带有了变动，宝鋆的吏部尚书，为六部之首，例规是协办大学士的候补者；有人该升协办，便得先调吏部。论起来兵部尚书英桂的资格够了，因而宝鋆改为“大学士管部”，仍管吏部，而以英桂调任吏部尚书。英桂的遗缺，由弘德殿行走的广寿，以左都御史调补。空出来的一个缺，与尚书同等，为“八卿”之一，慈禧太后问恭王：“你看补谁呀？” 
　　恭王因为皇帝的告诫，记忆犹新，在这些加官晋爵的事上，要避把持的嫌疑，所以这样答道：“臣心目中并无合适的人，请懿旨办理。” 
　　“左副都御史，是新补的，当然不能马上就坐升左都御史，照规矩应该在侍郎里头挑。现在倒是些什么人呀？” 
　　六部侍郎，共计二十四人之多，恭王也记不清楚，宝鋆原是吏部尚书，自然念得出全部名单，所以他回头说道：“你跟皇太后回奏。” 
　　于是宝鋆便念：“吏部左侍郎魁龄。” 
　　“对了！”刚念了头一个，就让慈禧太后打断：“就让魁龄去吧！” 
　　这是间接示惠于恭王。魁龄曾在七月底由恭王保荐，升任工部尚书，已经拟旨奉准，就因为停园工之故，皇帝一怒收回成命，此刻到底当上了一品官儿了。 
　　再有两个升官的，就是太医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党候补。庄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旨意一下，在太监中就引起窃窃私议，说李、庄两人升官升得出了格，而且值不值得如此酬庸，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的天花，不见得治得很好，饮食甚少，“歇着”的时候也不多，整夜能够熟睡的，只不过亥子之交的个把时辰。 
　　照李德立的诊断说，这是“元阳不足，心肾不交”的证象，所以用的药是“保元汤”，有鹿茸、有肉桂，这也引起好些太监，特别是年纪较长，略知药性的人的非议，说皇帝才十九岁，血气方刚，不宜用这些热性的补剂。 
　　处廷的大臣，当然比太监要明理得多，他们所重视的是脉案，既然“元阳不足”，则用“保元汤”是理所必然之事。但十九岁的少年，何以有此证象？以前的脉案中，也曾一再指出“肾亏”，这是少年放纵，酒色斫丧，进入中年才有的现象，而竟出现在十九岁的少年身上，是件很难索解的事。 
　　于是，“天花之喜”所带来的忧虑，反而搁在一边，担心的是皇帝的体质。而真正了解“病情”的，却又有难以言说的隐忧，觉得皇帝的病情，要比已知的情形严重得多，李德立如此处方，便隐然存着卸责的余地。 
　　这些看法，两宫太后自是毫无所闻，亦毫无所知，所看重的仍是皇帝的天花，认为危险未过，唯在普施恩泽，感召天和，犹之乎民间所说的，“做好事，积阴功，”庶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慈禧太后先用皇帝的名义，为自己加“徽号”，作为起端，由军机承旨，发了这样一道上谕：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办理” 
　　紧接着又连下三道恩诏，第一道以“奉懿旨”的名义，将慧妃晋封为皇贵妃，瑜嫔、珣嫔晋封为妃。第二道是“优加赏赉内廷行走”，第一名是惇王“赏食亲王双俸”；第二名是恭王，本已赏食双俸，再赏加一分。王公亲贵之后是军机大臣，都赏戴双眼花翎；再下来是内务府大臣，或者赏双眼花翎，或者赏“宫衔”，或者两者得兼。 
　　之后就是“弘德殿行走”诸臣及南书房翰林，亦各蒙荣典此外“所有王公及京外大小官员，均赏加二级，京师八旗及各营兵丁，均赏给半月钱粮”。凡此都表示“行庆推恩至意”。 
　　第三道恩诏是惠及囚犯： 
　　“奉皇太后懿旨，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外，着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酌量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折减等完结。俾沾宽大之恩，勉图自新之路，用示子惠兆民，法外施仁至意。” 
　　在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是如此“推恩”的想法，蒙恩的大小臣工，当然亦觉得感奋，但有些比较冷静的，却有异样的感觉，感觉不祥。因为似此普遍推恩，象是“易代”之典——新君登基，才会颁发这样的恩诏。 
　　除了尊崇太后，推恩臣工以外，还有对鬼神的崇功报德，在十一月初一诊断确定为天花那天起，慈禧太后就根据内务府的建议，在大光明殿供奉痘神。痘神或称“痘母”，宫里称为“痘神娘娘”，又简称“娘娘”。皇子、皇女出天花，照例要上祭，由皇子、皇女的生母行礼。这一次是天子出天花，更非同小可，最初有人翻出陈年老账来建议，说“顺治爷出天花的时节，曾经下诏，禁止民间炒豆燃灯。似宜照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最忌讳的，便是拿“顺治爷”来比当今的皇帝，“顺治爷”就是出天花驾崩的，如何好比？ 
　　当初是否供过痘神，已不可考，不过供奉了“娘娘”，皇帝的天花出了出来，足见已获保佑，所以慈禧太后在十一月十二日，特地又将“娘娘”从大光明殿接到养心殿，预定供奉三天，恭送出宫。“娘娘”启驾，要用轿马，内务府弄了九副纸扎的龙船，陈设在乾清宫。在这三天之中，宫内“一片喜气”，只见到处都是红地毯、红对联。 
　　“圣天子百神呵护”，所以还有许多祭仪，照太监的说法，到处都有日久成精的神怪，到处在保护皇帝，自然须有酬报，上祭以外，内务府特地行文礼部，请奏请将诸天众圣，普加封号。礼部接到咨文，颇为为难，因为供例无据，事涉怪诞，但亦不便公然驳复，只有搁着不办，好在还不是出于慈禧太后的本意，搁置也就搁置了。 
　　到了十一月十五那天，是送圣的日子，诸王贝勒，皆有执事，一早进宫，先到内奏事处看脉案及“起居单”，李德立前一天上午的诊断是： 
　　“前数日痂结外剥腐烂，故用温补峻剂，令化险为平；痂疤渐红，征候大佳。惟气血不充，心肾交亏。” 
　　下午的诊断是： 
　　“除毒未清，两脉浮大，此系感凉停食之症。憎寒发热，胸堵气促，务须即解为安。” 
　　虽有外感，天花的症状还算是正常的。于是诸王贝勒，先赶到景山寿皇殿，侍候两宫太后行礼，递了如意。然后又赶到大清门外去“送娘娘”。 

　　　　　　　　　　　※　　　　　　　 ※　　　　　　　　 ※ 

　　慈禧太后特别礼遇“痘神娘娘”，用皇太后的全副仪驾鼓乐前导，引着九条纸扎龙船，以及无数纸扎的金银玉帛，送到大清门外，那里已预先搭好一座土坛，“龙船”送上坛去，由惇王领头行了礼，然后举火焚烧，一霎时烈焰飞腾，纸灰四散，样子很象“祖送”。 
　　“祖送”是大丧的仪节之一，是满俗的旧俗，称为“小丢纸”、“大丢纸”。当皇帝初崩，百官哭临，首先就是焚烧大行皇帝御用的袍褂靴帽，器用珍玩，称为“小丢纸”；到了“金匮”出宫，奉安陵寝时，仪仗中有无数龙亭，分载大行皇帝生前御用的衣物，等奉安以后，一火焚净，称为“大丢纸”。送娘娘焚烧龙船的景象，与大小丢纸，正相仿佛，因此无不窃窃私议，认为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到此只剩下三天，就过了十八天最危险的时期，上上下下都松了口气，因为最后这三天结疤落屑，实亦等于脱险了。 
　　奇怪的是十六那天，内奏事处既无脉案、药方，亦无起居单，而且奏事太监孟忠吉口传谕旨：“不用请安！”照这样看，竟是喜占勿药。但李德立却照常进宫请脉，然则没有脉案、药方，莫非有不便示人之处？ 
　　他人不在意，翁同龢人最细心，看出其中大有蹊跷，颇想仔细打听一番，略想一想，觉得有两个人好找，一个是新补了内务府大臣的荣禄。从慈禧太后代阅章政、裁决大政的诏旨下达，便奉懿旨：“多在内廷照料”，是新兴的大红人之一，翁同龢跟他很谈得来，如果找到了他，养心殿是何光景，一定可以明了。无奈他奔走于长春宫、养心殿之间，一时碰不着面。 
　　那就只有找李鸿藻了。翁同龢还特地找个因由，翻了翻很僻的医书，抄了些痘后调养的方子，带到李家，预备请李鸿藻得便口奏。 
　　一见面便看出他的神色有异，眉字间积郁不开，不断咬着嘴唇，倒象那里有痛楚，竭力熬忍似的。 
　　等翁同龢说明来意，李鸿藻接过方子，略看一看，沉吟不语，这是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这些方子的态度，翁同龢倒奇怪了。 
　　“兰翁！”翁同龢说：“如果不便口奏，无妨作罢。” 
　　“说实话吧，天花是不要紧了。” 
　　这一下，翁同龢立刻想到无脉案、药方、无起居单那回事，同时也惊骇地发觉自己的猜测，多半不错，果真有不便示人之处。 
　　“唉！”李鸿藻摇头叹息，顿一顿足说，“我竟不知从那里说起？” 
　　“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突起的波澜，不但万分意外，而且也令人难信。然而，不信却又不可。”李鸿藻的情绪算是平静了些，拿出一张纸来递给翁同龢说：“你看！” 
　　接来一看，是抄出来的三张脉案，一张是： 
　　“脉息浮数，痂落七成，肉色红润，惟遗泄赤浊，腰疼腿酸，抽筋，系毒热内扰所致。用保元清毒法。” 
　　第二张写的是： 
　　“痂已落、泄渐止，而头晕发热，腰腿重疼，便秘抽筋，系肾虚停食感寒所致。” 
　　第三张注明，是这天酉刻的方子： 
　　“头晕发热，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疼，作痈，流脓，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药用保元化毒法，另以膏药敷之。”所开的药有生耆、杜仲、金银花、款冬之类，翁同龢看完惊疑不止。 
　　“何以突然生了痈了呢？”他说，“莫非余毒所化？” 
　　“不是天花的余毒。”李鸿藻摇摇头。 
　　天花的余毒可转化为痈，在翁同龢从未听说过，所以当李鸿藻很吃力地透露，皇帝身上的溃烂之处，可能是梅毒发作时，他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然而这到底是一件骇人听闻，不易置信的事，“兰翁，”他必得追问：“是听谁说的？” 
　　“李卓轩。” 
　　“他不会弄错了吧？” 
　　“不会的。”李鸿藻说，“这是什么病，他没有把握，敢瞎说吗？” 
　　“真是！”翁同龢还是摇头，“教人不能相信。” 
　　“我也是如此！”李鸿藻说，“夏天听荣仲华说起，不但到了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还有下三滥的地方，当时我心里就嘀咕，据李卓轩说，早在八月里就有征候了。此刻的发作，看似突兀，细舷想去，实在其来有自。” 
　　“那么，李卓轩怎么早不说呢？” 
　　“他不敢。前几天悄悄儿跟恭王说了，这会儿看看瞒不住，才不能不实说。”李鸿藻又说：“其实早说也无用，这是个好不了的病。” 
　　“不然！讳疾总是不智之事，早说了，至少可以作个防备，也许就不致于在这会儿发作。照常理而论，这一发在痘毒未净之际，不就是雪上加霜吗？” 
　　李鸿藻觉得这话也有道理，然而，“你说讳疾不智，”他黯然说道：“看样子还得讳下去。” 
　　“难道两宫面前也瞒着？” 
　　“就是为此为难。”李鸿藻问，“你可有好主意？” 
　　“我看不能瞒。” 
　　“大家也都如此主张。难的是这话由谁去说？谁也难以启齿。” 
　　“李卓轩如何？” 
　　李鸿藻想了半天，也是拿不定主意，好在这也不是非他出主意不可的事，只能暂且丢开，跟翁同龢凄然相对，嗟叹不绝。 
　　到了第二天，下起一场茫茫大雪，翁同龢虽无书房，却不能不进宫请安。依然一大早冲寒冒雪，到懋勤殿暂息一息，随即到内奏事处去看了脉案，是跟前一天的情形差不多。由于昨天从李鸿藻那里，了解了皇帝的病情，他便不肯尽信脉案，决定到内务府朝房去看看，如果荣禄在那里，便好打听，到底被讳的真相如何？ 
　　“别处都不要紧，就是腰上麻烦。”荣禄皱着眉，比着手势，“烂成这么大两个洞，一个是干的，一个流脓，那气味就不能谈了。” 
　　翁同龢听这一说，越发上了心事，愣了好一会问道：“李卓轩怎么说呢？” 
　　“他一会儿就来，你听他说。” 
　　李德立是每日必到内务府朝房的，开方用药，都在那里斟酌。这天一到，但见他脸色憔悴不堪，可想而知他为皇帝的这个病，不知急得如何寝食不安，一半急皇帝，一半是急他自己。皇帝的病不好，不但京堂补缺无望，连眼前的顶戴都会保不住。 
　　“脉息弱而无力。”李德立声音低微，“腰上的溃肿，说出来吓人。” 
　　李德立很吃力地叙述皇帝的“痈”，所谈的情形，跟荣禄所见的不同，也远比荣禄所见的来得严重，腰间肿烂成两个洞是不错，但不是一个流脓一个干，干是因为刚挤过了脓。 
　　“根盘很大，”李德立双掌虚圈，作了个饭碗大的手势，“正向背脊漫延。内溃不能说了。” 
　　“原来病还隐着！”荣禄问道：“这不是三天两天的病了。 
　　你是怎么治呀？总有个宗旨吧？” 
　　“内溃是这个样子，压都压不下去，硬压要出大乱子。”李德立茫然望着空中，“我真没有想到，中毒中得这么深。” 
　　荣禄和翁同龢相顾默然。他们都懂得一点病症方剂，但无非春瘟、伤寒之类，皇帝中的这种“毒”，就茫然不知了。 
　　“皇上气血两虚、肾亏得很厉害，如今只能用保元托里之法，先扶助元气。” 
　　“外科自然要用外敷的药。”荣禄问道：“这种‘毒’，有什么管用的药？” 
　　“没有。”李德立摇摇头：“只好用紫草膏之类。” 
　　谈到这里，只见一名苏拉来报，说恭王请荣禄谈事。一共两件事，一件是文祥久病体弱，奏请开缺，慈禧太后降谕，赏假三月。恭王吩咐荣禄，年下事烦，文祥又在病中，要他多去照应。这是他义不容辞，乐于效劳，而且并不难办的事。 
　　难办的那件事，就是前一天李鸿藻和翁同龢所谈到的难题，恭王经过多方考虑，认为跟慈禧太后去面奏皇帝所中的“毒”，以荣禄最适当，因为他正得宠，并且机警而长于口才。 
　　荣禄是公认的能员，任何疑难，都有办法应付，这时虽明知这趟差使不好当，也不能显现难色，坏了自己的“招牌”。当时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你预备什么时候跟上头去回？”恭王问说。 
　　“要看机会。第一是上头心境比较好的时候；第二是没有人的时候。”荣禄略想一想说，“总在今天下午，我找机会面奏。” 
　　“好！上头是怎么个说法，你见了面，就来告诉我。” 
　　“当然！今晚上我上鉴园去。” 
　　照恭王的想法，慈禧太后得悉真相，不是生气就是哭，谁知荣禄的报告，大不相同。慈禧太后既未生气，亦未流泪，神态虽然沉重，却颇为平静，说是已有所闻，又问到底李德立有无把握？ 
　　“这奇啊！”恭王大惑不解，“是听谁说的呢？” 
　　“我想，总是由李卓轩那里辗转过去的消息。”荣禄又说：“慈禧太后还问起外面有没有好的大夫？倘或有，不妨保荐。”“我看李卓轩也象是没有辙了！如果有，倒真不妨保荐。” 
　　“是的。我去打听。” 
　　荣禄口中这样说，心里根本就不考虑，这是个治不好的病，保荐谁就是害谁，万一治得不对症，连保荐的人都得担大干系。这样的傻事，千万做不得。 
　　谈到这里，相对沉默，两人胸中都塞满了话，但每一句话都牵连着忌讳，难以出口。这样过了一会，恭王口中忽然跳出一句话来：“皇后怎么样？今儿崇文山来见我，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我挡了驾。”接着加上一声重重的叹息：“唉……！” 
　　提到这一点，荣禄脑际便浮起在一起的两张脸，一张是皇后的，双目失神，脸色灰白，嘴总是紧闭着，也总是在翕动，仿佛牙齿一直在抖战似的；一张是慈禧太后的，脸色铁青，从不拿正眼看皇后，而且眼角瞟到皇后时，嘴角一定也斜挂了下来。世间有难伺候的婆婆，难做人的儿媳妇，就是这一对了。 
　　“皇后的处境，”荣禄很率直地用了这两个字：“可怜！”他说：“只要皇上的证候加了一两分，慈禧太后就怨皇后——那些话，我不敢学，也不忍学。” 
　　恭王又是半晌无语，然后说了声：“崇家的运气真坏！” 
　　“还有句话，”荣禄凑近恭王，放低声音，却仍然迟疑，“我可不知道怎么说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忌讳什么？” 
　　“太监在私底下议论——我也是今天才听见，说皇上的这个病，要过人的，将来还有得麻烦。” 
　　果然将这种“毒”带入深宫，是旷古未有的荒唐之事，恭王也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又说：“慧妃反倒捡了便宜。敬事房记的档，皇上有一年不曾召过慧妃。” 
　　如说慧妃“捡了便宜”，不就是皇后该倒霉？恭王也听说过，凡中了这种“毒”的，所生子女，先天就带了病来，皇嗣不广，已非国家之福，再有这种情形，真正是大清朝的气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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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因此，这天晚上，他百感交集，心事重重，等荣禄走后，一个人在厅里蹀躞不停。十三年来的往事，一齐兜上心来。这个“年号”怕会成为不祥之谶。当时觉得“同治”二字拟得极好，一则示天下以上下一心，君臣同治，再则有“同于顺治”，重开盛运之意，谁知同于顺治的，竟是天花！ 
　　果真同于顺治，还算是不幸之大幸，顺治皇帝至少还有裕亲王福全和圣祖两个儿子，当今皇帝万一崩逝，皇位谁属？ 
　　这是最大的一个忌讳。恭王无人可语，连宝鋆都不便让他与闻，唯一可以促膝密谈的，只有一个文祥，偏偏又在神思衰颓的病中。同时将来为大行皇帝立嗣，亦须取决于近支亲贵的公议，他不知道他的一兄一弟，曾经想过这件大事没有？如果想过，属意何人，最好能够先探一探口气。 
　　这样心乱如麻地想到午夜将过，恭王福晋不能不命丫头来催请归寝，因为卯正入宫，寅时就得起身，已睡不到一两个时辰。但等上了床依旧不能入梦，迷迷糊糊地听得钟打四点，丫头却又蹑手蹑脚来催请起身。问到天气，雪是早停了，却冷得比下雪天更厉害，上轿时扑面寒风，利如薄刃，恭王打了个寒噤，往后一缩。这一缩回来，一身的劲泄了个干净，几乎就不想再上轿，他觉得双肩异常沉重，压得他难以举步。 
　　然而他也有很高的警觉，面对当前的局面，他深知自己的责任比辛酉政变那一年还要重。那一年内外一心，至少还有个慈禧太后可以听自己的指挥行事，而如今的慈禧太后已远非昔比，自己要对付的正是她！只要有风声传出去，说恭王筋疲力竭，难胜艰巨，对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而言，正是一大鼓励，得寸进尺，攫取权力的企图将更旺盛，那就益难应付了。 
　　因此，他挺一挺胸，迎着寒风，坐上轿子，出府进宫。一到先看脉案和起居单，病况又加了一两分，溃肿未消，脉息则滑缓无力，此外又添了一样征候，小解频数，一夜十几次之多。 
　　“人呢？”他问彻夜在养心殿照料的荣禄，“精神怎么样？” 
　　“委顿得很！”荣禄答道，“据李卓轩说，怕元气太伤，得要进温补的药。” 
　　“我看，”宝鋆在一旁接口，“李卓轩对外科，似乎不甚在行，得要另外想办法，或者在太医院找，或者在外头访一访，看有好外科没有？” 
　　“是！”荣禄深深点头，“两宫太后也这么吩咐。而且，李卓轩自己也有举贤的意思。” 
　　恭王用舌尖抵着牙龈，发出“嗞嗞”的声音。心中又添了些忧烦，李德立“举贤”是没把握的表示，如果有几分把握，替皇上治好了病，是绝大的功劳，他再也不肯让的。 
　　“请懿旨吧！”他说，“让李卓轩在养心殿听信儿，有什么话，叫他当面说。” 
　　等到“见面”时，只见慈安太后泪痕未干，慈禧太后容颜惨淡，提到皇帝的病症，她说：“不能再耽误了！听说太医院有个姓韩的外科，手段挺高的，你们看，是不是让姓韩的一起请脉？” 
　　“臣也听说过。”恭王答道，“不过，臣以为还是责成李德立比较稳妥。” 
　　恭王的用意是怕李德立借此卸责，两宫太后虽觉得他的本事有限，但圣躬违和，一直是他请脉，十几年下来，对于皇帝的体质，了解得极清楚，似乎也只有责成他尽心疗治之一法，因而同意恭王的建议，是不是要韩姓外科一起请脉，听由李德立作决定。 
　　李德立也是情急无奈，只要能够将皇帝的病暂时压了下去，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亦不愿让属下插手。只是已到了心力交疲，一筹莫展的地步，只好把太医院的外科韩九同一起找了来请脉。 
　　外科是外科的说法，一摸腰间红肿之处，知道灌脓灌足了，于是揭开膏药，轻轻一挤，但见脓汁如箭激一般，直向外射。挤干了敷药，是轻粉、珠粉之类的收敛剂。内服的药，仍是党参、肉桂、茯苓之类，等煎好服下，到了夜里，皇帝烦躁不安，只嚷口渴，而且不断干呕。当时传了李德立来看，只见皇帝虚火满面，再一请脉，越发心惊，阳气过旺，阴液不生，会出大乱子，顿时改弦易辙，用了凉润的方剂。 
　　第二天诸王进宫，一看脉案和药方，温补改为凉润，治法大不相同，无不惊疑，找了李德立来问，他的口气也变了，说温补并未见效，反见坏处，唯有滋阴化毒，“暂时守住，慢慢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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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这“守住”两字，意味着性命难保，那就要用非常的手段，也就是要考虑用人参了。人参被认为是“药中之王”，可以续命，用到这样的药，传出消息去，会引起绝大的惊疑。因此，连两宫太后在内，都认为“风声太大”，以缓用为宜。而李德立亦从此开始，表示对皇帝的病症，实无把握。至于韩九同则更有危切之言，当然，他只能反复申言，痘毒深入肌里，不易泄尽，无法说出真正的病根。 
　　“老六，”惇王悄悄向恭王说，“我看得为皇上立后吧？” 
　　为了宗社有托，此举原是有必要的，恭王内心亦有同感，但此议决不可轻发，因为一则对皇帝而言，此是绝大的刺激，于病体不宜，再则是立何人为皇帝之后，大费考虑。 
　　要立，当然是立宣宗的曾孙。宣宗一支，“溥”字辈的只有两个人，宣宗的长孙，贝勒载治有两个儿子，依家法只能将他的第二子，出世才八个月的溥侃，嗣继皇帝为子，但是载治却又不是宣宗的嫡亲长孙。 
　　宣宗的长子叫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得年二十四岁。他原封贝勒，谥隐志，文宗即位后，追赠他的这位大哥为郡王。隐志郡王没有儿子，宣宗不知怎么挑中了乾隆皇三子永璋的曾孙载治，嗣继奕纬为子。而载治又不是永璋的曾孙，永璋无子，以成亲王永瑆第二子绵懿为子，绵懿生奕纪，奕纪生载治，因此，如果以溥侃立为皇帝之后，则一旦“出大事”，皇位将转入成亲王一支。鉴于明朝兴献王世子入承大统为嘉靖皇帝，结果连孝宗都被改称为“皇伯父”的故事，则以乾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后嗣位，将来“追尊所生”，连仁宗的血祀，亦成疑问。因而可以想象得到，两宫太后和仁宗一支的子孙，如惠郡王奕祥等人，一定不会赞成。 
　　“再看看吧，”恭王这样答道，“得便先探探两宫的口气。”他又向惇王提出忠告：“五哥，这件事忌讳挺多的，你还是搁在肚子里的好。” 
　　于是恭王又上了一重心事。万一皇帝崩逝，自然要为大行立后，看起来，迁就事实，还只有载治的儿子可以中选。那时的皇后便成了太后，依旧是垂帘听政，而成了太皇太后的慈禧太后，未见得肯交出大权。如果说，这位太皇太后，象宋神宗的曹太皇太后、宋哲宗的高太皇太后、明英宗的张太皇太后，以及本朝的孝庄太后那样，慈爱而顾大体，则宫闱清煦，也还罢了，无奈慈禧太后与皇后已如水火，将来一定多事，而且是非臣下所能调停的严重争执。 
　　说来说去，唯有盼皇帝不死！为此，恭王对皇帝的病势，越发关心，一天三四次找李德立来问，所得到的答复，却尽是些不着边际的游词。 
　　总结李德立的话，皇帝的病情，“五善”不见，“七恶”俱备，而最棘手的是，本源大亏，用滥补则恐阳亢，用凉攻又怕伤气。而真正的病根，无人敢说，只是私底下有许多流言，甚至说是皇帝的精神已经恍惚，入于弥留之际了。 
　　奇怪的是，在皇帝左右的太监，却总是这样对人说：“大有起色了！”“昨天的兴致挺好的，还坐起来说笑话呢！”听了外面的流言，再听这些话，越令人兴起欲盖弥彰之感。因此，恭王便向两宫太后面奏，应该让军机、御前、近支亲贵、弘德殿行走、南书房翰林经常入宫省视，庶几安定人心。 
　　两宫太后虽接纳了建议，但一时并未实行。这是慈禧太后的主意，要挑皇帝精神较好的时候，再宣旨传召。 
　　这天军机见面刚完太监来报，说皇帝醒了，于是慈禧太后传旨：准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及弘德殿行走的师傅和谙达，入养心殿东暖阁问安。只见皇帝靠在一名太监身上，果然精神甚好，十几个人由惇王领头，一一上前瞻视，腰间溃处看不见，只见痘痂犹有一半未落。 
　　“今儿几时啦？”皇帝这样问，声音有些嘶哑。 
　　“今儿十一月二十九。”恭王回答。 
　　“月大月小？” 
　　“月大。” 
　　“后天就是腊月了。”皇帝说，“腊月里事多。” 
　　“臣等上承两宫皇太后指示，诸事都有妥帖安排，不烦圣虑。”恭王说道：“如今调养，以静养体。” 
　　“静不下来！”皇帝捏着拳，轻捶胸口，“只觉得热、口渴。” 
　　“心静自然凉。”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向恭王看了一眼。 
　　恭王默谕，跪安退出东暖阁。因为未奉懿旨退出养心殿，所以仍旧在明间伺候。 
　　不久，慈禧太后一个人走了来，站着问道：“皇帝流‘汁’太多，精神委顿，你们看，可有什么好办法？”说着，拿起手绢去抚眼睛。翁同龢因为不满李德立，有句话很久就想说了：“臣有愚见，圣躬违和，整一个月了，十八天之期已过，如今的证候是外证，宜另行择医为上。” 
　　“这话，我跟荣禄也说过。”慈禧太后问道，“外面可有好大夫？” 
　　“有一个叫祁仲的，今年八十九岁，治外证是一把好手。” 
　　荣禄磕头答道：“臣请懿旨，是否传来请脉？” 
　　“八十九岁，见过的证候，可真不少了。就传来看吧！” 
　　到了午间，祁仲被传召到宫，由两名苏拉扶着下车，慢慢走到养心殿，看他须眉皤然，料想一定见多识广，能够着手回春，所以无不重视，静静等在殿外，听候结果。 
　　祁仲是由李德立陪着进东暖阁的，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方始诊视完毕，随即被召至西暖阁，两宫太后要亲自问话。 
　　祁仲倒是说出来一个名堂，他说皇帝腰际的溃烂，名为“痘痈”，虽然易肿易溃，但也易敛易治。大致七日成脓，先出黄白色的稠脓，再出带血的“桃花脓”，最后出淡黄水，这时肿块渐消，痛楚亦减，就快好了。 
　　慈安太后一听这话，顿现喜色，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是说，皇上的这个痘痈不要紧？” 
　　八十九岁的祁仲，腰腿尚健，眼睛也还明亮，就是双耳重听。当时由荣禄大声转述了慈安太后的话，他才答道：“万岁爷的痘痈，来势虽凶，幸亏不是发在‘肾俞’穴上，在肾俞之下，还不要紧。” 
　　“喔，”慈安太后又问：“肾俞穴在那儿啊？” 
　　荣禄连朝侍疾，每天都跟李德立谈论皇帝的病情，什么病，什么方剂，颇懂得一些了，肾俞穴恰好听李德立谈过，此时因为祁仲失聪，转述麻烦，便径自代奏，指出俞穴在“脊中对脐，各开寸半”处，正是长腰子的地方，所以叫做肾俞。 
　　这就明白了，如果是发在肾俞穴上，则肾亦有溃烂之虞，“总算不幸中大幸”，慈禧太后亦感欣慰，要言不烦地问：“那么，该怎么治呢？” 
　　祁仲的答奏是，以培元固本为主，本源固则百病消，即是邪不敌正的道理。这跟主张温补的说法相同，慈禧太后便吩咐拿方子来看。 
　　看方子上头一味就是人参，慈禧太后便是一愣，但以慈安太后等着在听，所以还是念了出来：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茯苓二钱　当归二钱　熟地三钱　白芍二钱　川芎钱半　黄芪三钱　肉桂八分　炙甘草一钱。” 
　　等念完，慈禧太后失声说道：“这不是‘十全大补汤’吗？” 
　　祁仲听不见，没有作声，恭王答了声：“是！” 
　　就这一下，君臣上下，面面相觑。最后仍是慈禧太后吩咐：“让他先下去！等皇上大安了，再加恩吧。” 
　　“喳！”荣禄答应着，向值殿的太监努一努嘴，把祁仲搀扶了下去。 
　　“温补的药都不能用，怎么能用‘十全大补汤’？”慈禧太后异常失望地说，“我看这姓祁的，年纪太大喽！” 
　　她是想骂一声：“老悖晦！”只是在庙堂之上，以太后之尊，不便出口。其实，祁仲一点都不悖晦，他行医七十年，外科之中，什么稀奇古怪的疑难杂症都见过，皇帝的“病根”，他在未奉召以前，就曾听人谈起，及至临床“望闻问切”，知道外间的流言，不尽子虚。如果是平常人家，说得一声“另请高明”，拱拱手就得上轿，在宫中却不能。他心里想，这个病只要沾上手，无功有过，这么大年纪，吃力不讨好，坏了自己一世的名声，何苦来哉？因此想了这么一套说法，有意让药方存案，无功无过，全身而退。反正到过深宫内院，瞻仰过太后皇上，这一生也算不白活了。 
　　他是这样的打算，却害“荐贤”的荣禄，讨了个老大的没趣，临到头来，还是奉了懿旨：“让李德立仔仔细细地请脉。” 
　　仔细请脉的结果，却又添了新的证候，双颊和牙龈，忽然起了浮肿，仍是阳气过旺所致，同时又患泄泻，一昼夜大解二十次之多，听之可骇，而李德立却欣然色喜，说是有此一泻，余毒可净，确有把握了。 
　　这话传到深宫，无不奔走相告。这天恰逢腊月初一，平时每逢朔望，皇帝在漱芳斋侍膳，照例有戏，这天却是由皇后妃嫔侍从，遍历各宫的佛堂拈香。 
　　第一处是在宁寿宫后殿之东，景福门内的梵华楼和佛日楼；第二处是在慈宁宫，这里有好几处佛堂，两宫太后常来的顶礼的是，设在正殿前面，徽音左门东庑的那一所；此外还有三座，以雨华阁为主，在凝华门内，阁凡三层，上层供欢喜佛五尊、下层供西天番佛，这还是前明的遗迹，内有脑骨灯、人骨笛等等法器，在慈安太后看，近乎邪魔外道，平时绝迹不至，但这时候要百神呵护，为了祈求皇帝早占勿药，她心甘情愿地拈香磕头，念念有词地祷祝了许久。 
　　一早开始，由东到西，拜遍了各式各样的佛，到此已近辰正，该是军机“叫起”的时候，慈安太后一则有些累了，再则政务已近乎停顿，陪着并坐，也觉得无聊，便托词“头疼”，由皇后陪侍着，径回自己的钟粹宫。 
　　这是她们婆媳难得单独相处的一个机会。平时侍膳，有慈禧太后在，行止言语，处处需要顾忌，虽然每天一早到钟粹宫问安，亦是单独见面，但慈安太后知道“西边”刻刻侦伺，体恤皇后，不肯让她多作逗留。自从皇帝出天花以来，她积着无数的话想跟皇后细谈，所以有此片刻，便脱略顾忌，不肯轻易放过了。 
　　“有皇后在这儿侍候，你们散了去吧！” 
　　这是慈安太后有意遣开左右，宫女们自然会意，纷纷离去，却仍在走廊上守着，听候招呼。有两个机警的，便走到宫外看守，用意是防备长春宫的人来窥探皇后的行动。 
　　皇后在这一个月之中，无日不以泪洗面，但在慈禧太后面前，却不敢有任何哀伤的表示。此时当然不同，当慈安太后刚叹口气，一声“可怎么好呢”还没有说完，两滴眼泪已滚滚而下。 
　　想起这是忌讳，赶紧背身拿手背去拭擦，却已瞒不住慈安太后了。 
　　“你痛痛快靠哭吧！”慈安太后自己也淌了眼泪。 
　　话虽如此，皇后不敢也不忍惹她伤心，强忍眼泪，拿自己的手绢送了过去，还强笑着说：“皇额娘别难过！太医不是说，有把握了吗？” 
　　慈安太后不作声，擦一擦眼睛，发了半天的愣，忽然说道：“你过来，我有句要紧话问你。” 
　　“是！”皇后答应着，躬身而听。 
　　慈安太后却又不即开口，而脸上却越变越难看，说不出是那种绝望、悲伤还是恐惧的神色。 
　　最后，终于开口了，语声低沉而空旷，令人听来觉得极其陌生似地，“皇上万一有了什么，该有个打算。”她说，“我得问问你的意思。” 
　　皇后只听清半句，就那前半句，象雷轰似的，震得她几乎晕倒。 
　　慈安太后却显得前所未有的沉着，“你别伤心，这会儿也还不到伤心的时候，”她捉住皇后的手，使劲摇撼了几下，“你把心定下来，听我说。” 
　　“是！”皇后用抖颤的声音回答，拿一双泪光荧然的眼望着慈安太后，嘴角抽搐着，失去了平日惯有的雍容静穆。 
　　“咱们也不过是作万一的打算。”慈安太后知道自己的态度和声音吓着了皇后，所以此时尽量将语气放得缓和平静，“平常百姓家，有‘冲喜’那么一个说法，先挑一个过继过来，也算是添丁之喜。我隐隐约约跟皇上说过，他说要问你的意思。” 
　　这两句话格外惹得皇后伤心。两年多的工夫，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加起来怕不到两个月，然而她知道皇帝的心，七分爱、三分敬，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中间会有人作梗！她不但体谅皇帝的处境，而且还深深自咎，觉得事情都由自己身上而起，如果不是对自己有那样一份深情，皇帝也不致于对慧妃那样负气。 
　　因为负气才在乾清宫独宿，因为独宿才会微行，因为微行，才会有今天的这场病。从父亲熟读过女诫闺训的皇后，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不得姑欢是自己德不足以感动亲心。唯有逆来顺受，期望有一天慈禧太后会破颜一笑，说一两句体恤的话，那时就熬出头了。 
　　但就是这样一番苦心，如今亦成奢愿，皇帝一崩，万事皆休。二十一岁的皇后，抚养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在这阴沉沉的深宫中，这日子怎么“熬”得下去？ 
　　这样想着，仿佛就觉得整个身子被封闭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穷阴极寒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亿万千年，永无出头之日。这是何等可怕！皇后身不由主地浑身抖战，若非森严的体制的拘束，她会狂喊着奔了出去。 
　　“你怎么啦？”连慈安太后都有些害怕了，“你怎么想来着？” 
　　皇后噤无一语，但毕竟还不到昏瞀的地步，心里知道失礼，就是无法诉说，双膝一弯，扑倒在慈安太后膝前。 
　　“来人哪！” 
　　在窗外伺候的宫女，就等着这一声召唤。慈安太后的语声犹在，已有人跨进殿门，走近来才看清楚，皇后的脸色又白又青，象生了大病似的。这就不用慈安太后再有什么嘱咐了，四五个宫女，七手八脚地将皇后扶了起来。 
　　“扶到榻上去！”慈安太后指挥着，“看有什么热汤，快端一碗来！” 
　　钟粹宫小厨房里，经常有一锅鸡汤熬着，等端了一碗来，慈安太后亲手捧给伏在软榻上喘息的皇后。她还要下地来跪接，却让慈安太后拦住了。 
　　这一来皇后才得大致恢复常态。不是宫女照料之功，是这一阵折腾，能让皇后暂忘“境由心造”的恐怖。 
　　“也不知怎么了？”皇后强笑着说了这一句，忽又转为凄然之色，“总是皇额娘疼我，我没有别的孝顺，只替皇额娘多磕了几个头。” 
　　这一个至至诚诚的头，磕得慈安太后满心愧歉。当初选中这个皇后，虽说是皇帝自己的意思，而实在是自己一手所促成。那知“爱之适足以害之”，两年多来，眼看慈禧太后视皇后如眼中钉，既不能调和她们婆媳的感情，又不能仗义执言，加以庇护，甚至也不能规劝皇帝谨身自爱，以致于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一旦龙驭上宾，第一个受无穷之苦的，就是皇后。想想真是害得她惨了。 
　　转念及此，慈安太后心如刀割，浑身也就象要瘫痪似的，但想到“一误不可再误”这句话，兴起弥补过失的责任心，总算腰又挺了起来，能够强自支持下去了。 
　　“还是谈那件大事吧！”慈安太后说，“道光爷一支，溥字辈的就只有载治的两个儿子，照说，该过继小的那个，你若愿意要大的那个，也好商量。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到这时，皇后才开始能够考量这件事。这是件头等大事，不是挑一个儿子，是挑一位皇帝，关系着大清朝的万年天下。皇后想到这一层，顿觉双肩沉重，而且心里颇有怯意，就象一个从未赌过钱的人，忽然要他将整个家业，选一门作狐注一掷那样心慌意乱。 
　　“说话呀！”慈安太后鼓励她说，“你也是知书识字，肚子里装了好些墨水的人，该你拿大主意的时候，你就得挺起胸来。” 
　　这一说，提醒了皇后，想起书本上的话，脱口答道：“国赖长君，古有明训。” 
　　慈安太后一愣，然后用迟疑的语气问道：“话倒是不错，那里去找这么一个溥子辈的‘长君’？连嘉庆爷一支全算上，也找不出来，要嘛只有再往上推，在乾隆爷一支当中去找。可有一层，找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这个太后可怎么当啊？” 
　　“太后、太后！”皇后自己默念了两句，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样也想象不出，二十一岁的太后该是怎么一个样子？ 
　　看皇后容颜惨淡，双眼发直，知道又触及她的悲痛之处，看样子是谈不下去，慈安太后万般无奈地叹口气说：“真难！ 
　　只好慢慢儿再说吧！” 
　　等跪安退出，慈禧太后已经从养心殿回到了长春宫，派人传召皇后，说是立等见面。 
　　一听这样的语气，皇后立刻就觉得脊梁上冒冷气，想到刚到钟粹宫去过，也想到自己的泪痕犹在，越发心慌，然而不敢有所迟疑，匆匆忙忙赶了去，看到慈禧太后的脸色如常，心里略略宽了些。 
　　“一交腊月，就该忙着过年了！” 
　　“是！”皇后很谨慎地答应着。 
　　“你已经料理过两年了，那些规矩，总该知道了吧！” 
　　“是。”皇后答道，“若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得求皇额娘教导。”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句话。该动手的，早早儿动手。” 
　　皇后奉命唯谨，当天就指挥宫女，太监，从长春宫开始，掸尘糊窗子，重新摆设，布置得焕然一新。 
　　此外岁末年初的各项仪典，亦都照常办理，只是要皇帝亲临主持的，象写“福”字遍赐京内外大臣的常年例规之类，自然是停止了。 
　　因此，统摄六宫的皇后，在表面上看来，格外是个“当家人”的模样，明知内务府事事承旨于慈禧太后，早已有了安排，却不能不细心检点，处处操劳，怕万一照顾不到，又看“西边”的脸色。 

　　　　　　　　　　　※　　　　　　　 ※　　　　　　　　 ※ 

　　人是忙着“不急之务”，皇后的一颗心却总悬悬地飘荡在养心殿东暖阁。她跟皇帝住得不远，就在养心殿西面的体顺堂，但是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礼法所限，不能象寻常百姓家的夫妇，来去自如。而且晨昏省视，当着一大堆太监、宫女，也不能说什么“私话”。所以对于皇帝的病情，她亦是耳闻多于目睹。 
　　得力的是个名叫二妞的宫女，每天是她去探听了各式各样的消息，随时来奏报皇后。她干这个差使很适宜，因为她不曾选进宫来以前，家住地安门外，有个常相往来的邻居，便是医生，耳濡目染，颇懂医药，可为皇后备“顾问”。 
　　“万岁爷嘴里的病不好。”二妞忧形于色地说，“太医说了，怕是‘走马牙疳’。” 
　　“走马牙疳？”皇后惊讶地问，“那不是小孩儿才有的病吗？” 
　　“天花不也是？” 
　　一句反问，说得皇后发愣，好半天才问：“要紧不要紧？” 
　　二妞不敢说“要紧”，几天之内，就可以令病人由昏迷不醒，谵妄致死，她只这样答道：“这个病来得极快，不然，怎么叫‘走马’呢？” 
　　“太医怎么说？” 
　　“说是温补的药，万不能进。万岁爷内里的毒火极旺，只有用清利的方子，大解多，可以败火，可又怕万岁爷的底子虚。”所以，二妞话到口边，欲止不可：“太医也很为难。” 
　　皇后深知宫中说话的语气，这样的说法，就表示对病症没有把握了，一急之下，起身就说：“我看看去。” 
　　这时是晚膳刚过，自鸣钟正打过五下。冬日昼短，已经天黑，不是视疾的时候，但皇后既如此吩咐，不能不听，于是先派人到养心殿去通知首领太监，然后传唤执事，打着灯，引领皇后直向养心殿东暖阁而去。 
　　殿中一片凄寂，灯火稀微，人影悄悄，只有浓重的药味，随着尖利的西北风散播在阴沉沉的院落中，皇后打了个寒噤，哆嗦着问小李：“皇上这会儿怎么样？” 
　　“这会儿刚歇着。”小李跪着答奏，“今儿的光景，又不如昨天，左边脸上的硬块抓破了，流血水。太医说，怕要穿腮。” 
　　“穿腮？”皇后想一想才明白，明白了却又大惊，穿腮不就是在腮上烂成一个洞？“这，这么厉害？” 
　　小李不答，只磕个头说：“皇后请回宫去吧！” 
　　这是劝阻皇后，自然是怕皇后见了病状伤心。意会到此，她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 
　　但如说要皇后空走一趟，就此回去，论责任不可，论感情不忍，所以她拒绝了小李的奏劝，断然答道：“不！我在这儿等一会。” 
　　“那就请进去看一看。” 
　　“也好。” 
　　“花盆底”的鞋，行路“结阁”有声，皇后怕惊醒了皇帝，扶着二妞的肩，蹑着足走。东暖阁甚大，砖地硬铺，是个不宜于安设病榻的地方，又因为皇帝热毒满身，特地把暖炉撤走，越发觉得苦寒可畏。皇后每次一走进来，总是从心底起阵阵瑟缩之意。这天比较好些，因为新设了一道黄缎帏幕，毕竟挡了些寒气。但也就是因为这道帏幕，气味格外令人难闻。皇帝腰间的痈，不断作脓，而走马牙疳，由于口腔糜烂，气息特重，都为那道帏幕阻隔难散，掀起帏幕，一闻之下，几乎令人作呕。 
　　皇后赶紧放手，咽口唾沫，回身向小李说道：“这怎么能住？好人都能住出病来！也不拿点香来薰薰！” 
　　“原是用香薰了，万岁爷说是反而难闻，吩咐撤了。” 
　　彼此的语声虽轻，还是惊醒了皇帝，含糊不清地问道： 
　　“谁啊？” 
　　小李赶紧掀帏入内，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皇后来瞧万岁爷。” 
　　他的话不曾完，皇后已跟着入幕，依然守着规矩，蹲下来请了个安。 
　　皇帝在枕上转侧着，两道迟钝的眼光，投向皇后，也让皇后在昏黄摇晃的烛光下，看清了他的脸，虚火满面，双颊肿得很厉害，左面连着嘴唇有个硬块，抓破了正在渗血水，上下两唇则都向外鼓着，看得出牙龈发黑，又肿又烂。 
　　这可怖的形容，使得皇后在心里发抖，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想象，想象着皇帝一瞬不视，六宫号咷的光景，她几乎又要支持不住了。 
　　“怎么不端凳子给皇后？”皇帝很吃力地说。 
　　皇后没有用凳子，是坐在床沿上，看一看皇帝欲语又止，于是小李向二妞使了个眼色，一前一后退了出去。 
　　“你看我这个病！”幕外的人听得皇帝在说：“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了。” 
　　“皇上千万宽心，”皇后的话也说得很慢，听得出是勉力保持平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全靠自己心静，病才好得快。” 
　　“心怎么静得下来？”皇帝叹口气，“李德立简直是废物，病越治越多…　。”语气未终，而终于无声，随后又是一声长叹。 
　　“今儿看了脉案，说腰上好得多了。” 
　　“好什么？”皇帝答道：“我自己知道。” 
　　“皇上自己觉得怎么样？” 
　　“口渴，胸口闷，这儿象火烧一样。”皇帝停了一下又说，“前两天一夜起来十几遍，这两天可又便秘。” 
　　这时的皇帝，精神忽然很好了，要坐起来，要照镜子，坐起来不妨，要镜子却没有人敢给。痘疤不曾落净，唇鼓腮肿，脸上口中，溃烂之处不一，这副丑怪的形容，如果让平日颇讲究仪容修饰的皇帝，揽镜自顾，只怕当时就会悲痛惊骇得昏厥。所以，养心殿的太监，早就奉了懿旨，凡有镜子，一律收藏，笨重不便挪动的穿衣镜之类，则用红缎蒙裹。此时皇后苦苦相劝，不便说破实情，只反复用相传病人不宜照镜子的忌讳，作为理由，才将皇帝劝得怏怏而止。 
　　逗留的时间，已经不少，即令皇帝是在病中，皇后要守礼法，亦不宜耽搁得久待。找个谈话间的空隙，打算跪安退出，而皇帝不许。 
　　“难得今儿有精神，你还陪着我说说话吧！”皇帝说，“一个人睡不着，思前想后，尽是推不开的心事。” 
　　皇后意有不忍，答应一声：“是！”仍旧坐了下来。 
　　“趁我这会儿能说话，有件事要问你。”皇帝放低了声音问：“钟粹宫皇额娘，问过你了？” 
　　一提此事，皇后便感到心酸，“趁这会儿还能说话”这一句，更觉得出语不祥，皇后就无论如何不肯谈这件事了。 
　　“这会儿还提它干什么？压根儿就是多余。”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皇上歇着吧！”皇后抢着说道，“何苦瞎操心？” 
　　就这时小李闯了进来，带着警戒的眼色看一看皇帝，然后直挺挺地跪下来说：“万岁爷该进粥了。” 
　　“吃不下。”皇帝摇摇头。 
　　小李原是没话找话，用意是要隔断皇帝与皇后的交谈，因为慈禧太后耳目众多，正经大事以不谈为宜。他的心意，皇帝还不大理会得到，皇后却很明白，便又站起身来：“宫门要下钥了。皇上将息吧，明儿一早我再来。” 
　　皇帝惘然如有所失，但也没有再留皇后。这一夜神思亢奋，说了好些话，问到载澂，问到新任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问到刚进京的新任两广总督英翰，也问到奉召来京的曾国荃、蒋益澧、郭嵩焘等人。 
　　这些情形在第二天传了出去，有人认为是皇帝病势大见好转的明证，也有人心存疑惧，私底下耳语，怕是“回光反照”。不幸地，这个忧虑，竟是不为无见，皇帝的征候，很快地转坏了，脉案中出现了“神气渐衰，精神恍惚”的话。 
　　这天是南书房的翰林、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奉召视疾，由东暖阁到西暖阁，两宫太后垂泪相关，向这班文学侍从之臣问道：“你们读的书多，看靠可有什么法子挽回？” 
　　因为是与军机大臣一起召见，南书房的翰林，除了孙诒经建议下诏广征名医入京以外，其余都不敢发言。 
　　“孙诒经所奏，缓不济急。”恭王这样奏陈：“如今唯有仍旧责成李德立，尽心伺候，较为切合实际。” 
　　“李德立到底有把握没有呢？”慈禧太后凄然说道：“他说的那些话，我们姊妹俩也不大懂，你们倒好好儿问一问他。” 
　　于是孟忠吉宣召李德立入殿，与群臣辩难质疑。 
　　在李德立，这一个月真是心力交瘁，形神俱疲，又瘦又黑，神气非常难看。皇帝的病有难言之隐，而他亦确是尽了力，至于说他本事不好，那是无可奈何之事，所以两宫太后和军机大臣，都没有什么诘责。孙诒经自然有些话问，只是不明病情，问得近乎隔靴搔痒，而且太医进宫请脉，多少年代以来的不传之秘，就是首先要在脉案、药方上留下辩解的余地，李德立又长于口才，这样子就无论如何问不过他了。 
　　说来说去是皇帝的气血亏，热毒深，虚则要“里托”以培补元气，而进补又恐阳亢火盛，转成巨祸。李德立引前明光宗为鉴，光宗以酒色淘虚了的身子，进大热的补药“红丸”而致暴崩，是有名所谓“三案”之一，孙诒经对这重公案的前因后果，比李德立了解得还透彻，自然无话可说。 
　　“那么，”到最后，慈禧太后问，“如今到底该怎么办呢？” 
　　“唯有滋阴益气，败火清毒，竭力调理，先守住了，自有转机。” 
　　“能不能用人参？” 
　　“只怕虚不受补。”李德立道：“该用人参的时候，臣自当奏请圣裁。” 
　　“你看，”慈禧太后侧脸低声：“还有什么话该问他？” 
　　慈安太后点点头，想了一会才开口：“李德立！皇上从小就是你请脉，他的体质，没有比你再清楚的。你怎么样也要想办法，保住皇上，你的功劳，我们都知道，现在我当着王爷、军机、南书房的先生的面说一句，将来决不会亏负你！” 
　　李德立听到后半段话，已连连碰着响头，等慈安太后说完，他又碰个头，用那种近乎气急败坏，不知如何表达感激与忠忱的语气答道：“臣仰蒙两位皇太后跟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真正是粉身碎骨、肝脑涂地都报答不来。为皇上欠安，臣日夜焦虑，只恨不能代皇上身受病痛。皇上的福泽厚，仰赖天恩祖德，两位皇太后的荫庇，必能转危为安。” 
　　最后这两句话，十分动听，两宫太后不断颔首。这样自然不须再有讨论，恭王领头，跪安退出。到了殿外，招招手将荣禄找了来，悄悄吩咐他去跟李德立讨句实话：皇上的病，到底要紧不要紧？ 
　　“怎么不要紧？”李德立将荣禄拉到一边，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咦！何以这个样，请起来，请起来！” 
　　荣禄急忙用手去拉，而李德立赖着不起来，说是有句话得先陈明，取得谅解，方肯起身。 
　　“原是要你说心里的话。你请起来！只要你没有粗心犯错，王爷自然主持公道。”荣禄已约略猜出他的心思，所以这样回答。 
　　“圣躬违和，是多大的事，我怎么敢粗心？”李德立咽口唾沫，接着又说：“皇上到底是什么病，只怕两位皇太后也知道了。现在荣大人传王爷的话来问我，我不敢不说实话，皇上眼前的征候，大为不妙。万一有个什么，全靠荣大人跟王爷替我说话。”说完，双手撑地磕了一个头。 
　　“起来，起来！有话好说。”荣禄提醒他说，“你的事是小事！” 
　　意思是皇帝的病，才是大事，此时情势紧急，那里有工夫来管他的功名利禄？李德立听得这样的语气，虽因未得他的千金重诺，依然祸福难测，但也不敢再噜苏了。 
　　“我跟荣大人说实话，”他站起身来，低声说道：“皇上怕有‘内陷’之危。” 
　　“内陷！”荣禄既惊且惑，“天花才会内陷，天花不是早就落痂了吗？” 
　　“不然，凡是痈疽，都会内陷。” 
　　李德立为荣禄说明，如何叫做“火陷”、“干陷”、“虚陷”？这三陷总名内陷，症状是“七恶叠见”，最后一恶，也是最严重的一恶，“精神恍惚”已在皇帝身上发现了。 
　　“何致于如此！你早没有防到？” 
　　这有指责之意，李德立急忙分辩，他先念了一段医书上的话：“‘外症虽有一定之形，而毒气流行，亦无定位，故毒入于心则昏迷，入于肝则痉厥、入于脾则腹疼胀、入于肺则喘嗽、入于肾则目暗、手足冷。入于六腑，亦皆各有变端。’”接着用手指敲敲自己的额角，低声说道：“心就是脑，皇上的毒，到了这里了。还有句话，我不敢说。” 
　　“这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荣大人，你听见过‘悔疯入脑’这句话没有？” 
　　荣禄不答，俯首长吁。然后用嘶哑的声音问了句：“到底还有救没有？” 
　　“很难了。”李德立很吃力地说：“拖日子而已。” 
　　“能拖几天？” 
　　“难说得很。” 

　　　　　　　　　　　※　　　　　　　 ※　　　　　　　　 ※ 

　　既说拖日子，则总还有几天，不致于危在旦夕。荣禄这样思量着，也就不再多问。那知道当天下午，皇帝的病势剧变，入于昏迷。荣禄赶紧派出人去，分头通知，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行走的师傅以及南书房翰林，纷纷赶到，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仪制了，一到就奔养心殿。但见昏黄残照，斜抹殿角，三两归鸦，栖息在墙头，“哇哇”乱叫，廊上阶下，先到的脸色凝重，后到的惊惶低问。李德立奔进奔出，满头是汗。 
　　忽然，有名太监匆匆闪了出来，低沉地宣旨：“皇太后召见。” 
　　进入西暖阁，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两宫皇太后已经泪如泉涌，都拿手绢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只听得李德立在说：“不行了！人都不认得了！” 
　　“怎、怎么办呢？”慈禧太后结结巴巴地问。 
　　跪在后面的翁同龢，抬起头来，看着李德立，大声问道： 
　　“为什么不用‘回阳汤’？” 
　　“没有用。只能用‘麦参散’。” 
　　就这时候，庄守和奔了进来，一跪到地，哭着说道：“牙关撬不开了！” 
　　听得这话，没有一个人再顾得到庙堂的礼节，纷纷站起，踉貂跄跄奔向东暖阁。入内一看，只见皇帝由一名太监抱持而坐，双目紧闭，有个御医捧着一只明黄彩龙的药碗，另外一个御医拿着一双银筷，都象傻了似的，站在御榻两旁。 
　　见此光景，一个个也都愣住了。群臣相见，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或在殿廷，或在行幄，都知道何以自处，唯有象这样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跪下磕头，有的想探问究竟，独有一个人抢上前去，瞻视御容，这个人是翁同龢。 
　　这一看，一颗心便悬了起来，他伸出一只发抖的手去，屏息着往皇帝口鼻之间一探，随即便一顿足，双手抱着头，放声大哭。 
　　这一哭就是报丧。于是殿里殿外，哭声震天，一面哭，一面就已开始办丧事，摘缨子、卸宫灯、换椅披，尚未成服，只是去掉鲜艳的颜色。而名为“大丧”，实非大事，大事是嗣皇帝在那里？ 
　　大清朝自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间，第二次废太子允礽，禁锢咸安宫以后，从此不建东宫，嗣位新君，在大行皇帝生前，亲笔书名，密藏于“金匮玉盒”之中。一旦皇帝驾崩，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开这个“金匮玉盒”，但是同治皇帝无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系，到此算是中断了！“两位皇太后请节哀！”一直在养心殿照料丧事的荣禄，找个机会到西暖阁陈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还有大事要办！” 
　　这一说，慈禧太后放下李德立进呈的，“六脉俱脱，酉刻崩逝”的最后一张脉案，慢慢收了眼泪，看着养心殿的总管太监说，“都出去！” 
　　“是！” 
　　太监宫女，一律回避，西暖阁内就是荣禄为两宫太后密参大计。这样过了半个钟头，才见他匆匆出殿，回到内务府朝房，用蓝笔开了一张名单，首先是近支亲贵：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老五太爷”绵愉的第五子袭爵的惠郡王奕详、宣宗的长孙贝勒载治、恭亲王的长子贝勒载澂，奕详的胞弟镇国公奕谟；然后是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弘德殿行走的徐桐、翁同龢、还有个红得发紫，现在紫得快要发黑的王庆祺，一共二十九个，算是皇室的“一家人”。 
　　名单开好，荣禄派出专人去传懿旨，立召进宫。这二十九个人，起码有一半还留在宫内，要宣召的，几乎全是汉人，满洲大臣中，只有一个文祥，因为病体虚弱，又受了这“天惊地坼”的刺激，支持不住，回家休息去了。 
　　不用说，这是商量嗣立新君。仓卒之间，不知如何定此大计？亦没有私下商量的可能，拥立诚然是从古以来保富贵的绝好机会，但却苦于无人可拥。一个个只是不断在猜测，两宫太后不知道可有看中了的人，如果有了，那是谁？大清朝并无兄终弟及的前例，然则一定是为大行皇帝立嗣，看起来载治的两个儿子，必有一个是大贵的八字。 
　　这时的西暖阁，已换了个样子，一片玄素，点的是胳膊般粗的白烛，光焰为门缝中钻进来的西北风，摇晃得不停。也不知是由于严冬深宵的酷寒，还是内心激动所致？只是一个个的身子都在哆嗦，牙齿震得格格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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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象雪封冰冻的气氛中，听得太监递相击掌，一对白纸灯，导引着两宫太后临御，只听见“花盆底”踩着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还能听得“息率、息率”擤鼻子的声音，两宫太后并排出现，一式黑布棉旗袍，光秃秃的“两把儿头”，没有花，也没有缨子，眼睛都肿得杏儿般大。 
　　站班迎候的王公大臣，随着两宫太后进了西暖阁，由惇王领头行了礼。慈禧太后未语先哭，她一哭，慈安太后自然更要哭，跪在地下的，亦无不欷歔拭泪。 
　　慈禧太后在一片哭声中开口：“如今该怎么办？大行皇帝去了，我们姐妹怎么再办事？” 
　　这一问大出意外，不谈继统，先说垂帘，似乎本末倒置。惇王、恭王和醇王，都不知如何回奏，首先发言的是伏在垫子上喘气的文祥。 
　　“邦家不幸，宗社为重。唯有请两位皇太后，择贤而立，然后恳请垂帘。” 
　　这意思是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选一个入承大统，这时恭王才想到，正是该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就在皇帝驾崩到奉召入西暖阁的这段时间中，他在军机大臣直庐中，已经跟人商量过，反复辩诘，为了替大行皇帝立嗣，也为了维持统绪，唯有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挑一个入承大统，所以这时便磕头说道：“溥伦、溥侃为宣宗成皇帝的曾孙，请两位皇太后作主，择一承继大行皇帝为子…　。” 
　　他的语气未完，惇王便紧接着说：“溥伦、溥侃不是宣宗成皇帝的嫡曾孙，不该立！” 
　　不该立，该立谁呢？若论皇室的溥字辈，除了载治的两个儿子，此外就更疏远了，惇王向来是想到就说，不问后果的脾气，而这一说恰好逢合着慈禧太后的本意。 
　　“溥字辈没有该立的人。”她的声调显得出奇地沉着，“文宗没有次子，如今遭此大变，要为文宗承继一个儿子。年纪长的，不容易教养，实在有难处，总得从小抱进宫的才好。现在当着大家在这里，一句话就定了大局，永无变更。”她指着慈安太后说：“我们姊妹俩商量好了，是一条心，姐姐，是不？” 
　　慈安太后一面拿块白雪绢擦眼睛，一面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说，你们听好了！” 
　　说着，双眼中射出异常威严的光芒，被扫到的人，不由得都俯伏了。在理应该如此，因为宗社大计，生民祸福，就在她这句话中定局。 
　　“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今年四岁，承继为文宗的次子。你们马上拟诏，商量派人奉迎进宫。” 
　　话还没有完，肃然跪聆的王公亲贵、元老大臣中突然起了骚动，只见醇王连连碰头，继以失声痛哭，是绝望而不甘的痛哭，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湖中，突然发觉自己被卷入一个湍急的漩涡中似的。本性忠厚的醇王，一直以为“家大业大祸也大”，如今片言之间成为“太上皇”，这祸是太大了！ 
　　忧急攻心，一下子昏迷倒地，他旁边就是他的同母弟孚王，同气连枝，休戚相关，急忙上前搀扶，而醇王形同瘫痪，怎么样也不能使他好好保持一个跪的样子。 
　　于是匆匆散朝，顾不得慰问醇王，都跟着恭王到了军机处。一面准备奉迎四岁的新皇帝进宫，一面商量，如何将这件大事，诏告天下。 
　　有的说用懿旨，有的说应该在皇帝的遗诏中先叙明白。结果决定即用懿旨，也该在遗诏中指明。而新皇帝到底是以什么身分继承皇位，又要先说明白，不然就会象明世宗以外藩继统那样，搞出尊崇“本生”的“大礼议”，遗患无穷。 
　　“一定要说明白，新君承继为文宗之子。”潘祖荫说，“这样子统绪就分明了。” 
　　“还要叙明是‘嗣皇帝’，诏告天下，皇位由继承大行皇帝而来。”翁同龢说，“这才不负大行皇帝的付托。” 
　　大行皇帝临终并无一句话，何尝有所付托，但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了永除后患，不得不有所假托的说法，尤其是在醇王震动、大失常态的景象，记忆正新之际，无不觉得潘、翁两人的见解，十分正确。 
　　“就这样吧，”恭王作了结论：“承继文宗为子，接位为嗣皇帝。” 
　　于是分头动笔，潘祖荫、翁同龢受命撰拟遗诏；“钦奉懿旨”的“明发”，则是军机所掌的大权，他人不便参与，同时也不便由值班的“达拉密”动笔，所以恭王嘱咐文祥拟旨。 
　　这样分派定了，一屋子的人分做三处，翁、潘二人与南书房翰林在西屋商酌遗诏，文祥由荣禄陪着在东屋执笔写旨，其余的都在正屋商量丧仪。 
　　“我不行！”病后虚弱，兼且受了重大的刺激的文祥，搁笔摇头：“简直书不成字了。” 
　　“中堂！”荣禄自告奋勇，“你念我写。” 
　　“好吧！你听着。”文祥把座位让给荣禄，自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略想一想，慢慢念道：“‘钦奉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写到一半，进来一个人，是沈桂芬，起先诧异，不知荣禄在写什么？及至看清楚是在拟旨，顿时变色，心里是说不出的那股不舒服，同时也有无可言喻的气愤，觉得荣禄擅动“‘枢笔”，是件“此可忍、孰不可忍的事”！ 
　　然而此时何时？皇帝初崩，嗣君未立，为了荣禄擅动枢笔而闹了起来，明明自己理直，亦一定不为人所谅，说是不顾大局。看起来竟是吃了个哑巴亏。 
　　沈桂芬的气量小是出名的。一次五口通商大臣崇厚从天津奉召入京，带了好些海鲜，分赠军机大臣及总理大臣，独独漏了沈桂芬一份，事后发觉，深为惶恐，赶紧又备了一份补送，沈桂芬拒而不纳。 
　　又有一次是翁同龢宴客，陪客中有一个来自外省，京朝大老，素不识面，主人为双方引见时，那陪客一时忽略，未曾意会到“沈尚书”是“大军机”，礼貌上不是如何了不得的尊重，沈桂芬亦大为不快，竟致悻悻然不终席而去。 
　　礼节细故，尚且如此，何况擅动“枢笔”？要发作实有未便，不发作心里堵得发慌，所以在东屋坐立不安。而荣禄一向干练机警，这时因为新逢大丧，心里有许多大事在盘算，竟不曾发觉沈桂芬的神色有何异状？至于文祥，体力衰颓，心神受创，当然更顾不到了。 
　　“行了！”文祥还将旨稿递了给沈桂芬，“经笙，托你拿去跟六爷，还有几位商酌一下，就递了上去吧！” 
　　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沈桂芬答道：“仲华的大笔，自然是好的。何用再斟酌？” 
　　坏了！荣禄恍然大悟，自己越了军机的权，但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更不能说要回来撕掉，请沈桂芬执笔重写，只好以后等机会再说。 
　　于是扶着文祥走到外屋，只见恭王正与大家在字斟句酌，但不是“懿旨”是“遗诏”，最后定了稿，为大行皇帝留下的话是：“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冲龄践祚，寅绍不基。临御以来，仰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德薄，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 
　　十余年来，禀承慈训，勤求上理，虽幸官军所至，粤捻各匪，次第削平；滇黔关陇苗匪回乱，分别剿抚，俱臻安靖，而兵燹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一念及寤寐难安。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深宫兢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 
　　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调摄，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 
　　顾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特谕！’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日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不基；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矢公忠，各勤厥职；思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藉慰矣！ 
　　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一道懿旨，一道遗诏，性质都重在为文宗承继次子，为国家立新君，算是喜事，而且又有御名在内，所以用黄面红里的护封。等安排妥当，御前大臣所拟的奉迎嗣皇帝的礼节，亦已用红单帖写就，于是递牌子请起，面奏两宫太后定夺。 
　　当文祥与荣禄拟懿旨，南书房翰林拟遗诏的时候，恭王与亲贵大臣，曾有成议，大行皇帝无子，将来嗣皇帝生了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这个打算与两宫太后的意思，完全相同，因此懿旨重新修改，特为加上了这一笔。 
　　“奉迎嗣皇帝的礼节，臣等公议，”惇王面奏：“嗣皇帝穿蟒袍补褂，进大清门，由正路入乾清宫，到养心殿谒见两位皇太后，然后在后殿成服。” 
　　“可以！”慈禧太后问，“派谁去接？你们商量过没有？” 
　　“商量过了。想请旨派孚郡王率领御前大臣，到‘潜邸’ 
　　奉迎。” 
　　“那就快去吧！”慈禧太后又说，“天气太冷，可当心，别让孩子着了凉。” 
　　慈禧太后口中的孩子，就是嗣皇帝，今年才四岁，是醇王福晋，也是小名“蓉儿”的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虽然行二，实同长子。他生下地不久，就被赏了头品顶戴，一个月前又以大行皇帝的“天花之喜”，加恩亲贵近臣，赏食辅国公俸。公爵是宝石顶，醇王福晋特为替他做了一顶小朝冠，全套的小蟒袍、小补褂，预备新年进宫贺节之用，这时却先派上了用场，老早将他打扮得整整齐齐，等候宫中派人来接。 

　　　　　　　　　　　※　　　　　　　 ※　　　　　　　　 ※ 

　　奉迎新君的仪仗，是午夜时分出宫的，由孚王率领，直往太平湖的醇王府。这座曾为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吟咏之地的园林，人杰地灵，龙“潜”于此，如今得改称“潜邸”，钦使到门，只见大门洞开，灯火辉煌，孚王捧诏直入，先宣懿旨，后叙亲情。 
　　“七嫂！”孚王请着安说：“大喜！” 
　　醇王福晋不知道怎么说了？又淌眼泪、又露笑容，自己都不分辨心中是何感觉。 
　　“皇上呢？”孚王不敢耽搁，放下手里的茶碗，站起身来说：“请驾吧？” 
　　“奶妈呢？”醇王福晋问，“可是一起进宫？” 
　　“内务府已经传了嬷嬷了。”孚王答道，“一起进宫也可以，请懿旨办吧！” 
　　“千万请九爷面奏皇太后，还是得让奶妈照料孩子…　。” 
　　“嗐！”一句话不曾完，醇王大声打断，“什么孩子？皇上！” 
　　“一时改不过口来。”醇王福晋很费劲地又说：“皇上怕打雷，离不得他那奶妈。” 
　　“是了！我一定拿七嫂的话，代奏两位太后。”孚王回身吩咐：“请轿！” 
　　等一顶暖轿抬了进来，醇王福晋亲手抱着睡熟了的“孩子”交与孚王，嗣皇帝就这样睡在孚王怀中，进入深宫。 
　　进宫叫门，交泰殿的大钟正打三下，两宫太后还等候在养心殿西暖阁，嗣皇帝熟睡未醒，所谓“谒见”也就免了。慈禧太后自道心绪不宁，四岁的新君，便由钟粹宫的太监抱着，暂时归慈安太后抚养。潜邸来的奶妈，跟着到钟粹宫当差，可以教醇王福晋放心了。 
　　这一夜宫中灯火错落，许多人彻夜未眠，身有职司，忙忙碌碌在料理丧事的，固然甚多，枯坐待命，只好以闲谈来打发漫漫长夜的，却也不在少数。于是，有个离奇的传说，便在这些太监的闲谈中，很快地传播开来。 
　　传说中皇帝的“内陷”，是由受了惊吓所致。那天——十二月初四午后，皇后到养心殿东暖阁视疾。皇帝见她泪痕宛然，不免关切，问起缘故，皇后一时忍耐不住，把又受了慈禧太后责备的经过，哭着告诉了皇帝。 
　　那知慈禧太后接得报告，已接踵而至，摇手示意太监，不得声张，她就悄悄在帷幕外面偷听。听得皇帝安慰皇后：“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忍不住要“出头”了。 
　　据说她当时的态度非常粗暴，民间无知识的恶婆婆的行径无异，掀幕直入，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劈面就是一掌！ 
　　皇后统率六宫，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此来势汹汹之际，但求免于侮辱，难免口不择言，所以抗声说道：“你不能打我，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却如火上加油。慈禧太后平生的恨事，就是不能正位中宫，皇后的抗议正触犯她的大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厉声喝道：“传杖！” 
　　“传杖”是命内务府行杖。这只是对付犯了重大过失的太监宫女的办法，岂意竟施之于皇后！皇帝大惊，顿时昏厥，这一来才免了皇后的一顿刑罚，而皇帝则就此病势突变，终于不起。 
　　这个传说，悄悄在各宫各殿传布，没有人敢去求证，所以其事真伪，终于不明。但慈禧太后在皇帝崩逝以后，定策迎取嗣皇帝进宫，始终不曾让皇后参与，却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今后皇后以新君的寡嫂，住在宫中，算是什么身分？统摄六宫的权职，究竟还存在不存在？这些都是绝大的疑问。 
　　内廷如此，外间的议论，自然更多。就事论事，懿旨颇费猜疑，说是“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此一皇子，是继嗣而不一定继统。因此有人以宋初皇位递嬗的经过为鉴，忧虑着大行皇帝会成为明武宗第二，而嗣皇帝就象明世宗那样，自成一系，这一来将会生出无数纠纷。同时，居孀的皇后，也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嗣皇帝将来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后，同时承受大统，接位为帝，则此时的皇后阿鲁特氏，便是太后，否则便仅仅只有一个儿子，而不是有一个做皇帝的儿子。 
　　这些是稍微多想一想就能明白的道理，等想明白了，便不免为皇后不平。前朝帝皇，英年崩逝的例子不能算少，大致新寡的皇后总能受到相当的尊重，象这位同治皇后那样，仿佛有罪被打入冷宫似的，却是绝无仅有，特别是与醇王一家相比，荣枯格外明显。在王公亲贵中，颇有人存着这样一个疑问，文宗的胞侄有好几人，何以偏偏选中醇王福晋所出的这一个？因而怀疑慈禧太后与醇王早有联络一样，就象十三年前，慈禧太后与恭王早有联络一样。而居间传话的人，自然是荣禄，醇王与荣禄的关系之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不知是由于真的怀疑，还是妒嫉，或者迁怒，一时从亲贵到朝士，对醇王持着反感的，大有其人。妒嫉与迁怒，都可以置之度外，如果是有所怀疑，醇王就无法保持缄默了。 
　　不说前代，只谈本朝，现成就有个“皇父摄政王”的称呼在，醇王与多尔衮情况不同，但论身分，却是名符其实的皇父。眼前虽由两宫太后垂帘，但嗣皇帝总有亲政的一日，如果他是象明世宗那样“孝思不匮”，授以“皇父”的名号，畀以摄政的实权，那时就谁也不能想象醇王会如何生杀予夺，但凭爱憎地作威作福？ 
　　这些疑虑别人想得到，醇王本人当然也想得到，从西暖阁初闻懿旨的那一刻，他就想到了，因此才会震惊而致昏迷。事后越想越不安，深怕从此多事，决定自己先表明心迹，情愿闲废终身，不闻政事，所以写了那样一道奏折：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下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幈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这在醇王是篇大文章，亲笔写成初稿，特为请了几位翰林来替他润饰，情哀词苦，看过折底的人，都觉得可以看出醇王的胆小、谨慎、忠厚——他就是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奏折上达慈禧太后，提笔批了一句：“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具奏。”交到军机，转咨内阁。 
　　从十二月初六起，内阁天天会议。首先是议垂帘章程，这有成案可循，不费什么事，议到醇王的这个折子，是由恭王亲自主持。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 
　　“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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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什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什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什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帐。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什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什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念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趁慈禧太后停顿之际，慈安太后问道：“‘街谈巷议’，指的是什么呀？” 
　　“你想呢，指的是什么？”慈禧太后紧皱着眉说，“你再听下去，就更明白了。” 
　　下面一段是陈彝自叙心境，语意涵蓄，慈禧太后怕慈安太后听不明白，念得很慢： 
　　“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的泪珠，已一滴滴往下掉，慈禧太后的眼圈也红了，擤一擤鼻子，继续念道： 
　　“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 
　　念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地说：“王庆祺这个人！就要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想不到咱们大清朝吃亏在他手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治得了他？为来为去，为的是‘有关国体’这四个字，竟拿他没奈何。如今好了，到底拿住了他的短处！咱们得狠狠儿的办他！” 
　　“怎么办呢？还能要他的脑袋吗？”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论他‘忘哀嗜利’、‘微服冶游’这两款罪，当然不能处他的死，也不能交刑部议罪，只能革他的职，还是便宜他了。” 
　　“我看，跟六爷他们商量商量…　。” 
　　“有了。”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也够他受的了。”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把陈彝的奏折拿起来看了一下，指着一处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左右前后，罔非正人。’” 
　　“这是说，在皇上身边的人，要个个都是正派的，才能成就圣德。” 
　　“这么讲就对了。”慈安太后说，“也不能全怪王庆祺一个人。” 
　　“当然！”慈禧太后的那种目光如电，额间青筋隐隐跃动的，能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颜又出现了，“小李那班人，都要严办！” 
　　“内务府的人，何尝不应该办？”慈安太后痛心疾首地说： 
　　“祸都是由修园子闹起来的！三海的工程停了吧？” 
　　慈禧太后默然半晌，终于点头同意，而且举一反三，很冷静地察觉到，陈彝的奏折中的所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包括着许多不堪闻问的话。外头可能认为皇帝咎由自取，甚至死不足惜。搞出这种荒唐事来，真正是天威扫地！如今再度垂帘，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收拾民心，重建威信。 
　　因此，第二天召见军机时，她自动提到：三海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尽皆停止。恭王自然唯命是从。 
　　“进贡也停了吧！等三年以后再说。” 
　　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监督，照例每年要进贡当地名产，称为“方物”，而进贡的又不仅仅止于御用的一份，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层层骚扰分润，送到京里，还要应酬王公大臣，都派在百姓头上，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此这道上谕，可以说是恩诏。 
　　接着便是谈陈彝的那个奏折，慈禧太后问道：“陈彝是什么出身？” 
　　陈彝在李光昭那个绝顶荒唐的骗案中，曾经严劾过内务府的官员，已是响当当的“都老爷”，这一次搏击天下隐憾所聚于一身的王庆祺，谏草未焚，传遍都下，越发声名大起。恭王早知其人，这两天更听好些人谈过，对他的生平，颇有了解，此时扼要奏陈了他的履历，接着又说：“他是同治元年壬戌的翰林，是先帝手里造就的人才。” 
　　提到先帝，便要垂泪，亦就因为恭王的这句话，慈禧太后对陈彝更有好感，“他这个折子写得很好。”她将原折交了下来，“看得出来是个忠臣！” 
　　“是！”恭王趁机答道：“言官当中，固然有不明大义、为人‘买参’，或者不明大势，胶柱鼓瑟的，不过读书人到底可佩服的居多。如今人心郁塞，大行皇帝之崩，天下臣民，更有难言之痛，臣请俯纳陈彝一奏以外，更要请两位皇太后，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庶几收拾人心，重开盛世，不负‘光绪’的年号。” 
　　“是的！”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回想同治初年，上下一心，到底也办成了两件大事。到后来——唉！”她仿佛不忍言似的，只用一声长叹作结。 
　　军机大臣都能默喻得到她的意思，国事是坏在大行皇帝手里，再从深一层看，自然是大行皇帝年轻不懂事之故！如果不是那么早亲政，仍旧是垂帘之局，就不致于有今天。 
　　懂是懂了，却没有谁敢附和“颂圣”，因为女主听政，始终是国之大忌。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英察敏锐如恭王，老谋深算如文祥，细密谨微如沈桂芬，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看法，禁军的兵权，不能再归入慈禧太后的掌握，只有书生而躁进的翁同龢，看不到此。 
　　这一天要谈的大事，醇王交出神机营，正是其中之一。但首先要对陈彝的奏折有个了断，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恭王完全赞成，只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节，他认为是蛇足。当然，这是不能率直而言的。 
　　“王庆祺品谊有亏，已是本朝的废物！”恭王这样措词，“臣以为不如随他自生自灭，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反倒留下一个痕迹。数年以后，万一有那不知轻重的地方官，为他奏请起复，反倒难于处置。”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很服善，“这一案就这么了掉了，倒还落个耳不闻、心不烦。” 
　　“是！”恭王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单子，“醇王奏请开去所有差使，已蒙两位皇太后，念其至诚，准如所请。空出来的各项差使，臣等公议，分简王公大臣接替，现在开了个单子，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意。” 
　　单子呈了上去，慈禧太后先拿手按着不看，向慈安太后用征询的语气说道：“醇王的差使，只有一个顶要紧，神机营得好妹找一个人管。” 
　　“是啊！”慈安太后顺口回答。 
　　“我看倒不如六爷自己管。” 
　　这句话中，就有些分量了。慈安太后未及答言，恭王抢先回奏：“臣实在分身不开，而且军务方面，臣亦隔膜。臣等公议，由伯彦讷谟诂跟景寿管理神机营，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 
　　这是获得亲贵重臣一致支持的一个决定，作用是防微杜渐，不让慈禧太后有假手醇王，掌握禁军的机会。伯彦讷谟诂是僧王之子，家世资望都还相当，而最重要的是籍隶蒙古，由他来掌管神机营，一则地位超然，彼此都可免于猜疑，再则是对蒙古人的一种安慰，表示他们虽失“贵婿”，朝廷依然优礼尊重。事实上在京的蒙古大臣，对此亦颇重视，由崇绮出面来向翁同龢疏通，不必坚持留醇王，正可以看出他们的公意。 
　　其实慈禧太后自己，倒并没有想掌握禁军之意，她只不愿意将神机营交给恭王一系，如今由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是个很妥当的安排，所以当时便表示同意，不过却为醇王留下了卷土重来的余地。 
　　“醇王经管神机营多年，很有成效，一切情形也都熟悉。”她说，“以后应兴应革，比较有关系事，仍旧该跟他商量。这一层意思，也写在上谕里头好了。” 
　　恭王口中答应，心中冷笑，醇王好武，自命会带兵，其实不懂刚柔相济之道，对部下但以恩结，不用峻法，以致军纪废弛，简直成了笑柄。这正也是恭王和一班比较有远识的重臣，认为不能再让醇王管理神机营的原因之一。当然，伯彦讷谟诂受命之先，是有承诺的，答应一到了差，立即开始切实整顿。 
　　诏谕一下，少不得还有一番谦让，伯彦讷谟诂复奏，“请简派近支亲王佩带印钥”。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指惇王而言。换了别的近支亲王，还有考虑的余地，这位“五爷”，连慈安太后都觉得他的脑筋不甚清楚，自然仍持原议，“毋庸固辞”。 
　　伯彦讷谟诂原来管着“火器营”，这也是很要紧的一个差使，改由亲贵中正在走红的礼亲王世铎和贝勒奕劻管理。交了那面的差使，接这面神机营的差使，由荣禄代表醇王，移交印钥。伯彦讷谟诂接了事，随即下了一张条子：神机营官兵嗣后出操，不准随带闲杂人等。所谓“闲杂人等”其实是那些“黄带子”、“红带子”的“伺候大爷下操”的听差，有的牵马，有的管鹰，还有带着鸦片烟枪的。 
　　从这上头，最可以看出新君嗣位所带来的新气象。不过此时中外所瞩目的，还在整肃宫禁，王庆祺革职以外，严办了好些太监，然后是御史参奏贵宝和文锡，“承办公事，巧于营私”，亦都被革了职。 
　　宫中还有件事，为大家所注意的，那就是同治皇后的身分，从来兄终弟及，最尴尬的事，无过于处置这寡居的皇嫂。臣下亦曾议及，只是慈禧太后态度冷漠，大家就不敢多言，预备等到大行皇帝的尊谥和庙号议定了再说。 
　　庙号的第二字，自然称“宗”，第一个字，在阁议中，原来拟的是“熙”或“毅”，宝鋆和翁同龢都表示反对，说前朝只有一位金熙宗，酗酒妄杀，人人危惧，以后为完颜亮所弑。至于“毅宗”，则是崇祯帝的庙号，亡国之主，更不可用。结果庙号拟的是“熙、肃、哲”三字，尊谥拟的是“顺、穆”二字，奏请两宫太后裁定。 
　　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慈禧太后自觉不甚在行，所以召集军机、弘德殿、南书房等处的臣子，公同商议。于是徐桐建议：庙号“穆宗”，尊谥则用“毅”字。 
　　明朝也有个穆宗，年号隆庆，明世宗的第三子。这位皇帝，起用建言得罪诸臣，优恤死难，减赋息民，边境宁静，大体说来，是个继体守文之主，可惜在位只有六年。与大行皇帝的不永年，情况相似。但明穆宗传位神宗，却享国四十余年之久，这对当今的嗣君来说，是个好兆头。而且神宗初年，太后垂帘，与张居正内外相维，重用戚继光，荡平倭患，在历史上颇露光采。这些故事，慈禧太后曾经在以前南书房翰林许彭寿、潘祖荫编纂的《治平宝鉴》中读到过，所以欣然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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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宗毅皇帝的称号是定了，穆宗皇后，亦须有一封号，这用不着臣下参赞，慈禧太后在内阁拟呈的字样中，用朱笔圈定了“嘉顺”二字。熟悉宫闱的人说，这是对“嘉顺皇后”的一个警告，顺从始可嘉。但又有人说，即使顺从，嘉顺皇后以后的日子也很难过。直须逆来顺受，熬到慈禧太后宾天，才有出头之日。 
　　在体顺堂日夕以泪洗面的皇后，得此封号，不但不足以为慰，而且别有一件伤心之事。在大行皇帝生前，皇后若有比较舒畅的心情，便是跟她的两个大姑子相聚的那片刻，荣寿公主跟她同年，荣安公主比她小一岁，但仍旧得称姐姐。两个姐姐中，皇后又比较跟荣安公主更来得亲近，因为她娇憨随和，不似荣寿公主那样有棱角。 
　　由于舍不得她的生母丽贵太妃，荣安公主虽早已指婚给世袭一等雄勇公苻珍，却直到上年八月，十九岁才下嫁。这年夏天传出喜讯，当大行皇帝病重时，因为身怀六甲，竟未能亲临探视。凶信一传，姊弟情深，也不知哭了多少场，悲痛过度，竟致早产，婴儿夭折。说也奇怪，产后跟大行皇帝一样，得了天花，到了十二月二十八，医生不肯开方子了。两宫太后得报，亲临公主府视疾，荣安公主已经昏迷不醒，连一声“皇额娘”都不会叫。延到除夕上午咽了气，府里的人传说：病中呓语，道是文宗相召，命她与大行皇帝同行，一起追随于泉台——从此世间就没有文宗的亲骨血了。 
　　于是愁云惨雾的宫中，又添一个伤心人：丽贵太妃，与嘉顺皇后相拥号咷，哭得死去活来。当然，这也须瞒着慈禧太后，因为这一天大年三十，不论如何，也得讨个吉利。 
　　这个年当然是过得满目凄凉。到了二月二十，恰是四岁的嗣君，登极后的整整一个月，忽然传出消息，说嘉顺皇后在这天寅初，也就是半夜三更时分，香消玉殒。因何崩逝？却不分明，问起来，说是嘉顺皇后因为大行皇帝之崩，哀伤过甚，缠绵病榻已久。然则何以不见御医请脉的药方？这又有个解释，说嘉顺皇后拒绝医疗。这样看起来，她是抱着必死之心的了。 
　　翁同龢因为奉旨相度陆地，尚未复命，不便入宫，但这天去拜了几处客，每一处都在谈着嘉顺皇后，私底下的说法各有不同，一种说法是嘉顺皇后在十二月初五，就曾吞过金屑自尽，遇救不死，所以判断此番崩逝，依然是自裁。 
　　另一种说法是，从大行皇帝一崩，慈禧太后就归罪于嘉顺皇后，甚至诬赖她房帷不谨，以致大行皇帝发生“痘内陷”的剧变。嘉顺皇后遭遇了这样难堪的逆境，无复生趣，恹恹成病，终于不治。 
　　再有一说是慈禧太后决心置嘉顺皇后于死地，尤其是广安的奏折一上，继嗣继统之争，于大行皇帝是“身后是非谁管得？”而在嘉顺皇后，则有一天或将会有个做皇帝的儿子，一为太后，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发号施令。慈禧太后从《治平宝鉴》中，听过宋朝宣仁太后被诬的故事，所以持着戒心，认为嘉顺皇后在世一日，便有一日的隐忧后患，因而秘密下令，断绝嘉顺皇后的饮食。 
　　后妃的母家，照例是可以进食物的，嘉顺皇后的得以不死，据说就因为靠崇绮进奉食物，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处境越来越艰困，嘉顺皇后悄悄写了一张纸条，秘密传到母家，问她父亲，她应该如何自处？ 
　　传言中说：皇后绝命的那一天，接到母家的食物，掰开一个饽饽，里面有一张小纸条，看得出是承恩公的亲笔，写的是：“皇后圣明”四个字。这是让嘉顺皇后自己拿主意。于是她方始恍然于孤立无援，因而拿定主意，追随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也是跟她最谈得来的大姑子大公主去作伴了。 
　　大丧百日之内，又逢皇后之丧，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例子，体顺堂不是办丧事的地方，内务府的官员，搞得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将大行皇后的“吉祥轿”先移到慈宁宫以西的寿康宫。这座宫与它后面的寿安宫，是专门安置先朝年老妃嫔之处，两宫太后商量了一下，决定传旨，就在寿康宫敛奠办丧事。 
　　除了乾清宫门外，如果左右各悬一面白幅，忒嫌丧气，所以西首不再悬旐以外，大行皇后的丧仪算是隆重的，当天便有内阁发抄的一道上谕，一道懿旨。上谕是这样说： 
　　“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顺柔嘉，坤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着派礼亲王世铎，礼部尚书万青藜，总管内务府大臣魁龄，工部右侍郎桂清，恭理丧仪。” 
　　另外一道懿旨，所叙的内容相仿佛，却另有深意： 
　　“两宫皇太后懿旨：嘉顺皇后孝敬性成，温恭夙著，兹于本日寅刻，遽尔崩逝。距大行皇帝大丧，未逾百日，复遭此变，痛何可言！着于寿康宫行敛奠礼，择期移至永思殿暂安。所有一切事宜，着派恭亲王会同恭理丧仪王大臣，暨各衙门，查照例案，随时妥筹具奏。” 
　　同为治丧一事，何以又发上谕，又发懿旨？而且既然派了礼王世铎领头办理，何以又忽然加派恭王主持？因此又有许多议论和猜测。 
　　一派是往好的方处去看，说加派恭王治丧，正见得两宫皇太后重视嘉顺皇后的身分地位。而另一派不以为然，认为正以事出非常，所以必得恭王照料。懿旨中不说“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却用“遽尔崩逝”的字样，可见其中大有文章。而且皇后之丧，既然“查照例案”，又何必再“随时妥筹具奏”？这也是其中必有隐情的明证。 
　　这是永远莫可究诘的宫闱秘密，而宫闱的秘密是永远不会终止的，终止的只是一个年号—　“同治”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慈禧太后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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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彤彤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想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鋆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鋆。 
　　宝鋆便看一看沈桂芬—　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鋆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鋆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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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和。为了避人耳目，翁同和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和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那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的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和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 
　　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和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和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和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和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和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和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和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和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和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和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和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和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和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和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和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艮翁的奏请吗？” 
　　“倭艮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殁，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那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那一项可报，那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那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了来。象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眷录的眷录，用印的用印。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省。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等把这段经过说明白，荣禄的话，也就容易懂了，“小鬼”是指部里的书办，推原论始，当初王文韶的创议，断了此辈的财路，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拿他恨得牙痒痒地。如果王文韶出了纰漏，“小鬼”自然要“跌金刚”。 
　　翁同和当然希望他“跌例”，才有进军机的机会。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不去多转念头，说些闭话，告辞而去。 
　　宝鋆也跟荣禄不和，倒不是私怨，只是为了派系不同，一个是恭王的“弄臣”，一个是醇王的“大将”。两王手足参商，于是宝鋆把荣禄也看作眼中钉了。 
　　“经笙，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出气。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还没有机会。”宝鋆很恳切的相劝：“你千万忍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草惊蛇，留神反噬。” 
　　所谓“机会”，是要抓着荣禄的错处，连醇王都无法袒护他，才能“打在七寸上”。然而这个机会，一时不可能有的，因为荣禄腰上生了个疮，请的德国大夫，开刀割治，流了好些血，家居养疴，不问公事，那里来的错处？ 
　　荣禄请了两个月的假，但中途不能不销假视事。这年京畿大旱，灾象已成，因而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说某月某日，某地某村要起事，跟山东、河南的白莲教已经有约，克期入京，不但口头传说，甚至九城城门上都贴出揭帖。荣禄是步兵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当然要力疾从公，亲自弹压。 
　　销假的折子递了上去，两宫太后立即召见，问了他的病情，慈禧太后说道：“京里人心不定，怕匪徒生变，我想调李鸿章的北洋淮军来把守京城，你看怎么样？” 
　　这个念头起不得！荣禄心想，九城百姓一看调北洋淮军入卫，必定大起恐慌，而淮军的纪律又极坏，骚扰地方，反倒激出变乱，无事变成有事，岂非庸人自扰？ 
　　由于深受宠信的缘故，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一向不甚有顾忌，“回两位皇太后的话，”他扬着头说：“奴才职司地面，九城内外，都派得有侦探，如果匪徒想捣乱，奴才不能一点不知道。目前流言虽多，实在无事，如果调淮军进京，显得慌张，人心更加浮动。千万请宽圣怀，出以镇定。” 
　　“真的没有那些个匪徒勾结白莲教，想造反的事？” 
　　“奴才怎么敢说瞎话，上欺两位皇太后？” 
　　“既然这个样，自然一动不如一静。” 
　　等退出养心殿，荣禄心里在想，亏得自己早销了假，得以及时谏阻，倘若上谕一下，兵马调动，那时再想办法来挽回，就要大费手脚了。 
　　正这样自庆得计之时，听见有人在喊：“荣大人，荣大人！” 
　　回头一看，是个仪表魁伟的太监。荣禄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带着什么新奇珍贵的玩物，好结交这个由替慈禧太后梳头而取代了安德海当年的地位的李莲英。 
　　“怎么着！”荣禄站住脚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你也不去看看我！” 
　　“天在上头，”李莲英一面请安，一面用手向上一指，“不知道起了多少回心，想去看荣大人，总是那么不凑巧，到时候，上头有事交代，去不成了。那天西佛爷还说来着：荣某人长个疮，怎么让洋人去治？还动刀什么的，真教人不放心！我当时就跟西佛爷讨差使，要去看你老，谁知道还是不成，内务府有个交涉，非我去办不了。” 
　　“心到了就行了。多谢你惦着。” 
　　“荣大人！”李莲英的神态，说变就变，变得关切而忧形于色，“你今天捅了漏子了！调北洋人马进京把守，是七爷的主意。” 
　　荣禄大惊失色，出宫赶紧打听，果不其然，谣言是“老五太爷”的小儿子，贝子奕谟面奏慈禧太后的。问到处置的办法，奕谟在堂弟兄中，跟醇王的感情最好，因而建议两宫召见醇王，垂询弭患的方略。 
　　醇王方在壮年，四载闲居，静极思动，面奏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慈禧太后的意思已经活动，醇王正兴冲冲地在跟李鸿章写信了。 
　　“坏了，坏了！”荣禄顿着脚对他妻子说：“七爷办这样的大事，怎么也不跟我先商量商量！” 
　　“你倒也别怪七爷。”荣禄夫人说，“他是因为你正病着，不愿意让你操心。我看，你赶快去一趟吧！” 
　　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荣禄赶往太平湖醇王府，打算解释赔罪，一到就知道不妙。极熟的客，本来不须通报的，门上将他拦住了，说醇王有交代，什么客来，都得先问一问他，见与不见？ 
　　等把名帖投了进去，门上很快地有了回话：“不见！”而且连名帖都不肯收。 
　　这几乎是绝交的表示，荣禄心里不止于难过，而且害怕。他的靠山就是醇王，此外可为奥援的，只有一个李鸿藻，而李鸿藻守制家居，无可得力，如今再得罪了醇王，益发孤立无援。虽说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但一半是醇王揄扬之功，“赵孟能贵，赵孟能贱”，醇王夫妇经常入宫，得便说两句坏话，圣眷立刻可衰。 
　　得找个人疏通！他这样在打算，但要等醇王的气忿稍平，才能进言，眼前只有委屈自己。一次不见，第二次再去，谁知三番五次饱尝闭门羹，而荣禄并不气馁，他在想：大年初一去拜年，醇王还能挡驾吗？ 
　　等不到过年，腊月二十七，就挨了宝鋆和沈桂芬的一闷棍！ 
　　有个“黄带子”叫宝廷，字竹坡，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同治七年的翰林，是八旗中的名士，响当档的“清流”，年底下看见小民生计艰难，流言四起，民心浮动，伤时感事，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 
　　从穆宗崩逝，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广开言路，谏劝的奏折，很少留中，而况宝廷所谏的六事，多指大臣而言，当然发交军机处议奏。 
　　宝鋆一看，顿有妙悟，“经笙！”他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你看宝竹坡的折子，这‘专责任’一条，大有文章可做。” 
　　沈桂芬约略会意，“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差甚繁，在这句话上面，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意思。但自己不宜说破，且先听了宝鋆的意见再作道理。 
　　“论差使之繁，自然是我跟‘高密’，我减，他亦减。今天就面奏取旨，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密议停当，同时取得了恭王的同意，决定由宝鋆自陈。 
　　“跟两位皇太后回话，奴才蒙恩，赏的差使甚多，实在力不胜任，”他说，“奴才拟请懿旨，开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两个差使。”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点头。 
　　“除了奴才，就数荣禄的差使多，奴才等公议，宜乎开掉工部尚书跟内务府大臣的差缺。” 
　　慈禧太后觉得荣禄的这一缺一差，不能跟宝鋆的那两个差使相比，所以沉吟着，难以裁决。 
　　“步军统领非荣禄不可。”宝鋆又说，“京畿荒旱，地面不靖，如今年近岁逼，荣禄的责任甚重。他大病初愈，精力不继，如果不开去这两个差缺，精神不能专注，对京师治安，大有关系。” 
　　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京城里不安靖，虽然荣禄曾面请“出以镇定”，但巡城御史几乎每日奏报，发生盗案，又何能不担心事？因而便觉得宝鋆的话，说得甚有道理。 
　　“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沈桂芬也说，“好在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 
　　意思是“来日方长”，尽有“加恩”的机会。慈禧太后不由得想到这一两个月以来，醇王提到荣禄，说他“贪杯，不知道爱惜身体，还要多历练”之类的话，如果这时候略微给他点教训，让他知所警惕，巴结向上，反倒是成全了他。于是她的念头转定了，侧脸问道：“姐姐，你看怎么样啊？” 
　　慈安太后自从穆宗享年不永，嘉顺皇后殉节，摧肝裂胆般哀痛之余，有万念俱灰之感，同时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议，能纳忠谏，有努力补过的模样，便越发觉得可以不管，所以此时答说：“你瞧着办吧！” 
　　“那，”慈禧太后便吩咐：“写旨来看。” 
　　如何承旨，也是预先商量过的，怕泄漏消息，不教军机章京经手，在宝鋆递了眼色以后，王文韶先磕个头，然后起身俯首，倒退数步，转身出殿。 
　　出殿找太监休息之处，取张白笺，从靴页子里抽出水笔，一挥而就，进殿呈上御案。看他写的是： 
　　“宝鋆，荣禄差务较繁，宝鋆着开去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差使；荣禄着开去工部尚书缺，并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 
　　“就这么写吗？”慈禧太后发出疑问，言下是嫌太简略了。 
　　“两位皇太后明鉴，”宝鋆答奏：“以奴才愚见，觉得这样子写，反倒得体。用人之柄，操之于上，开去差缺，无须宣示缘故。” 
　　“对荣禄，似乎该有几句勉励他的话。” 
　　“那倒象是有意贬斥了。”宝鋆是犯颜力争的神情，“荣禄是可造之材，务求两位皇太后成全，给他留个面子。” 
　　慈禧太后再精明，架不住他们伙同簸弄，于是这道上谕，当天就见了邸抄。 
　　这个年，荣禄就过得不是味道了。不过他很聪明，照样具折谢恩，照样一家家去拜年，拜到太平湖，终于见着了醇王。 
　　醇王毕竟是忠厚的底子，已知道内幕，对于他的凭空丢官，颇有“我不杀伯仁”之感，所以不等他磕完头，就拉着他的手说：“仲华，仲华，年下内廷的差使多，我没有来得及给你去道恼。” 
　　“七爷，”荣禄有意装作不解，“我没有烦恼啊！” 
　　“好了！好了！别这么跟我装蒜，更教我心里不好过。你来！” 
　　醇王传话给门上，凡是访客，一律挡驾，为的留荣禄深谈。在千本红白梅围绕的“寒香馆”置酒款客，酒入愁肠，荣禄的牢骚到底忍不住了。 
　　“别的都还罢了，最教人忍不下的，是上谕上不说原因，有意要引人猜疑。听说宝公还替我跟上头讨情，这不是猫哭耗子吗？” 
　　“仲华，事情怕还没有完，”醇王提出忠告：“你还得当心。” 
　　“七爷听说了什么？” 
　　“我如今不问外事，没有听人说什么来着。”醇王答道： 
　　“我只是这么在替你担心。” 
　　荣禄冷笑：“就冲七爷的面子，他们也不能赶尽杀绝吧？” 
　　这话的分量不轻，是怨醇王不能加以庇护的怨言。但醇王有醇王的难处，好不容易有个出来带兵的机会，却让荣禄在无意中打消，虽不算碰钉子，到底落了个痕迹，如果再有所建言，或者为荣禄不平，势必更引起恭王一系的警惕防备。自己此刻等于无拳无勇，而身分又非昔比，一言一动，得要格外小心，才能长保尊荣。因而对于荣禄的怨言，唯有报以苦笑。 
　　“翁叔平常到七爷这儿来吧？” 
　　翁同和是当今小皇帝启蒙的师傅，跟醇王犹如民间的东家与西席，自然常有往来。对于毓庆宫的事务，他亦常在侧面干预，例如翁同和不教小皇帝学行楷，就是醇王所特地关照的。这原是不必问的事，所以醇王只当他是没话找话，答与不答都无关紧要。不过听见荣禄提起，倒触动了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便答非所问地说：“你跟翁叔平是换帖弟兄，听说交情大不如前，有这话吗？” 
　　这一问引发了荣禄无穷的愤懑，然而他不肯在醇王面前说实话。因为他的摆布沈桂芬，不宜说给醇王听，只好忍了又忍，才淡档地答道：“我仍旧视他如兄，是他跟我疏远了。” 
　　“这也难怪，他跟沈经笙一走得近，跟你自然要疏远。这个人，”醇王停了一下再说，“还算是谨饬君子。” 
　　从这句话中可以想见，翁同和骗自己说真话的情形，不曾跟醇王说过。彼此都做了小人，都有难言之隐，只是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却不知翁同和出卖换帖弟兄，又会有些什么好处？ 
　　翁同和的“好处”是沈桂芬诺言的兑现。刑部尚书桑春荣一再辞官，朝廷一再慰留，到了光绪五年开印以后，桑春荣又“乞骸骨”，这一次准了，朝命以左都御史翁同和，调补为刑部尚书。同时，王文韶的军机大臣，去掉了“学习”字样，这证明了吴圭庵写那首《小姑叹》，体会极深。沈桂芬以清介之节行柔媚之道，如果不为慈禧太后所欣赏，那就再没有人能邀“圣眷”了。 
　　不久，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永远奉安，安葬惠陵，两宫太后定在三月二十一启銮。起驾以前，有件大事要裁定：派定留京办事大臣。 
　　历来的规矩，天子巡狩，必以太子监国，留守根本之地。清朝自康熙以后，不建东宫，所以这时惇王以亲贵之长，特膺重任。另外派了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户部尚书董恂、步军统领荣禄留京办事。全庆和董恂，都在七旬开外，派此差使，是体恤老臣，免了他们的跋涉之劳，荣禄负责京城治安，亦该留守，原都不足为奇，但上谕措词，仿佛贬低了荣禄的身分，说的是： 
　　“惇亲王、全庆、董恂三人，分日轮班，在内值宿，不值宿者，申刻散值。荣禄每日进内办事后，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相形之下，荣禄比全庆和董恂便低了一筹，象军机章京之于军机大臣，不过供驱遣使令而已。 
　　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打击手段，与年底那道不说理由开去荣禄一缺一差的上谕，异曲同工而相得益彰，荣禄失宠已是彰明较著了。 

　　　　　　　　　　　※　　　　　　　 ※　　　　　　　　 ※ 

　　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定在三月二十六。两宫太后和皇帝定三月二十一启銮，除了随扈王公大臣以外，送葬的百官，都先期动身，官越小的走得越早。 
　　小官中有个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吴可读，却是京朝的老名士，他字柳堂，甘肃兰州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未成名以前，不修边幅，倜傥自喜，到京会试的举人，有钱的住客栈，没有钱的住会馆，爱清静的住庙，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便于下帷读书，“临阵磨枪”。只有吴可读与众不同，住在陕西巷一家“清吟小班”，所眷的一个姑娘，叫做翠花，貌仅中姿，略解诗书，而谈吐颇不俗，一片红粉怜才的念头，溢于言表。吴可读是个极有至性的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认定翠花是个风尘知己，眼皮供养，心坎温存，日日伺候妆台。翠花的一颦一笑，莫不有半天好思量，把个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 
　　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春闱榜发，吴大嫖落第。翠花为他哭了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下于金殿胪歌。因此，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会试落第，留京读书，准备下一科会试吐气扬眉，原是最好的打算，但大家对吴大嫖的动机，就不免有所猜疑了。 
　　几个月下来，证明吴可读根本未作卷土重来之计，这就有师长亲友要干预了。有个朝中大老，是他乡试的“座师”，派人将他找了来，顾全他的面子，不说破他志气消沉在温柔乡中，只说九陌红尘，纷移心志，要读书宜在静僻古庙，劝他住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不必花费房租。这倒是小事，主要的是老师的话，出于爱人以德的好意，无法驳回，吴可读只好从翠花的香巢，搬到香火冷落的九天庙，打算着好好用一番功。 
　　那知第一天择席，第二天念旧，第三天就害起相思病。勃然而起，仍旧搬回陕西巷去住。 
　　姐儿爱才，无奈敌不过“鸨儿爱钞”，到床头金尽，翠花的脸色，也就不大好看了。到了后来，竟致衣食不继，不能不找同乡去“告帮”。 
　　“救急容易救穷难，何况你的难处是自己找的。我们当然念着同乡的情分，但怕有些不明内情的人，未免多疑。”他的同乡便劝他仍旧回九天庙住，并表示这是帮助他的一个条件。 
　　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年逾不惑，功名未立，有负老母的殷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多的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虽不曾点翰林，也没有“榜下即用”去当知县，不好不坏做了部员，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主事。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破京，吴可读的老娘正在病中，受惊不起，吴可读丁忧守制，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服尽起复，调升为吏部郎中，以后又考上了御史，因为参劾一个满洲武将，引起极大的风波，几乎性命不保。 
　　这个满洲人叫成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诬良为逆，虐杀无辜，而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总司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而吴可读亦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悲愤莫名，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 
　　先议的是斩立决。但成禄神通广大，力足以回天。军机先替他讲话，穆宗亦加以庇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这中间便有回护的余地了。秋审勾决，自可不勾，然后再找个机会，譬如皇帝大婚加恩，便可减刑，甚至释放。总之，这一“候”，成禄的脑袋就保住了。 
　　吴可读愤不可言，上疏力争，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的脑袋不可。 
　　两宫太后知道吴可读不错，而且杀言官是亡国之象，所以再三苦劝。无奈皇帝也跟吴可读一样，发了戆劲，竟连慈安太后的话都不肯听。 
　　于是醇王出面来替皇帝出气。这天六部九卿复议成禄的罪名，奏稿都已斟酌妥当，而醇王忽然驾到，一到就取出一通奏稿，请人高声宣读，征求同意。 
　　一听之下，无不愕然，醇王的意思是要治吴可读的罪。在座的人都以为不可，唯一的例外是刑部尚书桑春荣。 
　　“王爷大，中堂小，我追随王爷。”说完，他奋笔疾书，在醇王的奏稿上署了名。 
　　刑部尚书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于是照醇王的复奏，吴可读跟成禄一样，也被“革职拿问”了。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办了吴可读的死罪。向来的规矩，定死罪须“全堂阕诺”，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 
　　吴可读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的罪名。这一来，他的直声不仅动天下，而且“惊鬼神”。他跟吴观礼、陈宝琛、张佩纶喜欢搞扶乩的玩意，常临坛的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诗人，名叫吴泰来，在吴可读获罪以后，临坛做了一首五言排律，题目叫做《赠柳堂二十韵》，传诵一时的警句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都道尽了吴可读的风骨气概。 
　　此外还有好些铿锵可诵的好句：“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兰”。但语意迷离晦涩，仙家玄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 
　　“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 
　　其中有个例外，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这时是吏部左侍郎，感于吴可读对穆宗的忠爱，当然要替他说话。 
　　“不然！”他一开口就驳万青藜，“司员请代递折件，须公同阅看的成例，如今用不上。‘公同阅看’者，是当着这个司员一同看，吴柳堂已经不在人世，就谈不到“公同’两字。而况，这是密折，连军机都不可以擅自拆阅。唯有原样封进，才是正办。” 
　　“倘或其中有违悖之词，文翁，”万青藜警告着，“你我的干系不轻！” 
　　“既然不能擅自拆阅，毫不知情，何来干系？” 
　　尽管崇绮振振有词，但一中堂、六堂官除他以外，别人多少不免顾虑，怕“慈圣”震怒以外，还会使醇王难堪。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谈到为穆宗立嗣，便须牵涉到“今上”，也就会牵涉到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太上皇帝”的醇王。 
　　因此，反复辩诘，并无结论，七个人中举足重轻的，自然是宝鋆。他是崇绮点状元那一科的会试总裁，所以崇绮口口声声“老师”，希望他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宝鋆虽不怕得罪醇王，却决不敢激怒慈禧太后，因而只好采取拖延的态度，决定听一听清议再说。 
　　清议操纵在“清流”手里。清流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而以“翰林四谏”为中坚。“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有陈宝琛、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广东惠阳籍的邓承修不是翰林，他跟李慈铭一样，以举人而捐官为主事，早经考上御史，搏击不避权贵，由于字铁香，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铁汉”。 
　　除了邓“铁汉”，锋芒毕露的就是张佩纶，最近他正跟邓承修在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弹章数上，贺寿慈已奉严旨切责，工部尚书快当不成了。正在兴头的当儿，忽然接到吴可读自尽的噩耗，且不说故人情重，仅仅是“尸谏”二字，便令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同为清流，自然要声援表扬，因而把贺寿慈的参案，暂且摆了下来，全神贯注在吏部，要看他们如何处理吴可读的遗折。 
　　“不能再拖了！”沈桂芬劝宝鋆，“清流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题目，这篇文章会做得很热闹。佩公，错中流矢犯不着！” 
　　“喔，”宝鋆问道，“他们那篇文章预备怎么做？” 
　　“第一，预备在文昌馆设祭招魂，你看吧，不知有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沈桂芬扳着手指又说：“第二，预备仿杨椒山的例子，以吴柳堂在南横街的住宅，改建为祠堂，听说还预备奏请拿蓟州的三义庙，也改为祠堂。这样大张旗鼓在搞，佩公，吴柳堂的遗折，怎么压得下来？” 
　　听得这番劝告，宝鋆不再犹豫了，写折奏报，照崇绮的说法来措词：“臣等查司员呈递代奏折件，向由该堂官等公同阅看，查无违悖字样，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随同行礼主事吴可读，业已服毒身死，且系自行封存折件，遗嘱恳请代奏，有无违悖字样，臣等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封奏折，恭呈御览。” 
　　呈上慈禧太后，她不自觉地起了悚然敬慎之心。大臣的遗疏，她看得太多了，有些是口授一两句话，后人敷衍成文，有些根本是出于门生故旧的自作主张，与死者无干。只是吴可读的这个折子，字字亲笔，也就是字字腑肺之言，为了表明忠爱的心迹，不惜以死明志，实在也很可怜了。 
　　由于这一念矜悯，她心里便有了接纳“违悖字样”的准备，很仔细地用象牙裁纸刀拆开了封皮，取出内文，铺在桌上，用手将折痕展平，同时命宫女添了一枝儿臂般粗的巨烛，以便细看这个遗折。 
　　打开吴可读的遗折，纵目先看字迹，是不脱名士派头的淡墨所书。从头细读，事由直揭全文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读到这里，慈禧太后先就松了一口气。 
　　她怕听的一句话是：何以不为穆宗立嗣？此即是质问：帝位何以传侄而不传孙？这就会牵出两点无从辩解的私意：第一是为穆宗立嗣，接承大统，则她的身分就是太皇太后而非太后，不便再度垂帘；第二，穆宗的堂弟不一，何以偏偏选中她的嫡亲内侄？如今看吴可读的本意，“预定大统之归”，是论将来，不是谈眼前，那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话是刺心的：“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免困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崩逝，以醇王之子入承大统，当时根据潘祖荫、翁同和所拟的懿旨，明定“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继嗣同时继统，吴可读已经明了此意，何以又以为不然？ 
　　于是，她对下面的那段文字，看得特别仔细。吴可读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宋初宰相，违背杜太后生前预定的大位继承次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太祖长子，而拥护太宗传子。一个是明朝景德年间，大学士王直表示赞成景帝将他的已立为太子的胞侄见深废掉，改立他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而见深之立，出于孙太后的手诏。吴可读的意思是，今日虽有太后之命，却作不得准，象见深那样，“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因而提出建议：“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我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 
　　到此就不须再看了。慈禧太后对看臣工折件，已经非常精明，吴可读这洋洋洒洒近两千言的一篇文章，只是为了发挥“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八个字。在她的感觉中，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自己在世一天，便能绝对控制局面，即令有“异言”出现的迹象，也随时可以采取预防的手段。吴可读拿自己跟宋朝的杜太后和明朝的孙太后来相提并论，是可笑的，但也怪不得他。 
　　使她感动而困惑的是，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为了几十年后亦不一定可能发生的“纷纭”，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来表示他的远见不是杞忧，希望朝廷重视。何以为人谋如此之深，为己谋如此之拙？ 
　　嗟叹良久，回头再来考虑这个折子的处置办法。在这方面，她的思路格外敏锐，虽觉吴可读的奏谏，迹近庸人自扰，但言路今非昔比，而以死建言，又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清议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处置必须慎重。否则，小小的一个涟漪会引起险恶的波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便想到了慈安太后。她已不大管事，而这件事非拉她一起管不可！因为吴可读的奏折上，虽是口口声声“两宫皇太后”，其实与慈安太后全不相干，唯其如此，必得拉她在一起，好作个挡箭牌。 
　　于是她轻咳一声，刚转过脸采，想看有什么人在，而李连英已抢先一走，进入她的视界。 
　　“你来！”慈禧太后说：“到‘那边’看看去！” 
　　“喳！”李莲英问道，“是请东佛爷过来，还是说，主子去瞧东佛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去吧！把这个盒子带着。” 
　　“喳！”李莲英向外做个手势，示意廊上伺候的太监，预备软矫，然后极其敏捷地将摊开在桌上的那个奏折，收入黄匣，捧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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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　　　　　　　 ※　　　　　　　　 ※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　　　　　　　 ※　　　　　　　　 ※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 
　　“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选。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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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沣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帐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帐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帐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果然，礼一送到，王先谦跟着便来道谢。三节有所馈赠，“理所当然”，此外有什么“冰敬”、“炭敬”，则事出例外，必有缘故。王先谦总以为老师是有什么“文字之役”，或者捉刀写文章，或者代为阅卷，因而寒暄过后，便率直请示，有何差遣。 
　　“天气这么热，何敢有所烦劳？”宝鋆摇摇头说，“近来心里烦得很，难得老弟来谈谈。你不忙走，我们酒以消暑，曲以遣闷。” 
　　所谓“曲以遗闷”，是要招雏伶侑酒，恰投王先谦之所好，大为高兴，笑嘻嘻欠身答道：“老师有兴，自当奉陪。” 
　　“时候还早。”宝鋆的打算是先谈正事再行乐，所以急转直下地说：“近来言路太嚣张了！” 
　　“是。”王先谦不明他的用意，顺口敷衍着说：“此风由来亦非一日。” 
　　“此风实不可长。”宝鋆接下来又说：“讲官的本分，还在书本上。虽然拾遗、补阙，亦为讲官的职司，到底不比言官。提到这一层，益吾，不是我恭维你老弟，象你这样子丹铅不去手，才真象个翰林。” 
　　这两句恭维，又恰恰碰在王先谦的心坎上，“老师谬奖。”他感激地说，“如今一窝蜂哗众取宠，只有老师知道门生的志向。”接着便细述近来用功的情形，《汉书》的补注，《水经》 
　　的笺释，做成了多少条之类。 
　　“好，好！”宝鋆不断夸奖，等他说完，便又问道：“我记得你大考是二等？” 
　　“是。二等。” 
　　宝鋆沉吟不语，那意思仿佛是在盘算，如何为王先谦设法升个官似的。 
　　王先谦心想，今年是乡试的年分，能够放一任主考也不错，不过总得要广东、江南这些好地方，才不枉了见这位“中堂老师”的一个情。正这样在盘算着，宝鋆已经开口了。 
　　“益吾！”他说，“我再留你在京里住两三年，替大家立个好学敦品，文章报国的榜样。等资格够了，放出去当学政，我一定替你觅个‘善地’。” 
　　学政虽是差使，但一省之中，与将军、督抚平起平坐，体制尊崇，而且王先谦颇有一番作育人才的抱负，所以听老师许下这样一个愿，自然欣慰，起身请安，连道谢。 
　　“近来言路太杂。益吾，你也该讲讲话。” 
　　这是开门见山道破本意。王先谦终于明白了，送炭敬、赠仪物、许心愿，都是为此。且先把老师的意思弄清楚了再说。 
　　“我倒要请教，象这样聚讼纷纭，想到就说，不计后果的事情，以前可有裁抑之道？益吾，你熟于朝章典故，想来必有所知？” 
　　王先谦答一声：“是！”细细搜索，想起《乾隆实录》中有一件上谕，随即答道：“乾隆初年，给事中邹一桂，曾有一奏，以为奉旨交议案件，部议未上之先，科道搀越渎奏，易滋烦滋，应请申饬禁止…　。” 
　　“着！”宝鋆很起劲地打断他的话：“正是如此。奉旨交议事件，各部职责所在，该驳该准，自有权衡，复奏上去，上头亦不能不尊重。如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言官，夹在中间，胡言乱语，侵夺部权，事出纷歧，叫人怎么办事？邹一桂这个折子，真正是洞见症结！不知道乾隆上谕怎么说？” 
　　“乾隆上谕亦认为不可。规定遇有发交部议案件，如果科道搀越陈奏者，议复时，应将科道参差的意见，一并叙明请旨。”王先谦知道这个答复不会让宝鋆满意，所以一面答话，一面寻思，又想到一个很好的成例，紧接着说：“后来又有个御史，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御史大概姓范，名字记不得了，为了一件盗案，这位范都老爷上疏，请皇上撤回原折，不必交兵部议奏。高宗大怒，我还记得是这么申饬，‘至于请朕撤回原折，无庸交议，竟似国家政务，弗资六卿，诚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属妄诞，着严行申饬。’” 
　　“申饬得好，申饬得好！御史讲官，可以操政务之实权，则六卿可废。这话说得太透彻了！高宗纯皇帝，真正是英主。”宝鋆停了一下，很郑重地问道：“益吾，这两件原案，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方便得很。翻一翻《乾隆实录》就有了。” 
　　“好！益吾，正言谠论，但愿你继武前贤。” 
　　这是很明显地指示，希望王先谦根据这两个成例，奏请整饬言路。这是犯众怒的事，他不能不好好考虑。 
　　“如何？”宝鋆很关切地问。 
　　“言路不可不开…　。” 
　　“亦不可太杂。”宝鋆紧接着他的话。 
　　以此立言，亦无不可。王先谦终于答应了。 
　　正事谈得有了结果，心情轻松，便言不及义了。宝鋆问道：“近来听戏没有？” 
　　“听了。”王先谦答道：“在同乐园，一连听了八天。” 
　　“这么热的天，好兴致！” 
　　“是欲罢不能。”王先谦兴致盎然，仿佛提起来还有极浓的余味似的，“四喜班又排了新戏，跟八本雁门关一样，分八天才能演完。” 
　　“倒又是大块文章。戏名叫什么？” 
　　“叫《五彩舆》。” 
　　一提戏名，宝鋆就明白了，这出戏的本事出于《明史》，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国，门下走狗鄢懋卿巡视两淮、浙江的盐务，特造一座五彩舆，携了他的宠妾，到处骚扰。然而，宝鋆却不明白，这一段史实，如何能衍化成连演八天的戏？ 
　　“这是拿小说大红袍的情节，贯串在内之故。”接着，王先谦便形容与程长庚、汪桂芬齐名的王九龄，饰演海瑞是如何地风骨嶙峋，不畏豪强，余三胜的儿子余紫云演鄢懋卿的宠妾，又是如何地烟视媚行，活色生香，将宝鋆听得眉飞色舞，而终究付之于长叹。 
　　“唉！想想真是你们当翰林的舒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宝鋆紧接着问道：“你平常‘招呼’谁呀？” 
　　王先谦喜欢招“相公”侑酒是有名的，但在老师面前，不能不加掩饰，“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他说，“门生于此道不熟。” 
　　“这样吧，还是景和堂的人才整齐，看谁在，就是恕。” 
　　景和堂主人叫做梅巧玲，也是四喜班的掌班，他门下的弟子，都以云字取名，共有十一云，最负盛名的叫朱蔼云，字霞芬，是光绪二年的花榜状元。宝鋆亲笔写了“条子”，吩咐听差送到李铁拐斜街景和堂，同时移席到后园，先取果碟子来喝酒。 
　　到得日影衔山，凉风初起，只见听差来报，景和堂的子弟到了。两个人都是十五六岁年纪，白纱衫、黑马褂，马褂上一般是珊瑚套扣。前面一个瓜子脸，悬胆鼻，双瞳如水，正是“状元郎”朱霞芬，后面一个是圆脸，肤白如云，一团娇憨，是朱霞芬的师兄，唱武旦的孙福云。 
　　这两个人也都认识王先谦，所以先跟“宝中堂”请了安，接着便双双屈膝，同称一声：“王老爷！” 
　　“来，来！坐这里。”宝鋆拉着朱霞芬的手，让他坐在自己与王先谦之间，细细打量了一番，皱着眉说：“仿佛又瘦了一点儿！” 
　　“可不是吗？”朱霞芬摸着自己的脸说，“每年到了夏天，总是这个样，也吃得下，也睡得着，就是不长肉。” 
　　“听说你搬家了，新居叫做‘朱霞精舍’，好贴切雅致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是李老爷。” 
　　“李老爷？”宝鋆问王先谦：“谁啊？” 
　　“李莼客。”王先谦酸溜溜地答道：“他居然也是霞芬的‘老斗’。” 
　　“相公”的恩客叫“老斗”，这是要花大把银子才能买得来的头衔，宝鋆想起最近读过的一首梨园竹枝词：“挥霍金钱不厌奢，撩人莺蝶是京华；名传老斗浑难解，唤向花间兀自夸”，不由得讶然问到：“他一个户部司官，经年不上衙门，每个月就靠分几两‘印结’银子，那日子过得也够受的，何来看花载酒之资？” 
　　“自然另有财源。大人先生的滋润，其一，卖文；其二，举债；其三…　。”王先谦看一看朱霞芬，接下来说道，“再说，霞芬也无非恤老怜贫。” 
　　这是说李慈铭在朱霞芬身上，并没有花了多少钱。但“恤老怜贫”四字，十分尖酸。朱霞芬听了很不舒服，便打个岔，从丫头手里接过银酒壶来，斟了一巡酒，同时向宝鋆说道：“今儿我嗓子痛快，伺候你一段儿什么？” 
　　“好啊！”宝鋆欣然拈髭，“你的昆腔我听得多了，今儿来一段皮黄，怎么样？” 
　　朱霞芬应一声：“是！”回头向廊上的听差招呼：“二爷，劳你驾，看李四在那儿？” 
　　李四是四喜班的琴师，早就伺候在那里，一唤便到。于是朱霞芬背着脸唱了一段新学的《祭江》，唱得哀怨凄切，如巫峡猿啼，仿佛将孙尚香的“望帝魂归蜀道难”的心事，都宣泄在那条穿云裂帛的嗓子中了。 
　　唱罢道声：“献丑！”再次执壶行酒。接下来便该孙福云唱了。 
　　他是家学渊源的武旦，拿手戏是青龙棍的杨排风，清风岭的徐凤英，论唱，无非几句摇板，没有什么听头。所以还是朱霞芬唱，这次是他昆旦的本工，唱的是《长生殿》的“弹词一枝花”，从“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起，以下“北调货郎儿”一共“八转”，一气呵成。等到唱完，连擫笛的李四，都累得脸色青红不定，朱霞芬更是气喘吁吁，笑着说不出话来。宝鋆看他如此卖力，又高兴，又怜惜，亲自酌酒相劳，体贴地说：“不能再唱了！就聊聊吧。” 
　　于是清谈消酒。朱霞芬和孙福云都是好酒量，轮番劝饮，将王先谦灌得大醉。 
　　这一夜也不知是如何回家的？一觉醒来，回想昨夜的经过，仿佛做了一场游仙梦，痴痴地回味着，自己都辨不清是向往还是怅惘？ 
　　目鸣钟已经打了十一下，王先谦身子发软，还不想起床，听差却来报了：“宝中堂派了人来，问老爷可曾喝醉，今天身子可好？” 
　　老师的盛情可感，王先谦想起自己该做的事，便强打精神起身，接见宝鋆派来的听差，当面嘱咐：“请你回去上复中堂：中堂交代的话，我今天就办。折子明天一早就递。折底我今天晚上亲自送到府上。” 
　　那听差原是受命来催问此事的，便躬身答道：“不敢劳动王老爷，晚上我来领就是。” 
　　“也好。”王先谦将封好一两银子的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辛苦你了。” 
　　打发了宝鋆的听差，王先谦不能不强打精神，向老师“交卷”。他虽是文章好手，但下笔要出于兴趣，才能挥洒自如。这种为了塞责的文字，懒得多想，找出《乾隆实录》来，抄一段邹一桂的原奏，然后在“言路不可不开，但不可太杂”这句话上，发挥一番，便已脱稿。 
　　从头看了一遍，不免大摇其头。自觉笼统空泛，塞责亦塞不过去，于是又加了一段。说张佩纶参劾商人李钟铭，而御史李璠接着便上折指李钟铭侵占官地，纵然李钟铭罪有应得，张、李二人本心无他，但形迹上近乎朋比，深恐启门户党争之渐，关系甚重。 
　　这一改稍微觉得好些，只是又有一层顾虑，李璠是会试同年，虽然交情不深，但话中有所牵涉，而且隐隐然指他附和清流，有沾其声光的意思，李璠知道了一定会大不高兴，须得先去打个招呼。 
　　定了主意，便揣起奏稿，吩咐跟班：“套车！拜李都老爷。” 
　　李璠住在地安门外。他倒很倾倒这位同年的学问，接待极其殷勤，这一下王先谦便不好意思直道来意，先得费一番周旋的工夫，酬答盛意。 
　　“这一带是内务府的天下。”他说，“倒也住得惯？” 
　　“气味自然不投。只是同乡多，内眷走得很近，我也只好迁就了。” 
　　李璠是直隶宝坻人，王先谦便联想到一个人，“那位贵同乡，敝本家，”他问：“近来作何光景？” 
　　“贵同乡，敝本家”是指姓王的宝坻人，李璠愣了一下才想起，说的是玉庆祺。 
　　“他是自作孽。如今还住在京里，潦倒不堪。”李璠感慨着说：“先帝手里的一批红人，现在都完了。你看，”他手往东面一指，“间壁就是先帝第一宠监小李的家，前天刚把房子卖掉，买主也姓李，是‘皮硝李’的侄子。” 
　　“皮硝李”是李莲英的外号，王先谦久想打听其人了，所以此时一听他提起，大感兴趣，伸一伸腰，挪一挪身子，凑近了问道：“这个人，听说在‘西边’很红。我就不明白了，他是‘半路出家’，怎么能一下子盖过从小净身入宫的那些人，独承恩宠？” 
　　“投其所好。”李璠答道：“此人是个有心人，又是在外面有过阅历的人，世故人情，自然比那些从小在宫里，昏天黑地，不辨菽麦的人强得多。” 
　　“所谓‘皮硝李’，是说他本来做的硝皮这一行？” 
　　“对了！”李璠想了一想，轻声笑道，“就因为他干过这一行，所以别人替‘西边’梳头，没有一个不挨骂，只有他从来没有碰过钉子。” 
　　“这怎么说？风马牛不相干的事！” 
　　“何得谓之不相干？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一说极易明白。慈禧太后已入中年，她最爱惜的那一头长发，不免脱落，每天一早梳头，双目灼灼只在镜子里注意梳头太监的手和梳子。掉了一根便骂太监不好生梳，掉得多了，自更心疼，那名梳头太监不是斥革，就是杖责。 
　　不但如此，慈禧太后还嫌“旗头”平板难看，要梳巧样新髻，更是一桩难以交差的事。因此，那个太监被派上梳头的职司，那张脸顿时就象死了爹娘似的难看。 
　　当然，最伤脑筋的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沈兰玉，每次都少不了他连带挨骂。太监们闲下来都在茶水房旁边空屋子里休息，沈兰玉挨了骂，便常在那里诉苦。别人听过了丢开，有个人听入耳中却生了心，这个人就是李莲英。 
　　他是沈兰玉的同乡，硝皮的行当，却以爱赌的缘故，不安所业，欠了一身的赌债，在老家混不下去，上京来找门路。那时宫里的门禁不严，他又能说会道，经常哄得护军“高高手儿”放他进宫，在茶水房附近厮混，本意想托沈兰玉替他设法补个苏拉，却以一时无缺可补，只能耐心守着。 
　　这样去了几次，每次都听沈兰玉在抱怨，替慈禧太后梳头的差使难干。何以难干？他也听明白了，心里便想：唯其难干，干好了才显本事！这个差使其实并不难，只是那班太监在宫里的见闻不广而已。 
　　为广见闻，他天天去“八大胡同”，每去必是上午九、十点钟，正是“清吟小班”那些“苏帮”姑娘起床的时刻。他手里挽个藤篮，里面是些通草花、生发油之类的闺中恩物，穿房入户去做买卖，做买卖是假，“水晶帘下看梳头”是真。这样连去了一个月，把江南时新发髻的梳法，都学会了。 
　　又费了两三天工夫，通前彻后想了个遍，打定主意才又进宫去看沈兰玉。 
　　“怎么一个多月没见你的影儿，还当你出了什么事故，倒教我好不放心。” 
　　“多谢大叔惦着。”李莲英请个安说：“跟大叔借一步说话。” 
　　到得僻静之处，他吐露了本意，说是已经学会了梳头的“手艺”，有多少种新样可以伺候“上头”，要求沈兰玉为他举荐。 
　　沈兰玉大为诧异，“兄弟，”他问，“你今年多大？” 
　　“三十刚过。” 
　　“我的妈！”沈兰玉直摇头，“你不是玩儿命吗？” 
　　“我知道！我想了三天三夜，都想透了。大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唉！”沈兰玉顿足，“不是吃苦不吃苦，那一刀下去，割了你的‘命根子’你的若是白吃。” 
　　李莲英也知道，割那“命根子”，最好是十岁左右，年纪越大越危险，然而危险管危险，却不见得不成功，还是要试一试。 
　　于是他问：“大叔，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不能动刀了？” 
　　“动是能动，十个当中活一个。” 
　　“活的一个就是我。” 
　　沈兰玉默然半晌，脸色凝重地问道：“你不悔？” 
　　“死而无悔。” 
　　“好吧！既然你一片诚心，我成全你。” 
　　于是沈兰玉替他作了安排，报明了敬事房，然后替他引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监。李莲英跟着沈兰玉叫他“张大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听候问话。 
　　“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劝你还是息了心吧！”张大爷说，“这份罪，可不好受啊！” 
　　“我都知道。”李莲英平静地答道：“只求张大爷成全。” 
　　“那么，”张大爷转脸来说：“兰玉，你再说句。” 
　　“他的心倒是挺诚的。你老就成全了他吧。” 
　　“我……，年纪大了，手上欠俐落。”张大爷吸着气说，“还真有点儿……。” 
　　“张大爷！”李莲英毫不含糊地，“我也知道这事儿不保险，死生有命，坏了事，我决不怨你老。” 
　　“话说到这儿，我可没辙了！”张大爷说：“你今儿回去，就得挨饿，也不能喝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咱们三天以后动手。” 
　　阉割太监的手法，出于古代的腐刑，两千多年来宫禁秘传的心法，几乎毫无改变，受腐刑须避风而温暖，就象养蚕须密不通风一样，所以要下“蚕室”。如今亦复相同，阉割是在地窖中，有张特制的木炕，人一躺下，缚紧两手，吊起双足，然后用极锋利的剃刀，割去那“命根子”，创口插一根鹅毛管，抹上秘制的刀创药。这样子日夜不断地惨呼号叫，起码有五六天不能动弹，更莫论大解小溲，所以张大爷关照李莲英，必得挨饿忍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才能动手。 
　　一动上手，当然疼得昏死过去，但危险不在那一刻，是以后的五六天，不肿不溃，慢慢长肉收口，最后拔掉那根鹅毛管，小溲如常，才算大功告成。 
　　李莲英总算逃过了这一关，但是不能进宫当差，“早得很呢！”沈玉兰向他说：“你得先把你心里那一点儿别扭劲儿给去掉。” 
　　果然是有那么一点“别扭劲儿”，灯前枕上，奔来心底，顿时冷汗淋漓，就只为身上少了那么一点东西，丧魂落魄，自觉非复为人，一生的乐趣都被断送了似的。 
　　又过了个把月，心境才得平复，于是开始学宫里的规矩，怎么走路怎么站，一板一眼都不能错，最要紧的是，识得忌讳，不能错说一句话，不然轻则杖责，重就很难说了。 
　　李莲英的记性好，悟性更高，举一反三，很快地熟悉了宫里的规矩，“到别处地方行了，伺候西佛爷还不行。”沈兰玉提醒他说：“伺候这位主子，光是谨慎小心还不够，得碰运气。” 
　　这一说，李莲英倒有些担心了，“怎么呢？”他急急地问。沈兰玉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西佛爷有‘被头风’，不定那一天起了床不高兴，谁碰上谁倒霉，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把脾气发够。” 
　　“噢！”李莲英放心了，点点头说：“我懂。” 
　　“你懂？”沈兰玉诧异不信，“你倒说我听听！” 
　　这是不能说的，说了，沈兰玉也未见得懂，因为他从小入宫，对于外面的世故人情，不甚了解。李莲英却不同，常见居孀的妇人，早年苦节，操持门户，到得中年，儿女也长成了，家道也兴隆了，在旁人看，她算是苦出了头，往后都是安闲称心的日子，谁知不然，只见她无事生非，百不如意，尤其是娶了儿媳妇，闹得更厉害，清早起来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这就叫“被头风”，必是前一天晚上，想那不能跟晚辈，下人说的心事，一夜失眠，肝火太旺之故。慈禧太后必也是如此这般，这个缘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莲英唯有自承失言。 
　　“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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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后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　　　　　　　 ※　　　　　　　　 ※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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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斩监候’还是便宜他的，且莫说雍正、乾隆年间，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斩立决’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虽说不出来，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这样想着，心里好过了些，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主子圣体欠安，别人不知道，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么来的。饶是这么费心费力，还受人的气，奴才替主子…　。” 
　　说到最后，竟是哽咽着无以毕其词。慈禧太后一惊，急急问道：“你是怎么啦？” 
　　“奴才，奴才想想，替主子委屈。” 
　　李莲英居然泪流满面。慈禧太后感动得不得了，又难过，又高兴，又惊异，竟是这样子忠心耿耿，实在难得。 
　　“你用不着替我委屈。”她点点头说，“你有这点孝心，不枉我看重你。俗语说得好，‘不要气，只要记’，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大家走着瞧吧！起来，拿药我吃！” 
　　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药，此刻不待相劝，自动要药来服，似乎全是看在他的“孝心”上面。李莲英自然奉命唯谨，赶紧站起身来，从条案上的银盒子里，取出一包由太医院特地配制，平肝清火的丸药，打开来放在托盘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不知是药的功效，还是由于李莲英的孝心，慈禧太后觉得比刚才舒服得多，精神一振，便又说道：“看看还有几条，把它念完了。” 
　　李莲英很知道分寸，这些大事上，他不敢劝慈禧太后节劳，要避干预政事的嫌疑，于是仔细看了看答道：“还有两条。” 
　　接着，便不疾不徐地念道： 
　　“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需费浩繁，现在部库支绌，必须先时措置，以备不虞。着户部通盘筹划，先将各省丁、漕、盐、关，实力整顿，并将厘金、洋药税等项，责成督抚，力除中饱，毋任有滥支侵蚀情弊，俾资应用。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　。” 
　　念到这里，慈禧太后突然打断：“慢着！” 
　　于是李莲英住口无声，很小心地抬眼偷觑，只见慈禧太后凝视着空中，却不是空中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迷惘的眼神，不知是悲伤还是怅惘？只看得出她是在尽力搜索着记忆，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双眉越拧越紧，是很吃力的神气。 
　　终于眉目舒展了，视线落下来看到李莲英谨慎而关切的神色，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起来了！皇帝亲政的第一天，军机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存四成洋税’。一晃儿七年了。唉！”她叹口气又问：“今儿几时？” 
　　“昨儿‘燕九节’，今儿正月二十。” 
　　“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亲政。差六天，整整七年。” 
　　原来她口中的皇帝，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长春宫寝殿中的小皇帝，是指出“天花”宾天的先帝。李莲英很奇怪，慈禧太后念及独子，似乎感慨多于悲悼。这仿佛证实了沈兰玉他们平日闲谈中所透露的，当年母子感情不和的传说，因此他不敢多说，只这样答道：“奴才进宫晚，没有赶上同治爷在的日子。”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似乎不愿再提先帝，接着又说一声：“往下念吧！” 
　　李莲英答应一声，找着成段落之处念起： 
　　“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拟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项，俾无缺误。其西征专饷，津防水陆各军，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拟着户部分饬各省关，按年全数解足。东三省练饷、协饷，各省关未能解足者，亦着勒限解清。” 
　　念完了这一条，要等慈禧太后考虑，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问道：“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后事宜，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他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莲英便答一声：“是！” 
　　“你听说了没有，他在山西怎么样？” 
　　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就是天大的恩典。阎侍郎办事很认真。” 
　　“嗯，嗯！”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正在谈筹饷，忽然提到阎敬铭，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 
　　由于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这天起身，精神委顿，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因此，恭王和军机大臣，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小声谈着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 
　　“说实在的，西圣真该好妹息一阵子。不过，这话不便进谏。” 
　　“请福晋进宫的时候，不妨劝一劝。”宝鋆提议。 
　　恭王点点头，正要想说什么，听有太监传呼之声，知道西宫太后出临，便住了口，静待“叫起”。 
　　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恭王领头站班迎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但见她脸黄黄地，又干又瘦，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不住用手绢捂着嘴干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 
　　她自己亦不讳言，等跪安已毕，首先就说：“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场大病。” 
　　“近来天时不正，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自觉毫无意味，但不这么说又怎么说？踌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职无状，上劳圣虑，真正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 
　　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咳嗽不止，脸都胀红了。殿上不准有太监、宫女伺候，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只能瞪着眼着急，于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乱了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 
　　“唉！”慈禧太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开了议，会不会有结果？都难说得很。夜长梦多，实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总还不要紧。”恭王答说，“俄国就是有心挑衅，它那里调兵遣将，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总理衙门，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如果俄国有什么动静，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目下还看不出什么。” 
　　“它要调兵遣将，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体圣意，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说，“连年西征，海防经费，未免不足。能够不决裂最好，不然…　。” 
　　“不然怎么样？”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不然，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 
　　这是碰了个钉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是说，能够求全，暂时不妨委屈。真的要开仗，”他很吃力地说，“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李鸿章怎么说？北洋海口，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关乎京师安危，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筹防已有多年，战舰炮台，大致有了个规模。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预备在烟台、大连湾布防。奉天营口，亦是北洋的范围，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不过，水师究嫌不足，只有着力整顿步兵，刘铭传是淮军宿将，要不要调到天津来，等李鸿章奏明了，臣等再请旨办理。” 
　　“北洋有李鸿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说，“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很费了些经营，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过去，你们复奏的折子上，怎么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拟，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 
　　恭王这几句话，答得很得体，“未敢擅拟”的说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顺，取悦太后，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关系军情，宜乎慎密。同时有些宿将，解甲归田以后，大起园林，广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复出，在在都成疑问，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 
　　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于是根据复奏的八条，一项一项细细核议。议到传午膳的时候，还只议了一半，暂时休息。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 
　　膳罢复议，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强打精神议完，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 
　　于是，军机章京全体动手，分头拟旨，一道明发、十几道廷寄。其中“筹备边防事宜”一事，析而为八，开头都用“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这句话领起，以下的措词，各不相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对他们无机密可言，所以将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条约因为“多所要求，万难允准，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而该国心怀叵测，诡谲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谋。”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或者说俄国”难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说“边备自不容缓”，饬令着意整顿防务，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 
　　先是这八道廷寄，多则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连拟带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帮忙，也费了一个多时辰，才得妥帖，送给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宫门快下钥了，赶紧送上去吧！” 
　　送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一面看，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畀以保卫京畿，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个月奏报。 
　　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责成他通盘筹划。第三道须分缮八通，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简练陆军，以辅水师。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调驻扎山西的刘连捷一军，移防绥远。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驻扎河南的宋庆一军，移师关外，驻守奉天、营口等处。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加强辖区边防，认真操练，兴办屯垦。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顿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充裕饷源，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限期解清。 
　　最后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龙兴之地，特关紧要，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特别详细。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刚才面奏奉准以后，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吴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从多隆河一役，刘铭传恩将仇报，冒功而诬控友军“失期”，害得鲍超忧愤攻心，旧创大发，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释，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传旨饬令来京陛见”的廷寄中，特别写明：“现在时事艰难，需才孔亟，务当懔遵谕旨，迅速来京，不准推诿迟延。” 
　　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以备任使。惟恐奇材异能之士，伏处尚多，该督抚等，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牍，必须周咨博访，以广搜罗。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杨岳斌，加意访求，其有器识闳远，通达治体；为守兼优，长于吏事，以及才略过人，足任将帅：骁勇善战，足备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学，足供器使；并谙练水师事宜者，无论文武两途，已仕未仕，均着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秉公保荐。不得徒采虚名，滥竽充数，亦不得以无人可保，一奏塞责，庶几人材辈出，缓急可资，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上谕充满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意味，征召鲍超，便是明证。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内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奋，都在谈论，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当然，最起劲的是张之洞、张佩纶这班人，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足为清流张目，更重要的是，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李鸿藻一出，声势不凡，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沈桂芬确是憔悴了。李鸿藻的“威风”，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吴江相国”，寝食难安，然而亦不尽出于私心。练兵筹饷，广罗人才，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在他看来，是祸非福，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清流的嚣张，犹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备战，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头为什么如此强硬。”他困惑地问宝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 
　　“肝火旺也还罢了，还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谁啊？”沈桂芬问：“是五爷跟七爷？” 
　　“五爷的话，上头未见得听，七爷的话，也得先看看对不对？再作道理。只有一个人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那是谁？” 
　　“你想呢？”宝鋆反问一句，“谁还能三天两头，奉召进宫？”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荣禄。 
　　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因为腰伤复发，不耐劳剧，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而宠信未衰。如今李鸿藻复出，表里相济，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眼前固然还有件关于荣禄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个难堪，却还不容易，只有隐忍着，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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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 
　　“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 
　　“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丁。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让他们去创办行省。” 
　　“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拚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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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妹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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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 
　　“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以后，户部另外给他筹饷。” 
　　“左宗棠呢？”慈禧太后问到宝廷的奏折，“他到底在西北多年，让他到京里来当差，这个主意也不错。不过，他来了让他干什么？在西北，又找谁替他？这些，你们都想过没有？” 
　　恭王自然想过，也跟大家谈过。主战一派自是极力赞成此议，以为左宗棠入参大计，足以增加声势。而主和一派居然亦众口一词，说宝廷的主意很高，这就另有文章了。 
　　左宗棠在西北，虽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以专阃之寄，调兵遣将，把局势搞得剑拔弩张，军机处无从遥制，也头痛得很。如今内调入京，明为尊崇，其实羁縻，和战之计，反倒容易控制。至于左宗棠到京，派什么差使，以及西北军务由谁接替？当然也有安排。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左宗棠原为东阁大学士，将来到京，是不是派在军机上行走？另外请旨。至于新疆军务，自以左宗棠保荐为宜。” 
　　“咽。”慈禧太后点点头，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即问道： 
　　“还有什么事要谈？” 
　　“张之洞有个折子论海防，牵涉的事项甚多。”说到这里，恭王特意停了下来，要看慈禧太后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那还是你们谈吧！”慈禧太后说道：“张之洞倒是肯用心，肯为朝廷出力的人。” 
　　就这一句话，便等于已作了裁决，凡有所奏，应该尽量采纳。因而恭王答应着说：“臣等仰体圣意，拿原折逐款商量停当，奏闻取旨。请圣母皇太后先回宫吧！” 
　　于是慈禧太后先离座回长春宫。接着便送进来一个黄匣子，里面是经她裁定的两案，写旨呈阅。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有旨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谕令曾纪泽将应议条约，妥慎办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着加恩即行开释。 
　　”一看，慈禧太后便皱起了眉。这道上谕，含混笼统，语意不清，“商办一切”与”代奏施恩”有何关系。“施恩”是要施什么恩？都不明白，本想动朱笔替它改正，但精神不济， 
　　<<只好算了，撂下看第二道>> 
　　第二道是廷寄： 
　　“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此外带兵各员中，有才略过人，堪膺艰巨，秉性忠勇，缓急足恃者，并着胪列保荐，用备任使。 
　　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道廷寄，没有什么地方要改，随即发了下去。于是李莲英面奏：“该请脉了。” 
　　“不必五个人一起上来。”慈禧太后忽然说道：“就传薛福辰、汪守正好了。等我好好问一问他们。” 
　　薛、汪两人已取得信任，同时也颇蒙优遇，慈禧太后特赐矮凳子，让他们在御前坐着谈，这是宣力有年的高龄大臣都未能得到的恩典。 
　　慈禧太后特意摒隔太医，只召薛、汪，是有意要跟他们谈谈。一则破闷，二则是采风问俗，想了解民间疾苦，更想了解官吏贤愚。 
　　这方面，汪守正就比薛福辰大见才具了，应答奏对，十分称旨。问到山西的官吏，他总是扬善隐恶，归结于颂扬圣明，十分动听。 
　　“阎敬铭在山西怎么样？”慈禧太后问道，“他在山西办赈，经手的款子很不少，是不是很清廉啊？” 
　　“是，”汪守正答说，“阎敬铭督办山西赈务，老百姓拿他比做包龙图。曾国荃常常在臣面前夸奖他，说为人臣者，总要象阎敬铭这样子清廉刻苦，实心办事，方不负朝廷识拔。阎敬铭也常跟臣说，秦晋大旱，皇太后垂念备至，在国库万分支绌之际，一次次拨出大批款子放赈。如果我辈在里面侵渔分文，试问如何上答皇太后天高地厚之恩。” 
　　“真是这样子吗？”慈禧太后问道：“有人说他在山西，趁荒年地价贱，买了许多良田，又特为搬家到山西。这话又是打那儿来的呢？” 
　　“阎敬铭在山西办赈，极其认真，真正涓滴归公，难免得罪了人，造谣糟蹋他，也是有的。至于搬家到山西，是因为他的原籍朝邑，靠近黄河，地势太低，每每闹水，所以搬到解州运城，这也是好早的事了。” 
　　“唉！”慈禧太后感慨地，“可见得做个清官也不容易。朝廷自然要保全清官，就怕听不见真话。你们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总要本着良心老实说才好。” 
　　“是！”薛、汪二人同声回答。 
　　“阎敬铭的性情是不是很耿直？” 
　　“是。他忠心耿耿，正直无私。” 
　　就这样谈着，慈禧太后慢慢浮起了记忆，首先是记起阎敬铭的相貌，又矮又小，而且两只眼睛一高一低。但慈禧太后还记得胡林翼保他总办东征粮台时，奏折中有句考语：“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扬万夫。”不由得又生了感慨。 
　　“真正人不可貌相！象阎敬铭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办大事。”慈禧太后又想起一件事，“说他在湖北的时候，跟总督抬杠，愣要杀总督的贴身小厮，汪守正，你可知道这件事？” 
　　“臣听说过。” 
　　总督是说官文，所谓“贴身小厮”就是官文的娈童，名叫张玉。官文宠他出了格，命他带领督署卫队，每次军功保案，都替他加上一个名字，一直保到从二品的副将。 
　　张玉入夜为总督侍寝，白天带着卫队，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当湖北藩司的阎敬铭，早就看他不入眼了。照例，藩司必加督署或者抚署的营务处总办头衔，为的是好节制武将，而张玉自以为二品大将，又倚仗官文的势力，根本不把藩司放在眼里，这就越发伤了阎敬铭的威信，要找机会办他。 
　　有一天机会来了。张玉带领亲兵数人，闯入民居，奸杀了人家的一个闺女。 
　　这家的父兄，当然进城报案，哭诉伸冤，江夏县和武昌府都感到棘手，将案子拖延着不办。不久，阎敬铭得知其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当然也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放不过他，所以早就在官文面前，自陈无状，要求庇护。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戈什哈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请阎大人先回衙门，等中堂病好了，再过来奉请。”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也是一样。” 
　　戈什哈无奈，进上房据实禀报，结果仍是不见，也仍是拿病来作推托。 
　　阎敬铭料事深刻，已防备到有此一着，早就想好了对策，因而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好的时候，好了自然要传见，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说到这里，转脸吩咐跟班：“取我的铺盖来！总督衙门的司道官厅，就是我藩司的行署，有公事送到这里来看。” 
　　于是跟班真的取了铺盖，就在司道官厅的炕床上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那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天。他秉性俭朴，起居极能刻苦，所以住在那里，丝毫没有不便的样子。 
　　这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认作旷古未有的奇事，都要借故来看个究竟，总督衙门真的成了藩司的行署。官文大窘，先是请臬司和本衙门的幕友劝驾，阎敬铭拒绝不从。最后只好请出巡抚和武昌府知府来了。 
　　湖北巡抚叫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官文请出这两个人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陕西人，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只听见作调人的，譬喻百端，被调解的坚持不可，从一大早讲到午炮声起，严树森舌敝唇焦，脸色非常难看。看样子，作调人的也要跟阎敬铭翻脸了。 
　　“大人！”阎敬铭始终是这么一句话：“不杀张玉，我决不回衙门。” 
　　“太难了！”严树森大有拂袖而起的模样。 
　　官文见此光景，硬一硬头皮，从屏风后面踏了出来，“丹初！”他说，“赏我一个面子！”接着，双膝着地，直挺挺地跪在阎敬铭面前。 
　　他避开一步，回身扬面，装作不曾看见，这一下，严树森有话好说了，“丹初，”他用责备的语气说，“你太过分了！ 
　　中堂自屈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网开一面？” 
　　于是阎敬铭不得不扶起官文，同时说道：“中堂依我两件事，我就不杀张玉。” 
　　“依，依！”官文一叠连声地说，“只要不杀张玉，什么事都好办。” 
　　“第一、张玉立刻斥退。” 
　　“可以。我马上下条子。” 
　　“第二、张玉立刻递解回籍，不准片刻逗留。” 
　　提到这个条件，官文面有难色，只为断袖余桃之爱，难以割舍，然而那也只是瞬息间事。想起阎敬铭的峻厉，盘踞督署，三日不去，自己万般无奈的窘迫光景，顿觉心悸，不暇细思地答说：“都依，都依。来呀！” 
　　其时堂上堂下，材官卫士，肃然林立，只见督抚并坐，神色将顺，而矫小如侏儒的阎敬铭，侃侃而谈，心雄万夫。对这奇异的景象，无不瞠目结舌，看得呆了，因而对官文的喊声，一时茫然。息了一下，才暴雷似地答出一声：“喳！” 
　　“张副将在那里？” 
　　张“副将”就在屏风后面，心惊胆战地走了出来，一张脸上又青、又红、又白，忸怩万状地站在那里，似乎连两只手都不知道放在何处好？ 
　　“给阎大人磕头！”官文吩咐，“谢阎大人不杀之恩！” 
　　“是！”张玉向阎敬铭面前一跪：“阎大人…　。”他还只叫得这一声，阎敬铭已经翻脸，大声喊道：“来人！” 
　　“喳！”应声上堂的是藩司衙门的差役。 
　　“拿这姓张的拉下去打，打四十！立刻发遣。” 
　　张玉神色大变，只看着官文。官文却不敢再求情了，微微转脸，避开了张玉的视线，接着便起身退入上房。 
　　于是当堂重责四十板，传了江夏知县来，即时派解差将张玉押送出境。等处理完毕，阎敬铭求见官文，长揖请罪。 
　　“算了，算了！”官文索性付之泰然，“也怪不得你。” 
　　口头是如此说，心里却另有打算。官文很服从人，前有胡林翼，后有胡林翼所提拔的这个阎敬铭，不但帮自己封侯拜相，而且靠他们坐享富贵，所以此时虽觉阎敬铭可畏，却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反倒密保他“才堪大用”，接替内调的谭廷襄，署理山东巡抚。 
　　听罢汪守正所谈的故事，慈禧太后对阎敬铭大感兴趣。多少日子来，她有这样一个感觉，恭王越来越怕事，越来越软弱，当年的英气、锐气，仰乎已荡然无存，一味圆融，近似乡愿。朝中负实责的大臣，不是象沈桂芬那样迁就实际，务求平稳，就是象李鸿藻那样硁硁然近乎迂腐，太不讲实际。现在正需要象阎敬铭这样一个精明强干，实事求是而有操守的人，来改换风气。不过阎敬铭一直称病，也不知是真是假？眼前还没有精神来振饬纲纪，且先搁着再说。 
　　又过了些日子，各省所荐的医生，纷纷到京，最有名的是一个江苏常州的秀才；名叫马文植，号培之。他的祖父是名医，马文植家学渊源，声名极盛。然而他的运气没有薛福辰、汪守正来得好，因为慈禧太后经过薛、汪的诊治，病势大见好转，便不容易显他的本事，请脉以后，主张以润肺为主。 
　　慈禧太后原有痰中带血的症象，所以这个甘润的治法，与薛、汪的温补，相得益彰，病情大见好转，慈禧太后也兴致勃勃地，打算苦中作乐，好好过个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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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年过节，对于懿亲近臣，照例有文绮食物的赏赐。慈禧太后一向喜欢料理这些琐屑细务，养病无事，也正好以此作消遣，所以亲自检点，交代首领太监刘玉祥，分头派送。 
　　赏醇王府七福晋的是八盒食物，派了个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带领两名苏拉，挑着食盒出宫。太监出宫办事，照规制不能走正门，李三顺年轻不识轻重，领着苏拉直奔午门东左门。 
　　“站住！”一个守门的护军，名叫玉林的大声喝阻。 
　　李三顺吓一大跳，心里有气，便扬着脸问：“干吗？” 
　　“你懂规矩不懂？” 
　　“什么规矩？” 
　　“这里是你能走的地方吗？” 
　　“奇怪了！”李三顺受了呵斥，自觉脸上挂不住，便抬出大帽子来：“我奉西佛爷懿旨，出宫办事，为什么不能走这儿？” 
　　“办什么事？” 
　　“你管不着！” 
　　这一下，将玉林惹恼了，“你打我这儿走，就得归我管！” 
　　他往里挥手，“回去，回去。这儿不能走！” 
　　“哼！”李三顺冷笑一声，夺门便闯。 
　　玉林自然放不过他，一把拉住，李三顺便待翻脸。正拉拉扯扯，不得开交时，另外走来两名护军，一个叫祥福，一个叫忠和，倒是一番排解的好意。 
　　“住手，住手！”祥福劝开两人，看着食盒问李三顺：“这是什么？” 
　　“西佛爷赏七福晋的东西。” 
　　“你在宫里当差几年了？” 
　　“你问它干吗？” 
　　李三顺是盛气凌人的样子，祥福的语气却很和缓，“我怕你年轻还不懂规矩，你不能走午门，就算能走，也得‘照门’。”样福将手一伸，“条子呢？” 
　　太监携带任何物件出宫，必须先报敬事房，知照门禁放行，称为“照门”，祥福所要的是放行的条子，而李三顺拿不出来。 
　　不但拿不出来，而且蛮横无理，“什么条子？没有！”李三顺瞪着眼说：“要条子跟西佛爷要去。” 
　　这一来连祥福都忍不住了，刚要申斥，忠和走上来将李三顺一推，脸却冲着祥福，“这小子不说人话，理他干什么？” 
　　他说，“不准他走就是了。” 
　　“我偏要走！”李三顺应声而答，往外直冲。 
　　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揪住了他。李三顺索性乱抓乱打，玉林和忠和要还手，祥福大声喝道：“打不得！” 
　　玉林与忠和醒悟了，一打便是祸事，苦是李三顺身上有了伤，便百口难辩，“官司”非输不可。 
　　这一闹惊动了护军统领岳林，亲自赶到午门。到时只见护军营的章京和派在午门的“司钥长”正在排解。李三顺年纪虽小，人却刁蛮，看出护军有所顾忌，越发狐假虎威，挺胸凸肚地站在那里，非要出宫不可。 
　　岳林很生气，也很为难，李三顺算不了什么，只为慈禧太后惹不起。照规矩就该将李三顺捆起来，送到敬事房去处分，为了是慈禧太后宫里的人，不便那么办。可也不能放李三顺出宫，因为这一来便是毁了多少年来的规制，不但以后各宫太监都可任意出入，门禁有如虚设，更怕领侍卫内大臣查究，或者言官上折参劾，是异常严重的罪名。 
　　因此，唯一的处置就是折中办理，不放李三顺出宫，可也不难为他，只用好话将他劝回去。 
　　“大家都是当差，你也想想我们的难处。”受命去劝解的司钥长立祥，跟李三顺说好话：“你一定要由这儿出宫，也行，不过你得先跑一趟，取敬事房‘照门’的条子来。” 
　　“我不去！”李三顺答得极快：“西佛爷只叫我赶紧送到七爷府，没有叫我取什么条子。什么‘照门’？我不懂！”立祥大怒，但硬忍住了，只寒着脸问：“你讲理不讲理啊？” 
　　“你们人多，我跟谁去讲理？哼，反正总有讲理的地方！” 
　　这是意指在慈禧太后面前讲理。动辄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立祥也报以冷笑，“我劝你知趣一点儿。”他说，“公事公办，谁的理长，谁的理短，你到底不是三岁小孩，总该有个数吧！” 
　　语言一冷，便显得不大好惹，李三顺心一横，决定耍赖，向两名苏拉喝道：“挑起担子走！” 
　　大家都当他知难而退了，谁知他竟是往外硬闯，苏拉看他如此，自然也跟着他，等玉林迎头一拦，李三顺便有意斜着一倒，往食盒上撞了去，撞翻了食盒，里面由小而大一叠九个月饼，滴溜溜滚得满地。 
　　“好，好！”李三顺跳起身来，装得气急败坏地，“你们打我不要紧，打坏了御赐的东西，看你们怎么交代？”说完，回身疾走。 
　　包括护军统领岳林在内，无不一愣，想不到李三顺有此阴险奸刁的一着！等会过意来，岳林跳脚吼道：“坏了，坏了！ 
　　赶快把他拦回来。” 
　　李三顺似乎算到他们会拦他，早已跑得远远地，过金水桥，进贞度门，绕弘义阁，从右翼门直奔长春宫去见首领太监刘玉祥。 
　　刘玉祥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信了李三顺的片面之词，一一照奏，说李三顺奉旨赍送食物，午门护军要开盒检查，李三顺怕一开盒，灰沙沾污了食物，出言拦阻。护军蛮不讲理，不但动手打了李三顺，而且还打坏了食物。请懿旨发落。 
　　这一来自然又惹动了慈禧太后的肝火，怒不可遏，一叠连声地说：“反了，反了！” 
　　一直积郁在心里的怒火，就此如燎原一般，无可遏制，当天请脉便大不对了。慈禧太后肝火太旺，甚至不肯服药，口口声声“不想再活了”。 
　　从未见她如此盛怒过，连荣寿公主那样沉着的人，都不免有些着慌。倒是李莲英有主意，一言不发到钟粹宫求见慈安太后，什么话都不说，只说好歹要让慈禧太后息怒。 
　　息怒先要出气，出气就得办人。慈安太后百般劝慰，答应严办护军。护军统领岳林也知道惹了祸事，自己先作处置，一面看管玉林，一面上奏自劾，说是“太监不服拦阻，与兵丁互相口角，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议处。” 
　　那知不上这个折子还好，一上更惹慈禧太后不满，指岳林是避重就轻，意图狡赖，罪无可逭。 
　　折子发到军机，恭王连连叹气，国事如此，偏偏还惹出这些意外麻烦。慈禧太后病中盛怒，何处去讲理，说不得只好屈法了。 
　　于是，军机承旨，拟发上谕，说岳林所奏“情节不符。禁门重地，原应严密盘查，若太监赍送物件，并不详细问明，辄行殴打，亦属不成事体。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等，严行审讯。护军统领岳林，章京隆昌、司钥长立祥，着一并先行交部议处。” 
　　上谕中虽是“会同刑部”的字样，其实是刑部主审。内务府大臣恩承，亲自将玉林、祥福、忠和三名护军解送刑部，当面向潘祖荫传达慈安太后的意思，“祸首”要办成死罪。 
　　“说实话，我不懂律例，办死罪也要会得办才行。老兄知道的，刑部有‘八大圣人’，这一案照例归‘朝审’，正是‘八大圣人’该管。我一定宣达懿旨，不过，该当何罪？要问他们。” 
　　所谓“八大圣人”是指“总办秋审处”的四坐办、四提调，主管秋决，称为秋审，又主管直送刑部讯办的罪犯，称为朝审。这八个人是从各司选出来的顶儿尖儿，律例精通，身分矜重，办案论法不论人，那一部的司官都没有他们来得神气，所以称为“八大圣人”。 
　　等把“八大圣人”请了来，潘祖荫宣明懿旨，征询意见。其中资格最老的一位“圣人”，名叫刚毅，字子良，镶蓝旗人，笔帖式出身，在部多年，已经定了外放广东潮嘉惠道，还未到任，此时由他发言答复。 
　　“交部就该依法。太后要杀这三个护军，自己降旨好了。 
　　本部不敢与闻。” 
　　“那么，”潘祖荫问道，“可以办个什么罪名呢？” 
　　“根本无罪。”刚毅说道：“大人执掌秋曹，总要以皋陶自期才好。” 
　　此言一出，他的同官，无不皱眉，不但语气不似下属对上官，而且“陶”字念成本音便算是读了白字。刚毅常有这种笑话，潘祖荫倒也不以为异，只这样答道：“这是钦案，而且西圣震怒，我实在为难。刚子翁期我以虞舜的刑官，真正惭愧。” 
　　再问其他七人，答语大同而小异，总而言之，无论如何罗织，也援引不上一条能处死的律例。同时还隐约表示，这一案不能只审护军，不审太监。 
　　潘祖荫不愿也不能强人所难，端茶送客以后，绕室彷徨，不由得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浙江湖州人，名叫沈家本，虽是所谓“赀郎”，捐班分发刑部的额外郎中，却是年轻好学，在《周礼》这部书上，很有些功夫。这部书专讲春秋战国的典章制度，沈家本用它来与后世律例比较，每有新义发明。 
　　潘祖荫以爱才著名，尤其敬重沈家本想要昌明法学的志气。古人虽有“读破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的话，但中国读书人牢不可破的积习，还是轻视法学，以为这是刀笔小吏之事，不屑以吏为师。沈家本曾经为潘祖荫指出过，纪晓岚主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这一部门，仅收法学著作两部，存目亦仅收五部，指纪晓岚的按语中“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这两句话，大谬不然。盛世不尚刑法，则玩法渎职的弊案，接踵而至，何来清明之治？纪晓岚是极通达的人，如何说出这样不通的话来？礼察他的用心，或者因为高宗好用恩威，行法严峻，因而以此为规谏。但就事论事，刑为“盛世所不尚”这句话，以词害义，实在误人不浅。 
　　沈家本的志向是想直承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法家”，所以他的精于律例，与“八大圣人”又不同。八大圣人是精于当世之律，以实用为主。沈家本则从《周礼》以下，细研历代的法典，每天上衙门，在律例馆丹铅不去手，作校勘，作笺注，十分用功。潘祖荫心想，当世之律既然用不上，不知道古时候的律例，有没有可以融通的地方？不妨找沈家本来谈谈。 
　　“子惇兄，”潘祖荫对他所用的称呼，特显亲切敬重，“我有件事想请教。西圣于国家的关系极重，如今盛怒不解，则恐病情反复，要解她的盛怒，非杀无辜之人不可。杀一人而利天下，虽然屈法，似乎可以取谅于世。不知以往数千年，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这是英雄的作为，却为法家所不许。”沈家本毫不含糊地答说：“法不为一人而屈。大人不必问，就有这样的成例，也是不足为训的恶例。” 
　　话很耿直，潘祖荫却不以为忤，想了想说：“律例由人创始…　。” 
　　“大人！”沈家本很快地打断他的话，“创此恶例，关系甚大，大人要爱惜千秋万世的声名。” 
　　说到这一点，最能打动潘祖荫的心，虽表沉默，却是不断在点头。 
　　“大人！”沈家本又说，“致君尧舜，全在依法力争，请大人想一想张释之。” 
　　潘祖荫瞿然动容，同时在心里默诵《史记·张释之传》。 
　　先是默念，念到张释之拜“廷尉”——汉朝的“刑部尚书”，便出声了：“其后，拜释之廷尉。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念到这里，潘祖荫轻击几案，慨然说道：“我就拿这个典故复奏。勉学张释之，但愿上头能有汉文之仁。” 
　　“是。”沈家本显得很兴奋，忍不住还要说两句：“大人请再想下文。” 
　　他是说张释之传的下文，是叙他所治的另一案：有人盗了供在汉高帝庙中的一只玉环，张释之照“窃宗庙服御”的罪，判处死刑。文帝意有未足，要灭此人的族。于是张释之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盗宗庙的玉环要灭族，倘有人盗陵，还有什么比灭族更严的刑罚可用？这就是说，护军与太监因口角而斗殴这样的小事，竟要处死，则护军犯了更重的罪过，又当如何？ 
　　“听君一言，开我茅塞。”潘祖荫心悦诚服地拱着手说，“高明之至！” 
　　未进长春宫，便觉兆头不好。既进长春宫，越觉得吉少凶多，但见太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稍有响动，立时色变。潘祖荫真没有想到，太后的寝宫，是这样一片森罗殿似的气象。 
　　揭开门帘，肃静无声，暗影中约略分辨得出慈禧太后的样子，他不敢平视细看，望着御座磕头请安，等候问话。 
　　“你是那一年进的南书房？” 
　　不曾想到问的是这么一句！莫非要撤南书房行走的差使？ 
　　这样想着，有些心乱，答得便慢了。 
　　“皇太后在问，”李莲英提示了一遍，“那年进的南书房？” 
　　“臣，”潘祖荫定一定神，答道：“臣是咸丰六年十一月，奉旨以翰林侍读在南书房行走。算起来二十五年了。” 
　　“有几个人在内廷当差当了二十五年的？” 
　　这是提醒他要知恩，潘祖荫赶紧碰头：“臣蒙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两宫皇太后特达之知，历事三朝，受恩深重，粉身难报。” 
　　“哼！”慈禧太后冷笑，“倒说得好听。我再问你，你得过什么处分？” 
　　这一问，越使得潘祖荫惶恐，只好一面回忆，一面奏答。 
　　“臣于同治十二年，扈跸东陵，遗失户部行印，部议革职留任。同年十二月以磨勘处分，奉旨降二级调用，十三年正月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仍在南书房行走。同年六月奉旨开复侍郎任内处分，以三品京堂候补。这都是出于先帝天高地厚之恩。” 
　　“你眼睛里没有我，那里还有先帝？”慈禧太后的声音渐渐高了，“你知道不知道，抗旨该当何罪？” 
　　“臣不敢！”潘祖荫又说：“臣愚昧，真不知圣母皇太后指的什么？” 
　　就这句话惹恼了慈禧太后，“你还跟我装傻！”她拍着茶几，厉声斥责：“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由此开始痛骂潘祖荫，也不知她是那里来的气，象村妇撒泼一般，完全失去了皇太后尊贵的身分。贵公子出身的潘祖荫，又是少年得志，几曾受过这样的凌辱？尤其使他觉得委屈的是，不但挨了骂不能回嘴，而且还得连连赔罪磕头，口口声声：“圣母皇太后息怒！” 
　　一半是骂得累了，一半是李莲英的解劝，慈禧太后终于住口，将刑部的复奏揉成一团，劈面向潘祖荫摔了去，然后起身走了。 
　　潘祖荫几乎走不稳路，踉貂跄跄退出长春宫，脸色惨白，象害了一场大病。出宫上车，不回私第，直到刑部，将那“八大圣人”找了来，细说经过，说到伤心的地方，忍不住失声长号。 
　　“八大圣人”面面相觑，都觉得不是味道，看来是非屈法不能过关，但要处死刑则万蝌不能。 
　　哭过一场，潘祖荫的心情比较开朗了，“现在也不必随便改议。”他拭一拭眼泪说：“且拖着再说。” 
　　这一拖拖了十天，慈禧太后倒不曾再提起。她的病势又反复了，没有精神来过问此事，甚至连对俄交涉也管不下来。 
　　由于崇厚的开释，剑拔弩张的局势，稍微缓和了些，曾纪泽已经跟俄国开议改约，这一下发议论的又多了。内容复杂，可议之事本多，而况有张之洞的榜样在，不事抨击，只论时事，不管隔靴搔痒也好，纸上谈兵也好，只要洋洋洒洒，言之成理，长篇大论地唬得住人，便有好处。这样便宜的事，何乐不为？因而一下子来了十几个折子，每个折子都有两三千字，慈安太后拿到手里，便觉得心头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怎么办呢？”她问慈禧太后，“我是办不了，你又办不动。 
　　找几个人来帮着看折子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慢吞吞地说：“按规矩，有军机在，用不着另外找人。不过，军机上那几个人，也就是这么回事了，再使不出什么着儿，另外找几个人也好。” 
　　“找谁呢？”慈安太后说，“老五、老七。老六似乎也不能不在里头，再添上一个翁师傅好了。” 
　　“有弘德殿，就不能没有南书房。”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把潘祖荫也添上。” 
　　于是八月底降旨派惇、恭、醇三王及翁同和、潘祖荫公同阅看对俄交涉的折件，并且指定南书房为看折之处。这道上谕，对潘祖荫是一种安慰，见得帘眷未衰，而对翁同和则是一种鼓舞，当差越发要巴结，进军机的日子不远了。 
　　就在三王两大臣公同看折的那一天起，各宫各殿开始拆遮阳的天篷。拆到长春宫发现一件奇事，屋顶上有好些黑色粉末，另外还有许多一擦即燃的“洋取灯”。内务府的工匠不敢隐瞒，将这些东西取了下来，据实报告监工的司员。 
　　屋顶何来如许引火之物？那黑色粉末又是什么？内务府的司员也不敢擅作处置，将长春宫的大总管李莲英请了来，照样陈诉，同时请示处理办法。 
　　“这是什么玩意？”李莲英大为疑惑，指着黑色粉末说，“先得弄弄清楚。有谁识货？” 
　　“我知道。”有个太监说，“是火药。” 
　　“什么？”李莲英的脸都吓黄了，仓皇四顾，然后沉下脸来叱斥：“你别胡说！” 
　　那名太监还要申辩，便有懂得李莲英用意的人，悄悄拉了他一把，不让他开口。 
　　“你别听他的！”李莲英对内务府的司员说，“什么火药，胡说八道！你告诉你带来的人，不准在外头瞎说，不然，闹出事来，吃不了你兜着走！” 
　　那名司员当然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诺诺连声地答应着，自去告诫工匠，千蝌不可将这话说出去。在宫里，李莲英找了首领太监刘玉祥来，有一番诘问。 
　　“你看看，谁干的好事？简直不要命了！” 
　　刘玉祥也慌了手脚，“李大叔，”他说：“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请你老跟佛爷回…　。” 
　　一句话没说完，李莲英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呸！你简直糊涂到家了。这能跟佛爷回吗？吓着了，你有几个脑袋？” 
　　刘玉祥一听这话，是要瞒着上头，那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吗？所以虽挨了一口唾沫，脸上却绽开了笑容，自己打着自己的头说：“李大叔教训得是！我糊涂。” 
　　“查还是要查！”李莲英不胜忧虑地，“到底这东西是从那儿来的？打算干什么？” 
　　问到这一层，刘玉祥怎么敢说？有火药、有引火之物，当然是要炸房子，炸房子干什么？不是要谋害皇太后吗？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一追究起来，凡有守护、“坐更”之责的太监，一个都脱不得干系。办起罪来，至少也得充军。 
　　越想越害怕，刘玉祥的两条腿瑟瑟发抖，“李大叔，李大叔！”他说，”谢天谢地，发觉得早。我看，查也无用，只有以后好好儿当心。” 
　　“怎么叫‘查也无用’？当然要查，暗地里查！”李莲英说，“还有件事，谁要是在佛爷面前多句嘴，我就着落在他身上问火药来源。” 
　　等刘玉祥一走，李莲英发了半天的愣。事情是压下来了，但千斤重担都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万一让慈禧太后发觉其事，追究责任，说一句：“这样的大事，你何敢瞒着？莫非你要包庇叛逆？” 
　　转念到此，惊出一身冷汗。自己是一片赤忱，怕慈禧病中受惊，大为不宜。只是事情不发作便罢，一发作无可辩解，苦心白费，还是小事，“包庇叛逆”这个罪名，岂是可以开得玩笑的？ 
　　他在想，这件事无论如何得要找个有担当的人说一说，一来讨个眼前的主意，二来为将来安排个见证，自己的一片苦心，才不致于被埋没。 
　　照规矩应该找内务府大臣，但李莲英不甚情愿。在他心目中，内务府大臣算不了什么，有几个还要看自己的脸色，如何甘心倒过来去跟他们讨主意？ 
　　静静想了一会，决定去找领侍卫内大臣。宫中宿卫，本由领侍卫内大臣分地段负责，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原也该让他们去处置。这样想停当了，立即到王公朝房找着该管的伯彦讷谟诂，悄悄地细诉此事。 
　　“有这样子的怪事！”伯彦讷谟诂叹口气：“真是麻烦不打一处来！那洋取灯儿呢？我看看。” 
　　李莲英做事细心，随身带着一包火药、一包洋取灯。火药不容易验出什么来，洋取灯却是一望便知新旧。 
　　“你看这梗子，还挺白的，梗子上的‘红头’，也是好好的。”伯彦讷谟诂说，“搁在那儿，还不过几天的工夫，不然，雨淋日晒，早就不成样子了。” 
　　李莲英答道：“王爷说得是。” 
　　“这事儿，你该去查！决不是外头人干的。”伯彦讷谟诂说，“十之八九是李三顺干的。可恶！他这样子‘栽赃’陷害护军。” 
　　他的意思是指李三顺为了想嫁祸护军，故意“栽赃”，追究起来好办护军门禁不严的罪。李莲英也觉得有此可能，却不得不为太监辩白。 
　　“他们不敢。尤其是李三顺，一个毛孩子，决不敢这么大胆。” 
　　“哼！毛孩子！”伯彦讷谟诂冷笑，“这年头人心大变，什么十恶不赦的人都有。莲英，我可告诉你，我要奏请严办。” 
　　“王爷，”李莲英提醒他说，“这件事闹开来，可不容易收场。” 
　　伯彦讷谟诂沉吟不语，为此掀起大狱，确是不容易收场，因而问道：“你的意思呢？就此压了下来？” 
　　这话在李莲英就不敢应承了，“我原是跟王爷回明了，大主意要王爷拿。”他又说，“西佛爷这几天脾气不好，王爷瞧着办吧！” 
　　伯彦讷谟诂又踌躇了，这几天他也有烦恼，怕惹慈禧太后格外生气，不能不好好想一想。 
　　伯王的烦恼是，无端惹出一场命案，在神机营闹成很大的纠纷。以蒙古亲王之尊，就算杀一无辜，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为其中牵涉到醇王，事情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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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从光绪入承大统，醇王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未便再担任任何差使，所兼各职，分别另简王公接替。醇王所有的职司中，最重要的是“管理神机营事务”，派由伯彦讷谟诂继任。但当时的上谕中拖上一个尾巴：“醇亲王办理多年，经武整军，着有成效，仍将应办事宜，随时会商”所以醇王与神机营的关系不断，伯王大受到牵制。两王本是儿女亲家，醇王的长女由慈禧太后指婚给伯王的长子那尔苏，而两亲家竟因公事伤害了私谊，有些面和心不和的模样。 
　　神机营的官兵，乐于亲近醇王，也是由于伯王治军较严的缘故。视事的第一天，他就表示：“我奉旨当这个差使，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年祖宗入关，神机营的士兵，能够站在马上放箭。如今，你们看是什么样子？倘或再不整顿，更不知道会怎么样的糟！” 
　　“王爷，”有人劝他：“不必多事吧！这是再不能整顿的了。” 
　　伯王不信，锐意改革，无奈积习太深，那些不长进的官兵，又以醇王为护符，所以办事越来越棘手。日久疲顽，伯王的那番雄心壮志，也早就抛入汪洋大海了。不过他的禀性峻急，遇到看不顺眼的情形，依旧会雷厉风行地严办。 
　　这年南苑秋操，发觉火器营少了一门炮。深入追究，才发觉是一伙士兵，居然将火炮锤碎，当废铁卖了给铁匠店。如此荒唐之事，自然为伯王所不能容忍，下令首犯治罪，从犯开革。 
　　从犯中有个骁骑校名叫富哈，他的母亲是醇王府洗衣房的嬷嬷，颇得七福晋的信任，富哈因有所恃，平时在营里就常干不法的勾当。开革以后，便端出醇王府的招牌，请人向伯王要求收回成命，或者另外补上一个名字。伯王严词拒绝，毫无情商的余地。 
　　于是富哈乘伯王阅操的时候去求见，侍卫见他神色不善，抓住了先搜身，果然搜出一把极锋利的小刀。其意何居，大成疑问，严刑审讯之下，支吾其词，看起来是有行刺的意思。 
　　神机营的士兵行刺长官，说出去骇人听闻，所以伯王上奏，只说“富哈挟刃寻死，请即正法，抑交刑部，请旨办理”同时，由军机大臣面奏真相，建议按军法从事，而且不必明发上谕。慈禧太后当然照准，富哈在当天就被处死了。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伯王府开出大门来，发现台阶上躺着两个妇人，年纪大的那个，已经气绝，年纪轻的那个，奄奄一息，找了兵马司的官员来，灌救无效，延到天亮也一命呜呼了。 
　　这一老一少两个妇人，便是富哈的一母一妻。服毒自尽在伯王府的门前，自是怨无所泄，走上这样至愚的绝路。如果“仇家”是平民百姓，这一下便可以害得对方家破人亡，无奈是王公府第，除了为伯王带来不痛快以外，不会惹上什么官司，两条人命，算是白白葬送。 
　　富哈家里还有人，他的婶母也在醇王府服役，便请见七福晋，跪地器诉。七福晋遇到这种麻烦，不知如何应付，只有告诉丈夫。 
　　醇王当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早有神机营常奔走醇王府的人，来加枝添叶地细诉经过，说伯王御下如何严刻。神机营不同其他营伍，本就不服蒙古亲王来管辖，如今忍无可忍，唯有请醇王作主。 
　　所谓“作主”，意思是仍旧请醇王来管。从中俄交涉开始，边防紧急，言官就不断建言，说应该联络蒙古，巩固边陲，醇王认为“这都不过是给伯彦讷谟诂开路”，每逢两宫太后提到，总是极力反对。但神机营是自己一手所培植，兵权落到他人手里，老觉得于心不甘。早年为要避嫌疑，不便过问朝政，自然也不便去抓神机营的权，最近奉旨参与大计，倘或对俄交涉决裂，拱卫京师的重任，舍我其谁？这样，就得先把神机营拿回来，才有凭借。因此，决定借这个机会，攻掉他的亲家伯彦讷谟诂。 
　　由此大处去看，富哈母妻之死，便有一篇文章好做。只是不论怎么样，谈不到替她婆媳俩“报仇”，除却交代帐房，好好替她们办后事，同时多赏几两银子，作为富哈家孤儿的教养之资以外，不能向伯王有所理论。 
　　伯王也知道，他的儿女亲家对他不满，而且也听到神机营有请醇王复起的打算，只是暗中较劲的事，不便公然谈论，所以烦恼在心里。现在又遇见李莲英来诉说这么一件荒谬怪案，越觉揪心。 
　　“你说得也对，‘西佛爷这几天脾气不好’，病中也不宜受惊”他改变了原先激动的态度，“咱们分开来办，内里归你维持，好好儿查一查，外头归我。说实话，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办，得跟六爷商量一下。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时商议。” 
　　李莲英就怕案子闹大，不可收场，但一手硬压，却又担不起责任，现在听伯王有“随时商议”的话，便不会贸然出奏，颇为满意，因而连声答道：“是，是！我遵王爷的吩咐，上紧去查，王爷有什么话，务必请赏个信。为来为去为西佛爷圣体不安，不能再让上头烦心。” 
　　话是不错，不过伯王也怕御史纠弹，不敢马虎，当时便到军机去跟恭王讨主意。 
　　恭王也正有烦恼，烦恼是由他的长子载澂替他带来的。 
　　这烦恼已非一日，从穆宗宾天以后，谁要提起“澂贝子”，恭王便会冒火。他不愿见这个不肖之子，而载澂也正好躲着他父亲，同时反因为恭王的见弃，更加胡作非为，成了京城里的第一号恶少。 
　　因此，茶坊酒肆、戏园妓馆，提起“澂贝勒”，无人不知。澂贝勒有好些外室，也生下好些子女，便有人几次劝恭王，说都是天潢贵胄，也是他的亲骨血，劝他收归府邸。恭王执意不允，只说：“让他们姓觉罗禅好了。”宗室与人私生的子女，不归入内务府的册籍，也不能姓觉罗，别起一姓，叫做觉罗禅，又叫做觉罗察。 
　　在载澂的外室中，最得宠的是“奎大奶奶”，她原有丈夫，是个“不入八分”的镇国公，名叫兆奎。兆奎暗懦无能，凡事都由奎大奶奶出头料理，因而养成喜欢赶热闹的性情，尤其喜欢赶庙会，逢三土地庙、逢四花儿市、逢五逢六白塔寺、逢七逢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一定可以看见花枝招展的奎大奶奶，左手捏一块鲜艳非凡的手绢，右手扶在丫头的肩上，踩着花盆底，风摆杨柳似的，到处跟人打招呼。 
　　这年六月初一，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地方的碧霞元君庙，一年一度的庙市。京城里碧霞元君庙最多，俗称娘娘庙。娘娘庙进香，称为“朝顶”，按方位不同，分为南顶、北顶、东顶、西顶，而草桥这一处，则称为中顶，花木最盛。其中有一家茶社，招牌“小有余芳”，本是人家的园林，逢春开市，十分幽雅，是达官贵人初夏逛中顶必到之地。 
　　这天的奎大奶奶，娘娘庙烧过香，便来“小有余芳”闲坐，临轩当风，解开旗袍领子上的衣纽，正拿着手绢，在轻轻擦汗，只见走进来一班一式蓝布大褂、白细布褂裤、薄底快靴的俊仆，有的抱着细席、有的拿着茶具、有的捧着衣包、有的提着食盒，昂然直入。最后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少年，梳一根油松大辩，面白如玉，星目炯炯，生就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越显得神采飞扬。只是看到身上，奎大奶奶不由得皱眉惊异，那少年穿的是一件黑绸长衫，从上到下，绣满了彩蝶，何止上百？ 
　　“谁呀！”她在心里思量，“看样子必是公子哥儿，怎么打扮得这么‘匪气’？” 
　　那“匪气”的贵公子，惹得满座侧目，他却毫不在乎，在居中一张大桌子旁边坐定，那双色眼肆无忌惮地扫视着年轻妇女，却是一瞥即过，直到发觉奎大奶奶才盯住了不放。 
　　奎大奶奶被他看得心头乱跳，见他的视线仿佛是在自己脖子上，这才意会到还敞着领口，露出雪白一段颈项，倒象是有意卖弄风流似的。这样自念着，不由得脸一红，赶紧回过脸去，将领子的衣纽系上。 
　　“大奶奶！” 
　　奎大奶奶回头一看，正是那少年带来的一名跟班，笑嘻嘻地在哈腰为礼。 
　　“大奶奶！我家大爷有请！” 
　　奎大奶奶既惊且怒，“谁认识你家大爷？”接着加上一声冷笑，依旧把脸扭了过去。 
　　“大奶奶，你是最体恤下人的，务必赏我一个脸儿！”那俊仆依旧含着笑，哈着腰，“我要请不动大奶奶，我家大爷一定说我不会办事，轻则骂、重则打，碰得不巧，还会撵我出府。一家八张嘴，怎么得了？大奶奶，你就行行好，点个头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可也有些得意有些窘。只是说到头来，众目睽睽之下，不能不顾面子，便虎着脸呵斥：“你倒是仗谁家的势？大青白日的，就敢这么跟人罗唣？” 
　　“是，是！大奶奶别动气。”那人倒退两步，连躬身，“大奶奶真不肯赏面子，不敢勉强。府上在那儿？赏个地址，改日到府上跟大奶奶磕头赔罪。” 
　　奎大奶奶扬着脸不理，一双凤眼却斜斜地瞟了过去，见那衣服匪气的大爷，似笑非笑地，也是一双眼尽自盯着这面，看样子是女人面上知情识趣，肯做低服小的人。这样想着，无端地脸上一阵发热，本来太紧了一点的领口，越觉卡得难受。一伸手要去解衣纽，意会到大庭广众之间，不宜如此，便把刚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一不小心，却又打翻了茶碗，更觉不好意思，自己跟自己发恨：是怎么了？丧魂落魄的！ 
　　这样在心里自语着，赌气要回家，回头想招呼跑堂的算账，只见那一主数仆正离座而去，倒有些没来由的怅然若失之感。 
　　“小云啊！”她懒洋洋地说，“看车夫在那儿，咱们回家。” 
　　“大奶奶，”小云有些不愿，“不说要看‘跑飞车’吗？” 
　　“今儿不看了。也不准定有。” 
　　“有！”小云斩钉截铁地说：“一定有！” 
　　“咦！我不知道，你倒知道？” 
　　“刚才有人进来跟那面那位大爷说，说是车子预备好了，请那位大爷下场玩儿。不就是跑飞车吗？” 
　　这一说说得奎大奶奶改了主意，安坐着不动。只是那位大爷倒是什么人？若是大买卖人家的子弟，不敢这么跋扈，王公大臣家的少爷，又何致于有那么一身打扮？莫非是那个戏班子里的名脚？如果是，必是唱武生，或是唱刀马旦的，不然不敢下场跑飞车。 
　　越想越多，越想越纳闷，也越想越有趣，奎大奶奶便招招手将跑堂的喊了过来。 
　　“刚才，那面穿一身好匪气的衣服的，倒是谁啊？” 
　　“他！大奶奶，你是说穿一件百蝶绣花大褂儿的那位大爷吗？” 
　　“是啊！” 
　　“大奶奶，你恐怕不大出门，连这位大爷都不知道？”跑堂的说，“他就是澂贝勒，澂大爷。” 
　　“澂贝勒！”奎大奶奶没有见过听说过，“你是说六王爷府里的澂贝勒？怪道，谁有那么飞扬浮躁的样儿！” 
　　一句话未完，只听有人说：“来了，来了！”接着便听车走雷声，尘头大起。 
　　奎大奶奶带着小云，也在隔着竹篱笆向东凝望，滚滚黄尘中，骏马拉着轻车，飞驰而来，长鞭“刷啦，刷啦”，没命地打在马股上，马也是没命地往前奔，行人纷纷走避，那一片急迫惊险的景象，着实惊心动魄。 
　　七八辆飞车，转眼将到面前，小云眼尖，指着第一辆车说道：“不就是那位大爷吗？” 
　　果然是澂贝勒，御一匹神骏非凡的黑马，配着他那身黑衣服，格外显眼，那辆轻车也漆成黑色，但车檐悬的是深红丝线的流苏。前后左右镶十三方玻璃，奎大奶奶知道，这就是这种车子名叫“十三太保”的由来。 
　　当然，车也好，马也好，总不及对人来得注目。跑飞车不只讲究快，更得讲究稳，坐在车辕上的澂贝勒，手执缰辔，控制自如，腰板挺得笔直，上身不动，辫梢不摇，那模样真是“帅”极了。 
　　虽是那样风驰电掣，澂贝勒依然保持从容闲逸的神态，左顾右盼之间发现了奎大奶奶，立刻抛过来一个甜甜的笑容，微微颔首，作为招呼。 
　　于是，好些看热闹的人，转脸来看奎大奶奶，使得她又窘又得意，心里是说不出的那种无可捉摸的好过的滋味。 
　　车过了，人也散了，她却恋恋不舍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留在“小有余芳”？ 
　　“大奶奶该回家了吧！” 
　　“嗯。”奎大奶奶懒洋洋地站起身来，付了茶钱，扶着小云的肩走了出去。 
　　一出门，迎面就看见澂贝勒那名俊仆，抢上来请个安说：“大奶奶，我家大爷关照，送大奶奶回府，车在这儿侍候着。” 
　　手指处，只见一辆极华丽的后档车，停在柳荫下，车夫掀起了车围，在等着她上车。奎大奶奶遇见这样突兀的事，一时竟不知如何应付了。 
　　“大奶奶府上，不是在东直门大街金太监胡同吗？” 
　　“咦！”奎大奶奶不由得问：“你怎么知道？” 
　　“府上也是大宅门，怎么会不知道。请上车吧！” 
　　有此一番对答，奎大奶奶撤去了心中的藩篱，带着小云上车。车走如飞，一进了城，七弯八绕，让她迷失了方向，等下车一看，却不是自己家里。 
　　“这是什么地方？” 
　　“大奶奶，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这些地方错不得一步，奎大奶奶如果执意不肯往里走，自然无事，这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澂贝勒人物俊俏，起居豪奢，奎大奶奶居然就安之若素了。 
　　那镇国公兆奎，丢了老婆，自然着急，向步军统领衙门和大兴、宛平两县报案寻查，久无消息，直到三个月后，查封一家戏园，方始发现。 
　　是康熙十年定下的禁例，“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但日久顽生，开了抓、抓了开，隔多少年便要这样来一回。那一次也是巡城御史指挥兵马司官员和差役，封禁东城一家戏园，有个兵马司副指挥认识奎大奶奶，发觉她也在座听戏。 
　　再一细看，憬然而悟，悚然而惊，知道兆奎的老婆是丢定了，因为当奎大奶奶起身走避时，有四个壮汉前后夹护，那兵马司副指挥也认得他们，是恭王府的护卫。常随澂贝勒一起出入的。 
　　不论如何，形迹总是败露了。不过兵马司虽归巡城御史管辖，却不敢将此事贸然呈报，怕巡城御史参上一本，事情闹大，跟澂贝勒结了怨，不是件当耍的事。 
　　公事只能私办，兵马司正副指挥登门拜访，还见不着澂贝勒，由管事的接谈，宛转诉明来意，希望私下说和，让镇国公兆奎自己来销了案，免得悬案不决，彼此不便。 
　　和是可以，为了让兆奎另娶一房妻子，拿几百两银子出来，不算回事，就怕这一来授人以柄，一状告到宗人府，是骙王在当宗令，必定会有严峻的处置。载澂什么人都不怕，就是畏惧他这位五伯父，所以听得管事的报告，面有忧色。 
　　“唉！”他叹口气，埋怨奎大奶奶，“我早就说过，你少出去，果然就惹了祸了！” 
　　“哼！”奎大奶奶气鼓鼓地说，“三个月的工夫，就去了一趟前门，赶了两趟庙会，连今天算上，包里归堆才四回，还算多吗？什么‘惹了祸了’，这象你澂大爷说的话吗？” 
　　“你不懂，只要跟宗人府沾不上边，我就不怕，你不知道我们那位五大爷的撅脾气！嗐，够瞧的。”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依我说，”澂贝勒想了想答道：“先回去住两天，把你那口子敷衍好了，随后再想办法。” 
　　“哼！你倒说得好，”奎大奶奶脸色突然变得严重了，“你想就此把我扔掉，可没有那么容易！别人怕你澂贝勒，我可不在乎，要不信你就走着瞧！” 
　　“你想到那儿去了？犯得上说这话吗？” 
　　她也知道澂贝勒少不得她，想想事已如此，真也得有个了局。不然，老躲着不能出门，成了个黑人，决非善策。 
　　这样想着，便毅然决然地说道：“你能不能想办法，给兆奎弄个差使？” 
　　“这倒可以。弄个什么差使？” 
　　“总得副都统什么的。” 
　　“好办！”澂贝勒会意了，“就这么着，我给他弄个驻防的副都统，调虎离山。” 
　　“你又瞎说八道了，”奎大奶奶恃宠，说话口毫无忌惮，“那有宗室公爵放出去的？这也不去管它了。你再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自己去料理。” 
　　带着一千两银票以及澂贝勒的诺言，奎大奶奶带着小云，当天就回了东直门大街金太监胡同，兆奎家的人，无不惊奇，争相问询，何以忽然失踪？奎大奶奶只答一句：“意想不到的事。”再也不肯多说。大家再问小云，小云受了告诫，尽自摇头不答。 
　　那奎大奶奶却是声色不动，仿佛回娘家住了一阵子回来似的，找了管家来问家务，那处的房租缴了没有，那处庄子上的收成如何，又嗔怪到了九月还不拆天篷，家里杂乱无章。一顿排揎完了，再问家下使用人等，谁的媳妇坐月子了没有，谁的老人身子可好？依旧是平日恩威并用，精明强干，让全家上下心悦诚服的当家人派头。 
　　形容憔悴的兆奎，不知她是怎么回事，也插不进嘴去问话，好不容易等她发落完毕，屋里只剩下一个小云，他才问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说到中顶娘娘庙烧香，一去就没了影儿。家里闹得天覆地翻，四处八方找，竟连半点消息都没有，从没有听说过的怪事，偏教我遇上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都是为了你，连通个消息都不能够。你急，我比你更急。”说着，使个眼色，让小云避了出去。 
　　“怎么呢？”兆奎更加纳闷，“我真闹糊涂了，你是陷在什么地方，这么严紧，连通消息都不能。今天可怎么又回来了呢？你说，那是什么地方，京城里有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方，那还得了！” 
　　兆奎的忧急气愤，憋了三个月之久，这时开始激动，奎大奶奶不等他大发作，赶紧拦着他说：“你先别急！事情也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那能是好事吗？” 
　　“那就看你自己了。”奎大奶奶说，“你得沉住气。反正我人已经回来了，什么话都好说。” 
　　这句话很容易动听，兆奎不由得就伸手要拉住她。什么都是假的，一朵花似的老婆，重入怀抱，可是最实惠的事。然而奎大奶奶已经变心了，连碰都不让他碰，手一缩，身子一闪，微微呵斥：“别闹！” 
　　兆奎怕老婆，不明她的用心，只当厌烦他动手动脚，便乖乖地也缩住了手。 
　　奎大奶奶却又不即言语，向窗外望了望，看清了没有听差老妈子在偷听，然后才说：“是祸是福都在你自己。你是想弄个好差使当，还是愿意住宗人府的空房子？” 
　　兆奎一听吓一大跳。宗室觉罗犯罪，由宗人府审问，判处徒刑则圈禁在宗人府空屋，判处充军则是锁禁在宗人府空屋，而且都要打一顿屁股。兆奎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案子犯了？” 
　　“多了！只说两件，一件私和人命，一件霸占民田。都让人抓住了把柄，苦主都预备在那里了！” 
　　兆奎心乱如麻，好半晌才能心神稍定，从头细思，觉得不可解之处甚多。这两件案子，如果要发作，自是有人告了状，或是都察院、或是步军统领衙门，或是大兴、宛平两县，不管告到那个衙门，必定行文宗人府追究，那就一定要通知本人到案，何以自己竟一无所知？她的所谓“让人抓住了把柄”，这个“人”又是谁呢？ 
　　“你要问这个人？你惹不起他，我也惹不起他。为了你，苦了我！”说着，奎大奶奶很快地用手绢去擦眼，好象是在拭泪，其实是使劲揉红了眼圈，装作哭了的样子。 
　　兆奎反倒有些疼她了，同时也急于想知其人，便带着着急的神态说：“你说呀！是谁？” 
　　“澂贝勒。” 
　　“是他呀！”兆奎倒抽一口冷气。 
　　“不是他还有谁？谁还有那么大胆，把我扣在那儿，日夜派人看守，三个月不放回家？” 
　　三个月！兆奎在心里叨念着，心里说不出的那种吞下了一粒老鼠屎似地不好受的滋味。这三个月，难道还能清白无事？一面想，一面去看她的妻子的肚腹。奎大奶奶爱俏，旗袍一向裁剪得很称身，此时看上去仿佛中间微微鼓着，大概已有小贝勒在肚子里了。 
　　一时意乱如麻，焦躁不安。奎大奶奶看他不接话，当然也无法再往下说，坐下来，背着身子又去揉眼睛。 
　　“那么，”兆奎终于问出一句话来，“可又怎么放你出来的呢？” 
　　“我天天跟他闹，要回家。昨天闹得凶了，他才说：大家都是爱面子的人，别惹得我撕破脸，可就不好收场了。兆奎干的事，我跟你说过，三河县姓马的老头儿，长辛店姓黄的寡妇，我都派人找了来了。你回去教兆奎心里放明白些，这还不是革爵的事。 
　　这是奎大奶奶编出来的一套话，澂贝勒那知道兆奎强买了马家的一块田，又在长辛店私和过黄家的命案？只觉得这两件案子，若有澂贝勒出头，自己必走下风，所以听她这一说，脸色大变。 
　　奎大奶奶本就摸准了她丈夫的性情，这番话是对症下药，偷觑一眼，见已生效，便接着将编好的下半段话说了出来。 
　　未说之前，先叹口气，将眼皮垂着，是无可奈何的神情：“唉！叫人拿住了短处，有什么办法？早知有今日，当初我也不帮着你做那些事了。祸是我惹的，只好我认。我说：霸占民地、私和命案都是我干的，跟兆奎无干，你要治，治我好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也不治你，我买一幢房子，让你住着，仍旧做你的奎大奶奶。反正兆奎也不会要你了！我送他一千银子，买个妾，再替他弄个驻防的副都统，或是荆州、或是杭州、或是福州，带着新姨奶奶，高高兴兴去上他的任。这样子，两全其美，不伤面子，不挺好的吗？” 
　　好倒是好，就是“不伤面子”这四个字，只怕做不到。但如果一口拒绝，还是伤了面子，人家都已看准了自己不会再要失节的妻子，而自己居然肯重收覆水，这张脸怎么见人？说来说去，势力不敌，又有短处在人家手里，只好随人摆布。想一想只好认了。 
　　“好吧！”他一跺脚说，“眼不见为净。我就躲开你们，你跟他去说，我要广州。” 
　　奎大奶奶一看事情已妥，再无留恋，将银票塞到兆奎手里，低声说道：“我趁早跟他去说。” 
　　接着便回自己卧房，除了一个首饰箱，什么都不带，旋即扶着小云，袅袅出门。兆奎在窗子里望着，自己都分辨不出是何感觉？ 
　　虽是夫妇密语，总归隔墙有耳，兆奎家的“奇闻”，很快地传播在亲友之间，有的骂，有的笑，有的觉得兆奎可怜，也有的认为奎大奶奶嫁了兆奎是委屈，难怪有这样的结果。见仁见智，议论纷纭，却无非背后论人是非，在兆奎面前都有忌讳。以前还有人向他表示关切：“奎大奶奶总有个下落啊！” 
　　如今则连这句话都不提了。 
　　唯一的例外是兆奎的胞弟兆润。弟兄俩一母所生，性情却有天渊之别，兆奎庸懦怕事，兆润却得着风，便是雨，最喜生事。他在宗室中一向被认为是没出息的无赖，却仗着是“三等镇国将军”的“黄带子”，设局诈骗，包庇娼赌，无所不为，听说有此奇闻怪事，岂肯默然无语？ 
　　兆奎一见他这个弟弟，头就疼了。一来决无好事，有钱借钱，不借就自己动手，小件的摆饰，总要捞一两样走，所以兆奎家的听差老妈，听说“二爷”来了，都是寸步不离地伺候着。 
　　“今儿个你们不用掇着我，二爷我今儿富裕得很！”兆润掏出一把票子，往桌上一摔，“你们把大爷给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讲几句你们不能听的正经话。” 
　　“是！二爷。” 
　　听差知趣，进去通知了兆奎，然后都退了出去，却都躲在窗外墙角，倒要听听这位二爷说的什么正经话？ 
　　“大哥，”兆润问道：“听说大嫂回来了？” 
　　“唉！”兆奎乱摇着手，“别提了。你算是体恤我吧！别问这档子事。” 
　　“我怎么能不问？咱们家能让人这么欺侮？你不在乎，我的脸往那儿搁？算辈份，载澂是侄子，霸占婶娘，出在大清律例那一条？你袭了爵，就得保家声。得有句话…　。” 
　　“老二，老二！”兆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别嚷嚷，行不行？” 
　　“你也太弱了，大哥！连说都说不得一声？” 
　　“不是说不得。这件事，实在是…　，”兆奎压低了声音很吃力地说：“实在是叫没有辙！君子不吃眼前亏，慢慢来想办法。”“何用慢慢儿想？办法多的是，文的，武的全有。走！” 
　　兆润一把拉着他的手臂往外拖。 
　　“走？到那儿去？你别胡闹。” 
　　“上宗人府。” 
　　一句话未说完，兆奎已挣脱了手臂，赶紧退后几步，与兆润隔着桌子，并且作了个防他来抓的戒备姿态。 
　　“老二，没有用！这是什么世界？势力敌不过人家，只有认了。再说，那么贱的女人，你也不用再叫她大嫂了。”说着，兆奎摇摇头，将脸转了过去，不胜痛心疾首地。 
　　“大哥，”兆润脸色很难看了，“你是怎么回事？你到底为什么？总有个缘故吧！你说说。不说清楚了，我可要照我的办法。” 
　　“这，”兆奎惊惶而茫然地问：“你是什么办法？” 
　　“喏！这个。”兆润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明晃晃七八寸长、系着红绸子的攘子，往桌上一抛。 
　　兆奎大惊失色，“老二，”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可千万动不得！” 
　　“谁说动不得？看我唱一出《狮子楼》你瞧瞧。” 
　　兆奎又急又气，兆润自拟于武松，而拿他比做武大郎，真正不成话！但平时就见了他兄弟怕，此时自觉理短情虚，更不知如何应付，急得只是搓手。 
　　于是他家得力的管家老仆郝顺不能不露面了，“二爷！”他躬身说道，“开饭了！有话，喝着酒跟大爷慢慢聊吧！” 
　　这是缓兵之计。兆润也知道，每次需索不遂，连奎大奶奶都驾驭不住，快要翻脸时，总是郝顺出面转圈，有了他，话就好说了。 
　　“好吧！”兆润将攮子插回靴中，一收剑拔弩张的神态，仿佛无可无不可地说，“先吃饭再说。” 
　　这时未到开饭的时候，郝顺关照厨子，胡乱弄了几个冷碟，烫上一壶酒，却只设一副杯筷，兆润自然要发话了。 
　　“大爷呢？” 
　　“大爷头疼，不能陪你。”郝顺陪笑说道：“二爷有话，吩咐我也是一样。” 
　　兆润沉吟不答，尽自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因为这天他的所欲不小，说话便须格外慎重。 
　　“二爷，”郝顺劝道，“大爷遭了这挡子窝囊事，真正是叫‘哑巴梦见亲娘，说不出的苦。’二爷总是体谅他才好。” 
　　“哼，”兆润愤愤地摔着酒杯，“就为了大爷窝囊，才有这样窝囊的事。不用他出头，我替他去挺，该杀该剐都有我，他还怕什么？一个劲拦着，我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那也无非大爷胆小。如果他能看着二爷闯出大祸来不管，那叫什么同胞手足？” 
　　“同胞手足？”兆润撇撇嘴，“他那里当我同胞手足？外面说的话，可难听了。” 
　　“外面怎么说？”郝顺很谨慎地问。 
　　“怎么说，你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告诉你听吧！”兆润眼望着郝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说他卖老婆！” 
　　“啊！”郝顺作出讶异万分的神色，“这是打那儿说起？” 
　　“你不信是不是？”兆润有意诈他一诈，“说的人有凭有据，大奶奶带回来三千两一张银票，大栅栏恒泰钱庄的票子。” 
　　兆润知道是一千两，故意加了两千，是指望着套出郝顺一句话来：“没有那么多。”这就好紧追着往下问了。谁知郝顺心机深沉，不上他的当，只摇着头说：“没影儿的事！” 
　　“没影儿的事？照这么说，大奶奶就白白让人霸占了？”兆润接着又问：“她忽然回家，可又为了什么？” 
　　“这，”郝顺陪笑道，“我们当下人的，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话罗！好些事你不知道，非得跟大爷自己谈不可。好了，反正我的主意拿定了，门风要紧，我不能看着不管。” 
　　说着，站起身来要走，郝顺自然不能放他走，好说歹说地将他留了下来，自己进上房去跟兆奎讨主意。 
　　“我那有什么主意？”兆奎哭丧着脸说，“我一见他，脑袋就跟笆斗那么大。” 
　　郝顺是他的心腹，无事不参与，也无话不可说，但不论如何，办事须奉主人之名以行，所以这时便先替兆奎拿宗旨。 
　　“这件事，大爷得抱定宗旨，无论如何松不得口，一则名声不好听，再则，二爷的口气不小。不过也得给他一个指望，一等放了缺，上任的时节，给他撂下几百银子倒可以。大爷，你说是不？” 
　　“对！你就想法子，跟他这么去说。” 
　　这话实在也很难说。郝顺在想，“二爷”大概只知银票其一，还不知有放缺其二，一说反倒泄底。有这么大的好处，他更是不依不饶了。 
　　想了又想，只有这样措词：“二爷，你先请沉住气。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完，不过做事总要稳得住，对头太不好惹，一步错不得。反正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工夫，一定能让二爷好好儿消气。” 
　　照郝顺的想法，有澂贝勒那么硬的靠山，说放个副都统，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有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见了上谕，一切便都好办。因而这样许下兆润。 
　　兆润不知其中有此曲折，只是一向信任郝顺，既然他说能让自己“好好儿消气”，顾念以后还少不得有托他的事，便卖个交情给他。 
　　“好吧，冲你，我就等个十天半个月。” 
　　半个月过去，音信毫无。奎大奶奶倒是把话带到了，载澂却办不通。这件事他只有去求宝鋆，为了志在必成，他特意说是“已经答应了人家了！” 
　　“我的大爷，你真是少不更事！驻防的副都统，又是广州，能说换就换吗？”宝鋆大摇其头：“兆奎是出了名的无用。这话，我怎么跟你阿玛去说？” 
　　“我不管！”载澂撒赖似地说：“你去想办法。” 
　　“办法倒有，我把你的事儿，和盘托出，你肯挨顿揍，兆奎的副都统就当上了。” 
　　这叫什么办法？载澂自然不肯，宝鋆被磨不过，答应试一试，但那一天能成功却不知道。 
　　“只好等吧！”奎大奶奶听说了经过，也只好这样万般无奈地表示。 
　　又等了半个月，这天奎大奶奶正打算带着小云上前门外去听戏，只见院子里闪进来一个人，高声喊道：“大嫂！”接着便请了个双安。 
　　“啊！”奎大奶奶倒有些忸怩了，“二弟，是你！” 
　　“是的。”兆润神色自若地说，“特地来给大嫂请安。” 
　　“不敢当，不敢当！”奎大奶奶不能不以礼相待，“请屋里坐。小云，拿茶，拿烟。” 
　　于是兆润从从容容地进入堂屋，坐下来先打量四周，古董字画，窗帘椅披，色色精致，便赞一声：“真是好地方！” 
　　奎大奶奶矜持地微笑着，心里在打主意，如何早早将这位不速之客送走。 
　　兆润的话却还未完，接着又说了：“怪不得大嫂不想回家了。” 
　　这句话不中听，奎大奶奶只能装作不听见，心里却更觉得他是早走早好，因而开门见山地问：“二弟，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只是老没有见大嫂，怪惦念的，特为来看创。” 
　　“多谢你惦着。”她又追一句：“二弟要是有事，请说吧！ 
　　自己人不用客气。” 
　　最后这句话是假以词色的表示，兆润就不必惺惺作态了，苦着脸说：“还不就是那一个字吗？” 
　　“那个字？” 
　　“穷！”兆润又说：“弟媳妇又病了，小三出疹子，小四掉在门前沟里，差点儿淹死。唉，倒霉事儿不打一处来。” 
　　“噢！”奎大奶奶慢吞吞地说，“我手里也不富裕。不过，二弟老远的来，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说着，便将手里的手巾包解了开来，里面有两张银票，一张十两，一张五两，本想拿五两的给他，不道兆润先就说在前面。 
　　“多谢大嫂，不用全给，只给我十两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心里在说：倒真以为自己挺不错的，全给！然而那张五两头却拿不出手了。 
　　由此开端，隔不了三五天，兆润便得来一趟，他也真肯破工夫守伺，总是等载澂不在家的时候来。护卫因为未奉主人之命，也没有听奎大奶奶说什么，不便拦他，所以他每次都能找着“大嫂”，伸出手来，也总有着落，不过钱数越来越少，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渐渐地，奎大奶奶不能忍耐了，终于有一天发作，“你倒是有完没有完！我是欠你的，还是该你的？”她厉声质问。 
　　“就是大嫂说的，自己人嘛！”兆润涎着脸说，“大嫂，你那儿不花个几两银子？就算行好吧！” 
　　“好了！这是最后一回！”奎大奶奶将一张二两的银票摔在地上。 
　　兆润还是捡了走，而且过不了三天还是上门。这一次护卫不放他进去了。 
　　“找谁？” 
　　“咦！”兆润装出诧异的神色，“怎么，不认识我了？老马！” 
　　“谁认识你？得，得，你趁早请。” 
　　兆润一时面子上下不来，既不能低声下气跟他们说好话，便只有硬往里闯。这一下自然大起冲突，好几个人围了上来拦截，其中一个出手快，叉住兆润的脖子往外一送，只见他踉貂跄跄往后倒退，却仍立脚不住，仰面躺了下来。 
　　如果他肯忍气吞声，起身一走，自然无事，但以兆润的性情，不肯吃这个亏，存着撒赖的打算，希望惊动奎大奶奶，好乞怜讹诈，便站起来跳脚嚷道：“你们仗势欺人。我跟你们拚了！” 
　　这一声喊，惹恼了载澂的那些护卫。在王府当差的，最忌“仗势欺人”这句话，所以这一下是犯了众怒。领头的是个六品蓝翎侍卫，名叫札哈什，曾在善扑营当差多年，擅长教门的弹腿和查拳，这时出腿一弹，将个正在揎拳掳臂的兆润，扫出一丈开外，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这一次兆润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了，“打死人罗！救命啊！” 
　　极声高喊。 
　　“这小子作死！”札哈什咬着牙说：“把他弄进去。” 
　　于是上来三四个人，掩住他的嘴，将他拖了进去，在马号里拿他狠揍了一顿。揍完了问他：“服不服？” 
　　怎么能服？自然不服，但不服只在心里，口头上可再不敢逞强了，“服了！服了！”他说：“你们放我回去吧！” 
　　“当然放你。谁还留你住下？”札哈什说，“可有一件，你以后还来不来？” 
　　“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好。我谅你也不敢再来了。你走吧！” 
　　开了马号门，将兆润撵了出来。他只觉浑身骨节，无一处不酸痛，于是一瘸一拐地先去找个相熟的伤科王大夫。 
　　“二爷，你这伤怎么来的？是吃了行家的亏，皮肉不破，内伤很重，可得小心！” 
　　“死不了！”兆润狞笑着，“你先替我治伤，再替我开伤单。 
　　这场官司打定了。” 
　　王大夫替他贴了好几张膏药，又开了内服的方子，然后为他开伤单，依照兆润的意思，当然说得格外重些。 
　　回到家却不肯休息，买了“盒子菜”，烙了饼，把他一帮好朋友请了来，不说跟奎大奶奶索诈，只说无端受那班护卫的欺侮。向大家问计，如何报仇雪恨？ 
　　“澂贝勒还不算不讲理的人，应该跟他说一说，他总有句话。”有人这样献议。 
　　“他能有什么话？还不是护着他那班狗腿子！我非得双那班狗腿子吃点苦头，不能解恨。”兆润问道：“咱们满洲的那班都老爷，也该替我说说话吧？” 
　　“来头太大。谁敢碰？” 
　　“润二哥，”兆润的一个拜把兄弟说，“你如果真想出气，得找一个人，准管用。” 
　　“谁呀？” 
　　“五爷。”这是指惇王。 
　　“对！”兆润拍桌起身，顿时便有扬眉吐气的样子，“这就找对了。” 
　　如果是想在载澂身上出一口气，只有请惇王来出头。当然，能不能直接跟他说得上话，或者他会不会一时懒得管此闲事，都还成疑问。但要顾虑的，却还不在此。 
　　“老二，”兆润的一个远房堂兄叫兆启的说，“你别一个劲的顾前不顾后，第一，得罪了六爷，犯不上，再说句老实话，你也得罪不起。第二，这件事到底是家丑，不宜外扬。” 
　　前半段话，兆润倒还听得进去，听得后半段，兆润便又动了肝火，“照你这么说，我就一忍了事？”他又发他大哥的牢骚，“我们那位奎大爷，才知道什么叫家丑！如果我要替他出头理论，他能挺起腰来，做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儿，我又何至于吃那么大的亏？” 
　　在旁人看，家丑不家丑的话，实在不值得一提，因为家丑能够瞒得住，才谈得到不宜外扬，如今“澂贝勒霸占了兆奎的老婆”这句话，到处都能听得到，已经外扬了，却默尔以息，反倒更令人诽薄。要顾虑的是不宜得罪恭王，诚如兆启所说的，兆润也得罪不起。 
　　“三个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六爷挺讲理的，也并不护短，澂贝勒的事，他是不知道，知道了不能不管。照我看，最好先跟他申诉，他如果护短不问，就是他的理亏。那时候再请五爷出头，他也就不能记你的恨了！” 
　　说这话的，是兆润的一个好朋友，在内务府当差，名叫玉广，为人深沉，言不轻发，一发则必为大家所推服。此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兆润本人在内，无不认为妥当之至。 
　　于是就烦玉广动笔，写了一张禀启，从奎大奶奶失踪谈起，一直叙到护卫围殴。第二天一早，请兆启到恭王府投递。 
　　恭王府的门上，一看吓一跳，尽管澂大爷在外荒唐胡搞，还没有谁敢来告状。这张禀启当然不敢贸然往里投递，直接送到载澂那里。 
　　载澂很懊恼，但却不愿责备札哈什。想跟奎大奶奶商量，却又因为替兆奎谋取副都统的缺，不曾成功，难以启齿，一时无计可施，便把这张禀启压了下来。 
　　一压压了半个月。而兆润天天在家守着，以为恭王必会派人来跟他接头，或是抚慰，或是询问，谁知石沉大海，看来真的是护短而渺视，心里越觉愤恨。于是又去找玉广，另写了一张禀启，半夜里就等在东斜街惇亲王府，等到惇王在五更天坐轿上朝，拦在轿前跪下，将禀启递了上去。 
　　奎大奶奶的事，惇王早有所闻，只是抓不着证据，无法追问。这时看了兆润的禀启，勃然大怒，在朝中不便跟恭王谈，下了朝，直接来到大翔凤胡同鉴园坐等。 
　　等恭王回府，一见惇王坐在那里生气，不免诧异，但亦不便先问，只是亲切地招呼着。老弟兄窗前茗坐闲话，看上去倒是悠闲得很。 
　　也不过随意闲谈了几句，惇王还未及道明来意，听差来报，总理衙门的章京来谒见，恭王一问，是送来一通曾纪泽的奏折。往来指示及奏复，一直都用电报，往往语焉不详，这道奏折是由水路递到。由于奉有谕旨，凡是对俄交涉的折件，交惇王、恭王、醇王及翁同和、潘祖荫公同阅看，所以总理衙门的章京接到奏折，先送来请恭王过目。 
　　为了尊礼兄长，恭王拿着折子先不拆封，回进来向惇王说：“曾劼刚来的折子，大概这些日子交涉的详情，都写在上头了。五哥，”他将折子递了过去：“你先看吧！”这些地方，惇王颇有自知之明，照他看：“办洋务找老六，谈军务找老七”，他自己以亲贵之长，则约束宗亲，维持纪纲，责无旁贷，所以不接折子。 
　　“不必！你看好了。” 
　　于是恭王拆封，厚甸档的折子，共有十四页之多，定神细看了一下，然后念给惇王听： 
　　“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着遵叠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 
　　“原来是这么召回的！”惇王插了句嘴，他是指俄国驻华公使布策被召回国一事，“曾劼刚到底比崇地山高明多了。” 
　　恭王点点头，接着往下念： 
　　“嗣此往返晤商，反复辩论，叠经电报总理衙门，随时恭呈御览。钦奉迭次议旨，令臣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圣训周详，莫名感悚。臣目击时艰，统筹中外之安危，细察事机之得失，敢不勉竭驽庸，以期妥善。无如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件，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未奉御笔批准，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 
　　“这也是实话。”惇王又插话，“崇地山这件事，办得糊涂到了极点。沈经笙总说他好，我就不明白，好在那儿？按规矩说，沈经笙保荐他，也该连带处分，到现在没有人说话，太便宜他了。” 
　　这又是让恭王无从置答的话，停了一下，继续念道： 
　　“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难易迥殊，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俄廷诸臣，多方坚执，不肯就我范围。自布策回俄后，向臣询及改约之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会大意，分条缮具节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 
　　“七月十九的照会，我记不得了，说些什么？”惇王问说。 
　　说的是崇厚所议原约，必须修改之处，大致“偿款”可以商量，“通商”亦可从权，“分界”则不能让步。恭王看他连这些都记不得，那就无须再跟他多说，而且看曾纪泽的折子，所叙的交涉经过，都早由电报中奏明，这个奏折，无非详细补叙一番，别无需要裁决批复之事，便说了句：“都是些说过的事，没有什么要紧！”接着便把奏折放下了。 
　　“我这儿倒有件要紧的东西。你看吧！”惇王将兆润的禀帖交了出去。 
　　恭王先不在意，看不到几行，勃然色变，及至看完，见他嘴唇发白，手在打颤。气成这个样子，惇王倒反觉不忍。 
　　“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恭王的声音嘶哑低沉，“不过也在意料之中。”说着，便掉下泪来。 
　　惇王不知道怎么说了？来时怀着一团盛怒，打算责备恭王教子不严，要逼着他有所处置。此时却不忍再说这话，然而不说又如何呢？难道仍旧让载澂这样荒唐？ 
　　“五哥，”恭王很痛苦地，“虎毒不食子！小澂又是无母之人。我只有请五哥替我管教，越严厉越好。” 
　　这话听来突兀，细想一想也就容易明白。恭王福晋生前最宠长子，他念着伉俪之情，虽恨极了这个劣子，却下不了严责的手段，所以要假手于人。既然如此，自己倒要狠得下心肠才好。 
　　“‘玉不琢，不成器’，如今不好好管，将来害他一辈子。”惇王说道，“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把他关在书房里，拿他的心收一收。” 
　　“是！请五哥就这么办。” 
　　惇王点点头，又问：“兆奎的那个女人，当然把她送回去，不过…　。”他说不下去了，只是大摇其头。 
　　实在是件尴尬的事，奎大奶奶也是朝廷的命妇，就这样子纳诸外室，苟且多时而又送了回去，这话该怎么说？若是兆奎拒而不纳，又该怎么办？ 
　　“唉！”恭王长叹，“做的事太对不起人，太混帐！看人家怎么说吧？” 
　　意思是兆奎若有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一定接受。惇王心想，也只有托人去游说，善了此事，兆奎懦弱无用，只要兆润不在从中鼓动，大概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好吧，我替你料理。” 
　　“谢谢五哥！”恭王起身请了个安。 
　　“我先替你办这件事。”惇王也站起身来，”小澂一回来，你就别让他再出去了，送信给我，等我来问他。” 
　　也就是惇王刚走，载澂回府来了。一到就听说其事，吓得赶紧要溜，但已不及，恭王早安下了人，将他截住，送入上房。 
　　“阿玛！” 
　　刚喊得一声，恭王抓起一只成化窑的青花花瓶，劈面砸了过来，载澂喜欢练武，身手矫捷，稍微一让，就躲了过去。 
　　世家大族子弟受责，都谨守一条古训：“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看“阿玛”盛怒之下，多半会用“大杖”，但载澂不敢走，直挺挺地双膝跪下。 
　　恭王却不看他，扭转脸去大声喊道：“来人哪！” 
　　窗外走廊上，院子里，掩掩闪闪地好些护卫听差，这时却只有极少数能到得了“王爷”面前的人应声，而进屋听命的，又只有一个人，管王府下人的参领善福，他是跟恭王一起长大，出入相随已四十年的心腹。 
　　“把他捆起来！”恭王喝道，“送宗人府。” 
　　这又不是用家法来处置了，送宗人府是用国法治罪，即令有人从中转圜，但国法到底是国法，不能收发由心。善福看事情不但闹大，而且要闹僵，所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他还不曾开口，恭王又是大吼：“怎么？你又要卫护他？” 
　　“奴才不是敢于卫护大爷。”善福答道，“福晋临终以前交代，说是大爷年轻不懂事，王爷怎么责罚他都可以，就别闹出去，教人看笑话。福晋的遗嘱，奴才不敢不禀告。” 
　　“哼！”恭王重重地冷笑，“你还以为别人看不见咱们家的笑话？” 
　　善福不作声，只是磕了个头。 
　　“去啊！”恭王跺脚，“都是你们护着他，纵容得他成了这个样子。” 
　　“王爷息怒。”善福劝道，“一送宗人府，就得出奏，惊动了宫里，怕不合适。听说西佛爷这几天刚好了一点儿，惹得西佛爷生了气，怕有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无非是说王爷不该惹西佛爷生气、添病。” 
　　这是莫须有的揣测之词，但此时无法辩这个理，恭王只是指着载澂的鼻子，细数他的种种顽劣。越说越气，走上去就踹了一脚，气犹未息，又摔茶碗、摔果碟子，口口声声： 
　　“叫他去死！早死早好！” 
　　于是善福一声招呼，屋子外面的王府官属、下人，都走了进来，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替载澂求情。最后有人在窗外通报：“大奶奶来了！” 
　　进来的是载澂的妻子，脸儿黄黄地，眼圈红红地，一进来便跪在载澂身旁，低着头说：“总是儿子媳妇不孝，惹阿玛生气，请阿玛责罚。” 
　　“起来，起来！与你不相干。”恭王对儿媳是有歉意的，跺脚叹惜：“他一点儿不顾你，你还替他求情。不太傻了吗？” 
　　载澂的妻子，擦一擦眼睛答道：“奶奶在日常叫我劝大爷收收心，儿子媳妇没有听奶奶的话，都是儿子媳妇不好，阿玛别罚他，只罚我好了。” 
　　“唉！你这些话，说的全不通…　。” 
　　“回王爷的话，”善福趁势劝道：“以奴才的意思，把大爷交了给大奶奶，大爷如果不听劝，那时再请王爷家法处置。” 
　　“那有什么用？”恭王向儿媳说道：“你先起来。” 
　　一面说，一面管自己走了进去。旗人家的规矩大，“老爷子”没有话，载澂还是得跪着，澂大奶奶虽可起身，但丈夫如此，便得陪着跪在那里，这时候就要“仰仗”善福了。 
　　当然，这是用不着载澂开口的。善福很快地跟在恭王身后，到了那间庋藏端砚碑帖，题名“石海”的书斋，他用惴惴然带着谨慎试探的声音问道：“让大爷起来吧？” 
　　恭王不作声，坐下来皱着眉只是眨眼。好久，用怨恨的声音说道：“你们当然早就知道了，怎么早不告诉我？” 
　　“怕惹王爷生气，谁也不敢多嘴。”善福又说，“奴才也苦苦劝过大爷，大爷说：人不能没有良心。” 
　　“这，”恭王诧异：“这叫什么话？” 
　　“那位奎公爷，窝囊得很，奎大奶奶嫁了他也委屈，自愿跟我们大爷。就为了这一点儿情分，大爷不忍心把她送回去。”恭王有些啼笑皆非，“这叫什么有良心？”他忍不住申斥：“就因为你们附和他这些个歪理，才把他惯成这个样子。如今五爷都说了话了，这下好，看你们还能怎么回护他？” 
　　“回王爷的话，”善福踏上一步，低声说道：“与其让人家来管，不如咱们自己来处置。” 
　　“怎么个处置？” 
　　“不说让大爷收收心吗？奴才的意思，不如把槐荫书屋收拾出来，让大爷好好儿念一念书？” 
　　“哼，他还能念书？” 
　　虽在冷笑，意思却是活动了，于是善福紧接着劝了一句： 
　　“就这么办吧？” 
　　恭王想了一下，很快地说：“把槐荫书房安上铁门，锁上了拿钥匙给我。” 
　　“不必那么费事吧？”善福微微陪笑着，“派人看守也就是了。” 
　　“不行！”恭王断然拒绝，同时提出警告：“你们可别打什么歪主意！以为过几天，就可以把他弄出来。起码得锁他个一年半载，让他好好儿想一想，他自己有多可恶？” 
　　善福深知恭王的性情，到此地步，多说无用，便退了出来，扶起载澂，说了预备将他禁闭在书房里的话，又安慰他：“大爷，你可别心烦。等过了这一阵子，包在我身上，把大爷给弄了出来。” 
　　载澂不答，掉头就走，回到自己书斋，闷头大睡。善福便找了府里的“司匠”来，在槐荫书屋的月洞门上，安上一道铁栅门，另开一道小门，供下人进出，然后由澂大奶奶安排衾枕卧具，日用什物，又派定了四名小厮，带着载澂养的一只猴子两条狗，陪他一起“闭门思过”。一日三餐，另外两顿点心，亦都由澂大奶奶亲自料理，派丫头送到书房。载澂一年到头无事忙，难得有此“机会”落个清闲，倒也能安之若素，唯一萦怀的，只是不放心奎大奶奶。 
　　“奎大奶奶倒真有志气。”有人隔着铁栅门告诉他说，“她说什么也不肯回家，愿意守着大爷。” 
　　这对载澂来说是安慰，却益添怅惘，同时也起了“破壁飞去”之想。但善福和他的亲信，却很冷静地看出来，奎大奶奶的一片痴情，对载澂的处境，有害无益。 
　　“大爷，”善福问他：“你想不想出去？” 
　　“废话！” 
　　“我也知道大爷想出去。天烫替大爷想办法，想来想去想不通，只为有个人挡着路。” 
　　“谁啊？”载澂不解，“怎么挡着我的路？” 
　　“奎大奶奶。”善福答道，“她不肯回家，大爷就出不去。” 
　　这道理是不难明白的。兆润那面，惇王已派了人跟他接头，许了他一些好处，可以无事，但奎大奶奶不肯回家，事情就不能算了结。即令他家宁甘委屈，忍气吞声，而恭王不愿载澂有这样一处外室，就只好仍旧把他关在书房里。 
　　解释完了，善福提出要求：“大爷，请你亲笔写几个字，我跟她去说。不用多话，只要她体谅就行了。” 
　　载澂犹豫着，一方面觉得善福的话有理，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会伤奎大奶奶的心，内心彷徨，委决不下，只是大步蹀躞着。 
　　“大爷，”善福低声说道，“眼前好歹先顾了自己再说。” 
　　这一下提醒了载澂，原是权宜之计，只要出了槐荫书屋，依旧可以秘营香巢，双宿双飞。九城之大，何处不可以藏身？ 
　　只要自己行纵检点，不愁败露。 
　　于是，载澂欣然同意，亲笔写了一封信，大致是说，受严父督责，复以格于实情，奎大奶奶如果不肯回家，事不得解。务必请她体谅，不要坚持己见，等他恢复了自由之身，自然可以再谋团聚。 
　　信是写得很好，但善福另有打算，说“眼前好歹先顾了自己”，是骗载澂的话。善福倒是耿耿忠心，不但要解他的近忧，而且也为他作了远虑，一了百了，不容他再跟奎大奶奶藕断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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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奎大奶奶，你也得为我们大爷想一想。你害得他还不够吗？如果说，你真的能跟我们大爷过一辈子，倒还有可说，无奈那是办不到的事。你别只顾你自己痴心妄想了！请回去吧！这么赖着不走，害了大爷，也害了你自己，何苦？再跟你说句实话，咱们大爷是决不会再要你了，为你，惹了那么大一场祸，你想想他还敢招惹你吗？就敢，王爷不许，也是枉然。” 
　　这番话说得太重了。善福只是要把她激走、气走，所以措词不留余地，他没有想到奎大奶奶受得了、受不了？ 
　　于是，等善福一走，奎大奶奶流着眼泪，检点载澂送她的首饰玩物。小云见她神色有异，不免害怕，怯怯地来探问究竟。 
　　“大奶奶，”她问，“你这是干吗呀？是不是拾掇拾掇东西要回家了？” 
　　“那儿是我的家？我回到那儿去？”奎大奶奶容颜惨淡地叹口气，“咳！叫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这是说无颜见兆奎的家人。小云也知人事了，自然能了解奎大奶奶的处境。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不明不白地离了夫家，如今又不明不白地投奔了去，即使全家上上下下都不说，自己走到人面前，总觉得欠下人家什么，抬不起头来。这当然不能回去。 
　　但是，澂大爷家可不要她了，小云在想，何不回娘家呢？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就问了出来。 
　　奎大奶奶叹口气，欲言又止，因为这话跟小云更说不明白。娘家在四川，路远迢迢且不说，做下这种丢脸的事，父兄不谅，嫂子讥讪，唯一能谅解的亲娘，却早就故世了。回娘家的滋味，怕比回夫家更难消受。 
　　“唉，你不懂。”她摇摇头，“你睡去吧，别来烦我。” 
　　听这么说，小云不敢再打搅，管自己睡下。一觉醒来，已是五更，旗人家都起得早。怕自己失聪，耽误了伺候大奶奶起身，慌慌张排赶了去，推开门一看，吓得灵魂出窍，奎大奶奶的身子悬在床栏杆上。 
　　“不得了啦！” 
　　厉声一喊，惊动了护卫仆妇，纷纷赶来，只见小云面无人色，然后放声大哭，一只手只朝里指。等把奎大奶奶解了下来，身子已经既冷且僵了。 
　　“出这么个纰漏！”善福跌脚，“这下越发闹大了！” 
　　这件事还不敢告诉恭王。善福自知闯了祸，一急倒急出一个主意，到马号里去挑了一匹快马，骑上了直奔宗人府找左司理事官麟俊。 
　　宗人府分左右二司，分掌左右翼宗室、觉罗的谱牒，登录子女嫡庶；生卒婚嫁；官谥名爵；审核承袭次序，权力甚大。兆奎属于正白旗，归左司该管，这就是善福要来找麟俊的缘故。 
　　听罢究竟，麟俊口中“啧、啧”出声，“我早就知道要出新闻。府里的事，我们不敢管，兆奎自己又不言语，我们更乐得不管。如今，”他摇摇头，“出了人命就麻烦了，只怕想管又管不了啦！” 
　　“我也知道麻烦。”善福请个安：“四爷，全在你身上了。 
　　等办妥了，我再跟王爷去回。” 
　　一听这话，麟俊精神一振，料理了这场麻烦，恭王一定见情。别人要想找这么个巴结的机会还找不到，自己为何反倒往外推？ 
　　于是他拍着胸脯说：“好吧，谁叫咱们交情够呢？都在我身上了。” 
　　善福大喜，“四爷，”他问：“我这儿该怎么办呐？” 
　　“你那儿就不用管了。”麟俊又说：“只把那个小丫头带走，好好儿敷衍着，省得她多话。” 
　　善福会意，这是装糊涂的办法，只把小云带走，一问三不知，麟俊就好从中要手腕了。 
　　果然，麟俊另有一套手腕。首先拜访兆奎，第一句话就是：“听说奎大奶奶回娘家去了。奎公爷，你怎么不派人来报一下儿啊？” 
　　兆奎叹口气：“那里回娘家了？她娘家在四川。” 
　　“那么上那儿去了呢？” 
　　奎大奶奶的行踪，教做丈夫的，如何说得出口？兆奎人又老实，不善支吾，胀红了脸，好半天才答了句：“我们家的那一档子丑事，麟四哥，你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麟俊装得极象，加重了语气说：“我真不知道。” 
　　“这么件事，你都不知道！”兆奎迟疑了一会，唤来在廊上伺候的郝顺，“你把大奶奶的事跟麟四爷说一说。” 
　　来的郝顺不厌其详地细说，麟俊装模作样地细听。一面听，一面还有许多皱眉摇头的做作。 
　　“这事情可怪了！”麟俊向兆奎说，“按规矩不至于，听说六爷把澂贝勒关了在书房里。” 
　　“就是为这件事。” 
　　“噢！这一说，六爷倒是挺明白的人。” 
　　“是啊，我也不怪六爷。” 
　　兆奎有此表示，麟俊先放了一半心。定定神，又做出不胜困惑的神气，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奎公爷，看起来倒有点象真的了。” 
　　“什么？” 
　　“有人来报，东城有人上了吊，说是府上的奎大奶奶…　。” 
　　一语未完，兆奎睁大了眼抢着问：“是她？” 
　　“我也不相信，特意来问一声。如今听管家一说，倒象是真的了。” 
　　兆奎坐了下来，半晌不语，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又象伤心，又象开心，最后点点头说：“死了也好，死了干净！” 
　　“是啊！”麟俊紧接着说：“府上的名声要紧，象这样的事，千万不宜张扬。如今，咱们就商量替奎大奶奶料理后事吧。” 
　　“这可得费你的心了，反正没有拿尸首往家里抬的！再说，又是这么个人。” 
　　“是！当然得我来料理，奎公爷怎么说怎么好，我一定遵办。不过——照例，得请奎公爷写张纸报一下儿。” 
　　“可以！”兆奎便喊：“郝顺。” 
　　将郝顺喊了进来，说知究竟。郝顺便有迟疑的样子，但很快地恢复了常态，向麟俊问道：“请四爷示下，该怎么报法？” 
　　“就说暴病而亡好了。” 
　　“是！”郝顺答道：“四爷请先回。我们办好了公事，马上送到司里去。” 
　　麟俊十分满意，也十分得意，想不到这么一件大事，如此轻易了结，急着要去表功，便不暇细想，匆匆告辞而去。 
　　“大爷！这怎么能报？”郝顺是大不以为然的神情。 
　　“怎么不能报？” 
　　“一报不太便宜了他们了吗？” 
　　兆奎恍然大悟。“啊，我倒没有想到。”他问：“那么，刚才你怎么答应他了呢？” 
　　郝顺觉得这位大爷老实无用得可怜了，连这么一条缓兵之计都不懂。当时如果词色稍显不驯，麟俊一定会逼着写那张“报丧条”，寻常州县衙门，尚且“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何况麟俊的来意就是为了想替澂贝勒卸责。拿到那张报丧条，便是替澂贝勒开脱了罪过，只怕言语马上就不同了。 
　　经过他这番解释，兆奎才彻底醒悟。但是，自己这方面虽是理由十足，而对方却实在碰不起，想想还是真不知道如何应付？ 
　　“大爷！”郝顺忍不住要说：“这件事还非请二爷来出头不可。我看，把二爷请了来再说吧！” 
　　用不着派人去请，兆润已经得到消息赶了来了。一到先听郝顺讲了麟俊来访的经过，然后兄弟俩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 
　　“大哥，”兆润倒还冷静，“这件事可大可小，先得看你的意思。” 
　　兆奎怎么拿得出主意！同时他也不知道事情闹大了是怎么个样子？所以只是吸着气，无从回答。 
　　“本旗很有些人不平。大哥若是没有句话，没有一番举动，以后咱们一家人都会抬不起头。” 
　　“原是丢人丢到家了。”兆奎哭丧着脸说，“本来答应我放个副都统，我说要到广州，也答应了。谁知道一直没有消息。 
　　如今，当然也不用再谈了。” 
　　兆润深为讶异，同时也深为不满，原来当初还有这样一番折冲！“怪不得，”他用埋怨兼讥讪的语气说：“大哥肯那样子委屈，敢情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可又怎么点水不漏，连我都瞒着呢？虽说我不成材，到底也还认识几个人，帮大哥打听打听消息也是好的。现在，竹篮子捞水一场空！” 
　　最后一句话，将兆奎挑拨得有了气性，“不能算完！”他提高了声音说：“咱们得算这笔帐。” 
　　“大哥肯出头就好办了。眼前就有个人，肯替咱们打抱不平。” 
　　“谁啊？” 
　　“德三哥。” 
　　兆润口中的“德三哥”，名叫德纪，跟他们同属正白旗，荫生出身，由部员改授御史。为人任侠负气，早对载澂不满，想动本参劾，就有人劝他，说帷薄丑事，外人难以究诘，兆奎自己都不讲话，何用旁人出头？律例并无“指奸”的明文，所以不能以为“风闻言事”，就可以毫无顾忌。此折一上，必是降旨着载澂跟兆奎“明白回奏”。如果兆奎窝囊，跟载澂取得妥协，或是家丑不愿外扬，复奏并无其事，则参劾的结果，反落个处分，何苦来哉？ 
　　德纪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话极有道理，听从了忠告。但如今情势不同了，奎大奶奶上吊自尽是事实，不是死在她自己家，也是事实。然则何以致此？其中有何冤屈？当御史的自然应该奏请追究。 
　　谈到这里，在一旁侍立静听的郝顺却忍不住了，走上前来，插嘴说道：“二爷，那些都老爷可惹不得。一上了折子，对咱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大爷，二爷请想，第一，奉旨查办，说起来，咱们家少了那么一位正主儿，不言不语，也有错处；第二，一等奉了旨，凡事听朝廷的意思，没有咱们的主意；第三，虽说都老爷动本，与咱们无干，到底是结了怨。六爷为这件事，也挺生气的，不能怪六爷，咱们跟他结怨犯不上。再说…　。”说到这里，郝顺停了下来。 
　　一直从容陈词，忽然住口不语，自是有碍口的话。兆奎不想追问，兆润却不肯放过，“怎么不往下说？”他催促着，“你的见识挺不错，讲吧！” 
　　郝顺受了鼓励，越觉如骨鲠在喉，踏上两步，放低声音说：“论起来，前半截儿是人家错，后半截儿是大奶奶的错，人家已经肯放人了，大奶奶不肯回家。如今出了这件事，外头人的批评，一定很难听。” 
　　“怎么难听呢？” 
　　“我不敢说。” 
　　“嗐！”兆润有些不耐烦，“事情挤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忌讳的？” 
　　“那，那我就说。”郝顺咽了口唾沫，“外头人一定这么说，不能怪人家，是奎大奶奶自愿的。你只看，她宁死不肯回家，平常日子缠住澂贝勒的那一份劲头儿，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番话说得兆奎抬不起头，兆润却是连连点头，并且虚心求教：“那么，你来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不还就请五爷作主吗？” 
　　惇王派人跟兆润谈判，愿意给他好处，这件事是瞒着兆奎主仆的，郝顺只知道二爷到惇王那里告过状，且有效验，所以作此建议。兆润心想，这倒也是个办法，不过有了好处，便得先给兆奎，似乎又不大愿意。 
　　“大爷，”郝顺又向主人劝告，“这档子事，只有请二爷出头才合适。大爷上那儿躲一躲吧？” 
　　最后那句话，在兆奎觉得很动听，同时也被提醒了，如今奎大奶奶自尽的消息，知道的人还少，等一传开来，少不得有至亲好友，登门慰问，而问既不可，慰亦难言，主客都会觉得尴尬万分，不如趁早躲开的好。 
　　“对了，我可真有点儿受不了啦！我得找地方养病。”兆奎家的墓园在香山：“我上香山去住一阵子。这儿，你跟二爷商量着办吧！” 
　　于是郝顺跟兆润密议，第一件事，得把奎大奶奶留下的东西，接收过来，因为这是可想而知的，载澂挥金如土，而奎大奶奶又得宠，自然替她置办了不少首饰。 
　　有了这个打算，事情就一定得和平了结，否则不能接收遗物。因此，决定分头办事，郝顺跟麟俊去接头，预备办丧事，兆润去告状，写了禀帖，第二天一早在惇王府前，拦着轿子递了上去。 
　　轿中昏暗，无法看清字迹，所以兆润的禀帖，到了朝房才看。惇王深为诧异，他竟还不知有奎大奶奶自尽这么回事。身为宗令，论公事亦不容他袖手，当时便找了左司理事官麟俊来问话。 
　　“这件事闹出来不好看，我已经安排好了。”麟俊很轻松地回答。 
　　“我没有问你怎么安排。”惇王问道，“兆奎的女人，到底为什么上吊？” 
　　“为了舍不得澂贝勒，六王爷又非让她回家不可，她不肯，只好一索子走了绝路。” 
　　“照你这么说，治家太严倒不好！” 
　　一看惇王沉着脸，麟俊才发觉自己说话，欠于检点，无形中仿佛在说恭王逼死了奎大奶奶，同时也是做父亲的惇王，自然会不高兴。 
　　于是他很机警地说：“六王爷跟王爷不同，王爷治家一向有法度，就是严一点儿，大家知道王爷的脾气，都是格外小心，背后不会有怨言。六王爷平时不大管，忽然一下子雷厉风行，奎大奶奶必以为存心跟她过不去，一个想不开，上了吊了。这也是有的。” 
　　这番解释，言之成理，而且无形中为惇王戴上一顶高帽子。所以他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又问：“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由奎公家报个丧，他家自己找地方办丧事，澂贝勒送了一万银子的奠仪。” 
　　“哼！”惇王颇为鄙薄，心直口快，便说了出来：“兆奎算是卖老婆卖了一万银子。” 
　　“卖老婆”是实，却不止一万银子。由麟俊居间，善福跟郝顺谈判了一夜，到黎明时分，兆润去递禀帖那时，才达成和解的协议：奎大奶奶的首饰衣物都归兆奎家，另外送一万银子。而实际上只得一半，另外一半归麟俊和善福分。奎大奶奶的遗物值两三万两银子，所以兆奎也算发了一笔财。 
　　“你看看！既然安排好了，怎么又来这么一张东西？” 
　　接过惇王交下来的，兆润的禀帖，麟俊略看一看，便即说道：“没事，没事。王爷交给我好了，我退回给他去。” 
　　兆奎家倒是没事了，但节外生枝，那位“都老爷”德纪受了醇王这边的人的鼓动，打算跟恭王“碰一碰”。恭王知道了这回事，正在烦恼，因而伯彦讷谟诂跟他一谈长春宫天棚发现火药的事，他毫不考虑地说：“必是那班太监玩儿的花样，只有从他们身上严追，一定可以追究个水落石出！” 

　　　　　　　　　　　※　　　　　　　 ※　　　　　　　　 ※ 

　　于是内务府通知敬事房，敬事房的总管不敢作主，得要跟李莲英去商量。 
　　“内务府来说，看六爷的意思，事情怕要闹开来，说是长春宫，外人进不去，要办就得先从里头办起。劝咱们自己办。” 
　　“不就在办吗？好吧，”李莲英说，“咱们就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于是秘密查访，我到一个有嫌疑的小太监来拷问。 
　　被拷问的这个小太监，与案情无关，只为多言贾祸。他喜欢多嘴发议论，好几次说过，这是李三顺为了陷害护军所想出来的花样。这话不独是他，大家都这样相信，就连李莲英亦不例外。但太监总得帮太监，光凭他不知亲疏远近，自己人坏自己人的事这一点，就该受罚，况且这是何等大事？李莲英一再告诫，不准随便胡说，怕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兴起大狱，而此人不受约束，可恨极了。 
　　为了儆众、也为了立威，李莲英正好趁此机会严厉地办办。问那小太监要李三顺如何设计陷害，天棚上放火药和洋取灯，是亲眼所见，还是得诸传闻，如是传闻，听谁所说？ 
　　这些话如何能有确实答供，没有便拖到空屋子里去打，一连几天把那人折磨得不成人形。同时，李莲英派出人去跟内务府大臣恩承说，宫里照恭王的意思，正在严加追究，但真相实在不明。被拷问的人，熬刑不过，信口开河，凡是在内廷当过差的，都有被咬一口的可能。这一下，案子便闹大了。又说，火药一定是外头人放的，坐更守夜的太监，固然脱不得干系，宫门上也难逃责任。 
　　听得这一说，恩承自然担心，因为内廷当差，能入寝宫的，就只有内务府承应杂差的人，案子一闹大了，诸多不便。因此，急急忙忙跟伯彦讷谟诂去商量，约了宝鋆一起去见恭王，要求将这一案，不了了之。 
　　说得使恭王转变了原意的是宝鋆，他以史为鉴，谈到明朝末年宫内的疑案，由于处置不善，言官纷纷上奏，有所论列。持正论的，固然不少，借此题目，党同伐异的也大有其人。因此风波迭起，坏了大局。如今这一案要闹开来，光是“慈禧太后寝宫发现火药”这句话，就骇人听闻，足以震撼人心，动摇国本。为今之计，除了加意防范之外，以无所动作为宜。 
　　“这话倒也是。不过，宫里太监也太不成话了。得要定个章程，切切实实整顿一下儿。”恭王又说：“李三顺那一案，也催一催刑部，想办法赶紧结了它！” 
　　宝鋆和恩承秉承恭王的意志，分头去办。李三顺一案，早就定谳，奉旨再行讯问，意思是嫌刑部拟罪太轻，而“八大圣人”则以为已拟得太重，坚持不肯改判，所以接到恭王的催促，仍照原拟罪名复奏。定的罪名是：“玉林从重发往吉林充当苦差；祥福从重发往驻防当差；觉罗忠和从重折圈三年； 
　　并将岳林请旨交部议处。” 
　　这个复奏一上，慈安太后不敢拿给慈禧太后看，因为坚持原奏，毫无更改，这不是太后驳刑部，竟是刑部驳太后了。拟罪拟得对不对先不说，仅是这一点，就会使慈禧太后大动肝火，于病体大非所宜。 
　　“刑部原样儿端了上来，似乎也不象话。”慈安太后召见恭王说，“原折子退回去，让潘祖荫重新拟吧！” 
　　“回母后皇太后的话，潘祖荫也做不了司员的主。” 
　　“这是怎么说？”慈安太后大为诧异，“堂官做不了司官的主？” 
　　“是。刑部跟别地方不一样。秋审处的司官，按大清律例办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引例不符，可以驳，引例引对了，谁也不能驳。”恭王自觉措词太硬，便又把话拉了回来： 
　　“驳是可以驳，想来母后皇太后也不忍。” 
　　慈安太后默然。殿廷召对，这就算极尴尬的场面。恭王要谈一件别的事，解消僵局，转而易举，但刑部复奏的这一案，便即搁置，夜长则梦多，不如趁此机会作个了断，所以也保持沉默。 
　　这沉默就等于逼着慈安太后开口，她叹口气，用近乎告饶的语气说：“唉！谁让她病了呢？好歹照她的意思定罪吧！” 
　　“她”，是指慈禧太后，要照“她”的意思，那天午门值班，跟李三顺发生纠纷的护军都该处死。恭王心想，就算刑部肯奉诏定拟，自己亦须有所争辩，因为刚才的话说得太率直，不能马上就改口。 
　　于是他答应一声：“是！”从御案上取回刑部原奏，略想一想说道：“臣宣懿旨，让刑部重拟。不过，原奏定拟各人罪名，特加“从重”字样，请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明鉴。” 
　　“我知道了。”慈安太后点点头说，“我总劝她，能劝得她听最好。” 
　　就在第二天——十一月初八，发生了一件比长春宫天棚上发现火药还要怪的怪事。 
　　是近午时分，月华门长街，来了个穿了青布面老羊皮袄的中年汉子，迤逦而南，一路东张西望，居然没有遇到一个人。 
　　一走走到绥祉门，往左一拐，一步一探地慢慢摸了进去，走得乏了，坐在体元殿的西配殿台阶上，取下掖着黑布腰带上的旱烟袋，用“洋取灯”燃着吸。大概是抽烟太急，呛了嗓子，咳个不住，而且大口大口的浓痰往阶前吐。 
　　西配殿隔着一道墙，就是慈禧太后起坐之处，经过薛福辰和汪守正的悉心诊治，病势大有起色，已可随意行动，这时正在传膳，听得有人敢如此大声咳嗽，深为诧异。侍奉的太监亦多把脸都吓黄了，赶紧奔了过去，查看究竟。 
　　“莲英呢？”慈禧太后很生气地，“这还成个规矩吗？” 
　　等把李莲英找到，那不知名的中年汉子已被抓住，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陪着，在窗子里面看太监询问那人。” 
　　“姓什么？” 
　　“我姓张。” 
　　“叫什么名字？” 
　　“叫刘振生。” 
　　“怎么又姓刘？”首领太监刘玉祥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太监。” 
　　“这是个疯子！”随着这一声大喝，李莲英大踏步走上前来，伸手就打。他的身躯高大，臂长掌宽，这一下打在那人脸上，顿时就立脚不住，仰面倒下，口吐白沫，口中“嗬嗬”地不知咕噜些什么。 
　　李莲英那一喝是个提示，关照大家将此人当疯子看待。然而一半也象实情，看他言语颠倒，神智不清的样子，就不疯也是个白痴。 
　　“捆起来！” 
　　于是取来绳子，将这个到底不知姓张还是姓刘的白痴，横七竖八地胡乱缚住，先抬了出去，摔在墙角再说。 
　　“佛爷受惊了！奴才该死。”李莲英伏地请罪，“砰、砰” 
　　磕着响头。 
　　受惊倒不曾受惊，生的气却不小，”太不成事体了，”慈禧太后很严厉地说：“一定得查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怎么进宫来的？来干什么？你起来，快去办。” 
　　李莲英答应着，起身出殿。先找刘玉祥等人来商议，彼此亦都诧异，宫禁森严，此人何由而入？ 
　　“当然是由西花园角门进来的。”刘玉祥说，“这件事，可不能怪护军。” 
　　西花园在大内西北角，名为花园，已经荒废，它的南面本是明朝玄极宝殿的原址，有一道角门，封闭了多年，从安德海打开以后，便成了太监私自出入的捷径。按照此人出现的方位来看，刘玉祥的揣测是对的。不过，进一步探究，仍有疑问。 
　　“可也得先进了神武门，才能进角门，没有人带，他能进神武门吗？” 
　　李莲英这一问，便等于提供了答案。从李三顺一案发生，护军把守宫门，特别当心，象这样一个乡愚打扮的人，无论如何是混不进来的。但是护军把门虽严，对太监却以李三顺的前车之鉴，格外客气，所以若有太监带领，什么人都可以混得进来。 
　　“我看这里头有人捣鬼！”李莲英神色凝重，“咱们自己先得查一查。火药的案子是压下去了，这档子怪事已经‘通天’！压不下去的，送到慎刑司一问，什么都会抖露，那时候咱们可就站不住脚了。” 
　　“是啊！”刘玉祥说，“要查，就得先问那疯子。只怕疯疯颠颠，问不出个名堂来。” 
　　“不能吓他，一吓神智就更不清了。我不能问，他见了我一定害怕。”李莲英略想一想说：“找崔玉贵吧，他的花招儿多，让他去问。” 
　　于是找了管长春宫小厨房的首领太监崔玉贵来，说知究竟，崔玉贵满口应承，一定可以把真相问明白，不过，他说： 
　　“我得用我的办法，李大叔，你可别管我。” 
　　“我不管你。你只要能问明白了，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崔玉贵的办法是，不拿那人当犯人，第一步先解了缚，第二步到小厨房取来些食物，当款待好朋友似的，和颜悦色陪着食用。一面吃，一面闲谈，很快地盘出了真相。那人本名叫做刘振生，不疯不痴却有些傻，外号就叫“刘大傻”。 
　　刘振生的语言，虽然凌乱颠倒，但异中求同，真相大致可以了解。他住在西城猪尾巴胡同马家大院，同院住着个在宫里当差的苏拉，姓魏，行四，每次回家，总是夸耀宫里如何富贵繁华。刘振生便常常表示，住在“天子脚下”，又有位在天子身边的芳邻，此生此世，总得到宫里去见识一番，才不枉人间走一遭。 
　　于是有一天——不久以前的一天，魏四跟刘振生说，如果真的想进宫去逛逛，他可以带路。只是第一，要胆大，第二，要听他的话。 
　　刘大傻不知天高地厚，一诺无辞，但魏四当时并未带他进宫。直到昨天回家，才跟他约好，这天上午进宫，领入神武门，迤逦往西，绕过一带假山，指着一道角门教他往南走，又教了他一套话，假说姓张，“从天上来”，“来放火”之类，都是魏四的教导。 
　　听完崔玉贵的报告，李莲英切齿骂道：“这个该死的魏四，就该千刀万剐。”他问：“那魏四叫什么名字？” 
　　“他那知道？只管人家叫‘魏四哥’”。崔玉贵说，“只拿簿子来查一查，看有个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就是了。” 
　　“言之有理。”李莲英即时派人到敬事房去查花名册。 
　　查到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名叫魏丰，派在御花园当差。李莲英便会同敬事房总管“移樽就教”，在御花园找了间空屋子坐定，将魏丰传唤了来。 
　　“你想死想活？”李莲英第一句话就这样问，声音平静，但脸上却蕴含着杀气。 
　　魏丰倒也胆大沉着，陪笑问道：“李大爷，你说什么，我不大明白？” 
　　“送你到慎刑司，你就明白了。”李莲英有些不耐烦，“我没有工夫跟你蘑菇！你想活呢，把你干的好事，一字不准瞒，都说出来，我给你盘缠，到那儿躲一躲。你想死呢，我也给你一个痛快，马上我就上去回明了，一顿板子送你回姥姥家。我再说一句，我没有工夫跟你磨，你只要支吾一下儿，我拍腿就走！”说着，便站起身来。 
　　魏丰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只好实说，是受了一批年轻好事的太监，包括李三顺在内的教唆，有意骗刘振生进宫，为的是好坐实了护军失职的罪名。 
　　李莲英言而有信，果然给了他五两银子，让他避到京东原籍，然后在敬事房的册籍上记下一笔：“苏拉魏丰自八月初五起准假十日。”同时将刘振生送到内务府慎刑司去审问。 
　　那里的官员自然不会象崔玉贵那样，好言好语哄着他吐露真相，疾言厉色之下，吓得刘振生越发傻了，满口胡说，不知所云。内务府司官却又不敢动刑，怕刑伤过重，一命呜呼，担不起这个干系，只好复奏，说这刘振生形似疯颠，口供不明，但阑入宫禁，案情重大，请旨交刑部审讯。 
　　复奏未达御前，慈禧太后已将李莲英唤来，问过案情。李莲英将魏丰遣走，原意是隔断线索，不使事态扩大，但却并无嫁祸护军之意。因为魏丰的请假，到底是“倒填年月”的假把戏，瞒上瞒不住下，如果硬说护军门禁不严，可能护军会据实陈奏当时的情形，而魏丰当天是在宫内，亦有许多人见过，一手遮不住所有的耳目，破绽毕露，反见得作伪情虚。 
　　因而回答得含汉糊糊，留下好些弥缝的余地。 
　　“这是个疯子，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他说，“奴才在想，总有什么人一时疏忽，无意之间把这个疯子带了进来。这也不能专怪那一个人，如果各处值班太监都能实心办事，处处留意，这个疯子怎么样也到不了里头。奴才首先就该自请处分。” 
　　“与你不相干。”慈禧太后说，“第一关是神武门的护军，再就是各处值班的人，都该罚。” 
　　“是。”李莲英趁机揽权，但不便明奏，“奴才请旨，宫内各处，应该好妹儿稽查整顿，决不能再生这些事故。万一真的惊了圣驾，奴才死无葬身之地。”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就派你！切切实实查一查，有不称职的，马上就换。” 
　　“奴才不敢推辞。不过，奴才斗胆，请佛爷当面谕知敬事房总管太监，奴才好放手办事。” 
　　“我知道。”慈禧太后又将内务府的复奏交了给他：“你到东边去说，说我的意思，派军机跟内务府，会同刑部审问。” 
　　李莲英当即到钟粹宫面陈其事。慈安太后自然照办，第二天面谕军机。于是刘振生便由内务府移送刑部。刑部尚书潘祖荫大为头痛，午门的案子未了，神武门又出了乱子，依然是牵涉到护军与太监，亦依然是棘手之事。 
　　但秋审处的司官，却欣然色喜，认为天赐良机，可了午门一案。因为阑入宫禁，竟到了太后寝宫，这疯子自是必死无疑，而守门护军与太监，只要不是有意谋逆，则亦不过斥革军流的罪名。但案情的轻重，与午门一案，大不相同，两相对照，午门一案定罪已嫌过分，慈禧太后如果明理，就决不会再作苛求。 
　　潘祖荫一听这话，大有道理，愁怀一去，亲自先提刘振生讯问。陪审司官都是好手，问话都在关节上，所以不多片刻，便已真相大明，携着口供单到恭王府去请示。 
　　“奉旨会审，请六爷的示下，军机上是派那一位？部里好发通知。” 
　　“让佩蘅去吧！”恭王拿着口供单，却并不看，问潘祖荫说，“是太监想害护军不是？” 
　　潘祖荫笑了，“凡事瞒不过六爷。”他说，“有个姓魏的苏拉，把这个疯子骗了进来闯祸。” 
　　“那得追！由你那里直接行文，跟敬事房要人。” 
　　“刑部跟宫里从无公文往来，还是得行文内务府。” 
　　“那也可以。”恭王特意叮嘱：“措词要严厉。” 
　　等潘祖荫回部，说与属下，承办司员手段老到，将行文内务府，要姓魏的苏拉到案一事，搁在一边。先传讯当日神武门值班护军，多方研求，确证不误，才通知内务府，详细载明魏苏拉的年岁相貌，指出他是案中极有关系的要犯，“请即日押送刑部，归案严讯。” 
　　刑部办此案的经过，李莲英不断在打听，同时也知道恭王主张严办，看来这一案要想照原来的办法搪塞，不易办到，如果魏丰被逮到案，审明实情，则有意作伪袒护的用意何在？颇难分辩。所以他又在敬事房的档籍上改动了一下，注明魏丰是出事当日，请假出宫。这样就比较接近事实，即有破绽，也易于弥补。 
　　于是等内务府转来公事，敬事房便照此申复，办好公文拿给李莲英看时，他却又有顾虑。 
　　“咱们做事不能顾前不顾后。”他问：“这封公事，到了刑部，想想看，人家会怎么办？” 
　　“自然是抓魏丰到案。”刘玉祥说，“如果是刑部行文到直隶总督衙门，一层层转下去，还得有些日子，就怕军机上直接通知步军统领衙门派人到京东，那可一抓就着。” 
　　“就是这话罗，我看魏丰是逃不掉了！与其将来等他有了口供，再来要人，倒不如咱们先送几个去。” 
　　“这话说得是。”刘玉祥说：“军机奉旨，派的宝中堂会审，这个老头儿好说话，大事化小，总有几分把握。” 
　　“我正就是这个主意。就这么办吧！” 
　　于是根据崔玉贵在刘振生那里哄出来的真话，将教唆过魏丰的太监中，找了几个平日办事不力的，直接移送刑部。公文当然也改过了，自己为自己渲染了一番，说是如何细心查究，追出根由，但对诳骗刘振生进宫的原因，却一再申言，是那些太监愚昧糊涂的戏谑，“并无他意。” 
　　送出公事，李莲英亲自去看参与会审的内务府大臣恩承，话中表示投鼠忌器，此案如果办得过严，牵连太广，深怕人心震骇。同时太监们惶惶不安，或许亦会激出其他事故，希望恩承向宝鋆进言，速速了结。 
　　太监在统属上归内务府管，所以恩承就为本身的利害，也得听从李莲英的话，向宝鋆一提，颇以为然。在刑部，正好依律从轻，有助于了结午门一案，因而亦欣然同意，等将魏丰逮捕到案，问了两堂，便即奏复结案。 
　　这一案共分为三起来结，第一起是当日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载鹤，交部严议，该班章京及兵丁革斥。第二起是魏丰及教唆他骗刘振生进宫，还有刘振生所经各处值班失察的太监，依照罪名轻重，分别摘顶、罚银、斥革、责打、发遣等处分。这两起奉懿旨裁决后，当日执行，发遣的由护军立即押解出宫。 
　　第三起专为处置刘振生一个人，以“素患疯疾，混入宫禁，语言狂悖，实属罪无可逭”的罪名，被判处了“绞立决”。在刑部大狱内，一条绳子，三收三放，冤冤枉枉送了一条命。 
　　于是刑部接着处理午门一案，依旧照原来的拟议复奏。这已经是疯子混入长春宫的二十天以后，慈禧太后在这二十天中，病症又减了好些，所以亲自御殿裁决。 
　　“我真不明白，”她悻悻然地说，“刑部为什么这么固执？” 
　　“刑部依律办理。请圣母皇太后明鉴。”恭王替刑部说好话，“刑部司员尽心推求，既不敢枉法，更不敢忤旨，处境很难。” 
　　“这是护军抗旨，不能拿一般的情形作比。”慈禧太后问道：“以前总有抗旨的例，让他们查出来看。” 
　　恭王答应着，立即通知刑部查例，这一案先搁一搁，商议其他政务。很快地，刑部有了答复：“抗旨无例，照违制例”，抗就是违。 
　　违制除非情节重大，譬如领军出征，不遵指授的方略，以致贻误戎机，损兵折将，自然难逃一死，或者象崇厚那样，擅作主张，丧地辱国，亦有取死之道。如象这一案的午门护军那样，是决没有死罪的。 
　　由于恭王及军机大臣力争，刑部的复奏，悬而未决。退朝之后，慈禧太后大为不乐，一口气憋不住，派李莲英传谕，召见刑部及内务府的堂官。 
　　“你们拟得太轻了。”慈禧太后面色凛然，”一定要加重！ 
　　赶快重拟复奏。” 
　　慈禧太后不按规制办事，潘祖荫和恩承等人，却不敢贸然奉诏，随即赶到军机处向恭王请示。 
　　如果硬顶回去，必又是一场轩然大波，恭王跟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商量，决定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直接由刑部、内务府奉旨复奏，军机处暂不介入，保留发言的余地。 
　　刑部的司官，坚持如故，但复奏的语气，却很委婉，同时特呈律例一册，将有关的条文案例，分别注明。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不再坚持护军必须处死，但罪名是加重了。恭王看争到这个结果，已非易事，因而承旨拟发上谕，说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刑部所拟： 
　　“自系照例办理。惟此次李三顺赍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懔之！” 

　　　　　　　　　　　※　　　　　　　 ※　　　　　　　　 ※ 

　　上谕一发，清流大哗，忠于职守的充军，放弃职守，容疯子混进宫的，不过斥革为民，天下岂有这样颠倒的是非？陈宝琛决定上疏力争，张佩纶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之洞，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可有所表现的机会，立刻去访陈宝琛。 
　　张之洞率直陈述来意，是听到了张佩纶的话，特来求证，“我也想上个折子，作为同声之应。”他问，“不知意下如何？” 
　　“自然好罗！建言的人越多，越有力量。” 
　　“不过，”张之洞实符其名，“世事洞明皆学问”，特意叮嘱：“此事只可求注意门禁，裁抑宦官之言，祈望太后自悟，不必为护军乞恩。否则，太后盛怒之下，一激反而无益有损。” 
　　“是了。”陈宝琛说：“当如尊意。” 
　　“那就各自起草，明天换着看。” 
　　“不必了，早上为妙，各自递吧！” 
　　于是当晚各自在灯下起谏草，陈宝琛的笔下快，振笔疾书，写的是： 
　　“前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事，下刑部内务府审办，未几遂有刘振生擅入宫内之事，当将神武门护军兵丁斥革。昨者午门案结，朝廷既重科护军殴打违抗之罪，复谕以禁门理宜严肃，仍当实力稽查。圣虑周详，曷胜钦服。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刑部议谴玉林等，谓其不应于禁地斗殴，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谕旨从而加重者，谓其不应藐抗懿旨，亦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虽然，藐抗之罪，成于殴打，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武门兵丁失察擅入之疯犯，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人情孰不愿市恩而远怨？其于畏祸，孰不愿避重而就轻？虽谕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获罪稍形松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罚，兵丁有何深识？势必惩于前失；与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隐忍宽纵，见好太监。即使事发，亦不过削籍为民，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写到最后一个字，手真有些酸了，陈宝琛将笔一掷，揉揉手，在火炉上烘了一会，就手倒了一杯“浓、热、满”的武夷茶喝。在茶烟飘漾中，细读已写下的一段，自觉笔势如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而一气呵成，说理极其酣畅，而文气不矜不伐，颇为动听。 
　　于是趁着文兴，提笔再写，由天棚藏火药之事，说到太监“岂尽驯良”？历引嘉庆年间“林清事变”，太监引贼入内等故实，再转到前明阉寺之祸，以及本朝裁抑宦官的家法，然后提出他的看法： 
　　“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 
　　这一扬一抑，自觉情理周洽，立言有体，陈宝琛欣欣然地，相当得意。 
　　这就该结束了，陈宝琛略一思索，便就约束太监，恪遵定制着眼，又写了两三百字，归结于“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为殴打太监，亦非偏听太监赴诉之词，则群疑释然，弥彰宸断之公允。”写完细看，却又困惑，自觉总有不够圆满之感。 
　　凝神细想，发现了自己的毛病，这篇文章，只论黑白，未辨是非。是非原要对照来看的，这一案护军是而太监非，奏折中虽已大致说明白，但实如未说，因为护军依旧判了重刑，则是者非而非者是。这一点是非说而不争，无非怵于威权，畏惧得祸。陈宝琛内心自惭，决定不听张之洞的话，要为护军乞恩。 
　　这不必修改原折，只要加一个“附片”就可以了。但这篇“翻案”的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措词更应宛转，必得一箭中鹄。不然，小事不见听，大事就更难讲话了。 
　　因此，他彷徨彻夜，直到窗纸上显现曙色，方始定了腹稿，呵冻捉笔，写了下来： 
　　“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 
　　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 
　　写到这里，陈宝琛如释重负。立言最难的就是这一大段，因为抗疏则必指陈缺失，措词太软则不够力量，太硬则易激起反感。一开头用“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的字样，先撇开慈禧太后，入手是正确，以下就容易说了： 
　　“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玩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正文只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但就象做八股文一样，“八比”既完，应该总会前文，咏叹数句，另外附两“小比”在后面，才是气度从容，理趣完整的好文章。陈宝琛这样想着，决定用两个慈禧太后能懂的典故，补足文气，兼以讽谕。 
　　这不难找，只要将许彭寿、潘祖荫所编纂，专为两宫太后初度垂帘进讲之用的《治平宝鉴》，拿来翻一下就可着笔。 
　　陈宝琛原就想到了汉文帝和薄太后的故事，一翻《治平宝鉴》，果然有此题材，便文不加点地接着写： 
　　“昔汉文帝欲诛惊犯乘舆之人，卒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又欲族盗高庙玉环者，释之执法奏当，文帝与太后言之，卒从廷尉，至今传为盛德之事。臣彷徨辗转，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岂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系哉？实愿我皇太后光前毖后，垂休称于无穷也。区区之愚，伏祈圣鉴。” 
　　写完已倦得无力再看一遍，掷笔上床，睡到午间起来，不忙漱洗，先推敲原稿，自觉相当动听，如果慈禧太后成见不深，则天意一定可回，就怕病中肝火特旺，那就再委婉亦不会见听。 
　　为了踌躇难决，陈宝琛想到不妨跟张之洞商量一下，于是写了封信，附上原稿，专差送达，注明“鹄候回玉”。结果，原稿退了回来，带回口信：“张老爷说，另外有信给老爷。” 
　　陈宝琛明白，张之洞必得先请示李鸿藻，所以不即答复。到了半夜里，陈家上下都已熄灯上床，起居无节的张之洞才派听差敲门来送信，拆开一看，只有一行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这是隐语，知者自解。陈宝琛颇有怅然若失之感。彻夜考虑，不知这片“附子”要投不要投？想来想去，只有取决于张佩纶。 
　　张佩纶是常相过从的，没有三天不见面的时候。这天上午来访，陈宝琛将原稿跟张之洞的复信，都拿了给他看。 
　　读到“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彰圣德”，张佩纶击节称赏，看完说道：“精义不用可惜！” 
　　一言而决，陈宝琛决定附片并递，但张佩纶还有话。 
　　“不妨打听一下，西圣近日意绪如何？如果肝火不旺，则‘附子入药’，必可奏功。” 
　　“是！”陈宝琛更加快慰，“我的意思，跟世叔正同。”陈宝琛科名比张佩纶早，但因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跟陈宝琛是同年，所以他一向用“世叔”这个尊称。 
　　于是又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情。马文植因为用药与薛、汪不同，而太监又需索得很厉害，不堪其扰，已告退回常州原籍。目前完全由薛福辰主治，颇得宠信，经常有珍物赏赐，而且御笔赐了一块匾额：“职业修明”。同时已由内务府另外在东城找了一处大宅，供薛福辰居住。张佩纶跟他相当熟，自告奋勇为陈宝琛去打听消息。 
　　到了薛福辰那里，张佩纶直道来意，是要打听慈禧太后，这几日病情如何，肝火可旺？薛福辰为人伉直豪爽，也不问他打听这些是为了什么原因，检出最新的脉案底稿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日常申酉发热，今日晨间亦热，头眩足软。今交节气，似有微感。”方子用的是：人参、茯苓、白术、附子、鳖甲、元参、麦冬、阿胶。 
　　“依然是大补的方子？” 
　　“是的。”答得更简单。 
　　“岐黄一道，我是门外汉。”张佩纶说，“俗语有‘虚不受补’的话，如今能够进补，且为大补，自是好征兆？” 
　　“也可以这么说。” 
　　“多谢见教！”张佩纶拱拱手，起身告辞。 
　　看这样子，慈禧太后诸症皆去，已入调养期间，一旦潮热停止，便距痊愈之期不远。既然如此，便不必再费踌躇了，陈宝琛第二天便将折子递了上去。 
　　朱之洞得到消息，内心颇为不悦，跟人发牢骚：“他朋友的规劝，尚且不听，如何又能期望上头纳他的谏劝？”陈宝琛听了，一笑置之。 
　　接着，张之洞也递了他的折子，第二天在朝房遇见陈宝琛，问起消息。照规矩，当日递折，当日便有回音，而陈宝琛那个折子，却无下文。 
　　“如石投水！”他这样答复张之洞。 
　　张之洞的折子也是如此，如石投水，毫无踪影，怕的是一定要留中了。 
　　“留中”不错，但并不是“不发”，慈禧太后真的如陈宝琛所奏劝的，“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在细细考虑其事。 
　　陈宝琛的话，自然使她感动，而更多的是欣赏。如果照他的话做，中外交口称颂，慈禧太后圣明贤德，那不也是件很快意的事吗？ 
　　同时她也想到制裁太监的必要，张之洞奏折中有几句话，说得触目惊心，她已能背得出来了： 
　　“夫嘉庆年间林清之变，则太监为内应矣！本年秋间，有天棚搜出火药之案，则太监失于觉察矣！刘振生擅入宫禁，则太监从无一人举发矣！然则太监等当差之是否谨慎小心，所言之是否忠实可信？圣明在上，岂待臣言！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这些话是不错的，安德海就是一个榜样。李莲英倒还谨慎，但此外难保没有人不步安德海的后尘。这样一再思考，她渐渐地心平气和了。 
　　于是她先将陈宝琛和张之洞的折子发了下去，接着便与慈安太后一起御殿，召见军机，第一句话便是提到午门一案。 
　　“午门护军打太监那件案子，照刑部原议好了。”慈禧太后特为又说：“不用加重！” 
　　恭王自是欣然奉诏。回到军机处，首先就找陈宝琛、张之洞的原奏来看。两疏裁抑宦官，整肃门禁的命意相同，但张之洞的折子，又不及陈宝琛的来得鞭辟入里，精警动人。恭王看一段赞一段，口中啧啧出声，从未见他对人家的文字，这样子倾倒过。 
　　看完了，他将陈宝琛的折子，重重地拂了两下，“噗、噗”作声，“这才真是奏疏。”他对李鸿藻和王文韶说：“我们旗下都老爷上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李王两人都明白，是指前两天一个满洲御史上书言事，争的是定兴县买卖落花生的秤规。这种琐屑细务，居然上渎天听，实在是笑话。 
　　“是！”两人同声答应，但内心的感触和表面的态度都不同。 
　　李鸿藻也是力争这一案的，有此结果，自感欣慰，但还不足以言得意，得意的是，两张——张之洞和张佩纶，承自己的意志，有所行动。陈宝琛虽少往还，而清流声气相通，亦无形中在自己的控御指挥之下。陈宝琛和张之洞的奏疏一发抄，天下传诵，必享大名，而往深里追究，则知隐操清议，自有宗主，所以内心兴奋，脸上象飞了金似的，好生得意。 
　　王文韶则正好相反。他的地位还不能与李鸿藻相匹敌，而是为沈桂芬担心，从崇厚失职辱国，连累举主，沈桂芬就一直抬不起头来。眼看清流咄咄逼人，当然不是滋味，但清流放言高论，锋芒毕露，还不过令人感得刺心，而于实际政务的影响，毕竟轻微。如今可不同了，慈禧太后震怒，迁延数月，王公不能争、大臣不敢争的午门一案，竟凭清流的两篇文章，可以回天，这太可怕了！ 

　　　　　　　　　　　※　　　　　　　 ※　　　　　　　　 ※ 

　　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这一年来，两派针锋相对，大致互持不下，还可相安无事。此刻则“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南不胜北，是再也无法讳言的一件事。清流搏击，向不给人留余地，贺寿慈被攻落职；崇厚被攻几乎性命不保；董恂被攻不能不告老；万青藜被攻亦丢了官，此外闽浙总督何璟、湖广总督李瀚章都被劾获谴，等而下之，更不必谈。气焰已经那样高张，再有此力足回天的表征，看来是要动沈桂芬的手了。 
　　沈桂芬一垮，王文韶很清楚，就是自己的冰山已倒，不能不引为深忧。同时他为沈桂芬担心的，还不止于权势地位，而是他的身体。沈桂芬入秋以来，一直缠绵病榻，他的气量又狭，病中见到这种清流的气势，必定大感刺激。倒要好好去安慰他一番才是。 
　　因此下朝以后，直接就坐车到沈家。沈桂芬卧室中只有一个小火炉，窗子虽裱糊过不久，但房子不好，且又旧了，处处缝隙，寒气侵人。这样的地方，何能养病？王文韶的心里，越发难过。 
　　“这么早来，必是有什么要紧事？”拥衾而坐的沈桂芬，喘着气问。 
　　这一下提醒了王文韶，自悔失计，将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反更易引起沈桂芬的疑虑。 
　　因此，他急忙答道：“没事、没事。顺路来看一看。” 
　　接着王文韶便坐在床前，问起沈桂芬的病情，一面说话，一面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书来看，却是几本邸抄，便又放下。 
　　“夔石！”沈桂芬突地愤然作色，“你看十一月二十七的那道上谕！什么‘铁汉’？” 
　　王文韶愣了一下，旋即想起，他不满的是“翰林四谏”中的邓承修。此人专好搏击，字“铁香”，所以有“铁汉”的外号。邓承修最近所弹劾的是户部右侍郎长叙，措词固然严刻，但听沈桂芬的语气，似乎鄙夷不屑，却不解其故，便检出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来看： 
　　“邓承修奏：本月十三日为圣祖仁皇帝忌辰，朝廷素服，薄海同遵。风闻户部侍郎长叙，以是日嫁第二女与署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为婚，公然发帖，宾客满门，鼓乐喧阗。伏念功令：遇国忌之日，虽在山陬海澨，停止鼓乐，奚论婚娶？今长叙、葆亨，俱以二品大员世受国恩，内跻卿贰，外任封疆，而藐法妄为一至于此！使其知而故为，则罪不容诛，使其不知而为之，如此昏瞆糊涂，岂能临民治事乎？查长叙为前任陕甘总督裕泰之子，现任广州将军长善之弟，累世高官，连姻帝室。葆亨仰蒙特简，累任抚藩，而公犯不韪，哆然无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臣闻国之为治，赖有纪纲，纪纲不张，何以为国？长叙、葆亨姻亲僚友，多属显官，而俱视为固然，无有一人知其干犯，为之救正者。昧君父之大义。忘覆帱之深恩，情迹虽殊，恣欺则一。夫以圣祖之深仁厚泽，百世不忘，皇上方降服弛县，宫廷只肃，而近在辇毂之下，贵戚之家，伐鼓撞钟，肆筵肃客，公卿百僚，称贺争先，此实中外之骇闻，搢绅所未有。若非明正纪纲，从严治罪，则陵夷胡底等语，本月十三日系属忌辰，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于是日出嫁护理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实属有干功令。长叙、葆亨，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部议的结果是革职，一时忘却忌讳，竟致丢官，自是过苛。王文韶想起陈、张的奏折，不免忧心，“上头也太纵容这班人了！”他说，“此辈过于质直任性，总要想个法子，压一压他们的气焰才好。” 
　　“哼！”沈桂芬冷笑，“你以为只是质直任性？奸诈得很呢！ 
　　劾长叙就劾长叙，何苦又牵出长乐初？又是什么‘连姻帝室’，连心泉贝子都中了冷箭。这种鬼蜮行径，算什么铁汉？” 
　　这一说，王文韶才明白。长乐初就是长善，是长叙的胞兄，奕谟字心泉，是长善的女婿。邓承修把他们无端牵涉在里面，用心确有疑问。 
　　“长乐初总算贤者，在广州力倡文教，以驻防将军肯作偃武修文之举，难道还对不起邓承修他们广东人？” 
　　“是的。”王文韶说，“邓铁香的笔锋，原可以不必扫及长乐初的。或者另有嫌隙亦未可知。” 
　　“什么嫌隙？无非长乐初打点京官的炭敬，拿邓都老爷一例看待而已。” 
　　原来是长善对邓承修的炭敬送少了！沈桂芬说此话，自然有根据，怪不得看不起邓承修。王文韶怕事，不敢仔细打听，唯唯地敷衍着。 
　　就在这时候，听差送进一封信来，王文韶偷看了一眼，那笔大气磅礴的颜字，一望而知是翁同和的手笔。心念一动，怕信里是提到陈、张两折的结果，便不肯落在翁同和后面。 
　　“老师，”王文韶是沈桂芬在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考官所取中的门生，“午门一案结了，仍照刑部原奏。李兰荪大为得意，陈伯潜、张香涛的两个折子，居然把上头说动了。” 
　　一听这话，沈桂芬一愣，然后拆阅翁同和的信，将信看完，脸色非常难看，仿佛猝受打击，无所措手的神气。 
　　好半天，他恨恨地说：“走着看吧！” 
　　“老师亦犯不着跟他生闲气。”王文韶劝道，“上结主知，全在实心实力，光是鹜声气，浮而不实，到头来无非自取其败。” 
　　“看人挑担不吃力，那些大言不惭的家伙，几时让他们自己尝尝味道就知道了。” 
　　“是啊，可笑的是吴清卿，书生筹边，煞有介事。俄事总算可以和平了结，不然不知道会狼狈成什么样子？” 
　　“哼！”沈桂芬又冷笑了，“照他们这样子嚣张，纸上谈兵，放言无忌，搞成一股虚骄之气，总有一天，国事让他们败坏得不可收拾。” 
　　“所以，这就全靠老师中流砥柱了。朝廷少不得老师，千万珍摄。凡事放开些，不必过于操心。” 
　　“我也看开了。”沈桂芬忽作豁达语。“只等身子稍微好些，我也要求田问舍，略作菟裂之计。” 
　　“是。老师也太自苦了。”王文韶看着那个小煤炉，不胜感叹地，“谁想得到，相府寒俭如此！” 
　　由此开始，说了好些无关国计的闲话。沈桂芬以腊八粥飨客，王文韶自奉不俭，但颇善于做作，将一大碗配料不甚讲究的腊八粥，津津有味地吃得一干二净，方始告辞。 
　　辞出沈家，在车中回忆刚才跟沈桂芬的谈话，想起长叙，同为户部侍郎，而荣枯不同，急景凋年，谪居寂寞，应该去探望一番。再说，长叙眼前虽倒霉，而“连姻帝室”，跟恭王亦有渊源，终有复起大用的一日，趁这时候也应该烧烧冷灶。 
　　主意打定，转道长叙寓处。他跟他侄子志锐同住，志锐是新科翰林，而王文韶是本科殿试的读卷官，论起来是师生。老师拜门生，照规矩是“硬进硬出”，所以志锐虽不在家，长叙仍旧很客气地开中门迎接。 
　　但一到书房，却以通家至好，就熟不拘礼了。长叙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依依客座之间，十分可爱。 
　　长叙倒是很潇洒，绝口不提获谴丢官的事。岁末怀人，谈起许多故旧，特别是长善在广州将军署，辟题“壶园”的后苑，结文社所延的那班名士，番禺的施鼎芬、广西贺县的于式枚，都已跟志锐一样，点了翰林名，独有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至今还不曾中举。 
　　“此君我亦久闻他的大名。”王文韶问道：“比于晦若、梁星海如何？” 
　　“文芸阁才气犹在此二人以上。可惜场屋赠蹬，同治十二年曾应北闱未售。以后就在家兄署中作客。”长叙又加了一句： 
　　“大器晚成！” 
　　“如今呢，依然是在令兄署中？” 
　　“在南昌。” 
　　“何不招之北来？”王文韶有感于李鸿藻的作风，亦颇想罗致才俊，作为羽翼，所以这样试探着问。 
　　“文芸阁赋性不羁，要看他的兴致。后年乡试，大致还是应北闱，说不定作了夔翁的门生。” 
　　“不会，不会。”王文韶摇摇头，“我对考差的兴致，不如翁叔平来得浓，顺天乡试的主考，决不会放我。” 
　　长叙也知道不大会放他，因为他不是翰林。说文廷式可能会作他的门生，原是一句恭维的话，说过也就算了。但王文韶的想法却又不同，“有机会，倒很想见见此君。” 
　　他说，“如果他不嫌弃，以师弟相称，亦未始不可。” 
　　这是想文廷式拜他的门，长叙自然表示愿意促成其事。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总要到后年乡试，文廷式愿赴北闱，到了京里再说，而王文韶却谆谆叮嘱，显得很认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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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转眼到了年底。由于曾纪泽的对俄交涉，办得很好，不但可以和平了结，并且争回不少权利，慈禧太后的病势亦一天比一天减轻，因而上上下下都觉得这个年应该过得很有劲。 
　　除夕那天一早，王公大臣为皇帝辞岁，在保和殿行完了礼，纷纷各散。军机大臣在一年之中，只有这一天才算是清闲无事，王文韶早早回家，换了便衣，预备带着小儿子上琉璃厂去逛逛，忽然有人来送报丧条，沈桂芬死了。 
　　“怎么？”王文韶大为诧异，“昨天还好好的。虽说久病，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故世啊！” 
　　“是十点钟发的病，气喘不止，等大夫一到，还来不及诊脉，一口气就上不来了。” 
　　“那么，”王文韶问沈家的长班，“临终有没有话？”“没有。”沈家长班又说：“大少爷交代，务必请王大人就过去一趟，有好些大事，要跟王大人讨主意。” 
　　“好，我就去。” 
　　王文韶匆匆赶到沈家，已有沈家的好些亲友得到信息，赶来探望，其中自然有翁同和。 
　　“有遗折没有？” 
　　“没有。”沈桂芬的儿子沈文焘跪在地上哭着说：“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世兄请起来。”王文韶双手相扶，“尊翁任劳任怨，种种委屈，上头跟恭王、宝中堂都知道的，李兰荪亦是方正君子，一定眷念旧谊，这恤典上头，请世兄放心，我们必要力争，总要教尊翁能够瞑目。” 
　　“是！”孝子又磕个头说，“先父寒素自持，后事还不知道怎么来办？” 
　　“这你也请放心，尽管用了去，不必太省俭。尊翁最后一件大事，总要办得风光些，尽管用＃＃＃＃＃教兵部报销好了。” 
　　翁同和到底还有些书生的味道，不以王文韶的慷公家之慨为然，同时也爱惜沈桂芬的清誉，忍不住要说话：“尊翁一生，清慎勤三字，可当之无愧。身为宰辅，饰终之典自然不可马虎，但宜乎酌中，庶几称尊翁的平生。” 
　　“说得是，说得是！”王文韶十分见机，马上又改口了，“身后风光，原不在踵事增华上头。总之，恤典第一，后事其次，总要生者能安，死者方安。府上以后还要过日子，丧事实在不宜糜费。” 
　　沈文焘听他的话，前后有些不符，也知道这位老世交人最圆滑，听口气此刻就已在为李鸿藻说话，将来是不是可以倚靠，大成疑问。只是眼前除他跟翁同和以外，没有什么人可托，因而只好多磕两个头，别无话说。 
　　经纪丧事，自有兵部司官和军机章京，王文韶跟翁同和商量，只有一件事，立刻要办，那就是递遗折。这件事大有讲究，先要定个宗旨，是讲身后之名，还是讲眼前利害？如是后者，则决不能忤旨，只须表示一片惓惓忠爱之忱，以邀得两宫太后的垂念。 
　　照翁同和的意见，沈桂芬生前为中俄交涉受谤，遗疏中应该有所辩解，但王文韶以为谈此事的是非，会得罪许多人，大可不必。论关系，沈桂芬既是王文韶的老师，又是他的举主，翁同和不便坚持己见，所以结果是王文韶拟的稿子，纯用颂圣和受恩深重、来生以报的老套，翁同和为他略作润饰，随即找人抄好，派专差递到内奏事处。 
　　但是，这一通遗疏两宫太后看不到。凡遇年节庆典，递折要讲忌讳，这些奏报大臣病故之类的折子，都要暂时压一压。不过军机大臣出缺，当然要立即上闻，所以王文韶关照军机章京，口头通知李莲英，托他面奏两宫太后。 
　　慈禧太后病中得此消息，大为伤感，跟慈安太后谈起沈桂芬平日谨慎当差，遇事能稳得住的许多好处，倒很替他洒了些眼泪。 
　　第二天是光绪七年元旦。皇帝受了群臣朝贺，又率领群臣到慈宁宫朝贺太后。例行的仪典完毕，两宫太后照常办事，但只召见惇、恭、醇三王，商议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这算是一个好消息，谈判已久的，废止崇厚所订的条约，另立新约一事，俄国正式同意了。 
　　曾纪泽与俄国所议定的草约一共二十条，另有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恭王为两宫太后指陈，曾纪泽争回的好处，共有七项，最主要的是将伊犁南面的要隘，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广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一大片疆土，争归版图，伊犁西面边界，也不照崇厚的原议，由双方指派“分界大臣”酌中勘定新界。此外通商口子三处，只开嘉峪关一地，取消西安、汉中。苏俄商船可到松花江伯都讷一事作罢，苏俄领事仅设吐鲁蕃一处，天山南北路俄商贸易，原定“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比较崇厚的原约，国家的利权确是大大地挽回了。 
　　“不过，赔款要加了。原来是五百万银卢布，现在要加四百万。俄国人的理由是，伊犁南境代为看守，花费甚巨。这也是实情。” 
　　“九百万银卢布，合咱们的钱，该是多少？”慈安太后问。 
　　“总在五百万银子上下。” 
　　“唉，五百万银子！”慈安太后叹口气说：“那里来？” 
　　“这已经很好了。”慈禧太后赶紧说道，“争回的权利，十个五百万也不止。如果开仗，军费浩繁，更不得了。” 
　　这话使得恭王和醇王，都大为诧异。慈禧太后一向有不惜一战的决心，此刻却又充分表示了不愿兵戎相见的意思，在恭王觉得是一大安慰，所以立即接口：“太后圣明。当初臣与宝鋆、沈桂芬反复商议，总觉得以和为贵。曾纪泽不辱所命，不愧名臣之后，等事定了，臣请懿旨，优予褒奖。”“那当然。”慈禧太后恻然说道：“倒想不到沈桂芬故去了！ 
　　他今年多大？” 
　　“六十四。” 
　　“这几年总算亏他。为崇厚的事，他也是有苦说不出。凭良心说，崇厚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又到过法国，阅历很深。跟洋人更不是第一次打交道，谁想得到他这样子糊涂无用。”慈禧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气喘，喝了一口薛福辰处方的药茶，要言不烦地说：“你们替他好好料理后事，恤典从优。” 
　　“是！”恭王说道：“沈家定在明天半夜里大殓，自然要赐奠，是派谁去，请懿旨。” 
　　“总总他们小哥儿们几个，你们商量着办。总得一个贝勒，或者就让载漪去好了。” 
　　“是！”惇王站起身答应，因为载漪是惇王的次子。 
　　“沈桂芬空下来的那几个差缺呢？”慈安太后问。 
　　这是应该召见军机商量的大事，有惇王和醇王在座，不宜谈论。慈禧太后和恭王都懂这层道理，但却不便说破，也不能不敷衍，所以恭王避重就轻，不提沈桂芬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本职和军机大臣的要差，只提翰林院学院学士和管理国子监事务，两个不甚相干的差使。 
　　“如今在作育人材上，肯留心的是翁同和，不过他的资格还浅，还不到掌院的时候，臣的意思先派他管理国子监。” 
　　“好！”慈禧太后桴鼓和应地说，“别的差缺，慢慢商量吧！” 

　　　　　　　　　　　※　　　　　　　 ※　　　　　　　　 ※ 

　　第二天宫中“吃肉”，军机大臣开年第一次聚会，直庐治公，只有一件事，就是商议沈桂芬的身后之事。因为慈禧太后已指示恤典从优，所以王文韶亲自动笔拟的恩诏，极其堂皇： 
　　“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清慎忠勤，老成端恪，由翰林洊升卿贰，外任封疆，同治年间入参机务，擢任正卿。朕御极后，重加倚任，晋协纶扉，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力，劳瘁不辞。前因偶患微疴，赏假调理，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着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漪带领侍卫十员，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卹，入祀贤良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赏银二千两治丧，由广储司发给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沈文焘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伊孙沈锡珪，着赏给郎中，俟及岁时带领引见，以示笃念草臣之至意。”身后哀荣，最可贵的是“入祀贤良祠”，其次是“易名”。赐諡照例由内阁拟呈圈定，但军机亦可提出意见。自嘉庆以来，宰辅赐諡，第一个字照例用“文”字，内阁拟呈沈桂芬的諡是文清、文勤、文端、文恪。咨送到军机处，大家都觉得拟得并不高明。 
　　“清、勤二字，不足以尽沈经笙的生平。”宝鋆大发议论：“端字虽好，但经笙不是理学一路的人物，所以并非美諡，恪字更不必谈了。” 
　　文恪亦非美諡，而且不是宰辅之諡。恭王认为沈桂芬最不可及的长处是有定力，因而主张用“文定”。这也不是顶好的諡称，从顺治以来，諡“文定”的一共八个人，并没有什么名臣。但用“定”字諡沈桂芬，不能不说是很恰当，因而宝鋆和王文韶，亦无可为死者再争。 
　　接下来便要分配沈桂芬所留下来的差缺，管理国子监事务，已决定派翁同和；掌院学士由于宝鋆的推荐，派了不是翰林出身的董恂；国史馆正总裁派了潘祖荫；兵部尚书则顺理成章地补上了李鸿藻。他从服阙复起，只是以“前工部尚书”的职衔回军机，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后由于吏部尚书万青藜兼管顺天府府尹，照例不常到部，算是出差，才派了李鸿藻兼署。但这是很勉强的处置办法，所以一有尚书缺出，必定得补李鸿藻。 
　　协办大学士的缺，照例该吏部尚书万青藜补，只是他的物望不佳，恭王心里有数，只要提名万青藜当协办，清流一定会不满，弹章一上，那就可能连他的尚书都当不成。爱之适足以害之，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这个缺为李鸿藻留着。 
　　还剩下军机大臣一个要职，恭王跟宝鋆已经商量过了，决定留下来给一个人：左宗棠。 
　　左宗棠奉召入觐，直到上年十二月才从兰州动身，沿途逗留，走了一个多月，在正月二十六，方始到京。仪从煊赫，俨然凯旋班师的模样。 
　　一到京仍旧住在贤良寺，照例宫门请安，军机处和兵部都派了人在照料，请安折子即时批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召见。然后分谒诸王，最后才到恭王的鉴园。这是恭王预先关照好了的，最后到他那里，便好留了下来，接受款宴。宴会极其隆重。陪客是惇、醇两王、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还有一个就是潘祖荫。 
　　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病情又反复了，因而御殿垂帘的，只有慈安太后。为了优礼勋臣，慈安太后特命太监扶掖左宗棠进殿，行完了礼，慈安太后第一句话是问他的年纪。 
　　“臣今年七十岁。” 
　　“七十古来稀。身子倒健旺！”慈安太后问道，“你是那一天动身的？” 
　　“臣是上年七月间，在哈密奉到上谕，召臣入觐。那时因为部署未定…　。” 
　　于是左宗棠从保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说起，如何奏请，如何奉准，如何等刘锦棠到了哈密，在十月间方能启行入关，又如何在兰州作了必要的部署，再由兰州动身进京，沿途百姓如何攀辕相留，滔滔不绝，听得慈安太后想插句嘴都不能。 
　　“如今是派杨昌濬护理陕甘总督。他的才具怎么样？” 
　　“杨昌濬的才具是好的。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很做了些事，后来因为杨乃武一案革职，经臣奏保，蒙天恩起用，越知惕厉。请太后放心。” 
　　“那好！”慈安太后问道，“刘锦棠跟杨昌濬，一个在新疆，一个在甘肃，是各办各的事呢，还是合起来办事？” 
　　“是各办各的事，不过有事互相照应。”左宗棠答道，“以前新疆军务，跟陕甘军政民事，归臣一个人办理，军饷政费，臣可以相机调度。如今刘锦棠、杨昌濬各有专责，各项经费，应该划分清楚，臣这几个月，就是办这件事。” 
　　“那里一年要用多少款子？” 
　　“关外各营饷项、各项经费，每年要三百七十多万，关内要两百一十多万。各省及海关协饷，只有五百万两，不敷八十多万，只有相其缓急，节省着用。以后各省协饷，归杨昌濬主持，六成拨解关外，四成留给陕甘。这个章程，是奏报过的。” 
　　“喔。”慈安太后转脸问恭王：“有这个折子吗？” 
　　“是！”恭王答道，“面奏过的。” 
　　慈安太后想了好一会才想起：“是的，有这回事。”她再问左宗棠：“现在俄国的交涉总算办成了…　” 
　　“是！”左宗棠不等慈安太后话完，便抢着说：“臣过天津，跟李鸿章见面，才知道详细情形。曾纪泽的交涉还算是办得好。” 
　　“你跟曾国藩是至好，他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想来你也替曾国藩高兴？” 
　　“是！”左宗棠答道，“臣与曾国藩论公事，意见不合，论私交，臣与曾国藩共过患难，交情不同。” 
　　“现在国事都靠你们几个老成人，大家总要和好，凡事商量着办，把大局撑住。” 
　　这是慈安太后暗示他要跟李鸿章和衷共济，而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和，由来已非一日。近几年来，论边防、论洋务，跟李鸿章针锋相对，措词尖刻的奏疏很多，但朝廷常采纳李鸿章的献议，而对左宗棠，则持敷衍的态度，所以他的牢骚很多，这时听慈安太后提起，正好当面告个“御状”。 
　　恭王已防到他有此一着，自不会容他开口，召见的时候也不少了，便抢在前面奏道：“左宗棠刚刚到京，旅途劳苦，请母后皇太后格外体恤。” 
　　“喔，喔！”慈安太后会意，随即说道：“左宗棠，你路上辛苦了，回去好好息着吧！”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到军机处、南书房打了个转，恭王派他的轿子，将左宗棠送回行馆。然后跟宝鋆、李鸿藻等人商量，预备保荐左宗棠进军机，决定第二天面奏取旨。 
　　第二天是沈桂芬开吊的日子。春雪霏微，彤云阴黯，益增凄怆，但灵堂内的气氛，却大不相同，因为左宗棠很早就到了，一直坐着不走，大谈他经略西陲的得意之事。到了十点多钟，退值的军机大臣，络绎来吊，李鸿藻和王文韶连袂而至，形迹相当亲密，很引人注目。因为从沈桂芬一死，王文韶仿佛继承衣钵，成为南派的首脑，跟李鸿藻是处在敌对的地位。如今看来，南北两派，大有携手和好的模样，这自然令人惊异，也令人感到安慰。 
　　灵前行完了礼，李鸿藻转身向左宗棠道贺：“恭喜、恭喜！ 
　　上谕已经下来了！”接着取出一张字条，递给左宗棠。 
　　那是上谕的底稿：“奉旨：大学士左宗棠着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一下吊客们纷纷向左宗棠道贺，正乱哄哄在周旋之际，廊下乐声又起，执帖的高呼：“宝中堂到！” 
　　宝鋆一到，不及在灵堂行礼，先递了一张彩笺给左宗棠，口中说道：“急就章，请指教。” 
　　那幅彩笺写的是一首诗，题目叫做“赠左侯”： 
　　“七十年华熊豹姿，侯封定远汉官仪。盈胄浩气吞云梦，盖代威名镇月氐；司马卧龙应合传，湘江衡岳共争奇。紫薇花省欣映袂，领取英谋绝妙姿。” 
　　“紫薇花省”不是指内阁，是指军机处，“英谋”虽有，却非“绝妙”。左宗棠第一天入值，大家就头痛了。 
　　“李少荃这个折子，近乎纸上谈兵。我为诸公一述往事。” 
　　左宗棠撇开正题，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在陕甘用兵之妙，恭王等人插不进嘴去，只能耐心静听。 
　　天天如此，一个奏折议了十天，还没有结果，恭王实在不耐烦了。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筹议山海关的防务。恭王心想，中俄交涉已可和平了结，山海关的防务，已可暂缓，而且驻扎山海关的曾国荃亦已接替左宗棠的遗缺，当了陕甘总督，李鸿章的奏折，不议办不要紧。 
　　因此，恭王吩咐军机章京，将原折归档。第二天左宗棠到军机处，对议而未决的案子，尚无下文，竟亦不问，一坐下来便大骂甘肃臬司史念祖。 
　　史念祖字绳之，江苏溧阳人，是乾隆年间名臣史贻直之后。此人聪明绝顶，但不大喜欢读书，二十岁上捐了一个通判，在安徽巡抚英翰军中当差。此人工于应酬，讲究饮馔服饰，史念祖又年轻英爽，所以极受“旗下大爷”出身的英翰的赏识。每次军功保案都有他的分，年未三十就做到直隶臬司，但年少气盛，不知怎么得罪了言官，奏劾他“不堪方面”。象这样的弹章，照例下督抚察复，直隶总督是曾国藩，认为史念祖虽有才干，尚少历练，宜乎暂缓任事，于是被开缺成了闲员。 
　　光绪初年，由于董恂的援引，史念祖放了甘肃臬司，左宗棠也是爱才的人，对他亦颇称许。但史念祖少年得意，不免骄慢，其时他折节读书，已写得一手极好的古文，越发视督抚将相如无物。左宗棠一直以诸葛武侯自命，好谀恶直，战功亦多夸夸其词。史念祖在人背后常有讥评，不但形诸口头，而且见诸笔墨，日子一久，为左宗棠知道了，大为不悦，便借一件公事，说他“避事取巧，应候查参”。 
　　这时左宗棠刚要从兰州启程入京，史念祖心想，入觐之日，两宫太后当然会问到陕甘的吏治，左宗棠只要说一声：“史念祖性近浮滑，不堪其任”，用不着具折，就会毁了自己的前程。因而要抢先进京活动，正好三年之期，可以奏请陛见，于是具折请总督代奏。左宗棠只当他去活动调任，而且照例奏请，亦不便拦阻，就为他代奏，自然照准。 
　　于是史念祖兼程北上，等左宗棠到京，他已经事毕出都，在山西等候消息。他看得很准，左宗棠虽想提拔杨昌濬，打算保荐他由护理总督而真除，而朝廷未见得会准，到京走董恂的门路一打听，果然，陕甘总督已经内定由曾国荃接任。史念祖在山西等候消息，就是为了好等着伺候新任总督。不久，曾国荃的新命一下，史念祖也仍旧回任当他的甘肃臬司。得意之余，在太原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表面是报告行踪，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奉旨回任，其奈我何”的意思。左宗棠这一气自然不小，上了个折子，指史念祖种种不端，请旨饬“护督”杨昌濬查案，据实参劾。 
　　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已经递了上去，并且已经发交军机核议。恭王正为此在为难，所以听了左宗棠的话，心存警惕，将宝鋆找到一边去商议。 
　　“史念祖是奉旨回任的，而且刚刚陛见过，如果不中用，朝廷当面察问，早该知道，现在又准了他的折子，交杨昌濬查参，这象话吗？” 
　　宝鋆本来对左宗棠极其仰慕，但此时已非赠诗推崇的心情，不过十几天的工夫，发觉左宗棠天生是不合群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并无同僚，印象大坏。因而附和恭王的看法，连点头。 
　　“这当然要驳…　。” 
　　“当然要驳！”宝鋆抢过来说，“也挫挫他的骄慢之气。” 
　　“我话还没有完。”恭王说道，“驳是要驳，但又不宜扫他的面子。你看怎么办？” 
　　宝鋆想了一会答道：“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又开一恶例。” 
　　“怎么呢？” 
　　“只有把他这个折子‘淹’了。” 
　　所谓“淹”了，就是请太后将奏折“留中不发”，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最坏的一种制度，如果君上动辄“留中”，则谏劝不纳，实情不明，国事非败坏不可。恭王当年制抑慈禧太后扩张权力，所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力争奏折须发交军机处，现在自请“留中”，岂非开一恶例。 
　　可是他的英锐之气，消磨得也差不多了！想了一会，叹口气说：“就这么办吧。” 
　　“那么，先‘递牌子’？” 
　　“好！” 
　　军机每日常例召见，只由太监传唤，单独请见，才递“绿头签”。慈安太后当然即时“叫起”，上去三言两语说好了，才召其他军机大臣全班进见。 
　　军机独重首辅，是左宗棠所知道的，所以在班里倒也不敢越次奏对。他心里在想，提到自己这个奏折，当然要问详情，那时再将史念祖种种贪墨狡猾的情形，细细面奏，说不定即时降旨，革职查办。 
　　正在这样想着，已经谈到了，“史念祖这个案子，”慈安太后说道：“摆着再看一看。” 
　　“是！”恭王很快地答应一声，随即领头跪安，全班退出。不但左宗棠的折子被“淹”了，连他的话亦被“淹”掉了。 
　　而他自己还不明白，回到军机处问宝鋆：“佩公，我那个折子，如何着落？” 
　　“这当然是‘留中’了。上头是因为你的面子，不便处置，只好这么办。不然，你想，史念祖是奉旨回任的…　。嘿，嘿！”宝鋆干笑了两声，损了他一句：“侯爷，你也得替朝廷留点面子啊！” 
　　左宗棠默然。到了七十岁才知道，督抚权重，只是在封疆上，到了朝里，便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他第二天便带着人去看京畿的水利了。 
　　这也是左宗棠预定要办的两件大事之一。第一件是训练旗兵，早在他从兰州启程以前，就有个奏折，要带亲军步营马队两千余人入关，先驻扎张家口，听候调遣，移营近畿，一则拱卫京师，再则代为训练旗兵。 
　　这所谓旗兵，指明是健锐营、火器营，因为神机营已复由醇王亲自管理，有专设的练兵人员，左宗棠不敢冒昧越俎。就是健锐、火器各营，他奏折中亦先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说是“八旗禁旅，拱卫神京，居重驭轻，有严有翼”，又说健锐、火器各营，”尤称精练，材武之彦，多出其中，宿将名臣，指不胜屈”，但“承平日久，习成骄逸”，所以要“时加淬厉”。他的训练办法是：挑选十几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无顶带的兵丁三千余人，分为十营，由他的亲军哨官管带，骑兵则与他的亲军马队，间杂编组，平时勤加操练，遇事随队出仗。 
　　这个建议，不曾批准，因为八旗禁旅，由汉人管带，是前所未有之事，但亦不便公然拒绝，只批的是：“另有旨。”便一直拖着。此刻却是不能再拖了，这批人马，已由左宗棠的部将王德榜、刘璈、以及他的营务处总办王诗正率领，开到了张家口。 
　　入朝以后的左宗棠，已经了解，八旗禁军掌握在醇王手里，训练旗兵一事，要想实现，必须取得醇王的支持，这不是一时可以有成议的事，不妨先办另一件大事。 
　　这第二件大事，是左宗棠进京旅途中所作的决定。他由“太行八陉”的井陉入河北，过正定北上，沿途经顺天府属的房山、良乡各处，发现水利不修，行旅艰难，与他道光十三年初次会试入都，以及同治七年剿捻军行所见，大不相同，因而想到，可用军工濬河开沟。左宗棠经营西北，原是采取西汉各将在边境屯垦的遗规，所部官兵，对于兴修水利，富有经验，所以经过一番视察，回京立刻便拟稿上奏。 
　　奏折的事由，叫做“拟调随带各营，驻扎畿郊，商办教练旗兵，兴修水利”。他也知道，这番举动，醇王那里固须好好下一番工夫，而建议兴修畿辅水利，等于指责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失职，管理顺天府的万青藜，可以不拿他放在眼里，而看李鸿章，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不预加防备，便在折尾声明：“如蒙谕旨允行，臣惟当随时与醇亲王及直隶督臣、顺天府尹详为筹议，或同时并举，或先后举行，断不敢固执成见。”至于移驻近畿，应该划定防区，建筑营垒，左宗棠亦特地建议：“应请敕交醇亲王筹度，应于何地驻扎？” 
　　这个奏折是由慈禧太后裁决的：“着神机营王大臣，会同妥议具奏。”也就是听凭醇王作主，所以左宗棠一退了朝，立即去拜访醇王。 
　　醇王好武，对于左宗棠原有倾心结纳之意，但清朝的家法，亲贵与大臣不能随意交往，如今是有公事商谈，名正言顺，给了醇王一个极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降阶相迎，礼遇优隆。 
　　登堂入室，重新见礼，醇王请左宗棠“升炕”，并且推他上坐。国家体制所关，做客人的不敢僭越，坐了下首。 
　　由于事先经过幕友切劝，左宗棠总算有所警惕，不曾大谈西征的得意之事。在醇王推崇之下，谦虚了一番，随即谈入正题。 
　　“八旗禁军，身分不同，王爷带兵，又是恩多于威，长此以往，不免长其骄佚之气。不瞒王爷说，士兵总要习于劳苦，才能有用。我在西北这几年，战无不克，都得力于平时不让部下游手好闲。譬如说…　。”左宗棠突然顿住，警觉到自己这一“譬如”将会谈不完，所以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勒住话头，再加上一句：“王爷恕我直言。” 
　　“说得是，说得是。”醇王很诚恳地答道：“从前文博川也是这么说。同治初年，他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班师回京，只见神机营的官兵，一个个晒得漆黑，可是精神饱满，跟在京大不相同。我很诧异，问他是何道理？他另有一番心得，说京城里太繁华，不是练兵的地方。我想这道理也对，无奈我办不到。” 
　　“是！”左宗棠答道：“亲藩仪制尊贵，王爷也不能经常带兵到近畿宿营操练，再者，禁军拱卫京畿，又不宜远调。话说回来，神机营是王爷亲自率领，一手培养，毕竟不同。我的意思，先从健锐、火营各营着手，练好了再挑到神机营来当差，让王爷有得力的人好用。” 
　　“这个打算很好。不过健锐、火器、护军各营，年轻力壮的，差不多也都挑到神机营来操练了。” 
　　左宗棠愕然。他对禁军的规制，原未深考，只知道神机营等于醇王的亲军，不知道其他各营亦有官兵挑入神机营操练。这一来剩下老弱残兵，还挑选些什么？ 
　　醇王却又是一番心思，真的相信左宗棠练兵，有化朽腐为神奇的本领，期望他能将老弱残兵，练成劲旅，所以接下来便以虚心求教的语气说道：“季高，你那天有空？我请你去看看操。” 
　　听得这一说，左宗棠大为得意。神机营出操，只请皇帝校阅，汉大臣从未看过操，醇王的邀请，真正是殊荣了。 
　　“王爷所命，某何敢辞？”左宗棠拱手答道：“王爷定了日子，请赏个信。” 
　　“好的。我马上叫他们预备。”说着，立即找来王府护卫，传谕神机营左右翼长，预备南苑出操。 
　　接着，又谈了些八旗禁军的装备、驻地。提到左宗棠驻扎在张家口的亲军，移驻畿郊，要分配防区的话，醇王表示一时无从答复，要问明了情形，再遵谕旨，召集会议，方能决定。 
　　说到这里，听差进屋回说：“预备好了。” 
　　是“西法摄影”预备好了。醇王一时高兴，要合影留念，特地从护国寺大街找来照相馆的好手，这时布置停当，来请醇王和左宗棠去照相。 
　　照相的地点是在“颐寿堂”外，屏门紧闭，门外正中陈设了两椅一几，花盆痰盂，色色俱备。醇王特地换了公服，与左宗棠合照了一张相。 
　　郑重将事地照完了相，醇王就在颐寿堂设宴款待左宗棠，一个是掬诚倾心，一个是刻意笼络，当然谈得投机异常。 
　　左宗棠惯用英雄欺人的手段，见有醇王的撑腰，便预备大干一番。原来已在天津和保定设立了“军装所”，接运从上海采办来的军械，转输西北，现在又要练旗兵、兴水利，没有颗大印在手里，公事要请有关衙门代递，缚手缚脚，深感不便，因而亲自动手拟了个奏折： 
　　“臣前于正月二十七日到京陛见，二十九日钦奉恩旨：‘大学士左宗棠着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天恩优渥，感悚莫名，惟臣上年檄调马步队伍，驻扎张家口听调，及分设天津、保定军装所，均经奏明在案。所有该各营局文禀，应行批札，一切公务及分致各处信件，势难停搁。而甘肃、新疆饷事，专盼各省及海关协解，向由臣经理，尚有经手未完事件。兹虽职任攸分，遇行应行咨札各件，仍难诿谢。应否由臣单衔借用兵部印封发递，俾免延误之处，伏候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这个奏折，表面看来，只是借兵部印封的小事，其实是虽已交卸了陕甘总督，而仍旧要管陕甘的事，成了“太上总督”。慈安太后不明究竟，召见军机时，当着左宗棠的面，准如所请。于是左宗棠便象建牙开府一样，用兵部的印封，指挥杨昌濬及刘锦棠，仿佛仍是陕甘总督。 
　　神机营看操一举，醇王倒是颇为认真，一再关照左右翼长：“人家是乾隆以来，拓疆开土的名将，带过几十万兵，非比等闲。如今请他来看操，别让他说得咱们一个子儿不值，务必要振刷精神，摆个好样儿给他看。” 
　　震于左宗棠的威名，左右翼长亦不敢怠慢，下令预行操练，检查服装枪械，比春秋两季，皇帝大阅，还要郑重。因为皇帝看操，无非看一个表面，只要前面队伍服装鲜明，仪表雄壮，再选一些好手射箭打枪，能中红心，就可获得上赏。左宗棠是带过几十万兵的人，这套花样瞒不过他，而且醇王已经说过，左宗棠可能会亲自到各营视察，处处都须小心，便越发认真了。 
　　神机营的那些兵丁，是舒服惯了的，为了伯彦讷谟诂比较严厉，才设法攻掉他，请醇王回来。不想忽然有这番折腾，自是怨声载道：“磨嘴皮子”挖苦左宗棠来出气。 
　　到了看操那天，左宗棠由醇王亲自相陪，坐轿到了南苑。出轿上演武台，但见他戴副极大的墨晶眼镜，傲然兀立，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态，更令神机营的兵丁不满。 
　　“看他，”有个人小声跟他同伴说，“象不象骡子带个眼罩？ 
　　就管他叫左骡子好了。” 
　　左宗棠在南苑盘桓了一整天，看阵法、看火器、看校射。他是有意折磨神机营的兵丁，用意在让醇王知道，队伍出征，行军布阵，如何劳苦，远非安居京师的禁军可比。 
　　到得看完收队，已将天黑，神机营不曾打算宿营，而赶回城去，已自不及，临时扎营住宿，搞得手忙脚乱，越发怨声载道。随他一起去看操的营务处总理王诗正，带了一万两银票在身上，这时便找个机会，悄悄问道：“大帅，该犒赏吧？” 
　　左宗棠也象曾国荃一样，治军挥金如土。这次从兰州到京师，沿路迎送护卫的兵丁，皆得厚犒，特别是一入直隶境界，对李鸿章派来护送的亲军，一赏便是上千银子。照道理说，应邀看操，这个面子不小，就为敬重醇王起见，也该大大地犒赏。可是左宗棠却大摇其头。 
　　“神机营是禁军，除了天子以外，谁也不敢犒军。不必，不必！” 
　　他的想法并不错，如果真个发银犒赏，说不定就会有言官参劾，问一句：以臣下而犒禁军，意欲何为？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极可能引起莫大的麻烦。无奈神机营的兵丁并不明白这些大道理，只当左宗棠小气，因而提起“左骡子”就骂。 
　　就为了神机营对左宗棠深为不满，所以醇王的态度也改变了，王大臣会议的那天，他的神色很冷漠，而左宗棠却没有看出来，依旧兴高采烈地，大谈训练旗兵的章程。 
　　“八旗还有养育闲散的兵丁，我想请王爷主持，挑选五千人，编立成营。我那里挑几百人来当管带、弁目。总期在一年以内，练成劲旅。”左宗棠加重了语气说：“这是我有把握的事。” 
　　大家都看着醇王，等他发言，而他却不开口，恭王只好催问了：“老七，你看怎么样？” 
　　“只怕没有那么多人可挑。” 
　　左宗棠接口说道：“就少一点也行。” 
　　“少一点就没有意思了。” 
　　左宗棠愕然，这才看出醇王并不热心。当然，宝鋆是早就听说了的，旗兵不欢迎“左骡子”，这时便很机警地迎合醇王的意思，向左宗棠问道：“季翁，如果练五千人，一年得要多少银子，可有预算？” 
　　“算过的。”左宗棠答道：“兵丁行装、器械、帐房、操演所用的弹药、看操的奖赏，以及加给的口粮，一年总得三十万银子。” 
　　“这就很难了！”宝鋆一直以大学士管户部，谈到钱，他最会“哭穷”，便将中俄交涉以来，备战的耗费，报了一大篇帐，最后说道：“如今中俄新约，已经签订画押，马上就要照约行事，赔俄国人那一大笔兵费，还不知道从何而出？赔款一日不交，俄国人一天不撤。季翁，你想想看？” 
　　左宗棠无以为答，只是坐在那里大口舒气，仿佛郁闷难宣似的。 
　　见此光景，恭王觉得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便用征询的语气，看着左宗棠说道：“我看，只好暂时缓一缓了？” 
　　不缓又如何？左宗棠心有不甘而不能不表示同意，接下来又问：“然则兴修畿辅水利一事呢？” 
　　“这自然要借重大力。”恭王又向宝鋆说：“这是一件有关民生的大事，户部得要想办法，筹一笔款子出来。” 
　　“是。我一定让他们想办法筹拨。”宝鋆满口应承。 
　　经此一番抚慰，左宗棠的兴致才又提了起来，“我们一样一样谈。”他说，“既然练旗兵暂缓，就不必要那么多人。马队不宜干河工，请王爷的示，是不是撤回甘肃？” 
　　“对了！撤回甘肃好了。” 
　　“步兵亦不必那么多。左右两营，可以裁撤一营，不过兵勇资遣，营官得要设法安插。” 
　　“这要看你的意思。”恭王问道：“季高，你想裁那一营？” 
　　左宗棠想了一下答道：“裁右营。” 
　　“右营督带不是刘璈吗？” 
　　“是的。”左宗棠说：“刘璈在我那里多年，很立了些战功，要请王爷给他一个好缺。” 
　　“他是什么身分？” 
　　“是二品顶戴的即用道，分发在甘肃。不过甘肃现在没有道缺。” 
　　恭王点点头说：“我让吏部查一查再说，照你的意思，给他一个好缺就是了。” 
　　“我替刘璈谢谢王爷的栽培。”左宗棠转脸看着醇王说： 
　　“修治畿辅水利，也还得请七王爷主持。” 
　　醇王知道，这是左宗棠用他作挡箭牌，来对付李鸿章可能会有的掣肘，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他一向自负任事之勇，所以亦不肯推辞，慨然答道：“事情你去办，有麻烦来找我。” 
　　“我不敢替七王爷惹麻烦。只是做事容易做人难，畿辅水利，与他处不同…　。” 
　　于是左宗棠又开始大发议论，说近畿多“王庄”，濬河开沟，处处会有纠纷，必得醇王出面，才得免除阻挠。 
　　“开濬只有解冻以后、台冻之前的几个月，可以施工。如果夏秋之际，雨水太多，山洪涨发，还得停工，算起来没有多少日子可用，如果阻挠一多，完工无日，坐耗钱粮，关系不轻。”左宗棠加重语气说道：“所以不论任何阻挠，都得靠七王爷鼎力，非把它打通不可。” 
　　听他说得严重，醇王倒不敢贸然应承了，“你说，”他问： 
　　“有些什么阻挠？” 
　　“别的阻挠，倒还好办，最麻烦的是，有些人讲风水，明明应该取直的河道，偏偏要求迂回绕越。”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从前直隶总督于成龙，为了保护他的祖坟，沿河别开水道，贻患至今，可为前车之鉴。” 
　　提到舆地风水，醇王不由得便想到，最近由刘铭传的一通奏疏所引起的争议。当中俄交涉紧张之时，朝命召宿将入觐，鲍超最先到京，而刘铭传却迟迟其行，直到上年秋天，方始北上。经过保定时，与李鸿章有好几日的盘桓，剪烛长谈，认为自强之道，关键在于建造铁路。李鸿章当时正在筹划开办南北洋电报，也觉得建造铁路与电报相辅并行，功效更好，因而力赞其成，并且由他幕府中熟悉洋务的文案委员，代为拟折具奏。 
　　奏折中首先陈述“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因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其次：“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刘铭传认为中国的要路有南北两条，南路又分为二：一条是由清江浦经山东，一条是由汉口经河南，都抵达京师。北路则由京师东通奉天，西到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并举，可以借洋债先修清江浦经山东到京城这一条，与南北洋电报，互为表里。 
　　这个奏折，相当动听，尤其是“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这两句话，虽是李鸿章借刘铭传之口，对左宗棠放的冷箭，而在朝廷，却实在是搔着了痒处。因此，朝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南北洋的意见，大不相同，刘坤一反对，而李鸿章自然赞成，复奏说建造铁路，对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等等，都有莫大的好处。但“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当然，这是对左宗棠借用洋债，趁机会作变相的攻击。 
　　尽管刘铭传的原折、李鸿章的复奏，多方申述建造铁路“其利甚溥”，而在京里却很难找得到同调。言官合疏却说得一无是处，有“三大弊”，“九不利”，“五害”，主要的就因为开铁路便得挖断不知多少家祖坟上的来龙去脉，风水所关，便是祸福所系，所以极力反对。 
　　醇王意会到此，心存警惕，很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左宗棠却是处事敏捷，很快地便调集了王德榜所督带的左营亲军，先就动起手来，地方官也都知道他难惹，少不得尽力支援。 
　　左宗棠虽于经世实用之学，无所不窥，但到底不是治河的专才，名为“自出相度机宜”，其实并不曾深究，因陋就简，没有几天就让人看出来，他是近乎空疏铺张的性情，因而朝士讥评，随处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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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交涉，和平了结，伊犁复归版图，朝中重见一片升平的气象，但是，慈安太后却是心力交瘁，厌倦视朝了。 
　　“这一年多，我真是累了。”她微微咳嗽着对恭王和军机大臣说，“如今总算平平安安地，都靠大家同心协力，才有这么个结果。真正不容易！” 
　　“这是上托两位皇太后公溥慈祥之德。”恭王答道，“俄事虽已了结，新疆的善后事宜，还很麻烦，臣等惟有悉心筹划，请旨施行。圣母皇太后圣躬不豫，至今还在调养，朝中大政，全靠母后皇太后主持于上，臣等才能禀承。圣躬关系甚重，千万珍摄。” 
　　“我知道。”慈安太后停了一下，强打精神，垂询新疆的善后事宜，“我现在不担心别的，只担心俄国人反复，将来伊犁交回，咱们是怎么个接收？” 
　　“自然是派兵接收，等新约订成，还有许多细节，由总理衙门另外与俄国使臣磋商。” 
　　“派兵接收，只怕又会生出事故，总要规定得明明白白，让俄国人没有话说。”慈安太后又说，“你们看看，是不是找刘锦棠到京里来，问问他们，可有什么难处？预先替他们想办法。还有，以前左宗棠奏过，新疆该设行省，我记得当时定规，等伊犁收回再议。如今该怎么办呢？” 
　　“是。”恭王答道，“也还早。等收回伊犁，再议不迟。” 
　　“那也得问问刘锦棠他们。”慈安太后吩咐，“你们去商量，是找刘锦棠，还是找张曜进京来谈？” 
　　回到军机处商议，决定召刘锦棠的副手，以广东陆路提督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曙进京，这是左宗棠的建议。因为将来率军接收伊犁的，必是张曜，一面要问他有何“难处”，一面指示机宜，亦以直接告诉张曜为宜。 
　　“张朗斋此人，关于他的生平，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宝鋆兴味盎然地问左宗棠：“到底那些传说，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个传闻？” 
　　传闻中说：张曜少年杀人，亡命河南固始。那时河南闹捻子，民间多结团自保，张曜勇武能驭众，被推为首脑，都叫他“张大哥”。 
　　咸丰末年，捻军张总愚进扑固始，情势危急。县令姓蒯有个女儿，是美人也是才女，钟爱异常。蒯大老爷心里在想：城池一破，自己是地方官，守土有责，自然与城共存亡，家人亦必不能幸免。与其这样白死，不如死中求生，觅一条出路。于是亲笔写了一道告示，贴在十字路口。这通告示，轰动了整个固始城，津津乐道，竟似忘了身在危城，朝不保夕。 
　　告示的内容很简单，只说有能守得住固始城的，县令以爱女许配此人为妻。这个奖赏，重于千金，但却没有“勇夫”敢学毛遂的自荐，都说：“这分艳福，只有让张大哥去享。” 
　　在弟兄们怂恿之下，张曜也就跃跃欲试了。蒯县令原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相见之下，看他相貌魁伟，先就有了信心。问到破敌之计，觉得张曜的话更有道理。 
　　张曜以为敌众我寡，非出奇兵，不能获胜。他表示只需三百人，即可奏功，但这三百人，需个个精壮，不能有一弱者。蒯县令便让他自己挑了三百人，大碗酒、大块肉，好好地犒劳了一顿，亲自送他们出城击敌。 
　　张曜拣隐蔽之处埋伏好了，三更时分，奇袭敌营，奔走如风，锐不可当。城内是早就约定好了的，蒯县令调派守军民伕，多备鼓角号炮。一见前方有了行动，城上便大张声势，呐喊助威。捻军仓卒应变，不知官军有多少，无心恋战，纷纷溃退。 
　　其时正好僧格林沁率领他的有名的蒙古马队，星夜驰援，数里之外，就望见火光中，官军往来驰逐，威风八面，大为惊奇。等捻军败走，亲自驰马来询问究竟，张曜略陈经过，僧王大为高兴，奏保张曜当知县，同时出面作大媒，为他迎娶了蒯小姐。 
　　蒯小姐是名符其实的“掌印夫人”。她不但美而多才，并且精于吏事。张曜是不识字的，所以一切公文，全由夫人处理。外人却不知道，都说“张大老爷是文武全才”。上官亦以张曜为能员，所以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没有几年就当到了河南藩司。 
　　于是有个御史刘毓楠，不知为什么与张曜过不去？奏劾他“目不识丁”。原折下河南巡抚查察属实，一字不识，如何能掌理一省民政财务？照例由文改武，调派为南阳镇总兵。 
　　这是很丢面子的事，张曜既怒且愤，但无可奈何，只能拜夫人为老师，象蒙童那样，从“认字号”开始读书。年纪长了，自然是悟性好、记性不好，背书背不出，“老师”往往大发娇嗔，有时骂得人下不了台，而张曜甘之如饴。 
　　“我看过他的尺牍。”谈到这里，宝鋆举了实例：“书法楚楚可观，颜之骨、米之肉，倒觉得比彭雪琴的一味粗豪，犹胜一筹。” 
　　“这是佩翁的奖饰。”左宗棠笑道，“张朗斋惧内是不错，不过外间的传闻，未免失实。” 
　　“正为失实，所以请教。” 
　　“其实，我亦不甚了了。他的籍贯就弄不清楚，先是浙江上虞，改隶大兴，又改隶杭州，而世居吴江同里镇。” 
　　同里是出名富庶的鱼米之乡，赌风极盛，张曜年轻的时候，便日夜在赌场中讨生活，有一次耍无赖，为他一个姓陈的亲戚批颊痛斥。张曜大为悔恨，年轻好面子，这一来自觉在同里无脸见人，远走河南，投奔他的姑夫，固始知县蒯贺荪。 
　　蒯贺荪也知道这个内侄，少年无赖，不堪委任，而且目不识丁亦无用处。不过天下每一个县衙门，都有这类“官亲”，处置之道，无非每天两顿大锅饭，每月几两银子的零用，张曜就是这样在他姑夫那里吃闲饭。 
　　麻烦的是闲饭吃不饱。张曜生来魁梧，闲来无事玩石锁、仙人担练膂力，所以食量甚大，饭桌上风卷残云似的，害得别人常吵吃白饭，厨子对他更加厌恶。张曜自觉无趣，只好节食，在衙门里吃了饭，再到外面食摊上去找补。这一来，每月几两银子的零用，自然不够，连剃头洗澡的钱都没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蒯贺荪见了就骂，这碗闲饭，着实难吃。 
　　其时捻军初起，但声势甚盛，当地士绅会齐了去见蒯贺荪，愿意凑出钱来招募乡兵以自保。这是各地通行的办法，蒯贺荪当然接纳，招募了三百人。但要派一名管带，却无人应命，因为人数既少，又无训练，决不能抵挡越“捻”越大，越“捻”越紧的捻军。 
　　张曜倒有跃跃欲试之意，但深知他姑夫轻视他，不敢贸然开口。最后，真的找不到人了，他才硬着头皮自告奋勇，蒯贺荪没有选择的余地，便将三百人交了给他。 
　　就这天黄昏，快马来报，大股捻军已扑向固始。蒯贺荪大起惊慌，计无所出，张曜却沉着得很，认为这三百人不能守城，要埋伏在城外，教捻军不知虚实，一惊而走，才保得住固始。 
　　蒯贺荪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便让他带队出城。这一夜奇袭敌垒，便如传闻中所说的，恰好遇到僧王，激赏之下，以朝廷授权，便宜行事，给了张曜一个五品顶带。以后蒯贺荪调职，张曜便接他姑夫的遗缺，当了固始知县。他开始读书，确是在由河南藩司改任为南阳镇总兵以后，不过另延文士为师，却不是他夫人的学生。 
　　“倒是有件事，真可以看出张朗斋的性情。”左宗棠说道：“刘毓楠当安徽凤颖道，被劾落职，回河南祥符老家，贫无聊赖，居然跟张朗斋通殷勤。诸位猜张朗斋作何态度？” 
　　“自然是不报。”宝鋆答说。 
　　“不然。”李鸿藻说：“贻以千金。” 
　　“是的。”左宗棠点点头，“每年如此。最妙的是，每次给刘毓楠的信上，都钤一方小印，四个字：‘目不识丁’。” 
　　“这不是揶揄。”李鸿藻大为赞叹，“是感念刘毓楠栽成之德。胸襟如此，真正可爱。” 
　　“这倒跟樊燮的事相象。” 
　　宝鋆所指的樊燮，也是个总兵，当年也是因为目不识丁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所严劾，而实在是在骆秉章幕中独断独行的左宗棠的主意。樊燮罢官，回到湖北恩施老家，愤不能平，延名师教他的儿子樊增祥读书，说是“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果然，樊增祥刻苦力学，光绪三年成进士、点翰林，不负老父的期望。 
　　“说起来也是我一激之力。只不知樊云门可有张朗斋的雅量？”说着，左宗棠掀髯大笑。 
　　由于张曜有这些传奇的故事，益令人想见他一见，所以当时便作了决定，接受左宗棠的意见，由军机拟旨，召张曜到京，面受机宜。然后各自散去。 
　　左宗棠这时已在京城里置了一所住宅，并且接来了眷属。第一个通家之好是于他有恩的潘祖荫，常有往来，这天也是潘祖荫请客，所以由军机处散出来，径赴潘家去赴午宴。潘祖荫富于收藏，特别是金石碑版，宴罢一一为左宗棠指点。其实有许多关中出土的商周鼎彝，还是左宗棠送他的，此时听潘祖荫细述源流，考证得明明白白，颇有宝剑赠与烈士之感，因而主人得意，客人更得意。 
　　就在兴尽将告辞的时候，听差来报：“涂大人来拜！” 
　　“涂大人”是指河南巡抚涂宗瀛，安徽六合人，举人出身，替曾国藩办过粮台，跟左宗棠也算熟人，但跟潘祖荫素无渊源，这次奉召入觐，在礼貌上已拜访过一次，这第二次来拜，就可以不见了。 
　　“挡驾！” 
　　“回老爷的话，涂大人说来辞行，还有事要谈。” 
　　潘祖荫有些为难，有贵客在此，不能不陪，如邀左宗棠一起相见，又怕他会当着曾国藩的旧部大骂曾国藩，未免尴尬。 
　　左宗棠看出他的难处，而且人也倦了，便即说道：“涂朗轩也是旧识，前几天我们刚见过面，畅谈往事。此刻我就不必见他了。” 
　　于是潘祖荫吩咐听差，将涂宗瀛先请到花厅里坐，然后开中门送客，看左宗棠上了轿，才回进来会涂宗瀛。 
　　照例寒暄过后，涂宗瀛才道明来意，是特为来谈一件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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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河南多盗，捉盗贼要靠捕快，所以盗贼一多，捕快也多，大县列名“隶籍”的，竟有上千人之多。其实，正如俗语所说的“捕快贼出身”，白天坐在“班房”里的捕快，正就是黑夜里明火执仗的强盗。 
　　全河南最有名的一个捕快，是南阳府镇平县的胡体安，此人就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大强盗。自己当然不出手，也不在本地做案，是指派徒子徒孙劫人于数百里外。由于手段狡猾，而且声气广通，所以很少出事。如果案子闹得太大，追得太急，胡体安还有最后一着：以重金买出贫民来“顶凶”。 
　　有一次胡体安的党羽，在光州抢了一个姓赵的布商，此人是当地巨富，被劫以后，照例报案，也照例不会有何结果。于是姓赵的自己雇人在私下侦查，查出来是胡体安主谋指使。姓赵的便亲自上省，走了巡抚衙门文案委员的门路，直接向巡抚涂宗瀛呈控。发交臬司衙门审问。苦主指证历历，毫无可疑，于是涂宗瀛下令，指名拘捕胡体安。 
　　密札由巡抚衙门下达臬司，然后由道而府，由府而县，层层照行，到了镇平知县手里，拆阅之下，大惊失色。 
　　镇平知县是个山东人，名叫马翥，三甲进士出身，“榜下即用”，抽签分发河南。论州县补缺的班次，新科进士是“老虎班”，遇缺即补，所以到省禀见的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委署镇平知县。到任不过半个月，就遇见这么一件有关“考成”的盗案，主犯竟是本县的捕快，如何交代得过去？即使逮捕归案，失察的处分，必不可免。 
　　“老夫子，”他向刑名师爷说：“你看看，真正该我倒霉，本县的捕快，竟远到光州作案，上峰指名查拿，足见重视。请老夫子连夜办公事，拿这个胡体安，押解上去。” 
　　“慢来，东翁！”姓毛的刑名师爷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个胡体安，还不知道在那里呢！” 
　　“怎么？”马翥愕然，“不是本县的捕快吗？” 
　　“名为捕快，其实也许是地痞、流氓，或者是充眼线的，挂个名而已。”毛师爷又说：“东翁刚刚通籍，又刚刚到任，对河南的情形，谅来还不熟悉。喏，是这么回事…　。” 
　　等毛师爷略略谈了河南多盗所以多捕快的缘故，马翥更加着慌，“照此看来，这胡体安能不能缉捕归案，犹在未定之天。”他说，“密札上限期只有十天，怎么办呢？” 
　　“事情是有点棘手，不过东翁不必着急。等我来想办法。” 
　　于是毛师爷从床头箱子里取出一个小本子，背着马翥翻了半天。这是个不肯让任何人寓目的“秘本”，里面记载着各种办刑案所必须的资料，其中之一就是捕快的名册，姓名年籍，是“承袭”还是新补，新补则来历如何？查到胡体安，下面注明：“刘学太保荐。” 
　　“不要紧。等我找个人来问问。” 
　　“找谁？”马翥问道。 
　　“也是本县的捕快，刘学太。这是个真捕快。” 
　　于是到班房里传唤捕快刘学太。磕罢了头，刘学太只向毛师爷问说：“师大老爷，有什么吩咐？” 
　　“你的麻烦来了！”毛师爷向窗外窥探的人喝道：“都替我出去！关门。” 
　　幕友的规矩，都是独住一院，食宿办公，皆在一起，关防十分严密。刘学太见他如此处置，知道真正有了麻烦，脸色顿时就变了。 
　　“你保存过几个名字？” 
　　这是指保荐捕快，刘学太一时也记不清，想到就说，一共报了五个名字，其中没有胡体安。 
　　“不对吧！”毛师爷问道：“有个胡体安呢？” 
　　“胡体安！”刘学太吓一大跳，“保这个人的，多着呢！不止我一个。” 
　　“我只找你一个！”毛师爷扬一扬他的“秘本”，又加一句： 
　　“我只着落在你身上。” 
　　“师大老爷明鉴，”刘学太跪了下来，“胡体安是本县一霸，极难惹的，如果风声透露，一定抓不到了。师大老爷既然着落在我身上，我一定想法子抓人来，公事上好有交代，大老爷的前程可以保住，不过…　。” 
　　听他欲言又止，自然有条件要谈，毛师爷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尽管说。” 
　　“请大老爷体恤，第一、限期宽些；第二、我的家小不动，免得打草惊蛇。” 
　　“家小不动”，是请求免予扣押他的眷属，差役奉命办案，为加重压力，原有这样的办法。如果扣押了刘学太的家属，可能胡体安会起疑心，所以说是“免得打草惊蛇”。这要求合乎情理，毛师爷允许了他。 
　　“不动你的家小，可以。不过，限期不能宽，因为上面的限期也紧得很。我给你三天限，第四天没有人来，可别怪我无情，要请你老娘来吃牢饭了。” 
　　刘学太跟胡体安是有往来的，他在光州那件案子，刘学太亦略有所闻。抓他倒不难，“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胡体安在镇平的产业甚多，决不会走，软骗硬逼，总可以把他弄到手。但这一来便结成了生死冤仇，人家党羽众多，而且都是亡命之徒，自己决不能去惹这场杀身之祸。 
　　想来想去，只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办。当跟毛师爷答话时，说“一定想法子抓人来，公事上好有交代”，便是暗示：总有一个“主犯”就是。如今只有跟胡体安自己去商量，弄个“主犯”来归案。 
　　“胡老大，”他屏人密告：“光州那件案子犯了，指名要你的人，着落在我身上。你说怎么办吧？” 
　　胡体安先惊后笑：“老刘，你是跟我开玩笑？自己弟兄，有话好说，何必来这套？” 
　　“这你就不对了！我当你自己人，才来老实告诉你，请你自己想办法，你倒疑心，我在你身上玩什么花样，这不太冤屈人？你不想想，保荐你的是我，我把你弄了进去，于我有什么好处？” 
　　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透彻，胡体安原是一种试探，探明真情，随即改容相谢：“老刘，老刘，我跟你说笑话的。你这样维护我，我岂有不明白的道理。来，来，我跟你好好讨教。” 
　　引入密室，一榻横陈，两个人隔着鸦片烟灯，悄悄计议，决定了弄一个“顶凶”去搪塞的步骤。第一件大事，当然是在毛师爷那里送一笔重礼。 
　　礼送进去，毛师爷收下了，这就表示毛师爷已有所默喻。于是在胡体安家抓了个人到“班房”，这个人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名叫王树汶，是胡体安家厨房里当杂差的小厮。 
　　“先把他吊起来！”刘学太喝道，“问他，叫什么名字？” 
　　吊起来一问，王树汶哭着说道：“我叫王树汶。” 
　　“什么王树汶？替我打，着实打！” 
　　“不是，不是。”王树汶大喊，“我叫胡体安。” 
　　“好了，好了！放下来，放下来！”刘学太作出那种惊吓了小孩，心怀歉疚而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抚慰的神情，“早说你是胡某人，不就用不着吃苦头了吗？” 
　　于是旁边的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吊着的王树汶放了下来，替他揉膀子的揉膀子，擦眼泪的擦眼泪，服侍得倒是好周到。 
　　“小鬼该饿了，弄顿好的给他吃！” 
　　县衙门前的小吃摊子最多，不一会就送来了一碟子卤驴肉，一大碗酸辣汤，一盘洋面馍馍，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但是眼泪汪汪的王树汶却只是摇头。 
　　“吃啊！”有个年纪跟王树汶差不多的小皂隶，老气模秋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干吗弄出这等样？” 
　　一语未毕，脸上着了一巴掌，“去你娘的！”刘学太恼他“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句话说得不合时宜，瞪眼骂道：“这里没有你的话！你他妈的少开口，没有人当你哑巴。” 
　　等那小皂隶捂着脸，嘟着嘴避到一边，王树汶怯怯地问道：“刘大爷，你说的话算不算数？是不是骗我？” 
　　“我怎么骗你？那句话不算数？” 
　　“就是，就是‘没有死罪’那句话。” 
　　“当然罗，怎么会有死罪？”刘学太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拉住他的手，用恳切得恨不能挖出心来给他看的神情说：“你倒想想，如果不是上头都说好了，凭你这样儿，混充得过去吗？你虽只十五岁，很懂事了，总也听说过‘顶凶’是怎么回事？现在是为了敷衍公事，不能不装个样子。你尽管放心大胆，上头怎么问，你怎么答，包你无事。” 
　　“会不会打屁股？” 
　　“这就在你自己罗！”刘学太将身子一仰，“你老老实实招供，不惹县大老爷生气，他凭什么打你？” 
　　王树汶想了一下，点点头，拿起一个馒头，掰开一块，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 
　　“不过有句话，我先关照你，你别怕！”刘学太很从容地说：“公事有公事的样子，尽管暗底下都说好了，场面上要装得象，照道理说，这种案子要钉镣，不要紧的，一切有我。” 
　　这一下，王树汶倒了胃口，衔着一口食物，怔怔地望着刘学太，疑惧满面。 
　　“跟你说过了，只是装样子，到了监狱里，我马上替你卸掉。总之一句话，你相信我刘大叔，放心就是。” 
　　“刘大叔，”王树汶问道：“你说没有死罪，那么，是什么罪呢？” 
　　“至多三年的牢狱之灾。在监狱里，让你睡高铺，一天两顿，这样的白面馍馍管你个够。准包三年下来，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连你自己都认不得你自己了。”刘学太放低了声音又说：“三年一满，不是许了你了吗？两顷地、五十两银子，娶个老婆，雇两个长工，小子，你时来运转，马上就成家立业了！”说着，便使劲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是替他高兴得忘形的神气。 
　　王树汶的脸色渐渐开朗了，然而就象黄梅天气那样，阳光从云端里漏了一下，旋又消失，依然阴霾满天，“我不相信有那么好的事！”他摇摇头。 
　　“谁骗你？谁骗你就天诛地灭。”刘学太煞有介事地，“明天就让那面写契给你，五十两银子替你存在裕丰源，折子交给你自己收着。这总行了吧？”裕丰源是镇平县唯一的一家山西票号。 
　　“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不赌过咒了吗？” 
　　终于，王树汶点点头，重新开始喝汤吃馒头。刘学太便又叮嘱了一番话，将他稳住了方始离座，走到间壁屋子。 
　　“我看见了。”刑房张书办大摇其头，“怎么弄这么一个孩子来？也要搪塞得过去才行啊！” 
　　怎么会搪塞不过去？刘学太知道，张书办一肚子的诡计，死的也能说成活的，何况有个教好了口供的人在那里？他这样表示，当然是有作用的，为求痛快，不如自己知趣。 
　　“老胡让我捎了信来，”他低声说道，“有笔孝敬，马上替张二叔你存到裕丰源去。”接着便伸了两个指头。 
　　“二百？” 
　　“嗯。” 
　　“这么件案子…　。” 
　　“这是先表微意。”刘学太抢着说：“事情弄好了，还有这个数。”他又伸了三个指头。 
　　张书办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说：“也罢了！不过话说在头里，我是净得。” 
　　“自然，自然。毛师爷那里另外已经有了。” 
　　“我上去说。倘或他有话下来，你得告诉老胡，让他找补。” 
　　“那当然，反正不让你为难就是。” 
　　毛师爷倒没有说什么，也许已经满足，也许等案子到了紧要之处，另有需索。张书办心想，反正有话在先，归刘学太自己去打点，这时就不必谈钱，只谈人好了。 
　　“人是太瘦小了一点，不过讲话倒还老练，能充得过去，而且也不尽是混充。” 
　　“这怎么说？”毛师爷问道：“这家伙也是一起下手的？” 
　　“下手的是老胡的侄子，他也跟了去的，不过并不知情。”张书办说，“总扯得上一点边，也不完全是冤屈。一切都靠师爷了。” 
　　“等我想想。”毛师爷在想，马翥有些书呆子的味道，又是很深的近视眼，若是坐堂问案时，弄得黑黝黝地让他看不清楚，这一案可以混得过去。不过，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到省里，都要打点好了，才得无事。 
　　“老胡知道。”刘学太这样回答他，“已经有预备了。” 
　　“那行。” 
　　于是毛师爷派人将马翥请了来，一见面就说：“恭喜东翁，正凶已经抓到了。” 
　　“彼此，彼此！”马翥笑容满面地答道，“全是仰仗老夫子的大力。” 
　　接着便谈到案情。这些盗案重犯，往往先由刑房书办问一遍，作成“节略”，叙述案情梗概，这份节略是早就做好了的，马翥接到手里，看不了两三行便停了下来，脸现讶异之色。 
　　“想不到这个盗魁，这么年轻，才二十一岁！”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审案子宜乎虚己以听，东翁切莫先存成见。” 
　　“说得是，说得是！”马翥受教，等将节略看完，便要传谕升堂。 
　　“东翁！”毛师爷拦阻他说，“此时还不宜提审！” 
　　“噢！”马翥问道：“莫非有什么说法？” 
　　“胡体安能在千里以外作案，党羽自然不少，此刻提审，不禁百姓旁观，倘或有那无法无天的在公党闹事，虽无大碍，究于东翁官威有损。” 
　　“是，是！”马翥心诚悦服地请教：“那么，老夫子看，以什么时候为宜？” 
　　盗案、风化案，或者涉于机密，有所关碍的案子，原可以便衣在花厅提审，马翥十年寒窗，初为民牧，既不谙世故，更不懂做官，毛师爷便是欺他这一点，一本正经地说道：“明日早堂，越早越好。一则，清静，再则，要弄成阴森森的样子，教犯人想到，上有鬼神，不可欺诳，自然照实作供。” 
　　马翥自然嘉纳其言，传话下去，第二天早堂问案。 
　　第二天曙色初透，公堂便已伺候好了，马翥也是半夜里就被唤醒，漱洗饱餐，然后换上公服坐等。到钟打六下，刑房张书办到签押房窗外禀报：“请大老爷升堂。” 
　　由上房过二厅、到大堂，在暖阁中升了座，只见正前方一块灰蒙蒙的天，正飘着毛毛细雨，还有风，吹得公案上一盏红色牛角罩的烛台，光晕摇曳，连文牍都不甚看得清楚。此外的光亮，便只有正檐前两盏用三脚竹架支着，“镇平县正堂马”的字样犹新的大灯笼，照出站班的皂隶，肃然无声地分列两旁，手里不是拿着竹板，便是刑具。 
　　“都伺候好了！”张书办在马翥身边关照，同时将个红布面的卷宗一揭。 
　　于是马翥用朱笔在名单上一点，口中吩咐：“带胡体安！”值堂的皂隶大声应着：“喳！”接着到檐前宣示：“奉堂谕，带胡体安。” 
　　刘学太已经在西角门外等候了半天，这时便拍着王树汶的肩膀，安慰子侄似地说：“不要怕，不要怕！一切有我。县大老爷是书呆子，最好说话；你答供得干净俐落，他一定高兴。” 
　　王树汶深深吸了口气，重重地点着头说：“我知道。” 
　　“好，上去吧！” 
　　于是铁索鎯铛，就象变把戏牵出一头猴子似的，将王树汶牵到堂上跪倒。为了要做出强盗的气派，他依照刘学太的教导，昂起了头，极力装成满不在乎的神态。 
　　“禀报大老爷，”刘学太屈一膝大声说道：“奉堂谕，带到盗犯胡体安一名。” 
　　马翥向下望去，影绰绰一个瘦瘦小小的孩子，不免惊奇，但以毛师爷的先入之言，并未想到这个孩子不象强盗，只感叹着人心不古，这样的年轻人，居然也会行劫。 
　　端详了一会，他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胡体安。” 
　　听他这样回答，刘学太和值堂的张书办都松了口气，即令王树汶不致临时变卦，却怕他惊慌失措，无意问露出真相，现在听他语气平静从容，自是极大的安慰。 
　　“你今年多大？” 
　　“今年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马翥摇摇头，“倒看不出。” 
　　“小的生日小，腊月二十五日。” 
　　马翥没有理他的话，看着案卷问道：“光州赵家的抢案，是不是你做的？” 
　　“是的。” 
　　“你好大胆！”马翥的声音提高了，“你知道不知道，抢劫是什么罪名？” 
　　“大老爷开恩。”王树汶磕了个头说，“小的实在叫没法。这几年河南大旱，没有得吃的，小的上有七十多岁的老的要奉养…　。” 
　　“慢点！”马翥捉住漏洞，急忙问道：“你今年才二十一岁，倒有个七十多岁的父亲，这话怎么说？” 
　　漏洞捉得太快了些，如说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娘，便难辩解，七十多岁的父亲却无足为奇，王树汶原就能说会道，加以县大老爷果然如刘学太所说的“好说话”，心里不太畏惧，更能从容圆谎：“小的是小的父亲的老来子。” 
　　“你娘多大？” 
　　“我娘今年整五十。” 
　　“那还罢了。”马翥停了一下，接上原来的话头：“虽说饥寒起盗心，到底不可恕，你年纪轻轻，什么事不可以做，为什么要做强盗？” 
　　“小的原在前任大老爷手里补上了一个名字，有名无粮，是空的。”王树汶说，“小的不敢在本地做案。请大老爷开恩。” 
　　“你做案自然不止一个人，同伙呢？是那些人，从实招来。” 
　　“一共五个人。”王树汶随意报了四个名字，连他自己是五个。 
　　“这四个人住在那里？” 
　　“小的不知道。” 
　　“胡说！”马翥拍着桌子呵斥，“你们同伙做案，怎么会不知道他们住在那里？” 
　　“大老爷，不是小的敢欺大老爷，实在因为这四个人，都是无家无业的混混，平时不是住在土地庙，就是人家屋檐下蹲一夜。等小的被抓住，那四个人想来是听见风声，逃得干干净净了。” 
　　听这话，似乎有理，马翥便喊：“张书办！” 
　　“有！”张书办在公案旁边打了个扦，站起身来等候问话。 
　　“这个强盗同案的还有四名犯人，要抓到才是。” 
　　“是！”张书办先答应这一声，顾住了马翥的官威，然后才踏上两步，低声说道：“回大老爷的话，这是另外一案，与本案无关，书办的意思，不必多事。” 
　　“这就不对了！同是一案，怎么说是另外一案？” 
　　“大老爷明鉴，本县办的不是盗案，光州出的案子，没有报到本县，与本县无干。” 
　　“那么，你说，我们办的这件案子，叫什么名堂？” 
　　“本县只不过奉上台公事，指名逮捕胡体安，抓到胡体安，公事就可以交代了。” 
　　“啊，啊！”马翥恍然大悟。这案情上是有些分别，光州出的抢案，并未向镇平县来报，实在不必越俎代庖去细问，上面叫抓胡体安，抓住胡体安往上送就是。不过，他又有疑问：“胡体安已供了这四个人，上面不是要着落在本县逮捕归案吗？” 
　　这一下，张书办就不能再明说了，凑上去附着马翥的耳朵说道：“大老爷，供词好改的，这四个人居无定处，不在本县，就与本县无干。” 
　　“对！”马翥用极低的声音问：“怎么改法？” 
　　“改为胡体安亲供：路经某处，纠合不知名无赖四人，伙同行劫。” 
　　“行吗？”马翥怀疑；“好象太滑头了。” 
　　“这种事很多，俗语说的‘见财起意’，就是这个样。河南这几年大旱，饥寒起盗心，不相识的连手‘打杆子’的案子，书办那里总有几十件。” 
　　“好，好！依你。”马翥便不再多问了，摆一摆手说：“先押下去。回头再问。” 
　　王树汶被押了下去，仍旧在班房里坐，也仍旧由刘学太陪着，叫小徒弟到衙门前面照墙下的小吃摊上弄来一大碗牛肉泡馍供他点饥。双手铐着，不便持箸，又替他开掉了手铐。 
　　吃到一半，张书办走了来，将刘学太唤出去，嘱咐了几句，他便回进来对王树汶说：“兄弟，还要过一堂，画供。那四个人，你只说是路上遇见的，谈起来都是衣食不周，饥寒交迫，没奈何结伙去抢人家。不知道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这一来，罪名就会轻得多。” 
　　听说“罪名会轻得多”，王树汶自然乐从。于是等他画了供，打叠文卷，备文呈送南阳府。南阳府的刑幕跟毛师爷是拜把兄弟，自然照转不误。到了臬司衙门，却没有这样顺利了。臬幕是刑名老手，灯下细阅全卷，疑义甚多，一条一条都用笺纸签注了，预备陈明“东翁”加以痛驳。 
　　这是公事公办的做法，私底下却另有一套。天下幕友，浙江绍兴人居多，通称“绍兴师爷”，尤其是刑名，精于律例以外，并有师承秘传的心法，一案入手，先定宗旨，要救什么人？所以纪晓岚戏称此辈为“四救先生”，四救中最重要的一救是：“救生不救死”。说起来是体上天好生之德，多积阴功为儿孙造福。其实，“救死”则无非昭雪冤抑，虽可扬名，不见得有实惠，救生则犯人家属，必然尽力所及，花钱买命。如果遇到富家子杀人的命案，若能设法开脱，那就予取予求，吃着不尽了。 
　　当然，这非上下联手不可。因此，幕友贵乎广通声气，自成系统，不然有天大的本事亦行不通。也因此，学幕贵乎师承，先从州县着手，有了基础，然后再投“宪幕”，学刑名的便拜臬司衙门的刑名老夫子为师。这样经过一两年，出而应聘，则从州县到省，整个办案程序，无不了然，叫做“能得其全”。同时，老师既在“宪幕”，当然处处照应，事无扞格，州县必定争相礼聘。而学生报答老师的，则是提取束修的几分之一，按月孝敬。臬司衙门的刑名师爷和藩司衙门的钱觳师爷，如果能在某一省待上三、五年，羽翼满布，坐享其成，可致巨富。 
　　河南臬署的这个张师爷，却是应聘未久，正在“打天下”，遇见这件案子，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同时，心里也很恼镇平县的毛师爷，这样一件破绽百出的盗劫重案，竟因自恃与府幕是拜把兄弟，可以顺利过关，便不将宪幕放在眼里，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岂不可恨？ 
　　然而，这些毛病倘或一一签出，直陈“东翁”，以后要自我转圜就很难，也就没有戏好唱了。如果托出人来向毛某示意，则又为人所轻，而且也知道姓毛的手段厉害，怕为他捏住索贿的把柄，反受挟制。必得想个表面不着痕迹，暗中能教姓毛的晓得厉害的办法，才能让他自己来登门求教。 
　　这个办法不难想。张师爷亲笔拟了一道公文，提醒南阳府注意限期。刑名有“审限”，凡是各省盗劫案件，自破案到结案，限期四个月，州县限两个月解直隶州或府；直隶州或府限二十天解臬司衙门；臬司衙门限二十天解督抚；督抚限二十天咨题刑部，违限参处。这些规定虽载明在‘刑部则例’中，但早成具文，误了限期，随意找个理由，声明一笔就可以了。如今臬司衙门忽然重申审限，足见重视，也等于警告南阳府和镇平县，这件案子决不会如府县所呈报的那样，循例照转，而在臬司那里，将会重新开审，追根问底。 
　　这一下，毛师爷才知道臬幕张师爷不是好惹的人物，一面赶紧派刘学太用骡车将王树汶解到府里，一面托人向张师爷关照：“多多包涵。” 
　　受托的是毛师爷的小同乡，跟张师爷也是熟人的一个候补知县。结果碰了个软钉子，张师爷表示要等人犯解到，臬司审过再说，能帮忙一定帮忙，帮不上忙，也就无法。 
　　这话说如不说。中间人传到毛师爷那里，才知道空口说白话，无济于事，便老老实实再托中间人去探询，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能帮忙包涵？ 
　　张师爷只提出一个条件，要毛师爷拜他的门。论资格年龄，彼此相仿，对毛师爷来说，这个条件未免委屈。但从利害上来打算，能结成这重关系，不但眼前的困境可解，以后还有许多照应，也未始不是好事。因此，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于是经过中间人的安排，毛师爷专程上省，借了朋友家行拜师大典。在红毡条上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磕过三个头，献上大红全帖及一封贽敬，是一百两一张的银票。 
　　张师爷为了打天下，恩威并用。毛师爷给他磕头，他高坐堂皇，受之不辞，那封贽敬却是“璧谢”。不但不收贽敬，还赠了学生一份重礼，是关外带来的一件大毛皮统子和一枝老山人参。那件盗案，当然也顺利过关，由署理臬司麟椿，申详抚院，咨题刑部。 
　　原拟的罪是“斩监候”，秋审处的总办赵舒翘认为罪重拟轻，根据律例改定为“斩立决”。用“钉封文书”发回河南，委了个刚刚到省的大挑知县陆惺监斩。 
　　于是一大早将王树汶提堂，验明正身，王树汶还不知道自己要绑赴市曹，只当复审，依然报明自己的姓名是胡体安。等到上绑，才知不妙，想喊冤枉时，“麻核桃”已塞到嘴里，开不得口了。 
　　就这样押上骡车，鸣锣喝道，前往闹市处斩。车过城隍庙，拉车的骡子不知怎么受了惊，突然不由正道，斜穿横出，直奔城隍庙，一时秩序大乱。陆惺也停了轿，等候骡车，而那头骡子，怎么样鞭打也不肯出来。 
　　这一阵折腾，王树汶的“麻核桃”从嘴里落了下来，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便使足吃奶的气力，高声喊道：“冤枉！” 
　　其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陆惺心里本就厌恶，一到差，别样差使没有干过，却先奉委监斩，这时听得犯人鸣冤，加以骡车无缘无故闯入城隍庙，立刻认定冥冥之中，必有鬼神示警，所以等差役和车伕，好不容易将骡车弄出来以后，他却吩咐：“不到刑场了！” 
　　“什么？”承办的差人，从未遇见过这种事，只当自己听错了，特意再问一句：“请大老爷再说一遍。” 
　　“不到刑场了。到臬台衙门。” 
　　这一下才听清楚。差役奉令行事，转道臬署，陆惺派人到门上投手本，声明有紧要公事，必须面禀臬司。 
　　麟椿已经得报，认为陆惺胡闹，加上张师爷危言恫吓，越发不悦。所以接见陆惺时，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回大人的话，此案必有冤情。”陆惺将城隍庙所发生的意外经过，说了一遍。 
　　“胡说！”麟椿放下脸来申斥，“你知道你自己干的是多荒唐的事！奉旨正法的人，你无故延误，还有胆子跟本司来说？ 
　　赶快去！” 
　　“回大人的话，实在不是无故。人命至重，既死不能复生，看这罪犯，是一小孩，不象杀人越货的强盗，还请大人重新审问。” 
　　麟椿怒不可遏，而又有些气得说不出话的神情，胸前起伏了好久，忽然很冷静地问道：“陆大令，我倒要请教，你究竟要干什么？” 
　　“只为了事有可疑，请大人明断。” 
　　“莫非你受了犯人家属的重贿，有意找个事故想替他翻案不成？” 
　　陆惺骇然，而且也气恼不止，但不能不平心静气分辩，“大人这话从何而来，窃所不喻。”他说，“我到省不久，胡体安一案还未听说过，直到奉委监斩，今天一早提堂验明正身，才知道犯人是什么样子。大人如何这样子猜测？” 
　　“哼！”麟椿冷笑，“你的行为太离奇了，教人不能不疑心。你是举人，想来笔下有自知之明，春闱无望，才就了大挑一途。相貌、言语能够让王公大臣看中，挑上了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入仕途，就该小心谨慎，好好当差。这样子胡闹，你是自毁前程。” 
　　说着端一端茶碗，廊下听差，随即高喊：“送客！”麟椿却连最起码的，哈一哈腰送客的姿态都没有，站起身来就转入屏风后面了。 
　　“大人、大人！” 
　　陆惺还想追进去，却让听差挡住了，“陆大老爷，”那听差提醒他说：“官场的规矩要紧。” 
　　陆惺无奈，只有回出臬司衙门，全副“出红差”的“导子”都摆在衙前，惹了无数老百姓围观。听骡车中却无声息，陆惺便问：“犯人怎么样？” 
　　“犯人不喊冤了。” 
　　“那，那，”陆惺异常吃力地说：“那就上刑场！” 
　　到了刑场，地保已经设下公案。陆惺下轿升座，眼看差役将“胡体安”从骡车里弄了出来，软不郎当地瘫成一团，好不容易将他扶得跪倒，突然间，犯人又喊出一声来：“冤枉！” 
　　他先是被打昏了过去，此时好一阵播弄，加以冷风一吹，回过气来，身上便似有了筋骨撑持，喊出这一声，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诧异，四周顿见骚动。 
　　“冤枉啊！”王树汶厉声极喊，“我那里是胡体安？他们答应我没有死罪的，怎么又要我的命？” 
　　执役的差人，一拥而上，有人踢他有人骂，有人还想去掩他的嘴，却都让陆惺喝住了。 
　　“住手！”他大声吩咐：“将犯人带上来。” 
　　这一下，四周的百姓都往里挤，那些差役个个变色，怕因此激出民变，于是有个花白胡子的刑房书办，赶紧上前向陆惺关照：“大老爷，莫在这里审！” 
　　陆惺被提醒了，他是极明事理，懂得分寸的人。自己是监斩官，遇到这样的事，唯有停刑请示，倘或擅自审问，便是推翻定谳，也就等于违旨，这罪名决不会轻，因而感激地向那刑房书办答道：“言之有理。将犯人押回去再说！” 
　　押到那里？陆惺是候补知县，并无衙门，如果是寻常犯人，可以寄押首县，这一案奇峰突起，诡谲之至，首县怕事，必不肯代为寄押。臬司衙门则更不必谈，因此，当刑房书办问到这一层时，陆惺不由得发愣。 
　　然而人群汹涌，虽不敢大声喧嚷，却是议论纷纷，有如鼎沸之势，再有好看热闹的，拚命从人群后面向前挤，刑场的圈子越缩越小，再下去就会维持不住秩序。那白胡子的刑房书办，见此光景，不能不越权作紧急措施了。 
　　“奉监斩官谕，”他拉开一条极苍劲的嗓子喊道：“正法盗犯，临刑鸣冤，带到巡抚衙们，秉公处断。” 
　　巡抚是一省最高长官，而涂宗瀛到底是经曾国藩陶冶过的，且也讲膊理学，所以虽有嗜财之名，却不敢公然贪墨，只拿自己所刻印的书，诸如《太极图说》之类，向属下推销。比起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的操守，已算甚贤。在河南的官声还不错，加以有“秉公处断”这句话，心怀不服的老百姓一口气平了下去，让陆惺安然将王树汶带了走。 
　　当然，一路走，一路有老百姓跟着，跟到巡抚衙门，抚标中军已经得报，深怕百姓聚众滋事，赶紧调派得力亲军，掮着洋枪，在东西辕门列队警戒，同时弄了几块“高脚牌”，大书“抚署重地，闲人免进”，叫人抗在肩上，巡行辕门之外，阻拦百姓前进。 
　　陆惺当然也下了轿，带着犯人，步入辕门。一见抚标中军，三品参将，站在照墙下面，赶紧趋前几步，请个安说：“大人，我奉命监斩，出了奇事，请大人代禀抚台，我要求见。” 
　　“不敢当，”抚标中军还了个军礼，“陆大老爷怎么弄了这么多老百姓来，闹出乱子，这责任恐怕老兄担不起噢！” 
　　一听这话，大有责备之意，陆惺赶紧答道：“事出无奈，请大人鼎力维持。百姓无非关切犯人的冤抑，只要抚台下令，秉公重审，百姓决不敢胡乱闹事。” 
　　“话是这么说。百姓一聚集了起来，就难解散了，更怕内有奸人捣乱。陆大老爷你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闲话少说，你赶紧自己去禀见抚台，我在这里弹压。” 
　　“是，是！”陆惺大踏步进了衙门，递上手本，门上也知道事态严重，不敢刁难，只是决没有好脸嘴给他看。冷冷地说一句：“到官厅里候着！” 
　　等候不到十分钟，门上来传话：抚台在花厅接见。到得花厅，涂宗瀛已站在廊上等候，一见面就是埋怨的口吻：“你怎么多事！搞出这么个花样来？” 
　　“卑职该死！”陆惺赌气，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只为卑职读过两句书，良心未泯，该死，该死！” 
　　涂宗瀛倒觉歉然，连忙摇手：“何必如此，何必如此。请进来谈！” 
　　陆惺也觉得自己这种负气的姿态，相当恶劣，因而进了花厅，改容谢罪，然后细谈案情经过。 
　　涂宗瀛虽膊理学，自然不是醇儒，也深信冥冥中有鬼神之说，所以一面听，一面不由得就有悚然警惕的神色，认为骡子无端闯入城隍庙，其中大有道理。看起来犯人确负奇冤，不能不替他昭雪。 
　　就在这时候，署理臬司麟椿，赶到了巡抚衙门，不待通报，径自来到花厅，怒气冲冲地指着陆惺嚷道：“请大人当机立断，不严劾此人，这一案不能了。” 
　　涂宗瀛赋性平和，“老兄莫动肝火。”他劝慰说：“郁怒伤肝，非摄身之道。” 
　　“大人，”麟椿气急败坏地说，“河南近年多盗，非用重典，不足以保障良善。铁案如山的事，只凭盗犯临刑一声冤枉，便可翻案，此例一开，强盗个个可以逃避国法，成何体统？” 
　　“这一案倒真是有点怪！城隍显灵，似乎不能不信。好在真是真，假是假，何妨再问一堂！” 
　　“何须再问。这‘胡体安’由镇平县一层层解上来，前后问过十几堂，口供始终如一。请问大人，若有冤屈，何以一句口风不露，到命在顷刻之际，才说冤枉，世上那里有这种事？” 
　　“这话，倒也在理…　。” 
　　看涂宗瀛沉吟着大有动摇之意，陆惺当然着急。势成骑虎，不能不争，否则自己受处分还是小事，已经将一个人从井里救了上来，却又让人再推了下去，心里会一辈子不安，也一辈子不甘，因而大声插嘴：“犯人一直不吐露口风，是因为原有人许了他可以不死。这是件顶凶的案子，再明白不过。” 
　　“就是你明白！”麟椿戟指厉声：“你说，谁许了他可以不死？你说，你说！” 
　　陆惺连连倒退，却未为他这番凌人的盛气所吓倒，“是谁许了他不死，要问犯人自己。”他说：“抚台的训谕极是，真是真，假是假，请大人再问一堂。” 
　　“对了！”涂宗瀛接口，“你就在我这里问。” 
　　麟椿犹觉不愿，而抚标中军却忧形于色地，特为来报告巡抚，如果“胡体安”这一案，没有明确的处置，百姓聚而不散，必致鼓噪滋事，那一来会闹得不可收拾。所以必须有所安抚。 
　　“不容老兄再犹豫了！”涂宗瀛对麟椿说了这一句，随即向抚标中军吩咐，“你跟文案上去商量，立刻出一张告示，秉公重审，百姓不可越轨。” 
　　“是！” 
　　抚标中军衔命跟文案委员去接头，立刻出了一张告示，老百姓认为抚台公平正直，欢颂而散，只有极少数的人，还留下来看热闹，为持枪的亲军一驱而散，巡抚衙门前面，很快地恢复清静。 
　　但衙门里面，却正热闹。抚署并不问刑案，一切公堂承应的差人、刑具等等，都要传首县来办差，凭空添了好些人。 
　　公堂布置在巡抚衙门一所跨院。等到麟椿升堂，将王树汶带了上来，只听铁索鎯铛，一院肃然，观审的也有人，是本衙门的官员吏役，都是懂规矩的，所以悄然无声，但都睁大了眼，要看麟椿如何处埋这件棘手的奇闻。 
　　“胡体安，”麟椿一开口便见得他不承认犯人是顶凶，“你为什么临刑捣乱？可恶极了！你放明白些，死罪已经难逃，再受活罪，是自讨苦吃。” 
　　“小人不是胡体安。”王树汶用哭音说道，“小人没有做过强盗。” 
　　“你不是胡体安。哼，那，你叫什么？” 
　　“小人叫王树汶。” 
　　“你会写字不会？” 
　　“小人不会。”王树汶说，“略略认得几个字。” 
　　“那你总认得你的名字罗？” 
　　“名字认得。” 
　　于是麟椿取张纸，写了好几个音同字不同的“王树汶”这一个名字，叫犯人辨认。 
　　王树汶爬在地下，仔细辨认了一遍，抬头说道：“大老爷…　。” 
　　“咄！”旁边的皂隶叱斥，“要叫大人！” 
　　“喔，喔，大人。都不是。” 
　　麟椿原对他有成见，一听这话，便觉得犯人等于说他连这么三个字都写不出来似的，顿时气往上冲，“混帐东西，”他喝问：“你说你姓那个王？” 
　　“三画王。” 
　　“你看，可见得混帐刁恶。头一个字不是王？” 
　　头一个名字写的是“王如闻”，王树汶哭丧着脸说道： 
　　“第二个字不对！是一株树的树。” 
　　“你不会再找吗？” 
　　于是王树汶再找，终于找到了树字。但第三个字始终找不出，问他自己又说不上来。堂下无不匿笑，审案连犯人的名字都弄不清楚，真成了一桩糊涂官司。 
　　可是，麟椿却毕竟改了口，“王树汶，”他说，“你连过十几堂，供的名字都是胡体安，现在又说叫王树汶，有什么证据？” 
　　这话将王树汶问得发愣，结结巴巴地答道：“小人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便是胡说。”麟椿喝道：“替我着实打！好可恶的东西。”说着，一把火签撒了下来，同时伸了两个手指： 
　　“两百！” 
　　差役便待将王树汶拖翻，打两百板子，值堂的刑房书办觉得不妥，便踏上两步，低声说道：“大人息拧。此刻是借地方问案，一动了刑，犯人哭声震天，惊动了抚台，诸多不便。” 
　　说着，向堂下努一努嘴。 
　　麟椿抬眼看到院子里，抚署的许多人在观审，顿时警觉，这一下会落个酷刑逼供的名声，传到巡抚耳朵里，确有“不便”，于是见机而作，收回成命。 
　　“好罢！暂且将这顿板子寄在他狗腿上。”他又问道：“王树汶，你说没有证据，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叫王树汶？” 
　　王树汶这才算弄明白，堂上所说的“证据”是什么？急忙答道：“有，有！小人是邓州西乡人，那里都知道小人叫王树汶。”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有个妹妹。”王树汶说：“我爹叫王季福。” 
　　“是干什么的？” 
　　“种田。” 
　　麟椿想了想又问：“你是邓州人，怎么又跑到了镇平？” 
　　“是一个胡大爷，经过小人那里，说小人聪明，给了我爹二两银子，带着小人到镇平县。后来，又有个胡大爷…　。” 
　　“慢着！”麟椿厌烦地，“先一个胡大爷，又有个胡大爷，你简直胡说。” 
　　“不要叫什么胡大爷，”值堂的刑书告诫王树汶，“你尽管称他们的名字。先一个胡大爷是谁，后一个胡大爷又是谁？” 
　　“先前那个叫胡广得，后来一个就是胡体安。” 
　　“你在胡体安家干什么？” 
　　“打杂。”王树汶说，“有时也在厨房里帮忙。” 
　　“想你不过胡家一个小厮，怎么会叫你来顶凶？”麟椿灵机一动，觉得不妨架上他一个罪名：“大概胡体安到光州做案，你也跟了去的！” 
　　“到光州是胡广得…　。”王树汶突然顿住。 
　　“说！”麟椿将公案重重一拍，大声喝道：“你必是跟了胡广得一起去做抢案的。快说！” 
　　“我不知道是抢案。” 
　　“那么，”麟椿不容他喘气紧接着问，“你知道些什么？说实话，不说实话，看我不用夹棍夹你！” 
　　掌刑的皂隶便帮堂上助威，恫吓犯人，“哗啦”一声，将一副夹板，重重摔在王树汶面前，使得他的脸色大变。 
　　“大人，我实在不知道。那天晚上到了光州，在一处好荒凉的地方，胡广得脱了袍子，说要去出恭，叫我替他看守衣服包裹，那知这一出恭，直到四更天才回来，不知他干什么去了。” 
　　“哼！”麟椿连连冷笑，“我说呢，何以不叫别人顶凶，要叫你顶？原来是这个样。好吧，你再说，是怎么叫你出头来顶的？” 
　　这话就长了。王树汶倒也机警，并未将刘学太的名字牵出来，麟椿也没有细问，将他长篇大论的一套经过录了供，便退了堂。王树汶收监，他自己回衙门。 
　　现在要考虑如何复命了。往来蹀躞，始终拿不定主意。他没有去请教张师爷，因为对这位幕友，已失去信心，但张师爷却不能不问，特地来见麟椿，劝他当夜就去见抚台，面禀案情，看抚台的意思再作道理。 
　　“已经瞒不住了，不如早珑回复。东翁，”张师爷强作镇静，“不会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事。” 
　　麟椿接纳了他的建议，当即“上院”，面陈复审经过。 
　　“这一案不难水落石出。”涂宗瀛说道，“只要通知邓州朱知州，将王季福找来，让他们父子对质，真假自知。” 
　　麟椿当然也知道这是正办，但本心不愿意这么做，所以自己不提这个办法，既然巡抚如此交代，而且事理极明，无可推诿，只能答应一声：“是！” 
　　“不过，老兄要留神。”涂宗瀛提醒他说，“这一案要办就要办得干净。想那胡体安既然能买人顶凶，自然也会干出别的花样来。倘或事机不密，或者手脚太慢，让他抢了先着，将那个王季福弄得不知去向，成了一件疑案，无法定谳，我跟老兄的前程，岂不都断送在这胡体安身上？” 
　　这几句话说得麟椿悚然而惊，言外的警告，十分明白，涂宗瀛为了保自己的前程，决不肯担待责任。如果自己办事迟延，抓不到王季福验不出真相，则涂宗瀛提示在先，便可振振有词地指名严参，倒是自己的前程，要断送在胡体安身上。 
　　因此，他惶恐答应着，退出抚署，不顾张师爷的阻拦，逼着办了公事，通知“南汝光道”转饬南阳知照，令下邓州知州，逮捕王季福，解送到省，以便跟王树汶对质。 
　　公事是专差送达的，由于规定了限期，每一层都不敢延误，第五天就到了邓州知州朱光第手里。此人籍隶浙江湖州，字杏簪，幕友出身，敬仰他的一个同乡先辈——乾隆年间的浙江萧山人汪辉祖，他也是刑名幕友出身，后来中了进士，榜下即用，授职湖南宁远知县。那地方汉瑶杂处，而且有班外来的“流丐”，强横不法，是有名难治的地方。汪辉祖一到任，就抓了他们的头子，关入监狱，其余徒党，尽驱出境。同时亲笔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县衙门前，说是官民一体。官员的责任在听讼问案，百姓的责任在完粮纳赋。官员如果不勤职，咎有难辞，百姓不奉公，则法所不容。特地与百姓约定，十天工夫中，他以七天坐堂问案，两天征比粮赋，余下一天，他亲自办理刑名钱谷的公文，申详上司。如果百姓完粮纳赋没有麻烦，他就可以省出工夫精力来多管刑名了。 
　　从来地方官办理公文，多假手幕友，这位县大老爷与众不同，而且话说得极诚恳，宁远百姓，感念他的诚意，完粮纳税，果然十分踊跃，“上下忙”征赋，用不到一个月就征足了。 
　　汪辉祖亦言而有信，省出工夫来料理刑名。由于他是刑幕出身，书办吏役的毛病，无不尽知，因此没有人敢欺骗他。但是，汪辉祖的幕学，却又非陈陈相因，凭律例来断案，律穷例缺，便无所措手。他是腹有诗书的，通以经术，证以古史，有时所作的判决，不合于律例，但必深惬于情理。同时赋性恺悌，每次到非打犯人板子不可的时候，总要先喊受刑的人到公案前面，用极恳切的声音说：“法不可恕，我不能不打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你何苦做这些犯法的事，害得你父母为你丢脸心疼？” 
　　良心未泯的犯人，每每感激涕零，泣不可仰。汪辉祖从小是孤儿，怀念父母，亦常常陪着犯人雪涕。因此，在宁远不到一年，讼案大减。有时两造对质，由于理屈的一方在汪辉祖面前悔悟认罪，理直的一方反为理屈的求情。这是朱光第听讼最向往的一种境界。 
　　除此以外，汪辉祖还有许多真正便民的惠政。为民造福最深的一件事，是让宁远百姓由淮盐改食粤盐。盐商纳税取得专卖权，行销地区，有严格的规定，宁远定例食用淮盐，由两淮贯下江——长江流过安徽的一段，经江西到湘南九嶷山北的宁远，千里迢迢，运费越过盐价不知多少倍？因此，宁远多吃近在咫尺的广东私盐，几乎家家如此，无足为奇。 
　　但是贩私盐、买私盐都是犯法的，盐政衙门专有缉私的营伍，经常派出兵去抓私盐。俗语说的是“私盐越禁越好卖”，因为每当缉私的风声紧急时，盐价就会大涨，“羊毛出在羊身上”，私盐贩子的损失，到头来都加在用户身上。汪辉祖博咨周访，发觉老百姓并不是想捡便宜，而是两淮来的官盐，贵得吃不起。其实，宁远百姓买私盐的钱，比广东百姓买本省官盐的钱还要出得多。 
　　于是他亲自拟了公文，呈请上官，说“私不可纵，而食淡可虞，请改淮引为粤引”。公文报出，还未得到答复，他就出了一张告示：民间每户存盐不及十斤者暂不罚。这是因为缉私的兵丁，骚扰过甚，所以作此权宜之计。缉私营因为他断了他们的“财路”，大为愤怒，向总督衙门告了他一状。湖广总督是状元出身，爱才下土的毕沅，不理缉私营的讦告，下令支持汪辉祖的做法，凡是为了食用而零星购进的粤盐，一律不禁。 
　　汪辉祖做过两部书，一部叫做《学治臆说》，一部叫做《佐治药言》，都是服官游幕，阅历有得的真心话。特别是《佐治药言》，当朱光第做幕友的时候，就奉为圭臬，他治狱平直，尤善于治盗，在邓州极受百姓爱戴。 
　　接到南阳府转来的公事，朱光第入眼就知道这件案子，非同小可。王树汶临刑鸣冤的奇事，已经通省皆知，朱光第心想：胡体安既有那样的神通，能够层层打通关节，以假作真，自然也会知道王树汶所供的真情，可能先下手为强，将王季福骗走藏匿，变成无可对证。或者，本县的胥吏，亦受了他的嘱托，风声一露，先自通风报信，等自己下令传王季福到案时，已是慢了一步。 
　　因此，他不动声色，只传谕出巡。这是常有之举，差役都不以为意。朱光第对邓州的地理很熟悉，到了西乡，在一座关帝庙，召集当地父老谈话，垂询地方情形。谈到一半，忽然问道：“有个叫王季福的人，可在这里？” 
　　“请问大老爷，”有人问道：“不知是那个王季福？” 
　　“必是问的王老师。”另一个人接口。 
　　原来西乡有两个王季福，一个务农，就是王树汶的父亲，一个却是教蒙童为生的塾师，在村外土地庙设帐。照理，乡下凡有红白喜事，卖田置产，诉讼纠纷，旁及迎神报赛，只要是动到笔，或者与公众有关，必须出个主意的事，都要请教塾师，而况象这样县大老爷下乡的大举动，更非由塾师来相陪不可。因此，这个人猜想，必是因为垫师不曾露面，县官不解，所以动问。 
　　“回大老爷的话，王老师今天恰好到前村替人看病去了。”先前答话的那人，看一看天色说：“也好回来了，等我马上派人去看。” 
　　朱光第当然听懂了，心想，这倒误会得好，便点沣头说： 
　　“如果王老师回来了，便请了来叙话。”然后又装做好奇似地问道：“另一个王季福是什么人？” 
　　“种庄稼的，就住在溪那头，王家村。是个安分良民。唉！不想…　。”说到这里，有人连连咳嗽，那人会意，便不作声了。 
　　朱光第自也会意，装傻不响。谈过几句闲话，将手一招，他那心腹跟班便走了来听候差遣。 
　　“带几个人过溪，到王家村去。”朱光第贴着他的耳朵说： 
　　“好好找了来，不准用强。” 
　　那跟班应声：“是！”悄悄退了下去，悄悄带着差人到王家村去找王季福。 
　　不过半个时辰的工夫，两个王季福先后都到了。先到的是王老师，是个秀才，长揖不跪，满口“老公祖”长，“老公祖”短，极其巴结。朱光第也按照敬重衣冠中人的礼数，以“老兄”相称，相当客气。 
　　周旋过一阵，遥遥望见一群人迤逦而来，有他的跟班，也有差人，后面跟着大大小小十来个人。这不用说，王树汶的父亲已经找到了，所以才有这班人跟来看热闹。 
　　他看到了，旁人当然也看到了，群相惊疑，不知他有何举动？就在这时候，朱光第突然向王老师问道：“老兄可知道王树汶其人？” 
　　“王树汶？”王老师当然知道，只是盗劫重案，又牵连者胡体安，怕多言贾祸，所以摇摇头说：“上复老公祖，生员不是本地人，不知道。” 
　　这就漏了马脚，明明知道王树汶是本地人。朱光第暗中好笑，同时也知道再问是多余之事，便站起来，预备动身。 
　　“传轿！”差役大声一喊。 
　　在场的人，纷纷起立，而且很快地排成班，恭送县大老爷。朱光第便朗声说道：“大家听清楚了，我带那个王季福回城，决不会为难他。他没有犯法，我只不过传他去做一个证人，问明白了，大概还要送到省城去认一个人。大家可猜想得到，是去认一个什么人？” 
　　于是，或者面面相觑，或者窃窃私议，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 
　　“不要怕！”朱光第鼓励着说，“尽管说实话。” 
　　“老公祖，”王老师打了一躬，为他同名同姓的乡农乞情，“这个王季福，平日安分守己，从未听说他有为非作歹的事情。” 
　　“我知道。看样子是个老实人。” 
　　然而老实人却做了一件错事。因为本来老实怕官，加上情虚心惊，一见了朱光第瑟瑟抖个不住，竟致自己管不住自己，瘫倒在地，面色其白如纸，象要虚脱似地。 
　　朱光第从游幕到服官，经手的刑名案件，传讯过的犯人证人，不知多少？老实怕官的人也见得多，何致于这般模样，心里便有了两三成底子，要多带些人走了。 
　　带的是王家村的地保和王季福的左右邻居。多少年来的规矩，官府传人作证或者有所讯问，派个差人去传唤就是，限期到案，不问此人因此耗时废业，自贴盘缠，这就叫做“讼累”。朱光第却格外体恤，传集王家的邻居，每人发了一吊制钱，让他们进城好有食宿之费。 
　　回衙门就开审，却不提王季福，先传左邻，也姓王，“王季福是不是你同族？”他问。 
　　“是。是小人族中弟兄。” 
　　“那么，王树汶呢？”朱光第用闲话的口气问。 
　　“是小人的侄子。” 
　　一下就可以确定王树汶真的是王季福的儿子，于是朱光第又问：“你跟王季福是弟兄，又是邻居，当然常有来往。” 
　　“不是。小人跟王季福不和，平时不来往的。大老爷要问王季福的事，要问王天赐。” 
　　“谁是王天赐？” 
　　“喏，就是他。” 
　　顺着他的手指，向廊下一看，原来就是王季福的右邻。 
　　“好，没有你的事了，你趁早回去吧！”朱光第打发左邻传右邻：“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王天赐。” 
　　“王季福是你什么人？” 
　　“是共曾祖的弟兄。”王天赐看上去不象乡下人，讲话很从容。 
　　“你们常有往来？” 
　　“是弟兄嘛，又是紧邻，当然常常往来。” 
　　“那么，你对王季福家的事，当然很熟悉罗？” 
　　“也知道些。”王天赐说，“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小人也不便问。” 
　　“是那些事？” 
　　王天赐一愣，只是眨眼，是一时想不起的神情，隔了半晌才说：“回大老爷的话，总是家务事。不知道大老爷要问那一件？” 
　　“我问他的儿子。”朱光第说：“王树汶是他的儿子不是？” 
　　“是的。王季福就那么一个儿子，给了人家了。” 
　　“既是独子，怎么舍得给人？” 
　　“这就不晓得了。小人也问过他，他只是摇头叹气。小人就不便再问了。” 
　　“王季福家，平时有些什么人出入？”朱光第问：“你是他的紧邻，又常有往来，他家的客人，你自然也有认识的？” 
　　“是的，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认识的都是本地人。” 
　　“这就是说，不认识的都是外路人。” 
　　“是。”王天赐毫不迟疑地回答。 
　　“有个胡广得你认不认识？”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王天赐说，“见了面也许认识。王季福是老实人，平时也不大有人往来。” 
　　“那么，”朱光第问道：“最近这几个月怎么样？是不是常有陌生人到他家？” 
　　“小人不知道。这一向小人也少到他家去。” 
　　“为什么？” 
　　王天赐口齿伶俐，一直对答如流，但问到这句话，却迟疑着说不上来。这就很奇怪了，极易回答的话答不出来，是他个人有难言之隐呢，还是关碍王季福不便实说？ 
　　朱光第觉得有开导他的必要，便很恳切地说：“王天赐，你不必怕！本县待你们怎么样，你们也都知道，我决不会拿你无端牵入讼累。这一案与你无关，你有什么，说什么，讲完了，我马上放你回去。如果你吞屯吐吐不肯说老实话，我要体恤你也办不到，只有押在那里，慢慢审问实情。你想想，这不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王天赐原是明白事理的人，不过他确是关碍着王季福不便实说，所以答应一声：“是！”想了一下又说：“王季福家的事，一时也说不尽，想不起。不晓得大老爷要我说什么？” 
　　察言观色，朱光第懂了他的意思。要他自己源源本本地细说，怕事后王季福责他出卖弟兄，若是问一句、答一句就不碍了，因为官威之下，不容不说，是振振有词的借口。 
　　于是，他想了想问道：“王树汶做了人家的顶凶，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王天赐点点头，“小人就为了这一层，所以少到他家去。” 
　　“是怕惹是非？” 
　　“是的。”王天赐低声答道，“小人本来倒想替王季福出出主意，救他儿子一命，只是…　。”他咽了口唾沫，终于说了出来： 
　　“有一次看到不三不四的几个人，在他家谈了一整夜。王季福眼泪汪汪，问他又不肯实说，小人心里便有些害怕，怕不明不白惹祸上身，所以就不大到他家去了。这是句句实话，大老爷再问小人别的，小人就不晓得了。” 
　　“很好！我派人送你到客栈住一夜，明天说不定还要问你一问，问完了就放你回去。” 
　　“多谢大老爷体恤小人。不过小人还有句话，要请大老爷恩准。”说着，便磕下头去。 
　　“你说，能许你的一定许你。” 
　　“想来大老爷要拿小人的话问王季福。请大老爷千万不要提小人跟他对质。” 
　　“我懂得你的意思。许了你就是。” 
　　于是，王天赐的作证告一段落。朱光第将前后证言，细舷想了一遍，对案情大概，已有领悟，然后传讯王季福。 
　　这个老实人，比刚才镇静得多了，因为朱光第严禁胥吏狐假虎威，不时告诫，对任何人犯都要“拿他们当人看”，这便使得初入公门的王季福，减消了好些惧意。再听他先前作证的那个堂兄弟来告诉他：“大老爷好说话得很，问过三两句话就放我走了。”便越发将胆壮了起来，虽还有些发抖，却不似刚见官时那等吓得瘫倒在地。 
　　“王季福！”朱光第首先就安慰他：“我知道你是老实人，受人所逼，没有法子。我想你也有一肚子苦楚、委屈，巴不得有个可以替你做主的人，能让你诉诉苦。你说是不是呢？” 
　　听得这几句话，王季福双泪交流。因为县官的话，句句打入心坎，是他想说而说不出，“真正青天大老爷！”他放声一恸，“小人苦啊！” 
　　“象什么样子？”差人呵斥着，“不许哭！” 
　　“你随他。”朱光第阻止差人干预，“他心里的苦楚，非哭出来不可。” 
　　不但哭出来，更要尽情吐露出来。王季福从胡广得路过，看王树汶伶俐懂事，愿意收用他作个小徒弟开始，一直说到王树汶被硬当作顶凶，胡体安如何派人向他软硬兼施，一面威吓，一面拿银子塞他的嘴。源源本本，讲了一个时辰，方始完毕。 
　　“姓胡的给的银子，小人埋在炕下面，不敢用。”王季福最后说道，“一共十五两银子，分毫不少。” 
　　“那为什么？”朱光第问：“为什么不敢用？” 
　　“这是卖儿子性命的钱！”王季福哭着说道：“务必求青天大老爷替小人作主，救小人儿子一命。” 
　　“这……，”朱光第正色说道：“救你儿子，要靠你自己。我拿你解到省里去，臬台衙门大概会拿王树汶提堂，让你们父子对质。那时候你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你儿子的一条命，就有指望了。” 
　　“是！”王季福连连答应：“小人一定照大老爷的话做。” 
　　到第二天，朱光第又派差人，将那十五两银子，起了出来，作为证物，然后打叠文卷，预备解送王季福上省。而就在这时候，开封陈许道任恺，派专差送了一封信来。 
　　拆信一看，朱光第大为诧异。任恺居然要求朱光第，不必理会公事，也就是要求朱光第，不必将王季福解送省城，说什么“铁案如山，岂容狡犯翻供？”而实际上，朱光第很明白，任恺是怕案子一反，他也脱不得干系，因而设法要维持原谳。 
　　“请上复尊上。”朱光第断然拒绝。“人命大事，我不敢马虎。王季福已当众传来，我亦不能无缘无故放掉他。这件事，我只有得罪了。” 
　　任恺当然也知道朱光第是个“强项令”，一封文书，未见得乖乖听命，而且过去是他的直属上司，现在升了官，管辖不同，更不见得能让他买帐，所以托了好些人向朱光第苦苦相劝，却是徒费唇舌，一无效果。 
　　说客也有好有丑。好的听了朱光第持正不阿的言论，面有惭色，改容表示愧歉，自然心无芥蒂，丑的却以为朱光第无事生非，不通世故，过去的上司给面子请他“高抬贵手”，居然不识抬举，岂不可恨？因而悻悻不免有些不中听的话。朱光第一笑置之，但躲在屏风后面窃听的家人，却大为不安。 
　　于是他的长子朱祖谋便婉言谏劝。朱祖谋长于文学，拙于言词，又在严父面前，更加讷讷然不能出口，一句“明哲保身”还未说完，便让朱光第喝住了。 
　　“你‘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我也说过不知多少次，你读你的书，不准你干预公务，何以又来多事？我看，你回湖州去吧，明年乡试，也该好妹用一番功，莫等到临阵磨枪。” 
　　河南多盗，朱祖谋自然不放心老父在此烦剧艰险之地。无奈朱光第认为他在衙门里，一方面可能会被人利用，怂恿“大少爷”包揽是非，说合官司，象从前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为了杨乃武一案，受“大少爷”之累，竟至古稀之年，投荒万里去充军；一方面又认为朱祖谋住在衙门里，所见所闻的是非太多，一定静不下心来读书，自误前途，所以逼着他收拾行李，派老底下人送回湖州上疆山麓的老家去闭门用功。 
　　王季福当然要解送省城。这一案成了邓州的新闻，茶坊酒肆，无不谈论，因而也有许多谣言。朱光第有耳目在探听，所以这些谣言无不知悉，其中离奇不经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一个说法，却不能不引以为警惕。 
　　这个说法是：王树汶真正的身分，只有等王季福解到省城，父子对质，方能水落石出。所以王季福成了全案的关键。如果这案一翻，从原审的镇平知县到南阳府，南汝光道及河东臬司，都有极大的处分。因此，上下合谋，预备在解送王季福时，中途劫人，搞成死无对证的情势，这一案方可以维持原审。 
　　胡体安可能会动手劫去王季福，是在朱光第的意料之中。说上下合谋，也就是说有官员庇护胡体安打劫，似乎荒唐，可是，任恺将这一案既然看得如此之重，则此荒唐的传说，亦不是全无可能。 
　　因此，朱光第特别慎重，起解那天，派了二十名得力的“小队”，夹护王季福所坐的那辆骡车，沿大道直奔开封府，规定迟行早宿，第一天住南阳府，第二天住叶县，第三天住许昌，第四天到开封。 
　　一到开封府就不要紧了。押解的典史格外小心，进省城虽已天黑，却仍旧到首县祥符县去投文，要求寄押犯人。 
　　祥符县的刑书，接过公文一看，写明的是“解送人证王季福一名”，当时便摇摇头，将公文退回。 
　　“四老爷，你也是懂规矩的，明明是证人，怎么说是犯人？牢里是关罪犯的，不是犯人，怎么可以收监？莫非真的王法都不要了！” 
　　县官称大老爷，下来是县丞、主簿，未入流的典史排到第四位，通称“四老爷”。四老爷专管监狱，所以那刑书说他“也是懂规矩的。”规矩自然懂，原是有意蒙混，既然混不过去，还有计较。 
　　“那么，请在贵县班房里暂寄一寄。应缴的饭食银子，我照数奉上。” 
　　如果先就按这个规矩做，没有办不通的道理。祥符县的刑书气他懂规矩不按规矩做，便冷冷答道：“这要得罪了！这件事我做不得主，要问我们四老爷，天这么晚了，我那里去寻他？相国寺前，多的是客栈，那里不好住？” 
　　那典史无奈，到相国寺前找了家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到臬司衙门投文，吃过亏，学了乖，低声下气跟那里的韦办商量，无论如何要将王季福接收了去。不然住在客栈里候审，光是护送的那二十个人的食宿，就赔累不起。 
　　总算遇着了好人，臬司衙门书办帮他忙，办了一道公事，将王季福发交祥符县看管。这一管管了十天，臬司衙门才“挂牌”，委派开封府知府王兆兰，候补知府马永修复讯。 
　　到了第二天开审，先提王季福，照例问明姓名、年龄、籍贯。王兆兰先就提出警告：“强盗不分首从，都是部里公事一到，就绑出去杀头的罪名。你要小心，不可以冒认，冒认一个强盗做儿子，是丝毫好处都没有的，将来追起赃来，有你的苦头吃。” 
　　王兆兰的话是在恫吓，暗示他不可相认，否则必有祸事，然而王季福是老实人，听不懂他话中的意思，只连连答说： 
　　“王树汶是小人的儿子，错不了的。” 
　　那就只好让他们相见了。将王树汶提上堂来，到底骨肉天性，王树汶向堂上一望，便扑了过去，父子相拥，号啕大哭。 
　　“拉开来！”王兆兰喝道，“假装是瞒不了人的！先将王树汶带下去。” 
　　差役上前去拉，而王季福怎么样也不肯放手，只是禁不住差役人多力大，毕竟拆开了他们父子，隔离审问。 
　　“你说，王树汶是你儿子，有什么证据？”王兆兰问道，“王树汶身上有什么胎记？你说！” 
　　“有的。”王季福一面拭泪，一面答道，“他生下来，背上就有一搭黑记。” 
　　“有多大？” 
　　“有洋钱那么大小。” 
　　“还有呢？”王兆兰又问：“还有什么？” 
　　王季福想了想答道：“肩上有块疤，是小时候烫伤的。” 
　　“左肩还是右肩？” 
　　这就有些记不清楚了。王季福回想了好半天，才说：“好象是右肩。” 
　　“什么好象？”王兆兰将公案一拍，“你自己亲生的儿子，伤疤在什么地方都记不清楚吗？” 
　　这时候王季福才发觉这位知府老爷，远不如本州的朱大老爷好说话，心里一着慌，“枪法”就乱了。 
　　“是，是左肩。” 
　　王兆兰便不再问，戴上老花眼镜去翻卷宗，翻到一张“尸格”样的单子，是因为他们父子即将对质，特意由差役将王树汶剥光了衣服，细细检查全身特征，一一记明。单子上写着王树汶肩上确有洋钱那么大小一块伤疤，但在右肩，不是左肩。 
　　王季福第一次倒是说对了，一改口改错，恰好算是让王兆兰捏住了把柄，“好大胆！”他瞪着眼喝道：“你是受了谁的指使，胡乱冒充？” 
　　“青天大老爷屈杀了小人！”王季福情急大喊，“王树汶明明是小人亲生的儿子，这那里是假得来的？” 
　　“还说不假！你儿子的伤疤，明明不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可知是居中有人串供，才露了马脚。”王兆兰振振有词，气极壮、话极快：“我再问你。这一案全河南都知道了，既然你说王树汶是你儿子，为什么早不来出头认子？可知必是冒充！什么王树汶？还是胡体安！” 
　　这一番质问，气势如疾风骤雨，王季福心惊胆战，听不真切，自然就瞠目结舌，无词以对。 
　　“来！”王兆兰下令：“将这个王季福先押下去，好生看管。案外有案，非同小可，你们要格外当心，不准让他跟胡体安见面，更不准跟外人见面通消息，免得他们串供。” 
　　开封府的胥吏也没有想到这件案子，又会反复，胡体安变王树汶，王树汶又变了胡体安。但情形很明白，王知府打算维持原谳。胥吏办案，全听官府的意旨，所以这时候对王季福便不客气了，上来两个人，反扭着他的手，将他押到班房，严密看管。 
　　退了堂，王兆兰立刻赶到臬司衙门，向麟椿面陈经过，听完了，麟椿问道：“那么，照老兄看，这王季福到底跟犯人是不是父子？” 
　　问到这话，王兆兰颇为不悦，事情已经明明白白，自己接受意旨，屈法周旋，不想他有意装傻，仿佛要将辨真假的责任套到自己头上似的，这就太不够味道了。 
　　因此，王兆兰也就回敬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那要看大人的意思。” 
　　麟椿默然。爱听戏的他，不由得想到“审头刺汤”的辙儿，自己不能象“汤裱褙”认人头那样一无顾忌，说真就真，说假就假。这一案不妨摆一摆，反正该着急的应该是镇平知县马翥和前任南阳知府任恺，看他们持何态度，再作道理。 
　　“这件案子扑朔迷离，棘手得很。”麟椿拱拱手说：“老兄多费心，细细推求吧。” 
　　“是！”王兆兰有些困惑，一时辨不清他是何意思？ 
　　回到知府衙门，自然要跟幕友商量。知府本来是个承上启下，不能有什么作为的职守，但开封府是首府，情形不同，有两件刑案，颇得臬司衙门毛师爷的包涵，所以这件奉委复审的临刑鸣冤奇案，照他的跟毛师爷互有勾结的幕友建议，还是得多方遮盖。 
　　“担子要大家分担。”王兆兰说，“我看不能都由我们一手包办。” 
　　于是他的幕友为他划策，首先要请麟椿设法关照会审的候补知府马永修，能够呼应连合，其次要由原审的镇平县官马翥，有一番巧妙的辩解，最后要把握住一个宗旨，案情即令有所不明，王树汶的罪名不错，他是一起行劫的从犯，依律仍然是斩罪。这一来才可以将未审出王树汶替胡体安顶凶的过错，含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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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这当然需要一段布置的时间，而就在这时候，河南巡抚涂宗瀛，奉召入觐。外官到京，照例要拜访本省的大老和言官，当然也要谈到这件案子。河南籍的御史，接到家乡的来信，对案情的了解，跟涂宗瀛只听下属的报告，大不相同，有些性情刚直的，表示要上奏参劾。涂宗瀛是谨饬一路人物，不免有些着慌。不过他自觉对这一案的处理，脚步站得很稳，这一天特地来拜会刑部尚书潘祖荫，就是要表明他在这件案子上的态度，一秉大公，不偏不倚。这样先取得了刑部的了解，即令有御史参劾，必定发交刑部议奏，也就不要紧了。 
　　潘祖荫觉得涂宗瀛能在王树汶鸣冤之际，下令停刑，这就是重视民命的明证，着实可敬，所以连称：“是！是！我关照司里，倘有要为阆翁剖白之处，一定如命办理。” 
　　一句话未完，门帘突掀，闯进一个听差来。有贵客在座，岂可这样鲁莽无礼？正想呵斥，发觉听差脸上是异常急迫的神气，便望着他问道：“什么事？” 
　　“张苏拉来了，说有大事要面禀老爷，不等通报，已经闯了进来。”接着，敞开了门帘，让潘祖荫自己看。 
　　果然是南书房的张苏拉，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在廊上跟潘祖荫相遇，一面打扦，一面说道：“请大人赶快进宫吧！” 
　　“怎么？”潘祖荫察言观色，不由得惊疑：“出了什么事？” 
　　张苏拉发觉里面还有位大官，不知是什么人，便有些顾忌，迟疑着欲语又止。 
　　“你来！”潘祖荫向张苏拉招招手，自己先下了台阶，站在假山旁边。 
　　“听说里头的情形不好。”张苏拉走过来，用极低的声音说，“我是听内奏事处的人说的，御医跟薛老爷、汪老爷都赶进宫去了。” 
　　潘祖荫大惊，“怎么？”他问，“‘西边’不是说好得多了，怎么一下子又反复？” 
　　“不是！”张苏拉说：“是‘东边’。” 
　　潘祖荫不相信。慈安太后这天未曾召见军机，他是知道的，但太监传谕，只说她因为伤风，身子不爽。春寒料峭，阴晴不定，伤风的人很多，是不干紧要的小毛病，何至于“情形不好”？ 
　　“你一定弄错了…　。” 
　　“不！”张苏拉用极有把握的声音说：“没有错。我亲眼得见，御医进了景运门。” 
　　景运门与隆宗门东西相对，如果是奉召赴慈禧太后所住的长春宫请脉，那就该进隆宗门才对，现在进景运门，当然是到慈安太后所住的钟粹宫。 
　　“那就奇怪了！”潘祖荫大为困惑，“怎么可能呢？不会的。 
　　赶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这样喃喃自语着，回到了厅里。涂宗瀛已站在门前等待，一见他便先告辞。潘祖荫不便泄露尚待求证的消息，托词曾纪泽有电报来，要即刻进宫，到南书房去处理，然后又表示了不能留他多谈的歉意，方始送客出门。 
　　这时的神态还是从容的，一等客人出了大门，他的脚步便不同了，三脚并作两步，一面走，一面一叠连声地吩咐：准备袍褂、套车。走到厅前，发觉张苏拉还在，方始想起，他送了这么个紧要消息来，必须重赏，因而又吩咐听差，到帐房支五两银子给张苏拉。 
　　“你大概是骑了马来的，赶快回去，在南书房等着。再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 
　　等张苏拉一走，潘祖荫跟着也进了宫，下车以后，不到南书房，径入内奏事处。帝后违和，药方都在内奏事处，该管的首领太监，一见就说：“潘大人必是来看方子。喏，都在这里！” 
　　打开黄盒，取出两通黄面红里的药方。潘祖荫捧在手中细看，一张方子是皇帝的，咳嗽鼻塞，诊断确是伤风，另一张是慈禧太后的，说“精神渐长，脉亦和缓，夜卧安和”，用的是党参、鹿茸之类的补药。 
　　“就是这两张？” 
　　“是！就是这两张。” 
　　第一句话问得很含蓄，问不出究竟，就只好点明了。“东太后不是欠安，传了御医请脉？”他问：“怎么没有方子？” 
　　“是的。”首领太监答道，“我也听说了，昨天就伤风，传了薛老爷请脉，以后就没有发方子下来。” 
　　薛福辰的方子，潘祖荫昨天就看过了，“感寒伤饮，偶尔违和”，这种小毛病是不请安都可以的。他要看的是薛福辰以后的方子，但这话该如何追问呢？ 
　　“不是说，今天又传了御医了吗？” 
　　首领太监还未及回答，御前大臣景寿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人也到了，脸上都隐含着惊疑不定的神色。匆匆寒暄过后，也是急着找方子看。 
　　看完了却都无话，景寿一向沉默寡言，王文韶出名的谨慎小心，言不妄发，所以这样不说话，无足为奇。 
　　于是，潘祖荫将他们延入南书房小坐，这才谈到慈安太后圣躬违和的事。景寿是值班的御前大臣，却并不知道有传御医这回事，再问到王文韶，他是照例来看慈禧太后的方子，倒是听说传御医进了景运门，不过又听说是为皇帝请脉。 
　　潘祖荫释然了。太监喜欢遇事张皇，却又不敢公然谈论，所以每每故作神秘，张苏拉轻事重报，目的无非献殷勤邀赏而已。 
　　等景寿跟王文韶一走，他将张苏拉找了来问道：“有什么消息？” 
　　“打听不出来。”张苏拉作个无奈的表情，“今天门禁特别严，不能乱闯。” 
　　潘祖荫笑笑不响。小人之心，十分可笑，不必再理他！这样想着，随即起身，出宫回家。 
　　到了初更时分，近支亲贵、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内务府大臣，以及内廷行走的毓庆宫师傅、谙达及南书房翰林诸臣的府第，都有在宫内当差，平日熟习的苏拉来敲门送信：“宫中出了大事。” 
　　“是东佛爷，还是西佛爷？”潘祖荫问。 
　　“东佛爷？”送信的是另一个苏拉，大为诧异，“怎么会是东佛爷？” 
　　这一说是慈安太后了！潘祖荫问道：“里面怎么说？” 
　　“只说出了大事，没有说是谁‘坏’了。” 
　　问不出究竟，只得算了。潘祖荫带着素服，匆匆赶进宫去。在颠簸的车子里，一直在猜测，“大事”到底出在钟粹宫，还是长春宫？照张苏拉的消息，似乎是慈安太后，但按情理来说，决不可能。凭什么呢？慈安太后今年才四十五岁，平日淡泊简静，知命乐天，是克享大年的样子，决不会由于小小的风寒之疾而生不测之祸。 
　　看来还是慈禧太后。他想起十天以前，听李鸿藻谈过，张之洞曾经建议他荐医，一个是常州孟河的费伯熊，一个是河北的候补道，安徽籍的程春藻，去年冬天李瀚章的老太太病重，就是他看好的。既有此举，可见得慈禧太后的病势不轻，大事必是出在长春宫，决非钟粹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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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钟粹宫前殿，派充喇嘛的太监在唪经，咸丰元年定下的则例：每年正月十一与二月二十八，有此仪典，这两天是文宗生母孝全成皇后的忌辰与生日。 
　　孝全成皇后生前住在钟粹宫。她崩逝的那年，文宗才十岁，以后一直住到十七岁才迁出。慈安太后感念文宗的恩遇，所以当穆宗大婚以前，挑选了钟粹宫作为定居之处，她虽没有见过她的这位婆婆，但敬礼如一，每年遇到正月十一和二月二十八，必定茹素瞻礼，默坐追念。当然，追念的是文宗。 
　　这天——二月二十八，她忽然想到文宗的一件朱笔，摒绝宫女，亲自从箱子里取了出来，展开在灯下。 
　　年深月久，朱谕的字迹，已经泛成黄色，这使得慈安太后入眼更有陌生之感，仿佛第一次看到这道遗诏似的。 
　　虽不是第一次，然而也仅仅是第二次。慈安太后扳着手指数了一下，不由得惊叹：“真快，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的她，还是皇后的身分，而慈禧太后的封号是懿贵妃——那是咸丰十一年春天的事。 
　　“今天觉得精神很好。”从枯黄中泛出玫瑰般鲜艳的绯色，双颊显得异样触目的皇帝说，“我要替你安排一件大事。” 
　　“替我？”皇后不解所谓，只觉得皇帝不宜操劳，为国家大事是无可奈何，何苦又为她费精神？所以劝阻他说：“我有什么大事要皇上操心？难得一天清闲，好好息着吧！” 
　　“你别拦我。我要把这件大事办了，才能安心养病。”皇帝特意又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太监或宫女在窥探，方用嘶哑低沉，几乎难以听得清楚的声音说：“兰儿越来越不成样子了！这一阵子我冷眼旁观，倒觉得肃顺的话不错。” 
　　兰儿是懿贵妃的小名，她跟肃顺不和，是皇后所深知的。在她，觉得兰儿要争她应得的一份供养，也是人情之常。而肃顺现在是“当家人”，在热河行宫，名为“秋狩”，其实是逃难，兵荒马乱，道路艰难，一切例行进贡、传办的物件，都不能照往常那样送到热河，所以裁抑妃嫔应得的分例，亦是不得已的措施。但是，肃顺的态度不好，却是可议之事，所以这时听了皇帝的话便不作声，表示不以肃顺为然。 
　　而皇帝却不曾觉察到她的感想，接着他自己的话说：“肃顺劝过我不止一次，劝我行钩弋夫人的故事…　。” 
　　“什么叫‘钩弋夫人’啊？”皇后插嘴问说。 
　　“那是汉武帝的故事，我讲给你听。” 
　　汉武帝晚年，爱姬相继下世，后宫寂寞，郁郁寡欢，只以巡幸海内，周览名山大川，作为排遣。 
　　在他五十九岁那年，巡幸经过河间，随扈的方士中，有人善于“望气”，说那一带有一名奇女子。于是武帝派出“郎官”，四处查访，访到有个姓赵的女子，生具国色，但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六年方始痊愈。病愈以后，两只手握成两个拳头，怎么样也不能将它打开。 
　　这就是一件奇事了。武帝下令召见，果然眉目如画，丽质天生，只是两拳紧握。武帝将她唤到御榻面前，亲手去掰她的拳，居然掰开了。 
　　“有这样的奇事？”皇后深感兴趣，而又有些不信。 
　　“这也许是有意安排，为了耸动听闻，才到得了御前，那就不去提它了。总之，武帝当时就很中意，回到京里，拿她封为婕好，住在钩弋宫，所以称做‘钩弋夫人’。” 
　　“后来呢？” 
　　“后来，”皇帝喘息了一会，用参汤润一润喉，接着说道：“后来有了身孕。这就又有件奇事了，怀孕怀了十四个月才生。” 
　　“是男是女？” 
　　皇帝叹口气：“如果生的是女儿，倒也罢了。” 
　　这就是说，生的是儿子，但是，“怎么生了个皇子，倒生坏了呢？”皇后诧异地问。 
　　“我讲汉武帝的家事给你听，你就知道了。” 
　　于是皇帝为她讲了“巫盅之祸”的故事，汉武帝的佞臣江充，如何逼得太子造反，发生伦常剧变，以及如何牵连昌邑王刘贺，因而也失却了继承帝位的资格。 
　　“汉武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封燕王，一个封广陵王，大概人才都平常，汉武都不喜欢。倒是他那个小儿子——就是钩弋夫人生的那一个，名叫弗陵，小名叫钩弋子，壮得小牛犊子似的，而且极聪明。老年得子，本就宠爱，又因为大尧也是在娘胎十四个月才生的，如今看这钩弋子又是天生大器的样子，所以早就存下了心，要拿皇位传给小儿子。这话不便明说，也不能老搁在心里，就叫人画了一张画，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左右的人就猜到了他的心思。当然，谁都不敢说破。” 
　　“那么，”皇后问道：“钩弋夫人猜到了皇帝的心思没有呢？” 
　　“对了！你这话问到节骨眼儿上来了。”皇帝答道，“钩弋夫人猜到了汉武的心思没有，谁也不知道，不过汉武不能不防。有一天在甘泉宫，他无缘无故大发雷霆，拿钩弋夫人下在狱里，当天晚上就处死了。” 
　　皇后大惊：“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也有敢言的人面奏：既然喜欢钩弋子，怎么又拿他生母杀掉？汉武这才说了心里的话：从古以来，幼主在位，母后年轻掌权，一定骄淫乱政，这就是所谓‘女祸’。我现在是拿这个祸根去掉，为了天下臣民后世，应该没有人派我不对。”皇帝说到这里，用郑重的眼色望着皇后说道： 
　　“你该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皇后悚然而惊，怔怔地眨着眼，好半天才反问一句：“皇上怎么能狠得下这个心？” 
　　皇帝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如果是乾隆爷在今天，一定会那么做。这位爷爷，事事学汉武，我没有他那么英明果断。不过，肃顺的话，我越想越有理。” 
　　“算了吧！咱们大清朝的家法严，将来决不会有什么‘女祸’…　。”说到这里，皇后突然发觉失言，因为话中是假定着皇帝将不久于人世，这不触犯了极大的忌讳？ 
　　看到皇后满脸胀得通红，皇帝自能了解她心里的话，“事到今日，何用忌讳？”他慢慢从贴身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交了过去：“你打开来看！” 
　　皇后不肯接，怕是下了一道什么让中宫无法执行的手诏，“请皇上说给我听吧！”她双手往怀中一缩。 
　　“你别怕，你拿着。”皇帝极严肃地说：“这是我为你着想，自然也是为咱们大清朝着想。万一有那么一天，你千万得有决断。我也知道，这副千钧重担，你怕挑不起来，不过，我没有法子，谁让你是皇后呢？你挑不下来也得挑。” 
　　这番郑重的嘱咐，对皇后来说是一种启发，她总觉得不管皇后还是太后，跟八旗人家的“奶奶”、“太太”并无分别，管的是家务，每天唯一的大事，就是坤宁宫煮肉祀神。现在才知道自己的身分关系着天下。这样转念，陡觉双肩沉重，但同时也激起了勇气，挺一挺腰，从皇帝手里将信封接了过来。 
　　“打开来看！”皇帝是鼓励的语气，“你看了我再跟你说。” 
　　信封没有封口，皇后抽出里面的素签，只见朱笔写的是：“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谕皇后：朕忧劳国事，致撄痼疾，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祚不绝：虽冲龄继位，自有忠荩顾命大臣，尽心辅助，朕可无忧。所不能释然者，懿贵妃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联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着尔出示此诏，命廷臣除之。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凛遵无违。钦此！” 
　　皇后读到一半，已是泪流满面，泪珠落在朱红印文“同道堂”三字上面，益增鲜艳，但亦益增凄恻。 
　　“你别哭！”皇帝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但愿我写给你的这张纸，永不见天日。” 
　　“是！”皇后收泪问道：“万一非这么不可时，真不知道该找谁？” 
　　“这话说得不错。果然非这么不可时，你千万不能大意，要找靠得住的，象肃顺，就最靠得住。” 
　　回想到这里，慈安太后有着无穷的感慨，同时也深深困惑，不知当时何以会那么相信慈禧太后的话？竟帮着她先拿“最靠得住”的肃顺除掉。但是，这并没有错，肃顺那样子跋扈，纵使不敢谋反，一定压制着“六爷”不能出头。这样，“五爷”跟“七爷”也会不服，不知道彼此不和，会闹成什么样子？那里会有平洪杨、平捻、重新稳住大局的今天！ 
　　这自然也是慈禧太后的功劳。平心而论，没有她就没有杀肃顺、用恭王这一番关系重大的处置。二十年来，虽然她也不免有揽权的时候，但到底不如先帝所顾虑的那么坏。如今她也快五十了，还能有什么是非好生？ 
　　这样想着，觉得先帝的顾虑，竟是可笑的了，反倒是留着这张遗诏，万一不小心泄漏出去，会引起极大的波澜，不如毁掉的好。 
　　想是这样想，却总觉得有点舍不得。无论如何先帝这番苦心，自己相待的这番诚意，要让她知道。慈安太后相信“以心换心”，这几年处处容忍相让，毕竟也将她感动得以礼相待。既然如此，何不索性再让她大大地感动一番。 
　　于是，她夜访长春宫，摒人密谈，详叙始末，最后说道：“我们姊妹相处了这么多年，还留着这东西干什么？”一面说，一面将那道朱笔遗诏，就着烛火，一焚而灭。 
　　慈禧太后的脸，从来没有那样红过，心，从来没有那样乱过，即令没有任何第三者在旁边，也不能让她自免于忸怩万状的感觉，除却极低的一声“谢谢姐姐”以外，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话好说。 
　　慈安太后了解她心里的难过，竟不忍去看她的脸，“我走了！”她站起来转过脸去说，“东西毁掉了，你就只当从不曾有过这么一回事。” 
　　这岂是轻易能够排遣的？自己一生争强好胜，偏偏有这么一个短处在别人手里！“东西毁掉了”，却毁不掉人家打心底轻视自己的念头。毕生相处，天天见面，一见面就会想起心病，无端矮了半截。就象不贞的妇人似的，虽蒙丈夫宽宏大量，不但不追究，而且好言安慰，但自己总不免觉得负疚良深，欠了个永远补报不完的情，同时还要防着得罪了她，会将这件事抖露出来，于是低声下气，刻刻要留心她的喜怒好恶。这日子怎么过？ 
　　一连五、六天，夜不安枕，食不甘味。薛福辰和汪守正请脉，都不免惊疑，脉象中显示慈禧太后不能收摄心神，以致气血亏耗，因而当面奏劝，务请静心调养，同时暗示，如果不纳劝谏，则一旦病势反复，将有不测之祸。 
　　慈禧太后何尝不纳劝谏？只是心病不但没有心药，甚至无人可以与闻她的心病，勉强要找出一个人来，也就只有李莲英而李莲英终于与闻了慈禧太后的耿耿难释，魂牵梦萦的心病，同时也开了一味“心药”，这味药必须他亲自去找。 
　　乾清宫前东西向的两座门，一座名为“日精”，一座名为“月华”。日精门在东，它的南面密迩上书房，因而专辟一室，供奉至圣先师的木主，太监管它叫“圣人堂”。 
　　紧挨着圣人党的是御药房，沿袭明朝的遗制，规模极大，里面有各种希奇古怪的“药”。同治朝有一年夏天久旱不雨，军机大臣汗元方认为这是“潜龙勿用”的缘故，不妨弄个虎头扔入西山黑龙潭，激怒懒龙，造成一场“龙虎斗”，自然兴云布雨，沛降甘霖，那个虎头就是在御药房里找出来的。 
　　李莲英所要的那味“药”，也得在御药房里找。他叫那里的首领太监，搬出尘封已久的档册，一页一页地细查，终于找到了。还是明朝天启年间，势焰薰天的太监魏忠贤备而未用的一味药。这味药，他当然不会假手于人，亲自入库检取，随手送到了长春宫的小厨房里。 
　　服了薛福辰所开的药，真是其效如神，慈安太后的轻微的感冒，到了午后，几乎就算痊愈了。睡过午觉起身，觉得精神抖擞，兴致勃勃，想到院子里去走走。 
　　“外面有风，还是在屋里息着吧！”宫女这样劝她。 
　　“我看看那几条金鱼去。” 
　　慈安太后最爱那些供观赏的鱼，凝视着五色文鱼在绿水碧草间，悠闲自在地掉尾回游，能把大自国事，小自宫闱的一切烦恼，都抛得干干净净。 
　　因此，各省疆臣，投其所好，常有珍异的鱼类进献，钟粹宫中，鱼缸最多。但慈安太后虽好此道，却不求甚解，不管是什么种类，一概叫做金鱼。这天她想看的“金鱼”，是黑龙江将军所进，产于混同江中，通体翠绿，其色如竹的竹鱼。 
　　正在与宫女俯视鱼缸，指点谈笑之际，钟粹宫的首领太监李玉和走来说道：“回主子的话，长春宫送吃的来，是留下收着，还是过一过目？” 
　　“喔！”慈安太后问道：“什么东西”？ 
　　“克食。” 
　　“克食”是满洲话，译成汉字，本来写做“克什”，是恩泽之意，因此，凡是御赐臣下的食物，不论肴馔果饵，都叫做克什。却不知从何时开始，克什写做克食，专指“饽饽”而言。慈安太后喜爱闲食小吃，午睡起来，正需此物，所以很高兴地说：“拿来我看。” 
　　慈禧太后派来送克食的一个太监，名叫崔玉贵，长得很体面，也能说会道，走到慈安太后面前，因为双手捧着食盒，只能屈一膝跪下，朗然说道：“奴才崔玉贵跟佛爷请安。奴才主子叫人做了一点儿新样儿的克食，说是‘还不坏’，又说：‘东佛爷最爱这一个，可不能偏了她的。’特意叫小厨房加工加料又蒸了一笼，专派奴才送来，请佛爷尝尝。奴才主子又说，倘或吃得好，明儿再做了送来。” 
　　慈安太后听了这番话，高兴得眉开眼笑，“真正难为你们主子。”她说，“不用说，一定错不了，我瞧瞧！” 
　　于是李玉和揭开盒盖，只见明黄五彩的大瓷盘中，盛着十来块鲜艳无比的玫瑰色蒸糕，松仁和枣泥的香味，扑鼻而来。慈安太后一则为了表示珍视慈禧太后的情意，再则也实在受不住那色香的诱惑，竟不顾太后应有的体统，亲手拈了一块，站在鱼缸旁边，就吃了起来。 
　　“真不赖！”慈安太后吃完了那块蒸糕，吩咐李玉和，“替我好好收着。拿四个银锞子，两个赏崔玉贵，两个让他带回去赏他们小厨房。” 
　　等李玉和接过食盒，崔玉贵才双膝跪倒磕头：“谢佛爷的赏！” 
　　“你回去跟你主子说，说我很高兴。”慈安太后又问：“今天，你们主子怎么样？” 
　　“今儿个，光景又好得多了，上午吃了薛福辰的药，歇了好大一觉。” 
　　“那才好。”慈安太后点点头，“回去跟你主子说，我也好了。晚上我看她去。” 
　　“喳！”崔玉贵又磕个头，起身退下。 
　　“早点传膳吧！”慈安太后兴致盎然地对身旁的宫女说，“吃完了，咱们串门子去！” 
　　这是宫女们最高兴的事，于是纷纷应声，预备传膳。 
　　谁知未曾传膳，慈安太后就不舒服了，说头疼得厉害，要躺一会，接着便有手足抽搐的模样。李玉和大惊失色，一面赶紧通知敬事房传御医请脉，一面到长春宫去奏报慈禧太后。 
　　“上头刚歇下。”李莲英压低了声音问：“什么事？” 
　　“东佛爷得了急病。”李玉和结结巴巴地诉说着慈安太后的病情。 
　　“只怕一时中了邪，别大惊小怪的！”李莲英说，“既然传了御医，等请了脉再说，一会儿我给你回就是了。” 
　　等李玉和一走，李莲英立即去找敬事房的总管太监，神色凛然地表示：慈禧太后大病未愈，如果慈安太后的“小病”再张皇其词，就会动摇人心，关系极重，务必告诫太监，不准多问多说。否则闹出事来，谁也担待不了。 
　　因此，初十这一天，五次召医，但只有极少数的人，略得风声，甚至潘祖荫进了宫，还不知道真相。 
　　到的人不少了，进了景运门，都在乾清门外徘徊，相顾惊愕，不知从何说起？问乾清门的侍卫，只说隐约听闻有这回事，慈安太后病势甚危，是不是出了大事，却不知道。大家都在想：宫门至今未开，或者不要紧。因而心情无不矛盾，既希望宫门早开，打听个确实消息，却又唯恐宫门早开，证实了大事已出。 
　　到了两点钟，除却恭王，王公大臣全都到齐，一个个不断看表，看到两点三刻，乾清门旁的内左门和内右门，同时开启，于是由惇王领头，穿过内右门，直奔月华门之南的内奏事处。 
　　内奏事处共有十八名太监，首领太监姓祝，官阶虽只八品，权柄甚大，一见王公大臣杂沓而至，便站起身来，亲自持一盏白纱灯，在阶前高声宣布：“慈安太后驾崩了！” 
　　这一声仿佛雷震，大家不由自主地站住脚，然后仿佛突然惊醒了似的，发出嗡嗡的声音，相顾惊诧，似乎还不能相信真有其事。 
　　“是，是什么时候驾崩的？”惇王问说。 
　　“戌时。” 
　　戌时是前一天晚上七点，而此刻将近清晨三点，相隔八个钟头，就算子时通知王公大臣，亦已经过了四个钟头。如此大事，何以宫内竟能沉着如此？每一个人心头都浮起了浓重的疑团。 
　　“这事奇怪啊！”左宗棠突然开口，大声用湖南话说道： 
　　“莫得有鬼呦！” 
　　“爵相，爵相！”王文韶赶紧乱以他语，“请进去看方子吧！” 
　　方子一共五张，都是初十这一天的，早晨一张方子，有“额风，痫甚重”的字样，用的是祛风镇痉的要药天麻和胆南星。牛间则只有脉案，并无药方，脉案上说“神识不清，牙关紧闭”。未时则有两张脉案，一张说“痰涌气闭”，并有遗尿情形，另一张说：“虽可灌救，究属不妥。” 
　　傍晚一张方子，已宣告不救：“六脉将脱，药石难下。”具名的御医先是左院判庄守和，以后又加了个不甚知名的周之桢，而一直很红的李德立，竟不在其列。 
　　“听说是前天晚上起的病。”左宗棠问道：“该有初九的方子啊？” 
　　“初九的方子没有发下来。” 
　　“爵相，爵相！”又是王文韶来打岔，“找个地方坐一坐，商量大事要紧。” 
　　“上南书房坐吧！”宝鋆一面说，一面举步就走。 
　　南书房近在咫尺，大家一坐下来，先脱帽交给各人的听差“摘缨子”。接着便各就邻座的人，探询仪礼。除了惇王以外，只有大学士全庆和协办大学士灵桂，在道光二十九年遇到过恭慈皇太后之丧，大致还记得：弥留之际，王公大臣已奉召在寿康宫外守候，听宫中一乱，随即进宫踊哭临。但是，此刻是不是也赶到钟粹宫去“奔丧”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但同时也都为自己作了答复：等一等再看。疑问不只一端：到底什么病，何以有癫痫痉挛的现象？照方子看，昨日午间，病势已极危险，何以不通知王公大臣，而且消息不传？既崩以后，又为何相隔四个时辰才报丧？此外，初九的方子未曾发下，以及如此重症，不仅未传召已名满天下的薛福辰、汪守正请脉，甚至一向在御前当差的李德立，亦未与闻，这不都是在情理上怎么样也说不通的事吗？ 
　　到底还是宝鋆久在军机，经得事多，站在中间向四周小声交谈、嗟叹不绝的部院大臣说道：“趁如今还未成服，有许多公事该当赶办的要赶办，该当预备的要预备，请诸公先各回本衙门去交代司官。今天西圣一定会力疾召见军机，等见了面下来再说。” 
　　于是部院大臣暂时散去，宝鋆与他的同僚回到军机处去会议，第一件事是即刻派人赶到昌平去通知恭王。恭王福晋上年病故，这时正在昌平下葬。 
　　“真是想不到的事！”宝鋆用一种戒备的神色说道：“这趟办理大丧，咱们得要处处小心，别弄出意外麻烦来。” 
　　说着就瞟了左宗棠一眼，意思是警告他“多言贾祸”。左宗棠当然明白，他有许多话想说，此时都硬咽了下去，捧着个大肚子坐在一旁是生闷气的样子。 
　　“照我看，丧事一定会铺张，山陵大事，又得几百万银子。”他向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景廉说道：“秋坪，你得早早筹措。” 
　　“是啊！”景廉搓着手说：“我正在为此犯愁，一下子那里去弄这笔巨数？” 
　　“好在也不是一下子用，只有慢慢儿想法子。”王文韶说：“如今得先拿恭理丧仪的名单拟好，只怕回头见面，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个。” 
　　皇太后之丧，恭理丧仪的王公大臣照例派八员，共同拟定的名单是：惇王、恭王、御前大臣贝勒奕励、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灵桂、礼部尚书恩承，最后一个是汉人，刑部尚书翁同和以师傅的资格，参与大丧。 
　　接下来便得预备大行皇太后的遗诏和皇帝的哀诏。这是南书房翰林的事，宝鋆特地派人将潘祖荫请了来商量。 
　　“动笔了没有？”一见面，他就这样没头没脑地问。 
　　潘祖荫愣了一下，才能会意，摇摇头答道：“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动笔？” 
　　“这是有套子的，先把一头一尾预备好，中间叙病情的一段，等见了面，看上头怎么吩咐，再补上去，那就快了。” 
　　“也只好如此。”潘祖荫说：“等我回去商量。” 
　　潘祖荫回到南书房，跟另外两位翰林：孙诒经和徐郙，检出旧案，套用例句，分头起草，也不过刚刚有了初稿，军机处已派了章京来催，于是匆匆誊清，带回去交给宝鋆，天色已经大明了。 
　　“真没有想到！”容颜憔悴非常，但隐隐跃现着异样兴奋之色的慈禧太后，用嘶哑而缓慢的声音说：“初起不过痰症，说不好就不好，简直就措手不及。唉，”她叹口气擦一擦眼泪，“我们姊妹二十年辛苦，说是快苦出了头，可以过几年安闲日子，那知道她倒先走了。” 
　　皇太后伤心，臣下亦无不垂泪，“请皇太后节哀。”宝鋆答奏：“如今教导皇上的千钧重担，只靠皇太后了，千万不能过于伤心，有碍圣体。” 
　　“我也实在支持不住了，大事要你们尽心，这是‘她’最后一件事，该花的一定要花，不能省！” 
　　“是！”宝鋆将捏在手里的，恭理丧仪大臣的名单递了上去。 
　　“你们八个，照例穿孝百日，醇王呢？”慈禧看着名单说： 
　　‘我的意思，他也该穿一百天的孝。” 
　　“这可以另颁懿旨。” 
　　慈禧太后点点头：“‘明发’预备了没有？” 
　　“还差叙病情的一段。” 
　　“就这样说好了：初九，偶尔小病，皇帝还侍疾问安，不想第二天病势突然变重，延到戌时，神就散了！” 
　　宝鋆答应着，将遗诏的底稿交了给景廉，就在养心殿廊上改稿，一共五六句话，片刻立就，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看得很仔细，一行一行，指着念，念到“予向以俭约朴素为宫坤先，一切典礼，务恤物力”，抬起头来说：“不必这么说法。典礼到底是典礼，仪制有关，不能马虎。” 
　　宝鋆遵奉懿旨，就站在御案旁边，亲自动手修改，改为“一切事关典礼，固不容矫从抑损，至于饰终仪物，有所稍从俭约者，务恤物力。”慈禧太后才算满意。 
　　“恭王呢？得派人去追他回来。” 
　　“是。”宝鋆答道：“已经派专差通知，昌平离京城九十里路，赶回来也快。” 
　　这样的大事，恭王自然兼程赶路，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贝勒载澂和载滢很快地回到了京城。 
　　一到京直接进宫，入隆宗门到军机处，宝鋆、景廉、王文韶都在守候。白袍白靴、一片缟素，恭王见此景象，悲从中来，顿足大哭，哽噎难言。 
　　二十年间，四逢大丧，那一次都没有这一次哭得伤心。宝鋆等人，一齐相劝。旗人家的规矩重，澂滢两贝勒双双跪下，连声喊着：“阿玛，阿玛！”好不容易才将恭王劝得住了眼泪。 
　　“到底怎么回事？简直不能教人相信。拿，拿方子来看！” 
　　看恭王如此激动，宝鋆深为不安，赶紧将他一拉，拉到隔室，在最里面的角落坐下，沉着脸轻声警告：“六爷，你可千万沉住气！明朝万历以后，宫闱何以多事？还不都是大家起哄闹出来的吗？” 
　　“什么？”恭王将双眼睁得好大，“你说，你说，怎么回事！” 
　　宝鋆跟恭王无所不谈，也无所顾忌，当时便将慈安太后暴崩的经过——大部分是传闻，细细说了给恭王听，直到小殓以后，他才得亲眼目睹。 
　　“大概八点钟，里头传话：五爷、七爷、五房里的两位，”宝鋆指的是“老五太爷”的两个儿子，袭惠王的奕详和镇国公奕谟，“御前、军机、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一共二十多个人‘哭临’。到了钟粹宫请旨：进不进殿？教进去，就进去了。‘大行’已经小殓，可没有见恩焘。” 
　　恩焘是慈安太后的内侄，上年八月里才承袭的“承恩公”。照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后妃一死，先传娘家亲属进宫瞻视，方始小殓，如今说恩焘不在场，便有疑问，恭王便说： 
　　“你们瞻仰了遗体没有？” 
　　“瞻仰了。‘西边’特为叫太监揭开覆面的白绢，看上去倒是面目如生。” 
　　“那当然看不出什么！整一夜的工夫，还不都料理得干干净净？”恭王想了想问：“到底是怎么得的病呢？” 
　　宝鋆向窗下左右一望，压低了声音说：“据说是长春宫的一盘克食上的毛病！” 
　　恭王色变，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地，好半天才问了句： 
　　“那又是为了什么？” 
　　“有个消息，”宝鋆的声音越低，“不多几天以前，‘东边’到了长春宫，太监宫女都给撵了开去，两人聊了好半天。到临了，‘东边’取出一张纸来，在蜡烛火上烧掉了。打那一天起，‘西边’就象上了心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弄到头来，出了这么一件大事！” 
　　“气数！唉！”恭王黯然长叹，“以后办事更难了。” 
　　“也别想得那么多，先得让眼前这一段，安安稳稳过去了再说。六爷，我再说一句：你可千万沉着！‘递牌子’吧，先请了安再说。” 
　　“难！”恭王摇摇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外头不知道会有些什么离奇古怪的流言？也难怪，”他又自语似地说： 
　　“本来就是件离奇古怪的事嘛！” 
　　六天以后，慈宁宫出了件离奇古怪的事。 
　　慈宁宫是大行皇太后金匮安奉之地。一日三次上祭，喇嘛唪经，皇帝奠酒，由恭理丧仪大臣轮班照料。这天午奠，是惇王、恭王、宝鋆和翁同和在场，当然也还有“内廷行走”的官员在当差。 
　　不管是多大的官儿，在慈宁宫这样尊严的地方，当着“礼绝百僚”的亲王的面，都是哈腰垂手、必恭必敬的样子，却独有一名年轻官员背着手，仰着头，随意散步似的，踏上慈宁宫的台阶，见到的人，无不诧异，亦无不厌恶。 
　　“站住！”恭王喝问：“你是什么人？” 
　　那人略微停了一下，看一看恭王，扭过头去不理，依然负手闲行，顾盼自如。 
　　“问你话！”恭王的声音提高了，“你是那个衙门的？” 
　　问到他的衙门，他越发神气了，斜睨着恭王，矜持地微露笑意，意思仿佛在说：你也配问我的衙门？ 
　　恭王大怒，“混帐东西！”他戟指骂道：“替我滚下去！” 
　　这一下，那人才有些着慌，站住脚一望，发觉有五六条汉子，恭王的护卫来撵，急忙三脚两步下了台阶，往慈宁宫边门直奔。 
　　“去查！是什么人，这么荒唐！” 
　　等查了回来，才知道问到他的衙门，为何那样得意？他的衙门最清贵：翰林院。他自己就是翰林，翰林院编修唐景崶。 
　　“还是翰林？真正岂有此理！”恭王问道，“那位知道这个人？” 
　　翁同和知有其人，但不甚了解他的家世，便答了句：“佩公知道，唐景是佩公的门生。” 
　　于是将在殿内察看祭品的宝鋆找了来问，才知道唐家三兄弟，广西灌阳人，都是翰林出身。老大叫唐景崧，咸丰十一年的解元，同治四年点了庶吉士，那一科会试，宝鋆是副考官。光绪三年会试，宝鋆则是正考官，唐景崶就中在这一科。还有个老二叫唐景崇，则是同治十年的翰林。 
　　“荒谬绝伦，非严参不可！”恭王即时找礼部的司官，吩咐具折参奏。 
　　宝鋆不响，出了这样荒唐的门生，自觉老脸无光，不便替唐景崶讲话。其余的人，事不干己，又逢恭王盛怒，当然亦不会为唐景崶讲好话。 
　　但翰林院的人，却不是这么想法，尤其是最好出风头的张之洞，邀了脾气很戆直的詹事府少詹事朱逌然，守在慈宁宫门口，等翁同和散出来，拉到一旁，大办交涉。 
　　“此人何罪？”张之洞说，“他如果不来行礼，又如之奈何？而况慈宁宫的中门还未开，不算行礼的时候，就没有失仪的罪过可言。老世叔，你得主持公道。” 
　　“是不是因为他冒犯了恭王？”朱逌然接口说道：“大家都是缟素，没有朝珠补褂宝石顶，可以识别。岂不闻不知者不罪？” 
　　翁同和知道这件事很麻烦。恭王也有礼贤下士的名声，这十几年来，经过许多大风大浪，磨得火气已平，难得有疾言厉色，而这一天盛怒不息，是动了真气，只怕很难有人能将它压了下去。 
　　不过，从沈桂芬一死，他隐然以继承衣钵，为南派魁首自命。事实上王文韶虽在枢廷，并不为士林所重，环顾朝班，能与李鸿藻成南北对峙之局，相与周旋的，亦确有舍我其谁之感。因此，他不能率直拒绝。 
　　他并不喜欢张之洞，觉得他沽名钓誉，外清流而内热衷，亦可以说是外风雅而内庸俗。当然，这也因为张之洞是李鸿藻一系的第一大将，天生敌对的缘故。但唯其如此，他反不能不接受张之洞的要求，因为这是表现“宰相度量”的一个机会。 
　　“我知道了。”他没有把握，所以语言很淡，“我尽力就是。” 
　　翁同和确是尽了力，先向惇王进言，说是公论不以唐景崶为失仪，新进不知宫内规矩，而且服饰上分辨不出尊卑，亦不是敢有意藐视亲王，可否免参？ 
　　“很难。”惇王大摇其头，“我也跟我们老六说过，不必多事。不过他有他的看法，认为非严参不可。” 
　　“喔，”翁同和问道：“六爷的看法如何？” 
　　“你也可以想得到的，外面谣言一定很多。他认为姓唐的决不是无意，而是有意想闯进去看看。其实，这会儿还看得到什么？不过姓唐的其心可诛而已。” 
　　“其心可诛”四个字，最难辩解。翁同和便换了个说法： 
　　“唯其有谣言，不宜横生枝节，反引起格外的猜疑。” 
　　“不然。唯其有谣言，不能不严参，好让大家知道顾忌。” 
　　这是杀鸡骇猴的手法。有此作用，更难挽回，但当然不能就此罢手，“不知道六爷以何名义奏劾？”他问。 
　　“这还没有定。也许是他一个人出面，也许恭理丧仪八个人合词具奏，回头还得商量。” 
　　“合词具奏，未免太重视其事了。”翁同和说，“能免还是免了吧。五爷一言九鼎，总要仰仗大力斡旋。” 
　　“回头再说好了。” 
　　到了四点钟，该是申祭的时候，宝鋆和李鸿藻从军机处相偕而来，一见翁同和，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这就是说，恭王执意要参。翁同和心想，连李鸿藻都无法回护，自己尽了这番心力，也可告无罪了。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李鸿藻无能为力，自己就更不应该放手，倒要让那班后进看看，谁是爱士重士，肯替他们说话的？ 
　　因此，他便很注意劾奏的“折底”。底稿是礼部的司官所拟，送到恭王面前，他略看一看，便伸手要笔。 
　　一见这动作，翁同和赶紧走了过去。只见恭王将事由上“误上慈宁宫台阶”的“误”字圈掉，奋笔改了一个“擅”字。 
　　这一字的出入甚大，翁同和便劝说：“六爷，是擅是误？ 
　　请再斟酌。” 
　　恭王怫然搁笔，“你当时不也在场？”他带着责问的盛气： 
　　“如果不是擅上，何以那样子目空一切？” 
　　“他散馆不久，不大懂规矩。” 
　　“翰林是读书人，读书人不懂规矩，什么人才懂规矩？” 
　　说完，恭王重新拾起笔来修改折底，不理人了。翁同和碰了个钉子，自觉难堪。但维护后辈的本心，也就在碰这个钉子之中，表露无遗，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这个钉子碰得也还值得。 
　　结果，劾奏唐景崶是由恭王单独出面，照例发交吏部议奏。这个罪名可大可小，看人而定，翰林、御史总比较占便宜，同时也顾忌着清流会抱不平，惹出麻烦，所以定了“罚停差使九个月”的处分，因为是“私罪”，不准抵销。翰林全靠各种“考差”滋润，唐景崶在这一年内，就不用想派到任何差使，是比罚薪稍重的惩罚。 
　　回到家，翁同和想想自己所碰的那个钉子，究竟不大舒服。以尚书之贵，师傅之尊，竟连一个字的主都做不动，传出去毕竟不好听。他也到底还有些读书人的脾气，想到“立朝有声”这句话，颇为懊悔，觉得当时应该据理力争才是。 
　　因此，在内阁议大行皇太后尊谥的时候，他侃侃而谈，显得很有风骨。清朝仪制，皇太后的尊谥是十二个字，开头用“孝”，头一个字用“孝”，第十个字用“天”，最后一个字用“圣”是一成不变的。其余九个字中，在原有的徽号中保留四个，新拟的只有五个字，而以第二个最重要，内阁拟了两个字：钦、肃。 
　　翁同和一看便摇头，大声说道：“‘贞’字是始封嘉名，‘安’字是二十年徽号，这两个字不可以改。” 
　　大行皇太后最初封为贞嫔，这就是所谓“始封嘉名”。翁同龢的意思，要用“孝贞”，而在以下的十个字中，还要保留穆宗最初所上徽号“慈安”的“安”字。但是内阁所拟的“钦”字，是有来头的。 
　　“‘钦’字是恭王定的。”宝鋆说道，“还是用‘钦’字吧？” 
　　这给了翁同和一个“立朝有声”的机会，“这岂是亲王所应该主议的？”他理直气壮地说。 
　　拟谥是大学士之事。翁同和的话，使得宝鋆语塞。于是东阁大学士左宗棠，体仁阁大学士全庆，协办大学士灵桂和武英殿大学士宝鋆重新聚议。宝鋆仍旧要用“钦”字，却没有人附议，因为翁同和的话，是尊重大学士的职权，旁人尚且如此，自己岂可不尊不重？ 
　　就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起而声援：“贞者正也！当时就含有正位中宫之意。而且是文宗所命，决不可更改。” 
　　“说得有理。”左宗棠大为赞赏，“该用‘贞’字。” 
　　内阁五相，以文华跟大学士李鸿章为首，他不在京里，便数左宗棠的资格最深，因此，他说“有理”便有理，决定开头四字用“孝贞慈安”。中间四个字又是翁同和的意见，说慈禧太后的徽号中亦有“端康昭庄”的定样，应该避免，建议用“裕庆和敬”，最后四个字则用“仪天佑圣”。大家同声称善，定议具奏。 
　　唯一不以为然的是宝鋆，深深感到左宗棠对他是威胁。在军机处，左宗棠好发高论，话不投机，在内阁又压在他上面，而亲藩朝士，总以为左宗棠有大勋劳，将他捧得高高地，这更使宝鋆心里不舒服，觉得非将他排挤掉不可。 
　　“左季高虚名盗世，肚子里一团茅草。”他对翁同和说，“我真懊悔做错了一件事。” 
　　“怎么？” 
　　“当初不该做那首诗送他。”宝鋆说道：“将来我印诗集，一定要拿那首诗删掉。” 
　　翁同和不作声。在他看，左宗棠诚然名实不甚相符，而宝鋆也实在不能令人佩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不如局外静观为妙。 

　　　　　　　　　　　※　　　　　　　 ※　　　　　　　　 ※ 

　　慈禧太后虽在病中，思虑依然十分细密。中俄交涉告一段落，西北、东北，一时可保无事，她决意筹划海防，特召李鸿章进京陛见，决定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派左宗棠幕府中最见信任的刘璈为台湾道，整顿台湾防务。同时电知驻德国使臣李凤苞，在原已订造的铁甲舰“定远”号以外，再加订一艘，取名“镇远”。此外决定了禁烟的政策，这是左宗棠所坚持的主张，李鸿章亦很赞成，因为“寓禁于征”，要求英国公使威妥玛增加“洋药”税捐，可以充裕海防经费。 
　　就在这洋务上积渐开展之际，慈禧太后的病势，日有起色，过了端午，精神更是一天比一天好。军机奏事，本来多用简单的“奏片”，此时又恢复召见，不过还不能每天见面而已。 
　　人事如此，而天象仍然示警。六月初一夜里，发现彗星出现在西北，这是人人厌恶的“扫帚星”，而且连朝不绝，初二、初三继续出现以后，到了六月十二又见，因此震动朝廷。 
　　于是钦天监这个冷衙门，突然“热”了起来，根据星变占验，参以史书，说是“主女主出政令”。 
　　钦天监是惇王所管，一听这话，大为皱眉，慈禧太后刚独专垂帘的时候，说“女主出政令”，不就等于说是“扫帚星主国政”？ 
　　“《宋史·天文志》是这么说，有书可查的。而且宋朝多贤后，‘女主出政令’，并非坏事。” 
　　这话也有理。惇王做事，不喜深思，便点沣头说：“出奏。” 
　　奏折一上，有人知道其事的，惴惴然为惇王及钦天监的官员捏着一把汗，怕触犯忌讳，惹得慈禧太后震怒，降旨申斥，甚或治罪。 
　　谁知不然。慈禧太后认为话说得不错，现在确是“女主出政令”。在她看来，自己的当权，既然上应天象，就正可以居之不疑。反倒是钦天监的官员，越想越不妥，重新深究，上奏更正错误：“彗星出六甲、入紫微、主水、主刀兵”，并非主“女主出政令”。 
　　不论如何，星变总是天象示警，君臣皆当诚意修省，感格天和。于是“翰林四谏”之一的詹事府左庶子陈宝琛，上奏以“星变陈言，请斥退大员”，首攻宝鋆，次攻吏部尚书万青藜，再加上一个左副都御史程祖诰。 
　　由于上年太监与护军在午门殴斗那一案，慈禧太后对陈宝琛、张之洞是刮目相看的，张之洞新近放了内阁学士，已是二品大员。陈宝琛虽未升官，但他的奏折，慈禧太后是一定看完的，认为说得很恳切，所以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将折子交给恭王，首先就指示：程祖诰应该开缺。 
　　这就是表明了他重视原折之意。既然程祖诰开缺，则以彼例此，足见陈宝琛所弹劾的人，都不称职，万青藜和宝鋆亦应该“斥退”。恭王自然觉得为难，因为宝鋆是他所必须回护的。 
　　想了一下，他从万青藜说起：“万青藜效力有年，调任吏部以后，公事亦无贻误。不过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是有的。” 
　　“这还在其次。”慈禧太后说，“这几年参万青藜的人很不少，尤其是翰林居多。他这个样子‘掌院’，只怕没有什么人听他的。” 
　　“是。”恭王趁机说道：“臣的意思，开去‘翰林院掌院’ 
　　的差使好了。”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勉强同意，为万青藜保留了吏部尚书的本缺。 
　　这就要谈到宝鋆了。他疑心陈宝琛是受了李鸿藻的指使，想结纳左宗棠，将他排出军机，因而不等恭王开口，先就自己乞退。但却有一套意在言外的措词。 
　　“奴才的精力也不济了，常时奏对，腰脚不便，起跪都不俐落。”这是暗指着左宗棠而言，他自己起跪俐落得很，“奴才蒙皇太后、先帝、皇上的恩典，管了十几年的钱，几次大征伐的军费，又有几次大典的花销，左支右绌，处处作难。这些苦衷，皇太后圣明，无不洞鉴。只是外面人不原谅，常吵出些好大喜功的花样，奴才既然替朝廷管着荷包，不能不看紧点儿。因此得罪了好些人，奴才自己亦觉得才具平常，难胜烦剧。求皇太后、皇上的恩典，开去一切差缺，容奴才偷闲几时。” 
　　这后半段话也是指着左宗棠说的。慈禧太后一听就有数了，宝鋆是跟左宗棠不和。但是，她不相信陈宝琛是为了左宗棠劾奏宝鋆，所以一开口就说：“国事艰难，总要和衷共济才好。” 
　　“是！”宝鋆答应着。 
　　“陈宝琛的话，很切实，说得稍微过分的地方，也是有的。”慈禧太后对恭王说道：“你们拟旨，总要拿人家一片求好的心叙进去，不能挡住了言路。” 
　　这就是说，宝鋆是没事了，但并不是说他没有错处。原折一共奏劾了三个人，一个落职、一个免了一项差使、再加上一番责备宝鋆的话，对陈宝琛的面子也很可以敷衍了。 
　　于是，恭王答道：“宝鋆在军机多年，没有什么过失，陈宝琛说他‘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不过既然言路上有这样子的批评，总是宝鋆还有不能跟人和衷共济的地方，才惹起闲言闲语。今后，宝鋆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不错。就照你这意思拟旨好了。”慈禧太后又说，“宝鋆精神还很好，还很可以好好当几年差。” 
　　“是！”宝鋆这一声答应得很响亮，显得衷气十足。 
　　一场宦海风波，在宝鋆来说算是过去了。但他不能心平气和地照上谕所说的“恪矢公忠，和衷共济”，为了报复，指使一名叫文硕的内阁侍读学士，翻出一件老案来参劾左宗棠和杨岳斌。 
　　这件案子起于一个月前，湖南巡抚有个奏折，抄附了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的一通咨文，是为了他初督陕甘，剿办回乱时，曾经委了一个道员王梦熊，就地劝捐，接济军粮，照例应该奖励，但迄今十余年未办，请由现任陕甘总督，查案给奖。 
　　就表面看，其事甚小，军机奉旨：“着湖南巡抚咨行陕甘总督查明办理。”案子便算了结。而文硕却以此为由，大做文章，说王梦熊当初劝捐未曾核奖，是因为左宗棠与杨岳斌不和，接任陕甘总督以后，有意积压。本来是件没有什么多大议论可发的事，而有意苛责，加以文字拖沓，竟有三千字之多。最后为了表示无所偏袒，特意指责杨岳斌以卸任总督为湖南巡抚的部民，有所陈诉，当用呈文而不该用咨，请一并“量予示惩”。 
　　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有“已革道员王梦熊”的字样，便觉得不该给奖，再看下去，越觉厌恶，便丢在一边，而心里疑惑，不知道文硕何以要上这个折子？是不是跟左宗棠有什么嫌隙，还是出于什么人的授意。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先问恭王：“内阁侍读学士文硕，这个人怎么样？” 
　　恭王连这个名字都还是第一次听到，便老实答道：“臣不知道这个人，等查明了回奏。” 
　　慈禧太后看着宝鋆和景廉问道：“你们俩，知道不？” 
　　景廉是知道的，但慈禧太后问到此人，其意何在，茫然莫测，不敢造次，好在班次在后，不妨等宝鋆回答。 
　　宝鋆不能不回答，“文硕是正红旗，进士出身。”他说，“平日有痰疾。” 
　　“他是那一科的？” 
　　“同治四年乙丑科。” 
　　“那一年会试，”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仿佛记得你也入闱了？” 
　　“是！”宝鋆答道：“臣跟贾祯、谭廷襄、桑春荣一起赏的考差。” 
　　“他上了个折子。”慈禧太后这才将文硕的折子交下来：“噜哩噜苏几千字，我没工夫看它！鸡子儿里挑骨头，干么呀？ 
　　你们看看，该怎么驳？” 
　　原折甚长，只好带回军机处去看。左宗棠一看就生气了，他正在发风疹，一面搔爬不停，一面便大骂王梦熊。 
　　“这一案跟我毫无关联。”他大声说道：“王梦熊什么东西，假公济私，捐款都入了荷包。只有杨厚庵这种老实人才会重用他。陕甘我跟杨厚庵不是前后任，中间还隔着一个穆图善，王梦熊贪污有据，革职查办是在穆任，我接事以后，自然照规矩办。王梦熊不敢到案，逃匿无踪，案不能结，何来核奖？王梦熊这两年一再呈控，都察院已经驳回，听说王梦熊已经逃回湖南，应该降旨，责成湖南巡抚衙门，逮捕归案，切切实实查明究竟。”说到这里，他收不住口，又溜到题外了，“文硕虽有痰疾，这个折子倒不能看作痰迷心窍，一定受了什么人指使。请王爷彻查。” 
　　若说有人指使，自是宝鋆。左宗棠的弦外之音，恭王自然明白，便摇摇手说：“算了，算了！十几年的老案，还翻它干什么？驳了就算了。” 
　　接着恭王派苏拉找了“达拉密”来，口授大意，写出来看是这样驳复： 
　　“据内阁侍读学士文硕奏：此案悬搁多年，左宗棠在任日久，有意积压，请量予惩治等语。查各省督抚办理事件，原应随时速结；然其间迟延时日，未经办结者，亦所时有。文硕所称左宗棠因与杨岳斌各持门户之见，有意积压，回护弥缝；并杨岳斌系在籍绅士，应呈明湖南巡抚，不宜率用咨文，均属任意吹求，措词失当，所奏着毋庸议。” 
　　这样驳复，左宗棠还不满意，认为文硕应受申斥。李鸿藻便劝他，说是朝廷广开言路，所奏即有失当，不宜轻言斥责。左宗棠才怏怏不语。 
　　回家以后，还不肯罢休，派人去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文硕是受了王梦熊的贿，有意想借此因由翻案卸罪。而文硕敢于出此，一半也是因为有宝鋆在替他撑腰。 
　　“不能干了！”他跟他左右说：“宝佩蘅蓄意排挤，我不能受他这种窝囊气。告病！” 
　　左右苦苦相劝，左宗棠执意不听，而且也真的气病了，风疹大发以外，头面手足浮肿，加以天气炎热，中了暑气，胸膈不舒，头晕耳聋，只好上奏请假，奉旨赏假十日。 
　　慈禧太后却正好相反，病体痊愈，可以报“大安”了。 
　　“报大安”即表示已无可为天下之虑，一切因慈禧太后染恙而减少的仪制典礼及日常办事规制，恢复如常。这是社稷苍生之福，也是请脉医士的非凡大功，所以论功行赏，有一道恩诏。为首的是薛福辰，道员的本缺，遇缺即补，并赏加布政使衔，只要过一过班，就可外放为监司大员。其次是汪守正，他本是州县班子，升为知府，并赏加三品职的盐运使衔，仕途腾踔，何止“连升三级”？再下来是为孝贞慈安太后“送终”的庄守和，原来摘去的顶戴和花衔赏还，并由右院判调补左院判，成了太医院第一号人物。 
　　李德立已经告病休致，恩典给了他的儿子兵部主事李廷瑞，超擢为郎中。此外，首先建议征医的内阁学士宝廷，荐医的督抚李瀚章、曾国荃等，以及逐日带医请脉的总管内务府大臣，都交部从优议叙。 
　　其中特蒙异数的是薛福辰和汪守正。慈禧太后特赐貂裘、紫蟒袍、玉带钩、奇南香手串等等珍物，派太监赍送到家，薛福辰摆香案跪接。一家大小，无不感激天恩，但他本人却别有难以言说的抑郁，满腹经纶，未展抱负，只不过偶尔学医，竟成富贵的由来，自觉委屈。 
　　慈禧太后却理会不到他的心境，另有打算，传旨在长春宫体元殿赐宴，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作陪，宴前单独召见，亲表谢意。 
　　“薛先生，”慈禧太后从服他的药见效以后，就改用这个称呼，“吏部题奏，广东有个雷琼道的缺，先把你补上。” 
　　雷州、琼州在广东极南，炎方瘴疠之地，在宋朝充军到那里，就跟清朝充军到宁古塔、黑龙江那些地方一样。现在情形虽大不相同，却也不算好缺，只是无论如何是个可以做一番事业的地方官，所以薛福辰顿觉愁怀一去，磕头谢恩。 
　　“起来，起来！”慈禧太后用安慰他的语气说：“你别嫌委屈！好在你不用到任，过些日子，看近处有什么好缺，我再替你调补。我的意思要留你在京里，不过不能替你补京官，你懂我的意思吗？” 
　　薛福辰当然懂，京官清苦，不比外官由地方供养，来得舒服。这是慈禧太后特加体恤，他当然要知情，便又磕一个头说：“皇太后恩出格外，臣粉身碎骨，难以图报。” 
　　“你别这么说。我这场大病，九死一生，多亏得你。”慈禧太后又说：“你看如今的局面，如果我起不来，不能办事，不知会糟成什么样子？你的功在天下，就多得朝廷一点儿恩典，我想大家亦没有话说。”她的精神很好，所以接下来又谈汪守正的事，“汪守正补了扬州府，这倒是个好缺，不过，我也不能叫他到任。我的体子只有你跟汪守正最清楚，吃你们的药对劲，万一有个什么的，总要找你们方便才好。汪守正，我也想给他在近处找个缺，保定都还远了，将来看创天津府怎么样？” 
　　薛福辰不便置词，只答应得一声：“是。” 
　　“你弟兄几个？” 
　　“臣弟兄三个。”薛福辰答道：“臣居长。” 
　　“薛福成是你的弟弟吗？” 
　　“是。” 
　　“在那里做官？” 
　　“臣弟福成，以前在曾文正幕府，此刻在督臣李鸿章幕府，以劳绩军功，保到道员，尚未补缺。”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记在心里了，“你还有一个弟弟叫什么名字？” 
　　“叫福保。一直在督臣丁宝桢幕府。” 
　　“丁宝桢能用你们弟兄两个，可见得是识人好歹的。”慈禧太后说：“你去吃饭吧！有好吃吃不了的，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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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鞍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鞍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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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档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选。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张树声的儿子就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叫张华奎，是个举人，借在京读书，预备会试为名，为他父亲打探消息，钻营门路。平日很拍清流的马屁。照李慈铭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是牛角，专门用来牴触他人，陈宝琛是青牛肚子，在清流中最扎实。当然还有牛尾、牛鞭，但都轮不着张华奎，他是所谓“青流靴子”，比起为清流跑腿的“清流腿”还隔着一层。 
　　为了想“独立门户”，脱去对李鸿章的依傍，张华奎在京里大肆活动，找了许多“清流腿”酒食征逐，交头接耳地秘密商议，想替他父亲直接打一条路子出来。 
　　有条“清流腿”，是国子监的博士，名叫刘东青，忽然拍案自赞：“我有绝妙的一计！此计得行，岂止为尊大人增重？ 
　　直可夺合肥、湘阴的声光。” 
　　张华奎一听这话，先就笑了，连拱手：“请教，请教！” 
　　“翰林四谏，都自负得很，以为有绝大的经济，吴清卿、张香涛都出去了，强幼樵自然见猎心喜。”刘东青停了一下说：“他年底下摒绝杂务，专拟谈海防的那个折子，意趣所在，不难明白。如今北洋正在大兴海军，何不奏请以张幼樵到直隶来帮办水师…　。” 
　　话还未完，座客轰然喝采。这一计的确想得很绝，一下子可以收服了张佩纶。帮办军务，与钦差大臣只差一间，替张佩纶想了这么一个好题目，他当然要感恩图报。得此有力的“保镖”，直隶总督这个位子就可以坐得稳了。 
　　“不过，”张华奎问说，“二月里有诏旨，不得奏调翰林。 
　　只怕于功令不符。” 
　　“不是奏调，是举荐贤能，有何不可。二月间的诏旨，是为张香涛奏调编修王文锦而发，举荐张幼樵的情形不同，奏折中不妨声明。请加卿，以示优异。这完全看措词如何耳！” 
　　张华奎深以为然。但另有人劝他，不可造次，应该先征得张佩纶的同意。张华奎亦认为说得有理，便托人去探询口气。 
　　张佩纶不置可否。果能帮办直隶水师，赏加三品卿衔，则一转就是巡抚，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这要出自朝廷特旨，张树声算什么东西？由他来举荐，不是贬低了自己的声价！ 
　　在他觉得可笑，可以不作答复。张华奎却误会了，以为是默许的表示。当时便打密电回广东，张树声尚未接署直督，已先有举荐张佩纶的奏折到京。 
　　折子交到军机，李鸿藻首先表示不满，恭王亦认为张树声此举过于“取巧”，便即奏明慈禧太后，驳斥不许，说“帮办大员及加赏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 
　　这一下连张佩纶亦碰了一鼻子灰，更坏的是，递折之日，恰有“考差”，张佩纶因为还有亲属之丧，还有“小功服”在身，不能应考，于是有人说他不应考是在“候旨”，倒象是张佩纶本人想谋这个差使。 
　　“张某人太冒昧了！”他气得跳脚，“这不是笑话吗？“此风不可长！”陈宝琛想帮他的忙，为他洗刷，“我要上折子参。” 
　　一参一个准：“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吏部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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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雮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象“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委琐，怎么样看也不象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徵，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猖介耿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帐。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帐，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帐目看起。 
　　看帐的样子象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帐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 
　　“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帐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帐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 
　　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帐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帐，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坐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 
　　“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象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苟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帐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决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帐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病。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粲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象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 
　　“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史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那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帐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量既多，压力亦大，一时那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那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深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地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帐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帐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象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象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象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嗟咨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伺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 
　　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和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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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就为的阎敬铭整顿积弊，户部的许多黑幕，逐渐被掀了起来，最骇人听闻的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的王文韶和另一名军机大臣，牵涉在一桩报销案内，传闻纳了巨贿。 
　　这桩报销案，属于边远省分的云南。向来军费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大道。云南的报销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经发动，派出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军，携带巨资，来京打点。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军机章京，为他向王文韶、景廉游说。时机甚巧，“董太师”为张佩纶一道弹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来，王文韶署理部务，大权在握，足可了事。但户部书办要十三万银子，讲价讲不下来的当儿，阎敬铭快将到京，怕他不受赂遗，公事公办，所以户部书办让步，以八万两银子了结。 
　　凡是军费报销案子，虽由户部主管司承办，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牵涉既广，难包内幕不会泄露，倘或说了无用，则徒然结怨，不过私下诽薄叹息而已。如今阎敬铭大刀阔斧在整顿，便有热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传到御史陈启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凿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参周瑞清，而且说明存银处所，语气中也关连到户部堂官，自然不能不办。 
　　但是，查办的谕旨，十分简单，只说： 
　　“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时只指派刑部满汉两尚书查办，知道内幕的人心里有数，王文韶和景廉是军机大臣，当然要先作回护之计，所以只当作通常弊案，轻描淡写。清流中人，虽然宝廷和陈宝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乡试考官，去掉了两枝健笔，但张佩纶、邓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内，大为不满，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办，就连麟书和潘祖荫一起参。 
　　麟书听得这话，大起恐慌，潘祖荫却相当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这要找吏部，因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进京引见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见过后，十月中旬“验放”，过了两个月领到“部照”，应该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来是个补道，分发云南，派充“善后局总办”，也就是云南军务的后路粮台，军费报销正该由他主办。他是这年春天放的粮道，进京引见以后，六月初十“验放”，十二天以后就领到了“部照”，却不回云南到任，请假回安徽原籍扫墓。 
　　“这就有毛病了。”麟书对潘祖荫说，“阎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报销案的传闻。崔尊彝是案内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请假回籍，这明明是听得风声不妙，有意避开。” 
　　“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分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车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帐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决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 
　　“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问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渺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锋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象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侮蔑大臣，这个风气决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和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和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和，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和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和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和。 
　　翁同和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和问道： 
　　“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发抄原折以外，上谕下来了，说的是： 
　　“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 
　　“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 
　　前后对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颇费猜疑了。有一说，王文韶没有学到沈桂芬的清慎，却学到了他的柔媚，深为慈禧太后所欣赏，所以对这一案，有意保全庇护。另一说则正好相反，认为慈禧太后大权独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阔斧作一番整顿，眼前不让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们两人置之于法，作为彻底整饬吏治的开始。 
　　但不论如何，添派惇亲王和翁同和会同查办，意味着案子只会大，不会小，特别是有亲王在内，更意味着案内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员的案件，方派亲王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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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须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伺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那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须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复。” 
　　复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作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和、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和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马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马’。”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物色，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射，自然是伯王当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诂在毓庆宫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诂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处。 
　　遇到这种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处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和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出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贵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处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处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入值毓庆宫，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因为“命翁同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强巴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子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宫行走”这个衔头，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子对进退出处，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弄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须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轻易变卦的道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决不会出尔反尔。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慰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交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进宫，毓庆宫还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苏拉点亮了灯，看书坐等。眼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和在毓庆宫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色。一进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处谈话。 
　　“叔平，”潘祖荫性情伉爽，一开口就说，“你我都要感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点点头，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头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处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入军机。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出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趁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贤了。” 
　　“承情之至。”潘祖荫忽然皱起了眉，“王夔石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铃系铃，还得疏通兰荪。” 
　　他这话的意思是，王文韶为张佩纶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鸿藻，只要他放松一步，关照张佩纶不再讲话，形势一和缓，则以王文韶学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致于深究责任，那时就可以设法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 
　　一句话未完，苏拉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头再谈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长街进遵义门，只见御前大臣贝勒奕劻迎了上来，拱手道贺，他以长揖还礼。 
　　“请吧！不必带班了。”奕劻指着东暖阁说。 
　　这是穆宗驾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阉，男女之爱，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师弟之间，所以此时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从中来之感。当时总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生天子竟弃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东流，从今以后，逐波浮沉，谨慎当差，免于无咎而已。那知复为帝师，而且居然参与枢机。抚今追昔，哀乐交并，内心相当激动。 
　　因此，进殿磕了头，讲话时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态，当慈禧太后以“世受国恩、不应辞差”的话相责备时，他作了一番长长的辩解。 
　　但是，讲来讲去只是“圣学为重，兼差则恐心志不专，有所贻误。”慈禧太后当然是一再奖许勉励，最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身子刚好，实在也还没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说，“我平时想过多少遍了，总觉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为难。” 
　　说到最后这两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个头，再无推辞：“臣遵懿旨，尽力报答，只怕才具不够，有负天恩。” 
　　“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和、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那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哪哪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锋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这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作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做“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渔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复命，决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须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须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层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象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做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复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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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怪事”是，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不可不信”。有人指出：从同治以来，军机两满两汉，加上恭王，一直是五个人。光绪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殁。光绪五年年底，李鸿藻丁忧服满，即将复起，预定仍旧入值军机，等于又是六个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进军机，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得以无事。年前王文韶罢官，翁同和、潘祖荫翩入枢廷，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 
　　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　。”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 
　　“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龙家养病。” 
　　“龙继栋也用过百川通的银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说，“我自己有一万银子，划出五千给龙继栋，是还他的房价。另外送了四百两银子，是津贴他的饭食，送他老太太的寿礼。” 
　　“李郁华呢？有没有帮着你游说？” 
　　李郁华是个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龙继栋谈起云南报销案时，就受到过警告。此时老实答供，同时又说：“李郁华曾经一再问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买东西这件事，转托李郁华去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实这是无须问得的，当然是借此“调剂”之意，要问的是，李郁华得了多少“好处”？ 
　　“托李郁华买的什么东西？” 
　　“是人参、鹿茸这些珍贵药材。” 
　　“交给他多少钱？” 
　　“是……，”潘英章想了想说，“两千五百多两银子，细数记不得了，是开了单子买的。” 
　　“李郁华是不是照单子买了？”沈家本问。 
　　“大致照单子的。”潘英章说，“有些东西买不到，或者货色不好没有买。一共买了两千一百多两银子。” 
　　“这就是说，多下四百两银子，可曾缴回？” 
　　潘英章迟疑了一会才答：“送给他了。” 
　　问官相视而笑，又彼此小声商量了一下，由刚毅问道： 
　　“你将你替崔尊彝经手的帐目，说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着眼思索了好一会，很谨慎地答说：“备用报销银一共十万七千六百两，我代崔尊彝买东西，花了九千四百多两，余下一万五千八百多，交给他本人了。” 
　　“那十万七千六百两，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伞。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原来约他未正议事，不想提前了一个时辰，是不是他也要参与过堂？在大清会典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例。不过这时没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进来再说： 
　　亲王仪制尊贵，又是在衙门，自然依礼行事。张之万与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门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门站班。等惇王的轿子一抬进来，又赶到大堂阶沿下，肃立相迎，停轿启帘，只见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当得很。”阎敬铭环视同列说道：“咱们就坐了吧！时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阎敬铭居首，坐了东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张之万，然后是麟书、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册逐一传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轻重分先后，第一个是孙家穆，第二个是周瑞清，长跪阅供，伏在地上画了花押，随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费了两个钟头，方始完事。 
　　接着，便请惇王居中正坐，拟议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张单子，惇王接过来轻声念道： 
　　“己革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虽据查明均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和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相当透彻。慈禧太后决定依从，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难堪，便用嫂子劝诫小叔的语气，望着惇王说道：“你不妨仔细看看律例，找人讲解明白，跟他们五个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这是慈禧太后为他找个借口好收篷，依然力争，“臣的意思，总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议定。不然，臣一个人怎么敌得过他们五个人？”说着，便磕下头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声声谈律例，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词，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体统，唯有微微苦笑。 
　　解铃系铃，还是翁同和自己转圜说道：“惇亲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将治罪诸人，所引法条，一一签出。惇亲王就明白了。” 
　　“这也好。”惇王接口说道：“先将律例都摘了出来，请皇太后过目，引用得不错，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这倒是句话。”慈禧太后说道：“就这么办。” 
　　惇王再粗略，“这倒是句话”这句话，总还听得明白，意思是说他先前所说，都不象话。慈禧太后虽不是有指责，在他听来，却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来，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个钉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孙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别的罪名，如罚金之类？翁同和很不客气地说他，对律例一点不懂，违法处置，会教天下人耻笑。 
　　惇王装了一肚子的气，反倒老实了，答应第二天就“画稿”。 
　　于是，翁同和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携带着预备妥当的文件，进宫直奔内务府朝房。惇王在宫里各办事处所，除了军机处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经常坐内务府朝房，因为第一，内务府朝房的供应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爱打听市井琐闻，无事可以找内务府的主事，笔帖式来聊天。各部常有内廷差使的司官，都晓得这情形，所以有事要见惇王，都上这里来。 
　　到了内务府朝房，但见惇王只穿一件米黄葛衫，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条酱瓜，喝一阵豆汁，咬两口酱瓜，“唏哩呼噜”和“嘎崩、嘎崩”的声音交替作响，喝豆汁喝得热闹极了。 
　　等喝完了，听差接过空碗，就手递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惇王接过来抖开，吹两口气，然后没头没脑地使劲一阵乱擦。 
　　“好痛快！”他将热毛巾丢下，一眼瞥见刑部司官，便即问道：“你来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趋而前，请个“双安”，接着捧上卷宗，“请王爷画稿！” 
　　“好吧！画就画。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个夹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个：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请罢斥舞弊枢臣一折，先经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详询洪良品，据实复奏；奉旨：‘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及书吏号商，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等因。嗣经给事中邓承修奏参，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等情。奉旨：‘着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等因在案。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会同将潘英章、周瑞清及户部司员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说帖内，关说贿托各节，逐层研究。 
　　据周瑞清供：伊系军机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该处承办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从不至私宅回事。云南报销一案，伊与潘英章托龙继栋向承办司员商办，系实有其事，并未向堂官关说。 
　　据潘英章供：伊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付过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景廉，王文韶巨万之款。 
　　据孙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语。质之承办书吏及各该号商，均供并不知情。复将顺天祥，乾亨盛两号帐簿详加考核，并无潘英章等馈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诘，各处查对，所有科道原参枢臣报销案内各节，委实查无其事。” 
　　看到这里，惇王停了下来，总觉得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这么干净，实在于心不甘，想提笔改动几个字，却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先搁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动钱粮军需报销，与年例奏销，判然两事；该省因军务倥偬，将两项笼统报销，原属权宜办法，现在军务已平，自不应仍前并案办理。该尚书等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且于司员孙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员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赃，均无觉察，亦难辞咎。应请旨将景廉、王文韶并各该堂官，均查取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看到这里，惇王气平了好多，因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词甚重，而且“各该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书的张之万和工部尚书翁同和在内，无形中等于自请处分，总算是光明磊落的。 
　　这样一转念间，加上正是神清气爽，精神痛快的时候，便提笔画了两竖，是个草写的“行”字，然后又照规矩只署爵号“惇亲王”。此外一折两片，亦都判了行，将笔一丢，大声说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为这趟差使，必定极其罗唣，惇王会得提出许多疑问，就算能够一换解答，他也不见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传话，总要来回跑个两三趟，才能了结。这么热的天，就跑出痧子来，也只好认命了。 
　　那知不费唇舌，也不费等候的工夫，便都画了诺，这一诺，何止千金？自己办了这么一趟漂亮差使，赏识的还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请个安，将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请一个安，口中说道：“谢谢王爷！” 
　　这一谢，反成蛇足，惇王随即问道：“怪了，要你道谢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说：“谢谢王爷体恤下情，大太阳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脱口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该体恤你，让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擞地，将一折三片传送会办五大臣，分别判了行，随即发抄呈递。第二天齐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听，才知道因为折子太长，要留着细看。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无消息，而且翁同和以军机身分照例进见时，“上头”亦未提到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着急的，当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听消息的王文韶长子王庆钧，四处钻营，毫无头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倒是他家的一个老仆，随着王文韶的宦辙，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情熟练，断言决无他故。 
　　“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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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场。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屯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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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档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屯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健。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浴。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浴，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健，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健。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沣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 
　　慈禧太后深深沣头，“我想也不会。”她自语似地说：“德国跟法国不和，自然不能替他们高兴。” 
　　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ゥゥ。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热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沣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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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言路又嚣张了！”世铎惴惴不安地跟孙毓汶说：“要杀直隶总督的头，要抄内务府大臣的家。这样子下去，如何得了？” 
　　“王爷，咱们等着看好了。”孙毓汶说，“莱山有办法。” 
　　他是从张佩纶慈眷不衰得到明证那一刻起，就已大起戒心。言路嚣张，自然要设法抑制，而擒贼擒王，又得在一批清流班头上动脑筋。第一个当然是张佩纶，第二个是陈宝琛，只要拿这两个人制服了，其余便不难对付了。 
　　由于慈禧太后和醇王都很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孙毓汶便将计就计，想了极妙的一策。他向醇王进言，法国兵舰侵入厦门、基隆之间，闽海防务吃紧，非派张佩纶筹办福建海疆事宜不可。因为第一、张佩纶才大心细；第二、海防一向由李鸿章主持；闽海防务如果不能得北洋的全力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极深，必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派张佩纶到福建，等于就是课李鸿章以筹防闽海的责任。 
　　在他的想法，张佩纶此去，书生典兵，必无善果，不但调虎离山，而且也是借刀杀人。万一师出有功，那也很好，无论如何是枢廷调遣有方，比起恭王和李鸿藻用唐炯和徐延旭，岂不是强得太多。 
　　当然，醇王不会知道他肚子里的打算，只觉得张佩纶确可大用，所以欣然同意。 
　　于是孙毓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陈伯潜纯然书生，诗做得好，没有听说他懂军务。”醇王有不以为然之意，“而且，他江西学政也还没有满任。” 
　　“不必他懂军务，军务有曾沅甫在，他不懂不要紧。”孙毓汶答说，“曾沅甫也是主和的，对于两江防务，不甚在意，有个陈伯潜在那里坐催，他不能不鼓舞振作。王爷，这就跟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学政虽为三年一任，两年就调的也多得是。朝廷用人自有权衡，那怕刚到任就调差，又有何妨？” 
　　猴子的比喻虽轻薄，倒也贴切，伏枥过久，筋骨懒散，虽骏骨亦成驽下，所以养马之法，常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利用它跳踉撩拨，时刻不停地逗马活动，代替溜马的功用。陈宝琛书生虽不知兵，而主战，若是会办南洋军务，自然不容曾国荃偷闲苟安。醇王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吴清卿虽说带过兵，打洋枪的准头甚好，比起李少荃来，可就差得太远了。”醇王问道：“何用他去会办北洋？” 
　　“这跟用陈伯潜会办南洋的作用差不多。李少荃一向不主张用兵，保全和局，这当然是对的，就怕他求和之心太切，万一必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 
　　“不碍。”孙毓汶答道：“李少荃最敬重王爷，不妨给他去封信。吴清卿到北洋，决不是分他的权，只不过吴清卿也练了两三千的兵，供他驱遣而已。” 
　　醇王的耳朵软，很容易为人说服，所以经过孙毓汶的一番解释，不以为然的初意，涣然而消。当然，他决不会想到孙毓汶不但是调虎离山，而且还包含着借刀杀人的祸心。曾国荃、李鸿章岂是好惹的？陈宝琛与吴大澂如果自恃清班，傲慢不驯，或者急于图功，不知进退，惹起曾、李的猜忌之心，随时都会上奏参劾，那时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下子可以将清流投入浊流。 
　　于是第二天就有上谕： 
　　“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见到邸抄的人，包括张佩纶自己在内，无不觉得大出意外，尤其是陈宝琛会办南洋，真是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从王公大臣到微末闲员，凡是关心时局的，都以此作为话题。 
　　正在病中的恭王，岂有识不透其中机关的道理？只是不便揭破，但到底是爱才的人，不免替陈宝琛担心。 
　　“两江可有得热闹了！陈伯潜的福建官话不容易听懂，曾沅甫的湘乡话，有人说象牛叫，两个人怎么能谈得到一处？”他这样对来探病的盛昱说。看似诙谐，实有深意，盛昱当然了解。 
　　接下来，恭王又论另外两名“新贵”。他认为李鸿章曾经保过吴大澂，所以对新派的这位“会办”，不致有何成见，如果吴大澂能跟北洋衙门的文武官员融洽相处，境况将会比陈宝琛好得多。 
　　至于张佩纶的新命，无疑地是腾踔云路的开始，“幼樵的身分跟他们又不同。南北洋原有大臣，闽督则并无专办海疆的成命。所以幼樵名为会办，实在是钦差。而况，”恭王笑道，“幼樵的奥援很有力量，不光是朝中的力量。” 
　　这是指李鸿章而言。所谓“不光是朝中的力量”，意思是说还有北洋水师的实力，以此支援张佩纶，则岂浙总督和船政大臣，亦不能不拱手请他主持闽海筹防的全局。 
　　“提到这一层，”盛昱忍不住又要直言了，“我最不佩服幼樵。李相诚然是国家柱石，然而凡百作为，闽无可议之处？幼樵以风骨自见，责人务求其苛，何以弹章不及于李相。而且爱屋及乌，连‘李大先生’亦幸免了。这何能教人心服？” 
　　“李大先生”是说李瀚章，他的官运确是由“李二先生”而来的。恭王笑笑答道：“我佩服少荃的手段，就在这里。能收服张幼樵，实在比如来佛收服齐天大圣还难。如今幼樵会办海疆，更是收发由心了。” 
　　最后这句话，骤听费解，要细细体味，才能参悟出其中的深意。李鸿章自然要保全和局，但主战的论调抬头，朝命严饬北洋水师投入战场，李鸿章既不能抗旨，又难以挽回，会遭遇极其困难的局面。如今由张佩纶出面筹防闽海，则一切情况都在掌握之中，要和要战，自然收发由心。 
　　了解到这一层，盛昱倒不免替张佩纶为难，因而问道：“幼樵平日持论侃侃，忠义奋发之气，溢于言表，将来局势变化，果真不免于一战之时，他又如何回护李相，保全北洋的实力？” 
　　恭王笑笑，这一笑使得盛昱微感不快，因为那有笑他书生不晓事的意味。 
　　不过笑归笑，还是给了盛昱很明白的解答，当然那有着教导后辈的味道：“你没有到那种位置，也没有做过那种要承人意旨的官，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阅历。象这种情形，李少荃最善应付，俗语说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又道是：‘只拉弓，不放箭。’拿面子糊弄过去，徐图挽回，十之八九可以奏效。不过幼樵到底不脱书生的本性，是不是肯完全听任少荃的摆布，大成疑问。” 
　　说到这里，恭王面有忧色。这使人费解，盛昱率直问道： 
　　“难不成这样子倒不好？” 
　　“不好！”恭王摇摇头，“李少荃到底才大心细，有他整套的办法，如果肯听他的，必有效验。果然象左骡子那样，一万个不佩服，处处别出手眼，倒也能弄出一个样子来。就怕样样听他，到了关节上自己又有主张，那非偾事不可。” 
　　这自然是极深刻的看法，但如何偾事，却无从想象。盛昱的心热，颇很想写封信对张佩纶有所规谏，只是着笔颇难，而且清流中他们已分道扬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也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逆耳忠言，出于善意。这样一想，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了。 
　　在张佩纶，却兴头得很，精心构思，撰了一通谢表，以范仲淹、陆逊自拟。接着便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请教进止机宜，到第二天李鸿章的复电到达，才递谢表。 
　　照规矩当天召见。这是张佩纶第二次“独对”，慈禧太后颇有一番奖勉之词，然后谈到对法的和局。李鸿章与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已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前一天刚由总理衙门据情转奏，慈禧太后便以此垂询张佩纶的看法。 
　　“和局务宜保全，请皇太后圣明独断，执持定见。”张佩纶的声音，清晰有力。接下来便解释必须保全和局的原因：“越南的军务，到此地步，已无可挽救。现在法国调集军舰，打算攻我台湾基隆，夺取煤矿，又要想夺我福建船厂，果然狡谋得逞，既不缺煤，又有船厂可以修理军舰，它们就可以一直撑下去，非索赔大笔兵费，不满其贪壑不止。所以如今的上策，是先了结越南的纠葛，全力筹防闽海。不然，兵连祸结，益发难以收拾了。”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越南的局势，弄到这样，提起来真教人不甘心。唐炯、徐延旭太不中用！” 
　　“唐炯、徐延旭当然有负圣恩，不过事权不专，督抚又不能同心协力，自难免失利。”张佩纶停了一下又说，“南方的防务，实以广东为重镇，广东的接济，能够源源不断，前方才可以放胆进兵。臣以为越南军务失利，不尽是唐炯、徐延旭的过失。”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在攻击张树声，慈禧太后自然明白，不过这时候不愿将话题扯得太远，所以没有再提广东。 
　　“张佩纶，你平日很肯留心时局，如今派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好。” 
　　这话正碰到张佩纶的“满腹经纶”上，因而很响亮地答声：“是！”然后略停一停，大谈海防：“我中国幅员辽阔，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万里之长，本来就防不胜防。加以俄国占据海参崴，想攻我混同江；英国取香港，法国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三路进逼广东；日本袭击琉球，志在台澎，形势对我更为不利。现在西洋各国在红海开运河，辟了一条捷径，而且安设海底电线，信息极快，一旦有事，征调军舰，极其方便。在我国，只能调集陆军，扼守海口，而在外国，进则有利，退则停泊在大海之中，我军望洋兴叹，不能追击，所以对他们并无害处。主客易势，劳逸不同，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番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而颇有创闻的陈奏，慈禧太后深为注意，“照你这么说，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子防备了？”她怀疑地问，“总不致于吧？” 
　　“事在人为。”张佩纶答道：“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同治年间，丁日昌奏请设立三洋水师，原折下督抚重臣议奏，左宗棠以为洋防一水可通，一有警报，兵轮可以齐集支援，倘或强划为三洋，名为各专责成，其实各不相关。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不但耗费浩繁，而且备多力分，主张全力扼守要害’。这都是老成之言，必在圣明洞鉴之中。” 
　　“是的，我记得他们当初是这么说。督抚的习气，向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剿匪也好，对付洋人也好，一出自己的疆界，就撒手不管了。文宗在日，最恨各省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南北洋，争械争饷，也都不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次到福建，务必跟总督、巡抚、船政大臣和衷共济。同为朝廷办事，办好了大家有功，一件事办坏了，共事的人，说这个有罪，那个反倒有功，是断乎不会有的事。” 
　　“是！”张佩纶加重语气答道：“臣必谨遵慈谕，任劳任怨。” 
　　“沈葆桢创办船政，很有效验。不过现在要制洋人，总还得另有一套办法。总理衙门跟北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臣是知道这件事的。李鸿章跟总理衙门常有信使往来，反复讨论，现在意见差不多一致了。”张佩纶略停一下，用很有力的声音说：“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 
　　“你是说专设一个衙门管理水师？” 
　　“是！西洋兵制，水师都设海军部，兵柄极重。”张佩纶说：“总税务司赫德在总理衙门谈论军事洋务，亦劝我中国设立总海防司。水师既然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自然宜乎专设水师衙门，统筹调度。” 
　　“设衙门倒没有什么，不过多用几个人。创设外海兵轮水师，只怕不是一两百万银子所能办得了的，这笔经费，从何而来？你们想过没有？” 
　　“臣等亦曾筹议，沿海共有七省，外海兵轮水师，既然一军应七省之防，则七省合力供水师一军之饷，亦非难事。所难的是，怕七省督抚，各持门户之见，不肯通力合作。” 
　　“这倒不要紧。谁要是不肯尽力，朝廷自有处置的办法。”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吩咐：“你好好写个折子来。一条一条，越详细越好。” 
　　“是！” 
　　“你这次到福建，虽说会办海疆事务，身分是钦差，福建的船政也可以管。”慈禧太后又说：“你赴任以前，不妨先到天津找李鸿章谈谈去。你不是跟李鸿章很熟吗？” 
　　“是！臣与李鸿章世交。” 
　　“你见了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待他不薄。多少人参他，我都压了下来。他也该激发天良，好好办事。”慈禧太后又说：“有人骂他是秦桧、贾似道，这话虽然过分，李鸿章也不能没有警惕。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 
　　“是！”张佩纶说：“臣见了李鸿章，一定将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细细说给他听。” 
　　“现在国家多事，有好人才一定要让他出头。你向来遇事肯留心，可知道有什么能干的人？” 
　　张佩纶已听说有人保举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已分饬三省巡抚转知来京，听候召见。张富年他不熟，薛福成和张荫桓是知道的，都是干练通达，可办洋务的人才。但薛福成是慈眷正隆，已调任顺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见，所以只提张荫桓。 
　　“据臣所知，安徽道员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很读过些书。以前在山东服官，阎敬铭、丁宝桢都很器重他。此人熟悉海防、商务，勇于任事，若蒙圣恩拔擢，臣料他不致辜负委任。” 
　　“嗯，嗯！也有人这么说他。”慈禧太后说道：“另外有才干的，肯实心办事的人，你也该随时替朝廷留意。” 
　　奏对到此，告一结束。张佩纶退出宫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见情形，专函告知李鸿章。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 
　　“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 
　　“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汉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 
　　“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 
　　“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于光绪六年会同抚臣裕宽察看复陈，请严禁投买，以肃政体，而杜漏卮，言之已详。比以经费支绌，屡有借军需之说，巧请开禁者。臣坚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战，未敢为所摇也。” 
　　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对张树声交卸以前上这样一个奏折，用意何在，颇为困惑，是自陈政绩，有意恋栈，存着朝廷可能会收回张之洞督粤成命的万一之想呢，还是因为他有几件参案在查办，先侧面为自己剖白？无从明了。不过在任三年，直到今日来“述职”，无论如何是太迟了。因而上谕中颇致不满，说广东“积弊至此，张树声在任数年，何以不早为整顿，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陈奏，实属任意诿卸。着张之洞于到任后，将一切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总期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以资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这道上谕，张之洞才松了口气。张华奎为了他父亲丢官，必会设法报复，这一层只有张之洞心里明白。那道奏折中提到禁赌，就是有意跟张之洞为难，料想他筹饷之道，不外开赌，希望以义正辞严，可以诉诸清议的论调，堵塞张之洞所想走的那条路。 
　　料倒是料中了。张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确是如此，赌风之盛，原不止广东一处，但唯有广东的赌，因为参合西洋发行奖券的规则，可以从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种赌，名为“闱姓”，以国家的抡才大典，作为赌徒卜利的凭借，主事者多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设局卖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发看买中姓氏的多寡，以定胜负。大姓如区梁谭黎，买中了不足为奇，出奇致胜在买中僻姓。于是有力者便有操纵之法，打听到僻姓的举子，暗底下为他找枪手，通关节，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买中了一姓，自然胜人一筹。 
　　其次是“白鸽票”，放出一群信鸽，看它飞回来多少？猜中为胜。这当然更易操纵，胜负无凭，博者不悦，因而又改良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个字，猜买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个字，全中就是头彩，同中同分。这比白鸽票漫无准据的，自然易于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卖出数十万张，全票每张银洋一元五角，分为十条，每条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数万圆之多，因而广州虽极穷的人家，亦买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为军饷，是一笔轻而易举，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还有“铺票”、“诗票”。铺票以店铺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来猜射，诗票则以五言八韵诗一首卜胜负，章程与山票大同小异，都是可资以筹饷的财源。 
　　这些情形，张之洞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后，奏请施行。一成钦案，清议即有指责，而生米已成熟饭，不怕阻挠。何况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只要付托得人，涓滴不入于私囊，则问心无愧，亦应可邀得清议的谅解。 
　　不道张树声一奏，几乎直抉其隐，自不免吃惊，更怕朝旨赞同其说，降谕继续禁赌，那时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张树声碰了个大钉子，在张之洞实在是不亦快哉！虽然朝旨中责成他“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但这“利弊”不妨就国家而言，开赌既可以筹饷，则是利非弊，并不违反上谕。 
　　两张的新命以外，朝廷还有一番奖进人材的措施。阎敬铭升了协办大学士；张荫桓奏对洋务，颇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开缺赏给三品卿衔，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刘铭传和鲍超正将复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进京，仍旧当军机大臣，并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且为体恤老臣起见，上谕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议虽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获慈禧太后的鼓励，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议的支持之下，仍是朝着整军经武的方向在走。这与李鸿章的做法，并不冲突。因为李鸿章主张和议，是要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海防，这与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进的法国军人，不容中国有从容部署的机会，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和约，很快地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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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 
　　“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 
　　“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 
　　“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仿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于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后，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选。 
　　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于后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省。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省。” 
　　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后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张佩纶的身分“如朕亲临”，所以下了绿呢大轿，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岁牌，下设香案，张佩纶一进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图善跟何璟带头，鼓乐声中，领班行礼，口中自报职名：“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张佩纶只答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比“口衔天宪”还要尊贵，是等于太后和皇帝亲自回答。 
　　行完这套仪注，张佩纶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见礼——这时就不能不叙翰林的礼节了。 
　　何璟号小宋，广东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鸿章同年。张兆栋则比何璟还要早一科，虽非翰林，却真正是张佩纶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辈”。只是“后生可畏”，这须眉皤然的一总督、一巡抚，在张佩纶面前，不敢有丝毫前辈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样，口口声声：“诸事要请幼翁主持。” 
　　“国家多难，皇上年轻，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张佩纶一开口便是责望的语气，何璟与张兆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倒是穆图善比较洒脱，直呼着他的号说：“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闽海的形势，我们比较熟悉。局势搞到今天的地步，其来有自，所谓力挽狂澜，恐怕亦不能靠一两个人的力量。都是为朝廷办事，只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 
　　这两句话，颇有些分量，加以穆图善先为名将多隆阿所识拔，以后随左宗棠西征，号称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贤者，所以张佩纶不敢用对何、张的态度对穆图善，很客气地答道： 
　　“见教得是！” 
　　“说实话，朝廷的意向，我们远在边疆，实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战之间，莫衷一是。”穆图善又说，“幼樵，这一层上头，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张佩纶因为和战大计，有些话不便明说，而穆图善又有将布防的责任加上自己头上的意思，因而发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军务洋务，关系密切，如今各国形势，大非昔比，和战之间，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轻易开衅，深怕各国合力谋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过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顿防务又是一回事，决不可因为和局能够保全，防务就可松弛不问。” 
　　“那当然。”穆图善说，“只是闽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帮助？” 
　　“照规矩说，闽防应该南洋协力。不过合肥是肯顾大局的人，这次已经当面许了我，拨克虏伯过山炮二十四门，哈乞开斯洋枪一千二百杆。”张佩纶紧接着又说：“我想练一支新军，要炮兵四队，洋枪兵十几营。洋枪当然不够，要请北洋代办，合肥亦许了我，一定尽力。” 
　　这就更显得张佩纶的实力了！一到便要练军，看样子要长驻福建，那就不会久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名义。一下子当上总督，自不可能，调补福建巡抚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张兆栋心里就不好过了。 
　　“幼翁，”张兆栋立刻献议：“纸上谈兵，恐怕无裨实际，我看不如请幼翁先出海，将全省口岸巡阅一遍，再定筹防之计，比较切实。” 
　　“我也有这个意思。”张佩纶点点头。 
　　“那就归我预备。”张兆栋自告奋勇，要替张佩纶办差。 
　　张兆栋虽很起劲，而何璟对出巡一事，却不大感兴趣，因为一则以总督之尊，伴着张佩纶同行，到底孰主孰从，不甚分明，未免尴尬，再则战守之责，实在有些不敢承担，不如趁此机会推卸给张佩纶。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对穆图善拱拱手说：“春翁，请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说实话，去亦无益。” 
　　最后那句话，自承无用，张佩纶没有强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张兆栋看总督如此，亦不便过分表示亲热，因而最后只有穆图善陪着张佩纶到海口巡视了一遍。 
　　看倒没有看出什么，听却听了不少。穆图善对于福建的防务，相当了解，颇不满何璟的纵容部将。谈到福建的武官中，声名最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署理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人籍隶湖南宁乡，早在同治年间，以督标中军副将，调署台湾总兵，因为吃空、卖缺，为人参奏，解职听勘，且以供词狡诈，下狱刑讯，面子搞得非常难看。那知到了光绪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营饷，已照数赔缴”奏结，开复原官。 
　　因为贪污下过狱的总兵，重临旧地，俨然一方重寄，台湾的百姓，自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的。而杨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总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报丁忧，恋栈如故，在穆图善看，真是恬不知耻。 
　　等二个是福宁镇总兵张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两名副将，一个叫蔡康业，一个叫袁鸣盛，纪律废弛，根本不能打仗。不过新募了十营兵，防守长门等地的炮台，如果张得胜一调动，这十营新兵有溃散的可能。 
　　张佩纶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专折言事，当然可以据实纠参，只是参劾归参劾，调遣归调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调遣总兵之权。回到省城，就拟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说海疆紧要，似杨在元这种“贪谬不肖之员，难与姑容”，请何璟“遴员接署”。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径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著，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后，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后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于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于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么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于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于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于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　。”他突然顿住，然后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点头，而且举薄。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么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银行，谈判成功，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作价二百万两，码头、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由李鸿章奏准，两江拨借五十万两，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拨借五十万两。在这笔交易中，盛宣怀很发了一笔财，照例的回扣以外，还“戴了帽子”。而从旗昌买来的船，计有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四艘、趸船六艘，数目虽不少，性能却不见得好，成了招商局一个极重的包袱，每个月须亏负五六万银子之多。 
　　这是光绪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个御史上奏，指责招商局“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 
　　董儁翰的奏折中又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从无“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应差”。这所谓“隔省”就是指直隶而言。 
　　这个奏折，措词不算峻厉，但按常规，理应查办，却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盘筹划，认真整顿。这反倒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明里张大其词，说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倾轧”，暗中承认购自旗昌洋行的轮船“年久朽敝”，而整顿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过“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银子，“缓息三年”，到光绪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缴还三十八万两。换句话说，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时还有一个附片：“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余归沙船装载，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漕米，仍照案归局运津”。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复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象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于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档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于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复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于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于“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后，严词抨击：“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后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于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象“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于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那知道法国军舰将会攻击招商局输船的消息，李鸿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虑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个让招商局脱胎换骨，化公为私的大好机会。 
　　这个脱胎换骨的秘计，是由唐廷枢所倡议。此人是英商轮船公司帐房出身，对船务比较内行。轮船如果怕为法国军舰所劫夺，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来不但要蚀开销，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损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变船籍之一法。 
　　这个办法又称为换旗。交战国双方的商船，如果改换中立国的旗帜，就可免予遭受攻击，在万国公法上有详细的规定。这得请教律师，招商局聘雇得有现成的法律顾问，是英国的皇家大律师，名叫戴恩，认为此事可行，但有时效，如果一旦战事爆发，换旗就不为法国所承认了。 
　　当然这决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换那一国的旗就是那一国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换旗国家的承认，这就只有一个办法，将招商局的产业，卖给那个国家。 
　　这就有疑问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枢的私产，说卖就卖，除非暂时卖出去，事定以后还能买得回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唐廷枢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试探，一面密电北洋，请示机宜。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道员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学贯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驻外各使馆学习洋务。回国以后，派在北洋当差，是李鸿章幕府中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鲜之乱，李鸿章丁忧回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东渡观变。定策为朝鲜平内乱，因而有吴长庆领兵三千东援之举，及“诱执首乱之策”，将大院君李是应骗来，连夜送上兵舰，直航天津，这些都出于马建忠的策划。 
　　李鸿章所以选派他来办这桩差使，第一是因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决定，因为英国的法律繁杂，不如美国法律来得简易，如果换旗以换“花旗”为妥。 
　　美商中经营轮船最具实力的，还是旗昌洋行，一经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这笔交易，议定招商局全部财产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则开具美国银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执。 
　　一笔值数百万两银子财产的移转，就是那么买萝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约由何人出面所订，内容如何，原约保存在何处，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瞒得滴水不漏，连总理衙门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时自然还不敢兑现，脱胎换骨，总也要长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轮船，忽然由黄龙旗换上星条花旗，却是瞒不过人的，总理衙门接得报告，大为困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经被出卖。虽说是为了防备法国夺船，但事先竟不奏闻，其心何居？实在费解。 
　　因此，总理衙门用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轮船，几十处仓库码头，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眼前却不能不先搪塞。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轮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管。至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处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交涉，由商人来处置，反较官府出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轮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傤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 
　　“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之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后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后终于道出，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于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美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 
　　“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　。”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　，”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 
　　这片刻工夫，已经思量停当，却闲闲问道：“王爷预备用什么人参赞？” 
　　“荣仲华！”醇王脱口相答，“仲华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沈经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总得帮帮我的忙。我已经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该“压马”的年纪，我备八匹好马，作为他的报效，只要有旨赏收，自然就会开复他的原官。” 
　　“王爷笃念旧人，真是教人感激。荣仲华是好的。不过，王爷，”许庚身说道：“三国的故事，不可不以为鉴。” 
　　“三国的故事？”旗人拿《三国演义》当作兵法，醇王虽不致如此，陈寿的《三国志》，却是当年在上书房的时候，奉宣宗面谕，特别要念熟的，所以三国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说的是那一个？” 
　　“我说的是赤壁之战。当时刘、关所部，不过精甲万人，刘琦的江夏兵还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过各领万人，合孙刘之兵，不过四万。曹瞒所部，号称百万，实际亦有四十万，以十对一，而众寡不敌，只为魏师北来，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以致于一把火烧得他卸甲丢盔。”许庚身紧接着又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习性使然，无可勉强。神机营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远，如今到了炎荒瘴疠之地的西南边境，天时不对，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没有一个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来磨，那一来，岂不损了王爷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动容。 
　　“星叔，这话说得是。”阎敬铭急忙附和，“我在山西办赈的时候，深知饥民易救，瘟疫难当。到那时候，赶紧运药到前方，怕都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爷体气虽壮，从来也没有到过南边，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虑，”许庚身用极恳切的声音说：“王爷又何能心安？” 
　　“责备得是。”衷心悦服的醇王，措词异常谦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领教。” 
　　“王爷太言重了！”许庚身站起身来，垂手答说。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宫里见吧！” 
　　第二天黎明时分，醇王已经约了他的儿女亲家伯彦讷谟诂，在内右门的内务府朝房见面，一起看许庚身所拟的公折底稿。 
　　这个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敌忾之义，说法军猖獗，攻击基隆，在廷诸臣，同深愤激。第二段提到陈宝琛的折子，说他素日刚毅，现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语，自然是他身在局中，亲见亲闻，不能不重视的见解。这是道明战有困难，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张：如果法国“悔过输诚，怵于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因为“此时饷绌兵单，难于持久。况外夷逼处，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发捻迥异。” 
　　看到这里，醇王深深点头，认为这样措词，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结，非常恰当。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结论，却近乎空话了。 
　　这个要作为廷臣公议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果挑衅不止，终于不得不战，则不可为小挫所动摇，那时要设法募兵筹饷，或者举办团练，或者分道扼守，以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为申明军律。 
　　伯彦讷谟诂看完这一段，摇摇头说：“这不太虚浮了吗？鬼子已经打进来了，还在募兵筹饷，那来得及？办团练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没有能看得仔细。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国人适可而止，中国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来，那就没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彦讷谟诂一面来回蹀躞，一面将双掌骨节捏得“格巴，格巴”地响，用微带不屑的神气说，“是打算把法国鬼子吓得不敢动？” 
　　“他们敢动不敢动，咱们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讨不了便宜。”醇王说道：“洋人的厉害，是他的铁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们处处拦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无路，非告饶不可。刘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这个法子，张幼樵在马尾也打算这么办。总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长，陆战必有把握。” 
　　伯彦讷谟诂默然。他父亲僧格林沁在英法联军内犯时，跟洋人在通州接过仗，结果溃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说洋人不可轻敌，就变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说“陆战必有把握”，他也实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开口了。 
　　不开口不行，因为这个折底是由他提出来，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说服大家一起列衔。所以醇王催问着说：“你有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说痛快话，和就是和，战就是战，不痛不痒的话，似乎没有用。” 
　　这话却是搔着了痒处。从同治初年以来，每遇外敌，朝廷应付之道，总不外备战求和。求和是真，备战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样，真的却又迂回瞻顾，倒仿佛虚与委蛇似的。照伯彦讷谟诂看，这个公折中所提的见解、主张，亦复如此。 
　　醇王却不肯承认。陆战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带兵官不肯用命。这个看法，他跟亲信谈过好几次，许庚身深为了解，所以拟的折底，能够符合醇王的意思。现在伯彦讷谟诂不以为然，而醇王似乎欲辩无词，他不能不说话了。 
　　“如今跟外国开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谋我，众寡之势，胜负不待智者而决。法国如果敢上陆，那就是彰明较著侵犯我国，谁是谁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国家想挑拨，亦就无所借口。再有一层，洋人来我中国的，已经不少，内地一开仗，炮火不免伤及他国侨民，各国必不容法国猖獗，出面调解，自然对我有利。” 
　　经过这一番解释，伯彦讷谟诂才没有话说。到得近午时分，坐轿到内阁大堂主持廷议。所谓主持，其实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学士高高上坐，两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设一张长条案，团团围着一班热心国事的翰詹科道，在传阅上谕、南北洋的电报，以及总理衙门送来的八件法国照会。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热，只见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绞手巾、倒茶、装烟、打扇。廷议本就是近乎随意闲谈的一种集会，这天的秩序更不易维持，东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凉快的地方叙话。其中风头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后起的魁首，所以围在他左右的特别多。 
　　在大老中，李鸿藻闲废，潘祖荫回乡，翁同和冒了上来，成为扶持风雅的护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见他一到，特意迎了上来招呼。 
　　“我刚下书房，来晚了。”翁同和问道：“议了些什么？” 
　　“还没有开议。总是这样子，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听说是伯王预备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样。”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问道：“你大概又是单独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么说？如果有个切实的办法，可以不致于辱国，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来！”翁同和招招手，“我给你看封信。” 
　　信是一个抄件，先看称呼，再看具名，是张佩纶在上个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驻马尾以后，写给李鸿藻的信，却不知翁同和怎会有此文件？ 
　　“是我问起幼樵的情形，兰翁特为录副送来的。”翁同和说。 
　　“喔，兰公病泄经月，只怕更清癯了。”盛昱一面答话，一面看信。信很长，主要的当然是谈他的部署：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凰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先转战行间。访问省城名营，惟此军队伍尚整齐，是以特调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国的一个领事，不知道的是，李鸿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话？看样子他是以一个领事为交涉的对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称。而且他既“不敢许”，何以又电告张佩纶，是不是暗示张佩纶“先让法为救急计”，失掉马尾，他可以从中斡旋，使张佩纶脱罪呢？ 
　　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疑问，盛昱姑且搁下，先看张佩纶作何处置： 
　　“鄙见法特恫吓，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书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这一段，盛昱大为摇头，他觉得张佩纶真是太自负，也太自欺了！居然以为法军震于他的威名，所以“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而文字故作洒脱，仿佛羽扇纶巾，谈笑可以退敌，强学谢安的矫情镇物，只怕真到紧要关头，拿不出谢安的那一份修养。 
　　“真是书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着说，“我就不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无余子。” 
　　于是盛昱轻声道：“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 
　　“这是什么话？”盛昱诧异，“他不是一再电奏请旨，催南北洋赴援吗？如以为虽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没有船，反省下军饷，这是负气话，还可以说得通，却又说‘二十八夜，战定可胜’，既然这样有把握，又何必电请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发制人？” 
　　“战端固不可轻启，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和又说，“我担心的是，幼樵处境太顺，看事太易，量敌太轻。” 
　　“是！”盛昱想了一会说道：“还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么人的累？”翁同和问：“你是指合肥？”盛昱点点头，然后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各宿将正复如何？” 
　　“‘知各宿将’是指穆将军守长门炮台吗？” 
　　“对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看样子，幼樵在福建，还只有一个穆春岩，为他稍所许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抚，连总理衙门诸公，亦不在他眼下。” 
　　这段话是指张佩纶自己在信中所说： 
　　“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练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 
　　“办团练本非长策。”盛昱又摇头，“幼樵这话倒说对了。‘兵机止争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间，他能不能临危不乱，应付裕如？” 
　　就在他们以张佩纶为话题，一谈不能休止的当儿，大厅中已在宣读公折底稿，并作了一处修改，仍旧请各国公断，美国调处。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厅，已经纷纷濡笔具名，而讲官则大多不愿列衔，表示另外单独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则觉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笔在底稿上写下名字。所谓“廷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个折子论列和战大计，上折的都是兼日讲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数连衔，大多独奏，总计言事的有四十个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认为有召见此辈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见，一则从无此例，再则人多口杂，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她决定只召见其中的领袖。 
　　“如今讲官是谁为头啊？”她问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实，心里并不喜欢盛昱，但不敢欺骗慈禧太后。 
　　“讲官到底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议论，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说：“看法国的样子，得寸进尺，叫人快忍无可忍了，你也该好妹预备一下。” 
　　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战，而主持军务的责任，是赋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顿觉双肩沉重，汗流浃背，不过当然要响亮地答应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传懿旨，召见盛昱。照例，凡够资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须到宫门候旨，讲官纵有论述，极少召见，所以盛昱并不在宫里。军机处特意派苏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经等了一会了。 
　　盛昱深为惶恐，也深为感奋，这样心情遇着这样流火铄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浆，以致进殿以后，竟致连叩请圣安的话，亦因为气喘之故，语不成声。 
　　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对这种初次觐见，战栗失次的情形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反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话慢慢说！” 
　　“是！”由于殿廷阴凉，盛昱总算不再那么头昏脑胀，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声：“是！” 
　　“你是‘黄带子’？” 
　　“是！”盛昱答道：“臣肃亲王之后。” 
　　“如今局势这样子糟，你是宗室，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奴才世受国恩，不敢不尽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轻识浅，见事不周，报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诚。” 
　　“你们外廷的言官讲官，我一向看重，有许多话说得很切实。”慈禧太后说道：“军机跟总理衙门，偏偏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以前我总以为恭王他们办事不力，所以全班尽换。 
　　那知道…　。”她叹口气：“唉！别提了。” 
　　这一声叹息，大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同时也触及盛昱的痛处。如果不是自己三个月前首先发难，一个折子惹出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也许局势还不致糟得这样子。转念到此，更有“一言丧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响头。 
　　“谈政事跟我意见相合的，只有醇亲王，不过，也不能光靠他一个人。你们有好办法，尽管说。”慈禧太后问道：“你看张佩纶这个人，怎么样？” 
　　“张佩纶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脱口答了这一句，自觉过于率直，不合与人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来说：“不过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实心报答。奴才看邸抄，张佩纶在折子上说，‘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紧。” 
　　“我也是这么想。胜败兵家常事，最要紧的是能挺得住。从前曾国藩他们平乱，也常打败仗，朝廷不能不处分，责成他们戴罪图功，其实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现在各省督抚，练兵筹饷，只要能想得出办法来，没有个不准的。朝廷待他们不薄，到现在应该激发天良，好妹为国家争口气。谁知道畏难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这样。你说，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说到后来，不免激动，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满腹牢骚，不可抑制，大声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个‘私’字上头。圣明在上，中外大臣虽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请严旨，只要辜恩溺职的，不论品级职位，一概从严处治，才能整饬纪纲，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这么在办。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办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忽然问道：“你跟邓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来。” 
　　“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刚？” 
　　“邓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权势，他的号叫铁香，所以有人叫他铁汉。” 
　　“才具呢？”慈禧太后说，“我看他论洋务的折子，倒很中肯。” 
　　“邓承修在洋务上很肯用心。” 
　　“办洋务第一要有定见，不能听洋人摆布。”慈禧太后话题又一转，“我现在很看重你们这一班年纪轻、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张之洞、张佩纶都还不错，陈宝琛平日很肯讲话，如今在曾国荃那里，好象也碍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张荫桓起先很好，说话做事，都极有条理，现在看他，也不过如此，这趟中法交涉，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不得张荫桓。”盛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于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样，权柄操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么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后，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当然，这要找莲英。一问不在长春宫，说是皇帝找了去问话了。 
　　皇帝十四岁，纤瘦、苍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跟穆宗当年一样，未亲政以前，随侍太后，召见臣工，唯有醇王入见，因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许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计，虽不得与闻，但每天军机见面，也能听到很多话，而在书房里，师傅随时启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还能谈论得失，形成见解。 
　　这时候找李莲英来，就是他有一番见解要说。后天就是万寿，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为要避开七月初一“祫祭”的斋期，所以提前两天，改六月二十六日为万寿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对李莲英不能直呼其名，照书房里的例子，称他为“谙达”。皇帝说道：“李谙达，我想让你跟老佛爷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戏。” 
　　这是为什么？李莲英愕然相问：“是怎么啦？” 
　　“局势不好，洋人这么欺侮咱们，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李莲英心想，又不知是在书房里听了那一位师傅的话，回来发书呆子气？不唱戏万万办不到。不过这位“少爷”的话也不能驳回，得要想一番说词，让他自己收回他的话。 
　　“万岁爷真正了不得！忧国忧民。老佛爷知道万岁爷说这话，不知道会多高兴。” 
　　一顶高帽子将皇帝恭维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说吧！” 
　　他催促着，“说定了就好降旨。” 
　　“不过，万岁爷，这里头有个斟酌。让奴才先请问万岁爷，老佛爷万寿，该不该唱戏？” 
　　“那自然。你问这话为什么？” 
　　“自然有个道理。今年是老佛爷五十整寿不是？” 
　　“是啊！这还用你说？” 
　　“五十整寿，更该唱戏。如今局势虽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时候万岁爷一定要尽孝心，替老佛爷热闹、热闹，是不是呢？” 
　　“当然是。” 
　　“这就是了。”李莲英说：“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时候老佛爷想到今年万岁爷万寿，没有唱戏，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戏。万岁爷想想，怎么个劝法？” 
　　“啊！”皇帝连连点头，“你这话说得倒也是。明天还是唱吧！” 
　　“这才是。”李莲英说，“老佛爷操劳国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闲。借万岁爷的好日子，唱两天戏，哄得上人乐一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点头，“李谙达，我倒问你。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按规矩上召串老莱子？” 
　　“这得到老佛爷的万寿，才是这个规矩。”李莲英趁机说道：“万岁爷只拿戏折子请老佛爷添两出戏，一样也是尽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时候，我就说。” 
　　于是李莲英悄悄先退。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问起，皇帝传问何事？李莲英知道她必不爱听皇帝不愿唱戏的话，反过来说是，皇帝所问的是太后连日烦心，该想个什么法子娱亲？ 
　　“倒难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乱出主意。奴才只跟万岁爷回奏：顺者为孝，这句话就都在里头了。” 
　　接着慈禧太后问起“南府”承应万寿戏的情形。“南府”的名称起于乾隆年间，最初是高宗喜爱昆腔，初次南巡时，就从苏州、松江、太仓一带带回来一班年幼的梨园子弟，教习演唱，称为“南府”。到了道光年间，宣宗赋性俭朴，不好戏曲，认为梨园乐部不应该称“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亲不同，颇嗜声色，所以升平署又有兴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为了示天下以励精图治，才将民间的梨园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监串戏。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爱皮簧，宫中不便传“四大徽班”来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传膳听戏，尽一日之欢。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驾崩以后，推原论始，多为宣德楼头听王庆祺一出《白门楼》，击节称赏，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绝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进春册”的秘辛，演变成绝奇的大不幸。这样一层一层想去，归根结蒂，害在一个“戏”字上，怕触景伤情，摒绝丝弦。事实上，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丧“八音遏密”，宫中有两三年不能唱戏，想听亦听不到。 
　　从一场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丝竹陶写，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会说扫兴的规劝话，所以升平署再度振兴，而且另出新样，传唤名伶到升平署当差，名为“内廷教习”，外面称为“内廷供奉”。 
　　供奉的规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戏园子唱戏，但初一、十五，佳期令节，或者慈禧太后兴致来时，想听一听戏，随传随到，好比唱一次最阔的堂会。自然每次都有赏，赏银通常是二十两。 
　　这班“内廷教习”是上年四月间挑选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一入宫内，便不再放出来，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禄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都走门路，托人情，设法规避。这一来，挑进去的一批人，就不怎么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颇为失望，亦啧有烦言。 
　　这件事先不归李莲英办，以后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数多了，他才亲自来管。不过他做事八面玲珑，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脚色不能再挑了进去，因为慈禧太后会得查问：当初何以不挑？这就显得内务府的官儿办事不力了。 
　　有此顾忌，他只能传出话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遗漏。这样陆陆续续挑了几个，也还是不大出色。不过，新近挑来的一名须生兼武生，却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爷回话，”他拿着黄绫的戏单子说：“三天的戏，合适不合适？请老佛爷的旨意。” 
　　这张戏单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们艺事的长处，至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看到一半，发现了一个陌生名字，不由得诧异：“这个杨月楼是谁啊？” 
　　李莲英要想夸耀的，正是这个人，“他是张二奎的徒弟。” 
　　他说，“如今是三庆的掌班。” 
　　提到张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乐事，那时惇王常常办差，每次请示传召那些名伶，总少不得有张二奎。他的仪表甚伟，唱“王帽戏”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长于做工，比起程长庚的平稳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时好时坏，慈禧太后总觉得听张二奎的戏最得劲。可惜没有听得几年，就听说他已物故。因而此时听说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这个杨月楼，唱得怎样？”慈禧太后问道：“你总听过？” 
　　“是！奴才听过。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爷保荐。不过老佛爷的眼界高，奴才说好，老佛爷未见得中听。” 
　　“他是张二奎的徒弟，想来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说，“这出《打金枝》，就是张二奎的好戏，他没有几分能耐，不敢动这出戏。” 
　　“奴才可没有赶上张二奎。”李莲英陪笑说道，“张二奎是怎么个好法，求老佛爷给奴才说说，也让奴才长点儿见识。” 
　　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兴致好，有意凑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将张二奎当年唱这出《打金枝》，如何一举一动，纯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觉中，屏声息气，仿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贯注的情形，描画了一遍。李莲英一眼不霎地倾听着，脸上是无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谈得越发起劲了。 
　　因此到了传膳的时候，还是在谈明天开始的万寿戏。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莲英一个眼色抛过来，便即说道：“这一阵子，难得老佛爷兴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爷添两出戏。” 
　　“明儿看吧！” 
　　“万岁爷的孝心。”李莲英接口说道，“老佛爷何不就成全了万岁爷？” 
　　“也好！”慈禧太后问道，“你说杨月楼唱得好，就让他来个双出。” 
　　“是！”李莲英答道：“杨月楼又叫‘杨猴子’，他是须生、武生两门绝，猴儿戏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会》。”慈禧太后又说：“杨隆寿也是双出，添一出《探母》。” 
　　这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戏目之一。然而这出戏却是“奎派”戏，李莲英为了捧杨月楼，在万寿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时他也有些讨厌杨隆寿，两下一凑，正好损此杨，益彼杨，将杨隆寿的双出，硬给打消。派了另一名“内廷供奉”，外号“大李五”的须生李顺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书房，慈禧太后却照常召见军机，领班的礼王不愿耽误她的工夫，将重要而麻烦，需要详细陈奏取旨的政务，都压了下来。因此，不到八点钟，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寝宫，直接由养心殿启驾，出月华门，过乾清宫，经苍震门直冲进蹈和门，驾临宁寿宫。 
　　宁寿宫在大内东北，整个范围比“东六宫”全部区域还大，重修于乾隆三十六年，历时十五年方始完工，规模完全仿照内廷的正宫正殿，皇极殿等于乾清宫，养性殿正如养心殿。这因为高宗已经决定，归政后移居此处，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从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以后，宁寿宫就没有皇帝再住过，至今八十余年，虽未破败，却已荒凉。唯一的例外是畅音阁和阁是楼，内务府的岁修，一点不敢马虎，所以富丽如昔。 
　　畅音阁是一座戏台，在养性门东面，坐南朝北，对面坐北朝南的阁是楼，中设御座，是当年高宗看戏的暖阁。畅音阁的戏台极大，仅次于热河行宫的那一座，太监称之为“二爷”。戏台一共三层，有机关可以移动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内廷大戏，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为“月令承应”；祥瑞征庆的吉祥戏，叫做“法宫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剧目，称为“九九大庆”。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莲”，金莲就藏在井中，用绞盘绞到台上，花瓣开处，出现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为奇观，是搬演罗汉渡海的故事，有样砌末是条可藏几十人的鳌鱼，口中能够喷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爱西洋的喷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圆明园设计制造，称为“大水法”。这条鳌鱼，就是当年的遗制。 
　　这天万寿演剧，慈禧太后的兴趣在于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以及在内廷行走有机会在畅音阁当差的官员们，却大多希望看看这些吉祥戏。因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钱就能听到，唯有这些场面热闹、砌末奇巧、行头讲究的大戏，只有到得宫中，机缘凑巧，才能一饱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寿，应该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庆”，无非海屋添筹，麻姑献寿之类，论情节无足为奇，讲热闹确是罕见。最有趣的是一本《三变福禄寿》，三层戏台，满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层、禄居中层、寿居下层，一变再变，终于寿星高高在上。每变一次，笙簧齐奏，合唱北曲，鱼龙曼衍，载舞载歌，台下个个眉飞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来，这些戏她看得厌了。 
　　再有一个不甚感兴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戏文。听戏在他是一件苦事，因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别是在这时候，外侮日亟，那谈得到歌舞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畅音阁，而心思却在基隆、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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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马尾也热闹得很。战船云集，舰桥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除了中国的黄龙旗和法国的三色旗以外，还有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日本的旭日旗，以及其他连张佩纶都认不得的旗子，各国驻在中国或远东的海军，都派兵舰来作壁上观了。 
　　法国的兵舰一共八艘，都泊在罗星塔下，撤头樯，缓缆索，炮衣都已卸下，甲板上无分昼夜，都有全副武装的兵士在戒备。 
　　中国的舰船比法国多，共有十三艘，都停泊在船局附近，下锚的位置，由闽安协副将、兼扬武舰管带，总办福建水师营务处，成为张佩纶手下第一大将的张成所定。他的部署是钉紧了法国兵舰，一艘看住一艘，监视法国主将孤拔旗舰的，就是营务处的旗舰，火力最强的“扬武”。 
　　部署已定，去见张佩纶面陈战守方略，他说：“这样子布置，有几种好处，第一、占上游就是占地利。我另外埋伏了十几只小船，满载干草、硝黄、火药，一旦开战，砍断缆索，顺流而下，可以烧法国的兵舰。” 
　　“嗯，嗯！”张佩纶深为满意，“此亦合于古意，当年赤壁破曹，就是如此。历观战史，水战用火攻，是颠扑不破的不二法门。不过，观战的各国兵舰甚多，不要殃及池鱼，引起意外纠葛才好。” 
　　“回大人的话，我们已经通知各国海军，照万国公法，交战区域不宜进入，倘受意外损害，责任自负。” 
　　“万国公法有这样的规定，就再好不过了。”张佩纶说，“你要知道，跟外国开仗，终必归之于和之一途，议和一定要讲万国公法，在这上面站不住脚步，受累无穷。这是李中堂多年交涉的阅历有得之言，我过天津时，他对这一层郑重嘱咐，不能不听。” 
　　“是！”张成接着又说，“第二、占上游还有一层用意，是为了保护船局，也就是保护大人。” 
　　这样的用意，自然更为张佩纶所嘉纳，当面夸奖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张成的部署。但事后却有人向张佩纶指出，中国舰船与法国军舰的距离过近，而火力不及人家，如果法国兵舰一开炮，只怕十三条船，无一能够幸免。 
　　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便向此人问计，应如何处置始为合宜？ 
　　改正之道，也很简单，应该将船疏散，首尾数里，前后救应，如果前船失利，后船还可以接战。总之，密集在一起是极危险、极不智的事。 
　　张佩纶认为这话亦颇有道理，便跟张成商量，结果商量不通。张成不讲理由，只说作此建议的人，胆小如鼠，不必理他。张佩纶相信岳武穆所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那两句话，最恨武人胆怯，所以对张成的话，很容易听得进去，果然置之不理。 
　　到了六月二十六，皇帝万寿的那一天，正午时分，忽然炮声震天，张佩纶大吃一惊，急忙查问。回报说是各国兵舰恭祝万寿，放礼炮二十一响，法国兵舰亦复如此。看样子，法国犹有和好之意。然而到了下午就已得到消息，说法国政府已经电令驻北京的署理公使谢满禄，提出最后通牒了。 
　　二十一响礼炮带来的和祥之气，一扫而空，但和局并未绝望，来马尾观战的美国海军提督，特为拜访船政大臣何如璋，愿意出面调处，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贾雅格，亦写信给闽浙总督何璟，希望勿动干戈。此外还有些跟洋人接近的商人辗转陈告，说英国海军提督及英国领事都有表示：如果和局能够保全，他们愿效居间奔走之劳。 
　　为此，何璟特地移樽就教，到船政局来访张佩纶，商谈其事。谈到洋务，张佩纶亲承李鸿章之教，看法到底要高明些，“毫无用处！”他兜头泼了盆冷水，“法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他国调处，美国京城跟法国京城之间都谈不通，这里的美国海军提督，又能有何作为？” 
　　何璟碰了个钉子，倒不觉得什么，何如璋却替他难堪，“话说回来，”他替何璟帮腔：“美国海军提督，或者可以劝一劝孤拔，勿轻易开衅。” 
　　“开衅不开衅，孤拔也做不得主，此所以我不见他。”张佩纶神色凛然地答道：“当今之世，那里还用得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譬如朝廷有旨开仗，足下肯不肯听了不相干的人的劝，违旨不开火？” 
　　一句话将何如璋又堵得哑口无言，张佩纶自负辩才，相当得意。心情愉快，便有妙悟，接着又发了一番议论。“‘兵不厌诈’，中外皆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是中外皆然。黄须碧眼儿总是帮他们自己的，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照我看，都是受了孤拔的央托，有意作此推宕。诸公知道他们其意何居？” 
　　“其意何居？”何璟问道，“倒要请教？” 
　　“无非缓兵之计，弛我戒备，懈我斗志。于此得一反证，”张佩纶意气风发地说：“见我部署周密，孤拔已有惧意。我如今倒要将计就计了！” 
　　“怎么？”何璟急急问道：“幼翁有何妙策？” 
　　张佩纶轻摇着折扇，朗然答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何璟一听，脸色又沉重了。心里还有股没来由的烦恼，这位钦差大臣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实在难以捉摸。一会儿保全和局，一会儿先发制人，一会儿急电要求增援，一会儿又请各省不必派兵，以免徒增军饷，心情真如这几天午后的天气，倏忽之间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而不旋踵间却又雨过天青，来也无端，去亦无由，叫人不知如何应付，方始合适？想一想，只有劝他持重，“幼翁，”他说，“和战之局，朝廷遥制，不宜轻发。” 
　　“这当然先要电奏请旨。” 
　　谢天谢地！何璟放了一半心，只要他不是冒冒失失轻启战端，其他都可不问。反正朝旨准了，打败仗与己无关，打胜仗不怕没有功劳可分。因而又将张佩纶恭维了一顿，仍回福州，只是找了督标中军来；悄悄嘱咐，总督衙门从辕门到上房，要格外添兵保护。张佩纶到底是炎炎大言，还是真有先发制人之意，虽不可知，而有备无患，总是不错的。 
　　张佩纶确以为孤拔胆怯，打算先发制人。等何璟一走，随即找了水师将领来密议，第一个是张成；第二个是福星轮管带陈英；第三个是振威轮管带许寿山；第四个是飞云轮管带高腾云；第五个是福胜、建胜两轮的督带吕翰。 
　　“朝廷一再降旨，保全和局，和局至今不能成功。看来免不了一战，一旦开火，大家究有几分把握？务必要说老实话，让我好有个计较。” 
　　张佩纶原已有了定见，却故意这样说法，是希望能生激将的作用，而张成的话却颇为泄气，“实在没有把握。”他说，“尤其是荣歇度鲁安号旁边的两条鱼雷艇，我们还没有制它的利器。” 
　　“荣歇度鲁安号是什么船？孤拔的座舰吗？” 
　　“是的。” 
　　“回大人的话，”振威轮管带许寿山大声说道：“等他们发射了鱼雷，自然不容易抵挡，不过未发之先，不能说没有制它的利器。” 
　　“喔！”张佩纶很注意地问：“拿什么制它？” 
　　“光凭我船上七十磅子的一尊前膛炮就行了。” 
　　这就是先发制人。鱼雷艇不大，一炮就可轰沉，即使是孤拔座舰的铁甲轮，也挡不住众炮齐轰。总之攻其不备，必操胜算，张佩纶不由就拊掌相许：“深获我心！” 
　　“大人！”张成正色说道，“开炮容易，打沉他们也容易，就怕我们用力，他们用智，这残局就很难收拾了。” 
　　“这是怎么说？”张佩纶问道，“我们制敌机先，不是用智吗？” 
　　“是的。无奈我们有牵制，他们没有牵制。” 
　　“这话我又不懂了。”张佩纶说，“我们的牵制在那里？” 
　　“第一是各国观战的兵舰，都在水道上，受了误伤，会惹起很大的麻烦。如果约期开战，通知各国兵舰，预先趋避，自然不负责任，现在是奇袭，出了乱子，责任完全在我。” 
　　张佩纶心想，这倒真不可不防。树敌太多，乃为不智之事，尤其是误伤了美国兵舰，更难交代。中法之争，美国是“鲁仲连”，倘或将调人都打了，可见无理之甚！法国越发振振有词。再如动了各国的公愤，合而谋我，更不得了。 
　　他还在这样沉吟未答之际，福星轮的管带陈英却开口了，“要说误伤，亦不是不可避免的事。”他说，“各国兵舰下锚的位置，跟法国兵舰都隔着一段路，如果我们测量得准，格外小心，亦不致于误伤别的船。” 
　　“不然！”张成立即接口争辩，“英法一向有勾结，谁也不敢说他们没有攻守相共的密约。‘黄雀捕蝉，螳螂在后’，倘或我们攻法国兵舰，而英国军舰暗箭伤人攻我们，事后不认帐，说是法国兵舰开炮还击的，又那里跟他去分辩？” 
　　这不是不可能的。陈英语塞，但却不能心服，还想有所陈说时，张佩纶听信了张成的话，摇手将他阻拦住了。 
　　“再说第二个牵制。”张成越发侃侃然了，“即令先发制人，不能将所有的法国兵舰打沉，如果孤拔恼羞成怒，不按规矩胡来，开炮轰船，那又怎么办？” 
　　这一说，张佩纶悚然而惊，但不肯露出怯意，只说：“这也是顾虑之一。” 
　　许寿山赋性伉直，对张成颇为不满，所以态度就不好了，“那里有那么多顾虑？”他提高了声音说：“从来就没有算无遗策这句话。算得头头是道的，一见了真仗，未必有用。” 
　　话为张成而发，却变成顶撞了张佩纶，他将脸一沉：“这不是闹意气的时候。多算胜少算，事先不作筹划，只是上了阵胡打一气，那不成了草寇了吗？” 
　　“大人！”陈英为许寿山声援，“敌强我弱，如果不筹个制胜之道，照张副将所说，我们就等着打败仗？” 
　　这话问到要害上，也正说中了张佩纶的心事，所以他连连点头，看着张成说道：“我也要问这话。” 
　　这话教张成如何回答？他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只能老实答道：“全仗大人作主。成败利钝，实在难说。不过，就是先发，也不争在这一天半天，大人何妨电奏请旨，看京里怎么说？” 
　　“当然！”张佩纶答道，“那是一定的。不过总要有几分把握，才好说话，如果朝廷准了，先发却不能制人，那时担的处分可不轻。” 
　　看看再议也议不出什么名堂，张佩纶饬回诸将，默坐静思，总觉得先发制人为上策，值得向朝廷建议。不过话不必说得太满，要留下伸缩的余地，如果朝廷准如所请，而到时候窒碍难行，仍旧可以申明缘故，收回前议。 
　　由于何如璋手里有一本与总理衙门电报往来的密码，所以张佩纶不能不跟他商量，会衔电奏。何如璋亦认为不妨奏闻请旨，只是果真决定先发，就要作破釜沉舟之计，沉舟塞河，让已入口的法国兵舰一艘也逃不掉。 
　　张佩纶深以此言为然。当时拟定电稿，即刻拍发。第二天近午时分，接到回电，说“塞河一事，前经总署照会各国使臣，该使臣等议论纷纷。现在闽口有英美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借口。”至于“先发”一节，“尤须慎重，勿稍轻率。” 
　　张佩纶对这个回电，深为失望。因为既未准许，亦未不准，而是将千斤重担加在他们肩上，看样子成则无功，败必有过。说塞河要先跟各国领事“说明举行”，更是空话，各国领事当然不会同意，反倒泄漏了消息，打草惊蛇，或许惹起法国的先发制人之心。 
　　法国的最后通牒，转眼到期。朝廷如何处置，未有消息，而马尾却又到了一艘英国的炮舰，上悬司令旗帜，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德威中将，特来观战。同时法国的兵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接连不断，据说是在侦察长门炮台的形势。 
　　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佩纶感觉形势严重，方寸之间，颇有彷徨无主之感，只有急电北洋，打听消息。李鸿章的回电告诉他：朝廷已经拒绝法国的最后通牒，照会各国公使，法国有意失和，无从再与商议。但是，李鸿章又表示和局亦并未绝望，他还在设法斡旋，力劝张佩纶出以持重。 
　　紧接着接到两道机密电旨，第一道是：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此次法人肆行不顾，恣意要求，业将其无理各节，照会各国。旋因美国出为评论，而该国又复不允。现已婉谢美国，并令曾国荃等，回省筹办防务。法使似此逞强，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员，极力筹防，严以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举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并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 
　　另外一道密旨，是电饬曾国荃即回“江宁办防”，说法国“无理已甚，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同时指示沿海各省： 
　　“镇抚兵民，加急弹压，保护各国商民，勿稍大意。” 
　　这两通电报，福建的将军、督抚及船政大臣等各有一份。保护各国侨民是督抚之事，张佩纶可以不管，但备战则不能不跟同在船局的何如璋商量。 
　　“既然‘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自然是等决战的诏旨下达了再说。”何如璋又说：“这句话是要紧的：“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这还是戒‘先发’之意，要等法国人动了手，我们才能动手。” 
　　“见得是！”张佩纶深深点头。 
　　“幼翁，再有两句话，深可玩味：‘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这就是说，朝廷已经见到，水师不一定能敌得住法国，真正明见万里！” 
　　张佩纶被提醒了。这也就是说，水师倘或失利，朝廷必能谅解，是力不如人，非战之罪。“见得是，见得是！”他越发重重点头。 
　　照此看来，备战之道，倒该着重在岸上，因而重新检点陆军防务：船局前面有两营，后山火药库有一营，都是黄超群所统辖。此外各要地，马尾有道员方则勋的“潮勇”；旺岐有杨副将的“漳泉陆勇”；朏头另有三百名“水勇”，是张佩纶特地征召丁忧在籍的北洋水雷学生林庆平所统带，打算到紧要关头，泅水去凿沉泊在孤拔旗舰左右的两条鱼雷艇。 
　　岸上的兵力是尽够了。法国派到中国来的海陆军，总数不过四千，预备骚扰七省，算它一半用在福建，亦不过两千人。虽说法国已自海防调兵一千增援，却不见得都用在福建，加以法军人生地不熟，如果敢于登岸，处处中伏，处处挨打，无非自速其死。 
　　张佩纶自觉有恃无恐，心神大定，到了第二天接到李鸿章一个电报。张佩纶寄总理衙门请寒河先发的电报，由北洋收转，李鸿章的电报，就是谈这件事： 
　　“顷接寄总署电，阅过，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廷议则不敢妄参，公有所见，应屡陈。” 
　　这是暗示张佩纶应该电奏，谏劝不宜下诏宣战，而就在这时候，何璟派人送了一个电报给张佩纶，是李鸿章打到闽浙总督衙门的，其中有两句话：“闽船可烬，闽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 
　　感于知遇之恩，张佩纶下定了不可动摇的决心，支持李鸿章的主张，极力保全和局。当然，他不便电请钥廷不下宣战诏，因为刚作过塞河先发的建议，忽尔又有这样的劝谏，岂不是前后矛盾，不成体统了？ 
　　宣战诏未见颁发，只知道谢满禄奉命提出第二次哀的美敦书，仍旧索取八千万法郎的赔偿，分十年交清。限两日答复，如果拒绝要求，法国公使立即下旗出京，听任孤拔全力从事。同时预请护照，准备七月初一出京。 
　　谢满禄的哀的美敦书是六月二十九提出的，而总理衙门却迟至第二天下午才通知北洋衙门，代为急电两江、福建、广东各地“备战”，并且特别指明要通知张之洞，转电广西巡抚潘鼎新、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进兵越南，同时电知驻德兼驻法使臣李凤苞，马上离法赴德。 
　　这表示朝廷经过一天的考虑，已经作成决定，拒绝法国的要求。张佩纶知道，在慈禧太后与醇王，不惜决裂所恃者，主要的是一个刘永福，以为法国对他十分忌惮，加上潘鼎新与岑毓英各有重兵在手，合力进攻，直捣谅山，足以牵制法军。事实上在议和时，就不断旁敲侧击地表示，刘永福是中国人，乐为中国所用，而至今不曾重用此人，纯粹是为了顾全法国的交谊，倘或法国蛮横无理，势必就非用刘相制而不可了。 
　　然而张佩纶却相信李鸿章的看法，刘永福并不足恃。以前，李鸿章常有轻视刘永福的表示，近两个月的口气改变了。这不是他对刘永福的刮目相看，而是有意抬高刘永福的声价，既以迎合朝廷，也打算着能使法国心存顾忌，易于就范，李鸿章是以寇准自许，期待着重见敌人自动请和的“澶渊之盟”。张佩纶一直对此不以为然，但现在决定降心以从，全力维持李鸿章保全和局的主张，那就必得照“澶渊之盟”的路子去走了。 
　　史家有定评，“澶渊之盟”之能够成功，全靠寇准的镇静，使得辽国莫测虚实。既然照此路子走，当然也要学寇准的样，不是“砍鲙酣饮”，就是帐中高卧，无视于窥伺的强敌。 
　　而这一夜也正是睡觉的天气，大雨大风，一洗炎暑，虽无“冰肌玉骨”，却自“清凉无汗”。他躺在铺了龙须草席的凉床上，手把一卷《世说新语》，遥想着晋人的风流，无奈惊涛拍岸，不时夹杂着穷吼极叫的汽笛声，实在有些静不下心来。 
　　到了半夜里，门上剥啄声响，书童已沉沉酣睡，叫几声叫不醒，只得亲自下床去开房门。门外一名俊童，擎着火焰摇晃不定的烛台，照出何如璋惊惶不定的脸色。 
　　“扰了清梦了吧？”何如璋问。 
　　“难得凉快，正好看书。”张佩纶摆一摆手，“请进来坐！” 
　　何如璋一面踏进来，一面道明深夜相访的缘故，北洋衙门来了两个密电，船局的执事不敢来打扰张佩纶，送到了他手里。他怕是紧急军报，特意亲自送了来。 
　　这不用说，当然是希望知道电报上说些什么？张佩纶有北洋衙门的密码本，这时便拿钥匙开了枕箱，取它出来对照亲译。 
　　译出来一看，才知道不是发到福建的，一通发给潘鼎新：“法已决裂，调越队二千并兵船攻夺台湾，省三危矣！弟与岑宜速进军牵制。” 
　　“弟”是称潘鼎新。这通密电是李鸿章以淮军“家长”的身分在调度“子弟兵”，而特意发给张佩纶参考，当然也是当他“自己人”。再译另一通，却是发给总理衙门的：“沪局来电：原泊吴淞口法舰二只，昨已南去，闻赴台。巴使亦出洋。” 
　　“沪局”是指上海电报局，各地电报局都负有报告消息的任务，相当可靠。前后两电，都说法国将攻台湾，张佩纶便越发镇静了。 
　　“你看！”他矜持地说：“他们是欺刘省三没有兵舰。” 
　　何如璋看完电报，脸色也恢复正常了，“明天第二次哀的美敦书期满。”他说，“巴德诺走了，谢满禄大概明天也要走了。” 
　　“巴德诺是措置乖方，过于无礼，让他们政府撤了他的‘全权’，不走何待？谢满禄可就难说了。”张佩纶说，“哀的美敦书，照万国公法，只能致送一次，既然违例送了两次，又安知没有三次、四次？” 
　　何如璋碰了个软钉子，只能唯唯称是。 
　　“谈到战阵之事，非你我所长，亦无须有此长。驭将之道，全在镇静，静则神闲气定，方寸不致迷惑，自然应付裕如。” 
　　这等于开了教训，何如璋越发不敢开口，但虽话不投机，却不能立刻起身告辞，免得显出负气的样子，惹张佩纶不快。张佩纶的谈兴倒来了，“苦论开仗，制敌机先，原是高着，无奈朝廷顾忌太多，如今只有尽力保全和局。照我看，中国不愿失和，法国又何敢轻启战端？”他紧接着又说，“略地为质，当然要拣容易下手的地方，刘省三想诱敌深入，法国也乖巧得很，只攻没有兵舰防守的基隆，不会进兵到淡水。至于这里，见我有备，必不敢动手。就要动手，一定先下战书，而战书又不能凭孤拔来下，宣战之权，中国属于朝廷，法国属于议会。前几天我接到李傅相的电报，说李丹崖从巴黎打来密电，法国下议院允筹三千八百万法郎，作为战费，这也不是叱嗟可办之事。真正用不着庸人自扰，徒事惊惶。” 
　　说也奇怪，讲完这段话，张佩纶自己先就宽心大放了，原来一直到这时候才豁然贯通！从头将说过的话再想一遍，自觉看得一点不错，“真正用不着庸人自扰，徒事惊惶！” 
　　于是，这一夜他倒真的睡了一场好觉。 
　　第二天就是七月初一，台风大作，豪雨倾江倒海般下着，江上浊浪排空，水位高了五六尺，所有的兵舰都作了防台风的措施。平时舣集在各国兵舰左右，贩卖食物用品的小船，一只不见，都到小港汊中避风去了。 
　　到了中午总督衙门接到英国领事派专差送来的一封信，说孤拔已经通知英美兵舰，即将开战，同时将有战书送达。何璟看到这封信，将信将疑手足无措，召集幕友商议，大家的看法都相同，这样的大风大雨，如何开战？英国领事的消息，即或不虚，亦是法国人的恐吓。而况既有战书，不妨等着再说，这时候如果有所动作，会影响人心，甚至激起仇外的变故，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斗，那会搞得不可收拾。 
　　何璟觉得这番话说得有理，决定将英国领事的信秘而不宣，坐等战书。 
　　战书下到营务处的旗舰扬武轮上，交在张成手里。他不敢耽搁，冒雨上岸到船局，却不敢见张佩纶，将战书送了给何如璋。 
　　“这样的天气，要开战？” 
　　张成想了一下答道：“照规矩说是不会的。” 
　　“你看，孤拔有没有下战书的资格？” 
　　问到这话，便有作用，此事出入，责任甚重，不能随便回答，张成答说：“我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我不懂万国公法。” 
　　“教我为难！”何如璋摇头叹气：“唉！真教我为难。” 
　　“请示大人，”张成管自己问道，“要不要预备接仗？” 
　　“预备归预备！”何如璋说，“千万不可惊惶。等我去看了张大人再说。” 
　　到了张佩纶那里，他正在亲译密电，是李鸿章发交总理衙门的副本，一见何如璋，先就递了过来。接到手里一看，写的是：“顷李丹崖二十九午刻来电云：‘先恤五十万两，俟巴到津，从容商结。倘商约便宜，冀可不偿，但不先允免偿。请告总署。’应否回复？乞示。” 
　　“你看！”张佩纶说，“二十九就是前天。谢满禄下第二次哀的美敦书，在巴黎的福禄诺，口气却是这样子松动，只要商约能得便宜，赔偿都可以免掉。朝廷坚持的就是不允赔偿，这一点，法国肯让步，其他都好说。和局看来到底还是能保全的。” 
　　何如璋默然。再想起昨晚上张佩纶的那番议论，如果拿出孤拔的战书来，不冷嘲热讽地受一顿奚落，就是听他一顿教训。 
　　何苦？ 
　　这样一想，决定不提战书。反正这样的天气，要开战也开不成，到天晴了，看法国兵舰的动静再作道理。 
　　到晚无事，越见得战书无凭。夜来风雨更甚，拔树倒屋，声势惊人，打听江上的情形，道是不论大小兵舰，无不簸扬不定，甲板上空荡档地，见不到一条人影。这就越发教何如璋心定了。 
　　一夜过去，风势稍收而豪雨如故。八点多钟，张佩纶接到李鸿章一个电报，说是奉到电旨，福建急需洋炮，命他购买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解到福建应用。李鸿章就是为此事征询意见： 
　　“克虏伯二十一生脱炮，大沽仅二尊，可摧铁舰，每尊连子弹约二万余金；次炮十五生脱，每尊七千余金，亦可穿铁舰，定购须一年到闽口，以十五生脱为宜。惟谕旨未言款从何措？闽能分期付价即代订，应订何项炮若干，望酌示。” 
　　电报分致将军、督抚、钦差，但张佩纶觉得应该由他作主，不过应该跟穆图善商量。因为，第一、各处炮台现在都由穆图善在管；第二、订炮的款子，如照电旨所开的数目订购，总计要五、六十万银子，能不能由闽海关的收入来分期偿付？也得问一问兼管海关的穆图善。 
　　穆图善驻长门炮台，无由面谈，只能写信，等他这封信写完，外面的情势有变化了。 
　　各国领事、洋商，以及常在江面上跟洋兵做生意的本地人，都知道战火迫在眉睫。洋商大部分都上了本国的兵舰，而英国和美国兵舰则派出陆战队登岸，保护他们的领事署。当然，船局附设的两个学堂中的洋教习，亦都知道开仗必不可免。 
　　船政局附设两个学堂，由其所在地的位置，称为“前堂”、“后堂”，前堂学制造，后堂学驾驶。制造学堂的洋教习，法国人居多，消息更为灵通，其中有一个叫麦达，告诉他的得意门生魏瀚说：“明天开仗！你自己要有个准备。” 
　　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但是魏瀚却不敢去报告张佩纶。他兼任着船局法文翻译的职务，跟张佩纶常有机会接近而不敢接近，因为“钦差大臣”那副颐指气使，动辄“当面开销”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他在想，孤拔已经下了战书，何如璋当然已经交给张佩纶，既然已知其事，而出以好整以暇的态度，必有道理在内。或者北洋有密电，和局有保全的把握，或者见此天气，谅定必无战事，一等天气放晴，自会处置。总而言之，不必多事。 
　　到了傍晚，天气又变坏了。暗云四合，天色如墨，微蒙细雨之中，法国兵舰上的探照灯扫到山上，照耀如同白昼。马江道方耀的潮勇，张惶失措，四处乱窜。惊动了张佩纶，询明原由，勃然大怒，将方耀找了来，痛斥一顿，这一下，就越发没有人敢跟他去报告各方面的情势和消息。 
　　又是一夜过去，风停雨歇，显得太阳格外明亮可爱。一上午平静无事，到了近午时分，总督衙门收到法国领事署一件照会，虽也是“蟹行文”，但懂英文的人看不懂。何璟急急传召一名姓刘的文案委员，整个总督衙门，只有这个刘委员认得法文。 
　　刘委员却不在衙门里。前两天台风吹坏了他家的房子，一根横梁从空而堕，打伤了他的怀孕的妻子，他正请假在天主教办的医院里，照料他的妻子。 
　　等派专人将他找了来，一看照会，大惊失色，是下的战书，开仗的时刻是未正两点钟。 
　　“那，那赶快通知马尾、长门，还有巡抚衙门。” 
　　张兆栋得到消息，气急败坏地赶了来，也不等门上通报，大踏步直奔签押房。总督衙门本来是明朝的提刑按察使衙门，当时有个按察使陶垕仲，上疏参劾布政使薛大昉贪污。薛大昉反咬一口，因而一起被捕，结果辨明是非，陶垕仲官复原职。回任之日，福州百姓夹道迎候的，有数万人之多，都说“陶使再来天有眼，薛藩不去地无皮”，后人因此将按察使衙门的一座花厅，题名“天眼堂”，现在是总督的签押房。 
　　何璟正在天眼堂旋磨打转，心问口、口问心，不知吉凶祸福如何？一见张兆栋，倒觉宽慰，想跟他商量个万一法国兵攻到，如何处置的办法。 
　　那知张兆栋不容他开口，先就大声说道：“大人！我的兵，让张幼樵要了去了，无论如何，督署的炮，要分一门给我。” 
　　何璟愕然。愣了一会，方始大摇其头：“那怎么行？” 
　　“大人，督署有四门炮，我只要一门不为过。” 
　　“唉！”何璟皱眉答道，“四门炮有四门炮的用处，东西辕门各一门，后街东西两头各一门。给了你一门，就留下一个缺口，其余三门，有等于无。再说，分给你一门，你也无用，你知道洋人从那道而来？” 
　　“这是小炮，又不是炮台上的大炮，炮座钉死了，只能往外打。小炮是可以移动的，洋兵由那道而来，炮口便对准那里。” 
　　“如果分道而来呢？” 
　　张兆栋语塞，只是哀求着：“大人，大人，你不能独善其身！” 
　　“不是独善其身，是自顾不暇。”何璟说道：“牧民是你的责任，请快回去，出安民的布告！”说罢，沉下脸来端茶送客。 
　　张兆栋看看不是路，转身就走；回到巡抚衙门，一声不响，只喊姨太太取便衣来换，又叫取一百两现银，用块包袱包好，放在一边。然后请了文案委员来，草拟安民的布告。 
　　福州城内百姓的消息，比官场来得灵通，安民布告，毫无用处，逃难的逃难，闭门的闭门，有些胆大而愤激的，则持刀舞杖，打算向外国侨民寻仇，秩序乱得弹压不住。事实上亦没有多少人在弹压，官府差役自己先就迁地为良了。 
　　城里乱，马尾亦乱。法国领事白藻泰的照会，是由督署用电报转告的，通长门炮台的电线为台风所吹断，音信不通，船局却在午后一时接到了通知。张佩纶接得电文在手，愕然不知所措。 
　　好半晌，突然醒悟，“那有这个道理？说开战就开战！”他问：“魏瀚呢？” 
　　魏瀚倒在局里，一唤就到。这时何如璋亦已得信赶来，听得张佩纶指斥照会无理的话，他心里明白，不敢声张，人家战书是早就下了，言明三日以内开战，不算无理。 
　　“如今只有据理交涉。”张佩纶对魏瀚忽然很客气了，“魏老弟，要劳你的驾，到孤拔那里去一趟。” 
　　“是！”魏瀚问道：“请大人示下，去干什么？” 
　　“你跟他说，约期开战，载在万国公法，须容对方有所预备。现在他们所定的开战时刻太迫促了，请他改期，改到明天。” 
　　“回大人的话，”魏瀚嗫嚅着答道，“这怕不行。” 
　　“怎么不行？” 
　　“大家都晓得法国从初一以后，就要开战…　。” 
　　“怎么说‘大家都晓得’？”张佩纶打断他的话说，“我就不晓得。” 
　　“外面流言纷纷，传得好盛，何以没有传到大人耳朵里？”“这些闲话现在也不必说它了。事机迫促，你赶快去吧！” 
　　魏瀚无奈，就从船局前面坐小舢板，直向孤拔的旗舰航去。荣歇度鲁安号，已经挂出紧急备战的旗帜，舰上士兵均已进入战备位置，严阵以待。再看相去不远的扬武与福星轮上，不知是管驾看不懂敌舰的旗号，还是视而不见，甲板上的士兵倚栏闲眺，仿佛根本未想到战火燃眉似的。 
　　走到一半，发现下游一条法国的铁甲舰，以全速上驶，剪波分涛，船尾曳出两条白浪。小舢板急忙避开，魏瀚则由目迎而目送，看清船身上漆的法文译名，叫“度仑方士”号。这条船一面逆水上行，一面跟荣歇度鲁安号用旗语在通讯。 
　　突然间，法国的一艘小铁甲舰林克斯号开炮，轰然一声，众炮齐发，首先打沉了罗星塔下所泊三舰之一的飞云号。这时是午后两点钟。 
　　在上游，法国兵舰的目标是扬武号，由孤拔亲自指挥环攻，不过三、五分钟，硝烟弥漫之中，忽闻巨响，法国的第四十六水雷艇击沉了扬武号。 
　　扬武所中的水雷，正在船底，船沉有一段时间，张成得以放下救生艇，带着营务处的印信、旗号，及时逃生。法国兵舰的目标，亦就转向与扬武号并泊的福星号了。 
　　福星号的管驾陈英，真如胡林翼形容阎敬铭的，“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当炮火猝发，扬武被攻而无所还手，上游伏波、艺新怯敌而逃，西面福胜、建胜两轮张皇失措之时，只有陈英一面下令开炮还击，一面砍断缆索，预备冲入敌阵。 
　　他身边有个老仆程二，因为久在船上，大致亦了解水上的战守趋避之道，急急劝道：“伏波、艺新已经往上流开了。 
　　我们亦应该跟过去，到上流集中，再看情形回头来打。” 
　　“你要我逃？”陈英瞪着眼，厉声答说，“你又不是没有看见我的家信！” 
　　不久以前，陈英曾写信向家人诀别，说“频年所积薪水，几及万金，受国豢养，苟战必以死报。”程二原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那知真有临难不苟免的决心，就不敢再劝了。 
　　于是陈英便在“望台”上，用传声筒激励全船将士：“男子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到此地步，有进无退，只要福星号一冲，一定有船跟上来，为什么不能转败为胜？” 
　　全船暴诺如雷，人人奋发，陈英亲自掌着舵轮，往下游直冲，左右舷的前膛炮一发接一发地开。无奈这只木质兵轮，吃水只有十尺六寸，时速只有九海浬，下水亦已十四年，炮小船旧，敌不过法国的铁甲舰，但那股奋勇无前的锐气，已使得观战的各国海军，大声喝采了。 
　　其时罗星塔以东的下游，亦已开火，由特来传达作战命令的度仑方士号担任主攻，第一炮攻罗星塔，但见砂尘硝烟中，守军四散而逃，第二炮攻振威号，炮弹掠船尾而过，落入江中，激起一大片冒得极高的水花。振威号上的官兵，纷纷乱窜，抢着下了救生艇，人多船少，挤不上去的就跳在江中，载沉载浮，希望在炮火的夹缝中，能逃出一条命去。 
　　但是，管带许寿山跟左右少数将士未逃。他很沉着，只用四尊小炮还击，那尊八十磅子的前膛炮，装好炮弹而隐忍下发，亲自掌管，不断瞄准着孤拔的旗舰，打算等它进入射程，一炮击沉。可是，荣歇度鲁安号在上游指挥作战，始终不曾掉尾东来。 
　　许寿山心愿成虚，又恨自己部下不争气，一怒之下，开炮打沉了自己的两只救生艇，一百多逃兵死的死，伤的伤，大都受到了军法的制裁。顾视左右，飞云、济安，椗尚未断，已经中炮起火，而自己的船身，已经倾倒，就在这人都立脚不住之际，又中了炮弹，许寿山仆倒在地，遍身是血，但是他仍旧挣扎着将一直未开的那一炮发了出去。轰然一声，震动江面，是不是能打中敌人，他就不知道了。 
　　这时的地方大吏、除了驻守长门炮台的将军穆图善以外，大都逃之夭夭。第一个逃的是巡抚张兆栋，马尾炮声一响，消息由电报传到城里，他就悄悄从后门出了巡抚衙门。他并未作一去不返的打算，对局势也不是完全绝望，只是想避一避风头，看一看动静，因为如此，他觉得惊动任何人，传出去一句“巡抚逃走了”的话，是异常不智的事。 
　　“我要去躲一两天，你们不要怕！”他对姨太太说，“局势一定，我马上回来。” 
　　他那位当家的姨太太倒很沉着，“老爷，”她问，“你到那里，总要有个地方，才好去找你。” 
　　“不要找，不要找！这件事，什么人都不能知道。” 
　　“那么，你总要带个人去吧？” 
　　“什么人都不帝。”张兆栋说，“你叫人告诉门上，说我病了，不能见客，不管什么人来见，一律挡驾。” 
　　“你这样一个人乱走，人生路不熟，叫人不放心。” 
　　“就要人生路不熟才好，认出我来就不好了。”张兆栋安慰她说，“我带着银子，‘有钱使得鬼推磨’，到那里都去得。我想找个什么寺，躲两天，吃两天素斋，只要洋人不进城，我马上就回来。” 
　　由于百姓还不知道马尾已经开仗的消息，所以市面还算平静，张兆栋不坐车、不骑马，拎着一包银子，安步当车迤逦出了西城。走不到一个时辰，情况不妙了，城里一群一群的人，从后面急急而来，张兆栋拉住一个打听了一下，果不其然，是得知马尾开仗的消息，出城避难的。 
　　但是，洋兵有没有进城呢？张兆栋所关心的是这件事，心想从先逃出来的这批人当中，是打听不出来的，因而决定等一等，探明确实，再定行止。 
　　不远之处有家野条馆，豆棚瓜架之下，几张白木桌子，在此歇脚的人不少。张兆栋决定就在这里探问消息，走进去找了个偏僻座位坐下，怕有人认出他来，支颐遮脸，静静倾听。 
　　谈话的声音很嘈杂，只知江上已燃战火，谁胜谁败，并无所悉。张兆栋不免忧闷，托着脸的手也有些酸了，少不得转动一下，而就在一扬脸之际，四目相接，心头一凛，急急避开，已自不及，真正冤家路狭！ 
　　“嘿！你在这里…　。” 
　　“黄通判，黄通判！”张兆栋急忙低声央求，“请你千万顾我的面子。” 
　　“顾你的面子！你当初怎么不想到顾顾我的面子？” 
　　张兆栋由于黄通判一件差使没有办好，曾在官厅上拍案痛斥，还要专折参他，直到本人磕头，司道相劝，方始息拧。 
　　此刻黄通判遇到报复的机会了。 
　　“走！”黄通判当胸一把抓住张兆栋的衣服，“找个地方评理去。” 
　　也不知他要评什么理？张兆栋着急的是怕他揭露身分，唯有好言央求：“有话好说，这样子难看！” 
　　“你也怕难看？走！” 
　　黄通判当然也不是草包，真的揭穿他的身分，固然可以取快于一时，但事后“犯上”这个罪名，也是难以消受的。料知张兆栋这样“微服私行”，亦必不敢自道姓名，所以只是抓住他不放，要教他受窘。 
　　这时已有茶客围拢来劝解了，问起争执的原因，黄通判理直气壮地答道：“你们问他自己！” 
　　“我们是好朋友。”张兆栋说，“我欠他的钱，他跟我要债。 
　　喏，”他把一布包银子递了过去，“我就还了你！” 
　　名为还债，其实行贿。黄通判正在得劲的时候，自觉拿了这笔钱，自己这个人就分文不值了，便将手一推：“谁要你的臭钱？非出出你的丑不可！” 
　　“这就是阁下不对了，欠债还钱，也就是了。”有人为张兆栋抱不平，“何况你们是好朋友！” 
　　“谁跟他是好朋友？你们别听他胡说，这个人专干伤天害理的事！” 
　　一个盛气凌人，一个低头苦笑，旁人也弄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唯有泛泛相劝，自然劝不下来。正僵持不下之际，来了两个兵，查问究竟。 
　　这是城防营新招的泉勇。闽南话与福州话不同，张兆栋的山东话，他们不懂，他们的闽南话，张兆栋也不懂，那就只好缚住双手，抓了去见他们的队官。不过，处置却还算公平，将黄通判也一起带走了。 
　　城守营派驻西城以外地区的，是一名千总，原在督标当差，当然见过巡抚，一见之下，大惊失色。 
　　“你们怎么搞的？”千总走上去拿他的兵先踢了两脚，“拿巡抚大人捆住双手，简直不想活了，是不是？” 
　　张兆栋一听身分拆穿，顿时摆出，扬着脸，脸凝寒霜。等那千总亲自来解缚时，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 
　　“我是黄通判。你们把我也解开。” 
　　黄通判还在释缚之时，张兆栋已经居中坐定，在大打官腔：“你的兵太没有纪律了！这个样子，非正法不足以示儆。” 
　　黄通判因为自己无端被缚，正有一肚子火，现在看到张兆栋神气活现，越发生气。同时也警觉到，只要这个千总受了他的控制，那就必然地，他会利用其人来对付自己。这就非先下手为强不可了！ 
　　‘你是封疆大吏，兵临城下，私自逃走。朝廷正要杀你，你要杀那一个？”说着，快步上前，卷起衣袖，“刷”地就抽了张兆栋一个嘴巴。 
　　这个千总倒还识大体，极力排解，将黄通判劝得悻悻然而去，解了张兆栋的围。不过他要护送巡抚回城的好意，却被谢绝了，张兆栋依然微服私行，找到一所寺院，暂且栖身。 
　　张佩纶也是逃在寺院里。炮声一响，五中如焚，带着亲兵就往船局后山奔，中途又遇雷雨，山路泥泞，鞋都掉了一只，由亲兵拖曳着，一口气逃出去五六里路，气喘如牛，实在走不动了。 
　　“找个地方息一息。”他说，“好好跟人家商量。” 
　　于是亲兵找到略微象样些的一家农家，正有好些人在谈论江上的炮火，发现有兵，不免紧张，主人家起身来迎，动问何事？ 
　　“我们大人，想借你的地方坐一坐。” 
　　“你们大人，”主人家问道，“是那位大人？” 
　　“张大人。”亲兵答道，“会办大臣张大人。” 
　　“原来是他啊！害我们福建的张佩纶，在那里？” 
　　亲兵听得语气不妙，赶紧拦住：“你们不要乱来！借你们的地方坐一坐，肯就肯，不肯就拉倒。” 
　　一面说，一面赶紧退了出去，张佩纶在树下遥遥凝望，也看出乡人的态度不好，先就冷了心。看一看身上脚下，狼狈无比，自惭形秽，不由得便将身子转了过去。 
　　“大人！”亲兵走来说道，“快走吧！这里的乡下人恶得很。” 
　　张佩纶咬一咬牙，起身就走，刚才是逃命，此刻是避辱，走得一样地快，幸好是下山的路，还不算太吃力。走到黄昏，发现一带红墙，掩映在苍松之中，风送晚钟，入耳心清，张佩纶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在说：今夜大概不致露宿了。 
　　“这大概就是涌泉寺。”张佩纶读过《福州府志》，猜测着说，“你们去看一看。” 
　　果然是涌泉寺。寺中的老和尚当然不会象刚才的乡下人那样，大动肝火，将张佩纶迎入寺中，殷勤款待，素斋精洁，无奈食不下咽。 
　　“这里离船厂多远？” 
　　“二十多里路。” 
　　“怪不得炮声听不到了。”张佩纶说，“不知道法国兵登岸没有？” 
　　老和尚默然无以为答。佛门清静，根本还不知道有马尾开仗这回事。 
　　“总要有个确实的消息才好。”张佩纶焦灼地说。 
　　“我去打听。”有个亲兵自告奋勇。 
　　“好！你去。”张佩纶叮嘱：“今天夜里再晚也要有回音。” 
　　二十多里路，来回奔驰，还要打听消息，一时何能有回音，张佩纶在僧寮中独对孤灯，绕室彷徨，直等到晨钟初动，方见亲兵满头大汗地奔了回来。 
　　“怎么样？”张佩纶急急问道，“法国兵登陆没有？” 
　　“法国兵倒没有登岸。不过船厂轰坏了。”亲兵答道，“有人说，法国兵舰上一炮打到船坞前面，正打中埋着的地雷，火上加油，越发厉害。现在两岸都是火，满江通红。” 
　　“那么，有没有人在救呢？” 
　　“谁救？逃的逃掉了，不逃的趁火打劫，船局的库房都抢光了。” 
　　“该死，该死！”张佩纶切齿顿足，但是下面那句“非查明严办不可”那句话，自觉难于出口，只停了一下问起兵轮的损伤。 
　　“扬武号中了鱼雷，一下就沉了。福星号倒冲了一阵，不过不管用，后来也让法国兵打沉了，听说是火药舱中了炮，一船的人都死在江里。” 
　　“那么福胜、建胜呢？” 
　　“也都沉了。” 
　　上游六条船，沉了四条，剩下伏波、艺新，据亲兵得来的消息，已往上游而逃，未遭毒手。张佩纶略略宽慰了些，接着问起船局前面的两条船。 
　　这两条船，一条叫琛航，一条叫永保，是毫无军备的商轮，照张佩纶与张成的想法，必要时用来冲撞敌舰，可以同归于尽。但是，这个想法落空了。 
　　“琛航、永保都打沉了。”亲兵答说，“打沉了这两条船，法国兵舰才轰船厂，只开了一两炮。” 
　　“下游呢？”张佩纶急急又问，“下游的三条船，能逃得脱不能？” 
　　“在劫难逃。”亲兵摇摇头，“飞云、济安还没有解缆就沉了。振威倒是很打了一阵，敌不过法国兵舰围攻，到底也沉了！” 
　　一片“沉了，沉了！”张佩纶面色灰败如死，但还存着一线希望，“我们的船，沉了这么多，”他问，“法国兵舰总也有让我们打沉的吧？” 
　　“没有。只不过打伤他们一条鱼雷艇。” 
　　“难道岸上的炮台，也都不管用？” 
　　“守炮台的，十之八九逃得光光。就不逃也没有用。” 
　　“为什么？” 
　　“炮都是安死了的，炮口不能转动，一点用处都没有。” 
　　“唉！”张佩纶长叹，“小宋先生，七年经营之力，夫复何言？” 
　　亲兵听不憧他发的感慨，却有一个很实在的建议：“大人！大家都说，法国兵不敢登岸，登岸就是自投罗网。看局势一时不要紧，大人还是回去吧！船局没有人，蛇无头而不行，事情会越搞越坏。” 
　　亲兵都有这样的见识，张佩纶真是惭愧无地。点点头说：“原是要回去的，不过法国兵得寸进尺，虽不敢登岸，一定还会开炮，船局怎么能住？” 
　　“总得尽量往前走，越近越好。这里离船局二十多里路，又隔着山，消息不通总不好。” 
　　“你说得是。倒看看移到那里好？” 
　　身边没有幕僚，张佩纶拿一名亲兵，当做参赞密勿的亲信。那亲兵倒也有些见识，认为不妨求助于涌泉寺的老和尚。 
　　“言之有理！” 
　　“那么，我把老和尚去请来。” 
　　“不，不！”张佩纶说，“应该到方丈处去求教。却不知道老和尚起身了没有？” 
　　“天都快亮了！和尚在做早课，老和尚一定已经起身。请大人就去吧！” 
　　这当然要检点衣履，尽自己的礼节。无奈一件竹布和纺绸的“两截衫”，遍沾泥污，身上穿的一套短衫裤，也是汗臭蒸薰，难以近人。不过既不能赤身露体，只得将就。脚下的白布袜子，已不能穿，鞋子也只剩了一只，唯有赤足穿上寺里送来的凉鞋。真正“轻装简从”，去谒方丈。 
　　见了老和尚道明来意，果然亲兵的主意不错，老和尚一力担承，代为安排。为他设谋，以驻靠近船局的彭田乡为宜，在那里多的是涌泉寺的施主，一定可以觅得居停。 
　　于是，由涌泉寺的知客僧陪伴，张佩纶到了彭田乡，直投一家姓陈的富户。陈家信佛最虔，是涌泉寺的护法，虽对张佩纶不满，但既看佛面，又看僧面，还是殷勤招待。沐浴更衣，焕然一新，张佩纶又颇象个“钦差大人”了。 
　　正在跟主人从容叙话之际，只听得隐隐有鼓噪之声，张佩纶是惊弓之鸟，怕有人兴问罪之师，吓得那张白面，越发一点血色都没有。 
　　主人看出他的心事，急忙说道：“张大人请安坐。我去看看是什么事？” 
　　到门口一看，有七八个人争着在问，陈家新来一位外省口音的客人，可是“会办大臣张大人”？主人不敢造次，先要弄清楚，打听这位客人的作用何在？ 
　　“总督衙门悬赏找张大人。我们问明白了，好去报信领赏。” 
　　“是真话？” 
　　“是真话！不信你问地保。” 
　　地保也正赶了来。陈家主人一问，果有悬赏找张大人这回事，便承认有此贵客。隔不了两个时辰，督标的一名把总，送来一通公文，原来是专寄张佩纶的“廷寄”，由总督衙门转交。遍寻他不着，特意悬赏。差官送上公文，还带来何璟的话，要跟张佩纶会面，是他进城，还是总督来看他？ 
　　张佩纶不即回答，先看廷寄，是批复他六月十四拜发的“密陈到防布置情形一折”，奉旨：“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仍着张佩纶加意谨慎，严密防守。并随时确探消息，力遏狡谋。” 
　　张佩纶苦笑着将廷寄丢在一边，问起城里的情形。差官只知道巡抚张兆栋托病不见客，何璟因为总督衙门四周有炮守护，倒还镇静。 
　　“船局何大人呢？”张佩纶问，“可知道他的下落？” 
　　“知道的。”差官的表情很奇特，有些想笑不敢笑，而又想说不敢说的神情。 
　　“如今在那里？” 
　　“不知道。” 
　　既说知道又说不知道，词气近乎戏侮。如在以前，张佩纶必加痛斥，但此时就象身上受了暗伤一般，一有盛气，便牵掣伤处，人好象矮了半截。 
　　“怎么回事？”他只能微微责备，“你前言不符后语。” 
　　差官也发觉自己的语言矛盾，须得有一番解释，但说来话长，又恐贬损官威，惹张侧纶不悦，因而先声明一句：“何大人的下落，我也是听来的，不知是真是假？不敢瞎说。” 
　　“不要紧，说说何妨！” 
　　何如璋也是一听炮声就逃。只是逃的方向不同，是由鼓山向西而逃。 
　　一逃逃到快安乡。那里的施家是大族，有一所宗祠，附属的房舍甚多。何如璋认为这里倒是安身之处，当即派亲兵跟管祠堂的人去说，要借住几天。管祠的听说是船政局何大人，又见亲兵态度狞恶，不肯也得肯。于是一面收留，一面派人去通知施家的族长。 
　　施家的老族长嫉恶如仇，听说何如璋不在江上督师，弃职潜逃，大为不满。亲自赶到祠堂，告诉管祠的，去跟何如璋说，宗祠不便容留外人，请他马上走！ 
　　这一下害了管祠的。一说来意，何如璋的亲兵先就翻了脸，一刀背打在管祠的背上，何如璋连连喝止，已自不及，管祠的口一张，吐出来一口鲜血。 
　　挨了打还不敢声辩，回来一诉苦，施家老族长大怒，决意驱逐何如璋。但如鸣锣聚集族人，可能激起众怒，闯出“戕官”的大祸，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条绝计。 
　　“放火烧房子！”他说，“烧得他不能存身。” 
　　“这，”管祠的说，“这怕不妥吧？” 
　　“没有什么不妥！无非烧掉两间耳房，我出钱赔修。不烧到正厅就不要紧。” 
　　于是找了些族人来，先备好水桶撬钩等等救火工具，守住正厅，然后动手放火。何如璋一看浓烟熏人，赶紧出屋躲避，但见施家族人，冷颜相向，却不救火。心里立刻明白，低着头跟亲兵说：“人家不肯留我们，不必勉强。我们走！” 
　　于是沿江急走，惶惶然不知何地是今宵宿处？幸好暝色四合中，炮声渐稀，何如璋心神略定，想起有一家洋行常做船局的生意，总有香火之情。投到那里，果如预料，洋行中人跟施家大不相同，不但收容，而且接待得颇为殷勤。 
　　惊魂稍定，少不得问起战况，只知船师一败涂地，但船局的损害却不太重。到了起更，忽然又听得炮声隆隆，亘续不绝，派人打听，才知道船政局的辕门，照常放“更炮”，而法国军舰误认作是炮台合击的号炮，先下手为强，向马尾道方勋所辖的营垒，轰击不停，直到清晨四点钟，方始住手。 
　　何如璋千万遍捣床捶枕，彻夜不眠，乱糟糟地思前想后，不知何以自处？船局既不能回去，这江边的洋行，也难保不受炮火波及，无论如何要到省城，督抚会办，聚在一起，也有个商量。 
　　打定主意，一早就走，他每次进城，都以两广会馆为下榻之处，这一次自也照旧。一到会馆就得到消息，三艘法国兵舰乘早潮直驶到船坞前面，大轰特轰，船厂的洋楼、机器房，都已倾圮，大烟囱倒下来，还打伤了好些人。守船厂的官兵，逃得无影无踪，唯一的例外是都司陆桂山，拉了一尊克虏伯小炮上山，奋勇对抗。无奈威力不足，很快地就为法国兵舰的炮火，压制得无能为力了。 
　　“何大人！”两广会馆的司事提出警告：“我看还是出城的好。” 
　　何如璋大惊问道：“为什么？” 
　　“外面风声不大好。”司事吞屯吐吐地说，“如果晓得何大人住在这里，只怕，只怕会来骚扰。” 
　　听得这话，何如璋的手脚发软，“怎么会有人晓得？”他说，“我不出去就是。” 
　　“会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多，怎么瞒得住？” 
　　话是不错，但自己却真有难处，本省的会馆都不能存身，还有何处可以立足？这样一想，只有硬着头皮横着心，跺一跺脚说：“我不走！先住下来再说。” 
　　司事见他执意不肯，只好听其自由。何如璋在自己的那座院落中安顿了下来，第一件事是派亲兵到总督衙门去打听消息，取得联络。 
　　走不多时，司事来报，会馆门口聚集了许多百姓，意向不测。又说，总督衙门东西辕门，聚集的百姓更多，风闻要拆督署的大门。 
　　“有这样的事，不是要造反了吗？”何如璋愤愤地说，“首县怎不派人弹压？” 
　　“何大人！”司事冷冷地答道：“这是什么时候？官威扫地了！” 
　　“唉！”气馁的何如璋抑郁地说：“教我走到那里去？” 
　　司事无语。默默地退了出去，留下何如璋一个人绕室彷徨，一颗心七上八落，片刻都静不下来。 
　　“官威扫地”四字，入耳惊心。何如璋知道，此时此地，除非有重兵守护，谁也不能保证，可以使他免于受辱。总督衙门的大门都有被人撤除之说，则何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就大可不必作托庇于督署的打算了。 
　　“唉！”他顿一顿足，“还是走吧！” 
　　“这才是！二十六计，走为上计。” 
　　走到那里去呢？何如璋想来想去，只有等打听消息的亲兵回来，询明究竟，再定行止。会馆司事，也不忍逼得太紧，唯有听其自然。 
　　大门外的百姓，越聚越多，渐有鼓噪之势。会馆司事深怕暴民不分青红皂白，会拆毁了会馆，为了护产，只有挺身而出，安抚大众。 
　　“何大人在这里，不错，不过他马上要走的，他是进城来跟总督、巡抚商量怎么样退敌？等他派去送信的亲兵一回来，马上就要出城，仍旧回马尾去保船厂。” 
　　“他本来就不该进城来的。”有人大声说道，“厂在人在，厂亡人亡，他倒想想，怎么对得起沈文肃公，怎么对得起福建人？”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骂何如璋、骂张佩纶、也骂何璟与张兆栋。就在这乱哄哄的当儿，何如璋的亲兵回来了。 
　　他证实了会馆司事所得的传闻，总督衙门的大门，真的让百姓拆掉了，督标亲兵不知是不是奉了何璟的命令，未加制止，因而也就未生冲突，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何如璋却不这么想，只是连连叹气：“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张大人倒有下落了。”亲兵又说：“在彭田乡一家绅士那里。” 
　　“喔，”何如璋问道，“你是那里打听来的？” 
　　“是督标的一个千总告诉我的，他去送公文，还见过张大人。” 
　　“那好！”何如璋愁颜一开，“我看他去。你知不知道地方？” 
　　“不知道也不要紧。到彭田乡找到地保问一问就知道了。” 
　　“那就走吧！”何如璋毫不迟疑地，起身就走。 
　　“何大人，何大人！”会馆司事一把拉住他说，“请走这面。” 
　　为了大门口有百姓聚集，愤愤不平，见了何如璋一时忍不住，会做出鲁莽的举动来，所以会馆司事悄悄将他由一道僻静的便门送了出去。 
　　到达彭田乡已经黄昏，张佩纶正在吃饭，停箸起迎，相见恍如隔世，既亲切、又陌生，却都有无穷的感慨、委屈和羞惭。 
　　愣了一会，张佩纶想出来一句漠不相干的话：“吃了饭没有？” 
　　“我不饿！” 
　　“我也不饿。”张佩纶说：“里面坐吧！” 
　　两人屏绝仆从，虽非“流泪眼对流泪眼”，但黯然相顾，喉头梗塞，不约而同地摇头长叹。 
　　“城里情形如何？” 
　　“督署的大门，都让百姓拆掉了，何小宋深居不出。”何如璋答道：“张友山托病不见人。倒象是我们守土有责了。” 
　　张佩纶也有这样的牢骚。最使他不满的是，得到确实消息，何璟屯不打听打听实在情形，仓皇电奏，说船局已经失守。不知居心何在？倒要跟何如璋好好商量。 
　　于是他定定神，强打精神，亲手捡起一张纸，递到何如璋手里，是一个致总理衙门的电报稿，上面写的是： 
　　“孤拔得巴黎信，猝攻我船。铁木雷大小十一艘，乘潮猛击，我守久兵疲，船小援绝，苦战两时久，坏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而我大轮一，小轮五，商、艇各船均毁，诸将誓死，无一登岸，深堪惨恸。法乘胜攻厂，黄超群犹守露厂，击毙法兵官一。无蔽无炮，必不能支。罪无可谊，请即奏闻逮治。” 
　　电文虽讲究简洁，但这个稿子，念起来非常吃力，见得是张佩纶方寸大乱之下的手笔。其中也有费解之处，猜不透只好问了。 
　　“‘铁木雷’是什么？” 
　　“是指三种船，铁甲舰、木造兵轮、鱼雷艇，共计十一艘。” 
　　“喔！原来这样解释。”何如璋想了一下说，“幼翁既已自请处分，我当然也一例办理。” 
　　“不！莪翁，”张佩纶说，“处分是余事。如今最急要的，莫如善后事宜，你应该回船局去料理。” 
　　何如璋面有难色。细想一想他的话也不错，自己是船政大臣，船局就是自己的“疆土”，理当固守。张佩纶是会办大臣，主要的是会办战守事宜，仗打过了，打败了，而且他也自请逮治了，当然可以一切不管。 
　　就在这踌躇之际，张佩纶又提了警告：“莪翁，咎戾已深，罪不可免。如今能补得一分过，他日多一句话说。你莫自误！” 
　　这是忠告。何如璋想到张佩纶有李鸿章的奥援，总理衙门亦有“小挫可徐图再举”的话，顿时愁怀一放，精神大为振作。 
　　“幼翁见教得是。”何如璋说，“我明天一早就回局里去。” 
　　听他有此表示，张佩纶略感安慰，“法国兵决不敢登岸，你放心回局好了。”他又恨恨地说：“可恨各国兵轮多事，来观什么战，不然我可以致敌于死，一雪奇耻。” 
　　“幼翁有什么奇计？” 
　　“我用几条船凿沉了拿河道塞住，法国兵舰出不去，不杀得他片甲不回？只是投鼠忌器，碍着英美兵舰，真叫我好恨！” 
　　恨事不止此一端，如果朝廷能接纳先发之议，亦决不致一败涂地得不可收拾。想想平日多所搏击，出言犀利，不给人留丝毫余地，如今自己成了言大而夸，一无是处的马谡，又有何面目，再见京华旧侣？最可虑的是多年来怨如山积，此刻亲痛仇快之际，那些仇家自然落井下石，不置之死地不甘心。一念及此，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何如璋的心境比他略略好些，但想到收拾残局的担子沉重，不免气馁。虽想找几句慰人亦以自慰的话来说，却实在懒得开口，叹口气拖着迟滞的脚步，走向居停替他预备的卧室。 
　　一夜过去，长门炮台传来捷报，有两艘法国兵舰进口，让穆图善打伤了一艘。他原驻离长门二十里的连江县，从前天下午起，已移驻长门。法国兵舰虽然进出频繁，无奈炮口不能移动，而法国兵舰已经窥知底蕴，测量射程，改变航向，可以很轻易地避开炮火，所以能守株待兔打伤它那么一条船，说来还着实难能可贵。 
　　但是，沿岸其他各处炮台，却几乎为法国兵舰扫荡无余。守台官兵，望风而遁，因而法军可以派兵上岸，用烈性的腐蚀剂，灌入炮口，毁坏炮身。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军始终不敢登陆。因此，张佩纶和何璟都敢露面了，两人在疮痍满目的船局见面，商量出奏。 
　　奏稿是何璟带了来的，大意是说，法军曾经登陆，大败而遁，惜乎水师挫败。这表示陆路有功，水上失利，换句话说：何璟以总督的身分，掌理全省兵马，不辱所命，辱命的只是专责指挥水师的会办大臣。 
　　“我不能列衔。”张佩纶虽是败军之将，在何璟面前却依然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师船既毁，炮台亦多坏了，我辈如此偾事，如果再粉饰奏报，欺罔之罪，岂复可逭？” 
　　“那，幼翁，”何璟问道，“你说该怎么报？” 
　　“据实奏报。”张佩纶答说，“无论如何这段要删掉。” 
　　何璟想了一会说：“也好。稿子还是我去预备。” 
　　这个会衔的奏折，应该由将军、总督、巡抚、会办大臣一起奏报，辗转会商，得要一些日子。张佩纶心想，反正责任是推不掉的，倒不如自己做得光明磊落些，接在那个自请逮治的电报之后，进一步先自陈罪状。 
　　于是强打精神，亲自动笔，拟了个“马尾水师失利，请旨严议逮问”的折子。当然，这个折子是决不会据实奏报的。 
　　大致论兵力则敌强我弱，论处境则敌逸我劳，而尤其着重在虽有制胜之道，无奈事与愿违，这取胜之道，就是他一再建议的“先发”。当然，他也必须反复申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苦心孤诣：“大致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六月二十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活便，而我军则止于兵船七艘，炮船两艘。臣心以为忧，密召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吸呼，欲仍行先发之计，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者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复可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 
　　这段文章，张佩纶整整推敲了一个时辰，方始觉得惬意。言内有退步，言外有余哀，“先发”的“奇谋秘策”，明明是朝廷不准，却绝不归怨于朝廷，反而说将士“憔悴可怜”，不忍督责，而“英美来船”又成掣肘，无形中为朝廷不准先发的失策作开脱，当然也是为保全和局的李鸿章作开脱。然则一切的一切，自都心照不宣了。 
　　接下来是叙开战前的情形： 
　　“当六月下旬，英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屡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宕，臣亦知其谲诈，无如与国牵掣何？” 
　　这是再一次提醒，非不可先发致胜，无奈英美兵舰成为投鼠欲忌之器。而提到英美调处，特为指明何如璋与“督臣”何璟，是暗中声明，他不曾与洋人有往来，不负贻误和局的责任。 
　　然后就要谈开战当日的情况。这一段最难着笔，他只有含混而言： 
　　“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风势猛烈，初二子夜、初三黎明，臣屡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比潮平，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与水师相应，一面升山巅观战。” 
　　这一段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根本未曾“升山巅观战”，所以所叙的战况，多为耳食之言。而既升山巅，又如何下了山，就不交代了。在说明损失以后，紧接着便抒感想： 
　　“此次法人谲诈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疆吏畛域，士卒孤疲，复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表示形禁声格，既非朝廷调度无方，亦非将士不能用命，从上到下，没有人该负战败的责任，当然他亦不任咎戾。但这层意思，只能暗在内，在表面上，他必须自陈无状。 
　　就是自陈罪状，也必得有一番怨艾之意，来占住身分，他说：“各船军士，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损威贻祸，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宸断，将臣即行革职，拿交刑部法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误于陆居”是他避重就轻的巧妙说法，因为以他的职责，等于地方官与城共存亡一样，师船多焚，一身无恙，未免难以交代。“误于陆居”就表示想与船同殉，亦无机会，再进一步说，倘或他是住在船上，身当前敌，亲自指挥，或者不致这样一败涂地。错来错去错在“陆居”，这个“误”字，他自己觉得笔力千钧，莫可移易。 
　　文章做到这里，已经终结，但还有奇峰突起的一段话： 
　　“日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损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云乌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挫，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释恨。 
　　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含糊，一语粉饰，再蹈奏报不实之罪。” 
　　这就是说，水师虽然挫败，法军亦有相当损伤，有过有功，原可相抵，不过他自责过甚而已。“即确亦不足释恨”这句话，更是得意之笔，摇曳生姿，妩媚无限。 
　　写完这个折子，暂且不发，到第三天又加一个附片，专陈“陆军接仗情形”。黄超群、方勋当时早就吓得不敢出头，张佩纶却铺叙战功，大为夸奖： 
　　“伏查船政露厂临河，防护既无巨炮，曲折并无缭垣，实非可战可守之地。此次法人以大船大炮环攻三日，我军兵单械缺，力实难支，而黄超群等扼险坚持于炮烟弹雨之中，昼夜并不收队，尚复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卒全船厂，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烟筒亦伤其二，各屋千创百孔，而大件机器犹在，船署屹然独存，黄超群等以兵轮既挫，口不言功，惟水师之失，罪在微臣，船厂获全，功归陆将。” 
　　他这样讳败为胜，一则是表示他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的统驭有功，再则是收买人心，好为他掩饰弃师潜逃的不堪之状。当然，这个单衔的奏折，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与将军督抚会衔的折子不能矛盾，否则两相参看，马脚尽露，就变作弄巧成拙了。 
　　因此，张佩纶又要了会衔的奏稿来，仔细检点，并无矛盾，方始拜发了单衔的奏折。而京中的电报已纷至沓来，指示战守方略以外，且已明诏对法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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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色，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激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逼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 
　　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 
　　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交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腰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腚，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乱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 
　　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交了出来，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先找来一份邸抄，细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笔写道： 
　　“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行礼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日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 
　　写完递给醇王，他认为措词得体，深为满意。随即交代誊正呈递。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 
　　这道诏书，乃是“晓谕天下臣民”，面面连篇累牍，指责法国无理，一直叙到马尾之败，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接下来便是激励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奋勇立功。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故，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此外，照例声明“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谆谆叮嘱，务必保护，而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这句话作结，暗示名为宣战，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 
　　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但调兵遣将，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这时候，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大都由北洋转递，其中最要紧的两件，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说“炮台一路洗平，闽必不守，纶必不归”，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李鸿章加了一句话： 
　　“徒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感欣慰，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诱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交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 
　　谈到这里，已经过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当天便有两道“明发”，一道是宣战诏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 
　　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交部议处。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出总理衙门，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道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这个折子中大谈方略，共陈三策，他认为法国所恃者，不过越南，如果师分三路攻越，法国自救不暇，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湾。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虽然师老饷糜，但我军如此，法军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亏。至于顾虑道路阻隔，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则非但不是下策，简直可说是“无策”。 
　　这套话，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特意问到醇王。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说好，不敢驳回，亦不知道如何驳回。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入值总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为指授方略的根据。 
　　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法国军舰虽已退出闽江口，但动向不明。据说法国政府与孤拔的意见不一，孤拔极力主张北进，先占芝罘，再占威海卫和旅顺，直接向北洋挑战，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而且继张之洞和曾国荃真除以后，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而主战的周德润却退出了总理衙门，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美国公使杨约翰，第四次出面调处中法纠纷，中国方面的交涉对象是李鸿章。 
　　距马尾之战，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谈到了马尾之战。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 
　　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为了平息公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 
　　“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处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先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 
　　“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捐了个郎中，在原籍做绅士，平日急公好义，深得地方爱戴。中法交涉破裂，战火将起，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自备两个月的粮饷，去见刘铭传，愿意防守一方。刘铭传自然嘉许，立刻拨给军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为他的防区。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 
　　当然，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没有兵舰，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舰炮轰，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还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舰不能深入，炮轰的威胁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军登陆，则正好迎头痛击。第三、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劲，或者口中喊得起劲，并无实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严旨督饬，后援方始会来。这最后一层用意，孙开华等人，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回到沪尾，重新部署防务。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间，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刘铭传奉旨防台，朝命准许自行募勇，增强防务，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专司其事。 
　　李彤恩办事很实在，贴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只见应募的小伙子，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便也下手帮忙。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肤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定睛细望，想起来了，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 
　　“阿火！”李彤恩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来投军。” 
　　“投军！你开什么玩笑？”李彤恩说，“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装，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 
　　李彤恩大为惊异，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再跟李大人说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闹着好玩的。说到打仗，我是头一回。不过，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欢打猎？” 
　　“是！”阿火手一指，“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口嚼槟榔，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发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从咸丰初年以来，招募乡勇，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此辈假以时日，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但诚朴有余，机变不足，训练起来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这些猎户，年轻力壮，又会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阵，岂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张阿火答道，“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却又正色告诫：“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这么说。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条命。” 
　　“肯玩命还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观色，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张阿火必是讲义气，重然诺，为一方的侠少，因而便又问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来？” 
　　“千把人总喊得到。” 
　　“都是猎户？” 
　　“也有打渔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话？” 
　　“都是我的弟兄。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 
　　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说：“你去招五百人来。要个个管用，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我先给你请一张‘五品军功’的奖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张阿火问，“招五百人容易，从山上下来，得有住的地方…　。” 
　　“这你放心。我点了人数，马上发号衣、发饷，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 
　　张阿火欣然应诺，当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诺，来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猎户，带着土枪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张阿火倒也很讲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细问究竟，听说都来自基隆、淡水之间的山中，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为胜人一筹。等到出城亲自编点，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所以逐一抚慰，异常殷勤。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 
　　“阿火！”李彤恩说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将来报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 
　　李彤恩想了一下说：“改名李成好了。姓张就是张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 
　　刘铭传正在苦恼。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见到李彤恩，正好发一发牢骚。这也难怪他，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尽人皆知，左李不和，势如水火，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并不买帐，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自加节制，对北面的粮饷接济，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长官向部属求援，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过六百人，连以前调到的，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章营只有两百余人。怎么得了？” 
　　当然，还有孙开华、曹志忠两军，不过孙曹是湘军，而且出身霆军，尹漋河之役，鲍超与刘铭传失和，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现在刘铭传对待孙、曹二人，虽然刻意交欢，但内疚于心，总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 
　　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实实在在是心病，孙、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已经淡忘，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 
　　“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刘铭传苦笑着答说，“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谈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祸福相共，省帅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气了。” 
　　“那里？老兄这番责备，我可不认。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适得其反。孙曹两位，都以为省帅原是推诚相与，但太客气了，反让他们有见外之感。”李彤恩说，“我看省帅还是脱略虚文，该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刘铭传惊喜地问，“他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省帅面面瞎说？” 
　　刘铭传决定接纳李彤恩的建议，唤一名亲兵，去请孙开华、曹志忠来议事。相见携手，特致亲切，加以李彤恩从中穿针引线，极力拉拢，十几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涣然冰释。 
　　然后商定了诱敌之计，各自返回防区，准备迎敌。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国兵舰开炮大轰，不下数百发之多，然后法国陆战队八百人，在炮火硝烟掩护之下，分乘小艇，强行登陆，目的是想占领炮台。 
　　首当其冲的是孙开华的三营，中右两营在前，后营接应，短兵相接，各尽全力。孙开华所部吃亏的是枪械不如法军精良，看看有抵挡不住之势，而午潮初涨，却又有后援的法军，继续涌到。 
　　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张李成一营出动了。五百人分成两队，第一队两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发赤身，口喷大嚼槟榔而生的红沫，到达炮台前面临水的斜坡上，一字排开，卧倒在长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搁在右膝盖上，揸开脚趾，枪管就搁在当中，静静等待。 
　　后援的法军，乘潮上坡，端着枪直往上冲。张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离够了，朝天放了一枪，这是“号炮”，二百五十支枪应声而发，法军立刻就倒了几十。未倒的不知弹从何发？相顾错愕之间，草丛间又来了一排枪，打死了好几十。 
　　这一下，法军不能不后退了。然而还有伏兵，张李成的另外一队，两翼包抄，直逼面前。法军抢艇退去，其时正当落潮，小艇胶着在沙滩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孙开华的部下，见此光景，士气大振，奋勇肉搏，冲动了法军的阵脚。孙开华身先士卒，阵斩法国军官一名，夺旗踏阵，终于将法国兵驱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率领兵舰在观战，在山上，有英国商民用望远镜在了望。这一仗打得不坏，法军伤亡惨重，还被俘了十四人，英国人大为喝采。 
　　但是十四名战俘为孙开华下令枭首，亦为英国商民所亲眼目睹，认为中国军队违反万国公法，提出抗议。刘铭传当然置之不理，飞章奏捷，盛道孙开华的战功，请求破格奖赏。 
　　提到张李成，只有一句话：“领队袭之”，但保奖却不没其功：“五品军功张李成，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并加都司衔”。 
　　十二天以后，孤拔布告封港，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只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这一来，商货断绝，文报不通，台湾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无一不缺。当然，各国的商务亦大受影响，尤其是英商的贸易停顿，损失最重。 
　　朝廷得报，大为焦急，但亦只有以严旨命令南北洋选派铁甲快船，多带兵勇器械，星夜驰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铁甲船五只，何敢闯关？就算敢闯，这些小船上也载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鸿章决定趁此机会，逼一逼朝廷，回心转意，重新谈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设他法，解此危困”之类的话，旁敲侧击。 
　　因此，刘铭传由厦门转发的电报，到达北洋，转给总理衙门时，李鸿章往往加以增删，张大其词。台湾海口不过封锁了两天，他就这样电报： 
　　“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疫疠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外无电到，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请转电总署。” 
　　李鸿章转发了这个电报，自道亦为“痛哭流涕”。其实电文中他加上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假话，既然法国封锁，“富绅多举家逃走”又往那里去逃？刘铭传自己说过，在官绅中“有可用者，无不广致礼罗”，所以除林朝栋自成一军，扼守狮球岭以外，台北板桥的林维源捐饷二十万两；新竹绅士林汝梅招募练勇二百人，自筹两个月的粮饷，协守海口；基隆与台北接壤之处，由武举人王廷理、周玉谦捐款募勇三百人，据险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饷的也很多，绝少举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过由前线逃到后方，由法国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 
　　当然，希望谈和的，不止于李鸿章，在台湾有贸易利害关系的各国，亦希望中法罢兵议和。特别是英国，因为台茶不能出口，约会驻英公使曾纪泽，打算出面调解。 
　　英国调处的条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国履行天津条约，劝请法国不索赔偿，撤出台湾海口。这些条款，对中国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总理大臣都不敢答应。结果提出对案八条，要修改天津条约；要在镇南关外设官；要法国不用保护越南的名义；要法军退出基隆，……最后一条是：“中国不索赔款，如法有不允之条，应先赔偿中国损失。” 
　　这是南辕北辙，自然谈不拢。同时法国又向作调人的英国提出条件：中国完全履行天津条约，法军占据台北，直到中国允赔兵费，方始退出。这当然更谈不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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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局面凶险，和战两难，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当政的王公大臣，除了极少数的孙毓汶之流，依然能够好官自为以外，其余的都觉得肩头沉重，心头郁闷，渴望着能够有人分担艰巨，打开困境。 
　　而在言路方面，早有人在批评，醇王实在不如恭王。这话在醇王当然听不到，但许庚身和阎敬铭等人，却很重视这些舆论，不过这是大大的忌讳，自然只能藏诸心底，即使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亦不能透露。 
　　如今又不同了，至艰至危的局面，百孔千疮，一时俱发，外面全靠一个李鸿章左支右应，极力撑持，朝中是连醇王自己都觉得这副千斤重担，实在挑不动了，一再向他所信任的许庚身和孙毓汶说：“总得再找一两个有担当的人，帮着点儿才好。” 
　　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孙毓汶只是顺着嘴敷衍，许庚身却终于忍不住了。 
　　“王爷，”一天单独相处，他故意不着边际地问，“这一向见了六爷没有？” 
　　“那里有功夫去看他？”醇王答说，“听说他三天两头跟宝佩蘅逛西山。我就不懂，国事如此，他那儿来的这份闲情逸致？” 
　　“王爷忧国心切，六爷只怕也是借此排遭。”许庚身又说，“王爷的难处我知道，就少个身分相配的人，来跟王爷配戏。” 
　　“这话怎么说？” 
　　“王爷主张大张挞伐，一伸天威，谁不佩服王爷。不过形势所迫，和局能保全，亦不妨保全。苦的是王爷又主战，又主和局，虽是承懿旨办理，话总说不响……。” 
　　“着啊！你这话说得太痛快了！”醇王抢着说道，“我就是为这个，觉得说不出的别扭。一个人怎么能又做岳飞，又做秦桧？” 
　　“提起秦桧，近来不知那个刻薄的，做了一副对子骂阎丹老，王爷不知道听说了没有？” 
　　“没有啊！你念给我听听。” 
　　“上联是：‘辞小官、受大官，自画招供王介甫。’下联是： 
　　‘舍战局、附和局，毫无把握秦会之。’” 
　　“辞小官、受大官”是阎敬铭前两年授职户部尚书的谢恩折子中的话，所以说是“自画招供”。“上联倒还好。拿他比做王介甫，也有点儿象。”醇王说道：“下联是比较刻薄一点儿，而且于史实亦不符，秦会之当初谈和是有把握的。” 
　　“咱们现在谈和就是没有把握，连李少荃都没有，就因为法国的条件，王爷不肯允许，也不肯奏请太后允许。” 
　　醇王深深看了他一眼，体味着他的言外之意，渐渐觉得有点意思了。 
　　“我为王爷打算，得有个人来分谤才好。” 
　　“星叔！”醇王深有领悟，“你的设想很好。等我仔细想一想，先不必跟人谈起。” 
　　醇王是从当政不到一个月，便已体会到“看人挑担不吃力”这句江南谚语的道理，对恭王不独谅解，而且怀着歉意。但墙倒众人推，宫里的太监向来势利，加以“六爷”一向不给他们好脸嘴看，所以从恭王失势之后，找到机会就在慈禧太后面前挑拨中伤，甚至于隐约提到当年杀安德海，以及载澂导穆宗微行这些最使慈禧太后痛心的往事。因此，慈禧太后对恭王的恶感，比他未罢黜之前更甚。 
　　是这样深恶痛绝的态度，怎么说得进话去？说复用恭王，而且是用他来主持洋务，跟法国人谈和，那不是自己找钉子碰吗？ 
　　通前彻后想遍了，无计可施。不过醇王颇有自知之明，心想许庚身既然有此建议，自然也想过其中的难处，或者另有自己所想不到的计较。不妨找他来问一问。 
　　“王爷说得是。这件事极难。”许庚身听他说完，从容答道：“不过眼前却好有个难得的机会。” 
　　这个机会确很难得，要十年才有一次，今年是慈禧太后五十整寿。四十岁那年，为了“修园”，闹出轩然大波，而且穆宗在那年秋末冬初，便有“致恶疾”的征象，因而四十整寿，过得非常不痛快，这一次要好好弥补。尽管马江大败，台湾吃紧，内务府却正在轰轰烈烈地大办盛典。王公大臣乃至耿直的言路上，亦都以为这是皇帝亲政以前，慈禧太后最后的一个整寿，为了崇功报德，稍作铺张，不算为过，所以没有人上杀风景的折子，奏谏时势艰难，宜从简约。 
　　在李莲英承旨而加码的指示之下，宫里预备唱二十天的戏。这是慈禧太后个人的一点享乐，于典无征，依照仪典，普天同庆，应下好几道恩诏，军机处早已召集各部院大臣商定章程，次第请旨颁行。第一道是普免光绪五年以前民欠钱粮，泽及天下。第二道是豁免直隶各地，光绪五年以前，民欠旗地官租。第三道是椎恩近支亲责、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师傅、南书房翰林，以及“实能为国宣力”的封疆大臣，或者加官晋爵，或者颁赐珍赏，或者从优奖叙。 
　　第四道恩诏是“查明京外实任大员老亲，有年踰八十者”，推恩“优加赏赉”。第五道专为治好慈禧太后重病的薛福辰和汪守正而发，薛福辰已补上直隶通永道，汪守正已调为天津府知府，因为他们晋京祝嘏，特诏“薛福辰加恩在任以应升之缺升用；汪守正加恩在任以道员用。”而且慈禧太后已有口风，为了薛福辰请脉方便，预备将他调升为顺天府府尹。 
　　第六道恩诏就与恭王有关了。有许多革职的官员，“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恭逢皇太后五旬万寿，依恋阙下，随班祝嘏，似乎亦要加恩。 
　　军机大臣与吏部议定的章程，凡是随班祝嘏的“废员”，五品以上的均照原官降二等，赏给职衔，六品以下的赏还原衔。醇王亦同意了这个办法，只待取旨遵行。 
　　许庚身的打算，就是让恭王亦列入“随班祝嘏”的名单，则覃恩普及。恭王虽未革爵，少不得要赏个差使，那时就可以相机进言，即令不是将已晋爵庆郡王的奕劻的差使—　“管理总理衙门”的事务，改派给恭王，至少可以仿照成例，让他会同阅看有关中法交涉的电信奏折，无形之中，主持其事。 
　　“这样子做很好，不着痕迹。”醇王欣然同意之余，又不免顾虑：“不知道六爷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倘或恩旨倒下来了，他不愿意干，让我对上头怎么交代？” 
　　“不会的。六王爷也是受国深恩的近支亲贵，怎么能推辞？”许庚身又说，“再说，象王爷这样，尚且不避小嫌，以国事为重，六王爷如果高蹈不出，且不说问心有愧，清议怕亦不容。王爷如果再不放心，不妨先打个招呼。” 
　　“这是应该的。托谁去说呢？” 
　　于是商量这个“使者”的人选。先想托新升国子监祭酒的盛昱，怕恭王记起前嫌，反为不妙；再想托最近跟恭王走得很近的荣禄，却又嫌他身分还不够，恭王不会重视，就不会有一句确实答复。 
　　“王爷，”许庚身瞿然说道，“手足之亲，何事不可言？王爷就自己去一趟吧！” 
　　醇王考虑了好一会，点点头说：“也好！事不宜迟，要去就早去。” 
　　于是先派侍卫去打听，恭王不曾出城上西山，这晚上也没有谁请他饮酒听戏，才命轿直到大翔凤胡同鉴园。 
　　门上传报，恭王颇为诧异，“老七是个大忙人，”他对宝鋆说道，“忽然来看我干什么？” 
　　宝鋆很知趣，“你们哥儿们多日不见了，总有几句体己话要说。”他站起身来，“我先回避吧！” 
　　“你可别走！”恭王开玩笑地说，“那篓蟹不好，我可要找你。” 
　　宝鋆还来不及作答，已听得楼梯上有足步声，便由另一面退到楼下，恭王也就迎了出去，站在楼梯口招呼。 
　　“今儿怎么得闲？” 
　　醇王不会说客气话，率直答道：“有点事来跟六哥商量。” 
　　这一说，恭王便不响了，迎上楼梯，自己在前引路，直到他那间最东北角的小书房中落座。 
　　“万寿快到了！” 
　　没头没脑这一句话，恭王猜不透他的意思，漫然应道： 
　　“是啊！” 
　　“六哥上了折子没有？” 
　　“什么折子？”恭王越发诧异。闲废以来，从未有所陈述，所以“折子”二字入耳，无端有种陌生之感。 
　　“我是说叩贺万寿的折子。” 
　　原来是贺表。前朝有此规矩，本朝都是面觐叩贺，很少有上表申祝的情形，所以恭王听这一说，不由得发愣。 
　　“有这个规矩吗？”他迟疑地问。同时还在思量：醇王不会无缘无故跑了来问这句话，总有道理在内，是不是该明明白白问一下？ 
　　不用他问，醇王有了解释：“今年是五十整寿。六哥，你该上个折子，进宫磕头。” 
　　这下弄明白了。“那何用上折子？”恭王答道：“到时候，我进宫磕头就是了。” 
　　“话不是这么说…　。” 
　　不是这么说，该怎么说？醇王心里在想，宫中太监，经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揭他的短处，他应该知道。既然知道，就应该想到，在宫门外磕头，慈禧太后既无所闻，太监也不会去告诉她。那个头岂不是白磕了？ 
　　如果这么说法，恭王一定会说：白磕了就白磕了。难道磕个头还想什么好处不成？要这么一说，下面什么话都不能开口，变成白来一趟。 
　　不过有一点却已明白，恭王对慈禧太后，倒并没有因为无端罢黜而心怀不平，只听他说那一句“到时候进宫磕头就是了”，就可知道他还是守着该尽的臣道。既然如此，就不妨变通办理，不必由他上折。 
　　不过，万寿以后的情形，不能不问清楚，尤其是他肯不肯复出，更是关键所在。如果这一点上他不肯松口，一切安排，都算白费。 
　　想到这里，醇王叹口气说：“唉！六哥，我真羡慕你。” 
　　“羡慕我？”恭王笑道：“羡慕我闲散？” 
　　老实人耍花巧，常是一下子就被人识破，醇王自己也察觉了，只好老实答道：“是啊！这几个月我受够了。上下夹攻，真不是味儿。” 
　　就因为他说了老实话，作为过来人的恭王，才对他大为同情，“你现在才知道‘上下夹攻’？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说这话给别人听，别人未必能懂。”他停了一下，黯然地摇头： 
　　“我看，你还有一阵子的罪受！” 
　　话中有深意，醇王往下追问：“六哥，你看我要受到什么时候？” 
　　“要到亲政那会儿，你才能有舒服日子过。” 
　　这话说得很透彻，也很率直，除却恭王，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说肯说这句话。 
　　皇帝亲政，以“皇上本生父”之尊的醇王，自然不能再过问政事，这是在皇帝入承大统之际，群臣为防微杜渐，不惜犯颜力谏而争得的一个约束。到那时候，什么理由也不能再让他留在政府，退归私邸，安享尊荣，就表面来看，似乎有几天舒服日子好过。就算如此，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 
　　“六哥，我很难。”醇王有着尽情一吐心头委屈的意欲，“提到亲政，我实在有些不大放心，皇帝年纪太轻，怕他挑不起这副重担子。为了我能一卸仔肩，又巴望着皇帝早日成人。 
　　哎，我实在说不清我心里是怎么个想法？” 
　　恭王默然。他知道他的难言之隐，皇帝一旦亲政，慈禧太后不再掌权，她岂是能自甘寂寞的人？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明争暗斗？让醇王夹在中间为难。说他有“舒服日子过”，倒象是在讥嘲了。 
　　“咱们不谈将来，谈眼前。”醇王把话拉回来，“六哥，眼前的局面，你是怎么个看法？” 
　　“你是问那方面？” 
　　“自然是跟法国的交涉。”醇王问道：“到底该和呢？还是苦苦撑下去？” 
　　“能撑得住，当然要撑，就怕撑不住。兵舰不如人，咱们的海面，让人家耀武扬威，先就输了一着。”恭王问道：“李少荃怎么说？” 
　　“李少荃自然想和。无奈他也是…　。”醇王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他也是‘上下夹攻’是不是？” 
　　“是啊！”醇王答说，“不赔兵费和不下来，要赔兵费呢，又有明发：谁说赔偿的话，治谁的罪。你想，他敢碰这个钉子吗？” 
　　“这道明发本来就不妥。也不知是谁的主意？” 
　　“还有谁的主意？”醇王苦笑，“谁还敢乱出主意。” 
　　“话不是这么说。”恭王有如骨鲠在喉，放大了声音说： 
　　“该争的还是要争。” 
　　这话在醇工听来，自然觉得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倒正要恭王有这样的态度。不然，就让他复起，亦不能有何作用。 
　　于是他试探着问：“六哥，倘或上头有旨意，你奉不奉诏？” 
　　这句话没头没脑，让恭王无从置答，不过醇王问得也不大对，何谓“奉不奉诏”？莫非做臣子的还敢违旨？ 
　　因而恭王摇摇头答道：“你这话，有点儿离谱。奉诏归奉诏，做得到做不到又是一回事，如果说做不到便是违旨，那不太苛责了吗？” 
　　醇王也发觉自己的话不但没有说清楚，而且颇有语病。不过恭王的意思，却又有进一步的了解，大致只要他能干得下来，不致于过分推辞。 
　　这应该说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不过还需要说清楚些，他想了一下，觉得不妨动之以情，课之以责，“六哥，”他说，“局面到了这个地步，总要大家想办法，你总不能坐视吧？” 
　　这就有相邀出山之意了。恭王是惊弓之鸟，颇存戒心。对醇王，他相信他老实，不会害人，但就因为他老实，容易受人利用，也许上了当自己还不知道。此来是不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打算将一副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一推了事，先弄明白了，才能表示态度。 
　　于是他说：“时局我也隔膜了。老七，你有什么话，老实说吧！” 
　　“无非大枝大节上头，要请六哥出个主意。” 
　　恭王皮里阳秋地笑了一下：“轮得着我出主意吗？” 
　　这话不好回答。醇王只得这样说：“无所谓轮得着，轮不着，有大事不是咱们顶着，还能指望谁？” 
　　恭王又笑一笑，“孙莱山不是本事通天吗？”他有意这样逼一句。 
　　提到孙莱山，醇王知道他余憾未释，急忙摇手答道：“不相干、不相干。这方面他不太管，都是许星叔。” 
　　恭王点点头：“许星叔倒还识大体。” 
　　“他对军务熟悉，洋务上头，到底还隔膜。”醇王又说，“总得有个能让李少荃佩服的人才好。” 
　　这话的意思越发明显，能让李鸿章佩服，也就是肯买帐的，除却恭王还有谁？不过话是老实话，恭王却不便有所表示。 
　　彼此的想法，大致都已明白，沉默亦自不妨。恭王一时兴到，要留醇王喝酒：“宝佩蘅弄了一篓蟹来，说就是在南边，也是最好的。你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醇王本还有事要料理，但为了联络感情，欣然答应。于是宝鋆亦不必再回避，出来见了礼，主客三人，持螯闲话。 
　　话题集中在时过两月，而议论不已的马江战事上面。宝鋆所听到的议论和事实，自然比两王来得多，他天性又喜欢挖苦人，所以将张佩纶形容得极其不堪。 
　　“福建四大员，姓得也巧，两张两何，福州民间道得妙：‘两张没主张；两何没奈何。’还有副对子，专指张幼樵、何子义，叫做：‘堂堂乎张也，是亦走也；伥伥其何之，我将去之。’何子义是去掉了，如今大家在问：张幼樵何日可走？”问到这话，醇王不能不回答：“这一案，大家的看法不一。张幼樵到底去了没有几天，不比两何数年经营，平时无备，才有那样的结果，怪不得张幼樵。” 
　　这话，其实醇王也是为他自己辩解。当国不久，正象张幼樵那样，搞到今天的局面，不该负多大的责任。 
　　这些话在当政二十多年的恭王听来，当然刺心，不过他经的大风大浪太多，虽未到宠辱不惊，名利皆忘的境地，却已能不动声色，淡然置之。 
　　倒是醇王，话一出口，便自失悔。自己的话说得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此时此地，说得不合时宜，因为与修好而来的原意，背道而驰。无奈话说了出去，收不回来，只能付诸沉默。 
　　宝鋆很见机，见此光景，知道时局不能再谈了，谈风月又不对醇王的劲，好在他肚子里的花样多，随便找些市井琐闻，也能谈得头头是道，宾主居然能尽欢而散。 
　　两位客走了一位，宝鋆还留在鉴园。这几个月的闲散日子，最惬意的是，可作长夜之谈，因为不必上朝，就不必早起，兴致来时，通宵不睡，亦自无妨。这天夜里，当然更有得可谈，醇王的来意，宝鋆要打听，恭王也要跟宝鋆商量。 
　　“看样子还是放不过我！”恭王讲了他跟醇王谈话的经过以后，接着说道，“这才真是跳火坑的玩意！” 
　　“那么，六爷，你是跳，还是不跳？” 
　　“你看呢？” 
　　“跳进去要能跳得出来才好。退一步说，跳进去要能管用，于事无补，徒自焚身，大可不必。” 
　　恭王默然，办洋务他还是有他的看法的，最要紧的是要有定见，不为浮议所动。从张佩纶马江受挫，陈宝琛无所表现，邓承修卷入漩涡，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以后，清流的气焰大杀。如今的翰苑领袖，是后起之秀的国子监盛昱，而他出尔反尔，最希望恭王复出。那就可想而知，一旦他的希望实现，必然处处协力，不会无端阻挠和议。这就很可以干一干了。 
　　这样想去，恭王的心思便很活动，认为能谈成和局，有个可以弥补声名的机会，也很不坏。只是宝鋆一向为他所信任，既有不赞成的表示，就不便再往下说了。 
　　当然，宝鋆从他的沉默中，便能窥知本心，为了交情深厚，不管恭王的做法对不对，他总是支持的。因此，态度一变，改口说道：“如果想跳，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可不能陪着六爷跳了。” 
　　“你想跳，我亦不肯。”恭王答道，“为我自己着想，也总得有个人在火坑之外照看，真的不得了的时候，也可以拉我一把。” 
　　“是了！我就在火坑外头替你照看。” 
　　于是第二天起，宝鋆便很注意这件事，最先听到的消息是，醇王面奏慈禧太后，让恭王随班祝嘏，慈禧太后已经准奏。接着是军机章京透露，醇王已经拟好一道恩旨，随班祝嘏的废员，概有恩典，名单中一共六十几个人，第一名是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对俄交涉失职，几几乎被绑到菜市口的崇厚。此外有个人，特加剔除，就是“进春方”的“词臣”王庆祺。 
　　虽然加恩亲贵，非臣下所能擅请，而且对近支王公，已有恩诏，恭王的小儿子，原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的载潢，亦赏食全俸，这虽比赏给惇王和醇王两家的恩典差得多，也总算点缀过了，更不宜再有干渎。但是，只要随班祝嘏的废员，都有好处，恭王自然也不会向隅。醇王相信以恭王的身分来说，慈禧太后是决不会遗忘的，只要她考虑到该怎么样给恭王一点词色，就可以相机进言了。 
　　弄清楚了醇王和许庚身所下的苦心，宝鋆倒也很感动，而且颇为乐观，认为慈禧太后准许恭王在慈宁宫外磕头拜寿，便是不念旧恶的表示。加上醇王的力量，慈禧太后一定会回心转意，想起恭王当政二十多年，除肃顺、平洪杨、剿捻匪、定回乱，毕竟不是一无用处的人，又何吝于给他一个宣力补过的机会？ 
　　当然，醇王的苦心，宝鋆能够知道，自也会有别人知道，尤其是军机处，近水楼台，不用探问，也会听到。有人听过丢开，而有人入耳惊心，惶恐异常。 
　　此人就是孙毓汶。 
　　李莲英对恭王没有什么恶感，但也决不会有好感，凡是太监对“六爷”都有几分忌惮，因为恭王从不假此辈以词色。安德海的故事，虽已事隔多年，大家一谈起来却总是说：“如果不是六爷掌权，小安子那条小命不会送掉。”这个印象存在每一个太监心中，就不会有什么人肯在慈禧太后面前说恭王的好话了。 
　　李莲英虽不说恭王的好话，却也没有说过他的坏话，这因为还碍着一位宠信始终不衰的大公主，犯不着得罪她。 
　　也因为如此，他虽接受了孙毓汶的重托，却一直有些踌躇，不知道怎么进言，才能达成孙毓汶的希望而又不会招大公主的不满？如果是别人，他一定不肯管这件闲事，无奈“拿人的手软”，而这件事对孙毓汶的关系又太大。如果恭王复起，孙毓汶一定不能再值军机，说不定还会受到很严重的报复。所以无论如何非帮他这个忙不可。 
　　盘算了一整天，决定在传晚膳以后进言。向例传晚膳在下午四点钟，伺候完了，天还未黑，慈禧太后总爱在这时候喝着茶问问外事，而也总是他一个人侍奉在旁边的次数居多。 
　　有什么机密的话，只有在这时候回奏最适宜。 
　　“外面，”慈禧太后常是这样开头，“有什么新闻？” 
　　“都在说，跟法国鬼子谈和，快谈成了。” 
　　“噢！”就这一句话，立刻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怀，“凭什么呢？谁说快谈成了？怎么我倒不知道？” 
　　“其实也是瞎猜，作不得准。”李莲英说，“奴才不大相信外面的看法。” 
　　“外面是这么个说法儿？”慈禧太后不屑地，“必是可笑的话！” 
　　她已经自问自答了，李莲英就必得编一套“可笑的话”，才能迎合她的心意，“可不是可笑的话，”他说，“老佛爷的万寿吉日快到了，今年不比去年，五十大庆，更不比往年的整寿，就该象刘铭传那样，好好儿打个胜仗，给老佛爷庆寿才是。偏有人胡猜，说万寿快到了，马马虎虎和了吧！这不可笑？” 
　　“哼！”慈禧太后也不追问是谁在“胡猜”？因为既然可笑，就无须再问。 
　　“另外有个说法，就可怪了。”李莲英微皱着眉，自语似的，“一定靠不住。还是别让老佛爷心烦吧！” 
　　越是这样做作，越惹慈禧太后疑心，“说嘛！”她微感不耐地，“靠得住，靠不住，我知道。” 
　　“外面在说，六爷又要出来替老佛爷办事了…　。” 
　　“什么？”慈禧太后大为诧异，怕是自己听错了，所以心急地打断，“说六爷出来替我办事？” 
　　“是！”李莲英清清楚楚地答了一个字。 
　　“这是没影儿的事！我跟谁说过？”慈禧太后觉得离奇得好笑，“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起过。造谣生事到这个样子，真正少有出见。” 
　　“是！”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奇怪就在这儿。照他们的那个说法，倒还是有枝有叶儿的，满象那回事。外面说的是，这一次老佛爷准六爷进宫来叩头拜寿，少不得要赏个差使，就不是管总理衙门，也得让他看看北洋来的电报。那时候，六爷就要劝老佛爷跟法国谈和了。” 
　　“哼！”慈禧太后冷笑，“且不说我没有让他办洋务的打算，就有这个打算，也是我拿主意。他劝也是白劝。” 
　　“原是这话！外面那班没知识的人，可就不是这么说了。” 
　　“怎么说？还能说他敢跟我争不成？” 
　　李莲英不答。意思是正有此话，不敢明说，怕惹她生气。 
　　如果慈禧太后真的生气，有个明确的表示，决不会再用恭王！李莲英帮到了忙，也就不会再往下说。无奈慈禧太后忽然又谅解了，“这都是那班人吃饱了撑得慌，没话找话。”她说，“其实六爷不是那样子的人。” 
　　这就逼得李莲英非说不可了：“六爷倒不是那种人，就有人谣言造得荒唐。说老佛爷原就想和，只为话说得太硬，转不了圜！只有用六爷，是他才敢跟老佛爷争。老佛爷念着他二十多年的功劳，也不能不准他的奏…　。” 
　　话还没有完，慈禧太后已勃然大怒！额上青筋跃动，衬着极高颧骨，看起来格外令人害怕。 
　　因为这段话无一句不是大拂其意，首先说慈禧太后愿意谈和，便是侮蔑她的本心，她的本心在报仇雪耻。当年英法联军内犯，文宗仓皇出狩，为开国以来，列祖列宗所未曾受过的奇耻大辱，百余年辛苦经营的圆明园，毁于一旦，更是令人椎心泣血的莫大恨事。文宗急痛攻心，口吐狂血，不死之病变成不治之疾，种因于此，当时的震动哀痛，至今只有她一个人感受得最深切，也只有她一个人忘不了，总想将士效命，能将洋人打败，才得扬眉吐气，稍慰赍恨而殁的文宗在天之灵。这番苦心，自以为可以对祖宗、质鬼神，不想为人侮蔑抹煞，岂是能忍得下的事？ 
　　其次是认为恭王敢与她争，而且会争得上风，倒象自己亏负了他什么，而他有多大功劳似的。这也使慈禧太后非常愤怒，决心要问个明白。 
　　“是谁说的这些话？” 
　　“是奴才不好，不该传这些话，惹老佛爷生气。”李莲英双膝一弯跪了下来，“老佛爷只不理他们就是了。” 
　　“我能不理吗？我知道是谁说的！哼！”慈禧太后冷笑，“有那班脂油蒙了心的，打算再把他架弄出来，好提拔他们升官发财。做梦！” 
　　李莲英听懂了她的意思，是指恭王的一班“死党”，如宝鋆等人。这让她误会去，不生大关系！要紧的是得将恭王撇开，不然让荣寿公主知道了，会起误会，对自己就是件很不利的事。 
　　“圣明不过老佛爷，孙猴子在如来佛爷手里，随他调皮，也翻不出手掌心去。不理他，理他倒是看重他了。不过，天地良心，六爷可从来不会说这些糊涂丧天良的话，如果六爷真的想出来替老佛爷办事效力，自己也可以求恩，不然就让大公主跟老佛爷回奏，何用造作这些没知识的言语。” 
　　这几句话解释得很透彻，慈禧太后对恭王倒是消除了疑忌，但对那些指望着恭王复起，好连翩而上的人，决意狠狠泼他们一盆冷水。 
　　第二天先召见醇王及总理大臣，首先议的是，美国所提中法和议的意见，一共四条：照天津条约，商定通商办法；法国军队暂驻基隆、淡水；赔偿法国兵费五百万法郎，由法国征收基隆、淡水海关的税款作抵；以上三条办到后，中法分别撤兵。 
　　慈禧太后一面听，一面摇头。事实上亦只是奏闻而已，醇王不等她发话，自己就说：“这是办不到的事。咱们只有谢谢美国的好意。” 
　　“美国在调停，英国亦在调停，弄到临完，什么也不答应，倒象拿人家当耍似的。”慈禧太后说道：“咱们跟法国不和，可也犯不着得罪另外国家。总理衙门真该好妹去想一想，办不到的事，别胡乱托人。” 
　　总理大臣算是受了一顿申斥。但不管总理衙门还是军机处，慈禧太后如有不满，也就等于是对醇王的不满，所以他不能不作申辩。 
　　“原是各国示好，愿意调停，如果一上来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似乎不是敦睦邦交之道。好在权操自我，眼前不妨跟他们敷衍敷衍。” 
　　这一下，越发惹起了慈禧太后蓄积心头已久的不满与牢骚，“办洋务就懂得敷衍。从咸丰末年，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一直就讲的是敷衍！”她激动地说，“敷衍了快三十年了，那一国也没有敷衍好。”接着，话题一转，告诫醇王，讥刺恭王：“论敷衍的本事，你比人家差得远！我要愿意敷衍，又何必让你来管事？不会找会敷衍的人？”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又是将近十月小阳春的天气，相当燠热，醇王额上都见汗了。 
　　“还是谈你在行的吧！”慈禧太后问道：“杨岳斌怎么样了？” 
　　杨岳斌奉诏复起由湘援闽，正在湖南募勇，已有八营，现募十一营，但杨岳斌认为兵不满万，还要添募十一营，凑足三十营整数再开拔。 
　　“福建用得着这么多陆勇吗？”慈禧太后想起张佩纶以前的奏折，立即又说：“张佩纶说过，福建是海口，所缺的是水师、兵轮，不是陆勇。而且现在福建无事，派那么多兵去，无非骚扰地方！” 
　　“圣谕极是！”谈到这方面，醇王很起劲了，“兵贵精不贵多，臣的意思，杨岳斌现有十九营，挑成十营精兵，已很够用。” 
　　“这才是。就照你的意思拟旨，叫杨岳斌赶快走。” 
　　“是。”醇王又说，“由湖南到福建路很远，现在又交冬天了，路上的行粮，可得早替他想办法。杨岳斌想请旨，由路过的湖北、江西两省，各筹六万两。臣看应该准他。” 
　　“那就准他好了。”慈禧太后接下问：“鲍超呢？” 
　　鲍超是奉旨援边，将要带兵出镇南关，他也是嫌兵不够。准他带兵二十六营，除去四川所拨五营，应该再募二十一营，而鲍超却不算现成五营，要募足二十六营。 
　　“鲍超可有些胡闹。他的饷已拨了二十五万，据丁宝桢奏报，光是制办营帐、锅、碗、刀矛，就用了九万多两。” 
　　“荒唐！二十五万银子，只怕没有出川就用空了！这样还成什么事体？可恶！” 
　　“是！”醇王说道：“鲍超是一员勇将，本来念在他过去的功劳上，已经格外宽大。臣想请旨督责，务必要他激发天良，克日带兵出关。” 
　　“好！正该这么办。不过他这一出关，怕不是三、五个月的事，二十六营兵，饷亦不在少数。应该早早筹划。”“户部在筹划了。”醇王顺便提到一件事，“张之洞有电报来，要跟英国汇丰银行借一百万银子，人家已肯借了。” 
　　提到这笔洋债，自然要谈到张之洞，也是慈禧太后比较能感到安慰的一件事。虽然张之洞在广东复开遗毒无穷的闱姓捐，为正人君子及广东的许多京官所痛心疾首，但确能不分畛域地支援前方，无论滇桂边境还是台湾，要军械，要粮饷，他总能尽力接济。特别是滇桂边境，与他的封疆密迩，更为关顾，所以他要借这笔巨款，慈禧太后完全支持。 
　　“这两年放出去的人，得力的也就是一个张之洞。”慈禧太后对他的嘉许，还不仅止于筹济台越军事，颇有公忠体国的模样，更因为他对军事的看法，很符合她的心意：“前几天他有个折子，说得很不错，‘全局在争越南，争越南在此数月。’如今有了一百万银子，足足可以支持几个月，这是到了紧要关节上，你们可千万大意不得。” 
　　“是！”醇王肃然答道：“臣跟军机、总署决不敢丝毫疏忽。论陆路的情形，实在应该稳得住，洋人劳师动众，几千里航海而来，这劳逸上头，先就吃了亏。加以水土不服，在基隆的法国兵，只有一千七百多人，得病的上千，煤粮军火亦接济不上，如果左宗棠、杨昌濬能够想法子尽量接济，刘铭传必能克复基隆。” 
　　“刘铭传能够克服基隆，朝廷自然要重重赏他。”慈禧太后说道：“战也罢，和也罢，总要好好打几个胜仗，说话才有力量，民心士气才振作得起来。不朝这上头去尽力，尽说些委屈求全的空话，我实在听厌了！” 
　　这又是不愿让步求和的表示。醇王不敢接口，略停一下，提到新疆设立行省的事。慈禧太后便先从御案上检出户部主稿，与吏部会衔奏复的一个折子来看： 
　　“前据刘锦棠奏：遵议新疆兵数、粮数一切事宜。前经奉旨交议，新疆底定有年，绥边辑民，事关重大，允宜统筹全局，另订新章。 
　　前经左宗棠创议，设立行省，分设郡县，案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先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拟添设新疆甘肃，布政使各一员，其应裁之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都统等缺，除未经简政有人外，所有实缺及署任各员，拟俟新设巡抚、布政使到任后，再行交卸，请旨简用。 
　　新疆旗绿各营兵数及关内外粮数，应核实经理。国家度支有常，不容稍涉耗费，刘锦棠等当挑留精锐，简练军实，并随时稽查粮项，如将领中有侵冒等情事，应据实参奏，请旨治罪。” 
　　重新看完这通奏折，慈禧太后的感慨很多，新疆设行省之议，早就有了。前年三月，刘锦棠以办理新疆军务钦差大臣的身分，与陕甘总督谭钟麟会衔合奏，在新疆设置郡县，但是刘锦棠反对将新疆从甘肃划出，另设行省，因为一共只有二十多州县，即使将来地方富庶，陆续增置，亦不会多到那里去。各省州县，最少的莫如贵州和广西，而新疆的州县还不及这两省一半之多，难以成为一省，不言而喻。 
　　这是人人易见的道理，而另有深一层的看法，却不是人人见得到的。慈禧太后最称赏的是，刘锦棠的廓然大公的见解，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从前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办理新疆军，一切调兵筹饷的军务，都以关内为根本，也就是以甘肃支持新疆。他接替左宗棠而为钦差大臣，军务能够照常推行，完全是因为坐镇关内的陕甘总督，力顾全局，所以能够勉强支持。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大员，存在一个关内、关外的念头，那么新疆的军事，早就不堪闻问了。 
　　因此，刘锦棠认为以玉门关为界，将内外分为两省，是非常不智的事。甘肃固可以从此减轻负担，而新疆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必无以自存。这也就是说，辛苦交涉收回的伊犁，迟早仍旧要归入俄国的掌握。 
　　“刘锦棠不主张新疆设行省，全是为了大局。”慈禧太后又说，“我又在想，刘锦棠是怎么成了左宗棠的部下的？还不是曾国藩存心公平，不存私见，全为大局着想吗？” 
　　刘锦棠如何成为左宗棠的部下？醇王非常清楚。左宗棠奉旨西征，除了胡雪岩替他借洋债，办粮台以外，本身没有凭借。其时曾左已经交恶，但是曾国藩却将“老湘营”的刘松山，调归左宗棠节制。左侯定边，勋业彪炳，很得刘松山的力，因此左宗棠虽对曾国藩处处不满，唯独这件事心悦诚服，曾经在奏折上特地陈明。曾国藩逝世，左宗棠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愧我不如元辅”，这句降心以从的老实话，就是由此而来。 
　　刘锦棠便是刘松山的侄子。没有曾国藩义助左宗棠，刘锦棠当然也不会随他叔叔成为左侯的部下，也就不会有今天底定新疆，筹议设省这一回事。慈禧太后回忆平洪杨，剿捻匪的大业，怆念曾国藩公忠体国，力持大局的贤劳，再环视今日荆天棘地的局势，自然感慨不绝。 
　　“我不相信我们就敌不过洋人。力量不是没有，只是私心自用，都分散了！如果能象曾国藩、胡林翼那样，又何致于会有今天。如今总算张之洞还识大体。”慈禧太后又说：“曾国荃比他哥哥，可真是差得太远了！” 
　　这是因为曾国荃从闽海情势吃紧以来，这三四个月对援闽援台，始终不甚热心。他诚然有他的难处，两江的海防、河防，所关不细，而南洋的兵轮、炮台、军械，又都不及北洋，为求自保，以致心余力绌。但慈禧太后总认为曾国荃漠视大局，忘掉了同舟共济之义，尤其是不肯援台，更以为还存着湘、淮之间的一道鸿沟，以湘军领袖，有意跟淮军宿将刘铭传过不去。所以不满已久。 
　　正好，左宗棠奉命督师福建，道出两江，曾与曾国荃商量决定，由南洋派出兵船五艘，到福建集中，归杨昌濬调派，预备等杨岳斌的二十几营一到，就可以转运基隆，此外如有援台军火什物，亦由这五艘船装运。但是以后曾国荃却变卦了。他说，南洋可以派出的兵船只有三艘，但“不足当铁甲一炮”，而且兵船要打仗就不能载人，要载人就不能接仗，且不说为敌舰轰击，只要在海中相遇，为敌舰监视，就不能脱身，船上几天的煤烧完，寸步难行。 
　　这是他打给李鸿章的电报，据情上达，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说的也是实在情形。一口怒气不出，抓住“五”与“三”的数目不符，严旨诘责，说前据左宗棠奏报，已经跟曾国荃商定，由南洋派船五艘增援，何以又称只有三艘？“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分危急，犹敢意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恶已极！曾国荃着交部严加议处。” 
　　这归吏部议奏。满汉两尚书，满尚书恩承刚刚到任，凡事不作主张，汉尚书是徐桐，一向对中兴元勋持苛刻的态度，所以一力主持，定了革职的处分。 
　　复奏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从宽将曾国荃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但不满依旧，所以此时有弟不如兄的评论。醇王本来亦很推重曾国荃，不过近来也相当失望，所以唯唯称是，不为曾国荃作任何辩解。 
　　“前天军机送来一个单子，所有王公及现任京外文武官员，议降议罚，还有以前已得革留、降调、罚薪这些处分，请者加恩宽免。这是给大家一条自新之路，倒也可以。不过，”慈禧太后加重语气说，“有些人可不能宽免。我要好好查一查，象曾国荃，照我看，就决不能免。” 
　　这也是皇太后五旬万寿的恩典之一。醇王听她口风不妙，怕碰钉子，越发不敢开口。又因为奏对时间已久，而新疆设行省的事，虽已决定，仿照江苏的成例，一省分治，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另外再增设藩司一员，就象江苏那样，既有江苏藩司，又有江宁藩司。但应该要派的人，却还不曾取得懿旨，所以把话拉了回来，先由刘锦棠的现职说起。 
　　刘锦棠的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是差使，本职是兵部右侍郎，五旬万寿加恩封疆大吏，刘锦棠与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都以“慎固边防，克勤职守”的考语，加了衔，刘锦棠是尚书衔，张曜是巡抚衔。 
　　要斟酌，也可以说要请旨的，就在这里。刘锦棠补上甘肃新疆巡抚，自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但张曜的官虽拜广东陆路提督，却自同治七年捻匪肃清时起，就在西陲效力，直到今年才奉旨入关，移防直隶北路，说起来回到新疆亦是人地相宜，而况加的是巡抚衔，调补甘新巡抚，名实相符，似乎比刘锦棠更为合适。 
　　当然，调补地方大吏是军机的职掌，不过目前的制度特殊，而且涉及“督办军务”这个题目，醇王便有过问的资格，所以他细细作了剖解，请慈禧太后作一裁决：甘新巡抚是放刘锦棠还是张曜？ 
　　“巡抚到底不同，如果有缺出来，自然应该先给刘锦棠。而且钦差的差使不撤，刘锦棠兼理民政，有好些方便。”慈禧太后又说：“张曜防守直北，如果回到新疆，可又派谁接替他的防务？” 
　　光是最后这个理由，便见得一动不如一静。醇王一向迟钝，许多明白可见的道理，常要在事后方始了然，此时听慈禧太后一说，连答道：“是，是！派刘锦棠合适。” 
　　“张曜也不是不合适。”慈禧太后又说，“凡事总要讲个缓急先后，张曜也是好的，过几个月看，局势松动些，有巡抚的缺出来，让他去！他们在边省辛苦了十几年，也该调剂调剂。” 
　　“是！”醇王答道：“臣记在心里就是。” 
　　“张曜，”慈禧太后忽然问道：“听说他惧内，是不是？” 
　　“臣也听得有此一说。”醇王答道，“张曜的妻子是他的老师。” 
　　“怎么？”慈禧太后兴味盎然地问：“这是怎么说？” 
　　“张曜的妻子，是河南固始县官蒯某人的闺女，捻匪围固始，蒯知县出布告招募死士守城，赏格就是他的闺女…　。” 
　　醇王将当时张曜如何应募，如何以三百人破敌，如何为率军来援的僧王所识拔，如何由僧王亲自作媒，将蒯小姐许配给张曜的故事，约略讲了一遍。 
　　“他的妻子能干得很，张曜不识字，公事都是他妻子看。 
　　后来张曜当河南藩司，御史——记得是刘毓楠，上奏参他‘目不识丁’，这没有法子，只好改武职，调补总兵。张曜发了愤，拜太太做老师，现在也能识字写信了。” 
　　“这倒真难得！”慈禧太后说道：“巾帼中原有豪杰。” 
　　“原是。” 
　　醇王刚说了两个字，刚晋为庆郡王的奕劻接口说道：“巾帼中也有尧舜。” 
　　这自然是对慈禧太后的恭维，而类似的恭维，她亦听得多了，不须有何表示，只吩咐除了醇王，其余的都可以跪安退出。 
　　单独留下醇王，就是要谈恭王随班祝嘏的事。殿廷独对，无须顾虑该为他留亲王的体统，所以慈禧太后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见此光景，醇王心里就先嘀咕了。 
　　“最近跟老六见面了没有？” 
　　“见过。”醇王很谨慎地回答。 
　　“他近来怎么样？” 
　　“常跟宝鋆逛逛西山，不过在家的时候多。” 
　　“在家干些什么？”慈禧太后又问：“除了宝鋆，还有那些人常到他那里去？” 
　　忽然考察恭王的这些生活细节，不知用意何在？醇王越发谨慎了，“在家总是读读书，玩玩他的古丁。常有那些人去，臣可不太清楚。”醇王一面想，一面答道：“听说崇厚常去，文锡也常去。” 
　　“喔！”慈禧问道：“崇厚跟文锡报效的数目是多少？” 
　　这是入秋以来，因为各处打仗，军费浩繁，慈禧太后除发内帑劳军以外，特命旗下殷实人家，报效军饷，崇厚和文锡都曾捐输巨款，醇王自然记得。 
　　“崇厚报效二十万，文锡报效十万。” 
　　“他们是真的为朝廷分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呢，还是图着什么？” 
　　这话问得很精明，醇王不敢不据实回答：“崇厚上了年纪，这几年常看佛经，没事找和尚去谈禅，世情淡了，不见得是想巴结差使。” 
　　“这么说，文锡是闲不住了？” 
　　从内务府垮下来的文锡，一向不甘寂寞，不过醇王对此人虽无好感，亦无恶感，便持平答道：“这个人用得好，还是能办事的。” 
　　“哼！”慈禧太后冷笑，“就是路走邪了！果然巴结差使，只要实心实力，我自然知道，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会加恩。 
　　如果只是想些旁门左道的花样，可教他小心！” 
　　醇王一听这话，异常诧异，“文锡莫非有什么不端的行为？”醇王老实问道：“臣丝毫不知，请皇太后明示。” 
　　“你，老实得出了格了！”慈禧太后停了一下，终于问到要害上，“你替老六代求，随班磕头，到底存着什么打算？”这一问，醇王着慌了，定定神答道：“这也是他一番诚心。皇太后如天之德，多少年来曲予包容，自然不会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臣国恩私情，斟酌再三，斗胆代求，一切都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不必再多说了。”说着，在地上碰了个响头。 
　　“你这是说，我应该让老六再出来问事吗？” 
　　语气冷峻，质问的意味，十分浓重，醇王深感惶恐，“恩出自上。”他很快地答说，“臣岂敢妄有意见？” 
　　“咱们是商量着办，”慈禧太后的语气却又缓和了，“你觉得老六是改过了吗？” 
　　于是醇王比较又敢说话了，“恭亲王自然能够体会得皇太后裁成之德。”他停了一下说，“如果皇太后加恩，臣想他一定再不敢象从前那样，懒散因循，遇事敷衍。” 
　　“你也知道他从前遇事敷衍。”慈禧太后微微冷笑，“不过才隔了半年，就会改了本性，说给谁也不会相信。朝廷的威信差不多快扫地了，如今不能再出尔反尔，倘或照你所说，让他重新出来问事，三月里的那道上谕，又怎么交代？” 
　　醇王非常失望，谈了半天，依然是点水泼不进去。事缓则圆，倘或此时强求力争，反而越说越拧，还是自己先退一步，另外设法疏通挽回为妙。 
　　“臣原奏过，恩出自上，不敢妄求，只是臣意诚口拙，一切求圣明垂察。” 
　　“我知道，我全知道。惯有人会抓题目，做文章，不过你看不出来而已。反正你替老六争过了，弟兄的情分尽到了，我让他们感激你就是！” 
　　这番话似乎负气，且似有很深的误解，醇王深为不安。但却如他自己所说的“口拙”，对于这种微妙晦隐，意在言外的似嘲若讽的话，更不会应付。因此，九月底秋风正厉的天气，竟急得满头大汗。 
　　“你下去吧！我不怪你。”慈禧太后深知他的性情，安慰他说：“我知道你的苦心，无奈办不到。就算老六真心改过，想好好替朝廷出一番力，包围在他左右的那班人，也不容他那么做。自从文祥一死，老六左右就没有什么敢跟他说老实话的人，沈桂芬再一过去，他索信连个得力的人都没有了！这十年工夫，原可以切切实实办成几件事，都只为他抱着得过且过的心，大好光阴，白白错过。说办洋务吧，全要看外面的人，自己肯不肯用心？李鸿章是肯用心的，船政局，沈葆桢在的时候是好的，沈葆桢一去，也就不行了。打从这一点上说，就见得当时的军机处跟总理衙门，有等于无。不然，各省办洋务，也不能人存政存，人亡政亡，自生自灭，全不管用。” 
　　长篇大论中，醇王只听清了一点，慈禧太后对恭王的憾恨极深。而她的话里面，有许多意思正是自己一向所指责恭王的，因而也就更难为恭王辩解了。 
　　跪安退出，回到内务府朝房，还没有坐定，内奏事处送来一通密封的朱谕，是慈禧太后亲笔所写：“醇亲王为恭亲王代请随班祝嘏，所奏多有不当，着予申饬。” 
　　醇王碰这么一个大钉子，当然很不高兴，立刻就坐轿出宫。回府不久，礼王、孙毓汶和许庚身得到信息，都已赶到，来意是想打听何以惹得慈禧太后动怒，竟然不给他留些面子，传旨申饬？但却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谈些照例的公事。 
　　一直谈到该告辞的时候，醇王自己始终不言其事。等礼王站起身来，醇王抢先说了一句：“星叔，你再坐一会。” 
　　独留许庚身的用意，礼王不明白，孙毓汶约略猜得到，而被留的客却完全会意。果然，促膝相对，醇王将遭受申饬的由来，源源本本都说了给许庚身听。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许庚身不安地说，“都因为我的主意欠高明，才累及王爷。” 
　　“与你不相干！”醇王摇摇手，“我在路上想通了。上头对我也没有什么，只不过要让宝佩蘅那班人知道，不必再指望鉴园复起了。” 
　　“是！”许庚身到这时候，才指出慈禧太后的用意，“其实上头倒是回护王爷，让六爷见王爷一个情。王爷为兄受过，说起来正见得王爷的手足之情，肫挚深厚。” 
　　“是啊！”醇王高兴了，“这算不了什么。我也不必鉴园见情，只让他知道，外面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什么我排挤他之类的话，不足为据，那就很够了。” 
　　照这样说，许庚身出的那个主意，是收到了意外的效果。这几个月来，流言甚盛，都说醇王静极思动，不顾友于之情，进谗夺权，手段未免太狠。这当然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看法，所以辩解很难。而居然有此阴错阳差，无意间出现的一个机会，得以减消诽谤，实在是一件绝妙之事。 
　　因此，醇王对许庚身越发信任，“星叔，”他说，“你再守一守，有尚书的缺出来。我保你。” 
　　“王爷栽培！”许庚身请安道谢。 
　　“有一层我不明白，”醇王又将话题扯回恭王身上，“上头怎么会猜得到你我的做法？” 
　　许庚身想了一下答道：“也许有聪明人识破机关，在太后面前说了些什么？” 
　　醇王点点头问：“这又是什么人呢？” 
　　“那就没法猜了。王爷一本大公，只望六爷能为国宣劳，共济时艰，可也有人不愿意六爷出山。” 
　　“说得对！可又是谁呢？” 
　　许庚身已经觉得自己的话太多、太露骨，自然不肯再多说。不过醇王紧钉着问，却又不便沉默，于是顾而言他：“前两天我听见一个消息，似乎离奇，但也不能忽略，不妨说给王爷听听。据说，内务府又在商量着，要替太后修园子了。” 
　　“喔！”醇王脸一扬，急促地说，“有这样的事？” 
　　“是的。有这样的事。而且谈得头头是道，已很有眉目。” 
　　“这……，”醇王神色凛然地，“可真不是好事！是那些人在捣鬼？” 
　　“无非内务府的那班人，也有从前干过的，也有现任的。”许庚身不肯指名，他说：“是那些人在鼓动此事，不关紧要，反正只要说得动听，谁说都是一样。” 
　　“我先听听，他们是怎么个说法？” 
　　许庚身讲得很详细，然而也有略而不谈之处，第一是不愿明说是那些人在鼓动其事，这当然是他不愿树敌的明哲保身之道。 
　　第二是因为当着醇王不便讲。内务府这班人的计议相当深，未算成，先算败，如果不是醇王当政，他们不敢起这个念头，同治十二年，为了重修颐和园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他们自然不会忘记。当时以慈禧、穆宗母子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亦竟办不到此事，只为了受阻于两个人。 
　　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恭王。内务府的老人，至今还能形容：每当两宫太后，在皇帝陪伴之下，巡幸西苑时，看到小有残破的地方，慈禧太后总是手指着说：“这儿该修了！” 
　　而扈从在侧的恭王，亦总是板起了脸，挺直了腰，用暴厉的声音答一声：“喳！” 
　　同时，慈安太后又常会接下来说：“修是该修了。就是没有钱，有什么法子？” 
　　这叔嫂二人一唱一和，常使得慈禧太后哑口无言，生了几次闷气，唯有绝口不言。然而，了解慈禧太后的人知道，她是决不输这口气的，而现在正是可以出气的时候。慈安太后暴崩，恭王被黜，再没有人敢当面谏阻。醇王当然亦不会赞成，但是，慈禧太后不会忌惮他，他亦不敢违背慈禧太后的意思，所以无须顾虑。 
　　这话如要实说，便成了当面骂人，因而许庚身不能提到恭王。此外，内务府认为时机绝妙的理由是：皇帝将要亲政，而慈禧太后年过半百，且不说颐养天年，皇帝该尽孝思，就拿二十多年操劳国事而论，崇功报德亦应该替她好好修一座园子。 
　　“偏有这些道理！”醇王苦笑着说，“就算有道理，也不能在这时候提。国事如此，我想上头亦决不肯大兴土木来招民怨的。” 
　　“那当然要等和下来以后才谈得到。” 
　　“和！”醇王大声问道：“什么时候才和得下来？就和，也不能丧师辱国。我看，他们是妄想！” 
　　“是！但愿他们是妄想。” 
　　这句话意味深长，醇王细细体会了一下，慨然表示：“不行！他们敢起这个念头，我一定要争！” 
　　“说实在的，王爷也真的非争一争不可了！且不说眼前战事正急，军费浩繁，就算化干戈为玉帛，能和得下来，为经远之计，海军亦非办不可，那得要多少经费？” 
　　“是啊！”醇王瞿然问道：“这得及早筹划，至少也得五六百万。” 
　　“何止？”许庚身大摇其头，“我算给王爷听。” 
　　他是照北洋已支用的海防经费来作估计。照李鸿章的奏销：光绪元年到六年，海防经费共收四百八十万，支出三百八十万。光绪七年起向德国订造而尚未完工，命名为“定远”、“镇远”、“济远”的三艘钢面铁甲军舰，造价就是四百五十万。加上这四年之间的其他海防经费，至少也有一百五十万，总计十年之间，光是由李鸿章经手支出的，就有一千万两银子。 
　　“将来大办海军，最少也得添四艘钢面铁甲舰，就得六百万银子，有船不能无人，增加员弁、聘雇洋员的粮饷薪水，为数可观。此外添购枪炮子药，修造炮台，都得大把银子花下去。无论如何还得有一千万银子，才能应付。” 
　　这一千万银子，筹措不易，如果修园，又得几百万银子。自古以来，劳民伤财的无过于两件事，一件是穷兵黩武，一件是大兴土木。一且不可，何况同时并举？如今非昔日之比，强敌环伺，非坚甲利兵，不能抵御外侮，筹办海军是势在必行的事，修园就怎么样也谈不上了。 
　　这层道理很容易明白，醇王心想，以慈禧太后的精明，决不会见不到此，即令有人怂恿，只要一有风声透露，言路上必会极言力谏，自己不妨因势利导，相机婉劝，总可以挽回天意。 
　　转念到此，心头泰然，“不要紧！”他很从容地说，“小人决不能得志！” 
　　“小人”的聪明才智，强出醇王十百倍，他所预见到的情形，是不容许它发生的。策动并主持其事的李莲英，早就筹好了对策，只待有机会进言。 
　　慈禧太后万寿的前五天，宫中分两处唱戏庆寿，一处是宁寿宫，一处是长春宫。慈禧太后特地移住她诞育穆宗所在地的储秀宫，在长春宫临时搭建戏台，传召她中意的角色，点唱她喜爱的戏码。每天唱到晚上八九点钟方散。 
　　散戏以后宵夜，只有两个人侍奉，一个是荣寿公主，一个是李莲英。十月初八那天，荣寿公主头痛发烧，起不得床，只有李莲英一个人陪侍，而又恰好谈到皇帝亲政，正就是进言的机会了。 
　　照例的，这也是慈禧太后听新闻的时候。作为她的主要耳目的李莲英，自有四处八方搜集来的秘闻奇事，其中有的是谣言，有的是轻事重报，有的却又嫌不够完整详尽，都要靠李莲英先作一次鉴别，然后再考虑那些可以上闻，那些必须瞒着？那些宜乎旁敲侧击，那些应该加枝添叶？ 
　　这天，李莲英讲的一件新闻，是广东京官当中传出来的，牵涉到一个翰林，上了一个折子，就发了几万银子的财。 
　　“那不是买参吗？”慈禧太后细想一想，最近并没有什么大参案，不由得诧异，当然也很关心。 
　　李莲英心想：倒不是买参，是买一道圣旨。不过话不能这么说，一说便显得对上谕不敬。他陪笑说道：“买参，这还能瞒得过老佛爷一双眼睛？原是可许可不许的事，才敢试一试。倒象是试准了。” 
　　“喔，”慈禧太后问道：“什么事？” 
　　“是广东开闱姓赌局…　。” 
　　严禁广东的闱姓票，是张树声督粤的一大德常，但却犯了“为政不得罪巨室”的大忌，因为广东的闱姓赌局，都由豪绅操纵把持。此辈一样有顶戴，甚至有科名，居乡则为缙绅先生，出入官府，平起平坐，在京，则凭乡、年、戚、友之谊，广通声气恃为奥援，张树声之垮台，广东的绅士可说“与有力焉”。 
　　南张去、北张来，张之洞会做官，肯办事，也有担当，仿佛当年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似的，援闽、援台、援南洋，仿照左宗棠的办法，大借洋债以外，用海防捐饷的理由，私下在广州开了赌禁。 
　　赌中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就是闱姓，广东一禁，移向澳门，变成利权外溢。张之洞虽眼开眼闭地一反张树声的禁例，但私赌不能大事呆召，而且只用秀才的岁试、科试的榜来卜采，规模也不大。这年甲申，明年乙酉、子、午、卯、酉乡试，接下来辰、戌、丑、未会试，倘或能够开禁，明年秋天到后年春天，仅仅半年工夫，就可大发其财。 
　　因此便有人以报效海防军饷为名，向张之洞去活动，希望正式开禁。张之洞到底也畏清议，不敢公然许诺，只表示若有旨意，必定遵办。 
　　于是广东搞闱姓的豪绅，凑集了一笔巨款，不下二十万之多，进京打点。先想托广东籍的言官出奏，那些言官也爱惜羽毛，不肯答应。最后找到一个翰林，名叫潘仕钊，广州府南海县人，同治十年的庶吉士，三年散馆，虽得留了下来，却是个黑翰林，从未得过什么考官之类的好差使。穷极无聊，愿意做这一笔“生意”。 
　　广东豪绅下的“赌注”很大，第一次就送了潘仕钊六万两，等“牌”翻出来，还有下文。 
　　广东豪绅作了许诺，天意不测，倘或因此而获重谴，愿意送他十几万银子养老，万一天从人愿，竟能邀准，也还有十几万银子的酬谢。 
　　在广东豪绅的想法，以为潘仕钊在重赏之下，必定出尽死力，激切陈词，奏请弛禁，话说得过分，就可能获咎，所以预作慰藉之计。而潘仕钊却乖觉得很，深知朝廷办事规制，遇到这种情形，必下疆吏议复，而张之洞为了筹饷得一助力，必定赞成，所以对这个折子如何措词，立刻便有了计算。只是怕得之太易，豪绅反悔，因而先摇头说难，然后又横眉苦思，经过一番做作，才欣然表示有把握可成。同时声明，不管他如何出奏，只要最后闱姓弛了禁，他就得收取那笔十几万银子的酬劳。 
　　广东豪绅答得很痛快，只要明旨准许，一见邸钞，立刻付款，倘或不信，还可以由“光绪乙酉年闱姓捐局”出面，先立借据。这是仿照买枪手的办法，彼此环扣着责任。乙酉年乡试，如果闱姓弛禁，设立捐局，凭此借据，当然可以讨得到钱，否则，这张借据就成了废纸。 
　　于是潘仕钊写了一个奏折，文字非常简单，说“广东闱姓赌局，迭经申禁。现在澳门开设公司，利归他族。际兹海防需饷，请饬下粤省督抚，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抑或暂将省城闱姓弛禁？”另附一个夹片，说副将彭玉伙同奸民，私收闱姓，暗示利权已经外溢。而这里面“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这句话，是一陪笔，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根本管不着澳门。只是这一笔虽不通，不可少，不然就变成主张开赌，不但不容于清议，首先掌院学士就不肯代奏。 
　　果然，翰林院掌院，武英殿大学士灵桂，十分仔细，将他的折子推敲了一番，认为立论不偏，方始代奏。而且果如潘仕钊所预料的，将原折发交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妥议具奏”。 
　　新闻讲到这里结束，只不过拿它作个引子，李莲英急转直下地说了一句：“这件事奴才想想真不平！” 
　　“那也奇了！”慈禧太后说，“别人愿意拿大把银子买他这么一个折子，只要折子说得有理，也不能驳他。何用你不平？” 
　　“奴才不是说那个潘仕钊。奴才只是在想：第一、象广东的闱姓开了禁就愿意报效军饷，只要用心去找，真正遍地是钱。现在各省都哭穷，自己舒服，就不念朝廷，实在不应该。” 
　　这话自然是慈禧太后听得进去的，却未作表示，只问： 
　　“第二呢？” 
　　“第二、奴才就更不平了。朝廷处处省，处处替他们筹划粮饷，打个胜仗，老佛爷还掏体己犒赏。可是外头的那些人，何尝想到钱来得不容易？费朝廷多少苦心？就说马尾好了，辛辛苦苦办个船政局，造了十几条船，半天工夫教洋人轰光，几百万银子扔在汪洋大海里，奴才真正心疼。”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还是你们明白！” 
　　有这句话，李莲英还犹豫什么？“奴才还有句话。”他做作得乍着胆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说？” 
　　“什么话？你说就是。” 
　　“奴才在想，钱扔在水里，还听个响声。几百万银子造兵轮，影儿也没见，就都没了。也不知道那种船是什么船？值不值那些个钱？”李莲英略停一停，仿佛蓄势似的，最后那句话喷薄而出：“有得他们胡花，还不如老佛爷来花！”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震动，沉下脸呵斥：“你怎么想来的！ 
　　这话什么意思？” 
　　善窥颜色的李莲英，并没有为慈禧太后的怒容吓倒，相反地，如果她爱理不理，未置可否，反倒不妙。只要她重视这句话，自然就会去细想，也就会想通。 
　　因此，他平静地，显得问心无愧地：“说来说去，还是奴才替老佛爷不平。当年岂只半壁江山不保？简直的就要玩儿完，若不是老佛爷镇得住，那有今天？奴才还有个想法，”这一次他是用正面陈情的手法：“要老佛爷许了奴才不会生气，奴才方始敢说。” 
　　慈禧太后就有气，也消失在“若不是老佛爷镇得住，那有今天”那句话中了。“你说！”她点点头，“我不生气。” 
　　“奴才常跟崔玉贵他们说：老佛爷若是位男身，便是位乾隆爷。有乾隆爷的英明，也有乾隆爷的洪福，老佛爷的性情，争强好胜，跟乾隆爷一模一样。老佛爷如今心心念念在想的，就是替咸丰爷报仇雪恨，争那口气。当年洋人不是烧了圆明园，咸丰爷急痛攻心，就此圣体一天弱似一天，终于归天不是？如今咱们照样再修一座园子，看洋人能动得了它分毫不？” 
　　这番话越说越快，也越说越激昂，不问他说的意思，只那番神情，便使得慈禧太后也激动了。然而回想到同治末年，为修园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不由得又伤心，又愤慨。 
　　她的默默不语，她的闪闪泪光，在李莲英看都是说动了她的明证。当然，慈禧太后所顾虑的，他也知道，而这些顾虑其实已不存在，她却一时未必想得到，正该在这时候傍敲侧击地提醒她。 
　　想停当了，便又说道：“老佛爷辛苦了这么多年，如今又教导成一位皇上。照历朝祖宗的规矩，皇上该修园子，奉养老佛爷。有道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就算今天六爷在军机，也不能说什么！” 
　　这一说，慈禧心头就是一宽。不错啊，亲贵中再不会有人反对，言官呢？张佩纶灰头土脸；陈宝琛自顾不暇；张之洞春风得意，都不敢也不会上折奏谏了。 
　　算起来敢言的几乎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盛昱，已补了国子监祭酒，锋芒大不如前；一个是邓承修派在总理衙门行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安排，谁要滥发议论，大唱高调，就派谁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从前倭仁反对设同文馆，拿这个办法对付，现在对邓承修之流，亦是如此，将来如有人多嘴，更可如法泡制。 
　　但也还有一个人不能不防，阎敬铭最讲究节用，一定不以为然。不过也不要紧，拿他调开，找个受恩深重而又肯听话的来就是。 
　　说到头来，还是一个钱字，“不行！”她摇摇头，“要办海军。一条铁甲船就是一两百万银子，总算起来，怕不要上千万？那里还来的闲钱修园子？” 
　　“办海军是国家大事，不过也不见得要那么多钱。”李莲英用极有力的声音说，“只要七爷跟李中堂手紧一点儿，无论如何可以省得出一座园子来！” 
　　一句话说得慈禧太后恍然大悟，满心欢喜，原来可以用夹带的办法，一面办海军，一面修园子，一切工料费用，都开在海军经费之中。上次修颐和园，惹起许多“浮议”，都由于大张旗鼓，闹得通国皆知的缘故。如果当时不是派捐，不是公然下上谕，委派内务府大臣办其事，不是闹出李光昭报效木植的大笑话，悄悄儿提用几笔款子，暗地里修了起来，一旦生米煮成熟饭，难道真还有人敢拿新修的园子拆掉不成？ 
　　这样想着，豁然贯通。眼前立刻便浮起一幅玉砌雕栏，崇楼杰阁，朝晖夕阳，气象万千的风景。多少年来梦想为劳的希望，居然就这么平白无端地一下子可以抓在手里了！这不太玄了吗？ 
　　就为的这份不甚信其为真实的感觉，她反倒能将这件可以教人高兴得睡不着的好事，先抛了开去。 
　　“皇上快大婚了！”她突如其来地换了个话题，“接下来就是亲政。这两件大事，外面是怎么个意思？你有空也打听打听去！”“是！奴才早在留意了。”李莲英又说，“如今是老佛爷一个人拿主意，事情一定办得顺顺溜溜的。” 
　　“老佛爷一个人拿主意！”慈禧太后将这句话默念了几遍，心里有着无可言喻的快慰，同时也有无可言喻的感慨、警惕和雄心。 
　　“对！”她自言自语地说：“就我一个人拿主意。趁这会儿…　。” 
　　她没有说下去，只在心里对自己说：“趁这会儿皇帝还未亲政，大权在握的时候，要为自己好好拿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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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欲雨不雨，是个郁热得令人很不舒服的日子，然而慈禧太后的心情，却开朗得很。 
　　头一天就由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传谕：单独召见醇王。不但单独召见，而且看样子他们叔嫂之间还有一番长谈。这可以从例行召见军机时间之短促这一点上，窥知端倪，几乎不等军机领袖礼王世铎陈奏完毕，她就抢着说了句：“我都知道了。你们跪安吧！” 
　　全班军机大臣跪安退下，刚走出养心殿宫门，就遇见醇王，包括礼王在内，一起止步，退到一边，垂手肃立，让他先走。 
　　“各位晚走一会儿！回头怕有许多话交代。” 
　　这是说慈禧太后会有许多话交代。世铎答一声：“是！我们听信儿。” 
　　醇王又往前走，走不数步，听得后面有人喊道：“王爷请留步，请留步。” 
　　转身一看，但见有人气喘吁吁地正赶了来，到近前方始看出，是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大臣的福锟。虽然汗流满面，形色匆遽，却不废应有的礼数，先给醇王请了个端端正正的安，然后递上一个封套。 
　　“是什么？” 
　　“北洋的电报。”福锟说，“刚到不久，特意给王爷送了来。” 
　　醇王打开封套，抽出电报来看，入目便喜动眉梢，“我就在等这个电报。”说着，他的步履益见轻快了。 
　　“王爷，”福锟赶紧又唤住他，“还有个消息，八成儿不假，孤拔死在澎湖了。” 
　　“喔，”醇王惊喜地问：“怎么死的？” 
　　“得病死的。”福锟又说，“照我看，是气死的。中法订立和约，化干戈为玉帛，唯恐天下不乱的孤拔，何能不气？” 
　　醇王点点头，没有工夫跟福锟细谈，急着要将手里的电报，奏达御前。 

　　　　　　　　　　　※　　　　　　　 ※　　　　　　　　 ※ 

　　看完李鸿章的电报，知道法军准定在这一天退出基隆，慈禧太后长长地舒了口气。 
　　“中法的纠纷算是了完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咱们得要从头来过，切切实实办一两件大事。”她指着桌上说：“李鸿章的这个奏折，你看过了？” 
　　“是！臣已经仔细看过。”醇王答说：“李鸿章打算在天津创设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兵官，作为教师，挑选各营弁兵，入堂学习，期满发回各营，量材授职。这是大兴海军的根基，请太后准他的奏。” 
　　“这当然要准。”慈禧太后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怎么样大兴海军？钱在那里，人在那里？都要预先有个筹划。” 
　　“臣跟李鸿章谈过好几回了。人才自然要加强培植，经费只要能切实整顿关务、厘金，不怕筹不出来，只怕各省督抚，不肯实心奉公。”醇王停了一下说：“这是件大事，臣想请旨饬下北洋、南洋、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船厂该如何扩大；炮台该如何安设；枪械该如何多造，切切实实讲求，务必办出个样子来，才不负太后的期望。” 
　　“就是这话。”慈禧太后说：“皇帝今年十五岁了。” 
　　醇王不知道她忽然冒出来这句话，有何含义，他一向谨慎，不敢自作聪明去作揣测，只毫无表情地答一声：“是。” 
　　“亲政也快了。我总得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治理得好妹儿的交给皇帝，才算对得起列祖列宗，天下百姓。” 
　　“太后这样子用心，天下臣民，无不感戴。不过，皇帝年纪还轻，典学未成，上赖太后的覆育，亲政一事，现在言之过早。” 
　　“不是这话。垂帘到底不算什么正当的办法，我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为我自己打算打算。我不能落个名声，说到了该皇帝亲政的年纪，我把持不放。其实，我这么操心，为的是谁？还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要说到危难的时候，没有我拿大主意，真还不成，如今中法和约订成了，基隆的法国兵也撤退了。中国跟日本为朝鲜闹得失和，如今有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讲解开了，一时也可保得无事。往后大家同心协力，把海军好妹办起来，自然可以不至于再让洋人欺侮咱们。古人说的是‘急流勇退’，我不趁这个时候见好就收，岂不太傻了吗？” 
　　“太后圣明！眼前和局虽定，海防不可松弛，正要上赖太后圣德，切实整顿。亲政之说，臣不敢奉诏。”说完，醇王取下宝石顶、三眼花翎的凉帽，放在砖地上，重重地碰了个响头。 
　　这番表现，使得慈禧太后深为满意，然而表面却有遗憾之色：“唉！”她叹口气，“你起来！我也知道大家还饶不过我。” 
　　“太后这么说，臣等置身无地。”老实的醇王，真以为慈禧太后在发牢骚，所以惶恐得很。 
　　“话虽如此，我也不过再苦个两三年。”慈禧太后又说。 
　　“我今年五十一了，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归政以后，总该有我一个养老的地方吧！” 
　　这话早就有人提过了，说慈禧太后想修万寿山下，昆明湖畔的清漪园。醇王一直不置可否，而心中已有成算，所以这时候不等她再往下说，赶紧接口答奏：“臣等早就打算过了。只等经费稍稍充裕，把三海好妹修一修，作为皇帝颐养太后天年之处。” 
　　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在想。修三海的上谕，跟大兴海军的上谕，一起发吧！让天下都有个数，我该归政，享几天清福了。” 
　　“是！”醇王问道，“修三海的工程，请旨派人踏勘。” 
　　“你瞧着办吧！”慈禧太后又说：“最好先不要派内务府的人。” 
　　这不是慈禧太后不信任内务府大臣，相反地，是回护他们。因为凡有大工程出现，言路上一定都睁大了眼看内务府，现在没有内务府大臣参与勘估，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而且，大工程的进行，依照例规，必是先派勘估大臣，再派承修大臣，勘估不让内务府插手，正是为了派他们承修预留地步。 
　　醇王奉旨唯谨。由养心殿退到内务府朝房，将全班军机请了来，下达懿旨。军机大臣一共六人，礼亲王世铎，向无主张，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伴食而已，常说话的是阎敬铭，许庚身与孙毓汶。只是阎敬铭的话，在醇王听来，常觉话中有刺，鲠喉难下。 
　　“修南北海的工程，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就有上谕的。”阎敬铭闭着眼说，“我还记得，当时的上谕是：‘现在时值艰难，何忍重劳民力？所有三海工程，该管大臣务核实勘估，力杜浮冒，次昭撙节，而恤民艰。’以今视昔，时世越发艰难，况且还要大兴海军。从古以来，帝皇大丧天下元气的，无非三事：好大喜功、大治武备；巡观游幸、大兴土木；佞神信佛、祠祷之事。本朝开国，尽惩前明之失，康雍两朝，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纯皇帝天纵圣明，雄才大略，不殊汉武，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盛世如此，而况如今？如果又要大兴海军，又要大兴土木，只怕不待外敌欺凌，危亡立见！” 
　　这番侃侃而谈，听在醇王耳朵里，很不是滋味，他的性情有时很和易，有时很褊急，总而言之，心里想说什么，都摆在脸上。所以，不待阎敬铭话毕，神色就很难看了。 
　　孙毓汶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耳听别人，眼看醇王，见此光景，一马当先替醇王招架，“丹翁失言了！”他说，“今昔异势，外敌环伺，非极力整顿海防，不足以立国。中法、中日交涉，委屈求全，原就是亟图自强之计。至于勘修三海，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计，理所当然，本朝以孝治天下，此举万不可省。至于时世艰难，一切从俭，当然亦在慈圣明见之中，谈不到什么大兴土木。” 
　　“但愿如此。”阎敬铭慢条斯理地说，“大兴海军，户部勉力以赴，大兴土木，不知款从何出？” 
　　“本就不是大兴土木。”许庚身接口说道，“不过工程规模虽不大，办事的规制不可不隆重，才是皇上孝养尊崇之道。踏勘一事，得要请七王爷主持。” 
　　“可以。”醇王同意他的看法，“御前，军机一起去看，省得事后有人说闲话。” 
　　很明显，所谓“说闲话”是指阎敬铭。看样子要流于意气，礼王世铎亦很不安，便有意打岔，拉长了嗓子喊：“来啊！” 
　　等将苏拉喊了来，世铎吩咐请军机章京领班钱应溥来写旨。这道上谕很简单，用“钦奉懿旨”的字样，三海应修工程，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以及专管离宫别苑的“奉宸苑卿”，会同醇王踏勘修饰，一切事宜，随时查明具奏。 
　　另外一道大兴水师的上谕，真正是军国大计，关系甚重，所以字斟句酌，颇费经营，花了整整一个时辰，方始定稿。醇王接来一看，写的是：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饬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划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纵横无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掣肘？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接下来便是指定朝廷倚为柱石的一班疆臣将帅，“确切筹议，迅速具奏”。第一个自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第二个是左宗棠，以下是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一共是七个人。 
　　最后是一段郑重其事的告诫： 
　　“总之，海防筹办多年，糜费业已不赀，迄今尚无实济，由于奉行不力，事过辄忘，几成固习。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务当广筹方略，行之以渐，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袭故，摭拾从前敷衍之词，一奏塞责。” 
　　醇王看罢，提笔改动了一两个字，随即便由钱应溥再写一个“奏片”，递到内奏事处，用黄匣捧送长春宫，让慈禧太后核可以后，分缮“廷寄”，交兵部专差寄递七处。 

　　　　　　　　　　　※　　　　　　　 ※　　　　　　　　 ※ 

　　这天晚上，福锟特设盛馔，专请孙毓汶一个人，杯盘之间，有宫中传来的密旨相商。 
　　“上谕是下来了。”福锟低声说道：“上头的意思，你是知道的，此后该如何着手，李总管有话传出来，说要请你出主意。” 
　　“上头的意思”是孙毓汶早就知道的，修三海不过是一个障眼法，其实是想修清漪园。经费如何筹措，工程如何进行，大致也有了成议。但空言容易，以空言见诸实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孙毓汶沉吟不语，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孙毓汶是好量，酒越多思路越敏锐，因而福锟并不催他。 
　　直到十来杯酒下肚，孙毓汶方始开口。 
　　“此中有个关键人物，这个人敷衍好了，大事已成一半。” 
　　“你是说朝邑？” 
　　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人，他当然也是关键人物，但是，“他还在其次。”孙毓汶说：“是李相。” 
　　“嗯。”福锟深深点头，“怎么个敷衍？” 
　　“自然是格外假以词色，要让他们知道，慈眷特隆，然后感恩图报，旨出必遵。” 
　　“中堂！”孙毓汶忽然顾而言他地问，“你看近来言路上如何？” 
　　“马江一役，清流铩羽，比从前消沉得多了。”福锟举杯相敬，“莱山，这是你的功勋！” 
　　孙毓汶坦然不辞地接受了他的敬酒。如果说打击清流亦算功勋，那么，孙毓汶所建的真是奇勋。当年他画策将翰林四谏中的张佩纶、陈宝琛及清流中的吴大澂，派为福建及南北洋军务会办，让大言炎炎，纸上谈兵的书生，去总领师干，无异把他们送入云端，等着看他们摔得粉身碎骨。果然，马江一败，接着追论保荐丧师辱国的唐炯、徐延旭的责任，张陈二人，都获严谴。清流钳口结舌，噤若寒蝉，而吃过清流苦头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因而有副刻薄的对子，上联叫做：“三洋会办，且先看侯官革职，丰润充军”，说陈宝琛革职，张佩纶充军用“且先看”的字样，意思中还要等着看吴大澂的“好看”。 
　　下联是拿清流中最得意的张之洞作个陪衬。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谢折中一句“敢忘八表经营”，久成话柄，这里少不得再挖苦一番：“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禁烟自是好事，广东的“闱姓”复开，是为了筹饷，在张之洞是万不得已之举，而出以“也不过”三字，卑薄之意，十分明显。 
　　不过一年多工夫，翰林四谏为孙毓汶收拾了一半。再有个邓承修，孙毓汶仿照当年恭王应付倭仁反对设置同文馆的办法，撺掇醇王请旨，将邓承修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他无法再抨击洋务。但话虽如此，只要“铁汉”在京，还得要处处防他。 
　　“言路自然不如以前嚣张了。不过，一半也是没有题目的缘故。修园一事，虽可以不明发上谕，到底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中堂，”孙毓汶问道：“倘或有人象同治十三年那样，交相起哄，请停工的折子一个接一个上，请问如何应付？”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盛伯熙算是清流后起的领袖，不过锋芒已不如前，加以慈圣优遇，翁叔平也笼络得住他，大概不会多嘴。此外就很难说了。”福锟接着又说：“我看邓铁香就决不肯缄默。” 
　　“邓铁香的事好办。天造地设有个差使在等着他。”孙毓汶说，“几时你不妨跟七爷提一提。” 
　　“喔！”福锟很注意地问，“你是说让我保荐邓铁香一个差使。是什么？” 
　　“中国跟法国，马上要会勘中越的边界了，邓铁香很可以去得。” 
　　“着啊！”福锟击节称赏，“他既是总理大臣，又是广东人，人地相宜，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差使。莱山，你真想得到。不过，深入蛮荒烟瘴之地，比充军山海关外还苦，只怕他不肯去。” 
　　“这是什么话！”孙毓汶作色答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能容他规避？这一层，你放心，倒是翰林中颇有些少不更事的得要杀鸡骇猴，找一两个来开刀。” 
　　福锟秉性和易，知道孙毓汶手段阴险毒辣，便觉于心不忍，所以劝着他说：“能找人疏通一下，规诫他们识得利害轻重，也就是了。” 
　　“此辈年少气盛，目空一切，肯听谁的话？”孙毓汶干了一杯酒，沉吟着说，“倒有个人，正好拿他来替李相泡制一服开心顺气丸。” 
　　“莱山，你意中想到的是谁？” 
　　“梁星海。” 

　　　　　　　　　　　※　　　　　　　 ※　　　　　　　　 ※ 

　　梁星海名叫鼎芬，广州人。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生得头大身矮，须眉如戟，相貌一点不秀气，但笔下不凡，在粤中大儒陈兰甫的“东塾”读过书。 
　　那时广州将军名叫长善，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书香门第。广州将军署的后花园，题名壶园，亭馆极美，好客的长善，大开幕府，延请年少名士，陪他的子侄志锐、志钩一起用功。其中以梁鼎芬年纪最轻，其次是广西贺县的于式枚与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这两个人也是东塾的高弟，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兼以年龄相仿，交情更见亲密。 
　　梁鼎芬科名早发，光绪六年二十二岁就点了翰林，与李慈铭同年。这年的房考官有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与宗人府主事龚镇湘，龚主事是梁鼎芬乡试的房师，而王祭酒是他这一次会试的房师，王龚两人又是至亲。梁鼎芬从小随父宦游湖南，以此重重渊源，促成了梁鼎芬的一桩姻缘。 
　　龚镇湘有个侄女，是王先谦嫡亲的外甥女儿。龚小姐从小父母双亡，由舅母抚养长大，这时长得亭亭玉立，美而能诗，无论做叔叔的，还是做舅舅的，当然都希望她嫁一个翰林。难得梁鼎芬尚未娶妻，现成的一桩好姻缘，俯拾即是。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秋风得意小登科，这年八月里在京成亲，才子佳人，传为美谈。 
　　梁鼎芬看起来当然志得意满，将新居题名“栖凤苑”。但双栖不多时，便即请假归葬，第二年春天才回京。临行誓墓，立志要做个骨鲠鲠之臣。 
　　三年散馆，梁鼎芬留馆授职编修。以他的文采，自然是红翰林之一，往来的多是名流，其中走得最勤的是，他的同乡前辈，南书房翰林李文田家。 
　　有一天李文田为梁鼎芬排八字，说他活不过二十七岁。李文田的星相之学是有名的，许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断人生死，所以梁鼎芬大为惊恐，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 
　　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回答他说，只有遭遇一桩奇祸，方始可以免死。然而什么叫奇祸，祸从何来？这就大费思量了。 
　　其时中法交涉正将破裂之际，清议抨击李鸿章，慷慨激烈，但都止于口头，上奏章弹劾的，却还不多，就有，措词亦比较和缓含蓄。只有四川藩司易佩绅的儿子，为王湘绮称作“仙童”的易顺鼎，写了一道奏折，说李鸿章有“十可杀”。其实，这是易顺鼎口诛笔伐，聊且快意的游戏笔墨，因为易顺鼎并无言责，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势焰熏天的李鸿章。然而别有会心的梁鼎芬，一看触发了灵感，将这篇稿子要了去，随即誊正，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 
　　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勃然大怒，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 
　　阎敬铭极力为他说情，才得无事。 

　　　　　　　　　　　※　　　　　　　 ※　　　　　　　　 ※ 

　　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要泡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开心顺气丸”，就是要翻这件案子。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言官会冒昧谏阻，觉得“杀鸡骇猴”一番，亦是高明的手法，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 
　　“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谠，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剀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具在。’等因；钦此，训谕煌屯，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镑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峋、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峋、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则不能抵销。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决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 
　　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骨，已大不如前，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同时认为吴峋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亦有自取其咎，要为他们申辩，很难着笔，便越发逡巡却步了。 
　　不过，私下去慰问吴、梁二人的却很多。吴峋不免有悲戚之色，而梁鼎芬的表情，大异其趣，颇有“无官一身轻”的模样。因为这年正是他二十七岁，想起李文田的论断，一颗心便拧绞得痛，而现在冷镬里爆出个热栗子，忽得严谴，算是过了一道难关，性命可保，如何不喜？ 
　　只是性命可保，生计堪虞。编修的官阶正七品、降五级调用，只好当一个仅胜于“未入流”的从九官末官，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仿的待诏是从九品，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所以这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对梁鼎芬来说，等于勒令休致，比革职还重。革职的处分，只要风头一过，有个有力的人出面，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由，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 
　　因此，接奉严旨之日，应付完了登门道恼的访客，到晚来梁鼎芬要跟一个至交商量今后的出处。这个人就是文廷式。 
　　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下榻栖凤苑中，北闱得意，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才名倾动公卿，都说他第二年春闱联捷，是必然之事。那知到了冬天丁忧，奔丧回广东，如今服制已满，提早进京，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在梁家的听差、丫头和老妈子眼中，他的身分象舅老爷，因为穿房入户，连龚夫人都不须避忌的。 
　　是这样的交情，所以文廷式在梁鼎芬交卸议处之际，就替他捏了一把汗，及至严谴一下，便如当头一个焦雷，震得他魂飞魄散。虽然梁鼎芬本人反觉得是桩“喜事”，无奈他那位龚氏夫人，顿时玉容憔悴，清泪婆娑，文廷式看在眼里，不知怎么，竟是疼在心头的光景。 
　　白天还要帮着梁鼎芬在客人面前做出洒脱的样子，此时灯下会食，就再也不须掩饰了，“星海！”他抑郁地问：“来日大难，要早早作个打算。” 
　　“正是。我就是要跟你商量，京里自然不能住了。” 
　　“那么，”文廷式说，“回广东。” 
　　梁鼎芬默然。如果不愿在京等候调用，自然是携眷回乡，这是必然的两条路。然而梁鼎芬另有苦衷，从小孤寒，家乡毫无基业，两手空空回去，莫非告贷度日。 
　　这些苦衷，文廷式当然知道，他建议梁鼎芬回广东，当然已替他想出了一条路子。长善虽已罢职回京，张之洞在那里当总督，可以求取照应。 
　　“盛伯熙跟张香涛的交谊极厚，请他出一封切切实实的信，张香帅自然罗致你在幕府中。”文廷式说，“我想，你只有这么办，只有这么一条出路。” 
　　梁鼎芬摇摇头，“乞食大府，情何以堪？”他问，“到他幕府里去仰承颜色，不太委屈了我？” 
　　多少名臣出于督抚幕府，就算罢官相就，亦不见得辱没了他翰林的身分。不过梁鼎芬向来有些矫情，尤其此刻的心境，说起来多少有些偏激。文廷式相知有素，觉得不宜跟他辩论，因为越辩越僵。 
　　就在这时候，有两位熟客连袂来访，一个是于式枚、一个是志锐，跟梁鼎芬是庚辰会试的同年，也都点了翰林，如今志锐仍旧在翰林院，于式枚散馆以后，当了兵部主事。他们白天已经来过，此时不速而至，也是关心梁鼎芬的出处，想来跟他谈谈。 
　　于是洗杯更酌，文廷式将他的建议，与梁鼎芬的态度，说了给他们听，于式枚与志锐都认为先回广州是正办，跟张之洞打交道是上策。 
　　“星海如果不愿入幕府，可以任教。”于式枚说，“仿佛王湘绮为丁稚帅礼聘入川，出长尊长书院那样，就不碍星海的清高了。” 
　　听得这话，梁鼎芬欣然色喜：“这倒是我的一个归宿。不过…　。” 
　　他没有再说下去，志锐却很快地猜到了他的心事，王湘绮乃是丁宝桢所“礼聘”，他如果持八行去干求，便有失身分了。 
　　“我想可以这么办，”他说，“星海尽管回籍，我托盛伯熙直接写信给张香帅荐贤，让张香帅登门求教。” 
　　“能这样办，自然再好不过。可是，”文廷式问道：“盛伯熙的力量办得到吗？” 
　　“他们的交情够。”志锐答说，“如果怕靠不住，我们再找人，譬如托翁老师。” 
　　翁老师是指翁同龢，庚辰会试的副主考。张之洞跟翁家的“小状元”是同年，两家的交谊本来不坏，但近年来因为南北之争，分道扬镳，已经面和而心不和。因此，于式枚大摇其头：“不行，不行！托翁老师反而偾事。照我看，最好托令亲谟贝子，转托李兰公出信，那就如响斯应了。” 
　　贝子奕谟是志锐的姐夫，由他去托李鸿藻，面子当然够了，而李鸿藻的话，在张之洞是非听不可的。这样做法，虽然迂回费事，却是踏踏实实，可期必成，所以都赞成此议。 
　　大家这样尽心尽力为梁鼎芬打算，在身受者自是一大安慰，但交情太深，无须言谢，梁鼎芬只不断点头而已。 
　　“现在要谈怎么走法了。”志锐问道：“星海，你在京里有多少帐？” 
　　帐实在是债。京里专门有人放债给京官，名为“放京债”，利息虽高，期限甚长，京官如果不外放，只付息，不还本，一外放了，约期本利俱清。而象梁鼎芬这样的情形最尴尬，不还不行，要还还不起，正是他的一大心事。此刻听志锐问起，老实答道：“没有仔细算过，总得四、五百两银子。” 
　　“四、五百两银子不算多，大家凑一凑，总可以凑得出来，这件事也交给我了。”志锐又说：“此外还得凑一笔川资。星海，你看要多少？” 
　　这就很难说了。仅仅川资，倒还有限，只是到了广州，不能马上有收入，也不能腼颜向亲友告贷，如果一年半载地赋闲，这笔缴裹儿，为数不少。倘或带着妻子回去，立一个家又不能太寒酸，那就更费周章了。 
　　他的为难，是可以猜想得到的。所以志锐又问：“嫂夫人如何？是留在京里，还是伴着你一起走？星海，我说句话，你可别误会！” 
　　“是何言欤？尽请直言。” 
　　“我认为你这时候不能拖着家累，嫂夫人不妨回娘家暂住。这样做法还有个好处，两三年以后，有亲政，大婚两盛典，覃恩普敷，起复有望，我们大家想办法，帮你重回翰林院，一往一来，岂不省了两次移家之劳？如果此行顺利，三、五个月以后，再派人来接眷，亦还不迟。” 
　　这是为好朋友打算，象为自己打算一样地实在，梁鼎芬衷心感动，拱拱手说：“谨受教！” 

　　　　　　　　　　　※　　　　　　　 ※　　　　　　　　 ※ 

　　带着三分酒意，回到卧室，龚夫人正对镜垂泪。梁鼎芬的微醺的乐趣，立刻消失无余。 
　　“又为什么难过？”他低声下气地说，“船到桥头自会直。刚才他们替我画策，都商量好了，由志伯去活动，让张香涛聘我去主持书院。不过，有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 
　　“什么事？”龚夫人拭一拭泪痕，看着镜子问。 
　　“一时不能带你回广州。” 
　　“我也不想去。”龚夫人毫无表情地答说：“言语不通，天气又热。” 
　　“你既然不想去，那就好极了。”梁鼎芬有着如释重负之感，“我倒问你，你想住舅舅家，还是叔叔家？” 
　　“为什么？”龚夫人倏然转脸，急促地问：“为什么要住到别人家里去？” 
　　“别人家里？”梁鼎芬愕然，“两处不都是你的娘家吗？” 
　　“娘家！我没有娘家！”龚夫人冷笑，“就为我爹娘死得早了，才害我一辈子。” 
　　最后这句话，就如当心一拳，捣得梁鼎芬头昏眼黑，好半天才问出一句话来：“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我还住在这里！我总得有个家。” 
　　“你一个人住在家里，没有人照应，叫我怎么放心得下？” 
　　“怎么说没有人照应？你的好朋友不是多得很吗？” 
　　这话不错啊！梁鼎芬默默地在心里盘算了好一会，起身出屋，到跨院去看文廷式。 
　　天气热，文廷式光着脊梁在院子里纳凉，梁鼎芬进门便说：“三哥，你不用往会馆里搬了。” 
　　这也是刚才四个人谈出来的结论之一，龚夫人回娘家，房屋退租，文廷式搬到江西会馆去住。此时听得梁鼎芬的话，文廷式自不免诧异：“不往会馆搬，住那里？” 
　　“仍旧住在这里！”梁鼎芬说，“我拿弟妇托给你了。” 
　　就这一句话，忽然使得文廷式的心乱了，隐隐约约有无数绮想在心湖中翻腾，但却无从细辨，也是他不敢细辨，只极力想把一颗跳荡不停的心，压平服下来。 
　　“敬谢不敏！”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说的话，“虽说托妻寄子，是知交常事，无奈内人不在这里，这样做法，于礼不合。” 
　　“礼岂为你我而设？” 
　　文廷式是亦儒亦侠亦风流一型的人物，听了梁鼎芬的话，倒有些惭愧，自觉不如他洒脱，便不再峻拒，但事情却要弄个清楚，“说得好妹的，何以一下子变了卦？”他问。 
　　“弟妇不肯回娘家。” 
　　“为什么呢？” 
　　梁鼎芬不答。即令在知交面前，这亦是难言之隐，唯有黯然深喟：“说来说去总是我对不起她。”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了。文廷式不忍再问，回头再想自己的责任。接受了梁鼎芬的委托，便等于新立一个家，而且对这位美而能诗，别有隐痛的龚夫人，要代梁鼎芬弥补极深的内疚，纵非香花供养，起居服御，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这一来，每月的家用可观，是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负担，不得不先考虑。 
　　“三哥，明年春天，你闱中得意，是可以写包票的，馆选亦十拿九稳，至不济也得用为部曹。照这样子说，你不妨作一久长的打算。” 
　　这话在文廷式只听懂了一半，梁鼎芬是说成进士、点翰林，或者分发六部做司员，他的京官是当定了。然而何谓“久长的打算”？这一半他却弄不明白。 
　　梁鼎芬另一半的意思是，劝他将娶了才三年的夫人接进京来。但文廷式没有表示，他不便再往下说，不然倒象不放心将妻子托给他似的，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 
　　文廷式是真的没有猜到他的意思，这也是夫妇感情淡薄，根本想不到接眷。他本来就在筹划未来如何过日子，所以对所谓“久长的打算”，自然而然地就往这方面去想，心想梁鼎芬的话不错，明年春闱得意，必然之事。而且只要中了进士，就不愁不点翰林，多少有资格掌文衡的大老，象翁同龢，潘祖荫、许庚身、祁世长等人，希望这年的所谓“四大公车”——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三撰和他，出于自己门下。如果运气好，鼎甲亦在意中。那一来用不着三年散馆，在两年以后的乡试，就会放出去当主考，可以还债了。 
　　想到这里，欣然说道：“星海，不要紧！你放心回广州吧！但愿你一年半载，就能接眷，如或不然，我在京里总可以支持得下去。” 
　　梁鼎芬无话可说，唯有拱手称谢：“累三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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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二天起，梁鼎芬就开始打点行囊。于是，送程仪的送程仪，饯行的饯行。由于是弹劾权贵落职，一时声名大起，梁鼎芬亦颇为兴头，刻了一方闲章：“二十七岁罢官”。 
　　这天是他的同乡，也是翰林院同僚的姚礼泰约他看荷花，聊当话别。地点是在崇文门内偏东的泡子河，前有长溪，后有大湖，东南两面，雉堞环抱，北面一台雄峙，就是钦天监的观象台。两岸高槐垂柳，围绕着一片红白荷花，是东城有名的胜地。 
　　主客只得三人，唯一的陪客就是文廷式。午后先在梁家会齐，梁家的栖凤苑就座落在东单牌楼的栖凤楼胡同，离泡子河不远，所以安步当车，从容走来。姚家的听差早就携着食盒，雇好了船在等待。但是，骄阳正盛，虽下了船，却只泊在柳荫下，品茗闲话。 
　　“星海，”姚礼泰问道：“听说宝眷留在京里可有这话？” 
　　“有啊！”梁鼎芬指着文廷式说，“我已经拜托芸阁代为照料。三五个月以后，看情形再说。” 
　　“还是早日接了去的好。”姚礼泰说，“西关我有一所房子，前两天舍弟来信，说房客到十月间满期，决定退租。你到了广州不妨去看看，如果合适，就不必另外费事找房子了。” 
　　梁鼎芬自然连连称谢，但心头却隐隐作痛。连日与龚氏夫人闲谈，她已经一再表示，决不愿回广州，所以姚礼泰的盛情，只有心领，却未便明言。 
　　“两位近来的诗兴如何？”姚礼泰又问。 
　　“天热，懒得费心思。”文廷式答说：“倒是星海，颇有些缠绵悱恻的伤别之作。” 
　　“以你们的交情，该有几首好诗送星海？” 
　　“这自然不能免俗。”文廷式说，“打算填一两首长调，不过也还早。” 
　　“对了！今日不可无词。我们拈韵分咏，”姚礼泰指着荷花问说，“就以此为题。如何？” 
　　“好！”梁鼎芬兴致勃勃地，“这两天正想做词。你们看，用什么牌子？” 
　　“不现成的？”文廷式指着城墙下说：“《台城路》。” 
　　名士雅集，听差都携着纸笔墨盒、诗谱词牌，当时拈韵，梁鼎芬拈着“梗”字，脱口吟道：“片云吹坠游仙影，凉风一池初定。” 
　　“好捷才！”姚礼泰夸赞一声，取笔在手，“我来誊录。”梁鼎芬点点头，凝望着柳外斜阳，悄悄念着：“秋意萧疏，花枝眷恋，别有幽怀谁省？” 
　　“好！”姚礼泰一面录词，一面又赞，“宛然白石！” 
　　“我何敢望姜白石？”梁鼎芬又念：“斜阳正永，看水际盈盈，素衣齐整；绝笑莲娃，歌声乱落到烟艇。” 
　　“该‘换头’了。上半阕写景，下半阕该写人了。” 
　　“这是出题目考我。”梁鼎芬微笑着说，“本来想写景到底，你这一说，害我要重起炉灶。” 
　　说罢，他掉转脸去，剥着指甲，口中轻声吟哦。文廷式看着词稿，却在心中念着：“秋意萧疏，花枝眷恋，别有幽怀谁省？” 
　　文廷式在玩味梁鼎芬的“幽怀”，姚礼泰亦在凝神构思，一船默。只听“波、波”的轻响，紧包着的莲瓣，一朵一朵开放，展露娇黄的粉蕊，飘送微远的清香，随风暗度，沁人心脾，助人文思。 
　　“我都有了！”梁鼎芬说：“我自己来写。” 
　　从姚礼泰手中接过纸笔，一挥而就，他自己又重读一遍，钩抹添注了几个字，然后搁笔，将身子往后一靠，是颇感轻快的神态。 
　　于是姚礼泰与文廷式俯身同看，那下半阕《台城路》写的是：“词人酒梦乍醒，爱芳华未歇，携手相赠。夜月微明，寒霜细下，珍重今番光景。红香自领，任漂没江潭，不曾凄冷；只是相思，泪痕苔满径。” 
　　“这写的是残荷。”姚礼泰低声赞叹：“低徊悱恻，一往情深。” 
　　梁鼎芬当然有得意之色，将手一伸：“你们的呢？” 
　　“我要曳白了。”文廷式摇摇头，大有自责的意味。 
　　“我也是。”姚礼泰接口，“珠玉在前，望而却步，我也只好搁笔了。” 
　　“何至于如此？”梁鼎芬矜持地，“我这首东西实在也不好，前面还抓得住题目，换头恐怕不免敷衍成篇之讥。” 
　　“上半阕虽好，他人也还到得了这个境界，不可及的倒是下半阕，写的真性情，真面目。”姚礼泰转脸问道：“芸阁，你以为我这番议论如何？” 
　　“自然是知者之言。”略停一下，文廷式提高了声音说：“‘任漂没江潭，不曾凄冷’，星海，‘夜月微明，寒霜细下，珍重那番光景。” 
　　原作是“今番光景”，何以易“今”为“那”，姚礼泰不解所谓，随即追问：“那番光景是什么？” 
　　暧昧蒙眬的情致，只可意会，说破了就没有意味了。梁星海是了解的，五年前的九月下弦，正合着“夜月微明，寒霜细下”的“那番光景”，文廷式是劝自己记取洞房花烛之夜，“珍重”姻缘。盛意虽然可感，然而世无女娲，何术补天？看来相思都是多余的了。 

　　　　　　　　　　　※　　　　　　　 ※　　　　　　　　 ※ 

　　挑定长行的吉日，头一天将行李都装了车，忙到黄昏告一段落。龚夫人将门上唤进来有话交代。 
　　“老爷明天要走了，今天不出门。饭局早都辞谢了，如果有人临时来请，不用来回报，说心领谢谢就是。” 
　　“是了。”门上转身要走。 
　　“你回来！我还有话。”龚夫人说，“从明天起，有事你们都要先跟文老爷请示，不准自作主张！” 
　　交代完了，龚夫人亲自下厨做了好些菜，为丈夫饯行。但夫妇的离筵中，夹杂了一位外客，席次很不容易安排，梁鼎芬要请“三哥”上坐，而文廷式却说是专为梁鼎芬饯行，自己是陪客，只能旁坐。 
　　“每天吃饭，都是三哥坐上面，今天情形不同，你就不要客气了吧！” 
　　由于龚夫人的一句话，才能坐定下来。梁鼎芬居中面南，文廷式和龚夫人左右相陪。彼此皆有些话，但离愁梗塞喉头，都觉得难于出口，直到几杯酒下肚，方有说话的兴致。 
　　“星海，有句话我闷在心里好久了，今天不能不说。你刻‘二十七岁罢官’那方闲章，仿佛从此高蹈，不再出山似地。 
　　这个想法要不得！” 
　　梁鼎芬无可奈何地苦笑，“不如此，又如何？”他问：“莫非去奔竞钻营，还是痛哭流涕？” 
　　出语就有愤激之意，文廷式越发摇头：“星海，遇到这种地方，是见修养的时候，有时候故示闲豫，反显悻悻之态。你最好持行云流水，付之泰然的态度。”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梁鼎芬说，“‘白眼看他世上人’，是我的故态，亦不必去改他。莫非一道严旨，真的就教训了我，连脾气都改过了。” 
　　看两人谈话有些格格不入的模样，龚夫人便来打岔，“梁顺，人是靠得住的，就有一样不好，说话跟他的名字相反，不和不顺。”她叹口气说：“你的脾气又急，主仆俩象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真教我不能放心。” 
　　“不要紧的。”梁鼎芬安慰她说，“我总记着你的话，不跟他生气就是。” 
　　“到了天津就写信来。”龚夫人又说，“海船风浪大，自己小心。” 
　　“我上船就睡，睡到上海。” 
　　“洋人有种治晕船的药，很有效验，你不妨试一试。” 
　　“喔，”梁鼎芬问：“叫什么名字？” 
　　“药名就说不上来了。”文廷式说，“到了天津，你不妨住紫竹林的佛照楼，那家栈房干净，人也不杂。你找那里的伙计，他知道这种药。” 
　　“好，我知道了。” 
　　“有件事，我倒要问你。”文廷式放下筷子，两肘靠在桌上，显得很郑重似地，“你一到天津，北洋衙门就知道了…　。” 
　　“知道了又怎么样？”梁鼎芬气急败坏地说，“难道还能拿我‘递解回籍’不成？” 
　　“你看你！”龚夫人埋怨他说，“三哥的话还没有完，你就急成这个样子！” 
　　“对了，你得先听完我的话。我是说，北洋衙门知道你到天津，当然会尽地主之谊。你受是不受？” 
　　“不受！”梁鼎芬断然决然地回答。 
　　“李相致赠程仪呢？” 
　　“不受！” 
　　“下帖子请你吃饭呢？” 
　　“也不受！” 
　　“他到栈房里来拜你呢？” 
　　这就说不出“挡驾”二字来了。梁鼎芬摇摇头：“不会的！ 
　　他何必降尊纡贵来看我这个贬斥了的七品官？” 
　　“‘宰相肚里好撑船’，如果真有此举呢？” 
　　文廷式这样逼着问，使梁鼎芬深感苦恼，但平心静气想一想，也不难回答：“他是道光丁未，我是光绪庚辰，”他扳着手指数一数会试的科分，“时历四朝，相隔十五科。十三科以前称为‘老前辈’，我只拿翰苑的礼节待他就是。” 
　　“你果然想通了！”文廷式抚掌而笑，显得极欣慰，接下来正色说道：“星海，我为什么要咄咄逼人，非问出个结果不可？就是希望你晓然于应接之道。我辈志在四海，小节之处，稍稍委屈，亦自不妨。” 
　　“是啊，”龚夫人一旁帮腔，“你的脾气太偏、太倔，总要听三哥的劝，吃亏就是便宜。” 
　　龚夫人说完了，文廷式又说，两人更番叮咛，无非劝他此去明哲保身，自加珍重。爱妻良朋的殷殷情意，梁鼎芬不能不接受，但不知怎么，越来越觉得自己身处局外，象是在听朋友夫妇规劝似的。 

　　　　　　　　　　　※　　　　　　　 ※　　　　　　　　 ※ 

　　送行回城，文廷式心里很乱，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一直等车子进了栖凤楼胡同，他才断然决然地吩咐车伕：“上麻线胡同。” 
　　盛昱的意园在麻线胡同，相去不远，是文廷式常到之处。门上一见他，笑着说道：“真巧了！我们家大爷一回来就问，文三爷来过没有？正惦着你呐，请进去吧！大概在书房里。” 
　　听差引入院中，只见盛昱穿一身夏布短衫裤，趿着凉鞋，正在晒书，抬头看到文廷式，只招呼一声“屋里坐！”依然在烈日下埋头检书。文廷式知道，那部书在盛昱视如性命，是宋版的《礼记》，与苏黄谷璧的《寒食帖》，刁作胤的《牡丹图》，合称“意园三友”。因此这时他连朋友都顾不得接待了。直待摊检妥帖，盛昱方始掀帘入屋，“星海走了？”他问。 
　　“是的。”文廷式答说，“我刚送他回来。” 
　　“今天署里考官学生。”盛昱指的是国子监，他是国子监的祭酒，“我不能不去，竟不能跟星海临歧一别。” 
　　“彼此至好，原不在这些礼节上头讲究。”文廷式说，“其实免去这一别也好，省得徒然伤感。” 
　　“怎么样？”盛昱问道：“星海颇有恋恋之意？” 
　　“当然。他也是多情的人。” 
　　这所谓“情”，当然是指友情，盛昱叹口气说：“人生会少离多，最是无可奈何之事。何况星海又是踽踽独行！” 
　　文廷式没有答话，内心深深悔恨，自己做了一件极错的事，当初应该劝龚夫人随夫同归，即令做不到这一层，亦不应该接受梁鼎芬托妻之请。 
　　“今天没有事吧？找几个人来叙叙如何？” 
　　文廷式当然表示同意。于是盛昱坐书桌后面，吮毫伸纸，正在作简邀客时，听差来报有客。 
　　这也是个熟客，名叫立山，字豫甫，是蒙古人，但隶属于内务府，因而能够放到苏州当织造。 
　　“织造”是个差使，向例一年一任，立山却一连干了四任。这当然因为他是李莲英的好朋友，但也由于他本人能干。织造衙门专管宫中所用的绸缎，“上用”衣料，花样古板，亘数十百年不改，立山却能独出心裁，绣成新样。有一种团花，青松白鹤梅花鹿，颜色搭配得非常好，尤其是鹤顶一点丹红，格外显得鲜艳而富丽，同时锡以嘉名，用鹿鹤的谐音，称为“六合同春”。这一款衣料，进奉慈禧太后专用，果然大蒙奖许。加以李莲英的吹嘘照应，所以能由苏州调京，派为奉宸宛的郎中，修理三海工程，由他一手经办，是内务府司员中一等一的红人。 
　　立山虽是意园的常客，但文廷式却并不熟，又怕他们有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说，因而便问主人：“我该避一避吧？” 
　　“避什么？”盛昱答说：“此人还不俗，你不妨见见。” 
　　立山的仪表，却真不俗。穿一件蓝纺绸大褂，白袜黑鞋，潇潇洒洒地走了进来，看见盛昱，一甩衣袖，抢上两步请个安，步履轻快，衣幅不动，仿佛唱戏的“身段”似的，漂亮极了。 
　　“豫甫！”盛昱指着文廷式说，“见过吧？萍乡文三哥。” 
　　“久仰，久仰！”立山抱着扇子，连作揖。 
　　于是彼此通了姓名，立山很敷衍了一阵，才向盛昱谈到来意。 
　　“熙大爷！”他问，“有件事非请教你不可。‘北堂’是怎么个来历？” 
　　“你是说蚕池口的天主教堂？” 
　　“对了。” 
　　盛昱熟于掌故，但提到这个位于西苑金鳌玉蚈桥以西，出西三座门，位于西安门大街路南，俗称“北堂”的天主教堂，却一时无以为答。略想一想，又检出一本《康熙实录》来翻了翻，才点点头说：“我想起来了。是康熙四十二年的事…　。”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生了一场伤寒病，由伤寒转为疟疾，三日两头，寒热大作，颇感困顿。因此降旨征药，不论何人，皆可应征，特派御前大臣索额图，大学士明珠及以后为世宗公然尊称为“舅舅”的隆科多，还有一位宗室，负责考查。 
　　应征的人不少，然而所进的药物，让患疟疾的病人服用以后，全无效验。最后有两名法国天主教士，呈进一种白色的药粉，说是刚从本国寄到，名为“金鸡拿”，专治疟疾。四大臣询明来历、制法，认为不妨一试。 
　　于是找了三名正在打摆子的太监来试验，第一个是病发以后服用；第二个正发病时服用；第三个未发即服，结果都是一服而愈。 
　　圣祖本来就相信西洋的一切，他自己亦深通西洋的天算之学，所以一听四大臣奏报试验结果，立即便要服用“金鸡拿”。 
　　可是皇太子却大不以为然，责备四大臣冒昧，万一异方之药，无益有害，这个责任谁担得起？ 
　　自古以来，遇到这样的疑难，有个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亲尝汤药，而且四大臣听法国教士说过，金鸡拿不但能治疟疾，亦是补药，所以四个人各取一剂，用酒吞服。一夜安眠，精神十足，见此光景，皇太子的疑虑消失无余。 
　　圣祖亦由近侍口中，得知有尝药之事，所以一早召见索额图，问明经过，深为欣慰，当时便服用了一剂。到了下午三点钟，照算应是发病的时刻，居然未发，于是天语褒奖，群臣称颂，论功当然要行赏，圣祖决定在皇城内赏给进药教士第宅一区，以为酬庸。 
　　赐第是由圣祖亲自检阅皇城舆图所选定的，就在三座门外街南的蚕池口。三座门内，西苑的西北一隅，在明朝是世宗玄修之地的仁寿宫，宫侧则是皇后亲蚕之处，有先蚕坛、采桑坛、具服殿、蚕室等等建筑。洗桑浴蚕有池，由宫墙外引西山之水入池的口子，即名为蚕池口，那里有一座云机庙，是明朝宫人织锦的工场。入清之初，大半废弃，但却留下好些当年侧近之臣的赐第。圣祖挑了一座最好的，赏给法国教士，而且指派工部的司官和工匠，照教士的意思，修改成天主教堂的式样，题名“仁慈堂”，表示感戴圣祖的仁慈。 
　　到了第二年，法国教士因为仁慈堂西侧有一段三十丈长，二十丈宽的空地，起意修建大教堂，上奏说道：“蒙赏房屋，感激特甚，惟尚无大天主堂，以崇规制。现住房屋，固已美善，而堂为天主式凭，尤宜壮丽严肃。用敢再求恩赐，俾得起建大堂。”圣祖接奏，并不嫌教士得寸进尺，指派大臣勘察，将那块空地恩赏了一半，等起建大堂开工，又赏了一块金字石匾：“敕建天主堂”。此堂就是所谓“北堂”。 

　　　　　　　　　　　※　　　　　　　 ※　　　　　　　　 ※ 

　　盛昱娓娓言来，恍如目睹，讲完始末，接下来便问：“豫甫，你怎么忽然打听这段掌故？必有所谓吧！” 
　　“自然。”立山答道：“修理三海的工程动工了，皇太后的兴致好得很，三天两头，亲临巡视。每一次望见北堂就皱眉。北堂太高，俯视禁苑，实在不大合适。太后的意思，想拿北堂拆掉。” 
　　“这可得慎重！”盛昱正色说道，“中法交涉，好不容易才了结，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未免太划不来！” 
　　“是的。这当然要请总署诸公去交涉。”立山皱眉说道，“北堂的来历如此，只怕交涉会很棘手，圣祖仁皇帝敕建的天主堂，如果现在管堂的教士，硬不肯拆，还真拿他没办法。” 
　　“洋人并非不可理喻的。”文廷式插嘴说道：“如果善言情商，另外觅一块适当的空地，让他们拆迁，照情理说，亦没有坚持不拆的道理。” 
　　“见教得是！”立山连连拱手，很高兴地说：“今天真不虚此行了。” 
　　“豫甫！”盛昱问道：“修三海的工款多少？” 
　　这是问到机密之处，也是触及忌讳之处，立山略想一想答道：“还没有准数目，看钱办事。” 
　　立山对于修三海的工程费数目，始终不肯明说。盛昱知趣，不再往下追问，文廷式当然更不便插嘴，所以这个话题，并无结果。 
　　为了敷衍盛昱，立山虽是个大忙人，却好整以暇地一直陪着主人闲谈。盛昱不好声色，立山便谈字画古玩，这恰恰中了他之所好，谈得非常起劲。然后话锋突地一转，谈到近来为忧时伤国之士所关注的大办海军一事。 
　　“这件大事，”立山毫不经意地说，“照我看，因人成事而已。” 
　　“因人成事这四个字很有味。”盛昱看着文廷式，“你以为如何？” 
　　文廷式笑笑不答。他要引出立山的话来，不肯胡乱附议，如果表示同意，则一切尽在不言，没有什么消息好听了。 
　　“听说张制军预备大张旗鼓干一下子。”立山说道：“我跟张制军不熟，不敢瞎批评，只觉得他是热心人。” 
　　张制军自是指张之洞。听立山话中有因，盛昱便即问道： 
　　“你是说他不切实际，还是纸上谈兵？” 
　　“我不敢这么说…　” 
　　“但说无妨。” 
　　“那我就信口雌黄了。”立山慢吞吞地说：“不但是不切实际，而且是纸上谈兵，实是两者兼而有之。” 
　　“你说因人成事，自然是指大办海军，必得依仗北洋李相。 
　　然而，何以张制军就不能有所主张？” 
　　这有点为张之洞辩护的意味，立山很机警地笑笑：“我原是信口雌黄。” 
　　盛昱颇为失悔，自己的语气有咄咄逼人之势，吓得立山不敢再往下说，当时便放缓了语气解释：“豫甫，你别误会我是站在张制军这面，有意回护他，就事论事，不妨谈谈。你刚才所说的话，必是有所据而云然。上头是怎么样一个意思？ 
　　你总比我们清楚得多，试为一道！” 
　　“是！”立山放出平静从容的词色：“我先请问，张制军奉旨‘广筹方略’，他是怎么个主张，熙大爷知道不？” 
　　“他好象还没有复奏。我不知道。”盛昱说道：“不过以他的为人，就如你所说的，当然主张‘大张旗鼓干一下子’。” 
　　“是的。我听说张制军已经先有信来了，他认为我中华幅员辽阔，海军不办则已，一办就要办四支：北洋、南洋、闽洋、粤洋。每支设统领一员，或者名为提督，由总理衙门统辖四支。光是这一层，就见得张制军还没有摸着门道。这四支海军，即使设立了起来，也不能归总理衙门统辖。” 
　　“你是说预备另立衙门？” 
　　立山又是笑笑，“这我就不敢瞎猜了。”他说，“再论经费，一条铁甲兵轮两三百万银子，熙大爷，你想想，四支海军该要多少？” 
　　说铁甲船每艘要两三百万银子，未免过甚其词，向德国定造，即将驶来中华的“定远”、“镇远”两舰，每艘造价不过一百六十万两银子。另外第三艘钢面快艇“济远”，造价更低。但话虽如此，四洋并举，也得千万以外，一时那里去筹这笔巨款。 
　　“然则上头是怎么个意思呢？”盛昱问道：“既谓之大办海军，总不能敷衍现成的局面啊！” 
　　“我也是听来的消息，不知真假，上头的意思，正就是敷衍现成的局面。” 
　　“既然如此，又何必专设衙门。” 
　　立山笑道：“熙大爷连这一层都不明白？不专设衙门，七爷怎么办事？” 
　　“啊！”盛昱恍然大悟，“是在军机、总署以外，另外搞一个有权的衙门。”他又蹙眉说道：“总署本来专办通商事宜，后来变成办洋务，军机之权日削。现在再设一个衙门来削军机、总署之权，这样子政出多门，不要搞得一团糟吗？” 
　　“熙大爷，”立山低声说道：“新设的衙门，不但削军机、总署之权，还要削内务府之权。” 
　　这话骤听费解，仔细想去，意味深长。修理三海的工程，现在由醇王主持，有了新设衙门，此事必归新衙门管理，岂不是削夺了内务府之权？ 
　　所谓大办海军，原来是这么回事！盛昱和文廷式相顾无言。立山看着他们两人的脸色，深感不安，便用很郑重的神色叮嘱：“这些话我没有跟别人说过，不足为外人道！” 
　　“你放心好了，”盛昱答说，“我们决不会泄漏消息来源。” 
　　“请问，”文廷式接着问了句很切实的话：“这些打算，何时可以定局？” 
　　“快了！各省奉旨筹议海军的折子，大致都递到了，只等合肥陛见，必可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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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帐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璈的肮脏气。刘璈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濬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璈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璈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濬，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璈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璈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璈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璈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璈在任所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璈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象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璈。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大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惓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了先声夺人，特意在疆臣领袖的李鸿章到京的前一天，请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在引据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将各省军需的积弊，统通都抖了出来，严饬切实整顿，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内定议。而此时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鸿章这一关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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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这趟进京，多带银子多带人。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 
　　一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他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苏拉掀开门帘，遇个正着，李鸿章便当门请了个安，醇王还以长揖，跨进门来，拉着他的手寒暄。 
　　“你气色很好哇！”醇王侧着脸端详，“精神倒象比去年还健旺些。” 
　　“托王爷的福！王爷也比去年丰腴得多了。” 
　　“唉！”醇王叹口气，“去年下半年的日子，那是人过的？不死也剥层皮！”他又说道：“上头一直在盼望你，昨儿还问起。如今中法的交涉，总算了结了，往后任重道远，还得好好儿振刷一番。你这趟来，怕要多住些日子。” 
　　“是！鸿章打算着半个月的工夫，跟王爷办事，要请王爷教诲。” 
　　“别客气！咱们彼此商量着办。少荃，你总得要帮我的忙才好。” 
　　“王爷言重！只要绵力所及，鸿章无不如命。” 
　　醇王点点头，踌躇着欲言又止，最后吃力地说了句：“我的处境很难。我们慢慢儿再谈吧！” 
　　李鸿章心里有数，醇王有些话，不便在这时候说，于是便谈些不相干的事。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御前侍卫来传懿旨： 
　　“皇太后召见。” 
　　于是李鸿章随着御前侍卫进了养心门。这天由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带班，领入养心殿东暖阁。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太后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上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上簪一朵硕大无朋的绢花，丰容盛鬋，望去如三十许人，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五旬万寿时所见，更显得后生了。 
　　这也不过一瞥间事。数步行去，已近拜垫，下跪去冠，碰头请过圣安，慈禧太后照例有一番行程如何，稼穑丰歉，民生疾苦，以及起居是否安适之类的问答。当然，这番君臣之间的“寒暄”，因人因时因地而繁简不同。象丁宝桢远在西蜀，数年难得入觐，一旦见了面自然温言慰问，絮絮不休，李鸿章只不过十个月未见，而且京畿的情形，慈禧太后经常在打听，就不必说那么多的闲话了。 
　　“这次找你来有好些大事要商量。”慈禧太后在谈入正题以前，先表白心愿，“皇帝快成年了，我的责任也可以卸一卸了。我时常在想，二十多年的辛苦，总要落点儿什么才好！你们做官的，讲去思、讲遗爱，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撤帘以后，能有人常常念着，记住我的好处。这二十多年辛苦，才算不白吃了！” 
　　“皇太后的用心，天高地厚！”李鸿章突然激动了，“臣今年已过六十，去日无多，半生戎马，从没有一天安闲的日子，如果定要求皇太后、皇上赐臣一个闲差使养老，想来皇太后、皇上念臣微劳，也会全臣一个体面。然而臣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就因为皇太后亲自操劳，圣心睿虑，全在国富民强四个字，臣稍有人心，岂敢有此偷闲的想法？外面骂臣的很多，臣不敢说是付之一笑，只觉得与其为此生闲气，不如仰体圣心，多办些事，才是报答深恩之道。” 
　　“原是如此！你的功劳不比别人，我是知道的。”慈禧太后又说：“长毛、捻子平了二十年了，现在一班后辈，那知道咱们君臣当年苦苦撑持的难处？昧着良心，信口胡说，实在可恨！前两年的言路太嚣张了，连王公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眼里，这还成什么体统，还讲什么纪纲？真非好好儿整顿不可！” 
　　李鸿章明白，这是指的惩罚梁鼎芬一事，便碰个头说： 
　　“皇太后保全善类，臣唯有格外出力，勉图报称。” 
　　“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归政之前，我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醇亲王跟你帮着我，才能成功。” 
　　“是！臣不敢不尽心。” 
　　“第一件当然是大办海军。”慈禧太后问道：“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设置海军的规模，应大应小，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臣以为今日之事，第一要平息浮议，而要平息浮议，又非先归一事权不可。自古为政在人，上有皇太后、皇上的主持，下有沿海七省疆臣承旨办事，只要中间枢纽得人，那就如臂使指，通盘灵活了。” 
　　这是保举醇王，综持全局。但醇王以近支亲贵而兼帝父之尊，或者耻于为人举荐。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所以不肯冒昧。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她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分条胪举”，共有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十一大款，如立山所透露的，主张练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而统辖于总理衙门。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大借洋债，接济各处军火，任事甚勇，是帘眷正隆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计费、筹款两端来驳他。 
　　“张之洞仰荷皇太后特达之知，出任封疆，他的才气是好的，锐意进取，颇能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期许。所惜者，境遇太顺，看事不免太轻易。就以计费、筹款两项来说，光是造船，每军四百万两，四军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中法开战，各省军需报销了三千多万，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正就是为此。”李鸿章紧接着说，“且不论洋债要还本付息，就拿办海军来说，如果造船要一千六百多万银子，筑炮台、造械弹、设学堂，以及海军官兵伕役的粮饷供应，又该多少？照张之洞的筹款章程，拿五年洋药进口的关税、厘金之半来造船，还有一半如何抵得住各项开支。近年国家岁收，以洋药关税为大宗，指定这个税款作收入的，不知道有多少？别的不说，光是左宗棠、张之洞借的洋债，就多拿洋药关税作担保，只怕要动用这笔款子，洋人先就不肯答应。” 
　　“说得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张之洞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 
　　“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李鸿章趁机说道：“总要自己开源才好。臣这一次进京，带了好几个条陈来，这会儿也没法子细奏。” 
　　“我也听醇亲王说了，你的用心都是好的，只要能想法子多加收入，有钱来办正事，我无有不赞成的。”慈禧太后略停一下，拉回话题：“海军是无论如何要办的，不过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北洋是先有了规模的。我看先办一支，慢慢来扩充。 
　　你的意思怎么样？” 
　　“皇太后圣明。”李鸿章答说，“这才是可大可久之道。” 
　　“练兵不光是费钱，还得要人。你素来肯留心人才，有能在海军效力的，尽管往里保。”慈禧太后又问一句：“你看，有好将材没有？” 
　　李鸿章心想，慈禧太后此时物色人才，当然是预备大用，海军既打算请醇王主持，自己就不便有所保荐，但慈禧太后这样追着问，其势又不容闪避。念头多转一转，觉得有个两全的办法，保荐醇王的夹袋中人。 
　　醇王在治兵方面最赞赏的人物，本来是荣禄，但其间一度发生误会，交谊几致不终。近年来醇王亦颇想修好，而荣禄不知如何，宁愿韬光养晦，其中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曲折，李鸿章不敢冒昧举荐。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想到了一个人。 
　　“御前侍卫善庆，早年曾归臣节制，当时剿西捻的时候，善庆的马队，颇为得力。与刘铭传相处得亦很好。”李鸿章说，“臣素知其人，忠勇诚实，是好将材。” 
　　“醇亲王也跟我提过，善庆是能带兵，会办事的。”慈禧太后又说：“左宗棠生前保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你看怎么样？” 
　　“曾纪泽与臣是世交。明敏通达，是洋务好人才。不过，他不曾带过兵，臣亦不曾听他谈过军务。这一次电召回国，如何用其所长？出自圣裁，臣不敢妄议。” 
　　话虽如此，不认为曾纪泽如左宗棠所奏的，能当海防重任的意思，已很明显。慈禧太后点点头，不置可否，将话题转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可惜！朝廷原想用他的威望，坐镇南边，不想竟故在任上。”慈禧太后叹口气说：“他多年辛苦，我总想找个安闲的地方让他养老。在京里闲住，本来也很好，又那知道他的脾气倔，跟大家合不来。去年军机面奏，说派他到福建最好。我想，福建是他极熟的地方，也算人地相宜，就答应了，特为又将杨昌濬派了去，原意是叫他不用事事操心。不想他竟不能体会朝廷的苦心，年老多病，又是立了大功的，竟不能好好过几年舒服日子，说起来倒象是朝廷对不起他！” 
　　“皇太后、皇王深仁厚泽，这样体恤老臣，左宗棠泉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涕零。不过左宗棠平生以诸葛亮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积劳病故任上，与疆场阵亡无异，在他亦可说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李鸿章要占自己的身分，便又说道：“臣与左宗棠平日在公事上的意见，不尽相合，然而臣知左宗棠报国之诚，谋国之忠，与臣无异。回想当年在曾国藩那里共事的光景，如在眼前，如今左宗棠已经去世，臣年逾六十，精力日衰，只怕犬马之劳，也效力不到几年了。” 
　　“你不比他！精神健旺得很。”慈禧太后用乐观的语气劝慰，“朝廷着实还要靠你呢！” 
　　“臣亦自知没有几年了，不敢一日偷闲，总想在有生之年替朝廷跟百姓多做点事。” 
　　“只要你做，朝廷一定保全你。不过年纪大了，你也要节劳才好。” 
　　李鸿章此来，有满腹经纶，想要倾吐，本来打算先征得醇王的同意，取得军机及总署诸大臣的支持，有了成议，再奏请裁可，颁旨施行。现在听得慈禧太后一再勉励，便改了主意，觉得此时把握机会，说动了慈禧太后，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协商之际，方便不少，岂非是办事的一条捷径？ 
　　打定主意，再无迟疑，首先将阻碍最多的造铁路一事提了出来，“皇太后明见万里。臣这几年锐意兴利，颇遭人忌，若非慈恩保全，臣纵有三头六臂，亦必一事无成。”他一转接入本题：“就拿造铁路这件事来说，光绪六年刘铭传入觐，上奏请造铁路，他是看到铁路一开，东西南北，呼吸相通，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这些话，实在是真知灼见。上年对法用兵，王师备多力分，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迁延日久，自误戎机。加以军需转输不便，岂有不败之理？如果当时照刘铭传所奏，先造‘南路’，一由清江浦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都到京师，那时候调兵遣将，指挥如意，决不容法军如此猖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大办海军，固为抵御外患的海防根本，造铁路于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有九大利，真该急起直追！”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便记起言路上纷纷谏阻的奏议，皱着眉说：“都说开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这个答复，使得李鸿章有些气沮，但话既说出口，不能不争，“沧海桑田，那有千年不变的陵谷？西洋各国当年讲求各种新政，往往亦有教民反对，全在秉持毅力，不折不挠，才能克底于成。臣记得左宗棠亦曾上奏，赞成仿造铁路，说外国‘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穷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这是阅历有得的话，实在透彻不过。”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由曾国藩保荐，蒙皇太后天恩，授为江苏巡抚，当时由安庆带淮勇九千，坐英国轮船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下船，第四天就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出宫却不回贤良寺，先去拜客。第一个拜的是惇王，他如今承继了当年大家叫惠亲王绵愉“老五太爷”的这个尊称，年纪大了，也想得开了，不似从前动辄脸红脖子粗地跟人抬杠。他的赋性向来简易坦率，这天轻车简从逛西山去了。李鸿章扑个空，反倒得其所哉，因为他实在有点畏惮这位“老五太爷”的口没遮拦，毫无忌讳，有时问出一句话来，令人啼笑皆非。 
　　接下来便是拜谒恭王。李鸿章在轿中想起往事，感慨丛生，恻恻然为恭王难过。一年多以来，连遭拂逆，去年为了随班祝嘏，碰那么大一个钉子，已经难堪，今年又有丧明之痛，而且载澂之死，流言甚多，说他生的是杨梅恶疮，遍体溃烂，不可救药。还有一说，恭王久已弃绝这个长子，载澂病危之时，有人劝恭王去看他一次，以全父子之情。恭王听劝而去，一进屋子，望到病榻，入眼是一件绣满了花的黑绸长衫，当时掉头就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该死！” 
　　他是六月初病故的。宗人府奏报入宫，慈禧太后倒掉了些眼泪，在所有的侄子之中，她最喜爱载澂，不仅因为他聪明英俊，而且也因为穆宗的缘故。十年的岁月，冲淡了爱子夭逝的悲痛，她只记得二十年前，他们“小哥儿俩”赛如一母所出的兄弟那样地亲爱。就因为这份又惆怅、又有味的记忆，使得她隐隐然视载澂如己所出，饰终之典，极其优隆，追加郡王衔、谥“果敏”。又因为恭王对长子深恶痛绝，怕他身后草草，特派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替载澂经纪丧事，照郡王的仪制治丧，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开支。 
　　这在李鸿章看，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慈禧太后对恭王怀着疚歉，借此表示弥补？而恭王又是不是领这份“盛情”？都难说得很。 
　　就这样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鉴园。招帖上门，护卫先到轿前请安声明：“王爷病了两天了，这会儿刚服了药睡下。是不是能见中堂，还不知道。中堂先请里面坐，我马上去回。” 
　　“病了？不要紧吧？” 
　　“是中了点儿暑。” 
　　“那，我更得瞧瞧。”李鸿章说：“你跟王爷去回，请王爷不必起床，更不用换衣服，我到上房见好了。” 
　　不一会，护卫传话：“王爷说：彼此至好，恭敬不如从命。 
　　请中堂换了便衣，到上房里坐。” 
　　于是李鸿章就在鉴园大厅上换上“福色”套一件玄色贡缎宁绸衬绒袍的马褂，由护卫领着上楼。恭王在楼梯口相迎，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行大礼。 
　　李鸿章认为礼不可废，不是衣冠堂参，已觉简慢，何能不行大礼？主人谦让再三，却无奈客人的道理大。于是随行的跟班铺上红毡条，李鸿章下跪磕头。既然如此，恭王亦就照礼而行。亲王的仪制尊贵，跟唐朝宰相的“礼绝百僚”一样，所以他是站着受了李鸿章的头。 
　　等他起身，恭王才尽主人的道理，坚持着让李鸿章坐在炕床上首。大理石面的炕几上，摆上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另有一个长身玉立，辫子垂到腰际的丫头，献上金托盖碗茶，然后就捧着水烟袋，侍立在旁，预备装烟。 
　　“一年不见，你倒发福了！”恭王摸着他的瘦削的下巴说。 
　　“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 
　　“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 
　　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冲冲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那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惟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须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帐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帐，我算给王爷听…　。”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作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帐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丁’。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怨。” 
　　“喔，”恭王问道：‘何谓‘四大天地’？” 
　　“是骂稚璜的话：‘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四川菜麻辣酸，出语亦复如此！” 
　　“好恶难言！”恭王又一次感叹，“稚璜督川，是上头嘉惠四川的德政，想来清官必为地方爱戴，那知道亦有此恶声。说稚璜为政‘昏天黑地’，我终不服，莫非他官声也有可议之处吗？” 
　　“稚璜为政，兴利除弊，致力唯恐不锐，自难免招人怨尤，以致横被恶声，幸亏朝廷保全。不过，用丁价藩，却是失策。” 
　　“是非难言！”恭王问道，“稚璜用这姓丁的，必有他的道理，总不会假手于此人有所聚敛吧？” 
　　“那是决不会的。稚璜真是一清如水，四川人都知道，总督常常穷得当当。” 
　　“这，”恭王大为诧异，“只怕言过其实了吧？” 
　　“确有其事，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照例规…　。” 
　　照例规，四川总督的收入，有夔州关的公费每年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的公费每年三万两。丁宝桢一概不取，只取奉旨核定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自咸丰年间减成发给，每年实收一万一千两。分十二个月匀支，每月所入，不足一千，由藩司在月初解送。 
　　这不足一千两的廉俸，要开支幕僚的薪水饭食，分润来告帮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常在窘乡。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丁宝桢便检一箱旧衣服，命材官送到当铺当二百两银子，旧衣服当不足那么多钱，便加上一张铃印了总督部堂关防的封条，朝奉不便揭封开箱，只凭丁宝桢的身分，说当多少，就当多少。久而久之，这只衣箱就不动它了，这个月赎回来，下个月原封不动送进当铺，朝奉一见，不必材官开口，连银子带当票，就都递出来了。 
　　恭王听了大笑，笑完说道：“不有句俗语：‘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有了总督的封条，货不硬也不要紧了！这叫做：丁宝桢当当，认人不认货！” 
　　恭王的隽语，惹得那丫头也忍俊不禁，赶紧掩住嘴忍笑，将一张粉脸涨得通红，放下水烟袋，一溜烟似地闪了出去，在窗外格格地笑个不住。 
　　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那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妹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未造之前，先要筹划营运之道。照盛宣怀的看法，此路一通，接运南北，等于全河皆通，商旅幅臻，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而铁路本身的收入，亦必可观。但营运之始，或者不如预期，所以必得要有一笔稳固可靠的生意。 
　　这笔生意就是南漕的运费。铁路为接运南漕而建，则南边各省的漕米，必须交由这条铁路来接运，是天经地义之事。盛宣怀估计，南漕每年四十万石，每石收运费三钱，全年有十二万银子的固定收入。此须预先请旨，饬令各省照办。 
　　除此以外，就是谈兴造铁路的工程细节，一时亦无法细看，张荫桓只觉得有一段有关运河的故实，倒可以补充。 
　　“运河在元初本就缺这一段。当时运道，从杭州到长江有江南运河；江淮之间有邗沟；淮水到徐州有古泗水，就是以后的黄河；徐州到济宁有泗水。临清以上到天津有卫河，到通州有白河。以后到了至元年间，”张荫桓凝神想了一下，极有把握地说：“是至元二十年间的济州河，遏汶水入洸水，又在兖州作金口坝，遏泗水入府河，会流于济宁，分注南北，由济宁到东平算是通了。东平到临清这一段的开凿，是以后的事。不过能通到东平，南漕就可以由利津入海，直达天津，是南北运道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海口沙淤，又从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不正就是杏荪说帖上所要造的这一段铁路吗？” 
　　“于古有征，好极了！樵野，索性烦你大笔，就在说帖上加这么一段。” 
　　说着，便命听差取笔砚来，就在饭桌上推开碗碟安放。张荫桓当仁不让，文不加点地写了下来，然后勾注涂抹，片刻竣事。 
　　李鸿章接到手里，一面看，一面点头，看完又问：“樵野，此事还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杏荪大才槃槃，何用他人费心代筹。”张荫桓说，“不过两百里长的铁路，虽说沿北运河兴建，少不得要拆许多房子，挖好些坟墓。这一层上头，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办法，只怕随处会发生阻挠，甚至激起民变。” 
　　“说得是！”李鸿章的笑容收敛了，“就是这一层难办。唐山至胥各庄这一段铁路，不过十八里长，当时已费了好些气力。” 
　　李鸿章所提到的这条铁路，在中国是第三条。第一条出现在同治四年，有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呜嘟嘟、轰隆隆”，喷火而行。辇毂之下，出此怪物，群情骇异，言路上将上折严劾，步军统领衙门，赶紧勒令拆毁。 
　　第二条是由英商怡和洋行发动的，在光绪二年造成一条由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但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妖”。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大哗。总理衙门不能不与英商交涉，以二十八万五千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用轮船载运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第三条就是这条唐胥铁路，光绪三年由开平矿务局呈请修造，几经周折，直到光绪六年，方准兴工，自唐山煤井到胥各庄，全长十八里。但是，这条铁路，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所以洋人叫它“马车铁道”，视作世界交通奇观，也传为中国的一个大笑话。 
　　“唐胥铁路之能兴建，是因为中堂兼领直督的缘故。此事督抚的关系不浅，”张荫桓问道：“不知陈隽丞是不是热心？” 
　　“嗯，嗯！”李鸿章被提醒，“隽丞那里，倒要先疏通一下。” 
　　隽丞是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别号。李鸿章跟他虽一起在曾国藩幕府中共过事，但面和心不和，所以提到这一层，心里又不免嘀咕，怕疏通不下来。 
　　正想再跟张荫桓商量，可有什么办法能取得陈士杰的协力，只见一名听差，走到李鸿章身边，弯腰低语：“醇王府派护卫来请；说请中堂早些过去。” 
　　听得这话，张荫桓首先就说：“赏饭吧！时候也真不早了。” 
　　匆匆饭罢，喝过一杯茶，张荫桓起身告辞。李鸿章招招手将他唤到一边，有句要紧话要说。 
　　“樵野！”他放低了声音，“我有个难题，困扰已久，始终不知何以为计？今天到了关键上，不容闪避了。你得指点我一条路。” 
　　“中堂言重了。请吩咐！” 
　　“你看我要不要背海军这个黑锅？” 
　　一听这话，张荫桓先就笑了：“我说他们的那套花样瞒不过中堂，有人不信。到底是我看得准！” 
　　“瞒是当然瞒不过我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想出种种笼络的法子，是打算用面子拘住我。”李鸿章说，“这几年我挨了不少骂，倒还没有人骂我窝囊的。如果明知是个吊死鬼圈套，伸着脖子往里头去钻，不太窝囊了吗？” 
　　“是啊！中堂如果为人骂一声窝囊，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然则计将安出？” 
　　张荫桓点点头，紧闭着嘴唇想了一下，方始回答：“借他人的鸡，孵自己的蛋。” 
　　李鸿章双目倏张，眼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刹那之间想通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之流怂恿之下，指使醇王出面，想借大办海军的名义，聚敛巨款，另作他用。北洋大臣将来尽替别人办报销，这个黑锅背得似乎太窝囊。但照张荫桓的办法，正不妨将计就计，扩充自己的势力，慈禧太后如果别有所图，就不能不委屈将顺。这一着太高了！ 
　　“樵野！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知我何以自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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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到醇王府是下午三点钟。虽说暮秋昼短，离天黑也还有两个钟头，醇王特地亲自带路，陪李鸿章一览楼台林木之胜。 
　　这一座醇王府，已不是当年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与贝子奕绘吟咏酬唱之地的太平湖醇王府了。旧邸为当今皇帝诞育之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所谓“龙潜于渊”的“潜邸”，不宜再住。因此，醇王在光绪初年，物色到了一所巨宅，地址在伞子胡同，本来是乾隆朝权臣和珅的一个亲戚所有。一旦“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六亲同运，这家人家也就很快地败落下来。废宅荒园，地方太大，没有人敢买，因为买下来也修不起。 
　　这对醇王来说正合适，他要的就是地方大，买下基址，只花了三千五百银子，但重新营建，却花了房价的十倍都不止。 
　　兴工了两三年，直到光绪八年春天才落成题名“适园”。 
　　适园的正厅，宏敞非凡，“颐寿堂”三字，出于恭王的手笔。其中供奉一方匾额：“宣赞七德”，是先帝穆宗的御笔，特地由太平湖府邸中，移奉于此。 
　　颐寿堂两翼是两座洋楼，就称为“东楼”、“西楼”，西楼北窗之下，修竹万竿，绕以一弯流水，水边建一座亭子，叫做“修禊亭”。 
　　沿着这一弯流水，曲折而东，是一带假山。山上有“问源亭”，山下有“风月双清楼”。绕过假山，一方极大的平地，多植长松，有一座茅檐的厅，题名“抚松草堂”。西面隔着一道小溪，渡过板桥，是一片梅林，中间隐着五楹精舍，名为“寒香馆”。 
　　“寒香馆”后面有一条曲径，粉墙掩映，红楼一角，想来是内眷的住处。到得尽头，向东一转，有一道垂花门，推门进去，别有天地，是仿照西湖“三潭印月”构筑的一座水榭，九曲阑干，四面可通。进门之处悬一块醇王亲笔的横额，大书“退庵”二字，其实是醇王延见亲密僚属的一座“签押房”。 
　　在退庵歇脚进茶。然后又回到寒香馆，再往西走，有一座“罨画轩”，轩西便是适园尽处，花绮石癯，别有幽趣，茅亭有一块匾，就题作“小幽趣处”。 
　　此外还有题名“绚春”、“沁秋”、“梯云”、“揽霞”的楼台之胜，李鸿章腰肢虽健，到底也是花甲老翁了，只能匆匆而过，或者遥乙一望而已。 
　　游罢全园，醇王在他的书斋“陶庐”设宴款待。这不是简慢，而是体恤，因为在正厅安席，则亲王仪制所关，少不得衣冠揖让，岂不是让客人受罪？书斋设座，只算便酌。陪客亦仅一位，是惠亲王奕绵的小儿子贝子奕谟。园中匾额，大半出自他的手笔，他是醇王最亲近的一个堂兄弟，特地邀了他来作陪，便有不拿李鸿章当外人的意思在内。 
　　主客三人，围着一张大理石面的红木圆桌，成鼎峙之势，无上下之分，谈的自然是闲话，然而也不免月旦人物。醇王提到左宗棠，在惋惜中表示失望，李鸿章则是以直报怨，谈左宗棠如何与曾国藩结怨，又如何与他的至亲郭嵩焘结怨。左宗棠为了要争广东的地盘，不惜力攻广东巡抚郭嵩焘，保他的部将蒋益澧接任的始末。 
　　“原来是这段恩怨！”醇王是如梦初醒似的神态，“我听人说，是湘阴文庙出了灵芝起的误会。原来不是！” 
　　“怎么？”奕谟问道，“出灵芝是好事，怎么起了误会？” 
　　“我怕说不完全了。”醇王说道，“少荃总知道这段公案？” 
　　“是同治三年的事…　。” 
　　同治三年，湘阴文庙，忽然发现五色灵芝一本，轰动远近。不久郭嵩焘拜命受任为广东巡抚，喜讯一到，郭嵩焘的胞弟崐焘，作家书致贺，说：“文庙产芝，殆吾家之祥。”这本是一时的戏言，谁知正以平洪杨之功封了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听得这话，大为不悦。 
　　他说：“湘阴果然有祥瑞，亦是因为我封爵之故。跟他郭家有何相干？”他不但这样发牢骚，还特为以一千两银子作润笔，请湖南的名士周寿昌写了一篇《瑞芝颂》，称述左宗棠的功绩。 
　　“对了！我听到的就是如此。”醇王说道，“我当面问过左季高，他笑而不答，大有默认之意。” 
　　“左季高常有英雄欺人的举动。不便明言而已。”李鸿章下了一个断语：“左郭交恶，其曲在左，是天下的公论。” 
　　“为来为去为争饷！”酒量极宏的奕谟，陶然引杯，“究不如向此中讨生活为妙。” 
　　“心泉贝子是福人，美禄琳琅，文酒自娱。这份清福，实在令人羡慕。”李鸿章转脸向醇王说道：“鸿章若是象左季高的性情，只怕十七省的督抚都得罪完了。” 
　　“这话怎么说？” 
　　“还不是为了饷！这瞒不过王爷，光绪元年户部奏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其实呢，每年收不到四十万。明明奉旨派定的关税、厘金，各省偏要截留。咳！”李鸿章摇摇头不愿再说下去了。 
　　提到这一层，醇王勾起无穷心事，要办海军，要加旗饷，要还洋债，还要兴修供太后颐养的御苑，处处都要大把的银子花出去。再过两年皇帝大婚，又得筹集百万银子办喜事，那里来？ 
　　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诚朴，好胜心强而才具不免短绌，所以一想到这些棘手的事，立刻就会忧形于色，把杯闲话的兴致也就减低了不少。 
　　“少荃！”醇王想沉着而沉着不下来，原来预备饭后从容细商的正事，不能不提前来谈：“万事莫如筹饷急！如今兴办海军，那怕就先办北洋一支，也得一笔巨款。以后分年陆续增添，经费愈支愈多，这理财方面，如果没有一个长治久安之策，可是件不得了事！” 
　　“王爷见得是，鸿章也是这么想。理财之道，无非节流开源，阎丹初综核名实，力杜浮滥，节流这一层倒是付托有人了。至于开源之道，鸿章七月初二的那个折子上，说得很清楚了，想来王爷总还记得！” 
　　醇王当能记得。这一个多月以来，所有关于海军方面的筹划，就拿李鸿章的奏议作为根据，醇王念念在兹，对原折几乎都背得出来了。 
　　“你说，‘开源之道，当效西法，开煤铁、创铁路、兴商政。矿铁固多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官又无可助资；若以轻息借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为群情所骇诧。若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这倒不要紧，只要有益于国，上头没有不许的。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开矿、造铁路，收利总在十年八年之后，眼前如何得能筹个几百万银子？” 
　　这一问，在李鸿章“正中下怀”，他想了一下，徐徐答道：“王爷总还记得原折上有印钞票一议。西洋各国，钞票不但通行本国，他国亦有兑换行市，我们大清国又何尝不可印？如果由户部仿洋法精印钞票，每年以一百万为度，分年发交海防各省通用，最要紧的是出入如一，凡完粮纳税，都准照成数搭收，不折不扣，与现银无异。等到信用一立，四海通行，其利不可胜言！” 
　　“这……，”醇王将信将疑地说，“这不就是历朝发宝钞的法子？这个法子，我跟好些人谈过，解说从来不曾成功过。” 
　　“是的，历朝发宝钞，都没有成功过。然而，北方票号、南方钱庄的银票，又何以行得开？京师‘四恒’的票子，通都大邑，一律通行，其中的道理，就在我们的银票是实在的，发一千两银票，就有一千两现银子摆在那里。好比赌局中，先拿钱买筹码一样，筹码值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会疑心赌完了拿筹码换不到钱。发钞票，如果也有现银子摆在那里，信用自然就好了。” 
　　“少荃！”奕谟笑道，“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个典故，好比王介甫想化洞庭湖为良田一样。” 
　　李鸿章一愣，细想一想，才想起奕谟所说的典故，其实是刘贡父的故事。 
　　这是宋人笔记中数数得见的故事，奕谟也误记了。原来记载：王安石爱谈为国家生利之事，有小人附和谄媚，说梁山泊八百里，决水成田，可生大利。王安石一听这个建议，大为高兴，但转念想想，又不无疑问，决水何地可容？其时东方朔一流人物的刘贡父，正在客座，回答王安石的话说：“在梁山泊旁边，另凿八百里大的一片水泊，可容已决之水。”王安石大笑，不再谈这个建议了。 
　　奕谟引此典故的意思是说：既有现银子在那里，又何必再发钞票？李鸿章当然明白，欣赏地答道：“心泉贝子问得好！银行发钞票，自然不是别凿八百里泊以容梁山泊之水。发一万两银子的钞票，不必一万两银子的准备，其中尽有腾挪的余地。然而这又不是滥发钞票，是一个钱化作两个钱的用途，又是无息借债，于民无损，于国有益，最好不过的一把算盘。” 
　　“少荃，”醇王很用心地，“你再说说！其中的道理，我还想不透彻。” 
　　“王爷请想，发一两银子的钞票，收进一两现银，这一两现银，可以用来兑成英镑，跟外国订船购炮之用，岂不是一个钱变作两个钱用？这多出来的一个钱，等于是跟百姓借的，钞票就象借据一样，不过不必付利息。而百姓呢，拿这张钞票又可以完粮纳税，又可以买柴买米，一两银子还是一两银子，分文不短，岂不是于民无损，于国有益？” 
　　“啊！这个法子好！”醇王大为兴奋，“如今借洋债很费周章，又要担保，又要付利息，倘或发一千万两的钞票，兑进一千万现银子，就是白白借到了一笔巨数，那太妙了。” 
　　“是！”李鸿章说，“不过这一千万两银子，倘或浮支滥用，挥霍一尽，那就是欠下了一大笔债。若是拿来开矿造铁路，作生利的资本，赚出钱来，再添作资本，这样利上滚利，不消二三十年工夫，我大清国也就可以跟西洋各国一样富强了！” 
　　醇王听得满心欢喜，决定好好来谈一谈这一套理财妙计。李鸿章原就有一份说帖，是总税务司赫德所拟，而且跟英国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克米隆已经长谈过好几次，妙计都在锦囊中，这天说动醇王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少荃，”醇王最后作了一个结论：“我想邀军机跟总署诸同仁，来一次会议，所谈的就是三件大事：海军、铁路、银行。你看如何？” 
　　“悉听王爷裁夺。”李鸿章说，“不过外商叫银行，咱们还是叫官银号好了。免得名称雷同，混淆不清。” 
　　这是为了消除卫道之士的疑忌，有意不用洋人的名称，醇王会意，连声道“是”。接下来又问：“你这几天总要先拜客，军机跟总署也得预备预备。说不定上头还要召见一次。我看会议的日期，倒不必太迫促。二十八好不好？” 
　　“是！二十八。”李鸿章说，“会议是王爷主持，自然听王爷定日子。” 
　　等回到贤良寺，李鸿章不入卧室，径自来到幕府聚会办事的厅房，批阅文电。一面看，一面就作了裁决，幕府依照他的意旨，分头拟稿发出。最后才看明天开始拜客的单子，长长一张红笺，不下百人之多，李鸿章一见皱眉，提起笔来，大涂大抹，删减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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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客的名单上，头一名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他是曾国藩一榜的传胪，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以左副都御史充会试“知贡举”，虽是“外帘官”，照例也算这一科进士的老师。李鸿章是丁未翰林，科甲中人，最重师门，所以第一个就拜灵桂，备了一千两银子的贽敬，附带二百两银子的门包。 
　　门生拜老师，照规矩进由边门，出用中门，名为“软进硬出”。但李鸿章既有爵位，又是首辅，真所谓“位极人臣”。灵桂家开中门迎接，而且先有管家到轿前回明，“不必降舆”，大轿一直抬到二堂滴水檐前，变成“硬进硬出”。 
　　灵桂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在轿前迎接的，是灵桂的儿子孚会，年轻还不大懂事，幸好有灵桂的女婿荣禄照料，周旋中节，井井有条。略作寒暄，李鸿章便问起老师的病情。 
　　“家岳的病，原是气喘宿候，逢秋必发，只不过今年的来势特凶，一发不可收拾。” 
　　“喔，”李鸿章问道：“请谁看的？” 
　　“请的薛抚屏。”荣禄摇摇头，“他说：不救了！拖日子而已。” 
　　“唉！”李鸿章微喟着说：“我看看老师去！” 
　　“相见徒增伤感。中堂不必劳动吧！” 
　　这是谦词，李鸿章当然非看不可，“白头师弟，”他说，“见得一面是一面。仲华，请引路。” 
　　于是到了灵桂病榻前，白头师弟，执手相看，都掉了眼泪，荣禄硬劝着将李鸿章请到客厅。本来可以就此告辞，况且拜客名单虽删减了一半，也还有长长一串拖在后面，不容久坐。但李鸿章为了荣禄的缘故，决定把握这个无意邂逅的机会，稍作盘桓。 
　　“后事想来都预备了。” 
　　“是！”荣禄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遗折的稿子拟好了，请中堂斟酌。” 
　　这也是一种“应酬”，而李鸿章因为一生没有当过考官，对于他人请看文章，最有兴趣，居然戴起眼镜，取来笔砚，伏案将灵桂的遗折稿子，细细改定。这一下又花了半点钟的工夫。 
　　荣禄称谢以后。提到李鸿章此行，少不得有一番很得体的恭维。李鸿章倒也居之不疑，不作谦虚的客套，等荣禄的话完，忽然问道：“仲华，你今年贵庚？” 
　　“今年三十八。” 
　　“可惜！”李鸿章大摇其头，“我为国家可惜，正在壮年，如何容你清闲？醇王处事，我样样佩服，就这件事上头，可不敢恭维了。” 
　　荣禄很洒脱地笑了一下，“被罪之身，理当闭门思过。”他说：“至于七爷对我，提携之德，实在无话可说，将来补报也总有机会的。” 
　　“眼前就是机会。”李鸿章说，“京营加饷，似乎势在必行。加了饷自然要整顿，这个差使，仲华，依我看非你莫属。” 
　　荣禄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只要自己有所表示，他乐意在醇王面前进言推荐，其实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又何劳第三者费心？醇王的短处是不免多疑，果然李鸿章在他面前为自己说了好话，他只以为自己有倒向北洋之心，反而引起猜忌。 
　　这样一想，颇为不安，怕李鸿章鲁莽从事，好意变得不堪承受，因而接口答道：“这是中堂看得起我。如果七爷觉得我还可以效一时之驰驱，我又何敢崖岸自高？多承中堂指点，一两天之内，我就去见七爷。” 
　　这是暗示：有话他自己会说，无须旁人代劳。李鸿章是何等脚色？自然一听就懂，“这才是！”他连连点头，鼓励他说：“醇王知人善任，笃念旧情。仲华，你真不必自外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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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李鸿章一走，荣禄又拿他的话细想了一遍，觉得适园之行，必不可少，而且愈快愈好。 
　　因此，这天午后，策马径往伞子胡同。这几年踪迹虽疏，但毕竟不是泛泛的关系，所以醇王听得门上一报，立即延见。 
　　见了面，先问起灵桂的病情，荣禄是早就想好了的，不能无故谒见，要借他岳父的病，作个因头，所以此时正好借话搭话。 
　　“我岳父的病，是不中用了，一口气拖着，只为有心事放不下，特地叫我来求王爷。” 
　　“喔，他有什么心事？” 
　　“还不是身后之名！”荣禄说道：“我岳父平生最得意的事，就是蒙宣宗成皇帝朱笔亲点为传胪。宗室照例不能得鼎甲，所以，这个传胪，更为可贵，将来的谥法上，要请七爷成全。” 
　　旗人对谥法，特重一个“靖”字，因而醇王问道：“莫非他想谥文靖？” 
　　“这倒不敢妄求。” 
　　“那……，”醇王想了一下说：“反正这会儿也还谈不到此。将来内阁拟字的时候，你自己留意着，到时候说给我就是了！” 
　　“是！”荣禄随手请了个安：“我替我岳父给七爷道谢。” 
　　“你来就是这件事吗？” 
　　“也不光是这件事。”荣禄答说：“这一阵子，很有些人在谈旗营加饷的事。有人来问我，我说：旗营加饷是七爷多少年来的主张，只要部库有余，这件事，七爷一定会办。不过现在大办海军也是要紧的，万一一时办不到，大家可别丧气，反正有七爷在，就一定有指望。” 
　　这最后一句话，是醇王顶爱听的。他一生的志愿，就是练成一支足以追步开国风烈的八旗劲旅。当年太祖皇帝的子侄，各张一军，太宗英武过人，只兼领正黄、镶黄两旗，即令到了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亦未及八旗之半。自己能够掌握全旗，又能重振入关的雄风，那是多么快心之事！ 
　　醇王的这个心愿，从肃顺被诛，刚掌管神机营的时候，就已为自己许下了。他读过许多兵书和名将的史传，也细心考查过僧王带兵的手段，确信对部将士卒，唯有恩结，才能得其死力，能得其死力才能无间寒暑，勤加操练，成为能攻善守，纪律严明的一支精兵。然而，二十年来，他始终只是在“恩结”二字上下功夫，勤加操练固然谈不到，能不能“得其死力”亦没有把握。说来说去都因为他自己觉得恩结得还不够深。 
　　这一次醇王是下定决心了，要大刀阔斧地裁汰比“绿营”习气更深的各省烂兵，省下军费来“恩结”旗营。不过，“旗营加饷也不是白加的。”他说，“咱们得要想个法子，切切实实整顿一番！” 
　　用“咱们”的字样，就意味着这整顿的事务，有荣禄的份。不过，他不愿自告奋勇，毫无表情地答一声：“原该切实整顿。” 
　　“整顿得要有人。穆图善是好的，不过一时还不能调进京；善庆，我想让他帮着办海军。仲华，你告病得太久了，这一次得帮我的忙。” 
　　“怎么说是‘帮忙’，七爷言重了！”荣禄问道：“七爷是让我到神机营，还是回步军统领衙门？” 
　　“提到这上头，咱们好好谈一谈。”醇王将身子凑过去，左肘斜倚着茶几，显得很亲密似的，“我久已有打算了。这两年地面上不成样子！福箴庭婆婆妈妈，压根儿就不能当那个差使，上个月出了个大笑话，你听说了没有？” 
　　这实在是个大笑话。只为步军统领福锟赋性庸懦，为人所侮，竟有梁上君子偷了他的大帽子，挂在正阳门上，附着一张纸条，大书“步军统领福大人之脑袋”。幸亏发觉得早，很少路人得见，但神机营的密探自然有报告。荣禄虽是在野之身，消息却异常灵通，不过神机营的密探跟他常打交道，以瞒着醇王为宜，所以他故意答道：“没有听说。” 
　　“是这么回事…　。”醇王所谈的大笑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上头很赏识福箴庭，我亦不便多说。不过步军统领衙门，非得有个能顶得住的人不可。我想，你还是回那里，另外我再奏请，派你兼一个神机营专操大臣的差使。这不是两全其美？” 
　　“多谢七爷栽培。”荣禄平静地答道：“我回步军统领衙门去当翼尉。” 
　　怎么是当翼尉？醇王细想一想，才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子说。荣禄由于沈桂芬和宝鋆的合力排挤，因为失察之罪，在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任内降二级调用，一直告病不就实缺，此刻如果派缺，只能派一个从二品的职位。 
　　而步军统领属下，左右翼总兵是正二品，他亦不够资格充任，那就只好当正三品的翼尉了。所以他那样说法，可以看作牢骚，也不妨说是提醒醇王，如果要用他，就得先让他官复原职，否则无法重用。 
　　这一层，醇王当然早就想过，“仲华，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替你打算过了。”他说，“只等年下，入觐的蒙古王公一到，你那件事就可以办了。” 
　　“喔，”荣禄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事，怎么样也跟蒙古王公扯不上关系，因而说道：“请七爷明示。” 
　　“皇帝开春就得练骑射了。我想用你的名义，进八匹好马，一等赏收，自然有恩典。” 
　　这不用说，这八匹好马，是托蒙古王公采办，在年下循例入觐时带到。醇王这样曲意绸缪，盛情倒着实可感。荣禄正在思索该如何表示谢意时，只听醇王喊道：“来啊！ 
　　看额驸在不在？” 
　　额驸是指他的女婿，伯彦讷谟诂的长子那尔苏，正好在府，一唤就到。荣禄跟他也极熟，一见了面，拉着手问长问短，就象对自己钟爱的一个小兄弟那样亲热。 
　　等他们谈得告一段落，醇王问道：“那八匹马怎么说？” 
　　“早就挑好了。全是菊花青，个头儿一寸不差。如今正在调教，十一月初就可以到京了。” 
　　“你听见了吧？”醇王看着荣禄说。 
　　荣禄立刻甩一甩袖子，请了个双安，站起身来垂手说道：“七爷这么回护，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不怕七爷生气，有件事非得依我，才能让我心里稍微好过些。” 
　　“你说吧！” 
　　“马价多少，得让我照缴。” 
　　“这是小事，随你好了。” 
　　于是荣禄再次称谢，又谈了些闲话，方始辞去。此行总算不虚，但事情实在很难，福锟的帘眷方隆，即令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取销，也未见得能取而代之。倘或派一个左右翼的总兵，去听福锟的号令，那就未免太委屈了。 
　　“果然如此，宁愿仍旧告病！”荣禄自己对自己说，“要嘛不回步军统领衙门，要回去就非得当堂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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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妹盟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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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腚，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腚，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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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捍格，亦不致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象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崇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治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治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缔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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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联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 
　　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着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真教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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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拚，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着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腚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官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　　　　　　　 ※　　　　　　　　 ※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做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舰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而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构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纲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借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致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月炎燠，临战仓皇，并难奏技；水管行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今尚泊马拉他，不能随定、镇偕行。 
　　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诸弊丛生。然大沽口浅，已不能近，烟台、旅顺无碍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吨，何所见不及于此？而炮房之药气闷，令台之布置不密，犹见弊之小者。 
　　今朝廷加意台澎，饬照仿造，而劼侯、傅相，意见不同，劼侯请俟回华察看，自是慎重，合肥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岂成功期诸二年，而订定不能迟诸两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 
　　这是指新订购的两艘兵舰而言。李鸿章看到这里，大为气愤，“胡说八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那里是我的意思。六月里，总署有信给我，说台澎孤悬海外，应该从速购备船只，以备不虞。我因为战舰花费太大，所以复信，说暂照济远订购几艘。六月二十四奉到电旨，我还记得全文是：‘着照济远或快船，定购四只，备台澎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你评评，何尝是我错？” 
　　“中堂不错。本为救急之计，自然不能久待，而况户部有‘的款’是指此时而言，迟延日久，‘的款’也许造了三海的御舫，岂不落空？” 
　　“着啊！你这才是深知甘苦之意。”李鸿章又说：“至于我给劼侯的信，将来可以问他，我只说：炮不可小于八九口径；甲不可薄于十二寸，如用铁面不可薄于十寸；船速不可低于十五里；吃水不可深于十八尺，这都是相度实情，期望快船能得战舰之用。谋国如此，自觉不为不忠，而局外人横加非议，实在令人灰心。” 
　　“中堂谋国，有识者无不倾服。不过，言路上的传闻，虽说空穴来风，到底也还另有说法。” 
　　“什么说法？”李鸿章张大了眼问。 
　　“如无‘空穴’，何有‘来风’？” 
　　李鸿章一愣，接着换了副沉着的脸色，“此言有味！”他说，“你听到什么风声？” 
　　“听说驻德使馆中人，另有信来。盛伯熙就接到一封，预备动折子参李丹崖。”张荫桓说，“盛伯熙的笔锋，中堂是知道的，不动弹章则已，一动必不为人留余地。” 
　　“噢！”李鸿章问：“还有呢？” 
　　“总还有人要借此生风。据说，目前有一公论，‘定远船质坚而价廉；镇远船质稍次而价稍涨；济远船质极坏而价极昂！’总而言之，照他们说，一船不如一船！” 
　　“这些话是从那里听来的呢？” 
　　“上海《申报》上就载得有。” 
　　“局外人的浮议，未必可信。”李鸿章不屑地说，“好在李丹崖已经交卸回国，奉旨交北洋差遣，定、镇、济三舰，也快到大沽口了。是是非乔，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是！”张荫桓的本意是来报告消息，原意既达，不必词费，所以起身告辞。 
　　李鸿章却不愿放他走。李凤苞的毛病在李鸿章自然不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话虽说得坦然，心里却不免嘀咕，希望张荫桓能替他想个化解之方。只是言语之中，袒护李凤苞在先，一时改不得口，唯有先拿张荫桓留了下来，再作计较。 
　　“如果没有事，你再坐一会……我还有话跟你谈。或者，”他沉吟了一下说：“托你再去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人从德国写信来？” 
　　“是！我晚上再来跟中堂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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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张荫桓辞去以后，便是接连不断的访客。李鸿章本来是不想见的，但就这一天之间，发觉京中的各种迹象，都对他不利，为了听听消息，也为了笼络朝士，一改本心，尽量延见。 
　　访客是来巴结的多。因为听说朝廷要大办新政，用人必多，或者想兼差、或者想外放，都得要走手握实权的“李中堂”的路子。此辈见识有限，但消息灵通，所以李鸿章倒听了许多想听的话。 
　　到了四点多钟，贴身跟班悄悄来提醒，该赴庆王的饭局了。这天，奕劻为李鸿章接风，陪客是总署、军机两方面的大臣，所以等于又一次会议，李鸿章当然要早到。 
　　果然到得早了，在座的陪客，还只有一个孙毓汶。谈到铁路，他告诉李鸿章说，反对的人很多，不过事在人为，最好准备一份详细的图说，再奏请懿旨定夺。 
　　“那方便。我三五天以内就可以预备好。”李鸿章答道，“洋匠已经勘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有详细禀帖，不过用的是洋文，我关照他们加紧赶译就是。” 
　　“是的。等中堂一交来，军机上立时呈递。”孙毓汶略停一下问道：“中堂的意思是从陶城埠到临清，沿河兴造铁路，如果阿城一带河水漫决，向北冲刷，不会把铁路冲断？” 
　　“不要紧！洋匠已经顾虑到这一层，近河之处，路基筑高六尺，漫水从没有高过六尺的。” 
　　孙毓汶点点头又问：“倘或奉旨准行，中堂意中想派什么人督办？” 
　　李鸿章心目中已经有人，决定派盛宣怀去办。话到口边，忽然警觉，说不定孙毓汶想保荐什么人，倘或落空，难免失望，或者会故意阻挠，这时以敷衍为妙。 
　　于是他摇摇头说：“此刻那里谈得到此？将来是不是交北洋办，亦未可知。就是交北洋办，派什么人经理，也得请教诸公的意思。” 
　　“那当然请中堂一力支持。”孙毓汶说，“我看盛杏荪倒是适当的人选。” 
　　听得孙毓汶称赞盛宣怀，李鸿章不能不留意。因为孙毓汶固然一言一行，无不隐含心计，而对盛宣怀更不能不防。北洋幕府中两类人才，一类讲吏治、论兵略，还保留着曾国藩开府的流风遗韵，论人，大多正人君子；论事，亦多罕言私利。另一类办洋务、辟财源，此中又有高下两等，上焉者如张荫桓，下焉者就是盛宣怀之流，李鸿章在他们面前，就象在贴身侍仆面前一样，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李鸿章也是要靠盛宣怀等辈，才有个人的秘密，此所以不能不防。 
　　他防人的手段，因人而施，对于淮军将领，是造成他们彼此的猜忌，免得“合而谋我”；对于盛宣怀这些人，在陷之以利以外，就是严禁他们另投靠山。不过，盛宣怀固然不必，也不敢出卖自己，就怕孙毓汶别有用心，将盛宣怀拉了过去，自己的秘密如果都落在此人手中，却是大可忧之事。为此，他试探着问：“多说盛杏荪是能员，莱山，照你看，他的长处，到底何在？” 
　　“盛杏荪是中堂一手提拔的人，难道还不知道他的长处？” 
　　照这话看，孙毓汶或者已经猜到自己要委盛宣怀办铁路，有意说在前面，以为试探。李鸿章心想，言路上对盛宣怀深恶痛绝，如果自己承认有此意向，一传出去，先招言官反感，益增阻力，还是先瞒着为妙。 
　　“盛宣怀的长处，我当然知道。不过，知人甚难，要听听大家对他的批评，尤其是阁下的批评。” 
　　“为什么呢？” 
　　“那还不容易明白？军机为用人行政之地，何能不听听你对人物的品评？” 
　　“中堂太看得起我了！”孙毓汶忽然问道：“听说盛杏荪到杭州去了？” 
　　“他老翁在浙江候补，请假去省亲。”李鸿章又说，“也要去整顿照照招商局。” 
　　谈到这里，客人陆续至，而且非常意外地，正要开席的时候，醇王亦作了不速之客。不过他一进来就先声明，他不是来闯席，只是听说大家都在这里，顺路进来看创。 
　　这一下，使得做主人的奕劻很为难。不留醇王，于礼不合，留下醇王，自然是坐首座，便委屈了李鸿章。想一想只有口中虚邀，暗地里关照，暂缓开席。 
　　醇王自知不便久坐，觑个便将孙毓汶拉到一边，有一句要紧话关照：“你们跟少荃同席，不必再谈铁路。这件事，八成儿吹了！” 
　　“怎么呢？” 
　　“这位，”醇王揸开五指伸了一下，意思是指惇王，“今天不是‘递了牌子’？我刚刚才知道，为的是反对造铁路，当面力争。有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是铁路造来造去，怕动了西陵的龙脉。上头一听这话吓坏了！派了传谕，明天一早，让我头一起递牌子，说是要问铁路。多半会作为罢论。” 
　　孙毓汶不即回答，问到另一件事：“那么，官银号呢？” 
　　“这又是件棘手的事！崇文山到我那里痛哭流涕，真正愚忠可悯！看样子，除非不用洋人，不然就办不成。” 
　　“合肥迷信洋人。听说他有过后，不用洋人，宁可不办。现在铁路再作罢论，所议的三件大事，倒有两件不成功，而这两件又是合肥的献议，一点结果都没有，似乎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说得是啊！”醇王倒未曾想到，此刻一被提醒，才觉得十分不妥。 
　　“而况现在还有求于他！” 
　　这话，醇王也能深喻，有求于李鸿章的，不止于先办北洋一大支海军，还要靠他遮掩着拿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这样，就必得设法圆他的面子，否则，他未必肯乖乖听话。 
　　“王爷，”孙毓汶低声说道：“办不办，王爷在心里拿主意，眼前先不必说破，尽管照合肥的意思降旨。横竖这又不是三天两天便得见分晓的事，且等崧镇青跟陈隽丞复奏了再说。” 
　　这是指漕运总督崧骏跟山东巡抚陈士杰。修造铁路事关南漕，地在山东，当然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复奏，认为窒碍难行，将来就可以搪塞李鸿章。倘或复奏赞成，也不妨示意言路上折反对。总之要打消此事的手段多得很，眼前能保住李鸿章的面子，不教他怀怨于朝廷，便是上策。 
　　“你的话不错。一准照此而行！”醇王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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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果然，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醇王，面谕铁路停办。醇王亦宛转上言，代为乞恩，保全老臣的体面。慈禧太后本有向李鸿章示惠之意，自然乐从。 
　　因此，尽管有人颂扬皇太后圣明，面谕醇王停办铁路，李鸿章由于军机否认此说，所以照常备妥图说，送请军机处呈递御前。接着便发了廷寄，说李鸿章建议“试办阿城至临清铁路为南北大道枢纽，阿城临清二处，各造仓廒数所，以备储米候运等语，所陈系为运粮起见，不无可采。”以下就用孙毓汶的见解，近黄河一带的铁路，是否会被大水冲刷，不可不预为筹计，责成崧骏、陈士杰及河道总督成孚，派人详细勘查，据实复奏。最后特别告诫：“其建设仓康及转运应办事宜，着按照所陈各节，悉心会商，妥为筹议，一并迅速奏闻。” 
　　这道上谕还算切实，李鸿章相当满意。复奏如何，自然影响成败，而陈士杰虽不和睦，所好的是掌握关键的崧骏，未调漕督以前是直隶藩司，平日书信往来，称之为“弟”，是这样不同泛泛的关系，李鸿章便有把握，崧骏一定会附和其议，力赞其成。 

　　　　　　　　　　　※　　　　　　　 ※　　　　　　　　 ※ 

　　同一天还有一道紧要上谕，就是设立海军衙门，为预先所计议的，特派醇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 
　　在醇王总理之下，有两会办、两帮办，满汉各半。会办是奕劻与李鸿章，帮办是正行旗汉军都统善庆与还在伦敦、尚未交卸出使大臣职务的兵部右侍郎曾纪泽。懿旨中又特别宣示：北洋精练海军一支，着李鸿章专司其事。 
　　上谕一下，李鸿章第一件事是呈递谢恩折子，同时也要预备召见。这就必得跟醇王先见一次面，估量慈禧太后可能会问到的话，商量应该如何回答。那知他未到适园，醇王先就送了信来，说这天上午，慈禧太后召见军机，曾提到驻德使馆有人来信，指控李凤苞订船的弊端，迫不得已，只有由总理衙门将王咏霓的来信，送交军机呈递。同时又面奉懿旨： 
　　下一天召见李鸿章。 
　　接到这个信息，李鸿章暗暗心惊。不想小行刑部主事的一封私函，竟会上达天听，倘或因此惹起风波，阴沟里翻了船，才是丢人的大笑话。 
　　所幸的是，王咏霓的原信，张荫桓已觅来一个抄本，找出来细细参详，还有可以辩解之处，比较放心了。不过为了表示问心无愧，要出以泰然，醇王那里，反倒不便再去，免得他疑心自己为此事去探听口气。因而只写了一封回信，提到李凤苞之事，说他亦非常诧异，如果真有弊端，李凤苞就是辜恩溺职，应该严办。 

　　　　　　　　　　　※　　　　　　　 ※　　　　　　　　 ※ 

　　到了宫里，才知道内奏事处已传懿旨：李鸿章与醇王一起召见。两人匆匆见面，谈不到几句话，已经“叫起”了。 
　　进殿先看慈禧太后的脸色，黄纱屏掩映之下，不甚分明，只听得慈禧太后微微咳嗽，声音发哑而低，李鸿章凝神静听，连大气都不敢喘，真有屏营战兢之感。 
　　“办海军是一件大事。”慈禧太后闲闲发端：“史书上说的‘楼船’，那能跟现在的铁甲船比？将来等船从外洋到了，你们都该上去看一看才好。” 
　　“是！”醇王答说：“船一到，臣就会同李鸿章去看。” 
　　“这倒也不必忙在一时，总先要操演纯熟了，才有个看头。 
　　这三条铁甲船，派谁管带？” 
　　这下该李鸿章回答了：“原有副将刘步蟾他们二十多个人，派到德国，一面照料造船工程，一面学习驾驶、修理。这一次帮同德国兵弁，驾驶回国，等他们到了大沽口，臣要详细考查，再禀知醇亲王，请旨派定管带。” 
　　“德国兵弁把船开到，自然要回国。咱们自己的人，接得下来，接不下来呢？” 
　　“一时自然接不下。臣跟醇亲王已经商量过，酌留德国兵弁三两年，把他们的本事都学会了，再送他们回国。” 
　　“可以。”慈禧太后拈起御案上的一封信，扬了一下：“有人说，镇远的工料不及定远，造价反而贵了。这是怎么说？” 
　　“镇远铁甲厚薄，一切布置，都跟定远一样，不同的是，定远水线之下，都是钢面铁甲，镇远的水线之下，参用铁甲。这因为当时外洋钢价，突然大涨，不能不变通办理。当时奏明有案的。” 
　　“济远呢？”慈禧太后将信往外一移，“这个王咏霓来的信，你们看看！” 
　　于是醇王先看，看完不作声，将信随手递给李鸿章，他假意看了一遍，恭恭敬敬地将原信缴呈御案，方始不慌不忙地分辩。 
　　“王咏霓是亲眼目睹，臣还没有见过济远，不知道王咏霓的话，说得对不对？不过，他说济远不能跟定远、镇远一起回国，似乎言过其实，如今济远已经跟定远、镇远一起东来了。” 
　　“我也觉得他的话，不免过分，可是也有说得有理的。” 
　　“是！”李鸿章答道：“济远是一条快船，当时是仿英国的新样子定造的，因为是头一回，有些地方不大合适，臣亦早已写信给曾纪泽，托他跟许景澄商量，新订的两条船，尽力修改图样。总之，好的地方，务必留着，不好的地方，务必改掉。” 
　　“原该如此。不过，如今既有这么许多毛病，只怕枝枝节节地改也改不好。七爷，你看，是不是打个电报给他们，那两条新船先缓一缓，等事情水落石出了以后再说？” 
　　“这，”醇王转脸，低声问道：“少荃你看呢？” 
　　李鸿章想说：“两条新船已经跟人家订了建造合同，付过定洋。如果缓造，要赔补人家的损失，太不合算。”这几句话已到口边，发觉不妥，就不肯出口了。 
　　“皇太后圣明，理当遵谕办理。” 
　　“那就这样办了。”醇王答说，“臣回头就发电。” 
　　“李凤苞这个人，”慈禧太后看着李鸿章问，“他是什么出身？” 
　　“他是江苏崇明的生员…　。” 
　　李鸿章奏报李凤苞的简历：此人精于历算测绘之学，为以前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所赏识，替他捐了个道员，派在江南制造局当差。曾主办吴淞炮台，绘制地球全图，还译过许多声光化电之书，在洋务方面颇有劳绩。 
　　光绪元年丁日昌当福建巡抚，兼充船政大臣，特地调李凤苞为船政局总考工。以后遣派水师学生留学，由李凤苞充任监督，带领出洋。 
　　光绪四年继刘锡鸿为驻德国使臣，以迄于今。 
　　“李凤苞对造船，原是内行，而且在外洋多年，洞悉洋人本性。不过，臣与他本无渊源，只觉得他很干练，操守亦还可信。而况他是朝廷驻德的使臣，这几年既然向德国订造铁甲船，臣自然委托他经理。” 
　　这是李鸿章为自己开脱责任。慈禧太后懂他的意思，点头说道：“原不与你相干。将来等船到了，有没有象王咏霓所说的那些情弊，当然要切切实实查一查。你也不必回护他。” 
　　最后这句话颇见分量。李鸿章诚惶诚恐地答道：“臣不敢！” 
　　“七爷！”慈禧太后遂即吩咐：“你就传话给军机拟旨吧！你一个，李鸿章一个，”她想了一下又说：“再派奕劻。就是你们三个，会同去查。” 
　　这重公案，到此算是有了处理的办法。虽然面子上不甚好看，但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醇王与奕劻都可以讲得通。倘或交都察院或者兵部，甚至刑部查办，要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不容易了。 
　　“李鸿章！”慈禧太后谈到一件耿耿于怀的事，“蚕池口的天主教堂，那么高！西苑的动静，都在洋人眼里了。实在不大妥当。六月里，神机营找过一个英国人，他上了一个条陈，说有法子让他们迁走。这件事别人办不了，你得好妹费心。” 
　　李鸿章在天津就听说过此事，料知责无旁贷，也约略思量过应付之道，此时自然毫不迟疑地应承：“皇太后请放心！ 
　　臣尽力去办，办妥为止。” 
　　这个答复简捷痛快，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对醇王说道：“你就把那个条陈交给李鸿章吧！” 

　　　　　　　　　　　※　　　　　　　 ※　　　　　　　　 ※ 

　　等李鸿章回到贤良寺，总理衙门已将条陈送到。上条陈的英国人叫敦约翰，十年前曾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与李鸿章见过一面。在他的印象中，此人谨慎能干，颇可信赖。因此，李鸿章对他的条陈，相当重视，急着要看。 
　　原本是英文，由北洋衙门的洋务委员伍廷芳，连夜赶译成中文。接着便将敦约翰约了来，当面商谈。 
　　“你为北堂所上的条陈，我已经看到了。今天要跟你细细请教。” 
　　等伍廷芳译述了李鸿章的话，敦约翰答道：“神机营有个姓恩的道员，是我的朋友，他来跟我说：北堂建在内城，邻近宫殿，大不相宜，能不能把这个教堂拆掉？我告诉他说，拆教堂这件事，亵渎宗教，是极大的忌讳，切不可鲁莽。他请我想办法，我考虑了好久，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可行，就是在京城里，另外找一处大小相称的地方，照北堂原来的规模，新造一所教堂，作为交换。恩道员就请我写一个书面文件，拿走了。” 
　　“原来如此！”李鸿章问道：“北堂现在由谁主持？” 
　　“是意大利人，名叫德理雅布，我也认识的。” 
　　“属于那个教会？” 
　　“属于法国的教会。” 
　　“拆北堂一事，跟德理雅布交涉，行不行？” 
　　“不行，不行！”敦约翰连连摇手：“以前的主持叫都乐布理斯，秉性和平，有勇有谋，跟他商量，或者可以成功。现在的这个德理雅布，是去年都乐布理斯去世以后，由宣化府调来的。此人胆小，没有主见，跟他商量，一定大为张皇，反而误事。” 
　　“那么，”李鸿章问：“跟法国公使商量呢？” 
　　“更加不可以。法国一定会从中作梗，无济于事。”敦约翰说，“这件事如果希望成功，只有派人到巴黎，与北堂所属教会的会长商量，得到他的许可，法国公使就不会再阻挠了。” 
　　敦约翰在条陈中，曾经自告奋勇，所以李鸿章问他：“如果请你去，你是英国人，怎么能办得通？” 
　　“我虽是英国人，但是我信奉天主教，以教友的资格，代表中国去交涉。” 
　　“如果请你代办，你这个交涉，预备怎么一个办法？” 
　　“第一，”敦约翰说，“要请中国政府给我一份委任书，作为凭证；第二，我到了巴黎，先要联络几位有声望的人士，请求他们协助；第三，见了法国天主教会的会长，我预备这样说…　。” 
　　敦约翰的说词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一向受到优待保护。如上年中法失和，兵戎相见，而法国教士受中国政府保护，照常传教，并未驱逐出境。这种格外体恤的恩惠，不可忘记。 
　　北堂的建制过高，下窥宫廷，依照中国的习惯，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现在中国政府愿意另外拨给一方基地，并负担建筑新堂的费用，这是情理两得之举。如果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还可以特颁上谕：凡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只要安分守己，不犯法纪者，各省督抚一律保护，不准欺侮。 
　　“我想，”敦约翰说，“大致照这样的说法，应该可以征得同意。然后，我再转到罗马去见教皇，事无不成。现在唯一的顾虑是，法国天主教会会长，虽然同情中国的要求，但怕他不敢作主，要跟法国政府去报告。那一来就麻烦了。” 
　　“是啊！倘或如此，你又有什么应付的办法？” 
　　“或者可以请英国驻法公使出面斡旋，不然就请德璀琳协助，由他跟北堂主持、法国公使去关说。这只有见机行事，到那时候，我会从巴黎直接跟德璀琳密电商议。” 
　　德璀琳是德国人，现在是中国的客卿，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李鸿章知道敦约翰跟他有很深的交情，认为办法相当切实，决定接纳。 
　　“敦约翰先生，”李鸿章问道：“如果请你代办，往还要多少日子？” 
　　“总得五六个月。” 
　　“费用呢？” 
　　“旅费估计要五千银元。” 
　　李鸿章点点头表示同意。灵机一动，随又问道：“我中国遇有天主教传教案件，向来是跟法国交涉。如果你能见到教皇以及教廷外务部，那么日后如有传教案件，不经过法国，直接跟教廷打交道，可以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中国果真有这样的意思，教廷一定非常欢印。”敦约翰说，“近来我听各地天主教士说，中国待教士相当厚道。可是传教案件，一经法国公使总理衙门交涉，往往节外生枝，插入其他事故，多方勒索，使得中国政府误会天主教士难以相处，这决不是教廷的本意。如果中国能派一位公使，常驻教廷，教廷亦派代表常驻中国，有事直接商谈，无须法国代为经手。” 
　　“这样做法，恐怕法国政府会不高兴。”李鸿章问，“你以为如何？” 
　　敦约翰又说，信天主教的中国百姓，所以要倚恃法国出面来保护，是因为中国政府视之为化外之民。如果朝廷有一通剀切的上谕，不得歧视教民，那么中国百姓受中国政府保护，乃是天经地义，何劳法国出面来替他们主张利益？至于教案有教廷代表可以交涉，法国更不能无端干预。所以只要中国自己有正当的态度，适宜的措施，实在不必顾虑法国政府的爱憎好恶。 
　　这番话在李鸿章听来不免暗叫一声“惭愧”，同时作了决定，乘此时机，委托敦约翰向教廷接洽建交之事。 
　　“你所要的盘川五千银元，可以照拨。不过给罗马教皇的信，只能隐括大意，不便说得太明白。“李鸿章又很郑重的叮嘱：“这一次托你去办这件事，务须秘密，千万不能张扬。请你随时小心，相机行事，不要辜负委任。如果事情办成功，我们当然另有酬谢。” 
　　“是的！我尽我的全力去办。”敦约翰说，“在我离开中国以后，旅途中的一切情形，随时会用密电报告。请爵士指定一个联络的人。” 
　　李鸿章略想一想问道：“德璀琳如何？” 
　　“很好！”敦约翰欣然答说：“我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 
　　李鸿章很高兴。事情的开头很顺利，就眼前来说，足可以向慈禧太后交代了。 

　　　　　　　　　　　※　　　　　　　 ※　　　　　　　　 ※ 

　　打点行装之际，有了一件喜事，安徽来了一个电报，李鸿章的次子经述，乡试榜发，高高得中。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本是他的侄子，经述才是亲生的，所以排行第二，其实应该算作长子，格外值得庆幸。 
　　不过李鸿章不愿招摇，所以凡有贺客，一律挡驾，只说未得确信，不承认有此喜事。就算乡榜侥幸，云路尚遥，也不敢承宠。 
　　只是这一来倒提醒了他，还有几个人，非去拜访不可，一个是潘祖荫，一个是翁同龢，一个是左都御史奎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童华，他们都是今年北闱乡试的考官，从八月初六入场，此刻方始出闱。 
　　依照这四个人住处远近拜访，最后到了翁同龢那里。客人向主人道劳，主人向客人道贺，然后客人又向主人道贺。因为这一科北闱乡试发榜，颇受人赞扬，许多名士秋风得意，包括所谓“北刘南张”在内。南张是南通的张謇，北刘是河北盐山籍的刘若曾，名下无虚，是这一科的解元。 
　　“闱中况味如何？”李鸿章不胜向往地说，“玉尺量才，只怕此生无分了。” 
　　翁同龢笑道：“多说中堂封侯拜相，独独不曾得过试差，是一大憾事！这不能不让我们后生夸耀了。” 
　　“是啊！枉为翰林，连个房考也不曾当过。”李鸿章忽然问道：“赫鹭宾熟不熟？” 
　　赫鹭宾就是英国人赫德，他的多字叫“罗勃”，嫌它不雅，所以取个谐音的号叫鹭宾。翁同龢跟他见过，但并不熟。 
　　“赫鹭宾问我一事，我竟无以为答。叔平，今天我倒要跟你请教。” 
　　“不敢当。”翁同龢赶紧推辞，“洋务方面，我一窍不通，无以仰赞高明。” 
　　“不是洋务，不是洋务。”李鸿章连连摇手，然后是哑然失笑的样子，“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赫鹭宾想替他儿子捐个监生，应北闱乡试，你看使得使不得？” 
　　“这真是匪夷所思！”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怎么应试？ 
　　难道他那儿子还会做八股？” 
　　“当然！不然怎么下场？” 
　　“愈出愈奇了！”翁同龢想了一下说，“照此而言，自然是早就延请西席，授以制艺，有心让他的儿子，走我们的‘正途’？” 
　　“这也是他一片仰慕之诚。赫鹭宾虽是客卿，在我看，对我中华，倒比对他们本国还忠心些！” 
　　那有这回事？翁同龢在心里说。不过口虽不言，那种“目笑存之”的神态，在李鸿章看来也有些不大舒服。 
　　“其实也无足为奇。他虽是英国人，来华三十多年，一生事业，都出于我大清朝的培植…　。”接着，李鸿章便叙赫德的经历给翁同龢听。 
　　赫德初到中国，是在咸丰四年，当宁波的领事。不久，调广州、调香港，在咸丰九年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正式列入中国的“缙绅录”。辛酉政变，恭王当国，所定的政策是借重英法，敉平叛乱，其间赫德献议斡旋，颇为出力，因而受到重用，代李泰国而署理总税务司。他亲赴长江通商各口岸，设置新关，相当干练。到了同治二年，李泰国正式去职，赫德真除，改驻上海。从此，中国的关务，由赫德一手主持。洋务特别是对外交涉方面，亦往往找赫德参与密勿，暗中奔走。尤其在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以后，中国的外交，可以说就在他们两个人手里。 
　　然而李鸿章却讳言这一层，只谈赫德的受恩深重，“他早就加了布政使衔，今年又赏了花翎和双龙宝星。因此，英国派他当驻华兼驻韩使臣，他坚辞不就。这无异自绝于英，而以我中国人自居，如今打算命子应试，更见得世世愿居中土。我想，鉴此一片忠忱，朝廷似乎没有不许他应试的道理。叔平，你的腹笥宽，想想看，前朝可有异族应试之例？” 
　　“这在唐朝不足为奇，宣宗朝的进士李彦昇，就是波斯人，所谓‘兼华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这跟赫鹭宾的情形，正复相似。不过，解额有一定，小赫如果应试，算‘南皿’、‘中皿’，还是‘北皿’？而且不论南北中，总是占了我们自己人的一个解额，只怕举子不肯答应。”翁同龢开玩笑地说： 
　　“除非另编‘洋皿’。” 
　　乡试录取的名额称为“解额”，而监生的试卷编为“皿”字号，以籍贯来分，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为“中皿”。小赫的籍贯那一省都不是，就那一省都不肯让他占额。所以翁同龢才有编“洋皿”字号的笑谈。 
　　李鸿章特地跟翁同龢谈这件事，原是探他口气，因为他管理国子监，为小赫捐纳监生，首先就要通过他这道关。如今听他口风，不但乡试解额，无可容纳“华心”的“夷人”，只怕捐监就会被驳。 
　　“中堂，”翁同龢又变了一本正经的神色，“你不妨劝劝赫某，打消此议。上年中法之战，仇洋的风气复起，即令朝廷怀柔远人，特许小赫应试，只怕闱中见此金发碧眼儿，会鸣鼓而攻！” 
　　“这倒也是应有的顾虑。承教，承教，心感之至。”李鸿章站起身来，“可惜，我来你在闱中，不能畅谈，等你出闱，我又要回任了。” 
　　“中堂那一天出京？” 
　　“总在五天之内。到时候我就不再来辞行了。” 
　　“我来送行。” 
　　“不敢当，不敢当！”李鸿章说，“明年春夏之交，总还要进一趟京。那时候我要好好赏鉴赏鉴你的收藏！”说着，他仿照馈赠恭王的办法，从靴页子里取出一个内盛二千两银票的仿古笺小信封递了过去，“想来你琉璃厂的帐，该得不少，不腼之仪，请赏我个脸。” 
　　翁同龢也收红包，不过是有选择的，象李鸿章这样的人，自然无须客气，“中堂厚赐，实在受之有愧。”他接了过来，顺手交给听差。 

　　　　　　　　　　　※　　　　　　　 ※　　　　　　　　 ※ 

　　李鸿章回任了，海军衙门也建立了，北堂拆迁又有李鸿章一肩担承，扩修三海可以大举动工了。 
　　这一番大工程，顶要紧的人有三个，一个是李莲英，一个是立山，一个是雷廷昌。 
　　雷廷昌虽然有个员外郎的衔头，却少为人知，但说起“样子雷”，或者“样式雷”，纵非如雷灌耳，知者可真也不少。 
　　“样子雷”在京城里已经七代，都当他家是土著，其实雷家是江西人，籍隶南康府建昌县。据说他家世系以周易六十四卦排行，乾元再周，到元朝已历百世。三十年为一世，算来雷家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可以媲美曲阜孔家。当然，这是难以稽考的一件事。 
　　确实可靠的是雷家迁居金陵以后的情形。有个做木匠的雷玉成避明末流寇之乱，与两子振声、振宙移家金陵石城。清兵入关，重修为李自成所烧毁的宫殿，雷振声的儿子雷发达，与他的堂兄发宣，应募入京，这就是“样子雷”发祥之始。 
　　康熙中叶重修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太和殿的正梁是拆明陵享堂的楠木梁柱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那知吊起正梁一比，卯榫不符。两木相嵌，凸出的叫榫，俗称榫头；凹进的叫卯，俗称为窍。制作卯榫是木匠这一行的手艺中，最高的技术，显然的，这个木匠的手艺不到家，尺寸不符，以致格格不入。 
　　三大殿是天子正衙，上梁是一件极郑重的事，出了这样的纰漏，岂同小可？因此工部官员，震栗失色。 
　　结果是有个司官有应变的急智，知道雷发达手艺过人，便找了一套从九品的官服让他穿上，腰间掖一把斧头、一把凿子，猱升而上，一只手攀住梁木，一只手动凿子另开一窍。在天子注目，百官仰视之下，从容而迅捷地完了工，然后收起凿子，取出斧头，相准地位，使劲一击，手落榫合，工部官员才得透一口气。 
　　圣祖是一位极其通达人情的贤君，将前后经过都看在眼里，知道卯榫不合，不能怪工部官员，因为将就旧木料，难免不相符。而卯榫既合则完全是雷发达的本事，龙颜大悦，当面降旨，将雷发达授为工部营所的长班。当时便有四句歌谣，专记其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 
　　雷发达活到七十岁才死，由他的长子金玉继业。雷金玉后来投充内务府包衣旗，做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以营造内廷的功劳，钦赐内务府七品官职，到雍正七年才死，死时已经七十多岁。 
　　在雷金玉死前三天，他又生了一个儿子。雷金玉娶过六个太太，最后这个少妻张氏所生的儿子名叫声澂，排行老五。声澂的四个哥哥，大概都无法继承父业，所以就决定南归，但张氏不肯随行，带着儿子住在京里。 
　　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虽是世袭之职，只以声澂尚在襁褓，所以为雷金玉的伙计所篡夺。于是张氏抱子投诉工部，到雷声澂成年，方始得以承袭。 
　　雷声澂成年，正是乾隆大兴土木之时，所以雷声澂与他的三个儿子，都受重用。长子名叫家玮，曾奉派查办外省行宫，高宗六次南巡，家玮无役不从，除了勘查行宫兴建的工程以外，圆明园仿照各地名胜修建，其间买地观察规划的任务，都落在雷家玮肩上，所以在京的日子少，在外的日子多。此外，他还查办过堤工、监务、私开官地等等分外的差使，已成高宗亲信的耳目。 
　　雷声澂的次子叫家玺，在乾隆末年，深为得宠，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各行宫的园庭工程，多由他承办，而且除营造以外，又承办宫中年例灯彩、焰火。乾隆八十万寿，点景楼台，争妍斗丽，盛极一时，亦出于雷家玺的手笔。 
　　雷声澂的小儿子叫家瑞，在嘉庆朝继父兄而主持样式房。在乾嘉两朝，雷氏弟兄三人，通力合作，家道大昌，“样子雷”奠定了不拔的基础。 
　　第五代的“样子雷”名叫雷景修，是二房雷家玺的第三个儿子，十六岁就随着父亲在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为人勤劳谨慎。道光五年，雷家玺病故，雷家瑞亦已衰迈，雷景修因为差务繁重，唯恐失误，将掌案的名义，请伙计郭九承办，宁愿自居其下。这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因为宣宗的节俭是出了名的，顶着掌案的名义，好处不多，祸患无穷。因此到了宣宗驾崩，雷景修便又出来争掌案了。 
　　要争当然不容易。这个差使归雷家世袭，固为事实，但当初让郭九出面承办，形同放弃，公家事务到底不同私人产业，取舍由心。因而一面要争，一面不让，相持不下。 
　　僵局的解消是由于正当此际，郭九一病而亡，才得顺理成章地“物归原主”。不过，雷景修争回样式房，恰在洪杨顺流东下，于金陵建号称国的时候，文宗虽好享乐，究竟不忍亦不便大兴土木。雷景修赋性勤劳，趁这差使不忙的几年，收集祖传的营造法式图稿和大大小小的“烫样”——用硬纸制作的宫殿模型，加上说明，编成目录，要用三间屋子，才能容纳得下。 
　　咸丰十年八月，圆明园被焚。当时最心疼的，恐怕除了文宗，就是雷景修了！雷家数代心血，化为乌有，而自康熙至乾嘉，一百年辛苦经营的中国第一名园，遭此浩劫，估量国家财力物力，再无重复旧观之望。因此，雷景修从世居的海淀，迁家到西直门内东观音寺。其时诸子都已长成，最能干的是老三雷思起，文宗的定陵，就由他主持兴建，工成赏官，是个盐大使的衔头。 
　　同治十三年重修圆明园，闹得天翻地覆，其实穆宗一半是为母受过。在慈禧太后亲自干预之下，雷思起与他的儿子廷昌，曾蒙召见五次，雷景修收集的图稿“烫样”，此时大得其用，“样子雷”的名声，再度传播入口。但随着“天子出天花”的穆宗驾崩，一切似都归于泡影，雷思起也就郁郁下世了。 

　　　　　　　　　　　※　　　　　　　 ※　　　　　　　　 ※ 

　　如今雷廷昌又蒙慈禧太后召见了，是由内务府大臣福锟带领，磕头报名以后，慈禧太后问道：“你父亲呢？我记得你父亲叫雷思起。” 
　　“是！”雷廷昌答道：“奴才父亲在光绪二年去世了。” 
　　“你今年多大？” 
　　“奴才今年四十一。” 
　　“你弟兄几个？” 
　　“奴才弟兄三个。只有奴才在样式房当差。” 
　　“你现在是多大的官儿？” 
　　“奴才本来是候选大理寺承。光绪三年惠陵金券合龙，隆恩殿上梁，奴才蒙恩赏加员外郎职衔。” 
　　“普陀峪的工程，也有你的份吗？” 
　　普陀峪就是慈禧太后将来的陵寝所在地，经营多年，耗资巨万，雷家在这一陵工上就发了一笔大财，所以听慈禧太后提到此事，赶紧碰头答道：“老佛爷的万年吉地，奴才敢不尽心？” 
　　“是啊！你家世受国恩，如果再不尽心，可就没有天良了。” 
　　慈禧太后问道：“清漪园从前也是你家承办的吧！” 
　　“是！”雷廷昌说，“清漪园在乾隆十五年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是奴才的太爷爷手里的事。” 
　　“清漪园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问到这话，雷廷昌不敢怠慢。他是早由立山那里接受了指示的，要尽力说得那地方是如何如何地好，只要讲得动听，尽管不厌其详。不过话虽如此，雷廷昌却怕慈禧太后不耐烦细听，讲到一半，嫌噜苏不让他再往下说。那一来，只怕就此失宠，以后再无“面圣”的机会了。 
　　因此，他磕个头说：“回老佛爷的话，清漪园的好处极多，来历很长，怕老佛爷一时听不完，是不是让奴才写个节略，等老佛爷闲下来有兴致的时候，慢慢儿细看？” 
　　“不要紧。”慈禧太后为“好处极多”这四个字所打动，兴味盎然地说，“你慢慢儿说好了。” 
　　“是！”雷廷昌答应一声，由万寿山谈起。 
　　万寿山在元朝叫做瓮山，南面的一片湖叫做金湖。地当玉泉山之东，圆明园之西。明朝在此地建有圆静寺和好山园，康熙四十一年，就此一寺一园改建作行宫，就是瓮山行宫。 
　　乾隆十六年，高宗生母孝圣宪皇后六旬万寿，高宗特就圆静寺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祝禧颂圣。瓮山改名为万寿山，金湖疏浚拓宽，赐名昆明湖。临湖建园，题名“清漪”。 
　　建大报恩延寿寺，是在乾隆十五年开的工，建清漪园及疏浚昆明湖，是乾隆十六年的事。这年正月，高宗奉皇太后第一次南巡，三月初一驾临杭州，初睹“西子”，惊为天下美景第一，湖山胜迹，题咏将遍，流连半月之久，方始移驾苏州。四月间回銮抵京，降旨修清漪园，导西山、玉泉山之水，广为疏浚昆明湖，形状即为西湖的具体而微，而清漪园的经营，有许多地方取法于西湖的名胜。西湖的苏堤与湖心亭，都出现在昆明湖中，最明显的是，万寿山前山正中所建的九层大塔，也就是报恩寺塔，与西湖雷峰塔的形状，极其相象。 
　　万寿山分为前山与后山两部分，后山有一条小河，沿河筑一条街道，全仿苏州，颇具江南水乡的风味。这些景致，都成陈迹，雷廷昌并未见过，但他的口才来得，描绘得十分生动，真让慈禧太后听得忘倦了。 
　　最后才谈到清漪园遗址的好处，一句话：有山有水。这句话听来平淡无奇，需要拿别处来比较，才见得“有山有水”四个字不容易做到。西苑虽有白塔山，其实不过一处丘陵；圆明园方圆二十里，有名的美景，就有四十处，但水多山少，格局散漫，不如清漪园背山面湖来得紧凑。 
　　提到圆明园的散漫，慈禧太后颇有感慨，也深悔失计。当年重修圆明园，工费也用了一两百万，加上拆除的旧木料折价，总计要用到三百万左右，结果半途而废，仍是荒凉一片。就因为圆明园太大了，几百万银子花下去，看都看不见。如果用这三百万银子，另修一处园子，必定粲然可观。 
　　就这一念之间，慈禧太后决定了，决定接纳内务府的献议，重修清漪园。 
　　当然，这话不能谕知雷廷昌，回宫以后，要找李莲英来商议。 
　　“听雷廷昌说得倒真中听。有几百万银子，花在清漪园上头，一定有个看头儿。” 
　　“原是这么着！”李莲英对慈禧太后说话，完全是老管家对老主母的口吻，没有繁琐的称谓与虚文，是那种尊敬中含着亲切的味道，“而且修清漪园，也比修圆明园来得名正言顺。” 
　　“怎么呢？” 
　　“当年乾隆爷替老太后上寿，修了大报恩延寿寺，盖了清漪园，如今万岁爷不也该大报恩吗？” 
　　一句话提醒了慈禧太后，意向越发坚定。倘或有言官不知趣，象当年谏阻圆明园工程那样，就由皇帝下一道上谕，引用高宗为孝圣宪皇后建寺修园祝禧的祖宗成法，狠狠地训斥一番，看谁还敢多嘴？ 
　　“你就说给福锟吧！让他跟立山核计，怎么样先叫雷廷昌画个图来看创。” 
　　“奴才马上去传旨。”李莲英问道：“那里有山有水，怎么个把万寿山、昆明湖用得上？先得请旨，好让他们照老佛爷的意思去办。” 
　　这是李莲英故意这样说的，其实已有草图。慈禧太后不知就里，想了一会说：“办事的地方总要有的。” 
　　那是一定的。皇太后在园颐养，皇帝不得不随侍，召见臣工，裁量大计，不但要有正殿，还得要有臣下的直庐，草图上连这座召见臣工的正殿的名字都已拟好了，叫做“红寿殿”。不过，这时候的李莲英却只能答应一声：“是！” 
　　“再要有烧香的佛阁。” 
　　“是！”李莲英说，“那得离寝宫近的地方。” 
　　“可也得在山上。” 
　　“寝宫可不能盖在山上，上下不便。” 
　　“寝宫就盖在山坡上，临着湖。” 
　　“老佛爷的算计好。” 
　　不是慈禧太后的算计好，是立山的算计好，一佛阁一寝宫的位置早就相度好了，正就如慈禧太后所指示的，建在仁寿殿之后，背山面湖的地方。 
　　“我想到的就这两处。”慈禧太后说，“咱们在这儿瞎琢磨没有用，人家几辈子在样式房掌案，自然知道怎么取景，怎么样才新奇有趣？管保画来的图，比咱们想得要好。” 
　　“是！”李莲英说，“奴才马上去说给福中堂，让他传旨，总在十天八天之内，把草图画得来。” 
　　“十天八天怕来不及。给他们半个月的限吧！” 
　　“那就更好了。”李莲英问说：“跟老佛爷请旨，这件事，要不要说给七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先不必跟他说。等我看了草图，让他们估一估，得要多少银子？有了准数，我自己来跟他说。” 
　　“是！”李莲英答应着，心里在想，“新奇有趣”四个字，可千万不能忘掉。 
　　李莲英当然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甚至早就预料到必是如此处置。扩修三海的工程，马上就要大举进行，此时来谈重修清漪园，正好给醇王一个谏阻的借口，自非所宜。 
　　但是，要瞒着醇王就有许多办不通的地方，因为他如今是“太上军机”，纵非大小事务一把抓，却是无事不可过问。李莲英心里在想，这个差使很难办，要能风平浪静地过关，着实得要费一番心思，目前决不能张扬，甚至连福锟都还不到可以商量的时候。 
　　这时候，能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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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山已经知道了召见雷廷昌的经过，而且已料到李莲英一定会来传达密谕，所以这天下午不出门也不见客，在家专侯宫中的消息。 
　　果然，下午两点多钟，李莲英来了。他是熟客，也是忙人，所以宾主都不作无谓的寒暄，一进立山那间摆满了古玩的精致书斋，立即便谈正事。 
　　“今儿召见‘样子雷’，上头听他的话很对劲。”李莲英问道，“你知道不？” 
　　“我知道。雷廷昌到我这儿来过了。” 
　　“那好，省得我再说一遍。”李莲英说，“图样怎么样？半个月之内能不能赶出来？大殿、佛阁照咱们核计的样子画，另外的景致，着实也要费点儿心思。” 
　　“大哥请放心，错不了！草图已经有了。大哥如果今天能不回宫，我把雷廷昌找了来讲给你听。” 
　　“不回宫不行，再说草图上也看不出什么来。”“那，”立山问道，“大哥跟上头回一声，那天我陪你上万寿山走一趟，让雷廷昌当面讲解。” 
　　“雷廷昌是样式房掌案，讲装修他是专工，但那里该摆一座亭子，那里该起楼，那里该凿池子架桥，又是一门学问。他行吗？” 
　　“行！”立山答得异常爽脆，接着又说：“当然也另外找得有人。” 
　　“好吧！我跟上头去回，就在三五天当中，抽空去一趟。 
　　你听我的信儿好了。” 
　　“是！我随时预备着，说走就走，什么时候都行。” 
　　李莲英点点头，然后正一正脸色说道：“现在要谈到节骨眼儿上来了。上头心很急，巴不得图样一定就动工，可又不愿意先让七爷知道，说等工料估出来以后，再跟七爷说。你看，怎么样？” 
　　立山不即回答，反问一句：“大哥看呢？” 
　　“如说要先跟七爷商量，就难了。就算七爷不敢不遵懿旨，只要一经军机处，或者海军衙门，事情就闹开来了。” 
　　“是！只有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生米煮成熟饭，不就能吃了吗？”李莲英双手一摊，“柴米又在那儿？如今是七爷当家，不跟他要跟谁要？” 
　　“先不跟当家人要也不要紧。” 
　　“怎么呢？不正应着那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要紧！自有人能垫。” 
　　这“自有人”当然是立山本人。李莲英听他口气太大，惊异之余，不免反感，“兄弟，”他用讥刺的口吻说：“你有多少银子垫？” 
　　“大哥面前不敢说假话，我是苏州人说的‘空心大老官’。不过，大家都知道有大哥撑我的腰，就放心我了。”立山从容答道：“第一，兴工少不得几家大木厂，垫料垫工都愿意；第二，监工采办少不得在内务府还要用些人，他们在外面都挪得动，也垫得起。” 
　　那一顶“有大哥撑我腰的高帽子”，将李莲英罩住了，他点点头说：“这还罢了！不过，垫款一时收不回，可别抱怨。” 
　　“钱有的是。只要大哥得便跟上头回一声，知道有这笔垫款，要收回也容易。” 
　　这短短两三句话，在李莲英便有两个疑问，第一是钱在那里？第二是何以见得收回容易？当然，立山有一套解释。 
　　钱在部库。他告诉李莲英说，从阎敬铭当户部尚书以来，极力爬梳剔理，每年都有巨额节余，详细数目虽无法知悉，但估计每年总有一两百万。 
　　这笔款子，阎敬铭是仿照大清全盛时代的成例，积蓄成数，不轻易动用，专备水旱刀兵不时之需。因此，对外也是秘密的，甚至慈禧太后都不见得知道。自从总司国家经费出纳的“北档房”为阎敬铭力加整顿，打破满员把持的局面，指派廉能的汉缺司员掌理之后，他要有意隐瞒这笔巨款是办得到的。 
　　这笔巨款，照立山的看法是可以提用的，只要阎敬铭不加阻挠，换句话说，户部尚书换一个肯听话的人，凭皇太后的懿旨，几百万银子，叱嗟可办。 
　　“原来如此！”李莲英还有些不大相信，“我也听说，阎尚书积得有钱，但也不至于有那么多吧！” 
　　“有！”立山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听户部的老书办说的，错不了！” 
　　“好，就算有。”李莲英又说，“就算上头肯交代提用，可是这笔款子交给谁来用？总得有个衙门出印领啊！” 
　　这就是说，如果是由海军衙门或者工部出印领，再转拨奉宸苑领用，其间便费周折，对归还垫款，一定要先追根问底，如说是奉懿旨办理，懿旨却又何在？那时候慈禧太后亦不便出面说一句：“不错，是有这回事！”数目到底太大，不便这样子苟且。 
　　理会得此中深意，立山深深点头，“大哥说得是！”他说，“这笔款子当然拨给内务俯，现在咱们动工，亦当作内务府每年照例的修缮办理，不用动折子，也不用下上谕，一切都是面奉懿旨。不过…　。”立山欲语不语，似乎有碍口的地方。 
　　“怎么？兄弟！”李莲英说，“在我面前，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内务府人多主意也多。说句泄底儿的话，有好处争着来，要办事都往外推。如今修园照内务府常年修缮的例子办，只怕没有一位能挑得起这副担子。我呢，奉宸苑的郎中，连我们堂官都得听内务府司官的，那还有我说话的份儿？修三海是七爷在管，凡事直接打交道，越过内务府这一层，不算我失礼。现在可又先不让七爷知道这回事，大哥，我可真有点儿有力使不上了。” 
　　话说得相当含蓄，但李莲英一听就明白，而且深有同感。为了办事方便，慈禧太后交代下来，他直接告诉立山，如臂使指，十分方便。倘或要经过内务府大臣一层一层转下来，不特多费周折，原来的意思，保不定就会走样，并且有些话也不便说。这一层于公于私的关系都很大，得要好好作个安排。 
　　于是他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自有道理，反正准教你痛快就是了！” 
　　“谢谢大哥！”立山笑嘻嘻地请了个安。 
　　“空口说谢怎么样？”李莲英开玩笑似地答说，“‘有宝献宝’，快拿出来吧！我得赶回宫去。” 
　　“有，有！”立山一叠连声地答应。 
　　李莲英喜爱“奇技淫巧”之物，立山经常替他预备一些。这天捧出来的是一包西洋玩物，从金发碧眼的西洋春册到会走路的洋娃娃，总计十来件之多，足供他晚来无事，消遣好几个长夜之用。 

　　　　　　　　　　　※　　　　　　　 ※　　　　　　　　 ※ 

　　在归途中，李莲英就替立山想到了一个好缺，但是这个缺亦不是能随便调动的，先得仔细看看，有什么机会能撵掉旧的，才能补上新的。 
　　因此，他这天回宫，只夸赞立山的好处，说他办事实心实意，干练爽利，既有担当，又肯任劳任怨。接着便提到挑个日子，预备上清漪园去实地勘察一番，再画图样进呈。话很多，却始终不露如何给立山调个差，得以直接指挥的意思。 
　　“好啊！”慈禧太后很赞成李莲英去看一看。因为他每次看了什么回来，耳闻目见，讲得清清楚楚，就等于她亲闻目睹一样，“你就在这三两天里头，好好去看一看。先画个地形图来。” 
　　“奴才就后天去吧！” 
　　“后天？”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本来想后天去看看长春宫搭的戏台，那就改在明天去看。” 
　　长春宫搭戏台是这年兴出来的花样，为的是传召外面的戏班子方便，为此慈禧太后特地移居储秀宫，而长春宫的戏台，限期九月底“报齐”，这天是九月二十六，离限期还有四天，依内务府办事的习惯，一定还不曾搭妥当。李莲英本想劝阻，到了限期那天再去看，话都到了口边，灵机一动，将要说的话缩了回去，响亮地答一声：“是！” 
　　次日朝罢，传过午膳，慈禧太后向李莲英说道：“绕绕弯儿去！” 
　　她每天饭后，总在殿前殿后走走，其名为“绕弯儿”，其实是为了消食。绕弯儿的时候，照例也有一班太监宫女随侍，原以为她只在储秀宫回廊上闲步，那知竟出宫往南直走。李莲英知道她的行踪，抢上两步，招呼一名小太监说：“赶快到长春宫，告诉内务府的官儿，老佛爷驾到，让不相干的人，赶紧回避。” 
　　小太监从间道飞奔而去，一进长春宫便大嚷：“老佛爷驾到，不相干的人赶快出去！” 
　　在场的内务府官员大惊失色，慈禧太后突然驾到，所为何来？堂郎中文铦慌了手脚，一面撵工匠出门，一面找长春宫的太监，预备御座。就在这乱作一团的当儿，慈禧太后出现了。 
　　一踏进来脸色就难看，望着一堆堆乱七八糟的木料麻绳，不断冷笑，对文铦领着内务府的官员，磕头接驾，慈禧太后根本就不理。 
　　“戏台呢？”鸦雀无声中冒出来这么一句，声音冷得象冰，文铦顿时战栗失色。 
　　“老佛爷在问：戏台怎么还没有搭好？” 
　　“是，是月底报齐。”文铦嗫嚅着说，“今儿是二十七，还有三天的限。” 
　　“你听，”慈禧太后转脸对李莲英说：“他还有理呐！” 
　　遇到这种时候，跪在地下的人的穷通祸福，都在李莲英手里，如果他肯善为解释，或者先装模作样地骂在面面，为慈禧太后消一消气，至少大事可以化小。不然，虽是小事，也可以闹大。 
　　李莲英这天是存心要将事情闹大，当时便问文铦说道： 
　　“三天就能搭得好了吗？” 
　　“能，能！”文铦一叠连声地说，“那怕一天一夜，都能搭得起来。” 
　　京里干这一行的，确有这样的本事，李莲英当然也知道，却故意不理会，只冷冷地说道：“既然这么着，又何必非要月底报齐？挑个好日子，早早儿搭好了它，趁老佛爷高兴，就可以传戏，不也是各位老爷们伺候差使的一点儿孝心吗？” 
　　这一说，真如火上加油，慈禧太后厉声叱斥：“他们还知道孝心？都是些死没天良的东西！”说完，掉头就走，走了几步，回头吩咐：“去看，内务府有谁在？” 
　　这是传内务府大臣。恰好只有师曾在，听得这个消息，格外惊心动魄，因为不但他本人职责攸关，而且他的长子文麟现在造办处当郎中，长春宫搭戏台派定六名造办处司员合办，文麟恰是其中之一。 
　　战战兢兢赶到储秀宫，递了绿头牌，却一直不蒙召见，想打听消息，都说不知道。等了一个时辰，小太监出来传知：不召见了。却颁下一张朱谕：“内务府堂郎中文铦暨造办处司员，贻误要差，着即摘去顶戴，并罚银示惩。” 
　　接下来便是罚款的单子，堂郎中五万，造办处司员六人，各罚三万，总计二十三万银子，限十月十一日，也就是万寿正日的第二天交齐。 
　　在被罚的人看，这么一个不能算错处的错处，竟获此严谴，实在不能心服。俗语说的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如今既摘顶戴，又罚银子，是打了又罚。这从那里说理去？只有一面督促工匠，赶紧将戏台搭成，一面商量着找门路乞恩，宽免罚款。 
　　要想乞恩，先得打听慈禧太后何以如此震怒？这一层文铦比较清楚，因为当时震栗昏瞀，应对失旨，事后细想，却能找出症结，坏在李莲英不肯帮忙。然则，他的不帮忙又是所为何来？想想并没有得罪他啊！何以出此落井下石，砸得人头破血流的毒手？ 
　　这个疑团很快地打破了。第二天军机承旨：“内务府堂郎中着立山去。”旨意一传，除却文铦都不觉得意外，因为立山早有能名，而且在“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这四条捷径中占了两门。毓庆宫行走是“帝师”；在醇王门下名为“王佐”；出使“洋鬼子”的国度是“鬼使”；在神机营当差便是“神差”。四样身分，有一于此，即可春风得意，而况立山既是“王佐”，又兼着神机营的差使！ 
　　奉宸苑郎中与内务府堂郎中，同样郎中，但就象江苏巡抚与贵州巡抚一样，荣枯大不相同。内务府大臣并无定员，且多有本职，往往与遥领虚衔没有多大分别，内务府的实权多在堂郎中手里，如果干练勤练，圣眷优隆，一下子可以升为二品大员的内务府大臣。所以这一调迁，在立山真是平步青云，当然喜不可言。 
　　而在周旋盈门的贺客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醇王，一个是文铦。醇王犹在其次，文铦的失意，必须立即有所表示。 
　　于是他托词告个罪，从后门溜出去，套车赶到文铦那里。 
　　帖子递进去，听差的出来挡驾，说主人有病，不能接见。 
　　“我看看去！”立山不由分说，直闯上房，一面走，一面大喊：“文二哥，文二哥！” 
　　到底都是内务府的人，而且立山平日也很够意思，文铦不能坚拒，更无从躲避，只得迎了出来，强笑着说：“你这会儿怎么有功夫来看我？” 
　　“特为来给二哥道恼！”说着深深一揖。 
　　文铦确实有一肚子气恼，不敢恼慈禧太后，也不敢恼李莲英，原就牙痒痒地想在立山身上出一口气。谁知他不速而至，先就乱了自己的阵法，此刻再受他这一礼，真所谓“伸手不打笑面人”，这份气恼，看来是只有闷在肚子里了。 
　　“咳！”他长叹一声，“我恼什么？只怨我的流年不如你。” 
　　“二哥跟我还分彼此吗？便宜不落外方，我替二哥先看着这个位子。等上头消一消气，想起二哥的好处来，那时候物归原主，我借此又混一重资格，就是沾二哥的光了！”文铦笑了，“豫甫，你真行！”他说，“就算是哄人的话，我也不能不信。” 
　　就这立谈之顷，主人的敌意，不但消失无余，反将立山引为知心，延入书房，细诉肺腑。文铦相信立山不至于不够朋友挖他的根，但对李莲英颇感憾恨，认为他即使要帮立山，犯不着用这样的手段，当然这是他确信立山不会出卖朋友，拿他这番话去告诉李莲英，才敢于直言无隐。 
　　立山自然只有安慰，说李莲英心中一定也存着歉意，将来自会设法补报。然后便跟文铦要人。这是很高明的一着，不独为了安抚文铦和他的那一帮人，而且也是收文铦的那一帮人为己所用。 
　　在文铦，自是求之不得，毫无保留地将他在内务府的关系都交了出来。立山答应尽量照旧重用，但话中留下一个尾巴，如果李莲英有人交下来，又当别论。这是预备有所推托的话，然而也是老实话，文铦是可以体谅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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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山离了文家，转道适园。他在车中寻思，醇王那里是非去不可的，说话可得当心，不能让醇王留下一个“蝉曳残声过别枝”的想法，以为我巴结上了李莲英。但也不宜泄露得太多，尤其是重修清漪园一事，既然慈禧太后有话，由她亲自跟醇王去说，更不能“泄漏天机”。 
　　打定了主意，琢磨措词，等想停当，车也停了。但见苍茫暮色中，适园灯火闪耀，舆从甚盛。立山心想来得不巧，正逢醇王宴客，却不知请的是那些人？ 
　　下车一问，才知道是宴请来京祝嘏的蒙古王公，此刻正在箭圃中张灯较射，回头还有摔角，由善扑营的高手与大汉壮士对垒。醇王府的侍卫劝立山在那里看个热闹。 
　　“看热闹不必了。”立山说道，“我只跟王爷说几句话。” 
　　那些侍卫平日都得过立山的好处，当时便替他安排，先领到“抚松草堂”暂坐，然后为他到箭圃中去请醇王来相见。 
　　醇王穿的是骑射用的行装，石青缎子的四开气袍，上套通称“黄马褂”的明黄色丝褂，束一条金黄带子，手里握着两枚练手劲、活骨节用的钢丸，盘弄得“嘎，嘎”地响，人未到，声音先到了。 
　　他问的第一句话跟文铦几乎一样：“这会儿你怎么有功夫到我这儿来？” 
　　“特为来给王爷磕头。”说着，双膝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这是干吗？无缘无故给我磕头。” 
　　“是谢王爷的栽培…　。” 
　　“不，不！”醇王抢着说道：“你弄错了！我可不敢居功，调你到内务府，我事先根本不知道，上头也没有跟我提过。你该给皮硝李去道谢。” 
　　立山心想，自己还真的来对了！听醇王话中的味道，大有酸意，岂可不赶紧消解？ 
　　“是王爷的栽培，我自己的事，自己知道。”立山答道，“蒙上头的恩典，调我到内务府，曾经跟李总管提过，问我怎么样？李总管回奏，立山是七爷赏识的人，不妨问问七爷的意思。上头就说，既是七爷赏识的人，一定错不了！无须再问了。王爷，您老请想，我这不是出于王爷的栽培？” 
　　这套编出来的话，听得醇王胸中的疙瘩一消，大感欣慰，“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儿！我倒不知道。”他说，“你可好好儿巴结差使，别丢我的脸！” 
　　“是！”立山又说，“这一调过去，当然要忙一点儿。不过，神机营的差使，求王爷可别撤我的。” 
　　“我撤你的差使干什么？不过，”醇王沉吟了一下，“我想，你还是在海军衙门兼个差使的好。将来海军衙门跟内务府打交道，我就都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样？” 
　　“全听王爷作主。我，反正只要能在王爷左右当差就是了。” 
　　“好吧！反正我也少不了你。明儿个再说。” 
　　“是！我跟王爷告假。”说着，立山便请了个安。 
　　“你家总有些贺客，我不留你吃饭了。”说到这里，醇王喊道：“来啊！”等侍卫趋近，他才又对立山说：“今儿有烧烤全羊，我让他们去割半只，你带回去请客。” 
　　于是立山又请安道谢。带着半只松枝烤的全羊，坐车回家。还有几个知交留在那里，商量着“叫条子”来分享王府的烧羊。邀的都是名震九城的“相公”。潘祖荫所眷的朱莲芬，梅家景和堂的弟子，为李慈铭所倾倒的朱霞芬都来了。俊秀毕集，“条子”中只有一个秦雅芬托病未到。大家都知道，他的“老斗”是张荫桓，奉派出使美国，海天万里之行在即，自然有诉不尽的离情别意。托病不到，未算意外。 

　　　　　　　　　　　※　　　　　　　 ※　　　　　　　　 ※ 

　　转跟过了万寿，是该交罚款的最后期限了。文铦五万交得最早，是立山为了弥补他的丢官，替他代垫的。造办处六名司员中，文麟的父亲是现任内务府大臣师曾，不能不交罚款，否则会祸延老父，此外就只有一个英绶，老老实实交了三万银子。其余四个或者确有困难，无力筹措；或者心疼银子，要求宽限；再有的便是算盘打了又打，认为交进罚款，亦不见得官复原职，倒不如留着这三万银子，另作打点的好。甚至于有人公然扬言：这三万银子孝敬了李总管，不但顶戴可复，而且还能搞个好缺。既然如此，何苦那么傻！ 
　　这件事使得立山为难。不遵限去催，公事不好交代，依限去催，得罪了人，怕旁人不平，多加讥责。想来想去，只有跟李莲英去商量，打算着真不能过关时，自己赔垫，庶几公事私谊，两得兼顾。 
　　赔垫的这笔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愁不能在工程费内弥补，但传出去未免过于招摇，言官参上一本，说立山何来如许巨资赔垫？奉旨“明白回奏”，那时何言以对？因此，只要是爱护立山的，一定会极力和阻他这么做。 
　　这在立山是早就想到了的，明知道李莲英必不以为然，而仍旧要这样子说，无非以退为进的手段，逼得他不能不想法子来了结此事。 
　　果然，李莲英听了他的话，先来一顿教训，说他轻率，是从井救人，不过也承认这是他的一个难题。于是立山领教之余，趁机央求，请李莲英向慈禧太后说好话，赦免了这笔罚款。 
　　“那是办不到的事。一提反而提醒上头了！”李莲英想了一下说：“我看上头也不见得会记得这档子事，把它‘阴干’ 
　　了吧！” 
　　这就是说，未缴罚款的，不必再催，不了了之。然而已缴罚款的，顶戴不复，岂能甘心？立山再想一想，事难两全，只有一步一步走着再说了。 
　　于是，他又用满怀感激的语气道了谢。接下来便提到第二次踏勘清漪园，头一次道中遇雨，半途而废，这一次实在是头一次。李莲英因为万寿虽过，慈禧太后听戏的兴致还很浓，长春宫传外班来演，要过月半方罢，他得伺候在那里，因而约定过了十月十五，不拘那一天，只要天气晴朗就去。 

　　　　　　　　　　　※　　　　　　　 ※　　　　　　　　 ※ 

　　这天是十月十八，没有风却有极好的阳光。李莲英由立山陪着，坐车出西直门，过高粱桥，向北直驶海淀，经畅春园遗址往西不远，就到了万寿山麓，昆明湖畔的清漪园了。 
　　这一带在英法联军入京之前，本来有五座园子。最大的是圆明园，圆明园之南是畅春园，本是明朝武清侯李伟的别墅。那时的圆明园还是皇四子，也就是后来雍正皇帝的赐园，畅春园的规模比它大得多，是圣祖经常巡幸之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龙驭上宾之地就在畅春园。乾隆即位，或许因为这里曾是所谓“夺嫡”奇祸发难之处，所以不常临幸，六十年中全力经营圆明园，而畅春园则因为位置在圆明园前面，被称为“前园”。 
　　这两座园子之西，依次为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合称为“三山”，万寿山下的清漪园、玉泉山下的静明园、香山之下的静宜园，则合称为“三园”，跟圆明园、畅春园一样，都毁在咸丰庚申的浩劫之中。但是殿基是毁不了的，如清漪园的勤政殿，石基宛然，只要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起造宫殿了。 
　　李莲英和立山是在这里下的车。内务府造办处的官员、雷廷昌和他带来的将作好手，以及几家大本厂的掌柜，早就在那里伺候差使。行过了礼，雷廷昌将李莲英和立山先请到一旁临时搭兼的工寮中，一面歇脚饮茶，一面听他先讲解地形。 
　　“清漪园本来有八景，叫做载时堂、墨妙轩、龙云楼、淡碧斋、水乐亭、知鱼桥、寻诗径、涵光洞。园子的规模，听这八景的名儿就知道了。” 
　　想一想果然，一堂、一轩、一楼、一斋、一亭，此外就是一座桥、一个洞，甚至于一条船，亦美其名为“寻诗径”，规模似乎还不如寻常富室的园林。 
　　“这一层我倒想不明白了。”李莲英皱着眉说，“乾隆爷是最爱修园子的，放着这么一片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倒不打主意？” 
　　“总管问到节骨眼儿上来了。”雷廷昌答道：“我也听我家里老人说过，一呢，有一圆明园，天天忙，顾不到别处了；二呢，是给老太后庆寿的寺庙，那些花花梢梢的景致，安上去不合适；三呢，这片地方处处可以用，要拿亭台楼阁填满了它，也真有点吃力。” 
　　“噢！”李莲英听到最后一句话，深为注意，“这是说地方太散漫了！现在要拿亭台楼阁填满了它，不一样也吃力吗？” 
　　“是！”雷廷昌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过那样子吃力反不讨好。这座山、这片湖是天然美景，布置得好，不会觉得散漫。” 
　　他展开图来，指点着说：“清漪园一共三个部位…　。” 
　　这三个部位，第一是东宫门内的勤政殿和殿西、殿后的寝宫，文武大臣、左右侍从的值宿办事之处；第二是大报恩殿延寿寺，以及矗立在万寿山上的九层大塔，位置在全园正中；第三是万寿山后东面的一处洼下之地，三面山坡，围着一泓碧水，在苍松绿竹中，掩映着高低参差的金碧楼台、游廊小桥，别有情致。这就是清漪园附属的一个小园：“惠山园”。 
　　照雷廷昌与那些将作名匠，细细研究的结果，认为重修此园，不能不利用原有的基址。勤政殿改名为仁寿殿，殿西建皇帝的寝宫，再后面是慈禧太后的寝宫，在仁寿殿之后，太后寝宫之东，要盖一座大戏台。因为太后万寿，可在此地庆贺，循例赐群臣“入座听戏”，非有绝大规模的戏台不可。 
　　在全园正中，大报恩延寿寺的遗址，背山面湖盖一座大殿，规制要崇于仁寿殿，作为皇太后的正殿。殿后就塔基修建一座佛阁，左右随山势高下，设置亭台。至于后山的惠山园，不妨就原来的样子，重建恢复。 
　　听到这里，似乎话已告一段落。李莲英不免失望，大致如旧，了无新意，慈禧太后所叮嘱的“新奇有趣”，虽可在一楼一阁中想些花样，而整个格局，仍不免散漫空旷，只怕引不起游兴。 
　　立山见此光景，便先提一句：“他们有个想法，真还不错！ 
　　掉句书袋，叫做‘匠心独运’。大哥不妨看看。” 
　　看是看一张图。抖开一幅长卷，仿佛工笔彩绘的“汉宫春晓图”，李莲英入眼一亮，只为湖边似乎缀着一条锦带，直通两头的宫殿，合二为一，格局顿时不同了。 
　　“总管，请看！沿湖修一条千步廊，这头联着老佛爷的寝宫，那头通到佛阁下的大殿。不相干的两处地方，不就拴在一起了吗？” 
　　这条长廊的好处，在雷廷昌口中真是说不尽，绾合两处宫殿，只是其中之一。顶关紧要的作用是，长廊本身就是一胜，虽然长有二百七十余间之遥，但造得蜿蜒曲折，每隔数十步，布置一座歇脚的亭子，或者通往临湖的轩榭，将来玉辇所止，随处闲眺，朝晖夕荫中的山色湖光，直扑襟袖，仿佛万寿山、昆明湖就是自己庭园中的假山鱼池了。 
　　再从湖面北望，本来空岩宕地，只能遥观山色，有了这条长廊，便觉得翠栏红亭隐约于碧树之间，平添无数情致。如果遇到万寿或其他的庆典，长廊上悬起万盏纱灯，璀璨五色，叠珠累丸般自东而西，入夜远望，更为奇观。总而言之，有了这条长廊，园中的布局，便通盘皆活。 
　　李莲英表示满意，他也相信，慈禧太后对这一设计，也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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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耍花枪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把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那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　　　　　　　 ※　　　　　　　　 ※ 

　　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践”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地。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绠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作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 
　　“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 
　　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帐，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那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帐。”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那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嗞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稷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　　　　　　　 ※　　　　　　　　 ※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　　　　　　　 ※　　　　　　　　 ※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父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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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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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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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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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礼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让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　　　　　　　 ※　　　　　　　　 ※ 

　　这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个人，三双姊妹花最受人注目。第一双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母以子贵以后，她的父亲惠徵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已在光绪七年下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没出息，坐支都统的俸给，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大的“留下”，小的指婚，配了给“九爷”孚郡王奕譓的嗣子载澍。 
　　第二双是长叙的女儿。长叙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弟兄三个，老大叫长敬，做过四川绥定知府，早已下世，他的儿子是文廷式的至交，现在当翰林院编修的志锐。老二便是长善，字乐初，前几年当广州将军，大开幕府，广延名士，在将军署中有亭馆花木之胜的“壶园”，作赋论兵，饮酒赋诗，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就是在他幕府中结成了莫逆之交的。 
　　长叙行三，早在光绪三年就当到侍郎，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葆亨结成儿女亲家，好日子挑在十一月十三，这天是圣祖宾天之日，国忌不准作乐，更何论办喜事？其时清流的气焰正盛，邓承修素服登门道贺，满堂宾客，既惊且骇。长叙赶紧派人去打听，邓承修已经上折严参，结果两亲家一起罢官。 
　　经此挫折，长叙一直倒霉，直到前年慈禧太后五旬万寿，以“废员”随班祝嘏，才蒙恩开复了处分。他的这双掌上明珠，大的谨厚，小的娇憨，现在都跟文廷式在读书。九十六名秀女之中，要讲知书识礼，大概要推这两姊妹为首了。 
　　第三双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论貌最美，大家猜测，一定也在留下之列。果然，九十六名秀女，“撂牌”刷下去的五十七个；指婚的三个；留下的三十六个之中，有德馨、长叙家的两双姊妹花。 
　　选秀女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加以这天风和日暖，气候宜人，所以慈禧太后的兴致很好。荣寿公主看看是机会了，便在膳后侍坐闲话的时候，闲闲说道：“女儿从没有跟皇额娘求过什么，今儿个可有件事，得请懿旨恩准。” 
　　“噢！”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是为你阿玛的事？” 
　　她是指恭王。前年为了随班祝嘏，醇王为他乞恩，碰了个大钉子，这次谒陵，是由惇王出面，面奏准他扈从，结果仍是碰了钉子。慈禧太后只以为荣寿公主要为她生父说情是猜错了。 
　　“阿玛？”荣寿公主装作不解地问：“女儿的阿玛，不是文宗显皇帝吗？” 
　　这就是荣寿公主厉害的地方，礼制上一步不错，自己既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当然不能再认恭王为父。慈禧太后见她这样回答，不能不改口问道：“是为你六叔说情！” 
　　“不是！连五叔说情都不准，女儿怎么敢？不过倒也是说情。礼部拟仪注，既不敢违旨，又不敢违祖宗家法，而且其中有绝大的关碍，实在为难。皇额娘就准他们照原议吧！” 
　　“绝大的关碍！是什么？”慈禧太后困惑地问。 
　　“女儿现在也不敢说，圣明不过皇额娘，慢慢儿自然明白。总而言之，礼部没有错，不但没错，还真是回护皇太后、皇上。”荣寿公主跪下来磕头，“皇额娘信得过女儿，就准奏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好吧！我信得过你。” 
　　于是第二天就传旨，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的礼节，准照二月初十所议。话虽如此，慈禧太后却另有打算，只是时候未到，不便透露。 

　　　　　　　※　　　　　　　 ※　　　　　　　　 ※ 

　　二月二十七，皇帝奉皇太后自銮谒东陵。留京办事的王公大臣派定五个人，惇王、大学士恩承、协办大学士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左都御史祁世长。 
　　銮舆出东华门，慈禧太后照例先到东岳庙拈香，这天驻跸燕郊行宫。第二天驻白涧，第三天驻桃花寺。三月初一驻隆福寺，第二天清明，便是在普祥峪定东陵，为慈安太后陵寝行敷土礼的日子。 
　　一到定东陵，慈禧太后先在配殿休息。一面喝茶，一面吩咐：“拿礼单来！” 
　　礼单是早由礼部预备好的，到什么地方该行什么礼，一款一款写得清清楚楚，一检即是，随即呈递。 
　　“怎么是这样子的礼节？”慈禧太后发怒了，随手将礼单往地下一摔，“让他们重拟！” 
　　她实在是不愿行跪拜之礼。早就打算好的，临事震怒，使得礼部堂官张皇失措之下，不能不乖乖就范，而事过境迁，言官亦不便再论此事的是非。这个打算是连荣寿公主都不知道的，李莲英虽窥出意向，却不敢探问，因而此时面面相觑，不知何以处置？ 
　　当然，这只是片刻的迟疑，李莲英在这时候何敢违抗？很快地捡起礼单，亲自到阶前大声问道：“礼部堂官听宣！” 
　　礼部六堂官都在，赶紧奔了上来，依序跪下，听李莲英传宣懿旨。 
　　听明懿旨，跪在地上的礼部两尚书、四侍郎相顾失色，只有延煦比较沉着，但脸色苍白，说话的声音亦已经发颤了！ 
　　“这要争！”他气急败坏而又说不清楚，自己也感觉到失态，定定神便又说了一句：“这不争，国家要礼臣何用？” 
　　于是，站起身来，整一整衣冠，踏上台阶。李莲英一看情形不妙，拦住他问：“延大人，你要干什么？” 
　　“我当面给皇太后回奏。”延煦答说：“请李总管先替我代奏，我要请起！” 
　　见此光景，料知拦他不住，李莲英只有惴惴然地叮嘱： 
　　“延大人，你可别莽撞。” 
　　“是的。”延煦点沣头，表示领会他的好意，“我会当心。” 
　　于是李莲英进殿为他回奏，说礼部尚书延煦，有话回奏，接着建议：“让他在殿门外跟老佛爷回话吧！” 
　　李莲英是深怕延煦出言顶撞，惹得慈禧太后动了真气，不好收场。让延煦在门外回奏，则殿廷深远，声音听不清楚，他便可往来传话，从中调和腾挪，不致发生正面冲突。说来倒是一番好意，但延煦并不能领会。 
　　“奴才不能奉诏！”延煦跪在门外，大声直嚷：“皇太后今天到这里，不能论两宫垂帘听政的礼节，只有照显皇帝生前的仪注行事。”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刚要发话，李莲英已经出言呵斥：“延尚书！不管你有理没理，怎么这样子跟皇太后说话！” 
　　这是回护延煦，他那一句“有理没理，不该这样子说话”，正说中慈禧太后心里的感觉，立刻便消了些气，吩咐李莲英：“有话让他起来说！” 
　　延煦长跪不起，“皇太后不以奴才不肖，命奴才执掌礼部，如今皇太后失礼，奴才不争，是辜恩溺职！”他略停一下又说：“祖宗的家法，决不可违，奴才不争，虽死无面目见祖宗。皇太后不准奴才的奏，奴才跪在这里不起来！” 
　　“嘿！”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用一种好笑的口吻，轻声自语似的：“竟在这儿撒赖了！” 
　　慈禧太后的性情，有些吃硬不吃软，此时对延煦不免起了好奇心，也不过一个“黄带子”，竟象吃了豹子胆似的，敢于如此顶撞，岂不可怪？倒要仔细看看这个人。 
　　“让他进来！” 
　　这一进来面对驳诘，就真个非闹成轩然大波不可。荣寿公主一眼望见李莲英求援的眼色，立即便说：“让他跪着吧！ 
　　老佛爷该更衣了。” 
　　“喳！”李莲英响亮地答应，转脸关照慈禧太后贴身侍奉起居的宫女瑞福：“伺候礼服。” 
　　实在是素服，为了字眼忌讳，称为礼服。早就预备妥当，等将慈禧太后拥入临时准备的寝殿，瑞福率领十一名同伴，一起动手，片刻之间，便可竣事。 
　　荣寿公主也帮着在照料，她一面弯腰为慈禧太后系衣带，一面自言自语地念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你念的什么？”慈禧太后问道：“你说谁是忠臣？” 
　　“杨廷和。” 
　　“杨廷和！”慈禧太后问：“明朝的杨廷和？” 
　　“是。” 
　　慈禧太后默然。当年文宗崩于热河，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回京，垂帘听政之初，南书房翰林奉敕编纂一本《治平宝鉴》，专谈历代圣君贤臣的故事，由出身词科的大臣，在帘前进讲。慈禧太后宫中无事，亦常拿这本书作教本，为妃嫔宫眷讲解，所以她记得起杨廷和这个人。明武宗嬉游无度，自殒其身，崩后无子，自湖北安陆奉迎兴献王长子厚炜入承大统，建号嘉靖。嘉靖帝要追尊所生，称兴献王为“兴献皇帝”，为“皇考”，而坚持以为不可的，正就是首辅杨廷和。 
　　“你拿杨廷和比作什么人？”慈禧太后问道：“跪在殿外的那一个？” 
　　“皇额娘知道了，何必还问女儿？” 
　　慈禧太后微微摆头：“他不配！” 
　　“他虽不配，他可以学。”荣寿公主略停一下，用虽低而清楚的声音说：“有一天有人在这里要改礼单，用什么‘皇嫂’的字样，但愿礼部尚书仍旧是跪在门外的那个人！” 
　　慈禧太后瞿然而惊，转脸看着荣寿公主，极有自信地说： 
　　“他不敢！” 
　　这个“他”就是荣寿公主所说的“有人”，都是指醇王。有一天醇王如果想当“太上皇帝”到祭奠定东陵时，自然不肯用臣礼，自然要改礼单。如果有延煦这样的礼部尚书，敢于犯颜力争，那就是“疾风知劲草”了。 
　　当然，慈禧太后听政之日，醇王不敢，但在她身后呢？这话不便直说，有宫女在旁，也不便直说，荣寿公主便很含蓄地答道：“只怕有张锺、桂萼。” 
　　张锺、桂萼都是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迎合帝意而起家的。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头彻尾地省悟。延煦执持家法与文宗在日的仪注，长跪不起来力争，不是有意跟自己作对，而是有着防微杜渐，以礼制护国本的深意在内。 
　　“你们出去！”慈禧太后向宫女们吩咐。 
　　“是。”瑞福领头答应。 
　　“慢着！”慈禧太后特为放缓了声音：“你们谁听懂了大公主的话？说给我听听，说对了，我有赏！” 
　　这个“赏”不贪也罢！瑞福急忙答道：“奴才那儿懂啊？” 
　　慈禧太后脸色一变：“不懂就少胡说。谁要是多嘴，活活打死！” 
　　宫女们都吓得打哆嗦，有人甚至赶紧掩住了嘴，悄没声息地都退了出去。 
　　不久，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搀扶着，回到配殿，她的神色恬静平和，吩咐李莲英传旨：准照礼部所进的礼单行礼。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突然之间化作光风霁月，殿外踧踖不安、屏息以待的王公大臣，无不称颂圣明。延煦亦顿时成了英雄人物，然而都只是投以佩服的眼光，却没有人敢跟他谈论此事，因为蕴含在其中的深意是绝大的忌讳，多言贾祸，宜效金人。 

　　　　　　　※　　　　　　　 ※　　　　　　　　 ※ 

　　三月初七，两宫还京，皇帝是午初到的，慈禧太后是傍晚到的。留京办事，并须在宫内值宿的翁同龢，交卸了差使，本可以回家高枕酣眠，却以有事在心，一直睡不安稳。明知第二天并无“书房”，依旧夜半进宫，打算一派了“闱差”，随即谢恩出宫，打点入闱，可以省好些事。 
　　天刚亮宣旨，派定这年会试的考官，正总裁是崇绮告病开缺，新近调补为吏部尚书的锡珍，副总裁三位：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申、工部侍郎军机大臣孙毓汶。 
　　翁同龢满心以为自己会膺选这一科的主考，而且也非常想得这一科的主考，好将一班名士如张謇、文廷式、刘若曾等等，网罗到门下。因而见到这张名单，惘然若失，整日不怡。 
　　失望的不止于翁同龢，更多的是信得过自己笔下的举子。所谓“场中莫论文”，大致指乡试而言，会试聚十八省菁英，争一日之短长，是不容易侥幸的。运气的好坏，就看主司可有衡文的巨眼？象去年秋天新科举人复试，吏部尚书徐桐拟题，试帖诗的诗题是：“校理秘文”，将个“秘”字写成“衣”旁一“必”，成了白字，通场二百多人，都不知所本，相约仍旧写作“秘”。如果遇着这样不通的主司，纵有经天纬地的识见，雕龙绣凤的文采，亦只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 
　　这一科的正副总裁，除了祁世长以外，没有一个是有文名的，而祁世长又笃守程朱义理，论文讲求厚重朴实，不会欣赏才气纵横之士。因此，“听宣”以后，首先文廷式就凉了半截，回到家，一言不发，只在书房里枯坐发愣。 
　　“怎么回事？”梁鼎芬的龚氏夫人，关切地问：“高高兴兴出门，回来成了这副样子。” 
　　“唉！”文廷式叹口气，“这一科怕又完了！” 
　　“没有说这种话的。还没有入闱，就先折了自己的锐气。” 
　　龚夫人问道：“翁尚书是不是大主考？” 
　　“不是！” 
　　“潘尚书呢？” 
　　“也不是！” 
　　龚夫人知道他不愉的由来了。往常文酒之会，她也在屏风后面听文廷式的同年谈过，上年顺天乡试，多得佳士，都因为怜才爱士的潘祖荫、翁同龢主持秋闱，但望今年春闱，仍旧有他们两人，那就联捷有望了。不想这两位为士林仰望的大老，一个也不曾入闱。 
　　她心里也为文廷式担心，然而口中却不能不说慰勉激励的话。 
　　“芸阁，”她扬一扬脸，摆出那种仿佛姐姐责备弟档的神色，“你自己都信不过你自己，又怎么能让考官赏识你？” 
　　“也不知怎么的？”文廷式叹口气说，“今年的得失之心，格外萦怀，深怕落第，对你不起。” 
　　“这你就错了！”内心感动的龚夫人，想了一下答道：“记得在随园诗话上看过两句落第诗：‘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你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反正在我来看，你总是迟早会得意的才子。” 
　　将来得意是一回事，这一科落第又是一回事。他所说的“对不起你”，不是她所想的各场蹭蹬，而是债主临门。梁鼎芬去年离京，还留下好些“京债”，这半年多又拉下好些亏空，倘或会试下第，放京债的立刻会上门索讨，岂不教她烦心？就算能设法搪塞得过去，而“长安居、大不易”，那能逗留在京里，从容等到三年之后的下一科？看来榜上无名之日，就是出京觅食之时。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此时来说，徒乱人意。文廷式想来想去，只能强抛忧烦，打起精神，全力对付会试，才是眼前唯一的排遣之道，因而换个话题说：“后天上午进场，考具依旧要麻烦你。” 
　　这是龚夫人第二次为他料理考具。有了去年送他赴秋闱的经验，这一次从容不迫，分作两部分来预备，一具藤箱、号帘、号围、钉子、钉锤、被褥、衣服、洋油炉子、茶壶、饭碗等等；一只三槅的考篮，只有最下面一槅是满的，装着茶米油酱等等食料，还有两槅空着。 
　　“笔墨稿纸，要你自己来检点，笔袋卷袋，我都洗干净了，在这里！”龚夫人抽开第一槅指点着，“进场吃的菜跟点心，明天下午动手做，早做好会坏。” 
　　“也不必费事，买点酱羊肉、‘盒子菜’这些现成的东西就可以了。顶要紧的一样…　。” 
　　“‘独爱红椒一味辛。’”她抢着念了一句他的词。文廷式笑了，“我想你不会忘记的。”他说，“也不要忘了给我带瓶酒。” 
　　“算了吧！”她柔声答说，“你的笔下快，出场得早，第一场完了，回家来喝。” 
　　“不！”文廷式固执地，“初十上半天入闱，要到晚上子初才发题。十一那一整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弄完，要到十二才能出闱。空等这一夜太无聊了，不以酒排遣怎么行？” 
　　“那好！我替你备一瓶酒。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文章缴了卷才能喝。” 
　　“是了！我答应你。” 
　　于是一宿无话。第二天上午，他料理完了笔墨纸砚，以及闱中准带的书籍，便出门访友。等傍晚回家，龚夫人已经预备好了带入场的食物，另外做了几样很精致的湖南菜，预祝他春风得意。等酒醉饭饱，又催着他早早上床，养精蓄锐，好去夺那一名“会元”。 
　　文廷式一觉醒来，不过午夜，起来喝了一杯茶，遥望隔墙，犹有光影，见得她还不曾入梦。她在做些什么？是灯下独坐，还是倚枕读诗？他很想去看一看，但披上长衣走到角门边，却又将要叩门的一只手缩了回来，只为明天要入闱了，应该收拾绮念，整顿文思。 
　　重新上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破晓，方觉双眼涩重，渐有睡意。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惊而醒，霍地坐起身来，但见曙色透窗纱，墙外已有辘辘车声了。 
　　文廷式定定神细想，梦境历历在目，一惊而醒是因为自己的“首艺”。第一场的试卷，被贴上“蓝榜”，因为卷子上写的不是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是一首词，他清清楚楚记得是一阕《菩萨蛮》： 
　　“兰膏欲烬冰壶裂，搴帷瞥见玲珑雪；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徐将环珮整，相并瓶花影；敛黛镜光寒，钗头玉凤单。” 
　　“奇梦！”他轻轻念着：“‘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不自觉地浮起去年冬至前后雪夜相处的回忆。 
　　这份回忆为他带来了无可言喻的烦乱的心境。旖旎芳馨之外，更多的是悔恨恐惧，他想起俗语所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不知道在“含娇故起辞”到“徐将环珮整”之间那一段不曾写出来的经过，是不是伤了阴骘？ 
　　为了这个梦，心头不断作恶。三场试罢，四月十二到琉璃厂看红录，从早到晚，还只看到一百八十名，不但他榜上无名，连南张北刘——张謇与刘若曾亦音信杳然。 
　　回得家去，自然郁郁不欢。龚夫人苦于无言相慰，又怕他这一夜等“捷报”等不到，是件极受罪的事，便殷勤劝酒，将他灌得酩酊大醉。却还期望着他一觉醒来，成了新科进士。 
　　醒来依旧是举人。上年北闱解元刘若曾，第二张謇，竟以名落孙山，这使得龚夫人好过些，也有了劝他的话，“主司无眼，不是文章不好。”她说，“大器晚成，来科必中！” 
　　“但愿如此！”文廷式苦笑着，心中在打算离京之计了。 
　　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可以打算得好的，而且榜后也不免有许多应酬，要贺新科进士，也要接受新科进士的慰问。一个月之间，荣枯大不相同，文廷式不是很豁达的人，心情自然不好，应酬得烦了，只躲在长善那里避嚣。 
　　“告诉你一件奇事。”志锐有一天从翰林院回来，告诉他说：“醇王要去巡阅海军…　。” 
　　“那不算奇。新近不是还赏了杏黄轿了吗？” 
　　“你听我说完。醇王巡阅海军不奇，奇的是李莲英跟着一起去。” 
　　“那，那不是唐朝监军之祸，复见于今日了吗？” 
　　“是啊！”志锐痛告而不安地，“可忧之至。” 
　　“这非迎头一击不可！此例一开，其害有不胜言者。不过须有一枝健笔，宛转立论，如陈驵庵、张香涛诤谏‘庚辰午门案’，庶几天意可回。” 
　　“我也是这么想。这通奏疏一定要诚足以令人感动、理足以令人折服，不但利害要说得透彻，而且进言要有分寸，不然一无用处，反而愈激愈坏。”志锐仰屋兴叹：“现在难得其人了！” 
　　“只要细心去找，亦不见得没有。” 
　　“芸阁，”志锐正色问道，“你能不能拟个稿子？我找人出面呈递。” 
　　文廷式报以苦笑：“我现在这种境况，心乱如麻，笔重于鼎，何能为力？” 
　　“好吧！”志锐无可奈何地，“等我来想办法。” 
　　志锐的办法，不用文字用口舌，他决定鼓动他的姐夫“谟贝子”劝醇王力争。主意一定，立刻写了一封信，专人送给奕谟。 
　　奕谟倒也很重视其事，接到信便套车直驱适园，只见王府门庭如市，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军机处、神机营，以及北洋衙门的官员，纷纷登门，都是为了醇王出海巡视舰队这一件大清朝前所未有的举动。有的是有公事要接头；有的是办差来回复车马准备的情形；有的是随行人员请示校阅海军的地点日程；有的是因为醇王这一次离京，起码有个把月之久，许多待办的紧要公事，要预作安排，以致奕谟等了有半个时辰，方始见到醇王。 
　　这是他们二十天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上次见面之时，还没有派醇王巡阅海军的上谕，因而奕谟首先问道：“这一次派七哥出海，大家都认为应有此举，只不明白，怎么会有李莲英随行？” 
　　为何有李莲英随行，醇王亦不大明白，照他的想法，也跟派太监悄悄到南苑去看神机营出操那样，无非慈禧太后怕臣下瞒骗，特地遣亲信作耳目。但太监出京，到底过于招摇，因而当时便表示拒绝。拒绝得有一个借口，他的理由是，李莲英三品顶戴，职分过大，似乎不便。那知慈禧太后答得很爽利：“让他带六品的顶子好了。”这一下，别无推托余地，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现在听奕谟问到，他先不作答，看看他手中的信说：“怎么？外头有什么话？” 
　　“七哥看！这是志伯愚的信。” 
　　信写得很切实，说本朝尽惩前明之失，不准太监出京，更是一项极圣明的家法。同治年间安德海在山东被诛，两宫太后与穆宗的宸断，天下臣民，无不钦敬感佩。现在李莲英奉旨随醇王出海巡阅海军，自然不敢妄作非为，但此例一开，随时可以派太监赴各省查察军务，督抚非醇王之比，必不能抑制此辈。这样，远则唐朝宦官监军之祸，近则前明“镇守太监”之非，都将重现于今日。最后是劝奕谟：“曷不勿以口舌争之，当可挽回体制不少。” 
　　话是说得义正辞严，掷地有声，无奈到此地步，生米将成熟饭，万难挽回。但如老实相告，说慈禧太后如何如何交代，奕谟或许会责难：当时为何不据理力争？同时也一定会极力劝说，不折不挠，务必设法请上头收回成命，岂不是平添许多麻烦。 
　　这样想着，便不肯道破真相，索性自己承认过错，“是我不好，我自己奏请派遣的。”醇王说道：“我不能出尔反尔。此刻无法争了，以后我想法子把他们压下去就是了。” 
　　这一回答，大出奕谟的意料，骇然问道：“七哥，你怎么想起来的？奏请派太监随行！这不是长他们的气焰吗？” 
　　“我亦是一番苦心。”醇王勉强找了一个理由：“让他们在深宫养尊处优的人，也看看外头的情形，让他们知道风涛之险，将士之苦。” 
　　话也还说得通，不过醇王老实，言不由衷的神色却不善掩饰，所以奕谟微微冷笑：“七哥倒真是用心良苦。不过在我看，自以为有了坚甲利兵，或许反长了深宫的虚骄之气。” 
　　“不会，不会！你看着好了。” 
　　“但愿如七哥所言。”奕谟又问：“七哥是不是要把御赐的杏黄轿带了去？” 
　　“那怎么可以？”醇王懔然作色，显得相当紧张郑重，“逾分之赐，恩出格外，为臣下者，岂可僭越？” 
　　对于延煦在东陵争礼的深意，奕谟亦约略听人谈过，很疑心慈禧太后特赏醇王及福晋乘坐杏黄轿，就象雍正对年羹尧的各种“异数”一样，是有意相试，看他可有不臣之心？所以此刻见到醇王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知道他已深深领悟到了持盈保泰的道理，自然感到安慰。 
　　不过，他也许只是如条几上所摆的那具“欹器”，记取孔子的教训：“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未见得想到，慈禧太后对他已有猜忌之心。这一层，最好隐隐约约点他一句。这样想着，正好抬头发现醇王亲笔所写的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便即指着那张字，故意相问：“何谓‘天样大事’？” 
　　“这……，”醇王为他问住了，“无非形容其大而已！” 
　　“‘事大如天醉亦休’，是少陵的诗。不过，我倒觉得，出诸七哥之口，别有深意，要让子孙明白才好。” 
　　醇王听他的话，有些发愣，但很快地脸色一变，是更深一层的戒慎恐惧。显然的，他已经领悟到了，慈禧太后始终存着戒心，有一天他会以皇帝本生父的身分，成为无名有实的“太上皇。” 
　　“我错了！”他颓丧地说，“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急流勇退？” 
　　“存着这个心就可以了。”奕谟反觉不忍，安慰他说，“‘上头’到底也是知道好歹的。” 
　　等奕谟告辞，醇王一个人发了好半天的怔，正在心神不定，坐立不宁之时，有人来报：“荣大人来了。” 
　　荣禄现在又成了适园的常客了。他是上年年底，由醇王提携，以报效神机营枪枝的功劳，开复了“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仍旧成为一品大员，但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请求暂不补缺，经常来往适园，作为醇王的智囊。这时听得他到，心头一宽，立即延见。 
　　“仲华，”他悄悄问道：“言路上有什么动静？” 
　　荣禄知道，这是指的李莲英随行一事，便从容答道：“此刻还没有动静。不过十目所视，等他回来，也许会有人说话。” 
　　“这件事，实在出于无奈。”醇王叹口气说，“现在越想越担心。” 
　　“王爷既然已经想到，宜乎未雨绸缪，该透个信给他。” 
　　“怎么说法？” 
　　“他，”荣禄忽又改口，“其实，我看他也知道，他究竟不比小安子那样飞扬浮躁。” 
　　这是说，李莲英应该以安德海为前车之鉴，醇王深以为然，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透露给本人？便又向荣禄问计。 
　　“我看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就算他自己知道，也再提醒他一次，总没有错儿。你看，这话该怎么说才合适？”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也不必专跟他说。王爷不妨下一个手谕，通饬随行人员，不得骚扰需索，如敢不遵，指名参办。我想，他总也有数了。倘或不然，王爷不妨拿府里的人作个杀鸡骇猴的榜样。” 
　　“对，对！这个法子好。你就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 
　　说着，醇王亲自为他揭开砚台的盖子。荣禄赶紧亲自检点纸笔，站在书桌旁边，为醇王拟了一道手谕，虽是一派官样文章，语气却很严峻。醇王看完，画个花押，随即派侍卫送到海军衙门照发。 
　　“还有件事，我只能跟你核计。昨儿立豫甫告诉我说，上头已有口风露出来：说这多少年真也累了，想早早归政。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随便回答，荣禄想了好半天答道：“王爷只当没有这回事最好。” 
　　“要不要得便先表示一下，请上头再训政几年？” 
　　“不必！”荣禄大摇其头，“那一来倒显得王爷对这件大事很关切似地。” 
　　“说得是！”醇王深深点头。 
　　“上头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无从悬揣。反正，果然有这个意思，自然先交代王爷，那时再回奏也还不迟。” 
　　“是的。”醇王想了一下又说，“最好先布置几个人在那里，到时候合词陈奏，务必请上头收回成命，比较妥当。” 
　　“不用布置。到时候自然有人会照王爷的意思办。”醇王点点头，想到另外一件事，“仲华，”他问，“你看，上头要叫皮硝李跟着我去，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未净身入宫以前，做的是硝皮的行当，所以有这么个“皮硝李”的外号。荣禄心想，醇王这话可是明知故问？ 
　　如果他真无所知，话就只能说一半了。 
　　说一半就是只说一件。李莲英此行的任务，据荣禄所知，一共有二，其中之一是，慈禧太后想要知道，醇王的声望到底如何？这自是“雄主猜忌”之心，说给忠厚老实的醇王听，会吓坏了他，不宜多嘴。 
　　于是他只说另外一半：“北洋练兵，水师也好，海军也好，花的钱可真不少了。上次不有人说，济远舰不值那么些钱？后来李少荃奏复，不如外间的传言，事情算是压下来了。不过上头到底有些疑心，派皮硝李去，我想，就有个明查暗访的意思在内。” 
　　“说得有理，倒要留点神。” 
　　于是他第二天便传下话去：这一次校阅，务必大张军威，意思是要让李莲英震眩于军容之盛，好回去向慈禧太后侈谈其事，觉得大把银子花得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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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出海那天，正值满月，半夜一点钟上船，子潮已过，海面异常平静，李鸿章称颂：“全是托王爷的福！” 
　　坐的是最大的一艘定远舰，舰上最大的一间舱房，也就是定远舰管带，到德国去过的“总兵衔补用副将刘步蟾”的专舱，重新布置，改为醇王的卧室。其次一间，不是李鸿章所用，而是特为留给李莲英。专门办这趟差的天津海关道周馥，亲自领着李莲英进舱，原以为一定会有几句好话可听，那知不然！ 
　　“周大人，”穿着一身灰布行装的李莲英问道：“这间舱也很大，跟王爷的竟差不多了。是怎么回事？莫非船上的舱房，都是这么讲究？” 
　　“那里？”周馥答道：“兵舰上的规矩，最好的一间留给一舰之长的管带，就是王爷用的那一间，再下来就数‘管驾’所用的一间，特为留给李总管。” 
　　“李中堂呢？” 
　　“李中堂是主人，用的一间，要比这里小些。” 
　　“这不合适。”李莲英大摇其头，“李中堂虽做主人，到底封侯拜相，不比寻常。朝廷体制有关，我怎么能漫过他老人家去。周大人，盛情心领，无论如何请你替我换一个地方。” 
　　周馥大出意外，再想一想，他多半是假客气，如果信以为真可就太傻了。因而一叠连声地说：“李总管不必过谦。原是李中堂交代，这么布置的！” 
　　“李中堂看我是皇太后跟前的人，敬其主而尊其仆。我自己可得知道轻重分寸，真以为受之无愧，那就大错特错了！周大人，”李莲英说：“如果真没有地方换，也不要紧，我看王爷舱里的那间套房，四白落地，倒清爽得很，我就在那里打地铺吧！” 
　　那怎么可以？周馥心想，那个套间是“洋茅房”，李莲英不识白瓷抽水的“洋马桶”，竟要在那里打地铺，传到舰上洋教习的耳朵里，可真成了“海外奇谈”！ 
　　当然，这话亦不便明说，无可奈何，只好答应掉换，而换那一间，却又煞费周章。照理说，他既不肯凌驾“李中堂”而上之，自然是跟李鸿章的卧舱对换。但这一来李鸿章便得挪动，必感不便，必感不快，自己的差使就又算办砸了。 
　　想一想，只有请示办理，便请李莲英稍坐，他赶到李鸿章那里去叩门。等开门望里一看，李鸿章穿一身宁绸夹袄裤，赤足坐在铜床上，床前一张小凳子，坐的是专门从上海澡塘子里找来的修脚司务小杨。李鸿章早年戎马，翻山越岭，一天走几十里路是常事，因而一双脚长满了鸡眼，每天不是热水洗脚，细细剔理，第二天便无法走路。 
　　见此光景，周馥也就不必再说对换的话了，“李总管一定不肯用那间舱，要换地方。”周馥说道：“我拿我那间舱给他，我自己找地方去挤一挤。特为来跟中堂回一声。” 
　　“喔，怎么回事？”等周馥将李莲英的话，都学了给李鸿章听以后，他脸色郑重地说：“你们都记着。此人可不比安德海，从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了！” 
　　“是！”周馥将他的话在心里默诵了一遍，请示另一事：“王爷上船的时候说，想看看东海日出，到时候要不要预备？” 
　　“预备归预备，不必去惊动他。日出，也就是三四点钟的时候，这会儿都快两点了！何苦闹得人饥马乏？” 

　　　　　　　　　　　※　　　　　　　 ※　　　　　　　　 ※ 

　　舰桥上布置了座位、饮食，预备醇王有兴，正好迎着旅顺口正东方向看日出。结果并无动静，醇王一直到早晨六点钟才醒。 
　　等他一醒，李莲英已经在伺候了。醇王看他帮忙张罗，要这要那，有条不紊，竟象服侍惯了的，心里不免佩服，怪不得慈禧太后少不得他这么一个人。 
　　一想到慈禧太后，立刻便生警觉，三品顶戴的长春宫总管，自己居之不疑地受他的侍奉，岂不是太僭越了。因而提高了声音说：“莲英，你歇歇去吧！你也是李中堂的客，不必为我费神。” 
　　“老佛爷交代过的，让莲英侍候七爷。”李莲英说，“就是老佛爷不交代，莲英不也该在这儿伺候吗？” 
　　“得，得！何必还讲这些礼数，你搁下吧！” 
　　说之再三，李莲英只有歇手，但却仍旧守着他的规矩，悄悄儿肃立在门口，见到李鸿章也照样请安，一点都看不出大总管的架子。 
　　这一天整日无事。醇王大部分的时间，坐在舰桥上看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航行大海，也是生平第一次乘此艨艟巨舰，因而处处觉得新奇，时时暗道“惭愧”，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从前常批评恭王办洋务并无实效，甚至心目中以为洋人不足道，洋务不必办，也是太错了！ 
　　到了晚饭以后，旅顺已经在望，九点多钟，定远舰进港，码头上灯笼火把无其数。等醇王坐小船登岸，旅顺守将四川提督宋庆，身穿黄马褂，头戴双眼花翎，率领属下将官，已在道旁跪接。时候不早，为了让醇王得以早早休息，一切繁文缛节，概行蠲免。宋庆到行辕请过安，立即回营，连夜作最后的检点，预备校阅。 
　　第二天一早，醇王身穿黄行装，上罩五爪金龙四团石青褂，头戴三眼花翎宝石顶的凉帽。这天有小雨，所以又披一大红羽纱的雨衣。先坐红幨洒金的明轿到校场，然后换乘特地从京师运来的一匹菊花青大马，在震天的号炮和乐声之中，到演武台前下马。 
　　等宋庆禀报了受校人数，随即开始校阅。先看阵法，次看射鹄，弓箭换成洋枪，乒乒乓乓，热闹得很。醇王拿千里镜照着靶子，红心上的小洞，密如蜂窝，足见“准头”极好。 
　　醇王极其高兴，传谕赏银五千。 
　　回到行辕，召见将领，少不得还有一番慰勉。吃过午饭，接见洋人，一个是英国海军出身的琅威里，现在受聘担任北洋水师“总巡”；一个是德国人汉纳根，专责监修炮台。这两名“客师”事先曾受到教导，亲王仪制尊贵，接见之时，洋人虽不须磕头，但并无座位。不过醇王颇为体恤，不让他们站立太久，略略问了几句话，便“端茶碗”送客了。 
　　第二天校阅海军。演武台搭在旅顺港口左面黄金山上。口外已调集八艘兵舰，北洋的定远、镇远、济远三铁甲船，超勇、扬威两条快船，以及属于南洋，由福建船政局所造开济、南琛、南瑞三战船。先是演习阵法，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八船行动如一，醇王赞赏之余，不免困惑，便开口相问了。 
　　“海面如此辽阔，八条船的行动这样子整齐，是怎么指挥的呢？” 
　　这话是向李鸿章发问的，他便转脸向北洋水师大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说道：“禹庭，你跟王爷回话。” 
　　“回王爷的话，白天是打旗，叫做‘旗语’，晚上是用灯号。” 
　　“喔，那么由谁指挥呢？” 
　　“是旗舰，今天是用镇远做旗舰。” 
　　“旗舰又由谁指挥呢？” 
　　这话颇难回答，李鸿章却在旁从容答道：“今天自然由王爷指挥。” 
　　“嗯，嗯。”醇王问道：“也是用旗号传令吗？” 
　　“是的。” 
　　“那么，我来试一试。”醇王指着洋面说，“现在的阵法好象是‘一字长蛇阵’，能不能改为‘二龙抢珠’的阵法？” 
　　丁汝昌当即遣派一只汽艇，追上旗舰，传达命令。镇远舰上随即打出旗语，首尾衔接的一条“长蛇”，渐化为二，以双龙入海之势，分左右翼向黄金山前集中，鸣炮致敬。 
　　这下来便是最紧要的一个节目：“轰船”。事先拖来一艘招商局报废的旧船，作价卖给北洋衙门，作为靶船，桅杆特高，上悬彩旗；此外还有大小不等，飘浮在海面的许多目标。一声令下，首先是海口东西两面山上的十二座炮台，一齐发炮，参差交叉，织成一道炽烈的火网，将入口的海道，完全封锁。接着是二品衔道员刘含芳所管带的鱼雷艇打靶，但见海面激起一条条白色的水纹，如水蛇似地，窜得极快，遇着浮标，轰然爆炸。片刻静止，海面上已浮满了散碎的木片什物。醇王对此印象特深，觉得气势无前，实在是破敌的利器。因此，乘回帐房休息之时，便问李鸿章：“北洋的鱼雷艇，现在有几条？” 
　　“只有五条。” 
　　“五条？”醇王讶然，“看样子倒象有几十条似地。” 
　　“海面辽阔，防护南北角，总得有一百条鱼雷艇才够用。” 
　　“一条要多少银子？” 
　　“总在四、五万之间。” 
　　“照这样说，造一条铁甲船的钱，可以买四、五十条鱼雷艇？ 
　　“是！” 
　　“这可以好好筹划一下，不过花两条铁甲船的钱，就可以让敌船望而却步，很划得来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答道，“钱自然要紧，人也要紧。有那么多鱼雷艇，没有那么多人，依然无济于事，所以设学堂也是当务之急。等王爷回天津，想请驾去看看武备、水师两学堂。” 
　　“好！我一定要看。” 
　　“此刻，请王爷出帐，看铁甲舰‘轰船’。” 
　　等醇王重登黄金山上的演武台，南北洋八艘战船已布好阵势，分东西两面排开，头南尾北，炮口都对准了靶船。而发号司令的丁汝昌，却站在演武台上，等醇王坐定便请示： 
　　“是否即刻飞炮” 
　　“放吧！” 
　　于是，台前旗杆上一面金黄大旗，冉冉上升，升到顶端，只听隆隆巨响，硝烟迷漫，波飞浪立，炮火都集中在一处。轰过一盏茶的工夫，炮停烟散，那艘靶船的桅杆彩旗，早已不知去向，海面上布满了碎片油渍。如果这是一艘法国兵舰，就算轰沉了。 
　　醇王得意非凡，转脸向持着长旱烟袋，侍立一旁的李莲英问道：“你都看见了？” 
　　“是！” 
　　“回去跟皇太后回奏，海军办得不错！很值得往这上头花钱。”醇王又说：“旅顺是北洋的门户，门户守得严，京师稳如泰山。请皇太后放心！” 
　　李莲英只诺诺连声，不多说一句话，那个恭顺小心，谨守本分的样子，使醇王在满意之余，略有些诧异，疑心平时听人所说，甚至是醇王福晋所说，皮硝李如何怙权弄势，都不免见闻不确，言过其实。至于北洋衙门及直隶总督衙门办差的官员，看在眼里则无不大出意外。他们心目中的李莲英，即令不是法门寺中的刘瑾，也该是连环套中的梁九公，再有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安德海。畿辅的文武官员，颇有亲眼见过安德海当年经通州、天津沿运河南下的那种气派、势焰的，两相比较，更使人难以相信李莲英是慈禧太后面前的说一不二的大总管。 
　　却也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正因为他如此，反而格外重视。 
　　其中之一就是李鸿章。他找个空召来亲信，有所嘱咐。 
　　李鸿章有各式各样的亲信，办这类差使的是周馥与盛宣怀，他对这两个人说：“我跟你们说过，此人不比安德海，要好好留神。这两天看起来，越有深不可测的样子，总得要想法子摸摸底才好。” 
　　“太监总是太监，没有个不喜欢戴高帽子的。不过，有人喜欢明戴，有人喜欢暗捧。”周馥很起劲的说，“我就不相信，收他不服。” 
　　“收服？”李鸿章摇摇头，“谈何容易！你不可自信太甚。” 
　　“我不敢！”周馥欠身答道，“我也只是替中堂尽做主人的礼数。人非木石，又是这样熟透世故的人，不能无动于衷。” 
　　“光是尽东道主的礼数，是不够的，要办事才行！”李鸿章说，“他远涉风涛，还委屈戴个六品顶戴，必有所为。难道醇王还少人照料，上头特意派他来伺候？不会的！” 
　　“中堂剖示，一针见血。”盛宣怀接口说道，“皇太后派他来，必有指示，我想不如探探他的口气，皇太后倘有‘传办事件’，北洋能够量力报效，让他能顺顺当当交差。以后一切，就都好办了。” 
　　“这是要的！”李鸿章点点头说：“你就去一趟吧！” 
　　于是在旅顺事毕，航向烟台途中，盛宣怀便尽量找机会跟李莲英接近。他们素有交往，而直接见面的机会不多，加以李莲英有意要避嫌疑，几乎寸步不离醇王左右。遇到醇王要休息时，便避入护卫起坐的房舱，大小官员想要单独见他一面，真个难如登天。 
　　然而，盛宣怀亦不是没有收获。李莲英虽见不着面，却跟他随带的苏拉打上了交道。这个苏拉名叫瑞锦山，其实是李莲英的耳目。当然，为人很厉害，是不消说得的。 
　　因此，盛宣怀拉关系“套近乎”的用意，在他洞若观火，好在他的身分比他主人差得太多，无人注目，所以不妨就势借势，跟盛宣怀接近。然而，有其主，必有其仆，在盛宣怀面前，他亦不敢平起平坐，并且口口声声“盛大人，盛大人”，叫得恭敬而亲热。 
　　头一次是结识，彼此都不便深谈，不过周旋尽礼而已，但从烟台回天津，情形就不同了。醇王在天津要查阅炮台，看操看学堂，一共有五天的勾留，不但时间从容，而且盛宣怀在天津有公馆，招邀到私寓欢叙，便可以避人耳目，无话不谈了。 
　　那天是由盛宣怀口头邀约到家吃晚饭。可是过午不久，便派车将瑞锦山接了来。主客都是便衣，又是在起坐的花厅中相见，因而少了许多拘束，由此行的见闻谈起，很快地谈到了李莲英。 
　　“锦山，”盛宣怀很亲切地喊着名字，是那种旧友重逢的语气，“你跟李总管几年了？” 
　　“九年。” 
　　“九年？那是……在李总管刚进宫不久，你就跟他了。难怪他拿你当亲信。” 
　　“也不敢说是李总管的亲信。不过，有什么事，他总是对我说就是。” 
　　“这样说，你也天天进宫？” 
　　“是的。” 
　　“那么，皇太后也是天天见的罗？” 
　　这些地方，就见得瑞锦山有分寸，不敢瞎吹：“我们那到得了老佛爷跟前？”他说，“就是有顶戴的人，不奉呼唤，也不敢走过去呀！” 
　　“说得是！”盛宣怀用关切的声音说：“皇太后就相信李总管一个，不定什么时候召唤，从早到晚侍候在那里，真要有龙马精神才对付得下来。” 
　　“是！不要说李总管，就是我们，也够受的。”瑞锦山说，“御药房倒多的是补药，不过性子热，也不敢乱吃。” 
　　提到补药，盛宣怀立刻就向侍候倒茶装烟的丫头说：“你进去问一问姨奶烫，上个月法国领事送的葡萄酒还有几瓶？都拿来！” 
　　“说葡萄酒活血，是不是？”瑞锦山问。 
　　“对了！这种酒养颜活血，药性王道，常服自有效验。不过，法国的葡萄酒也跟我们的‘南酒’，要出在绍兴才好那样，得是内行才知道好歹。” 
　　“凡事都一样，总要请教内行才有真东西。”瑞锦山说，“遇着假充的内行，瞎撞木钟，花了钱还受气。” 
　　盛宣怀心中一动，细细体味他的话，似乎在暗示门路独真，如果搭得上话，花几万银子，弄一任上海道当当，倒真不坏。 
　　就这沉吟之际，丫头已来回报，酒还剩下六瓶。盛宣怀叫分做两份，一份四瓶送李莲英，另一份两瓶送瑞锦山，“你不要嫌少！原是不值钱的东西，只是眼前不多。”他说，“等我托法国领事多买它几箱，一到就送进京去。府上住那里？” 
　　“我住在后门。”瑞锦山说了地址，盛宣怀亲自拿笔记了下来。 
　　“宫中也用外国酒不用？” 
　　“有的。一种‘金头’，一种‘银头’。” 
　　这一说将盛宣怀愣住了，他亦颇识洋酒之名，却再也想不出“金头”、“银头”是什么酒？ 
　　“为这两种酒，还闯一场大祸。洋玩意真不是东西！” 
　　盛宣怀越发诧异，必得追问：“怎么会闯大祸？” 
　　“是去年八月半，老佛爷在瀛台赏月，一时高兴，叫拿法国公使进的酒来喝。瓶塞一开，只听“砰’的一声响，好大的声音，吓得皇上脸色都变了！” 
　　“原来惊了驾，糟糕！” 
　　“这还不算糟！一声响过，酒象喷泉似地往外直涌，溅得大公主一身都是。小太监急了，拿手去捂瓶口，越捂越坏，白沫乱喷，搞得一塌糊涂。老佛爷这下可真动了气了！” 
　　“这小太监呢？当然倒了霉？” 
　　“倒霉倒大了！一顿板子，打得死去活来，不是大公主心好，替他求情，只怕小命都不保。” 
　　盛宣怀明白了，所谓“金头”、“银头”，原来是香槟酒。不过不必逞能，为瑞锦山说破，只问：“那以后呢？还喝这两种酒不喝？” 
　　“自然要喝。” 
　　“要喝不又要闯祸了吗？” 
　　“不会了。请教高人，得了个窍门，先把瓶口的金银纸包封取下来，再拿钉书用的钻子在瓶塞上钻个洞，酒气放光就不碍了。”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妙计”！盛宣怀笑道：“这一着真高！ 
　　可那位‘高人’是谁呀？” 
　　“内务府的立大人。” 
　　“原来是立豫甫！”盛宣怀点点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 
　　“立大人还说，这种酒，规矩是要听那一声响声。不过咱们中华大邦，跟夷情不同。他也是怕惊了驾，不敢进这种酒。” 
　　“亏得是法国公使进的。”盛宣怀说，“如果是立大人进的，只怕他也要倒霉！” 
　　“那还用说！就算老佛爷不追究，挨了板子的可记上进酒的人的恨了。” 
　　这算是让盛宣怀学了一次乖。不由得想起乾隆年间有人进贡上好的徽墨，“万寿无疆”四个金字，磨到后来变成“万寿无”，进墨的人，竟因此严谴。以后进献新奇珍品，务必考虑周详，不然弄巧成拙，关乎一生富贵得失。 
　　也就因为有此警惕，便格外要打听宫中的事事物物。主人虚心求教，客人正好卖弄，宾主谈得十分投机，直到听差来请入席，方始告一段落。 
　　坐上饭桌，换了话题。这时候该瑞锦山向盛宣怀有所打听了，先是问北洋衙门聘请客卿的薪水，接下来问到北洋所收“海防捐”的实数。谈来谈去是钱，盛宣怀自具戒心，不尽不实地敷衍着。 
　　瑞锦山也很厉害，耐着性子套问，提到购船经费，终于问出花样来了。 
　　“咱们跟外国买船，也是给现银子吗？” 
　　“不是！”盛宣怀说，“要买英镑汇了去。” 
　　“到那儿去买啊？” 
　　“那家外国银行都可以买。不过总是请教汇丰银行。” 
　　“为什么呢？”瑞锦山问，“莫非跟汇丰银行买，可以少算一点儿？” 
　　“不！镑价是一律的，逐日行情不同，是高是低，都看外国电报来挂牌。”盛宣怀答说：“至于专跟汇丰银行买镑，是因为海军经费存在汇丰银行生息，买镑只要转一笔帐，可以省许多手续。” 
　　从这几句话中，瑞锦山知道了两件事：一件是北洋有款子存在汇丰，一件是镑价的行情，逐日不同。这跟银价与钱价一样，有时银贵钱贱，有时钱贵银贱，如果贵进贱出，就是吃亏，否则便占了便宜。 
　　懂了这个道理，瑞锦山发觉其中大有讲究，“盛大人，”他很谦虚地说，“这我可要跟你老叨教了。镑价行情，既然有高有低，那么买镑是该趁低的时候买，还是趁高的时候买？” 
　　“自然是趁低的时候买。” 
　　“如今是高是低？” 
　　“如今算是低的。” 
　　“既然镑价低，就该多买一点儿搁在那里，反正是要用的。 
　　盛大人，你说是不是呢？” 
　　一句话将盛宣怀问住了，心里不免失悔，不该将洋务上的诀窍，轻易教人。虽然这笔购船的经费不由自己经手，但自己经手过别样向外洋购料的经费，买镑总是低价高报，而外汇牌价，不用跟银行查询，申报上每天登得就有，倘或调帐彻查，弊窦立见，那时要弥补解释就很难了。 
　　这样转着念头，竟忘掉应该答话。瑞锦山见他发愣，知道自己的话是问在要害上，笑笑说道：“盛大人，我是瞎琢磨，问得大概不在理上。” 
　　“不，不！”盛宣怀这才想起，还该有句话回答：“如果是自己做买卖，照你的办法，一点不错。不过公家的事，又当别论。什么时候该买镑汇出去，要看咱们驻外国的钦使，什么时候来电报？早汇了去，人家也不肯收的。” 
　　最后一句话不但成了蛇足，而且成了骗小孩的话。彼此交易，买方愿早交款，卖方岂有不收之理？瑞锦山阴恻恻地一笑：“洋人买卖的规矩，跟咱们不一样。” 
　　这一笑，笑得盛宣怀很不自在，不过他的脸皮厚，不会出现惭色，定定神答道：“洋人做买卖，一切照合同行事，迟了不行，早了也不行。再说，既然是拿银子存在汇丰生息，早买了镑，白贴利息，也不划算。” 
　　这番掩饰，总算言之成理，再看他从容自若的神态，瑞锦山倒有些疑惑自己的想法，似乎不见得对，因而丢下不谈，换了个话题。 
　　“外国银行的利息怎么样？”他问，“是不是比咱们的银号钱庄要高一点儿？” 
　　“也不见得。”盛宣怀学了个乖，不肯透露确数，“而且存的是活期，比定期的更低。” 
　　“既然如此，贪图什么呢？” 
　　“贪图他靠得住。还有一层好处…　。”话到口边，盛宣怀突生警觉，真所谓言多必失，心中悔恨不迭。 
　　然而漏洞已经出现，瑞锦山当然捉住不放，“什么好处？” 
　　他说：“盛大人也教教我！” 
　　逼成箭在弦上之势，盛宣怀无法闪避，转念一想，教他一个乖也好，便放低了声音说：“洋人做买卖有样好处，最看重主顾。譬如说，你有款子存在他那里，不但靠得住不会倒，而且有人去查，他们也不肯透露的。” 
　　“这就是说，谁有款子存在他们那里，除了本主儿以外，没有人知道？” 
　　盛宣怀一拍掌说道：“对了！锦山，你行！一点就透。” 
　　“这…　，”瑞锦山有些不大相信，“奉旨去查也不行？” 
　　“是的。” 
　　“那不成了抗旨了吗？” 
　　这话说得严重了，盛宣怀有些不安，“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他赶紧摇手，“外国银行，自有他们国度的公使管辖。咱们皇太后的懿旨行不到他那儿，就谈不到抗旨。” 
　　“这么说…　。”瑞锦山也缩住了口，他本来想说：“盛大人总也有款子存在外国银行？”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搞成不欢而散，大可不必。 
　　话虽未说，意思已明明白白地显在言外，盛宣怀当然不会追问，但很想解释，自己并无存款在外国银行。转念一想，这样说法，就如俗语所谓“越描越黑”，是很傻的事。 
　　宾主之间，开始出现了沉默。因为一直谈得很起劲，忽然有话不投机的模样，彼此都觉得难堪，也都觉得该打破这一难堪的沉默。 
　　“锦山…　。” 
　　“盛大人…　。” 
　　两个人是同时开口，也都同时停住，“锦山，”盛宣怀让客：“你有话先说！” 
　　“盛大人，我再想跟你老叨教，跟外国银行借款行不行？” 
　　“当然行！不过要看什么人借。”盛宣怀低声说道：“锦山，是不是你想用钱？” 
　　瑞锦山心中一动。照此光景，只要自己开口，几千银子可以稳稳到手，如果打李莲英的旗号，十倍于此的数目，也是手到擒来。 
　　他的念头尚未转定，盛宣怀却又开口了：“如果你想用钱，我可以替你想办法，不用花利息。” 
　　“怎么呢？” 
　　“你要用钱，想来不会多，无非万儿八千，我想法子在那里替你挪一挪。电报局在外国银行里也存得有款子，利息很微，算不了一回事，我替你垫上就是。” 
　　瑞锦山恍然大悟，其中还有官款私借的花样。而且盛宣怀的口气甚大，“万儿八千”还说不多，那么多则就是以十万计了。 
　　“多谢盛大人！”瑞锦山站起来请个安：“等我要用的时候，再来求盛大人。今儿打搅不少时候，该告辞了。” 

　　　　　　　　　　　※　　　　　　　 ※　　　　　　　　 ※ 

　　醇王是四月二十六回京的。不过早就电奏在先，要五月初一才能复命，因为此行带回许多船舰、炮台、船坞的图说，尚待整理进呈，同时十几天巡行数千里，见闻极多，关于大办海军应兴应革事项，亦须通盘筹划，至少要有三四天的工夫，才能毕事。 
　　不过醇王巡视的经过，慈禧太后不待他复命，就已明了，因为李莲英亦须复命。照他的看法，办海军根本不须那么多钱，尤其养船的费用，可以大事撙节。此外也谈到北洋衙门气派之大，以及北洋官员薪俸之优，言下颇有不平之意。 
　　这自然有些过甚其词，他的意思是要迎合慈禧太后早就存在心里的一个想法：与其让你们胡花，不如我自己来花。果然，慈禧太后当时就作了一个决定：早日降懿旨宣示归政，这也就是决定催促醇王将该兴修的禁苑工程，早早完工。 
　　五月初一清早，醇王的复奏递到，共是一折一片。奏折中陈述察度北洋形势、应建海军规模及练兵选将，首重人才，所以军事学堂，必须推广的大概情形。附片是密保得力的海陆将领，文武人员。慈禧太后看得很仔细，印证了李莲英的陈述，对于北洋的全盘情势，已了然于胸了。 
　　召见之后，自然有一番奖勉。然后听醇王口述看操的情形。他拙于口才，一件很热闹的事，讲得索然无味，远不如李莲英的刻画，来得生动。然而，慈禧太后不便打断，耐着性子，听他讲完，方始问道：“海军不过刚刚开办，照你这一次去看的情形来说，将来还得要有大把银子花下去。怎么样筹款，你跟李鸿章谈过没有？” 
　　“这是一定要谈的。办法是有几个，不过一时似乎还不宜明示。”醇王答道：“海防新捐，限期将到，看来一定要展限。” 
　　“可以。”慈禧太后答道：“这不妨早早宣示。” 
　　“回皇太后的话，目前因为限期将到，直隶报捐的人很踊跃，如果宣示过早，大家一定会观望，对北洋的入款，大有关系。” 
　　“嗯！嗯！那就慢慢来再说。”慈禧太后又问，“除了户部在筹划的办法以外，你们还谈出点儿什么生财之道？” 
　　“李鸿章有几句话说得不错，海军是国家的海军，北洋的安危，不仅关系京师，也关系海内，所以办海军应由各省量力筹款，由海军衙门通筹运用。这话在眼前似乎言之过早，等将来正式建军的时候，再请旨分谕各省照办。” 
　　“既然还早，就不必去谈它了。”慈禧太后问道：“李莲英这次跟你出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你可别瞒着我！” 
　　“臣不敢瞒，也没有什么好瞒的。李莲英这趟跟臣出去，他的行动举止，实在是臣想不到的。” 
　　不待慈禧太后动问，醇王便大赞李莲英如何守规矩，知分寸，尤其是谢绝外客，苞苴不入，那种操守，着实难及。因此，大小衙门的官员，对他不但佩服，而且敬重。 
　　醇王是由衷地赞扬，情见乎词，一无虚假，最后当然归结到“颂圣”上面，说北洋官员的议论，无不敬仰皇太后知人善任，法度严明，所以派出去的太监，才会这样守法尽礼。 
　　这对慈禧太后来说，当然是极好的恭维，同时也觉得李莲英确是可以充分信任的。不过她心里虽很看重此事，表面却颇淡漠，听醇王很起劲地说完，只答一句：“他能懂规矩，就算他的造化。”接下来便谈到拆迁北堂之事。 
　　拆迁北堂的交涉，进行得很顺利。敦约翰不负使命，说动了教皇，同意拆迁，电示教廷驻北京的代表樊国梁，回罗马面商移堂的办法。 
　　这是三月底的事。李鸿章接到敦约翰的电报，便托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邀约樊国梁到天津会商。移建的地点，原有成议，是在西安门大街路北的西什库地方。这西什库又称西十库，明朝在这里设甲、乙、丙、丁、戊、承运、广盈、广惠、广积、赃罚等十库，专贮丝绢、颜料、油漆之类的什物，及抄家没入官府的赃物。入清以后，西什库归内务府接收，曾经三十多年的封锢，到康熙年间，才略加清点。其地荒僻，而十库所贮，久成废物，所以内务府一向弃置不问，正好用来供北堂迁移之用。 
　　照最初所许的条件，朝廷不但要另拨建堂之地，而且要照原来的式样，代为兴建。而户部及内务府造办处，都不愿承办这一工程，因为价钱不好开，照实开报，相形之下会显得正在兴修的三海工程，过于虚冒虚滥。如果照一向承办宫宛工程的例规来开，这样一座大教堂，工价算它五十万银子也不为过，又那里来的这笔巨款？而况有洋人参预，事事过问，处处顶真，最后必是好处不曾落到，麻烦多得不可胜言，因而都敬谢不敏，推托之词只有一句：“洋房不会造，天主教堂更不会造。” 
　　这样就只好折价，让天主教自己去造了。李鸿章要跟樊国梁蹉商的，主要的就是折价的多少。而在谈钱之先，还有件更要紧的事，先要说妥，就是北堂的钟楼，高达八丈四尺，俯瞰禁苑，十分不妥。文宗在日，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年间，亦曾多次交涉，希望北堂将钟楼拆低而一直不得要领，此刻迁堂，自然力戒前失。李鸿章以极坚决的态度告诉樊国梁，为了风水的关系，西什库新堂的钟楼，以五丈为度，断断不准高出屋脊。 
　　原来以为樊国梁必有难色，那知他竟一口允诺照办。李鸿章喜出望外，对于折价的数目，手便松了，而樊国梁的本意，亦是拿这个让步，换取实益，所以李鸿章一许二十万，他意犹不足，一直加到三十万，仍旧要再添五万。 
　　就在这时候，醇王到津，李鸿章向他请示，照三十五万两定议，订立了合同五条。 
　　醇王此刻要面奏的，就是五条合同的内容。他特别提到第五条，规定北堂所收集的“异方珍禽异兽”，一切古董，以及传教唱诗所用的风琴、喇叭等热，经李鸿章力争，樊国梁终于不得不答应，“全数报效”，载明在合同以内。这些东西，价值不赀，折算扣除，给价实在不到三十五万银子。 
　　“总而言之，这一次仰赖皇太后的鸿福，交涉极其顺利。避过法国，直接跟教廷接头，这个宗旨，定得很高明。”醇王很兴奋地说，“国运否极泰来，如今军事、洋务，都有起色，臣与李鸿章内外支持，勉图报称，总算有了一点结果。不过，臣的才具短，总要求皇太后时时教诲。” 
　　听了醇王这番表功的话，慈禧太后少不得有一番嘉勉，然后又将话题拉了回来：“北堂什么时候迁移呢？” 
　　“从明年正月初一起，以两年为限，迁移完毕。”醇王答道：“新堂地基，预备十一月里交，动工要在明年，因为今年西北方向不宜破土。” 
　　“风水是要紧的。”慈禧太后急转直下地问：“北堂迁移，已经定议了，那么三海工程什么时候可以完呢？” 
　　“这……，”醇王迟疑着，“要看工款来得是不是顺利？”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如果工款来得不顺利，工程就搁在那儿，老不能完工了？” 
　　话中有责备之意，使得醇王微感不安，急忙答道：“臣所说的顺利不顺利，也不过进出几个月的工夫。三海工款总计一百八十多万，责成粤海关筹一百万，是个大数，到现在为止，报解到京的，不过十几万。眼前要发放的，就得三十多万。欠下商人的款子，工程就不便催，因为内务府催工程，商人就要催款。臣估计至迟明年冬天，总可完工。” 
　　“刮西北风的时候，就得回宫了，明年冬天完工，不就等于后年夏天完工吗？” 
　　醇王心想不错，历来的规矩，春秋驻园，夏天如果不是巡幸热河，也是住园，唯有冬天在宫里。三海工程在冬天完工而不能用，闲置在那里，反要多花人工费用，细心照料，这是什么算盘？ 
　　转念到此，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臣准定催他们明年夏天完工。” 
　　“那还差不多！”慈禧太后的声音和缓了，“可是，催工就得催款，那又怎么着呢？” 
　　“臣尽力张罗就是。” 
　　“你也不必太劳神！”慈禧太后体恤地说：“北洋不是有款子存在外国银行生息吗？先提三十万来用好了。” 
　　“那笔款子，是要付船价的……。” 
　　“怕什么？”慈禧太后不耐烦了，抢白的声音很大，“等粤海关的款子一来，不就归上了？上百万银子搁在洋人那里，不但生不了多少息，说不定还给人挪用了呢！” 
　　醇王不知道慈禧太后的话是有根据的，只当指责海军衙门有人挪用造船经费，极力申辩，决无其事。慈禧不便透露消息来源，只说了句：“外面的事你不大明白，照我的话做，没有错儿。” 
　　醇王自然不敢违拗，行文北洋衙门，借款三十万两。李鸿章接到咨文，大为高兴，因为预定向英德两国订造的四条铁甲快船，本有二百四十八万两银子，存在汇丰银行，陆续结汇兑付，现在还剩一百万两，原可够用，那知驻英驻德的公使刘瑞芬、许景澄一再来电，不是增添设备，就是材料涨价，要求增加款项，计算之下，还差八十万两。正愁着无法启齿时，有此一道咨文，恰好附带说明，解消了一大难题。 
　　不过三十万两却还一时不能解京，当初与汇丰订约时，有意留下腾挪的余地，规定提银在一万两以上时，须早一个月通知。所以这笔款子，要到六月中旬才能解送海军衙门。 

　　　　　　　　　　　※　　　　　　　 ※　　　　　　　　 ※ 

　　六月初五，皇帝奉慈禧太后移居宁寿宫，因为三大殿及东西六宫各处的沟渠，要彻底修理之故。宁寿宫在大内最东面，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兴修，预备归政以后，作为颐养之处，一直修建了十四年才落成。占地约当整个内廷的四分之一，其中规模，完全仿照内廷各正宫正殿。大门名为皇极门，二门名为宁寿门，等于乾清们，门内皇极殿，规制如乾清宫，殿后的宁寿宫，跟坤宁宫一样，也有祭神煮肉的大锅，吃肉的木炕以及跳神的法器等等。 
　　宁寿宫后门是一条横街，正中一门叫做养性门，门内养性殿，跟养心殿相仿，所不同的是有奉佛的塔院与坐禅之处，现在作为皇帝的寝宫。 
　　慈禧太后所住的是乐寿堂，在养性殿之后，原是高宗的书斋。此外还有三友轩、颐和轩、随安室、如亭、导和养素轩、景祺阁等等亭台楼阁。景祺阁之后，就是宁寿宫的后门贞顺门，有三间宽的一个大穿堂，还有一口极深的井，井水甘冽非凡。 
　　这座宫触发了慈禧太后的许多想象，一几一椅，一草一木，都使她想到，是当年高宗归政后，盘桓摩挲过的。八十多岁的太上皇，五代同堂，五福骈臻，虽说是天下第一位福气人，然而头童齿豁，想玩也玩不动了。不如及今未老，早早归政，可以多享几天清福。 
　　因此在移居宁寿宫的第六天，便打定了主意，这天召见醇王，特地传谕，皇帝也入座。 
　　这是极大的例外。由于醇王与皇帝是父子，礼节上有所不便，所以召见醇王时，皇帝向不在座。这天忽然在养心殿相见，醇王一时有手足无措之感，不过稍微想一想也就不碍，皇帝虽坐在御案之前，而慈禧太后却坐在御案之后，醇王跪在儿子面前，只当跪在慈禧太后面前就是了。 
　　“皇帝今年十六岁了，书也读得不错。”慈禧太后说道： 
　　“我想明年正月里就可以亲政了。让我也歇一歇。” 
　　醇王大为诧异，不知道慈禧太后怎么想了一下，会有此表示？ 
　　这是不容迟疑的事，醇王立即跪了下来，高声说道：“请皇太后收回成命。”然后便一面想理由，一面回奏：“时事多艰，全靠皇太后主持，皇帝年纪还轻，还挑不起这副担子。再说，学无止境，趁现在有皇太后庇护，皇帝什么都不用烦心，扎扎实实多念几年书，将来躬亲庶务，就更有把握了。照臣的想法，皇帝亲政，至早也得二十岁以后。请皇太后为社稷臣民着想，俯从所请，想来皇帝亦感戴慈恩。” 
　　他说到一半，就已想到了一个主意，所以膝行而前，接近皇帝，此时便拉一拉龙袍，指一指地上，示意皇帝跪求。 
　　皇帝正在困惑疑难之中。慈禧太后的宣示，在他亦深感意外，然而他并未想到应该请“皇额娘”收回成命。从小养成的习惯，凡有慈命，只知依从。所以听慈禧太后说要归政，心里惴惴然、茫茫然地有些着慌，怕自己一旦亲裁大政，不知如何下手？ 
　　等听见醇王的回奏，才知道自己错了，但却不知应作何表示？现在是明白了，要跪下来附和醇王的说法，力恳暂缓归政。 
　　于是他站了起来，转身跪在御案旁边说道：“醇亲王所奏，正是儿子心里的话。儿子年轻不懂事，社稷至重，要请皇额娘操持，好让儿子多念几年书！”说完，磕一个头，依然长跪不起。 
　　“你年纪也不小了！顺治爷、康熙爷都是十四岁亲政。”慈禧太后转过脸来，对醇王说：“垂帘本来是权宜之计。皇帝成年了，我也该歇手了。你们也要体谅体谅我的处境才好。” 
　　“皇太后的话，臣实在汗颜无地。总是臣下无才无能，这几年处处让皇太后操心。目前政务渐有起色，正是由剥而复的紧要关头，总要请皇太后俯念天下臣民之望，再操持几年。” 
　　“我的精力亦大不如前了。”慈禧太后只是摇头，“好在皇帝谨慎听话，如果有疑难大事，我还是可以帮他出个主意。至于日常事务，皇帝看折看了两三年，也该懂了。再有军机承旨，遇到不合规矩的地方，让他们仔细说明白，也就错不到那里去的。总而言之，这件事我想得很透彻。你跪安吧，我找军机来交代。” 
　　醇王无法再争，他为人老实，亦竟以为无可挽回，所以一退出养心殿，立即关照太监分头请人，御前大臣伯彦讷谟诂与克勤郡王晋祺，庆王奕劻和三位师傅翁同龢、孙家鼐、孙诒经到朝房来议事。 
　　被请的人到了五个，伯彦讷谟诂已经回府。醇王说知经过，问大家有何意见？两王面面相觑，因为不知道醇王的意思如何，不敢有所表示。翁同龢却是看事看得很清楚，为醇王着想，应该再争，所以开口说道：“这事太重大！王爷应该带领御前大臣，跟毓庆宫行走的人，见太后当面议论。” 
　　“很难！”醇王答道，“皇太后的意思很坚决。且等军机下来再说。”军机只来了一个礼王世铎，一进门手便一扬，不用说，上谕已经拟好了。 
　　“没有法子！”世铎苦笑着，“怎么劝也不听，只好承旨，已经请内阁明发了，这是底稿。” 
　　于是传观上谕底稿。亲政的程序是仿穆宗的成例，以本年冬至祭天为始，躬亲致祭，亲政典礼由钦天监在明年正月里选择吉期举行。 
　　“事情要挽回。”翁同龢看着醇王说，“请王爷跟军机再一起‘请起’，痛陈利害，务必请皇太后收回成命。”醇王踌躇着，无以为答，迟疑了一会才说：“养心殿的门，怕都关了。算了吧，另外想办法。” 
　　“莱山倒有个主意，”礼王说道，“上一个公折，请皇太后训政。” 
　　这是仿照乾隆内禅以后的办法，凡事禀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行。庆王奕劻首先表示赞成：“这个办法好。” 
　　“我看亦只有这个办法了。”醇王说道：“上公折先要会议，明天总来不及了，后天吧！” 
　　翁同龢认为请皇太后训政，不如请暂缓归政，比较得体，但已经碰了两个钉子，不便再开口。回家以后，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决定另外上折。 

　　　　　　　　　　　※　　　　　　　 ※　　　　　　　　 ※ 

　　在适园，醇王亦在召集亲信密商，应该单独上折。情势很明显的摆在那里，皇帝亲政，一切都不会变动，唯一的例外就是醇王，再不能象现在这样从海军管到三海的工程了。 
　　因此，归政的懿旨，亦可以看作不愿醇王再问政事的表示。果真如此，自己就不宜奏请暂缓归政，但皇帝一亲政，要将所有的差使都交了出去，亦实在有些不能割舍。平生志向，就是步武祖宗，恢复入关之初的那一番皇威雄风，如今海军刚办，旗营亦正在彻底整顿，正搞得兴头的当儿，倒说因为儿子做皇帝，裁决大政，反不畅行平生之志，想起来实在不能甘心。 
　　他只是不甘心，而跟他办事的却是不放心。第一个就是立山，得到消息，如见冰山将倒，忐忑不安。很想找到李莲英探一探底蕴，却又因宫门已经下锁，无法交通，唯有赶到适园，见了醇王再说。 

　　　　　　　　　　　※　　　　　　　 ※　　　　　　　　 ※ 

　　醇王刚找了孙毓汶、许庚身在商议如何上折？听得侍卫传报，立山来见，倒提醒了他一件事，海军衙门的经费，好些移用到三海工程上去了，一旦交卸，这笔帐如何算法？ 
　　“我不瞒你们两位，海军经费借给奉宸苑的不少，这些帐目不足为外人道。总要想个办法，不能让皇帝为难才好。” 
　　醇王拙于言词，但这最后一句话，却说得似拙而巧。他的意思是，修园移用海军经费，底细如为外界所知，必有言官说话。而这是奉懿旨办理，皇帝既不能违慈命论究其事，又不能不理言官的纠参，岂不是左右为难？ 
　　孙毓汶和许庚身默默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是许庚身开口：“最简捷的办法，莫如王爷仍旧管海军。说实在的，亦真非王爷来管不可，不然有那位能凌驾李中堂而上之？” 
　　“星叔说得是！”孙毓汶附和，“王爷无须避此小嫌。” 
　　“嫌是不小。”醇王说道，“似乎不能自请，过天我的折子一抄发，字面上不好看。” 
　　“那容易。”许庚身立即接口，“加一个附片好了！原折发到军机，把附片抽下来，不发抄就是。” 
　　醇王想了一会，表示同意：“那就费两位的心了，就请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附片上只说等海军办成一支就交卸。” 
　　“请星叔命笔。”孙毓汶说，“我已拟了个王公大臣的公折，怕思路撇不开，意思犯重了倒不好。” 
　　“那一位都可以。”醇王起身说道，“失陪片刻，去去就来。” 
　　醇王抽身到别室去接见立山。一见面先就告诉他，决定在亲政以后，仍旧掌管海军。这是颗定心丸，立山松了口气，神态顿时不同，脑筋也很灵活了。 
　　“原该如此。不过我倒要请示七爷，将来一切工程上的事务，到要请旨办理的时候，是跟皇太后请旨，还是跟皇上请旨？” 
　　“啊！不错。我倒没有想到。”醇王失声而言，“我自然不能跟皇帝请示。” 
　　“尤其是宫里的事，更应该跟皇太后请旨。”立山紧接着他的话说，“这就好比人家大家一样，少爷成年了，自然要接管外事，不过大小家务，总得听老太太的。七爷，你说我这比方呢？” 
　　比方得一点不错。醇王想起小时候的光景，那时的老太后是仁宗的侧福晋钮祜禄氏，仁宗即位，封为贵妃。宣宗的生母孝淑皇后，嘉庆二年驾崩，太上皇以敕令命钮祜禄氏继位中宫。宣宗即位，尊为恭慈皇太后。这位太后风裁整峻，虽为宣宗的继母，却如严父，宫中大小事务，宣宗一定秉命而行，偶然违忤慈命，惹得恭慈太后生了气，宣宗往往长跪不起。 
　　醇王想到他的这位祖母，立刻便有了一番意思，急急又回到原处说道：“星叔，慢点＃＃＃＃话要这么说…　。” 
　　等他说明白了，许庚身将已拟了一半的稿子细看了一遍，便又加了一段，同时改了事由，原来只论治国，现在兼论齐家，说是“宫廷政治，内外并重，敬拟齐治要道，仰祈慈鉴”。 
　　“说得好！”醇王一看便大赞，接下来再读正文，前一段是敷陈皇太后的功德，由两宫垂帘，“外戡寇乱，内除权奸” 
　　接到“同治甲戌，痛遭大故，勉允臣工之请，重举听政之仪”，笔尖轻轻一转便到了“自光绪辛巳以来”，那是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暴崩以后，“我皇太后忧勤益切”，就专门恭维慈禧太后了。 
　　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建议等皇帝到了二十岁，再议“亲理庶务”。下面使用“抑臣更有请者”的进一步语气，谈内治的齐家之道，说将来皇帝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固有赖皇太后训教戒饬，就是“内廷寻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徽”。接下来的两句话，说得非常切实。 
　　这两句话是：“臣愚以为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为的是“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上承圣母之欢颜，内免宫闱之剧务。”最后特别表明：“此则非如臣生长深宫者，不能知亦不敢言也。” 
　　执笔的许庚身，真能曲体醇王内心的委曲，抓住了全局的关键。话说得很直率，也很有力，一方面破除了慈禧太后心中最微妙曲折的疑忌——深恐醇王以“太上皇”的身分揽权。“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就是表示，如果有“太上皇”，是在御苑颐养的慈禧太后，而非在适园养老的醇亲王。 
　　另一方面是明白规定了皇帝，至多过问国事，不能干预“家务”。这样，凡有宫廷兴工事件，就可以直接请懿旨，不必理会皇帝的意思。 

　　　　　　　　　　　※　　　　　　　 ※　　　　　　　　 ※ 

　　第二天上午，醇亲王跟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毓庆宫的三位师傅，分别见面，将上折吁请慈禧太后继续掌理大政一事，作了一个规定：一共上三个折子，醇王以“生长深宫”的身分，单衔建言。王公及六部九卿由礼亲王领衔上公折，请慈禧太后再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 
　　再有一个折子，就是翁同龢的底稿，由伯彦讷谟诂领衔，作为御前大臣及毓庆宫师傅的公折。他们是侧近之臣，见闻较切，所以立言又别是一种法度，列举三个理由，认为皇帝还未到可以亲政的时候。 
　　第一个理由是说皇帝虽然天亶聪明，过目成诵，然而经义至深，史书极博，讲习之事，犹未贯彻；第二个理由是说国事至重亦繁，军机处的章奏谕旨，固然已奉命抄呈一份，请皇帝见习讲解，但大而兵农礼乐，细而盐务、海关、漕粮、河运，那能一一明了？批答之事，还待讲求；第三个理由，其实并不重要，是说皇帝的满洲话还没有学好。满蒙章奏，固然有用所谓“国书”的，可是稍涉重要的章奏谕旨，都用汉文，所以满洲话不能听、不能说，实在没有关系，不过总也是一个理由。 
　　在此三个理由之下，所建议的不是训政，而是暂缓归政。翁同龢所以如此主张，自然是有深意的，稍微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是表明责任，所谓“典学有成”，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恭维，唯独毓庆宫的师傅不能说：皇帝的书念得很好了，经天纬地，足以担当任何大事。 
　　再深一层的意思是，宁可迟几年亲政，而一到亲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再不须慈禧太后插手。这就是他所谓“请训政不如请暂缓归政为得体”这句话后面的真意。 
　　然而这层深意，没有人能理会，即令有人能领会，亦不敢说破。所以照形势去看，是训政的成分居多。 
　　这三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意外亦非意外。她早料定臣下就为了尊崇皇太后的礼节，也一定会有再请她垂帘几年的请求，而且李莲英早有立山等人传来的消息，王公大臣无不认为皇帝尚未成年，未到亲裁大政的时候，预备公折吁请，所以不算意外。 
　　觉得意外的是醇亲王的态度。原以为他会奏请暂缓归政，不想竟出以训政的建议，而且“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这两句话，等于说是训政永无限期。这是醇王表明心迹，他永远不会以皇帝本生父之尊，生什么妄想。用心很深也很苦，倒不能不领他的情。 
　　不过她最注意的，却是翁同龢草拟的那个奏折。反复玩味，看出具名在这个折子上的人，与具名在礼王世铎领衔的折子上的人，主张并不相同。在御前大臣与毓庆宫的师傅看，请皇太后暂缓归政，是有限期的，“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这“一、二年”就是限期，而不提训政，也就是表示：一到归政，大权应归皇帝独掌，皇太后不宜再加干预。 
　　了解到此，慈禧太后不免心生警惕，灯下辗转思量，总觉得这一两年，得要好好利用。果然能在这一两年中，完成自己的心愿，又能教导皇帝成人，同时设法定下一重很切实的禁制，不让醇王在任何情况之下成为太上皇，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归政了。 
　　主意是打定了。但兹事体大，想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成语，要找心腹来问一问，看看有失算的地方没有？这个心腹自然是李莲英，“你说呢？”她问，“是暂时不归政的好，还是训政的好？” 
　　“这些大事，奴才不敢瞎说。”李莲英答道：“不过奴才在想，从古到今，皇上总得听老太后的话，儿子漫不过娘去，就算归政了，不训政了，老佛爷有话交代，皇上不敢不遵。再说，皇上也孝顺，有什么事也一定会奏禀老佛爷，听老佛爷的意思办。” 
　　“若能这个样子，还说什么？”慈禧太后淡档地说，“就怕人心隔肚皮，谁也摸不透，母子假的，父子才是真的。你说你是听真的，还是听假的？” 
　　“奴才不问真假，只问良心。”李莲英答道，“皇上四岁进宫，老佛爷亲手抚养成人，让皇上继承祖宗基业，真正是天高地厚之恩。要讲真，当皇上才是真，要讲亲，那里还有比十二年天天见面的来得亲。” 
　　“你这话倒也是。皇帝如果认不清这一层，就天理不容了。”慈禧太后紧接着问，“万寿山的工程，如果即刻动工，得要多少时候才能成功？” 
　　“总要两年工夫。”李莲英说，“等奴才明天去问了立山，再来跟老佛爷回话。” 
　　“不必问了。只告诉他就是，马上预备起来，一定得在两年以内办成。” 
　　“是！”李莲英又接一句：“悄悄儿预备？” 
　　这是暗中点一句，是不是要让醇王知道？慈禧太后好半天不作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我来关照七爷。” 
　　有这句话，李莲英便可以直说了，“七爷一定遵懿旨。不过让七爷办事，最好先替他把道儿画出来。”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万寿山的工程一动，就先得有几百万银子摆在那里。” 
　　“几百万！”慈禧太后皱眉了。 
　　“其实也不难。”李莲英说，“一条船就是两三百万银子，不过少买两条船而已。” 
　　这一下提醒了慈禧太后。不久以前严饬各省认筹海军经费，两江、两广，必有巨款报效，因而自语似地说：“得结结实实催一催，等钱到了好办事。” 
　　李莲英知道她指的何事。接口说道：“等各省报解到京，总要年底了，怕耽误了正用。” 
　　“那，”慈禧太后愕然相问：“那怎么办？” 
　　“奴才在天津的时候听说，洋人相信李中堂，只要他肯出面借，一两百万不过一句话的事。” 
　　“喔！李鸿章有这么大的能耐？” 
　　“是！老佛爷重用他，洋人自然就相信他了。” 
　　这无形中的一句恭维，听得慈禧太后心里很舒服，“我当然不便跟李鸿章说，让七爷去跟他想办法。”她又问：“此外，看看还有什么来路？” 
　　“大宗款子总要到明年下半年才用，眼前能有一百万银子，加上内务府跟木厂的垫款，工程可以凑合了。至于明年下半年要用的工料，奴才倒想得有一处款项，可以挪动…　。” 
　　“噢！”慈禧太后大感兴趣，挥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 
　　这当然是一笔大款，而且也不是经常岁入之款。岁入大宗经费，无非关税、地丁，都归户部支配停当，决不能挪动。 
　　慈禧太后凝神思索，终于想到了。 
　　“你是说大婚用款？” 
　　李莲英陪着笑说：“真正是，什么事都不用想瞒老佛爷！” 
　　“这倒是一条生财大道。”慈禧太后很高兴地说：“大婚还早，款子不妨先筹。不过…　。”她沉吟着没有再说下去。 
　　话虽未说完，她所顾虑的事，却是可想而知的，挪动不过暂借，拿什么来归还？这一层李莲英是早就跟立山算计好了的，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答说：“其实修园子也是为大婚。寻常人家娶儿媳妇，少不得也要粉刷粉刷，添盖几间屋子什么的。何况是皇上的大婚？将来这些帐，自然是并在一起来算！” 
　　这就是说，借大婚为名，筹款来修园子。这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名正言顺，比移用海军经费是冠冕堂皇得太多了。 
　　“说得一点不错。”慈禧太后越发高兴，“现在先别忙，我自有道理。反正将来是你‘总司传办事件’，一切都好办。” 
　　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底了解整个利害关系，统筹全局，很精明地驳了世铎和伯彦讷谟诂分别领衔的折子，却准了醇王的奏请，先将内廷事务的全权，抓在手里。至于训政数年，三劝三让，还得要有一番做作。 
　　然而谁也不敢认定她是做作，只觉得她归政的意思极其坚决，真有“倦勤”的模样。因而群情惶惶，颇有国本动摇的恐惧，王公大臣纷纷集议，决定再上公折。 
　　这些情形看在翁同龢眼里，痛心极了！因为明明有皇帝在，何须有这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惶恐？说来说去，只为皇帝难当重任，大家才觉得少不了慈禧太后。这是当师傅的人的耻辱，然而谁又能体味得到当师傅的人，有着如俗语所说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巧的是，这天在毓庆宫为皇帝讲历朝实录，正好遇到圣祖幼年诛鳌拜，未成年便亲政那一段。翁同龢一时感触，极力陈述时事艰难，为君之责甚重，苦劝皇帝振作，讲到一半，悲从中来，竟致涕泗交流。 
　　皇帝听太监说过：李鸿藻为穆宗授读时，有一次苦谏勿嬉游过度，亦是声泪俱下。穆宗将书上“君子不器”那句话，用手指掩住最下面的两个“口”字，读来便成“君子不哭”，因而使得师傅破涕为笑。自己没有这样的机智，更没有这种在师傅伤心之时还能开玩笑的心情，而且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师傅，所有的亦只是两行清泪。 
　　这一下让翁同龢深为不安，亦深为失悔，天子垂泪，岂是等闲之事？所以赶紧站起身来，肃然相问：“必是臣的话说得重了？” 
　　“不与你相干。”皇帝摇摇头说：“我恨我自己。” 
　　“皇上这句话错了！万乘之身，系天下臣民之殷望，至贵至重，怎么可以轻易自责？” 
　　皇帝默默半晌才答了句：“你不明白我心里的事，我亦没法跟你说。” 
　　这是皇帝心中有委屈，而且可以猜想得到，必是宫闱骨肉之间的隐衷。毓庆宫耳目众多，翁同龢不敢多问，只觉得不管为皇帝还是为自己，都必须设法将皇帝的那句话，掩饰一番。 
　　于是他很快地看了看侍立在门口的太监，长春宫派来，名为照料，其实监视的总管太监王承南，然后略略提高了声音说：“皇上的心事臣知道，必是因为皇太后不允训政之故。臣下环请，未蒙恩准，不如皇上亲自求一求，皇太后心有不忍，或者倒肯俯允。” 
　　“这几天，也求过好几次了。” 
　　“皇上再求！务必请皇太后回心转意，才能罢手。” 
　　“好！我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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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皇帝面求，臣下奏请，慈禧太后觉得再做作不但无味，而且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居然有人以为“亲政关系綦重，请饬廷臣会议”，仿佛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大权授受，要由臣下来决定似地。这在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又有一篇煌煌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发交内阁，颁行天下，说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以期妥善。既然王公大臣一再恳求，又“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决定在皇帝亲政后，再训政三年。至于醇亲王曾有附片，在亲政期前交卸掌管神机营印钥差使，现在既已允许训政，醇王亦当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照常经理。 

　　　　　　　　　　　※　　　　　　　 ※　　　　　　　　 ※ 

　　这道上谕，让恭王想起辛酉政变以后，两宫垂帘，他被封为议政王的诏旨，又是一笔你捧我、我抬你，彼此互利的交易，所不同者，交易的一方，由哥哥换作弟弟。二十五年前尘如梦，恭王揽镜自顾，须眉斑白，瘦骨嶙峋，自觉当年的英气，再也找不出来了。 
　　相形之下，反不如八十岁的宝鋆，精神矍铄，恭王叹口气说：“我真羡慕你！” 
　　“此山望着那山高。”宝鋆答道：“还有人羡慕你呐！而且此人是你想不到的。” 
　　“谁啊！” 
　　“七爷。” 
　　恭王不作声。提起醇王，他总有种惘惘不甘之情，不管从那方面看，而且任凭他如何虚心自问，也找不出醇王有那件事胜过自己的？照旁观的冷眼，荣枯大不相同，都在羡慕醇王，而醇王羡慕自己的又是什么？ 
　　“七爷最近的身子不好，气喘、虚弱，每天还非上朝不可。从海军大兵轮伺候到三海的画舫，红是红极了，忙是忙极了，苦也苦极了！”说罢，宝鋆哈哈大笑。 
　　“他是闲不住的人。”恭王意味深长地说：“经过这一两年的折腾，他大概知道了，闲即是福。” 
　　“所以说，他要羡慕你。”宝鋆忽然问道：“六爷，你可曾听说，皇后已经定下了？” 
　　“谁啊？” 
　　“你想呢！”宝鋆又点了一句：“亲上加亲。” 
　　“莫非是桂祥的女儿？”恭王问道：“是第几个？” 
　　“自然是二格格。” 
　　“对了！”恭王想起来，桂祥的大女儿跟小女儿，都由慈禧太后指婚，分别许配“老五太爷”绵愉的长孙辅国公载泽与孚王的嗣子贝勒载澍，自然是他的第二个女儿，才有入居中宫的资格。 
　　“我记不起来了。”恭王问道：“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怎么样！不过听说是个脚色。这一来，皇上…　。” 
　　宝鋆回头看了一下，将话咽了回去。 
　　“唉！”恭王摇头不语，想起穆宗的往事，恻然不欢。 
　　“方家园快成凤凰窝了！”宝鋆又说，“亏得本朝家法好，如果是在前明，父子两国丈，还有亲王、贝勒、公爵之女婿，这门‘皇亲’的气焰还得了。” 
　　“咱们大清的气数，现在都看方家园的风水了！” 
　　“这话说得妙！”宝鋆抚掌称赏：“真是隽语。” 
　　“算了吧！但愿我是瞎说。” 
　　谈到这里，心情久如槁木的恭王，突然激动了，他说慈禧太后始而不准他在五十万寿时，随班祝嘏；继而又不准他随扈东陵，连代为求情的醇、惇两王都碰了钉子，看起来对他是深恶而痛绝之，好象认为连年遭受的外侮，都是他误国的罪过。持这种看法的，大有其人，亦不能说不对，但是太肤浅了。 
　　“她为什么这样子不念亲亲之谊？说起来并不是她的本心，她是不得已而出此。”恭王问宝鋆：“你我在一起多年，你总应该有点与众不同的看法吧？” 
　　这句话将宝鋆问住了，想了好半天答道：“我想是期许过深的缘故。” 
　　“不是，不是！你莫非看到了不肯说？”恭王冷笑着说：“如果她心中还有惮忌之人，此人非别，就是区区。你懂了吧？ 
　　她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下宝鋆自然懂了。慈禧太后不是吝与予恭王以任何恩典，她虽跟恭王不和，到底饮水思源，要想到当年保全孤儿寡妇是谁的功劳？至今大公主的恩宠不替，就可以想见她跟恭王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私怨。而所以一再贬斥恭王，丝毫不假以词色，诚然如他所说，只是为了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说穿了是慈禧太后有意装作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不让恭王有见她的机会。见她原不打紧，就怕一见了面，恭王有所诤谏，就很难处置了。宝鋆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慈禧太后示意动工兴修离宫别苑，恭王只是大声答应，不接下文。不但土木之事，力加裁抑，在礼法上恭王尤其不肯让步。宝鋆印象最深的是，当穆宗亲政以后，慈禧太后曾经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垂帘听政以来，平洪杨、剿捻子，使宗社危而复安的种种艰辛，恭王对此不表异议，只反对在乾清宫召见，因为乾清宫是天子正衙，皇太后不宜临御。 
　　如今呢？慈禧太后不但大兴土木，修三海之不足，还要重兴清漪园，不但移驻太上皇颐养之处的宁寿宫，而且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这一切，在恭王当政之日，是不会有的事。 
　　这样想到头来，宝鋆忍不住大声说道：“七爷平时侃侃而谈，总说别人不行，谁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个人帮他，然而有人不许。我看，这副担子，越来越重，非把他压垮了不可！” 
　　“唉！”宝鋆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话虽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热闹的心，那怕了解他的苦衷，说一两句知甘苦的话，对他也是安慰。” 
　　“六爷！”宝鋆真的感动了，“你的度量实在了不起。我不如你！有时候想起来不服气，还要说一两句风凉话。从今以后，倒真要跟你学一学才好。” 
　　“也不光是对人！”恭王慨然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切国事的心，却是不可少的。” 
　　因为如此，宝鋆对朝政便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要打听一下。他的故旧门生很多，交游亦仍然很广，平时来谒见的人，总以为他退归林下，是不得已的事，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谈朝局。现在他自己热心于此，别人当然不须再有顾忌，因而朝中的举措与内幕，在宝鋆不断能够听到。 
　　除了兴修三海和万寿山的消息以外，朝中当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说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户部与内务府的收入。而在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张，与善于理财闻名的阎敬铭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间，常有龃龉。 
　　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须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面谕该筹三百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三百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三百万银子，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决不致引起市面混乱。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云南，四川就很难耍什么花样去“赖债”了。 
　　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这番可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议，很难上达天听。他的故旧至好，只有另走门路，先是托阎敬铭，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觉建言碰个钉子，反使别人难以说话，所以指点转恳醇王。谁知醇王也怕碰钉子。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请弃瑕录用，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深恶痛绝！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当然不肯插手管这个闲事，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将到，勾决期近，唐炯的同乡亲友，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唐炯的两个儿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里，每天钻头觅缝，想保住老父一条性命，却是到处碰壁，最后碰出一条路子来了。唐我圻经高人指点，备办了一份重礼，特地去拜访立山，磕头求援。 
　　“不敢当，不敢当！”立山跪下还礼，扶起唐我圻说：“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现在我可以替你托一个人去试试看。不过话说在前面，所托之人肯不肯管，以及管了以后，有何结果？都不敢说。万一不成，你不要怪我。” 
　　“是，是！立大人这样帮忙，我们父子已经感激不尽。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如果立大人尽了力，依旧无济于事，那就是再也不能挽回的了。家父果真不测，他老人家在泉台之下，亦是记着大恩的。”说着，流下泪来，又趴在地上，重重磕了两个响头，然后起身取出一个红封套，双手奉上。 
　　立山不等他开口，便连连摇手：“此刻不必，此刻不必。”他说，“事情成功了，少不得跟老兄要个两三千银子，各处开销开销。事情不成，分文不敢领。” 
　　唐我圻自是执意要送，而立山执意不收，最后表示，如果唐我圻一定要这样，他就不敢管这件事了。听得这话，唐我圻才不敢勉强。立山送客出门，约定两天以后听回音。 
　　第三天所得到的回音是，所托的人，已经肯管了，但有何效验，不得而知。 
　　到了勾决前一天，亦竟无恩旨。那就只有等到行刑那一天，看看能不能发生刀下留人的奇迹？倘或唐家祖宗有德，这年免死，就算多活两年。因为明年皇帝亲政，事同登极，可望大赦天下，停勾一年。如果后年大婚，则再停勾一年，便起码有三年可活了。 
　　这天是十一月十六，天不亮就有人赶到刑部大狱去跟唐炯诀别。他虽是斩监候的重犯，却住的是刑部“火房”，自己出钱，整修得颇为清洁，左图右史，瓶花吐艳，身入其中，谈得久了会使人忘记是在狱中。然而这两间“精舍”能不能再住，已无法猜测。唐炯两年住下来，一几一榻都生了感情，所以不但对泪眼婆娑的客人，无以为怀，就是屋中一切，亦无不摩挲留连，不忍遽别。 
　　到了天亮，提牢厅的司官来了。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虽跟唐炯不和，刑部的司官对他却很客气，一则是他原来的督抚身分，再则是逢年过节的红包，三则是两年“作客”，日久生情。因此，并未为他上绑，让他身穿大毛皮褂，头戴没有顶子的暖帽，坐上他家所预备的蓝呢后档车，直驶菜市口。 
　　这天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为自从杀过肃顺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菜市口有二十多年没有杀过红顶子的大员了。前两年李鸿章、盛宣怀想卖招商局时，因为是马建忠出面跟旗昌洋行办的交涉，所以被指为“汉奸”，盛传将朝服斩于市，亦曾轰动九城，将菜市口挤得满坑满谷。结果大家扑了一场空，马建忠根本就没有被逮。而这天大概要杀唐炯，事决不假，并且要杀的大官不止唐炯一个，还有一个同案的赵沃，大家都要看看这个说尽了已经病故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坏话的三品道员，跟戏台上言大而夸的马谡，可有些相象？ 
　　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脖子上挂着“大如意头锁”，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正面高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身。他的本缺是刑部右侍郎，勾决行刑之日，照例由这位刑部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此时正在等候京畿道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便好下令开刀。 
　　将近正午时分，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马，却不是赍本的京畿道御史，而是个军机章京。只见他直到官厅下马，疾趋上前，向许庚身请了个安，站起来说：“张中堂关照我来送信，唐某有恩旨。” 
　　张中堂是指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跟他亦算有葭莩之亲，所以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派个人来送信。 
　　“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云，所有在斩监候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档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那里送？” 
　　“那要问右堂才是。” 
　　“就是许大人叫司官来请示的。” 
　　“你跟我请示，我又跟谁请示？”薛允升沉下脸来，接着将茶碗一举。 
　　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听差，随即高喊一声：“送客！” 
　　秋审处坐办碰了个大钉子，极其气恼，然而还得尽司官的礼节，起身请安告辞。薛允升送到滴水檐前，哈一哈腰就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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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没结果！坐办告诉了许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与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难。然而律例森严，他亦不敢擅自区处，只能吩咐，带回刑部，再作道理。 
　　带回刑部，自然送监。提牢厅的主事却不肯收了，“加恩发遣的官员，那能再进这道门？”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收，让我送他到那里？”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何必呢？”秋审处坐办说，“他的行李箱笼，都还在里面。 
　　老兄怎么不让他进去住？”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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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赍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决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那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象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象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档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俐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象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象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象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 
　　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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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先是贝子奕谟，说病情已到可虑的程度，庆王奕劻，亦是这样说法，而军机领班礼王世铎则在许庚身的敦促之下，特意上折奏报，醇王手足发颤，深为可虑。 
　　奏折先到皇帝那里，看完以后，心中凄苦，却不敢流泪，直等到了毓庆宫，看见翁同龢终于忍不住了。“醇亲王病重！”他哽咽着说，“恐怕靠不住了。”说完，泪下如雨，而喉间无声。 
　　翁同龢亦陪着掉眼泪，可是他无法安慰皇帝，此时唯一能安慰皇帝的，只有一道命皇帝亲临醇王府视疾的懿旨。翁同龢曾经想联合御前大臣，请这样一道懿旨下来，看看沉默的多，附和的少，他亦只有暗地里叹口气作为罢论。 
　　不过，他到底是师傅，在大关节上的辅导是不会忽略的，特地检了一篇文章进呈。这篇文章名为《濮议》，是宋朝大儒程颐所撰，论宋仁宗的侄子濮王继承大统以后，对于仁宗及本生父应如何尊崇？提醒皇帝，醇王果真薨逝，他应该如何节哀顺礼，有以自处。免得引起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纷扰。 
　　皇帝不肯看这篇文章，愁眉苦脸地说：“醇亲王的病，皇太后着急，我亦很着急！怎么办呢？” 
　　“天祖在上，必能默佑。”翁同龢里纯孝可以格天的说法，却隐讳其词：“皇上如此关切，必能回天。” 
　　皇帝懂他的意思，点点头问道：“你去看过醇亲王没有？” 
　　“臣去过几次，不敢请见醇亲王。” 
　　“为什么不见他？”这话出口，皇帝才发觉自己问得多余。他知道醇王对翁同龢，一向如汉人之待西席，尊敬而亲热，见了面，醇王一定要问起皇帝对他的病，作何表示？这话就会让翁同龢很难回答，答得不妙，不仅关碍着自己的前程，也可能为皇帝找来麻烦。因此，不待翁同龢回答，便又问道： 
　　“你今天还去不去？” 
　　翁同龢本来不打算去，听皇帝这一问，自然改了主意： 
　　“今天要去。” 
　　“我心里实在惦念。你，”皇帝想到以万乘之尊，竟不及穷家小户的百姓，可以一伸父子之情。刹那间千种委屈，万种的悲伤，奔赴心头，梗塞喉头，语不成声地哭着说：“你把我这句话带去！” 
　　翁同龢却不敢再陪着皇帝哭，以恪守臣道的姿态，奉命唯谨而毫无表情地答一声：“是！” 
　　于是午间从毓庆宫退了下来，他立即坐车到适园，跟往常一样，在书房中由王府姓何的长史接待。 
　　“王爷这两天怎么样？” 
　　“越发不好了！”何长史蹙眉答道：“吃得少，睡得少，简直就是不吃不睡。手跟脚，自己动不了啦。前天大解了一次，十三天才大解。” 
　　“精神呢？” 
　　“自然萎顿之极。”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特派的御医凌绂曾从窗外经过，翁同龢跟他亦相熟，便唤着他的别号喊住他：“初平！请进来谈谈。” 
　　所谈的自是醇王的病情。凌绂曾倒是不矜不伐的人，既未夸张，亦未隐讳，说醇王的本源已亏，但如说危在旦夕，却也未必。 
　　听得这一说，略略可以放心。翁同龢便将皇帝的惦念之意，告诉了何长史，托他转达醇王，随即告辞回家。第二天上书房，皇帝不待他开口，先就很高兴地说：“今天军机面奏，醇亲王的病有起色！” 
　　“是！”翁同龢便瞒着何长史的话，只这样复命：“御医凌绂曾告诉臣说：酵亲王的病虽重，一时也还不要紧。” 
　　“嗯！”皇帝说道：“皇太后已有懿旨：二十五临幸醇亲王府看他的病。今天十七，但望这八天之中，不会出事。”说着，神色又凄楚了。 
　　这就是说，皇帝巴望醇亲王这八天中不死。不然，父子之间连最后一面都会见不着！翁同龢叹了口无声的气，轻声说一句：“今天该做诗，请皇上构思吧！” 
　　皇帝何来做诗的意兴？而不做不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的功课查问得很严。所以只能打起精神答道：“师傅出题。” 
　　翁同龢也知道皇帝无心于功课，却不能如民间的西席放学生的假，只出了极宽的一个诗题：《多日即兴》，七绝两首。 
　　限的韵也宽，是上平的十一真与下平的七阳。 
　　接题在手，皇帝想到的是盛世乐事，五谷丰登，刀兵不起，冬藏的农闲时节，一家人围炉闲话，融融泄泄，畅叙天伦。然而这番向往，又何能形诸吟咏？皇帝做诗亦象下场的举子做八股，代圣人立言那样，有一定的程式，象这样的诗题，总是借物兴感，由冬日苦寒，想到民生疾苦，悯念小民不知何以卒岁？或者由瑞雪想到明年必是丰岁，欣慰不已。这些诗篇，列代御制的诗篇中多的是，皇帝敢宣宗的《养正书屋全集》来翻了一下，袭意套句，敷衍成章。然而写完以后，自己都记不得是说些什么？ 

　　　　　　　　　　　※　　　　　　　 ※　　　　　　　　 ※ 

　　朝夕盼望的六月二十五，终于到了。皇帝照旧召见军机及引见人员，直到九点钟方始起驾。慈禧太后晚半个钟头启銮，以便皇帝在醇王府门前跪接。 
　　正午时分，皇帝到了适园，却不能立刻就见生父醇王，因为要等慈禧太后驾到，一起临视。不过，皇帝总算看到了出生不久，初次见面的小弟弟。醇王福晋一共生过五个孩子，长女、长子在同治五年先后夭折，次子就是皇帝。光绪初年，又生过两个孩子，老三只活了一天半，老四载洸亦只活到五岁。倒是侧福晋刘佳氏连生三子，病痛甚少，老五载澧五岁，老六载洵四岁，老七在几天前才命为载涛。醇王最钟爱的是载洵，又白又胖，十分茁壮。 
　　慈禧太后一到，凤舆一直抬到大厅，下轿正坐，等醇王福晋率领阖府眷属行过礼。她随即转脸向荣寿公主说道：“看看你七叔去吧！” 
　　荣寿公主虽是随扈而来，却又是受托为醇王府主持接驾的人，当即答道：“醇亲王奏：病在床上，不能接驾。万万不敢劳动皇太后临视。”接着又以她自己的语气问道：“老佛爷在七叔卧房外头瞧一瞧吧？” 
　　“不！我到他屋里看看。他不能起床，就不必起来。” 
　　话虽如此，醇王何能不力疾起床。无奈手足都动弹不得，勉强穿上袍褂，由两名侍卫扶了起来，名为站着，实在是凌空悬架着。 
　　跟在慈禧太后后面的皇帝，一见醇王那副骨瘦如柴，四肢僵硬，目光散滞无神的样子，便觉得心如刀割，然而他不能不极力忍住眼泪，而且也还不敢避开眼光，必须正视着醇王。 
　　醇王一样也是伤心不敢哭，并且要装出笑容，“臣万死！”他语音不清地说：“腿不听使唤，竟不能跟皇太后磕头。” 
　　“早就想来瞧瞧你了。也无非怕你劳累了，反而不好，一直拖到今天。”慈禧太后说了这两句体恤的话，回头看着皇帝说，“拉拉手吧！” 
　　“拉手礼”是旗人的平礼，跟互相请安不同，拉手有着熟不拘礼的意味。醇王听慈禧太后规定皇帝跟他行此礼节，心中颇为欣慰。 
　　但是想拉手却是力不从心，荣寿公主便闪了出来，扶起醇王的手，交到皇帝手里。父子骨肉之亲，就仅此手手相接的片刻了。 
　　噙着泪的四目相视，皇帝有千言万语梗塞在喉头，而千拣万挑，只说得一句话：“好好将养！” 
　　做父亲的自然比较能克制，很吃力地答道：“保住大清天下不容易！皇帝那知道皇太后操持的苦心？总要守祖宗的家法，听皇太后的训诲，好好读书，上报皇太后的付托之重，下慰天下臣民之望。” 
　　“是！”这个字出口，皇帝立即发觉，此非天子对臣僚的口气，马上又补了一句：“知道了！我会记住。” 
　　“读书倒还不错。”慈禧太后接口，“看折，讲折也明白。” 
　　“这都是皇太后的教训。”醇王答说，“总还要求皇太后训政几年。” 
　　“看罢！总要皇帝能拿得起来，我才能放心。” 
　　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看着他们父子拉住不放的手。荣寿公主赶紧插进去向慈禧太后说道：“老佛爷请外面坐吧！让七叔好歇着。” 
　　“啊，我倒忘了。”慈禧太后向醇王说道：“你安心静养。 
　　姓凌的倒象看得对症，倘不合适，我叫太医院再派人。” 
　　醇王与家人都巴望着慈禧太后能派薛福辰或者汪守正来诊视。薛福辰不次拔擢，现任顺天府府尹，慈禧太后稍有不适，就要传召他入宫诊治。汪守正在天津当知府，召入京来，亦很方便。然而她就偏偏不肯派这两个医术名震海内的官员为醇王疗疾，不知用意何在，亦就没有人敢贸然开口请求了。 

　　　　　　　　　　　※　　　　　　　 ※　　　　　　　　 ※ 

　　皇帝在适园一共逗留了三个钟头，跟醇王相见四次之多，只是每次相见，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而且沉默的时候居多。就是交谈，不过翻来覆去那几句话，一个劝醇王安心静养，一个劝皇帝要听话，要用功。只有最后一次，当皇帝将回銮到病榻前作别时，醇王才说了一句紧要话：“别忘了海军！”同时将去年出海巡视之前，慈禧太后所赐的一柄金如意，交付了皇帝。 
　　醇王的心事，也是委屈，都在这句话上。老早他就托庆王奕劻，转告当朝少数比较正直的王公大臣，请大家体谅他的苦衷，昆明湖换了渤海，万寿山换了滦阳。意思是大办海军变成大修万寿山下、昆明湖畔的清漪园了。如今清漪园的工程，至多半年就可告成，而且已由慈禧太后决定改名为颐和园。醇王的这句话，不妨视为遗嘱，意思是颐和园一落成，还得设法将海军扩充整顿起来。不过，他是不久于人世了，这番心愿，期待皇帝为他实现。而将慈禧太后所赐的金如意转付皇帝，又不仅寄予祝福之意，而是提醒皇帝，倘或有人谏阻海军的扩充，不妨抬出慈禧太后来作挡箭牌：大办海军，原是奉懿旨办理。醇王巡海，蒙赐金如意，就可想见慈禧太后是如何重视其事？ 
　　皇帝虽约略能够领会醇王的深意，却无宁静的心境去深思，因为病势又见沉重，脉案措词简略：“食少神倦，音哑气弱，竭力调治。”大有聊尽人事之意。用的药是生地、地骨皮、天门冬、麦冬，都是润肺清火的凉药，当然亦有人参、白术之类扶元气、健脾胃的补剂，但分量不重，无非点缀而已。 
　　慈禧太后由血崩而成骨蒸的一场大病以后，亦颇识得药性了，加以李莲英从各处打听来的消息，亦都说醇王危在朝夕。一旦薨逝，当然要另眼相看，虽非大丧，亦不应与其他亲王的丧礼相提并论。因此，慈禧太后特地召见军机，专谈醇王的生死。 
　　一提到醇王的病，自都不免黯然，“看样子是拖日子了。” 
　　慈禧太后感叹地说，“不过时候可真是赶到不巧！” 
　　礼王世铎不知她是何意思，照例只答应一声：“是！” 
　　“醇亲王万一出事，皇帝当然要穿孝？” 
　　就不谈生父，以胞叔而论，皇帝亦应穿孝，所以世铎又答应一声：“是！” 
　　“是不是缟素？”这话就使得世铎瞠目不知所对，回头看一看许庚身，示意他代奏。 
　　“皇太后圣明。如醇亲王之例，本朝还是创见。万一不讳，皇上以亲亲之义，丧仪恤典自然要比别的亲王不同些。将来再请懿旨，交礼臣悉心研商，务期允当。” 
　　“不错，总要比别的亲王不同些。此刻也无从谈起。” 
　　略停一下，慈禧太后又自问自答地说：“怎么说时候赶到不巧呢？皇帝大婚，该要定日子了，倘或立了后，定了吉期，醇亲王倒出了事，皇帝有服制在身，怎么办？” 
　　“皇太后睿虑周详，臣等不胜钦服。”许庚身不管世铎，只顾自己直言陈奏：“大婚是大喜之事，自然要慎敬将事。” 
　　“你的意思是，看看醇王的病情再说。” 
　　“是！” 
　　慈禧太后环视诸臣，征询意见：“你们大家可都是跟许庚身一样的意思？” 
　　大家都不肯轻易开口，最后是世铎回奏：“请皇太后圣衷独断。” 
　　“我也觉得再看一看的好。喜事丧事夹在一起办，也不合适。”慈禧太后说道：“我本来打算年内立后，现在只好缓一缓了。缓到明年春天再说。” 
　　“是。”许庚身又答一句：“春暖花开，才是立后的吉日良辰。” 
　　这一下倒提醒了慈禧太后，决定喜事重重，合在一起也热闹些，“暂时就定明年四月里吧！”明年四月是颐和园落成之期。她说：“但愿醇亲王那时候已经复元了。” 
　　这是一个希望，而看来很渺茫。但如醇王不讳，皇帝穿孝是一年的期服，那么明年四月立后，后年春天大婚，孝服已满，亦无碍佳期。这样计算着，大家便都要看醇王是那天咽气？ 
　　在都以为醇王命必不保的一片嗟叹声中，却有两个人特具信心，一个是御医凌绂曾，主用与鹿茸形似而功效不同的麋角，以为可保万全。但其时已另添了两名御医庄守和、李世昌，他们都认定醇王肺热极重，主用凉药，对于热性的补剂，坚持不可轻用。 
　　另一个是在京捐班候补的司官，名叫徐延祚，就住在翁同龢对门，有一天上门求见。翁同龢听仆役谈过此人，久住上海，沾染洋气，平时高谈阔论，言过其实，举止亦欠稳重，“不象个做官的老翁”，因而视之为妄人，当然挡驾不见。 
　　“我有要紧话要说，不是来告帮，也不是来求差的。请管家再进去回一声，我只说几句话就走。” 
　　“徐老爷！”翁宅总管答道：“有要紧话，我一定一字不漏转陈敝上。” 
　　“不行！非当面说不可。”徐延祚说：“我因为翁大人是朝廷大臣，又是受醇王敬重的师傅，所以求见。换了别人，我还不高兴多这个事呢！” 
　　翁宅总管无奈，只有替他去回。翁同龢听徐延祚说得如此郑重，便请进来相见。徐延祚长揖不拜，亦无寒暄，颇有布衣傲王侯的模样。 
　　“翁大人！我是为醇王的病来的。”徐延祚开门见山地说，“都说醇王的病不能好了，其实不然！我有把握治好，如果三服药不见效，甘愿领罪。” 
　　这种语气便为翁同龢所不喜，冷冷地问一句：“足下何以有这样的把握？” 
　　“向来御医只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大病请教御医，非送命不可。慈禧皇太后不就是薛府尹、汪明府治好的吗？” 
　　“请足下言归正题。” 
　　“当然要谈正题。”徐延祚说，“我看过醇王的脉案，御医根本把病症看错了。醇王的病，如叶天士医案所说：‘悲惊不乐，神志伤也。心火之衰，阴气乘之，则多惨戚。’决不宜用凉药。” 
　　翁同龢悚然心惊。病根是说对了！然而唯其说对了，他更不敢闻问，不再让他谈醇王的病，只直截了当地问：“足下枉顾，究竟有何见教？” 
　　“听说醇王对翁大人颇为敬重。而且翁大人是师傅，宜有以解皇上垂念懿亲之忧。我想请翁大人举荐我到醇王府去看脉。”徐延祚再一次表明信心，“我说过，倘或三服药不见效，甘愿领罪。” 
　　这真是妄诞得离谱了！翁同龢心想，此人无法理喻，只有拿大帽子当逐客令，“足下既知懿亲之重，就应该知道，醇王的病情，随时奏闻，听旨办理。”他摇摇头说：“荐医，谁也不许。” 
　　“既然如此，就请翁大人面奏皇上请旨。” 
　　越发说得远了！翁同龢笑笑答道：“我虽是师傅，在皇上面前也不能乱说话的。足下请回吧！你的这番盛意，我找机会替你说到就是。” 
　　徐延祚无言而去，翁同龢亦就将这位不速之客，置诸脑后了。 
　　过不了四五天，皇帝忽然问翁同龢说：“有个徐延祚，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 
　　翁同龢心中一动，不敢不说实话，很谨慎地答道：“此人住臣家对门，是捐班候补的部员。臣与此人素无交往。” 
　　“前几天他到醇亲王府里，毛遂自荐，愿意替醇亲王治病，说如三服药没有效验，治他的罪。听他说得那么有把握，就让他诊脉开方，试试瞧。那知道服他的药，还真有效验，现在醇亲王的右手，微微能动了。” 
　　有这样的咄咄怪事！翁同龢有些不大相信，但也有些失悔，一时愣在那里，竟无话说。 
　　“听说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小建中汤’。”皇帝问道：“翁师傅，你懂药性，小建中汤是什么药？” 
　　翁同龢想了一下答道：“这是一服治头痛发热、有汗怕风的表散之药，以桂枝为主，另加甘草、大枣、芍药、生姜、麦芽糖之类。治醇亲王的病，用小建中汤，倒是想不到的。” 
　　“另外还有一样，是洋人那里买来的鱼油。” 
　　翁同龢心里明白，皇帝所说的鱼油，其实名为鱼肝油。他从常熟来的家信中听说道，鱼肝油治肺痨颇有效验。不过，醇亲王的病有起色，究竟是小建中汤之功，还是鱼肝油之效，无法揣测，也就不敢轻下断语。 
　　不过他到底是读书人，不肯掩人之善，所以这样答说： 
　　“既然服徐延祚的药有效，当然应该再延此人来看。”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皇太后回奏。” 

　　　　　　　　　　　※　　　　　　　 ※　　　　　　　　 ※ 

　　徐延祚成了醇王府的上宾。每天一大早，府里派蓝呢后档车来接，为醇王诊脉以后，便由执事护卫陪着闲话，“徐老爷”长，“徐老爷”短，十分巴结。中午开燕菜席款待，饭后诊过一次脉，又是陪着闲话，领着闲逛。黄昏再看一次，方始用车送回。随车而来的是一个大食盒，或者一个一品锅，加一只烧鸭子，或者四菜四点心，顿顿不空。当然，另外已送过几份礼，虽不是现银，古董字画，也很值钱。 
　　这样诊治了十天，醇王一天比一天见好，右手和左腿都可以略栽转动了。徐延祚见此光景，越觉得有把握，这天开的方子是：“鹿茸五分，黄酒冲服。” 
　　一看这个方子，何长史说话了：“徐老爷，鹿茸太热吧！” 
　　“不要紧！”徐延祚说：“药不管是凉是热，只要对症就行。” 
　　“是！”何长史胸有成竹，不再争辩，“请徐老爷园子里坐。” 
　　等徐延祚在园中盘桓，玩赏腊梅时，何长史已将药方专送宫中。慈禧太后有旨：凡是方子中有大寒大热，关于生死出入的要紧药，要先送宫中看过。鹿茸召称为“大补真阳要药”，何长史当然不敢造次。 
　　上午送方子，近午时分就有了回音，慈禧太后听了庄守和之流的先入之言，不但不准用这张方子，而且认为徐延祚轻用狼虎药，过于胆大，会出乱子，传旨不准再延徐延祚为醇王治病。 
　　徐延祚那知片刻之间，荣枯大异。第二天一早依然兴致勃勃地，穿戴整齐，静候醇王府派车来接。直到日中，音信杳然，心里倒不免有些嘀咕，莫非鹿茸冲酒这味药闯了大祸？ 
　　这样想着，深为不安，赶到醇王府一看，门前毫无异状，便向门上说明，要见何长史。 
　　何长史不见。回话的带出来一封红包，内装银票一百两，还有一句话：“多谢徐老爷费心，明天不必劳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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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好好儿的，不叫徐延祚看了，”皇帝困惑地问翁同龢： 
　　“这是为什么？” 
　　翁同龢也听说了，是鹿茸上出的毛病。他颇为徐延祚不平，然而也不敢违忤懿旨，唯有默然。 
　　“我的意思，仍旧应该服徐延祚的方子。”皇帝又问：“你今天去不去醇王府？” 
　　“臣无事不去。” 
　　“明天去一趟！” 
　　“是。” 
　　衔命而往的翁同龢，三个月来第一次见到醇王。他的神气，不如外间所传的那样凶险。目光相当平静，手指能动，说话的声音很低，舌头僵硬，有些不听使唤，但整个神情，只是衰弱，并无“死相”。翁同龢是懂医道的，心知这就是徐延祚的功效。 
　　“近来好得多了！”翁同龢问道：“王爷看，是服什么人的药见效？” 
　　“我竟不知道是谁的药好？”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心里明白，徐延祚表面上受到尊敬，其实深受排挤，为醇王诊脉的不止徐延祚一个，御医冒了他的功，所以醇王不知道谁的药有效。 
　　因此，他很见机地，暂且不提徐延祚，只问：“睡得好不好？” 
　　“稍微能睡一会。” 
　　“能不能吃汤饭？” 
　　“吃不多。” 
　　“也……，”翁同龢看着他的腿说：“能起来走动吗？” 
　　“走动亦不能畅快。”醇王叹口气说，“不想一病至此。前一阵子，我自己都绝望了，这两天好一点。”说着，张口微笑，露出阴森森的一嘴白牙，但精神愉快，却是显而可见的。 
　　翁同龢亦很安慰，想了一下，决定照实传旨：“皇上的意思，仍旧可以服徐延祚的方子。”接着又宛转地修改了说法： 
　　“请王爷自己斟酌，总以得力者常服为宜，不必拘泥。” 
　　“徐某的方子，实在亦不见效，凌绂曾开了个方子，说是代茶常喝，不知什么药，难吃得很，懒得吃它。” 
　　比较得力的徐延祚、凌绂曾，在醇王口中忽然都说成无足轻重，其故何在？是他亲身的感受，还是听信了谗言？翁同龢不能确知，猜想着是有人进谗的成分居多。这正也就是醇王庸愚之处，而况是在病中，自更偏听不明。转念到此，翁同龢觉得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常然，他不会将他的想法告诉皇帝，只说醇王自会斟酌服药，请皇帝不必惦念。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带着皇帝再度起驾视疾，醇王的病势居然大有起色。这还得归功于徐延祚，他本人虽被排挤，他的看法却为御医所袭用，摒弃凉药，注重温补。只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直到第二年三月底才能起床。 

　　　　　　　　　　　※　　　　　　　 ※　　　　　　　　 ※ 

　　立后的日子却是一延再延，要到秋末冬初，才能定局。大家都说，这是慈禧太后体恤未来的后家，因为八旗秀女，一旦被立为后，用鼓吹送回府第，举家自后父以下，大门外长跪迎接。同时洒扫正室，敬奉皇后居住，父母兄弟姊妹相见，必得肃具衣冠，不得再行家人之礼。而且内有宫女，外有侍卫，亲党上门，稽查甚严。说实在话，有女成凤，荣耀固然荣耀，痛苦也真痛苦，而立后愈早，痛苦愈深。因而慈禧太后不忙着立后，确可以看成一种极大的恩典，只不知这个恩典为谁而施？ 
　　未来的皇后出于那家？直到九月里还看不出来，因为一选再选，到这时候还有三十一名“小妞纽”。九月二十四那天又加复选，地点是在西苑新修，带些洋式的仪鸾殿，时间是子末丑初。因为每次选看多在上午，慈禧太后要看一看灯下的美人，所以定在深夜。 
　　深宵看起，五鼓方罢，奉懿旨留下十五名。由于有此灯下看美人的一举，大家都相信慈禧太后为皇帝立后，重在颜色，也因此认为都统桂祥家的二妞，恐怕难得其选。因为慈禧太后的这个内侄女，姿色平庸，仪态亦不见得华贵，若非椒房贵戚，只怕第一次选看就该“撂牌子”。 
　　如果慈禧太后的内侄女被黜，那么入选的应该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之一。德家的这两位小姐艳冠群芳，二小姐更是国色。又因为德馨久任外官，这两位小姐到过的地方不少，眼界既宽，见识自广，伶牙俐齿，又占优势。然而，亦有人说，德馨的家教不好，那两位小姐从小被纵容惯了的，有时柳林试马，有时粉墨登场，不似大家闺秀的样子，论德不足以正位中宫。 

　　　　　　　　　　　※　　　　　　　 ※　　　　　　　　 ※ 

　　过了三天，举行最后一次复选。十五名留下八个，慈禧太后吩咐住在宫内，意思是要仔仔细细考查。这八名秀女之中，除掉桂祥家二妞以外，有两双姐妹花，一双就是德家姐妹，另一双是长叙的两个女儿，跟文廷式读过书，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 
　　这八名秀女，分住各宫。桂祥的女儿，住在姑母——也就是慈禧太后宫里，当然为大家另眼看待。 
　　其次是凤秀的女儿，住在寿康宫她的大姐那里，她的大姐就是穆宗的慧妃。当年两宫太后为穆宗立后，发生绝大的暗潮，慈禧太后所属意的，就是凤秀的长女。那知穆宗竟顺从嫡母慈安太后的意旨，选中了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终于引起伦常之变，穆宗“出天花”夭折，皇后殉节，而慈安太后亦不明不白地送了性命。凤秀的长女，先被封为慧妃，光绪即位，以两宫皇太后之命，封为穆宗敦宜皇贵妃，移居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这座宫殿在开国之初，是奉养太皇太后颐摄起居之地，先朝太妃太嫔，亦一起居住，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养老院，而敦宜皇贵妃却还不过三十出头。 
　　姐妹相见，敦宜皇贵妃又欢喜、又感伤，想起自己长日凄凉、通宵不寐的岁月，泪如雨下。然而也只得避人饮泣，选秀女，又是为光绪立后，是何等喜事？不能不强自收泪，按照宫中的规矩行事，听从宫女指点她胞妹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如何答话。她就象素不相识的百生人似的，端起皇贵妃的架子，淡档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吩咐带出去吃饭。 
　　各宫妃嫔的伙食，都有自己的“分例”，按月计算，多少斤肉，多少只鸡鸭，自己带着自己的宫女开小厨房。凤秀的小女儿这时什么身分也没有，是随着宫女一起进食，直到宫门下钥，敦宜皇贵妃方始派人将她的妹妹唤到卧室中来，亲自关上房门，转脸相视，未曾开口，两行热泪已滚滚而下。 
　　见此光景，做妹子的心里发慌，敦宜皇贵妃进宫之时，她还在襁褓之中，这位大姐根本没有见过，陌生异常，所以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敦宜皇贵妃知道吓着了她，便强忍涕泪，拉着她的手问： 
　　“你还记得起我的样子吗？” 
　　“记不起了。” 
　　“当然记不起了。”敦宜皇贵妃说，“那时你还没有满周岁。 
　　唉！一晃十六年了。” 
　　“大姐！”凤秀的小女儿怯怯地问：“日子过得好吗？” 
　　一句话又问到敦宜皇贵妃伤心的地方，低声说道：“阿玛怎么这么糊涂？坑了我一个不够，为什么又把你送了进来？”“奶奶原不肯报名的。阿玛说，不能不报，不报会受处分，所以报了。” 
　　“哼！这也是阿玛自己在说。如果不打算巴结，又有什么不能规避的？”敦宜皇贵妃问道：“你自己是怎么个打算呢？” 
　　“我……，”做妹子的迟疑着，无从置答，好半天才说了两个字：“我怕！” 
　　“难怪你怕，我就不相信有什么人过这种日子有个不怕的。”敦宜皇贵妃指着堆了一炕的零零碎碎的绸缎针线说： 
　　“做不完的活儿！一针一针，象刺在心上一样！” 
　　“这，这是给谁做的呀？” 
　　“孝敬老佛爷。”敦宜皇贵妃说，“也不是我一个，那处都一样。” 
　　凤秀的小女儿大惑不解，每一位妃嫔都以女红孝敬慈禧太后，日热如是，该有多少？“老佛爷穿得了吗？”她问。 
　　“哼！还不爱穿呐！”敦宜皇贵妃自嘲似地冷笑，“不是这样儿，日子怎么打发？小妹，你千万不能葬送在这儿。” 
　　小妹悚然心惊！但所惊的是她大姐容颜惨淡的神态，却还不能体会到长年寂寂，长夜漫漫，春雨如泪，秋虫啮心的那万种凄凉的滋味，因而也就不大明白她大姐为何有如此严重的语气。 
　　“别说你选不上，就选上了能当皇后，你以为那日子是人过的吗？从前的蒙古皇后……。” 
　　刚说到这儿，只听有人突如其来地重刎咳嗽，小妹不明就里，吓了一大跳，脸色都变白了。敦宜皇贵妃却如经惯了似的，住口不语，只苦笑了一下。 
　　“谁啊？” 
　　“是玉顺。”敦宜皇贵妃说，“她在窗子外头‘坐夜’”。 
　　“干吗这么咳嗽，倒象是有意的。” 
　　小妹说得不错。玉顺是敦宜皇贵妃的心腹，为人谨慎，深怕隔墙有耳，多言贾祸，所以遇到敦宜皇贵妃发牢骚、说闲话过了分的时候，总是用咳嗽提出警告。 
　　这话她不便跟小妹说破，怕她替自己担心，只凝神想了想说：“你今天就睡在我这儿吧！” 
　　“行吗？”小妹问道，“内务府的嬷嬷说，宫里有宫里他规矩，各人有各人的身分，不能混扯。” 
　　“不要紧！你在我床前打地铺好了。” 
　　于是唤进宫女来铺床。床前打两个地铺，小妹与宫女同睡。姊妹俩因为有那名宫女在，不便深谈，却都辗转反侧，不能入梦，一个有择席的毛病，一个却是遽见亲人，勾起思家的念头，心潮起伏，再也平静不下来。 
　　半夜里宫女的鼾声大起，越发搅得人意乱心烦，敦宜皇贵妃便轻轻唤道：“小妹，你上床来，我有话跟你说。” 
　　小妹答应一声，蹑手蹑脚地爬上床去，头一着枕，不由得惊呼：“你哭了！” 
　　敦宜皇贵妃将一方绸巾掩盖哭湿了的枕头，自语似地说： 
　　“我都忘记掉了。” 
　　是忘掉枕头是湿的。可见得这是常有之事！小妹这才体会到宫中的日子可怕，打个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但愿选不上才好。” 
　　“想选上不容易，要选不上不难。不过，也别做得太过分，恼了上头，也不是好开玩笑的事。” 
　　“大姐，你说明白一点来。该怎么做？要怎么样才算不过分？” 
　　做法说来容易，与藏拙正好相反，尽量遮掩自己的长处，倒不妨暴露自己的短处。然而不能过分，否则惹起慈禧太后的厌恶，会影响她俩父亲的前程。 
　　“譬如说吧，”敦宜皇贵妃怕小妹不能领会，举例解释： 
　　“你白天穿的那件粉红袍子，就不能穿。该穿蓝的。” 
　　“为什么呢？” 
　　“老佛爷不喜欢两种颜色，一种黄的，一种蓝的。黄的会把皮肤也衬得黄了，蓝的呢，颜色太深，穿上显得老气。” 
　　“我懂了。我有一件宝蓝缎子绣红花的袍子，那天就穿那一件。” 
　　“对了！有红花就不碍了。”敦宜皇贵妃问道：“有一样颜色的坎肩儿没有？” 
　　“没有。” 
　　“我替你找一件。”敦宜皇贵妃又说：“老佛爷喜欢腰板儿一挺，很精神的样儿，你就别那么着，她一看自然就撂牌子了。” 
　　就这样教导着、商量着，说得累了，反倒有一觉好睡。但不过睡了一两个时辰，便得起身，敦宜皇贵妃匆匆漱洗上妆，来不及吃什么，便得到储秀宫去请安。临走嘱咐小妹，不要乱走，也别乱说话，又将她托付了玉顺，方始出门。 
　　这一去隔了一个时辰才回来，却不是一个人。同来的有位三十左右的丽人，长身玉立，皮肤似象牙一般，极其细腻，配上一双顾盼之际，光芒直射的眼睛，更显得气度华贵，令人不能不多看几眼。 
　　“玉顺姐姐，”小妹在窗内望见，悄悄问说，“这是谁啊？” 
　　“敬懿皇贵妃。” 
　　“啊！是她！” 
　　小妹听家人说过，敬懿皇贵妃初封瑜嫔，姓赫舍哩氏，她的父亲是知府，名叫崇龄。同治立后之时，艳冠群芳的就是她。穆宗当年所敬的是皇后，所爱的却是瑜嫔。 
　　正在这样想着，敦宜皇贵妃已领着敬懿皇贵妃进了屋子，小妹也象玉顺那样，肃立等待，然后当视线相接时，请安迎接。 
　　“这就是你妹妹？”敬懿皇贵妃问了这一句，招招手说： 
　　“小妹，来！让我瞧瞧。” 
　　小妹有些腼腆，敦宜皇贵妃便谦虚地说：“小孩子，没有见过世面，不懂规矩。”接着便吩咐：“过来，给敬懿皇贵妃请安。” 
　　“不用了，不用了！”敬懿皇贵妃一把拉住她的胳膊，含笑凝视，然后眼珠灵活地一转，将她从头看到脚：“好俊的模样儿。我看看你的手。” 
　　一面拉着手看，一面又不断夸奖。小妹明知道她是客气话，但心里仍旧很高兴，觉得她的声音好听。能得这样的人夸赞，是一种荣耀。 
　　小妹也趁此机会细看敬懿贵妃。近在咫尺，而且一立一坐成俯视之势，目光不接，毫无顾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远望仪态万千，近看才知道憔悴不堪，皮肤干枯，皱纹无数，只不过隐藏在上好的宫粉之下，数尺以外便不容易发现而已。 
　　等发现真正面目，小妹暗暗心惊，三十刚刚出头，老得这样子，就不难知道她这十四年受的是什么样无形的折磨，也不知道折磨要受到什么时候为止？看来是除死方休了！ 
　　如果自己被选中了，十几年后说不定也就是这般模样。这样想着，小妹急出一手心的汗。敬懿贵妃很快地觉察到了，“怎么啦？”她关切地问：“你那里不舒服？手心好烫。” 
　　小妹确有些支持不住，只想一个人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心事，因而借她这句话，装出头晕目眩的神态，“大概受了凉了。” 
　　她说，“头疼得很，心里慌慌的。” 
　　这一下，使得敦宜皇贵妃也着慌了，连声喊“玉顺”。宫中的成药很多，玉顺管药，自然也懂些医道，听说了“病情”，便取来些“保和丸”，让她用“灯心水”吞服。然后带她到套房里躺下休息。 
　　小妹心里乱糟糟地，好半天才比较平静。忽然听得前面有人在悄悄谈话，“你这个主意不好。”是敬懿贵妃的声音，“你知道她讨厌蓝的，偏偏就让你小妹穿蓝衣服，她心里会怎么想？好啊！安心跟我作对来了！” 
　　语声未毕，只听敦宜皇贵妃轻声惊呼：“啊！我倒没有想到，亏得你提醒我。不妥，不妥！” 
　　“当然不妥。别人穿蓝的，也许不知道避忌，犹有可说，就是你小妹不行！就算是无心，在她看亦成了有意。你不是自个儿找麻烦吗？” 
　　“是啊。可是，”敦宜皇贵妃是忧烦的声音，“总得另外想个办法！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在这儿受罪了，不能再坑一个。”“你别忙！我替你出个主意。”敬懿贵妃说，“这件事，要托大格格才行。” 
　　大格格就是荣寿公主。提到她，敦宜皇贵妃也想起来了，曾经听说，留住宫中的八个秀女，除了桂祥家的女儿以外，都归荣寿公主考查言语行止。若能从她那里下手疏通，倒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这是条好路子。”敦宜皇贵妃问，“你看该怎么说？” 
　　“那容易。就说你小妹身子不好。你不便开口，我替你去说。” 
　　“那可真是感激不尽了。” 
　　听到这里，小妹顿觉神清气爽，一挺坐了起来，转念一想，不如仍旧装睡，可以多听些她们的话。 
　　“你看呢？”是她大姐在问，“那柄金镶玉如意，到底落到谁手里？” 
　　“很难说了。”敬懿贵妃说，“到现在为止，上头还没有口风。” 
　　“据你看呢？” 
　　“据我看呀，”敬懿贵妃突然扯了开去，“汉人讲究亲上加亲，中表联姻。” 
　　她的看法说得很明白了。方家园是皇帝的舅舅家，立后该选桂祥的女儿。但皇帝对他这位表妹，是不是也会象汉武帝对他的表妹陈阿娇那样，愿筑金屋以贮？自是敦宜皇贵妃所深感兴趣的事。 
　　说她感兴趣，不如说她感到关切，更能道出她的心情。这种心情，也是敬懿贵妃和另一位庄和贵妃——蒙古皇后阿鲁特氏的姑姑所共有的。因为她们虽是先朝的妃嫔，却跟当今皇帝是平辈，与未来的皇后仿佛妯娌。皇后统率六宫，对先皇的太妃，自然有适当的礼遇，不过同为平辈，则以中宫为尊，将来要受约束。这样，未来皇后的性情平和还是严刻，对她们就很有关系了。 
　　“瑜姐，”敦宜皇贵妃从穆宗崩逝，一起移居寿康宫时，就是这样称她，“皇后到底是老佛爷选，还是皇上自己选？” 
　　“谁知道呢？倒是听老佛爷一直在说，要皇帝自己拿眼光来挑。”敬懿贵妃将声音放得极轻，“这位‘主子’的口是心非，谁不知道？” 
　　敦宜皇贵妃先不作声，沉吟了好一会才说：“我看，把她们八个人先留在宫里看几天，另外有个道理在内。名为八个人，皇上能看见的，只有一个，这一个自然就比别人占了便宜了。” 
　　敬懿贵妃深深点头：“你看得很透，就是这么回事。” 
　　“咱们，”敬宜皇贵妃很起劲地说：“明儿早晨去请安，倒仔细瞧瞧，看皇上对他那位表妹是怎么着？” 
　　“怕瞧不出什么来！皇上在老佛爷面前，一步不敢乱走，一句话不敢乱说，就算他看中意了，可也不敢露出半点轻浮的样子啊！” 
　　“不是这么说，一个人心里要有了谁的影子，就会自己都管不住自己，那双眼睛简直就叫不听使唤，说不看，说不看，可又瞟了过去了。” 
　　“真是！”敬懿贵妃笑道。“你是那儿得来的这一套学问？” 
　　“还不是你教的。” 
　　“我教的？”敬懿贵妃依然在笑，却是骇异的笑，“这不是没影儿的事吗！”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万岁爷在的日子，不论到那儿，只要有你在，你就看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儿吧！你的影子到那儿，他的眼睛到那儿，那怕跟两位太后说着话，都能突如其来地扭过脸看你一眼。” 
　　想想果然！敬懿贵妃有着意外的欣喜，而更多的是凄凉。当年六宫恩宠，萃于一身，只为慈禧太后所愿未遂，就为眼前的这位“慧妃”不平，将蒙古皇后视为眼中之钉，连带自己也受了池鱼之殃。想不到以前妒忌不和的“慧妃”，如今提到她以前的恨事，竟能这样毫无芥蒂地当作笑话来谈，实在令人安慰，但如“万岁爷”仍旧在世，“慧妃”就不会有这样的气量。这样想着，心中所感到的安慰，立刻就化为无限的怅惘哀伤了。 
　　“唉！”敬懿贵妃长叹，“还提它干什么？大家都是苦命。” 
　　说着，眼眶润湿了。 
　　“是我不好，”敦宜皇贵妃歉然地，“惹你伤心。咱们聊别的吧！” 
　　于是话题转到慈禧太后万寿将届，该有孝敬。妃嫔所献寿礼，无非针线活计，这也实在没有什么好深谈的，而她俩娓娓不倦，为“鹿鹤同春”花样上的那只鹿，该不该扭过头来？谈了一个多钟头，还没有结果。 
　　被关在套房里的小妹，在好不耐烦之中，有了领悟，深宫长日，不是这样子聊天，又如何打发辰光？ 

　　　　　　　　　　　※　　　　　　　 ※　　　　　　　　 ※ 

　　由于前一天的默契，清晨到储秀宫请安时，敦宜皇贵妃与敬懿贵妃不约而同地格外注意皇帝对他表妹的神态。但诚如敬懿贵妃所意料的，“瞧不出什么来”！因为皇帝在储秀宫逗留的时间不多，而桂祥的女儿，即令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却因为没有什么名分，在特重礼制的宫内，不能象荣寿公主那样侍立在慈禧太后身后，只不过居于宫女的前列。加以貌不出众，言不惊人，很容易为人忽略。 
　　但敦宜皇贵妃有她的看法，断定皇帝决不会选中他的表妹为皇后，“左看右看，怎么样也看不出她象个皇后。而且也不是有福气的样儿。”敦宜皇贵妃悄悄向敬懿贵妃说，“我看老佛爷大概也知道她娘家的这个姑娘，不怎么样！所以到现在都不起劲。看样子也是让她碰碰运气，碰上了最好，碰不上也无所谓。” 
　　“这是多大的事！怎么说是‘无所谓’。也许，老佛爷已经跟皇上提过了。” 
　　“如果老佛爷跟皇上提过了，大格格一定知道。她怎么说？” 
　　“她没说什么，我也不便问她。倒是你小妹的事，我替你托了她，她也答应了。不过能不能办到，可不敢说。只等十月初五吧！” 

　　　　　　　　　　　※　　　　　　　 ※　　　　　　　　 ※ 

　　立后的日子选在十月初五，时辰定的是天还未亮的寅时，是钦天监承懿旨特选的吉日良辰。 
　　立后的地点在体和殿。此处本来是储秀门，西六宫的翊坤宫跟储秀宫打通以后，拆去此门，改建为殿。这时灯烛通明、炉火熊熊，一切陈设除御座仍披黄缎以外，其他都换成大红，越显得喜气洋洋。 
　　与选的又经过一番淘汰，出现在体和殿的，只剩下五个人了。桂祥的女儿以外，就是德馨和长叙家的两双姐妹花。此外三个，只有乾清门一等侍卫佛佑的女儿，被指婚为宣宗长曾孙贝子溥伦的夫人，其余两个包括敦宜皇贵妃的小妹在内，都赏大缎四疋、衣料一件被“撂”了下去。 
　　忽然间，殿内七八架自鸣钟，同时发声，打过四下，听得太监轻声传呼，慈禧太后驾到了。她没有坐暖轿，因为储秀宫到体和殿，只有一箭之路。 
　　两宫——皇太后、皇帝出临的行列极长，最前面是轻声喝道的太监，后面隔个十来步是慈禧太后，然后是随侍在侧，斜签着身子走路，一会儿望地上，一会儿望前面，照护唯谨的李莲英。只听他嘴里不断在招呼：“老佛爷可走好，宁愿慢一点儿！” 
　　除这两个太监的语声以外，就只听见脚步声了。紧随在慈禧太后身后左面的是皇帝，然后是荣寿公主、福锟夫人、荣禄夫人。这一公主二命妇，最近在慈禧太后面前很得宠，为太监概括称作“三星照”，因为称谓中正好有“福、禄、寿”三字。慈禧太后对这个总称亦有所闻，觉得很好，便让太监们叫去，不加理会。 
　　除此以外，再无别的福晋命妇。当年穆宗立后，诸王福晋，只要是“全福太太”无不参与盛典，而这一次慈禧太后并未传召，亦没有人敢请示，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倘或宣召，第一个便应是皇帝的生母醇王福晋，而这正是慈禧太后所忌讳的。尤其是归政之期渐近的这两三年，慈禧太后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断表示：皇帝是一母之子，而帝母自然是太后。在立后的今天，为了让“儿媳妇”切切实实体认到只有一个“婆婆”，没有两个“婆婆”，更不能有醇王福晋在场。但如宣召她人，而独独摒绝醇王福晋，未免大伤感情，所以一概不召。 
　　这以后只有宫女太监了。先朝妃嫔，照规制不能在场，不独是这样的场合，在任何地方，先朝妃嫔亦无与皇帝正式见面之礼，除非双方都过了五十岁。至于宫女、太监是照例扈从，几乎每人手中都捧着东西。皇太后、皇帝不管到何处，只要一离开一座宫殿，便有许多必携之物，从茶具、食盒、衣包、药品到盥洗之具，应有尽有，最后是一乘软轿。而这天却与平日不同，多了一长二方，三个装潢得极其华美的锦盒，而且捧了这三个锦盒的太监是在随扈行列的最前面。 
　　体和殿已经安设了宝座，宝座前面摆一张长桌。慈禧太后在桌后坐定，首先便问：“福锟呢？” 
　　“在廊上等着呐！”李莲英回答了这一句，便向身旁替他奔走的小太监说：“叫福中堂的起！” 
　　于是福锟进殿磕完了头，慈禧太后问：“预备好了没有？” 
　　“都预备好了。” 
　　“军机呢？” 
　　“已经通知了。”福锟答道：“孙毓汶已经进宫，喜诏由南书房翰林预备，亦都妥当了。” 
　　“好！回头乾坤一定就宣旨。”慈禧太后转脸说道：“把东西摆出来吧？” 
　　“喳！” 
　　李莲英向那三个捧着锦盒的太监招一招手，一起弯腰走到长桌前面。他揭开锦盒，将一柄金镶玉如意供在正中，两旁放两对荷包，一色红缎裁制，绣的是交颈鸳鸯，鲜艳异常。 
　　这三样东西一摆出来，便有人纳闷了。向来选后所用的“信物”是一如意，一荷包，候选秀女被授以如意，便是统摄六宫的皇后，得荷包的秀女封皇贵妃或者贵妃。如今，出了新样，荷包竟有两对之多！ 
　　其中最困惑的是福锟，想得最深的也是福锟。他是从“大清会典”想起，规制中妃嫔的定额是一皇贵妃、二贵妃、四妃、六嫔，“常在”和“答应”则并无限制。立后之日虽说同时封皇贵妃，但顺治、康熙当年的情形，一时无从查考。雍正以后，都是由王妃正位中宫，陆陆续续封妃封嫔，只有穆宗即位后大婚，却并不限于立后之日，只封一位皇贵妃。正在这样思索着，慈禧太后却又开口了，“福锟！”她说，“入选说，带上来吧！” 
　　福锟领旨退到殿外，向西偏小屋在待命的司官吩咐，将最后选留的五名秀女，传召上殿。五名秀女，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人两个内务府的嬷嬷照料。由于家里早就花了钱，这些嬷嬷们十分殷勤，一直在替她们撂鬓整发，补脂添粉，口中不断小声叮嘱：“沉住气！别怕！别忘了，不教起来，就得跪在那儿！”这时听得一声传宣，个个起劲。自己所照料的秀女，能不能当皇后，就在这一“露”，所以没有人敢丝毫怠忽，前后左右，仔细端详，深怕有一处不周到，或者衣服皱了，花儿歪了，为皇帝挑了毛病，不能中选，误了人家的终身，自己遗憾终生。 
　　“别蘑菇了！”内务府的司官连声催促，“老佛爷跟皇上等着呐！走，走，快走！” 
　　谁先走是早就排定了的。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领头，其次是德馨家的两姐妹，最后是长叙家的两姐妹，姐姐十五岁，妹妹才十三岁，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娇憨之中，未脱稚气。 
　　五个人由福锟领着进殿，一字儿排定行礼。演礼不知演过多少回了，自然不会差错。跪拜报名已毕，听慈禧太后说道：“都起来吧！” 
　　等站起来一看，福锟恍然大悟，五个人都可以入选。皇后自然是领头的叶赫那拉氏，两双姊妹，必是两妃两嫔，而且看起来是长叙家的封嫔，因为最小的十三岁，还在待年，封妃尚早。 
　　“皇帝！”慈禧太后喊。 
　　侍立在御案旁边的皇帝，赶紧旋过半个身子来，朝上肃然应声：“儿子在。” 
　　“谁可以当皇后，你自己放出眼光来挑。合意了，就拿如意给她。” 
　　“这是大事。”皇帝答道：“当然请皇额娘作主，儿子不敢擅专。” 
　　“不！要你自己选的好！” 
　　“还是请皇额娘替儿子选。” 
　　“我知道你的孝心。你自己选，你选的一定合我的意。” 
　　说着，慈禧太后去拿如意，皇帝便跪了下来。如意太重，李莲英伸手帮忙，才能捧了起来，皇帝跪着接受，再由李莲英帮忙搀扶，方得起身。 
　　这柄如意交给谁，实在是很明白的事。因此，红烛烨烨，众目睽睽，虽静得几乎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却都只是看热闹的心情，并不觉得紧张。 
　　所有的视线自然都集中在皇帝身上，尤其是在那柄如意上面。他的脚步毫无踟蹰的样子，而且目未旁骛，见得胸有定见，在这天之前的几次复选中，就已选好了。 
　　然而，从他身后及两侧望去，却看不出目光所注在谁？可以断定的是，决不是最后两个，因为方向不对。等他从容地一步一步接近，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如慈禧太后所期望，大家所预料的，如意将落在居首的叶赫那拉氏手里。 
　　但是，突然之间，见皇帝的手一伸，虽无声息，却如晴天霹雳，震得每一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那柄如意是递向第二个人，德馨的长女。 
　　“皇帝！” 
　　在静得每一个人都能听见自己呼吸的时候，慈禧太后这突如其来的一声，真象迅雷一样，将好些一颗心原已提到喉头的人，震得一哆嗦。皇帝也是一惊，差点将玉如意摔落在地上。 
　　而真正受惊，却是在回过脸来以后，他此时所见的慈禧太后，脸色发青，双唇紧闭，鼻梁右面突然抽筋，眼下那块肌肤不住往上牵动，以致右眼半张半闭，衬着瞪得特别大的那只左眼，形容益发可怕。 
　　虽然如此，仍可以明显地看出，慈禧太后在向皇帝努嘴，是努向左边。于是皇帝如斗败了的公鸡似的，垂下头来，看都不看，将一柄如意递了给叶赫那拉氏。 
　　这实在很委屈，也很没有面子。换了个娇生惯养，心高气傲的女孩子，亦许当时就会哭了出来。然而叶赫那拉氏却能沉得住气，笑容自然勉强，而仪节不错，先撩一撩下摆，跪了下去，方始双手高举，接受如意，同时说道：“奴才叶赫那拉氏谢恩。” 
　　皇帝没有答话，也没有说“伊里”——满洲话的“站起来”，只管自己掉转身去，走回原位，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慈禧太后右眼下抽搐得更厉害了。她心里得乱，说不出是愤、是恨、是忧、是惧、是抑郁还是扫兴？然而她考虑利害关系却仍能保持清明冷静，控制局面也依然有她的手腕。皇帝的意向已明，将来“三千宠爱在一身”，自己的侄女儿，还是存着个心腹之患。文宗当年对自己及丽妃的态度，就是前车之鉴。转念到此，她毫不犹豫地喊：“大格格！” 
　　“在！”荣寿公主从御座后面闪出来，静候吩咐。 
　　“拿这一对荷包，给长叙家的姊妹。” 
　　说完，她检视排列在面前的五枝绿头签，取出其中第二、第三两支，厌恶地往桌角一丢。这就是“撂牌子”，江西巡抚的两位小姐被摈了。 
　　“恭喜！”荣寿公主将一对荷包，分别送到长叙的两个女儿手里。 
　　两人也是跪着接受。年长的老实，忘了该说话，反倒是年幼的说道：“给皇太后、皇上谢恩！”站起来又请个安：“也谢谢大公主。”说完，甜甜地一笑。 
　　荣寿公主心情沉重，笑不出来，轻轻答一句：“谢我干什么？”随即转身走回原处。 
　　心情沉重的不止她一个人，满殿皆是。一个个面无表情，仿佛万分尴尬而又不能形诸颜色似的。大好一场喜事，闹得无精打采，人人都在心里叹气。 
　　福锟原是预备了一套话的，只等“乾坤一定”，就要向慈禧太后与皇帝叩贺大喜。见此光景，心知以少开口为妙，只跪了安，带着原来的五名秀女退出殿外。 
　　“回宫吧！”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什么人也不看，站起身来，仰着脸往后走。 
　　“老佛爷只怕累了。”李莲英说，“坐软轿吧！” 
　　慈禧太后无可不可地坐上软轿，照例是由皇帝扶轿杠，随侍而行。李莲英趁这当儿，退后数步，悄悄将乾清宫的总管太监黄天福一拉，两个人轻轻地掩到一边去交谈。 
　　“你看看！”李莲英微ⅱ跌脚，“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在干什么！” 
　　“实在没有想到。”黄天福痛心地在自己胸口插了一拳，“早知道万岁爷一点都不明白老佛爷的意思，我不管怎么样，也得提一句。可是，谁想得到呢？” 
　　“事情糟到极处了。闲话少说，你赶紧预备如意。”李莲英说，“你伺候万岁爷换衣服的时候，提一句，千万要多装笑脸。” 

　　　　　　　　　　　※　　　　　　　 ※　　　　　　　　 ※ 

　　照旗人的规矩，呈递如意是晚辈向长辈贺喜之意。因此，立后之日，皇帝要向太后献如意。由于有此一场绝大的意外，黄天福再不敢怠慢，慈禧太后未回储秀宫之前，就预备了一柄金镶珊瑚如意，由间道先赶到宫前等候。 
　　慈禧太后一到，先回寝殿更衣，黄天福趁这当儿将李莲英的意思，说知皇帝。都预备妥当了，才告诉李莲英去回奏。 
　　“老佛爷请出殿吧！万岁爷等了好一会儿了。” 
　　“他还在这儿干什么？”慈禧太后冷冷地说道，“翅膀长硬了，还不自己飞得远远儿的？” 
　　李莲英不敢接她的话，只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外头都在听喜信儿呢！请老佛爷让万岁爷尽了孝心，就见军机宣懿旨吧！” 
　　这句“外头都在听喜信”，提醒了慈禧太后，宣旨太迟，可能会引起许多猜测，化成离奇的流言，教人听了生气。 
　　因此，她接受了李莲英的劝告，由寝殿出来，居中坐定，皇帝便满面含笑地踏了上来，先请安，后磕头，装出欢愉的声音说：“儿子叩谢皇额娘成全。这柄如意，请皇额娘赏收。”说着，从单腿跪在一旁的黄天福手中，连盒子取过如意，高举过顶。 
　　“难为你的孝心！”慈禧太后淡档地说。 
　　语气与神态都显得冷漠，而且也没有接纳皇帝所献的如意。荣寿公主看不过去，踏出来拿起如意，强纳在慈禧太后怀中，才算消除了快将形成的僵局。 
　　于是皇帝又陪笑说道：“请皇额娘赏儿子一天假，撤了书房，让儿子好侍奉皇额娘好好儿乐一天。” 
　　“嗯！嗯！”慈禧太后转脸向荣寿公主用微带诧异的声音： 
　　“乐一天？” 
　　荣寿公主装作听不懂她的话风，只是凑趣：“老佛爷就传懿旨，撤书房吧！让漱芳斋的戏早一点儿开锣。今天备的戏多，晚了怕听不完。” 
　　“好吧！”慈禧太后是那种懒于问事的懈怠神色：“我也放我自己一天假。立后宣旨，就皇帝自己说给军机好了。” 
　　“是！”皇帝答应着，站起身来，仍旧立在慈禧太后身边，显得依依孺慕地。 
　　“你就去吧！” 
　　等慈禧太后这样再一次吩咐，而且声音中似乎也有了暖气，皇帝方始觉得心头的压力轻了些，答应一声，退出储秀宫，换了衣服，到养心殿召见军机。 
　　这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都已得到喜讯。国有庆典，要穿俗称“花衣”的蟒袍，好在事先都有准备，即时在朝房换穿整齐。同时各备如意，有的交奏事处转递，有的当面呈送。御前和军机的如意，自然面递，金镶玉嵌，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御案。皇帝看在眼里，不由得在口中默念着雍正朱批谕旨中一句话：“诸卿以为如意；在朕转不如意。” 
　　磕贺既毕，礼王世铎呈上两道黄面红封里的谕旨，已经正楷誊清，皇帝先看第一道，写的是：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皇帝寅绍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择贤作配，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丽贤淑，着立为皇后。” 
　　看到“丽”字，皇帝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来涂掉，然后略想一下，注上一个“庄”字。接着再看第二道。 
　　这道上谕，仍用“奉懿旨”的语气，宣封长叙两女。在“着封为”三字下，空着两格，另外附着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八个字，都是“玉”字傍。皇帝虽是初次处理此类事件，但也不难想象，这八个字是用来选做称号的。 
　　此时世铎还有话：“皇后以外，另外两位封妃，还是封嫔？ 
　　请旨定夺。” 
　　皇帝这才想起，应该请懿旨决定。但他实在怕提到立后封妃之事，惹起慈禧太后的不快而碰了钉子，同时也耽误工夫，便自己作了主张：“封嫔！” 
　　“是。”世铎又说：“请圈定称号” 
　　皇帝略看一看，圈定了两个字：“瑾”与“珍”，提笔填在空格中，十五岁的他他拉氏为瑾嫔，十三岁的他他拉氏为珍嫔。 
　　这天就处理了这么一件事，便即退朝。皇帝重又换便衣，赶到储秀宫，奉侍慈禧太后临御漱芳斋听戏。漱芳斋亦已重新修得焕然一新，慈禧太后先在后殿随安室休息了一会，然后出殿，传旨开戏。 
　　这天的戏，依然是以传宣入宫当差的“内廷供奉”为主，安排戏目，分派脚色，都由立山提调。戏完全迎合慈禧太后的爱好，更因为事先已得李莲英的通知，说慈禧太后这天不太高兴，当差要特别巴结，倘或出了差错，很难挽救。所以立山暗暗嘱咐后合，格外“卯上”，他说：“各位备必捧一捧我。我心里知道。” 
　　立山是歌台舞榭的豪客，也是梨园的护法。有他这句话，没有人敢轻忽，出得台去，个个大卖力气，唱得精彩纷呈。两出小戏下来，慈禧太后为了立后惹来的一肚子气，已经消掉了一半。 
　　第三出戏上场，开始传膳。向例安排在这时候的一出戏，总比较差些。因为传膳的时候，食盒络绎，御前奔走不绝，加以顾到口腹之奉，总不免忽略耳目之娱，有好脚色也错过了，未免可惜。 
　　这时候的一出戏是《捉放曹》，慈禧太后认得扮曹操的花脸叫李连重，扮陈宫的却未见过。因为正在进膳，便未问起，那知一上场四句盖口的摇板，将慈禧太后听得停箸注目。扮陈宫的生得一条好嗓子，宽窄高下，随心所欲，听来痛快极了，尤其是第四句“见一老丈在道旁”，唱到煞尾，嗓子突然一放，就象打了个闷雷似的，殷殷之声，久久不绝，令人既惊且喜。 
　　“这是谁啊？”慈禧太后问李莲英。 
　　察言观色，他知道慈禧太后欣赏此人，便有意照应立出，让他来献一次功，“是立山找来的，奴才只知道姓孙，原来是有功名的。”他说，“要问立山才知道。” 
　　“有功名的？”慈禧太后诧异，“怎么唱了戏呢？你找立山来，我问问他。” 
　　立山便在殿前侍候，一传便到，磕过头还跪在那里听候问话。慈禧太后格外假以词色，吩咐他站着回话。 
　　“这个唱陈宫的是谁啊？” 
　　“叫孙菊仙。艺名‘老乡亲’，刚打上海到京，奴才听过他几回，觉得他嗓子挺痛快的，特意让他来试一试。因为还不知道合不合老佛爷的意，所以事先不敢回奏。” 
　　“挺不错的，就让他进宫来当差好了。” 
　　“是！” 
　　“怎么说他有功名？”慈禧太后问道：“他原来干什么的？ 
　　是谁的‘老乡亲’啊？” 
　　“孙菊仙是天津人。原来是个武秀才，陈国瑞驻扎天津的时候，他在…　。”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因为台上正唱到吕伯奢出门沽酒，曹操听得厨下磨刀霍霍，吕家的人正在商量：“捆而杀之，绑而杀之？”不由得疑云大起，打算先下手为强。这是个紧要关节，吸引了慈禧太后的眼光，立山怕搅乱她的视听，见机住口。 
　　慈禧太后这一下直看到急风骤雨的“行路”结束，“宿店”上场，起二黄慢三眼的长过门，方又问到孙菊仙的生平。 
　　孙菊仙的生平，立山完全知道，但此时此地，没有细陈一个伶官的履历的道理。因而只简略地回奏，孙菊仙中了武秀才以后，投在陈国瑞营中，当过管理军械的差使，以后改投安徽巡抚英翰标下，充当武巡捕，并曾随着英翰到过广东。 
　　官职由军功保到三品衔的候补都司，赏戴过花翎。“既有三品顶戴，不好好做官，可又怎么去唱了戏了呢？” 
　　“就是为的唱戏丢了官。”立山答道：“有年孙菊仙由广东公干经过上海，他的同乡知道他唱得好，大伙儿起哄，非要他露一露不可。孙菊仙却不过意，以票友的身分，唱了三天。海报上贴的是‘老乡亲’，可是瞒不过人。现任三品武官，公然登台唱戏，未免不成体统。有人要参他，他自己知趣辞了官，做官的时候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不下去，索性下海了。” 
　　“这倒是少有的奇事！”慈禧太后很感兴味地说：“等他唱完了，你把他传来，等我问问他。” 
　　“是！” 
　　立山答得倒是很响亮，心中却不免嘀咕，因为孙菊仙弃官入伶，满腹牢骚，平时说话喜欢与人抬杠，加以天津人的嗓门又大，所以听来总是象在大吵其架似地。如果在慈禧太后面前，亦复这样不知检点，非闯大祸不可。 
　　为此，立山特意赶到后台去招呼。等孙菊仙唱完，只听台前有太监在喊：“奉懿旨放赏！”接着是“曹操”与“陈宫”跪在戏台上谢恩。这时立山已守在下场门了，等孙菊仙一进来，亲自替他打帘子，迎面笑道：“成了！我的‘老乡亲’！赶快卸妆吧，老佛爷召见。” 
　　孙菊仙一愣，突然间两目一闭，双泪交流，上过妆的脸，现出两道极明显的泪痕。在旁人看，自是喜极而涕，谁知不然。 
　　“我一刀一枪替皇家卖过命，没有人赏识，不想今儿皇太后召见，这＃＃＃＃是那里说起？” 
　　听这话，牢骚发得更厉害，立山机变极快，立即正色说道：“菊仙，你错了，你别觉得你那三品顶戴了不起，湘军、淮军由军功上挣来的红蓝顶子黄马褂，不知道多少？十八省的三品都司数不清，钢喉铁嗓的孙菊仙可只有独一份。不是物以稀为贵，老佛爷会召见你吗？” 
　　孙菊仙收住眼泪，细想一想，请个安说：“四爷，你的话对！” 
　　“那就赶快吧！” 
　　于是好些“跟包”，七手八脚地帮孙菊仙卸了妆，换上长袍马褂，临时又抓了顶红缨帽替他戴上，由立山亲自领着去见慈禧太后。 
　　“菊仙！”立山小声嘱咐，“你说话的嗓门儿，可收着点儿！” 
　　“我知道。在太后跟皇上面前，自然要讲礼数。” 
　　“对了！”立山很欣慰地，“好好儿上去吧！也不枉你扔了三品顶戴来就这一行！” 
　　孙菊仙连连称是，立山益发放心。谁知一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开口便错。召见伶人，原是常有之事，凡是所谓“内廷供奉”，都算隶属内务府，因而礼节亦与内务府相同，自称“奴才”。孙菊仙却不用这两个字，但也不是称“臣”，而是自称“沐恩”。 
　　慈禧太后倒是听懂了这两个字，不过入耳颇有新鲜之感，这个汉人武官对上司的自称，还是三十几年前在她父亲惠徽的安徽池太广道任上，听人叫过。这自然是失仪，甚至可以说不敬，然而慈禧太后不以为忤，依然兴味盎然的问他学戏的经过。 
　　孙菊仙是票友出身，没有坐过科，自道师承程长庚，也学余三胜，这天的一出《捉放曹》，就是余派的路子。 
　　之后便问他的出身。孙菊仙的回答，大致与立山的话相同，提到他剿捻曾受伤两次，慈禧太后居然有动容的样子，仿佛很爱重他的忠勇似的。 
　　“你当过三品官吗？”慈禧太后问道，“听说你是为唱戏丢的官？” 
　　“是！” 
　　“你觉得很可惜是不是？” 
　　“是！” 
　　“不要紧。我赏你个三品顶戴就是了。” 
　　＃是异数，连立山都替他高兴，便提醒他说：“孙菊仙，碰头谢恩。” 
　　孙菊仙依言碰头，但非谢恩，“请老佛爷收回成命。”他说：“沐恩不敢受顶戴。” 
　　此言一出，立山失色，这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吗？惴惴然地偷觑慈禧太后，却是一脸的诧异之色。 
　　“你为什么不受顶戴？倒说个道理我听。” 
　　“顶戴是国家的名器，沐恩自问是什么人？敢受老佛爷的恩赏！” 
　　这越发不成话了，无异指责慈禧太后滥授名器。立山急得汗流浃背，已打算跪下来陪着孙菊他一起赔罪了，那知慈禧太后居然平静地说：“你的话倒也说得实在。我赏你别的吧！”接着便转脸吩咐：“赏孙菊仙白玉四喜扳指一个，玉柄小刀一把！” 
　　这通常是对作战有功的武官的颁赏，孙菊仙喜出望外，恭恭敬敬地磕头谢了赏。立山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却大生警惕，慈禧太后真有些喜怒不测，以后当差，更要谨慎。 

　　　　　　　　　　　※　　　　　　　 ※　　　　　　　　 ※ 

　　这一天漱芳斋唱戏，总算尽欢而散。慈禧太后回到储秀宫，兴致还是显得很好，但宫门下钥，命妇不能留宿在宫内，陪她灯下闲话的，只有一个荣寿公主。 
　　谈来谈去，又谈到立后这件不愉快的事。经历了一整天，她的怒气已经消失，但心头的创伤却留下了。“好好一件事，你看，临了儿弄得这么窝囊！”她惋惜地说：“皇帝难道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 
　　荣寿公主不敢答话，也不愿再谈此事，很想转换一个话题，而慈禧太后却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势，不等她有何表示，只以一倾委屈为快。 
　　“我倒是打算满好，心里一直在想，古人说的‘娶妻娶德’，百姓人家如此，立后更应该讲德性。”她略停一下又说，“我也知道德馨家的两姊妹长得俊，长叙家姐儿俩也不赖，打算都留了下来，两妃两嫔，两双姊妹花，不也是从古到今，独一无二的佳话？谁知道我的苦心，皇帝竟一点儿也不能体会，白操了十几年的劳，你想，教我伤心不伤心？” 
　　荣寿公主也是这一下才能完全了解慈禧太后的苦心，想想真要如她所说的，留下两对姊妹花在宫中，确是冠绝前代的美谈。自己一直以为慈禧太后总是为她自己打算，立她的内侄女为后，将来归政以后，仍可以假手皇后，左右皇帝的意志，间接操纵朝局。如今看来，亦不尽然，慈禧太后在为自己打算以外，亦不是全不顾皇帝。照她的安排，远比皇帝仅选德馨的长女为后来得美满。可惜，她这番用心太深了，而且事先毫无透露，以致搞成一着错，满盘输的局面，实在可惜！ 
　　＃要怪谁呢？想想还是要怪慈禧太后自己。她的这个打算，只要略微透露一点风声，就可以让皇帝欣然照办，而竟吝于一言，未免自信太甚。想到这里，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也不用叹气。”慈禧太后说道，“凡事都是命中注定。我也想开了！自己亲生的儿子都不听我的话，何况隔一个肚子？” 
　　这是连穆宗都埋怨在里头了。荣寿公主很不安地说：“老佛爷说这话，我可替先帝跟皇上委屈，谁敢不孝顺老佛爷？只不过…　。” 
　　“怎么？” 
　　“只不过见识不及老佛爷，看不透老佛爷操持苦心有多深？” 
　　慈禧太后不响，好一会才点点头说：“你这话倒也是！说中了我的病根。” 
　　“女儿可没有那么个意思，敢胡说老佛爷行事有什么欠缺。”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说批评我不对。我只是觉得我的想法，有时候是太深了一点，好象让人莫测高深似的。”慈禧太后紧接着又说：“从此以后，我倒要改一改了。” 
　　荣寿公主觉得她这话还是莫测高深，便不敢接口，只是轻轻地替她捶着背。 
　　“你看，皇帝真能拿这副担子挑得下来吗？” 
　　这是指皇帝掌理大政而言。不过，荣寿公主虽懂她的意思，却只好装作不懂，因为此事关系太大，不便回答，唯有装糊涂：“女儿不明白老佛爷的意思。” 
　　荣寿公主不赞一词，慈禧太后也就不再往下多说。就这句话已经多了。大婚定在明年正月二十六，紧接着在二月初三归政，一切都成定局，万无变更之理，说是怕皇帝难任艰巨，仿佛还舍不得撒手似的，岂非多余？ 
　　因此，明知道荣寿公主守口如瓶，谨密可靠，她仍旧不能不叮嘱一句：“咱们娘儿俩随便聊聊的话，你可别说出去！” 
　　看似一句亲切的家常话，在此时此地此人，可就不比等闲。荣寿公主一时勾起心事，百感交集，霍地双腿一弯，跪在慈禧太后膝前。 
　　“你这是干什么？有话起来说。” 
　　“女儿有几句话，不能不跪着说。只怕忠言逆耳，惹皇额娘生气，所以先跪在这里赔罪。” 
　　荣寿公主的举止向来稳重，凡事看得深、想得透，这时候有这样的举动与言语，可想而知必是极重要的话，便点点头喊一声：“来啊！” 
　　在殿外伺候的是储秀宫首领太监崔玉贵，内务府的人都管他叫“二总管”，在太监中的地位与得宠的程度，仅次于李莲英。此时听得召唤，捧着个腆起的肚子，疾步而来，单腿往下一跪，听候吩咐。 
　　“看有什么人在屋里？都叫他们出去！” 
　　崔玉贵领命逐屋去查，查一处、撵一处、关一处，只听不断有房门碰上的声响，最后连殿门都关上了。 
　　于是慈禧太后平静地说道：“有话你就说吧！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怪你。你知道的，我有大事，只跟你商量。” 
　　“可惜，立皇后这件大事，皇额娘没有跟女儿说。不然会办得更顺利。”荣寿公主说道：“皇上的孝心，女儿是知道的，就为这件事，皇上心里不安得很，怕是违背了皇额娘的意思。其实这也怪不得皇上，他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好商量。翁师傅倒是皇上亲近的，然而皇上不提这件事，翁师傅素来谨慎，决不敢提。总而言之，皇额娘的一片慈爱，皇上领会不到，无意之中弄拧了，决不是有心的。皇额娘的养育之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女儿在想，总不见得会拿皇上这个无心的过失，老放在心里吧？” 
　　“当然！不过，”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有些事，你想拿它扔开，它偏偏兜上心来，真教没法子。” 
　　“皇额娘，女儿说话要放肆了。”荣寿公主一字一句地说： 
　　“皇额娘的儿子只有皇上一个。” 
　　“就是这话罗！因为只有一个，我才把我一片心都给了他。无奈…　。”慈禧太后踌躇着叹口气：“唉，不提了！”她慈爱地抚着荣寿公主的脸，“我总算还有个真心向我的好女儿。” 
　　“女儿自然要孝顺皇额娘。不过，女儿也要做一个好姐姐，做皇上的好姐姐！” 
　　“对啊！凡是好女儿，一定也是好姐姐。” 
　　荣寿公主十分欣慰，“真是再没有比皇额娘更圣明的。”她也忍不住有些激动，“母慈子孝，天下太平，皇额娘尽管享福吧！”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很高兴，“我是得享几年福了。”她踌躇满志地说：“总算有个太平局面交付给皇帝，自觉也对得起祖宗了。” 

　　　　　　　　　　　※　　　　　　　 ※　　　　　　　　 ※由于荣寿公主的苦心调护，慈禧太后与皇帝母子君臣之 
　　间，总算保住了一团和气。慈禧太后也觉得国事既已决定付与皇帝，“家事”也不妨让“女儿”代劳，所以大婚典礼一切踵事增华的点缀，以及照例应有的仪节，几乎都让李莲英向荣寿公主请示办理。慈禧太后自己从万寿以后，就住在西苑。一场瑞雪，正多乐事，只苦了皇帝，冒雪冲寒，晨昏定省以外，还得回宫办事读书。 
　　这时的第一大事自然是密锣紧鼓地筹备大婚。钦天监挑定十一月初二的吉日行纳彩礼，派定礼部尚书奎润为正使，户部尚书福锟为副使，纳彩的仪物，虽是照例备办，荣寿公主仍旧一一亲自检点，因为风传后家倚恃慈禧太后的威势，竟如民间的陋习，事事挑剔。桂祥整天躺在鸦片烟榻上，昏天黑地，倒还不大生事，他那夫人悍泼无比，花样极多。李莲英跟荣寿公主商量，都觉得这种情形，不宜奏闻慈禧太后，免得她生气，也免得她为难。那就只好委屈求全，尽量迁就，所以连照例的纳彩仪物，亦须仔细检查。 
　　纳彩礼之前十天，李莲英愁眉苦脸地来跟荣寿公主说：“‘方家园’又出了点子了。今儿有话过来，十一月初二那天，要大宴群臣。” 
　　“大宴群臣？”荣寿公主诧异地问：“那里有这个规矩？再说，大宴群臣，又那里轮得到皇后家来过问？” 
　　“不是万岁爷大宴群臣，是皇后家。” 
　　“岂有此理？这不太离谱了吗？” 
　　“原是。”李莲英说，“方家园的意思是，请一道懿旨，在皇后家赐宴。” 
　　“那，”荣寿公主说，“他们不会自己请客？爱怎么请，怎么请，谁也管不着。”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承恩公夫人是怕请了客，客人不给面子，辞席不到，太没有面子，所以要请老佛爷出面。 
　　大公主，你给提一声吧！” 
　　“提一声？”荣寿公主问道：“请客谁给钱啊？” 
　　“那，大公主，你就别问了。” 
　　荣寿公主想了一会答道：“你先到外面打听打听，可有人会说话？那班都老爷当中，书呆子很多，回头上个折子，说不合仪制，请皇太后收回成命，那是多不合适的事！” 
　　“这一层，大概不会。”李莲英说，“如今的都老爷，也不比几年前了，怕事的多。再说，这是办喜事，也总不好意思扫兴。” 
　　“好吧！反正麻烦还多的是。就依他们吧！咱们大清…　。”荣寿公主猛然将话咽住。她本来要说的那句话，出自她生父恭王之口：咱们大清天下会断送在方家园。 
　　于是荣寿公主找了个机会，从容向慈禧太后回奏，说后家打算大宴王公大臣，但得先看皇太后的意思，如果可行，便请颁发一道懿旨，否则作罢。话说得很婉转，可进可退，倘或慈禧太后不以为然，亦不算碰了钉子。 
　　那知慈禧太后既不说准，亦不说不准，反问一句：“你看呢？” 
　　这一问就让荣寿公主很难回答了，因为她平日侃侃谔谔，常是有意无意地讲究礼制，现在明明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如说破例不妨，那么以后再遇着违制之事，就无法奏谏了。 
　　也因为有此警觉，便想到慈禧太后可能是有意试探，所以措词格外谨慎，想了一下答道：“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例子。不过例由人兴，只要无碍国计民生，兴一个新例也不妨。女儿在想，象这样的情形，言官亦不致说话。” 
　　“这一阵子言官又在起劲了，少惹他们为妙。”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桂祥打算请一次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不必降旨。你告诉他们，只请一二品大臣好了，王公不必请，他一个三等承恩公，叙礼叙不过人家。” 
　　荣寿公主暗暗佩服，这样安排，才真是给桂祥做面子。因为只请一二品大臣，就显得桂祥这个公爵唯我独尊了。而况要请王公亲贵，人家也许不到，三五个还不打紧，辞谢的多了，席次上空着一大片，反而伤面子。 
　　“你再传话给他们，开一张单子来我看，席位要好好排。” 
　　这是变相的降懿旨。一二品大臣自然会知道，席次是经“钦定”的，那就不敢不来了。 
　　“再告诉他们，可也不必太招摇。”慈禧太后又说，“这几天，那班‘都老爷’正在找毛病，避着他们一点儿。” 
　　“找毛病？”荣寿公主不解地问了一句。 
　　“还不就是那几辆火车吗？” 
　　荣寿公主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李鸿章进了几辆火车，是在法国定造的，一共七节，一节机车，六节车厢，其中最讲究的一节，是专为慈禧太后预备的。另外上等车两辆，预定为皇帝、皇后的座车，中等车二辆，供随扈人员乘坐。再有一节就是行李车。 
　　此外又有七里路的铁轨，已经在中海紫光阁西面的空地上开始敷设，不久就可完工，供慈禧太后试乘游览。西洋的奇技淫巧，一向为卫道之士所深恶痛绝，言官自然要动奏折谏劝了。 
　　“大家都以为我坐火车好玩儿，就跟去年造好，搁在昆明湖的‘翔云’、‘捧日’那两条小火轮一样，那实在是错了。”慈禧太后说道：“你看你七叔，从前那样子反对西洋的东西的人，这两年也变过了，上个月上折子，主张造天津到通州的铁路。我倒也要看看，铁路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这是慈禧太后解释她为什么准在御苑之内建造铁路的理由。荣寿公主对这件事，不甚明了，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只不过记着慈禧太后的告诫，通知李莲英转告方家园后家，宴请一二品大员一举，千万不可招摇铺张。 
　　承恩公桂祥“大宴群臣”，尚未由大清门入宫的皇后，已接受一二品大员三跪九叩的遥拜，这一不合礼制的盛举，倒没有惹起言路的纠弹，慈禧太后所担心的，谏阻天津至通州修造铁路一事，却终于见诸奏章了。 
　　一马当先的是国子监祭酒盛昱，接下来有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抗章响应。这些词气凌厉，认为开天津至通州的铁路，掘人坟墓，毁人田庐，而且足以使津通道上的舟子、车伕与以负劳为生的苦力，流离失所的议论，使得大病初愈的醇王，气恼之至。所以当慈禧太后将那些奏折发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处“一并妥议具奏”时，他决定搁置不理，内心的想法：“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理那些“无理取闹”的奏折，这一阵风潮，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会平息下来。 
　　局势外弛内张，好些人在注视着慈禧太后的动静，紫光阁西的铁路已经敷设完工，看她是不是会在禁苑以内试坐这西洋奇技淫巧之物？如果慈禧太后居然坐了火车，那就表示她赞成兴建津通铁路。这就非同小可了，非直言极谏，拚死力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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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十二月十五，正当一场大雪以后，半夜里禁城之中起火，地点是在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太和门九楹三门，一水环萦，上跨石梁五道，就是金水河与金水桥。门内东西庑各三十二楹，回廊相接，除了体仁阁与宏义阁以外，便是内务府的银库、衣库、缎库、皮库、茶库及武备院贮藏毡毯鞍甲之处。起火就在茶库，很快地延烧到了太和门西的贞顺门。 
　　大内有灾，百官都须奔救，一时九城车马，破雪而来。外城的“水火会”，一批接一批，鸣锣而至。门外虽有现成的金水河，但为坚冰所封，费了好大的劲，才凿开一尺厚的冰，而河底的水只有数寸，毫不得力，只有坐视烈焰飞腾，由西而东，烧到太和门，再烧到昭德门。重檐高耸，石栏缭折的太和门，四面是火，只听哔哔剥剥地爆响不断，眼看着画栋雕梁，霎时间都化为灰烬，急得内务府大臣福锟，只不断地顿足大喊：“断火路，断火路！” 
　　于是救火的护军，找到工匠，冒着炽烈的火势拆掉昭德门东的两间屋子。屋子大梁凌空而坠，伤了十几个人，不过火势终于不致漫延了。在场的王公大臣，相顾喘息，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就这时有两乘轿子，飞奔而至，轿前有“顶马”开路。到太和门前，轿子停下，一先一后出来两个人，须眉皆白，前面是恭王，后面是宝鋆。 
　　所有的王公大臣，一齐上前迎接，恭王摇头叹息：“惊心动魄，奈何＃＃＃？” 
　　“这场火来得太不巧了！”宝鋆接口说道，“一开年就是大婚盛典，天子正衙的太和门，烧成这个样子，太难看了。” 
　　这一说提醒了大家，相顾忧急，竟忘了还在救火，谈起如何从速修复太和门的善后事宜？这样的大工，光是勘估议价、鸠工集材就非数月不办，如今只有四十天的工夫，看来纵有鬼斧神工，亦难如愿。 

　　　　　　　　　　　※　　　　　　　 ※　　　　　　　　 ※ 

　　外廷计无所出，深宫更为系念。慈禧太后从半夜里惊醒以后，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得报火路已断，不至于再蔓延，方始松了口气。 
　　这是件太糟心的事。唯一的安慰是，听说王公大臣，包括恭王及所有请假不上朝的大员，无不亲到火场救灾，能急君父之难，都算是有良心的。其次是内外城的“水火会”、步军统领衙门、神机营、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的兵丁差役，亦很出力。慈禧太后特别传旨，发内帑犒赏，兵丁伕役，每人二两，受伤的每人十两。因此，皇太后仁慈的颂扬，倒是传遍了太和门内外。 
　　其次就要查问起火的原因了。这场火起得很奇怪，值班的护军，在贞庆门东值宿之处烤火，半夜里，星星一火，窜入柱子的蛀孔中。太和门重修在康熙三十四年，将近两百年的木柱，不但风燥无比，而且柱中也蛀得空了，所以一点火星，酿成大患。先是闷在柱子中烧，等到发觉，已无法灌救。当然，典守者不得辞其咎，值班的章京及护军，拿交刑部严办，不在话下。 
　　但是，就拿失职的护军砍脑袋，亦无补于这一场火所带来的损失与烦恼。慈禧太后也跟外廷的王公大臣一样，着急的是大婚期近，如何能将太和门赶快修起来？纵不能尽复旧观，至少也要将火灾的遗迹掩饰得不刺眼才好。 
　　善于窥探意旨的李莲英，无须慈禧太后开口，就先已想到她必以此为忧，早就问过立山，得到了相当满意的答复，随即奏报：“老佛爷别为这个心烦。到时候准有照式照样的一座太和门。” 
　　“你又胡说了。”慈禧太后嗔道：“简直就是说梦话。” 
　　“奴才那敢撒谎？老佛爷倒想想，去年上西陵，一路的行宫，都修得四白落地，跟新的一样，那不都是赶出来的吗？” 
　　“啊！”慈禧太后想起来了，“是找裱糊匠搭一座太和门？” 
　　“是！奴才说呢，那里有瞒得过老佛爷的事？”李莲英说，“这要找搭棚匠、裱糊匠、扎彩匠，他们有法子，能搭出一座太和门来。” 
　　“行吗？”慈禧太后还有些疑惑。 
　　“行！”李莲英斩钉截铁地答道：“奴才问过立山了，他说一定行！这是多大的事，他没有把握就敢说满话了？老佛爷等着瞧吧，到了大喜的日子，准有一座看不出假来的太和门。” 
　　是这样斩钉截铁的答复，慈禧太后不能不信。不过这也只是消灭了她心头重重忧虑的若干分之一，更大更多的烦恼，即将接二连三地到来。她一想起来就揪心，真怕去触动这方面的思绪，然而她到底是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深知躲避不了的烦恼，只有昂起头来硬顶，所以咬一咬牙，决定自己先作打算。 
　　打算未定以前，先要有一番了解，“外头有什么话？”她问李莲英，“你总听到了，别瞒我！” 
　　李莲英也跟慈禧太后同样地烦恼，同样地担心，所不同的是，他多一分希冀之心，总觉得慈禧太后必能从容应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此时看到她是有担当的态度，心头先已感到安慰。 
　　不过，回奏的措词，却须谨慎，既不宜隐瞒真相，也不宜添枝加叶，免得激怒了慈禧太后。有此理解，说话就慢了，“总怨这场火不巧！”他说，“人心本来就有点儿浮动，这场火一起，好象更有话说了。” 
　　“说什么？”慈禧太后问：“说我不该在颐和园装电灯，西苑不该修铁路？” 
　　“西苑修铁路，他们倒不敢管，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都说不该修。”李莲英说，“有句话，怕老佛爷听了生气，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说这场火是，是天怒。” 
　　慈禧太后明白，这是半句话，原来那句话，必是由人怨激起天怒，太和门之灾，是天意示警。这句话听来当然刺耳，可是也无须生气。 
　　“还有呢？”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花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花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子，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点儿？” 
　　李莲英原是一种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道。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花的钱多了。”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是！”李莲英答道：“老佛爷圣明。”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道要出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强装出豁达的神情，背转身立刻就是阴沉抑郁的脸色，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胸塞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管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管”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弄口舌，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宫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搞得鸡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处处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出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 
　　“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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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了年，局势外弛内张。从表面上看，大婚费用一千多万，带来了很兴旺的市面，诸工百作，直接间接都沾着光，无不笑逐颜开。加以这年本是己丑会试正科，各省举子为了顺便瞻仰大婚盛典，多提早在年内到京。又因为明年还有恩科，如果本年场中不利，不妨留在京里用功，免得往返跋涉，所以都带足了盘缠，而且大都怀着得乐且乐，先敞开来花一花再说的念头，使得客栈酒楼、戏园妓馆，买卖更盛，纸醉金迷，好一片升平气象。 
　　暗地里却有许多令有心人不安的情势存在。正象新扎制的太和门那样，俨然画栋雕梁，几乎可以乱真，而外强中干，内里朽木烂纸一团糟。一个月以前，反对修建津通铁路的十几道奏折，都为海军衙门压了下来，一班看得透、想得深的清刚耿直之士，便计议着要用釜底抽薪的治本之计。 
　　其中最认真的就是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他是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的翰林，由编修转御史，风骨棱棱，是清流中的后起之秀。他对于醇王一系，千方百计攻击恭王，以及创立海军衙门，侵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职权，形成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凡是醇王及海军衙门的敝政，如变相卖官鬻爵的“海军报效”等等，无不大肆抨击。 
　　反对津通铁路的修建，屠仁守的态度极其坚决。这个把月以来，他一直在盘算，此事是李鸿章所主张，而恃醇王为护符。不去醇王，不能攻李鸿章，所以釜底抽薪之道，即在攻掉醇王。 
　　就在这时候，海军衙门与军机处奉旨妥议群臣奏请停办津通铁路一案，有了初步结果。由醇王与礼王世铎联衔复奏的折子，洋洋数千言，将言官、翰林、部院大臣所上的七个折子，驳得体无完肤，最后的结论是：“言者之论铁路，乃云：‘即使利多弊少，亦当立予停止。’此臣等所甚不解也。现当大婚，归政举行在即，礼仪繁重，诸赖慈虑亲裁。臣等以本分应办之事，若然局外浮议，屡事牴牾，哓哓不已，以致重烦披阅，实非下悃所安，而关系军国要务，又不敢为众咻牵制，遽萌退诿之志。惟有将臣等所见所闻，确切可查之事，据实胪陈，伏乞圣鉴。至于事关创办，本属不厌求详，然局外浮议，恒多失实。查防务以沿江沿海最为吃紧，各该将军督抚，利害躬亲，讲求切实，可否将臣等此奏，并廷臣各原奏，发交各该将军督抚，按切时势，各抒所见，再行详议以闻。届时仰禀圣慈，折衷定议，尤为审慎周妥。” 
　　这一复奏，对反对之词，用“哓哓不已”、“众咻”、“局外浮议”的字样，措词很不客气，而懿旨却认为“所陈各节，辩驳精神，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袒护之意，十分明显。当然也接纳了醇王的建议，分饬沿海沿江各省督抚“迅速复奏，用备采择”。 
　　“明发上谕”一经传市，促成了屠仁守的决心，一共拟了三个奏折，去跟盛昱商酌。他的第一个折子上说：“归政伊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披览，然后施行。” 
　　盛昱骇然，“梅君，”他掩纸问道：“这是请皇太后当太上皇，比垂帘的权宜之举，更进一层。倘或见听，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自然考虑过，深切考虑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醇王把持朝政，不如请皇太后当太上皇。” 
　　“此话怎讲？” 
　　“试看妥议铁路一折，明明里应外合的把持之局已应，归政之后，醇王若有陈述，可以单衔共奏，径达深宫，这是挟太后以令皇帝。而下面呢，礼王唯命是听，只看这个折子，醇、礼两王复奏，而军机承旨拟上谕，完全照醇王的意思行事。如今虽交各省督抚妥议具奏，又有谁不敢仰承鼻息，而独持异议？皇太后、军机、督抚，都在醇王利用摆布之下，皇上将来的处境如何？不问可知！” 
　　“见得是，见得是！”盛昱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不让皇太后偏听。” 
　　“正是！”屠仁守答道：“虽然归政，皇上仁孝，有大事自然仍旧禀命而行，而皇太后将来的见闻，一定不如目前，凡事都听了醇王的先入之言，其弊何可胜言？皇太后毕竟是女中丈夫，精明强干，能广访博闻，圣衷自有权衡。无论如何比庸愔的醇王隐在幕后，把持朝政要好得太多。” 
　　不过，这个奏折，其实只是一个引子，倘或采纳，屠仁守便等于建了拥立的大功，慈禧太后当然另眼相看。退一步说，至少可以证明他的话说对了路，赓续建言，便有力量了。 
　　于是他要上第二个折子，也就是屠仁守全力以赴，力求实现的主张：醇王以皇帝本生父之尊，决不宜再与闻政事。然后还有第三个折子，继王先谦、朱一新之后，专攻李莲英。 
　　盛昱觉得他的步骤定得不错，大为赞成，而且作了承诺，只要第一个折子有了效验，上第二个折子时，他必定助以一臂。即令自己不便出面，亦必邀约些人，同声响应，壮大声势。 

　　　　　　　　　　　※　　　　　　　 ※　　　　　　　　 ※ 

　　各衙门正月二十一开印，屠仁守抢先递了他的第一个折子。送达御前，皇帝困惑之至，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来想去，不敢擅作主张，亲手封入黄匣，派太监立刻送到储秀宫。 
　　一看是屠仁守的职衔，慈禧太后先就有反感，他奏谏省兴作、节游观的折子，已经不少，“留中”以后，专门存贮在一处，打算找个机会，跟他算总帐。所以看到折面，以为又是那一套专会扫兴的不中听的话，那知竟不是这么回事！这一下，使得她的困惑比皇帝更深。 
　　“看来倒是忠心耿耿？”慈禧太后自语着，弄不清屠仁守是好意还是恶意？ 
　　如果是好意，此人不象是肯作这种主张的人，如果是恶意，他的作用何在？慈禧太后不相信屠仁守是好意，只往坏处去想，终于自以为想明白了。 
　　“可恶！”她拍着桌子生气，“居然敢这样来试我！” 
　　于是她派人将皇帝找了来，问道：“你见了这个折子没有？” 
　　“看过了。”皇帝答道：“屠仁守所奏，原是正办。” 
　　慈禧太后心里在想，皇帝莫非是违心之论？当然，这不便问他，只冷笑着说：“难道连你都不知道我的苦心？出尔反尔，让天下后世，把我看成怎么样的人？” 
　　这话责备得很重，皇帝十分惶恐，低着头不敢作声。 
　　“这件事关系甚重。”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说：“屠仁守该罚。” 
　　“他，”皇帝为屠仁守乞情，“他的奏折一向言过其实。皇额娘不理他吧！” 
　　“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理？如果不理，仿佛显得他的话说得有道理似的。以前的折子，或者言过其实，不理他也就算了，这一次可不行！”慈禧太后又说，“你也得替我表白、表白我的苦心。” 
　　这话说得更重了，皇帝唯有连连应声：“儿子听吩咐。” 
　　“且先见了军机再说。” 
　　召见军机，发下原折，礼王世铎茫然不知所措。孙毓汶在这些事上面最机警，心知其中必有缘故，所以格外注意慈禧太后的态度。 
　　“垂帘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事，我早就想把这副千斤重担卸下来了。”慈禧太后激动的情绪，渐趋平静，所以语气变得相当缓和，但却十分坚定，“到今天还有人不明白我的苦心，这该怎么说？” 
　　“垂帘跟高宗纯皇帝的训政不同。”世铎答道：“屠仁守拿这两件事搁在一块来议论，是错了。” 
　　“大错特错！”慈禧太后说道：“这两年的言路上，还算安分，如今屠仁守胡言乱语，这个例子开不得！我不愿意处分言官，可是这件事关系太大，要交部！” 
　　慈禧太后问道：“皇帝，你说呢？” 
　　皇帝站起身来，答应一声：“是！”然后吩咐世铎：“你们禀承懿旨去拟上谕来看。” 
　　于是世铎示意孙毓汶先退出殿去，向“达拉密”述旨拟稿。慈禧太后便提到两度垂帘以来，种种惊疑危难的事件，如何苦心应付，最后很郑重地宣示：“二十多年当中，很有些人出了力，他们是为国家，可也是帮了我的忙。如今我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对帮过我忙的人，该有个交代。皇帝，你说是不是？” 
　　“是！”皇帝建议：“可以开单子，请懿旨褒奖。” 
　　“说得不错！世铎，你们开单子来看。第一个是醇亲王。” 
　　“是。” 
　　“恭亲王实在也出过力。”慈禧太后说，“从咸丰十一年冬天到现在的军机大臣，都开上去。现任的在前，以前的在后。 
　　还有僧格林沁。” 
　　“是！”世铎问道：“王公贝勒，是不是另开一张单子？” 
　　“要有功的才开。王公贝勒，等皇帝大婚以后，另外加恩。” 
　　于是世铎回到军机处，与同僚商议着，一共开了九张单子，最少的三张都只有一个人，一张上面是醇王；另一张上面是头品顶戴赏花翎的总税务司赫德；再有一张是僧王。此外六张是：现任及前任军机大臣；现任及前任军机章京；各国驻京使臣；殉难的将帅及一二品大员；现任各省封疆大吏；以及下世的大学士、督抚、将帅。总数不下三百人之多，生者加官晋爵，颁赐珍物，逝者赐祭一坛，或建专祠。覃恩普施，泽及枯骨。 
　　在这些恩旨的对照之下，屠仁守所得到的，“为逞臆妄言，乱紊成法者戒”，“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着掷还”的处分，格外显得令人瞩目。所以在第二天一早，当他捧着被“掷还”的原折出宫门时，已有好些慰问的人在守候着了。 
　　这一慰问，都是泛泛其词，大家只觉得他向有耿直的名声，不愧铁面御史的美称，而上折言事，招致严谴，应该寄以同情。但细细考究，竟不知因何而应慰问？劝皇太后学太上皇，不是一件好事，值得慰问吗？当然不值，而且反应该说他咎由自取。只是以屠仁守的为人，决不肯阿附依违，或者有意搏击，象张之洞、张佩纶当年那样，建言的作用在猎官。因此，交情比较深的朋友，便要率直相问：何故出此？ 
　　屠仁守被逼不过，同时觉得所谋不成，开去御史职务，就不能再上折建言，等于事过境迁，谈谈不妨。因而将其中的原委曲折，细细诉诸于几位至交之前。并一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 
　　那知道底蕴还是泄漏了，有人将屠仁守的秘密，悄悄告诉了新升任刑部尚书的孙毓汶。他想起前一天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时，曾表示屠仁守虽然妄言乱政，却不失为台谏中的贤者，看样子老太后有回心转意的模样，对屠仁守的观感果真有了改变，却是一种隐忧。 
　　因此，孙毓汶特地去见醇王，屏人密谈，决定下辣手将屠仁守逐出京城。不过此案由吏部主办，目前还不能运用军机的职权干预，只有静候“交部议处”的复奏到达，再作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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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部主办此案的是考功司郎中钰麟与主事卢昌诒。处分言官，事不常有，律例中无明文可查，研究了好些时候，认为只有比照“违制律”议处。 
　　“违制”的处分，有轻有重，由罚薪到革职不等。而论情课罪，屠仁守的情形，竟似求荣反辱，究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处分。但特旨交议事件，又不便拟得过轻，斟酌再三，拟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抱牍上堂，这天是尚书徐桐、锡珍与左侍郎松溎在衙门里，长揖参谒以后，钰麟说明原委，静候示下。 
　　徐桐本来是党附醇王的，因为醇王忽然由守旧卫道一变而为与恭王一样，好谈洋务，颇有深恶痛绝之感，所以知道了屠仁守崇太后的本意在黜醇王，便觉得应该保全。锡珍是长厚君子，认为这样的处分亦够重了，表示同意。不过尚书与侍郎同为堂官，还需要问一问松溎的意思。 
　　松溎很耿直，“照我看，似乎不应该处分，”他说，“屠某亦是一片好意。如果建议太后训政应该革职，那么，倘有人说，皇上早已成年，太后何不早日归政？这又该怎么样？该奖励吗？” 
　　“说得是。”锡珍点点头，“大婚、归政两大盛典，喜气同沾，似乎对屠某不宜作过分之举。” 
　　“那就这样吧，‘革职留任’！不过，他已经开去御史，何职可革？”徐桐问钰麟，“这有说法没有？” 
　　“屠仁守开去御史，应该另案办理。开去职务，不是免官，自然要另外调补对品的官职，即以调职之日，为革职留任之日。” 
　　“噢！噢！”徐桐又问：“将来调什么官？” 
　　“自然是调部属，不可能再回翰林院的。” 
　　“好吧！将来替他找个好缺。拿稿来！” 
　　徐桐、锡珍、松溎依次画了行，另外还有三位侍郎也应该画稿，不过可以补办手续。钦命要件，当日便办稿复奏。 
　　慈禧太后正忙着大婚的喜事，而且复奏的辞句含混，不暇细辨，便发交军机办理。原奏到了孙毓汶手里，立刻就看出了其中的深意。 
　　于是他提笔拟了一个奏片：“查屠仁守开去御史，交部议处，经部复奏：‘比照违制律，议以革职留任，惟现已开缺，应于补官日办理。’又奏：‘屠仁守开去御史一节，另行办理。’究竟作何办理？议以补官日革职留任，系补何官？均所不知。 
　　拟请旨着吏部明白回奏。” 
　　写完以后，孙毓汶自己先在最后具名，然后送交许庚身、张之万、额勒和布，一直到军机领班的礼王世铎，一一列衔，方能呈上御前，可是除他自己以外，第一关就未能通过。 
　　“莱山，”许庚身轻声说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不为已甚吧！而且，皇后的嫁妆亦快进宫了，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何必杀风景？” 
　　“我与屠梅君无怨无仇，何必跟他过不去。是‘这个’的意思。”孙毓汶做了个“七”的手势。 
　　“那么，压一压总不要紧。过了好日再递。” 
　　“这倒可以。”孙毓汶说，“你先列衔。” 
　　许庚身无奈，只好写下名字。军机处差不多就是他们两人，禀承醇王的意思在主持一切，张之万随波逐流，额勒和布沉默寡言，世铎全无主张，都是问都不问，便书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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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是正月二十四，一早有极好的太阳，万人空巷在旭日中看皇后的妆奁，总计两百抬，分两天进宫。由东城方家园迤逦而至，进东华门、协和门、后左门，抬入乾清宫。同时，瑾嫔与珍嫔亦有妆奁，数目不及皇后之多，也不能由正面进宫，是从神武门抬到东六宫安置。 
　　两家妆奁，从上午八点钟开始，到下午两点钟方始发完，天气就在这时候突变，浓云密布，到晚来竟飘起雪来了。 
　　这是件杀风景的事，且不说二十七大婚正日如何，起码第二天发第二批妆奁，雨雪载途，就有许多不便。两家执事的人，连夜备办油布，将待发的妆奁，遮得严严密密。这一来就如“锦衣夜行”，看不到什么了，而且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冒着风雪出来看热闹。多少天的辛劳，期待着这两天的荣耀，作为补偿，不想一半落空，桂祥大为丧气。 
　　“真没意思！”他向他夫人说，“看是出了一位皇后，备办嫁妆，就倾了我的家。这还不说，倾家荡产能挣个面子，也还罢了，偏偏又是这样的天气！” 
　　“这怕什么？”桂祥夫人说，“好事多磨，倒是这样子好。” 
　　“好？”桂祥冷笑，“好什么？眼看就要归政了，你以为皇上会有多少恩典到咱们家？” 
　　“不管怎么样，你总是承恩公，前两天又有懿旨，以侍郎候补。宫里有皇太后，外面有七爷，还怕少了你的官做。就怕你丢不下这杆烟枪，再好的差使，也是白搭。” 
　　“算了，算了！我真不想当什么承恩公。你看崇文山…　。”‘咄！”桂祥夫人抢着打断，“越说越好了，怎么拿这个倒霉鬼来比你自己？也不嫌忌讳！” 
　　桂祥将头一缩，烟枪入口，吞云吐雾，百事不问。桂祥夫人看夫婿如此，实在有些伤心，也有些担心：二月初五，皇帝赐宴后家，百官奉陪，桂祥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经过大场面，到了那天，高踞东面首座，位在大学士之上，为殿内殿外所一致瞩目。看他这委琐的形容，到那时候会不会失仪，闹出离奇的笑话来？实在难说得很。 

　　　　　　　　　　　※　　　　　　　 ※　　　　　　　　 ※ 

　　一夜飘雪，积素满地。到了下午，寸许厚的雪完全融化，而道路泥泞，反不如下雪好走。夜里浓云漠漠，下弦月躲得无影无踪，云端中却不时熠熠生光，尤其是西北方面，如有火光。然后东面、南面、西面亦都出现了这样的光焰，午夜时分，光集中天，倏忽之间，又散入四方。有人说，这叫“天笑”，又有人说是“天开眼”。不知主何祥瑞？ 
　　第二天——正月二十六，便是宣制奉迎皇后之日。午时未到，百官齐集，午正三刻，皇帝在太和殿升座，在净鞭“刷啦、刷啦”响亮清脆的声音中，王公百官，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后礼部官员宣制。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奉迎正使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副使礼部尚书奎润，以及特派的奉迎十臣十员，跪着听完，等皇帝还宫，随即捧节由丹陛正中下殿，护送皇后的金册玉宝，以及内中安放一柄御笔亲书“龙”字金如意的凤舆，出太和门，过金水桥，经午门、大清门，折而往东，缓缓往后邸而去。 
　　一到并非立刻奉迎皇后入宫，依照钦天监选定的时辰，直到午夜交进二十七的子时，皇后方始恭受册宝。其时西风大作，恍如万马奔腾。幸好銮仪卫会办差，数百对画凤喜灯，改用玻璃作灯罩，作得十分精致灵巧，虽有大风，喜烛烨烨，不受影响。苦的是四位“奉迎命妇”，照例应该骑马，风号马嘶，在鞍上坐不稳当，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拚命抱住马鞍上的“判官头”，口中不住念佛。 
　　因此，奉迎的仪仗就走得慢了。子正出后邸，由方家园经史家胡同、东大街、长安牌楼、兵部街、东江米巷，进大清门，已将寅时。午门的景阳钟大撞，声震九城，天子脚下的百姓都知道皇后进宫了。 
　　凤舆一入乾清门，有十二名太监，手执藏香提炉，引入乾清宫后的交泰殿，将凤舆从火盆上抬过，在殿门外停下，皇后降舆，由四名女官扶着进殿。 
　　进殿又有花样。门槛上预先横放一个马鞍，下藏苹果两枚，盖上红毡，皇后须从鞍上跨过，进殿交拜天地，然后引入交泰殿后的坤宁宫。 
　　大婚的洞房，照例设在坤宁宫东暖阁。但合卺宴设在西屋，皇帝与皇后在一双全福侍卫高唱满语“合卺歌”声中，进用膳房所备的筵席。这自然是一个形式，歌声一终，筵宴已毕，再由女官引入洞房。 
　　其时曙色已露，而帝后初圆好梦以前，却还要经过好些仪节，先是由四位福晋——惇王下世不久，“五奶奶”居孀，这天根本不能进宫；恭王福晋早已去世；醇王福晋是皇帝的生母，有意回避。当年穆宗大婚，为皇后梳妆上头的这三位福晋，死别生离，一个不见，此时当差的四位福晋是：礼亲王世铎、肃亲王隆懃、豫亲王本格、怡亲王载敦的发妻。她们七手八脚地为皇后梳成双凤髻，戴上双喜如意玉钗，换上双凤同和袍，进用“子孙饽饽”以后，将一个内置金银米谷的“宝瓶”，纳入皇后怀中，让她抱着坐在床沿上。看看窗纱已经发白，顾不得再仔细检点还遗忘了什么仪节，相将跪安退出，两名女官，随即阖上殿门。 

　　　　　　　　　　　※　　　　　　　 ※　　　　　　　　 ※ 

　　当皇帝皇后双双上龙凤喜床时，宫中自慈禧太后到宫女、太监，早都起床了，而有些人，如荣寿公主、李莲英，这一夜根本就未曾睡过。 
　　办这一件大喜事，荣寿公主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安安稳稳睡过一觉了。慈禧太后看她脸上又黄又瘦，实在于心不忍，此时便怜爱地说道：“你够累的！这会儿总算忙过了，息一会儿去吧！回头来陪我听戏。” 
　　“不累。”荣寿公主陪着笑说，“一点儿都不累。” 
　　“胡说！一宵不睡，有那个不累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你别跟我逞能，快回去睡！不到传晚膳的时候，不准到我跟前来。” 
　　是这样体恤，荣寿公主不能不听话。但请安退出储秀宫，却不回长春宫西厢乐志轩的住处，而是带着太监、宫女，一径往前，穿过体和殿，进入翊坤宫去看瑾嫔和珍嫔。 
　　翊坤宫在明朝叫万安宫，向为妃嫔所居，慈禧太后当贵妃的时候，就住在这里，诞育了穆宗。如今瑾嫔、珍嫔奉懿旨同住翊坤宫，可以看作慈禧太后誊爱这两姊妹，但亦不妨说是置于肘腋之下，易于监视。 
　　而荣寿公主此来，却不是什么恶意的监视，纯然一片好心。瑾嫔十五岁，珍嫔更小，才十三岁，虽然都很懂事了，到底初入深宫，仅制繁重而举目无亲，可以想象得到，她们的内心，不仅寂寞凄凉，而且畏惧惶惑，渴望着能有人指点安慰。 
　　她就是为此而来的。所以一进宫便先在院子里传唤首领太监王得寿，高声问道：“两位新主子刚刚进宫，许多规制还不明白，你跟两位主子回禀过了没有？” 
　　“回禀过了。规制太多，一时也说不尽，只好慢慢儿回。” 
　　“慢慢儿回不要紧，可记着守你的本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别以为两位新主子新来乍到，跟你们客气，你们就敢没规没矩！” 
　　荣寿公主的声音清朗爽脆，最能送远，在东厢庆云斋的瑾珍两姊妹，自然听得出是她的声音，顿时精神一振，不自觉地都浮起了喜色，而且也都站了起来。 
　　瑾嫔一站起来便又坐下，因为突然警觉到自己的身分，以及在家时，父母长辈的告诫：宫中规矩大，一举一动，全要稳重，切忌乱走乱说话。而珍嫔虽也记得这些告诫，并不以为行动要那样子拘束，自己掀着棉门帘便迎了出去。 
　　这时荣寿公主已经上了台阶，廊下相遇，珍嫔喜滋滋地叫一声：“大公主！”接着便双腿一蹲请个安。 
　　荣寿公主是皇帝的姐姐，不但是长公主，而且在姊妹中年龄最长，是大长公主，除去对皇后以外，与并辈的妃嫔，平礼相见，因而不慌不忙地回了礼，站起来问道：“你姐姐呢？” 
　　“在屋里。” 
　　在里面的瑾嫔已经问过管事的宫女，应该出殿迎接，她跟她妹妹一样，先叫应荣寿公主，然后延入庆云斋正屋，唤宫女取红毡条，打算正式见礼。 
　　“不必！”荣寿公主率直纠正，“等给皇太后行礼，咱们再见礼。我是抽空来看一看，你们别客气。” 
　　说着，她移动脚步，径自往瑾嫔的卧室走了去。进屋却又不坐，四下里打量了一番，回头问道：“这屋子不够暖和，是不是？” 
　　“还好！”瑾嫔答说。 
　　珍嫔却不似她姐姐那样懂得人情世故，老实说道：“我觉得寒气挺重的。这砖地上，要铺上厚厚的地毯才好。” 
　　宫中的陈设供应，都有“则例”，如果要换地毯，必须请旨，荣寿公主也作不得主，而且这时候也不便跟她细说缘故。不过寒气重是实情，略想一想说道：“先换个大火盆吧！”她转脸吩咐她的贴身宫女：“喜儿，你别忘了，一回去就说给她们，把老佛爷去年给的那个特大号儿的云白铜火盆，马上找出来，送到这儿。” 
　　“不，不！”瑾嫔赶紧说道：“大公主自己要用。” 
　　“我不用。我一个人用那么大一个火盆干什么？”荣寿公主又说：“宫里有宫里的许多老规矩，你住长了就知道了，有时候跟他们要点东西，还真不方便。你们姊妹俩缺什么用的，派人到我那里去要。”她又指着喜儿，“只跟她说就是了！” 
　　“是！”瑾珍姊妹俩双双请安：“多谢大公主。” 
　　“你呢？”荣寿公主问珍嫔，“你住道德堂？” 
　　“是。” 
　　“上你那里看看去。” 
　　道德堂是翊坤宫的西厢，布置与庆云斋相仿。但房屋的隔间不同，小巧精致，就觉得比庆云斋来得舒适。荣寿公主坐定下来，一只手按着珍嫔的膝盖，笑着问道：“怎么样？想家不想？” 
　　这一问，触及珍嫔的伤心委屈之处，立刻眼圈就红了。这一下让做姐姐的，大为着急，刚刚进宫，又是大婚的吉日良辰，掉了眼泪，岂不大大地触犯忌讳？所以瑾嫔连连咳嗽示意。 
　　慧黠的珍嫔，立即会意。她的伤感来得快，去得也快，抽出掖在腋下的手绢，拭一拭眼睛，嫣然笑道：“本来倒有些想，见了大公主就不想了。” 
　　明知道她是顺口拣好听的话说，荣寿公主依然很高兴，而且很奇怪地，竟真的有着如同对自己同胞幼妹那样的怜爱之情，怜她天真烂漫，仿佛不知人世的机诈险恶。而置身在这尔虞我诈，步步荆棘，重重束缚的深宫之中，将来不知道在何时何地，误蹈祸机？ 
　　这样转着念头，便不由得有个想法：趁她还在“待年”的时候，最好能让她跟自己住在一起，朝夕教导指点。以她的聪明，不过一两年的工夫，必能教得她礼制娴熟，言行有法，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驾驭下人？这才不负自己的一片怜爱之心。 
　　如果自己跟慈禧太后提出这样的要求，必蒙许诺，这一层她是有把握的。然而往深里想一想，又觉不妥。皇后是何等样人，皇帝对皇后的感情如何，都难说得很。倘或将来后妃争宠，自己跟珍嫔结下这样深的一重渊源，便必然会卷入漩涡，不但不能暗地里对所爱者有所回护，甚至会被逐出宫去。那一来还有什么脸见人？ 
　　荣寿公主悚然心惊，庆幸自己幸而没有走错了路，同时由此一番省悟，也更珍惜她自己的地位。在慈禧太后面前，自己是唯一可以匡正她的缺失的人，就因为自己不偏不倚，大公无私。一旦失去这样一种立场，所说的话，不管如何有理，也不会再为慈禧太后所看重了。 
　　瑾珍姊妹见她怔怔望着窗外，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只是觉得局面有些冷涩，令人很不自在，尤其是珍嫔，急于想打开僵局，便从宫女手里要过荣寿公主那杆方竹镶翠的烟袋来，亲自装了一袋烟，递到她面前。 
　　“喔，”荣寿公主这下才发觉自己想得出了神，歉然道谢： 
　　“劳驾，劳驾，真不敢当！” 
　　抽着烟又闲谈，谈到瑾珍的伯父长善，彼此不免伤感。长善在京里闲居了好几年，不久以前放了杭州将军，一到任就病倒，终于不治。噩耗到京，正在大婚前夕，也就是惇王病危的时候。好人不寿，而在“花衣期内”，不能大办丧事，更使瑾珍和荣寿公主都为她们的伯父感到委屈。 
　　由长善谈到他在广州将军任内所延揽的名士，荣寿公主问道：“听说有个姓文的，教你们姊妹念过书，有这话没有？” 
　　“是！”瑾嫔答道：“就是最近的事。” 
　　‘喔，这姓文的叫什么？是翰林吗？” 
　　“不是，文老师是举人。他叫文廷式，江西人。” 
　　“教你们念些什么？” 
　　“教《史记》，也教诗。” 
　　“那你们会做诗罗！”荣寿公主问道：“总有窗稿吧，拿来我看看。” 
　　“我那里会做诗？平仄都还弄不清楚。”瑾嫔向她妹妹说，“把你的稿子拿出来，请大公主看看吧！” 
　　“丑死了！见不得人。”珍嫔笑道，“等我学好了，再请大公主指点。” 
　　荣寿公主于文墨上头，本来也就有限，要看她们姊妹的诗稿，无非好玩而已。既然都不肯出手，亦就不必强求。闲谈了一会，告辞而去，临走的时候，再一次谆谆叮嘱，有事尽管找她，不必见外。 

　　　　　　　　　　　※　　　　　　　 ※　　　　　　　　 ※ 

　　等荣寿公主一走，两姊妹的心情又坏了，说不出是寂寥、抑郁、萧瑟，还是烦闷？ 
　　“咱们倒是该干些什么呢？” 
　　瑾嫔无法回答她妹妹的话，因为她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分？这天是谁的好日子？ 
　　“咱们就这么坐着？”珍嫔问道，“可等什么呢？” 
　　是等着觐见皇太后吗？不是！连皇后都要到二月初二才能初觐慈宁宫。不知道是谁定下的规矩？大婚竟不似民间娶儿媳，入门先拜翁姑，要隔六天，皇后才见得着“婆婆”。位居西宫的妃嫔，自然更落在后面。 
　　是等着皇帝临幸吗？只怕也不是。第一天当然得让皇后。 
　　然则终身大事有着落的第一天，没有一个女孩子不重视的“洞房花烛”之夜，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过去？瑾嫔叹口无声的气，起身回自己屋里去了。 
　　珍嫔却没有她姐姐想得那么多，她只觉得拘束得慌。无处可走，无事可做，而且无人可谈，坐立不安而又不能不装出庄重的神态，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这样下去，不要逼得人发疯吗？ 
　　不行！她对自己说，非得想法子排遣不可。至少也可以找人来问问话。这样一想，便向侍立在窗外的宫女，含着笑招一招手。 
　　进来了两个宫女，双双请安，站起来垂手肃立，等她问话。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年长的那个。 
　　“奴才叫珍儿。” 
　　“你呢？” 
　　“奴才叫福三。”年幼的宫女回答。 
　　“你们在宫里几年了？” 
　　“奴才进宫六年。”珍儿指着福三，“她是去年才挑进来的。” 
　　“在宫里六年，懂得的事很多了。”珍嫔问道：“你们也常见皇上不？” 
　　“不！”珍儿答说，“不传，不准到万岁爷跟前。” 
　　“你本来就在翊坤宫？” 
　　“不是。奴才本来在如意馆，这一次特地挑进来伺候主子。”珍儿接着请个安，“奴才手脚笨，嘴也笨，求主子包涵。” 
　　“你别客气。”珍嫔高兴些了，“宫里的规矩，我不大懂，你们得教给我才好。” 
　　就在这时候，珍嫔发觉院子里人影杂乱，奔走匆匆，仿佛有所警戒似的，心中一动，以为皇帝驾临，顿时一颗心往上一提，有些忸怩得不自在了。 
　　她只猜对了一半，是有人来了，却不是皇帝，而是李莲英。“请主子出殿听宣，老佛爷有赏赐。”王得寿很殷勤地说，“特为派李总管来传旨，那可真是有面子的事。主子请快出去吧！” 
　　珍嫔的心定了，不过她并不重视王得寿的话，心里在想：都说李莲英气焰熏天，连礼王在私底下都跟他称兄道弟的。大不了是个太监的头脑，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这童心犹在的想法之下，她偏不理王得寿的话，慢条斯理地踏出道德堂，走进正殿，发觉景象一变，台阶下面东首，她姐姐瑾嫔领头肃立，以下是宫女太监，站成一排，鸦雀无声。台阶上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三品服色的太监，微扬着脸，姿态不算倨傲，而看上去却令人有昂首天外之感。不言可知，这就是李莲英。 
　　李莲英、瑾嫔，以及所有的人的视线，都投向珍嫔。很显然，只等她到，便可宣旨。这样的场面，原足以使人心怯，加上迟到的不安，更觉得受窘。可是珍嫔立刻想到，自己虽只有十三岁，但目前的身分仅次于皇后，在这里除了自己的姐姐，无须对任何人谦卑。凡事第一次最要紧，自己只守着礼制与身分，该怎么便怎么！不必迁就，免得让人小看了。 
　　因此，她挺一挺腰，双眼平视着，不慌不忙地走近台阶，然后停了下来，将右臂一抬，眼睛微微向后看了一下。这个动作做得从容不迫，恰到好处，所以意思是很明显的：要人搀扶。 
　　于是她身后的珍儿抢上一步，双手扶起她的右臂，眼看着地上，小心地扶她下了台阶，直到瑾嫔身边站定。 
　　她这样端足了嫔妃的架子，倒让李莲英刮目相看了，垂下双手，先说一声：“奉懿旨。”然后停下来等瑾珍两嫔跪好，方始提高了声音说：“老佛爷面谕：赏瑾嫔、珍嫔喜膳一桌。 
　　谢恩！” 
　　在瑾嫔、珍嫔向北磕头时，李莲英已经下了台阶，站在西面，等她们姊妹一起身，随即便请了个双安。 
　　“奴才李莲英，给两位主子磕贺大喜！”他起身向王得寿说，“给我一个拜垫！” 
　　这是还要磕头道贺。瑾嫔不知道宫里的规矩，太监给主子磕头，是不是还要先找拜垫？只觉得世家大族的规矩，尊其上、敬其下，李莲英既是慈禧太后面前得宠的人，就该格外客气。 
　　“不敢当，不敢当。不用磕头了！” 
　　“是！”李莲英原本无意给这一双姐妹行大礼，便即说道，“恭敬不如从命。” 
　　“你等等！”瑾嫔娘家早就替她们姐妹备下了赏赐，最重的一份二百两银子，就是专为李莲英所预备的，此时已捧在宫女手里，她顺理成章地发了赏。 
　　“两位主子赏得太多了。”李莲英又请了个安。 
　　李莲英传宣懿旨的任务，到此告一段落，本可以就此辞去，而况在漱芳斋听戏的慈禧太后，亦已到了传晚膳的时刻，应该在那里伺候照料，也不容他在这里多作逗留。可是他居然抛开一切，留了下来，自告奋勇地执持侍膳的差使。 
　　赏赐的喜膳是由位在养心殿以南，军机处以北的御膳房所备办。名为一桌，其实不止一桌，一共是大小七桌，另加十来个朱漆食盒，由一队穿戴整齐的太监抬着、捧着，从西二长街经崇禧门，入翊坤门，安设在翊坤宫正殿。李莲英套上白布袖头，亲自动手摆设菜肴，等一切妥帖，方始来请瑾嫔和珍嫔入座。 
　　入殿一看，才领略到所谓“天家富贵”，说“食前方丈”，还是浅乎言之。摆设在两张大长方桌上的菜肴，起码也有五六十样，食具是一式朱红字细瓷的加盖海碗，或者直径近尺的大盘。盘碗中都有一块银牌，这是为了防毒而设，如果食物中下了毒，银牌一沾这些食物就会发黑。 
　　除此以外，还有四张小膳桌，分别置放点心、小菜、火锅与粥膳。饭不准叫饭而叫“膳”，吃不准称吃而称“进”，所以吃饭叫“进膳”。 
　　“请两位主子进用喜膳！”李莲英接着便喊：“打碗盖！” 
　　于是由王得寿领头动手，四五个太监很快地将碗盖一起取下，放在一个大木盒中拿走。瑾珍姊妹俩东西并坐，随即便有宫女递上沉甸甸金镶牙筷，同时视她们姊妹俩眼光所到之处，报着菜名。 
　　这种吃饭的方式，在瑾珍姊妹是梦想不到的。尤其是珍嫔，在那么多人注视之下，真个举箸踌躇，食不下咽。而想到神庙上供的情形，又不免忍俊不禁，差一点笑出声来。 
　　“老佛爷的赏赐，”谨慎持重的瑾嫔向她妹妹说，”多吃一点儿。” 
　　这一来，珍嫔不得不努力加餐，只是膳食实在太丰富了，就算浅尝辄止，也尝不到三分之一，便觉得胀饱无比，而进膳的时间，却整整花了一个钟头。 
　　等她们漱过口下座，李莲英才请安告辞，接着，宫门便下钥了。 
　　“这么早就关门上锁，”珍嫔问王得寿，“晚上就不能到那里串串门子？” 
　　“是！规矩这样。”王得寿答说，“宫里跟外面不一样，都是半夜里起身，所以歇得也早。” 
　　“万一，万一有什么意外呢？”珍嫔问道：“譬如象上个月，太和门走火？” 
　　“那…　。”王得寿很老实，不知何以为答，迟疑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那时候，敬事房总管会来通知该怎么办！” 
　　“敬事房总管是李莲英吗？” 
　　“不是。可是他的权柄大，敬事房总管也得听他的。” 
　　“喔，还有呢？”珍嫔问道，“还有那些人是掌权的？” 
　　这“那些人”自是指太监而言，王得寿便屈着手指数道：“李莲英下来就得数崔玉贵，是二总管，再下来是硬刘…　。” 
　　“怎么叫硬刘？” 
　　“他的脾气很硬，有时候连老佛爷都让他一两分，所以叫他硬刘，只有李莲英管他叫小刘。他年纪很轻，可是念过书，常常看《申报》，老佛爷有时候要跟人谈谈时事，只有硬刘能够对付得下来。” 
　　“原来如此。”珍嫔又问：“皇上跟前呢？得宠的是谁？” 
　　“万岁爷跟前，没有什么特别得宠的。不过，”王得寿回头看了一下，放低了声音，“有个人，主子可得稍微留点儿神。” 
　　看他这种唯恐隔墙有耳的戒备神态，珍嫔倒吃了一惊，睁大了眼问：“谁啊？” 
　　“是乾清宫的首领太监，姓王，名叫王香，大家都叫他香王。他是…　。” 
　　王得寿突然顿住，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恐惧与失悔交杂，显然是发觉自己失言，不敢再往下说了。 
　　珍嫔当然不肯默尔以息，“你怎么不说完？”她追问着。 
　　“奴才是瞎说。”王得寿陪着笑，“主子别把奴才的话记在心上。” 
　　“不要紧，你尽管说。” 
　　“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奴才是胡言乱语，主子只当奴才什么都没有说。” 
　　居然赖得干干净净！珍嫔有着被戏侮之感，心中十分不悦。但刚刚进宫，似乎不便真的拿出“主子”的派头，追究个水落石出。而就此不闻不问，却又于心不甘。那么，该怎么办呢？她这样自问着。 
　　愣了一会，突生一计，随即冷笑一声，“你不说，随你！不过你要让我忘掉，那可是办不到的事。”她说，“过几天等我问王香自己就是。你下去吧！” 
　　说完，珍嫔亦即起身，连正眼都不看王得寿，打算往后而去。这一下，王得寿可吓坏了，赶紧喊道：“主子，主子，奴才有下情。” 
　　珍嫔站定了，回过脸来说：“我可不愿意听你吞屯吐吐的话。” 
　　“奴才全说。不过，奴才说了，主子得包涵奴才。不然，奴才一条命就不保了。” 
　　说得如此严重，珍嫔倒觉恻然，也谅解了他不敢轻易透露真情的苦衷，便放缓了声音说：“你是这里的人，我自然包涵你。可是，你也得拿真心出来才行。” 
　　“是！奴才不敢欺主子。”王得寿低声说道：“主子当心王香，他是老佛爷派在万岁爷跟前的坐探。” 
　　“坐探？”珍嫔困惑地问，“打探些什么呀？” 
　　“那就不知道了。”王得寿很吃力地说，“反正主子将来要见了王香，留点神就是。” 
　　“嗯，嗯！”珍嫔静静想了一会，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点点头说：“亏得你告诉我。我会留神，也不会说破。你很忠实，很好！以后就要这样子，听见了什么有关系的话，要赶快来告诉我。” 
　　“是！”王得寿觉得这位“主子”，年纪虽小，说话行事却很老练，便有了信心，也生出敬意，很诚恳地答道：“主子万安！奴才不帮着主子，可帮着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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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



　　一连三天，除了大婚礼成，加恩王公及内廷行走诸臣，颁发了四道上谕以外，皇太后与皇帝都不曾召见臣工。皇帝依旧每天侍奉慈禧太后在漱芳斋听戏，皇后与瑾珍两嫔，亦依旧各处深宫，要等二月初二，皇后朝见了皇太后，才能到各处走动。 
　　翊坤宫的两姊妹，一直没有见过皇帝。珍嫔还在待年，瑾嫔亦未能与皇帝同圆好梦。王得寿倒是每天都悬着心在等待，怕皇帝会突然驾临。这样到了月底，估量皇帝在这三天之中，是决不会到翊坤宫来了，因为归政大典期前，皇帝亲祭社稷坛，必须斋戒三天，独居毓庆宫西的斋宫，决不能召幸妃嫔。 
　　那知就在这一天宫门将要下钥之时，敬事房总管匆匆赶了来通知：皇帝驾临翊坤宫，瑾嫔和珍嫔大妆朝见。 
　　这一下让王得寿慌了手脚，一面禀报两位主子，一面传召宫女，伺候大妆。先穿香色龙纹朝袍，再穿下幅“八宝立水”，两肩前后绣正龙的朝褂，披上金约，挂上珊瑚朝珠，最后戴上朱纬薰貂，满镶珠宝的朝冠，另外还要配上各项首饰。 
　　手忙脚乱地刚刚穿戴整齐，已听见宫门外有“起——起——”的响声，知道皇帝快到了。 
　　“赶紧吧！”瑾嫔慌张地问，“我的手绢儿呢？” 
　　“不慌，不慌！”最年长的那宫女，名叫翠喜，见多识广，比较从容，“来得及，来得及！” 
　　果然来得及。因为皇帝驾临，有一定的仪注，嘴里不断发出“起——起——”声响，警告闲人回避的是敬事房的太监，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并排走在两侧，任务是察看道路，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及早戒备。 
　　然后，又隔一二十步远，才是皇帝的软轿，走得极慢。所以等先行的敬事房太监到了翊坤宫，瑾珍两嫔出规，也还不迟。 
　　这是第一次觐见皇帝，依照正式的仪注，得在宫门跪接，同时应该报名。等皇帝软轿进宫，方始跟随在后，进入正跟朝见。 
　　行过三跪九叩的大礼，只听皇帝说道：“起来吧！” 
　　“是！”瑾嫔答应一声，站起身来，珍嫔跟着姐姐一起行动，只比她姐姐胆大，站起身子，大大方方地看了皇帝一眼。 
　　反而是皇帝，倒有些腼腆，不由自主地将视线往旁边一避，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瑾嫔。 
　　瑾嫔端庄大方，而且谨守礼法，此时垂着手也垂着眼，因此能让皇帝从容平视。不能只看不说话，皇帝问道：“你住在那儿？” 
　　“奴才住东厢庆云斋。” 
　　“喔！”皇帝说道，“皇太后前年在那里住过。” 
　　前年因为修理储秀宫，慈禧太后一度移居于此，住虽不久，事先一样大事修葺，珍嫔便即说道：“怪不得，东厢比西厢新得多了。” 
　　这很平常的的一句话，在此时此地便觉得不平常。宫中规制严格，尤其是在皇太后、皇帝面前，决不能胡乱答话，而珍嫔竟仿佛是在自己家里那样，想到就说，毫无忌惮，以致瑾嫔不安，下人诧异，而皇帝却有新奇之感。 
　　“这样说，”皇帝看着珍嫔问，“你是住西厢？” 
　　“是！奴才住西厢道德堂。” 
　　“翊坤宫倒来过好几回，从没有到过道德堂，我上你那里看看去。” 
　　“是！”珍嫔答应着，“奴才领路。” 
　　照规矩，该由王得寿侧着身子领路，而珍嫔以意为之，不循法度，却拿她无可奈何。因为皇帝并没有发话，同时她做得那么自然，潇潇洒洒地，不即不离的行动，并不能使人觉得她不对。 
　　就这一下，将那些刻板的规矩都打破了。王香和王得寿还有敬事房的太监，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到道德堂院子里，都站住了脚，眼看珍嫔在前，皇帝居中，瑾嫔在后，陆陆续续进了屋子，打门帘的宫女，将棉门帘一放，内外隔绝，只有守在外面待命的份儿了。 
　　而皇帝却觉得很舒服，他是第一次摆脱了寸步不离左右的那些执事太监，有着解除了束缚的轻松之感，很随便地就坐了下来。 
　　“皇上请上坐！”珍嫔请个安说。 
　　上面是炕床，宜于躺而不宜于坐，坐着两面临空，不如在椅子上靠着舒服，皇帝便即笑道：“就这儿很好。你倒碗茶我喝！” 
　　皇帝到那里都带着专用的茶具，当初防微杜渐，恐怕有人下毒，所以派专人伺候，久而久之，形成规制，太监宫女无不清楚。因此，有宫女便待传谕“进茶”，却为皇帝拦住了。 
　　“别叫他们！”皇帝对那宫女说，“把你们主子喝的茶，倒一碗我喝！” 
　　“奴才喝的是菊花茶。”珍嫔答说，“只怕皇上喝不惯。” 
　　“菊花茶消食败火，很好。” 
　　于是珍嫔亲自去泡了一碗菊花茶，捧到皇帝面前。滚水新沏，茶还烫得很，口渴的皇帝却有些忍不得了。 
　　“太烫！有凉一点儿的没有？” 
　　“凉的是奴才喝残了的，可不敢进给皇上。要不……，”珍嫔用手指扶着太阳穴，偏着头想了一下，然后一掀眉说，“有了，对一点儿蜜水吧！” 
　　语音清脆，真有呖呖莺声之感，加上她那娇憨的神情，皇帝未曾饮蜜，便已甜到心头。而珍嫔却不待他置可否，已经扭转腰肢，捧来一个青花小瓷缸，里面是调淡了的蜜水。这时瑾嫔也帮着动手，逼出盖碗中的茶汁，对上三分之一的蜜水，珍嫔接了过来，抽手绢拭净杯沿的茶渍，方始双手捧上。 
　　“挺香的！”皇帝喝了一口，又喝一口，接连不断地，很快地喝了一半，“回头你说给他们，以后也照这个样子伺候菊花茶。” 
　　“是！”瑾珍姐妹同声答应。 
　　“去年我嗓子不舒服，也喝菊花茶，觉得不如这个好。” 
　　“这菊花是杭州来的。” 
　　“喔，”皇帝想到了，“必是长善给你捎来的。是吗？” 
　　“是。”珍嫔戚然，“是奴才伯父给的。菊花到，出缺的电报也到了。” 
　　“长善可惜！”皇帝安慰她说，“他的儿子很好，志锐是长善的儿子吗？” 
　　“不是！是奴才大伯父长敬的儿子。”珍嫔答说，“奴才二伯父当广州将军的那几年，志锐一直在广州读书。” 
　　“都说长善在广州的时候，风雅好客，很有些有才气的，在他那里。倒是些什么人呀？” 
　　“有奴才的老师文廷式，他的才气最大。” 
　　“是你的老师？”皇帝觉得很新奇似的，转脸问瑾嫔，“也是你的老师吗？” 
　　“是。” 
　　皇帝看看她们姊妹俩，十五岁的瑾嫔，已有大人的模样，十三岁的珍嫔，稚气多少未脱，不象是肚子里有墨水的，所以又问：“那姓文的教了你们几年书？” 
　　“不过一年多。”瑾嫔唯恐皇帝考问，赶紧声明，“奴才姊妹，不过跟着文先生认几个字，不敢说是读书。” 
　　“名师必出高徒，姓文的既有才气，想来你们的书，一定也读得很好。”皇帝接下来问：“当时还有些什么人？” 
　　“有于式枚，他是广西人，跟志锐都是光绪六年的翰林。 
　　还有梁鼎芬……。” 
　　‘喔，梁鼎芬，我知道。是参李鸿章的！” 
　　“是。” 
　　“他革职以后，在干什么？” 
　　“在广州。张之洞请他在广雅书院讲学。” 
　　“于式枚呢？” 
　　“听说在北洋幕府里。” 
　　“姓文的点了翰林没有？”皇帝想了一下，“姓文的翰林，有个文治，是旗人啊！我记不得汉人有姓文的翰林。” 
　　“他不是翰林，是光绪八年北闱的举人，中了举就丁忧，到光绪十二年才会试，没有考上。”珍嫔很认真地说，“考不上不是他的学问不好，决不是！” 
　　看她那唯恐他人不信的神情，皇帝觉得天真有趣，不由得就笑出声来，“我知道你那老师是才子。”皇帝是抚慰的语气，“几时倒要看看他的文章。” 
　　“奴才这里有他的诗稿。” 
　　“好啊！拿来我看看！” 
　　珍嫔答应一声，立刻就去开抽斗，却又临事踌躇，最后终于取来薄薄的一个本子，送到皇帝手上。 
　　“啊，是宫词！” 
　　听得这一声，瑾嫔脸上立即显得不安，但却无可奈何，她不能从皇帝手上去夺回那个本子，只微微向她妹妹瞪了一眼。 
　　“我带回去慢慢儿看。” 
　　皇帝起身离去，翊坤宫上上下下，跪送如仪。回进宫来，瑾嫔将珍嫔拉到一边，悄悄埋怨。 
　　“文先生的宫词，都是有本事在内的。你怎么随随便便送给皇上看！不怕闹出事来？” 
　　珍嫔也有些懊悔自己轻率，不过她向来好强，不肯认错，“皇上很厚道，很体恤人的。”她说，“决不会出乱子。” 
　　“皇上是不会。就怕别人见到了，传到……。”瑾嫔叹口气，不敢再往下说，甚至不敢再往下想。 
　　珍嫔也省悟了。那些宫词如果让慈禧太后见到了，一定会有祸事。可是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放出泰然的神色，笑笑不响。 

　　　　　　　　　　　※　　　　　　　 ※　　　　　　　　 ※ 

　　在斋宫中的皇帝，这夜有了一样很好的消遣，玩赏那本诗册。册子是用上好的连史纸装订而成的，朱丝界阑，一笔媚秀而嫩弱的小楷。可以想象得到，出于珍嫔的手笔。 
　　诗是二十一首七绝。题目叫做《拟古宫词》皇帝听翁同龢讲过，凡是“拟古”，往往别有寄托，可知这二十一首拟古宫词，就是咏的时事。这样一想，越有一种好奇的趣味，在灯下喝着茶，很用心地一句一句读： 
　　“钗工巧制孟家蝉，孤稳遗装尚俨然；何似玉梳留别谱，镜台相伴自年年。” 
　　皇帝有些失望，第一首就看不懂。姑且再往下念，念到第三首，非常高兴，到底明白了。 
　　“鼎湖龙去已多年，重见昭宫版筑篇；珍重惠陵纯孝意，大官休省水衡钱。” 
　　看到“惠陵”两字，通首可解。“惠陵”是指穆宗，那么“鼎湖龙去”当然也是指穆宗。“版筑”与“昭宫”连在一起用，自是指慈禧太后修西苑与颐和园，而用“重见”的字样，是说穆宗在日，曾有重修圆明园之议。 
　　这就是说，当年穆宗为了重修圆明园，数度微行，感染“天花”，竟致不寿，“鼎湖龙去”十来年，前事淡忘，深宫重见修园的烫样和图说。虽然有人谏阻，并且象阎敬铭那些大官，不肯动用部款，但穆宗当年为了颐养圣母而有重修圆明园诏旨的孝心，须当珍重，不该吝予拨款。皇帝记得“水衡钱”的典故出在《汉书》上，命小太监检书来看，《宣帝记》 
　　中果然有“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这句话。汉朝的“水衡都尉”掌管皇室私藏，“水衡钱”就好比如今内务府的收入，但是汉宣帝却用来为“陵户”起造住宅。相形之下，修禁苑就显得自私了。 
　　“果然是才子！这个典用得好！”皇帝轻声自语着，重新又讽咏了两遍，觉得就这二十八个字，比连篇累牍，义正辞严来谏止园工的奏折，更有力量。 
　　经此领悟，第二首也看得懂了。 
　　“内廷宣入赵家妆，别调歌喉最擅场；羯鼓花奴齐敛手，听人演说蔡中郎。” 
　　那是慈禧太后大病初愈时候的事。为了替她遣闷，内务府曾经传唤了“落子馆”的几个姑娘，在长春宫演唱“八角鼓”。为此惹得惇王大为不满，一天在内务府朝房午饭喝了酒，正好奉懿旨召见，便穿一件葛布小褂，将辫子盘在顶上，口中哼着“什不闲”小调，徜徉入殿。李莲英大惊失色，慈禧太后却无可奈何，说得一声：“五爷醉了！”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心知惇王谲谏之意，从此不再“听人演说蔡中郎”了。 
　　想到惇王的谲谏，皇帝又记起一件令人好笑而痛快的往事。一次惇王进献黄花鱼，而敬事房的太监有所需索，他便在召见时，亲自端了一盘鱼，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相问，惇王答道：“敬事房的太监要红包，不给不让送进来。臣没有钱，有钱也不能给他们，只好自己端了来。”慈禧太后大怒，将敬事房的太监，交付内务府杖责。 
　　都说惇王粗略不中绳墨，其实也是贤王。皇帝心里在想，慈禧太后在亲贵之中，亦唯有对惇王还有三分忌惮。如今一死，就更没有人敢在她面前直言切谏了。 
　　掩卷长叹，伤感了好一会，皇帝方始又翻开诗册来看，第六首也是很容易明白的。 
　　“千门鱼钥重严宸，东苑关防一倍真。廿载垂衣勤俭德，愧无椽笔写光尘。” 
　　这是颂扬慈安太后。从咸丰十一年垂帘到光绪七年暴崩，整整二十年。如果慈安太后在世，今日是何光景？颐和园会不会出现？都难说了。 
　　看到第十一首，皇帝入目心惊，这首诗可当作嘉顺皇后哀词。 
　　“富贵同谁共久长？可怜无术媚姑嫜！大行未入瑶棺殡，已遣中官撤膳房。” 
　　皇帝记不起嘉顺皇后是怎么一个样子了。这十来年也很少听人提到她。只隐约听说，嘉顺皇后是绝食而亡的，照这首诗看来，似乎不然。 
　　“大行”是大行皇帝的简称，指穆宗。“瑶棺”便是白玉棺，皇帝记得是《后汉书》中王乔的故事，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就曾借用“天降白玉棺”这个典故，暗喻世祖驾崩。世祖也是出天花而死的，所以文廷式用“瑶棺”的字样，更显得工稳，而隐指穆宗之崩，也就更无可疑了。 
　　殡是殡舍。这句诗是指明时间，穆宗初崩已殓，梓宫尚未移入景山寿皇殿以东的观德殿殡宫，“已遣中官撤膳房”，绝了皇后的饮食。照此看来，那里是嘉顺皇后绝食殉节，竟是为慈禧太后活生生逼死的。 
　　想到这里，皇帝不寒而栗，同时也不肯相信有这样的事。 
　　因而转脸吩咐伺候香案的小太监：“找张亦英来！” 
　　张亦英自然也是太监。这个太监的出身与众不同，原是秀才，乡试不第，下帏苦读，三年之后，又复入闱，场中十分得意，自觉下笔如有神助，得心应手，必中无疑。谁知第三场墨污了卷子，就此贴出“蓝榜”。张亦英愤而“自宫”，居然不死，却成了废人。他是定兴人，此地从明朝起就出太监，便有人援引他入宫，补上太监的名字，派在乾清宫伺候穆宗读书。 
　　光绪皇帝即位，张亦英仍旧在乾清宫当差。因为他是秀才出身，便无形中成了“谙达”，皇帝刚上书房的那两年，回宫温习功课，每每求助于张亦英。以后又成了皇帝闲谈的伴侣，宫中许多故事，皇帝都是从他口中听来的。 
　　此时奉召来到御前，皇帝率直问道：“当年嘉顺皇后是怎样故世的？” 
　　张亦英一愣，随即反问一句：“万岁爷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随便问问。你别管！你说就是了。” 
　　“嘉顺皇后……，”张亦英放低了声音说：“是吞金死的。” 
　　“怎么说是她绝食呢？” 
　　“其实绝食不绝食，根本没有关系。” 
　　“这话是怎么说？” 
　　“同治爷龙驭上宾，嘉顺皇后哭得死去活来，打那时候起，就不打算活了。那里还有心进饮食？” 
　　“饮食是有的？” 
　　“自然有的。”张亦英说，“后家也常常进食物。” 
　　皇帝一听这话，便立刻追问：“为什么后家要进食物？” 
　　张亦英毫无表情地答说：“那也是常有的事。” 
　　“总有点缘故吧？” 
　　张亦英不答。眼睛骨碌碌地转了两下，慢吞吞地答道： 
　　“奴才不知道有什么缘故。” 
　　这是有意不说。皇帝当然也知道他是谨慎。但以前对嘉顺皇后的故事，只是好奇，听完无非嗟叹一番，此刻却不知如何，特感关切，若不问明，竟不能安心。 
　　无奈张亦英已警觉到多言足以贾祸，越发装聋作哑。皇帝要想深入追问，却又苦于难以措词，只得作罢。 
　　再看下面一首： 
　　“锦绣堆边海子桥，西风黄叶异前朝；朱墙圈后行骙断，十顷荷花锁玉娇。” 
　　这首诗有确切的地名，皇帝读过《啸亭杂录》、《天咫偶闻》这些谈京师变迁及掌故的书，知道“海子桥”就是地安门外，什刹海上的三转桥，桥北不远就是恭亲王府，本来是和珅的府第。乾隆末年，皇子私议储位，皇十七子贝勒永璘表示：“天下至重，何敢存非分之想？只望有一天能住和珅的房子，于愿已足。”其后永璘同母的胞兄皇十六子受内禅，就是嘉庆。嘉庆四年太上皇帝驾崩，和珅随即遭祸，下狱抄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谣。而那座巨宅便赐给了已封为庆郡王的永璘。咸丰初年，方改赐恭王。 
　　但是玩味诗意，却又似别有所指。恭王近年固然韬光养晦，当政之日，亦未曾扩修府第，所谓“朱墙圈后行骙断”这句诗毫无着落。而且既是宫词，亦不应该谈藩邸之事。 
　　细想一想，或者是指拆迁蚕池口教堂，扩充西苑一事。三海在明朝称为“三海子”，又称“西海子”，海子桥大概泛指三海子的某一座桥。那一带本来是相当荒凉的，今昔相比，自是“西风黄叶异前朝。”一经拆迁蚕池口教堂，划入禁苑，行人不到，即所谓“朱墙圈后行骙断”。然则“十顷荷花”是写中南海的夏日风光，只不知“玉娇”指谁？皇帝想不懂。 
　　想得懂的是这一首： 
　　“九重仙会集仙桃，玉女真妃共内朝；末座谁陪王母宴？ 
　　延年女弟最妖娆！” 
　　这是指李莲英的胞妹，慧黠善伺人意，常常由慈禧太后召入宫来，一住十天半个月不放出去。去年慈禧太后万寿，召集宫眷赐宴，她居然亦敬陪末座，一时诧为异数。 
　　皇帝觉得这首诗中最有趣的是，将李莲英比作汉武帝朝的李延年，不但切姓，而且李延年父母兄弟，一门倡优，他本人又犯法受过腐刑，供职于狗监，与李莲英的身分相合。李延年善解音律，李莲英亦唱得极好的皮黄，其事相类。李延年有宠于汉武帝，则李莲英有过之无不及。文廷式将此二李相拟，巧妙之至。 
　　最巧的是，二李都有一个“妖娆女弟”。李延年的妹妹就是李夫人，病殁以后，汉武帝为她废寝忘食，召方士齐少翁来招魂，导致了汉武帝好祠祷之事，成为汉朝盛极而衰的原因之一。那么李莲英的妹妹会不会成为李夫人呢？ 
　　皇帝觉得这一自问，匪夷所思，实在好笑，随即抛开，看另一首，这首诗一开头就用的是汉武帝的故事。 
　　“金屋当年未筑成，影娥池畔月华生；玉清追著议何事？ 
　　亲揽罗衣问小名。” 
　　皇帝记得“影娥池”也是汉宫的池沼，便命小太监拿《三辅黄图》来看，果然在第四卷的“池沼门”中找到了。 
　　影娥池，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鹄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 
　　又是汉武帝的典故，衬托得“金屋”更明显了。武帝初封胶东王，喜爱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能得阿娇为妻，愿筑金屋以藏。这便是“金屋藏娇”这句成语的由来。武帝与阿娇是表兄妹，正跟皇帝与皇后叶赫那拉氏的情形相同。 
　　于是，皇帝由“影娥池”上，想起“亲揽罗衣问小名”的往事。那是在去年夏天，西苑扩修告成，慈禧太后在仪鸾殿避暑。有一天召集妃嫔宫眷在北海泛舟，正好皇后也在宫中，是随扈的一员，但并不在慈禧太后船上。 
　　皇帝是在瀛台附近的补桐书屋做完功课，随后赶了来的，遥遥望见一只大船，以为是慈禧太后的御舟，追上去一看，方知不是。而皇后却在船头跪接，皇帝与她虽是姑表兄妹，但清朝的规矩，不重外戚，所以他并未临幸过方家园舅家，而对这位表妹，亦只是在挑选秀女时识过面。此时似乎不能置之不理，所以亲自扶了她一把，也问了问她的小名。 
　　不想这段经过，也让文廷式知道了，而且赋入诗篇。他记得当时是下午两点多钟，不是黄昏，何来月华？所谓“月华生”，不过就影娥池这个典故描写而已。 
　　然而那第一句与第四句却颇使皇帝不快：“金屋当年未筑成”加上“亲揽罗衣问小名”的说法，似乎皇帝早就中意这位表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因此，皇帝就不想再往下看了。合上诗册，从头细想，由皇后想到德馨的女儿，再想到瑾珍姊妹，有着无可言喻的怅惘。 
　　慢慢心静下来了。可是其他的幻影消失，唯有珍嫔娇憨的神态，盘旋在脑际不去。 

　　　　　　　　　　　※　　　　　　　 ※　　　　　　　　 ※ 

　　第二天下午，皇帝再度驾临翊坤宫，这一次是在瑾嫔那里坐。 
　　“我看过了。”皇帝从袖子里抽出文廷式的诗册，递了给珍嫔，“诗笔是很好，有些才气。不过，道听途说，很多失实之处。” 
　　一听这话，瑾嫔先就害怕了，“文人喜欢舞文弄墨，不知道忌讳。”她说，“皇上不必理他。” 
　　“我可以不理，传到‘里头’，可就不得了啦！”皇帝向珍嫔说道，“你最好把它烧掉！” 
　　“是！”仍旧是瑾嫔回答：“奴才姊妹遵旨。” 
　　皇帝还待有话要说，但见门帘掀动，随即喝问：“是谁？” 
　　“是奴才！”王香掀帘而入，请个安说，“老佛爷宣召，这会儿在储秀宫。请万岁爷的示下。” 
　　明为请示，其实是催促。皇帝顾不得再多说什么，随即穿由翊坤宫后殿，很快地到了储秀宫。 
　　“这儿有两个奏折，你看看！”慈禧太后平静地说，“从后天起，千斤重担都在你一个人肩上，我就知道，必有这些花样。” 
　　是何花样？皇帝无从揣测。但听慈禧太后的语气，却不能不有所警惕，所以将奏折看得很仔细。 
　　第一个折子是吏部的复奏，解释关于屠仁守“以补官曰革职留任”一事，所谓“开去御史，另行办理”，是应该先行文都察院，提出补用为屠仁守遗缺山西道监察御史的人选。然后，屠仁守改用为六部的司员，同时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这样处置，皇帝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对。御史与司员，品级相近，而身分大不相同，屠仁守建言不当，不教他再负言责，这个处分，顺理成章。而况调了司员，也还须“革职留任”，处罚已经很重了。 
　　话虽如此，慈禧太后的意向不明，不便贸然发言，皇帝便先搁了下来，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奏折是去年七月刚调补了河道总督的吴大澂所上。皇帝一看事由是：“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心里便是一跳，看得也越仔细了。 
　　奏折中一开头先称颂醇王，说他“公忠体国，以谦卑谨慎自持，创办海军衙门各事宜，均已妥议章程，有功不伐，为天下臣民所仰望。”然后提到醇王的身分：“在皇太后前则尽臣之礼，在皇上则有父子之亲。” 
　　这句话又使得皇帝一震，但不能不出以镇静，往下读到“我朝以孝治天下，当以正名定分为先。凡在臣子，为人后者，例得以本身封典，貤封本生父母。此朝廷锡类之恩，所以遂臣子之孝思至深且厚。属在臣工，皆得推本所生，仰邀封诰； 
　　况贵为天子，而于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礼。” 
　　话是说得不错，可是天子与臣子，何得相提并论？臣子貤封父母，连象赫德这样的客卿，都可锡以三代一品封典，而皇帝的本生父，不能也尊以皇帝的大号，不然岂不是成了太上皇帝？ 
　　皇帝知道，犯讳的事出现了！不自觉地偷觑了一眼，只见慈禧太后在闭目养神，脸色虽很恬静，却别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态。因而越发小心。 
　　再看下去，是引用孟子“圣人人伦之至”的话，认为“本人伦以至礼，不外心安理得。皇上之心安，则皇太后之心安，天下臣民之心，亦无不安。”皇帝觉得正好相反，这个奏折上得令人不安，且再看了再说。 
　　这下面的文章就很难看了，考证宋史与明史，谈宋英宗与明世宗的往事，紧接着引用乾隆《御批通鉴辑览》中，关于宋英宗崇奉本生父的论据，作了一番恭维。 
　　乾隆雄才大略，而身分与常人不同，所以论史每有无所忌讳的特殊见解。对于明朝的“大礼议”，认为明世宗要推尊生父，本属人子至情，臣下一定要执持宋英宗的成例，未免不近人情，说是世宗对本生父兴献王，“以毛里至亲，改称叔父，实亦情所不安。”因此，乾隆认为在群臣集议之初，就早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让世宗对生父能够稍申敬礼，略尽孝意，则张锺、桂萼之流，又那里能够针对世宗内心的隐痛，兴风作浪？这意思是能一开头就让世宗追尊生父为兴献皇帝，使他尽了人子之礼，就不会有以后君臣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掀起弥天风波。 
　　吴大澂引用乾隆的主张，自以为是有力的凭借，振振有词地说：“圣训煌煌，斟酌乎天理人情之至当，实为千古不易之定论。本生父母之名不可改易，即加以尊称，仍别以本生名号，自无过当之嫌。” 
　　看到这里，皇帝大吃一惊，警觉到自己必须立刻有个严正的表示，否则不仅自己会遭受猜忌，而且亦将替生父带来许多麻烦。 
　　“吴大澂简直胡说。”皇帝垂手说道：“儿子想请懿旨，把他先行革职拿交刑部治罪。” 
　　“也不必这么严厉。把事情弄清楚了，让普天下都明白，如今究竟是谁当皇帝，将来又是该谁当皇帝，这才是顶顶要紧的事。”慈禧太后接着又说：“我倒问你，你看吴大澂的议论，错在那儿？” 
　　“不但错，简直荒谬绝伦。”皇帝答道：“高宗纯皇帝的本意，兴献王已经下世，尊为皇帝，加上徽称，不过是一个虚的名号，无害实际。如果明世宗入承大统，而兴献王在世，纯皇帝一定不会发这么一个议论。” 
　　“对了！”慈禧太后点点头：“吴大澂的意思，要大家会议醇王的称号礼节。我就想不明白了，已经是亲王了，还能改个什么称号，真的当太上皇帝？那一来，该不该挪到宁寿宫来住？我呢，莫非还要三跪九叩朝见他？” 
　　这话其实是无须说的，而慈禧太后居然说了出口。虽是绝无可能的假设之词，听来依然刺耳惊心，皇帝不由得就跪下了。 
　　“那是万万不会有的事。吴大澂太可恶了，说这么荒唐的话，非重种治他的罪不可。” 
　　皇帝是这样愤慨的神色，慈禧太后当然觉得满意，却还有些不放心，因为她很有自知之明，皇帝对自己一直是畏惮多于敬爱。这时候看来很着急，过后想想，或许会觉得吴大澂的话，不无可取。总要让他知道，这件事铁案如山，醇王不管生前死后，永远是亲王的封号，才能让皇帝真正死了那条心。 
　　这样想停当了，她和颜悦色地说：“你起来。我知道你很明白事理。不过，当初为了你的继统，闹成极大的风波，甚至还有人不明不白送了命，只怕你未必知道。” 
　　这是指光绪五年穆宗大葬，吏部主事吴可读奉派赴惠陵襄礼，事毕在蓟州三义庙，服毒毕命，作为尸谏，遗疏请为穆宗立后一事。那时皇帝只得九岁，仿佛记得慈安太后一再赞叹：“吴可读是忠臣！”而慈禧太后却说：“书呆子可怜！”除此以外就不甚了然了。 
　　此时听慈禧太后提到，便即答道：“当时吴可读有个折子，儿子还不曾读过，倒要找出来看一看。” 
　　“原来你还不曾看过这个折子？”慈禧太后讶然地：“毓庆宫的师傅们，竟不曾提过这件事？” 
　　“没有。” 
　　“那就奇怪了！这样的大事，师傅们怎么不说？”慈禧太后随即喊一声：“来人！” 
　　进来的是李莲英，他一直侍候在窗外，约略听知其事，却必须装作不知道，哈着腰静等示下。 
　　“你记得不记得，光绪五年，吴可读那一案，有好些奏折，该抄一份存在毓庆宫，都交给谁了？” 
　　“敬事房记了档的，一查就明白。” 
　　“快去查！查清楚了，把原件取来。” 
　　“是！” 
　　等李莲英一走，慈禧太后便又问：“本朝的家法，不立太子，你总知道？” 
　　“是！” 
　　“所以吴可读说要给穆宗立后，其中便有好些难处。吴可读奏请将来大统仍归承继穆宗的嗣子继承，就等于先立了太子，岂不是违背家法？” 
　　“是。” 
　　“现在我又要问你了，你知道天下是谁的天下？” 
　　问到这话，过于郑重，皇帝便又跪了下来。他不敢答说“是我的天下”，想了想答道：“是太祖皇帝一脉相传，先帝留下来的天下。” 
　　这话不算错，但慈禧太后觉得语意含混，皇帝还是没有认清楚他自己的地位，随即正色说道：“天下是大清朝的天下，一脉相传，到了你手里，是你的天下，将来也必是你儿子的天下，这是一定的。可有一层，你得把‘一脉相传’四个字好好儿想一想，本来是传不到你手里的，你是代管大清朝的天下，将来一脉相传，仍旧要归穆宗这一支。你懂了吧？” 
　　皇帝细想一想，明白而不明白，所谓仍旧要归穆宗这一支，是将来将自己的亲子继承穆宗为嗣子，接承大统这是明白的。然而嗣皇帝称穆宗，自是“皇考”，那么对自己呢？作何称呼？这就不明白了。 
　　眼前只能就已明白的回答：“将来皇额娘得了孙子，挑一个好的继承先帝为子，接承大统。” 
　　“对了，正就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说道，“将来继承大统的那一个，自然是兼祧，不能让你没有好儿子。” 
　　“是！”皇帝磕一个头，“谢皇额娘成全的恩德。” 
　　“这话也还早。”慈禧太后沉吟着，仿佛有句话想说而又觉得碍口似的。 
　　“快起来。” 
　　慈禧太后俯下身子，伸出手去，做个亲自搀扶的姿态。皇帝觉得心头别有一般滋味，捧着母后的手，膝行两步，仰脸说道：“儿子实在惶恐得很！只怕有负列祖列宗辛苦经营的基业，皇额娘多年苦心操持，今日之下，付托之重。儿子的才具短，没有经过大事，不知道朝中究竟有什么人可以共心腹？如今象吴大澂之类，抬出纯皇帝的圣训来立论，儿子若非皇额娘教导，一时真还看不透其中的祸机。儿子最惶恐的，就是这些上头，将来稍微不小心，就会铸成大错，怎么得了？”“大主意要自己拿，能识人用人，就什么人都可以共心腹。不然，那怕至亲，也会生意见。”慈禧太后安慰他说，“你放心吧，我在世一天，少不得总要帮你一天，有我在，也没有人敢起什么糊涂心思。” 
　　“是！遇有大事，我自然仍旧要秉命办理。怕的是咫尺睽违，有时候逼得儿子非立刻拿主意不可，会把握不住分寸。” 
　　“这倒是实话。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形。”慈禧太后紧接着又说：“我教你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只有两个字：心硬！” 
　　“心硬？” 
　　“对了！心硬。国事是国事，家事是家事；君臣是君臣，叔侄是叔侄；别搅和在一起，你的理路就清楚了。” 
　　这两句话，在皇帝有惊心动魄之感，刹那间将多年来藏诸中心的一个谜解开了。他常常悄自寻思，满朝亲贵大臣，正直的也好、有才具的也好，为什么对慈禧太后那么畏惮，那么驯顺？而慈禧太后说的话、做的事，也有极不高明的时候，却以何以不伤威信，没有人敢当面驳正？就因为慈禧太后能硬得起心肠，该当运用权力的紧要关头，毫不为情面所牵掣，尤其是对有关系的人物，更不容情。象两次罢黜恭王，就是极明显的例子。 
　　如今对醇王应该持何态度？就在她秘传的这一“心法”中，亦已完全表明。皇帝确切体认到这一点，用一种决绝而豁达的声音答说：“儿子懂了，儿子一定照皇额娘的话去做。” 
　　“你能懂这个道理，就一定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做皇帝说难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总在往远处、大处去想。时时存着一个敬天法祖的心，遇到为难的时候，能撇开一切，该怎么便怎么，就决不会出大错。” 
　　“是！”皇帝问道，“儿子先请示吏部这个奏折，该怎么办？” 
　　“屠仁守的折子，我留着好几件，他的话说得不中听，却不是有什么私心，照我的意思，原可以不理他。不过他们有意见，就仍旧交给他们去拟吧！” 
　　“他们”是指军机大臣。皇帝便在奏折上用指甲画了个“交议”的掐痕，放在一边，再议论吴大澂的奏折。 
　　这时李莲英已经从毓庆宫将抄存的奏折取来，却不捧到皇帝面前，只来回一声：“请万岁爷看折。” 
　　皇帝看折，通常在两处地方，不是在养心殿西暖阁，便是就近在慈禧太后寝宫的书斋，这间书斋设在后殿西室，名为猗兰馆。李莲英亲自引导入座，吩咐宫女奉上一碗茶，摆上几碟子皇帝喜爱的苏式茶食，然后悄悄退了出去，轻轻带上房门。 
　　皇帝坐下来揭开紫檀书案上的黄匣子，但见黄丝绦束着一叠文件，最上面的一份，红底黄绫装裱的封面，大书“懿旨”二字。揭开来一看，用“廷寄”的格式，每面五行，每行二十字，端楷写着： 
　　“光绪五年四月初五日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系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冝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继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分，存毓庆宫。” 
　　接下来看抄件，第一通是那年闰三月十七的谕旨，命群臣廷议吴可读的原折。这个原折，已无法得见，皇帝所看到的是抄件，字迹端正，笔姿饱满，当然不能显示吴可读绝命之顷，以泪和墨的悲惨景象。然而想到以皇帝的家务，而竟有人不惜一死建言，这份赤忱，实在可敬，因而肃然默诵，一个字都不敢轻易放过。 
　　一读再读，方始明白，吴可读是怕帝系移到醇王一支，而在这移转之间，有人想以拥立取富贵。所以，最要紧的一句话，还不是“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而是下面的：“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 
　　这是吴可读的过虑吗？吴大澂的奏折，就是“异言”的开端吗？皇帝一时想不明白。喝着茶，怔怔地在思索。 
　　突然有声音打破了沉寂，回头一看，是李莲英正推开了门，门外是慈禧太后。皇帝急忙起身，亲自上前搀扶。 
　　慈禧太后就在皇帝原来的座位上坐下，看一看桌上的抄件问道：“都看完了？” 
　　“还没有。只看了吴可读的一个折子。” 
　　“唉！”慈禧太后微喟着：“都是姓吴！” 
　　言外之意是，同为姓吴，何以贤愚不肖，相去如此之远？这也就很明显地表示了慈禧太后的态度，对于吴大澂一奏，深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也就是对醇王存着极重的猜忌之心。 
　　这固然是皇帝早就看了出来的事，然而慈禧太后却从来没有一句话，直接表示对醇王有所防范。皇帝觉得这种暧昧混沌的疑云，如果不消，将来的处境，便极为难。不仅自己会动辄得咎，甚至深宫藩邸之间，隔阂日深，更非家国之福。 
　　因此，皇帝脱口说道：“儿子奇怪，当时醇亲王何以没有奏折？”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深看了他一眼，不断地慢慢点头，呈颇为嘉许的神态，“你这话问在关键上。事理上头是长进了！”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李莲英说：“去！把我梳妆台右首第一个抽斗里面的那只小铁箱拿来。” 
　　“是！” 
　　等李莲英一走，慈禧太后向皇帝又说：“醇亲王当时卷在漩涡里头，不便说什么。好在他早就说过了，等李莲英一回来，你就知道了。” 
　　李莲英来得很快，携来一具极其精致的小铁箱，镀金凿花，是英国女皇致赠的一只首饰箱，有锁而无钥匙，跟保险箱一样，用的是转字锁。慈禧太后一面思索，一面亲手拨弄，左转右转转了好半天，到底将箱子打开了。 
　　“你看吧！”慈禧太后说，“没有吴大澂奏折，今天我还不会给你看。最好你永远不必看，太平无事。” 
　　皇帝悚然、肃然地接过来，翻开一看，是醇王的奏折，于是先看折尾，日期是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是十四年前的话。 
　　“你念一念，我也再听听。” 
　　“是！”皇帝不徐不疾地念： 
　　“臣尝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 
　　读到这里，皇帝不由得就停了下来，因为这是醇王开宗明义，有所主张。而提到旁支入承大统，不是谈宋英宗的“濮议”，就是论明世宗的“大礼议”，不知道还有宋孝宗的故事。 
　　皇帝只记得由宋孝宗开始，宋朝的帝系复归长房，也就是由太宗转入太祖一系。孝宗为太祖幼子秦王德芳之后，生父名叫子偁，如何得封秀王，可就记不起来了。 
　　“你怎么不念了？”慈禧太后问。 
　　“儿子在想，秀王子偁是怎么回事？”皇帝答道，“儿子念《宋史》，倒不曾注意。” 
　　“我告诉你吧。”慈禧太后身子往后靠一靠，坐得更舒服，双手捧着一杯茶，意态悠闲地说：“大宋天下是赵匡胤的天下，赵光义烛影摇红，夺了他哥哥的基业，所以金兵到开封，二帝蒙尘，子孙零落。这是报应！” 
　　皇帝读过《宋史纪事本末》，对于这段所谓“金匮之盟”的史实，记得很清楚。当时杜太后本乎国赖长君的道理，遗命定下大位继承的顺序，兄弟叔侄，依次嬗进。赵光义兄终弟及之后，应该传位魏王廷美，再传位燕王德昭，天下复归于太祖的子孙。结果是赵光义背盟，六传至徽宗而有金兵入寇，国破家亡之祸。时隔一百五十年，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如今为慈禧太后轻轻一句“这是报应”而绾合在一起，皇帝不由得心头一震，泛起了天道好还，报施不爽的警惕。 
　　“宋室南渡，高宗只有一个儿子，三岁的时候，得了惊风，小命没有能保住，高宗从此绝嗣。那时候，吴后从江西到杭州行在，得了一个怪梦，”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是个什么怪梦？没有人知道。想来总不外乎因果报应，梦中示警，倘或高宗不能悔悟，为他祖宗补过，一定还有大祸。这个怪梦，吴后说了给高宗，高宗就决计拿天下还给太祖的子孙。降旨访求太祖的子孙，第一要‘伯’字辈，就是高宗的侄子；第二要七岁以下；第三要贤德。结果初选选了十个，复选选了两个，一个胖、一个瘦。胖的是福相，自然占便宜。” 
　　“那就是孝宗？” 
　　“不是！”慈禧太后喝口茶，极从容地往下讲：“瘦的赏了三百两银子，已经要打发走了，高宗忽然又说‘再仔细看看！’就再看。两个人并排站在那儿，有只猫从他们脚下过，瘦的不理，胖小子淘气，一脚就踹了去，这一脚把他的皇帝给踹掉了。” 
　　“怎么呢？”皇帝兴味盎然地问。 
　　“这就叫‘观人于微’。”慈禧太后略略加重了语气，使得这句话带着一种训诲的意味。接着又说：“离宗当时便跟左右说：‘这只猫偶尔走过，又不曾碍着他什么，干吗踢它？本性这么轻浮，将来那能治理天下？’就把瘦的给留了下来，这才是宋孝宗。现在要讲孝宗的父亲，就是封秀王的子偁” 
　　子偁是高宗的族兄。徽宗宣和元年，宗室“舍试”合格，调补“嘉兴丕”，这年生子，取名伯琮，就是后来的孝宗。伯琮被选入宫教养，子偁父以子贵，但也不过升到五品官，十几年之后病故。其时伯琮已受封为普安郡王，子偁恩赠为太子少师。普安郡王被立为太子，子偁才追封为王，因为嘉兴又称秀州，所以封为秀王。 
　　“后来高宗内禅，孝宗做了皇帝。秀王是他生父，不也该追尊为皇帝吗？”慈禧太后深深看了皇帝一眼，似乎咄咄逼人地等着答复。 
　　皇帝最畏惮她这样的眼色，自然而然地将头低了下去，默念着醇王奏折上的那句话：“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恍然大悟，醇王自愿地表示，他决无非分之想。 
　　既然自己父亲有此意向，而且醇亲王的封号，眼前也决无更改的可能，那就聪明些吧！皇帝这样在想。 
　　“无论国事私恩，从那一方面看，都以不改王封为是。” 
　　“噢，”慈禧太后似有意外之感，“你好象很有一番大道理可以说？” 
　　“是！儿子也不敢说是大道理。”皇帝答道，“论私恩，孝宗七岁入宫蒙高宗教养成人，这番抚育深恩，自然永永记在心头，而况又付托大位？裁成之德，过于生父。当时高宗内禅，退归德寿宫，如果孝宗追尊秀王为皇帝，称为‘皇考’，岂不伤老人之心？” 
　　“嗯，这是私恩。国事呢？” 
　　“宋室南渡，偏安之局，凡事以安静为主。如果追尊秀王为皇帝，于礼未协，必有人上书争辩，就象英宗朝的‘濮议’那样，自非国家之福。” 
　　慈禧太后静静听完，脸上浮现出恬恬的神色，“你说的道理很透彻。如今真该以国事为重！”她说：“你再往下念，听听你‘七叔’说的道理。” 
　　于是，皇帝接着念醇王的奏折： 
　　“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抵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虽立心正大，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 
　　“也不多。”慈禧太后突然插进来说：“如今只有吴大澂一个。他拿乾隆圣谕作挡箭牌，你能说他不是‘庄论’吗？真亏得你七叔见得到，早有这么一个折子，可以塞他的嘴。你再念！我记得这就该提到你了。” 
　　慈禧太后没有记错，下面正是提到皇帝入承大统之事： 
　　“恭维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至隆极盛，旷古罕觏。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之徒，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徒滋多事矣！” 
　　念到这里，皇帝想起张璁六年功夫由一名新进士当到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的故事，不由得憬然自警，特地停下来说道：“儿子不会听那些‘危言’的！” 
　　“原要你心有定见。”慈禧太后不胜感慨地说：“不想草茅新进倒都安分，做了几十年官的，反而这么飞扬浮躁。” 
　　这是指责吴大澂。皇帝停了一下，见慈禧太后别无议论，便又往下念： 
　　“合无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亲亲政时，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 
　　千秋万载勿再更张。” 
　　醇王的建议，不仅止此，还有更激切的话： 
　　“如有以宋朝治平、明朝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是不但微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所有微臣披沥愚见，豫杜金壬妄论缘由，谨恭折具奏，伏祈慈鉴。” 
　　原奏是念完了，因为内有“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的话，所以皇帝接下来便请示，除了宣示原折以外，是不是还要将吴大澂革职？ 
　　“不必！”慈禧太后的态度很平和，“本来我连这个折子都不想拿出来，如今看来，倒象你七叔不幸而言中了！既然吴大澂有那么一种说法，原折似乎不能不发抄。读书人看重的是声名，你七叔的折子一发抄，吴大澂也许自己就会告老了。” 

　　　　　　　　　　　※　　　　　　　 ※　　　　　　　　 ※ 

　　一夜过去，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最后一天，也是皇后初次朝见太后的一天，这天也是皇帝亲祭社稷的日子。内务府官员分几处照料，忙得不可开交，当然最要紧的是照料慈宁宫的典礼。 
　　皇后朝见太后的吉时，钦天监选定辰正，也正就是平时慈禧太后召见军机的时刻。为了不误吉时，只好提早跟军机见面，又为节省工夫，破例改在慈宁宫召见。 
　　这天必须请懿旨的，就只是与醇王有关的两个奏折。一个是吏部复奏处分屠仁守一案，孙毓汶秉承醇王的意思，决定严办。同时打击吏部尚书徐桐，为了报复他反对修建津通铁路。 
　　这个折子已经交议，所以先由礼王世铎出面复奏，“吏部办事，实在有欺蒙的嫌疑。奉旨交办事件，那可这样子敷衍？明明是有意包庇屠仁守。”他说：“臣等几个公议，屠仁守违旨妄言，过失不轻，吏部议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已嫌太轻。御史开缺之后，又不把应补什么官叙明。如果前一个折子奉准了，屠仁守不过由御史调为部员，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 
　　“屠仁守应该革职，永不叙用。吏部堂官交都察院议处，承办司员，查取职名，交都察院严议。” 
　　“这样的处分，不太重了些吗？” 
　　“皇太后明见，”世铎将孙毓汶教他的一番话说了出去，“皇太后听政，各部院不敢马虎，如今归政在即，不免松懈。 
　　皇太后如不为皇上立威，以后办事就难了。” 
　　这几句话说得笼统含混，但意思已很清楚。慈禧太后不愿在最后一天跟军机大臣的意见不合，便点沣头说：“好吧！ 
　　就照你们的意思，写旨来看。” 
　　处分了这一案，就要谈吴大澂的密折了。慈禧太后不即说破缘由，却先打听吴大澂的一切，第一是问他的官声如何？ 
　　礼王世铎心里奇怪，何以忽然问起吴大澂的官声，莫非有人参劾？河督虽是个肥缺，但郑州黄河决口，宽至五百五十余丈，朝命特派李鸿章主持修复，前后两年有余，耗费部款数百万，纵有经手人中饱，与吴大澂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是去年八月间才署理河督，秋汛以后，郑工合龙，去年年底实授河东河道总，赏加头品顶戴，不似会出什么差错。倘有差错，首当其冲的也是李鸿章与吴大澂的前任李鹤年。 
　　这样飞快地转完念头，便决定看醇王的面子，说几句好话，“吴大澂是肯做事的人，不怕难，不怕苦。”世铎说道，“操守也还靠得住，除了喜欢金石碑版之外，倒不曾听说他有喜欢别样。” 
　　“他跟醇亲王是不是常有往来？” 
　　吴大澂的奥援就是醇王，与李鸿章处得也很不坏，他之有今日，就是这两个人的力量。此为尽人皆知之事，但世铎却不肯实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一提到醇王与朝官名士结交的情形，便得谨慎，为了怕替醇王招来一个树党结援的名声。 
　　“奴才不甚清楚。”世铎这样答道：“纵有书信往还，想来谈的也是公事。” 
　　“那还罢了。如果吴大澂是受了醇亲王的好处，想有所报答，又不知道怎么样报答，随便上折子，那就不但他本人荒唐，也是害了醇亲王。”慈禧太后拿起吴大澂和醇王的两个折子，“你们看罢！” 
　　世铎接过来匆匆看完，为吴大澂捏了一大把汗，心里在想：这自然是为醇王“仗义执言”，却不想是中了醇王自己的“埋伏”。这反手一巴掌，打得可真不轻了。如今看样子是要预备一名河道总督接吴大澂的缺，大可以从中搞它一个大大的红包。倒想想看，谁是出手豪爽的人。 
　　他在打着趁机卖官鬻爵的算盘，慈禧太后却有些不耐烦了，催促着说：“你们是怎么个意思，尽管说，大家商量。” 
　　指是指的“大家”，包括平时常有献议的许庚身、孙毓汶在内，这时却都瞠然不知所对，因为吴大澂到底说了些什么？ 
　　毫无所知，所以一齐都望着世铎，等他发言。 
　　世铎觉得很难措词，定定神答道：“兹事体大，臣等不敢擅专。不过醇亲王用心正大，原折似乎可以即日宣示。” 
　　“那是一定的。”慈禧太后说，“吴大澂呢，既然引用了太爷爷的圣训，似乎不便有所处分。我想，他上折子的时候，大概就知道不妥，老早找好了挡箭牌。这块挡箭牌太大，还真拿他无可奈何。” 
　　“是！”世铎答应着，卖官鬻爵的念头，一下子冰凉了。 
　　慈禧太后口中的“太爷爷”指的是乾隆皇帝。吴大澂真是幸亏用了这块挡箭牌，才得免予严谴，同时军机处拟上谕，也就不便公然斥责。 
　　即令如此，上谕连同醇王的原折一起明发，士林已经大哗，出身苏州府的大官，如潘祖荫、翁同龢等等，更有面上无光，在人面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因为上谕中“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后此邪说竞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钞。嗣后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的话，固然是视吴奏为希宠的邪说，而醇王的原奏，“如有以宋治平、明嘉靖等朝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以及“豫杜金壬妄论”等等措词，更如指着吴大澂的鼻子痛骂。这在下僚尚且难堪，何况是一品大员，而且是翰林出身的一品大员？ 

　　　　　　　　　　　※　　　　　　　 ※　　　　　　　　 ※ 

　　从二月初三起，是一连串的庆典。首先是亲政受贺，第二天是大婚受贺。都是皇帝先率王公百官在慈宁宫外向皇太后行了礼，然后在太和殿受贺。当然，醇王是奉懿旨不必随班行礼的。 
　　两天受贺礼成，都要颁发喜诏，也是恩诏，但恩典不同，亲政“特沛恩施，以光巨典”，重在旌晋赦罪，与民更始。大婚的“光昭庆典，覃被恩施”，比较实惠，从亲王福晋到二品以上大员的命妇，俱加恩赐。民间高龄妇女而孤贫残疾，无人养赡者，由地方官加意抚恤，以及犯罪妇女，除十恶及谋杀故杀不赦外，其余一概赦免。这都不在话下，最大的恩惠是各省民欠钱粮，由户部酌核，奏请蠲免。八旗绿营兵丁，赏饷一月。会试、乡试，以及各地贡生名额，都酌量增加。“誊黄”贴处，欢声雷动，真个喜气洋洋了。 
　　但是，皇帝却累倒了。二月初五一早起身，便说头晕，接着是吐黄水，只嚷着“胸口不舒服”。 
　　于是，御前大臣急忙传召御医，一面到储秀宫奏报慈禧太后。 
　　“怎么？”慈禧太后诧异，“好端端地病了？” 
　　“那是累的，息一会就不碍了。”李莲英自是找安慰的话说。 
　　“今天不是赐宴吗？定在什么时候？” 
　　“午正。” 
　　这还不要紧。这天午正赐宴后父桂祥及后家亲族，王公大臣，奉旨陪宴，早在上个月就曾演过礼，慈禧太后对这一可为母家增光的盛典，自然希望顺利进行。所以一遍、一遍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去探问皇帝的病情。 
　　到了十点多钟，文武百官陆续入朝，桂祥也抽足了鸦片，另外带上一盒烟泡，早早进宫，在内左门东面的侍卫值宿之处，精神抖擞地与一班年轻的贝勒、贝子在大谈养鸽子的心得。 
　　桂祥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既无威仪，更无见识，实在一无所长，只是他的际遇特佳，姐姐是太后，女儿做皇后，又是醇王的舅爷，才能与王公大臣，平起平坐。只是老一辈的，看在慈禧太后的份上，虽心薄其人，不能不保持相当的礼遇，少年亲贵不大理会人情世故，不免就出以狎侮了。 
　　最喜欢拿桂祥取笑的，是惇王的次子，郡王衔的贝勒载漪，不过这天不在场，因为惇王薨逝不久，热丧之中，不入内廷。其次是肃亲王隆懃的长子善耆，最近赏给头等侍卫，挑在乾清门当差，生性豁达诙谐，开玩笑谑而不虐，所以桂祥跟他在一起，虽有时不免受窘，却仍旧乐与亲近。这天正因为善耆在乾清门值班，才特地到这里来坐的。 
　　正谈得热闹的时候，有人掀帘子探头进来，大声说道： 
　　“蒙古王公都散出去了！筵宴停了。” 
　　听得这话，一屋子的人都站了起来，相顾愕然，而桂祥的脸色，立刻便很难看了，“别是开玩笑吧？”他说，“好端端的，怎么说停就停呢？刚才那人是谁？” 
　　善耆答说：“是个二等‘虾’。”满洲话侍卫叫“虾”。这个“虾”很老实，向来不说瞎话，善耆拍拍桂祥的肩，“一定有什么缘故在内，我替你去打听。” 
　　一出门就遇见世铎的儿子辅国公诚厚，他新近挑在“御前行走”，正是为此事来传旨。 
　　“伯王让我来通知承恩公，奉皇上面谕：赐宴停止。桌张让大家分着带回去。” 
　　“是、是为什么呢？你问了没有？” 
　　“问了。伯王说，皇上刚服了药，要避风，不能到前殿。 
　　这话，如果承恩公不问原因，就不必说。” 
　　“那奇了。圣躬果然违和？”善耆问道：“传召御医，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我就说不上来了。圣躬违和是不假。”诚厚说，“我算传过旨了，交代给你吧！” 
　　“好！交代给我。”善耆走近两步，将声音放得极低，“到底是为了什么？” 
　　诚厚不即答话，四顾无人，方始以同样低微的声音答道：“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那话靠得住，靠不住，只当闲聊，听过就丢开，别往心里搁…　。” 
　　“得，得！”善耆忍不得了，“我懂，你就快说吧！” 
　　“说是不知道什么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一句，今儿本应当是‘会亲’，王公百官都到齐了，就是七爷不能露面，未免美中不足。这句话触了皇上的心境，神气就很难看了。当时还查问，同治十一年大婚，可曾赐宴后父？回说没有。皇上就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伯王出来传旨停了筵宴。” 
　　“照这样说，避风是托词？” 
　　“那就不知道了。”诚厚推一推善耆，“咱们奉命办事，上头怎么交代怎么说，事不干己，别琢磨了。” 
　　善耆为人颇识大体，觉得皇帝刚刚亲政，便似有意贬薄后家，大非好兆。其间因由，只宜冲淡化解，不宜张扬渲染。同时他本性也相当忠厚，知道桂祥正在兴头上，遭此当头一盆冷水，其情难堪，更须安慰，所以在传旨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皇帝确是因为服药需要避风，不得已而停止筵宴，想来圣心亦以为憾，这才使得桂祥心里好过些，领了赐宴的肴馔，悄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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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皇帝到底那儿不舒服？”疑云塞胸的慈禧太后问道，“为什么要避风？” 
　　“是这几天累着了。又说胃寒，服了药要出汗，不能不避风。”李莲英这样回答，语气平静，是那种据实而陈的神态。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就勉强行一行礼，又有什么要紧？再说，停止筵宴，也得告诉我一声啊！” 
　　李莲英听慈禧太后的话风不妙，不敢答话，顾而言他地问道：“老佛爷昨儿不是交代，想到西苑看新绿，请旨那天起驾，奴才好告诉他们早栽预备。” 
　　“那里有什么看绿？何况时候也还早得很。” 
　　“今年的春气发动得早，年前立春，大后天就是春分了。这两天的东风，刮得人棉衣服都穿不住，老佛爷带大家逛逛去吧！” 
　　他这样故意用央求的口吻，慈禧太后完全了解，是怕她由于皇帝停止赐宴后家而生气，有心劝慰排解。想想也真犯不着为此生气，倘或作了什么严厉的措施，传到外面，说皇帝刚刚亲政，母子便已不和，自己面子上又有什么光彩。真正“家丑不可外扬”，忍住这口气吧！ 
　　“好吧！”慈禧太后自语似地说，“且搁着他的，倒要看他怎么跟我说？” 
　　李莲英听出话风。皇帝一时任性，自己惹了麻烦，宫闱总以安静为主，慈禧太后如果真的跟皇帝有了意见，常常生气，上上下下提心吊胆地伺候差使，那滋味可不好受。 
　　这样想着，便觉得应该从速有所弥补。于是抽个空将乾清宫的总管太监找了来问道：“万岁爷这会儿怎么样？” 
　　“在书房里看书。快好了。” 
　　“你劝万岁爷歇着。御医请脉的时候，悄悄儿告诉他，就说我说的，脉案上要切切实实写明，一定得避风，步门不能出。不然……，”李莲英想了一下说：“不然会发风疹块。” 
　　“是了。” 
　　“再关照大家，停止筵宴那件事，不准多说，就当没有那回事。不然，”李莲英沉着脸说，“大婚、亲政，喜事重重，谁要搅出是非来，他自己估量着有几个脑袋？” 
　　乾清宫总管太监诺诺连声地承命而去。也真亏得李莲英有此一番安排，慈禧太后亲临视疾，才能圆满地应付过去。 
　　她的必将来看皇帝，亲自查视病情，原在李莲英意料之中，所顾虑的是，去得太早，未到御医照例请脉的时候，安排尚未妥贴。因此，李莲英回到储秀宫便一直不离慈禧太后左右，防她忽然说要去看皇帝时，好斟酌情形，如果时机不适，就得设法拖延一下。 
　　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快将传膳了，尚无动静。但等侍膳的皇后和瑾、珍两嫔到齐，慈禧太后终于开口了：“咱们瞧瞧皇帝去吧！” 
　　虽是征询的语气，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命令。于是李莲英一面派人先去通知，一面照料慈禧太后上了软轿，在皇后、两嫔、荣寿公主扈从之下，由西一长街进交泰殿西的隆福门，在弘德殿前下轿，皇帝已在西穿堂面跪接了。 
　　“你不是要避风吗？”慈禧太后一开口就这样问。 
　　“是！”皇帝因为总管太监的密奏，心里已有准备，所以能从容答说：“出来一下，不要紧！” 
　　“快进去吧！” 
　　“是。”皇帝口中答应，却仍旧亲自来搀扶母后。 
　　“万岁爷遵懿旨，快请进去。”李莲英插嘴说道：“招了风可不是玩儿的。” 
　　“对了！你快进去。” 
　　经过这一番做作，皇帝方走在前面。慈禧太后进了西暖阁，自然先问病，再看方子，看到脉案上所写，切嘱“避风”的话，心中的怀疑和不快都消释了。 
　　“这儿太冷。”慈禧太后看着匾额上高宗御笔的“温室”二字：“乾隆爷的体质最好，不觉得冷，别人可受不了。其实从雍正以后，就都住养心殿了，你也挪回去吧！” 
　　“是！”皇帝答道，“儿子是因为皇额娘吩咐，每天改在乾清宫东暖阁办事，为了方便，住在这里，明天就挪回去。” 
　　“也不必这么忙吧？”荣寿公主提醒慈禧太后：“皇上得避风，这两天怕不能挪地方。”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点点头，“等好了再挪。在养心殿，起居饮食有皇后就近照料，我也放心些。” 
　　皇后已经移居养心殿西的体顺堂，这是好几代相沿下来的规矩。当年嘉顺皇后住体顺堂时，慈禧太后干预子媳的房帏，穆宗愤而独宿乾清宫，才有微行之事，终于招致“天子出天花’的大不幸。所以她说这话是寓着无限的感慨，也有惩前毖后的意思在内。只是皇帝与穆宗不同，虽在新婚，对皇后已不大愿意亲近，所以并不觉得慈禧太后的话是一种体恤。 
　　当然，心里的感觉是一回事，要尽子道孝心又是一回事，此时便看了皇后一眼，恭恭敬敬答一声：“是！” 
　　“咱们走吧！”慈禧太后对荣寿公主说道，“这儿太冷，还是我自己那个‘窝’舒服。”母子君臣之间，可能激起的猜嫌，总算在李莲英的掩盖 
　　之下消除了。但是宫廷之外，却不是这样的看法，尤其是醇王，对于皇帝的突然停止赐宴后家，别有感受。他猜测皇帝此举，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贬辱后家，是有意表示对慈禧太后为他所立的皇后的不满和抗议。 
　　皇后也就是醇王的内侄女，从小就见惯了的，在醇王意中，实在不是皇帝的良配。然而贵为亲王，却不能行使“父母之命”来过问儿子的婚事，这已是极大委屈，而且这份委屈还是说不出的苦，因而也是难宣的抑郁。迫不得已，只有尽量自宽自解，寄望于大婚以后，皇帝对他的“表妹”观感一变，琴瑟调协，便是如天之福。 
　　谁知他这唯一的希望也落空了，大婚才不多几日，宫中已有传闻，皇帝对皇后真正是“相敬如宾”，淡得不象夫妇，更不象新婚夫妇。这些传闻，如今看来是证实了。如果皇帝是象穆宗那样敬爱嘉顺皇后，就决不会有此令皇后失望、失面子的停止赐宴后父的旨意。 
　　一亲政就有这样任性的举动，使得醇王忧心忡忡，眠食不安。虽说“知子莫若父”，而他对慈禧太后的了解，更比对不是朝夕承欢膝下的“儿子”来得深切，慈禧太后能容忍皇帝独行其是吗？能容忍皇帝对她所立的皇后冷落吗？穆宗是她的亲子，尚且不能容忍，何况是她一手扶立的嗣子？ 
　　宫闱中从此要多事了！醇王在他最亲密的僚属面前叹息。 
　　几濒于死的宿疾，也就可想而知地，必然会复发。 
　　“千万要瞒着皇上！”醇王在病中一直叮嘱，“别让他惦念，别让他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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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瞒了一年多，皇帝始终不知道醇王的病情。而这一年多的吏治，也就象醇王的病一样，日坏一日。皇帝亦微有所闻，却不是在书房里得自师傅们的陈述，而是从珍嫔口中打听到的。 
　　“你那里得来的这些消息？” 
　　“奴才是听人说的。”珍嫔笑道，“他们都当奴才不懂事，说话不怎么瞒奴才。” 
　　“原来如此！”皇帝悚然动容，“你可要当心，你听到些什么，除了我，千万别跟第二个人说。” 
　　“奴才知道。奴才除了跟皇上密奏以外，也不能那么不懂事，到处乱说，自己招祸。” 
　　“对！你懂就好。”皇帝很欣慰地，“你说的‘他们’是谁？ 
　　是太监？” 
　　“是！” 
　　“是那些太监？” 
　　“这，”珍嫔娇憨地笑着，“奴才可不能跟皇上说了。说了是奴才造孽。”她又正一正脸色说，“皇上要想听这些新闻，就别追问来源，不然就听不到了。” 
　　皇帝料知珍嫔决不肯明说消息来源，也就不再多问。不过自此后，便对慈禧太后交下来的名条，或者口头交代：某官某缺叫某人去，都持着戒心，召见的时候，询问履历，格外详细。言词明白，文理清通的固然也有，而资历不相当，语言无味的却真不少。尤其是旗人，特别是内务府所属的司员，象这样子的更多。不言可知，是走了门路的。 
　　这是怎样的一条门路？皇帝决心要弄个明白。在宫内，自然是李莲英经手。宫外呢？李莲英不常回家，而走门路的又不能径自进宫来跟李莲英交谈，可知宫外必有一个人居间。这个人又是谁呢？ 
　　慢慢地皇帝看出端倪来了，有个道士名叫高峒元，是西便门外白云观的住持。白云观建于辽金，本名太极宫，元朝改称长春宫，因为供奉着长春真人邱处机的塑像。到明朝正统年间重修，改名白云观。万历末年刊行一部五千四百余卷的“道藏”，由主持在虚子撰著《道藏目录详注》。这比以符篆丹炉唬人的方士，高明得太多，实在不愧为道家北派之宗。 
　　道家派系繁多，共有八十六派。但大别为南北两宗，北宗全真教，南宗天师道，以白云观与江西贵溪龙虎山上清宫为两派之宗。但是，明朝的皇帝，虽都崇尚道教，嘉靖尤其着迷，可是近在咫尺的白云观道士，却远不如来自江西龙虎山的道士吃香。因为全真教不饮酒、不吃荤、不畜家室，是“出家道士”，而天师道与俗家无甚分别，有妻有子，非斋戒之期，亦可进酒肉，是“火居道士”。这些道士讲修炼合药，讲长生不老，讲房中术，真是富有四海的天子所梦寐以求的事。 
　　到了清朝不同了。鉴于前明之失，摒弃方士。乾隆做得最痛快，认为“正一真人”张天师，虽为世袭，但绝不能与世袭的衍圣公相提并论，因而将张天师的品秩由一品降为五品，相形之下，无荣无辱的白云观道士的地位，反见提高了。 
　　白云观从明朝中叶以来，便是游观的胜地。最热闹的一天是正月十九，这天称为“燕九”节，或者叫做“宴邱”，又叫“阉九”，因为邱处机跟自愿投身宫中的太监一样。他的自宫，或许是为了“斩断是非根”，以坚问道之诚，但太监却不暇细考其故，只因为邱真人也“净”了“身”，便隐隐然奉之为祖师，当白云观是太监的“家庙”。到了正月十九日白云观开庙，大小太监都要参谒，呼朋引友，络绎不绝，久而久之，成为习俗。于是而有好些引人入胜的离奇传说，最著名的是“会神仙”，据说燕九节的前一天，必有神仙下降，或化为缙绅，或化为乞丐，也许是老妪，也许是孺子，唯有有缘的方能相遇。其中当然也可能“化”做风流跌宕的白面书生，遇见“问道心诚”的少妇幼女，成就了“仙缘”的“韵事”，亦时有所闻。 
　　因为白云观流品混杂，所以在士大夫心目中，它的地位远不如崇效寺、龙树寺、花之寺这些古刹来得高尚。然而近年却不同了，达官贵人的高轩，亦往往出现在白云观前，就因为是高峒元当了主持的缘故。 
　　高峒元字云溪，说得一口山东话。有人知道他是山东任城人，家境孤寒，幼年在一家商店当学徒，不知道怎么用亏空了经手的帐款，无法交帐，遁入城西吕仙庙做了道士。但那家商店的主人放不过他，不得已只好出走。中间不知隔了几多年，也不知他是何手腕，竟一跃而为白云观的主持。这还在其次，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高峒元与李莲英义结金兰，而且居长，为李莲英叫做“高大哥”。 
　　“高大哥”习知前朝掌故，每每为李莲英谈些前明大珰冯保、魏忠贤等人如何煊赫，以及前明帝后如何礼遇道士的故事。当然也谈到前明道士如何精通法术，能上致神仙，为凡夫俗子祷请延年益寿，降福延麻的灵异事迹，听得多了，李莲英不免心动。恰逢慈禧太后归政以后，颐养多暇，千方百计在找寻消遣，李莲英认为让高峒元跟慈禧太后谈谈神仙，也是破闷的好法子，因而举荐入宫。高峒元的辩才无碍，兼以善窥人意，只拣慈禧太后爱听的话，旁敲侧击地恭维。所以一番召见，大有好感。不久，便有人传说，慈禧太后将高峒元封为“总道教司”。 
　　大清会典上只有“道录司”的官职，而掌理道教的职权，则归于世袭的“正一真人”张天师。纵然慈禧太后真个封了高峒元为“总道教司”，也是个黑官。但是，高峒元因为交通宫禁，而有卖官鬻爵的真门路，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皇帝也就是因为每一次高峒元被召入宫不久，慈禧太后便有升官授职的示谕，而猜想到这个道士大有花样。 
　　然而要查高峒元的劣迹，却很困难。因为他的靠山太硬，手段很高，不但好些太监受他的笼络，帮他遮掩，更因为卖官鬻爵的是慈禧太后，投鼠忌器，动弹不得。 
　　因为如此，高峒元越发肆无忌惮，而狗苟蝇营之徒，亦不愁问津无路。高峒元每次进城，必住杨梅竹斜街的万福居。这是一家馆子，原以滑鳝出名，后来又增加一味拿手菜炒鸡丁，鲜嫩无比，据说是高峒元所秘传，这味菜就叫“高鸡丁”。 
　　万福居偏东有个院子，就是高峒元会客之处，论缺分的肥瘠，定价钱的高下，昌言无忌。这天来了一个客，生得肥头大耳，穿一身簇新的缎子衣服，大拇指上套一个碧绿的玻璃翠板指，手里捏一具“古月轩”的鼻烟壶。光看他这一身装饰，便知是内务府来的人。 
　　果然，他是靠内务府发的财，是西城一家大木厂的掌柜，叫玉铭，承包颐和园一处工程，赚了二三十万银子。 
　　玉铭来见高峒元，自然是有人穿针引线的，此人名叫恩丰，是内务府造办处的一个笔帖式，专管料帐，与玉铭是换帖弟兄。他跟高峒元是下围棋的朋友，棋力在伯仲之间，而且识得眉高眼低，口舌谨慎，很得高峒元的赏识，有时指挥他奔走传话，总是办得妥妥帖帖。日久天长，成了高峒元很得力的爪牙。 
　　玉铭之所以钻营，其实是受了恩丰的鼓动，他本人除了会做本行生意以外，一无所长。应酬更非所擅，因而道三不着两地乱恭维了一番以外，不知如何道入正题？少不得还是恩丰为他代言。 
　　“二哥，”恩丰使个眼色，“你请外面宽坐。若是有兴，上西边去喝一钟，我一会儿过来陪你。” 
　　“好！我在外面坐。等老弟台的回话。”玉铭拿过一个鼓了起来的“护书”，便待打开，“我把银票先点给你。” 
　　一听这话，高峒元便皱了眉，恩丰赶紧说道：“不忙，不忙！二哥，沉住气。” 
　　“是，沉住气。” 
　　等他一退到外面，高峒元便发话了：“恩老弟，你那里搬了来这么个大外行？” 
　　“人土气，心眼儿不坏。”恩丰陪笑问道：“道爷，你老精通麻衣相法，看此人如何？” 
　　“憨厚有余，一生衣食无忧。” 
　　“官星呢？” 
　　“难说得很，要仔细看了才知道。” 
　　“何用仔细看？他的官星透不透，全看道爷肯不肯照应。”恩丰踏上两步，拖张椅子在高峒元身旁坐下，低声说道：“我自己跟道爷没有讨过人情，这回可要请道爷赏我一个面子了。他是我把兄，我在他面前已经吹出去了，高道爷一定给我面子。你老可别驳我的回才好。” 
　　“能帮忙，我无有不帮忙的，何况是你？不过，你跟我办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你总知道规矩。” 
　　“那当然，你老没有看见，他刚才不是要取银票吗？”恩丰说道，“他预备了十万银子。” 
　　高峒元很注意地看了恩丰一眼，“十万银子？”他问，“手面不小啊？他看中了那个缺？” 
　　“想个道缺。”恩丰说道，“他本人是同知的底子，捐了好几年了。” 
　　“捐班不捐班，不去提它，五品同知跟三品道员，差着一大截呢！” 
　　“那不要紧，加捐就是。” 
　　“好吧，等他捐好了再办也不迟。” 
　　“不行啊！道爷，”恩丰凑近去说，“四川盐茶道有件参案在那里，已经打听确实，吏部拟的处分是降三级调用。要趁这个机会补他的缺，倘或放了别人，就大费手脚了。” 
　　“好家伙！”高峒元笑道，“他的胃口倒不小，四川盐茶道！ 
　　他可知道那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缺？” 
　　玉铭当然知道。各省的盐官都称“盐法道”，唯有四川“独一无二”地称为“盐茶道”。盐之成为大利所在，不在产量多，而在销得掉。销盐各有地盘，称为“引地”，川盐的引地除本省以外，还有五处：西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两湖不出盐，食用两淮、广东、四川的盐，洪杨军兴，江南道阻，两淮的盐到不了两湖，湖北自然就近吃川盐。四川盐业，大发利市，但盐税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自然是盐商勾结盐官偷漏舞弊的缘故。 
　　后来号称“一品肉”的四川总督吴棠在任上病殁，山东巡抚丁宝桢调升川督，锐意改革，重用唐炯为盐茶道，定下“官运商销”的章程十五条，在泸州设立盐运总局，彻底整顿，遏制偷漏，剔除中饱，盐价降低，而官课反而激增。“公费” 
　　亦就水涨船高，滚滚而来，成为合法的肥缺。 
　　茶的运销，亦跟盐一样有“引地”，有“边引”、“腹引”之分，边是边境，腹是腹地。四川列为“边引”，川茶专销西藏，西藏高原，不出蔬菜，所以茶是必不可少之物。到了同治年间，西藏生齿日蕃，耗茶更多，因而川茶跟川盐一样，大为繁荣。但“茶引”向有定额，每引五包，每包二十斤，所以一道引只能运销一百斤茶，而茶引由户部发给，相沿多年的定数，多给一道都不行。于是有人向盐茶道献计，在引茶以外，另行“票茶”，由四川自发运销的茶票，其实有税无票，只不过销茶入藏，过关抽税而已。 
　　票茶的税轻，因而成为“公私两便”，配额既无限制，西藏需茶又多，所以实力不充分的外行，亦大做茶生意。为了争取销路，竞相跌价，而茶的品质日坏，有些从乾隆年间就经营茶业，以货真价实为号召的“老商”，看看不是回事，多方陈情，票茶总算停止了。 
　　可是到了光绪初年，又行票茶，由于本轻利重，改行做茶商的，不知凡几。茶叶不足，搀上树叶，运销既盛，茶税激增，抽成的“公费”相当可观。四川的“盐茶道”，成了双料的肥缺。 
　　玉铭不但听恩丰详细谈过，也向好些熟悉川中情形的人打听过，众口一词，无不认为值得全力一谋，所以才下定决心，弃商做官。他所备的“资本”，并非只有如恩丰所说的十万两银子，而是三十万两。高峒元当然也知道，其中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盐茶道”既是独一无二的缺，入息如何，应该卖一个什么价钱，或者李莲英是不是已许了别人，都无所知，不敢贸然答应。只答说可以试一试，成功与否，还不敢说。约定三天以后给回话。 
　　三天还是不行。因为李莲英亦没有把握，还需要几天，找到进言的机会，才能向慈禧太后试探。 
　　这本来是要耐着性子慢慢静候水到渠成的事，无奈官瘾如归心，不动则已，一动便不可遏制。玉铭满心以为“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梦寐以思的还不止于日进斗金的收益，而是暗蓝顶子，绿呢大轿，盐商和茶商包围恭维的那一番官派。因此听得恩丰转来还须等待的回音，大失所望，对于他的劝慰宽解之词，自然也听不入耳。当面催促拜托之外，少不得自己也去钻头觅缝，恨不得能面见李莲英，亲口讨一句切实回话。 
　　玉铭的躁急不安，在内务府传为笑谈，然而有些人却不免怦然心动。有个也是在造办处当差的笔帖式，名叫全庚，平时看恩丰奔走于李莲英与高峒元之间，十分羡慕，此时心里就想，拉纤人人都会，现成放着一条路子，成功了起码有上千银子的好处，不成亦不亏折什么，何不试他一试？ 
　　他这条路子也可以通得到皇帝面前，景仁宫的首领王有，是他的好朋友。这时的珍嫔，已由翊坤宫移居景仁宫，王有忠实能干，颇得信任。珍嫔向皇帝密奏的那些“新闻”，就都是由他去打听来的。这天到了内务府，全庚使个眼色，将他招呼到僻静之处，促膝密谈。 
　　“玉铭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王有答道，“不都当笑话在谈吗？” 
　　“倒也不是笑话。白花花的银子二三十万，不是假的。王老有，我倒先跟你打听，你知道这件事，怎么搁浅了呢？” 
　　“不容易打听。那面现在提防着我，明明有说有笑地，一见了我，把嘴都闭上了。”王有说道，“照我看，大概因为老佛爷这一阵子心境不大好，他怕一说碰钉子，所以没敢开口。” 
　　王有口中的“那面”和“他”都是指李莲英，彼此心照不宣。全庚亦用“他”来称李莲英：“我在想，他跟老佛爷面奏过了，老佛爷还得说给皇上。反正要由皇上交代了军机，才能下上谕，既然如此，也不必一定找他。你说是不是呢？” 
　　“不行他找谁？” 
　　“找你啊！” 
　　“找我？”王有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笑笑答道：“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王老有，”全庚正色说道，“你可别把自己看低了。只要你肯试，通天的路子你有。听说你们那位主子挺得宠的，你又是你们那位主子的一支胳膊。你何妨打打主意？” 
　　“这……，”王有沉吟了好一会，才踌躇着说，“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也不要紧。大不了小小碰个软钉子，怕什么？”全庚又说，“而况你也是为你们主子好，几万银子说句话，多好的事！” 
　　王有心动了，“可是，”他说，“也得人家愿意托我才行。” 
　　“那都有我。”全庚拍着胸脯说：“恩丰这点拉马牵线的能耐，我有！” 
　　“好吧，你去跟人家谈谈。”王有问道，“你看开价多少？” 
　　“听说恩丰经手，一开口就许了高道士十万，还不算玉铭自己加捐‘过班’的花费在内。咱们当然也是要十万。就这样已经便宜了。因为恩丰经手，自然另外要好处，咱们是包里归堆在内，一共十万。” 
　　“要得太多了吧？”王有觉得漫天要价，等于空谈，犯不着去作徒劳无功之事，所以提醒全庚：“一个巡抚也不过十万。” 
　　这是指着李鸿章手下红人之一的邵友濂而说的。邵友濂由上海道升任台湾藩司，与巡抚刘铭传不和，形同水火，刘铭传不是好相与的人，搜集邵友濂的劣迹，预备拜折严参。督抚参监司，没有不准的道理，邵友濂得到信息，急急称病内渡，由基隆直航天津，赶到京里，托人向李莲英活动。头一天将十万两的银子，存入李莲英指定的银号，第二天便有上谕，悬缺的湖南巡抚，特简邵友濂接充。 
　　这个故事全庚也知道，摇着头说：“如今行情大不同了。前两年上海道才不过八万银子，最近听说有个姓鲁的谋这个缺，‘八字不见一撇’，已经花了十几万下去了。” 
　　所谓“八万银子”的上海道，其事与邵友濂的故事相关。这位上海道，来头甚大，是曾国藩的小女婿，袭侯曾纪泽的嫡亲妹夫，名叫聂缉槻，湖南衡山人。他不是科第中人，好的是有一个勋名盖世的老丈人，当他在江苏候补的时候，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顾念旧交，派了他一个江南制造局的好差使。左宗棠离两江，接手的又是他的叔岳曾国荃，禄位越发稳固。 
　　当邵友濂在京里活动之际，他亦正好由试用郎中加捐道员，进京引见。一看邵友濂的门路如响斯应，便也如法泡制，不过多费一道手脚，请他的叔岳曾国荃“内举不避亲”，上折力保他充任“上海道”。军机所开，由皇帝圈定的上海道候简名单，聂缉槻名列第十，照常理而论，决无朱笔点中的希望，谁知竟由于内外凑合，居然超越前面九名一步登天。又有人说，曾国荃那个力保的折子，也是他在两江总督衙门的文案那里，花了一万银子才弄得到的。这个上海道的实价是九万，所以文廷式向他道贺，说是“足下真可谓‘扶摇直上’了。”因为有句诗：“扶摇直上九万里”，是讥嘲他花九万银子买的一个上海道。 
　　这个故事王有也知道，但却不信有人为谋这个缺，“八字不见一撇”已用了十几万，便即问道：“那姓鲁的是谁啊？” 
　　“听说叫鲁伯阳。” 
　　有名有姓，似乎不能不信，“那么，”王有问道：“这十几万花在那儿了呢？” 
　　“路子没有走对，是花在七爷府里。” 
　　醇王居然也干这种事？王有可真不敢相信了，“不会吧？” 
　　他大摇其头。 
　　“我想也不至于。不过话是真不假，或许是七爷府里什么人插着七爷的旗号在招摇，也是有的。” 
　　“旁人的事暂且不管它了。”王有定神想了一会，将因果利害关系，下手的步骤都考虑到了，认为不妨一试，便即收束话题，作了一个约定：“咱们这件事，第一要隐秘；第二要顺着势子走，不能勉强。如果你肯照我的话做，我就去探探口气看。可有一件，倘或不成，你可别怨我。” 
　　“那当然。这不是拿鸭子上架的事。再说，我也识得轻重，你放心好了。” 
　　全庚口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又是一套。他对珍嫔，倒是较之王有对他的主子，还要来得有信心，这因为内务府在内廷行走的人多，各宫各殿的事就知道一些，所以反比只在景行宫当差，见闻限于一隅的王有，更了解珍嫔在皇帝面前的分量。 
　　凡是常有差使进宫的人都知道，帝后的感情已经冷淡得不可救药，不但单独相处谈不上，甚至每天为慈禧太后请安之时，亦是望影互避。长日多暇，皇帝总是跟珍嫔在一起共度黄昏。因此，又有两首宫词，第一首是： 
　　“鶫䴔声催夜未央，高烧银蜡照严妆；台前特设朱墩坐，为召昭仪读奏章。” 
　　这是说，皇帝仿佛仿照文宗当年命“懿贵妃”伺候书桌、代批章奏的故事，特召珍嫔来念奏折。第二首则是唐明皇的典故了： 
　　“凤阁春深电笑时，昭容舞袖御床垂；霓裳未习浑闲事，戏取邠王小管吹。” 
　　其中的旖旎风光，虽不为外人所知，但玉管声清，遥度宫墙，也可以想见皇帝在景仁宫的情致。象珍嫔这样的宠妃，如果有所干求，皇帝是决不忍拒绝的。 
　　因此，全庚觉得自己的这条路，极有把握，不怕人争，也不怕人阻断，尽不妨大大方方地去接头。不然倒象假名招摇，乱撞木钟，反而引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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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有，却始终持着小心之戒。事情是好的，就怕沉不住气，第一句话不得体，不中听，珍嫔答一声：少管这种闲事！那就什么话都无法往下说了。 
　　盘算又盘算，还要等机会。这天慈禧太后派人来颁赏件，只是两个荷包，照例遥叩谢恩以后，还要发赏。赏号也有大致的规矩，象这种赏件，总得八两银子，而王有却故意少给，扣下一半。 
　　“怎么回事？”储秀宫的小太监平伸手掌，托着那四两银子，扬着脸问：“这四两头，是给苏拉的不是？” 
　　“兄弟！”王有答道，“你就委屈点儿吧！也不过就走了几步路，四两银子还少了？” 
　　储秀宫派出来的人，因为靠山太硬，无不跋扈异常，这名小太监连珍嫔都不放在眼里，那还会在乎王有？当下破口大骂，而且言词恶毒，说“看其上而敬其下”，必是看不起“老佛爷”，所以照例的赏赐，有意扣克。他也不是争那四两银子，“是替老佛爷争面子，争身分！” 
　　这顶大帽子压下来，可没有人能承受得住。便另外有人出来打圆场，连王有自己也软下来了，说好说歹，又给了八两银子，反比例分倒多花了四两。 
　　珍嫔一直在玻璃窗中望着。心里非常生气，但不便出头，因为身分悬殊，如果让那小太监顶撞两句，就算慈禧太后能替她出气，重责无礼的小太监，也仍旧是件不划算的事，所以一直隐忍着，直到事完，方始将王有找来细问。 
　　王有对那小太监的前倨后恭，以及有人出来打圆场，都是他预先安排好的，为的是要引起珍嫔的注意，好重视他所叹的苦经。 
　　他替珍嫔管着帐。景仁宫的一切开支，都由他经手，“主子的分例，每个月三百六十两，按说伙食不必花钱，零碎杂用，每个月用不到二百两，能有一百六十两剩下，攒起来到逢年过节赏人，实在也很宽裕的了。可是，”他紧皱着眉说，“这两年不同了。去年收支两抵，就亏空也有限，打今年起，每个月都得亏空百把两。这样下去，越亏越多，有金山银山也顶不住呀！” 
　　珍嫔惊讶，“原来每个月都闹亏空！我竟不知道。”她微带焦灼地问，“亏空是怎么来的呢？” 
　　“这还不就是奴才刚才跟人吵架的缘故。”王有答道，“老佛爷平时派人颁赏件，来人的犒赏，原来不过二两银子。也不知是谁格外讨好，给了八两，就此成了规矩。这还是‘克食’，赏肴膳，象今天这样子赏荷包，照说，就应该给十二两银子。老佛爷的恩典太多，可真有点受不了啦！” 
　　“那……，”珍嫔突然想到，“别的宫里，怎么样呢？” 
　　“别的宫里也是叫苦连天。不过，他们的赏件没有主子的多，比较好些。”王有又说，“就连万岁爷也不得了。新定的规矩，跟老佛爷去请安，每一趟得给五十两银子。”“那不是要造反了吗？谁定的规矩？”珍嫔气得满脸通红，“不给又怎么样？” 
　　“不给就会招来不痛快。譬如说吧，”王有踏上两步，弯下腰来，声音越发低了，“万岁爷不是不愿意跟皇后照面吗？给了钱了，那儿就会想法子给挪一下子，错开了两不见。或者老佛爷那天什么事不痛快，忌讳什么，私底下递个信给万岁爷，就都是那五十两银子的效用。倘或不然，他们随便使个坏，就能教万岁爷好几天不痛快。” 
　　“有这样的事！”珍嫔重重地叹口气，咬一咬小小的一口白牙，“总有一天……。” 
　　“主子！”王有大声一喊，却又没有别的话。 
　　机敏的珍嫔，并不觉得王有这样突然打断她的话是无礼，她能领受他的忠心，知道这是出于卫护的鲁莽，阻止她去说任何可以招致他人对她起戒心的话。 
　　经过这样一顿挫，她为皇帝受欺的不平之气是消失了，但皇帝亦要受太监需索的好奇之心，却还存在，略想一想，便又问道：“照这样说，大官儿进宫，也得给门包罗？” 
　　“是！”王有答说：“这原是早有的规矩。不过从前都是督抚，或者藩司进京才打发，而且是客气的面子事儿，不能争多论少。如今可大不同了，有谁进贡，或者老佛爷赐膳、赏入座听戏，都得给‘宫门费’。外省的督抚不用说，红顶子的大人也还能勉强对付，最苦的是南书房、上书房的老爷们。南书房的翰林，更不得了。” 
　　“怎么呢？” 
　　“也不知是谁兴的规矩，南书房翰林奉旨做诗写文章，交东西的时候，得送个红包，不然就有麻烦。” 
　　“我倒不信。”珍嫔问道，“难道他们还敢玩儿什么花样？” 
　　“怎么不敢？花样多着呢！” 
　　“什么花样？你倒说给我听听。” 
　　“譬如说吧，稿子上给来块墨迹，老佛爷见了当然不高兴。或者东西取了来，先不交上去，老佛爷不提就不说。到有一天，老佛爷忽然想了起来要查问，就说根本没有交来。事情隔了好多天，交了没有交，那儿分辩去？主子请想，这个翰林吃了这么个哑巴亏，官运还能好得了吗？” 
　　“可恶！”珍嫔恨恨地，接着又问：“皇上那儿也是这样子？” 
　　“比较好一点儿。” 
　　“不行！我可得跟皇上提一提。” 
　　“奴才求主子别这么做。”王有放低了声音说，“如今忌主子的人，已经挺多的了。主子就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老大人想一想，犯不着招小人的怨。” 
　　听得这话，珍嫔便觉得委屈。桂祥补了工部右侍郎，德馨在江西的官声很不好，但仍旧安然做他的巡抚，只有自己的父亲长叙，至今未曾补缺。听说皇帝倒跟慈禧太后提过，不知为何没有下文？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坏话的缘故呢？ 
　　见珍嫔怔怔地在想心事，王有觉得进言的机会到了，便用低沉而诚恳的，那种一听便生信赖之感的声音说：“奴才替主子办事，日日夜夜，心心念念想的，就是怎么样替主子往好里打算？如今用度太大，不想个法子，可真不得了。有几位宫里，都是娘家悄悄儿送钱来用，那是真叫莫可奈何！这么尊贵的身分，按说应该照应娘家，谁知没有好处，反倒累娘家！自己想想也说不过去。” 
　　“是啊！”珍嫔焦灼地说，“那就太说不过去了。而况……。”她想说：“而况，我娘家是诗礼世家，没有出过贪官，也贴不起！”但以年轻好面子之故，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不过，话虽没有说出来，因为“而况”是深一层说法的发端之词，所以王有能够猜想得到，她还别有难处。这样，话就更容易见听了。 
　　于是，王有轻乔巧巧地说了一句：“其实只要主子一句话，什么都有了。” 
　　珍嫔一愣，她的心思很快，立刻就想到了，而且也立刻作了决定，“你要我给皇上递条子可不行！”她凛然作色地答说。 
　　王有想不到一开口就碰了钉子！费了好大的劲，话说得刚入港，自然不甘半途而废，所以他定定神，重新鼓起勇气来说：“主子何不探探万岁爷的口气？作兴万岁爷倒正找不着人呢！” 
　　“你是说，什么缺找不着人？” 
　　“四川盐茶道。” 
　　珍嫔没有听清楚，追问一句：“什么道？” 
　　“盐茶道，管盐跟茶叶。” 
　　“有这么一个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珍嫔看到王有的脸色阴暗，很机警地想到，宫中用度不足，不论想什么办法弥补，眼前总得他尽力去调度，不宜让他太失望，且先敷衍着再作道理，因而便又接了一句，“等我想一想。” 
　　“是！”王有答应着，不告辞却也不说话。 
　　这象是在等她的回话。珍嫔觉得他逼得太紧，未免不悦，正想发话，忽然想到，他不是在等回话，是在等自己问话。 
　　要敷衍他，就要装得很象，是什么人谋这个缺，打算花多少钱？不问清楚了，从何考虑起？所以问道：“倒是什么人哪？” 
　　“是…　”王有忽然警觉，决不能说实话，因而改口答道：“是内务府有差使的，旗人，很能干的，也在四川待过，盐茶两项都很熟悉，名字叫玉铭。”接着，他将预先写好的一张白纸条，从怀中取了出来，双手奉上。 
　　珍嫔看上面写的是：“正蓝旗，玉铭”五个字，便问： 
　　“他是什么身分呢？” 
　　“候补同知。”王有答说：“正在加捐，捐成道员，才能得那个缺。” 
　　“那个缺当然是好缺，不然他也不必费那么大的劲。他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也是听说主子在万岁爷面前说得动话，所以亲自来找奴才，代求主子。许了这个数。”王有伸出右手，揸开五指，上下翻覆了一下。 
　　“多少？”珍嫔不解也不信，“十万？” 
　　“是。” 
　　“那个缺值这么多钱？” 
　　“这本来没有准数的。”王有又说：“中间没有经手人，净得这个数。” 
　　“中间没有经手人？”珍嫔自语着，在估量这件事能不能做？ 
　　这一夜灯下凝思，反复考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左右为难。卖官鬻爵，一向为自己所轻视，而且皇帝亦很了解自己的性情，持正不阿。如今出尔反尔，为人关说，这话怎么出得了口？ 
　　若是舍弃这条路子，宫中用途日增，亏空越积越重，如何得了？心里巴不得有个人可以商量，但宫女们不懂事，不但拿不出主意，而且不知轻重，将这些话泄漏出去，会招来祸事，决不能让她们共机密。此外只有姐姐瑾嫔，泄漏倒是不怕，无奈她为人老实，说知其事，必定害怕，那又何苦害她？ 
　　想到头来，计无所出，只有一个结果：慢慢再想。因此第二天王有来探问时，她含汉糊糊地，没有肯定的答复。这是看看再说的意思，而王有却误会了，以为珍嫔只是在等机会向皇帝进言。 

　　　　　　　　　　　※　　　　　　　 ※　　　　　　　　 ※ 

　　在宫外，全庚的暗中奔走，倒有了很多切实的结果。他是找到玉铭手下的一个工头，跟玉铭搭上了线。开门见山，直言相谈。玉铭听说有这样一条终南捷径，当然愿意去走。但是，走得通走不通，却要仔细看看。 
　　“全大爷，你既然肯帮我这个忙，想来总也知道，我已经托了人在办。一个‘榫头’一个‘窍’，总要对得上才行。好不好这样，等我先问一问我那方面的人，再给你老回话，怎么样？” 
　　“这就谈不成了。”全庚答道，“你那方面的路子，我当然知道。那条路子也很有名，但不见得快。为什么呢？因为转手太多，而我这里，只转一道手。你想想呢！” 
　　玉铭心想，这面先托高道士，再托李莲英，而李莲英得要找机会才能跟慈禧太后提。如果一时不得其便，或者提倒提过了，慈禧太后一时记不起交条子给皇帝，又得找机会提醒她。这样就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如愿？ 
　　这样想着，便决定先走一走王有的路子。可是究竟是真有门路，还是瞎撞木钟，毫无影响？不能不慎重。否则白白丢一笔钱，还落个话柄，未免太不上算。 
　　他的这番沉吟，全庚自然明白，自己是初干这个行当，不比高道士、李莲英，“招牌”已经做出去了，“信誉卓著”，上门“交易”的人，会放心大胆地先付银子。因此，他亦早就想好了一个可以取信于人的办法，此时应该明说了。 
　　“玉掌柜，你不必担心，事情不成，一个蚌子不要。你不妨先试一试我这面，那条路子把它停下来。等有了效验，再收你的银子，你看好不好？” 
　　“那太好了。”玉铭欣然答说：“你看半个月，能不能办成？” 
　　“半个月当然可以了。不过你现在还是同知。” 
　　“我已经加捐了‘过班’的‘部照’，这几天就可以取到。” 
　　“好！从你取到部照那天为始，我半个月替你办成。”全庚又说，“你先写张借据给我！” 
　　这张借据是仿照乡试买枪手的办法，举子在入闱以前，写张借据给枪手，书明银数及偿还日期，下面的“立笔据人”要写“新科举人”某某。如果枪法不佳，徒劳无功，没有能替人挣到一名“新科举人”，笔据当然无效。此刻玉铭所立的借据，亦须写明“新任四川盐茶道”，如果不是这个头衔，这张借据便是不值一文的废纸。 
　　“这个办法好。不过，”玉铭做生意的算盘亦很精，提出疑问：“倘或我从另外的路子上，得了盐茶道呢？这张借据，不仍旧管用吗？” 
　　“这……，”全庚想了一下答说：“这也好办。我先请问，你加捐道员的部照，什么时候可以下来？” 
　　“大概还得十天工夫。” 
　　“十天加十五天，一共二十五天。你借据上的日子，扣准了写第二十五天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如果已经说妥了，可是上谕还得有几天，我们就再换一张借据。” 
　　玉铭细舷想了一遍，认为这样做法，也很妥当，便点沣头说：“好的，但望在二十五天里头成功，借据有用。万一你那里行不通，我另外再走路子，补缺的日子不对，这张借据自然就作废了。” 
　　“正是这么说。”全庚很郑重的叮嘱一句：“但有一件，‘法不传六耳’，玉掌柜，咱们俩的心腹话，你可不能跟第三个人说。” 
　　“是，是。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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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是懂，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玉铭当天就把这件事跟恩丰说了。事实上也非告诉他不可，不然两面进行，各自居功，岂不要花双份的钱？ 
　　恩丰心里自然不舒服。但跟玉铭的交情太深，不能拂袖而去，只埋怨他说：“二哥，你就有路子，也跟我商量商量再说。如今让我怎么跟高道士交代？再说，明摆着是撞木钟的事，只为你有张借据在人家手里，就不能不搁下来，等他二十五天。不然这笔帐算不清。可是，这一来夜长梦多，万一这二十五天之中另有变化，让别人占了先，你不是白白耽误了？” 
　　“是啊！”玉铭很不安地，“倒是我太冒失了。”说着，便即变换脸色，陪个笑又说：“做哥哥的错了！老兄弟，你怎么想个法子挽回过来吧！” 
　　恩丰紧皱眉头，思索了好半天，叹口气说：“谁叫咱们是磕过头，换过帖的？只好我老着脸去碰钉子了。” 
　　“老兄弟，我知情，我知情。”玉铭连连拱手。 
　　于是恩丰赶到万福居去访高峒元。他用的是釜底抽薪的激将法，相当毒辣，一方面警告高峒元，这行“生意”，有人来抢了，如果不是上紧巴结，逐渐会没有人上门请教，一方面又劝高峒元鼓动李莲英去对付王有，不论软哄硬压，反正唯一要坚持的宗旨，就是除却高、李这条路子以外，不准有任何人做这行“生意”。 
　　“不用理他！他有他的能耐，我有我的神通，大家走着瞧就是。” 
　　高峒元看来处之泰然，其实颇为担心。因为他在宫中的相知也很多，谈起来都说珍嫔相当得宠，大概等不到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加恩宫眷，晋位晋封之时，就会封妃，此人果然如恩丰所说，有王有居中牵线策动，向皇帝求官要缺，可真是一个劲敌。 
　　为此，特地派人通了个信给李莲英，鼓动慈禧太后传懿旨，将他召入宫中去讲解修炼的道法，找机会私下见了面，将珍嫔亦在替人打点谋干，以及全庚向玉铭去兜揽的经过，细舷地告诉了李莲英。 
　　“这可是想不到的事。景仁宫的那位主儿，年纪还轻得很，怕不敢这么做吧？” 
　　“可是有王有在中间捣鬼，日久天长，难免动心。”高峒元说：“好兄弟，这个消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是玉铭这件事，我的面子可丢不起。” 
　　“你别忙！我保他不能成功。”李莲英沉吟了好一会，微微笑了，笑得很诡秘，也很得意。 
　　“怎么？你有什么绝招？” 
　　“也不能说是绝招。景仁宫那位，如果是厉害的，就别开口，一开了口，她就输定了。” 
　　“这话怎么说？” 
　　“就要她开口，咱们省好多事。”李莲英附着他的耳朵，道明了其中的奥妙。 
　　“真是妙！”高峒元抚掌大笑，“能把那王有、全庚什么的气死。” 

　　　　　　　　　　　※　　　　　　　 ※　　　　　　　　 ※ 

　　从这天以后，李莲英便特别注意皇帝来请安的时候的行动，更注意由皇帝那里送来的“黄匣子”。慈禧太后虽已归政，但重要的章奏，皇帝依然派人装在黄匣子里，送给她过目。 
　　凡有黄匣子，都由李莲英亲自照管，虽不敢先打开来看，但伺候慈禧太后看奏折时，只要稍微留点神，便能知道。他特别关心的是吏部的奏折，因为官员调补和处分都由吏部议奏。四川盐茶道的参案，自然亦由吏部处理，所议的处分是革职。 
　　“这个缺可不得了。”慈禧太后自语着，“两年工夫，搂了三四十万，那里找这么好的缺去？” 
　　这是在谈议革的那盐茶道被参的缘由，李莲英装作不解地问道：“老佛爷说的那个缺呀？” 
　　“四川盐茶道。” 
　　“原来就是这个缺！” 
　　听他语声有异，慈禧太后便看着他问：“这个缺怎么样？” 
　　“奴才也是听来的，不知道真不真。”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听说有人在想这个缺，愿意出五万银子。这个人的名字，奴才不知道，只知道是个木厂掌柜。如果有这回事，老佛爷可得防着一点儿。”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等拿了名单来，我该怎么说呢？” 
　　“请老佛爷交代下去：先搁着，看一看再说。” 
　　慈禧太后默喻于心，不再多说，将吏部的奏折交了回去。过了两三天，皇帝携着一张简派差缺的单子来请示，四川盐茶道下面注着两个字：玉铭。 
　　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指着这一行字说：“先搁着！四川盐茶道是个紧要缺分，看一看再说。” 
　　“或者……，”皇帝试探着说，“先派这个人署理吧？” 
　　“当然应该由川督就近派人署理。” 
　　皇帝不敢违拗。内心觉得愧对珍嫔。玉铭之由珍嫔举荐，原是经过一番苦心设计的。珍嫔一再考虑，原已决定不揽这种是非，无奈王有软求硬逼，最后只要她跟皇帝提一句，成不成都看运气，珍嫔才勉强答应下来。 
　　这天皇帝驾临景仁宫，珍嫔故意将一张字条放在妆台上，皇帝见了当然要问，珍嫔便即答道：“有人拿了这张名条来，说这个玉铭挺能干的，如今四川盐茶道出缺，倘或将这个人放出去，必能切实整顿。求奴才跟皇上要这个缺。奴才岂能理他？用人是国家大政，奴才不敢干预。就算不知天高地厚，在皇上跟前提了，皇上也决不能听奴才胡说。” 
　　皇帝知道珍嫔心思灵巧，明明是替玉铭求缺，却故意以退为进，推得一干二净。为的是即或碰了钉子，也不伤颜面，说起来也是用心良苦。 
　　这样一转念间，心自然就软了。将那张名条顺手揣了起来，决定给珍嫔一个恩典，谁知在慈禧太后这里通不过！当时虽未公然允诺，但收起名条的意思，已很明显。如今在珍嫔面前，倒有些不好交代了。 
　　回宫想了好一会，觉得还是说实话为妙，“你可别怨我！”他对珍嫔说，“老佛爷交代，这是个紧要缺分，得看看再说。 
　　恐怕不成了！” 
　　听得这话，珍嫔才知道皇帝果然宠信，内心自然感激而感动。但是对慈禧太后自不免怨恨在心，同时也很清楚，这完全是李莲英在中间捣鬼。此人不除，皇帝就永无亲掌大权的可能。 
　　当然，这只是她藏在心底深处的想法，她很了解自己的地位与力量，还远不到能除李莲英的时候。 

　　　　　　　　　　　※　　　　　　　 ※　　　　　　　　 ※ 

　　王有空欢喜了一场。到了期限，将“新任盐茶道玉铭”的那张借据，注销作废，退了回去。玉铭倒算是个厚道的人，想想麻烦了人家一场，过意不去，预备送几百银子，聊表谢意。但恩丰劝他不可如此，说这么做法，让李莲英知道了，会不高兴。 
　　“那就只好对不起他们了。”玉铭问道：“好兄弟，如今该看高老道这面了！你倒去问问看，到底什么时候能见上谕？” 
　　“不用问。你出银票就是，不出三天，准有上谕！” 
　　于是玉铭开出十二万两银子的银票，十万是正项，两万是高峒元的好处。恩丰将这两笔款子，存在一家相熟的银号中，取来两张打了水印的票子，上面是“四川盐茶道玉铭”寄存银若干两的字样，随即转到了高峒元手里。 
　　到了第三天一大早，皇帝照例进储秀宫问安，慈禧太后闲闲问道：“四川盐茶道放了谁啊？” 
　　“还没有放。”皇帝答说：“儿子遵慈谕，先让川督刘秉璋派人署理。” 
　　“噢，”慈禧太后又问，“上次你跟我提的，打算放谁来着？” 
　　“打算放玉铭。” 
　　“好吧！就放玉铭好了。” 
　　皇帝喜出望外。当天召见军机，便交代了下去。军机大臣相顾愕然，竟不知这玉铭是何许人？但这两年的“升官图”中尽出怪点子，不必问也不能问，唯有遵旨办理。当天便咨行内阁，明发上谕。 
　　消息传到景仁宫，王有既惊且喜，而又异常不安，托词告假出宫，赶到内务府去找全庚。相见之下，十分奇怪，全庚的脸色难看极了，又象死了父母，又象生了一场大病。见了王有，只是扭着头微微冷笑，然后站起身来走了。 
　　王有会意，悄悄跟了出去，往南一直走到庋藏历代帝后图像的南熏殿后面，四顾无人，只有老树昏鸦。全庚站住了脚，向“呱呱”乱叫的老鸦吐了口唾沫骂道：“他妈的，活见鬼！” 
　　王有已经忍了好半天了，此时见他是如此恶劣的态度，万脉偾张，无可再忍，出手便是一掌，揍在全庚脸上，跳脚大骂：“姓全的，你什么意思？谁挖了你的祖坟，还是怎么着？” 
　　这一掌，打得全庚自知理屈，捂着脸，连冷笑：“哼！哼！你跟我逞凶，算什么好汉？是好的，找姓李的去拚命，我才服了你！” 
　　“姓李的”三字入耳，将王有的怒火压了下去，“你说谁？” 
　　他问。 
　　“谁？还有谁，你惹不起的那一个。白花花十二万现银子，叫人捧了去了。哼，”全庚跺一跺脚，带着泪声发恨，“一个子儿没有捞到，还叫人耍了！我死了都不闭眼。” 
　　“耍了，你说是谁耍了你？我吗？” 
　　“王老有！”全庚睁大了眼睛问：“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着玩儿？” 
　　“我不明白你的话！来，来，你说给我听听。” 
　　等一说经过，王有的气恼，较之全庚便有过之无不及了。他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双唇翕动，浑身哆嗦，好半天才能说出话来。 
　　“明明就是这个主儿，我们这面说了，不行，他说了就行！可又不早说，要等我们这面替他开路，那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 
　　“就是这个，能把人肺都气炸！王老有，这口气非出不可！” 
　　王有不响，紧闭着嘴想了好半天，才突如其来地说：“我听你的！” 
　　这一下又让全庚愣住了：“慢慢儿想，总有办法！”他灵机一动，脱口说道：“对！‘倒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就是这么办！” 
　　“怎么办？” 
　　“王老有，我先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可别动气，咱们这是谈正经，可不敢瞧不起你们主子。招呼打在前头，话我可说得不大客气了，你们主子‘成事不足’，‘败事’总‘有余’吧？” 
　　话果然不中听，但此非争辩之时，王有只答一句：“你说你的！” 
　　“我只有一句话，让你们主子怎么把原先的话收回来，要说玉铭根本不是做官的材料，更别说三品道员啦！” 
　　“这，”王有大为摇头：“怕难！” 
　　“你试试！都说你们主子厉害，也许她有一套说词。” 

　　　　　　　　　　　※　　　　　　　 ※　　　　　　　　 ※ 

　　珍嫔在初听皇帝告诉她，玉铭外放一事，为慈禧太后所搁置时，自不免稍有失望，但很快地反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大错幸未铸成，真是可庆幸之事，虽然为玉铭关说，已留下了一个痕迹，但自觉措词巧妙，还不致落个把柄，也就不管它了！总之，这是个不愉快的记忆，越早忘掉越好。 
　　因此，死灰复燃的情况，为她带来的是极深的忧虑。再听王有细说内幕时，更觉得事不寻常，显然的，在慈禧太后与李莲英必已知道全部的秘密，所以才会有这番始而拒绝，终于同意的变化。李莲英翻手为云覆手雨，自己决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以为自己挡了他的财路，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上一状，真能有不测之祸。 
　　转念到此，不寒而栗，实在不敢再得罪李莲英。然而冷静地想一想，纵令如此，亦不能免祸。玉铭的出身如此，得官的来历又如此，一到了任上，迟早会因贪黩而被严参。到了那时候，李莲英不说他自己得了十万银子，只怂恿慈禧太后追究，最初是谁向皇帝保荐了玉铭？岂非还是脱不了干系？ 
　　一误不可再误，补过的时机不可错失。这又不仅是为求自己心安，而且也是辅助皇帝，自己一直殷切地期望着，皇帝能默运宸衷，专裁大政，有一番蓬蓬勃勃的作为。既然如此，眼前便是皇帝振饬纲常，树立威权的一个机会，倘或放过，一定会惭恨终身。 
　　但是，这样做法，在李莲英看，就是公然与慈禧太后为敌，这一层关系太重，祸福难料，珍嫔实在不能不深切考虑。 
　　彻夜苦思，终无善策，而决于俄顷的时机，却逼人而来了。 
　　为了珍嫔替玉铭求缺不成，皇帝一直耿耿于心，觉得对她怀着一份歉意，如今随着这份歉意的消失，皇帝生出一种欲望，很想看一看珍嫔所愿得遂的娇靥，是如何动人？ 
　　因此，这天一大早在储秀宫问安既毕，临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臣下以前，特地来到景仁宫，等珍嫔跪迎起身，他随即携着她的手笑道：“玉铭的运气不坏！到底得了那个盐茶道。” 
　　“这，”珍嫔愣了一下，失声而言：“奴才的罪孽可大了！” 
　　皇帝愕然。回想一遍，她的话，话中的意思，都是清清楚楚的。于是笑容立即收敛，举步入殿，同时挥手示意，摒绝所有的侍从，只与珍嫔单独在一处时，方始问道：“这是怎么说？” 
　　事到如今，什么都无所顾忌了，珍嫔悔恨地答道：“奴才糊涂，不该跟皇上提起这个玉铭。这个人是个市侩，决不能用！” 
　　皇帝好生恼怒，想责备她几句，而一眼看到她那惶恐的神色，顿觉于心不忍，反倒安慰她说：“不要紧！人是我用的，跟你不相干。” 
　　说完，皇帝就走了。在乾清宫西暖阁与军机大臣见过了面，接下来便是引见与召见。引见是所谓“大起”，京官年资已满，应该外放，或是考绩优异，升官在即，都由吏部安排引见，一见便是一群，每人报一报三代履历，便算完事。 
　　召见又分两种，一种是为了垂询某事，特地传谕召见，一种是臣下得蒙恩典，具折谢恩，尤其是放出京去当外官，照例应该召见，有一番勉励。玉铭自然也不会例外。 
　　仪注是早就演习过的，趋跄跪拜，丝毫无错，行完了礼，皇帝看着手里的绿头签问道：“你一向在那个衙门当差？” 
　　“奴才一向在广隆。” 
　　“广隆？”皇帝诧异，“你说在那儿？” 
　　“广隆。”玉铭忽然仰脸说道：“皇上不知道广隆吗？广隆是西城第一家大木厂。奴才一向在那里管事，颐和园的工程，就是广隆当的差。” 
　　皇帝又好气，又好笑，“这样说，你是木厂的掌柜。”他说，“木厂的生意很好，你为什么舍了好生意来做官呢？” 
　　“因为，奴才听说，四川盐茶道的出息，比木厂多出好几倍去。” 
　　皇帝勃然大怒，但强自抑制着问道：“你能不能说满洲话？” 
　　“奴才不能。” 
　　“那么，能不能写汉文呢？” 
　　这一问将玉铭问得大惊失色，嗫嚅了好一会，才从口中挤出一个能听得清楚的字来：“能。” 
　　“能”字刚出口，御案上掷下一枝笔，飞下一片纸来，接着听皇帝说道：“写你的履历来看！” 
　　玉铭这一急非同小可，硬着头皮答应一声，拾起纸笔，伏在砖地上，不知如何区处？ 
　　“到外面去写！” 
　　“喳！”他这一声答应得比较响亮，因为事有转机，磕过了头，带着纸笔，往后退了几步，由御前侍卫，领出殿外。 
　　乾清宫外，海阔天空，玉铭顿觉心神一畅，先长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便举目四顾；领出来的御前侍卫，已经不顾而去，却有一个太监从殿内走来。认得他是御前小太监，姓金。 
　　“好兄弟！”玉铭迎上去，窘笑着说：“你看，谁想得到引见还带写履历？只有笔，没有墨跟砚台，可怎么写呀？” 
　　“你没有带墨盒？” 
　　“没有。” 
　　小太监双手一摊：“那可没有办法了！” 
　　“好兄弟，你能不能行个方便？”说着，他随手掏了一张银票，不看数目就塞了过去。 
　　“好！你等一等。” 
　　很快地，小太监去而复转，缩在抽子里的手一伸，递过来一个铜墨盒。玉铭大失所望，他所说的“行方便”不是要借个墨盒，而是想找个枪手。 
　　事到如今，只有实说了。他将小太监拉到身边低声说道：“好兄弟！文墨上头，我不大在行，你帮我一个忙，随便找谁替我搪塞一下子。我送一千银子。喏，钱现成！” 
　　说着又要去掏银票，小太监将他的手按住，平静地答道：“一千银子写份履历，谁不想干这种好差使？可是不成！万岁爷特地吩咐，让我来看着你写。你想我有几个脑袋，敢用你这一千银子？再说，万岁爷也许当殿复试，让你当着面写个字样子看看，那不全抖露了吗？” 
　　这一来，玉铭才知事态严重，面色灰白，一下子象是老了十年，站在那里作不得声。 
　　“快写吧！万岁爷在那儿等着呢！等久了！不耐烦，你写得再好，也给折了！” 
　　“那里会写得好？”玉铭苦笑着，蹲下身去。 
　　于是小太监帮他拔笔铺纸，打开墨盒，玉铭伏身提笔，笔如铅重，压得他的手都发抖了。 
　　“快写啊！” 
　　“好兄弟，你教教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法。” 
　　“好吧，你写：奴才玉铭…　。” 
　　玉铭一笔下去，笔画有蚯蚓那样粗，等这“奴”字写成，大如茶薄。小太监知道不可救药了，尽自摇头。 
　　“奴才玉铭”四个字算是写完了，这里多一笔，那里少一笔，左歪右扭，如果不是知道他写的是这四个字，就再也无法辨识。 
　　“下面呢？” 
　　“下面，”小太监问，“你是那一旗的？” 
　　“我是镶蓝旗。” 
　　“那你就写上吧！” 
　　已经急得汗如雨下的玉铭，央求着说：“好兄弟，请你教给我，‘镶’字怎么写？” 
　　那小太监心有不忍，耐着性子指点笔画，而依样葫芦照画，在玉铭也是件绝大难事，结果成了一团墨猪。接下来，蓝字很不好写，旗字的笔画也不少。勉强写到人字，一张纸已经填满了。 
　　“交卷吧！”小太监已经替他死了心了，觉得用不着再磨工夫，所以这样催促着。 
　　“好兄弟，你看，这份履历行不行？” 
　　根本不成其为履历，那还谈得到写得好坏？不过，小太监知道他此时所需要是什么？亦就不吝几句空言的安慰，“你们当大掌柜的，能写这么几个字，就很不容易了。”他说，“而且旗下出身的做官，也不在文墨上头。你放心吧！” 
　　果然，这几句话说得玉铭愁怀一放，神气好看得多了，随即问道：“我还进去不进去？” 
　　“不必了！你就在这儿候旨吧！” 
　　于是小太监捧着他那份履历，进殿复命。皇帝已经退归东暖阁，正在喝茶休息，一见玉铭的笔迹，勃然震怒，“什么鬼画符？真是给旗人丢脸！”他重重地将那张纸摔在炕几上，大声吩咐：“传军机！” 
　　于是御前侍卫衔命到军机直庐传旨。礼王世铎大为紧张，他对太监、侍卫，一向另眼看待，此时讶异地低声问道：“这会儿叫起？是为了什么呀？” 
　　“大概是为了新放的盐茶道。皇上生的气可大了。” 
　　“为什么呢？玉铭说错了什么话？” 
　　“倒不是话说错了，字写得不好。”侍卫答道，“皇上叫写履历，一张纸八个大字，写得七颠八倒，皇上说他是‘鬼画符’。” 
　　“是了！辛苦你，我们这就上去。” 
　　进见以前，先得琢磨琢磨皇帝的意思，好作准备，“玉铭那十二万银子，扔在汪洋大海里了。”孙毓汶说，“看样子，那个缺得另外派人。” 
　　“这得让吏部开单子啊！”世铎说道，“咱们先上去吧，等不及了。” 
　　“是的。先给吏部送个信，让他们预备。”说着，孙毓汶便吩咐苏拉：“请该班。” 
　　“请该班”是军机处专用的“行话”，意思是请轮班的军机章京。照例由达拉密与值日的“班公”进见。这一班的达达密叫钱应溥，浙江嘉兴人，曾是曾国藩很得力的幕友，在军机多年，深受倚重，遇事常尽献言之责，不同于一般的军机章京，此时便说：“单子亦不必吏部现开，原来就送了单子的，因为特旨放玉铭，单子不曾用，检出来就是。不过，皇上似乎有借此振饬吏治之意，所以继任人选，请王爷跟诸位大人倒要好好斟酌。陟黜之间，要见得朝廷用人一秉大公，庶几廉顽立懦，有益治道。” 
　　“卓见，卓见！”孙毓汶很客气地说，“请费心，关照那位将单子开好，随后送来吧！” 
　　交代完了，全班军机进见。玉铭还在乾清宫下，苦立候旨，望见世铎领头，一行红顶花翎，颤巍巍地由西面上阶，认得是全班军机大臣。心想“礼多人不怪”，上前请个安，或许能搭上句把话，打听打听消息，总是件好事。 
　　念头转定，撩起袍褂下摆，直奔台阶，只听有人喝道： 
　　“站住！” 
　　站定一看，是个蓝翎侍卫，便即陪笑说道：“我给礼王爷去请个安。” 
　　“给谁请安也不管用了！”那侍卫斜睨着他说：“找一边儿蹲着，凉快去吧！今儿个，你还能回家抱孩子，就算你的造化了。” 
　　一听这话，玉铭吓得魂飞魄散。定定神再想找那蓝翎侍卫问一问吉凶祸福，人家已经走得老远了。 

　　　　　　　　　　　※　　　　　　　 ※　　　　　　　　 ※ 

　　“这个玉铭，”皇帝气已经平了，思前想后，玉铭总是自己交派下去的，谁也不能怪，所以只简略地说道：“文理不通！ 
　　根本就不能补缺。” 
　　“是！”世铎答道：“让他归班候选去吧！” 
　　皇帝点点头问：“他那个缺该谁补呢？” 
　　“这得要看资序。吏部原开了单子的。” 
　　“单子在那儿？” 
　　世铎不敢说，已经在检了。因为天威莫测，预知召见为了何事，是犯忌讳的，所以他只这样答说：“得现检。不过也很方便，一取就到。” 
　　“那就快检来！该什么人补就归什么人补，你们秉公办理。” 
　　“是！”世铎回头向孙毓汶低声说了一句：“莱山，你看看去。” 
　　孙毓汶心里明白，皇帝迫不及待地，要在此刻就补了盐茶道这个缺，是防着慈禧太后另有人交下来，也许仍是玉铭一流的货色。那时候既不能违慈命，又不能振纪纲，会形成极大的难题。同时有“秉公办理”的面谕，可见皇帝的本心正如钱应溥所说的，有借此振饬吏治之意。既然如此，军机乐得办漂亮些，也买买人心。 
　　因此等将单子拿到手里，先细看一遍，其中第五名叫张元普，下面注的简历是：“浙江仁和；戊辰进士；刑科掌印给事中；加级五次、纪录两次。”戊辰是同治七年，他这一榜中，吴大澂现任漕督，宝廷更是由吏部侍郎外放福潮主考，因为“江山九姓美人麻”而自动被放，早已黄粱梦醒，而此人连个“四品京堂”亦还未巴结上，也太可怜了。 
　　当然，除了科名以外，皇帝还着眼在“加级五次”上面，便即问道：“他这个加级是怎么来的？” 
　　“是京察上来的。”军机章京答说。 
　　三年考绩，京察得一等才能加级，张元普五次得一等，自然可以不次拔擢，因即吩咐：“你带着笔没有？拿单子重新写一张，第五改成第一。” 
　　于是在孙毓汶一手安排之下，当天就由军机处承旨发出一道上谕：“新授四川盐茶道玉铭，文理欠通，不堪任使，着即开缺，归班候选。该缺着由刑科给事中张元普补授。” 
　　张元普从同治七年中了进士，分发刑部，一直“浮沉部署”，混了十六年才补为山东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为人碌碌，一无表见，除了忠厚谨慎以外，别无所长。二十多年的京官苦缺，穷得家无长物，最大的指望是放一任知府，不论缺分好坏，总比借债度日来得强。谁知平地青云，居然放了四川盐茶道。这个缺不谈陋规“外快”，光是额定的养廉银，照“缙绅录”所载，每年就是三千五百两。只要做上三年，不但所欠的“京债”可以还清，而且还能多几千两银子，回乡置几十亩薄田，可免子孙冻馁之虞。 
　　在他自是大喜过望，感激皇恩，至于垂涕。玉铭也曾哭了一场，只是同样一副眼泪，哀乐各殊。哭完了痛定思痛，实在不能甘心，玉铭逼着恩丰找高峒元去办交涉，要讨回那十二万银子。 
　　“十二万银子小事，我赔也还赔得起。不过，将来宫里有什么大工，广隆还想不想承揽？他得琢磨琢磨。” 
　　这是一种威胁，如果玉铭一定要索回原银，他的广隆木厂，就再也不用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所失孰多？这把算盘当然要打。不过，“善财难舍”。恩丰说道：“平白丢了十二万银子，还丢了一回人，高道爷，请你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也咽不下这口气吧？” 
　　“丢人是他自己不好。引见是何等大事？怎么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再说，煮熟了的鸭子，凭空飞了，其中自然有鬼，而这个‘鬼’，照我看，是他自己找的，怨不了谁。这且不去说它，他那十二万银子，也不算白丢。”高峒元招招手将恩丰唤近了又说：“颐和园虽花了两三千万银子下去。工程还没有完。跟当年的圆明园一样，颐和园是个无底坑，多少银子都花得下去。他倒不如放漂亮些，李总管反觉得欠了他一个情要补报，将来随便替他说句话，就十个十二万两都不止了。” 
　　“是，是！”恩丰连连点头，“我回去开导他。” 
　　玉铭一经“开导”，恍然大悟，转怒为喜，索性又备了几样古玩，托高峒元送进宫去，打算着切切实实交一交李莲英。 

　　　　　　　　　　　※　　　　　　　 ※　　　　　　　　 ※ 

　　“这倒真是受之有愧了！”李莲英把玩着玉铭所送的那一个羊脂玉的鼻烟壶说，“总得想个法子，给他弄点儿好处才好。” 
　　“那不忙，有的是机会。”高峒元问道，“我就不明白，怎么一下子翻了？是不是中间有人捣鬼？” 
　　“当然！”李莲英向东面努一努嘴，“景仁宫。” 
　　“这可得早早想办法。”高峒元低声问说，“老佛爷怎么样？” 
　　“还看不出来，仿佛不知道这回事儿似的。” 
　　高峒元想了一下，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你得提一提！ 
　　不然要不了两三年的工夫，就都是人家的天下。” 
　　那时候是谁的天下？会是珍嫔的天下吗？这个疑问似乎是可笑的，而细想一想不然。李莲英很了解，如果说权势的相争如一架天平的两端，一端是储秀宫，另一端是景仁宫，而皇帝虽为枢纽，却无偏倚，那就不足为虑，“水大漫不过桥去”，珍嫔永远无法盖得过慈禧太后。 
　　可忧的是，有一天比一天明显的迹象，皇帝不甘于母子如君臣的情势，他要做一个自己能做自己的主的皇帝。再抚心说句不必自欺的公道话，慈禧太后确也侵夺了皇帝不少的权力，无形之中就会逼得他倾向景仁宫，变成以二对一。这样，天平两端的消长之数，就不问可知了。 
　　这一连串的念头，风驰电掣般在心头闪过，李莲英觉得悚然于高峒元的警告。但在表面上他不愿也不便承认高峒元的警告，不可忽视。 
　　“你放心吧！”他说，“成不了气候。” 
　　“成了气候就难制了。” 
　　“成气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李莲英又说：“一切都跟平常一样，你就当没有这回事，该怎么着怎么着，内里都有我！” 

　　　　　　　　　　　※　　　　　　　 ※　　　　　　　　 ※ 

　　事情大致都弄清楚了。景仁宫一个王有，内务府一个全庚，一条线通过珍嫔，直达天听。玉铭大碰钉子那天，事先珍嫔跟皇帝曾有一番密谈。事后，全庚称心快意地四处扬言：“早就知道玉铭那家伙非落得个灰头土脸不可！”这些情形摆在一起来看，内幕就昭然若揭了。 
　　李莲英觉得栽在珍嫔、王有和全庚手里，是绝大的屈辱，一记起这件事，心头就会作恶。然而他还是忍着，忍着等机会。 
　　这个机会是可以预见的，每隔十天八天，慈禧太后就会问起：“外头有什么新闻呐？” 
　　这天问到，李莲英平静地答道：“还不都是谈玉铭那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慈禧太后问道，“我听崔玉贵说，珍嫔想使人的钱，没有使成，所以撺掇皇帝给了玉铭一个难堪，是这样子吗？” 
　　“不是。说珍嫔想使人的钱，是有些人造出来的，崔玉贵就信以为真了。” 
　　“那么，是为什么呢？” 
　　“是，”李莲英低声答道：“珍嫔劝万岁爷要自己拿主意。该用谁就用谁，不用谁就不用谁！让大家都知道，是万岁爷当皇上，大权都是皇上自己掌着。” 
　　慈禧太后勃然变色，额上青筋暴起，眼下抽搐得很厉害，盯着李莲英看了好一会，忽又放缓了声音问：“你不说玉铭原是珍嫔保举的吗？可怎么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是，原是珍嫔保举，只为老佛爷…　。”李莲英磕个头说：“奴才不敢再往下说了。” 
　　慈禧太后的手索索地抖着，好半天不言语。淡金色的斜阳照着她半边脸，明暗之际，勾出极清楚的轮廓，宽广的额头，挺直的鼻子，紧闭的嘴唇，是显得那么有力，那么深沉。李莲英在想：生着这样一张脸的人，似乎不应该生那一双受惊生气了便会发抖的手。 
　　“翅膀长硬了，就该飞走了。飞吧！飞得远、飞得高，飞个好样儿我看看。”慈禧太后冷峻地自语着，然后转脸吩咐：“你记着提醒我，等皇帝来了，我要告诉他，那两姊妹该晋封了。” 
　　李莲英不明白她是何用意，只答应一声：“是！” 
　　“飞吧！飞得高、飞得远，飞个好样儿的我看！”说着，慈禧太后站起身来走了，沉着地踩着“花盆底”，洒落背上的冉冉斜阳，悄悄没入阴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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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并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着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里，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弢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省。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肃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的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这几天很好。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里？” 
　　“住在法华寺。” 
　　由此开始，荣禄接连不断地，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使袁世凯大起警惕，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荣禄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在心里说：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居心叵测，再不能信任了。 
　　这样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趋前两步，轻声说道： 
　　“世凯有几句紧要话，密禀大帅。” 
　　荣禄声色不动，只侧脸挥一挥手，说一句：“都出去！” 
　　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站得远远地，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用痛苦的声音说道：“世凯今天奉命而来，有件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只有自己请死！” 
　　荣禄笑了。“什么事？”他问，“让你这么为难？” 
　　“大帅请看！” 
　　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荣禄一看是朱谕，不觉一怔，但立即恢复常态，坐在原处细看。朱谕上写的是“荣禄密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着袁世凯驰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立即正法。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钦此！” 
　　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关系重大，整顿全神，仰面看着荣禄的脸色。先看他读朱谕并不站起来，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迹象不妙！转念又想，这是还不知朱谕内容之故。如果读完朱谕，面现惊惶，有手足无措的模样，便不妨乘机要挟，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为人谋亦为己谋，好歹混水摸鱼，捞点好处。若是既不惊、亦不忧，至少亦会表示感谢，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教他大大地见个情。 
　　念头刚转完，荣禄已经读完朱谕，随手放在书桌上，用个水晶镇纸压住，板起脸说道：“臣子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不过朝廷办事，有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承旨’责在军机；定罪有吏部、刑部；问斩亦要绑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我一定进京自首，到刑部报到，那能凭你袖子里一张纸，就可以‘钦此，钦遵’的？” 
　　这番回答未终，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还差人一大截，眼看狂飚大作，倘不赶紧落篷，便有覆舟灭顶之危！ 
　　“大帅！”他气急败坏地说，“世凯效忠不二，耿耿寸衷，唯天可表。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 
　　说到这里，痛哭失声。且哭且诉，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廷，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谓“独对”。第一次是八月初一，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当天就有“开缺以侍郎候补”的上谕；第二次是八月初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八月初三，荣禄曾有电报到京，说英国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大沽口应加戒备，催袁世凯立即回任。而就在这天晚上，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要求他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同时表示，皇帝将在八月初五，再度召见，有朱谕当面交下。 
　　“一看朱谕，世凯吓得魂飞天外，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 
　　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　” 
　　“好了，好了！”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有话明天再说！” 
　　说完，将茶碗一端，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拉起嗓子高唱：“送客！” 

　　　　　　　　　　　※　　　　　　　 ※　　　　　　　　 ※ 

　　撵走了袁世凯，荣禄立即召集幕府密议，好得是先已有防变的部署，前一天已调甘军进驻离京四十里的长辛店。这时决定将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防天津，监视小站的新建陆军。 
　　在此同时，路局已接到命令，特备专车，升火待发。荣禄便衣简从，悄然上车，深夜到京，预先接到电报的步军统领崇礼，亲自在车站迎接。相见别无多语，崇礼只说得一声：“庆王在等着！”随即陪荣禄出站，坐上蓝呢后档车进城。 
　　庆王府在北城，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车进宣武门由南往北，穿城而过，到时已过午夜，庆王已等得倦不可当，勉强撑持，听得荣禄已到，精神一振，吩咐在内书房接见。 
　　灯下相见，庆王讶然问道：“仲华，你的气色好难看！” 
　　“怎么好得了？从本初进京，我就没有好生睡过一觉。” 
　　汉末袁绍字本初，这是指袁世凯而言。在亲贵中，庆王是颇读过几句书的，懂他这两字隐语，也意会到他此行与袁世凯进京，特蒙皇帝识拔一事，有重大关系。便即亲自起身，掀帘向在廊上伺候的护卫与听差说道：“都出去！把垂花门关上。” 
　　听得这话，崇礼觉得亦有请示的必要，等庆王转过身来，随即说道：“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跟你请假。” 
　　庆王不答他的话，看着荣禄问说：“受之不必走吧？”受之是崇礼的别号。 
　　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礼，也是慈禧太后所赏识的人物之一，而且是步军统领，职掌京师治安，当然亦有参预最高机密的资格，所以荣禄一叠连声地说：“不必走！不必走！” 
　　于是三个人围着一张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圆桌，团团坐定，崇礼先开口告诉荣禄：“老佛爷昨儿回宫了。” 
　　“莫非得了什么消息？” 
　　崇礼愕然：“什么消息？” 
　　“我还以为老佛爷知道颐和园不安静，所以又挪回来的呢！” 
　　崇礼大惊失色，“荣二哥！”他急问说，“怎么说顾和园不安静？难不成新党派了刺客藏在园子里？” 
　　“对了！新党派了个大刺客，打算派兵包围颐和园，跟老佛爷过不去。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等看过荣禄带来的那道朱谕，庆王和崇礼都伸一伸舌头，双眼睁得好大地，不住吸气。 
　　“好家伙！”庆王说道，“皇上真有那么大的胆子！” 
　　“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壮胆。”崇礼问道：“二哥，这道朱谕是那里来的？” 
　　“那还用说，”庆王接口，“当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来的。” 
　　“王爷猜对了！”荣禄接着问道：“王爷，你看怎么办？” 
　　“除了面奏老佛爷，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我也是这么想！”荣禄将身子往后一靠，“劳受之的驾吧，看是怎么样跟老佛爷见面？” 
　　“好！”崇礼立即起身，“都交给我！我找‘皮硝李’去。 
　　回头我在贞顺门候两位的驾。” 
　　等崇礼一走，荣禄才跟庆王谈到应变制宜之道。皇帝决不能再掌权，是不消说得的，但应出以怎样的一种手段，却是非慎重考虑不可的。否则，会引起极大的动乱，招致“动摇国本”的严重后果。 
　　“废立一事，决不可行。可是，仲华，”庆王一脸没奈何的表情，“你知道我的处境，我实在不便说话。祖家街有个可笑的谣言，说我两个儿子没有入承大统的希望，所以反对废立。这是从何说起？我就做再荒唐的梦，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第一、我是高宗一系；第二、果然废立，以旁支继统，当然是为穆宗立嗣，继穆宗之统。算辈分也不对啊！我能糊涂到连弟兄、叔侄都搞不清楚不成。” 
　　穆宗是“载”字辈，奕劻两子载振、载搜是穆宗的堂房弟弟，自无以弟作子之理！荣禄也觉得“祖家街”的这个谣言，造得太离谱了。 
　　“我就不服！”不大动感情的荣禄，忽然愤慨了，“莫非只有他‘祖家街’，‘翔凤胡同’就不够资格入承大统！” 
　　“祖家街”与“翔凤胡同”这两处地名，指两处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的住宅。乾隆末年，皇子私议储位，庆王奕劻的祖父、皇十七子永璘表示：“天下至重，何敢妄窥大位，将来但愿能住和珅的宅子，于愿已足。”及至乾隆内禅，皇位归于永璘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即是仁宗。嘉庆四年，“和珅跌倒”，仁宗想起这段往事，就拿和珅的住宅，作为庆郡王永璘的赐第。咸丰年间，改赐恭王。不过这座王府在三转桥，恭王另在什刹海附近翔凤胡同，构筑别墅，命名“鉴园”。通常说恭王府，都指鉴园而言。所以荣禄亦以翔凤胡同，作为恭王府的代名。 
　　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门大街以北，相传是清初降将祖大寿的故宅。端王载漪的府第，在这条街上。载漪是惇王奕誴的第二个儿子，承继为仁宗第四子瑞亲王之后，照清朝亲贵承袭的制度，降等袭封，瑞亲王绵忻之子奕龢承袭，降为瑞郡王，载漪是奕誌的嗣子，降等承袭为贝勒。载漪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就加了郡王衔，四年前晋封为瑞郡王。不道军机大臣糊涂，承旨时将“瑞”字误书为“端”字。上谕既发，不便更正，载漪就这样糊里糊涂成了端王。 
　　端王载漪，与恭王的几个儿子，与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如今要在近支中找“溥”字辈的作为穆宗的嗣子，则恭王府亦有资格。而载漪恃太后之宠，一心以为只有他的儿子，可以入承大统。荣禄在恭王生前，颇蒙器重，因而有此愤愤不平之言。 
　　“你也别替人家发牢骚了！言归正传，我看，”庆王沉吟了一下说，“眼前只能在‘训政’二字上做文章。” 
　　“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 
　　“做文章容易。”庆王答说：“总要等‘见面’以后，才能放手办事。” 
　　“见面”、“递牌子”、“叫起”都是朝贵常用的术语。军机大臣每日进谒，称为“见面”，庆王此时所说的“见面”，是指见了慈禧太后而言，未奉懿旨，一切都无从措手。于是，各自换了公服，两人同车出府，向东疾驰。 
　　向来大臣上朝，都由东华门入宫，此时事出非常，驱车直趋宫北面的神武门。厌王与荣禄都是赏过“紫禁城骑马”的，守神武门的护军统领，已由崇礼打过招呼，明知他们进宫不由其道，依旧放行，让他们直到贞顺门下车。 
　　贞顺门是宁寿宫的后门。这所乾隆归政之后的颐养之处，因为有一座畅音阁，是楼高三层的大戏台，所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为了听戏方便，常住宁寿宫。此时崇礼与外号“皮硝李”的大总管李莲英，接着了庆王与荣禄，先将他们延入贞顺门西的倦勤斋叙话。 
　　“老佛爷让莲英给叫醒了！崇礼说道，“马上就可以‘请起’。” 
　　“王爷跟荣大人有什么事面奏，我不敢问。”李莲英接口，“不过，得预备什么？请两位的示下，省得到时候抓瞎。” 
　　庆王点点头，看着荣禄说：“仲华，听你的！” 
　　“今儿个怕有大举动。”荣禄答说，“最好避开皇上。” 
　　“老佛爷本来打算今天仍旧回园，既然如此，就早早起銮罢！” 
　　“颐和园又太远了。” 
　　荣禄还在踌躇，李莲英已经有了答复，也等于作了答复： 
　　“那就挪到西苑。” 
　　说完，李莲英就走了。不多片刻，有个小太监来通知“叫起”，同时指明：召见的是庆王与荣禄。 
　　“受之，”荣禄便即叮嘱，“请你派个妥当的人，悄悄通知军机，预备老佛爷召见。” 

　　　　　　　　　　　※　　　　　　　 ※　　　　　　　　 ※ 

　　召见庆王与荣禄，是在作为乾隆书房的乐寿堂，除了李莲英以外，别无太监与宫女。 
　　跪过了安，庆王先奏：“荣禄是昨儿晚上十二点钟进京的，有大事跟老佛爷面奏。” 
　　“说吧！”慈禧太后问荣禄：“你是袁世凯回天津以后才进京的？” 
　　“是！”荣禄答说，“奴才有密件，请老佛爷过目。” 
　　密件就是那道朱谕。李莲英从荣禄手里接过来，一转身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入目变色，突出两腮，双眉之间，青筋暴露，牙齿咬得格格有声。庆王与荣禄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老太太有此可怖的形相，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噤。 
　　真如雷霆骤发，来得快，去得也快，慈禧太后忽又收敛怒容，平静地说：“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一回天津就来看奴才…　。” 
　　荣禄将袁世凯告密，以及他的应变部署，从头细叙，一直谈到进京与庆王会面为止。话很长，一口气说下来，不免气喘，略歇一歇时，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说：“给荣大人茶！” 
　　茶倒是现成，但茶具都是上用的明黄色，非臣下所能僭用，因而颇费张罗，于是慈禧太后又开口了。 
　　“就拿我用的使吧！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那儿蘑菇！” 
　　“君臣的礼节嘛！”李莲英已找到两个乾隆青花的大酒钟，权当茶碗，一面倒茶，一面头也不回地答说：“大规矩错不得一点儿！老佛爷就有恩典，人家也不敢喝呀！” 
　　说着，已倒了两钟茶来。庆王与荣禄都先磕了头，方始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茶钟，“咕嘟，咕嘟”一气喝干。 
　　就这当儿，慈禧太后已想停当了，“袁世凯可恶！他这是曹操给董卓献宝刀嘛！”她重重地说，“这个人可万留不得了。” 
　　荣禄大惊，“袁世凯是人才，求老佛爷开恩。”他向庆王看了一眼，“奴才知道袁世凯本心没有什么。再说奴才也制服得住他。” 
　　庆王受过袁世凯一个大红包，兼以荣禄的示意，便接口帮腔：“老佛爷明鉴，如今办大事正要收揽人才。袁世凯纵不足惜，但如老佛爷饶不过他，怕替老佛爷办事的人会寒心。” 
　　“而且，”李莲英插嘴说道：“也叫景仁宫看笑话。” 
　　珍妃住西六宫的景仁宫，她如果知道袁世凯告密而被诛，当然会抚掌称快。慈禧太后醒悟了，“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做。 
　　“好吧！我饶了他。不过，荣禄，你得好生管住！” 
　　“是。奴才制得住他。”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吩咐：“把匣子拿来！” 
　　李莲英答应着，立即取来一个专贮奏折的黄匣子，打开了小银锁，慈禧太后亲手检出一件奏折，交荣禄阅看。 
　　这个折子是两名御史联衔，在八月初三那天，到颐和园呈递的。这两名御史，一个叫杨崇伊，江苏常熟人，热中利禄，不惜羽毛，敢于为恶，曾经一折子参倒珍妃的老师、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为一时大名士的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因而颇不容于清议。 
　　另一个是湖北江夏人，张凯嵩的儿子张仲炘。张凯嵩久任督抚，宦囊充盈，所以张仲炘是个席丰履厚的贵公子，做官的宗旨，与杨崇伊相反，利心较淡，名心甚重，由编修转任江南道御史以来，便以敢言著称。 
　　杨、张二人联衔所上的折子，自然是向皇帝陈奏，但此折子又不能让皇帝寓目，所以特地到颐和园呈递。因为，慈禧太后自入夏为始，一直驻驾颐和园，皇帝间日省视，亦经常在那里处理大政，臣下到颐和园向皇帝奏陈，亦是常有之事。杨崇伊便是利用皇帝往来不定的这个漏洞，能将奏帝的折子，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折子的内容，是得风气之先，抢一个“拥立”之功，请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只是，既已“归政”，不便再公然收掌大权，所以仿照嘉庆即位，乾隆以太上皇的身分，仍旧干预政务的故事，现成有个“训政”的名目，可以借用。 
　　这个折子，荣禄不必再看，因为杨崇伊事先到天津商量过的。荣禄当时表示，“不妨上了再说”，做个伏笔，如今别无选择，唯有运用这个伏笔了。 
　　“那末，你们去预备！”慈禧太后问李莲英，“今儿个，皇帝要干些什么？” 
　　“除了召见四位‘新贵’，还得驾临中和殿‘阅祝版’。” 
　　“这会儿，皇帝在那儿？” 
　　“多半还在景仁宫。”李莲英答说，“奴才马上派人去打听。” 
　　一听景仁宫，慈禧太后便不自觉地怒气上冲，“不用打听了！”她说，“咱们就去吧！” 
　　荣禄不能确知慈禧太后到了景仁宫，跟皇帝见了面，彼此会说些什么？不过，皇帝作何表示，可以不管，如今顶要紧的是，须决定慈禧太后在何处召见军机？ 
　　这样想着，便陈奏请旨，慈禧太后并无意见，反问一句： 
　　“你们看呢？” 
　　“奴才的意思，请老佛爷在西苑办事。” 
　　“也好！你们把杨崇伊的折子带去。”慈禧太后随即又吩咐李莲英：“回头咱们就由景仁宫，一直到西苑。” 
　　“喳！”李莲英答应着，向荣禄使个眼色。 
　　这是暗示他可以“跪安”了。于是荣禄又拿肘弯碰一碰庆王，两人磕头跪安，辞出殿去，转到隆宗门内，离军机处不远的内务府朝房，派人先将崇礼找了来接头。 
　　“已经通知过了。”崇礼低声说道：“刚中堂说，他盼这一天很久了！要怎么预备，最好赶快通知他。” 
　　“仲华，我看，这会儿就把刚子良请了来谈一谈吧？” 
　　荣禄考虑了一下，摇摇头，“这会儿还不必。”接着又转脸对崇礼说：“受之，劳你驾，悄悄儿把钱子密给找来。” 
　　“好！我自己去说。” 
　　子密是钱应溥的别号，浙江嘉兴人，军机章京出身。同治年间为曾国藩奏调出京，在他幕府中专司章奏，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钱应溥复回军机，由章京而“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由达拉密而超擢为军机大臣，为人明敏通达，笔下更是来得。荣禄觉得这件大事，必须通过军机，而军机大臣中，只有跟钱应溥商量才有用。 
　　庆王比较持重，认为应该告知刚子良，就是刚毅。此人籍隶镶蓝旗，在刑部当司员时，因为熟于律例，勇于任事，颇得当时的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外放为潮嘉惠道，升监司，当巡抚，所至有声，算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以后，翁同龢以师傅之尊与亲，得君独专，颇为弄权。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大东沟一战，海军大败。朝局一变，恭王复起，翁同龢、李鸿藻再入军机，刚毅亦由于翁同龢的密保，由广东巡抚内召，以礼部侍郎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仕途中，这一步可是跨得大了！照道理说，应该感激翁同龢才是，然而不然！ 
　　翁同龢倒是绝非喜欢摆架子的人，亦很少疾言厉色。但以刚毅既是旧属，又有新恩，言语词色之间，当然比较率直。 
　　刚毅没有读过多少书，爱掉文而常念白字，提到大舜称为“大舜王”，只是识者摇头，将臯陶的陶，读如陶器的陶，也还不觉刺耳，可是以当国执政的枢臣，“茶”毒生灵，草“管”人命，琅琅上口，这种笑话，可就伤害到政府的威严了　因而有一次，翁同龢忍不住当面纠正，刚毅面红过耳，唯唯称是，但心里引为大恨，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 
　　到了这年春天，翁同龢因为赞助皇帝维新，又与为慈禧太后及旧党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扯上关系，所以为跟翁同龢有宿怨的荣禄所排挤，落得个“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凄凉下场。而在荣禄下此杀手之时，刚毅在暗中颇尽了些力量。而荣禄并不感激，反觉此人刻薄无义，存着戒心。同时，他亦很不满刚毅刚愎自用、横行霸道的作风，觉得新旧之争搞得如此势如水火，以致太后与皇帝母子之间，竟如仇敌，刚毅在其间推波助澜，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件大事，不愿与他商议。 
　　庆王见他态度坚决，便不肯多说，等钱应溥到了内务府朝房，亦仍旧让荣禄去跟他细谈。 

　　　　　　　　　　　※　　　　　　　 ※　　　　　　　　 ※ 

　　就在这时候，慈禧太后已带着大总管李莲英、二总管崔玉贵，以及大批的太监、宫女，由宁寿宫出蹈和门，进苍震门到了“西六宫”之一的景仁宫。 
　　景仁宫是珍妃的寝宫，亦是皇帝经常临幸之地。珍妃得报，心知慈禧太后的来意不善，深怕错了礼数，又遭谴责，赶紧出宫跪接。慈禧太后却理都不理，让李莲英搀扶着，上阶入室，往正中所设的宝座上一坐，随即喊道： 
　　“崔玉贵！” 
　　“喳！”崔玉贵的嗓子，雌音特重，加以高声应答，亢直尖厉，入耳令人心悸。跟在后面的珍妃，不由得皱了皱眉。 
　　不过，她总算抢了个先，越过捧着个大肚子的崔玉贵，跪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慈禧太后没有理她，偏着脸对崔玉贵喝道：“你们给我搜！” 
　　搜什么是早就关照过的，崔玉贵又是嗷然一声：“喳！”回身招一招手，直奔珍妃卧室，抽出皇帝常用的一张书桌的抽屉，拿起来往桌上一倒，那些拆散了的钟表之类的杂物，仍旧一抹一扫，归入原处，所有的文件，用块黄袱，一股脑儿包了起来。 
　　搜完书桌，又搜珍妃的妆台与枕箱，所获亦颇不少。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便可复命，而珍妃仍然直挺挺地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 
　　“带回去看！”慈禧太后又扬着脸问：“谁是这儿管事的？” 
　　景仁宫的首领太监，赶紧奔过来跪倒，自己报告：“奴才孙得禄给老佛爷磕头。” 
　　“你主子不孝！打这儿起，停了‘月例’的首饰衣服，省得她成天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迷得皇帝颠三倒四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喳！”孙得禄大声答应，不由得转脸去看珍妃。 
　　珍妃噙着两滴眼泪，却就是不掉下来。慈禧太后冷笑着问：“怎么着？敢情你还不服？” 
　　“奴才都没有吭气。”珍妃回答的声音，既快且急。 
　　“你们听听！”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还跟我顶嘴！” 
　　“珍妃那里敢！”李莲英是怕慈禧太后过于生气，大家都不安逸，所以紧接着说：“主子谢恩吧！” 
　　珍妃很识好歹，知道李莲英在回护她，倒不能不领这个情，便即碰头说道：“奴才有不是，尽管请老佛爷责罚，只求老佛爷别动气！” 
　　“哼！”慈禧太后答说：“别口是心非吧！你们都巴不得我早死！老天爷有眼，偏教我硬朗，偏教你们不得遂心！” 
　　说着，霍地起立，为了表示自己硬朗，大步从宝座的踏脚上跨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外面传呼：“万岁爷驾到！” 
　　皇帝是朝服阅完了“祝版”，回景仁宫来换常服，顺便要取几件臣下所上建议新政的密折，预备到养心殿召见轮班的“四京卿”。一到宫门，发现慈禧太后的软轿，想要抽身躲避，已自不及，只能硬着头皮，下轿入内。 
　　进得宫门，就看到慈禧太后站在廊上，双膝便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 
　　“起来！”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的慈禧太后说：“我有话问你。” 
　　“是！”皇帝挣扎着站起身来。 
　　“你要杀荣禄是不是？” 
　　皇帝大吃一惊，不知道慈禧太后从那里得来的这个消息？不过他立即想到，不宜也不能抵赖，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又是极难解释而又不能不答的一件事。人言藉藉，多说九月初皇帝奉太后巡行天津阅兵时，荣禄将有废立之举。只此一端，以皇帝的权力，便可先发制人，但如未奉懿旨，荣禄那敢如此？所以持此罪状作为杀荣禄的理由，便等于表示与慈禧太后亦不能两立。 
　　有此顾忌，语多窒碍，加以在积威之下，越发讷讷然不能出口。遇到这样的情形，慈禧太后向来不容他从容考虑，又问：“你是派谁去杀荣禄呢？是派袁世凯吗？我告诉你吧，人家把你给卖了。” 
　　原来是袁世凯告的密！然则谭嗣同所建议的，派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一事，慈禧太后当然亦知道了。转念到此，浑身发抖，牙齿震得格格作响。宫女们大都不忍看他这副样子，却又不敢转脸相避，只好垂着眼看地面。 
　　“你算明白过来了吧！傻哥儿，你不想想，今天没有我，明天那有你！凭你，就能压得住吗？走吧，跟我上西苑去！” 
　　语气突然缓和了，可是谁都知道，并非吉兆。面如死灰的皇帝，蹒跚起身，上了轿子，跟着慈禧太后向西，过了金鳌玉蝀桥，折而向南，行近德昌门，太监来传懿旨，让皇帝在瀛台待命。凤舆却一直抬到勤政殿。 
　　殿前朝房中，庆王、荣禄与全班军机大臣都在候驾。不一会“叫大起”，军机与其他大臣同时召见。于是礼王世铎领头，庆王居次，其余按官阶分先后，成单行缓步上殿。 
　　行完了礼，慈禧太后开口喊道：“荣禄，袁世凯告诉你的话，你跟大家说了没有。” 
　　荣禄跪行一步，向上回奏：“奴才已经说给礼亲王跟军机大臣了。” 
　　“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象这样的询问，照例应由礼王答话，但他名为军机领袖，实际上只是摆个样子，很少在御前陈述一番见解，或者出个主意。遇到这样的大事，更不敢胡乱开口，只朝上碰头答道： 
　　“刚毅有话，跟老佛爷回奏。” 
　　刚毅不待慈禧太后有何表示，便即大声说道：“新党胡闹得太不成话了！奴才等大家商量，只有请老佛爷重新把权柄拿回来，才能保住大清朝的天下。” 
　　话说得粗鲁不文，不过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慈禧太后就全班军机大臣，逐一指名询问：“王文韶，你是老人，有话尽管说！” 
　　籍隶杭州的王文韶，早在二十年前就当过军机大臣，是他的老师沈桂芬所援引。沈桂芬一死，倒了唯一的一座靠山，结果为李鸿藻与清流所攻，而“云南报销案”中，王文韶受贿亦确凿有据，因而被放回籍。家居十年，韬光养晦，磨尽棱角，练就了一副与人无争的性格。他为人并不糊涂，只是一味圆滑，所以外号叫做“琉璃蛋”。上了年纪，双耳重听，慈禧太后说些什么，根本不晓。不过，他另有一套应付的办法，看上面目光下注，落在自己身上，便等慈禧太后闭口后，碰个头说道：“皇太后圣明！” 
　　御前颂圣，决无差错，慈禧太后换个人问：“裕禄，你看怎么样？” 
　　裕禄是正白旗人，少年得志，三十岁就当到安徽巡抚，久任封疆，颇有能名。由四川总督内召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还不到三个月，于朝政尚未深知，但对外面的情形，还算明白。当时答说：“如今列强环伺，务求安静。变法维新，原是老佛爷应许了皇上的，不过操之过急，窃恐生变。倘蒙老佛爷训政，让皇上凡事有所禀承，实为国家之福。” 
　　“是啊！”慈禧太后颇有搔着痒处之感，“谁不巴望国富民强？皇帝要变法、要维新，只要不大离谱，我那有不赞成的？只是听了康有为那些离经叛道的话，凡是老的、旧的，不管是不是祖宗的规矩，都说是坏的，那叫什么话？现在索性打从皇帝自己起，就要造反。”她停了一下又说：“有些话，我也不忍说，你们问荣禄，袁世凯跟他说些什么，你们就知道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放着清福不享，为什么还要劳神？实在是不能不管。我如果不管，就没有人能管了，譬如宫里，有人很不安分，皇后太老实，治不了那些人。我不管，成吗？” 
　　“自然非老佛爷管不可！今天的事，这就算说定了，老佛爷也不必再问了，就请明白降旨吧！” 
　　这一下，还有两位军机大臣钱应溥与廖寿恒，就失去了发言的机会。不过，在军机之外有个人，慈禧太后是非问不可的。 
　　“荣禄，你们商量得怎么样了？” 
　　“奴才拟了个上谕的稿子，请老佛爷的懿旨。” 
　　此言一出，军机大臣除了钱应溥以外，无不愕然，刚毅尤其不悦。“承旨”、“述旨”都是枢廷的大权，荣禄竟敢不遵规矩办事，太可恶了！ 
　　然而想到他是面奉懿旨办理，料知争不过他，只能瞠目而视，无可奈何地看荣禄将旨稿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识得笔迹，是出于钱应溥的手笔，看完觉得满意，但并不发下来，只点点头说：“写得很好！我让皇帝看一看，回头再叫你们。” 
　　于是礼王领头行了礼，暂且退朝。慈禧太后就在勤政殿后休息，进用“茶膳”，指派李莲英拿着旨稿到瀛台去见皇帝。 
　　瀛台在勤政殿之南，三面临水，台南边儿红蓼白蘋、绿水潋滟的一片大湖，就是三海之一的南海。李莲英过了桥，便有小太监迎了上来，问知皇帝在补桐书屋休息，一直便奔了去，不必通报，上了台阶便喊：“有懿旨！” 
　　正在屋中发怔的皇帝，听得这一声，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堂屋，向上跪了下来。 
　　于是李莲英亦踏了进去，在上方东首一站，朗声宣道： 
　　“奉懿旨：有上谕一道，交皇帝朱笔抄一遍。” 
　　这是常有之事。慈禧太后每每用皇帝之名降旨，而由皇帝亲笔朱书，掩盖假借的形迹。不过通常总是当面交付，或者由李莲英送了稿子来，甚至有时只是口述大意，要皇帝自己做文章。授受之间，不拘形式。独独这时如此郑重其事，皇帝心知大事不妙了。 
　　等他站起身来，放下了黄匣子的李莲英才给皇帝请安，口中说道：“万岁爷请里面坐吧！” 
　　“谙达！”皇帝对李莲英的这个称呼，算是一种“尊称”。皇帝称授读的老师，如是汉人而授汉文，叫做“师傅”，旗人而教满洲话、蒙古话，或骑射、礼仪之类，就用满洲话叫“谙达”。而皇帝此时叫李莲英的这一声“谙达”，语音中充满了求援的意味：“你可得帮着我一点儿！” 
　　“万岁爷怎么说这话？奴才能调护的，不敢不尽心尽力。不过，奴才也实在很难。唉！”李莲英微ⅱ叹口气，“无事是福！” 
　　说完，一手挟起黄匣，一手搀一搀皇帝，陪着进了书房，将黄匣子打开，放在书桌上。 
　　皇帝就站在那里拿起旨稿，默道：“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竞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一面念，一面身子已经发抖。念完，面如死灰，双足想移向近在咫尺的椅子都有些困难了。 
　　李莲英急忙将他扶着坐好，铺纸揭砚，取一支笔递向皇帝，口中轻轻说道：“且敷衍过了这一关再说。” 
　　“谙达，”皇帝很吃力地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万岁爷不必问了。千错万错，错在昨儿个不该召见袁世凯！” 
　　“真是他！”皇帝失声说道：“真的是这个奸臣告的密！” 
　　“这，奴才可不知道了！”李莲英拿笔塞到他手里，“早点儿复命吧！” 
　　皇帝茫然地提笔写那道朱谕，写到“再三吁恳慈恩训政”那一句，豆大的两滴眼泪落在纸上，渗成一片红晕，鲜艳欲流，就象珍妃颊上的胭脂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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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这道朱谕一交到军机手里，大权便算正式移转了。作为“首辅”的礼王，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该不该给皇太后递如意啊？” 
　　皇太后、皇帝有值得庆贺之事，譬如万寿等等，大臣照例要“递如意”。如今慈禧太后训政，权柄复归掌握，说起来是件喜事。可是脑筋稍微清楚的人都在想：如果给慈禧太后递了如意，可又给皇帝递什么呢？ 
　　王文韶就是这么在想，不过他的手段圆滑，看大家不作声，只好这样答说：“到初八行礼朝贺，再递如意也不晚。” 
　　“夔石的话不错。”庆王出言附和，叫着王文韶的别号说： 
　　“先上去看看再说。” 
　　“可总得有两句门面话啊！” 
　　“王爷这你就甭管了！”刚毅自告奋勇，“回头我来说。” 
　　于是，一面找“达拉密”来行文内阁，将那道朱谕化为“明发”，以便“天下臣民”共知其“福”，一面“请起”。 
　　这一起，仍旧是“大起”。等行完了礼，刚毅精神抖擞地说：“老佛爷大喜！多少年以来，到底见了天日了。如果是早有老佛爷掌权，也不至于受洋人那样的欺侮，让新党这等的胡闹！” 
　　“我也是万不得已！”慈禧太后蹙眉说道：“皇帝是多少年来听信了奸人的话，糊涂得离谱了。第一个罪魁祸首是康有为，这个人万万容不得他！” 
　　“是！”刚毅立即接口，“奴才等请懿旨，立即拿交刑部，严刑讯问。” 
　　慈禧太后点点头，问：“听说他还有一个胞弟在京里？” 
　　“是！康有为的胞弟叫康广仁，弟兄俩同恶相济，请旨一并拿问。此外，”刚毅又说，“所有新党，应该一律严办，除恶务尽，以肃纪纲。” 
　　“罪有应得的，当然不能轻饶。不过，也别太张皇了。” 
　　听得这话，荣禄立即碰头说道：“老佛爷真正圣明。如今大局初定，一切总以安静为主，奴才斗胆请旨，眼前只办首恶。” 
　　“这话也是！”慈禧太后问道：“康有为是谁保荐的？” 
　　“保荐康有为的人可多了…　。” 
　　一语甫毕，荣禄抓住他语声中的空隙，抢着说道：“保荐康有为的，是山东道御史宋伯鲁，请旨革职。” 
　　“可以！”慈禧太后正式作了裁决：“康有为、康广仁即刻拿交刑部，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 
　　于是军机承旨退出，请来在德昌门朝房中待命的步军统领崇礼，由刚毅当面下达懿旨，即刻逮捕康有为兄弟，捆交刑部。崇礼是早有预备的，回本衙门点起三百兵丁，亲自骑马率领，直扑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团团围住。那知康有为奉旨筹办官报，已经在前一天出京，由天津上了去上海的海晏轮了。 
　　“那么，”崇礼问道：“谁是康广仁？” 
　　已被抓了起来的康有为的两个门生，三个仆人，面面相觑，无从回答。却有个会馆长班，曾为康广仁打过一个嘴巴，此时想起前仇，恰好报复，大声答说：“康广仁在茅房里！” 
　　带着兵去，一抓就着。崇礼疑心康有为出京的话不实，下令大搜。就在这逐屋搜索之际，消息已经传到谭嗣同那里了。 
　　谭嗣同是刚卸任的湖北巡抚谭继洵的长子，湖南浏阳人，所以住在离米市胡同北面不远，裤腿胡同的浏阳会馆。“四京卿”依照军机章京当值的规矩，亦分两班，他与沈葆桢的孙女婿、康有为的弟子、福州人林旭是一班，这天轮休，正在寓处与来访的康门大弟子梁启超，商量如何筹办译书局。听说南海会馆出事，梁启超还有些不安的模样，而谭嗣同却是声色不同，只说：“这也在意料之中。且等一等，刘杨二公必有信来。” 
　　刘是刘光第，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原职刑部主事；杨是杨锐，也是四川人，是张之洞当四川学政，特加识拔的门生。这两人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特荐，与谭、林同被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此刻正在内廷当值。有此剧变发生，自无不知之理，亦无不飞函告变之理。 
　　果然，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气喘吁吁地赶了来，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便是那道慈禧太后自即日起训政的上谕。 
　　“此局全输了！”谭嗣同惘惘然地对梁启超说：“卓如，我们四个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奉旨‘参预新政’。太后训政，当然仍复其旧，谈不到新政，我亦就无事可办，闭门待死而已！不过，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我辈的本分。卓如，你犯不着牺牲，不妨投日本公使馆，请伊藤博文打电报到他们上海领事馆，安排你出洋，留着有用之身，以图后起。 
　　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刚在前一天为皇帝召见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很同情中国的新政，当然会营救他出险。不过，“复生，你呢？”梁启超问。 
　　“我不能走！原因很多。最明白的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朝廷一定责成家父交人。你想，不肖能累及老亲吗？” 
　　“是！”梁启超肃然起敬地说，“复生！倘有不测，后死者必有以成公之志。” 
　　“正是这话！”谭嗣同欣然微笑，握着梁启超的手说：“吾任其易，公任其艰。” 
　　看到谭嗣同处生死之际，如此从容，梁启超反觉得迟徊不忍，是感情的浪掷。因此，庄容一揖，挺起胸来，大步而去。 
　　谭嗣同望着窗外，凝神片刻，由他的正在奉召来京陛见途中的父亲，想到此时不知如何在受慈禧太后折磨的皇帝，很快地作了一个打算。招手将侍立一旁，愁眉苦脸，不断搓着手的老仆谭桂唤到面前，有些要紧话嘱咐。 
　　“你先不要着急！”他先安慰谭桂，“着急无用。你记住，倘或我被捕，你不要去乱托人，于我不见得有好处，反而连累别人。你只去找王五爷好了，一切都听他的。” 
　　“是！”谭桂问道：“是先禀告老爷，还是瞒着老爷？” 
　　“瞒是瞒不住的，禀告也不必禀告。”谭嗣同说，“你先去通知王五爷一声，请他在家听我的信，千万不必来！别的话，等你回来再说。” 
　　等谭桂一走，谭嗣同立刻关紧房门，取出一盒上海九华堂笺纸铺买的信笺，仿照他父亲的笔迹，提笔写道：“字谕同儿知悉…　” 
　　他是在伪造家书。用他父亲的语气，谆谆告诫，第一勤慎当差；第二不可多事；第三尊敬老辈。而再三致意的是，务必相机规谏，凡事请皇帝禀承慈训，示臣民以孝治天下，则天下无不治。他是怕他连累老父，预先为谭继洵留下免于“教子无方”的罪过的余地。 
　　这样的家书，一共伪造了三封，写完已经下午三点钟。朝中办事的规矩，黎明起始，近午即罢，那怕最忙的军机处，到了未时——下午一点，亦无不散值。这天情形虽然不同，但如有严旨，缇骑亦应到门，至今并无动静，大概不要紧了。 
　　他很想出门去打听打听消息，却又怕一走便有步军统领衙门的人来，那就不但惊惶骚扰，累及无辜，而且可能落个畏罪逃匿的名声，是他不甘承受的。这样一转念，不但不出门，反将房门大开，表示坦然。 
　　他单独住一个院子，平时门庭如市，访客不断，这时虽然房门洞开，却绝无人来。这倒也好！“偷得浮生半日闲”，他吟着这句诗，静静地收拾诗稿文件，都归在一个皮包里，思量着托一个可共肝胆的朋友收存。 
　　转眼天黑，谭桂也回来了，低声说道：“王五爷先不在家，他也是听得风声不好，找内务府的朋友打听消息去了。王五爷说：今晚上请大少爷不要出去，房门不要关，他回头来看大少爷。” 
　　“嗯，嗯，好！”谭嗣同问：“家里寄来的腊肉还有没有？” 
　　“还多得很。” 
　　“王五爷爱吃我们家的腊肉，你蒸一大块在那里，再备一小坛南酒，等他来喝。” 
　　谭桂如言照办。到了二更以后，估量客人随时可来，预先将不相干的男仆都支使得远远地，只他自己与谭嗣同的一个书僮小顺，悄悄在廊下伺候茶水。 
　　这天已近上弦，一钩新月，数抹微云，暗沉沉的梧桐庭院中，只有谭嗣同书房中，一灯如豆。谭桂想起这个把月来，无一夜不是灯火通明，笑语不绝，总要到三更以后，访客方始陆续辞去。谁知旦夕之间，凄凉如此！忍不住眼眶发热，视线模糊了。 
　　模模糊糊发现一条人影，谭桂一惊，刚要喝问时，突然省悟，急急用手背拭一拭泪，定睛细看，果然不错，“王五爷，” 
　　他迎上去低声问道：“你老从那里进来的？” 
　　王五是翻墙进来的。此人有个类似衣冠中人的名字，叫做王正谊，但从山东至京师一条南来北往的官道上，只知道他叫“大刀王五”。他以保镖为业而亦盗亦侠，“彭公案”、“施公案”之类的评书听得多了，最敬清官廉吏、忠臣义士。平生保护好官的义行甚多，最有名的是他与安维峻的故事。 
　　安维峻是光绪入承大统之初，请为穆宗立嗣而死谏的吴可读的同乡，甘肃秦安人，由翰林改御史，一年工夫，上了六十几个折子，以敢言为朝贵侧目。甲午战败，安维峻严参李鸿章，指他“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列举罪状二十条之多，同时词连慈禧太后，又指责李莲英左右太后的意旨。结果下了一道上谕：“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乃安维峻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所谓“发往军台效力”就是充军。安维峻虽获严谴，而直声震海内，饯行赠别，慕名相访的，不计其数。可是，安维峻此去，妻子何人瞻顾？流费如何筹措？一路上可能有人得而甘心，又何以保护？这些切身要事，却只有一个人在默默替他打算，那就是大刀王五。 
　　王五千里辛苦，将安维峻安然送到新疆戍所，还京以后，名声更盛。士大夫心敬其人，却不免还有头巾气，或者觉得他的行径不平常，交游容易惹祸，或者认为身分不侔，敬而远之。唯有豪放不羁的谭嗣同，折节下交，视之为兄，“五哥、五哥”地叫得很响亮。 
　　王五倒是很懂礼法的，管谭嗣同只叫“大少爷”。他忧容满面地说：“这趟事情闹大了！大少爷，我都安排好了，咱们今晚上就走！” 
　　谭嗣同一愣，旋即堆足了歉然的笑容：“五哥，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接着他将对梁启超说过的，“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的道理说了给他听，又将不肯跟梁启超说的话，也说了给他听：“五哥！如今皇上的安危还不知道，做臣子的倒一走了事，于心何安？于心何忍？且不说君臣，就是朋友，也不是共患难的道理啊！” 
　　听他说完，王五怔怔然好半晌，方能开口：“到底大少爷是读书人，随随便便说一篇道理，就够我想老半天的！不过…　。” 
　　“五哥！”谭嗣同握起他的手，抢着说道：“请你不要再说了。眼前有一个比我要紧不知道多少倍的人，只怕还要五哥去照应。” 
　　“谁？” 
　　“皇上！” 
　　此言一出，王五大惊，是受宠若惊的模样。九重天子，竟要草莽微臣去照应，在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大少爷，”他惘然若失地说，“这不扯得太远了一点儿？” 
　　“不然！我跟你稍微说一说，你就明白了。五哥，你不常到‘太监茶店’去吗？总听说了什么吧？” 
　　太监闲时聚会的小茶馆，俗称“太监茶店”，凡近宫掖之处，如地安门、三座桥等等，所在都有，向来是流言最盛之地，去一趟就有些离奇的宫闱秘闻可以听到。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到颐和园必经之路的海淀镇上，字号“和顺”。王五跟和顺的掌柜是好朋友，经常策马相访，所以也很认识了一些太监和满洲话称为“苏拉”的宫中杂役。 
　　“希奇古怪的话，也听了不少。不知道大少爷问的是那方面的。” 
　　“你可曾听说，太后要废了皇上？” 
　　“这倒没有听说。只常听太监在说：皇上内里有病，不能好了！有时也听人说：迟早得换皇上。”王五困惑地，“皇上还能换吗？可以换谁呢？” 
　　“自然有人！想当皇上的人还不多，想当太上皇的可不少。”谭嗣同低声说道，“说皇上有病，不能好了，就是太后左右的人，故意造的谣言。今天太后把权柄又夺回去了，皇上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谣言已造了好些日子，如果突然说皇上驾崩，那也不算意外！” 
　　王五想了一会，将双眼睁得好大地问：“大少爷，你这是说太后左右的人，不但要废掉皇上，还要害皇上的性命？”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莫非，”王五愤激地问：“莫非皇上面前，就没有救驾的忠臣？” 
　　“有！不多。”谭嗣同说：“二十四年来，皇上面前的第一个忠臣，就是翁师傅，翁大人，四月底让他一手提拔的刚毅恩将仇报，不知道在太后面前说了什么坏话，撵回常熟老家去了。再有，就是我们这几个朝不保夕的人了。” 
　　“嗐！”王五倏地起立，拉住谭嗣同的手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少爷，你非走不可！” 
　　“一走还能算忠臣？”谭嗣同平静地答说，“五哥，总要等皇上平安了，我才能做进一步的打算。眼前，我是决不走的！ 
　　倘或我能侥幸，我还要想法子救皇上。” 
　　“好吧！”王五作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咱们就商量救皇上吧！” 
　　得此一诺，珍逾千金，谭嗣同的雄心又起，“有五哥这句话就行了！”他说，“不过还不急，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如今第一步要拜托五哥，务必将皇上眼前的处境，打听出来，咱们才好商量怎么样下手。” 
　　“好！”王五想了一下说，“我尽力去办，明天中午跟你来回话。怎么见法？” 
　　一个不便到会馆来，一个不便到镖局去，而且这样的机密大事，只要有一句泄漏，很可能便是一场灭门之祸。意会到此，谭嗣同倒踌躇了，自己反正生死已置之度外，连累王五身首异处，是件做鬼都不能心安的事。 
　　“五哥，”他答非所问地说：“你可千万慎重！” 
　　“这是什么事？我能大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这就是了。”谭嗣同想了一下说，“别处都不妥，还是你徒弟的大酒缸上见吧。” 
　　“那也好。不过，大少爷，你自己可也小心一点儿。” 
　　“我知道。” 
　　“那就明天见了。” 
　　王五已走到门口了，听得身后在喊：“五哥！” 
　　回头看时，谭嗣同的表情，已大不相同，有点哀戚，也有点悲愤，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现，王五大惊问道：“大少爷，你怎么啦？” 
　　“五哥，”他的声音低而且哑，“咱们这会儿分了手，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　。” 
　　“这叫什么话？” 
　　“五哥，五哥，你听我说。”谭嗣同急得摇手，“这不是动感情的时候，只望五哥细心听我说完。” 
　　“好，好！”王五索性坐了下来，腰板笔直，双手按在膝上，“我听着呢！” 
　　“也许今儿夜里，或者明天上午，我就给抓走了，果然如此，不定按上我什么罪名？五哥，你千万记住，正午我不到大酒缸，就出事了，那时你千万别到刑部来看我。” 
　　王五心想，那怎么行？不过，此时不愿违拗，特意重重地点头答说：“是了！还有呢？” 
　　“除此以外，就都是五哥你的事儿了！菜市口收尸，我就重托五哥了！” 
　　“那还用说吗？”王五答得很爽脆，又将腰板挺一挺，但眼中两粒泪珠，却不替他争气，一下子都滚了出来，想掩饰都来不及。 
　　“五哥别替我难过…　。” 
　　“我那里是替你难过？我替我自己难过！” 
　　“唉，真是！”谭嗣同黯然低首：“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大少爷，你别掉文了，有话就吩咐吧！” 
　　“是。”谭嗣同说，“家父正在路上，到了京里，请你照应。” 
　　说着磕下头去。 
　　“嗐，嗐，大少爷！”王五急得从椅子上滚下来，对跪着说，“这算什么？” 
　　因为有此郑重一拜，王五愈觉负荷不轻。辞别谭嗣同，由浏阳会馆侧门溜了出来，看一看表，正指一点，心想太监及在内廷当差的内务府人员，这时已经起身，尚未入宫，要打听消息，正是时候。 
　　凝神静思，想起有个在御膳房管料帐的朋友杨七，就住在骡马市大街，此人是个汉军旗，在御膳房颇有势力，太监、苏拉头很买他的帐，或许能够问出一点什么来。 
　　主意打定，撒开大步，直奔杨七寓所。敲开门来，杨七正坐在堂屋里喝“卯酒”，很高兴地招呼：“难得，难得！来吧，海淀的莲花白，喝一钟！” 
　　“七哥，今晚上可能不能陪你了。你大概也想得到，这会儿来看你，必是有事。” 
　　“喔，说吧！” 
　　“是这么回事，”王五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山东来的财主，打算捐个道台，另外想花几吊银子谋个好差使。已经跟皇上面前的一个太监说好了，这个人的名字，我不便说，请七哥也别打听，反正是皇上面前，有头有脸，说得上话的。那知下午听人说起，老太后又掌权了。我那财主朋友找我来商量，想打听一下子，原来的那条路子还有没有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如今又该找皮硝李或崔二总管才管用。” 
　　“喔，这是说，皇上没有权了？” 
　　“岂止没有权，只怕位子都不保！这也怨不得别人，是皇上自己闹的。年三十看皇历，好日子过完了！”杨七紧接着又说：“嗐，这话不对！原来就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往后只怕…　。”他摇摇头，端起杯子喝酒。 
　　“这，”王五拿话套他，“到底是母子，也不至于让皇上太下不去吧！” 
　　“哼！名叫母子，简直就是仇人。你想，昨儿回颐和园以前，还留下话，不准皇上回宫！这不太过分了吗？”原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了。“那么，”王五问道，“皇上不回宫，可又住在那儿呢？” 
　　“住在瀛台。桥上派了人把守着。” 
　　“这不是被软禁了？” 
　　“对了！就是这么。” 
　　“多谢，多谢！”王五说道，“七哥这几句话，救了我那财主朋友好几吊银子，明儿得好妹请一请七哥！” 
　　说完告辞，回到镖局，选了一匹好马，出西便门往北折西，直奔海淀。走到半路上，只见有几匹快马，分两行疾驰，王五眼尖，远远地就看清楚了，马上人是侍卫与太监。 
　　这不用说，是出警入跸的前驱，看起来慈禧太后又起驾回宫了。 
　　见此光景，王五自然不必再到海淀和顺茶店，拨转马头，两腿一紧，那匹马亮开四蹄，往南直奔，仍由西便门进城。王五回到镖局，天色已经大亮了。 
　　“五爷，你可回来了！”管事的如释重负似地说，“有笔买卖，是护送官眷，另外四口要紧箱子，送到徐州交差，肯出五百两银子，不过指明了，要请你老自己出马。我没敢答应人家，要请你老自己拿主意。” 
　　“不行！又是官眷，又是要紧箱子，明摆着是个贪官！我那有工夫替他们卖力气，你回了他。” 
　　管事的知道王五的脾气，这笔买卖别说五百两，五千两银子也不会承揽。先是有买卖上门不能不说，现在有了他这句话，多说亦无用。所以答应一声，掉头就走。 
　　“慢点，你请回来！”王五将管事的唤住了说道：“这几天时局不好，有买卖别乱接，先跟我说一声。” 
　　“是了！” 
　　“还有，请你关照各位司务跟趟子手，没事在镖局里玩，要钱喝酒都可以，只别乱跑。” 
　　王五的用意是，可能要谋干大事，应当预先控制人手。管事的却不明白，低声问道：“是不是有人要上门找碴？” 
　　“不是！”王五拍拍他的肩说，“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先纳两天闷吧！” 
　　“五爷！”管事的笑道，“你老大概又要管闲事了。” 
　　“对！我要管档子很有意思的闲事。”王五又说，“我要在柜上支点钱，你看看去，给我找个二、三百两的银票，最好十两、二十两一张的。” 
　　等管事的取了银票来，王五随又出门。本打算进宣武门，穿城而过，到神武门、地安门一带去找内务府的人及太监打听消息，谁知城门关了！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有人在问守城的士兵，“倒是为了什么呀？” 
　　“谁知道为了什么？火车都停了，决不是好事。”那士兵答说，“我劝你快回家吧！” 
　　王五一听这话，打马就走。往回过了菜市口，进南半截胡同，一看空宕宕地一无异状，算是放了一半的心。再进裤腿胡同，但见浏阳会馆仍如往日那般清静，心中一块石头方始完全落地。 
　　白天来看谭嗣同，尽可大大方方地，门上也认得他，不等他开口就说：“谭老爷出门了。” 
　　“喔，”王五闲闲问道：“是进宫？” 
　　门上笑一笑，欲语又止，而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能进宫倒好了！” 
　　这就不便多问了，王五点点头说：“我看看谭老爷的管家去。” 
　　见着谭桂，才知道谭嗣同是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去了。这让王五感到欣慰，心想必是到那里避难去了。但也不免困惑，谭嗣同说了不逃的，怎么又改了主意。 
　　这个疑团，只有见了谭嗣同才能解答。不过，日本公使馆在东交民巷，内城既已关闭，谭嗣同便无法出宣武门来赴约，而且他亦不希望他来赴约，因为照目前情势的凶险来看，一离开日本公使馆，便可能被捕，接下来的就是不测之祸了！ 
　　话虽如此，他觉得还是应该到他徒弟所开的那家大酒缸去坐等，以防城门闭而复开，谭嗣同亦会冒险来赴约，商量救驾的大事。 
　　想停当了，随即向谭桂说道：“管家，我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事要找我，你到我的镖局里来，倘我不在，请你在那里等我。有话不必跟我那里的人说。” 
　　“是！”谭桂问道：“五爷此刻上那儿？” 
　　王五看着自鸣钟说：“这会才九点多钟，我回镖局去一趟，中午我跟你家大少爷有约，即或他不能来，我仍旧到那里等他。”接着，王五又说了相约的地点，好让谭桂在急要之时，能够取得联络。 
　　出得会馆，王五惘惘若失，城门一闭，内外隔绝，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懒懒地随那匹认得回家路途的马，东弯西转，他自己连路都不看，只是拿马鞭子一面敲踏镫，一面想心事。 
　　忽然间，“唏噤噤”一声，那匹马双蹄一掀，直立了起来。王五猝不及防，几乎被掀下地来。赶紧一手抓住鬃毛，将身子使劲往前一扑，把马压了下来，然后定睛细看，才知道是一辆极漂亮的后档车，驶行太急，使得自己的马受了惊吓。 
　　车子当然也停了，车中人正掀着车帷外望，是个很俊俏的少年，仿佛面善，但以遮着半边脸，看不真切，所以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人。 
　　车中少年却看得很清楚，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喊道：“五爷！ 
　　你受惊了吧！” 
　　接着车帷一掀，车中人现身，穿一件宝蓝缎子的夹袍，上套枣儿红宁绸琵琶襟的背心，黑缎小帽上嵌一块极大的翡翠。长隆鼻、金鱼眼，脸上带着些腼腆的神色，任谁都看得出来，是三大徽班的旦角。王五当然认得他，是四喜班掌班，伶官中以侠义出名的梅巧玲的女婿，小名五九的秦稚芬。 
　　“好久不见了！”王五下马招呼：“几时得烦你一出。” 
　　“五爷捧场，那还有什么说的。”秦稚芬紧接着问，“五爷这会儿得闲不得闲？” 
　　“什么事？你说吧！” 
　　“路上不便谈。到我‘下处’去坐坐吧！” 
　　“这是那儿啊！”王五细看了一下，“不就是李铁拐斜街吗？” 
　　“怎么啦？”秦稚芬不自觉地露出小旦的身段，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雪青绸子的手绢，掩着嘴笑道：“五爷连路都认不得了！” 
　　王五不便明言，自己有极大的心事，只说：“我可不能多奉陪，好在你的下处不远，说几句话可以。” 
　　“是，是！”秦稚芬哈一哈腰答说：“我知道五爷心肠热，成天为朋友忙得不可开交，绝不敢耽误五爷的工夫。” 
　　这话说得王五心里很舒服，不过他也知道，话中已经透露，秦稚芬当然也是有事求助，否则何必请自己到他下处相谈？若在平日，王五一定乐于援手，而此刻情形不同，只怕没有工夫管他的闲事。既然如此，也就不必耽误人家的工夫了！ 
　　于是他说：“稚芬，你可是有事要我替你办，话说在头里，今天可是不成！我自己有急得不能再急的事。如果稍停两天不要紧的，那，我说不出推辞的话，怎么样也得卖点气力。” 
　　一听这话，秦稚芬愣住了，怔怔地瞅着王五，一双金鱼眼不断眨动。一下快似一下，仿佛要掉眼泪的模样。那副楚楚可怜的神情，使得王五大为不忍，心里在想，怪不得多少达官名士，迷恋“相公”，果然另有一番动人之处。 
　　这样想着，不由得叹口气，跺一跺脚脱口说道：“好吧！ 
　　到你下处去。” 
　　这一来，秦稚芬顿时破涕为笑，捞起衣襟，当街便请了个安，“五爷，你上车吧！”他起身唤他的小跟班，“小四儿，把五爷的马牵回去。” 
　　说完，腾身一跃，上了车沿。他虽是花旦的本工，但有些戏要跌扑功夫，所以经常练工，身手还相当矫捷，王五看在眼里，颇为欣赏。心想有这么位名震九城的红相公替自己跨辕，在大酒缸上提起来，也是件得意的事，所以不作推辞，笑嘻嘻地上了车。 
　　秦稚芬不止替他跨辕，为了表示尊敬，亲自替他赶车，执鞭在手，“哗啦”一响，口中吆喝着：“得儿——吁！”圈转牲口，往西南奔了下去，快到韩家潭方始停住。 
　　相公自立的下处，都有个堂名，秦稚芬的下处名为景福堂，是很整齐的一座四合院，待客的书房在东首，三间打通，用紫檀的多宝槅隔开，布置得华贵而雅致。壁上挂着好些字画，上款都称“稚芬小友”，下款是李莼客、盛伯羲、樊樊山、易实甫之类。王五跟官场很熟，知道这都是名动公卿的一班大名士。 
　　“五爷，”秦稚芬伸手说道：“宽宽衣吧！” 
　　“不必客气！有事你就说，看我能办的，立刻想法子替你办。” 
　　“是，是！”秦稚芬忙唤人奉茶、装烟、摆果盘，等这一套繁文缛节过去，才开口问道：“五爷，你听说了张大人的事没有？” 
　　“张大人！那位张大人？” 
　　“户部的张大人，张荫桓。” 
　　“原来是他！”王五想起来了，听人说过，秦稚芬的“老斗”很阔，姓张，是户部侍郎，家住锡拉胡同，想必就是张荫桓了。“张大人怎么样？” 
　　“五爷，你没有听说？昨儿中午，九门提督崇大人派了好些兵，把锡拉胡同两头都堵住了，说是奉旨要拿张大人。” 
　　“没有听说。我只知道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出事，要抓康有为，没有抓到。” 
　　“对了，就是张大人的同乡康有为康老爷！”秦稚芬说，“抓康老爷没有抓着，说是躲在张大人府中。结果，误抓了张大人的一个亲戚，问明不对才放了出来的。” 
　　“那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秦稚芬紧接着他的话，提出疑问：“今儿个怎么内城又关了呢？听说火车也停了！” 
　　“这就不知道了。”王五皱着眉说，“我还巴不得能进城呢！” 
　　“真的！”秦稚芬仿佛感到意外之喜，脸一扬，眉毛眼睛都在动。“那可真是我的运气不错，误打误撞遇见了福星。五爷！”叫了这一声，他却没有再说下去，双眼一垂，拿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往左一搭，捏着一块手绢儿的左手又微微搭在右手背上，是“爷儿”们很少见的那种坐相。王五看得有趣，竟忘了催他，随他去静静思索。 
　　“五爷，”秦稚芬想停当了问道，“你可是想进城又进不去？” 
　　“对了！” 
　　“我来试试，也许能成。倘或五爷进去了，能不能请到锡拉胡同去一趟，打听打听张大人的消息？” 
　　“这有何不可！” 
　　“那可真是感激不尽了！五爷，我这儿给你道谢！”说着，蹲身请安，左手一撒，那块绢帕凌空飞扬，宛然是铁镜公主给萧太后赔罪的身段。 
　　“好说，好说！”王五急忙一把拉他起来。“不过，有件事我不大明白。” 
　　王五所感到奇怪的是，秦稚芬既有办法进城，为什么自己不去打听，而顺路打听一下，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又何以如此郑重其事，竟致屈膝相谢？ 
　　等他直言无隐地问了出来，秦稚芬象个腼腆的妞儿似的，脸都红了。“五爷，我这一去，不全都起哄了！”他看着身上说，“就算换一身衣服，也瞒不住人。想托人呢，还真没有人可托，九门提督这个衙门，谁惹得起啊！” 
　　九门提督是步军统领这个职名的俗称，京师内城九门，而步军统领管辖的地面，不止于内城。拱卫皇居，缉拿奸宄，都是步军统领的职司，威权极大，而况张荫桓所牵涉的案情，又是那样严重，难怪乎没人敢惹了。 
　　由此了解，便可想到秦稚芬的如此郑重致谢，无非是对张荫桓有着一分如至亲骨肉样的关切。谁说伶人无义？王五肃然起敬地说道：“好了！兄弟，只要让我进得了城，我一定把张大人的确实消息打听出来。” 
　　就这时候，一架拖着长长的铜链子的大自鸣钟，声韵悠扬地敲打起来，王五抬头一看，是十一点钟，记起跟谭嗣同的约会。他那徒弟的大酒缸，在广安门大街糖房胡同口，而锡拉胡同在内城东安门外，相去甚远，如果进了城，要想正午赶回来赴约，是件万不可行的事。 
　　这时倒有些懊悔，失于轻诺了！秦稚芬当然看得出他的为难，却故意不问，要硬逼他践诺。这一下使得王五竟无从改口，急得额上都见汗了。 
　　一急倒急出一个比赴约更好的计较，欣然说道：“稚芬，我跟你实说，我正午有个约会，非到不可，此刻可是说不得了！请你派个伙计，到广安门大街糖房胡同口的大酒缸上找掌柜的。他是我徒弟，姓赵，左耳朵根有一撮毛，极好认的。” 
　　“是了！找着赵掌柜怎么说？五爷，你吩咐吧！” 
　　“请你的伙计，告诉我徒弟：我约了一位湖南的谭大爷在他那里见面，谭大爷他也认识。不过，谭大爷不一定能去，若是去了，他好好张罗，等着我！倘或谭大爷要走呢…　”王五沉吟了一下说：“让我徒弟保护，要是有人动了谭大爷一根汗毛，他就别再认我这个师父了！” 
　　秦稚芬稚气地将舌头一吐，“好家伙！”他忽然放低了声音：“五爷，这位谭大爷倒是谁呀？” 
　　“告诉你不要紧！这位谭大爷就象你的张大人一样，眼前说不定就有场大祸！” 
　　“你的张大人”五字有些刺耳，但秦稚芬没有工夫去计较。他本来就有些猜到，听王五拿张荫桓相提并论，证实自己的猜想不错，瞿然而起，“这可真是差错不得一点儿的事！”他说，“得我自己去一趟。” 
　　“不，不！你可不能去！”王五急忙拦阻，“我那徒弟的买卖，从开张到现在快十年了，就从没有象你这么漂亮的人儿进过门，你这一去，怕不轰动一条大街！把我徒弟的大酒缸挤砸了是小事，谭大爷可怎么能藏得住？” 
　　秦稚芬又腼腆地笑了，“既然五爷这么说，我就另外派人去。”他说：“这件事交给我了，一定办妥。” 

　　　　　　　　　　　※　　　　　　　 ※　　　　　　　　 ※ 

　　秦稚芬在崇文门税关上有熟人，派人打个招呼，让王五轻易得以过关。日影正中，恰是他与谭嗣同约会的时间。 
　　这个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由于内城关闭，他原已是徒呼奈何，不想有此意外机缘，得能越过禁制，王五自然绝不肯轻放。一进崇文门，沿着东城根往西，折往棋盘街以东的东交民巷。这条密迩禁城的街道，本名东江米巷，相传吴三桂的故居，就在这里。如今“平西王府”的遗迹，已无处可寻，却新起了好些洋楼，各国使馆，大都集中于此。 
　　经过中玉河桥以东的水獭胡同，偶然抬头一望，发现一座大第的门联，四字成语为对，上联是“望洋兴叹”，下联是“与鬼为邻”。 
　　这八个字，王五认得，“望洋兴叹”这句成语，也听人说过，但跟“与鬼为邻”配成一副对联，可就莫名其妙了。及至走近了再看，发现平头第二字恰好嵌着“洋鬼”这句骂外国人的话，因而恍然大悟，不由得自语：“只知道徐中堂的公馆在东交民巷，原来就是这里！” 
　　这“徐中堂”便是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平生痛恨洋人，连带痛恨洋人所带来的一切，凡是带个“洋”字的东西，都不准进门。别家点洋灯，用洋胰子，他家还是点油灯，用皂荚。门生故旧来看他，都得先检点一番，身上可带着什么洋玩意。 
　　否则，为他发现了，立刻就会沉下脸来端茶送客。 
　　他这样嫉洋如仇，偏偏有两件事，教他无可奈何。一件是他的大儿子徐承煜，虽也象他父亲一样，提起办洋务的官儿就骂，说是“汉奸”，可是爱抽洋人设厂制造的洋烟卷儿，更爱墨西哥来的大洋钱。知道老父恶洋，不敢给他看见，只是洋钱可以存在银号里，抽烟卷儿少不得有让他父亲撞见的时候。徐桐只要一见儿子吞云吐雾，悠然神往的样子，就会气得吃不下饭。 
　　再有件事更无可奈何。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洋人设公使馆，开银行，都让他们集中在东交民巷，水獭胡同以南更多。因此，徐桐如果到外城拜客，为了恶见洋楼，不经崇文门，宁愿绕道，废时误事，恨无所出，做了这么一副对联贴在门上。 
　　这些笑话，王五听人谈过，所以这副对联的意思，终于弄明白了。只是心里并不觉得好笑，狠狠吐口唾沫，撒开大步，直奔日本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有他们卸任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下榻在那里，门禁特严，一看王五走近，岗亭中持枪的士兵立即作出戒备的姿态。门房里亦随即出来一个人，长袍马褂，脚上一双凉鞋，戴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是个南方人。 
　　“尊驾找谁？” 
　　王五谨慎，先问一句：“贵姓？” 
　　“敝姓王，是这里的管事。” 
　　“啊！同宗。”王五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名帖来，递了过去，“我行五。” 
　　王管事不知道名帖上的“王正谊”是谁，一听他说“行五”，再打量一下他那矫健的仪态，意会到了，就是名震北道的“大刀王五”。 
　　“原来是五爷，幸会＃＃＃！请里面坐。” 
　　王管事跟守卫的士兵交代了几句日本话，将王五带入设在进门之处的客厅，动问来意。 
　　“我想看我一位朋友。”王五答道：“我那朋友姓谭，本住裤腿胡同浏阳会馆，听说他今天一早进内城，到这里来了。” 
　　王管事静静听完，毫无表示，沉吟了一会问道：“五爷认识谭大爷？” 
　　“岂止认识？”王五平静地答说，“我知道你不能不问清楚，请你进去说一声，跟他今天中午约在糖房胡同大酒缸见面的王五来了，看他怎么说？” 
　　“是！是！”王管事已经看出来，他跟谭嗣同的交情不同寻常，不过此时此地，他自不便冒昧行事，所以告个罪说： 
　　“五爷，请你稍坐一会，我亲自替你去通报。” 

　　　　　　　　　　　※　　　　　　　 ※　　　　　　　　 ※ 

　　谭嗣同是在内城未闭以前，到达日本公使馆的，当然是一位受到尊敬与欢迎的客人。可是，他率直表示，他所拜访的，不是日本驻华署理公使内田康哉，更不是伊藤博文与他的随员林权助，而是在日本公使馆作客的梁启超。 
　　彼此相见，梁启超的伤感过于谭嗣同，但亦不无恍如隔世，喜出望外之感。谈起这一日一夜的变化，反倒是梁启超比谭嗣同了解得多，因为他有来自日本公使馆的消息。 
　　“荣禄已经赶回天津了，大概对袁世凯还是不大放心。”梁启超忽然很兴奋地说，“南海先生大概可以脱险！他本来想搭招商局的海晏轮，已经上了船了，因为没有预先定票，不许住‘大餐间’，改入官舱，这是前天初五傍晚的事。南海先生因为官舱嘈杂，而且船要到昨日下午四点钟才开，决定上岸，改坐别的船。现在是搭的太古公司的重庆轮，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开的船，此刻应该过烟台了。”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坐了招商局的船，一到上海，就会落入罗网！太古公司是英国人的，想来不要紧了！只是，” 
　　谭嗣同蹙眉问道，“幼博如何？” 
　　“南海先生”是指康有为，而幼博是康广仁的别号。兄弟俩的遭遇有幸有不幸，梁启超黯然答道：“看来终恐不免！听说至今还拘禁在步军统领衙门，这就不是好事。” 
　　“幼博不是能慷慨赴义的人，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我很担心他会说出不该说的话！这也不去提他了。你的打算怎么样？” 
　　“茫然不知！只好看情形再说。” 
　　“你应该到日本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面色凝重地说：“杵臼、程婴，我与足下分任之！” 
　　那是“赵氏孤儿”的故事，谭嗣同以公孙杵臼自命，而被视作程婴的梁启超，却认为情况不同，谭嗣同可以不必牺牲，随即又劝：“复生，你不必胶柱鼓瑟…　。” 
　　“不！”谭嗣同不容他说下去，“我此来不是求庇于人，是有事奉求。毕生心血在此，敬以相托。” 
　　说着，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裹，里面是一叠稿本，第一本名为“仁学”；第二本名为“寥天一阁文集”；第三本名为“莽苍苍斋诗集”；另一本是杂著，有谈剑的、有谈金石的、有谈算学的。此外还有一个拜匣，里面所贮的，都是他的家书。 
　　梁启超十分郑重地接了过来，先问一声：“我应该如何处置？” 
　　“几封家信，得便请寄回舍间。”谭嗣同又指着稿本说：“这些，总算是心血所寄，其中或者有片言只语可采，敬烦删定。至于会不会灾梨祸枣，非我所能计了！” 
　　这是希望刊印遗集的意思，梁启超自然明白，也衷心接受了付托。只是犹望谭嗣同能够侥幸免祸，自不愿提到任何身后之名的话，只肃然答道：“尊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是一定的。‘删定’一语也不敢当，将来再商量。至于刻版印刷之事，我倒也还在行，理当效劳。总之，你请放心，如能幸脱罗网，我替你一手经营。” 
　　“这，”谭嗣同欣然长揖，“我真的可以放心了。” 
　　说完作别，却是城门已闭，为他们平添了一个生离死别之际，犹得以倾诉生平的机会，直到王管事叩门，才截断了他们的长谈。 
　　得知王五来访，谭嗣同大感意外，梁启超慕名已久，亦很想见一见。可是王管事责任所在，力劝梁启超不可多事，万一泄露行藏，要想逃出京去，怕会招致许多阻力，不能如愿。 
　　“你就听劝吧！”谭嗣同说，“他能进城，我就能出城，即此拜别！” 
　　这一次是真正分手了。谭嗣同拱拱手，头也不回地往外走，由王管事领着，一直去看王五。 
　　“五哥，你的神通真是广大！怎么进城来的？”“说来话长。”王五向王管事兜头一揖：“宗兄，我先跟你老告罪，能不能让我跟谭大爷说两句话？” 
　　王管事有些答应不下。他虽知王五的名声，但对侠林中的一切是隔膜的，只听说过许多恩怨相循的故事，怕王五说不定是来行刺的，所以有些不大放心。 
　　王五是何等人物，“光棍眼，赛夹剪”，立刻就从他脸上看到心里，将靴页子里一把攮子拔了出来，手拈刀尖，倒着往前一递，同时说道：“这你该放心了吧！再不放心，请你搜我一搜。” 
　　这一下，谭嗣同也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赶紧向王管事说道：“不要紧！不要紧！王五哥是我的刎颈之交。” 
　　“是，是！”王管事有些惶恐，退后两步说：“王五爷，你可别误会！你们谈，你们谈。”一面说，一面倒着退了出去。 
　　“大少爷，”王五这才谈入正题，“日本公使怎么说？肯不肯给你一个方便。” 
　　“嗐！五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求庇护的，只不过平时好弄笔头，有几篇文章，几首诗舍不得丢掉，来托一个朋友保存。”谭嗣同紧接着说：“五哥，咱们走吧！你能进来，就能出去，我跟你出城，还是到咱们约会的地方细谈。” 
　　“这怕不行！我受人之托，得先到锡拉胡同去打听一个消息。” 
　　接着，王五将无意邂逅秦稚芬，受他所托来探查张荫桓的安危，因而得此意外机缘的经过，约略相告。谭嗣同静静听完，叹口气说：“读书何用？我辈真该愧死！” 
　　“你也别发牢骚了！如今该怎么办，得定规出来，我好照办。” 
　　“五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先到锡拉胡同去办事。回头出了城，还是在糖房胡同等我。我想，关城一定是为了捉康先生，如果知道康先生已经脱险，城门立刻会开。我就由这里直接到糖房胡同找你去。” 
　　“是了！一言为定。”王五起身说道：“城门一开，我就会派人在宣武门等。” 
　　说罢告辞，出东交民巷，由王府井大街一直往北，过了东安门大街，就是八面槽，过去不远，街西一条直通东安门外北夹道的长巷，就是锡拉胡同。 
　　王五不知道那座房屋是张荫桓的住宅，不过，从东到西，走尽了一条胡同，并未发现有何异状。如说张荫桓被捕，这种奉特旨查办的“钦案”，一定会有兵丁番役巡逻看守。照眼前的情形看，张荫桓自是安然无事。 
　　话虽如此，到底得找人问个清楚，回去才能交代。就这时腹中“咕噜噜”一阵响，清晨到此刻下午两点，只喝过一碗豆汁，实在饿了，且先塞饱肚子再作道理。 
　　念头刚刚转定，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就在饭馆里打听张荫桓的事？他定定神细想，这里有两家有名的饭馆，一家叫玉华台，掌柜籍隶淮安，那里从前是监务、河工、漕运三个衙门的官员汇聚之地，饮馔精细，海内闻名。这家玉华台新开张不久，但已名动九城，薄皮大馅的小笼包子称为一绝，但不会吃会闹笑话，两层皮子一包汤，第一不能用筷子挟，一挟就破；第二入口不能心急，不然一胞油汤会烫舌头。会吃的撮三指轻轻捏起包子，先咬一小口将汤吮干，再吃包子，尽吸精华。 
　　玉华台就在锡拉胡同，要打听张家得地利之便，可是王五跟这家馆子不熟，熟的是相去不远的东安门大街上的东兴楼。 
　　东兴楼不仅是内城第一家有名的馆子，整个京城算起来，亦是最响亮的一块金字招牌。掌柜是山东登州府人氏，而据说真正的东家，就是李莲英。一想到此，王五再无犹疑，认定上东兴楼必能打听一点什么来。 
　　东兴楼的掌柜与管帐，跟王五都熟。上门一问，掌柜不在，管帐的名叫王三喜，站起来招呼，面带惊讶地问：“五爷，你什么时候进城的？” 
　　“昨儿住在城里，想出城，城门关了，这可是百年难遇的事。” 
　　“是呀！”王三喜皱一皱眉，“城门一关，定了座儿的，都来不了啦！菜还得照样预备，怕万一来了怎么办？这年头儿，做买卖也难。” 
　　‘怪不得这么清闲！怎么样，难得你有工夫，我又出不了城，请你喝一钟。” 
　　“什么话！在这儿还让五爷惠帐，那不是骂人吗？当然是我请，也不是我请，我替掌柜作东。五爷是大忙人，请还请不到哪！” 
　　于是找个单间，相继落座。东兴楼特有的名菜，乌鱼蛋、糟烩鸭腰等等，平常日子除了预定以外，临时现要，不一定准有，这天因为定了座的，大都未来，所以源源上桌，异常丰美。王五本健于饮啖，只是这天志不在此，面对珍馐，浅尝即止，倒是能饱肚子的面食，吃了许多。 
　　肚子饱了，心里的主意也打定了。不必旁敲侧击地以话套话，因为那一来不但显得不诚实，而且也怕王三喜反有避忌，不肯多说。只要交情够了，尽不妨直言相告。 
　　“三哥，我不瞒你，我是受人之托，来跟你打听点事。这件事，三哥你要觉得碍口不便说，你老实告诉我，我决不怪你，也不会妨碍了咱们哥儿们的交情。” 
　　“五爷，冲你这句话，我就得抖口袋底。”王三喜慨然相答，“什么事，你就说吧！” 
　　“前面胡同里的张大人，想来是你们的老主顾？” 
　　“你老是说总理衙门的张大人？那就不但是老主顾，而且是头一号的老主顾。他人不常来，总是打发听差来要菜。”王三喜停了一下，感慨地说：“张大人从前很红，如今不同了！” 
　　“我正是打听这个。”王五率直问道，“听说昨天出事了。 
　　是不是？” 
　　“昨天倒没有出事。先说有个钦命要犯姓康的，躲在张大人家，九门提督派兵来抓走了，后来才知道不是。抓走的是刑部的区老爷，问明白了也就放掉没事了。不过，”王三喜将声音放得极低，“张大人迟早要出事！” 
　　“喔，三哥，你倒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 
　　“他把皮硝李给得罪了！得罪了皮硝李就会得罪老佛爷。 
　　事情出在去年，张大人打外洋回来的时候…　。” 
　　张荫桓是在上年二月，受命为祝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即位六十年庆典的特使，放洋之前有个内大臣授意：回国之时，要有外洋新奇的珍宝，上献太后。张荫桓当然谨记在心。归途经过巴黎，正逢拍卖拿破仑的遗物，张荫桓以重金买到一颗翡翠帽花。绿宝石都叫翡翠，最好的一种名为祖母绿，入水会发出一种形似蜻蜓闪翅的绿光，所以又称助水绿。又因为通体晶莹，形似玻璃，因而俗称玻璃翠，是宝石中的极品。另外又配上一副金刚钻的串镯，这份贡物，实在很珍贵了。 
　　光献太后，不献皇上，亦觉于礼有所亏，所以张荫桓又买了一副钻镯，一颗红宝石的帽花，回京复命，一一进奉。献入宁寿宫时，有人提醒朱荫桓说：“也该给李总管备一份礼。” 
　　仓卒之间，无以应付，他只好托人示意，随后再补。 
　　这也是常有的事。反正从无人敢对李莲英轻诺，更无人敢对他寡信，所以只要许下心愿，在他就等于已经笑纳。因此，张荫桓这分名贵的进献，毫不延搁地送呈宁寿宫。那颗祖母绿的帽花，确是稀世之珍，慈禧太后颇为欣赏。 
　　可是张荫桓却把应该补的礼，忘记掉了。李莲英等了好久，未见下文，加以张荫桓平日不免恃才傲物，对太监及内务府的人，一向不大买帐，新恨旧怨，积在一起，李莲英的这口气咽不下，决心等机会报复。 
　　机会很多，只是怨毒已深，李莲英要找一个能予以致命的中伤机会，所以要等一个机会，就是慈禧太后在把玩那颗祖母绿的时候。 
　　“我眼里经过的东西也多了，可就从没有见过绿得这么透的玻璃翠。真好！” 
　　正当慈禧太后赞叹不绝之时，李莲英微ⅱ冷笑着接了一句：“也真难为他想得到！难道咱们就不配戴红的？” 
　　此言一出，慈禧太后勃然变色。李莲英那句话，直刺老太后深藏心中五十年的隐痛！慈禧太后虽出身于“海西四部”之一的叶赫那拉氏，是不折不扣的满洲人，但一切想法，早与汉人无异。汉人大家的规矩，正室穿红，妾媵着绿，慈禧太后一生的恨事，就是未曾正位中宫。当年穆宗病危，嘉顺后悄然探视，夫妇生离死别之际的私语，恰为慈禧太后所闻，要传家法杖责皇后，情急之下，忘掉忌讳，说得一句：“皇太后不能打奴才，奴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以致慈禧太后的盛怒，更如火上加油。宫禁相传，穆宗的天花重症，本来已有起色，只为受此惊吓，病变而成“痘内陷”，为终于不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今李莲英牵强附会，一语刺心，张荫桓在慈禧太后面前，从此失宠了。相反地，皇帝因为变法维新，对于深通洋务的张荫桓，更见倚重。因此便又有一种流言：两宫母子不和，都是张荫桓从中挑拨离间之故。当然，这些流言是李莲英手下的太监所散布的，不然，王三喜就不容易有机会听到。 
　　收获相当丰富，王五觉得对秦稚芬已足可交代，而谭嗣同郑重托付的大事，却还不曾着手，心里不免焦急。因而不顾王三喜殷殷劝酒的情意，致谢过后，出了东兴楼，急步往南而去。 
　　刚到崇文门，恰好闭城的禁令解除，外城的车马，蜂拥而进，彼此争道，塞住了城门洞相持不下，大呼小叫，喧嚣一片。王五陷身在车阵之中，进退两难。照他的身手，很可以攀登车顶，跃越脱身，但那一来惊人耳目，会引起更大的混乱，所以王五只能钻头觅缝地找空隙擦身而过，费了好大的劲，才得出城。赶到糖房胡同，夕阳西下，大酒缸正是上市的时候。 
　　京师的酒馆分上中下三等，“大酒缸”的等第最下，极大的酒缸，一半埋入泥中，上覆木盖，就是酒桌，各据一方，自斟自饮。酒肴向例自备，好在大酒缸附近，必有许多应运而生的小吃摊子，荷包里富裕，买包“盒子菜”，叫碗汤爆肚，四两烧刀子下去，来碗打卤面，外带二十锅贴，便算大酒缸上的头号阔客。倘或手头不宽，买包“半空儿”下酒，回头弄一大碗麻酱拌面果腹，也没有人笑他寒酸，一样自得其乐。有时酒酣耳热，谈件得意露脸之事，惊人一语，倾听四座，无不投以肃然起敬，或者艳羡赞许的眼光，那种痒到心里的舒服劲儿，真叫过瘾。 
　　因此，大酒缸虽说是贩夫走卒聚饮之处，却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尽有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身负奇能的末路英雄，在此借酒浇愁。王五的徒弟，干这一行买卖，一半也就是为了易于结交这类朋友。因此，提起京里糖房胡同口的大酒缸，江湖上亦颇知名。 
　　自然，那里的常客，是没有一个不识王五的，一见他到，有的让座，有的招呼，十分亲热，王五爱朋友，很招呼了一阵，方得与早已迎了上来的徒弟叙话。 
　　他这个徒弟叫张殿臣，手底下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极能干，又极忠诚缜密，为王五倚作可共心腹的左右手。在柜房后面，专有一间密室，若有大事，都在这里商量。 
　　“五九派人来传过话，从午前到此刻，我都没有敢离开。 
　　可是，谭大少爷没有来。” 
　　“他在日本公使馆，快来了！” 
　　“那得派人去守着，打后门把谭大少爷接进来。”张殿臣说，“宫里的事，很有人在谈，南海会馆抓的人，一个一个都说得上名儿来。谭大少爷在这儿露面，可不大妥当。” 
　　“有人认识他吗？” 
　　“有！” 
　　张殿臣说完，随即起身去安排。不一会去而复回，亲自端了一托盘的酒菜，来陪师父小酌。 
　　“有件事很扎手，可是非办不可。”王五问道，“你在西苑有熟人没有？” 
　　张殿臣想了一会答说：“有一个，是茶膳房的苏拉。再有一个，是护军营的笔帖式，他那一营本来守西苑，前一阵子听说调到神武门去了。” 
　　“那还是有用。反正在西苑待过，知道那里的情形…　” 
　　一语未毕，拉铃声响，这是有人要进来的信号。王五抬眼外望，而张殿臣起身去掀门帘，正是谭嗣同来了！ 
　　“大少爷！” 
　　“五哥，”谭嗣同抢着王五的话说，“今日之下，可千万不能再用这个称呼了！你叫我复生。” 
　　王五还在踌躇，张殿臣在一旁插嘴：“师父，恭敬不如从命，你老就依了谭大叔的话吧！” 
　　“好，好！”谭嗣同抚掌称赏，“殿臣当我老叔，我倒忝受不疑了。” 
　　这意思是，愿与王五结为昆季。虽不必明言，亦不必有何结盟的举动，只要有这样的表示，已足令人感动了。于是王五慨然说道：“我就斗胆放肆了！复生你请坐。” 
　　“请师父先陪陪谭大叔，我去看看，有什么比较可口的吃食？” 
　　“这就很好！”谭嗣同拉着他说，“殿臣你别走，我有话说。” 
　　于是张殿臣替谭嗣同斟了杯酒，坐定了静听。而王五却迫不及待地表示歉意，“复生，”他说，“今天白白荒废了，你昨儿交代我的事，一点眉目都没有。不是没有眉目，根本就没有去办。” 
　　“那是因为突然关城的缘故，咱们得谋定后动，先好好商量。打你走了以后，日本公使馆的人，倒是有好些消息告诉我。” 
　　消息虽多，最紧要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皇帝确已被幽禁在瀛台，而珍妃的遭遇，更为惨酷，已打入冷宫。在宁寿宫之北，景祺阁之后，贞顺门之东，靠近宫女住处一所简陋小屋。 
　　一切首饰，尽为慈禧太后派人没收，甚至连一件稍微好一点的衣服都不许携带。 
　　再一件是，慈禧太后决心要捉康有为，已经由军机处密电天津的直隶总督荣禄，江宁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广州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以及江苏巡抚、上海道等等，一体严拿。又有个传说是：电谕中指康有为弑君，是大逆不道的重犯，一经缉获，就地正法。 
　　“这个传说靠不住。或者是怕洋人庇护康先生，故意安上个了不得的罪名，以便于抵制洋人的干预。不过，我相信康先生一定可以脱险。”谭嗣同停了一下说：“珍妃，当然也顾不得了，如今唯一的大事，是要将皇上救出来！” 
　　王五点点头不语，张殿臣是想说而不敢说，但终于因为他师父及“谭大叔”眼色的鼓励，将他的如骨鲠在喉的话，率直吐露。 
　　“谭大叔，我想插句嘴。倘或能够将皇上从瀛台救出来，可又怎么办？有什么地方能藏得住这么一位无大不大的大人物？” 
　　“这话问得好！”谭嗣同将声音放得极低，“能把皇上救了出来，还得送出京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譬如天津、上海租界，万不得已外国公使馆也可以。皇上只要摆脱了太后的掌握，照样可以发号施令，谁敢说他说的话，不是上谕？” 
　　“那不是另外又有个朝廷了吗？” 
　　“只有一个朝廷！皇帝所在之地，称为‘行在’，不管什么地方，都能降旨，各省督抚，不敢不遵。至于太后‘训政’，那是伪托的名目，说得干脆些，就是篡窃！就是伪朝！ 
　　当然不算数。” 
　　王五师弟对他的话，都不甚明了，两人很谨慎地对看了一眼。怕谭嗣同发觉，却偏偏让他发觉了，当然要有进一步的解释。 
　　“这件事，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他说，“看起来好象不可思议，其实是办得到的。因为现在各国都赞成我们中国行新政，所以很佩服皇上。只要皇上能够恢复自由，各国就都会承认皇上的权柄。新闻纸上一登出来，天下臣民都知道皇上在什么地方，自然都听他的，不会听太后的了。” 
　　这番话，在王五和张殿臣仍然不十分了解，何以中国的皇帝，要外国来承认？不过，王五认为无须多问，反正谭嗣同怎么说，他怎么做就不错。 
　　“复生，咱们就商量怎么样救皇上吧！” 
　　“救皇上有两个法子。”谭嗣同问道：“有个教士叫李提摩太，你们爷儿俩知道不知道？” 
　　“听说过。”王五答说，“不怎么太清楚。” 
　　“此人是英国人…　。” 
　　谭嗣同简略地谈了谈李提摩太的生平。此人是英国人，来华传教多年，在上海设过一个广学会，以广收世界新知，启迪中国民众为宗旨。四五年前曾到过京师，与康有为极为投机，亦颇蒙翁同龢的赏识，曾接受了他的许多新政建议，打算奏请皇帝施行。 
　　不久以前，他又从上海到京，赞助新政，更为出力。照预定的计划，他与伊藤博文都将被聘为皇帝的“顾问”。谭嗣同跟李提摩太亦很熟，深知他为人热心，敢作敢为，打算请他出面，联络各国公使，出面干预，要恢复中国皇帝的自由。 
　　听他说完，王五说道：“复生，我可要说不中听的话了！ 
　　你听了可别生气。” 
　　“那里，那里，五哥你尽管实说。” 
　　“咱们中国的皇上，要靠洋人来救，这件事，说起来丢脸！” 
　　“是、是！”谭嗣同惶恐地说，“自己能救皇上，当然更好。” 
　　张殿臣的理路很清楚，就这片刻工夫，对整个情势，已大有领悟。本来不敢驳他师父，只是事情太大，自己的力量太薄，倘或知而不言，误了大事，反增咎戾，所以又不能不插嘴了。 
　　“师父，你老人家得听谭大叔的！这件事说起来好象丢脸，实在也是没法子，好比一大家人家闹家务，做小辈的没有辙了，只好托出几位朋友来调停，那也是有的。”张殿臣紧接着掉了句文：“我看莫如双管齐下，一面请谭大叔跟李提摩太去谈，一面咱们预备着。如果李提摩太办不下来，马上就好接手，你老看，这么办是不是妥当？” 
　　这个双管齐下的折衷办法，谭、王二人自无不同意之理。可是接下来要问，如何才能将皇帝从瀛台救出来？这两人可就只有面面相觑的份儿了。 
　　谭嗣同脑中，只有唐人传奇中“昆仑奴”飞檐走壁，那种模模糊糊的想象，一到临事之际，才知其事大难，看着张殿臣说：“你倒出个主意看！” 
　　“这件事，可是从来都没有人做过的！”张殿臣答道，“咱们得一点儿、一点儿琢磨，才能摸出个头绪来。” 
　　“对，对！”谭嗣同又问：“你看，先从那里琢磨起？” 
　　“当然是先要把瀛台这个地方弄清楚。那是怎么个格局； 
　　出入的道路有几条；周围有人看守没有？” 
　　“西苑我去过一回。”王五接口，“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瀛台在南海。” 
　　“慢点！等我想想。” 
　　当谭嗣同凝神回忆时，张殿臣已取了一副笔砚过来，移开杯盘，铺纸磨墨，等他画出一张地图来。 
　　“大致是这个样子。” 
　　谭嗣同一面讲，一面弧。先画一个圆池，就是南海，自北伸入水中一块土地，便是瀛台，瀛台的正屋名为涵元殿，殿前有香扆殿，有迎薰亭，亭外便是临水的石级，可以泊舟。 
　　涵元殿之后，有一座左右延楼回抱的高阁，名为翔鸾阁，由此往南直到迎薰亭，统名瀛台。翔鸾阁北向相对的大殿，就是皇帝驻跸西苑时，召见臣工的勤政殿，如今成了慈禧太后训政的“正衙”。 
　　“讲得不错。”王五点点头说，“你一画出来，我差不多都记得了。” 
　　“谭大叔，”张殿臣问，“我跟你老请教。瀛台的北面，是清楚了，东、西两面呢？” 
　　“东面有道木板桥，斜着通西苑门；西面隔水，大概是座亭子，名为流杯亭，又叫流水音。我没有到过。” 
　　“南面呢？” 
　　“南面对岸叫做宝月楼，是乾隆年间特为筑来给回部的容妃住的。” 
　　“喔，喔，”张殿臣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从西长安街回回营那一带，往北看过去，皇城里头有座高楼，想来就是宝月楼了？” 
　　“你说对了！当初拿宝月楼盖在那个地方，就为的是好让容妃凭栏眺望回回营的风光，稍慰乡思。” 
　　“是！”张殿臣想了一会说，“宝月楼既在皇城根，总比较荒凉。我看，南面或许有办法。” 
　　听这一说，王五精神一振，急急问道：“殿臣，你说，你是怎么打算来着的？” 
　　“此刻还不敢说，你老人家知道的，我有个表弟在通政司衙门当差，家住双塔庆寿寺，那里可以做个接应的地方。” 
　　这样渺妹茫茫的一句话，王五不免失望。但谭嗣同觉得，这多少也算一个头绪，不妨就从这一点上往下谈。 
　　“我这个表弟最听我的话，倘或能够把皇上从瀛台救出来，就近在我表弟那里藏一藏，倒是很稳当的一个地方。”张殿臣说，“不过，以后可就难了！” 
　　“以后是我的事。只要能救驾到令表弟那里，我可以请英国或者日本的使馆，派车子去接。” 
　　“好！”王五先将责任范围确定下来，“咱们就只商量从瀛台到宝月楼墙外那一段路好了。” 
　　虽不过咫尺之路，但在禁苑之内，便如蓬山万重。张殿臣细细思量下来，提出两件必须做到的事。第一，是联络皇帝左右的亲信太监；第二，要买通奉宸苑中管船的人，因为皇帝要从瀛台脱困，只有轻舟悄渡。但如能在护军营中找到内应，那就一切都方便了。 
　　谈到这里，已近午夜，王五突然想起，秦稚芬所托的事，还没有交代，“荒唐！我从没有做过这种事！”他烦躁不安地出了一身汗，“我得赶紧到秦五九那里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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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秦稚芬一夜不曾睡。虽然城门一开，便另外派人到锡拉胡同，打听得张荫桓安然无事，但午夜时分，王五来访，谈到他在东兴楼所听来的，关于张荫桓得罪了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故事，大为担忧，就辗转反侧，通宵不能安枕了。 
　　天色微明，便已起身。时候太早，还不便去看张荫桓，就去了，张荫桓上朝未归，亦见不着面，一直捱到钟打七点，到底耐不住了，关照套车进城。 
　　到得锡拉胡同，张荫桓亦是刚从西苑值班朝贺了慈禧太后回府。一见秦稚芬，很诧异地问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秦稚芬老实答说：“听了些新鲜话，很不放心，特为来看创。” 
　　“大概没事了！你不必替我担心。我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陪我。回头咱们一面吃，一面谈，我也听听，是什么新鲜话。” 
　　于是秦稚芬夹杂在丫头之间，服侍张荫桓换了衣服，正要坐上餐桌，听差神色张皇地报：“步军统领衙门有人来了！” 
　　秦稚芬一听色变，而张荫桓却很沉着，按着他的手说了句：“别怕！不会有事。” 
　　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等我吃完饭就走。”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有那样严重吗？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如此严酷寡情！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 
　　“不必！”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道声：“请坐！”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那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天山雨欲来，狂飚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这天朝局的进一步变化，是从一桩喜事开始。王公大臣，一律蟒袍——俗称“花衣”，是国家有大喜庆时必穿的吉服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当然算是喜事，所以王公大臣“花衣”朝贺。 
　　朝贺皇太后，是由皇帝领头，天颜惨淡，手颤目呆，与那班别有异心的亲贵如端王载漪，顽固不化的老臣如徐桐，以及“后党”如刚毅之流的喜逐颜开，恰成对比。 
　　瞻拜玉座，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传旨：“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听候召见。” 
　　等到慈禧太后用过早膳，再次“叫起”，由御前大臣首位的庆王领班，进入勤政殿时，皇帝已经鹄立在堆满了文件的御案之前了。 
　　“皇帝！” 
　　“儿子在！”皇帝急忙转过身来，伛偻着腰，斜对着上方。 
　　慈禧太后却又不理皇帝了，指着御案上的文件，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桌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创，皇帝几次跟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强，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那里可以不守。我当时跟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可以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那知道皇帝竟听不懂，或者听是听懂了，为了跟我呕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儿子，”皇帝结结巴巴地分辩，“绝不敢！”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仍然俯视群臣，对皇帝连正眼都不看一看，“四月初十以前，皇帝还不敢太胡闹，因为恭亲王还在，敢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你自己说，你六叔咽气的时候，跟你怎么说来着的？” 
　　皇帝御名载湉，生父醇王奕譞行七，而恭王行六，本应称“六伯”，但因皇帝已入继文宗为子，所以改称“六叔”。当恭王病危时，皇帝奉太后亲临视疾，已入弥留的恭王突然张眼对皇帝说道：“听说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这是指康有为而言。在此以前，皇帝曾打算召见康有为，面询变法之道，恭王不肯承旨。他的理由是：定例，皇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而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官只六品，结果是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代询。此时又作最后的谏劝，皇帝含泪颔首，表示接纳。而亦因此，为慈禧太后所恶，逐出军机，闲废十年而复起的恭王，身后恤典优隆，赐亲贵最高的谥号为“忠”，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那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那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检了两通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通文件，一件是杨锐的复奏。在七月二十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复奏，就因为其中引叙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复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汉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 
　　“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惟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借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 
　　“你们问皇帝，他叫袁世凯干的是什么丧尽天良、鬼神不容的事？” 
　　这等于以臣下审问皇帝。再狂悖的人，亦知不可，唯有志在当太上皇帝的端王，有落井下石的念头，嘴唇翕动想开口时，却晚了一步。 
　　“你说啊！”慈禧太后冷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你可要放明白一点儿，你是皇帝，可也是我的儿子！寻常百姓家，儿子忤逆不孝，亲友邻居都可以出首告官，或打或骂。你是皇上，没有人能管你，可别忘了还有我！”慈禧太后看了一下，大声问道：“谁是‘宗令’？” 
　　专管皇族玉牒、爵禄等等事务的衙门，叫做“宗人府”，堂官称为“宗令”，下有左右两“宗正”。宗令向例派行辈高的亲王充任，此时的宗令是礼亲王世铎。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明知故问，无非为了炫耀权威而已。 
　　世铎一无所能，最大的长处是恭顺，听得这一问，未答先碰一个响头，然后高声说道：“奴才，在！” 
　　“传家法！” 
　　此言一出，无不大惊！慈禧太后竟要杖责皇帝，这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想到过的奇事怪事。于是东面一行居首的庆王奕劻，西面一行居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不约而同地伏地碰头。其余的王公大臣，亦无不如此，一时只听得砖地上“冬、冬”地响。皇帝不由得亦跪倒了。 
　　这是为皇帝求情的表示，慈禧太后不能不买群臣的面子。 
　　不过虽不再传家法，却仍旧要逼着皇帝开口。 
　　“总有人替你出主意的吧？”慈禧太后再次警告，“你就护着人家不肯说，我也会知道。到那时候，我可再不能姑息了！ 
　　岂止罚她，连她娘家人亦该罚！” 
　　皇帝蓦地里警悟，原来慈禧太后疑心到珍妃了！情急之下，脱口说道：“是康有为、谭嗣同有那么个想法。不过，本意也只是兵谏，决不敢惊犯慈驾。不然，儿子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你们听听！皇帝多孝顺啊！” 
　　慈禧太后的本意，是要皇帝自己承认，曾有犯上的密谋，既不足以为君，亦不足以为子。这一来，不但可为她的训政找出一个不得不然的理由，而且亦为进一步废立作个伏笔。至此目的已达，她就振振有词了。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皇帝这样子胡闹，非断送了大清朝的天下不可！除非我咽了气，想管也不能管，不然，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不闻不问？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慈禧太后拿块手绢擦一擦眼睛，又捂着鼻子擤了两下，接下去又说：“皇帝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嬷嬷带着，睡在我外屋，一夜几次起来看他。皇帝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大哭，要我抱着哄个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这样子辛辛苦苦抚养他成人，你们看，他如今是怎么对待我？这不叫天下做父母的寒心吗？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养成这个样子，实在痛心，实在惭愧！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见文宗？”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已有些语不成声的模样。皇帝则伏地呜咽，不知是愧悔，还是委屈？殿前群臣，亦无不垂泪，可是谁也没有出声。有些人不便劝，有些人不敢劝，而有些人是不愿劝。 
　　“这几个月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慈禧太后收泪说道：“从四月里以来，乱糟糟地一片，如今非切切实实整顿不可！你们把这几个月的新政谕旨，大小臣工的奏折，按日子先后，开个单子送来我看。” 
　　“是！”庆王与礼王同声答应。 
　　“康有为一党，决不轻饶！你们要赶快办！此外还有什么在眼前必得处置的紧要事件，军机处随时写奏片送进来！” 
　　“是！”这次是礼王与刚毅同声答应。 
　　略等一会，别无他语，便由庆王领头“跪安”退出，回衙门的回衙门，回府的回府，各随自便。唯有皇帝身不由主，仍旧被送回三面环水、一径难通的瀛台。 

　　　　　　　　　　　※　　　　　　　 ※　　　　　　　　 ※ 

　　军机大臣回到直庐，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拿办康有为的党羽。可是，谁是康有为的党羽呢？ 
　　军机大臣一共六位，只有刚毅主张大大地开一张康党的名单。领枢的礼王并无定见；王文韶心里明白，不应多所株连，可是不愿开口；廖寿恒因为常在皇帝与康有为之间传旨，不无新党之嫌，不敢开口；敢开口的只有裕禄与钱应溥。 
　　“子良，”裕禄很婉传地说，“政局总以安静为主，倘或搞得人心惶惶，未必就是皇太后的本意。依我的意见，康党有明确形迹可指者，不过四京卿而已！” 
　　“寿山，”刚毅喊着裕禄的别号问道：“照你这一说，连张樵野都是冤枉的，应该请旨，马上放掉他？” 
　　“张樵野自当别论。” 
　　“中党，”钱应溥赶紧接上去说，“就开五个人的名字吧！ 
　　看上头的意思再说。” 
　　刚毅看礼王、王文韶、廖寿恒尽皆沉默，颇有孤掌难鸣之感，事出无奈，只好点头同意：“好吧！看上头的意思，等驳下来再说。” 
　　奏片写就，正要呈进，寝宫内发出来一道奏折。礼王未看正文，先看折尾，上面是慈禧太后的朱笔亲批：“速议奏！”急北看罢正文，礼王伸了伸舌头，大声说道：“好大胆子！ 
　　真有不要脑袋的人！” 
　　这一声惊动了一屋子的人，刚毅问道：“谁不要脑袋？” 
　　“还有谁？杨漪村。” 
　　听得这话，廖寿恒首先一惊。杨漪村就是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而廖寿恒是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师生之谊，自感关切，急北问道：“杨漪村又妄言了？” 
　　“哼！”正在看折子的刚毅冷笑，“岂止妄言而已！” 
　　原来一士谔谔，举朝只有杨深秀一个人上疏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引经据典，历数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传观了这个奏折，无不摇头叹息，刚毅向裕禄说道：“你看，你要安静，偏有人要闹事！寿山，你怎么说？” 
　　“太不智了！” 
　　“仲山！”刚毅又问廖寿恒，“你看，贵门生该得何罪？” 
　　廖寿恒是刑部尚书，身分尴尬，更难回护，只能这样答说：“这要公议。” 
　　“眼前呢？是不是拿交贵部？” 
　　这样咄咄逼人，廖寿恒感到事态严重，若无明确表示，不但于杨深秀无补，恐怕自己的前程亦会不保。看这样子，就想回护门生，亦必不能如愿，那就不如放聪明些。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说：“当然。不过逮问言官，必得请旨。” 
　　“当然要请旨！”刚毅环视问道：“诸公之意如何？” 
　　大家都不作声，但礼王不能不说话：“请旨吧！” 
　　“好！”刚毅喊道：“请郭老爷来！” 
　　“郭老爷”是指郭曾炘，福州人，汉军机章京头班的“达拉密”。应召而至，照刚毅的意思，写了个奏片：“立即拿交刑部治罪。” 
　　“杨漪村上这个折子，自己也知道会有怎么个结果？”刚毅掉了一句文：“求仁得仁，夫复何憾？” 
　　刚毅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偶尔想到这八个字，自以为是隽语，十分得意。而在旁人听来，有点说风凉话的味道。谁也不搭他的腔，郭曾炘也面无笑容地，持着奏片，掉头就走。 
　　“春榆，春榆！”刚毅将别号春榆的郭曾炘召回厅堂，眼看着同僚说道：“各位看，杨漪村会不会自裁？” 
　　此言一出，四座愕然。可是细想一想，刚毅这一问，倒不是匪夷所思。杨深秀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了解到后果的严重，多半已存着必死之心，步光绪初年吴可读的前尘，来个尸谏，亦未见得不可能。 
　　“子良这句话却非过虑。”裕禄说道：“得要想个法子保全。” 
　　“保全”二字，刚毅觉得不中听，微微冷笑着说：“我在秋曹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经过，此辈的用心，真正叫洞若观火。就象杨某人这折子一上，如果没事，白得个敢言的名声，自然不会死，倘或拿问，知道事情弄糟了，索性一死，至少还落个尸谏的名声。他这件案子，情节甚重，上头是一定要严究的，不能预为之计。事情明摆在那里，一定拿问，既然如此，何不先行看管？” 
　　刚毅的想法和说法都很苛刻。只是“看管”亦为“保全”，清朝还没有杀过言官的例子，这个好歹先留下他一条命来的打算，总是不错的。因此，都同意了刚毅的办法，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杨深秀。 

　　　　　　　　　　　※　　　　　　　 ※　　　　　　　　 ※ 

　　“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那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嗐！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连累着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　。”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教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那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惓惓忠爱之忱，看荣禄唯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来京干什么呢？不能明言让荣禄入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崇伊找了个借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但北洋为海内第一重镇，不可一日无人，荣禄进京保护圣躬，总得有人替他才行。杨崇伊这三年来苦心孤诣，想在朝中掀起一场大波澜，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可以举荐一个代荣禄而镇守北洋的人，此人非别，正是目前寄居贤良寺，侘傺无聊，郁郁寡欢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原来杨崇伊与李鸿章是至亲。李鸿章长子叫李经方，虽为胞侄入继，却如己出，视为克家令子，而李经方就是杨崇伊的儿女亲家。李大小姐闺名国香，嫁的是杨崇伊的长子杨圻。 
　　杨圻字云史，是个少年名士。他之得为相府娇客。也许是看中了他的人才，但亦可能由于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同乡前辈翁同龢，以帝师之尊，颇得重用，李鸿章想以此渊源，对一向与他不大和睦的翁同龢，取得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那可是彻头彻尾落空了！ 
　　杨李两家这门亲事，结在光绪十八年。那时的李鸿章，勋名功业，看来如日方中，其实是“夕阳无限好”。两年以后的甲午之战，北洋海军，一举成空。事先翁同龢及他的门下如汪鸣銮、文道希，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等，全力主战，事后则翁党纷纷纠参李鸿章，先剥他的黄马褂，拔他的三眼花翎，最后夺了他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马关议和回国，朝命入阁办事，其间虽有贺俄皇加冕的海天万里之行，订下自以为“可保数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但始终未获重用，既不能入军机，亦不能掌兵权，甚至连个总理事务大臣的兼职亦竟保不住。 
　　李鸿章失势，杨崇伊便无指望，因而恨极了翁同龢一党。他看得很清楚，慈禧太后还是眷顾老臣的，只为皇帝听信翁同龢，才压得他的那位“老姻长”不能出头，所以死心塌地做了“后党”，处心积虑想剪除皇帝的羽翼。首攻珍妃的老师文道希，恰恰符合了慈禧太后不喜珍妃的心意。这次首先发难，奏请训政，更是大功一件，自觉为“老姻长”效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背后对人称李鸿章为“老姻长”，见了面，杨崇伊仍然用“官称”，恭恭敬敬叫一声：“中堂！”接着将奏稿双手捧上： 
　　“晚生拟了一个折子，请中堂过目。” 
　　“姻兄，不敢当！”李鸿章也很客气地，用双手相接。 
　　展稿细读，看完前面请召荣禄一段，李鸿章想了一下才往下读：“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 
　　看到这里，他停下来说：“多感盛情。不过，恐怕没有什么用处。” 
　　杨崇伊一听这话，大为泄气，“中堂！”他说，“今日北洋，岂是袁慰庭所能主持的？何况中堂朝廷柱石，久蒙慈眷，际此危疑震撼之时，当然要借重老成。” 
　　“你说我‘朝廷柱石’，这话倒不错，无非供人垫脚而已。” 
　　李鸿章说，“今天的邸抄，姻兄看了没有？” 
　　“还没有！” 
　　“你看了就知道了！” 
　　取来当天的宫门抄，李鸿章指出荣禄的一个奏折，是为“督练新建陆军直隶臬司袁世凯”规仿西制所设的“同文、炮队、步队、马队四项武备学堂”的官兵报奖，以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为首，一共保了十六员。奉朱批：“着照所请。” 
　　“姻兄，袁慰庭要大用了，荣仲华如果进京，想来必是臬司代拆代行。是吗？” 
　　“是！荣仲华当面告诉我，一奉旨意，预备让袁慰庭护印。不过，”杨崇伊特别提高了声音，“他也说过，实在以中堂回北洋为宜。不过，他自觉身分差中堂一大截，不便冒昧举荐，所以关照我上折。”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骗中堂。” 
　　李鸿章闭着眼想了好半天，然后“咕噜，咕噜”抽水烟。 
　　显然的，他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同意杨崇伊作此尝试？ 
　　“上了也好！”他终于开口了，“做个伏笔。” 
　　“是！”口中这样答应，疑问却摆在脸上。 
　　“回北洋，只怕我今生休想了！”李鸿章说，“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脚色，岂肯轻易放手？” 
　　“不然！”杨崇伊说，“他跟我表示过了，还是想入军机。” 
　　“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这也不去说它了！姻兄，”李鸿章忽然问道，“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 
　　“北洋到底是北洋…　。” 
　　李鸿章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老夫耄矣！那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看机会，象从前左文襄那样，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此愿已足！” 
　　听得这一说，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这两处“善地”都是膏腴之区，以李鸿章的资格，不难到手。所谓“上了也好”，正就是表示，纵或不能重镇北洋，不得已而求其次，亦比在京“入阁办事”来得强。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但开府北洋，威风八面，究竟不能忘情，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立即关照：“拿我的名片，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 
　　这位“陈老爷”是贵州人，名叫陈夔龙，字筱石，光绪十二年的进士，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名列三甲，分发到兵部当司官，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忠厚练达，一貌堂堂，颇得李鸿章的赏识。 
　　不过，这天他要找陈夔龙，另有缘故。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却能上交名公巨卿。他前后三娶，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所以李鸿章找他，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 
　　其次，荣禄当兵部尚书时，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不论查案，或是视察，每次出京，必以陈夔龙为随员。同时，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是陈夔龙的同年。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他是相当灵通的。 
　　更其重要的是，陈夔龙在总理衙门，深得庆王奕劻的信任，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李鸿章知道，荣禄有何密奏，慈禧太后有何密谕，都由庆王转承，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 
　　所以，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更非找陈夔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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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筱石，”李鸿章开门见山地问，“北洋有什么电报？” 
　　“很多！”陈夔龙问，“不知道中堂问的那一方面？” 
　　“听说荣仲华又要进京了？” 
　　“是！是奉太后的密谕，带印进京。大概明后天可到。” 
　　“带印进京？”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北洋不派人护理了？” 
　　“不！电谕上说明白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由袁慰庭护理。”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将要“大用”的看法证实了，反倒有爽然若失之感。惘惘之情，现于形色，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听庆王说，上头对袁慰庭还不大放心，是荣中堂力保的。不过，荣中堂对他亦未见得放心，无非骤当大变，力求安定而已。”陈夔龙忧形于色地说，“宫闱多故，剧变方殷，有些传闻，真为臣子所不忍闻。”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有些什么传闻？” 
　　“说皇上曾一度离开瀛台，结果被拦了回去。” 
　　“真是闻所未闻！”李鸿章不断摇首叹息，“大局决裂到如此地步，着实可忧。只怕内乱引起外患，我看各国公使快要插手干预了。” 
　　“英国公使原在北戴河避暑，已经赶回来了，听说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怕要写信给中堂。” 
　　“写信给我？”李鸿章问，“所为何来？” 
　　“听说张樵公逮问，英国公使颇为关心，或许会写信给中堂，试图营救？” 
　　“营救？”李鸿章是觉得很好笑的神气，“今日之下，我李某算老几？别说泥菩萨过江，没有力量救他，就有…　。” 
　　他突然发觉自己失言，虽缩住了口，但亦跟说出口来一样，倒不如索性说明了它。 
　　“筱石，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所闻否？我这趟出总署，就是张樵野捣的鬼。这十几年以来，我对他处处提携，而他总觉得有我在，他就出不了头，所以早就存着排挤我的心。谁知道他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人心如此之坏，难怪大局会糟到今天这个样子！” 
　　陈夔龙对张樵野——张荫桓虽无好感，但亦并无恶感。李鸿章“早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张荫桓，但自己是个司官，不便对上官任意指摘，因而保持沉默。李鸿章亦就很知趣地不再往下说了。 
　　“中堂还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李鸿章想了一下说，“我如今闭门思过，除非特召进宫，平时步门不出，外面的消息都隔膜了，既不敢打听，亦没有人见顾。老骥伏枥，待死而已！” 
　　“中堂千万不必灰心！”陈夔龙就知道他还有千里之志，很恳切地安慰他说，“谋国还赖老成。慈圣训政，一定要借重中堂的。如果有什么消息，自当随时来禀告。” 
　　“承情之至！足下不忘故人，感何可言？长日多暇，欢迎你常来谈谈。” 
　　“是！”陈夔龙起身告辞，请安起来，又低声问道：“荣中堂一到，大概总要见面的，中堂可有什么话，要我带去？” 
　　“话很多，不过，都不要紧。”李鸿章沉吟了一下说，“只请你带一句话，我很想出京走走！” 
　　“是！一见了荣中堂我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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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　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汉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急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窘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送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 
　　“好吧！我派人转送就是。” 
　　等郑翻译转告以后，会谈本该结束了，谁知窦纳乐还有一番话：“信中表达了英国的一种意愿，希望李相能设法营救张大臣。” 
　　张大臣当然是指张荫桓。徐用仪心中冷笑，张荫桓虽得李鸿章的提拔，但交谊不终，李鸿章未见得肯营救张荫桓。而况，李鸿章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几天方兴未艾的一场大波澜，他能避免卷入漩涡，已是万幸，何敢多事，自讨没趣？窦纳乐其人骄狂可恶，让他撞木钟去！ 
　　因此，他冷冷地答说：“知道了！我会转告李中堂。” 
　　“不光是转告李相，还希望贵大臣转告执政者，保全张大臣，对于促进中英邦交，很有帮助。” 
　　这又是使徐用仪无奈之事，唯有这样答复：“我会转陈庆王。” 
　　等窦纳乐一告辞，徐用仪立即吩咐套车，带着汪大燮、唐文治所作的两份笔录，直趋庆王府。 
　　“王爷，”徐用仪说，“下诏求医那道上谕真不该下的！惹得洋人插手干预，麻烦很大。请王爷看这份笔录。”庆王一面看，一面皱眉，看完说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似乎未便峻拒。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都得看慈圣的意思，谁也不敢胡乱出主意。我看，王爷不妨跟王、廖、裕三公谈一谈。” 
　　“我也是这样想，且等明天跟他们谈了再说。” 

　　　　　　　　　　　※　　　　　　　 ※　　　　　　　　 ※ 

　　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坐，开门见山的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着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那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唯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碰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　”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慨然说道：“嗐！那个衙门该留，那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那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那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摆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 
　　这是不主张恢复八股，刚毅应一声：“是！” 
　　“其实新政也不一定样样都坏，从同治以来，不也办了许多新政？皇帝当初跟我说，要办新政。我说，谁不愿意国富民强？只要真的对国家有益处，我没有不赞成的。刚才荣禄也说，新党要办，新政不一定都得废了！离经叛道，坏祖宗成法的，自然要废，有些有道理的，又何必废它？” 
　　一听慈禧太后支持荣禄的见解，刚毅大不服气，本来预备顺从的，顿时非争不可了。 
　　“回皇太后的话，开科取士，用八股文就是祖宗的成法，所以称为‘制艺’。”他提高了声音说，“如今的新政，跟皇太后当年垂帘所行的新政不同。如今的新政，全是康有为想出来的花样。若说康有为要严办，康有为想出来的新政不必废，那，自己可就站不住脚了。” 
　　这话形同顶撞，尤其是搬出“祖宗成法”这顶大帽子，针锋相对，更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训政之初，必须枢臣效命，她只好让步：“说得也有点道理。那就恢复吧！” 
　　“喳！”刚毅答得很响亮，接下来又陈奏第二件事：“文科既然恢复旧章，武科亦应同样办理。仍旧考试马步箭刀弓石等等技艺，不必考试什么洋枪洋炮…　。” 
　　“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慈禧太后截断他的话说，“弓箭不管用了！这些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慢慢儿再说吧。” 
　　这碰了很大的一个钉子。刚毅不敢再说，心里当然更不舒服，因为武科改制这一项新政，为荣禄所全力赞同。而慈禧太后所说的，“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明是指他不如荣禄。 
　　这是刚毅觉得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慈禧太后亦觉得话不投机，十分无趣，兼以年高神倦，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常朝”。 
　　等军机处将承旨所拟的上谕，用黄匣盛放，进呈御览，认可退回之时，黄匣中另附了一张慈禧太后的朱谕：“着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缺着裕禄去！” 
　　荣禄是大学士，而刚毅是协办大学士，尽管入军机在后，但后来居上，刚毅更觉不快，然而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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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是预定的会审康党之期。陈夔龙坐车到刑部，走到半路，为总理衙门派来的苏拉追了上来，叫住车子，气喘吁吁地说：“陈老爷，刑部派人来通知，你老不必去了，用不着会审了！” 
　　原来有个陈夔龙的同乡前辈黄桂鋆，现任福建道御史，是守旧派的健将，前一天上折密奏，以为已捕康党，“宣早决断”，为的是“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所以应该“速行处治，以绝后患”。又有一个说法，黄桂鋆是旧党而非后党，爱君之心，并不后人，深恐这桩钦案，一经会审，有人会任意攀扯，添过于上，使得已被幽禁的皇帝，处境更为窘迫，论他的本心，无可厚非。 
　　不论如何，这个建议在慈禧太后看，是快刀斩乱麻的好主意，尤其是在庆王陈奏，法使荐医以及英使要求保全张荫桓以后，如果牵延不决，使得洋人有插手干预的机会，必定大损朝廷的威信。因而在这天召见军机时，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　　　　　　　 ※　　　　　　　　 ※ 

　　当陈夔龙回车不久，监斩大臣刚毅由刑部两尚书崇礼与廖寿恒陪着，一起到部。大堂升座，立即召请主办司官与提牢厅主事，宣明事由，吩咐提案内“官犯”到场。 
　　提牢厅的主事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对这“六君子”，除却康广仁，无不钦佩。康广仁不敢叫人恭维，是因为他的修养比同案诸人差得太远，从被捕收禁那天起，就在狱中大吵大闹，不时以头撞壁，且哭且喊：“老天爷啊！那有哥哥做的事，要弟弟顶罪的道理？冤枉啊！” 
　　因此，乔树枬奉了堂谕，便关照“司狱”与禁子：“除了那位康老爷一定会闹，万不得已只好上绑以外，其余的五位老爷，你们要格外有礼貌。也不必说那些照例的话，只说‘过堂’就是了。” 
　　所谓照例的话，大致是反话：明明哀吊之不遑，偏偏说一声：“恭喜你老升天！”司狱受命，便从第一间开始，逐屋通知，请到院子里去，预备过堂。 
　　第一间住的是谭嗣同，刚接得林旭的一首诗：“青蒲饮泣知何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是用的后汉何进的典故。“千里草”与“本初”切董、袁二字，意思是兵谏之举，应该谋之于董福祥，信任袁世凯，未免失之于轻率。 
　　谭嗣同受了责备，自然感慨，不过他是豪放乐观的性情，到此地步，犹不改常态。亦用《后汉书》上的典故，就狱壁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司狱等他写完，方始开口：“谭老爷，今天过堂！” 
　　“一直到今天才过堂？”谭嗣同望一望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不！一共六位。谭老爷回头就知道了！” 
　　不多片刻，人已到齐，最后来到院子里的是康广仁，他一反常态，不但不哭不闹，而且隐然有喜色。这因为司狱为了求一时的安静，跟他撒了个谎，说过堂即可定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一年半载的监禁。康广仁信以为真，宽心大放，所以有此反常的神情。 
　　“各位，”司狱一面向所有在场的番役，投以警戒的眼色，一面指着门说：“请这面走！” 
　　刑部大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是前明锦衣卫的镇抚司，共分南北两座。两百多年来，建制如旧，不论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司狱这时指的是西角门，他人不以为意，刘光第却脸色一变，随即站住了脚。 
　　原来诏狱中多年的例规，如果释放或只是过堂，都出东角门，唯有已经大辟定谳的犯人才出西角门。刘光第刑部司官出身，知道这个规矩，既惊且诧，大声问道：“怎么出西角门？” 
　　司狱知道自己疏忽了，赶紧指着东角门说：“是，是，该走这里！” 
　　于是，谭嗣同领头，昂然出了东角门。林旭走在后面，特意放慢两步，等刘光第走到身旁，他相傍而行，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迹象不妙！恐怕毕命就在今朝。” 
　　听得这话，林旭双腿一软，几乎竭蹶，但毕竟腰一挺，很象样子地走了出去。 
　　到得大堂，却须等待，因为军机大臣王文韶特地赶到刑部，说有一件极紧要的事，非即时跟刚毅商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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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张香帅有电报来，刚刚收到，他以百口力保杨叔峤！”王文韶将原电递了过去。 
　　接到手里，刚毅便不肯看了。因为厚厚一大叠纸，怕不有上千言之多，而且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一定用上许多典故，看起来很吃力，此时那里有工夫来读他的文章？ 
　　“夔翁，”他将电报递了回去，“你告诉我吧！要言不烦。” 
　　“那就长话短说，你知道的，杨叔峤是张香帅督学四川所收，是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入京，亦是张香帅所力保，最近还保他‘经济特科’…　。” 
　　“现在，”刚毅很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还谈什么经济特科？” 
　　“不谈经济特科，不能不谈张香帅的面子。我看，要网开一面！” 
　　“网开一面？”刚毅将一直捏在右手中的上谕，使劲在左掌上一拍，“上谕煌屯，莫非回头宣旨，少念一个名字？” 
　　“我是说，一起请起，面奏取旨。” 
　　他的话还没有完，刚毅已大摇其头，“我不去！准碰钉子。” 
　　他说，“我在刑部多少年，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那末，”王文韶又说，“能不能把处决的时间，稍微拖一拖，我赶回写个奏片请旨，或许有恩命下来。” 
　　刚毅是刑部司官出身，对案例及程序极其熟悉，估量宣旨、就缚、绑到菜市口处斩，这样一步一步下来，开刀应已过午。那就不妨做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假人情。 
　　想停当了，笑笑答说：“俗语都说：人头落地，总在午时三刻。好吧，我尽量想法子拖到那时候好了。” 
　　王文韶无奈，只好点点头说：“就这样，我赶紧去办！”说罢一揖，匆匆转身，而刚毅却又叫住了他，“夔翁，”他说，“我劝你犯不着去碰这个钉子！于事无补，徒增咎戾。何苦？” 
　　王文韶一愣。他也是熟透了人情世故的人，知道刚毅的意思，不是好意相劝，是他自己不愿在奏片上列名。这本来不妨实说，但军机大臣的奏片，如果没有自己的名字，一则损自己的声威，再则也得罪了张之洞。所以索性打消此事。 
　　这一下，王文韶也犹豫了。自己单衔上奏，固无不可，但碰钉子是自己一个人碰，恐怕肩上担负不起。碰得不巧，逐出军机，可就太不上算了。 
　　于是他问：“那么，对张香帅如何交代？” 
　　“夔翁！”刚毅蹙眉答说，“亏你还是老公事，这也算难题吗？” 
　　王文韶听他这一说，悔恨不迭。想想真是自己该骂自己一声：岂有此理！复电只说“上谕已下，万难挽救”，不就搪塞了吗？自己至少奔走了一番，无奈刚毅不从，亦复枉然。得便托人带个口信给张之洞，必能邀得谅解。 
　　“是，是！”他迥非来时的那种神色与口风，心悦诚服地说：“我照尊示去料理就是。” 
　　等刚毅回到大堂，刘光第已经私下得到刑部旧同事的密告，毕命就在此日。所以一见刚毅与刑部六堂官升座，随即抗声说道：“未讯而诛，是何道理？” 
　　此言一出，首先急坏了康广仁，他旁边就是谭嗣同，一把将他发软的身子扶住，轻喝一声：“挺起腰来！” 
　　此时刚毅已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宣旨！” 
　　“慢！”刘光第的声音比他更大：“祖宗的成例，临刑鸣冤者，即使是盗贼，提牢官亦该代陈堂上，请予复讯。未讯而诛，从无此例！我辈纵不足惜，无如国体不可伤，祖制不可坏！” 
　　这番侃侃而谈，大出刚毅意外。如果不明律例，还可以强词夺理，以气慑人，他是懂律例的，不能不承认刘光第说得字字占理，所以反倒无词以答。 
　　堂上堂下，一时空气僵硬如死，刘光第便又重申要求： 
　　“请堂上照律例办！” 
　　“我奉旨监斩。”刚毅答说：“别的我都不知道，也管不着。” 
　　刘光第还要争辩，杨锐拉一拉他的袖子，喊着他的号说： 
　　“裴村！跪跪，且听旨意怎么说！” 
　　于是番役走上前来，将刘光第揿在地上，刚毅随即宣旨。 
　　然后喝道：“带下去，上绑！” 
　　“我有话！”杨锐抗声而言，“‘大逆不道’四字，决不敢承！愿明心迹。” 
　　“不准说！”刚毅厉声阻止：“奉旨：不准说！” 
　　于是番役一拥而上，两个挟一个，半拖半扶地弄上骡车。一人一辆，前后有两百名步军统领衙门所派的兵丁夹护，浩浩荡荡出宣武门，直奔菜市口而去。 
　　其时夹道围观的百姓已挤得水泄不通，听得车走雷声，个个延颈伫望——唯一的例外是王五。等骡车将近时，他将头低了下去，悄悄拭去眼角两粒黄豆大的泪水。 
　　“师父！”张殿臣低声说道：“回去吧！” 
　　王五掩面转身，退了出去，张殿臣紧跟在后。走到人迹较少之处，王五站定了脚，泪痕已消，一脸的坚毅之色。 
　　“怎么领尸，你问了没有？” 
　　“都问明白了。你老请放心，谭大叔的后事都交给我，你老回去喝酒吧！” 
　　王五闭上眼，摇一摇头。走了几步，忽又回身说道：“听说广东会馆的司事不敢出头。那个康有为的弟弟，只怕没有人收殓。康有为害苦了你谭大叔，不过他弟弟跟你谭大叔同难，你也一起料理好了。快去！” 
　　“是了！我这就走。”张殿臣说，“你老也别伤心！谭大叔是英雄，一定看不惯师父掉眼泪的样子。” 
　　王五不答，掉头就走。张殿臣不敢怠慢，急步到了菜市口，到约定的地点，去找他派来办事的伙计。 
　　约定的地点是菜市口北面的一家药铺，字号叫“西鹤年堂”，是京城里有名的数百年老店。相传“西鹤年堂”与卖酱菜的“六必居”这两块招牌，都是严嵩的笔迹。张殿臣跟西鹤年堂的掌柜是朋友，所以借这个地方，作为联络之处。 
　　“刽子手接上头了。”张殿臣手下最能干的一个伙计老刘向他报告：“人倒很够朋友，满口答应。也不肯收红包，说谭大爷是忠臣，应该好妹‘伺候’。不过，自己觉得手艺不高，没有把握。” 
　　原来张殿臣是受了王五的叮嘱，务必想法子不教谭嗣同身首异处。处斩没有不掉脑袋的，只是手段高明的刽子手，推刀拖刃，极有分寸，能割断喉管而让前面的一层皮肉仍旧连着。头不落地，仍算全尸。所谓“没有把握”，就是不一定能让谭嗣同的脑袋不落地。 
　　“这是没法子的事，且不去说他了，倒是还得预备一口棺木…　。” 
　　一语未毕，只听暴雷似的一阵呼啸。这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凡在刑场看刽子手一刀下去，必定得喊这么一嗓子，免得鬼魂附身。所以听这呼啸，便知六去其一。 
　　“是姓康的！”西鹤年堂的小徒弟来报，“姓康的早就吓昏死过去了。接下来那个听说姓谭。” 
　　一听这话，张殿臣五内如焚，抬起右手轻轻一按，人就上了柜台。遥＃望去，只见并排跪着五个人，却都伸直了腰。 
　　还可以分辨得出，头一个正是谭嗣同。 
　　张殿臣的心一酸，真不忍再看了！一跃下地，双手掩耳，急急往后奔去。可是那一阵呼啸毕竟太响了，仍旧震得他心胆俱裂，浑身发抖。 

　　　　　　　　　　　※　　　　　　　 ※　　　　　　　　 ※ 

　　也许是为了报复在刑部大堂的质问顶撞，监斩的刚毅，将杨锐和刘光第，放在最后处决，让他们眼看同伴一个个倒下去，在临死之前，还要多受一番折磨。 
　　刘光第斩讫，时已薄暮，昏暗中躺着六具无头的尸体。人潮散失，留下一片凄厉的哭声。哭得最伤心的是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此外或则亲友，或则僮仆，都有人哭。唯独康广仁，如王五所预知的，身后寂寞，近在咫尺的广东会馆中，竟无人过问。 
　　谭嗣同毕竟身首异处了！而且双眼睁得好大，形相可怖。 
　　张殿臣跪在地上祝告：“谭大叔，你老死得惨…　。” 
　　“不是死得惨！”突然有人打断他的话，“是死得冤枉！” 
　　张殿臣转脸仰望，是四十来岁，衣冠楚楚的一位读书人。 
　　便即问道：“贵姓？” 
　　“敝姓李。”此人噙着泪蹲了下去，悲愤地说：“复生，头上有天！” 
　　说完，伸出手去，在死者的眼皮上抹着，终于将谭嗣同死所不瞑的双目，抹得合上了。 

　　　　　　　　　　　※　　　　　　　 ※　　　　　　　　 ※ 

　　荣禄的寓处，贺客盈门。贺他新膺军机的恩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裕禄接替，但权柄大减。懿旨：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为帮办。 
　　然而上门的贺客，却无法见到主人。荣禄是拜访李鸿章去了。 
　　“我也是刚接到消息。仲华，你的新命是异数，既掌丝纶，又绾兵符，未之前闻！”李鸿章赞叹不绝地说，“难得，难得！” 
　　“实在是推不掉。”荣禄惶恐不胜地答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兼顾，特地向中堂来讨教。” 
　　“言重、言重！”李鸿章连连拱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才能兼顾？不过，亦不必操之过急，慢慢儿摸索，总可以摸索出一条两全之道来。” 
　　“是！好在有中堂在这里，不愁没有人指点。尤其是洋务。” 
　　荣禄突然问道：“中堂看樵野值不值得保全？” 
　　“这，”李鸿章笑笑，“仲华，你难倒我了！” 
　　“喔！”荣禄困惑地说：“请中堂明示。” 
　　“倘说不值得保全，人才难得，张樵野办洋务，见识虽还欠深远，总算也是一把好手。但是，要说值得保全呢，煌煌上谕，明明说他劣迹甚多，谁要保他，就脱不了党护之嫌。仲华，你知道的，我的‘入阁办事’，实在是不办事，后生可畏，老夫耄矣！实在无可献议，亦不敢献议。” 
　　言下大有牢骚，“后生可畏”四字，尤其觉得刺耳。荣禄转念一想，让他的抑郁发泄出来亦好，至少可以了解他是怎么一种想法，然后才能相机疏导，争取支持。他很清楚，自己政务兵权虽已一把抓，而能不能抓得住，要看几个人的态度，最重要的就是李鸿章。恩命初颁，丢下所有的贺客，来访此老，正就是要表示自己对他格外尊礼的诚意。既然如此，他发多大的牢骚，那怕指着和尚骂贼秃，也得捏了鼻子受他的。 
　　因此，他脸上浮起深厚的同情，甚至是歉疚，垂着头低声说道：“中堂的牢骚，我知道。太后圣明，亦全在洞鉴之中。 
　　将来一定有借重威望的时候。” 
　　提到“威望”，李鸿章的牢骚更甚：“说什么威望，真是令人汗颜无地！东西洋各国，倒还都知道李鸿章三字。承列国元首君王，礼遇有加，都以为国有大政，少不得有我一参末议的份儿。哼！”他自嘲似地冷笑，“谁知道刚子良之流，居然是真宰相。翁叔平当年是看中他那一点而保他，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听说翁叔平之归田，就出于他所保的人的‘成全’。果尔如此，是误国而又自误，书生有权，往往会搞得这样子窝囊。言之可叹，归于气数而已！” 
　　听得这一番话，荣禄又惊又喜，原来“后生可畏”是讥嘲刚毅的话！听他对刚毅这样深恶痛绝，正好借以为助，且先说两句推心置腹的话，将此老先抓紧了他。 
　　“这几年来的朝局，再没有比中堂洞彻表里的。”荣禄将身子挪一挪近又说：“昨天慈圣召见，特别提到，说‘只要我一天管事，决不会让李某人坐冷板凳。不过要借重他，也要保全他，让他重回北洋，不是好办法。你得便传话给他，就说我说的。决不会忘记他平长毛、平捻子，保大清天下的功劳。’” 
　　“慈恩深厚，感激莫名！”李鸿章感念平生，不觉激动，“大清是满清的天下，我辈臣子，本不当分什么畛域，不过汉人不尽蠢才，旗人亦不尽忠诚。说到当年平长毛、平捻子，两宫垂帘，贤王当国，一再降旨声明：只要于局势有益，统兵大员，尽可放手做去，朝廷不为遥制。大哉王言！孰不感泣，力效驰驱？这是当年能够削平大乱，再造山河的一大关键。仲华，如今维持大局，你的地位就仿佛当年的文哪忠，你不进言，就没有人能够进言了！” 
　　将荣禄比为同光之交的名臣文祥，身受者真有受宠若惊之感。细想一想李鸿章的话，知道他的真意是要劝慈禧太后重用汉人。这话在刚毅之流，一定以为大谬不然，而在荣禄却深有同感。当即很恳切答说：“这话出于中堂之口，不同泛泛之论，我一定密陈慈圣。” 
　　感于荣禄的诚恳，亦是真心切望局势能够稳定，李鸿章自觉有一倾肺腑的必要，“我有两句话，遇着可与言之人，可与言之时，不能不说。仲华，请切记。”他屈着手指说，“第一、论事不论人，论人不论身分。第二、内争会引起外侮。” 
　　他说一句，荣禄在心中复诵一句，立即咀嚼出他蕴含在内的意思。第一、是泯灭满汉之分，尤其要裁抑亲贵。第二、内争须有一个限度，足以引起外侮的内争，决不容许发生。 
　　他平日亦有类似的想法，但不如李鸿章看得透彻，说得精切，所以心悦诚服地说：“中堂的训诲，终身不敢忘！” 
　　“言重，言重！”李鸿章用极郑重的语气说：“仲华，我这两句话，你只能搁在心里。而且，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先师曾文正用兵，得力于八个字：‘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其言可味。” 
　　这几句话，在荣禄更觉亲切有味。想想自己的处境，军机处有刚毅相嫉；朝班有徐桐之流的假道学责望；而最堪忧虑，亦最难消弭的隐患是：亲贵中正在觊觎大位，密谋废立，以自己的地位，将来势必卷入漩涡。来日大难，唯有先求稳当，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斡旋大局，有所作为。 
　　转念及此，起身长揖：“谨受教！中堂今天的开示，真正一生受用不尽。” 

　　　　　　　　　　　※　　　　　　　 ※　　　　　　　　 ※ 

　　局势应该尽快求稳定的见解，为慈禧太后衷心所接受。因此，康党只再办了不多几个人。张荫桓当然难讨便宜，革职充军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徐致靖的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梁启超的至亲、礼部尚书李端棻亦是革职充军新疆的罪名。 
　　新党获罪，旧党亦即是后党，自然弹冠相庆。首先是因阻止王照上书而为皇帝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由于他的父亲，以前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曾经资助过慈禧太后的娘家，而怀塔布的妻子又是慈禧太后的“清客”，经常出入宫禁，因而怀塔布首蒙恩命，补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其次是礼部的堂官。廖寿恒调补李端棻的遗缺，空出来的刑部尚书，由于刚毅的力保，以左侍郎赵舒翘坐升。礼部的满缺尚书裕禄，外放直隶总督，亦应补人。慈禧太后决定拿这个职位来酬庸虽无大用而对她始终忠诚的“老派”。 
　　慈禧太后口中的“老派”，便是倭仁以来规行矩步、开口便是圣贤的“道学先生”。如今老派的首领是徐桐。慈禧太后从逐去翁同龢以后，越发觉得此人可取，所以召见之时，优礼有加，特命太监扶掖上殿。行礼以后，让他站着回话。 
　　“你今年七十几？” 
　　徐桐是汉军——旗籍汉人。所以用旗人的自称答说：“奴才今年整八十。” 
　　“啊！”慈禧是失笑的神情：“你看，我都忘了！今年四月里不是赐寿吗？” 
　　“皇太后的天恩！奴才一家大小，感戴不尽。”说着又要磕头。 
　　“不用，不用！”慈禧太后大声喊道，“来啊！来扶住徐大人。” 
　　向来太后、皇帝召见臣下，除了军机以外，太监都无须回避。此时应声来扶，而徐桐到底还是跪一跪谢了恩，方始起身。 
　　“你八十了，精神还是这么好！皇帝今年才二十八，已经不中用了！”慈禧太后叹口气：“唉！可怎么好呢？想起来就教人揪心！” 
　　皇帝天天召御医到瀛台请脉，脉案亦天天发交内奏事处，供三品以上大员阅看。然而皇帝除了肝火旺以外，并无大病，是徐桐知道的。此时听慈禧太后的话风，微有想废立而仿佛有所顾忌似的。他自觉三朝元老，应参定策之功，便即朗声答奏：“皇太后受文宗显皇帝付托之重，戡平大乱，匡扶社稷，圣明独断。奴才不胜拜服。” 
　　这段话听来有些文不对题，而言外之意，都寄托在那句“圣明独断”上头。慈禧越觉满意，语气也更慈和了。 
　　“文宗归天的时候，外患内忧交逼，都靠你们一班忠心耿耿的人，同心协力，才有今天，你的精神也还很好，仍旧要替我多照顾照顾。” 
　　“是！奴才一息尚存，不敢躲懒。” 
　　“礼部尚书是个要紧的缺分。国家的大经大常，造就人才，都靠礼部堂官尽心。裕禄放出去了，你看，礼部尚书补谁好？” 
　　这一问，问得徐桐精神大振，他夹袋中有个人，早就要让他脱颖而出了。此时略想一想答道：“论当今旗人中的人才，以理藩院尚书启秀为第一。此人是个孝子，品行端正，真正是个醇儒！” 
　　“他是翰林出身吗？” 
　　“是！同治四年的翰林。” 
　　“原来是崇绮一榜！”慈禧太后说，“是翰林就可以。” 
　　向例，吏部及礼部尚书，非翰林出身，不能充任。启秀具此资格，慈禧太后便接纳了徐桐的保荐。随即召见军机，面谕以启秀调补礼部尚书。 
　　这是徐桐几个月来，第一桩称心快意之事。而慈眷优隆，又不止于此。等他退到朝房，太监传谕赐膳，赏的是从御膳中撤出来的烧方与填鸭。徐桐这天是斋期，但御赐珍味，不能不吃，吃了不算罪过。这样一想，心安理得地吃得一饱，坐轿回府。 
　　一回家，便有客来，一个是新膺恩命的启秀；一个是启秀的同年，穆宗的老岳，同治四年的状元崇绮。 
　　原来军机处的章京抄了恩旨到启秀那里去送信报喜，恰好崇绮也在。他跟徐桐也常有往来，一个月总有几天在一起扶乩，谈因果报应，因而便与启秀同车到了徐家。 
　　启秀为人，德胜于才，很讲究忠孝节义。见了徐桐，照平常一样行过礼说：“多蒙老师举荐，门生愧感交并，改日再叩谢老师。因为谢恩折子未上，先谢老师，于臣节有亏。” 
　　徐桐的气量很狭，若是他人说这样的话，定会生气。唯独对启秀不同，觉得他的看法每每与众不同，而细舷想去，却很有点道理，夸示于人，足为师门增光，所以格外优容。 
　　“你说得不错！于今‘受职公堂，拜恩私室’者，比比皆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扶持正气，端在我辈。”徐桐摇头晃脑地说：“颖之，端正士风，整顿名教，你双肩的担子不轻哦！” 
　　“是！将来总要老师随时训诲，庶几可免陨越。谈到端正士风，门生以为应该从厘正文体着手。” 
　　“是啊！八股五百年不废，总有他的大道理在内，岂可轻言改革？不过厘正文体以外，在引进正人，扶植善类上头，亦该好妹留意。” 
　　这句话正触及崇绮的痒处。他从爱女嘉顺皇后殉节以后，内心一直不安。慈禧太后亦似有意疏远，以“文曲星下凡”的状元，在光绪四年外放为吉林将军去治盗，第五年转任热河都统。有个御史仗义执言，说崇绮秉性忠直，宜留京辅国。结果受了一顿申斥，使得崇绮越发疑神疑鬼，因而在光绪九年由盛京将军内调为户部尚书以后，一再称病，终于在光绪十二年正月罢官。一闲闲了十二年，只吃三等承恩公一份俸禄。 
　　他是学程朱的，言不离孔孟，但没有学会孟子的养气之道。这十二年的老米饭，真吃得口中淡出鸟来，在启秀家听得徐桐有不经军机而独力保荐礼部尚书的大法力，心中便霍然而动。此时见徐桐有此表示，正好搭上话去，“中堂，”他说：“为国求贤，正是宰相的专职。即如荐颖之出长春曹，内举不避亲，真正大公无私。朝廷有公，断断乎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了！” 
　　这一顶高帽子，戴得徐桐飘飘然，舒服非凡。他当然知道崇绮的处境，也很想引为羽翼，无奈慈禧太后跟他有心病，贸然举荐，必碰钉子，而且这个钉子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一直有着力不从心之感。 
　　此时感于情谊，也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必得拉他一把。不过慈禧太后那块心病，总得先化解掉，才有措手之处。转到这个念头，灵机一动，很快地有了主意。不过，他的主意还不便让方正的门生知道。所以等启秀告辞时，他将崇绮留了下来吃素斋。 
　　虽吃素斋，不忘美酒，两人都是好酒量，当此新党大挫，溃不成军之际，自然开怀畅饮，酒到微酣，真情渐露，徐桐喉头痒痒地有些话要说了。 
　　“文山，”他唤崇绮的别号说：“如今有件关乎国本的大计，看来你着实可以起一点作用。” 
　　听得这话，崇绮始而惊喜，继而怅然，话不着实！从入仕以来，就没有听谁说过，他可以在朝局中起一点作用。何况是关乎国本的大计！ 
　　“荫轩，”徐桐是前辈，年纪又长。不过崇绮沾了裙带的光，是个公爵，所以亦用别号称徐桐，“有关国本的大事，怎么会谋及闲废已久的我？更不知道如何发生作用？” 
　　“当局者迷！”徐桐喝口酒，一面拈两粒松仁瘪着嘴慢慢咬，一面悠闲说道：“如今慈圣有桩极大的心事你总想得到吧？” 
　　“我无从揣测。请教！” 
　　“皇上至今无子，往后恐怕更没有希望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这一问将崇绮问住了。想想二十四年前皇帝女婿“出天花”而崩，爱女继之以被逼殉节的事，不免悲痛地掉了两滴老泪。 
　　“与其柩前定策，匆遽之间迎外藩入承大统。无如早珑…　”徐桐吃力地吐出两个字：“废立！” 
　　臣下谈废立，是十恶不赦的第一款大罪。虽明知不碍，心头仍旧一震。崇绮定定神说：“这，何不断然下懿旨？能立就能废！” 
　　“话是不错。但总得有个人发动。”徐桐略略放低了声音，“文山，你别忘了，你跟别人的身分不同。” 
　　这下才提醒了崇绮，自己是椒房贵戚。而废立是国事，也是家事，亲戚可以说话的。然而，这话怎么说呢？ 
　　“你可以为女婿说话。照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的懿旨，今上是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这段意思，你倒细细去参详看！” 
　　崇绮点点头，凝神细想。照当初的上谕，帝系应该仍是一脉相承的。穆宗虽然无子，但将来该有一个做皇帝的儿子。当今皇帝即令有子，继位以后，却须尊穆宗为父。这就是说，今上有一项极神圣的责任，须生子保持统绪的一贯。倘或无子，便失却两宫太后当初迎立的本意了。 
　　“我明白了，今上如果无子，就不配做皇帝。可是，”崇绮忽又困惑，“这话只要敢说，人人都可以说！” 
　　“对！不过，由你来说最适宜。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无子，不就耽误了你的外孙了吗？” 
　　“啊，啊！原来有这么一层道理在内。”崇绮精神抖擞地说：“不错，不错！这有关国本的大计，我可以发生一点儿的作用。” 
　　于是从第二天起，崇绮遇到机会就要发怨声，说皇帝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皇考”，对不起“皇兄”！幸亏还有慈禧太后主持宗社大计，否则多病的皇帝，一旦崩逝，继嗣无人，外藩争立，势必动摇国本。 
　　这番论调出于“崇公爷”之口，确有不同的效果。因为他是慈禧太后的“亲家”，就不免令人想到，他敢说这样的话，可能是“慈禧”的授意。由于皇帝是慈禧太后所选立，不便出尔反尔，又下懿旨贬废。所以策动崇绮，以椒房懿亲的身分，炮制舆论，慢慢形成一种主张废立的风气，则如水就下，事易势顺，可以在很自然、很稳定的情势中，完成大位的转移。说起来也是慈禧太后谋国的一番苦心。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有见识的看法。有见识的人尚且如此，没见识的人自然更以为废立是势所必行之事。此辈不关心一旦废立会引起怎样的因果，只关心谁将取而代之？因为拥立是取富贵千载不遇的良机，这一宝押准了，终身吃着不尽。 
　　于是，旗下大小官员跟至亲好友相聚，常会悄然相询： 
　　“你看，皇上换谁啊？” 
　　最有资格回答这句话的，是李莲英。可是，他守口如瓶，绝不透露只字。事实上，他也不知道“皇上换谁”。甚至慈禧太后亦复茫然，有着无所措手之苦。 
　　如果废立而另立新君，自然是在宣宗一系的子孙中挑选。慈禧太后苦思焦虑而委决不下的：是不知道该为文宗立嗣，还是为穆宗立嗣？ 
　　如果为文宗立嗣，自己仍然是太后的身分，依旧可以垂帘听政，只是宣宗嫡亲的孙子，在世一共十三个，皆已成年，继位便可亲政，垂帘之议，无法成立。为穆宗立嗣呢，宣宗的曾孙，“溥”字辈的幼童甚多，迎养入宫，固可仿照宋朝宣仁太后以及本朝孝庄太后的故事，独裁大政。但是慈禧太后有两层顾虑：第一、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穆宗崩逝之初，以吴可读的尸谏，尚且不肯为他立嗣，而二十余年之后，忽又接纳吴可读的谏劝，不明摆着是想抓权？当今皇帝亲政之初，自己曾一再表明心迹，垂帘不足为训，是迫于情势的不得已之举。既然如此，又何可自相矛盾？ 
　　第二、幼童教养成人，得能亲政，至少要十年的工夫。慈禧太后自觉精力大不如前，难担这份重任。而且穆宗与当今皇帝，皆是亲手教养，谁知两个都是不孝之子！倘或心血灌溉而又出一个不孝的孙子，岂不活活气死？转到这个念头，慈禧太后又灰心、又胆怯，想都不敢往下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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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皇帝病重的流言却越来越盛了，以致法国公使，重申前请，再度荐医。 
　　这一次接见法国公使吕班的是庆王与新任两位总理大臣袁昶与许景澄。庆王圆滑，袁昶敏捷，而许景澄则熟谙国际礼仪。三个人合力对付，滴水不漏，吕班无奈，只好说实话了。 
　　“荐医不是为治病吃药，实在是贵国的举动太离奇了！”吕班取出一束报纸递给庆王，“上海的新闻纸上有详细的记载，贵国皇帝，康健如昔，而经常宣布药方，这样的情形，闻所未闻，颇引起惊疑。现在各国会商决定，要验看大皇帝的病症。果然有病，疑虑自释。本人奉到本国的电令，非看不可！” 
　　最后一句话很不礼貌，而庆王和袁、许二人，不敢提出抗议，因为了解到后果的严重。为了董福祥的甘军，在八月里揍了英国和美国公使馆的职员，英、俄、德各国都借保护使馆为名，派兵入京，正在交涉要求他们撤退。如果一定不准法国公使验看皇帝的病状，不但使撤兵的交涉更为棘手，而且各国还可能以中国将发生极大的内乱，必须作有效的自保之计为借口，增添军队入京。 
　　“其实，看亦无妨！”洪钧的同年，并接踵洪钧而出使过法、德、俄各国的许景澄说：“洋人讲究卫生，对个人的健康，看得很重。象皇上那样精神萎靡，脸色发黄发白，在洋人看，就算是有病了！” 
　　“这话说得不错！”庆王下了决心，“我跟荣仲华商量一下，据实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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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未等庆王说完，慈禧太后的脸色就变了，“咱们中国的皇帝有病，与他法国有什么相干？一再要来管闲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各国公使，例规是可以来看的。”庆王含汉糊糊地答了这一句，紧接着又说：“横竖皇上有病是真，也不怕洋人看。” 
　　说着，庆王伸手向后招一招，示意荣禄进言。 
　　“庆王的陈奏甚是！”荣禄便帮腔：“既然皇帝真有病，不教洋人看，反而不好，目前不但洋人不明白内情，有许多闲话，就是南边不知道京里情形的，亦有流言，说皇上没有病。如果让法国医生看一看病，报上一登，大家就会说：皇上真的有病，都请洋医进宫瞧病了！倒是辟谣的一法。”他停一下，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双手捧上。“奴才这里有两江督臣刘坤一的一封信，请老佛爷过目。” 
　　慈禧接信来看，只见上面写的是：“天下皆知圣躬康复，而医案照常，通传外间，转滋疑义。上海各洋报馆恃有护符，腾其笔舌，尤无忌惮，欲禁不能。可否奏请停止此项医案，明降谕旨，声明病已痊愈，精神尚未复元。当此时局艰难，仍求太后训政，似乎光明正大，足以息众喙而释群疑。以太后之慈，皇上之孝，历二十余年始终如一，常变靡渝，固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亦莫非公与亲贤调护之力。” 
　　看完，慈禧太后往地下一扔，冷笑说道：“刘坤一居然也这么说！” 
　　“连刘坤一都这么说，他人可想而知！”荣禄答道：“准洋人看一看皇上，实为有益无害。” 
　　荣禄不慌不忙地拾起掷还的信。同时庆王也说：“荣禄所奏，是实在情形，求皇太后明鉴。”他紧接着说，“至于洋医进宫给皇上看病，应该如何布置，奴才自会跟荣禄、总管内务府大臣商量着办，总以妥当为主。” 
　　“你们能担保，一定妥当吗？” 
　　慈禧太后心想，庆王主管洋务，当然也要陪在一起，此外还该找一个能够监视庆王的人。倘或庆王迁就洋人，军机上如刚毅固然会反对，但身分不同，怕他不敢说话。所以要找一个地位与庆王相仿而又敢说话的人，方能监视得住。 
　　这样转着念头，随即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嫉洋如仇，对办洋务的人，素无好感。身分行辈较庆王略微差一些，但也不碍。只要他敢说话就行了，这个人就是端王。 
　　“是！”等慈禧太后加派了这两名亲贵，荣禄承旨复述了一遍：“派庆亲王、端王会同军机大臣照料洋医进宫为皇上请脉。” 
　　“监视”改了“照料”，并非述旨有误，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慈禧太后点点头：“你们好好儿照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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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寝宫，传膳既罢，慈禧太后照例散步消食，宫中称为“绕弯儿”。跟在她身后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但必有大总管李莲英，或者二总管崔玉贵，而通常是李莲英与崔玉贵都跟着，因为她往往在绕弯儿的时候想心事，想到该办的事，随即会交代。 
　　这天所想的是法国公使荐医一事。虽然荣禄力请，并且担保妥当，她总觉得不能放心，万一洋医诊脉，说是皇帝没有病，消息一传出去，那就莫说将来的废立无所借口，眼前的训政亦变成假借名义了！ 
　　“你们看，”慈禧太后边走边说，“洋医生进宫，瞧了皇上的病会怎么说？” 
　　李莲英和崔玉贵都是将慈禧太后的心思，揣摩得熟透了的人。所不同的是，李莲英知道了她的心意，还得想一想别人，而崔玉贵却只知道“老佛爷”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显得李莲英的思路就不及他敏感了。 
　　略等一等见大总管不开口，崔玉贵当仁不让地答说：“有病想没病，难！没病想有病，那还不容易吗？” 
　　慈禧太后心想，这话不错啊！不过到底是母子的名分，她不便明言：那就想法子将皇上弄出点病来，好瞒洋人的耳目。只点点头说：“你传话给内务府大臣，让他们好好儿当心。” 
　　“喳！”崔玉贵响亮地答应。 
　　“听清了老佛爷的话！”李莲英知道崔玉贵做事顾前不顾后，述旨亦不免参入己意，因而特意叮嘱：“是好好儿当心照料！别莽莽撞撞地惹出麻烦来。” 
　　等崔玉贵一走，慈禧太后就近在仪鸾殿后的石亭中坐下来。遇到这样的情形，大致总有些话要跟李莲英说，而所说无非机密。所以所有的太监与宫女，在进茶以后，都站得远远地，若无手势招呼，决不敢走近。 
　　“我看那件事，赶年下办了吧！”慈禧太后面无表情地说： 
　　“也省得洋人再噜苏。” 
　　“是！”李莲英答说，“外头也很关心这件事，常有人跟奴才来打听消息，奴才回他们：一概不知。” 
　　“倒是那些人啊！” 
　　“左右不过王府里的人。”李莲英说，“老佛爷也别问了，就赶紧拿大主意吧！” 
　　“拿这个主意好难噢！”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反正，五、六、七这三房都不成。” 
　　这意思是行五的惇王、行六的恭王、行七的醇王，这三支的“载”字辈，皆已成年，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李莲英有句蓄之已久的话，轻巧巧地说了出来：“那可就只有庆王府家的老大够资格了！” 
　　够资格入承大统，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近支载字辈；第二、未成年。宣宗一系，固然还有长房的溥伦、溥侗，再往上推，仁宗一系，亦还有咸丰、同治年间称为“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的两个孙子载润、载济，年龄却都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皆不合格。这一来，所谓“近支”，就得数高宗一系了。 
　　高宗子女甚多，对皇帝来说，亦有亲疏远近之分，最近的是庆僖亲王永璘。因为仁宗与庆僖亲王都是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所出，同父同母的手足，自然亲于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庆僖亲王唯一的孙子，就是庆王奕劻。 
　　奕劻有两个儿子。次子方在襁褓，李莲英口中的所谓“老大”名叫载振，今年十四岁，亦常随母入宫，姿质平庸而嘴生得很甜，“老佛爷、老佛爷”地叫个不停。慈禧太后心中一动，迟疑地问道：“不嫌远了一点儿吗？” 
　　“再没有近的了！”李莲英答得很爽脆。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又问：“小振今年多大？” 
　　“不是十三，就是十四。” 
　　“年纪倒正合适。”慈禧太后心想，有三四年的心血灌溉，即有收获，越发动心了。 
　　话虽如此，却不愿遽作决定。“再看看吧！到底是件大事，也不能太马虎了！”她换了个话题问：“这一阵子有什么好角？” 
　　万寿将近，传唤梨园名角承应第一大“堂会”一事，李莲英早就跟内务府大臣商量过多少次了，当下不慌不忙地答说：“生角是孙菊仙、小叫天、红眼王四、龙长胜，旦角是时小福、陈石头、响九霄、于庄儿、十三旦…　。” 
　　“啊，我想起来了，有人说有个叫秦五九的，很不错。你知道这个人不？” 
　　李莲英当然知道秦五九——秦稚芬。即或以前不知其人，这一阵子也应该有所闻。因为秦稚芬最近有一桩义举，可与王五护送安维峻至戍所媲美。原来张荫桓自奉发变新疆地方官管束的严旨以后，广东同乡怕事都不敢理他，而且冤家路狭，刑部所派押解的司官，还是与张荫桓有宿怨的一个同乡，正好公报私仇，提人过堂，公事公办，丝毫不留情面。好不容易刑部过了关，还要解到兵部武库司过堂，领取“发往军台效力”的公文，时已过午，大小官儿都回家过节去了，押解官一言不发，吩咐押回刑部。张荫桓眼看出狱后又入狱，惶窘无计，满面流泪，幸亏陈夔龙在职方司赶办要公，得信赶来，代为料理，方得了事。 
　　一上了路便是秦稚芬照应，上下打点，多方嘱托，亲自送到张家口，洒泪而别。回到京里，杜门息影，已经报了官厅除名，一切征召，皆可不应。李莲英不便明言其故，只好这样答说：“人不在京里，玩艺儿也不见得怎么出色。” 
　　“那就算了！”慈禧太后又想起件事，“各国公使夫人要来给我拜寿，我已经许了她们了，让她们到西苑来玩一天。洋婆子最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如果问到那两个没良心的东西，可怎么办呐？” 
　　“两个没良心的东西”是指瑾妃、珍妃姊妹俩。妹妹打入冷宫，衣不暖、食不饱，姐姐亦是幽居永巷，每日随班定省，慈禧太后连正眼都不看她。这些情况不足为外人道，自然亦以不宜让她们与外宾见面，免得露了马脚，所以得想个法子搪塞。 
　　这难不倒李莲英，略想一想答说：“老佛爷万安！奴才有主意。”却不说是何主意。 
　　到了各国公使夫人觐见之日，李莲英觅了两名宫女，假扮瑾妃、珍妃姊妹。好在语言隔阂，只要说通了任传译之责的德菱、龙菱两姊妹——八旗才子，新近卸任返国的驻日公使裕庚的一双掌珠，就尽不妨指鹿为马。 
　　接着是法国公使所荐的医生，进宫“验看”皇帝的病症。御颜苍白，天语低微，在洋人看，当然不能算健康。监视的王公大臣，惴惴然捏一把汗的是，深怕皇帝发一顿牢骚，自道没病，而终于没事。 
　　万寿热闹过去了，慈禧太后所担心的，洋人可能会替她带来的麻烦也过去了，一年将尽，早作新春之计，应该动手换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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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底先有一道上谕：“现在联躬违和，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一切筵宴，均着停止。明年正月初一日，朕亲率王公百官，恭诣皇极殿，在皇太后前行礼。”这表示年前年后，一切祭祀大典，应该由皇帝行礼，亦将派人恭代。 
　　废立有了进一步的迹象，接下来便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朝中人人关心的疑问，新皇帝到底是谁？于是，李莲英在与庆王一夕密谈以后，放出风声，说继承大统的，可能是载振。同时又派人去打听，大家对此风声，是何反应。 
　　反应实在不佳！因为载振是不折不扣的绔绔。“是他啊？”有人爽然若失地说。“不会吧？这位大爷望之不似人君。”也有人这样批评。 
　　更有一种看法：“绝对不是！不说别的，只论亲疏远近，宣宗一支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肯以大位拱手让人？”作此评论的人，以宗人府、内务府的官员居多，他们比较接近亲贵，所持的看法，确有根据。象载漪就说过：“老庆封王都嫌太便宜了！他家还能出个皇上？” 
　　李莲英很见机，见此光景，不敢再提载振，反劝慈禧太后还是在“溥”字辈的幼童中物色为妙。于是，腊月十七传宣一道懿旨：定在腊月二十，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凡“溥”字辈而未成年者，由其父兄携带入宫，听候召见。 
　　到了那天，近支“溥”字辈的孩子，都按品级穿起特制的小袍小褂，一样朝珠补褂，翎顶辉煌，装点成“小大人”的模样。但尽管在家时母亲、嬷嬷一再叮嘱，要守规矩，入宫后父兄叱斥管束，加意防范，可是童心不因官服而改，一个个挤眉弄眼，只要大人稍微疏忽一下，就都溜出去追逐嬉戏了。 

　　　　　　　　　　　※　　　　　　　 ※　　　　　　　　 ※ 

　　这天的会议，也有皇帝。如今的坐法与未亲政以前不同，那时是慈禧太后坐在御案后面，皇帝坐在御案前面。现在是仿照宋朝刘后与仁宗母子一起问政的办法，后帝并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行完了礼，慈禧太后推一推不知是冷还是怕，所以脸色发青的皇帝说：“你跟大家说吧！” 
　　“是！”皇帝有气无力地应一声，然后，手扶御案，俯视着说：“我病得很久了，到现在也没有皇子，真是愧对祖宗，愧对老佛爷养育之恩。宗社大计，应该早早有个妥当的主意，特为求老佛爷主持，替穆宗立嗣。你们有什么话，趁早跟老佛爷回奏。” 
　　从训政以来，后帝同临，照例由皇帝说一段开场白，接下来便是慈禧太后补充，“皇帝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她说，“从四月以来，皇帝总觉得自己错了，忧佑郁郁的，于他的身子也不相宜。这三个多月，皇帝一再跟我说，让他息一息肩。这件事，我不便独断独行，所以今天找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意思。大家有话尽管说，这是不能再大的一件大事，不用忌讳什么！要是这会儿不说，退下去有许多闲言闲语，可别怪我不顾你们的面子！” 
　　原是鼓励发言，只为最后这句话的威胁之意，吓得一个个都打寒噤，想说也不敢说了。 
　　“溥伦！”慈禧太后指名督促：“你是宣宗的长孙，你怎么说？” 
　　“为穆宗立嗣，是应该的。”溥伦答说，“至于立谁？请老佛爷作主。” 
　　“倘如替穆宗立嗣，当然是在你那些小兄弟当中挑。”慈禧太后问道：“你看，是谁比较有出息啊？” 
　　此言一出，有子可望继承穆宗为嗣的“载”字辈王公，无不紧张。慈禧太后固然不会凭他一句话，就作决定，但先入之言，容易见听，如果有两个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不分轩轾，那时想起溥伦的话，关系出入就太大了。因此，都屏声息气，侧着耳朵听他如何奏对？ 
　　溥伦亦很世故，他不愿得罪他的任何一位堂叔，想一想答道：“照奴才看，除了奴才以外，都是有出息的。” 
　　慈禧太后又好气，又好笑，呵斥着说：“那里学来的油嘴滑舌？”接下来指名问溥伟：“你袭爵了！应该让你说话，这件事你有什么意见？” 
　　溥伟是恭王的长孙，载滢之子而为早在光绪十一年即已去世的载澂的嗣子。载澂与穆宗最亲密，而慈禧太后在所有的侄子中，亦最钟爱载澂，所以当恭王薨逝，特命溥伟承袭“世袭罔替”的王爵，大家都称他“小恭王”。 
　　“小恭王”本人便有入承大统的资格，而慈禧太后指名相问，即有当他局外人之意。一想到此，溥伟不免泄气，敷衍着说：“奴才年纪轻，这样的大事，不敢瞎说！凡事都凭老佛爷作主。” 
　　不但溥伟，其余的人亦都是这样说法，这使得慈禧太后有意外之感。原以为大家虽不会明争，但会找许多理由来彼此牵制，形成僵局，那时就得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亲眼看一看“溥”字辈的那些孩子，再作道理。 
　　谁知所谓会议，竟是会而不议。这也使慈禧太后意识到，如今这班小辈，才识固然不及他们的父叔，而自己的权力，又过于往日。看起来跟他们谈不出什么名堂，还得另外找人商量。 
　　这个人不是李莲英，她很明白，李莲英只能顺从她的意旨，想法子将她所想做的事做到。一件事该不该做，或者不做这件事，而做另外一件事来代替，就只有一个人敢在她面前侃侃而谈。这个人就是恭王的长女，而为慈禧太后抚为己女，依中宫所出皇女之例，封为固伦公主，称号是“荣寿”。 
　　从慈禧太后到太监、宫女，都管荣寿固伦公主叫“大公主”。宣宗一系凡是“载”字辈而在世的，都是大公主的弟弟，然而却没有人敢叫她“大姐”，亦都叫她“大公主”。一半是体制所关，一半亦是敬畏大公主之故。 
　　连慈禧太后对大公主亦有三分忌惮之意，每遇命妇入宫，进献式样新颖、颜色鲜艳的衣饰，慈禧太后在揽镜自喜之余，总是切切叮嘱左右：“可别让大公主知道了！” 
　　废立一事，慈禧太后始终没有跟大公主谈过，是怕她表示反对。 
　　不过，她知道大公主非常冷静，如果事在必行，她就不会作徒劳无功的反对，而是帮她出主意，怎样把事情做好。 
　　“看大公主在那儿？”慈禧太后对李莲英说：“我有要紧话跟她说。” 
　　于是李莲英派人传宣懿旨。等大公主一到，他随即挥退所有的太监、宫女，亲自在寝宫四周巡视，不准任何人接近。 
　　因为他已猜到慈禧太后要跟大公主谈的是什么。 
　　早寡而已进入中年的大公主，是唯一在慈禧太后面前能有座位的人。不过，她很少享受这一项殊恩，尤其是当皇帝、皇后、以及诸王福晋——她的伯母或婶母入觐时，更不会坐下。唯有在这种母女相依，不拘礼数的时候，她才会端张小凳子坐在慈禧太后身边，闲话家常。当然，偶尔也参与大计。 
　　这天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会议，以及宣旨命“溥”字辈的幼童入宫，大公主已微有所闻，所以在奉命进见时，她先已打听了一下，如果是怀塔布的母亲，或者荣禄的妻子入宫，多半是找牌搭子，听说单只召她一个人，而且由外殿一回内宫就来传唤，不由得便想到，可能是要谈废立之事。 
　　一想到此，大公主的心就揪紧了！多少年来，皇帝心目中认为可资倚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翁师傅”，一个“大姐”。谁知变起不测，皇帝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每次听人说起，被幽在瀛台的皇帝，衣食竟亦不周，总要关起门来饮泣一场，然而她无法私下接济，也不敢向慈禧太后进言。因为她深知太监的阴险忮刻，倘或因此而受慈禧太后的责罚，必然迁怒于皇帝，不知道会想出来一些什么恶毒的花样去折磨皇帝。 
　　自秋徂冬，多少个失眠的漫漫长夜，她在盘算皇帝的将来。起初，一想到废立，就会着急，恨不得即时能将载漪之流找来，痛斥一顿，慢慢地不免怀疑，皇帝被废，真个是件不堪忍受的事？反过来又想，照现在这样子，皇帝又有什么生趣？往远处去看，又有什么希望？ 
　　这些令人困惑的念头，日复一日地盘旋在心头，始终得不到解答。而终于有一天大彻大悟了！那是在法国公使荐医为皇帝诊视以后。据说：法国医生随带的翻译向人透露，皇帝的食物中有硝粉，久而久之，中毒而死而不为人知。这样看来，废立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保得住皇帝的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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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我做错了一件事！应该挑‘溥’字辈的，替你那自作孽的弟弟承继一个儿子，倘若如此，那有今天的烦恼？亏得老天保佑，我身子还硬朗，如今补救也还来得及。”慈禧太后握着大公主的手说，“女儿，这件事我只有跟你商量。你看，谁是有出息的样子？溥伟怎么样？” 
　　大公主心里明白，慈禧太后言不由衷，而且她也早就想过不止一遍了，穆宗崩逝之日，慈禧太后宣布迎当今皇帝入宫，醇王惊痛昏厥，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爱护同胞手足，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有非分的遭遇。 
　　“溥伟不行！”她断然决然地答说：“太不行了！” 
　　“那么，谁是行的呢？” 
　　“老佛爷看谁行，谁就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看不出什么来。不过，身子总要健壮才好。” 
　　“这句话很实在。”慈禧太后不觉露了本心，“我看，载漪的老二不错，长得象个小犊子似的。” 
　　听得这话，大公主倒失悔了。她的本意是，穆宗与当今皇帝的身子都嫌单薄，惩前毖后，所以作此建议，不想无形中变成迎合。载漪的次子名叫溥儁，他的母亲是皇后的胞妹，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孙，所以溥儁是慈禧太后心目中最先考虑的人选。而大公主很讨厌这个侄子，身体确是很好，十四岁的孩子已长得跟大人一样，但一脸的横肉，嘴唇翘得老高，而且言语动作，无不粗鲁，从那一点看，都不配做皇帝。 
　　因此，她特意保持沉默，表示一种无言的反对。见此光景，慈禧太后也就有点说不下去了。 
　　这使得大公主微感不安，毕竟是太后又是母亲，不能不将顺着。所以想了一下说：“转眼就过年了，那几个孩子都要进宫来磕头，老佛爷也别言语，只冷眼看着，谁是懂规矩的，有志气的，就是好的。” 
　　“我也是这么个主意。到时候你替我留意。” 
　　“是！”大公主问道：“这件事在什么时候办呢？” 
　　“反正总在明年！” 
　　“皇上呢？总得有个妥当的安置吧！” 
　　慈禧太后一愣。因为从没有人敢问她这话，她也就模模糊糊地不暇深思。这时想起来，觉得确实应该早为之计。便即说道：“当然该有个妥当的安置。不过，过去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算妥当。你倒出个主意看！” 
　　“当然是封亲王。”大公主从容答说，“明朝有个例子，似乎可以援用。” 
　　“啊！啊！”慈禧太后想起《治平宝鉴》中有此故事，“英宗复辟！” 
　　“是！” 
　　英宗自南宫复辟，病中的景泰帝，退归藩邸。原为郕王，仍为郕王。当今皇帝未迎入宫以前赐过头品顶戴，并未封爵。但以古例今，当然应封亲王。慈禧太后慨然相许：“一定封亲王，一定封亲王。” 
　　得此承诺，大公主心中略感安慰。本想再为珍妃求情，转念一想，实可不必。慈禧太后既有矜全之意，到时候自然恩出格外，让她随着被废的皇帝一起归王府。此时求情，不独无用，且恐惹起慈禧太后的猜疑，更增珍妃的咎戾。 

　　　　　　　　　　　※　　　　　　　 ※　　　　　　　　 ※ 

　　大年初一，亲贵的福晋，都带着未成年的子女进宫，为慈禧太后贺岁。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溥儁，而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大公主“冷眼看着”的建议，特为将溥儁唤到面前来说话。 
　　先问功课，后问志向。溥儁扬着脸大声答说：“奴才愿意带兵！替老佛爷打洋人，把洋鬼子都撵到海里去，一个也不许留在咱们大清国。” 
　　“你的志向倒不小！”慈禧太后笑着又问：“你说愿意带兵，可会打枪啊？” 
　　“会！奴才的枪打得准。老佛爷要不要看奴才打枪？” 
　　这倒不是说大话。光绪二十年七月，下诏宣战以后，朝命另练旗兵，以原有禁军中的满洲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枪营及汉军枪队，合并编成一大支，名为“武胜新队”。特派端郡王载漪及兵部尚书敬信主其事。载漪并且奉派管理神机营，八旗子弟兵尽归掌握，俨如同治初年的醇王。溥儁生性不乐读书而好武，经常在南苑玩枪，“准头”练得极好。此时巴不得能够露一手，但慈禧太后却无兴趣，摆摆手说：“我知道你打得好！不过读书也要紧！书本儿上的东西才有大用处。你懂吗？” 
　　溥儁想不出书本上的东西有何大用处，更无法领略慈禧太后寄以厚望，期成大器的深意。只是贵家子弟，从小便被教导，尊长的话绝不可驳回，所以虽不懂而仍然响亮地回答说：“懂！” 

　　　　　　　　　　　※　　　　　　　 ※　　　　　　　　 ※ 

　　从这天起，各王公府第都知道慈禧太后属意溥儁。虽然很有人不服气，但却不能不承认溥儁的条件比任何人都来得好，第一，他有个在亲贵中最有实权的父亲；第二，他有跟慈禧太后关系最亲近的母亲。 
　　当然，在载漪是早就意料到的，亦可以说是早就在培养的。如今时机快成熟了，更应该切切实实下一番工夫。密密召集谋士商议，有人献上一计，说应该师法“商山四皓”的故智，请几位为慈禧太后所看重的老臣，来教导溥儁。一则，可以烘云托月地长溥儁的声价；再则，这几位老臣在慈禧太后面前，一定会常说溥儁的好话，遇到机会，一言便可定国。 
　　载漪亦觉得这是一举两得，面面俱到的好计，欣然接纳，立即着手。下帖子请了两位客人：一个是徐桐，一个是崇绮。 
　　下了请帖，又派人去面请，特意声明，请便衣赴约。这是载漪表示谦恭，不敢用亲藩的身分。否则，即令是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五等爵首位的承恩公，见了“王爷”亦得大礼参见。 
　　客人连袂而至，载漪降阶相迎。“崇公、徐先生，”他笑容满面地说：“多承赏光，我的面子不小。” 
　　这也谦虚得没有道理了。王府相召，何敢不来？两人不约而同地答说：“不敢，不敢！” 
　　入厅刚刚坐定，载漪便唤出溥儁来，大声吩咐：“给两位老先生行礼！” 
　　听得这话，溥儁一捞长袍下摆，很“边式”地请了个安。这一下将徐桐与崇绮吓得避之不遑，踉貂跄跄地几乎摔个跟斗。 
　　侧近的听差，急忙将两老扶住。等坐定下来，徐桐正色说道：“王爷千万不可如此！世子前程无量，执礼过于谦卑，有伤大体，亦教人万分不安！” 
　　“前程无量”四字钻入载漪耳中，心痒难熬。不由得指着儿子笑道：“前一阵子有人替他算命，说他福泽比我还厚。‘玉不琢，不成器’，以后要请两位老先生费心，多多教导，将来才有出头的日子。” 
　　崇绮和徐桐在谦谢之余，少不得问问溥儁的功课。不久，听差来请入席，宾主推让了好久，终于由崇绮坐了首席。且饮且谈，谈到武胜新队，载漪跃跃欲试地，自道已经练成一支劲旅，总有一天要与洋人一决雌雄。 
　　听得这话，徐桐满引一杯，接下来骂洋人，骂张荫桓，骂徐用仪，骂李鸿章，凡是与洋务有交涉的人，徐桐一概视之为“汉奸”，最后骂到皇帝身上了。 
　　当然，那是不明指其人的骂，“‘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听说宫中搜出夷服，竟是要废弃上国衣冠、祖宗遗制，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真是开国以来的奇祸！”徐桐痛心疾首地说，“慈圣一生行事，我无不佩服，只有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半夜那件事，做得大错特错！” 
　　他所指的，就是穆宗崩逝，慈禧太后迎立当今皇帝“那件事”。旧事重提，触及崇绮的隐痛，便即黯然停杯了。 
　　“文山，你也别难过！”徐桐安慰他说，“快要为穆宗立嗣了，你应该高兴才是。” 
　　这一下倒提醒了载漪，心想：不错啊！自己的儿子，马上就要成为崇绮的外孙了！既是外孙，岂有不爱护之理？于是又将溥儁唤出来有话说。 
　　“来！给崇太爷递酒！” 
　　一听“崇太爷”这个尊称，崇绮愣住了，想一想才能会意，笑容满面地站了起来：“这可真是不敢当了！” 
　　话虽如此，还是将溥儁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双唇啧啧有声，仿佛从未品尝过这样的“天之美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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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如果说荣禄如甲午以前的李鸿章，掌握了精锐所萃的北洋兵权，那么载漪就象当年的醇王，保有指挥禁军的全权。他的“武胜新队”改了名字，叫做“虎神营”，猛虎扑羊，而羊洋同音，等于挂起了“扶清灭洋”的幌子。 
　　荣禄的部队也换了番号，总名“武胜军”，仿照明朝都督府的制度，设前后中左右五军：前军聂士成、后军董福祥、左军宋庆—　“霆军”鲍超手下的大将、右军袁世凯。另外召募一万，人为中军，由荣禄亲自兼领。 
　　既为军机，又握兵权，荣禄成为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权臣。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感受到威胁，她自有驾驭荣禄的手段，更有荣禄绝不会不忠的自信。 
　　尽管如此，荣禄仍有烦恼，因为妒忌他的人太多，而以刚毅为尤甚。他自觉谋国的才具、济危的功劳，都在荣禄之上，而偏偏官位、权力与所受的宠信，处处屈居人下。因此，常常针对着荣禄的一切发牢骚。荣禄是极深沉的人，心里不免生气，而表面上总是犯而不校。不过，日子久了，也有无法容忍的时候。 
　　一天，军机会食，刚毅想心事想得忘形了，蓦地里拍着桌子说：“嗳！我那一天才得出头？” 
　　突如其来的这个动作，这句话，使得他的同僚都一惊，荣禄便问：“子良！你要怎么出头？” 
　　“你压在我上面，我怎么出得了头？” 
　　刚毅的意思是，四位大学士李鸿章、昆冈、徐桐都在古稀以外，出缺是三两年间的事。自己这个协办大学士“扶正”固在意中，只是荣禄与自己的年纪差不多，循次渐进，前面三位大学士一死，荣禄顺理成章地正了揆席，而自己要想当首揆，就不知道是那年的事了？ 
　　荣禄琢磨出他的言外之意，觉得其人居心可鄙，加以有了三分酒意，便笑一笑答道：“那也容易！等李、昆、徐三位寿终之后，你索性拿把刀来，把我也杀掉，不就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 
　　这个钉子碰得刚毅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既窘且恼。只是荣禄面带笑容，仿佛在开玩笑，认不得真，而且畏惧荣禄也不敢发作，只得干笑一阵，聊掩窘态。 
　　事后越想越恼，这口气怎么也忍不下去。于是刚毅便在公事上找机会跟荣禄为难，每天入对时，只要荣禄所奏有一点点漏洞，他便抓住了张大其词地反对攻击。这样个把月下来，荣禄深以为苦，亦深以为恨，与门下谋士秘密商议，想了条一石二鸟的妙计。 
　　原来慈禧太后三度听政，尽革新法，觉得能破亦须能立，所以三令五申，严限各省督抚认真整顿政务，尤其着重在练兵、筹饷、保甲、团练、积谷五事，认为足兵足食，地方安靖，始可与洋人大作一番周旋，一雪咸丰末年以来的积耻。可是封疆大吏，特别是素称富饶的省分的总督，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两广谭钟麟，资高望重，根深蒂固，对朝命不免漠视。荣禄知道，毛病出在军机大臣的资望太浅，非立威不足以扭转颓势，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所谓“立威”谈何容易？ 
　　这一石二鸟的妙计，就是让刚毅出头，操刀去割那条掉不转的大尾巴。当然，他在独对时，决不会透露借刀杀刚毅的本意，只盛赞刚毅人如其名，刚强有毅力，能够破除情面，彻底清除各省的积弊。慈禧太后深以为然，随即指示，先发一道“寄信上谕”，指责各省对饬办各事，“未能确收实效”，特再申谕，“速即认真举办”，倘有“不肖州县，玩视民瘼，阳奉阴违，该督抚即当严行参劾，从重治罪。”过了两天，又发一道“明发上谕”，命刚毅“前往江南一带，查办事件”。 
　　所谓“查办事件”，通常是指查办参劾案件。而特派军机大臣出京查办，则被参的可知必是督抚，因而便有种种流言，揣测两江总督刘坤一遇到麻烦了。 
　　其实刚毅是去查办朝廷饬各省举行的五事。荣禄借慈禧太后的口告诉刚毅：厘金更要切实整顿。江南厘金的积弊甚深，若得刚毅雷厉风行地梳理一番，武卫军的饷项便有了着落。而刚毅本人，必然大为招怨，有对他不满的言词，传到京里，那时就可以相机利用了。能去则去，不能去就找个总督的缺，将他留在外面，岂不从此耳根清净？ 
　　这公私两得的一计，刚毅亦约略可以猜想得到。不过，他有他的打算。从来钦差大臣往往专主一事，或者查案，或者整军，或者如李鸿章这半年来的钦命差使，治理山东一带的河道。象这样国家五大要政，尽在查办的范围之中，并无先例。他自觉他的这个钦差，是特等钦差，江南此行，所有督抚都要仰望颜色，这个官瘾可过得足了。 
　　当然，他对他的差使是有自信的。能够平白找出几百万两银子来，慈禧太后会刮目相看。那时找个机会，教荣禄带着他的武卫五军，回任直隶，去看守京师的大门，一任外官，岂可再兼枢臣？那时军机处就是自己的天下了。 
　　因为各有妙算，所以相顾欣然。刚毅到了江宁，果然震动了地方。四个月的工夫，参倒了不少官儿，少不得也作威作福，搞得百姓怨声载道。这样到了七月底，诸事都可告一段落，回京复命。刚到上海，奉到一道电旨：“广东地大物博，叠经臣工陈奏，各项积弊较江南为尤甚。如能认真整顿，必可剔除中饱，筹出巨款。刚毅曾任广东巡抚，熟悉地方情形；着即督同随派司员，克日启程前往该省，会同督抚将一切出入款项，悉心厘剔，应如何妥定章程，以裕库款之处？随时奏明办理。” 
　　刚毅心知道这是荣禄不愿他回京所出的花样，不过，他也不在乎。坐海轮到了广州，亦如在江宁的模样，深居简出。而查询的公文，一道接一道送到总督、巡抚两衙门。两广总督谭钟麟，是翁同龢的同年，久任封疆，行辈甚尊，看不惯刚毅那种目空一切的派头。而且高龄七十有八，难胜繁剧，早就奏请放归田里，此时决定重申前请，辞意甚坚，所以慈禧太后决定准他辞官。 
　　这本来是荣禄将刚毅留在外省的好机会，只是慈禧太后认为两广的涉外事务很多，需要深通洋务而勋名素著的重臣去坐镇。于是，李鸿章被内定为谭钟麟的继任人选。 
　　朝旨未下，已有所闻，李鸿章决定去看荣禄，打算探一探口气，如果不能象在直隶总督任内，遇事可以作一半主，他还不愿作此南天之行。 
　　一见之下，李鸿章不觉惊讶，“仲华，”他说，“你的气色很不好！何忧之深也？” 
　　荣禄叹口气说：“中堂真是福气人，‘日啖荔枝三百颗’，跳出是非圈了！我受恩最重，上头对我的责备亦最严。这几天，真正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李鸿章瞿然动容，“何出此言？”他问，“仲华，你可以跟我谈谈吗？” 
　　“当然！我亦正想去看中堂，倘或计无所出，说不得也要拿中堂拉出来，一起力争。”说到这里，荣禄起身，亲手去关上房门，然后隔着炕几，向李鸿章低声说道：“非常之变，迫在眉睫！” 
　　原来废立快成为事实了！本是迁延不决的局面，自从刚毅在十月初从广州回京，情势急转直下，因为徐桐与崇绮虽极力鼓吹废立，但大政出自军机，仅有为徐、崇两人说服了的启秀一个人起劲，自是孤掌难鸣。及至刚毅回京，与启秀联成一气，加以逐去廖寿恒，保荐刑部尚书赵舒翘入值军机，于是，除了早就退出军机的钱应溥，毫无主张的礼王世铎以外，剩下的四个人，三对一，变成荣禄孤掌难鸣了！ 
　　可是，这个非常的举动，慈禧太后拿定主意，非荣禄亦赞成不能办！因此，他便成了众矢之的。刚毅、启秀、赵舒翘每天拿话挤他，要他松口，以一敌三，几有无法招架之势。而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时，谈及此事，口风亦一次比一次紧，先是劝导，继而期望，最近则颇有责备的话。看起来再拂“慈圣”之意，怕会惹起盛怒，几十年辛苦培养的“帘眷”，毁于一旦。政柄兵权，一齐被夺，纵不致为翁同龢、张荫桓之续，而闲废恐不能免！ 
　　“我是尽力想法子在搪塞。前一阵子刘岘庄的一个电报，让我松了一口气…　。” 
　　为了搪塞，荣禄曾建议密电重要疆臣，询问废立的意见。刘坤一的回电，表示反对，说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两句话极有力量，将慈禧太后的兴头很挡了一挡。 
　　“可是今天十一月二十五了！慈圣的意思，非在年内办妥这件大事不可！快要图穷而匕首见的时候。中堂，我怕力不从心了！” 
　　不等他说完，李鸿章凛然相答：“此何等事？岂可行之于列强环伺的今天？仲华，试问你有几个脑袋，敢尝试此事！上头如果一意孤行，危险万状，如果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亦可以仗义声讨！无端动天下之兵，仲华，春秋责备贤者，你一定难逃史笔之诛。”说到这里，他自觉太激动了，喘息了一下，放缓了声音又说：“本朝处大事极有分寸，一时之惑，终须觉悟，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只是除了足下以外，更无人够资格调停。仲华，你受的慈恩最重，如今又是帘眷优隆，你如不言，别无人言。造膝之际，不妨将成败利钝的关系，委屈密陈，一定可以挽回大局！” 
　　荣禄原亦有这样的意思，只是不敢自信有此力量。如今让旁观者清的李鸿章为他痛切剖析，大受鼓舞，毅然决然地说：“是，是！我的宗旨定了。” 
　　“但盼宫闱静肃，朝局平稳，跟洋人打交道，话也好说些。” 
　　提到洋人，荣禄想起久藏在心的一件事。虽然洋文报纸对维新失败及废立诸事，多所讥评，究不知各国公使是何说法？早想托李鸿章打听一下。不过，打听的目的变过了，以前是想明了各国公使的态度，决定自己的最后态度，此刻他说：“为了搪塞上头，想请中堂探探各国公使的口气，我对上头好有话说。” 
　　李鸿章沉吟了一会答说：“此事我不便先开口问人家，这几天各国公使要替我饯行，如果提起来，我可以顺便问一问。 
　　否则，就无以报命了。” 
　　到了第三天，李鸿章有了答复。他写信给荣禄说：各国公使表示，若有废立之事，各国虽不能干预中国的内政，但在外交上必将采取不承认新皇帝的政策。 
　　这样的机密大事，本不宜形诸笔墨，而李鸿章居然以书面答复，正表示他对他所说的话，完全负责。领会到这一点，荣禄的主意更坚定了。 

　　　　　　　※　　　　　　　 ※　　　　　　　　 ※ 

　　十一月二十八，大雪纷飞，徐桐与崇绮一大早冲寒冒雪，直趋宫门，“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为的是两人拟好了一道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的奏稿，要请懿旨定夺。 
　　“稿子很好！”可是慈禧太后还是那句话：“你们得先跟荣禄商量好！” 
　　两人退回朝房密议，决定只传懿旨，不作商量。倘或荣禄不听，找个人出来参他，拿顶“违抗懿旨”的大帽子扣在他头上，看他受得了受不了？ 
　　商议停当，随即出宫，坐轿直奔东厂胡同荣府。帖子一递进去，荣禄便知来意不善。但绝不能挡驾，且先请了进来再说。 
　　荣禄的起居豪奢是出了名的，那间会客的花厅极大，悬着双重门帘，烧起两个云白铜的大火盆，所以温暖如春。徐桐和崇绮腰脚虽健，毕竟上了年纪，冷热相激，顿觉喉头发痒，咳个不住，主人家的听差替他们又灌茶、又捶背，闹了好一会才得安静下来，跟荣禄寒暄。 
　　三五句闲白过后，徐桐向崇绮使个眼色，双双站起，崇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折子，“奉太后旨意，有个稿子让你看一看！”他一面说，一面将奏稿递了过去。 
　　荣禄不能不接，接过来一看案由，果不其然，是奏请废立，当时大叫一声：“哎呀！我这个肚子，到底不饶我啊！”说着，一手捧腹，一手就将折稿递还，等崇绮上当接回，荣禄又说：“昨儿晚上闹肚子。方才我正在茅房里，还没有完事，听说两公驾到，匆匆忙忙提了裤子就出来了。这会儿痛不可当，哟、哟创创！这个倒霉的肚子！” 
　　话还未完，人已转身，伛偻着腰，一溜歪斜地往里走了去。崇绮叹口气说：“来得不巧！” 
　　“拉稀不是什么大毛病。”徐桐答说：“咱们且烤烤火，等一会儿。” 
　　这一等等了将近一个钟头，还不见荣禄复出。只是荣家款客甚厚，点心水果接连不断地送上来，盖碗茶换了一道又一道。因此，两老虽然满心不悦，却发不出脾气。 
　　“你家主人呢？”徐桐一遍一遍问荣家下人：“何以还不能出来？” 
　　“累中堂久等！”荣家下人哈着腰答说：“在等大夫来诊脉。” 
　　荣禄何尝有病？借故脱身，正与武卫军的一班幕僚如樊增祥等人在筹划对策。此事已密商了好久，始终没有善策，到这时却非定策不可了！反复衡量利害得失，总觉得无法面面俱到，唯有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求保全大局。 
　　于是，装得神情委顿地，再度会客，一进门便拱拱手，连声“对不起！”然后一面在火盆旁边坐下来，一面说道：“刚才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你请细看！”崇绮将奏稿递了给他，“仲华，这是伊霍盛业，不世之功！” 
　　荣禄装作不懂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王的典故，一手接奏稿看，一手取铜管拨炭。将炭拨得愈加炽旺，火苗融融之后，很快地将奏稿捏成一团，投入火盆，口中还说了句： 
　　“我不敢看呐！” 
　　两老大惊失色，想伸手抢救，已自不及，一蓬烈焰，烧断了载漪想做太上皇的白日春梦。 
　　徐桐气得身子发抖，颤巍巍站起来，手指着荣禄，厉声斥责：“这个稿子是太后看过的，奉懿旨命你阅看，你何敢如此！” 
　　“荫老，”荣禄平静地说：“我马上进宫。如果真的是太后的意思，我一个人认罪。” 
　　“好，好！”徐桐知道徒争无益，唯有赶紧去向端王告变，便说一声：“有帐慢慢算！”拉着崇绮，掉头就走。 
　　荣禄不敢丝毫耽搁，立即换了公服，坐车直投宁寿宫北面的贞顺门，请李莲英出来说话。 
　　“这么大的雪，你老还进宫！”李莲英问道：“什么事啊？” 
　　“还不就是你知道的那回事！莲英，烦你上去回一声，我有话非立刻跟老佛爷回奏不可！” 
　　“那就来吧！” 
　　李莲英领着荣禄，一直来到养心殿后的乐寿堂，做个手势让他在门外待命，自己便进西暖阁去见慈禧太后，将荣禄的话，据实陈奏。 
　　“他有什么事呢？” 
　　“荣中堂没有跟奴才说，奴才也不敢问。不过，这么大的雪，又是下午，特为进宫‘请起’，想来必是非老佛爷不能拿主意的大事。” 
　　慈禧太后想了想，点点头说：“我知道了，让他进来吧！” 
　　门外的荣禄，在这待旨的片刻，望着漫天的风雪，尽力想些凄凉悲惨之事，从祖父培思哈在平张格尔之役中殉难想起，接下来想咸丰初年，伯父天津总兵长瑞、父亲凉州总兵长寿，并从崇绮的父亲赛尚阿进兵广西平洪杨，在龙寮岭中伏，双双阵亡，一门孤寡，茕茕无依的苦况，以及早年在工部当司官，误触肃顺之怒，以致因赃罪被捕下狱，所遭受的种种非人生活。再一转念，记起珍妃就拘禁在景祺阁后，贞顺门旁，与宫女住所相邻的小屋中，每日饮食从门槛底下递进去，污秽沾染，真个是尘羹土饭！象这样的天气，既无火炉，又不见得能够换一换窗纸，不知道冻成什么样子？绮年玉貌的天家内眷，受这样的苦楚，言之可惨！ 
　　就这塞腹悲怆酿成盈眶热泪，一进门在冰凉的青砖地，“冬冬”碰了两个响头，叫一声：“老佛爷！”随即就痛哭失声了！ 
　　慈禧太后大惊，失去了平日那种任何情况之下，说话都保持着威严从容的神态，张皇失措地嚷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徐桐、崇绮到奴才那儿来过了。”荣禄哽咽着说，“各国都帮皇上，就有那么的怪事，连分辩都分辩不清楚。果真要干这件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几十年，多好的名誉，那一个不敬仰？如今冒这么大一个险，万万不值！倘或招来一场大祸，奴才死不足惜，痛心的是我的圣明皇太后！”说到这里，触动这几个月所受的软逼硬挤、冷嘲热讽、诸般委屈，假哭变成真泪，泉涌而出，号啕大哭。 
　　慈禧太后被镇慑住了！既慑于洋人态度之不测，亦慑于荣禄哭谏的声势，不自觉地用一种畏缩让步的声音说：“你别哭，你别哭！咱们好好商量。” 
　　“是！”荣禄慢慢收泪，但喉头抽搐，还无法说得出一整句的话。 
　　“莲英！”慈禧太后吩咐，“给荣大人茶。” 
　　李莲英见此光景，料知必有此小小的恩典，早就预备好了。不但有茶，还有热手巾把子。荣禄磕了头谢过恩，拿手巾擦一擦眼泪，喝两口茶，缓过气来，方始将与樊增祥等人商定的计划，说了出来。 
　　“皇上身子不好，也没有几年了！”他说，“宋朝的成例，不妨仿效，宋仁宗没有皇子，拿侄子抚养在宫里，后来接位就是英宗…　” 
　　“啊，啊！”慈禧太后想起来了，《治平宝鉴》上就有这个故事，“这倒也是一法。” 
　　“照奴才看，只有这个法子。如果立溥儁为阿哥，他今年十五岁，再费老佛爷十年辛苦的教导，那时候就什么都拿得起来了！”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这个办法使得！就有一层，本朝的家法，不立太子，话不好说。” 
　　“依奴才看，总比废立的话好说些！” 
　　这话近乎顶撞了，但慈禧太后并不在意，只问：“该怎么说才冠冕堂皇？” 
　　“当初立皇上的旨意，原说生有皇子，承继给同治爷，现在没有皇子，就得另外承继。这是名正言顺的事。” 
　　“就照这么说也可以。你找人拟个稿子来我看。”慈禧太后正一正颜色叮嘱：“这件事就咱们两个，你先别说出去。” 
　　“奴才不敢！” 
　　“你下去吧！” 
　　于是荣禄跪安退出。李莲英送他出贞顺门，两人骈肩并行，小声交谈。荣禄将与慈禧太后商定的办法，告诉了李莲英，同时托他在慈禧太后面前，相机进言，坚定成议，无论如何不能使这个计划发生变化。 
　　“你老放心！老佛爷答应了的事，不会改的。再说，老佛爷也真怕洋人干涉。如今这个办法很好，决不会变卦。” 
　　听得这话，荣禄越发心定。多日以来的忧思愁烦，一旦烟消云散，胸怀大畅。回到府第，召集僚友，饮酒赏雪，大开笑口。 
　　而在东交民巷的徐桐，却懊恼得一夜不能安枕。在荣禄那里受了气不算，回来又受洋人的气。这天是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各国使馆岁暮酬酢，排日宴会，轮到比利时公使贾尔牒的晚宴，特为邀了美国海军乐队来演奏助兴。比国使馆紧挨着徐桐的住宅，洋鼓洋号，洋洋溢耳，徐桐想掩耳不闻不可得。直至午夜方得耳根清静，但心中烦躁，依然不能入梦。到得四更时分，有些倦意上来，却以与崇绮前一天有约，要进宫去见太后，不能不挣扎着起床。 

　　　　　　　※　　　　　　　 ※　　　　　　　　 ※ 

　　递了“牌子”，第一起就“叫”，进了殿亦颇蒙慈禧太后礼遇，行过礼让徐桐与崇绮站着讲话，又命太监端奶茶给他们喝，说是可以挡寒。凡此恩典都足以壮徐桐之气，心里在想：那怕荣禄是太后面前第一号红人，今天也得碰一碰他！“雪是停了，反倒格外地冷！”慈禧太后问道：“你们俩要见我，什么事，说吧！” 
　　“奴才两个，昨儿奉了懿旨，到荣禄那里去了。”徐桐愤愤地说，“谁知道荣禄先装肚子疼，不肯看奏稿，进去好半天才出来，真想不到的，又装傻卖呆，拿皇太后钦定的奏稿，扔在火盆里烧掉了！”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大为诧异。 
　　“皇太后不信，问崇绮！” 
　　“是！”崇绮接口，“如此巩固国本的大事，荣禄出以儿戏，奴才面劾荣禄大不敬！” 
　　慈禧太后并不重视他所说的“大不敬”那个很严重的罪名，只问：“怎样出以儿戏？” 
　　于是崇绮将当时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细说了一遍，慈禧太后想象荣禄玩弄这两个糟老头子于股掌之上的情形，差点笑了出来。 
　　忍住笑已经很不容易，若说慈禧太后会如徐桐和崇绮所希望的，对荣禄大发雷霆，自是势所不能之事。可是，为了抚慰老臣，她亦不得不有所解释与透露。 
　　“荣禄这么做法，是有点儿荒唐。不过，他的处境亦很难。洋人蛮不讲理，多管闲事，不能不敷衍着。这件事是一定要办的，或者变个法子就办通了。等商量定了，我会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信儿吧！” 
　　起了好大的劲，只落得这么几句话听！徐桐心知斗不过荣禄，心里十分不快。崇绮比较有自知之明，进宫之前，对于告荣禄的状，本未抱着多大的期望，他所关心的，只是溥儁能不能入承大统？此刻听慈禧太后的口风，大事仍旧要办，当然兴奋，所以连连应声：“是，是！” 
　　徐桐还想再问，所谓“变个法子”，是怎么变法？莫非由皇帝颁罪己诏逊位？只是话还不曾出口，站在前面的崇绮已经“跪安”，只能跟着行礼，相偕退出。 
　　第二天就是十二月初一，军机承旨，咨会内阁，颁了两道明发上谕。第一道是：“现在朕躬尚未痊愈，所有年内暨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着停止。”第二道是：“近因朕躬尚未痊愈，所有坛庙大祀，均经遣员恭代。明年元旦应恭诣皇太后前朝贺，荷蒙圣慈，以天气严寒，曲加体恤，自应仰体慈怀，明年正月初一日，朕恭诣宁寿宫，在皇太后前行礼。王公百宫，均着于皇极门外行礼。至一切筵宴，业已降旨停止。是日，朕仍御乾清宫受贺。” 
　　第一道上谕不足为奇，第二道上谕却惹得人人议论，都说其中大有文章。但谁也看不透！不赞成废立的，自感欣慰，指出最后一句：“是日朕仍御乾清宫受贺”，是明告臣民，皇帝仍旧是皇帝，身分并无变化。赞成废立的，却另有一种说法：皇帝只朝宁寿宫，是以子拜母，不得在皇极门外率领王公百官行礼，就表示他己失却统御群臣的资格。至于最后这句话，就眼前来说，既未废立，不得不然。一旦废立成为事实，取消这句话，不过多颁一道上谕而已。 
　　尽管议论纷纷，而且很有人在钻头觅缝，想探听到一个确实消息，以便趋炎附势，无奈连军机大臣都不明究竟。大家猜想，宫内一个李莲英，宫外一个荣禄，一定知道“宝盒子”里是一张什么牌。可是，谁也别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一言半语来。 
　　其中最焦急的自然是载漪。不过急也只能急在心里，表面上不敢跟人谈这件大事，怕的是不但招人笑话，而且热中过分，传到天威不测的慈禧太后耳中，会把一只可能已煮熟的鸭子给弄得飞掉。 
　　这样到了家家送灶的那天，忽然传宣一道懿旨：“着传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濂、载滢、载澜、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部院满汉尚书等，于明日伺候。” 
　　这就很明显了！近支亲贵，独独不传端郡王载漪，当然是特意让他回避，以便迎立溥儁继位。 
　　于是平时就很热闹的端王府，益发其门庭如市，不过贺客见了载漪，只能说一声：“大喜、大喜！”却无法明言，喜从何来？也有些工于应酬的官儿，竟向载漪“递如意”。这是满洲贵族中，有特大的喜事，申致敬贺的一种仪式。贺客心照不宣，载漪受之不疑，俨然太上皇帝了。 
　　到得傍晚，才有确实消息，是李莲英来通知的：溥儁立为“大阿哥”。皇子称“阿哥”，“大阿哥”便是皇长子之意。 
　　原来不是废立而是建储。李莲英又解释事先秘而不宣的缘故：清朝的家法，不立太子，如果事先宣布，必有言官根据成宪，表示反对。纵或反对不掉，一桩喜事搞出枝节来，不免煞风景。因此慈禧太后决定，临事颁诏，生米煮成熟饭，言官就无奈其何了！ 
　　话是如此说，“大阿哥”到底不是皇帝。夜长梦多，将来是何结果，实在难说。因此，内心的失望忧郁，非言可喻，想来想去，洋人可恶，挡住了他这场大富贵，可真是势不两立的深仇大恨了！ 

　　　　　　　※　　　　　　　 ※　　　　　　　　 ※ 

　　慈禧太后黎明升殿，皇帝及王公百官，早就在“伺候”了。 
　　宝座不象平时后帝同御，东西并坐。只设一座，皇帝是站在慈禧太后身旁。御案前面跪的是溥儁，他身后方是王公百官，照例，由庆亲王奕劻领头。 
　　“诏书呢？”慈禧太后问皇帝。 
　　皇帝一无表情地从身上摸出一张黄纸来，“庆亲王，”他说：“你来念！” 
　　于是奕劻跪接了上谕，起身宣读：“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等奕劻念完，皇帝已取下头上所戴的红绒结顶貂帽，亲手戴在溥儁头上。 
　　于是嘴唇撅得老高的大阿哥溥儁，向皇帝一跪三叩首谢恩，接着又向慈禧太后也行了同样的大礼。 
　　显然的，慈禧太后因为做了祖母而大为高兴，满脸慈祥，笑容不断，带着那种象任何人家老奶奶对孙儿逗笑取乐的欢畅神情说：“怎么不先谢我？” 
　　见她是如此欣悦，庆王便带头贺喜：“皇太后无孙有孙，毅皇帝无子有子了，大统有归，皇上了掉多年来的一桩心事。 
　　奴才等叩贺大喜！” 
　　说完碰头，大家亦都跟着他行了礼。慈禧太后笑道：“这是家事，可也是国事。大家同喜！明天你们给皇帝递如意！” 
　　听得这话，侧立在旁的皇帝，摇摇晃晃地一转身，斜着朝上哈腰，是俯首听命的样子。那转身的动作，与弯腰的姿态，就仿佛“大劈棺”那出戏中的“二百五”。 
　　“大阿哥的书房，可是顶要紧的一件事。”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当初选师傅是选错了！到底讲道学的靠得住些。崇绮现在没有什么紧要差使，看他精神也很好，派他给大阿哥上书。” 
　　崇绮不在召见的班次之列，便由军机领班的礼王答说： 
　　“是！奴才一下去就传旨给崇绮！” 
　　“书房得有人照料。”慈禧太后说：“派徐桐去！” 
　　“是！”徐桐响亮地应声，“奴才年力衰迈，不过不敢辞这个差使。大阿哥的书房，奴才请旨，不妨开弘德殿，这是穆宗毅皇帝当年典学之地，正好子承父业。” 
　　“可以。西苑就在南殿好了。”慈禧太后又说，“你也不必每天到书房，想到了就进来看一看。顶要紧的是清静，决不许不相干的人进进出出。不拘是谁，不该到书房的，胡闯了进来，你指名严参，我一定重办。” 
　　“是！” 
　　慈禧太后略停一下，看一看皇帝说：“明年是皇帝三十岁整生日，应该热闹热闹。礼部查一查成例看，该怎么办！” 
　　礼部尚书是启秀。他的学问不怎么样，朝章典故却很熟。在记忆中就没有一位皇帝行过“三旬寿辰”的庆典。当时便想以军机大臣的身分发言。在他身旁的赵舒翘，扯一扯他的衣服，启秀便不作声了。 
　　看看无话，庆王领头跪安。等退出殿外，王公大臣，立即分成几堆，一堆是载濂、载澜，他们是向着载漪的，自然起劲，商量着要到端王府怎么去“贺一贺、乐一乐”；一堆全是汉人，六部尚书与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等等，对于立储一事，认为是满洲人的家务，与己无干，不必多管；另一堆是军机大臣及庆王、徐桐这班参与大计的人，一起回到军机处，还有许多大事要商量。 
　　“皇太后今天这个举动，我不佩服！”刚毅一进军机直庐就大声发话，“事情做得不干脆，将来免不了有麻烦！” 
　　“是啊！”赵舒翘附和着说，“看今天的情形，皇太后若能当机立断，大事亦就定矣！” 
　　“哼，”荣禄冷笑道：“两公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平常人家办这样的事，也得一次一次请至亲好友来商量，象今天这样，能够平平安安过去，就算祖宗有灵！” 
　　“怎么？”刚毅张大了眼睛，还要再说什么，不料荣禄比他说得快。 
　　“子良！你别说了。皇太后的见识，总不能不如你吧？” 
　　这是一张无大不大的膏药，一下子将刚毅的嘴封得严严地，喘不过气来。于是庆王便抓住这个空隙发话了。 
　　“你们看，明天的报上，又不知会登些什么？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跟各国公使去照会。”他问荣禄，“仲华，你看就在这里拟稿子呢，还是回衙门后再说？” 
　　他所说的“衙门”是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荣禄讨厌刚毅，在这里拟照会，怕他会胡乱参预，便即答说：“还是回衙门！王爷先请，我随后就到。” 
　　荣禄要留在军机处，是因为刚毅和赵舒翘在拟旨时，可能会动手脚，将废立的意思隐藏立储之中，所以要监视在那里。 
　　等“达拉密”写了上谕来，荣禄一看，共是五道，除立储、递如意、开弘德殿以外，另外有两道：一道是明年正月初一，大高殿、奉先殿行礼，着大阿哥恭代。一道是皇帝明年三旬寿辰，应如何举行庆典，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 
　　“这一道，”荣禄指着大阿哥恭代行礼的稿子说，“皇太后没有交代啊！” 
　　“礼当如此！”启秀答说：“备好了回头请旨。” 
　　这也未尝不可。“这一道，”荣禄手指另一个稿子，“我看不必亟亟！” 
　　“为皇上做生日，是皇太后当面交代，为什么不述旨？”刚毅振振有词地问。 
　　“这会引起很多猜疑。从来就没有皇上三旬寿辰的庆典。拿康熙爷来说好了，八岁即位，康熙二十二年可有庆典？”他看着启秀问：“颖之，你是礼部堂官，掌故又熟。你说！” 
　　“照成例，都是五旬寿辰…　。” 
　　“可不是！”荣禄抢着说道：“我看还得请旨，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一天都搁不得。” 
　　“好吧！咱们请旨。”刚毅无可奈何地答说。 
　　请旨的结果，暂时压了下来。其余的四道上谕，立即交内阁明发。同时通知上海电报局，转电各省督抚。 

　　　　　　　※　　　　　　　 ※　　　　　　　　 ※ 

　　上海电报局的总办叫经元善，接到电报，大惊失色，立刻带着译出来的电文去看盛宣怀，请示处置办法。 
　　盛宣怀的官衔是大理寺少卿，差使是“督办电报轮船两商局”，恰为经元善的顶头上司。当时看完电文，心中亦不以朝廷此举为然，但既为上谕，当然遵办，便即说道：“这事耽搁不得，先发两江、湖广，其余通报各省，一律转知。” 
　　“原电照转，自不在话下。”经元善面色凝重地说：“名为立嗣，实为废立，只怕马上还有皇上退位的上谕。果然不幸而有此，各国一定调兵干预，以积弱之国，而当数国雄兵，危亡立见。元善的意思，想联络上海绅商各界，联名致电总署，请为代奏谏阻。不知道杏公的意思如何？” 
　　盛宣怀听得这话，大吃一惊。不过他深知上海的民气，反对慈禧太后及旧党的，大有人在。而且自己以洋务起家，天生就站在新党这一边，如果表示反对，无异自居于旧党之列，有失立场。而最要紧的是，李鸿章与刘坤一都不主张废立，倘或违逆了这两人的意思，“督办两局”的差使，立即不保。因此，决不能阻挠经元善。 
　　然而他亦不敢公然赞成，否则，经元善进一步请他领衔发电，可就无以推辞了。这样声色不动的想了一遍，决定学一学王文韶，装聋作哑。 
　　“莲珊，”他从容自如地叫着经元善的别号说，“转眼就是三十了，应该要发的，贺年的电报，请你检点一下，不要漏了那一处。” 
　　经元善一愣，细想一想方始会意，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不再多说，辞回局里，立刻拟了一个电报，去找他的好朋友汪康年商量。 
　　汪康年字穰卿，先世是徽州人。乾隆年间迁居杭州，经营盐、典两业而成首富。汪氏与海宁查氏一样，亦商亦官，子弟风雅，性好藏书，四世聚积，名声虽不及“宁波范氏天一阁”，但提起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士林中亦无不知名。 
　　汪氏后辈中最有名的是汪远孙，字小米，官不过内阁中书，而归田的尚待督抚，无不礼重，振绮堂藏书亦至汪小米而极盛，所居之地在东城，就称为“小米巷”。他的侄子，亦是名闻天下的人物，二十年前与无锡薛福辰会治慈禧太后的沉疴而大蒙宠遇。 
　　汪康年就是汪小米的胞侄。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进士，亦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之一，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设《时务报》，鼓吹变法维新。《时务报》是旬刊，专以议论为主，为了报导时政，上年春天又创办《时报日报》，不久改名为《中外日报》，销路极畅。有此为民喉舌的利器在手里，经元善的提议，便很容易地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声势，由于汪康年的支持，第二天到上海电报局自愿列名电请总署代奏的士绅名流，计有一千二百余人之多。 
　　电报到京，总理衙门的章京不敢怠慢，立即先将正文送到庆子府，只见电文是：“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求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局经元善暨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奏。” 
　　这使得庆王大感意外，他原以为可能有不怕死的言官，会步吴可读的后尘，上折奏谏，不想小小一个并无言责的候补知府，会有此举动！他心里在想，这经元善的脑袋或许不会丢，纱帽是丢定了。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却真不小。应不应代奏，庆王一时拿不定主意，姑且将电文抄录一份，先派专差送了给荣禄再作道理。 
　　不久，荣禄亲自登门，同时，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的名单亦已译完送到。列名的人，有汪康年同榜，现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名重一时的章炳麟等等。此外，所谓“海内四公子”倒也有一半在里头：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与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复。 
　　“仲华，你看怎么办？快过年了，莫非还惹皇太后生一场闲气？” 
　　“生气是免不了的，可不是闲气！”荣禄指着电文说：“凭‘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这一句，就不能不代奏。” 
　　“‘探闻’之说，不一定靠得住。”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好！这么说，就准定代奏。可是，咱们得有话啊？” 
　　“当然。”荣禄沉吟了一会说，“这件事当然不宜宣扬，也不便批复。不过光是留中也不行，那些人还会闹。现在得想个法子，让他们、让洋人知道，皇上还是照旧当皇上。人心一定，自然就没有什么可以闹的！” 
　　“说得是！我倒想到一个题目，皇上明年三旬寿辰，本来不宜举动，现在倒似乎以有所举动为宜了。” 
　　“题目是好题目，文章很难做。轻了，不足以发生作用，重了，太后未必乐意，端王也会跟咱们结怨家。这得好妹商量。” 
　　于是置酒消寒，秘密斟酌停当，第二天一早上朝，荣禄特意不到军机处，也不邀其他总理大臣，由庆王递牌子，抢头一起见着了慈禧太后。 
　　两宫同御，平时不大容易说话，而这天的话却正要当着后帝在一起的时候说。庆王将电文抄件呈上御案以后，不等慈禧太后开口，抢先说道：“上海的绅商士民，全是误会。宫中上慈下孝，立大阿哥的本意，在上谕中亦已经说得很明白。南边路远，难免有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过这个电报的本意是怕洋人调兵干预，并没有其他情节。奴才两个觉得不理他们最好。” 
　　“不理，”慈禧太后问道：“不闹得更厉害了吗？” 
　　“只要皇上照常侍奉皇太后视朝，大家知道误听了谣言，当然不会再闹。要再闹，就是别有用心，莫非朝廷真的拿他们没奈何了？” 
　　这话说得很中肯，慈禧太后对民气的“沸腾”，不足为虑，可是，“洋人呢？”她问：“不说要调兵来吗？” 
　　听得这一说，庆王和荣禄都格外加了几分小心。他们俩昨天反复推敲的结果，便是决定引慈禧太后发此一问，然后抓住这个题目，一步一步去发挥。 
　　“他们也不过听闻而已。道听途说，也信不了那么多！” 
　　庆王越是不在乎，慈禧太后越关心，因为过去几次外患，都因为起初掉以轻心，方始酿成巨祸，“‘微风起于蘋末’，”她说了一句成语作引子，接下来用告诫的语气说：“若说洋人从他们国内调兵来，那是胡说，包里归堆才两三天的工夫，要调兵也没有那么快，那班人更不能那么快就有消息。也许是南边的洋兵往北调，这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事！” 
　　“这……，”庆王答说：“得问荣禄，奴才对军务不在行，不敢妄奏。” 
　　“那么，荣禄你看呢？” 
　　“奴才正留意着呢！”荣禄答说：“上海倒是有几条外国兵船往北开。不过，游弋操练，也是常有的事。奴才只看它船多不多，是不是几国合齐了来？如果不是，就不要紧！” 
　　“到底是不是呢？先不弄清楚，等看明白情势不妙，那时再想办法可就晚了。” 
　　“是！”荣禄故意沉吟了一下，“不过，回老佛爷的话，预先想法子也很难。洋人拿立大阿哥就是皇上要退位作借口，咱们又不能给人画把刀，说皇上一定不会退位。若是有个法子，让洋人知道，深宫上慈下孝，谁也挑拨离间不了，也许倒死了心了。可是，这也不能明说，一落痕迹，反为不妙！” 
　　“不落痕迹呢？可有什么法子？” 
　　“是！” 
　　在这荣禄有意沉默之际，庆王突然开口：“奴才倒有个法子！皇太后慈恩，那天交代，皇上明年三旬万寿，应举庆典。听说军机处怕事无前例，容易引起误会，奏请暂缓颁旨。如今正不妨仍旧颁懿旨，想来皇上孝顺，一定谦辞。这么一道懿旨，一道上谕，先后明发，不就看出来上慈下孝了吗？” 
　　“是吗？”慈禧不以为然，“这么做法，一望而知想遮人耳目。” 
　　“那，那就真个举行庆典。” 
　　“不！”一直不曾开口的皇帝，似乎忍不住了，“皇太后有这个恩典，我也不敢当，不必举行一切典礼，连升殿的礼仪也可以免。” 
　　“典礼可免，开恩科似不宜免。”荣禄急转直下地说：“奴才斗胆请旨，明年皇上三旬万寿，特开庆榜。庆典虽不举行，‘花衣’仍旧要穿。” 
　　对于荣禄所提出来的这个结论，慈禧太后入耳便知道其中的作用。皇帝的整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当然就少不了开恩科，尤其此时而行此举，名为“嘉惠士林”，实在是收买民心，安抚清议的上策。 
　　不过，新君登基，照例亦须加开恩科。如果皇帝三旬寿辰，其他庆典皆废，独开庆榜，亦容易为人误会，是一种明为祝嘏，暗实贺新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有一道庆寿穿花衣的上谕，便可消除了这一层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所谓“花衣”是蟒袍补服，国有大庆，前三后四穿七大蟒袍，名为“花衣期”。在此期内，照例不准奏报凶闻，如大员病故、请旨正法之类。慈禧太后心想，这一庆贺的举动，惠而不费，而有此一诏，至少可以让天下臣民知道，在明年六月二十六皇帝生日之前，决不会被废。这一来起码有半年的耳根清静，到下半年看情形再说，是可进可退很稳当的做法。因而欣然同意，决定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交代军机照办。 
　　二十八那天，是钦奉懿旨：“皇帝三旬万寿，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到了二十九那天，皇帝亲口指示：“明年三旬寿辰，一切典礼都不必举行。”当然也就不必查例了。刚毅心想，话是两个人说，意思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既有前一天的懿旨，何以又假皇帝之口，出尔反尔？正在琢磨之时，慈禧太后开口了。 
　　“皇帝明年三十岁整生日，不愿铺张。不过恩科仍旧要开。庚子本来有正科乡试，改到后年举行。辛丑正科会试，改到壬寅年举行。” 
　　“是！”领枢的礼王世铎答应着。 
　　“还有！皇帝明年生日前后，仍旧穿花衣七天。” 
　　“是！” 
　　“还有，各省督抚、将军，明年不准奏请进京祝寿。”慈禧太后又说：“这四道旨意，都算是皇帝的上谕。” 
　　等退了下来，刚毅将倚为心腹的赵舒翘邀到僻处，悄悄说道：“事情好奇怪啊！太后一桩一桩交代，连正科改恩科、恩科往后推，都想得周周全全，这是胸有成竹啊！谁给出的主意呢？” 
　　“是的，必是先有人替太后筹划妥当了。我还听说，上海电报局总办有个电报给庆王，请为代奏，皇上千万不可退位。 
　　此事千真万确！” 
　　“那，怎么不拿电报出来大家看呢？你去问，”刚毅推一推赵舒翘，“你兼着总署的差使，这样的大事，老庆怎么可以不告诉同官？” 
　　“好！我去请教庆王。” 
　　一去扑个空，庆王到端王府商量紧要公事去了。 

　　　　　　　※　　　　　　　 ※　　　　　　　　 ※ 

　　这天端王宴客。陪客都比主客煊赫，而且早都到了，在书房中闲聊。话题集中在主客——卸任山东巡抚毓贤与他在山东的作为上面。 
　　毓贤字佐臣，是个汉军旗人，籍隶内务府正黄旗。监生出身，捐了个知府到山东候补，署理过曹州府。曹州民风强悍，一向多盗，而毓贤即以“会捉强盗”出名。府衙照墙下十二架“站笼”，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可是曹州百姓知道，在站笼中奄奄一息的“强盗”，十之八九是安分良民。无奈上宪都以为毓贤是清官，也是能员，象这样的官儿，平时总不免狠些。所以尽管怨声载道，而毓贤却是由署理而实授、升臬台、署藩司，官符如火，十年之间，做到署理江宁将军。 
　　甲午战争以后，民教相仇，愈演愈烈，尤其是山东，“教案”闹得最凶。事实上杀“教民”的亦可以说是教民，正邪不同而已。河北、山东一带，白莲教亘千余年而不绝，大致治世则隐，乱世则显。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起事，由此演变为“三省教匪之役”，自嘉庆元年大举会剿，至九年九月班师，而余党仍在，到嘉庆十八年复有喋血宫门的“林清之变”，山东、河南都有响应，虽然只两个月的工夫，就已平压下去，可是邪教始终在贪官酷吏横行之处，暗暗传布，俟机而发。凡是信“西教”的，因为门户之见，权利之争，更如水火不相容，所以白莲教余党最多的地方，亦就是“教案”迭起，最难调停的地方。 
　　白莲教的支派极多，有一小股名为“大刀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里，在山东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提出交涉，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继任的就是毓贤。谁知毓贤的袒护，更甚于李秉衡，于是而有山东平原朱红灯之举。 
　　朱红灯这一派称为“义和会”，起源于白莲教所衍化的八卦教。八卦教分为八派，其中势力最大的两派是“乾字拳”与“坎字拳”，林清即属于坎字拳。乾字拳为离卦教的余党，离为火，所以衣饰尚红。朱红灯这个名字，一望而知属于离卦教，为了遮官府的耳目，改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义和会”，又称“义和拳”。 
　　当朱红灯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闹事时，廷议分为两派：一派主抚，一派主剿。主抚的认为仇教即是义民，理当慰抚；主剿则认为此辈是乾嘉年间，屡见于上谕的“教匪”，聚众作乱，扰害地方，应该切实剿治。荣禄与袁世凯都是如此看法，兵权在握，不理载漪、徐桐、刚毅之流的主张，由袁世凯派总兵姜桂题，带领武卫右军一万一千人，进驻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德州。不久，由袁世凯的堂兄候补知府袁世敦进兵平原，将朱红灯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无奈义和拳中颇有高人，见此光景，赶紧打出一面旗子，四个大字：“扶清灭洋”。于是毓贤庇护义和拳更觉师出有名。为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准许使用“毓”字黄旗，俨然是他的嫡系部队了。 
　　这一来办理教案的平原知县蒋楷与进兵有功的袁世敦，必然要倒霉，朝廷听信了毓贤的片面之词，下了一道上谕：“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了解真相的，都为蒋楷、袁世敦不平，但没有人敢出头替他们伸冤。 
　　反是旁观的洋人，觉得有说话的必要。当然，民教相仇，烧教堂、杀教民，在华传教的洋人，惴惴自危，亦不能不请他们的公使保护。于是，由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头，约集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面递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山东义和拳作乱。 
　　一个多月的工夫，康格提出了五件照会，最后一件照会提出之时，正在蒋楷革职，及朱红灯打出“毓”字旗以后，康格认为事态严重，所以在提出照会的同时，要求与总理大臣面谈。 
　　奉庆王之命接见康格的这位总理大臣，名叫袁昶。他是浙江桐庐人，字爽秋，光绪二年的进士，不但博学多才，而且久任总理衙门的章京，熟谙洋务，是很得各国公使尊敬的一位对手。 
　　透过译员的传达，康格询问四次照会的结果，袁昶答道：“中国政府并无意与洋人为难。一再告诫地方官，务须秉公办理，这有上谕可资查考的。至于民教相仇，由来已久。地方莠民，固有假借名义，与教民冲突的情事。可是，所谓教民，亦难保没有倚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不法的。朝廷只问是否良民，不问是否教民，如果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当然在保护之列，否则，虽是教民亦不能姑息。” 
　　“中国政府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当然很满意，可是各省的地方官，并非如此。他们的行为与中国政府完全相反。请问，中国政府如何处置？” 
　　“当然依照法令，加以处罚。” 
　　“然则，象山东巡抚毓贤，公然袒护义和拳，又怎么说？” 
　　“不会的！”袁昶明知他所言不虚，但决不能承认，所以断然答说：“决无此事！” 
　　康格不答，从皮包中取出两张照片来给袁昶看。一张上面是个义和拳的头目，头戴风帽，手执大刀，两旁两个喽罗，各持一面大旗，旗上有字，约略可辨，一面是“天龙”二字，一面只有一个“毓”字。 
　　“这个人就是朱红灯！”康格看着英文说明，告诉袁昶：“这面旗帜，上有山东巡抚的姓氏。请再看这一张照片。” 
　　另一张照片更是确证，所拍摄的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东巡抚部堂毓”，奖许义和拳为义民，并改拳为团的告示。 
　　看了这两张照片，袁昶大感困窘，只能这样答说：“这件事，得要调查了再说，或许是一种误会。” 
　　“证据在这里，决非误会。不过，希望中国政府详细调查。” 
　　康格问道：“如果调查属实，中国政府准备作何处置？” 
　　“这不在本人的权责范围之内，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答复，必须请命于敝国皇上。” 
　　“我们希望贵大臣能够建议，象山东毓巡抚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失职，应该撤换。” 
　　“不！”袁昶一口拒绝，“贵公使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是干涉内政，为万国公法所不许。” 
　　康格面有窘色，“我希望贵大臣了解。”他说：“这是出于敦睦两国邦交，安定贵国社会秩序的善意建议。” 
　　“是的！多谢你的善意建议。”袁昶问道：“请问这两帧照片，能否见赠？” 
　　“当然、当然！”康格又说：“关于山东义和拳的作乱，我必须提出一项忠告，倘或中国政府没有明快有力的处置，将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希望中国政府知道，我国麦金莱总统及约翰·海国务卿所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与英国为了维持既得利益所作的同样主张，有所不同。美国的本意是希望中国免于被瓜分之祸，得能维持主权的独立及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国政府不能自己制造祸乱，侵害到各国在华的利益，否则就会给予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国家的一个武力干涉的借口。美国政府亦就无法帮助中国政府对抗外来的压力。因为是这样深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所作的建议，不可避免地会超越国际交涉所许可的范围。这一点，请贵大臣谅解。” 
　　这一大篇话一口气说下来，经过传译之后，原意打了一个折扣，不过大致可以听得出来，康格的劝告，出于善意。袁昶很感动地说：“美国是中国的诤友，贵公使的话，我一定会转达给当道。” 
　　话虽如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连袁昶自己都不太了解，可与言者，就更少了。不过康格所交来的那两张照片，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荣禄密奏慈禧太后，在十一月初下了一道上谕：“山东巡抚毓贤，着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　　　　　　　 ※　　　　　　　　 ※ 

　　毓贤到京一个多月了。由于徐桐等人的支持与揄扬，成了很出风头的人物。提起不怕洋人的“英雄”，群相推许，毓贤第一。 
　　因此，这天载漪宴客，等毓贤一到，宝石顶子的王公贝勒，无不起身相迎，奉为上宾。载漪更为亲热，“佐臣、佐臣”叫个不停。 
　　到入席之时，载漪尊毓贤入首座，而毓贤说什么也不肯，口口声声：“朝廷体制攸关，决不可越礼。” 
　　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载漪只好依他。于是依照爵位序次：庄亲王载勋坐了首席；其次是小恭王溥伟的生父、郡王衔的贝勒载滢；再次是载漪的胞弟，辅国公载澜；然后方是毓贤；还有个陪客也是内务府的汉军，户部右侍郎英年。连主位的载漪，六个人团团坐定吃生片火锅。 
　　行过一巡酒，话题转入义和拳，谈到袁世敦平原剿匪，毓贤大喝口酒，摇摇头将杯子放下，不胜感慨地说：“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曾文正在日，我样样佩服，就是办天津教案，杀好些义民替法国领事丰大业一个人抵罪，地方官还遭严谴，辱国太甚，民气不舒，这件事做得错尽错绝。如今还要再杀拳民，助长洋人的骄嚣之气，无异自剪羽翼，开门揖盗，万万不可！” 
　　这番话在载漪听来，觉得义正辞严，大为佩服，“佐臣！”他情不自禁地说：“公道自在人心！老佛爷知道你忠心耿耿。山东且让袁慰庭去胡闹，包在我身上，不出三个月还你一个巡抚。” 
　　毓贤心中一喜。不过他为人向来喜欢摆出一面孔“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神情，所以不便当筵道谢，只说：“国事蜩螗，只想多做点事，报效朝廷，名位在所不计。王爷看得起，那怕在虎神营派我当个管带，亦所乐从。” 
　　“笑话，笑话！”载漪停了一下，胸有成竹地说：“我自有道理。”接着又问：“佐臣，你看大刀会、义和拳，到底管用不管用？” 
　　“当然管用！” 
　　“佐翁，”英年问道：“说义和拳有神技，洋枪洋炮打不死，这话究竟是真是假？” 
　　“千真万确。” 
　　“可是，”英年迟疑了一会，终于说了出来：“我听说，袁慰庭手下有人试验过，似乎不如所传那样神奇。” 
　　“喔，菊侪！”毓贤喊着英年的别号，很认真地问：“你听人怎么说？” 
　　不但毓贤，在座的人亦无不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盯着英年看，这使得他大感威胁，但亦不能不说。 
　　他所闻的传说是如此：有人带着徒众，直闯武卫右军翼长姜桂题的大营，自道不畏洋人的炮火。姜桂题问他可敢试验？此人大言相许。于是传来一班兵丁“打活靶”，一排枪响起，此人中了邪似地乱蹦乱跳了一阵，倒地不语。细细检查，身上有十四个窟窟。姜桂题因为有袁世敦的前例在，怕惹是非，勒逼死者的徒弟写了一张字据，说是“试术不验”，送命与官兵无干。 
　　听他说完，毓贤轻蔑地笑了，然后正色说道：“菊侪，我不说你是误信谣言。就算有其事，亦是例外，其人练术不精，自取其死而已！” 
　　“照这么说，”载滢插嘴问说，“是可以练成那样的本事的罗！” 
　　“诚然！”毓贤略停一下说，“滢贝勒，你见了就相信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只说一件事，你老也许不信，可是我可以当场试验。” 
　　“喔，请说，是怎么一件事。” 
　　“我能吃生的鱼头。滢贝勒，你能不能？” 
　　此言一出，阖座动容，载滢使劲摇着头：“不但不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毓贤微笑不答，转脸向听差说道：“管家，请你到厨房里要两个生鱼头来！” 
　　“是！”听差答应着，身子不动，只望着主人。 
　　年轻的载澜，那里舍得不开这个眼界，大声吩咐：“去，去！多拿几个鱼头来。” 
　　鱼头来了，王府的下人也来了，都在窗外偷偷窥望，要看“毓大人吃生鱼头”。毓贤不慌不忙地望着大冰盘中带血的四个生鱼头说：“这是松花江的白鱼，骨头很硬，可是敌不过牙齿。” 
　　说完，用手抓起一个鱼头，蘸一蘸作料，放到嘴里去咬。叽里嘎啦，象狗咬骨头似的，一会儿就面不改色将生鱼头吞下肚子去了。 
　　“了不起！了不起！”载漪赶紧执壶替他斟了一杯热酒，一面挥手，让听差把那盘生鱼头端走。 
　　“真是，耳闻不如目见。”载滢大为倾服，“若非亲眼得见，说什么我也不能相信。” 
　　“就是这话罗！”毓贤说道，“义和团的神技，如果我不是亲眼得见，也不能相信。” 
　　“那，”载澜的好奇心更炽，“能不能把那些义和拳找来，咱们跟他学学本事？” 
　　“也快来了！”英年答了一句。 
　　“怎么？” 
　　英年深悔失言，踌躇了一会不肯说，也不敢说，陪着笑答道：“没有什么！” 
　　越是这样越使人怀疑，毓贤颇为不悦，硬逼着他说：“菊侪，你有话该老实说出来，这样吞屯吐吐，算是怎么回事呢？” 
　　看样子如果不说，毓贤误会更深，英年只好硬着头皮打招呼：“也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或许是故意造出来糟蹋袁慰庭的！大家当笑话听吧。” 
　　据说，从姜桂题那次试验以后，袁世凯益发看穿了义和拳的底蕴，毫不容情加以搜捕。义和拳恨极了他，编出两句儿谣：“杀了袁鳖蛋，大家好吃饭。”又在山东巡抚衙门的照墙上，画一个洋人，后面是一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背上写“袁世凯”三字，正伸长了脖子，凑向洋人的臀部。 
　　听英年讲完，阖座大笑。义和拳为袁世凯所抑，在山东存身不住，渐向北侵，进入河北边境这段话，英年就可以略去不提了。 
　　由此开始，席间的气氛便轻松了，毓贤的谈锋极健，讲他在山东捕盗及惩办教民的“政绩”，就象听说书一样，很能吸引人。唯一的例外是载澜，听而不闻，只想自己的心事，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趁主客都不注意之际，悄悄起身离席，出了王府，带着两名跟班，跨马直奔西四牌楼以南的丁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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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丁字街以西的砖塔胡同，通称“口袋底”，是内城的一处艳窟。名气不如八大胡同之响，但狎客的身分大都比在八大胡同寻芳的来得尊贵。“澜公爷”固是豪客，但却不如“立大人”。 
　　“立大人”就是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工部侍郎立山。他亦是内务府的汉军，本姓杨，字豫甫，行四，所以熟人都管他叫“杨四爷”。他当过内务府堂郎中，在修颐和园那几年，发了大财。起居豪奢，京中无人不知。据说他所蓄的朝珠有三百余挂之多，每天换一挂，可以终年不重复。走马章台，挥手千金，视为常事，‘澜公爷”的身分虽高，谈到浪掷缠头，可就相形见绌了。 
　　偏偏在口袋底他们所眷的是同一个人，这个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名妓，叫做“绿云”，载澜结识她在先，而立山后来居上。及至知道是“澜公爷”的相好，立山倒是有意退让，无奈绿云本人觉得此胜于彼。她所隶的那个“天喜班”，则从掌班到伙计，更无不以立山为财神爷，如何肯容他跳槽？这天也是天喜班的掌班，派出几拨人去，在立山常到的几处“清吟小班”及饭馆中搜索，最后是在煤市的泰丰楼截住了立山，硬拦到口袋底。大烟抽到一半，听得外面在喊：“澜公爷到！” 
　　不由得有些着慌。 
　　“我躲一躲吧！”立山扔下烟枪想起身，“面对面多不好意思？” 
　　“怕什么？”绿云将他一把推倒，“等我去打发他走。”说完，扭着腰便往外走，顺手带上了房门。 
　　红姑娘都有几间屋子，绿云独占一个院子，南北屋共有六间之多。立山在北屋，载澜自然被让到南屋。两面的陈设差不多，但味道大不一样，北屋灯火辉煌，南屋则连取暖的火炉都是刚生起来的。载澜从心里冷到脸上，气色非常难看。 
　　绿云见此光景，便回头骂人：“怎么回事？弄个冷炉子在这里！也没有人招呼。茶呢？都当澜公爷脾气好，就敢这么无礼，不是大年底下，看我不骂好听的。” 
　　听她这一番做作，载澜的脾气发不出，憋在心里更觉难受，冷冷地问道：“谁在那面屋子里？” 
　　“还有谁？是掌班的从泰丰楼把他去截了来的。”绿云叹口气，“唉！掌班的也叫事不由己。” 
　　“什么为难的事？” 
　　绿云欲语不语地，然后很快地说：“没有什么！三爷你就别打听了。那里喝了酒来？” 
　　“我是从端王府逃席出来的。早知道……，嗐，别说了！” 
　　“又是什么不痛快？” 
　　“冰清鬼冷的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痛快得了吗？” 
　　“我不是在这儿陪你？”绿云一面说，一面将头扭了过去，坐在炕上，低着头，抽出拴在玉镯子上的小手绢在擦眼泪。 
　　“这就怪了！我又没有说你什么，你哭个什么劲？” 
　　“我也不是说三爷说了我什么，我觉得委屈，是自己心里难过。” 
　　说到这里，只见门帘掀处，前面一个伙计另捧着一具火焰熊熊的白泥炉子来替换，后面一个老妈端个托盘，上面是茶与果碟子。绿云便即起身，亲自摆好果碟，将茶捧给载澜，又端一张凳子摆在火炉旁边，拖着他换地方坐。 
　　这一来，载澜的气消了一大半，代之而起的是关切。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什么事不痛快？” 
　　“三爷，你别问行不行？” 
　　“为什么？” 
　　“何苦让你也不痛快。” 
　　这一说，载澜更要问了：“不要紧，你说罢！” 
　　绿云迟疑了好一会，自己又搬张凳子，挨着载澜坐下，一面拿火筷子拨火，一面用抑郁的声音说道：“快年三十了，铺子里的帐，还不知道怎么搪？” 
　　听得这话，载澜懊悔多此一问。不过，他也是有准备，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银票来，绿云眼尖，看过去都是小数目，便不作声。 
　　“这里三百两银子，你先拿着花。” 
　　“不！三爷，你给得不少了！我不能拿。” 
　　“嫌少？” 
　　绿云不答，却又去掏手绢要擦眼泪。载澜颇为惶惑，怔怔地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三爷，”绿云委屈地说：“你总是不知道我的心。” 
　　“是啊！我实在有点猜不透。”载澜问道：“不是嫌少，你为什么不拿？” 
　　“好吧！我拿了就是。” 
　　等她伸手过去，载澜却又不给了，缩一缩手说：“一定有缘故，你说给我听听。” 
　　“我不能说，说了你更会误会。我又何苦一片好心，到头来自找没趣。” 
　　“这话更奇，简直猜不透。” 
　　“好罢，我就实说。三爷，我是在想，年底下你的花销大，不说别的，只进宫给老佛爷拜一趟年，多少太监伸着手等你？ 
　　既然咱们好，我就不能不替你着想，你口口声声说我‘嫌少’，倒象我巴结你三爷，只是为了几个钱似的，那不屈了我的心？” 
　　话是好话，听入耳内，印入心中，却很不是滋味。堂烫天潢贵胄，近支宗亲，只为手头不宽，竟劳窑姐儿来替他打算！这话要传出去，还有什么脸见人？ 
　　见他怔怔不语，绿云少不得还要想些话来说，“这几天我总是在想，年底下你忙，我也忙，我也不是忙，得替掌班的想法子。班子里上下三十口人，铺子里有两三千银子的帐，不找个冤桶来垫底，年三十就过不去，只要一过去了，就该我乐两天了。过了‘破五’，你带我上西山，或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住几天，就咱们两个，爱干什么干什么，那样子才有点意思。”说到这里，她的脸色又转为抑郁，幽幽地叹口气，“这是我心里的话，只怕说了也是白说。” 
　　“怎么叫白说？”载澜很认真地，“莫非你想逛一趟西山，我还会不带你去？” 
　　“那是过了年的话，眼前你就不肯体谅我，想想真灰心，白好了一场。”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叫体谅你？人家占正屋，我在这里将就着，还怎么样。” 
　　“喏！你说这话，就是不体谅我。客人也有个先来后到，人家已经一脚踏了进来，难道我好撵他。而且，我也说过了，只为找个冤桶来垫底。你要是不愿意，我就不过去了，一直在这里陪你！” 
　　说到这样的话，载澜更发不出脾气。转念又想：原是来取乐的，何必生闲气？“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立山总有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眼前且让他一步！ 
　　于是他说：“我也不要你一直陪我，可也不能马上就放你走。只要他耗得住，就让他等着。我晚上还得上端王府有事，喝几杯酒就走。” 
　　“好！我去交代他们。” 
　　出得南屋，绿云匆匆关照了一番随即溜回北屋。立山等得不耐要走了，绿云一见，便从老妈子手里夺过他的马褂，半真半假地说：“四爷，你是大忙人，难得逮住了，可不能放你走！澜公就要走了。他不知道你在这里，你一出去叫他撞见了，反倒不合适。” 
　　“不！”立山去夺自己的马褂，“我真是有事。” 
　　“好！”绿云将手一松，一转身坐在椅子上生气，“你要走了，从此就别来！” 
　　听这一说，立山也不知道她是真的生气，还是有意做作？僵在那里，进退两难。绿云却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走到他身边，温柔地卸下他刚套上身的马褂，推他到红木炕床上坐下。 
　　“你可别偷偷儿溜走！等我一起来吃饭。”说完，扭头就走，掀门帘时又回眸一笑，方始钻了出去。 
　　回到南屋，杯盘初具，绿云亲自伺候，斟酒布菜，神态非常从容。这让载澜也感到轻松了，一连喝了两杯酒，兴致显得很好。 
　　“三爷，听说端王爷的大少爷要当皇上了。是不是？” 
　　“你听谁说的？” 
　　“都这么在说，要换皇上了。”绿云问道，“倒是什么时候换啊？” 
　　“本来早就换了！”载澜觉得跟绿云说不清楚，就说清楚了，她也未必懂，所以叹口气说：“唉！别提了！总而言之，洋鬼子可恨，非杀不可！” 
　　“这又跟洋鬼子什么相干？” 
　　“你不明白！”载澜摇摇头，直着脖子灌了一杯酒。 
　　“其实，当皇上也不见得舒服。”绿云说道：“我听说皇上住的的方，连窗子纸都是破的，这个天气可怎么受得了？” 
　　“这话，”载澜很注意地问，“你又是听谁说的？立山？” 
　　绿云心想，如果不承认，必惹他误会。刚刚拿他的毛躁脾气压下去，再一翻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敷衍得他出门？倒不如大大方方跟他实说。 
　　“是啊！听他说，皇上的窗子纸破了，直往屋子里灌西北风，也没有人管。还是他带了人去糊好了的！” 
　　听到最后一句，载澜喜不可言，不自觉地又灌了一杯酒，放下杯子说了句：“痛快！” 
　　“痛快？”绿云愕然。 
　　载澜知道自己失态了，笑笑答说：“我是说这几杯酒喝得痛快！行了，你陪冤桶去吧！我可要走了。” 
　　“还早得很嘛！” 
　　“不，不！不早了。”载澜说道，“等破五过了，我带你上西山。” 
　　“破五以前呢？就不来了？” 
　　“谁说的？大年初一就来开盘子。” 
　　“好！咱们可是一言为定。”绿云将他丢在桌上的一叠银票塞到他手里，用极低的声音说：“开盘子的时候给！给我做个面子。” 
　　“那么，”载澜问道，“我在这里的帐呢？” 
　　“过了年再算。忙什么！” 
　　“也好！”载澜抓了几张票子塞回给绿云，“这算是给你的压岁钱。” 
　　“是罗！谢谢三爷的赏！”绿云笑着，袅袅婷婷地蹲下身去请了个安。 
　　载澜笑着在她脸上拧了一把，扬着脸大步出门，上路仍回端王府。 
　　客人大都散了，只有庄王还在。商议如何把义和团弄进京来，让“老佛爷”也知道那这么一班“扶清灭洋”的义民？正谈得起劲，载澜冲了进来，一进门便嚷：“好个杨四，简直要造反了！” 
　　“谁啊？”载漪问道：“你是说立山。” 
　　“不是这个兔崽子，还有谁？二哥，”载澜起劲地说：“你知道怎么回事？立山居然带着人到赢台，把载湉的窗子纸都糊好了！你看，这个小子混不混？” 
　　“慢着！是谁放他进瀛台的？” 
　　“谁知道？我看没有人敢放，是他自己乱闯了进去的。” 
　　“立山住的地方，跟‘北堂’紧挨着，”一向亦颇妒立山豪阔的庄王载勋，乘机落井下石，“听说他跟洋鬼子常有往来。” 
　　立山住在西安门大街，靠近西苑的“三座门”外。那一带在明朝为大内的一部分，北面是武宗自封“总兵”操练禁军的内教场，南面由西安门往东，鳞次栉比地十座大库房，称为“西什库”。然后是“酒醋局”，就是立山的住宅，地名一仍其旧。西什库有座天主教堂，教会中称为“北堂”，是主教的驻地，亦是京城各天主教堂中最大的一座。立山与北堂并无往来，但奴婢如云，免不了有信教的，也免不了有教士上门，所以载勋有此误会。 
　　载漪这一阵子越来越恨洋人，因而一听载勋的话，便即顿足说道：“好嘛，简直就是私通外国！可给他一个好看的。” 

　　　　　　　　　　　※　　　　　　　 ※　　　　　　　　 ※ 

　　第二天是除夕。立山一早进宫，心情闲豫。因为到了大年三十，宫内过年该办的事，早已办妥，王公百官，该送礼的，该送“节敬”的，亦都早就送出。这天不过照例到一到，在内务府朝房喝着茶，心里只在盘算，找那些“相公”到家玩个半天？ 
　　盘算已定，正待起身离去，只见一个苏拉掀帘而入，神色匆遽地说：“立大人，请快上去吧！李总管在找。” 
　　“喔，”立山一面掏个小银链子递给苏拉，一面问道：“你把话说清楚，是老佛爷召见，还是李总管找我？” 
　　“李总管找，就是因为老佛爷召见。” 
　　“那就是了。你知道老佛爷这会儿在那儿？” 
　　“听说在宁寿宫。” 
　　这就更不必忙了，宁寿宫近在咫尺，立山从从容容地走了去，一进宫门，便有个李莲英左右的小太监迎了上来，匆匆说一句：“快点儿吧！老佛爷都等得不耐烦了。立大人，你老可当心一点儿，看样子老佛爷今儿要闹脾气。” 
　　进去一看，果然，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沉地，一点都不象要过年的样子。立山亦不敢多看，跪倒碰头，口中说道： 
　　“奴才给老佛爷请安辞岁。” 
　　“你把头抬起来，我看看你。” 
　　立山一听这话，便知不妙，脾气是冲着自己来的，只好答声：“是！”硬着头皮将脸抬了起来。 
　　“我看你气色不坏，该走运了！” 
　　这又是令人大惑不解的话，立山唯有这样答说：“全是老佛爷的恩典。” 
　　“我有什么恩典到你头上？”慈禧太后冷笑道：“哼！你巴结的好差使！” 
　　那桩差使巴结错了？立山一时无法细想，唯有连连碰头，说一句：“求老佛爷别动气！那件事办错了，奴才马上改。” 
　　“谁说你办错了？你办得好，我还得赏你一个差使，专管打扫瀛台。” 
　　听得这一说，立山恍然大悟，是为了带人替皇帝糊窗纸那件事。他很机警，自知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只举起双手，狠狠地打自己的脸，打一下，骂一句：“立山该死！” 
　　一连打了十几下，慈禧太后只不开口，立山这时才有些着急，这样子下去要打到什么时候？自己把一张脸打肿了，大年下又怎么见人？这样想着，随即给李莲英抛过去一个求援的眼色。 
　　就没有这个眼色，李莲英也要为他解围，但须先窥伺慈禧太后的神色，看她怒气稍解，方始喝道：“立山，滚出去！” 
　　听得一个“滚”字，触发了立山的灵机，果然就地一滚，就象戏中小猴子在孙悟空面前献技那样，滚完了还随势磕一个头，方始急急退出。 
　　慈禧太后忍不住破颜一笑，算是消了气了。而立山却垂头丧气，抚摸着火辣辣生疼的脸和手，只想找个地方躲一躲。 
　　就这时候，李莲英追了上来，轻声唤道：“四爷，上我屋里坐去。” 
　　立山求之不得，跟着李莲英进了屋，将一顶貂帽取下来往桌上一摆，苦笑着说：“你看，那里来的晦气。” 
　　“算了，算了！这还值得气成这个样子？” 
　　“我不气别的。自觉人缘不错，打你这儿起，上上下下都还有个照应，就算我那儿不周到，跟我挑明了说，我一定赔不是。大年三十的，何苦暗箭伤人？” 
　　李莲英知道他是疑心那个太监告的密，随即答道：“四爷，那你可是错怪了人了！我敢保，走得到老佛爷面前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过这话。” 
　　“那么，是老佛爷自己瞧见了？” 
　　李莲英笑了，“这当然不是！”他停了一下说，“四爷，我泄个底给你吧，今儿一早，端王来见过老佛爷了。” 
　　立山不知端王又何以知道糊窗纸这回事？出宫在车中细细思索，想起自己跟绿云谈过此事，于是一下子看透了底蕴，必是绿云嘴快，告诉了载澜，以致有此一场无妄之灾。 
　　“慢慢！”他掀开车帷吩咐：“到口袋底。” 
　　到口袋底自然是到天喜班，绿云喜孜孜地将他迎了进去，笑着说道：“红顶花翎地就来了！看样子天喜班要走运了！” 
　　听得“走运”二字，立山忍不住无名火发，“走你娘的霉运！”骂完，将帽子取下来，重重地摔在桌上。 
　　“怎么啦？”绿云的脸色都变了，怯怯地问：“四爷，你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啊？” 
　　“我不气，我不气。”立山的神态忽又变得缓和了，“我是给你送钱来。” 
　　说送钱来，不是拿她开心的假话，绿云向立山需索两千银子过年，他许了今天给她。此时从靴页取出一叠银票，抽了两张捏在手里，不即交出，还有话说。 
　　“绿云，我问你，澜公爷给了你多少？” 
　　“他要给我三百银子，我没有要他的。”绿云老实答说。 
　　“为什么？” 
　　“我就是不愿要他的钱。” 
　　立山又问一句：“为什么？” 
　　“不愿意跟他落交情。”绿云又说，“至于他应该给的局帐，自有掌班跟他去要，反正我不使他一个钱。” 
　　“你要使谁的呢？” 
　　“那还用说吗？”绿云娇笑着，一只手搭在立山肩上，一只手便去接他的银票。 
　　立山拿她的手捏住，“慢点，我会给你。”他抽了一张“恒”字号的两千银票，塞入她袖中，绿云便揿住了他的手，让他在她袖子里暖手。 
　　这是如愿以偿了，但她一双眼睛，还在瞟着他的另一张银票，看数目是一万银子，不由得纳闷，他又取出来这么一笔巨款干什么？ 
　　“你取把剪子来！” 
　　“这，”绿云诧异，“干什么？” 
　　“你取了剪子来，就知道了。” 
　　于是绿云便到梳妆台上去找剪刀，立山已将那张银票，一折再折，折成一长条夹在手指缝中，等从绿云手中接过剪刀，“咔嚓”一声，将银票剪成两截，展开来一看，恰好在“即付库平纹银壹万两整”那一行字中剪断，成为左右两个半张。 
　　“这给你！”立山递了半张给她，“如今这一个子儿不值，得两个半张凑在一起才管用。那一天，给你三百银子的那个人不再上你门了，我再给你另外半张。” 
　　白花花一万两库平纹银，可望而不可即，惹得绿云心里七上八下，痒痒地不安宁。想了一会，脱口说道：“四爷，你把我接回府里，不就一了百了啦吗？” 
　　立山有个宗旨，尽管路柳墙花，到处留情，决不采回去供养。当即笑道：“不行！我住的地方叫酒醋局，我太太是个头号的醋坛子。” 
　　绿云也约略知道立山的脾气，料知绝不可强求，便又说道：“我倒也不是贪图你那一万银子，咱们相识到现在，你四爷说什么，我没有不依的。既然你讨厌他，我不理他就是。” 
　　“那在你自己。不过，你可别给我得罪人。” 
　　“我知道。” 
　　“你未见得知道。”立山想了一下说，“反正你少多嘴就是了。如今谣言满天飞，多句嘴就会惹是非。而且不惹则已，一惹必是极大的麻烦。到时候我救不了你，你可别怨我。” 
　　立山说话，一向带着笑容，至少也是平平静静的，即使刚才骂她“走你娘的霉运”，也只是话难听，脸色并不难看。唯独说这番话，是一种严重警告的神态，因而将绿云吓得脸都黄了。 
　　“四爷，你倒是说的什么呀！怪吓人的。” 
　　“大年三十的，我吓你干什么？”立山站起身来，“你叫人把我的衣包拿来。” 
　　稍微有点身分的京官，出门必有跟班随带衣包，主人如果穿的是官服，衣包中必是便衣，或者虽为便衣，但天时靡常，寒温不定，亦须视时令另带增添替换的衣服。但绿云却认为立山不须用随带的衣包，原有便衣留在她那里。 
　　“来吧！”她帮他将朝珠褪了下来，接着脱去补褂，一面服侍，一面说道：“你还有件狐嵌袍子在这里。” 
　　“是吗？我倒记不得了！” 
　　确有件枣红缎子面的狐嵌皮袍，还有件貂皮马褂，只是少一顶帽子，“好在屋子不冷，”绿云说道：“暂时可以不戴！” 
　　“不，我马上要走了。” 
　　绿云颇为意外，“怎么要走了呢？”她问。 
　　“今儿什么日子？我还不回家。” 
　　这一说，绿云不能再留他了。唤进他的跟班来，还从衣包中取了顶“两块瓦”的水獭皮帽子，亲手替他戴上。握着他的手问道：“明天要不要我到府里去拜年？” 
　　“你这话问得怪。”立山答说，“那是你的事！你愿意来就来，你不愿来我也不怪你。” 
　　“我怎么不愿意？只为……，”绿云轻声说道，“你说四奶奶是个头号醋坛子，我怕去了碰一鼻子灰。大年初一，那多没趣？” 
　　听这话，立山有些不悦，原来绿云只为她自己怕讨没趣！如果说，她怕她去了，“四奶奶”会跟他打饥荒，那是为他设想，同样的一句话，说法不同，情意也就大有浓淡之分了。 
　　因此，他连答她一句话都懒得说，鼻子里哼了一下，似笑非笑地出了房门。绿云赶来相送，怎奈他的步子快，等她走到门口，他已经上车了。 
　　“四爷，四爷！” 
　　这时候再喊就嫌晚了！立山喝一声：“走！”霎时间就出了口袋底。 
　　可是，他不愿回家。回家也没事，过年的琐碎杂务，用不着他料理，只有些告帮的人上门，愁眉苦脸的，看着也不舒服。 
　　只是不回家又到那里去呢？ 
　　这样想着，发觉车子已折而向北，是朝回家的路走。便即喊道：“停！停！” 
　　车子慢了下来，跨辕的跟班侧身向里，掀开车帷，等他发话。立山只吩咐向南走。 
　　向南便是出宣武门到外城，跟班的告诉车仗，只往“八大胡同”就是。这样一直出了城门，立山才打定主意，隔着车帷，大声说道：“宏兴店！” 
　　宏兴店在杨梅竹斜街，跟班的知道主人要去访的是个“状元夫人”。 
　　“状元夫人”是个出过洋的名妓，本名曹梦兰，改名傅钰莲，重堕风尘，花名“赛金花”。“状元夫人”虽是自高身价的标榜，但也不是全无来历，她的状元夫婿，就是烟台负情的洪钧。 
　　洪钧对于声色之道，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晚年纳妾，有名无实，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因此“欲以晚年之事，而在中年行之”，光绪初年当湖北学政时，便托至好物色妾侍，最后选中了一个苏州山塘的雏妓曹梦兰。 
　　到了光绪七年，洪钧因为老母多病，奏乞“终养”，不久丁忧，服满起复，仍旧当他的内阁学士。其时他的西北舆地之学，已很有成就，颇得李鸿章的赏识，保他充任出使俄、德、奥、比四国。洪夫人惮于远行，兼以听说要跟“红眉毛、绿眼睛”的“洋鬼子”周旋，一想起来就会心悸，因而叫曹梦兰“服侍了老爷去”。只是西洋一夫一妻，并无妾侍之说，所以权假诰命，曹梦兰亦居然“公使夫人”了。 
　　洪钧从光绪十三年起到十六年，前后在国外四年。这四年之中的曹梦兰，有罕有的荣遇，亦有颇招物议的丑闻，洪钧都忍气吞声，饮恨在心。不想，回国以后，在宦途上又几乎栽了个大跟斗，事起于一张“中俄交界图”。 
　　在新疆伊黎之西，科布多之南的帕米尔一带，中俄的疆界，久不分明。洪钧讲西北舆地之学，最感困扰的就是这一块地方，不能言其究竟。出使俄国时，有人拿来一张中俄接壤之区的地图，山川道路，条列分明，洪钧大喜，出了重价买下来，译成中文，呈送总理衙门。朝中办洋务的大员亦很高兴，以为从此中俄交涉得有凭借，不至于象过去那样漫无指归了。 
　　及至洪钧回国，派任总理大臣，与张荫桓同事。有一天英国公使忽然到总理衙门来质问，中国何以割地数百里与俄国？当事者愕然不知所答。而英国公使所以有此质问，则以俄国想经由帕米尔南窥印度，与英国发生了利害冲突。如果帕米尔仍属中国，形成缓冲，俄国就不可能有此南侵的便利了。 
　　等到查明原因，当然要向俄国提出抗议。不料俄国公使取出一张地图来，说这是中国自己所制的“中俄交界图”，帕米尔本为俄国疆界。这时洪钧才知道上了大当，而俄国公使所持有的那张地图，据说就是张荫桓所供给。作用就在借刀杀人。亏得那时翁同龢以帝师之尊，隐握政柄，念在同乡份上，极力为之弥缝。洪钧虽未得到任何处分，但这口气始终堵在胸中，兼以房帏之丑，无可奈何，终于郁郁以终了。 
　　洪钧一死，曹梦兰下堂复出，在上海高张艳帜，打出“状元夫人”的招牌，立刻轰动了十里洋场。 
　　但是，曹梦兰虽在勾栏，却非卖笑，如果是她看不上眼的，那怕如“王公子”一般，“三百两银子吃杯香茶就动身”，亦难邀她一盼，若是春心所许，那就不但朝朝暮暮为入幕之宾，“倒贴”亦所不吝。就这样，不过三年工夫，她从洪家分得的两万现银子，挥霍得一干二净，手里还有些首饰，是装点场面必不可少的，再不能倒贴给“吃拖鞋饭”的小白脸了！于是听从最好的一个手帕交，上海“长三”中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金小宝的劝告，决定“开码头”。 
　　南葩北植，首先驻足天津，改了个北方味道的花名“赛金花”，秋娘老去，冶艳入骨，在天津很大红大紫了一阵。可是，赛金花意有不足，总觉得既然北上，总得在九陌红尘的天子脚下闯个“万儿”出来，才够味道。因而带着假母与一个老妈子由天津进京，暂借杨梅竹斜街的宏兴店作为香巢。 
　　这是在胡同里的“清吟小班”与日袋底旧式娼寮之外，别树一帜，仿佛北道上流娼的做法。京中的豪客不惯于这一套，因而门庭冷落，开销贴得不少。赛金花心中盘算，得借个因由，才能拿“赛金花”三个字传出去。有个上海流行的办法，不妨一试。 
　　原来上海的风气，名妓之成名，以勾搭名伶为终南捷径，每天包一个包厢，最好是靠下场门的“末包”，其次是“九龙口”上面的“头包”，到得所欢将上场时，盛妆往包厢中一坐，一身耀眼的珠光宝气，惹得全场侧目。“捧角”的规矩，早到不妨，但所捧的角色的戏一完，即刻就得离座，所以谁是谁的相好，一望而知，不消半个月的工夫，名妓之名就借名伶之名很快地传出去了。 
　　不过，京城里戏园与戏班子，都跟上海不同，难以如法炮制，只能略师其意，变通办理。计算已定，唤宏兴店的伙计刘秃子取张局票来，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 
　　“英秀堂谭鑫培”，下面自称“曹老爷”。 
　　“什么？赛姑娘，你还叫条子吗？” 
　　“怎么着？”赛金花反问：“我曹老爷爱这个调调儿，不行吗？” 
　　“行，行！”刘秃子知道赛金花脾气大，嘴上厉害，不敢惹她，敷衍着扭头就走。 
　　“慢点，刘秃子！”赛金花喊住他说，“以后别管我叫赛姑娘。难道我不是女的，赛似一个姑娘？” 
　　“那么，管姑娘叫什么呢？” 
　　“叫赛二爷好了。” 
　　“是！赛二爷！” 

　　　　　　　　　　　※　　　　　　　 ※　　　　　　　　 ※ 

　　“小叫天”谭鑫培托故不至，又叫“老乡亲”孙菊仙，回报是：“不出这种条子。”这下，赛金花不能不找刘秃子商量了。 
　　“赛二爷，你叫条子干什么？” 
　　赛金花不便明言，是要借“条子”的光，只说：“闷得慌，找个人来聊聊。” 
　　“原来赛二爷是想找个人消遣。那好办！我给你老保荐一位好不好？” 
　　赛金花无可无不可地问道：“谁啊？” 
　　“福寿班的掌班，余老板。” 
　　此人也是“内廷供奉”的名伶之一，名叫余润卿，号玉琴，小名庄儿，本工武旦，兼唱花旦。赛金花当然亦知其名，点点头说：“叫来看创！” 
　　“包你老中意。”刘秃子说，“这余老板一身好功夫，一杆梨花枪耍得风雨不透，可真够瞧的！” 
　　一面说，一面笑着走了。到柜房上写好局票，派人送到韩家潭福寿班的“大下处”。余庄儿一看具名“曹老爷”，茫然不复省忆，问宏兴店的伙计：“这曹老爷干什么的？” 
　　宏兴店的伙计，为了赛金花叫条子，已经跑了三趟了，如果这一次再落空，还得跑第四趟，所以有意骗他一骗：“是山东来的粮道，阔极了！脾气也好。余老板，你这就请吧！” 
　　大年三十，班子里还有许多杂务要他料理，实在不想出这个局。无奈来人一再催促，路又不远，心想去打个转也不费什么工夫。果然是个“阔老斗”，便邀了来过年，弄他个一两千银子，岂不甚妙？ 
　　这样一想，便兴致勃勃地换了衣服，出门上车，由樱桃街穿过去，很快地到了宏兴店。 
　　“有位曹老爷住在那儿？” 
　　“来，来！余老板，”这回是刘秃子招呼，“跟我来。” 
　　进了赛金花所住的那座院子，他指一指北屋，转身而去。 
　　余庄儿穿过天井，上了台阶，照例咳嗽一声，然后径自推门而入。北屋是里外两间，外间客座，里间卧室，从棉门帘中透出阵阵鸦片烟味，不用说“曹老爷”是在里面等。 
　　等一掀门帘，余庄儿愣住了。那里有什么曹老爷，是个三十左右的艳妇躺在烟盘旁边。莫非是走错地方了？这样想着，赶紧将跨进去的一条腿又缩了回来。 
　　“玉琴，干吗走呀？过来！” 
　　这让余庄儿更为困惑，站住身子问道：“这是曹老爷的屋子？” 
　　“是啊！” 
　　“请问，曹老爷呢？” 
　　赛金花格格地笑了，笑停了说：“我就是曹老爷。怎么着，你没有想到吧？” 
　　余庄儿不答，踌躇了一会，决定留下来。为的是好奇，先要弄清楚这位“曹老爷”是何身分，再要看这位“曹老爷”拿自己怎么样？ 
　　于是，他笑一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真的管你叫曹老爷？”他问。 
　　“店里叫我赛二爷。我本名叫梦兰，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一说曹梦兰，余庄儿想起来了，失声说道： 
　　“原来是状元夫人！” 
　　赛金花笑笑不答，指一指烟盘对面说：“来，躺着！替我烧一口。” 
　　“相公”伺候“老斗”，烧烟泡是份内之事。余庄儿心里很不情愿，故意拿北方“优不狎娼”的规矩作借口，歉然笑道：“赛二爷，我们的行规，可不兴这个！” 
　　赛金花一听就明白了，他是故意倒过来说，心中冷笑：你别昏头！你当你自己是嫖客？这样想着，便随手拉开梳妆台，两指拈起一张二十两的银票，递了过去。 
　　“你这是……？”余庄儿愕然。 
　　赛金花斜睨微笑，“叫条子不就得开销吗？”她说。 
　　这是很不客气的话。但余庄儿不敢驳她，京里优不如妓。道光以前，相公见了妓女，得请安叫“姑姑”，如今的规矩虽不似前，但果然认起真来，余庄儿在理上要输。而况，赛金花此刻又是以“曹老爷”的身分叫条子，情况更自不同。余庄儿无奈，只好道谢接下。 
　　一接了银票，便得照伺候老斗的例规行事。余庄儿撩袍上炕，拈起标签子，烧好一个“黄、松、高”的烟泡，装上烟斗，然后从袖子里抽出一块雪白的纺绸手绢，抖开了擦一擦烟嘴，才将烟枪隔着灯递到赛金花唇边。 
　　赛金花并没有瘾，备着烟盘只为待客方便，就是要余庄儿打烟，亦不过借故安排一个同卧并首的机会。因此，几筒烟一口都没有吸下肚，喷得满屋子烟雾腾腾，却将余庄儿的瘾头勾了起来。 
　　“你真是糟蹋粮食！”他笑着说。 
　　“原是抽着好玩！”赛金花问：“你呢？” 
　　“我是烟嗓。” 
　　“那，你抽！” 
　　余庄儿巴不得这一句。用极干净俐落的手法，一连抽了八筒，不好意思再抽了。 
　　“你说你是烟嗓，这会过足了瘾，唱一段我听，行不行？” 
　　“怎么不行？不过，没有弦子，干唱也不好听。” 
　　“那就小嗓子哼一段。” 
　　余庄儿想了一下说：“我来一段‘醉酒’。这出戏与众不同，调门要低才够味。” 
　　哼了两句，发了戏瘾，余庄儿起身一面唱，一面做身段。一双眼似张似闭，飘来飘去，刻尽醉酒杨妃的荡漾春心，将赛金花勾得有些失魂落魄了。 
　　看看是时候了，余庄儿一个反身衔杯的身段，从背后弯过腰去，“噗”地一口吹灭了烟灯。 

　　　　　　　　　　　※　　　　　　　 ※　　　　　　　　 ※ 

　　从这天起，赛金花跟余庄儿两三天就得会一次面，每会必得关上好半天的房门。日子一久，梨园中谁都知道，余庄儿做了“状元夫人”的面首了。 
　　赛金花一半是喜爱余庄儿矫捷的武旦身段，一半也是有意笼络，赔身子、赔工夫之外，还赔上了好些银子。于是余庄儿死心塌地，为她逢人揄扬，其中有两个他的老斗，被说动了心，都愿一亲芳泽。一个与他同姓，名叫余诚格，安徽望江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的翰林，开坊补山东道监察御史才两年，已经参了好些人。御史除了“弹举官邪、敷陈治道”的本职以外，各道有不同的职掌，山东道“稽察刑部、太医院、总督河道、催比五城命盗案牍缉捕之事”，正管着地方治安，所以不但刑部、神机营、步军统领衙门、大兴，宛平两县，以及五城兵马司要买他的帐，连地面上权威赫赫的巡城御史，亦不能不礼让他三分。因此，八大胡同与所有的戏馆、酒楼、旅店，提起“余都老爷”无不畏惮。 
　　再有一个就是立山。他跟余诚格是所谓“水陆并行”的嫖友，不过平时各挑相好，互不侵犯，这回却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当然，在宏兴店的余诚格之与立山，犹如在口袋底的载澜之与立山。不过，赛金花的手腕虽不逊于绿云，无奈筑在宏兴店的香巢不如绿云那里宽敞，因此，常有不期而遇的时候。好在，彼此都不愿得罪对方，望影相避，还不致出现过于尴尬的场面。 

　　　　　　　　　　　※　　　　　　　 ※　　　　　　　　 ※ 

　　这天是余诚格先到。大年三十并无访艳的兴致，是特为躲债来的，不过既然来了，少不得温存一番。那知就在这时候，立山撞了来，赛金花的假母曹大娘赶紧将他在外间拦住。 
　　见此光景，立山心里就很不舒服，气冲冲地问道：“谁在里面？” 
　　“还不是你老的朋友，余都老爷！”曹大娘低声说道：“立大人，因为是你老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姑娘…　。” 
　　一语未毕，立山发了旗人的“骠劲”，一拍桌子骂道：“什么混帐王八蛋的狗朋友！大青白日就堂而皇之地来割朋友的靴腰子！有这个情理没有？” 
　　曹大娘想不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急忙又陪着笑脸说：“只因你老是熟客，不比余都老爷不常来，所以请你老回避他一会，时候还早，回头再请过来。若说余老要割靴腰子，你老想，我们姑娘肯吗？” 
　　激动的立山，心浮气粗，听得上半段话，已忍不住盛怒，根本就不会再听下半段，当时跳了起来，戟指顿足地大骂：“死没良心的婊子！看我拿片子叫坊官把你们这伙轰出去，不准在京里住！真是好没良心的王八蛋！” 
　　这一下不但曹大娘，连刘秃子都吓坏了，却又不敢上前去劝，只听立山一个人敲台拍凳地大发脾气。最后，里间门帘一掀，赛金花衣衫整齐地出现了。 
　　“过年了，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她将立山两只衣袖按住，“气出病来，不是叫人干着急！” 
　　“哼！”立山冷笑一声，将脸扭了过去。 
　　“如果我知道你这么爱生气，早就不理他了！你倒想，他那一点及得上你，那一点叫人看得上眼？我为什么要理他？无非，第一、是你的朋友；第二、今天情形又不同。” 
　　赛金花一面说，一面观察立山的脸色，看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一动，脸微微往回一摆，是“倒要听听怎么个不同”的神气，便知自己的话说对了，正不妨装个好人。 
　　“也可怜！”她用同情的语气说，“看样子，他是躲债来了。躲债躲到我这里，大概也是无路可走了。我只好陪他聊聊，谈点儿西洋的风景，替他解解闷。人都有个僵在那里动弹不得的时候，你让一步，我自然会想法子叫他走路，这个扣儿不就解开了？” 
　　立山想想，自己鲁莽了些。口中虽不便认错，脸色却已大为缓和，正在想“找辙儿”说几句自己落篷的话，只听里间“呛啷啷”一声暴响，不由得愣住了！ 
　　赛金花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急急忙忙又去安抚里面。掀帘一看，炕前砸碎了一个茶碗，炕上余都老爷直挺挺地躺着，本来抽大烟抽得发青的脸色，越发可怕。此时曹大娘与刘秃子亦赶了进来，见此光景，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弯下腰，去捡地上的碎瓷片。 
　　余诚格就似放了一枚单响的冲天炮，声势惊人却无以为继。既发不出脾气，亦不能评什么理，这样子装死相给人看，无非落个笑柄，未免窝囊。想到这里，觉得片刻不可留，一骨碌爬了起来，抢起帽子往头上一套，一溜歪斜地冲了出去。 
　　谁知掀开帘子，便跟人撞了个满怀。原来立山疑心余诚格摔茶碗是跟他发脾气，正走到门边，拿耳朵贴在板壁上听，防不到余诚格会冲了出来，真是冤家路狭了。 
　　当时还是立山机警，“我知道你老哥在这里！”他说，“特地过来奉候。” 
　　余诚格看了他一眼，一语不发，直往外走，到了柜房前面，才想起该发发威，才能找回面子，于是一路走，一路骂： 
　　“好大胆子的东西！竟敢窝娼，大概不想过年了！” 
　　掌柜的大吃一惊。余都老爷的苦头，虽未吃过，却曾听过，路过南城兵马司，跟所谓“坊官”的兵马司正副指挥打句官腔：“宏兴店窝娼，你们怎么不管？”立刻便有极大的麻烦。 
　　好得余都老爷发脾气走了，立大人还在。掌柜赶到后面，一进赛金花的屋子，便向立山跪下，口中说道：“求立大人保全，赏碗饭吃！” 
　　“怎么回事？” 
　　“余都老爷临上车发话，要叫坊官来封店，另外还要办罪。” 
　　“办罪！”立山问道：“什么罪？” 
　　掌柜的看了赛金花一眼，吞屯吐吐地答说：“反正总不是什么好听的罪名。” 
　　这一说立山明白了，心里相当着急。宏兴店跟赛金花有麻烦，自己就脱不得身，除夕祭祖只怕都要耽误了！ 
　　心里着急，口头却毫不在乎，“有我，你放心！”立山念头一转，想起一个人，顿时愁怀大放，“套我的车，把余庄儿接来。” 
　　掌柜的奉命唯谨，亲自跨辕，坐着立山的车去接余庄儿。归途中将立、余二人争风吃醋，殃及池鱼的情事，约略说了一遍。余庄儿见是自己惹出来的祸，更怕连带受累，不敢不用心，一路上默默盘算，打好了一个主意，所以到得宏兴店见立山时，神态相当从容。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他说，“不要紧！大不了晦气几百银子。” 
　　“是啊！”赛金花插嘴，“老余这个年过不去，有人送他几百银子，只怕磕头都肯。” 
　　“你也别看得那么容易。这班都老爷真叫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立山吩咐：“取个红封套来！” 
　　等取来笔砚红封套，立山亲笔写了“节敬”二字，然后又取一张四百两的银票，塞入封袋，递了给余庄儿。 
　　“老余住后孙公园安徽会馆，近得很，我去去就来。” 
　　由杨梅竹斜街转樱桃斜街，快到尽头，折往正西，就是后孙公园。余诚格所住的安徽会馆，余庄儿是来惯的，一下车便由夹弄走到底，只见院子里站了好些人，都是买卖人打扮，左臂夹个布包，右手打个未点蜡烛的灯笼，是年三十预备彻夜讨帐的样子。 
　　再往里看，廊沿上听差跟车伕相对发愣，一见余庄儿不约而同地迎了上来。听差努一努嘴，又使个眼色，意思是余诚格在屋子里，可别声张！ 
　　余庄儿点点头，轻声问道：“一共该多少帐？” 
　　“总有七八百。至少也得有一半，才能打发得了这批讨债鬼。” 
　　“不要紧！你告诉他们回头准有。先去了别家再来，不肯走要坐等的，到门外去等，这么挤在院子里不象样！” 
　　听差知道来了救星，欣然应诺，自去铺排。余庄儿便上阶推门，由堂屋转往西间卧室，向里望去，但见余诚格正伏案振笔，专心一致地不知在写些什么？ 
　　余庄儿悄悄掩到他背后，探头一看，白折子上写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臣余诚格跪奏，为大臣品格卑污，行止不端，请立赐罢斥，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大臣立山…　。” 
　　看到这里，他一伸手就把白折子抢到手里。余诚格大吃一惊，急急回头看时，只见余庄儿似笑非笑地瞅着他说：“这是干吗呀！都是好朋友，你真的好意思参人家？” 
　　余诚格定定神，意会到了是怎么回事。冷笑一声说道：“哼！你用不着来替人家做说客。别样事能依你，这件事断断不依！好立山，王八蛋，我参定了他了！”说着跺一跺脚，”一过了破五，我就递折子！” 
　　余庄儿又笑了，“你老的火气真大！”他说，“大概心境不大好。” 
　　“对！我的心境不好。债主临门，一来一大群，我的心境怎么好得了？” 
　　“原来是为这个呀！”余庄儿走过去揭开白洋布窗帘，“你老倒看看。” 
　　余诚格从纸糊窗子中间嵌着的一方玻璃望出去，院子里空宕宕地，只影俱无，不由得愣住了。 
　　“那，那些要帐的呢？” 
　　“要帐的怕你余都老爷发脾气，全吓跑了！”余庄儿毫无表情地说。 
　　这是所谓“阴损”，但余诚格不怒而喜，在余庄儿脸上拧了一把，随即往外就走。 
　　“上那儿去？”余庄儿一把拉住他。 
　　“我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别问了！我来告诉你。你先替我坐下。”他把余诚格揿坐在原位，自己拖张凳子在对面坐下，却不言语，只怔怔地瞅着他。 
　　“你看什么？”余诚格摸着自己的脸问。 
　　“余都老爷啊余都老爷，怪不得大家都怕了你们，凡事只讲呕气，不讲情理。人家倒是一番好意，怕你过年过不去，知道你在宏兴店，特为亲自来送节敬。谁知道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节敬”二字入耳，余诚格的眼睛一亮。不过，那是未摔茶杯以前的话，如今又不知如何？且等一等再说。 
　　等的当然是节敬，余庄儿急于回去复了命，好回家过年，无心呕他，便将红封套取了出来，一面递，一面说：“立四爷总算是够朋友的，特为叫我送了来。不过，余都老爷，如今我倒有点儿顾虑，你老可别害我！” 
　　“害你？”余诚格茫然不解，“怎么叫害你？” 
　　“节敬四百两是我送来，是你亲收，没有第二个看见。你收是收了，过了破五，递折子参人家，立四爷不会疑心你余都老爷不顾朋友的交情，只当我吞没了送你的节敬。那一来，不是害了我？” 
　　“笑话！”余诚格双手笼在袖中，意态悠闲地说，“我跟他的交情，就算他对不起我，我好意思动他的手？”说到这里，突然想起，很快地伸手出来，一把夺过一直提在余庄儿手中的参立山的折稿，笑笑说道：“我也是坐困愁城，无聊，随便写着解闷的，你可别告诉他！” 
　　“我告诉他干什么？”余庄儿这时才将红封套交到他手里，站起身来说：“你打发要帐的去吧！他们回头还会来，我可要回家了。” 
　　“慢点！”余诚格踌躇了一下说，“立四总算够朋友，我亦该有点表示吧！你倒替我想想看。” 
　　“那好办，一过了破五，你在我那儿请他喝顿酒就是。” 
　　“对，对！准定这么办。你先替我约一约他，初七晚上，在你那儿叙一叙。” 
　　第二天便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元旦。余诚格特意到立山府上去拜年。主人宫里有差使，不曾回家。余诚格留下一封柬帖，约立山正月初七在余庄儿的下处小酌。 
　　到了那天，做主人的午饭以前就到了韩家潭余庄儿的下处，不道立山比他到得还早，正在堂屋中做庄推牌九。一见余诚格，放下卷了起来的雪白纺绸的袖头，拱拱手说：“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余诚格说：“那天我到府上拜年去了。” 
　　“我知道，失迎。” 
　　“有话回头再说！”站在左上角替庄家“开配”的余庄儿推一推下门的一个孩子，“起来！让余老爷坐。” 
　　余诚格亦好此道，欣然落坐，看一看台面说：“怎么？还用筹码？” 
　　“筹码是立四爷发的，白送，每人十两银子，赢了照兑，输了怨自己运气不好。哄孩子的玩意！” 
　　“那我呢？” 
　　“你要是小……，”立山本来想开玩笑，说“你要是小兔子，也给十两。”话到口边，想起过年第一次见面，出此恶谑，大非所宜，因而改口说道：“你要是小孩子，我当然也给十两。 
　　不过，老余，你不好意思吧？” 
　　“只要赢钱，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罢、罢，我不要你的十两银子，可也不赌筹码？‘春天不问路’，我就赌这么一下！” 
　　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把票子，往面前一摆。 
　　“老余！我劝你押上门，上门活！” 
　　“不见得！怎么叫‘活抽’呢？” 
　　“你不信，我跟你另外赌。” 
　　“好吧！你移上门，我再移下门。” 
　　“好了！好了！”余庄儿急忙阻止，“就来回倒这么一下好了。不然帐算不清楚。” 
　　余庄儿是为立山设想，因为明知余诚格罄其所有，都在桌子上，如果额外再赌，输了还不是哈哈一笑，说一句“回头再算。”可是他如果赢了，立山却得照付，岂不太冤？ 
　　立山是有名的赌客，当然知道他的用意。只是他另有打算，不便说破。当即撒出骰子去，一个四一个五，是“九自手”，怕余庄儿手快会翻他的牌，赶紧拿第一副抢在手里。 
　　翻开牌来，上门九点，天门八点。下门是余诚格抓牌，扣着一摸，两点一个地，心中便是一喜，再一摸，泄了气，翻开一看是张红九，只有一点。 
　　“你看，”余诚格心冷而嘴硬，“摆着是‘下活’的架子，偏说‘上活’！庄家要统赔了。” 
　　立山微笑不答，也象余诚格那样扣着摸点子，一张和牌，一张“板凳”，是个八点，赔上门，吃下门。这一把，余诚格输了面前的注码，另外还要赔个双份。 
　　这把牌出入很大，所以都好奇地盼望着庄家揭牌。尤其是余诚格，深悔鲁莽，面前的百把银子，十之八九保不住了，只怕庄家翻出来的点子不大不小，吃了下门赔上门，如何得了？想到这里，满心烦躁，将头上的一顶皮帽子往后一推，脑门上冒热气了。 
　　立山却偏不翻牌，只说：“开配的，把余老爷的注码数一数！” 
　　于是余庄儿将乱糟糟的一堆银票理齐，点一点数，共计九十八两银子。立山笑笑，把自己的那两张推出去，稀哩哗啦一搅和，打开面前的护书，随便抽了一叠银票，扔向余庄儿。 
　　这不用说是统赔。余庄儿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摆在下门，找回二两，同时交代：“统吃统赔，移注码不赌输赢。” 
　　“不错，不错！”余诚格喜出望外地说，“想不到庄家拿了副别十。” 
　　余庄儿已经料透了，立山是有意如此，深怕余诚格不知情，特意点他一句：“我想是一张人牌一个钉，人钉一正输你老的地九一。四爷，我猜得对不对？” 
　　“差不多！” 
　　这一问一答，余诚格当然明白了，钉子就在上门，配上长三成为钉长九，那里还有第二张钉子？不过心里见情，不便明言，而再赌下去就没意思了！ 
　　“大家分红！”他取一张十两的银票，交给余庄儿，接着向立山说道：“先吃午饭吧！” 
　　“我倒不饿。不过可以陪你喝酒，还有些话跟你说。” 
　　听得他们这么说，余庄儿便叫收拾赌桌，在堂屋里摆饭，同时先请主客一人到他的“书房”里去坐。 
　　“豫甫，”余诚格问道，“你说有话跟我说？” 
　　“不忙！” 
　　余诚格已听出来，立山是有求于他，为了表示自己亦很懂交情，便以急人之急的神态说道：“不！有什么事要我办，先告诉了我。办完正事，才能开怀畅饮。” 
　　感于余诚格的诚意，立山便拖张骨牌凳坐近他身边说道：“提起也是笑话！为了口袋底的绿云，澜公跟我较上劲了！他是大阿哥的胞叔，自觉身分已非昔比。我呢，实在不愿意找麻烦。不过，亦不能不防。寿平，到那节骨眼儿上，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那还用说！”余诚格答道，“你说吧！该怎么替你卖力气？” 
　　“言重、言重，感激不尽！”立山握着他的手臂说，“你听我招呼。到时候作兴要请你动手参他一家伙，杀杀他的风景。” 
　　“那容易！请吧，”余诚格说，“喝着酒再说。” 
　　余诚格将抨击亲贵这件事，看得轻而易举，立山当然不便再往下谈。而且此时也不宜深谈此事，喝着酒只谈犬马声色。 
　　谈到宫里天天传戏，余诚格突然低声问道：“豫甫，开年以来，你见了皇上没有？” 
　　“怎么没有见着？今儿还见来的。寿平，”立山反问一句： 
　　“你怎么想出这么句话来问。必有缘故吧？” 
　　“我是听了一件新闻，几百年不遇的奇闻。” 
　　一听这话，余庄儿自然注意，连在一旁伺候的丫头小厮，也都走近来听。可是，余诚格只翻着眼，不开口了。 
　　“怎么回事？”立山问。 
　　“这件奇闻，不好乱说。” 
　　于是余庄儿立即起身，一面大声吆喝着：“去、去！都出去。躲远一点儿。” 
　　“你不要紧！”余诚格一把拉住他。 
　　等余庄儿坐下，闲人走远，余诚格才谈那件来自湖北的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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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是去年十月间，正当“换皇上”的流言方盛之时，湖北蕲州的真慧寺，来了一位过路的达官，行李不多，而有五名随从，皆是口操京音，举止沉稳，看上去与众不同。出面与知客僧打交道的，自道姓梁，行二，他的伙伴叫他“梁二爷”，或“梁总管”，自然是其中的首脑。 
　　梁总管要求单住一个院落，最好自有门户出入。逗留的日子不定，但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先送香金五十两银子，临走时还会多给。至于他的主人姓甚名谁，居何官职？以及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一概不知。知客僧婉转叩问时，梁总管只答一句：“请你别多问！” 
　　真慧寺是有名的禅林，在邻县黄梅得道的五祖，曾经卓锡于此。院宇宏敞，闲屋甚多，知客僧看在五十两香金的份上，让梁总管自己挑地方，挑中的是最后的一个院落，有道门通菜园，不经山门，便可出入。同时梁总管又声明，自己开伙，不忌荤腥。知客也许可了。 
　　安顿下来以后，主人足不出户，甚至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都很少。知客僧有时借故去窥探，只见堂屋正中方桌上供一个帽筒，上面覆一方锦袱，袱下隆然，不知是顶什么帽子。 
　　随从的行止亦很谨密，每天上街的，只有一个买菜的厨子。偶尔梁总管也出门，骑一匹鞍辔鲜明的枣骝马，神气得很。 
　　这样过了五六天，知客僧越想越可疑，秘密到知州衙门去找熟识的刑房书办，立刻派了很能干的差役来“下桩”侦察。厨子每天出门，亦有人跟踪，一天跟到菜场，厨子买肉要用自己的秤，分量不符，跟肉案上吵了起来。就这时候，梁总管经过，下了马，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身而入，一见厨子，举起马鞭就抽，一面抽，一面骂：“怎么告诉你来的？不准在外生事！偏偏不听，真是可恨！” 
　　厨子被打，不敢回嘴。打完了，还给梁总管请个安，方始提着菜篮，含羞带愧地匆匆而去。 
　　这些情形落入跟踪差役的眼中，自然立即转报。知州凌兆熊大为困惑，邀集幕友谈论其事，谁都猜不透梁总管是何路数？其仆如此，其主当然更显得神秘莫测。不过有个看法是共同一致的，此事决不可轻忽，而且要尽快了解真相。 
　　于是，凌兆熊又请州判郭缙生来密议。决定先礼后兵，由郭缙生去看所谓“梁总管”，当面问个明白。倘或言语支吾，随即动手抓人。 
　　当下传唤捕头，点了十来个人，一律换着便衣，先在真慧寺的出入道路上守住，接着，郭缙生到了真慧寺，传见知客僧，吩咐闲人回避。 
　　“这梁总管，照你看是什么路道？” 
　　“回二老爷的话，”知州跟知县一样，称大老爷，州判便是二老爷，知客僧答说，“看样子来头不小。一口京腔，派头很大，有点象王府的家人。” 
　　郭缙生心想，王府的家人就是护卫，官阶自从三品到从五品，至不济也戴蓝翎，相当于六品武官。自己的官阶只从七品，虽说武不如文，但既然先礼后兵，不妨暂时委屈，便即吩咐跟班持着名帖，请知客僧先容，去拜梁总管。 
　　推进门去，梁总管正在院子里练拳，一见知客僧后面跟着人，便即收住势子，微带不悦地说道：“嗨，你怎么把不相干的人带到这儿来？” 
　　“梁总管，”知客僧陪笑说道，“本州州判郭二老爷来访。” 
　　郭缙生的家人听他这一说，立刻抢上几步，先请个安，站起来，双手递上名帖。 
　　“不敢当。”梁总管接过名帖看了一下，“我跟郭二老爷不认识啊！” 
　　“敝上是本州的地方官，”跟班很机警地回答，“贵人过境，应该要来拜候。” 
　　“太客气了！”梁总管一面穿着衣服，一面沉吟着，等穿好衣服，方始点点头说：“好吧！既然来了，不能挡驾。请进来吧！” 
　　候在门外的郭缙生，从从容容地踱了进来，不亢不卑地作了个揖。梁总管还了礼，也不请他进屋，就站在院子里说道： 
　　“郭二老爷大驾光临，一定有事，就请说吧！” 
　　“喔，”郭缙生觉得有点尴尬，转念一想，这正是可以试探的时候，不必跟他客气，“这里不是谈话所在，”他反客为主的伸一伸手，作个请客的姿势：“请！” 
　　“请”字出口，自己的脚步已踏上台阶。梁总管急忙抢上前去，拦在门口说道：“郭二老爷，你请在这儿坐！”接着，轻轻拍了两下手，随即有人端了两张椅子过来。 
　　这下，郭缙生不能再擅自行动。不过，试探总算有得，这样不让他进屋，自然是有不能让他人看的东西在内，莫非就是锦袱下面的那顶帽子？ 
　　迹象越来越诡秘，郭缙生也越发加了几分小心，“梁总管，”他很谦和地问，“台甫是？” 
　　“我叫梁殿臣。” 
　　“贵上呢？尊姓？” 
　　梁殿臣沉吟了一下，仿佛迫不得已似的回答：“姓杨。” 
　　“不知道居何官职？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郭老爷，请包涵！”梁殿臣很吃力地，“我实在不能说。” 
　　“喔！”郭缙生故意装作解人，“这样说，必是京里派出来查案的钦差！” 
　　“对了！你不妨这么猜。” 
　　“既是钦差，地方官有保护之责…　。” 
　　“不，不！多谢，多谢！”梁殿臣急忙摇手，“敝上只是路过，稍住几天，还得往别处去。保护一节不敢当！跟郭老爷实说吧，敝上行踪有不能不隐秘的苦衷，请代为转告凌大老爷，一切不必费心，只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就承情不尽了！如果郭老爷能放松一步，将来必有重重的补报。”说着，拱拱手起身，垂着手站在一边，是等着送客的样子。 
　　郭缙生既不能赖着不走，又不能冒冒失失地翻脸。心想，此来所见所闻，值得推敲之处很多，亦总算不虚此行。姑息让一步，回衙门再说。 
　　一回衙门，直趋签押房去见凌兆熊，他很注意地听郭缙生讲完，先道了劳，却不表示意见，只命书僮取近几个月的“宫门抄”来，很仔细地翻检着，不知在查些什么？ 
　　郭缙生都快等得不耐烦了，凌兆熊方始开口，“这件事很怪，无可解释。钦差必是一二品大员，从内阁学士到部院堂官，就没有一个三十岁的，而况钦差出京查办事件，必有上谕，我仔细查了，就没有这样的上谕。”他停了一下又说，“三十岁的亲贵倒多得很。可是，亲贵非奉特旨，不能出京，就出京也不过到关外或是到东西陵去恭代行礼，从来不到南边来的。” 
　　这番分析很精到，郭缙生不由得脱口说道：“照此看来，恐怕要出大案了！” 
　　凌兆熊瞿然动容：“老兄何所见而云然？”他问。 
　　“说不定是太监私自出京。”郭缙生说，“又一个安德海出现了。” 
　　郭缙生是山东济宁州人，熟闻同治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故事。很起劲地细说当年。凌兆熊仔细听完，提出疑问：“当年是因为慈禧太后顾忌慈安太后跟恭王，所以只能默许安德海出京，而且闹出事来不便庇护他。如今大权在握，爱怎么就怎么，何用顾忌？” 
　　“不然！祖制究不可违。而且，我还疑心，这不一定是太后另派，派这个太监出京的，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凌兆熊大惑不解，“谁？” 
　　“说不定是端王。” 
　　“啊！啊！”凌兆熊深深点头：“有道理，有道理！” 
　　接着，面色一变，凝重而惴惴然地：“只怕真的会如老兄所说，要出大案了。” 
　　于是，凌兆熊又请了幕友来商议。刑名师爷孙一振是绍兴人，好酒使气，极难相处，但见多识广，装了一肚子稀奇古怪、莫可究诘的疑狱。听完郭缙生所谈的一切，骨碌碌地转着眼睛，凌兆熊知道，遇到这种情形，便是他有见解要发的先兆。 
　　“孙老夫子，必有高见？” 
　　“见解没有，要讲两个故事。本朝有所谓‘四大疑案’，如今看来要变五大疑案了！” 
　　凌兆熊两榜进士出身，朝章典故，亦颇熟悉。知道所谓“四大疑案”，本为清初的三大疑案，一是太后下嫁；二是顺治出家；三是雍正夺嫡。后来所加的一件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高宗实为浙江海宁陈家的血胤；一说“天子出天花”的同治之死，病因暧昧，而宫闱事秘，难索真相，足当疑案之称。但不论如何，所有的疑案，皆出于深宫，然则孙一振的意思，莫非指正在谈的这件案子，亦牵涉到帝皇。 
　　想到这里，不由得失声惊呼：“果然如此，可真是骇人听闻了！” 
　　“不错！唯其骇人听闻，不宜延搁，以从速处置为妙。” 
　　“老夫子！”郭缙生不耐烦了，“你不是说要讲两个故事？” 
　　“缙生，你别忙，我会讲给你听。第一个，出在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南巡回銮，驻跸涿州，忽然有个和尚带着个少年接驾，说那少年是履亲王的骨血…　。” 
　　履亲王即是皇四子永珹。他有个侧福晋，姓王，是汉人，一向得宠。王府传言，履亲王另有个侧福晋，生子说是出痘而殇，其实乃为王氏所害。而这个和尚则指所携的少年，即是传言王氏所害，实则流落民间的履亲王的亲生之子。 
　　其事离奇，令人难信。但真相不明，和尚的功罪难定，高宗便交军机大臣会审。有个军机章京上前将那少年掴了两掌，厉声问说：“你是那个村子里的野孩子，受人欺骗，敢做这种灭门的荒唐事？”于是那孩子自供姓刘，是受了和尚的啤。结果和尚斩决，姓刘少年充军伊犁。 
　　“这就是所谓‘伪皇孙案’，伪皇孙充军到伊犁，后来又冒称皇孙，结果为伊犁将军松筠所斩。”孙一振谈到这里，略停一下又说：“伪皇孙自己充军，又眼见和尚杀头，严刑峻法不足以儆其重蹈覆辙，这事也就奇了！” 
　　“老夫子的意思是，”郭缙生问道：“这个皇孙根本不伪？” 
　　“谁知道？这就是所谓疑案。”孙一振说，“再有一个故事，出在康熙年间，就是朱三太子一案。这一案，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圣祖杀的是如假包换的朱三太子！” 
　　“呃，”郭缙生问道：“何以见得？” 
　　“这是国初的一件大案。”凌兆熊也说，“我读过《东华录》，上有此案的记载。事情发生在康熙四十几年，明朝已亡了六十年。案内的正犯是个七十老翁，仿佛还是个文弱的读书人，要说他就是‘朱三太子’，似乎过于离奇，不是被诬，就是假冒。” 
　　“东翁的成见太深。”孙一振率直答说，“既非被诬，更非假冒，不过稍微错了一点点。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破京的时候，思宗先亲眼看皇后妃子自尽，又手斩昭仁公主，怕落入流寇手中受辱，然后拿太子及皇三子定王慈灿、永王慈焕交付亲信太监，各人去投奔各人的外家。父子诀别之际，思宗叮嘱三个儿子，国亡以后，混迹民间，要忘记自己是皇子的身分，见了年纪长的，要叫爷爷，轻一点的称伯伯、叔叔。幸而不死，长大成人，要为父母报仇。这样处置完了，方始在煤山一株松树上，自缢殉国。太子跟两王出宫以后，遭遇不同。东翁所说《东华录》上所记的这件大案，别的都不错，所错的一点点是，误弟为兄，那个‘七十老翁’是行四的永王慈焕，而非‘朱三太子’。这个故事要从山东东平州的一个名叫李方远的谈起…　。” 
　　大概在康熙二十二年春天，李方远到一个姓路的朋友家去赴宴，同座有位客人，生得仪表堂堂，吐属文雅，很令人注目。主人介绍此人说：“姓张，号潜斋，是浙江的名士。学问渊博，写作兼优，而且精于音律，下得一手好棋，如今是本地张家的西席。” 
　　张潜斋人很谦虚，一桌的人都应酬到，但对李方远格外亲热，殷殷接谈，颇有一见倾心的模样。李方远亦觉得此人不俗，是个可交的朋友。 
　　过了两天，张潜斋登门拜访，送了一把他手写的诗扇，果然写作兼优。就此正式订交，常有笔墨文字的应酬。这样过了半年有余，一天张潜斋跟他说：“我要回南边去一趟，大概两个月就可以回来，特来辞行，还有一件事奉托。家有数口，柴米由东家供给，不过每个月要一千铜钱买菜，不能不乞援于知己。” 
　　“那是小事，”李方远答说：“请放心，我按月致送到府就是。” 
　　原说两月即回，结果去了半年犹未归来。李方远因为会试进京，动身之前关照家人，仍旧按月接济张家。等他春闱及第归来，张潜斋已经携眷回南。如是不通音问有十年之久。 
　　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李方远在大军所经的饶阳当知县，奉委兼署平山。军需调发，日以继夜，忙得不可开交，而张潜斋翩然来访。李方远连跟他叙一叙契阔的工夫都没有，送了一笔程仪，匆匆作别。 
　　这一别又是十年。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天，李方远已经辞官回里，张潜斋又来相访。这次带来两个儿子，一个老大，一个老四。直道来意，说是江南连年水灾，米贵如金，不得已到山东来投奔知交，希望李方远替他谋一个“馆地”。 
　　所谓“馆地”，不是做幕友，便是教书，这都是隔年下“关书”聘定的，年近岁逼，来谋馆地，岂非太晚？李方远想了一下，留他教几个童蒙的孙子。从此，张潜斋成了李家的西席。 
　　李家的孙子读《三字经》、《千字文》，所以张潜斋的儿子，亦可代父为师。而张潜斋本人，则经常去看他以前的那个姓张的学生，每去总在十天左右。一次，李方远问他，何不在张家多住些日子，张潜斋答说：“师弟之间，拘束很多，不便谈笑，不如在府上自由自在。”李方远听他这话，越觉亲密。只是总觉得张潜斋的行迹不免神秘，而眉宇之间，别有隐忧，几次想问，苦无机会，也就不去理他了。 
　　第三年的初夏，午后无事，李方远与张潜斋正在书房里对局，棋下到一半，家人慌慌张排地来报：县官带了无数的兵，将宅子团团围住，不知何事？ 
　　一听这话，张潜斋神色大变；李方远还来不及询问究竟，官兵差役已一拥而进，拿铁链子一抖，套上脖子，拉了就走。 
　　被捕的是李方远及张潜斋父子，一共四个人。 
　　李方远茫然不明究竟，亦问不出丝毫真相，只知事态严重。因为县官亦只是奉命拿人，抓到以后，问都不问，连夜起解，送到省城。这就表示，这件案子唯有臬司或者巡抚能问。 
　　问的果然是山东巡抚叫赵世显，两旁陪审的是藩、臬两司。除此以外，再无别人。先将李方远带到后堂，等差役退去，赵世显才问：“你是做过饶阳知县，号叫方远的李朋来？” 
　　“是。” 
　　“你既然读书做官，应该知道法理，为什么窝藏朱某，图谋不轨？” 
　　李方远大骇，“我家只知道读书，”他说，“连门外之事都不与闻，那里窝藏着什么姓朱的？” 
　　“你家的教书先生是什么人？” 
　　“他叫张用观，号潜斋，南方人。二十年前在张家教书认识的。前年十二月里来投我家，教我几个孙子读书。如此而已！不知道有什么姓朱的。” 
　　“此人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道？” 
　　“不知道！”李方远重重地说，“丝毫不知。” 
　　于是带上张潜斋来，赵世显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先朝的皇四子，名叫慈焕，原封永王。事到如今，不能不说实话了。” 
　　“你何以会在浙江住家落籍？” 
　　“这，说来话长了！” 
　　据朱慈焕自己说，李自成破京之日，思宗先将他交付一个王姓太监，王太监卖主，拿他献给李自成，李自成交付一个“杜将军”看管。及至吴三桂请清兵，山海关上一片石一仗，李自成溃不成军，各自逃散，有个“毛将军”将他带到河南，弃马买牛，下乡种田，有一年多的工夫。其时朱慈焕是十三岁。 
　　尽管凌兆熊与孙一振，稽考史事，互相印证，谈得相当起劲，而郭缙生却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眼前的案子，“老夫子，”他问，“谈了半天与目前这桩疑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问，将凌兆熊的思绪，亦由一百九十年前拉了回来。 
　　“是啊！”他说，“老夫子讲这两个故事的意思，莫非是说真慧寺中的那位神秘人物，可能亦大有来历？” 
　　孙一振点点头，答了一句成语：“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慢来，慢来！”郭缙生急着有话说，“我也疑心是有来头的人物。不过，细想一想，不是！王公亲贵，不准私自出京，果然私自出京，请问又为的是什么？如今不是雍正年间。” 
　　“也不见得是王公。” 
　　“不是王公，难道还是皇帝？” 
　　孙一振不答，亦无表情，凌兆熊却大吃一惊！“不会吧？” 
　　他张口结舌地说，“有这样的事，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东翁，我亦并无成见。不过，此事是东翁祸福关头，切不可掉以轻心。这年把以来，常有传说，皇上几次从瀛台逃了出来，又被截了回去；又说，有个英国人李提摩太，跟康有为、梁启超师弟有联络，打算借使馆庇护，将皇上接到南方来另立朝廷；又说，北道上赫赫有名的大刀王五，受谭嗣同的重托，要救皇上。”孙一振略停一下又说，“道听途说之事或者不足信，不过中西报章的记事，都说皇上明妹没有病，偏偏宫里每天宣布药方。这种怪事，又怎么解释？” 
　　“是，是！老夫子分析得很透彻，看起来倒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总而言之，不论真假，都要设法弄得清清楚楚，如果证明是假冒，处置得当，东翁过班升知府，是指顾间事。”孙一振又说，“我刚才谈过的乾隆伪皇孙案，此人充军到了伊犁，居然又大事招摇，那时松文清当伊犁将军，手腕明快，抓了来先斩后奏，因此受知于仁宗，没有几年就入阁拜相了。东翁亦该放些魄力出来，果然能证明此人心怀不轨，置之于狱，亦就象当年丁文诚杀安德海一样，既享大名，又蒙大利。” 
　　这一番话，说得凌兆熊雄心大起，跃跃欲试地说：“老夫子，魄力我有！即时动手都可以，只等老夫子指点，应该怎么下手？” 
　　孙一振沉吟了好一会，方始开口：“不宜操之过急！第一步不妨先抓个人来问一问看，第二步应该密禀上头，请示办法。” 
　　“好！就这么办！” 
　　于是，第二天等梁殿臣手下的厨子上市买菜，有个人借故生衅，与厨子发生殴斗，接着将他扭到县衙门里。孙一振即时在花厅中审问，只带被告上来，亦不问斗殴之事，只问他的来历。 
　　“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 
　　“小的叫王利成。”厨子答说，“山东济宁州人。” 
　　“你干什么行当？” 
　　“小的学的是厨子的手艺。” 
　　“是在饭馆里做厨子，”凌兆熊明知故问，“还是在那个宅门里做厨子。” 
　　“是，是跟一位老爷。” 
　　“你家主人姓什么？” 
　　“小的不知道。” 
　　“混帐！”凌兆熊喝道，“那有连主人的姓都不知道的厨子。” 
　　“实在是不知道，小的不敢撒谎。小的只归一个姓梁的管，小的也问过，主人家贵姓？梁总管叫我莫问，只听他的指挥就是。” 
　　“喔！”孙一振又问：“那么，你又是怎么遇见梁总管的呢？” 
　　“是在徐州遇见的。小的本来…　” 
　　据王利成答供：他本在徐州一个武官家做厨子，武官殁于任上，家眷北归，下人遣散。王利成便投荐头行去觅生意。有天有个一口京片子的人来荐头行，说要找个会做北方口味的厨子，结果选中了王利成。那个人就是梁总管。 
　　“以后呢？梁总管带你到什么地方？” 
　　“带到一座道观，住了三天就走了。” 
　　“雇你当厨子，莫非也不让你见主人？” 
　　“是！”王利成答说，“我说要见见老爷，梁总管说不用见。又问老爷的姓，梁总管就答我那几句话。又一再告诉小的，在外面不可以胡言乱语，也别惹事生非，无事不准出门。” 
　　“你居然都听他的？” 
　　“小的是看钱的份上。一个月的工钱五两银子，先给了半年三十两。”王利成说，“梁总管很霸道，小的如果不是贪图他工钱多，早就不干了。” 
　　凌兆熊想了一下又问：“你见过你主人没有？” 
　　“自然见过。” 
　　“怎么个样子？” 
　　“三十出头，很瘦，脸上没有什么血色，也不爱讲话。一到了那里，就关在自己屋子里，不知干些什么？” 
　　“也没有跟你说过话？” 
　　“从没有。” 
　　“你做几个人的饭？” 
　　“做七个人的饭。” 
　　“你家主人吃饭是单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 
　　“自然是单开。”王利成答说，“都开到他屋子里吃。” 
　　“吃些什么？” 
　　“不一定。都是些普通菜，只不大爱吃鱼。” 
　　“嗯，嗯！”凌兆熊有些问不下去了，想了一会只好这样问他，“你觉得你主人家的饮食起居，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 
　　“这倒不大看得出来。”王利成沉吟半晌，忽然想起，“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上午十点钟就开午饭，下午四点钟开晚饭。都比平常人家来得早。” 
　　“另外呢？”凌兆熊和颜悦色地，“你倒再想想看，你家主人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倒想不出。” 
　　“慢慢想，慢慢想！总想得出一点来。” 
　　王利成果然就偏着头想，眼睛眨了半天，突然说道：“我家主人怕打雷。” 
　　“怕打雷？”凌兆熊问，“怎么个怕法？” 
　　“小的没有看见。有一天，记得是在安徽寿州，黄昏时分下大雨、打雷，梁总管几个都奔进去了。事后，才听他们说起，主人家怕雷声，一打雷必得有人在旁边守着。不然，就会吓出病来。” 
　　这番答语，使凌兆熊相当满意，但亦仅如此而已，再问不出别的来了。 
　　“好了！你回去吧！看你家主人的面子，你打了人，我也不办你的罪。你回去不必多说。” 
　　“是！谢谢大老爷。”王利成磕了个头，退出花厅，轻轻松松地走了。 
　　凌兆熊却大为紧张，回到签押房，立刻请了郭缙生与孙一振来叙话，他头一句就说：“只怕是皇上从瀛台逃出来了！” 
　　郭缙生惊得跳了起来，大声嚷道，“有这样的事？” 
　　“轻点，轻点！缙生兄，稍安毋躁。”凌兆熊说，“这里有两点证据，第一，宫里的规矩，上午十点准吃饭，名为‘传午膳’，晚上是下午四点钟传膳。膳后，宫门就下钥了。第二，皇上怕打雷，是慈禧太后去年八月初训政的时候，亲口跟王公大臣说过的。这件事知道的人很不少，决不假！” 
　　郭缙生愣住了，孙一振却很深沉，也不作声。签押房里一时肃静无声，似乎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东翁，”终于是孙一振打破了沉默，“事情愈出愈奇，愈不可信愈可信，愈可信愈不可信。归总一句话，这件案子非在蕲州办不可！” 
　　“此话怎讲？” 
　　“在蕲州办，有福有祸；推出蕲州，有害无益。为啥呢？”孙一振自问自答地说：“这样的案子，这里不发作，总有地方要发作。如果在蕲州信宿即行，固然没有啥关系，如今是在真慧寺逗留多日，寺僧来报，亦曾派人查过，结果一推六二五，送出蕲州了事。请问东翁，如果你是上官，心里会怎么想？” 
　　这说得很明白了，“不错，不错！”凌兆熊深深点头，“上面不会体谅属下不敢惹这大麻烦的苦衷，必是怪我遇到如此大事，竟不禀报，有亏职守。” 
　　“着啊！就是这话。”孙一振说，“要办了，只要处置得宜，不管是真是假，总是东翁的劳绩。说起来，实在是有益无害。” 
　　“话是不错！”郭缙生插嘴，“不知道‘处置得宜’四个字，又谈何容易？” 
　　“也没有什么，”凌兆熊说，“第一，要多派人，明为保护，暗作监视；第二，我今天就到黄州去一趟，面见魁太尊，看他有什么主意，这里就偏劳缙生兄跟孙老夫子了。” 
　　于是草草整装，凌兆熊当天就专程到黄州府治的黄冈，去见知府魁麟请示。郭缙生亦不敢怠慢，与孙一振商量决定，派出知州用来捕盗的亲兵，换着便衣，分班在真慧寺周围“立桩”监视，同时布置了步哨，由真慧寺直达知州衙门。郭缙生本来另有公馆，这天特为搬到知州衙门西花厅去住，以便应变。 
　　这样如临大敌地戒备了一昼夜，幸喜平静无事。等到第二天下午，凌兆熊从黄冈赶了回来，告诉郭缙生说：“魁太尊也觉得很可疑。不过他的看法是，七分假，三分真。真假未分明以前，不宜涉于张皇，他的意思，无论如何要跟那个怕打雷的主儿照个面。见了是怎么个情形，尽快通知他。我想这话也不错。如今且商量，怎么样去打个照面？” 
　　“打照面容易！”孙一振说：“东翁备帖子去拜访，如果不见，硬闯进去也没有什么。不过先要想好，见了面，持何态度？假的如何？真的如何？不真不假又如何？” 
　　“对！假的抓，真的还不能当他是真的，且先稳住，再作商量。这都好办，就怕不真不假，依旧分辨不出，那就难了。”凌兆熊又说，“一路上我都在想，皇上谁也没有见过，假冒或许可以分辨得出，譬如口音不对之类。真的就很难看得出，凭什么当他是皇上？” 
　　“其实，应该魁太尊来认。”郭缙生说，“他是旗人，总见过皇上。” 
　　“不行！”凌兆熊说，“我问过了，他也没有见过。” 
　　“那么，难道整个湖北省，就没有人觐识过天颜？” 
　　“那是第二步的话。”孙一振说，“这件疑案是个奇闻，没有先例可援，萝卜吃一截剥一截，只有到时候再说。” 
　　这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接着商量凌兆熊亲访真慧寺的细节。郭缙生主张凌兆熊托故到那里去拈香，只穿便衣，到了那里再命知客僧进去通报。官服不妨带着，以备万一之需。 
　　凌兆熊与孙一振都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因为鸣锣喝道而去，过于宣扬，会引起许多很不妥当的流言，所关不细。 

　　　　　　　　　　　※　　　　　　　 ※　　　　　　　　 ※ 

　　第二天一早，凌兆熊悄悄坐一顶小轿到了真慧寺，知客僧事先已经接到通知，将他迎入方丈住室，请示何时进去通报？ 
　　“就是此刻！”凌兆熊站起身来，“我们一起去。” 
　　“不！请稍坐。”先在那里守候照料的郭缙生说，“我跟知客先进去，跟那姓梁的说明白了，再来奉请。” 
　　凌兆熊觉得这样做法也可以，点点头又坐了下来。一杯茶没有喝完，只见知客僧急步而来，很兴奋地说：“请大人随我来。梁总管跟他家主人回过了，请大人进去谈谈。喔！顺便跟大人回：梁总管的主人姓杨。” 
　　“姓杨？”凌兆熊失声说道，“是汉人！” 
　　知客僧自然不会了解他的别有会心的诧异，只伛着腰将他领到后面，在院门外面回报一声：“凌大老爷到！” 
　　于是候在院子里的梁总管，很快地迎上来说：“不想惊动了凌大老爷！” 
　　“尊驾是？”凌兆熊故意这样问。 
　　“敝姓梁。” 
　　“这位就是梁总管。”知客僧补了一句。 
　　“原来尊驾就是梁总管。”凌兆熊说，“想来是替你主人家，总持家务？” 
　　“正是！”梁总管有些失笑的神气，“大家都这么叫，倒象是个什么煊赫的衔头似的，倒教凌大老爷见笑了！” 
　　“岂敢，岂敢！我是特意来拜访贵上的。烦你通报。” 
　　“是！敝上本来不见客，凌大老爷是地方官，说个粗俗比方，好比当方土地，不能不尊着一点儿。你老请里面坐，我马上跟敝上去回。” 
　　这一次梁总管很大方，将堂屋的门开直了请凌兆熊入内。没有见面以前，他先望到正中的方桌上，并无供着的帽筒，更无用锦袱覆着的帽子，大概是特意收起来了。凌兆熊自感失望，但亦有所得，这至少证明他还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令人忌惮。 
　　有此了解，他觉得不必过于谦下，所以一进门便往客位上一坐。随即有人来献茶，端茶盘的一个人，捧茶的又是一个人，动作细微而敏捷，让凌兆熊不由得心想：观其仆而知其主，看来这姓杨的，倒不象没有来历的人。 
　　一个念头不曾转完，有人自外高掀门帘，凌兆熊急忙定睛细看，出来的那个人，约莫三十出头，浓眉深目，脸色苍白，戴一顶青缎小帽，身穿宝蓝贡缎的皮袍，上罩一件玄色琵琶襟的坎肩。举止异常沉稳，稳得近乎迟滞了。 
　　“爷！”跟在后面的梁总管，闪出来引导，“请这面坐。”等他旁若无人地坐定，梁总管又说：“那面是本州的地方官凌大老爷。” 
　　姓杨的点点头，抬眼注视，凌兆熊忽然有些发慌，急切间要找句话说，才能掩饰窘态，便不暇思索地问：“贵姓是杨？” 
　　“姓杨。”声音很低。 
　　“台甫是？” 
　　“我叫，”他很慢地回答：“杨国麟。” 
　　经此两句短语的折冲，凌兆熊的心定了些，便即从容说道：“说起来很冒昧，只为人言藉藉，都说真慧寺有位客人，与众不同，所以特意来拜访，请多指教。” 
　　“喔！”杨国麟点点头，“凌大老爷想问点儿什么？” 
　　“足下从那里来？” 
　　“从北边南来。” 
　　“京里？” 
　　“对了！从京里来。” 
　　“足下在那个衙门恭喜？” 
　　杨国麟似乎不懂凌兆熊的话。转脸问道：“什么？” 
　　“是问，爷在那个衙门，”梁殿臣轻轻地又加一句：“内务府。” 
　　“在内务府。”杨国麟照本宣科地说。 
　　这作伪的痕迹就很明显了！岂有个连自己在那个衙门当差都不知道，而需要下人来提示的道理？不过，凌兆熊心想，此人年纪轻，又是汉姓，亮出来的幌子不过内务府，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会到此，更觉得不必太客气，索性话锋紧一紧，且逼出他的真相来，再作道理。 
　　于是他说：“在内务府，不会是堂官吧？” 
　　“不是堂官。” 
　　“是什么呢？” 
　　杨国麟听得这话，似有窘迫不悦之色，答语也就变得带些负气的意味了，“就算司官吧！” 
　　“那么，这趟出京，是不是有差使？” 
　　“对了！有差使。” 
　　“什么差使？” 
　　‘那！”杨国麟扬起了验，“那可不能告诉你。” 
　　由于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凌兆熊倒有些顾忌了，换句话问：“足下在内务府管什么？” 
　　“什么都不管，也什么都管。” 
　　这口气好大！凌兆熊又困惑了，“那么，”他只好再换句话问：“足下出京，预备到那里？” 
　　“反正往南走吧！” 
　　“往南一直可以到广东。” 
　　“广东不也是大清朝的疆土吗？” 
　　凌兆熊语塞。宾主之间，有片刻的僵持，而是梁殿臣打破了沉默，“凌大老爷，”他说，“你请回衙门去吧！” 
　　凌兆熊心想，这是下逐客令了！堂堂地方官，在自己管辖的地方，让一个不明来路的人撵了出来，这要传出去，面子不都丢完了？ 
　　这一念之间，逼得他不能不强硬了，“不劳你费心！”他冷笑着说，“你名为总管，到底是什么总管？看家的下人可称总管，总管内务府大臣也是总管！这种影射招摇的勾当，在我的地方，我不能不管。你们出京公干，当然带得有公事，拿出来瞧瞧。” 
　　这番话咄咄逼人，着实锋利，但杨梁主仆二人却相视而笑，仿佛遇见一件很滑稽的事似的。这样的表情，大出凌兆熊意外，不由得就愣住了。 
　　“凌大老爷，也不怪你！”梁殿臣说，“公事可是不能给你看。河水不犯井水，我们经过这里，没有要地方办差，也没有人敢在外面招摇。有天厨子在肉案子上闹事，我还抽了他一顿马鞭子。凌大老爷，你眼不见为净，等我们爷一走，事情不就过去了吗？何必苦苦相逼，非搞得大家动真的不可？” 
　　“动真的”是什么？什么是“真的”？凌兆熊不能不考虑，同时也觉得梁殿臣那几句话相当厉害，除非板起脸来打官腔，否则，评理未必评得过他。 
　　事到如今，贵乎见机。凌兆熊拿他的话想了一遍，找到一个题目可以接口，“好吧！”他说，“那么，你们那一天走呢？” 
　　“这可不一定。”杨国麟又开口了，“只要是大清朝的地方，我那里都可以去，那里都可以住。” 
　　“爷！”梁殿臣低声下气地凑到他面前说，“也别让人家为难，看这样子，再住五六天也就差不多了！” 
　　“好！”杨国麟看着凌兆熊说：“再住五六天。” 
　　“以六天为度。”凌兆熊站起身来，扬着脸说：“我是一番好意。无奈世上好人难做，敬酒不吃，那可没有法子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出了屋子。郭缙生候在外面，两人对看了一眼，都不肯出声，一直离了真慧寺，回到衙门，方始交谈。 
　　“你都听见了？”凌兆熊问。 
　　“是的。” 
　　“那，你看怎么样？” 
　　“很难说。”郭缙生问道：“如说冒充王公贵人，可又为了什么呢？而且地方正印官出场了，要冒充不正该这个时候装腔作势假冒吗？” 
　　“装腔作势”四字提醒了凌兆熊。他一直觉得杨、梁二人有点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劲，现在可明白了！“对了！缙生兄，你这‘装腔作势’四个字，用得太好了！”凌兆熊突然下了决心，“没有错！我看是冒充。非断然处置不可。” 
　　这一回答，使得郭缙生大吃一惊，他发觉凌兆熊的看法跟他竟是两极端。若说断然处置，事情可能会搞得不可收拾。 
　　想了想，不便直接拦阻，只好间接表示异议。 
　　“堂翁！”他问，“若说冒充，是冒充什么？冒充内务府司官？这似乎犯不上吧？” 
　　“谁知道他犯得上，犯不上？我们看一个内务府司官，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商人眼里，尤其是跟内务府有大买卖往来的商人，那还得了。” 
　　“我看不象，不象是冒充内务府司官。” 
　　“莫非真的如孙老夫子所说的，冒充皇上？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凌兆熊又说，“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是真的皇上，我已经登门拜访，客客气气地请教过了，谁让他们真人不露相？不知者不罪，我也没有什么罪名好担的！这，当然是说笑话，决不会有的事。缙生兄，事不宜迟，明天就抓。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挑。” 
　　“堂翁此言差矣！祸福相共。既然堂翁主意拿定了，我遵办就是。” 
　　于是第二天派出差役和亲兵，由郭缙生亲自率领，到得真慧寺，驱散了闲人，将杨国麟所住的那个院子，团团包围。然后，郭缙生派人去通知梁殿臣，说是请到州官衙门叙话。杨家上上下下，都很镇静，一言不发地都聚集在院子里。只梁殿臣问了一句：“是上绑呢？还是上手铐？” 
　　护送到知州衙门，格外优待，不下监狱而软禁在后花园的空屋中。凌兆熊少不得还要问一问，为了缜密起见，特意将杨国麟带到签押房，自不必下跪，但也没有座位，是让他站着说话。 
　　“杨国麟，你到底是什么人？” 
　　“天下一人！” 
　　此言一出，满屋皆惊。靠里面的门帘一掀，孙一振大踏步走了出来，自作主张地吩咐值签押房的听差：“叫人来！把他好好带回去。” 
　　“老夫子…　。” 
　　“啊！啊！”孙一振急忙使个眼色，拦住了凌兆熊。等带走杨国麟，屋子里只剩下凌兆熊与郭缙生两个人时，他方始低声说道：“东翁，不能问了！‘天下一人’什么人？不是孤家寡人的皇上吗？不论是真是假，倘或市面上有这么一句流言：凌大老爷审皇帝！东翁倒想想看，这句话吃得消不？” 
　　“是！是！”凌兆熊惊出一身冷汗，“倘有这样一句流言，可以惹来杀身之祸。老夫子，擒虎容易纵虎难，我这件事做得鲁莽了。” 
　　“这也不去说它了。”郭缙生也有些不安，“如今只请教老夫子，计将安出？” 
　　“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连夜往上报。” 
　　呈报的公事，颇难措词，因为黄州知府魁麟原来的指示是，先查报真相，再作处理。如今真相未明，先行逮捕，不符指示，得有一个说法。彼此研究下来，只有一个说法最妥当，说杨国麟、梁殿臣主仆，行踪诡秘，颇为招摇，以致蕲州流言极盛，深恐不逞之徒，借故生事，治安堪虞，所以将杨国麟等人暂行收管。最后又说：此人语言狂悖，自谓“天下一人”。知州官卑职小，不敢深问，唯有谨慎监护，静候发落。 
　　“公事是可以过得去了。”孙一振说，“不过这不是动笔头的事，最好请东翁再辛苦一趟。” 
　　“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凌兆熊无可奈何地说： 
　　“我就再走一趟黄冈。” 

　　　　　　　　　　　※　　　　　　　 ※　　　　　　　　 ※ 

　　“老哥，”魁麟面无表情地，“你搅了个马蜂窝，怕连我都要焦头烂额。” 
　　“府尊这话，让兆熊无地自容。”凌兆熊答说，“不过，州里绝没有贻祸上台的意思。” 
　　“我知道，我不是怪你，只是就事论事。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咱们俩一起进省，看上头怎么说法？” 
　　于是魁麟与凌兆熊连夜动身，赶到武昌，先见藩司善联。听完报告，大为惊诧，“有这样的事？”他说，“光天化日之下，冒充皇上，不发疯了吗？” 
　　“是！”魁麟躬身问道：“大人说是冒充，我们是不是就禀承大人的意思，拿杨国麟当冒充的办？” 
　　“不！膊膊膊膊”善联急忙摇手，“我可没有这么说。冒充不冒充，要认明了才能下断语。” 
　　魁麟是故意“将”他一“军”。因为彼此旗人，所知较深，善联为人圆滑，不大肯替属下担责任，魁麟深恐他觉得事情棘手，拖延不决，未免受累。这样一逼，善联就不能不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交代。 
　　“说实话，这件案子出在别省还好办，出在湖北不好办。其中的道理，我也不必细说。如今先请两位老哥回公馆，我立刻上院，先跟于中丞去商量，看是如何说法？回头再请两位老哥过来面谈。” 
　　“是！”魁麟试探着问：“这件事恐怕还要请示香帅吧？” 
　　“我看，不能不告诉他。”善联又说，“香帅的‘起居无节，号令不时’是天下闻名的，如果非请示他不可，那就要看两位的运气了！也许今天晚上就有结果，也许三天五天见不着面。” 
　　“大人，”魁麟立即要求，“这件案子，反正不是州里能够了结的！人犯迟早要解省，晚解不如早解，我看请兆熊兄马上赶回去带人来。如何？” 
　　善联沉吟了一下答说：“这样也好！香帅的性子，大家知道的，一声要提人，马上就要，不如早早伺候为妙。不过，案涉刑名，得问问老瞿的意思。明天一早听信吧！” 
　　等魁麟跟凌兆熊一走，善联随即更衣传轿“上院”。督抚衙门简称为“院”，湖北督抚同城，但在统辖上，藩司为巡抚的直属部下，所以善联的“上院”，自然是上巡抚衙门。 
　　湖北巡抚本来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戊戌政变那年，改革官制，湖北巡抚一缺裁撤，谭继洵不必等他儿子身罹大辟，便已丢官。及至太后训政，一切复旧，湖北复设巡抚，谭继洵当然不会复任，朝命由安徽藩司于荫霖升任。 
　　于荫霖是极少数生长在关外，而不隶旗籍，又做大官的汉人之一。他是吉林伯都厅人，翰林出身。那时的翰林院掌院是守旧派的领袖大学士倭仁，于荫霖相从问学，颇得赏识。不过，于荫霖倒不是启秀那样的腐儒，更不是徐桐那种神既全离，貌亦不合的假道学。从光绪八年外放湖北荆宜施道以后，久任外官，凡所施为，孜孜以为民兴利除弊，振兴文教为急务，略有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的意味。 
　　于荫霖的擢任方面，原出于张之洞的保荐。张之洞跟他在广东便共过事，相知有素，但在湖北却不大投机，因为张之洞赞成行新政。当戊戌政变之际，亏得见机得早，做了一篇文章，题名《劝学篇》，暗斥康有为的学说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新旧之间，虽持调停的态度，但特拈“知本”一义，以为“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这话很配慈禧太后的胃口，亦不得罪顽固守旧王公大臣，因而得在皇帝被幽、帝师被逐、朝士被斩的这场政海大波澜中，得免卷入漩涡。 
　　祸虽得免，张之洞对新政仍未忘情。而于荫霖颇不以为然，因而又落入历来“督抚同城”势不可免的故辙，明争暗斗，格格不入。只是于荫霖对整顿税收，勤理民事，颇有绩效，再则顾念旧时的情谊，所以张之洞还能容忍得下，保持一个虽有裂痕，勉可弥补的局面。 
　　当然，于荫霖亦能守住分际，遇到需要让总督知道或者请示的事情，绝不会擅专，所以一听善联告知其事，随即表示：“这非得先告诉香帅不可！咱们一起上南城。” 
　　武昌城内以一道蛇山，分隔南北，所谓“南城”，是指在山南的总督衙门。时将入暮，坐轿翻山，天黑才到，却扑了个空，张之洞在蛇山的“抱冰堂”张灯夜宴，与幕府中的名士在分韵赋诗。 
　　“也快回来了。”总督衙门的戈什哈劝于荫霖说：“大人不妨烤烤火，等一会。” 
　　“烤火倒不必，得弄点东西填填肚子。” 
　　“是，是！”戈什哈说，“请两位大人西花厅坐，我关照小厨房备饭。” 
　　张之洞用钱如泥沙，兼以起居无节，往往半夜里吃晚饭，所以小厨房不但从无封炉的时候，昼夜亦总有人值班，而况正是开饭的时刻，肴馔现成，端出来就是。 
　　吃到一半，外面有了响动，伺候花厅的听差来报：“大帅回衙门了！” 
　　一句话不曾完，张之洞到了，光头不戴帽，穿一件枣儿红摹本缎的狐皮袍，大襟上一大块油渍，袖口卷着，小褂子脏得看不出是白布还是灰布，花白胡子毛毵毵地一直连结着耳后的发根，乱糟糟一大片。这位总督不修边幅，脱略形迹是出了名的。于荫霖与善联见惯，只站起身来，各自蹲一蹲身子，算是请安。 
　　“别客气，别客气！”张之洞也不还礼，一直冲到饭桌边站住，匆匆一看，随即回身问道：“江苏聂大人送的醉蟹呢？ 
　　怎么不拿来待客。” 
　　“不用费事，不用费事！已经吃饱了。大帅，”于荫霖对公事很认真，深怕张之洞一聊开闲天，滔滔不绝，无法打断，因而连饭都顾不得吃，要抢在前面跟他谈正事，“蕲州有件奇案，说起来令人难信。” 
　　听说是奇案，张之洞大感兴趣，“怎么奇法？”他就在饭桌边坐了下来。 
　　“这件奇案，还得密陈。” 
　　“喔！”张之洞的笑容收敛了。 
　　“到我书房里谈去。” 
　　移座书房，重设杯盘。张之洞衔杯静听善联说完，看着于荫霖，要听他的意见。 
　　“京里谣言很多，令人不忍卒听。此事无论为真为假，总是国家的不幸，处置不善，足以动摇国本。”于荫霖说，“如今最难的，是无法判断真假。” 
　　张之洞深深点头，“君父有难，难为臣子。”他说，“稽诸往史，尚无先例，我倒不知道怎么处置了！” 
　　于荫霖与善联都觉得诧异。明明真假无法判断，而张之洞竟一口认定了杨国麟就是当今皇帝！不知他何所据而云然？“大帅，”于荫霖忍不住开口，“如今第一急要之事是辨真假。” 
　　“当然，当然！不过，我想不出来谁能分辨？我从光绪十年出京到广东以后，没有进过京，面过圣。事隔一十五年，龙颜已变，咫尺茫然。”张之洞问：“你呢？” 
　　“我是光绪二十年召见过。可是，殿庭深远，天颜模糊。而况，一直跪在那里不敢瞻视。只隐隐约约觉得御容清瘦而已。” 
　　“对了！湖北大小官员，恐怕找不出一个能确辨御容的人。除了军机，以及南书房，上书房，内务府等等内廷行走人员以外，京中大僚，说不出皇上面貌的人也很多。是故，欲辨真假而后作处置，恐怕要误事。” 
　　“然则，应该如何处置，请大帅明示。”于荫霖说，“黄州府、蕲州知州，如今都在逆旅待命，焦灼之至。” 
　　“我知道。”张之洞指新端上来的一盘醉蟹说，“来，不坏。” 
　　他一面说，一面抓起一只醉蟹，一掰两半，放入口中大嚼，黄白蟹膏，沾得花白胡子上淋淋漓漓，狼藉不堪。等听差绞上热手巾来，他已经用手背抹过嘴了。 
　　“武昌出鱼，论到蟹，不能不推江南独步。不过，我还是喜欢武昌。” 
　　于荫霖与善联，都不明白他何以有此一段了不相干的闲话，不过自我解嘲之意却是很明显的。甲午战起，朝命派两江总督刘坤一领兵防守山海关，由张之洞移镇长江下游。不久，刘坤一回任，张之洞仍归本任。两江膏腴，浅尝而止。中怀或不免怏怏，说“还是喜欢武昌”，未见得言出于衷。 
　　张之洞的功名心热，在这一段闲话，又得一证明。于荫霖心想，对于眼前这件案子，总督想法可能与旁人不同。在旁人是认为一桩棘手之事，唯求免祸，而在他，可能看成是个机会，运用入妙，可以造成他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由此入阁拜相，晚年还有一步大运。 
　　于荫霖的猜度虽不中亦不远。张之洞确是认此为一个机会，无论真假，杨国麟皆为可居的奇货。不过，眼前还谈不到作任何明确的处置，唯有静以观变，才是可进可退的上策。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这是件怪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至于到头来是何结果，谁也不敢断言。为今之计，第一，决不可张扬，搞出许多谣言，徒滋纷扰；第二，是真是假，不必在他本人身上去追究，要到京里去求证。如果贵上好好在京，那时再严刑究办，也还不迟。” 
　　“是！”于荫霖问道：“那些人请大帅先作发落。蕲州知州已有表示，担不起这个重担。强人所难，出了事很难弥缝。” 
　　“这好办。”张之洞说：“交武昌府首县秘密看管。” 
　　一件疑难奇案，暂时有了结果。凌兆熊接到指示，赶回蕲州，将杨国麟、梁殿臣主仆七人，是由水路解到武昌，泊舟江边，自己先上岸去拜访首县。 
　　一府数县，知县与知府同城，称为“附郭”，亦就是“首县”，俨然为一府诸县中的首脑，首县而在省城，更等于全省州县的首脑，上司太多，个个都要应付，是极难当的一个缺分。因此，官场中有几句歌谣：“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但是，会作官的，又巴不得当首县，因为大展长才，广结善缘，仕途上路路皆通，自然容易得意。同时，上官选派附郭省城，或者冲要之途，经常为达官车马所经的首县，亦必挑那手腕灵活、脾气圆融的人去当，否则就会在无形中得罪人，迁怒到一省的长官，决不是一件可视作等闲之事。 
　　武昌府的首县是江夏县，县官叫陈夔麟，是陈夔龙的胞弟。才具虽不及乃兄，而脾气随和，谨慎而又圆通，弟兄俩却是一样的。他是光绪六年庚辰的两榜出身，科名比凌兆熊晚，所以接见之际，口口声声称“前辈”，毫无留难地接收了这批身分特异的“人犯”。 
　　名为“看管”，当然也是在狱中安置。县里管监狱的是未入流的“典史”，俗称“四老爷”，因为知县称“大老爷”，排下来县丞、巡检，典史的职位列为第四。江夏县的这位“四老爷”名叫高鹤鸣，河南禹州人，早就奉到“堂谕”，这个杨国麟是龙是蛇不分明，好好替他找一处潜居之地，所以“高四老爷”亲自督同狱卒将狱神庙收拾出来，作为“看管”的地方。 
　　等人犯解到，“高四老爷”大吃一惊，当时不便说破，只是亲自引导，将杨国麟领到狱神庙，很敷衍了一阵。又关照狱卒尊称杨国麟为“杨爷”，管梁殿臣叫“梁二爷”，都不准直呼其名。 
　　安顿既罢，一直到上房要见“大老爷”。陈夔麟只当他来复命，不过“报闻”而已，所以派听差出来说道：“上头知道了。高四老爷请回去吧！” 
　　“不，不！管家，我有机密大事，一定要面禀大老爷。” 
　　陈夔麟心中一动，立刻邀到签押房，还将房门关上，方始跟高鹤鸣叙话。 
　　“这杨国麟，”高鹤鸣放低了声音说：“卑职认得他，实实在在是个贵人。” 
　　陈夔麟听人说过，这位“四老爷”为人迷迷糊糊，所以听得这话，不由得失笑了，语涉讥讽地答说：“原来老兄也认得贵人！” 
　　“真的！一点不假。那年卑职到京里验看的时候，见过他！” 
　　接着，高鹤鸣便讲他跟杨国麟见面的经过。 
　　原来典史虽是个不上品的佐杂微官，但补缺以前，亦须进京，先去吏部注册，名为“投供”，然后依照次序拣选。选官的花样甚多，分单双月，单月接单月，双月接双月，正月选不上，便得三月里再选，又有各种班次，有除、有补、有转、有改、有升、有调，名虽各不相混，而有门路的亦可通融。总而言之，法令愈繁愈苛，胥吏的生财之道愈多愈宽。高鹤鸣为人粗率，亦不打听打听清楚，更不曾托人走门路，贸贸然上京“投供”，为吏部书办多方挑剔。而所有不合规定之处，却又不是一次告诉他，今天这个不对，明天那个又错，在京里待了三个月，尚无眉目，气得他真想拿刀子跟部里的书办拚命。 
　　受气还在其次，带来的川资告罄，已经到了非向同乡“告帮”不能得一饱的地步。好不容易又熬了个把月，才轮到双月“大选”。选官照例，大官或者要缺须“引见”，由皇帝亲自看一看，微秩小官，由九卿科道过目，称为“验看”。汉官验看的日期是每月二十五日，地点在端门之内、午门之外、东向的“阙左门”下。那天六月二十五，高鹤鸣半夜里起身，趁早风凉，赶到紫禁城里，在阙左门外，匆匆地向书办报到。 
　　“尊驾贵姓？”书办很客气地问。 
　　“敝姓高，高鹤鸣。河南禹州人。” 
　　“不错，你是河南口音。可是，你不姓高吧？” 
　　“那，”高鹤鸣错愕莫名，“我自己的姓，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姓高？你就拿家谱来，也不能当证明。我们是看册子，你看，册子上写的是：面白有须。你的胡子呢？” 
　　这一问，将原已汗流浃背的高鹤鸣，问得冷汗一身，悔之莫及。前两天穷极无聊去逛庙会，遇见一位看相的是河南同乡，劝他剃掉胡子，可走好运，高鹤鸣心想，去了胡子显得年轻些，“验看”的九卿科道，或者看在“年轻力壮”四个字上，会得高抬贵手。因而欣听受劝，回到客栈，自己动手将两撇八字胡剃得光光。这一下便与名册所注不相符了。 
　　转念一想，小小容貌改变，有何关系。有胡子就能做官，没胡子连典史都不能当，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因而答说： 
　　“不要紧！我跟验看的大人，当面回明就是。” 
　　“高老爷，你倒说得容易。你就不替我们想想，年貌不符，送上去挨骂的不是你，是我！验都不验，看都不看，你跟那位大人去回明？” 
　　听这一说，高鹤鸣才真的着急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他顿足搓手，差点要哭了出来。 
　　“你请回去吧！今天六月二十五，下个月闰六月，闰月照例不选，七月里没有你的事。过了八月中秋，大概你的胡子也可以长齐了。” 
　　“可是，可是…　。” 
　　“请吧，请吧！”书办不耐烦地说，“别罗嗦了！”说着拿手一推。高鹤鸣一个立不住脚，踉貂跄跄地倒退几步，撞在一个人身上。 
　　据高鹤鸣说，这个人就是如今被安置在狱神庙的杨国麟。当时他亦不问情由，只瞪着眼呵斥：“你们怎么欺侮外乡人？ 
　　胆敢在宫内行凶！可是不要脑袋了？” 
　　吏部书办吓得连连请安赔不是。而高鹤鸣亦就得以免了无须之厄，顺利过关。 
　　讲到这段往事，高鹤鸣眉飞色舞，得意欣慰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陈夔麟心想，此人虽有迷糊之名，还绝不至于无中生有，捏造这么一段故事。然则，这个杨国麟确有来头，未可忽视，只是高鹤鸣的话说得不够清楚，有几处地方不能不问。 
　　“那时，姓杨的穿的是什么服饰？” 
　　“是亮纱的袍褂。” 
　　“什么补子？是豹还是老虎？”武官的补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陈夔麟疑心高鹤鸣遇见的是正三品的一等侍卫，或者正四品的二等侍卫，所以这样问说。 
　　“记不得了。” 
　　“那么，头上的顶戴呢？” 
　　“好象是宝石。不过，记不清楚了。” 
　　陈夔麟颇为失望。定神细想，如果是宝石顶，至少也是位公爵，而阙左门在午门以外，照规矩说，还不算进宫，当然有护卫侍从。从这一点上一定可以研判出杨国麟的身分。 
　　“我再请问，姓杨的是一个人，还是有随从？如果有随从，大概是几个人？老兄，务必仔细想一想看！” 
　　“是！”高鹤鸣攒眉苦思，双眼乱眨着，好久，方始如释重负地说：“是一个人。没有错！” 
　　这就不须再说了。陈夔麟可以断定，杨国麟是个侍卫，说不定还是个等级较低的蓝翎侍卫。同时又可以断定，杨国麟是汉军旗人，象立山一样，本姓为杨。 
　　“老兄的遭遇很奇，也很巧，跟此人偏偏在此时此地重逢。杨国麟这一案，至今是个疑团，听老兄所说，越发觉得诡谲。既然你跟他有旧，再好没有，就请你好好照料。得便不妨跟他多谈谈。” 
　　“是！”高鹤鸣答说：“他说些什么，卑职一定据实转陈。” 
　　“很好，很好！不过，”陈夔麟正式说道：“你跟杨国麟的那一段渊源，以及他现在被看管的情形，老兄绝不可跟任何人提起。这一层关系重大，倘或泄漏了，上头追究起来，恐怕我亦无法担待。” 
　　“是，是！卑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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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回到监狱，高鹤鸣对待杨国麟更加恭谨。他始终相信杨国麟是个大贵人，每次去看他，都要把房门关得紧紧地。有个狱卒，怀疑莫释，有天舐破窗纸，往里偷窥，入眼大骇，只见“高四老爷”直挺地跪在“杨爷”面前回话。不过语声低微，听不清说些什么？ 
　　这个秘密一泄漏，流言就象投石于湖那样，涟漪一圈接着一圈地散了开去。及至电报传到武昌，说慈禧太后立了“大阿哥”，而且元旦朝贺，由“大阿哥”领头行礼，皇帝并不露面，就越发使人疑心，皇帝已经逃出京城，而“大阿哥”不久便要正位。甚至湖北的官场中亦颇有人相信，被看管在江夏县监狱，狱神庙中的神秘人物，即是当今皇上，杨国麟不过化名而已。 

　　　　　　　　　　　※　　　　　　　 ※　　　　　　　　 ※ 

　　余诚格讲这个故事，足足有三刻钟之久。酒冷了又换，换了又冷，主客都无心饮食，为这个故事中的重重疑问所困扰了。 
　　“我也隐约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只为这两年离奇古怪的谣言太多，所以没有理会。谁知道真有这样的事，岂不骇人听闻！” 
　　“还有骇人听闻的事。”余诚格说：“那杨国麟居然还有手谕，派那个高四老爷当武昌知府。” 
　　“这可是愈出愈奇了！”立山很感兴趣地问：“也愈来愈有趣味了。以后呢，高四老爷可曾做过一天‘大老爷’？” 
　　“那倒不知道了。不过，我想这姓高的再迷糊，亦不至于拿着这张‘手谕’想去接陈夔麟的印把子吧？” 
　　“他就想也不能够。”余庄儿抽嘴说道：“陈大老爷肯吗？”略停一下他又说：“我就不明白，这样荒唐的事，湖北张大人居然也忍下去了！为什么不办呢？” 
　　“着！”立山使劲拍了一下手掌，“一语破的！最不可解者在此。张香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想居为奇货？” 
　　“这也难说！”余诚格向余庄儿说：“我跟立四爷所谈的话，你可别说出去！” 
　　“你老也是！我回避好不好？” 
　　“不！不！坐着。”余诚格脸转向立山，“张香涛实在是个新党，不过他很会做官，一向善观风色。照我的看法，他是有心想保全皇上，却又不敢得罪皇太后。果然有废立之举，他说不定就会在这杨国麟身上做一篇文章。” 
　　立山很注意地听着，沉吟了一会，点点头说：“你这话很有意味，不过这篇文章不好做。你倒说说，譬如你是张香涛，怎么做法？” 
　　“容易得很！只跟报纸的访员透个风声，把这件疑案轰出来，再上个奏折，说民间流言甚盛，故而有狂悖之徒，胆敢如此假冒。为巩固国本，安定人心起见，应请皇上仍至庙祀。 
　　这一下，不就把端王他们的野心打下去了吗？” 
　　“言之有理！”立山说道：“来，来，该敬老兄一杯。” 
　　自此而始，立山对余诚格倒是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位“余都老爷”除了会唬人以外，别无所长，如今看来，肚子里还着实有些丘壑。 
　　“李少荃一直笑张香涛是书生之见。”余诚格干了酒，谈兴更好了，“其实书生也有书生可爱、可佩服的地方。” 
　　于是余诚格谈了一个掌故。当吴三桂请清兵，李自成被逐，顺治入关，弘光帝即位南京时，南北同时发现了两位太子。在南京的太子是假冒的，本名叫王之明，此人年纪甚轻，而口齿甚利。群臣会审时，有人叫他“王之明”，他应声质问：“为什么不叫我明之王？”搞得堂上张口结舌，几乎问不下去。 
　　当时拥立弘光的一派，对这个王之明大伤脑筋，因为明知其假，却举不出他冒充的证据，而若无法证明其假，弘光帝就得退居藩封，以大位归还太子。于是，请一个人来验视真假，这个人叫方拱乾，崇祯年间当过东宫讲官，与太子及皇子是朝夕相见的，由他来鉴定，当然最权威不过。“结果你猜怎么样？”余诚格自问自答：“方拱乾既不说真，亦不说假。面是见过了，始终不发一言。” 
　　“这不就等于默认是真，”立山问说，“故意捣乱吗？” 
　　“对了！原来方拱乾的用意，就是要让大家有此误解。因为弘光帝虽以近支亲藩，被选立为帝，而昏庸暗弱，毫无心肝。所以方拱乾有意捣乱，作为抗议。”余诚格紧接着说，“这段掌故，张香涛不能不知。他留着杨国麟不作处置，是从方拱乾那里学来的窍门。这两年天天说皇上有病，药方脉案，不时宣示。若有人意存叵测，行篡弑是实，张香涛就不妨以假作真，说皇上早已脱险，诏告天下，另立朝廷，行使大权。如今南中各省，心向皇上的多，各国公使亦愿意帮皇上的忙。 
　　果然到了那步田地，可真有热闹好戏可看了！” 
　　听得这番放言无忌的议论，连余庄儿都伸一伸舌头，觉得太过分了。立山急忙乱以他语：“酒话，酒话！替余都老爷来吧！” 
　　“你们说我酒话，就算酒话。”余诚格兴犹未央，还要再谈时局，“大年初一，我照例去排一排流年看个相。听算命的说得倒也有些道理，民间相传：‘闰八月，动刀兵。’今年庚子年就是闰八月，这一年恐怕安静不了” 
　　“闰八月也没有不好。同治元年就是闰八月，那年宫里有两个中秋，我记得很清楚。”立山想了一下说：“那年李中堂打上海，曾九帅围江宁，左侯在浙江反攻。洪杨之灭，就在那年打的基础。” 
　　“不错！不过那年处处刀兵，打得很凶，也是真的。至于再往上推，咸丰元年也是闰八月，那就很惨了。洪秀全就是在那年闰八月建号称王的，自此水陆并进，由长江顺流而下，扰攘十年来，祸及十余省。但愿今年的闰八月，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只怕…　。”余诚格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怎么？”余庄儿有些害怕了，“你老好象未卜先知，看出什么来了？” 
　　余诚格略带歉意地说：“不是我吓你，实在是可怕。义和拳你听说过没有？” 
　　“原来是说义和拳啊？”余庄儿笑道，“怎么不知道？那是唬人的玩意。” 
　　“不错，唬人的玩意。可是，”余诚格正色说道，“你可不要小看了那批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而且不坏事则已，一坏事会搞出大乱子来。”他又转脸对立山说：“袁慰庭此人，小人之尤，我一向看不起他，唯独有一件事，不能不佩服他。” 
　　“你是说他在山东办义和拳那件事。” 
　　“对了！可惜他不是直隶总督！”余诚格说，“义和拳在山东存身不住，往北流窜，如今枣强、景州、阜城、东光一带，练拳的象瘟疫一样，蔓延得很快，此事大为可忧。豫甫，你常有见皇太后的机会，何不相机密奏？” 
　　“我可不敢管这个闲事。”说着，看一看余庄儿，没有再说下去。 
　　余庄儿知趣，起身说道：“汤冷了。我让他们重做。”拿着一碗醋椒鱼汤，离桌而去。 
　　“我跟你实说了吧！义和拳里面有高人。打出一面‘扶清灭洋’幌子，一下打动了端王的心。刚子良亦很有回护的意思，动辄就说：‘义和拳，义和拳，拳字当头，就是义民。’荣仲华不置可否，意思是主剿，不过话没有说出来。如今端王兄弟拚命在皇太后面前下工夫。你想，我那能这么不知趣去多那个嘴。” 
　　“你亦是国家大臣，眼看嘉庆年间有上谕要痛剿的拳匪，死灰复燃，竟忍心不发一言。” 
　　“啊哟哟，我的余都老爷，我非贤者，你责备得有点无的放矢。我算什么国家大臣？不过替老佛爷跑跑腿而已。倒是你，既为言官，就有言责，为什么不讲话？” 
　　“当然要讲！”有了酒意的余诚格大声说道：“明后天我就要上折子。” 
　　“算了，算了！老余，别为我一句玩笑的话认真。来、来，谈点儿风月。” 
　　余诚格不作声，有点话不投机，两人的酒都喝不下去了。就这时，余庄儿带来一个精壮小伙子，立山认得，是他班子里的武生赵玉山。 
　　“小赵儿，就是义和拳，两位要是对这唬人的玩意有兴味，问他就是。” 
　　“喔，”余诚格问道，“你怎么会是义和拳呢？” 
　　“好玩儿嘛！” 
　　“这有什么好玩儿的？” 
　　“大家都在练，他也跟着他们练。”余庄儿替赵玉山回答，“他是武生，从小的幼工、腰脚都比人家来得俐落，所以还算‘二师兄’呢！” 
　　“倒失敬了！”余诚格问，“你在那儿练的拳？” 
　　“吴桥。” 
　　“吴桥？吴桥不是不准练拳吗？” 
　　原来赵玉山是畿南与山东德州接壤的吴桥县人。上年秋天，因为老母多病，辞班回吴桥去探望。不久，就有邻居来劝他入坛练拳。赵玉山闲居无聊，又因为义和拳与洋人及教民势不两立，而他家早年吃过教民的亏，勾起旧恨，便无可无不可地答说：“我去看看。” 
　　拳坛是芦席搭盖的一个大敞篷，北面用五张方桌连接成一张大供桌，系着红布桌围，高烧香烛，供的神像一共五幅，正中是元始天尊，两旁四幅，不知是何神道？赵玉山只觉得装束极其熟悉，定睛细看，突然想起，托印的是关平，捧令旗的是杨宗保，还有两个，一个是杀嫂的武松，一个是拜山的黄天霸，都是自己演过或者同台常见的人物。 
　　正在好笑，想问出口来，赵玉山突然警觉，含着敌意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低头看一看，才知道自己的服饰，与众不同。包括他的邻居在内，大都头扎红巾，腰系红带，头巾上写得有四个字：“协天大帝”。有的只穿一件红巾肚兜，上面画一个圆圈，圈中有字，“护心宝镜”。还有的用浓墨染眉，鼻子两旁画两道直杠，仿佛戏台上小妖之类的打扮。而自己如平常装束，长袍马褂，反成了奇装异服了。 
　　“老赵，”他的邻居也发觉情状有异，赶紧提醒他说，“把你的表链子收起来，犯忌讳。” 
　　赵玉山这才想起，表链上系着的坠子是一个金镑，义和拳最忌洋字，洋火叫“取灯儿”、洋布叫“宽细布”、洋灯叫“亮灯”。金镑是洋钱，何能公然在此出现？急忙摘下表链，收入口袋。 
　　“老赵，你见见大师兄，受了法，就改换装束吧？” 
　　既然来了，身不由主，赵玉山很见机地表示同意。大师兄倒很客气，殷殷勤勤地问吃了饭没有？客套过一阵，方始传法，指授如何提气，如何吐纳，最后是传授咒语。 
　　“‘铁眉铁眼铁肩胸，一毫口角不通风！’”大师兄说，“练气以前，先念三遍。练到三年之后，神灵附体，刀枪不入。 
　　那时走遍天下，兄弟，没有人伤得了你了。” 
　　“老赵，”邻居在一旁帮腔，“一点不假！我们这里弟兄，练成功的已经好几个了。” 
　　“你看孙老五在不在？” 
　　不一会将孙老五找了来，是个极其精壮的小伙子。显然的，大师兄找了他来，是要练刀枪不入的功夫给人看。赵玉山又好奇，又怀疑，很想毛遂自荐，问一句：“让我砍他一刀，行不行？”话到口边，想想不妥，又咽了回去。 
　　“老五，”大师兄说，“考考你的功夫看。” 
　　“喳！”孙老五站个丁字步，左手搭在右手背上，行个礼说：“大师兄慈悲！” 
　　“你练得很好，只不过气稍微浮一点。记住！念咒要用丹田之气。” 
　　于是孙老五面向东南站定，微仰着头练气，满脸涨得通红。双臂肌肉鼓动，象有只小耗子在皮肉中钻来钻去似的。 
　　蓦地里，孙老五喝道：“铁眉铁眼铁肩胸，一毫口角不通风！”正是大师兄传授赵玉山的那两句咒语。语声喷薄而出，劲道十足。念完咒，身子向前一扑，五体投地，随即一跃而起，再念咒、再俯伏，三诵三拜既罢，脑袋一摇，双目紧闭，昏了过去。 
　　赵玉山大惊，看旁人毫不在意，才省悟到别有道理。静静地等了一会，只见孙老五伸一伸手足，口中长长地嘘气，然后一挺腰站了起来，直着眼，拉个架子练起拳来。赵玉山于此道是个行家，却看不出他的拳是何路数？不过出拳倒是很快，也很有劲。看样子平常人挨他一下，还真不易消受。 
　　一套拳练完，便有人大声问道：“是何方神圣驾到？” 
　　“某乃孙大圣是也！”说着，孙老五弓起一足，缩一缩肩头，举起右手搭在眉毛上，左右一望，宛然杨月楼唱《安天会》的身段。 
　　赵玉山几乎笑出声来，硬闭住嘴，憋得满脸通红。就这一分神之际，但见孙老五已在练功夫了，拿青砖往胸膛一拍，应手而碎。于是喝彩声四起，而“孙大圣”手舞足蹈，显得不胜得意欣喜似的。这样乱蹦乱跳了一会，忽然双眼一瞪，人又倒在地上。这一回，赵玉山不但不惊，而且可以猜想得到，附体的“孙大圣”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 
　　不一会，孙老五欠身而起，神态如常地回到大师兄面前抱拳为礼，表示复命。大师兄满面笑容地说：“难得难得！孙大圣是不大下凡的。你的气候差不多了！好好用功。” 
　　“你看见了吧！”邻居拉一拉赵玉山的衣服，“只要心诚，也能练成孙老五那样的功夫。功夫再深一点，就能刀枪不入了。” 
　　“这大概是铁布衫、金钟罩的功夫。” 
　　“你会不会？” 
　　“我不会。” 
　　“练了就会了。来，来！” 
　　邻居很热心地拉着赵玉山到敞篷后面，那里另有一个小芦席篷，里面堆着红布头巾，腰带以及钢叉、白蜡杆子之类的武器。管事的一看不必问，便笑嘻嘻地捧了一套义和拳的服饰出来。赵玉山却之不恭，只好接了下来。 
　　从这天起，他便常为邻居拉着到坛里去盘桓，念咒练气以外，也常舞枪弄棒。赵玉山拳脚如风，而且举手投足，招式漂亮，很快地成了鸡群之鹤，被尊为二师兄。赵玉山虽不信坛中装神弄鬼那一套，但一到就受欢迎，被恭维，亦就觉得兴味盎然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吴桥知县劳乃宣贴出告示，说义和拳是白莲教余孽，嘉庆十三年上谕严禁有案，近来“明目张胆，无所忌惮，与教民为仇，竟至聚众抗官，逆迹昭彰”，自出告示之日起，不准设坛练拳。又辑录了一篇“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广为分发，揭破了义和拳的真面目。当然，查禁不止于一纸告示，清查保甲，彻底搜索，出以毫不姑息的手段，终于逼得吴桥的义和拳，不是消声匿迹，就得迁地为良了！ 
　　赵玉山的大师兄决定带众往北走，而赵玉山因为是二师兄的身分，留在吴桥恐怕有教民报复，也只好随波逐流。反正往北到京，可以归班唱戏，仍安本业。所以他的家人亦赞成他早离吴桥。 
　　直隶南部的义和拳，往北蔓延，大致分为两路：一路偏东，由东光、沧州到天津；一路偏西，经河间府到保定。赵玉山他们走的是西路，但保定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禁令森严，不容胡作非为，因而很难立足。正当弟兄们的食宿亦颇艰难之际，忽然有个来自涞水的中年壮汉，持着一份大红全帖来拜访大师兄。此人名叫吴有才，而大红全帖上所具的名字是阎老福。 
　　“敝村阎首事，久仰大师兄英名盖世。听说率领弟兄过来行道，高兴得很。特地派兄弟前来奉请。请大师兄大驾光临，到敝村设坛，别的不敢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决不敢委屈大师兄跟众家弟兄。” 
　　一听这话，大师兄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当天就拔队动身。经雄县、新城到了涞水高洛村。 
　　高洛村又名高娄村，村中的首事就是阎老福。一听大师兄到了，出村迎接，杀猪宰羊，大排筵席。席间盛道仰慕之意，使得大师兄受宠若惊之余，顿有了悟，如此周旋，不尽是出于敬爱义和拳，其中一定另有缘故，因而酒阑人散之后，率直叩问缘故。 
　　“既然大师兄问道，我如果不说实话，是不诚恳。奉请大师兄移驾高娄，是要仰仗法力，为本村除害。”阎老福答说，“本村的大害就是天主教二毛子，一共三十多家，其中最坏的有六家，本来不是天主教，叫什么摩门教…　。” 
　　这六家摩门教民，跟阎老福已经结怨多年。最初是阎老福认为摩门教“淫邪”。一纸禀呈，递到涞水县衙门，把那六家的男丁都抓了来，一顿屁股，枷号十天。这六家受辱挟仇，改入了势力最大的天主教。好几年以后，方始央求法国教士，说要报阎老福的仇。这位教士比较持重，迟迟不作答复。后来换了个法国教士来，年轻急躁，等六家重申前请时，竟一口应承了。 
　　这是光绪二十四年冬天的话。到了这年正月里，为了阎老福搭灯篷，六家有意寻衅，打翻灯篷，延烧到一所小教堂，于是掀起了绝大波澜。 
　　教民仗势欺人，向来是“往上走”。教案若能闹到总理衙门，便无有不占便宜之理。这一次是搬出省城的窦教士，逼迫清河道压制涞水县令高拙园派差役先押了阎老福向六家赔罪。然后设酒筵请教民中的一个张姓首脑，调停其事。教民提出的条件是：出一万两银子重建教堂，阎老福摆酒跪门赔罪。 
　　“大师兄，”阎老福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你看鬼子跟二毛子欺人到这个地步！换了你忍得下、忍不下？” 
　　“那么，老阎，我先请问你，当时你答应了没有呢？” 
　　“我那里肯松口。可是咱们的官儿怕事，清河道天天拿公事催，地方上的士绅出面排解，让我赔了二百五十两银子，摆二十几桌酒，逼着我到安家庄总教堂磕头赔罪。”阎老福说到这里，声音都变了，一双眼中喷得出火来，“此仇不报，死不瞑目。大师兄，我求你了！”说罢扑翻在地，磕下头去。大师兄急忙将他扶住，“不敢当、不敢当！有话好说！”他问，“如今你打算怎么样报仇呢？” 
　　“我跟信教的二毛子势不两立。从那次以后，信教的又多了二十几家，仗势欺人，可恶极了！大师兄，义和拳扶清灭洋，专能制那班人的死命。务必仰仗法力，替我们争一口气。” 
　　“好、好！义不容辞，义不容辞。明天我就动手，总让你们能够出气就是。” 
　　话是说出去了，而大师兄计无所出。因为当地教民亦知结怨太深，密谋自保，家家都有数杆洋枪，添修栅栏，加高土墙，墙上砌出垛口，架枪防守。大师兄要想动手，先得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同时官府又有告示，严禁拳民滋事，纵能得手，又能不能挡得住官兵的围剿搜捕？亦须好好考虑。 
　　因此，大师兄便只得饰词拖延。看看拖不过去了，跟赵玉山商量，打算烧一座教堂。赵玉山便问：“怎么烧法？” 
　　“这两天月底，没有月亮，天又冷，半夜里路上没有人。咱们弄几桶煤油，浇在教堂周围，用土炮打过去，煤油着火，自然就烧了起来。这几天的西北风很大，不怕不烧个精光。事先我跟阎老福露句口风‘三日之内请天火烧教堂。’到时候一烧，咱们的话不是应验了？可是官府抓不着咱们放火的证据。 
　　你看这么办好不好？” 

　　　　　　　　　　　※　　　　　　　 ※　　　　　　　　 ※ 

　　“这是十一月底的事，”赵玉山向立山与余诚格说，“第二天一早，我就开溜了。教民实在很可恶，不过，决不能用义和拳去治他们，不然越弄越糟。” 
　　“为什么呢？”立山问。 
　　“义和拳的品行太坏，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口是心非，没有一样是真的。有时候装腔作势，假得叫人恶心。没有知识，真的相信有什么神道附体的固然也有，不过心里明白的人更多，你哄我，我哄你，瞪着眼说瞎话，脸都不红一下，而旁边的人居然真象有那么一回事似地，胡捧瞎赞，津津有味，真能叫人汗毛站班！两位请想，谁受得了？” 
　　“义和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立山吸着气说，“这可真不能让他们胡闹！有机会，我得说话。” 
　　机会很巧，立山第二天就能在西苑仪鸾殿见到慈禧太后，是特地召见，垂询元宵放烟火，可曾预备停当。 
　　“两处都预备了。”立山答说，“要看老佛爷的兴致，如果上颐和园，就在排云殿前面放，懒得挪动，西苑亦有现成的。不过，最好是在排云殿，烟火要映着昆明湖的湖水才好看。” 
　　“看天气吧，倘或没有雨雪，又不太冷，就上颐和园。”慈禧太后问道：“今年的烟火，可有点儿新花样？” 
　　“有！有西洋烟火。” 
　　慈禧太后不作声了，稍停一会问道：“大阿哥二十七上学，你想来总知道了。” 
　　“是！早就预备了。” 
　　“怎么预备的？” 
　　“弘德殿重新裱糊过了。书、笔墨纸张，全照老例备办。 
　　师傅休息的屋子，格外备了暖椅、火炉。” 
　　值弘德殿的师傅是承恩公崇绮，又有旨意特派大学士徐桐常川照料弘德殿。慈禧太后提醒立山说：“徐桐也得单另给他预备屋子。” 
　　“原是跟师傅一间。”立山答说：“奴才的愚见，第一，两老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不寂寞；第二，照应也方便。” 
　　“也好。”慈禧太后问道：“大阿哥跟你们有什么罗嗦的事没有？” 
　　这意思是问，溥儁可曾以大阿哥的身分，直接向内务府要钱要东西，或有其他非分的要求。立山心想，大阿哥本人毕竟还是个孩子，进宫的第二天，就要他所喂养的两条狗，过年也不过要些花炮之类的玩物，这些差使好办。不好办的是端王假借大阿哥的名义，向内务府打交道，譬如要八匹好马之类，拒之不可，而一开了端，又深恐成了例规，得寸进尺，难填贪壑。如今既然慈禧太后提起，正好就势堵住这个漏洞。于是，他想了一会答说：“回老佛爷的话，大阿哥要东西，内务府该当办差。不过，内务府找不出老例，不知大阿哥位下，该当供应些什么？奴才请懿旨，以后大阿哥要什么，先跟老佛爷回准了，再交代内务府遵办。这么着，奴才那里办事就能中规中矩了。” 
　　“中规中矩”四字，易于动听，慈禧太后点点头便喊： 
　　“莲英！” 
　　“奴才在这儿。”李莲英急忙从御座后方闪了出来。 
　　“立山的话，你听见了！他的话不错，不中规矩，不成方圆；你说给大阿哥的首领太监，要东西不准直接跟内务府要，先开单子来让我看。我说给，才能给。” 
　　“是！奴才回头就说给他们。” 
　　“这几天，”慈禧太后看着立山与李莲英问，“你们听见了什么没有？” 
　　立山不答，李莲英只好开口了，“奴才打送灶到今天，还没有出过宫。”他说，“有新闻也不知道。” 
　　“立山，你呢？总听见什么新闻吧？” 
　　指名相询，不能不答。立山想起赵玉山所说的情形，随即答道：“听说义和拳闹得很凶。说什么神灵附体，有很大的法力，其实全是唬人的。义和拳就是教匪，嘉庆年间有上谕禁过的。” 
　　“有上谕禁过，就不准人改过向善吗？” 
　　立山不想碰了个钉子！再说下去更要讨没趣了，急忙改口：“奴才也是听人说的，内情不怎么清楚。” 
　　“你听人怎么说？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唬人？” 
　　这带着质问的意味，立山心想，皇太后已有成见，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听得进去，除非找到确凿有据的实例。这样想着，不免着急，而一急倒急出话来了。 
　　“奴才听人说，袁世凯在山东，拿住义和拳当面试验。不是说刀枪不入吗？叫人一放洋枪，鲜血直冒，前后两个窟窿。所以义和拳在山东站不住脚，都往北挤了来。吴桥的知县查办很认真，他那地段就没有义和拳。” 
　　“噢！”慈禧太后微微点头，有些中听了。 
　　“义和拳仇教为名，其实是打家劫舍，烧了教堂，洋人势必提出交涉，替朝廷添好些麻烦。想想真犯不着。” 
　　“这倒也是实话。”慈禧太后又说，“以后你在外面听见什么，常来告诉我。” 
　　“是！”立山稍等一下，见慈禧太后并无别话，便即跪安退出，心里颇为舒畅，自觉做了一件很对得起自己身分的事。 
　　过了几天，立山在内务府料理完了公事，正要回家，只见有个李莲英身边的小太监奔了来，递上一封短简，是李莲英的亲笔，约他晚上到家小酌。书信以外，还有口信。 
　　“老佛爷赏了两天假。”小太监说，“李总管马上就回府了，说请立大人早点赏光。” 
　　“好！”立山一面从“护书”中抽张银票，看都不看便递了过去，一面问道：“就请我一个，还是另有别的客？” 
　　“大概只请立大人一位。”小太监笑嘻嘻地接了赏，问说，“可要我打听确实了来回报？” 
　　“不必了！你跟李总管说，我四点钟到。” 
　　于是出宫回家，吃完饭先套车到东交民巷西口乌利文洋行，物色了好一会，挑中一枚嵌宝戒指，揭开戒面，内藏一只小表；一只薄薄的银制怀炉，内塞棉花，加上“药水”点燃，藏入怀中，可以取暖多时。李莲英最好西洋新奇玩饰，所以立山常有此类珍物馈赠。 
　　“何必呢？”李莲英说，“我不敢常找你，就是怕你破费。” 
　　“算了，算了！这还值得一提吗？”立山定睛打量了一会，奇怪地说：“你今天怎么是这样一副打扮？” 
　　李莲英头挽朝天髻，上身穿一件灰布大棉袄，下身灰布套裤，脚上高腰袜子，穿一双土黄云头履，手上还执一柄拂尘，完全道士的装束。 
　　“白云观的高道士，要我一张相片，指明要这么打扮。”李莲英答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反正几十年的交情，他说什么，我横竖依他就是了。” 
　　“你倒真是肯念旧的人。”立山忽发感叹，“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唉！” 
　　李莲英不作声，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只招一招手，随即在前领路。穿过一重院落，向东进了一道垂花门，里面南北两排平房，北屋是客厅，南屋是卧房及起坐之处。他跟立山的情分不同，将客人引入南屋去坐。 
　　南屋一共三间，靠西一间设着烟榻，一个小厮跟进来点上烟灯，李莲英摆一摆手，各躺一面。立山一面拈起烟签子烧烟泡，一面问道：“莲英，你好象有话跟我说？” 
　　“是有几句话。”李莲英说，“四爷，你何以那么大的牢骚？ 
　　什么‘新人’、‘旧人’的！” 
　　“这也不算发牢骚。跟我不相干的事。” 
　　“跟你不相干，就更犯不着这么说。四爷，”李莲英说，“你自己知道不？你把端王兄弟给得罪了。” 
　　“噢！”立山很关切地问，“怎么呢？” 
　　“第一，你说大阿哥跟内务府要东西，端王知道了，说你这话是明指着他说的，已经有话了，要你心里放明白些儿！第二，你说义和拳怎么唬人，老佛爷倒是听进去了。前天端王进宫，尽夸义和拳有多大的神通。老佛爷听得不耐烦了，冷笑一声说：‘算了吧！但凡是有点儿脑筋的，就不会相信那些唬人的玩意。’端王一听话锋不妙，没有敢再开口。出去跟人打听，‘老佛爷平时也挺相信义和拳的，怎么一下子变了呢？’有人就告诉他，说你在老佛爷面前奏了一本，把义和拳贬得一个子儿不值。端王大不高兴，说总有一天让你知道义和拳的厉害！你可小心一点儿。” 
　　“是，是！多承关照。”立山很感激地说，“不过，有你在，我可不怕他。” 
　　“也别这么说。”李莲英停了一下，微微冷笑：“有人还在打我的主意呢！” 
　　“这倒是新闻了！”立山对这个消息，比自己的事还关切，转脸看着李莲英问：“谁啊！谁起了那种糊涂心思？” 
　　“左右不过那几个人，你还猜不着？” 
　　立山想了一下，拿烟签子在手心上画了一个“崔”字，问说：“是他？” 
　　这是指崔玉贵。李莲英点点头：“他的糊涂心思，倒还不是打我的主意，是顺着高枝儿爬，也不想想，那条高枝儿，还没有长结实，爬得高，跌得重。咱们等着看好了。” 
　　“照这么说，在端王面前，给我‘下药’的，当然也是他罗？” 
　　“对了！算你聪明。” 
　　立山懂他的意思，是说崔玉贵正在巴结端王，作攀龙附凤之想。果然如端王所指望的，大阿哥得以接承大统，自然仍是慈禧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训政。可是，端王呢？是太上皇，还是摄政王，或者象当今皇帝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间迎入宫中，深恐醇王干政，竟致被迫闲废那样，端王亦不过做一个富贵闲人而已。 
　　这个念头，常在立山胸中盘旋，只是不便与人谈论，此刻人地相宜，是个很好的剖疑的机会。不过，谈这些话极易惹祸，所以话到口边，仍在考虑。 
　　李莲英是何等角色？鉴貌辨色，猜出立山有极紧要的话说而犹有顾忌。是什么话呢？他在想，不逼一逼，也许他就把话咽回去了。这一阵子慈禧太后很关心时局与舆论，立山想说的话，也许正是慈禧太后想知道的，不能不听一听。于是他说：“四爷，你在想什么？莫非觉得我说得过分了？” 
　　“不，不！”立山不再犹豫了，不过仍须先作声明：“莲英，咱们是说着玩儿。自己弟兄，我说得不对，或者根本不该说，你尽管说我，说过就算了。” 
　　“四爷，你这话关照得多余。” 
　　“是，是，多余！”立山略停一下问道：“莲英，你看这个局面，还会拖多久？” 
　　“这个局面”是个什么局面？先得想一想。太后训政，皇帝摆样子，而大阿哥等着接位，说得难听些，是个不死不活的僵局。立山用个“拖”字，确是很适当的形容。 
　　可是会拖多久，谁也不敢说。“四爷，你把我问住了。这话，”李莲英摇摇头，“老佛爷亦未必能回答你。除非，除非问洋人。” 
　　“问洋人？” 
　　“对了，第一问洋人，第二要问一班掌实权的督抚。”立山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莲英，”他说，“除非是你，别人不能看得这么深。” 
　　“算了，你也别恭维我。”李莲英说，“你何以忽然提到这话，莫非听见了什么？” 
　　“听说就为了洋人作梗，拿‘不承认’作要挟，端王觉得挡了他的富贵，所以拿洋人恨得要死。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每趟进宫，总夸他的虎神营，说虎能灭洋，也不嫌忌讳！” 
　　“忌讳？”立山愣了一下，猛然醒悟，“老佛爷不是肖羊吗？” 
　　“是嘛，没有人点醒老佛爷。”李莲英说，“我也不愿多事。 
　　不然，你看，老佛爷发一顿脾气，准能叫他发抖。” 
　　“还是老佛爷！连六爷那样的身分都不敢逞能。老佛爷真是英雄一辈子，可惜做错了两件事。” 
　　“那两件？” 
　　“我不说，你也知道。” 
　　“你是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夜里，跟去年十二月二十四那两件事？” 
　　这是指迎立当今皇帝及立大阿哥而言。李莲英想说：老佛爷那种脾气，再好的孩子也会折腾得不成样子。可是话到口边，自然而然地被封住了，只笑笑而已。 
　　“洋人的事，我不太清楚，不敢说，至于那些督抚，也不过两江、湖广……啊，”立山蓦地里想起，“湖北出了大新闻，你听说没有？” 
　　“不是说闹假皇上吗？” 
　　“是啊！”立山问说，“宫里也听说了？” 
　　“没有人敢说。这一说，不闹得天翻地覆。”李莲英扳着手指，念念有词地数了一会说：“刚好二十。” 
　　“二十？什么呀？” 
　　“皇上名下的，死了二十个人了。” 
　　这一说，立山才明白，是皇帝名下的太监，这两年来被处死了二十人之多。立山想起因为在瀛台糊新窗纸而被责的那回事，顿有不寒而栗之感，话也就无法接得下去。 
　　“湖北也稍微太过分了一点儿！”李莲英意味深长地说，“年初二就给他一个钉子碰，也够他受的。” 
　　“喔，”立山问，“怎么回事，我倒还不知道。” 
　　李莲英不答，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宫门抄递给立山，揭开来看，第一页开头写的是，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甲辰朔，上谕两道，都是皇帝三旬寿诞，推恩内廷行走王大臣及近支亲贵的恩旨。正月初二只有一道上谕，原来先有电旨：命各省将关税、盐课、厘金，裁去陋规，以充公用，并将实在数目奏报。张之洞电复，湖北的这三项税，以及州县丁漕平余，经逐渐整顿，已无可裁提，又说近年来户部提拨太多，湖北督抚筹款甚苦。最后定个办法，以后每年总督捐银二千两，巡抚以下递减，全省官员共捐七千七百两。朝旨申斥：“张之洞久任封疆，创办各捐，开支国家经费，奚止巨万，即以湖北一省而论，岂竟弊绝风清，毫无陋规中饱？乃以区区之数，托名捐助，实属不知大体！着传旨严行申饬，所捐之项，着不准收。” 
　　这还不算，最后又有一段：“嗣后如实在事关紧要，准其简明电奏，若寻常应行奏咨事件，均不得擅发长电，以节糜费。” 
　　看到这里，立山伸一伸舌头，“好家伙，这个钉子碰得不小。”他说，“照这么看，那件假皇上的案子，大概快要结了。” 
　　“不结也不行，莫非真的在武昌立一个朝廷？”李莲英说，“我看，姓张的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是！老佛爷还是有老佛爷的手段。” 
　　“就是这话罗！”李莲英执着立山的手说，“咱们自己兄弟，我有一句话，凡事只要对得起老佛爷！别的不妨看开一点儿，无须认真。” 
　　立山细味弦外之音，是劝他对端王兄弟容忍。这当然是好话，虽然心里不甚甘服，但李莲英的意思是可感的。因此，沉默了一会，用很诚恳的语意答说：“冲你这句话，我就委屈我自己好了。” 
　　这样谈到天黑，听差来请示，饭开在何处？李莲英先不答他的话，问一句：“今儿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请立四爷？” 
　　“蒸了一条鹿尾。” 
　　鹿尾是“八珍”之一，贵重在猩唇、驼峰、熊掌之上，但李莲英却大摇其头，“胡闹！”他说，“这种有名无实的东西，只能唬老赶，端出来不是叫立四爷笑咱们寒碜？” 
　　听差毫无表情地说：“还有个火锅。” 
　　“有些什么东西？” 
　　“关外捎来的野味。”听差答说，“样数不少。” 
　　“那还罢了。我也懒得动了！”李莲英看着立山问：“就在这儿吃，好不好？” 
　　“那儿都好。” 
　　于是听差悄然退出。不一会复又回身入内，打起帘子，另有两个人抬着桌面，接踵而来，是仿上方玉食的办法，一张桌面往大理石方桌上一套，现成的两副杯筷，六碟小菜。所用的五彩瓷器，立山入眼便知，是富贵人家都难得一见的整桌的康熙窑。 
　　六个碟子在精于饮馔的立山看，亦知别有讲究，宣威火腿，西安腊羊肉，锦州酱菜，都是市面所无的珍物，本地出产的只有一碟小黄瓜，非时之物，昂贵非凡，一条就值一两银子。 
　　“喝什么酒？” 
　　“还是南酒吧！” 
　　南酒就是绍兴酒。李莲英“在理”，自己烟酒不沾，但家有酒窖，为立山开了一坛十来年陈的花雕，是十斤的小坛，说明白，立山喝不完得带走。 
　　“菜不多。”听差为主人声明，“火锅不坏，让四爷留着量吃火锅。” 
　　等火锅端上来，听差报明内容，是满腹皆黄的“子蟹”熬的汤，内有关外来的“冰鸡”，就是野鸡，但非极肥的不作冰鸡，是内府贡品，连王府都难得吃到的。此外有辽河的白鱼，宝坻的银鱼，以及来自东南的海味，总共报了有十五六样之多。 
　　“唉！”立山叹口气，作出艳羡的神态，“饮食上头，我也算讲究了！谁知道竟不能比！” 
　　“那也是四爷。”听差答说，“差不多的客人，可用不着这么讲究，货卖识家。” 
　　听得这一句恭维，立山越发高兴，快饮豪啖，李家主仆都很高兴。吃完已经快九点钟了，立山知道李莲英睡得早，便很知趣地摸摸肚子说：“不行！我得走了。” 
　　“怎么着？肚子不舒服？”李莲英很关切地问。 
　　“不是！”立山笑道，“我那能那么泄气，吃一顿好的就闹肚子。我是想赶快回家，灌普洱茶去。” 
　　普洱茶消食，这是表示他吃得太饱了。李莲英便吩咐听差：“去看看，冰鸡、白鱼，还有不？给立四爷带点儿回去！” 
　　立山也很高兴，因为物轻意重。多日来因为与载澜结怨，耿耿于怀之际，亦不免惴惴不安，如今有李莲英的解譬慰劝，情意稠叠，便觉有恃无恐，大感轻松。因而出手更加豪阔，对李家下人，一赏便是二百两银子之多。 

　　　　　　　　　　　※　　　　　　　 ※　　　　　　　　 ※ 

　　假皇帝的疑案，终于告一段落。从湖北传来的消息，张之洞曾经亲自提讯杨国麟，供了实话，说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遥人，原来在京师做生意，只为性好游荡，结交了好些损友，以致破家。其后受了一名“会匪”洪春圃的教唆，异想天开，串成这么一个骗局。原意是由两湖到两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　　　　　　　 ※　　　　　　　　 ※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　　　　　　　 ※　　　　　　　　 ※ 

　　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 
　　谭文焕就是深晓个中三昧的，只是时运不济，谋干差使，几次功败垂成，到紧要关头上，总是为大有力者所夺去。这时默察时局，朝中讲洋务的大为失势，而义和团人多势众，打出去的旗号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他生得晚，每每自叹，未能赶上洪杨之乱，否则，从军功上讨个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员了。如今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大好良机，岂可轻轻放过？ 
　　他心里是这样盘算，从来对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抚两途，准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即无再剿之理，接下来便是招抚。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则就抚的义和团便得设局管理，别的不说，只说经手粮饷军装，就有发不完的财。因此，由徐其登的关系，跟李来中搭上线以后，就不断在裕禄面前游说，劝裕禄收义和团为己用，上报朝廷恩遇，下求子孙富贵。日子一久，裕禄亦颇为动心，如今既然决心照谭文焕的话做，当然少不得谭文焕的参赞。 
　　“义和拳是神仙传授，所办的事，万万非神力所及，譬如涞水烧教堂，诛教民，是一位老师念一遍咒，顿一顿脚，立刻有六丁六甲平地涌现，听命而行。高娄村的教民三十余家，大小一百余口，一转眼间无影无踪，王副将亲自检视火场，连尸首都不曾发见。大帅，”谭文焕说，“请想，这那里是凡夫俗子办得到的。” 
　　“是啊！”裕禄很向往地，“那位义和团老师，不知在那里，能不能请来见一见？” 
　　“这位老师叫张德成，在静海县属的独流镇，主持‘天下第一坛’。请来见一见，恐怕…　。” 
　　谭文焕故意不说，要等裕禄来问。果然，“怎么？”裕禄问道：“不肯来见我？” 
　　“不是不肯。因为关圣帝君降凡，总是托体在张老师身上，身分不同，他不敢亵慢神灵。” 
　　“要怎样才不算亵慢呢？” 
　　“这，”谭文焕迟疑地，“卑职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得用王者之礼。” 
　　“这可为难了！”裕禄答说，“用我的仪从，还无所谓。用王者之礼，非请旨不可。看一看再说吧！” 
　　裕禄的态度，当天就传到了张德成耳中。又等了三天，朝廷对涿州戕官一案处置的情形，也有消息传来了。 
　　是个很确实的消息，当杨福同被害的奏报到京，刚毅看完之后，竟表示：“不该先伤义士！”这义士当然是指义和团。 
　　历来暴民戕官，被视作目无法纪，形同叛逆的大罪。因为朝廷设官治民，而民竟戕官，等于不服朝廷的统治。为了维系威信，如果发生这样的案子，一定派大军镇压，首犯固在必获，无辜株连亦是常事，甚至上谕中会公然有“洗剿”的字样出现。如今一员副将这样惨死，而平章国事的军机大臣竟还责以“不该先伤义士！”然则“义士”又岂可无声无臭，毫无作为？ 
　　“水到渠成了！”李来中对张德成说，“你放手干！我回西安去一趟，陕西能够搞一个局面出来，出潼关，过风陵渡跟山西连在一起，再出娘子关到正定，席卷河北，何愁大事不成？” 

　　　　　　　　　　　※　　　　　　　 ※　　　　　　　　 ※ 

　　杨福同因公阵亡，竟同枉死，朝廷不但没有恤典，还革了他的职。裕禄由于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坚持，不能不派兵到涿州，但并非围剿戕官的不法之徒，而是虚声恫吓一番。于是，涿州的义和团在两三天之内增加了好几倍，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担心的是义和团会毁铁路、拆电线。四月二十九，京西琉璃河至涿州的铁路，为义和团掘起铁轨，烧毁枕木，沿路的电线杆亦被锯断。这是下午的事，傍晚，总理衙门就已知道，因为由保定到京的火车与电报都不通了。 
　　第二天就是五月初一，由琉璃河到长辛店几十里的铁路、车站、桥梁，都被破坏，甚至芦沟桥以东密迩京城的丰台车站，亦被烧光，有两名西洋工程师的下落不明。 
　　这一下，惊动整个京城。但有人惊恐，而有人惊喜。为了义和团烦心、旧疾复发，请假一个月在家休养的荣禄，不能不力疾销假，坐车赶到颐和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 
　　“老佛爷，可真得拿主意了！”荣禄气急败坏地说：“不然，只怕要闯大祸。英国跟俄国，已经通知总理衙门，决定派兵到京，保护使馆，另外各国听说也在商量，要照英、俄两国的办法。拳匪内乱，招来外侮，那麻烦可大了。” 
　　“你说拳匪，有人说是义民。教我听谁的好？”慈禧太后说道：“听说你手下的说法就不一样，聂士成主剿，董福祥主抚，你又怎么说呢？” 
　　荣禄一时语塞。他不能说董福祥跋扈，又有端王支持，在武卫军中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好这样答说：“义和团果然不是乱搞，当然应该安抚，不过这样子烧铁路、拆电线，实在太不成话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良莠不齐，亦不能一概而论。铁路可不能乱拆，你得派兵保护。” 
　　“是！”荣禄答说，“奴才已经电调聂士成专派队伍，保护芦保、津芦两路。另外调董福祥的甘军来保护颐和园。不过，老佛爷如果不拿个大主意出来，这件事了不了！” 
　　‘你要我怎么拿主意？” 
　　“把义和团一律解散。如果抗命，派大军围剿。” 
　　“这恐怕影响民心。”慈禧太后摇摇头说，“不管怎么样，义和团‘扶清灭洋’总是不错的。民教相仇，两方面都不对，只办义和团，放过放刁的教民，也欠公道。” 
　　听口气仍有袒护义和团之意，荣禄知道从正面规谏，不易见听，因而改了主意，碰个头说：“奴才有件事，寝食不安，今天必得跟老佛爷回奏明白。义和团在涿州、易州一带，人数很多，敢于跟官军对仗，可见无法无天。易州过去，祖宗陵寝所在，倘有骚扰情事，奴才就是死罪。为了保护陵寝，奴才不能不用激烈手段，先跟老佛爷请罪。”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悚然动容，“这个责任，我可也担不起！”她说，“咱们说正经的，你倒看，怎么才妥当？依我想，闹事的也不过为头的几个人，‘一粒老鼠屎，带坏了一锅粥’，那些不安分的，也实在可恶！” 
　　这算是让了一点步。荣禄心想，大举围剿，亦恐力有未逮，话也不必说得太硬，且先争到一道“严拿匪首”的上谕，再作道理。 
　　“老佛爷既这么吩咐，奴才尽力去办。不过，总得有旨意才好着力。” 
　　“当然要有旨意。”慈禧太后说，“你先下去，把我的话传给刚毅他们，回头你跟他们一起‘见面’，就把写好的旨意带来我看。” 
　　于是荣禄跪安退出，回到宫门口军机直庐，只见刚毅正在大发议论，听得苏拉传报：“荣中堂到！”里面随即没有声音了。 
　　荣禄有意将脚步放慢，装得相当委顿的神气，扶着门框进了屋。一屋的人，除了礼王世铎以外，都站了起来；因为荣禄的本职是文渊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中的职位，仅次于礼王。 
　　“仲华销假了！”礼王很殷切地说：“这可好了！多少大事，要等你商量。” 
　　“怎么？”刚毅接着问道，“贵恙大好了吧？” 
　　“大好？”荣禄摇摇头，“快要递遗折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刚毅的脸色很难看，赵舒翘怕局面闹僵，急忙大声说道：“三位中堂请坐！”顺手又拉一把椅子给启秀，这样都招呼到了，才又加一句：“咱们从长计议。” 
　　于是刚毅绷着脸说：“展如，请你把洋人的无礼要求说一说。” 
　　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的，一共两位：王文韶、赵舒翘。王文韶的资格远过于赵舒翘，倘有陈述，应该王文韶开口，但刚毅却不管这一套，只命他所汲引的赵舒翘发言。圆滑得已无丝毫火气的王文韶并不以为忤，而荣禄却颇为不平，一半也是有意跟刚毅过不去，所以很快地接口：“不必说了！麻烦都是自己找的，还说什么？” 
　　“慢慢商量！慢慢商量！”礼王怕他们又起争执，赶紧拦在中间说，“洋人要派兵进京，保护使馆，这件事能不能准，恐怕非请旨不可了。” 
　　“事事请旨，亦不是办法，事情还是我们这里办。”荣禄说道：“各国要派兵保护使馆，依我看亦无不可。”此言一出，刚毅勃然变色，“那还成话吗？”他愤愤地说，“辇毂之下，洋兵耀武扬威，国格扫地了。” 
　　“国格！哼，”荣禄冷笑，“义和团这么闹下去才真是国格扫地。” 
　　“我看这样，”礼王急忙又作和事佬，“还是请旨吧！最好再找老庆来，一块儿请起！” 
　　“这话倒也是。本来，这件事应该归总理衙门主办。”荣禄随即转脸吩咐苏拉，“去看看，庆王大概已经来了。” 
　　“来了，”王文韶这时才开口，“跟端王在一起。回头到这里来。” 
　　“那就等一等再说。”荣禄接着说道，“我刚从上面下来，皇太后有面谕，让我转达。” 
　　述完了旨意，随即召“达拉密”来拟旨。这下荣禄与刚毅又大起争议，一个主张严禁义和团肇事，一个认为肇事的不是真正义和团，决不可一概而论。启秀帮着刚毅说话，赵舒翘从中调解，而王文韶发言不多，不过语气中赞成荣禄的主张，双方势力差不多，便只好折衷，说“乡民练习拳勇、良莠不齐”，有“游勇会匪、溷溷其间”，如“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愍不畏法，与乱民无异”，责成“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速严拿匪首，解散胁从”。如果敢于“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上谕中没有提到义和团，是荣禄的让步，交换条件是争得一句“所有教堂、教民、地方官均应切实保护。” 
　　等将旨稿字斟句酌拟好，太监已来催促，慈禧太后立等召见。每日照例的军机见面，有皇帝在座，不过只有慈禧太后推一推他手时，他才敢说话，亦无非复述懿旨，加一两句门面话而已。 
　　看完“严拿匪首”的旨稿，慈禧太后认可照发；随又说道，“涿州的义和团，人数很多，良莠不齐，到底是乱民多，还是义民多，应该解散，还是编练？大家的说法不一，多因为道听途说，所以没有个准。我想，是不是派人下去，切切实实看个明白，那时候该怎么办，就好拿准主意了。” 
　　“是！”礼王答道，“派什么人去看，请旨！” 
　　“这算是地方上的事，让顺天府去！” 
　　顺天府尹名叫何乃莹，山西灵石人，亦是徐桐，启秀一路人物，荣禄心想，派此人去，当然是替义和团说好话，至少应该加派一个人，才不会偏听。因而建议：“何乃莹一个人怕看不周全，奴才请旨，可否加派大员勘查？” 
　　“也好！”慈禧太后很欣赏赵舒翘的精明强干，而且他兼管顺天府尹，责无旁贷，便即说道：“赵舒翘，你辛苦一趟。” 
　　“是！”赵舒翘欣然领旨。 
　　“快去快回，务必仔细看明白。” 
　　“是！”赵舒翘答说，“臣回头一下去就跟何乃莹接头，赶得及的话，今天就出京。” 
　　“使馆、教堂应该保护。”慈禧太后问道，“听说各国使馆自己要派兵来！这件事，荣禄你看该怎么办？” 
　　“如果人数不多，许他亦不妨。”荣禄答说，“这件事该问一问庆亲王。” 
　　“庆王已经有折片了，跟你的话一样，说是只有三百洋兵，就让他们进京也不妨。”慈禧太后又说，“这样也好。既然他们自己派了兵保护，万一出什么乱子，也不能全怪咱们。” 
　　慈禧太后竟是这样的意思，无形中便等于鼓励义和团向使馆挑衅，荣禄觉得不妥，不过不必争，太后既有“使馆、教堂应该保护”的话，只遵旨而行，多派兵保护好了。 
　　于是，等一退了下来，荣禄立刻调兵遣将，先派兵两营驻海淀保护颐和园，又电饬聂士成调派得力队伍，保护芦保及津芦两条铁路，特别指令：“若有乱民闹事，立即围剿，格杀不论。”然后通知步军统领崇礼，多派兵丁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昼夜巡逻，严密防守。这样部署粗定，派人拿了名片，请赵舒翘来吃晚饭。 
　　赵舒翘为刚毅所识拔，与荣禄不甚接近，忽蒙宠召，惊喜交集。喜的是荣禄此举，大有看重之意，惊的是刚毅气量狭隘，得知此事，必然心生猜忌，以后怕有麻烦。考虑了一会，决定先去看了刚毅再说。 
　　“你去！”刚毅答说，“听他说点儿什么。” 
　　“是！”赵舒翘驯顺地说，“由他那里出来，我再来见中堂。” 
　　“不必了！”刚毅很体恤地，“你明天一早要动身，早点回家休息。你只记住，义和团的民心可用，千万不能泄他们的气。荣仲华首鼠两端，你别信他的话。” 
　　“是了！我记着中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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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



　　“展如！”荣禄从容问道，“你可知道，上头为什么特意派你去？” 
　　“圣意难测，请中堂指点。” 
　　“皇太后最好强，总以英法联军内犯，烧圆明园是奇耻大辱。然而报仇雪耻，谈何容易？象如今的搞法，只有自召其祸。皇太后也知道义和团不大靠得住，而且，很讨厌义和团…　。” 
　　“噢！”赵舒翘不觉失声打断了主人的话。 
　　“你不信是不是？展如，我说件事你听，真假你去打听，我决不骗你。” 
　　据荣禄说，义和团的那套花样，已经由端王带到宫里去了。好些太监在偷偷演练。有一次大阿哥扮成“二师兄”的装束，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穿一件上绣离卦的坎肩，手持钢叉与小太监学戏台上的“开打”。正玩得热闹的当儿，为慈禧太后所见，勃然大怒，当时便骂了一顿。 
　　“不但臭骂了一顿，还罚大阿哥跪了一支香。这还不算，连徐荫老都大倒其霉，特意叫到园子里，狠说了一顿，荫老这个钉子碰得可够瞧的了。” 
　　“怪不得！”赵舒翘说，“前几天荫老的脸色很难看。” 
　　原来大阿哥入学，特开弘德殿为书房，懿旨派崇绮为师傅，而以徐桐负典学的总责，这个差使的名称，就叫“照料弘德殿”。在同治及光绪初年，此职皆是特简亲贵执掌，无形中赋以约束皇帝的重任。所以徐桐照料弘德殿，对大阿哥的一切言行，便得时时刻刻当心，如今不伦不类地作义和团二师兄的装束，在慈禧太后看，便是“自甘下流”，当然要责备徐桐。荣禄讲这个故事，意思是要说明，慈禧太后本人并不重视，更不喜欢义和团。 
　　在赵舒翘，没有不信之理，只是觉得有点意外。不过，细想一想亦无足为奇，用一个人并不表示欣赏一个人，现在他才真正明了自己此去的任务，并非去安抚或者解散义和团，亦不须负任何处理善后之责，纯粹是作慈禧太后的耳目，去看一看而已。 
　　“中堂的指点，我完全明白。义和团是否可用？我冷眼旁观，摸清真相，据实回奏。” 
　　“正是！”荣禄拍拍他的手臂说，“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展如，你的眼光我一向佩服，上头派你这个差使，真是找对人了。” 

　　　　　　　　　　　※　　　　　　　 ※　　　　　　　　 ※ 

　　赵舒翘到达涿州的前一天，义和团在京西黄村地方吃了一个大亏。聂士成奉命保护芦保、津芦两路，带队经过芦沟桥，发现义和团要毁铁路。先礼后兵，一而再，再而三，用武力驱散不成，进而大举进剿，打死的义和团有四百八十八人之多。 
　　这一下，赵舒翘的处境便很艰难了。虽然他自己了解，此行纯然是“看一看”，但涿州城府内外所聚集的义和团，据说有三万之众，首领叫做蔡培，声称洋人将攻涿州，权代官军守城。城墙上一片红巾，万头攒动，刀矛如林，州官计无所出，唯有绝食以求自毙。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顺天府尹何乃莹陪着管理顺天府的军机大臣赵舒翘到达，岂容袖手不问？ 
　　经过当地士绅的一番折冲，义和团派四名大师兄与赵、何在涿州衙门大堂相见。东西列坐，平礼相见，无视朝廷的尊严与体统，也就顾不得了。 
　　“你们都是朝廷的好子民，忠勇奋发，皇太后亦很嘉许。不过，”赵舒翘说，“不管什么人总要守法才好。你们这样子做，虽说出于‘扶清灭洋’的忠义之气，究竟是坏了朝廷的法度！听我的劝，大家各回本乡，好好去办团练，朝廷如果决定跟洋人开仗，少不得有你们成功立业的机会。” 
　　四名大师兄翻着眼相互看了一会，由蔡培开口答复：“姓聂的得了洋人的好处，帮洋人杀自己人，是汉奸！姓聂的不革职，一切都免谈。我们要跟他见个高下，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道行？” 
　　赵舒翘既惊且怒，但不敢发作，口口声声称“义士”，百般譬解，聂士成罪不至斥革，何乃莹亦帮着相劝，说官军并非有意与义和团为难，而蔡培丝毫不肯让步。谈到天黑，一无结果，不过彼此都不愿决裂，约定第二天再谈。 
　　当夜官绅设宴接风，盛馔当前，而食量一向甚宏的赵舒翘，竟至食不下咽。草草宴罢，独回行馆，绕室彷徨，心口相问，到天色将曙才顿一顿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只好借重聂功亭了！” 
　　作了这个决定，方始解衣上床。一觉惊醒，只见听差揭开帐子说道：“老爷请起身吧！刚中堂有请。” 
　　“刚中堂在那儿？” 
　　“知州衙门。”听差一面回答，一面将刚到的一份邸钞递到赵舒翘手里。 
　　接来一看，头一道上谕一开头便有聂士成的名字，看不到两行，身子凉了半截，上谕中竟是责备聂士成不应擅自攻打义和团，词气甚厉，有“倘或因此激出变故，唯该提督是问”的字样。最后的处分是，着传旨“严加申饬”，并着随带所部退回芦台驻扎。 
　　“完了！”他说。筹思终夜，借重聂士成镇压涿州义和团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在想，杨福同、聂士成是前车之鉴，如果自己不肯迁就，那就连刚毅都不必去见，最好即刻束装回京，上折辞官。 
　　一品官儿，又是宰相之位的军机大臣。几人能到此地位？ 
　　赵舒翘愣了半天，叹口气说：“唉！老母在堂…　。” 

　　　　　　　　　　　※　　　　　　　 ※　　　　　　　　 ※ 

　　“展如，你大概还不知道，洋兵已经进京了！外侮日亟，收拾民心犹恐不及，怎么可以自相残杀？聂功亭糊涂之极，皇太后大为震拧。至于董回子，跋扈得很，他的甘军亦未必可恃。可恃者，倒是义和团，你看一呼群集，不是忠义之气使然，何能有此景象？如今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招抚义民，用兵法部勒，借助他们的神拳，一鼓作气，剿灭洋人。”刚毅唾沫横飞地说，“我是自己讨了这个差使来的，幸亏早到一步，还来得及挽回。展如，你千万不可固执成见了。” 
　　“中堂说得是！”何乃莹接口：“如今聂功亭奉旨申斥，足以平义士之气。我想，就请中堂来主持谈判。”他又转脸问道： 
　　“展公以为如何？” 
　　赵舒翘心想，到此地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便微笑答说：“两公所见如此，舒翘何能再赞一词。如今既由中堂主持抚局，似乎我倒可以回京复命了。” 
　　刚毅点沣头说：“也好！你先回京。皇太后召见，你就说： 
　　一切有我。” 
　　“是！” 
　　于是赵舒翘当天动身回京。第二天一早进了城，照例先到宫门请安，慈禧太后随即召见，第一句话问的是：“到底怎么样？你看义和团闹起来，会不会搞得不可收拾？” 
　　“不要紧。”赵舒翘一时无话可答，只好顺口敷衍：“臣看不要紧。” 
　　这“不要紧”三字，在他出口是含糊其词，而在慈禧太后入耳却是要言不烦。因为多少天以来，她听人谈起义和团，不是交口称赞，便是极口诋斥，正反两极端，令人无所适从。有些人脑筋比较清楚，论事比较平和的，如庆王等人，却又首鼠两端，不作肯定之词。论义和团的本心，说是忠义之气可取，就怕他们作乱，谈义和团的法术，说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或者真有神通，亦未可知。反正是慈禧太后，说跟不说没有什么分别。 
　　此刻可听到一句要紧话了，就是这个“不要紧”！四十年临朝听政，慈禧太后自信什么人都能驾驭，什么事都能操纵，唯独怕义和团蠢如鹿豕，本事再大，总不能让野兽乖乖听命。到乱子闹大了，狼奔豕突，不受羁勒，如何得了？既然“不要紧”，就让他们闹一闹，教洋人知道民气方张，不可轻侮，要想在中国传教做买卖，非请朝廷保护不可。那一来不管废立也好，建储也好，各国公使就不敢来多管闲事了！ 

　　　　　　　　　　　※　　　　　　　 ※　　　　　　　　 ※ 

　　于是，慈禧太后即刻启驾，由颐和园回西苑。照向来的例规，总是由昆明湖上船，经御河入德胜门西水关，过积水潭到三海，而称为“还海”。但从五月初以来，义和团三五成群，横眉怒目，御河两岸亦不甚安静，所以这天不能不由陆路坐轿进城。 
　　一到西苑，第一个被“叫起”的是端王载漪。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侄子兼外甥女婿，见面问话，从无笑容，这天亦不例外，绷着脸问：“你知道不知道，昨天各国公使一定要见皇帝，说要面奏机宜？” 
　　“那都是有了总理衙门，他们才能找上门来胡闹，奴才的意思，干脆把这个衙门裁掉，洋人就没有辙了！”载漪得意洋洋地说。 
　　“你听听！”慈禧太后对侧面并坐的皇帝说：“他这叫什么话？” 
　　这是大有不屑之意。载漪受惯了的，并不觉得难受，难受的是这话向皇帝去说，相形之下，情何以堪？不由得脸红脖子粗地，仿佛要抗声争辩，但结果只是干咽了两口唾沫。 
　　“我问你，这两天洋兵来了多少？” 
　　“来多少都不怕！”载漪大声答道，“义和团是天生奇才，法术无穷，可以包打洋人，所以洋兵要进京，奴才亦不愿意拦他们，反正都是来送死的！” 
　　“你可别胡闹！”慈禧太后沉着脸说，“没有我的话，你敢在京里杀一个洋人，看我饶你！” 
　　“没有老佛爷的旨意，奴才自然不敢。” 
　　“我刚才问你，这两天洋兵来了多少，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奴才不知道。奴才又不管总理衙门。” 
　　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说：“好吧！就派你管总理衙门。” 
　　“这，”载漪赶紧碰个头说，“奴才求老佛爷收回成命。” 
　　“你要不管就都别管！” 
　　一见慈禧太后词色两厉，载漪不敢再辞：“奴才遵旨就是。 
　　不过，”他说，“总理衙门得要换人。” 
　　“那自然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你要换谁？” 
　　“奴才另外开单子请旨。” 
　　“好罢！”慈禧太后又问，“保护京城的事，你跟荣禄、崇礼是怎么商量的？” 
　　“董福祥的队伍，今天由南苑调进城。另外每个城门各派虎神营、神机营士兵两百名把守。户部街、御河桥加派两百人，足足够了！” 
　　“现在京里只有几百洋兵，这么布置，自然够了。可别忘了，天津海口洋人的兵舰不少，如果拔队上岸，往京里扑了来，你可得好妹当心！” 
　　“老佛爷万安，官兵人数虽不多，有义和团在，足可退敌。”慈禧太后不语，过了一会才淡档地说了句：“走着瞧吧！” 
　　她又转脸问道：“皇帝有什么话？” 
　　“没有。” 
　　没有话便结束了召对。等端王跪安退出，接着召见荣禄。他不等慈禧太后有所询问，先报告了两个消息：一是京津火车中断，由京城南下的火车，只能通至六十里外的杨村；二是俄国已从海参崴调兵四千，将到天津，而在京各国公使集会决定，电请驻天津的各国提督，派兵增援。 
　　“局势很危险了！奴才昼夜寝食不安。”荣禄容颜惨档地说，“皇太后可真得拿个准主意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道：“洋人真敢往京里来？” 
　　“奴才不敢说。” 
　　“洋兵一共有多少？” 
　　“在天津的，大概有三千多。” 
　　“三千多洋兵，就吓得你寝食不安了吗？” 
　　听得这话，荣禄急忙碰个头说：“奴才不是怕天津的三千多洋兵，怕的是两件事：第一，一开了仗，各国派兵增援；第二，义和团良莠不齐，而且匪类居多，趁火打劫，市面大乱，不用跟洋人开仗，咱们自己就输了！” 
　　“这倒不可不防。我告诉端王，让他严加管束。还有，董福祥的甘军，调他来保护京城，他就有维持地面的责任。你传旨给他，教他好好看住义和团！” 
　　听得这话，荣禄有苦难言，甘军中就有许多士兵跟义和团勾结在一起，听说李来中就在董福祥左右。而且载漪与董福祥已在暗中通了款曲，名为武卫军，实际上已非荣禄所能节制。这话如果照实奏陈，慈禧太后问一句：“原来你管不住你的部下？”可又何词以对？ 
　　这样想着，只有唯唯称是，但有一句话，非说不可：“奴才跟老佛爷请旨，务必发一道严旨，洋人决不可杀，使馆一定得保护。” 
　　“我也是这个意思。反正衅决不自我而开！明天我告诉端王。不过，”慈禧太后问道：“倘或真的开了仗，咱们有多少把握？” 
　　这一问的分量，何止千钧之重？荣禄心想，和战大计决于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的态度，决于自己的一句话。不要说为了虚面子大包大揽答一句“有把握”，万万不可，就是语涉含糊，使得慈禧太后错会了意，以为实力本自不差，胜败之数，尚未可知，因而起了侥幸一逞之心，亦是自误误国，辜恩溺职，万死不足以赎的罪过。 
　　话虽如此，却又不宜出以急切谏劝的神态，所以先定一定心，略打个腹稿，方始谨慎缓慢地答道：“奴才所领的北洋，不是李鸿章所领的北洋，海军有名无实不说，武卫军亦非淮军可比。武卫五军，实在只有四军，后军董福祥，从今天起跟虎神、神机两营，专责保护京城，当然归端王节制；左军宋庆现驻锦州，防守山海关，决不能调动；右军袁世凯在山东，要防胶州海口，能往北抽调的队伍不多；前军聂士成现在驻杨村一带保护两条铁路，洋兵如果由天津内犯，聂士成拚死也会拦住。不过，义和团跟聂士成过不去，又要对付洋兵，又要对付义和团，腹背受敌，处境很难。奴才受恩深重，粉身碎骨，不能报答，今日不敢有半句话的欺罔。圣明莫过于老佛爷，有几分把握，奴才真不忍说了！”说罢，连碰头。那块砖下面是营造之时就挖空了的，碰头之时，“冬、冬”地响得很。 
　　慈禧太后愣住了，烦躁地使劲搧着扇子。李莲英就在遮挡宝座的屏风之后，一眼瞥见，急忙掩了出来，用极大的一把鹅毛扇，为慈禧太后打扇。 
　　“有什么凉东西？” 
　　“有冰镇的玫瑰露、酸梅汤、金银花露。” 
　　“端来！”慈禧太后又说，“给荣大人也端一碗。” 
　　于是李莲英亲自动手，指挥太监抬来一张食桌，除了冰镇的饮料以外，还有点心。慈禧太后又吩咐让荣禄起身，站着喝完一碗金银花露，君臣们的躁急不安，都好得多了。 
　　“你去看一看！”慈禧太后向李莲英说，“都下去！殿里不准有人。” 
　　“喳！”李莲英疾趋出殿，只听清脆的两下掌声，接着人影憧憧，在殿里的太监都退了出去，集中在李莲英身边。 
　　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开口，声音低沉且有些嘶哑，“我也知道不能跟洋人开仗！一开仗，光靠北洋也不行。”她紧接着说，“两江、两广、湖广这三处紧要地方，未见得肯尽力，事情是很难。” 
　　“是！”荣禄答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都有电奏，力主慎重，衅不可自我而开。” 
　　“可是，洋人步步进逼，得寸进尺，答应了一样要两样，这样下去，弄到最后是怎么个结果？” 
　　果然得寸进尺，到最后必是要求皇太后归政。这不但为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就是荣禄也不愿有这样的结果出现。不过，这话当着皇帝在座，只好心照，不宜明言。 
　　于是他想了一会，很含蓄地说：“办交涉看人。只要找对了人，就决不会让洋人开口，提什么无理的要求。” 
　　“这一趟交涉，不是跟一国办。这个人很不好找。荣禄，你看谁合适？” 
　　一问这话，荣禄又欣慰，又感慨。欣慰的是，慈禧太后毕竟不是执迷不悟的人，感慨的是当初下的一着棋，希望不用，而终于不能不用了！ 
　　“回老佛爷的话，这个交涉，非调李鸿章回京来办不可。”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转脸问道：“皇帝看呢？” 
　　“李鸿章很妥当。不过…　。”皇帝欲言又止。 
　　“尽管说。”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显得十分慈爱，“这里没有外人。” 
　　“是！”皇帝用很低的声音说，“只怕李鸿章不肯来。” 
　　“为什么呢？倒说个缘故我听听。” 
　　“义和团这么闹法，本事再大的人，这个交涉怕也办不起来。” 
　　“既然打算跟洋人交涉，当然不能再任着他们的性子闹。”慈禧太后很郑重地问荣禄，“对付义和团，你有把握没有？” 
　　“有！”荣禄丝毫不含糊地回答，“奴才调袁世凯进京，专门来剿义和团。” 
　　“得要先抚后剿，不受抚再剿。” 
　　“是！那是一定的。” 
　　慈禧太后点点头，慢慢地端起面前的玫瑰露喝了一口，擦一擦嘴，慢条斯理地，就象处理琐碎家务似地不动声色。“就这么说，不过，不宜先露痕迹。这件事就咱们三个人知道，你先打电报给袁世凯，让他预备。”她停了一下又说，“都弄妥当了！你来告诉我，我自有办法。” 
　　“是！”荣禄又说，“奴才想定一个日子下来。” 
　　这是进一步要求作个明确的决定。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毅然决然地答说：“三天吧！” 
　　“奴才尽这三天去预备。”荣禄又说，“如今地面很乱，何乃莹出差涿州，而且已升了副都御史，新任顺天府尹王培佑，现在署理太仆寺卿。府尹不可无人，奴才请旨，可否派由府丞陈夔龙署理。” 
　　“可以。”慈禧太后说，“明天就发明旨。” 

　　　　　　　　　　　※　　　　　　　 ※　　　　　　　　 ※ 

　　端王做梦也想不到，慈禧太后已经变了主意，依然一片希望寄托义和团身上，认为跟洋人开仗，不仅绝不可免，而且事机迫在眉睫，所以特地找上启秀来，嘱咐他准备宣战的上谕。启秀肚子里货色有限，将这个极重要的差使，托给军机章京连文冲。此人是杭州人，进士出身，本职是户部郎中，考入军机处，分在汉二班，地位仅次于“达拉密”。接到这个差使，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因而特意请了一天假，专心在寓所撰写这篇可张国威的大文章。 
　　因此，连文冲下笔时，并无大局决裂，并力图存的哀痛愤激之情，胸中反倒充满了一片升官发财，欣欣得意的感觉。象这种要遍达穷乡僻壤的诏书，字数不宜多，文理不宜深，应该一两个时辰就可毕事的一篇稿子，竟费了一整天的工夫，方始停当，只为自我欣赏，念了一遍又一遍，越念越有味的缘故。 
　　杀青誊正，入夜亲自送到启秀公馆。延入客厅，只见徐桐高高上坐，连文冲自然先给“中堂”请了安，才向启秀复命，“写得不好。”他说，“请大人斧正。” 
　　“这是将来要载诸国史的一篇大文章！”启秀接稿在手，转脸向徐桐说道：“是宣战诏书，请老师先过目。” 
　　“呃，呃！好，好！”徐桐向连文冲深深看了一眼，移目问道：“这位是？” 
　　“是章京中的佼佼者。”启秀答说，“明敏通达，见解跟笔下都是不可多得的。” 
　　“噢！”徐桐摸着白须，把连文冲从头到底打量了一番，才将稿子接到手里。 
　　连文冲很机警地疾趋上前，将炕桌上的烛台移一移近，无奈烛焰摇晃不定，老眼愈觉昏花。启秀在他身边，只是不辨一字，这时不由得想到眼镜确是好东西，但来自西洋，便应摒绝。师弟二人唯有拿稿子去迁就目力，只是一个老花，一个近视，太近了徐桐看不见，太远了不但启秀看不见，徐桐也还是看不见，因为烛火到底不比由“美孚油”的洋灯那么明亮而稳定。 
　　于是只见一张纸忽近忽远，两张脸忽仰忽俯，鼓捣了半天，启秀只好这样说：“老师，我来念给你听吧！” 
　　“也好！”徐桐如释重负地将稿子交了出去，正襟危坐，闭目拈髭，凝神静听。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　。” 
　　启秀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得很清楚，因为文字熟烂庸俗，跟《太上感应篇》相差无几，所以徐桐听亦听得清清楚楚，字字了然，兴味便好了，白多黑少的小辫子，一晃一晃地，越晃越起劲。 
　　历数“彼等”的无礼之后，启秀的声调突然一扬，益见慷慨，“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袛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念到这里，启秀停了下来，徐桐亦睁开了眼睛，颠头簸脑地念道：“‘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好，好！说得真透彻。” 
　　连文冲脸上象飞了金一样，屈膝谦谢：“中堂谬赏！感何可言？” 
　　“确是好！”徐桐颇假以词色，“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足下已有一于此了，前程无量，老夫拭目以俟。” 
　　“中堂过奖！”连文冲又请了个安。 
　　“你请回吧！”启秀说道：“稿子很好，不过，不知道那一天用。你回去先不必跟同事提起。” 
　　“是，是！”连文冲答应着告辞而去。 
　　于是启秀跟“老师”商量，两人的主意相同，这个稿子应该立即送请端王过目。 
　　到得端王府，只见庄王、载澜都在，一见启秀，端王很起劲地说：“来得好，来得好，正要派人去请你。” 
　　原来，端王正在草拟改组总理衙门的名单。除了廖寿恒以外，其余都无所更易，不过要加几个人，第一个便看中启秀。道理很简单，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可得许多方便。而军机大臣未兼总理大臣的，只有荣禄与启秀，荣禄跟端王不是一路，端王亦知还无法驾驭荣禄，那就只有启秀一个人入选了。 
　　“我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办洋务…　。” 
　　“不是让你办洋务。”载澜抢着打断启秀的话，“是请你想法子去制夷。” 
　　“喔，喔，”启秀答说：“反正如今是端王爷管总理衙门，我秉命而行就是了。” 
　　“对了！”载澜又加上一句：“别理老庆。”这是指庆王奕劻。 
　　“你看，”端王问道：“再加两个什么人？” 
　　启秀举了好几个名字，彼此斟酌，决定保荐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此人的父亲，就是咸丰戊午科场案中处斩的编修浦安。肃顺被诛，科场案中被刑诸人，都被认为冤屈，所以那桐颇得旗下大老的照应。而那桐本人是立山一流人物，极其能干，在工部当司员时就很红，提起“小那”，无不知名。他的手面亦很阔，载澜很得了他一些好处，所以特意荐他充任总理大臣。 
　　拟定名单，再看宣战诏书的稿子，端王亦颇为满意，交代仍旧交连文冲保存备用。同时关照启秀，通知溥兴及那桐，第二天一早到朝房相见，等改组总理衙门的上谕一下来，立即就到任接事。 

　　　　　　　　　　　※　　　　　　　 ※　　　　　　　　 ※ 

　　由于端王有命，总理衙门对外的交涉，事无大小，必须通知启秀，因此，他这天从上午十点到任视事以后，就无片刻空闲，各国的电文、照会与因为义和团焚烧教堂，擅杀洋人及教民的抗议，接二连三地都送到启秀那里。紧要事务，由章京当面请示，而启秀却要先请教属员，过去如何办法，有何成例？这一来便很费工夫了，直到下午五点钟，公事还只处理了一半。 
　　“不行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只好明天再说了！” 
　　总办章京叫做童德璋，四川人，劝启秀大可节劳，不须事事躬亲。正在谈着，有人来报，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来访，说有极紧要、极重大的事件，非见掌权而能够负责答复的总理大臣不可。 
　　这使得启秀不能不见，因为如果推给别位总理大臣，无异表示自己并不掌权。可是，他虽不象他老师那样，提起“洋”字就痛心疾首，但跟洋人会面谈话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不免心存怯意。 
　　他还在迟疑，童德璋却已经替他作了主，“请日本公使小客厅坐！”童德璋又说，“看俄国股的王老爷走了没有。” 
　　“王老爷”是指“俄国股”的王章京，此人不但会说日本话，而且深谙日本的政情民风，非找他来充任译员不可。 
　　启秀无奈，只得出见，只见小村面色凝重之中隐含怒意。为了“伸张天威”，启秀亦凛然相对，听小村“咕噜，咕噜” 
　　地大声说话。 
　　“大人！”王章京忧形于色地，“出乱子了！这，怕很麻烦。” 
　　“怎么回事？” 
　　“小村公使说：他们得到消息，英国海军提督薛穆尔，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联军两千人，由天津进京…　。” 
　　“什么？”启秀大声打断，“你说什么联军？” 
　　“是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由天津进京。” 
　　“八国联军！”启秀大惊失色，“人数有多少？” 
　　“两千。” 
　　“噢！两千。”启秀的神色跟语声都缓和了，“怎么样？” 
　　“由天津进京，听说到了杨村，因为铁路中断，不能再往北来…　。” 
　　“好！”启秀又打断他的话了，“铁路该烧，不烧就一直内犯了！” 
　　正谈紧要交涉，他老扯不相干的闲话，这那里能做大官，办大事？王章京颇为不悦，故意敛手不语。 
　　“请你往下说啊！” 
　　“我在等大人发议论呢！”王章京冷冷地说。 
　　启秀知道自己错了，但不便表示歉意，只说：“请你先讲完了再说。联军不能再往北来，以后如何？” 
　　“日本使馆得知其事，派了一个书记生，名叫杉山彬去打听消息，坐车出了永定门，为董提督的部下，把他从车子里拖了出来，不由分说，当胸一刀。” 
　　“死了没有呢？” 
　　“自然死了！而且乱刃交加，死得很惨。”王章京说，“小村公使来提抗议。” 
　　“他要怎么样？” 
　　“首先要查办凶手，其次要赔偿。” 
　　“查办凶手，那里去查？”启秀答说，“也许是乱民，不是甘军。” 
　　“他们调查过了，确是董提督的甘军。” 
　　“既然调查过了，很好！请他把凶手的姓名说出来，我们可以行文甘军去要凶手。” 
　　这是非常缺乏诚意的答复，足以激怒交涉的对手。王章京知道这些顽固不化的道学先生无可理喻，只好据实转译，虽然语气缓和了些，仍旧使得小村寿太郎大感不满。不过启秀讲是讲的一条歪理，却很有力量，小村被堵得无话可说，铁青着脸，起身就走。 
　　启秀想不到竟是这样容易打发！错愕之余，不免得意，“办洋务别无诀窍，”他居然是老前辈的口吻，“以正气折之而已矣！”说罢，摇头晃脑地踱了进去。 
　　“啥子玩意！”童德璋打着四川腔，大摇其头，“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嘛！” 
　　“童公，”王章京悄然说道，“这样子做法很不妥。我看还是跟庆王去说一说。” 
　　童德璋想了一下答说：“告诉庆王不如告诉荣中堂。我不便去，请你辛苦一趟。你跟荣中堂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该和该战，早定主意，要和也要趁早，越迟越吃亏。” 

　　　　　　　　　　　※　　　　　　　 ※　　　　　　　　 ※ 

　　荣禄正在接见聂士成派来的专差。前一天在杨村遭遇了英国军官薛穆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聂士成打算派兵拦截。与洋人对阵，所关不细，当然需要请示。电报打到保定，裕禄的回电只得八个字：“电悉，不得擅自行动。”很显然的，这是不准聂士成阻敌。 
　　身为直隶提督，直隶境内有匪不能剿，有敌不能阻，要此军队何用？聂士成愤激不甘，决定退出杨村，料知跟裕禄请求无用，所以特意派专差到京，向荣禄陈述苦衷，要求调防。 
　　“我知道你们大帅的委屈，”荣禄跟专差说，“你带我的话回去，就说我说的，无论如何要忍耐！我受的气，不比你们大帅少，日子也并不比他好过。人局总在这几天就会好转，杨村是个紧要口子，一定要守住。” 
　　那专差很能干，一看要求被拒，不能光传达一句话，空手而回，决定代表聂士成明明白白请个示。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回中堂的话，洋人现在因为铁路中断，怕辎重接济不上，暂时按兵不动，中堂交代守杨村，自然遵办。不过硬守就难免开仗，真要打起来，还得求中堂作主。” 
　　这是要求荣禄支持。和战大计未定，他不敢贸然答应，只这样回答：“不要硬打！多设疑兵，虚张声势，先把洋人牵制住再说。” 
　　“是！”专差又问，“团匪来骚扰呢？” 
　　“把他们撵走就是。” 
　　“如果团匪跟洋人打了起来，本军应该怎么办？” 
　　这一问问得荣禄无以为答，既不能助义和团打洋人，更不能助洋人打义和团。想了好一会，含糊地答说：“请你们大帅瞧着办。” 
　　这是暗示可作壁上观，专差懂他的意思，却偏偏固执地说：“务必请中堂明示。”一面说，一面还屈单腿打了个扦。 
　　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以不卷入漩涡为上策。” 
　　这就不能再问“倘或卷入漩涡又如何”了！专差满意地告辞。接着，荣禄接见王章京。 
　　听他说完了小村公使为启秀所气走，以及启秀自鸣得意的经过，荣禄的脸色很凝重了。“这些事跟庆王回了没有？”他问。 
　　“总办章京的意思，不如直截了当来回中堂。”王章京又转述了童德璋托带的话。 
　　“多谢他关心。大局这几天就会好转。不过，象日本公使馆书记生被杀这种事，千万不能再有。”荣禄想了一下，决定抬举来客，将可以不必跟司官说的话说了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见皇太后切切实实劝一劝。总理衙门派了不该管的人去管，我亦知道你们各位的处境很艰难。国势如此，只有尽力而为，请你转告同事，忍辱负重，务必设法维持。我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军务洋务是分不开的，各位的劳绩我知道，等事情过去了，我一定会奏明上头，不教各位白吃辛苦。” 
　　这番抚慰的话很有用，王章京一改初到时阴郁的脸色，兴兴头头地告辞而去。荣禄目送他的背影消失，颇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定定神将王章京及聂士成专差所谈的一切，细细回忆了一遍，觉得童德璋的话很有道理，要和趁早，越迟越吃亏。 
　　和有个和法。大计虽已跟慈禧太后商量停当，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阻力太大，非得谋定后动不可。因此，这天晚上特召亲信密谈。不谈还好，一谈令人气沮，听到的尽是坏消息。 
　　“天津已经没有王法了！”樊增祥说，“我有个亲戚刚从天津逃回来，谈起来教人不敢相信，义和团肆无忌惮，令人发指。” 
　　据樊增祥说：天津的义和团的架子，比亲王、郡王还大，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得脱帽，在道旁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奸细，乱刀砍死的，不知多少！ 
　　但是，天津义和团最仇视的还不是“大毛子”、“二毛子”，而是武卫军，因为吃了聂士成的亏的缘故。当然，这是张德成、曹福田的指使，他们造了一个说法，让喽啰们四处散布，说要灭洋人，非死三个人不可。一个是聂士成，一个是杨福田，一个是聂士成的得力部下，驻扎天津城府，号称“四门千总”的任裕升。因为这三个人的姓合起来是“聂杨任”，谐音为“撵洋人”，杀了这三个人，洋人就可以被撵下海了。 
　　“据说聂功亭还受过辱。”樊增祥又说，“前几天聂功亭回天津，骑马经过河东兴隆街，遇见一百多义和团，操刀大喊：‘聂鬼子，你滚下来，今天可让我们遇见了！你还想留下脑袋？’聂功亭只带了四名马弁，一看势头不好，急急走避，差点遭了毒手。这一下，信义和团的，便有话说了。” 
　　上将受辱，军威大损，荣禄颇有痛心疾首之感。然而朝廷的威信又何尝不受影响？他觉得义和团这种目无长上的情形，非得在慈禧太后面前痛切陈奏不可。 
　　“天津的怪现象，犹不止此。有件事，说起来骇人听闻，不过言之凿凿，似乎又不能令人不信。”樊增祥说：“中堂不妨密查一查。” 
　　“噢！请说来听。” 
　　“据说静海县独流镇拳坛，号称‘天下第一坛’，又称‘天下第一团’，首领叫做张德成，前几天到了天津，修补道谭文焕为之先容，说此人法力无边，又有‘红灯照’相助，大沽口的炮台，如能得他允诺保护，固若金汤。裕制军颇为所惑，拿自己的绿呢大轿，把张德成接到北洋衙门，设宴接风，司道作陪。张德成要粮饷、军械，他说多少，裕制军随即转告司道，照数拨给，由谭道为张德成办粮台。所闻如此，不知确否？” 
　　“真有这样的事？”荣禄心想，裕禄如真是这样自贬身分，亦太不成体统了！得赶快想法子把他撵走。 
　　就在这样谈论之际，门上来报，庆王驾到。这是不常有的事，亲王体制尊贵，有事总是请人到府叙话，如今降尊纡贵，亲自登门，可知必有紧急事故。 
　　因此，荣禄一面吩咐开中门，一面索取袍褂，匆创穿戴整齐，赶出去迎接，庆王已经在大厅的滴水檐前下轿了。 
　　“王爷怎么亲自劳步？”荣禄一面请安，一面说。 
　　“你何必还特为换衣服？”便服的庆王说道，“我是气闷不过，想找你来谈谈。到你书房里坐吧！” 
　　“是，是！请。” 
　　引入书房，庆王先打量了一番，看看字画古董，说了几句闲话，方始谈到来意：“董回子闹得不象话了！仲华，你可得管一管才行。” 
　　“是！”荣禄有些局促不安，“王爷责备得是。” 
　　“不，不！我决不是责备你，你别多心。”庆王急忙摇手分辩，“我也知道，董回子如今有端老二撑腰，对你这位长官，大不如前了！不过，外头不知道有此内幕，说起来总是你武卫军的号令不严。” 
　　“王爷明白我的苦衷。”荣禄答说，“武卫军号令不严，这话我也承认。不过，我要整饬号令的时候，也还需求王爷帮我说话。” 
　　“当然！慈圣如果问到我，我要说：既然是武卫军，总要听你的号令。”庆王略停一下又说，“这话先不谈，眼前有件事，得要问问你的意思。董回子的部下，在先农坛附近闯一个祸，你可知道？” 
　　“不是杀了日本公使馆的一个书记生吗？” 
　　“是的。这个人死得很惨，先断四肢，再剖腹。日本公使到总署交涉，碰了一鼻子灰。仲华，设身处地为人想一想，你亦不能不愤慨吧！” 
　　“唉！”荣禄叹口气，“慈圣居然会让端王去管总署，这件事可真是做错了！” 
　　“就为的这一点，所以我很为难，不知道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奏闻？” 
　　“不回奏明白，还能私下了结吗？” 
　　“难！”庆王答说，“日本公使馆派人来跟我说，抗议不抗议且搁在后面，总不能说人死了连尸首都不给？他们要尸首。” 
　　“那当然应该给他们。” 
　　“还要抬进城来，在他们公使馆盛殓。” 
　　这一下，荣禄愣住了。原来尸首及棺木不准进城，载明会典，悬为禁例，那怕一品大员，在任病殁，盘灵回籍安葬，亦须奉有特旨，才准进城。何况是京城，禁例更严，未经奏准，谁也不敢擅自作主，准将杉山彬的遗尸抬入内城。 
　　“这件事倒为难了！我看，”荣禄答说，“非奏明不可了。” 
　　“一奏，就得细说原委，是不是据实上闻。”庆王问道，“牵涉到武卫军，得问问你的意思。” 
　　“不要紧！”荣禄回答得很切实，“请王爷据实回奏，慈圣如果怪我约束不严，我恰好有话好说。” 
　　“那就是了。”庆王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微喟着说，“这局面再闹下去，怎么得了？仲华，你我的处境，越来越难，得要找个把得力的人来分着挑挑担子。” 
　　“是啊！”荣禄试探着问，“王爷心目中可有人？” 
　　“你看，李少荃如何？” 
　　荣禄心中一动，暗地里思量，莫非自己造膝密陈，一面派袁世凯剿义和团，一面召李鸿章来办各国的交涉这件事，庆王已有所闻？果然如此，他心里一定很不舒服。洋务如今是他在管，建议召李鸿章入京，却又置他于何地？这样想着，便有了一个决定，不管他知不知道这件事，自己决不可透露，倘或他已有所闻而问起，自己亦不能承认。 
　　他这样沉默着，庆王当他是同意的表示，便又说道：“只怕少荃不肯来。” 
　　“何以见得？” 
　　“刚刚实授两广总督，他总不能带着总督的大印到京里来办事吧？” 
　　“那，”荣禄心中又一动，故意问道，“可又如何处置呢？” 
　　“除非调直督。不过直督不兼北洋，他恐又不肯，要兼则万无此理。” 
　　荣禄不知这话是出自他的本心，还是有意试探？只觉得自己该有个明确的表示，“如今的北洋，已不是少荃手里的北洋。”他说，“今非昔比，有名无实，只为慈圣一定要交给我，我不能不顶着石臼做戏，倘有少荃来接手，求之不得！”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非慈禧太后有旨意，他决不会交出兵权。庆王听得这话，不免失悔，无端引起误会，始料不及，而要解释，却又不知如何措词。 
　　见此光景，荣禄亦有悔意，话其实不必说得这么明显，倒象负气似地，未免失态。 
　　“仲华，”庆王突然问道：“如果跟洋人开了仗，怎么办？” 
　　“怎么能开仗！”荣禄脱口相答，神色严重，“拿什么跟人家拚？” 
　　“我也是这么想。无奈执迷不悟的人太多，而且都在风头上。靠你我从中调停，实在吃力得很。仲华，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托立豫甫或者什么人跟莲英去说，能劝得慈圣回心转意，好好管一管端老二，化干戈为玉帛，咱们凑个几百吊银子送他。你看，这个主意成不成？” 
　　一吊一千，几百吊就是几十万，荣禄咋舌答说：“王爷你可真大方！” 
　　“实在是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只好考虑下策。” 
　　“王爷别急，别乱了步骤！等我来想法子，也许两三天以内，就有转机。只是各国公使，务必请王爷设法安抚，他们多让一步，咱们说话也容易些。” 
　　“我原是这么在做。如今只盼端老二心地能稍微明白些就好了。” 
　　“那只怕是妄想！”荣禄万感交集，归结于一句话：“咱们尽人事，听天命。” 
　　等庆王一走，荣禄再次召集幕僚密议。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谈论，着重两件事：一件是各国的态度，派兵入京到底是为了保护使馆，还是另有企图；一件是对付董福祥的态度，是荣禄仍以武卫军统帅的身分，直接下令，加以约束，还是奏请慈禧太后，用上谕来指挥。 
　　第一件事比较好办。为了对抗李鸿章派在上海的盛宣怀，荣禄亦有一名“坐探”在江苏，此人是福建上杭人，名叫罗嘉杰，他的头衔是“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分巡苏州，兼管水利”，简称“江苏粮道”，或者“苏州道”。罗嘉杰平时对洋务亦颇留意，兼以苏州居江宁、上海之间，消息灵通，常有密信寄到荣禄那里，无论报告洋务，或者两江官场的动态，多半不差，所以颇得荣禄的信任。此时决定立刻拍发一个密电，要罗嘉杰即时从上海方面探听各国对华的意向，从速回复。 
　　第二件事，大家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荣禄兵权在握，不妨出以堂堂正正的命令，加以约束，有的认为董福祥跋扈难制，倘仗着有端王撑腰，不受羁勒，岂非伤了面子？ 
　　各有各的道理，荣禄一时委决不下，只能定下一个相机行事的宗旨。 

　　　　　　　　　　　※　　　　　　　 ※　　　　　　　　 ※ 

　　第二天一早到军机处，大家首先要谈的，当然是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一事。照道理说，这是一件大事，非奏明请旨不可，但洋务本由庆王掌管，现在总理衙门又加派了端王管理，政出多门，无所适从，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暂且不奏，看庆王或端王奏闻了再说。 
　　“两王都来了，不知道‘请起’没有？”王文韶说，“最好派个人去打听一下。” 
　　苏拉去打听了来报，庆王来了，端王也来了，端王还带来了董福祥，预备请慈禧太后召见。此刻是庆王“请起”，上去已好一会了。 

　　　　　　　　　　　※　　　　　　　 ※　　　　　　　　 ※ 

　　庆王跪安退出勤政殿，紧接着是端王进殿请安。天气太热，走得又急，磕完头不住用衣袖抹着额上黄豆大的汗珠。这是件失仪的事，但慈禧太后并未呵责，一则没有心思去顾这些细节，再则端王近来类此失仪的言语举动很多，呵不胜呵了。 
　　“董福祥的兵，怎么杀了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慈禧太后是责备的语气，“别的你不懂，听戏总听过，不有一句话：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回老佛爷的话，奸细不杀杀谁？那个矮鬼，没事出永定门干什么？是到马家堡去接应天津的洋兵。如果让他接上了头，京里的虚实都告诉了洋兵，咱们就先输一着了。” 
　　听着倒也有些道理，慈禧太后转脸对皇帝说：“论起来倒也是情有可原。” 
　　“是！”从前年八月以来，一向不开口的皇帝，忽然有了意见，“话虽如此，不该杀他，一杀，就变成咱们没有理了。” 
　　一听这话，端王接口就说：“跟洋人讲什么理？” 
　　这下让慈禧太后抓住机会了。就这两三天，从赵舒翘回京，涿州有消息传来，说钦派大员亦一无作为以后，端王便有骄慢跋扈之色，慈禧太后很想教训他一下，此时正好借题发挥，“不准跟皇上顶撞！”她沉下脸来说：“你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端王一愣，不能不应一声：“奴才不敢！” 
　　慈禧太后很快地恢复了常态，“不论怎么样，对使馆的人，总得保护。”她说，“你告诉董福祥，要他好好管束部下。” 
　　“董福祥来了！”端王手向后一指，“请老佛爷召见，当面说给他。” 
　　“也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我先告诉你，这件事总是咱们欠着点理。你跟庆王去核计，该当写个照会，跟他们说几句好话，要抚恤，也可以商量。” 
　　“是！”端王的神情又昂扬了，“别的都行，把尸首抬进城可不行！” 
　　“你跟庆王去商量着办！”慈禧太后挥一挥手，“叫董福祥！” 
　　董福祥是“独对”。因为慈禧太后要考查他跟端王所说的话，有什么不同，而且也想抑制董福祥，不准他多惹纠纷。这样，有端王在一起，说话就不方便了。 
　　“董福祥！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是你的部下杀的吗？这件事做得很坏，我不能不派人查办。不然，对日本公使不好交代。” 
　　“奴才回奏，日本的书记生，不是甘军杀的，皇太后要查办，就杀奴才好了！甘军一个不能杀，如果杀一个，一定会兵变。” 
　　慈禧太后勃然变色，但未发作。想了又想，戒心大起，自己告诉自己，照此光景，必得先安抚他一番，免得他生异心。 
　　以后拿他如何处置，得跟荣禄商量了再说。 
　　“事已如此，查办也查办不出什么来。你跟你部下果然忠心报国，就该尽心尽力，把洋兵挡住。” 
　　“是！”董福祥得意洋洋地说：“奴才没有别的能耐，就会杀洋兵。” 
　　“好！只要打胜洋兵，朝廷决不会亏负你们。”慈禧太后说，“你跪安吧！” 
　　等退了下来，端王已经回府，不过派人等着董福祥，留下一句话：“请董大帅马上到府里去。” 
　　一到端王府，端王降阶相迎。董福祥“独对”的经过，他已经接到报告，笑容满面地，左手拉着董福祥的左手，右手在他背上大拍，“好！”端王伸一伸大拇指，“你真是一条好汉！ 
　　带兵的大帅都能象你一样，洋人再多也不管用了！” 
　　董福祥少不得先谦虚、后慷慨，摩拳擦掌地恨不得即时就能跟洋人一见高下。而正谈得兴高彩烈时，有个卫士悄然来报，说荣禄在军机处坐等，有紧要事件相商。 
　　到了军机处，只见自礼王世铎以下，除刚毅以外，所有的军机大臣都在，荣禄面色凝重，找不出半丝笑容。 
　　“星五！”他叫着董福祥的别号说，“你的队伍不必再守永定门了，都调回南苑去驻扎。” 
　　董福祥大为诧异，不知何以有此命令？视线扫过，只看到启秀一个人的眼神中有同情之意，心中更觉不快。于是毫不考虑地答道：“从前我受中堂的节制，今天面奉谕旨，要打洋人，只能进，不能退！” 
　　这是公然抗命，但以谕旨为借口，将荣禄的嘴堵住了，他只言不发，起身往外就走，大声说道：“递牌子！我马上要见太后。” 
　　一递牌子，当然“叫起”，激动地面奏经过，指责董福祥今日能抗命，明日便能抗旨，认为不能置而不问。 
　　“你先别气急。”慈禧太后很冷静地问，“你要我怎么做？” 
　　“奴才请皇太后、皇上颁一道朱谕，着奴才责成董福祥即日移驻南苑。如果皇太后、皇上不颁这道朱谕，请传旨，撤掉奴才统率武卫军全军的差使。” 
　　这等于以去就作要挟，慈禧太后自然将顺他的意思，命皇帝照他所说，写了一道朱谕。 
　　回到军机处，董福祥还在，荣禄冷冷地说道：“你说面奉谕旨，我也面奉了谕旨，而且是皇帝承皇太后之命，亲笔所写的朱谕。喏，你看去。” 
　　董福祥本来只字不识，如今也念了几句书，这张很简单的朱谕还能看得懂。看完将朱谕缴回，未作表示。 
　　“你遵不遵旨？” 
　　“自然遵。” 
　　受了屈辱的董福祥，自然心有不甘，回到营里，先找“军师”，正是相交有年，不久才翩然来访的李来中。董福祥的不甘屈居人下的本心，偏执刚愎的性情，以及嫉恨袁世凯、聂士成而造成恨洋人的因由，李来中无不深悉，对症下药，一夕之间说动了董福祥。加以他的部下，早就有义和拳混在其中，浸润蔓延，已成甘军与义和拳不分之势，因而董福祥与李来中亦就不可须臾离了。 
　　“星公，此事无足介怀。”李来中说，“事机迫在眉睫，荣中堂马上就要失势了，不必理他！” 
　　“何以见得？” 
　　“团中弟兄，今天烧了外城姚家井二毛子的房子，又烧了彰仪门外的跑马厅。步军统领知道这件事，可是不敢上奏。明天，还要派两个弟兄到东交民巷去显显威风，如果洋人敢有举动，正好借此起事。那时，慈禧太后一定会召见端王，有他出来主持全面，自然能压住荣中堂。” 
　　“那么，那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星公该上奏，围攻使馆，只要慈禧太后点一点头，回驻南苑的朱谕，自然而然就作废了。” 
　　“嗯，嗯！”董福祥说，“端王倒问过我几次，围攻使馆有没有把握？我答得很含糊…　。” 
　　“不！”李来中抢着说道：“星公要答得干脆，就说十天之内，必可攻下。” 
　　“行吗？”董福祥困惑了，迟疑着说：“洋人有炮。” 
　　“咱们也有炮，是大炮。” 
　　“不错，”董福祥说，“可是大炮归荣中堂管着。” 
　　“嗐！”李来中皱着眉说，“星公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到了那时候，星公奏请调用大炮，荣中堂敢不给吗？”董福祥恍然大悟，“对，对！”他连声说道，“如果他敢刁难，我就面奏，本来可以打下使馆的，只是荣某不给大炮，战事没有把握。倘或失利，可别怪我。” 
　　于是，董福祥即时又赶到端王府，说奉旨回驻南苑，实由荣禄袒护洋人，暗中有妥协之意。如今遵旨与否，听端王一言而决。又说，联军入京，已是兵临城下，和战大计，若再迁延不决，必受其殃，亦希望端王能够切谏慈禧太后，早发明旨。 
　　“战是一定要战的。可恨的是，怕洋人的窝囊废太多，上头还不肯明诏宣战。这该怎么办呢？” 
　　“有法子！”辅国公载澜说，“咱们把事情闹大，来教上头不能不宣战。” 
　　“这倒是个法子。”端王载漪点点头。 
　　“此法甚妙！”董福祥心想，事情一闹大，甘军就可不撤，自己的面子立即便能保住，所以极力怂恿着说，“谅使馆洋兵，不过几百人，何足为惧？” 
　　“星五！”载漪郑重问道：“如果要攻使馆，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怎么没有？至多十天。不过，这是就目前而言，等洋兵一增援，可就难说了！” 
　　“兵贵神速，原要掌握先机。”载漪似通非通地谈论兵法，“如今大家都恨洋人，所谓哀师必胜，正宜及锋而试。” 
　　就这时候，庆王来请载漪到总理衙门议事，他交代载澜跟董福祥商量攻使馆的一切细节，自己坐轿去赴庆王之约。 
　　见了面，所议的是两件事，一是如何慰抚杉山彬之被戕，一是发照会慰问各国使馆，不必因杉山彬的事件而恐慌，朝廷必能保护各国使馆。 
　　“不能这么说！”载漪大摇其头。 
　　“那么，”庆王低声下气地问道，“该怎么说呢？” 
　　端王想了一下，昂着头说：“第一，不必用什么照会，‘饬知’就可以了！第二，各国使臣在华，要安分守己，不准传教，更不准袒护教民。所有拆毁教民的房屋及洋人所用的教堂，姑准自行备款兴修。” 
　　听此一说，在座的庆王跟步军统领崇礼，面面相觑，半天作声不得。比较还是崇礼敢言，“王爷，”他说，“传教载在条约，跟洋人办交涉，恐怕不能这么鲁莽。” 
　　“什么叫鲁莽？你倒想个不鲁莽的法子我看看。如今有三千洋兵马上要来攻京城了，你能让他退兵吗？” 
　　“老二，”庆王接口，“咱们这么好言商量，正是要他退兵。” 
　　“如果不退呢？” 
　　庆王想了一下答说：“先礼后兵，亦未为晚。” 
　　载漪不响了，意思是勉强让了步，于是总办章京便提一句：“还有杉山彬的案子。” 
　　“那还管它！”载漪大声说道：“咱们不问他们做奸细的罪名，就很客气的了！” 
　　杉山彬是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并非中国官员，出永定门去接应联军，是他分当该为之事，何得谓之“做奸细”？大家觉得他脑筋不清楚，无可理喻，只有保持沉默。 
　　“先办一件事吧！”庆王作了个结论，“杉山彬那件案子，只有明天再说。” 
　　到了第二天，各行其是，朝廷连颁六道上谕，一道是“奸匪造作谣言，以仇教为名，扰及良善”，亟应严加剿办。并着驻扎关外的宋庆，督饬马玉昆一军，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实力剿捕。调马玉昆进京，是想用他来代替董福祥，防守京城。 
　　一道是“日本书记生被害之案，地方文武，疏于防范，凶犯亦未登时拿获，实属不成事体，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凶犯”。意思是不承认杉山彬为甘军所害。 
　　一道是“京师地面辽阔，易为匪徒藏匿，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巡城御史，一体严查，保护地面”。其中虽有“拳匪滋事”的字样，但未明责义和团。 
　　又一道：据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有洋兵千余将由铁路进京。现在各国使馆先后派来的兵，已有一千以上，足资保护，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即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扼要驻扎，倘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设法拦阻。大沽口防务，责成原任天津镇总兵，现任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戒严，以防不测。最后特别警告：“如有外兵闯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 
　　此外还有设法修复铁路、电线，平抑米价等等上谕，都可以看出，朝廷的本意，在力求安定。对义和拳区分为拳民与拳匪两种，安分的是拳民，滋事的便是拳匪，应该“严加剿办”。而剿捕的任务，赋予在关外的马玉昆，对现驻京师的董福祥及甘军只字不提，无异表示，甘军与拳匪无别，不但不配负剿匪之责，甚至必要时甘军亦当在被剿之列。 
　　“这都是姓荣的搞的把戏！”董福祥愤愤地说，“不把这个人打下去，咱们永出不了头了！” 
　　“不然。”李来中很冷静地，“关键是在太后身上，荣某人完全听太后的，太后年纪大了，还不怎么愿意跟洋人翻脸。如果太后真的要打洋人，荣某人还不是乖乖儿听着。” 
　　“照这样说，最要紧的就是要想法子让太后跟洋人翻脸？” 
　　“一点不错！星公，你别忙，如今有个极好的机会，运用得法，足以改变大局。不过，先得大大地花一笔钱。” 
　　“要多少？” 
　　“起码得一万银子。” 
　　“一万银子小事。” 
　　董福祥立即找了管粮台的来，当面嘱咐，备一万银子的银票，立等着要。甘军的饷银甚足，万把银子，取来就是，李来中收好了，悄然出营，直往八大胡同而去。 
　　到得赛金花所张艳帜的陕西巷，靠近百顺胡同有家“清吟小班”，叫做“梨香院”，李来中一进门便问：“王四爷来了没有？” 
　　“刚来。”伙计答说，“请到翠姑娘屋子里坐。” 
　　“翠姑娘”花名翠儿，有个恩客叫王季训，便是李来中要找的“王四爷”。一进了屋子，主客杳然，只听得后面小屋中娇笑低语，夹以喘息之声，想来是王季训正跟翠儿在温存。 
　　见此光景，李来中正中下怀，急忙退了出来，向紧跟着来招呼客人的老妈子说：“你跟王四爷说，我在‘醉琼林’等他吃饭。” 
　　“坐一会，李爷！干吗这么急匆匆地。” 
　　“不方便！”李来中笑一笑说，“回头跟王四爷再一块儿来。” 
　　说完，扬长而去。到了巷口的醉琼林，挑了最偏里，靠近茅房，没有人要的一个单间坐下，点了两样菜，要了一壶酒，边吃边等，等一壶酒快完，方见王季训施施然而来。 
　　“怎么找这么一个地方？” 
　　“嘘！”李来中两指撮唇，示意小声些。 
　　王季训会意，不再多说。等伙计递上菜牌子来，悉听李来中安排，酒菜上齐，伙计退出，顺手放下了门帘，王季训方始开口。 
　　“老李，你来得正好！我不方便去找你，急得要命。” 
　　“喔，有事？” 
　　“没有别的事。翠儿一家老小从天津逃到京里来了。这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这是个跟我要钱的题目。” 
　　“钱，你不用愁。”李来中取出银票来，抹一抹平，摆在面前。 
　　王季训伸头一看，“好家伙！”他说，“一万两！‘四大恒’的票子。” 
　　一语未毕，李来中连连摇手。王季训知道自己失态了，不知不觉间又提高了声音。缩一缩脖子，愧歉地笑着。 
　　“这两天有什么消息？” 
　　所问的消息，是指荣禄所接到的电报。王季训是个捐班的候补县丞，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出身，为荣禄掌管密码，已有好几年。凡是各地与荣禄用电报通信，都要经他的手，所以得知许多机密。只以年轻佻挞，风流自喜，终年在八大胡同厮混，有限的薪水，何足敷用？因而为李来中乘虚而入，早就买通了。 
　　“消息很多。你要问那一方面的？” 
　　“江苏方面。”李来中问，“罗嘉杰可有复电来？” 
　　“有。” 
　　“怎么说？” 
　　“没有说什么，只说已接到荣中堂的电报，亲自到上海去打听各国的态度。” 
　　李来中放心了，“有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再电复？”他问。 
　　“没有。”王季训又加了一句：“照规矩说，象这样要紧的事，不会耽搁得太久。” 
　　李来中沉吟了一会，将银票往前推了推，压低了声音说：“四爷，有件事，只要你举手之劳。办成了，这一万银子就是你的。” 
　　“好！你说。”王季训一只手伸到银票上。 
　　李来中的动作比他更敏捷，轻轻一抽，将银票收回，凑过脸去说：“请你造一个假电报。” 
　　“怎么造法？” 
　　“假造一个罗嘉杰的电报。” 
　　“这，”王季训问道，“怎么说？” 
　　“怎么说，你先不用管。”李来中又说，“你别怕，包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责任呢？”王季训用手在项后砍了一下，“这要发觉了，是掉脑袋的罪名。” 
　　“包你脑袋不掉，照样能吃花酒，照样能亲翠儿的嘴。” 
　　“老李！”王季训笑道：“我是孙悟空，你就是如来佛，什么事翻不出你的手掌。说实话，你本事大，不怕，我可怕！有一万两银子，我有好一阵舒服日子过。可是，日子要过得舒服，第一就是能够安心。你说，怎么让我安心？你说得我信了，我就干！” 
　　李来中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好！咱们俩一言为定。我说得不对，你不干我不怨你。四爷，我先问你，如今南边的电报怎么来？” 
　　“南边的电报，有两条线，一条陆线，一条海线。陆线，现在到不了京里，因为电线杆让义和团拉倒了，保定也不一定能通。海线呢，有两处，一处通天津，现在天津乱得一塌糊涂，也不必谈了。再有一处是通山海关，归驻扎在那里的副都统管。这两天南边有急电，都是先通到山海关，再派快马送到京里。” 
　　“那么，我再问你，山海关拿电报送到，你照样译出来，送上去，可有责任可言？” 
　　王季训愕然，“这有什么责任可言。”他说：“送来了，我不译不送，才有责任。” 
　　“那就对了！山海关那面是我的事，反正总有一份电报给你，你译了照送，这一万银子就是你的。” 
　　“那，”王季训不信似地问，“有这样容易的事？” 
　　“当然还要费你一点心。”李来中略想一想说：“有两个办法，你自己挑一个：一个是，你们那里跟罗嘉杰通电报的密码本，借出来用一下；一个是，我拿一个稿子给你，请你译好交给我。” 
　　“密码本不便拿出来！”王季训很快地答说，“就拿出来，你也不知道用法，因为密码是每天不同的。这样，你拿稿子来，我替你译，稿子呢？” 
　　“得要明天一早给你，送到什么地方？” 
　　“送到我下处。”王季训说，“明天上午我不当班，正好办这件事。” 
　　“好，就这么说！”李来中将银票捏在手中，起身掀帘子，向外喊一声：“拿纸片！” 
　　在京师，老于花丛的都知道两句诗：“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因为“点灯笼”是姑娘不留客，不得不去，难免伤心，而“拿纸片”不是飞笺召客，便是“叫条子”，自是得意之事。但李来中此时吩咐“拿纸片”，却大出王季训的意料，不是叫局，只是要一张纸片可以写字而已。 
　　“四爷，你写一张收条给我，收到一万银子。” 
　　“好，好！我写，我写！” 
　　等王季训欣然提笔欲下时，李来中又开口了，“请慢一慢，我念你写‘兹收到日本公使馆交来库平银一万两正。’” 
　　“怎么？”王季训大为惊疑，“这是什么意思？” 
　　“明人不做暗事，四爷，我老实告诉你，托我办这件事的人，是这么交代的。一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人家也要防一防。你只要照我刚才的话做到，我们那里自然会知道，这张收据我涂销了还给你。你既然没有让朋友上当的心，大可坦然。四爷，你要明白，我们是办事，不是想害你。我跟你无怨无仇，张罗一万银子来换你这张收据为的是要抓你一个把柄，我不成了疯子了？” 
　　话说得很透彻，细想一想，对方似乎亦不能不出此防范的手段。不过有一点却还须澄清，“我照办了没有，你们怎么会知道？”王季训问，“倘或你们那里没法儿证实，就以为我玩花样，告我一状，说我私通外国，那可是有冤没处诉的事。”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知道。白花花的银子，到底一万两！ 
　　怎能做没把握的事。” 
　　王季训没话可说了。“好吧！就这样。”他照李来中的意思，提笔写好，一张纸换一张纸，各得其所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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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也就差不多是李来中与王季训分手的那辰光，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纠纷。纠纷的一方是德国公使克林德。 
　　克林德在十五年面就到过中国，那时不过公使馆中的一名三等秘书，去年再度来华，不但是公使的身分，而且已为德皇封为男爵，在公使团中的地位很高。这位爵爷本有美男子之名，如今虽近中年，丰采如昔，兼以性格爽朗，勇于任事，所以在东交民巷的风头极健，更无形中成了公使团的领袖，一切关于义和团的交涉，大致都听从他的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偏偏冤家路狭，这天他携着手杖牵着狗，正在东交民巷新辟的马路上散步，只听得车走蹄声，驶行甚急，于是一面让路，一面转脸去看，来的是一辆骡车，除了车夫以外，车沿上还有一个人，装束行动，都很奇特，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双腿亦都裹着红布。手里拿一把雪亮的钢刀，而一只手扳起一只脚，正在鞋底上磨刀。 
　　克林德一时愣住了。等车子快到面前，突然省悟，失声自语：“这不就是义和团吗？” 
　　念头转到，随即便有行动，一跃上前，用个击剑的姿势，挺手杖便刺。车夫吓一跳，不自觉地将缰绳一收，等车子一停，克林德将手杖一抡，横扫过去。车沿上的那个义和团本就存着怯意，见此光景，越发畏惧，拿刀一格，顺势抛却，“呛啷啷”一声，钢刀落地，他的两只脚也落了地，撒腿就跑，往肃王府夹道中逃了去。 
　　这时德国公使馆的卫队也赶到了，一看车中还有个缩成一团的义和团，依照克林德的意思，把他拖了下来，拘禁在使馆，而骡车却放走了。 
　　车夫亦是个义和团，一行三人来自庄王府，庄王府中已经设坛供神，住着好几个大师兄。这天依照既定计划，特意派人到东交民巷去示威，不想落了这么一个灰头土脸的结果，将个庄王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非杀尽洋人不可！” 
　　比较还是载澜有些见识，“你老别骂了，得想法子要人！我看，”他说，“这算是地面上的纠纷，不必由总理衙门出面，让崇受之去走一趟吧！” 
　　庄王毫无主意，听他的话，将步军统领崇礼请了来，请他到德国公使馆去索回被扣的义和团。 
　　崇礼面有难色，且有些气愤，免不得大发牢骚：“朝廷三令五申，着落步军统领衙门，严办滋事的拳匪。这会到人家使馆区去惹是生非，可又没有本事，教人家活捉了，反要当官儿的替他们去求情！澜公，你说咱们这个差使怎么当？” 
　　如果换了别人，载澜登时就会翻脸，但他兼任左翼总兵，受崇礼的节制，少不得客气几分，所以敷衍着说：“是，是！ 
　　这个差使不好当，等过了这段儿，咱们再想法子辞差。” 
　　就在这时候，总理衙门派了一个章京来报消息：德国公使馆将所捕的义和团剥下的衣服，连同所持的一把钢刀，派人送到总署，同时有话：要求在下午两点钟以前，出面料理，否则那名义和团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庆王的意思，这件事只有请步军统领衙门三位堂官出面料理，英大人已经在署里了，请两位赶紧去商量吧！” 
　　这是无可商量之事，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得把人去要回来。两人匆匆赶到总署，照载澜的意思，有崇礼一个人去，已经很给面子了，不必一起都去。可是崇礼怕交涉办不好，变成独任其咎，坚持非两翼总兵同行不可。载澜无奈何，英年无主张，终于一车同载，直驰东交民巷。 
　　到得德国公使馆，只见庭院里大树下，绑着一个垂头丧气的赤膊汉子。三个人都装做不曾看见，升阶登堂，跟克林德当面去要人。 
　　“释放可以。”克林德透过译员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书面保证，以后不准义和团侵入使馆区。” 
　　“这，”崇礼答说，“好商量。先让我们拿人带回去，总理衙门再来接头。” 
　　“不行！一定要收到了书面保证，才能释放。这一点决没有让步的余地。” 
　　三言两语，就使得交涉濒于决裂。崇礼跟载澜说：“这件事，我可不敢答应。只有回去再商量。” 
　　“干脆告诉他，他的无理要求，万万办不到。此人是大清朝的子民，不交给大清朝的官，我们跟他没有完！他要是不信，让他等着看，他闯的祸有多大？” 
　　译员传达了他的话，只不过译了五成意思，克林德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我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各国公使馆一致的要求，我们不受恫吓！” 
　　交涉终于破裂。三人辞出德国公使馆，回到总理衙门，载澜跳脚大骂：“洋人都是不通人性的畜生！只有拿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一言未毕，有人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来不及行礼，便向崇礼大声说道：“义和团由崇文门进城，一路喊‘杀’，一路奔到东交民巷一带去了。” 
　　来人是步军统领衙门的一名笔帖式，崇礼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抓住他的手问：“有多少人？” 
　　“有说几百，有说几千，反正很多就是。” 
　　“坏了！”庆王跌脚嗟叹，“这下乱子闹大了！” 
　　“庆叔，”载澜面有喜色，“你别担心！乱子不会闹大，交涉反例好办。你老不信，等着瞧。” 
　　庆王没有理他，匆匆坐轿回府，正在询问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的情形，门上来报：“西苑有太监来，说是老佛爷有话说给王爷。” 
　　口宣懿旨，无须摆设香案，庆王换上公服，在作为王府正厅的银安殿，面北而立，听太监传谕。原来由崇文门进城的义和团，本想攻入使馆，为洋枪一挡，折而往北，沿着王府井大街，见教堂就烧，见从教堂里逃出来的人就杀。铺户闭门，官兵走避，义和团为所欲为，一直烧到八面槽的天主教堂。此堂名为“东堂”，乾隆年间意大利教士，亦为有名的画家郎世宁，在这里住过好些年，留下许多工笔画幅，此时亦都付诸烈焰了。 
　　其时慈禧太后正在西苑闲步，从假山上望见东城火起，询问李莲英，说是洋人先在崇文门开枪打死了好些百姓，义和团大抱不平，所以烧教堂作为报复。又提到徐桐住在东交民巷，只怕已被困在内。慈禧太后大为惦念，特命庆王与使馆交涉，将徐桐移往安全地带。 
　　这个交涉不难办。庆王派人到总理衙门找了一位章京来，又派了八名护卫，保护着到东交民巷，相机行事。这一拨人尚未复命，却另有消息，徐桐早就在义和团想扑入东交民巷，各使馆驻军开枪相拒时，便已离家相避，此刻作了端王府的上宾。 
　　带这个消息来的是步军统领崇礼，他还带来一张纸，上面抄录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上款是“书赠义和神团大师兄”，下款头衔赫然“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据说，这副对联就悬在端王府的拳坛上。 
　　“怎么？”庆王大惊，“端王府都设坛了？” 
　　“是今天下午的事。不止端王府，庄王府、澜公府也都设坛了。明天连刑部大堂都要设坛。” 
　　“荒唐、荒唐！”庆王用责备的语气说，“受之，你是刑部堂官，怎么这样子胡闹。” 
　　“没法子！都是徐楠士的主意。”崇礼苦笑道：“我跟赵展如名为刑部满汉两尚书，其实什么事都不能管。如今刑部‘六堂’，只有徐楠士最神气。” 
　　徐楠士就是徐桐的长子徐承煜。“哼！”庆王冷笑，“此人的行径就是个义和团！洋人不好，洋人该死，可就知道洋人的烟卷儿、大洋钱是好东西！” 
　　“唉！”崇礼叹口气，“这局面再闹下去，可不知道怎么收拾了？王爷，听说端王嫌我这个步军统领太无用，打算奏明皇太后撤换。这可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倘或皇太后问到王爷，求王爷帮我说两句坏话。” 
　　“只有帮着说好话的，坏话可怎么说啊？” 
　　“就说我身体不好，难胜繁剧。” 
　　“谁又是能胜繁剧的？”庆王冷笑一声，“我还恨不得能把爵位都辞了呢！” 

　　　　　　　　　　　※　　　　　　　 ※　　　　　　　　 ※ 

　　这一夜的京城里，人心惶惶，都有大祸临头之感。各省京官，胆小的早就举家走避，如今胆大的亦不能不深切考虑，觉得至少应将家眷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可是京津交通已断，畿南及京东、京西，到处都是义和团，比较平静的，只有北面。因此，德胜门的热闹，比平日加了几倍，车马相接，由此经昌平，出居庸关逃往察哈尔境内延庆州、怀来县，不计其数。 
　　相反地，南面几个城门，几乎断了行人，正阳门到上午八点多钟方始开启，宣武门根本不开，因为有确实消息，义和团这天要烧“南堂”和“北堂”。南堂在宜武门内东城根，是京中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原址在明朝末年是东林结党讲学之地的首善书院，阉党得势，大杀东林，首善书院奉旨拆毁，连至圣先师的木主，都被丢弃在路边。到了崇祯年间，礼部尚书徐光启在此主修历法，称为“历局”，汤若望初到中国，即住此处。清朝开国，汤若望做了孝庄太后的“教父”，接续前明未竟之功，继续修历，不过历局正式改建为天主堂，成为京中第一座西式建筑。内多罕见的奇巧之物，颇得当时年轻皇帝的欣赏，所以吴梅村有诗：“西洋馆宇迫城阴，巧历通玄妙匠心；异物每邀天一笑，自鸣钟应自鸣琴。” 
　　相形之下，“北堂”虽说是天主教在华的总堂，却只有十年的历史。原来的北堂，建于康熙年间，位于三座门以西的蚕池口。光绪十六年扩修西苑，慈禧太后嫌北堂太高，俯视禁苑，诸多不便。命总理衙门跟法国转饬迁移，交涉不得要领。其时李鸿章正在大红大紫的时候，幕府中洋务人才极盛，有人献议，直接跟罗马教廷去打交道，果然如愿以偿，蚕池口的北堂，终于迁避了。 
　　新北堂地名西什库，在西安门内。虽说不如蚕池口那样密迩西苑，但离三海亦不算远。烧宣武门的南堂，不致扰及禁中，烧西什库的北堂就不同了。因此，李莲英颇以为忧；跟端王商量，可否不烧？端王表示，义和团群情愤慨，而北堂是天主教的总机关，恐怕非烧不可。 
　　这样就只好面奏慈禧太后了。于是这天特为颁发一道上谕：“顷闻义和团众，约于本日午刻，进皇城地安门、西安门焚烧西什库之议，业经弁兵拦阳，仍约于今晚举事，不可不亟为弹压。着英年、载澜于拳民聚集之所，务须亲自驰往，面为剀切晓谕。该拳民既不自居匪类，即当立时解散，不应于禁城地面，肆行无忌。倘不遵劝谕，即行严拿正法。” 
　　上谕下来，英年跟载澜商议，应该如何劝谕？载澜一言不发，将上谕拿到手里，揉成一团，往怀中一塞。 
　　见此光景，英年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处此变局，唯有观望是上策。这样一想，越发什么话都不肯说。回到家，告诫仆役，紧闭大门，不准外出，有客来访，或者衙门里有人来回公事，都说他不在家。 
　　奉旨弹压的大员是这样的态度，义和团自然为所欲为，不过南堂是烧掉了，北堂却未烧成，教士教民凭借坚固的洋灰围墙，用炽密的火力压制，使得由一僧一道率领的一千多义和团，根本无法接近。一阵阵的枪声，一阵阵的喧嚷叫嚣，杀声不绝，整整闹了一夜，害得在西苑的慈禧太后，一夕数惊，睡不安稳，肝火旺得不得了。 
　　起身漱洗，吃过一碗燕窝粥，照例先看奏折，第一件便是步军统领崇礼奏报：“两翼教堂、地面起火情形，并自请议处。”正在火头上的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亲自用朱笔批示：“崇礼、英年、载澜均着交部严加议处。两翼翼尉等，均着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仍勒令严拿首要各匪，务获惩办！” 
　　借此一顿训斥，稍稍发泄了怒气，慈禧太后静静思索了一会，吩咐李莲英传旨：“军机到齐了，马上叫起。” 
　　向来的规制，军机总是最后召见。因为先召见部院大臣，或入觐的疆吏，倘或有所陈奏请示，当天就可以跟军机商定处置的办法。这天一破常例，首先召见枢臣，大家知道，必有极要紧的宣谕，而可以猜想得到的，一定关系到义和团，只是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如何，却难揣测。 
　　进了殿，只见慈禧太后精神不似往日健旺，皇帝更见萎靡。礼王领头行过了礼，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们也都一宿没有睡吧？” 
　　“是！”礼王、荣禄同声回答。 
　　“这样子闹法，可真不能不管了！昨儿晚上只听见一声递一声地：‘杀呀，杀呀！’这那还象个首善之区的京城？”慈禧太后略停一下说道：“都说义和团有纪律，无法无天的是匪人假冒义和团。照这样子看，假冒的也太多了！” 
　　“是！”礼王答说，“仍旧只有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好好儿弹压。” 
　　“什么弹压？严拿正法！”慈禧太后喊一声：“荣禄！” 
　　“喳！”荣禄膝行两步，跪向前面。 
　　“你怎么说？” 
　　“奴才听皇太后的意思。要办就得快。” 
　　“当然要快。”慈禧太后说：“我的意思是，让你再多调兵进来，切切实实办一办。”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奴才可以把武卫中军调进来。不过，非得神机营、虎神营也多派人不可。” 
　　慈禧太后了解他的用意，是要端王跟他一起担此重任，否则武卫中军进城，便会遭遇义和团、甘军，以及端王所统管的神机营、虎神营联手相抗。因而点点头说：“当然，这也要写在上谕里头。” 
　　谈到这里，慈禧太后又征询其他各人的意见。庆王是拿不出主张；王文韶两耳重听，只能辨色，不能察言，无可回奏；启秀则对严惩义和团之举，根本反对，不过孤掌难鸣，唯有隐忍不言。独独赵舒翘为了由涿州回京，复奏时含糊其词有负付托，而且对义和团迹近姑息，一直内疚于心，此时看慈禧太后态度转变，而刚毅又恰好不在，正是补过的机会，所以看大家默不作声，便出列碰头，有所陈述。 
　　“皇太后、皇上圣明，臣的愚见，攘外必先安内，京城里一定得安静。不过地面辽阔，而人心很乱，武卫中军、神机营、虎神营、步军统领衙门，各不相属，或者有推诿争执之处，部署恐怕不能周密，最好钦派王公大臣数位监督，号令既可划一，遇事亦有禀承，这样才可以上分皇太后、皇上的廑虑。” 
　　听见他的话，慈禧太后与皇帝都不断点头，“赵舒翘说得很透彻！不是吗？”慈禧太后看着皇帝说：“你倒看，派那些人监督。” 
　　“还是请老佛爷作主。”皇帝很快地回答。然后又试探地补一句，“或者，就让赵舒翘保几个人。” 
　　“这话不错。赵舒翘既有这么个主意，心目中总有几个人吧！” 
　　“是！”赵舒翘当仁不让地答说，“义和团跟洋人过不去，少不得要跟使馆打交道，庆王是少不得的。” 
　　“好！就派庆王。” 
　　“端王威望素著，精明强干，而且素为义和团所敬服。”赵舒翘恭维一番后，又加一句：“亦是万万少不得的。” 
　　“也好。”慈禧太后又问，“还有呢？” 
　　“荣禄更是少不得的。” 
　　“三个了！”慈禧太后踌躇着说，“是不是再添一个呢？” 
　　“奴才保荐一位。”启秀突然开口，“贝勒载濂。” 
　　原来启秀听赵舒翘在报名字，心中已有一个想法，庆王与荣禄都是主张与洋人和好的，相形之下，端王便显得孤单了。至少得再加一个，旗鼓才能相当。这个人，保载澜，则他以步军统领衙门堂官的身分，本可以干预其间，暗加回护，无须多此一举。若保庄王，可惜爵位较高，无形中将端王贬低了一等，所以保荐载濂。他是端王载漪的长兄，不过爵位是下郡王一等的贝勒，所以排名反在胞弟之下。这样就不会贬损了端王的身分。 
　　慈禧太后接纳了他的奏请，问赵舒翘说：“你倒说，还应该怎么做？” 
　　“既有四位王公大臣总其成，下面办事的人越多越好，除了巡城御史，维持地面责有攸归以外，臣请旨钦派八旗都统，分驻九城，稽查出入。” 
　　“这样做也很好。派那些人，你们下去斟酌。” 
　　凡所陈奏，无不嘉纳，因此，回到军机处的赵舒翘与启秀，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满脸飞金，一个脸色阴沉。不过，赵舒翘也很见机，只出主意，不肯主稿，这道上谕仍由当班的“达拉密”撰拟，而最后由荣禄核定，随即用黄匣子进呈，等慈禧太后看过，送交内阁明发。 
　　黄匣子很快地发了下来，又带来一个命令：单召荣禄进见。 
　　非常意外地，这一次是由皇帝先开口：“京城里乱成这个样子，惊扰深宫，甚至连皇太后都不能好生歇着，你我真难逃不忠不孝之罪了！” 
　　听皇帝这样责备，荣禄大为不安，同时也颇为困惑，不知慈禧太后对皇帝的态度是不是改变了？动机何在？是觉得应该让皇帝再问政呢？还是因为时局棘手，利用皇帝在前面挡一挡？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偷偷去窥探慈禧太后的脸色，但看不出什么。荣禄无奈，唯有碰头请罪。 
　　“奴才承皇太后、皇上天恩，交付的责任比别人来得重。京城乱成这个样子，总是奴才的才具不够，奴才决不敢推诿责任，请皇太后、皇上先重重处分奴才，借此作一番振刷，好教大家警惕，再不敢不尽心。” 
　　“如今也谈不到处分的话。收拾大局要紧！”皇帝看一看慈禧太后说：“如今把跟洋人讲解，剿办义和团的责任都交给你，你有没有把握？” 
　　“奴才不敢说！奴才尽力去办就是。”说到这里，他发觉措词不妥，大有一肩担承的意味，因而紧接着说：“跟洋人交涉，是李鸿章好，剿办义和团非袁世凯不可。” 
　　“嗯，嗯！”皇帝向慈禧太后请示：“老佛爷看，荣禄的主意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慈禧太后又说，“既然打算这么做了，刚毅就不必再待在涿州了，叫他赶快回京吧！” 
　　“是！”荣禄答说：“奴才请旨，可否再叫军机全班的起，请两宫当面降旨。” 
　　“可以！”慈禧太后点点头。 
　　于是复召全班军机大臣，由皇帝宣示，一共下三道上谕：第一道，着两广总督李鸿章克日进京，总督派广州将军德寿署理。第二道，着山东巡抚袁世凯带兵进京，如胶州防务重要不能分身，着即指派得力将领，带领精锐，到京待命。第三道，刚毅及何乃莹迅即回京。 
　　除了第一道上谕，照例应由内阁明发以外，其他两道，应该用廷寄。但荣禄却故意问一句：“请旨，三道上谕，是不是都明发？” 
　　“不错！明发。”慈禧太后清清楚楚地回答。 
　　用明发便有公开警告义和团之意。荣禄是这样想，慈禧太后也是这样想，君臣默喻，展开了早定的大计，都有及今动手，犹未为晚的信心。 
　　到得日中，消息已散布得很广了。明达之士，额手相庆，有些在打算逃难而盘缠苦无着落的穷京官，更是称颂圣明，兴奋不已。 
　　至于义和团方面，小喽罗昏天黑地，嚣张如故，大头目却暗暗心惊。不过狂悖的毕竟多于谨慎的，所以一些暗中流传的狂言，很快地变成公然叫嚣，一说“要斩一龙二虎头”，一龙当然是指皇帝，二虎的说法不同，但总不脱庆王、礼王、荣禄、李鸿章等人。又一说，要斩的是“一龙一虎三百羊”，这一虎倒指明了是办洋务的庆王，三百羊则指京官。又说京官中只能留下十八人，其余莫不可杀。 
　　这种不惭的大言，除了吓人以外，还有一个作用，便是可使端王、崇绮之流快意。但等这天的三道上谕一公布，知道快意可能要变成失意了。 
　　“老佛爷是听了谁的话？”端王的神色非常严重，一脸的杀气，就仿佛找到了这个“谁”，马上便要宰了他似的。 
　　“这不用说，当然是荣禄。”庄王载勋冷冷地说，“好吧，倒要看看，虎神营跟武卫中军，谁狠得过谁？” 
　　“不是这么着！”载澜接口，“是看看武卫后军跟武卫中军，谁狠得过谁？” 
　　他的意思是不妨指使董福祥跟荣禄去对抗。这下提醒了载漪，“老三的主意高！等袁慰庭一来，董星五可就更要难看了！”他很起劲说，“事不宜迟，马上把董星五找来，商量个先发制人之计。” 
　　请来董福祥，只有载漪兄弟三个跟载勋在一起密谈。上谕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慈禧太后的态度已经转变，不消说得要商量的是如何把慈禧太后的态度重新再扭过来。 
　　“如今为难的是，事情变得太快，要慢慢来说服老太后，只怕缓不济急。”载漪说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看，索性大大干他一下子。星五，你看怎么样？” 
　　“是！既要大干，也要让皇太后愿意大干。不然，事情还是麻烦。” 
　　“如果能让皇太后回心转意，当然求之不得。可是…　。” 
　　“王爷，”董福祥抢着说道，“你老不必担心，我已经有了布置了。” 
　　“噢！”载漪既惊且喜，“来，来，星五，你是怎么布置的？ 
　　快说来听听。” 
　　“是李来中的妙计。都说妥当了，随时可以动手。”接着，他压低了声音，细说经过。 
　　“此计大妙！这李来中，真有通天彻地之能。”端王问道： 
　　“星五，他是什么功名？” 
　　“如今还是白丁。” 
　　“我保他！你看，给他一个什么官做？” 
　　“我替李来中多谢王爷的栽培。不过，这不妨将来再说，眼前办事要紧。” 
　　“不错，不错，眼前办事要紧。星五，就请你费心吧！” 
　　于是依照预定的计划，这天傍晚时分，有一封伪造的电报，由山海关驻防副都统所派的信差，送到武卫军营务处，王季训照密码译妥送到上房。正在独酌默筹的荣禄，看完电文，推杯而起，吩咐召请幕友，即刻到签押房相见。 
　　幕友早都各回私寓了，这天的情形又比前一天更坏，朝士所聚的所谓“宣南”——宣武门以南的地域，由于南堂遭劫，有洋兵马队一百多人进占宣武门，交通等于断绝，前门东城根一带，北至王府井大街，亦有洋兵看守，不准中国军民往来。因此，急足四出，却只找来一个樊增祥。 
　　“云门，你看，”荣禄有些沉不住气了，“罗道来的电报，大祸迫在眉睫了！” 
　　罗嘉杰的电报发自上海，用“据确息”三字开头，说各国协力谋华，已有成议，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四个条件：第一，政权归还皇帝，太后训政立即结束；第二，下诏剿办拳匪，各国愿出兵相助；第三，中国政府练兵数目，须经各国同意，并聘洋人担任教练；第四，中国政府所有赋税收入，须由洋人监督，并控制用途。 
　　“好厉害！”樊增祥失声说道：“这不就是城下之盟了！” 
　　“我担心的就是洋人会提苛刻的条件，可是这话要早说了，没有人肯信。如今事机紧迫，一定要设法消弭在先，真的让洋人提了出来，连还价都没法儿还。” 
　　“是！”樊增祥说：“彼此交涉，要看实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兵如此，洋务又何尝不然！” 
　　“谈什么实力！”荣禄语气神色中，有点笑他书生之见似地，“到今天为止，大沽口外有三十四条外国兵舰，凭一座炮台，罗荣光那两千条烂枪，就能挡得住了？裕制军在天津胡闹，奉大师兄、红灯照为上宾，我很同情他。地方大吏，守土有责，一旦大沽口失守，各国联军一上了岸，长驱直入，那时除了希望义和团人多势众，又不怕死，能够硬挡上一阵以外，你倒想，他还有什么退敌之计！” 
　　听得这番话，樊增祥颇感意外，原来他是这样的一种看法！怪不得依违瞻顾，总有些举棋不定的模样。既然如此，自己先要好好想一想，未有把握之前不宜随便发言。 
　　“我想，这个消息，必得上达。”荣禄停了一下说：“现在是紧要时候，借这个消息逼一逼，可以走得快一点儿。” 
　　这是说，逼慈禧太后在议和的步骤上采取更明快的措施。可是，樊增祥提出疑问：“倘或激怒了皇太后，不惜一战，又将如何？” 
　　“皇太后如果要打，当然先要问我，我就说老实话，兵在那里？饷在何处？皇太后经了多少大事，岂能只凭意气办事。” 
　　“兹事体大，所关不细。”樊增祥只有劝他慎重，“中堂不妨稍微等一等，谋定后动。” 
　　荣禄想了一下点点头说：“等个一半天，谅来还不妨事。” 

　　　　　　　　　　　※　　　　　　　 ※　　　　　　　　 ※ 

　　使馆不敢攻，西什库攻不下，能烧的教堂又烧得差不多了，义和团决定在前门外，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去显一显威风。 
　　前门外最热闹的地区，是在迤西的大栅栏一带，商业精华，尽萃于斯。有名的戏园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都在这里，所以大栅栏又是笙歌嗷嘈的声色之地。 
　　领头的大师兄走了一阵，偶然一瞥之间，忽发现有家店家，安着极大的玻璃窗，里面瓶瓶罐罐都贴着洋文标签，再看招牌，写的是“老德记药房”。心想，这家药房一定是“二毛子”所开，就从这里下手立威。 
　　老德记的店东实在是洋人，早就避走了。店中伙计贪图买卖所入，可以朋分，是桩没本钱的生意，所以仍旧开门营业。一见义和团上门，情知不妙，而悔之已晚，只有硬着头皮上前，陪笑招呼。 
　　“烧！” 
　　大师兄只喝得一声，手下便即动手。放火是很内行的事，找到煤油，四处倾洒，伙计急得跪在地下求饶，为义和团一脚踢了个跟头。 
　　左右店家，一看要遭殃，急忙点着香来请命，大师兄摆着手大声说道：“别慌！别慌！这家店是二毛子开的，非烧不可，只烧他一家，烧光自然熄了，不会烧到左邻右舍，大家放心好了，不必搬移琐色，自找麻烦。” 
　　说得斩钉截铁，十足的把握，令人不由得不信。于是，以看热闹的心情，静等老德记火起。 
　　等大家顺着他手指之处去细看时，埋伏僻处的人，已用一根“取灯儿”，燃着了洒透煤油的废纸，顿时一蓬火起，迅速蔓延，轰轰烈烈地烧将起来。 
　　“天火烧，天火烧！”义和团拍手欢跃，也有些看热闹的人附和。可是，转眼之间，便都看出形势不妙，老德记还只烧了一半，火苗却已窜到东邻了。 
　　见此光景，老德记附近的店家，无不大惊失色！见机的赶紧奔回去抢救自己的货物细软，痴愚的还真相信大师兄有驱遣祝融的法力，纷纷上面求援。 
　　“大师兄，大师兄！你老行行好，赶紧施展法力，把火势挡住。不然，可就不得了！”说罢，磕头如捣蒜，有的已经哭出声来了。 
　　这时火势已很不小了，五月二十闷热天气，闹市中烈焰烧空，西南打开一道缺口，恰好成为风路，风助火势，由西南往东北烧，首当其冲的是珠宝市以西的三条廊房胡同。廊房二条与三条之间，有条南北向的直胡同，名叫门框胡同，是广和楼的所在地，这天贴的是谭鑫培的《连营寨》，正在上座的时候，发现大火，观众四散奔逃，“蜀、吴”双方“兵将”，亦就暂息争端，卸甲丢盔，不理“火烧连营七百里”，先来救京城的这一片精华。 
　　火势过于炽烈，靠几条“洋龙”，几桶水，何济于事？到得正中时分，大栅栏东面到珠宝市，西面到观音寺街，杨梅竹斜街，北面到西河沿，成了一片火海。火老鸦乘风飞上正阳门，连城楼都着火了。 
　　就在火势正炽之时，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都接到通知，慈禧太后及皇帝在西苑召见。这就是所谓“廷议”，通称“叫大起”，非国家有至危至急的大事，不行此典。而凡叫大起，往往负重任的多持缄默，反是小臣得以畅所欲言，因为重臣常有进见的机会，如有所见，不难上达，而叫大起正就是要征询及于小臣。所以一班平时关心时局，好发议论的朝士，都大感兴奋，暂忘前门外的这一场浩劫，匆匆赶到西苑待命。 
　　召见之地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东室，室小人多，后到的只能跪在门槛外面。两官并坐，脸色都显得苍白，尤其是慈禧太后，平日不甚看得出来的老态，这时候是很分明了。 
　　“前门外大火，你们都看见了吧？”是皇帝先开口，声音虽低，语气甚厉，“朝廷三令五申，乱民要解散，要弹压，那知道越闹越不成话了！你们自己想想看，对不对得起朝廷跟百姓？” 
　　跪在御案前的王公及军机大臣，默无一言。在僵硬如死，闷热不堪，令人要窒息的气氛中，后面有个高亢的陕甘口音，打破了沉寂。 
　　“臣刚才从董福祥那里来，他说，他想请旨，责成他驱逐乱民。” 
　　此人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甘肃秦州人，跟董福祥同乡。他的话真假且不论，载漪一听是董福祥要驱逐乱民，亦就是义和团，不由得心头火起，恼的不是董福祥，是刘永亨，直觉地认为他是在撒谎。 
　　可是，他又无法证明刘永亨是在撒谎，不假思索将腰一挺，回身戟指，厉声吼道：“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好法子！” 
　　殿廷中如此无礼，而慈禧太后默然，亦就没有人敢指责他了。沉默中，门槛外面发声：“臣袁昶有话上奏。” 
　　“袁昶！”皇帝指示：“进来说。” 
　　于是袁昶入殿，在御案面面找个空隙跪下，朗声陈奏：“今日之事，最急要的，莫过于自己处治乱民！非如此不足以折服各国公使的心。洋使服了朝廷，才可以跟他们谈判，阻止洋兵来京，一方面由各省调兵拱卫京畿。办法要有层次，一步一步来，不宜鲁莽割裂。” 
　　“现在民心已变！”慈禧太后摇摇头说，“总以顺民心为顶要紧。你所奏的，不切实际。” 
　　“皇太后所说的民心已变，无非左道旁门的拳匪！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至今，亦断断没有仗邪术可以成大事的！” 
　　“法术靠不住，莫非人心亦靠不住？”慈禧太后很快地反驳，“今日中国，积弱到了极处，所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都失掉了，试问何以立国？总而言之，今天召大家来，要商量的是，洋人不断调兵，看来要侵犯京城，应该怎样应付？ 
　　大家有意见，赶快说。” 
　　于是激烈的主张决一死战，温和的建议婉言相商，聚讼纷纭之中，渐渐形成一个结论，不脱一句古话：“先礼后兵”。先派人向来自天津的联军劝告，速速退兵，如果不听，则由董福祥的甘军往南硬挡。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派谁呢？” 
　　“臣保荐许景澄。”军机大臣赵舒翘说。 
　　许景澄充任过六国的公使，在西洋十余年之久，担任此一任务，自然是最适当的人选，慈禧太后立即同意。 
　　许景澄自觉义不容辞，慨然领旨，但要求加派一个人会同交涉。结果选中新任总理大臣那桐，许景澄颇为满意。因为，第一，能干而机警；第二，是端王载漪所保；第三，颇得太后信任。有他同行，此去即令不能达成使命，亦不致独任其咎。 
　　“大起”散后，军机大臣及庆王、庄王、端王又被叫起，这一次是专门商量处置义和团的办法。由于载漪的坚持，慈禧太后很勉强的同意，由载漪与董福祥设法招抚。至于受抚以后的义和团，将如何运用，另作计议。 

　　　　　　　　　　　※　　　　　　　 ※　　　　　　　　 ※ 

　　端王载漪回府，天犹未黑，就在花厅院子里天篷底下更衣，跣足短裤，一面由听差为他用热手巾抹背，一面在衣冠整齐的满座宾客之前，大骂袁昶，说他是“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骂完袁昶，又骂刘永亨，由刘永亨又骂到近来上奏请惩治义和团的翰林与言官。正当口沫横飞，越骂越起劲的当儿，有个亲信护卫，悄悄到他耳边说了句：“董大帅在西花园，还有李先生。” 
　　“喔，好！”载漪匆匆换上便衣，向等候已久的座客拱拱手，道声：“失陪！”随即赶到西花园。 
　　西花园是载漪接见紧要宾客之处，除了董福祥以外，就只一个李来中。载漪跟他是第二次见面，但一见倾倒，已很熟悉，所以相见并无客套，开口便谈大事。 
　　“我有好消息，上头已经交代了。决定招抚义民，归你我俩负责。”载漪拍拍董福祥的肩说：“这下可好了，到底通了天了！”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董福祥也很兴奋，“火头已经点起来了，正好大干一番！我和来中特为来跟王爷请示，是不是马上就攻使馆？” 
　　“这，”载漪恨恨地说：“恐怕一时还不行！怕洋人的太多。今天还派了许景澄跟那桐出城，去劝洋人退兵，如果谈成功了，老佛爷的心一定又软下来了。没有老佛爷点头，动不得！” 
　　“谈不成功的。”李来中说：“这一层王爷不必顾虑。” 
　　“怎么呢？”载漪问道：“何以见得谈不成功？” 
　　“那两人根本就见不着洋人，从那儿谈去？”李来中转脸对董福祥说了句：“我想，通知丰台的弟兄，把那两个人吓回来。” 
　　“啊、啊！”载漪笑逐颜开地拍手，“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不过，”他忽又收起笑容，摇摇头说：“这还不能让老佛爷狠得下心来！” 
　　“我正是要为这件事，跟王爷商量。”董福祥努一努嘴： 
　　“来中，你跟王爷说。” 
　　“王爷，”李来中说：“罗嘉杰的电报，已经到荣中堂手里了，这两天没有动静，不知道王爷可听见什么没有？” 
　　“对了！倒提醒我了。”载漪诧异地，“怎没有动静？莫非西洋镜拆穿了？” 
　　“没有。如果西洋镜拆穿，我有内线，一定知道。”李来中停了一下说：“王爷，你看，荣中堂是不是有观望的意思？” 
　　“或许是将信将疑吧？” 
　　“是！王爷料准了。我再请教王爷，倘或皇太后问到荣中堂，说有这么一回事，荣中堂怎么回奏？” 
　　“那还用说？他还能说老佛爷的消息靠不住？” 
　　“那就是了！如今王爷管着总理衙门，各国公使如果有什么照会，当然归王爷先看，王爷看了，直接奏上皇太后。那时召见荣中堂一问，两下完全合拢了。” 
　　载漪先还听不明白，细细一想，才知道妙不可言。“好！”他从丹田里迸出来这一个字，“这一下，非把老佛爷的真脾气惹出来不可！” 

　　　　　　　　　　　※　　　　　　　 ※　　　　　　　　 ※ 

　　使载漪想不到的是，荣禄已先一步将伪造的罗嘉杰的电报，密奏仪鸾殿，慈禧太后果然震怒，传旨仍如前一天“叫大起”，地点亦仍旧是仪鸾殿东室。 
　　“今天收到洋人的照会四条，天下钱粮尽归洋人征收，天下兵权尽归洋人节制，这还成一个国家吗？” 
　　慈禧太后这几句话，声音出奇地平静，但群臣入耳，如闻雷震。有极少数的疑多于惊，但无从究诘，唯有屏声息气，等待下文。 
　　“如今洋人这样子欺侮中国，亡国就在眼前了。如果拱手相让，我死了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慈禧太后渐渐激动了，“反正天下是要断送了，打一仗再送，总比不明不白亡国来得好！” 
　　“老臣效死！”是崇绮的颤巍巍的哭音：“事到今日，与夷人不共戴天，请皇太后乾纲独断，下诏宣战。老臣死亦不信，有这么多的义民，就不能灭尽夷人！” 
　　“崇绮的话，一点不错。”载漪接口说：“大局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就因为汉奸太多，事事迁就洋人。洋人是禽兽之性，不懂礼义，不识好歹，得寸进尺，无法无天。请皇太后准崇绮所奏，下诏宣战！” 
　　有这样慷慨激昂的论调，谁也不敢表示反对，于是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说：“今天的情形，诸大臣都知道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不过，将来是怎么个结果，实在难说。倘若开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旧不保，诸公今天都在这里，应该知道我的苦心，不要说是皇太后送掉祖宗的三百年天下。” 
　　一则说“诸大臣”，再则说“诸公”，这样的措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因而大小臣子，感受无不异常深切。便由御前大臣领班的庆王磕着头，代表答奏：“臣等同心保国！” 
　　“奕劻，”皇帝第一次开口：“两国失和，宣布开战，也总有一套步骤吧！” 
　　“是！”庆王很谨慎地答说：“不妨先派人到使馆说明，如果一定要开衅，就得下旗回国。” 
　　“好！”慈禧太后说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咱们中国从来就是宽大的。可以派几个人去通知使馆，限期下旗归国。” 
　　于是慈禧太后决定派三个人分往各使馆交涉，一个是兵部尚书徐用仪，一个是内阁学士联元，一个是户部尚书立山。徐、联二人总在总理衙门行走，职司所在，无可推辞，立山却有异议。 
　　“奴才从来不曾办过洋务。”他说。 
　　“去年在颐和园接待各国公使，不是你办的差吗？”皇帝质问。 
　　慈禧太后却不比皇帝那样还好言商量，沉下脸来说：“你敢去，固然要去，不敢去也要去！” 
　　立山不敢再作声，与徐用仪、联元一起先退。慈禧太后倒也体恤，以此三人，身入险地，命荣禄派兵遥遥保护。 
　　等廷议结束，军机大臣及总理大臣还有许多事要商议，坐定下来，彼此互相询问，慈禧太后所宣示的照会，从何而来？ 
　　荣禄道是罗嘉杰的密电。 
　　“这似乎太离奇了！”袁昶率直说道：“驻京各国公使，并无此说，驻天津的各国提督，亦无此说。李爵相、刘制军从广州、江宁打来的电报，都说各国外务部表示，这一次调兵来华，是为了保护使臣，助剿乱民，断不干预中国内政。而况既未开战，何所施其要挟？” 
　　荣禄知道自己太孟浪了！默然不语。 

　　　　　　　　　　　※　　　　　　　 ※　　　　　　　　 ※ 

　　许景澄与那桐虚此一行，狼狈而回，是让义和团吓回来的。两人出齐化门到了丰台，遇见四十几个义和团，亮着刀，张一面“扶清灭洋”的大旗，蜂拥而来，向正在茶棚子里休息的许、那二人，很不客气地问道：“你们俩干什么的？” 
　　“奉旨阻拦洋兵进京。”那桐答说。 
　　“你们一定是吃教的。勾引洋兵来打中国人？”大师兄喝道：“走！” 
　　不由分说，将许景澄、那桐连同随从，一起拥到拳坛，按着他们的头，向洪钧老祖的神像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另有一个大师兄说道：“你们两个是不是二毛子，勾引洋兵进京？要焚表请示。” 
　　所谓焚表，是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神已默认，否则便有麻烦。 
　　许景澄与那桐，都听说过义和团那套哄人的花样，料他们还不敢戕害大臣，便都静静地看着。果然，黄裱纸烧净，灰白的纸灰冉冉升起。 
　　“很好！你们不是二毛子。不过，你们说什么奉旨阻拦洋兵，这话不知道真假。就算是真，也用不着你们去拦！洋兵尽管来，来一千杀一千，来一万杀一万，自有天兵天将，六丁六甲保护大清江山。你们去拦他们，不教他们来送死，就是帮洋人的忙。不可以，不可以！”说罢，此人大摇其头。 
　　“大师兄，”那桐说道，“我们是奉旨办事，不跟洋人见一面，不能复命。” 
　　“不能复命，就不要复命好了。” 
　　不可理喻，唯有报以苦笑。那桐与许景澄就此废然而返。 
　　于是第二天一早回京，进城直趋宫门复命，递上一个简单的奏折，说是阻于义和团，未能与洋兵见面。本意等“叫起”以后，当面奏陈义和团种种蛮横无理，目无朝廷的情形，或者可以感格天心，使慈禧太后有所觉悟，那知竟没有这样的机会。慈禧太后有更重要的人，需要召见。 
　　第一个是刚从涿州回京的刚毅。他已知道朝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变得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好”。因此，他觉得对义和团不必力言当用、该用，应说能用、可用。该是进见之时，力炫义和团的“神奇”。慈禧太后就象平时听李莲英讲外间的新闻似地，听得忘了辰光。 
　　刚毅的“独对”，几乎费了一个钟头，接下来是召见步军统领崇礼，垂询前门外大火的善后事宜。等军机见过面，忽又特召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为的是“四大恒”突然歇业，市面与人心俱乱，不能不赶紧设法。 
　　原来北方的银钱业与南方不同，以炉房为枢纽。在南方，炉房由钱庄、银号附设，无非将各种成色不同的元宝、银洋、银条回炉重铸，划一成色而已。而北方的炉房，自成局面，除冶银铸宝以外，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等业务，且可发行票据，代替现银，论地位在票号钱庄之上。 
　　京师的炉房，不下二十家之多，都设在前门外，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老德记一火，殃及池鱼，二十家炉房烧得光光。于是大小银号、钱庄，立刻周转不灵，设在东四牌楼的“四大恒”——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家钱铺，不能不闭门歇业。四恒是二百余年的老店，南北闻名，信用卓著，所开银票，流通甚广，一旦闭歇，不知有多少人的财产生计，倏忽成空，所以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慈禧太后深知此事不能善后，不必等洋人来攻，京中就会大乱，自然着急。 
　　“崇礼可恨！”慈禧太后一开口便是愤然的语气，“四恒因为炉房烧了，呈请歇业。这件事关系太大，我叫崇礼想法子维持。本想他跟四恒有往来，又是地面衙门，容易料理，那知他一味磕头，推说是顺天府的事。你是地方官，我不能不找你！” 
　　“是！”陈夔龙答说，“臣职责所在，不敢推诿。” 
　　“我想，四恒向来有信用，亦不是亏本倒闭，无非炉门不开炉，一时没有现银周转。如果银根真的很紧，公家可以借银子给他，叫他们赶紧开市，免得百姓受苦。” 
　　“是！臣遵旨跟户部去商量。” 
　　“你也不必先指望户部。”慈禧太后忽又改口，“你回衙门以后，赶紧找四恒的人来，跟他们商量复业的办法，务必在三天以内开市。” 
　　“是！” 
　　“我听荣禄、刚毅说，你很能干，好好当差，我不亏负你！” 
　　及至跪安退出，只见刚毅等在殿门以外，“筱石，”他迎上来说：“四恒的事，太后跟我谈过，我说非足下不办，如今有句话奉告，亦可说是拜托，四恒之事，不论你怎么处置，千万不要牵累当铺！” 
　　话是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却不解他用意何在？只有唯唯应诺。回到衙门，随即依照惯例，凡有关地方上的大事，请治中、经历及大兴、宛平两县一起来会商。 
　　说明了召见经过，陈夔龙征询属下意见。大、宛两县都是油滑老吏，看陈夔龙不次拔擢，一跃为京城的地方长官，不知他有何本事？都要掂掂他的分量，所以相顾默然，不献一策。治中姓王，山东人，忠厚无用，发言亦不得要领。最后便轮到经历说话了。 
　　经历叫邢兆英，浙江绍兴人，本来是幕友，因为军功保举做了官，此人倒颇有经验，从容献议：“接济四恒，先要筹款。城厢内外，共有一百十几家当铺，不妨由大兴、宛平两县传谕，每家不必多，只暂借一万银子，马上就有一百十几万，足可以救四恒之急。当铺都有殷实股东，万把银子，戋戋之数。听说刚中堂就有三家当铺。” 
　　陈夔龙恍然大悟，原来刚毅的本意如此！心里虽不自觉地想起“肉食者鄙”这句话，可是毕竟不敢得罪刚毅，便摇着手说：“当铺与四恒风马牛，不便拿官势硬借。上头原就答应过，准借官款，亦无须累及当铺。不过，四恒借了官款，将来怎么还法，要请各位筹一善策。否则，责任都在顺天府尹一个人身上，万一四恒不还，我一个穷京官，在公事上怎么交代？” 
　　“那倒不必顾虑。”邢兆英说，“京里的木厂、洋货、票号、粮食铺、当铺，都是大买卖，一定都向四恒借款子，就拿他们的借据作为抵押。如果奏借官款一百万，就叫四恒拿一百万的借据，存库备抵好了。” 
　　“这个法子使得。”陈夔龙说，“不过商号情形，各家不同，拿来的借据，总要靠得住的才好。” 
　　于是斟酌再四，认为票号殷实，而且在山西都有老店，当铺即令倒闭，架子上有货，亦可封存变卖。因而决定由四恒提供这两种行业的借据作担保，奏请拨借内帑、部款各五十万两。 
　　此折一上，立即准行，人心为之一定。但内帑五十万两，立即自内务府领到，部款却无着落，因为正阳门以北、天安门以南一带各衙门，就在这两天已为董福祥的甘军所占据。户部银库，无法开启，陈夔龙只好去找户部尚书王文韶。 
　　“局势摆在那里，连我都不能回本衙门，甘军怎么肯让人进去搬银子？再说，银库一打开，甘军见财起意，洗劫一空，这个责任是你负、我负，还是叫董星五去负？”王文韶说，“事非得已，只有你自己设法去借，一旦银库能开，决不少你分文。” 
　　陈夔龙无奈，只好回衙门去想办法。五十万现银，不是小数，从何筹措？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有人指点了一条明路。 
　　此人是陈夔龙以前在兵部的同事，掌管舆图，对宫禁要地，相当熟悉，他指出户部有座内库在东华门内，内阁内堂东南隅。这是陈夔龙所知道的，不知道的是，当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内犯时，文宗曾命户部尚书肃顺，提银一百万两，转贮内库，以备紧急之需。这笔巨款自咸丰十一年十月，两宫太后携穆宗自热河回銮迄今，四十年未曾动用过，如今不用，更待何时？ 
　　听得这话，陈夔龙喜出望外，立即赶往西宛找到王文韶说知其事。王文韶亦被提醒了，“确有此事。”他说，“可是此刻我无法替你去料理，马上又要叫大起了！怎么办呢？” 
　　事情很巧，话刚说完，发现英年匆匆赶到，遇到此人比王文韶更有用。因为英年是户部左侍郎，照例“兼管三库事务”，而且看守银库的司官是满缺，由满缺堂官去指挥，也比较听话。当即由王文韶说明经过，英年因为奉旨交办事件，不敢怠慢，由陈夔龙陪着走了。 

　　　　　　　　　　　※　　　　　　　 ※　　　　　　　　 ※ 

　　第三次御前会议召集之前，传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大沽口失守了。 
　　大沽口是五月二十一黎明为联军所攻占的。联军在前一天下午有照会给守将罗荣光，限期凌晨两点钟撤出大沽口炮台。罗荣光即时将原件转呈裕禄，到了午夜，未接指示，为了先发制人，开炮轰击，打沉了联军两条小船。而其时联军已有一小部分队伍登陆，黎明时分，水陆夹攻，很轻易地占领了两座炮台。裕禄得报，还不敢马上奏闻实情，只说在奋勇抵抗之中，隔了一天，方始飞奏失守。 
　　“洋人打进来了！皇帝的意思，还在犹豫，是和是战？你们大家说吧！” 
　　“今日之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载漪接着慈禧太后的话，大声说道：“这时候还不宣战，莫非真要等洋人杀进京来？” 
　　“民心可用！”刚毅随即附议：“而且人心可恃，这是报仇雪耻的好机会。倘或迟疑不决，民心涣散，那一下可真是完了！” 
　　有这两个主战的急先锋，首先发言，附和的人一个接一个，便都显得慷慨激昂了。老成持重的人，见此光景，噤若寒蝉，唯有联元，独弹异调。 
　　“话不是这么说！”他额上是黄豆大的汗珠，神态越显得惶急，“如今在中国的洋人，有十一国之多，一国结怨十一国，胜败之数，不卜可知。万万不可以鲁莽！” 
　　“什么叫鲁莽？”慈禧太后勃然大怒。 
　　“联元是汉奸！”载漪厉声怒斥：“请皇太后降旨，拿联元立即正法。国事败坏，多因为汉奸太多，不杀个把，皇太后的话就没有人听！” 
　　看慈禧太后盛怒之下，颇动杀机，庄王载勋不能不硬着头皮为联元求情！因为联元是庄王属下的“包衣”。类此情形，只要有人及时缓颊，自然可以挽回，联元一条性命是保住了，但所说的话，一无用处。 
　　见此光景，没有人再敢发言，只有王文韶由于重听的缘故，不知联元因何激怒了慈禧太后？但从神色之间去推测，雨过天青，大见缓和，自己有几句话，考虑又考虑，觉得到了不能不说的时候了。 
　　“臣职司度支，筹饷有责。”他徐徐说道：“中国自甲午以后，入不敷出，兵力亦很孤单，众寡强弱之势，已很明显。一旦开仗之后，军费支出浩繁，何以为继？不能不预先筹划。请皇太后三思！” 
　　不等他说完，慈禧太后就听不下去了，拍桌骂道：“你这种话，我都听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洋兵都快进京城了！你去，你去拦住洋兵，不准进京。你如果不敢去，我要你的脑袋！” 
　　语声虽高，王文韶依旧不甚了了，但碰了个绝大的钉子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自然吓得不敢再说什么。 
　　“昨天派徐用仪、立山、联元到各使馆去交涉，各国公使都是空话搪塞，毫无结果。我看他们是在拖延，拖到洋兵进了京，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事到如今，无须客气，总理衙门马上通知各使馆，限他们明天就下旗回国。” 
　　“是！”庆王答说：“奴才马上就叫人去办。” 
　　说罢磕头，单独先退，赶到总理衙门，办妥照会，即时派遣专差，分致各国公使。 

　　　　　　　　　　　※　　　　　　　 ※　　　　　　　　 ※ 

　　午夜时分，庆王从床上被唤了起来，因为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童德璋求见，有紧要公事请示。 
　　“刚收到九国公使联名的照会。”童德璋说：“二十四点钟的限期，认为太迫促，要求缓期。九国公使打算明天，不，应该说是今天了，今天上午九点钟到总理衙门来拜会。他们的意思是，想跟王爷会面。” 
　　“咱们限人家今天上午四点钟下旗，是太苛刻了一点儿。我看，缓一缓日子，可以通融，皇太后四点钟召见王公军机，六点钟叫大起，我当面奏明请旨就是。” 
　　“是！”童德璋问道，“王爷是不是九点钟接见各国公使？” 
　　“不，不！”庆王乱摇双手，“满街的义和团、回子兵，嚣张跋扈，毫无王法，简直不成世界了！各国公使千万不能来。请你务必通知到，缓期之事，我们另办照会答复，不必来署！” 
　　等童德璋一走，庆王心事如潮，无法再睡，漱洗饮食，假寐片刻，到了两点钟，坐轿出府，到得西宛，才知道四点钟只召见军机，他要到六点钟“叫大起”的时候，才有说话的机会。 
　　想一想，只有托军机大臣代奏，于是找到荣禄，说明其事。荣禄一口答应，并且表示不惜得罪端王，将有一番披肝沥胆的奏谏。 
　　交谈未毕，听得遥遥传来清脆的掌声，两下一停，两下一停，缓慢而均匀，是太监在递暗号，两宫御殿了。 
　　果然，两行宫灯，冉冉移过长廊，慈禧太后正由万善殿烧过香，回到仪鸾殿。召见在即，庆王拍拍荣禄的肩说：“上去吧！仲华，好歹留个交涉的余地。” 
　　这句话恰恰说到荣禄的心里，而且他相信亦会取得慈禧太后的默契，只是这话不便说破，只点头匆匆回到军机直庐，会齐同僚一起进殿。 
　　时间准得很，一进殿便听得七八架自鸣钟此起彼落，各打四下。四点钟曙色已露，而殿中灯火通明，东室御案上摆一盏镂花银座，水晶灯罩的大洋灯，光焰照处，只见慈禧太后神采奕奕，沉静异常，看上去不仅成竹在胸，且仿佛智珠在握了。 
　　“连着叫了三天的大起，到头来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来。大沽口失守了，我看天津也快保不住了！是和是战，咱们还没有个准主意，莫非我这么大年纪再逃一次难？如今是人家欺负到咱们头上，有血性的谁不是想跟洋人拚命！只为皇帝到现在还拿不定主意，畏首畏尾的人也有。这样子下去，可怎么得了？”慈禧太后停了下来，从礼王世铎看到末尾的赵舒翘，方又接下去说：“你们都是与国同休戚的大臣，军机处才是真内阁。叫大起为的是让洋人知道，中国君臣一心，教他们不敢小看，办大事拿大主意，还是咱们几个。现在没有外人，大家有话尽管说，咱们商量妥当了，回头叫大起说给大家就是。” 
　　这“没有外人”四字，意何所指，尽皆明白，是说皇帝未曾在座。荣禄觉得这个机会很好，有皇帝在，他必得站在老太后这一面，如今反可畅所欲言，即便论调与皇帝相近，亦不至于伤了慈禧太后的面子。 
　　这样想着，便碰个头说：“皇太后几十年维持大局，报仇雪耻的苦心，天下皆知。洋人无礼，本来应该宣战，不过端王跟一些大臣主张攻使馆这一节，实在是想错了！局势到这地步，奴才如果不说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辜负天恩。奴才也知道话不中听，可是不敢不奏，奏明了死亦甘心。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看不起各国公使，就是看不起他的国家。如果坐视义和团攻使馆，尽杀使臣，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联合一气，会攻中国，以一国而敌八、九国，奴才的愚见，不是胜负，是存亡所关。皇太后圣明，务求维持大局，以安宗国社稷。奴才受恩深重，粉身碎骨，难以报答，如今只有这两句骨鲠之言，稍尽愚忠。倘不蒙皇太后鉴纳，请皇太后即时降罪，奴才以后就再也不敢妄参末议了。” 
　　慈禧太后当然很生气。可是就象对李莲英一样，她有个从不怀疑的想法，荣禄不论说什么，都是为她的好。只要这样一转念，便比较能容忍，也比较能静得下心来，细听荣禄的话，这样便能听得出他最后那句话的弦外之音。 
　　这是荣禄暗示，攻使馆，杀洋人，最好不要把他拉在里面“一锅煮”，容他置身事外，将来需要转圜时，才有得力的人可用。慈禧太后四十年临朝，经得事多，深知掌权不易，掌大权更要想到失去权力、或者权力所不能及时的困窘，预留退步。如今虽已决定宣战，可是古今中外，没有那个国家能打几百年、几十年的仗，打败要和，打胜亦要和。既然如此，不如留着荣禄，备为将来跟李鸿章一起议和之用。反正，这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一套小小戏法，真要荣禄去攻使馆、杀洋人，他又何敢违抗？ 
　　想停当了，将脸一沉，负气似地说：“我没有想到你这样不顾大局！你的话全是怕担责任的私心，决不能依你。你说什么春秋大义，几千年前的情形怎么能跟现在比？那时候列国交往，客客气气，有这样子喧宾夺主，自己派兵来保护他们的‘行人’的吗？总而言之，如今已限洋人下旗回国，他们要走赶快走，不走，义和团要攻使馆，是义愤所积，朝廷不便阻拦。朝廷不得已的苦衷，别人不知道，连你也不知道，真是出我意料！你不必再争了，争亦无用。”说到这里，略略提高了声音，喝一句“你下去吧！” 
　　君臣一德，默契至深，荣禄格外小心，怕为人识破机关，还装出碰了大钉子，仿佛震栗失次的神情，然后才跪安退出。 
　　这一下，刚毅可得意了，“皇太后圣明！义愤所积，哀师必胜。”他碰个头说：“回头叫大起，就请皇太后断然宣示，下诏宣战。” 
　　“宣战诏书的稿子，已经备好了。”启秀接口，同时从靴页子里取出白折子写的底稿，双手捧上御案。 
　　于是，伺候在殿门外的李莲英，疾趋上前，将洋灯移一移近，慈禧太后就灯细看，看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 
　　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这两句，不自觉地念出声来。 
　　“这个稿子很好，正合我的意思。”慈禧太后问道：“是启秀拟的吗？” 
　　“不是！”启秀不能不说实话：“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拟的。” 
　　慈禧太后点点头又问：“大家还有什么话？” 
　　“一切都请皇太后作主。”礼王答说。 
　　这下来就该刚毅开口了。李莲英知道他每一发言，滔滔不绝，有时话又说不清楚，需要查问。这样一耽搁，就会误了慈禧太后更衣休息的时间，回头“叫大起”搞得手忙脚乱，上下不安。因此，抢在前面说道：“请慈圣先回暖阁进茶膳。 
　　各位大人有话，一会儿‘叫大起’也可以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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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五点多钟，天已大亮，朝曦从三大殿顶上斜射下来，照得一大片宝石顶子，双眼花翎，光采闪耀，辉煌非凡。可是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大都脸色阴沉，默默无语。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慈禧太后与皇帝的软轿，已迤逦行来，于是勤政殿前，王公大臣排班跪接。班次先亲后贵，所以跪在最前面的是小恭王溥伟，其次是醇王载澧，再次是端王载漪，以下贝勒载濂、载滢，镇国公载澜与他的胞弟载瀛。 
　　这是宣宗一支的亲贵，皇帝的嫡堂兄弟与侄子。 
　　再下来是世袭罔替的诸王，奉召的共是五位，庆王奕劻、庄王载勋之外，还有肃王善耆、怡王溥静，礼王世铎则归入军机大臣的班次。此外六部九卿、八旗都统、内务府大臣、南书房行走以及兼日讲起居注官的翰林，亦都有资格参与廷议，黑压压地跪满了一地。 
　　皇帝的轿子在前，停在阶前，出轿有小太监相扶，在小恭王之前跪接太后。凤舆直到殿门，右面李莲英，左面崔玉贵，扶掖慈禧太后升上宝座，脸色灰白如死的皇帝方始步履维艰地跨进殿去，坐在慈禧太后右面。 
　　等王公百官行完了礼，慈禧太后先有一番事先好好准备过的宣谕，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她并不讳言洋人曾有“归政”的“无礼要求”，说是：“归政这件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能干预，皇帝体质太弱，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之举。”又说：“卧薪尝胆，四十年有余！五月二十夜里，洋人竟敢来要大沽炮台，实在大出情理之外，各国公使干预听政之权，更为狂妄。倘或稍有姑息，于国体大有妨碍，更何以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接下来是训勉汉大臣：“应该记得本朝两百余年，深仁厚泽，食毛践土，该当效力驰驱。”回忆到听政之初，正当洪杨之乱，削平大难，转危为安，更有好些话可说。 
　　使人感到大出意外的是，慈禧太后居然对圣祖仁皇帝有不满之词。她说：“西洋虽自称文明国家，而他们在华一举一动，大则侮慢圣贤，小则欺压平民，积怨已深。我朝怀柔远人，未尝不以礼相待，但康熙年间，朝廷勉强许其来华传教，以致多年民教相仇，实在是圣祖遗忧后世的一大缺点！” 
　　最后就是申明同仇敌忾之义了，说是“我国共有二十一行省，四百兆人民，加之几百万义勇，急难从戎，忠义自矢，甚至五尺之童亦执干戈以卫社稷，真是千古美谈。”顺便又提到咸丰年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往事，勾起旧恨，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切齿而言：“那年洋人在京城烧杀掳掠，我们空有几十万兵，竟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挡一挡，可耻之极。当时文武大臣，互相观望，自误事机，先帝一提起来就痛心疾首。如今时局变化，跟当年大不相同，正应该乘机而起，共图报复，不要负我的期望！” 
　　这一口气说下来，到底也累了。李莲英与崔玉贵一个奉茶，一个打扇，慈禧太后喘息稍定，又问皇帝的意思如何？ 
　　皇帝被一问，原显得漠然冷郁的脸色，突然变得有生气了，然而只是一现即没，欲语不语，万分为难地自我挣扎了好一会，方始吞屯吐吐地开了口。 
　　“请皇太后似乎应该听从荣禄的奏请，使馆不可攻击，洋人亦该送到天津。不过，是否有当，应请皇太后圣裁，我亦不敢作主。” 
　　“皇帝的意思，大家都听见了，使馆该不该攻，大家尽管说话。” 
　　“回皇太后的话，”载漪高声说道：“如今民气激昂，硬压他们不攻使馆，恐怕会激出变故。这一层，不可不防。” 
　　“民气要维持，使馆亦不能不保护！”吏部侍郎许景澄紧接着他的话说：“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可是总不过赔偿损失而已。但如攻杀外国使臣，必致自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试问将何以抵御。不知主张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 
　　这是针对载漪的话反驳，十分有力，于是连日上疏谏劝而一无结果的太常寺正卿袁昶，几乎用吼的声音说道：“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臣今天在东交民巷亲眼看到，拳匪中了洋人的枪炮，尸骸狼藉，足见他们的邪术，都是哄人的话。至于洋人以信义为重，臣在总署几年，外洋的情形，自问颇有了解，各使照会请归政一节，干涉他国内政，万国公法所不许，臣保其必无这个照会！臣可断定，出于伪造。” 
　　“伪造”二字还不曾出口，端王已经回过身来，一足虽仍下跪，一足已经踮起，戟指袁昶骂道：“你胡说八道，简直是汉奸！” 
　　殿廷之上，如此粗鲁不文，全不知礼法二字，慈禧太后觉得是在丢旗人的醜，大为不悦，当即厉声喝道：“载漪！你看你，成何体统？” 
　　载漪还脸红脖子粗地不服，在他身旁的濂贝勒，也是他的胞兄，使劲扯了他一把，他才不曾出言向慈禧太后争辩。就在这时候，太常寺少卿张亨嘉，有所陈奏，极力主张拳匪宜剿。只是他的福建乡音极重，好些人听不明白他的话，因而话到一半，便为人抢过去了。 
　　抢他话说的是仓场侍郎长萃，“臣自通州来，”他说：“通州如果没有义和团，早就不保了！” 
　　“这才是公论！”载漪一反剑拔弩张的神态，很从容地赞扬，“人心万不可失。” 
　　“人心何足恃？”皇帝用微弱的声音说：“士大夫喜欢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主战，结果大败。现在各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如果跟各国开衅，决无侥幸之理。” 
　　“不然！”载漪全无臣子之礼，居然率直反驳：“董福祥骁勇善战，剿回大有功劳，如果当年重用董福祥，就不会败给日本。” 
　　“哼！”皇帝冷笑了，是不屑与言的神情，但终于还是说了一句：“董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兵精器利，又怎么可以拿回部相比？” 
　　看载漪有词穷的模样，慈禧太后有些着急，急切之间，只想找个亲信为载漪声援，所以一眼看到立山，毫不思索地说：“立山，外面的情形，你很明白，你看义和团能用不能用？” 
　　立山颇感意外。他一向只管宫廷的杂务，庙堂大计，不但他有自知之明，从不敢参预意见，慈禧太后亦从来没有问过他，这天无非随班行礼，听听而已。那知居然会蒙垂询，一时愣在那里，无法作答。 
　　不过，这只是极短的片刻。定一定神立刻便有了话，是未经考虑，直抒胸臆的话：“拳民本心并不坏，不过，他们的法术，不灵的居多。” 
　　这一下，变成慈禧太后大出意外，原来指望他帮载漪说话，谁知适得其反。气恼之下，还不曾开口，载漪可忍不得了。 
　　“用拳民就是取他们的忠义之心，何必问他们的法术？”载漪厉声说道：“立山一定跟洋人有勾结，所以今天廷议，居然敢替洋人强辩！请皇太后降旨，就责成立山去退洋兵，洋兵一定听他的话。” 
　　这一说将立山惹得心头火发，毫不畏缩地当面向慈禧太后告载漪一状：“首先主张开战的是端王，如今退洋兵，应该端王当先。奴才从来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不知道端王凭什么指奴才跟洋人有勾结？倘有实据，请端王呈上皇太后、皇帝，立刻将奴才正法，死而无怨。如果没有证据，血口喷人，他是郡王，奴才拿他莫可奈何，只有请皇太后替奴才作主。” 
　　说罢“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你是汉奸！”恼羞成怒的载漪，就在御前咆哮：“外面多少人在说，你住酒醋局，挖个地道通西什库，送面送菜，不叫洋人跟做洋奴的教民饿死…　。” 
　　“载漪！”慈禧太后觉得他太荒谬了，大声呵斥着，“这那里是闹意气的时候！” 
　　“皇太后圣明…　。” 
　　“你也不必多说！”慈禧太后打断了立山的话，而且神色亦很严厉。接着，便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作了结论：“今日之下，不是我中国愿意跟洋人开衅，是洋人欺人太甚，逼得中国不能不跟他周旋到底。”说到这里，用极威严的声音向皇帝说道：“皇帝，你跟大家亲口说明白！” 
　　这是逼着皇帝亲口宣战。如果慈禧太后单独作了决定，皇帝自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只为逞一时意气，不顾亡国之祸，却又将断送二百多年大清天下，万死不足以赎的奇祸大罪，强加在完全违反本心的皇帝头上，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然而积威之下，又何能反抗？皇帝有反抗的决心，但缺乏反抗的力量，此时此际，有如落水而将灭顶，只要能找到外援，那怕是一块木板，或者任何一样可资攀缘而脱险的东西，都会寄以全部的希望。 
　　皇帝只想找一个人帮他说话，借那个人的口，道出万不可战的理由。此时心境如落水求援，唯求有所凭借，他非所问，因而举动遽失常度，竟从御座中走了下来。 
　　走下御座之前，已选定了一个人，就是许景澄。他跪得并不太远，但偏在一边，离皇帝近，离太后远，皇帝三两步走到，抓住他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的情势你总知道。这能战不能战，你要告诉我！” 
　　说到最后一句，不觉哽咽。皇帝的声音本就不高，所以益觉模糊，在慈禧太后听来，变成“你要救我！”顿时气怒交加，许景澄的答奏，也就听不清楚了。 
　　许景澄的声音也不高，他说：“伤害使臣，毁灭使馆，情节异常重大，国际交际上，少有这样的成案，请皇上格外慎重。” 
　　也知应该慎重，然而自己何尝作得来半分主？转念及此，万种委屈奔赴心头，一时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衣袖，泣不成声。 
　　许景澄当然亦被感动得哭了，袁昶就跪在许景澄身旁，大声说道：“请皇上不必伤心，及今宸衷独断，犹可挽回大局。” 
　　这“宸衷独断”四字，恰又触着皇帝的内心深处的隐痛，益发泪如雨下。见此光景，慈禧太后厉声喝道：“这算什么体统！” 
　　这一喝，吃惊的不是臣子，而是皇帝，不自觉地松了手，掩袂回身，等他吃力的重回御座，慈禧太后已经示意御前大臣，结束了廷议，弄成个不欢而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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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散彼聚，东交民巷中，十一国公使正在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署中集会。因为前一天回复总理衙门，要求展限出京，并派兵护送的照会，在末尾声明，希望这天上午九点钟获得答复，期限已到，并无消息，需要会商进一步的行动。 
　　十一个公使中，胆怯的居大半，因此德国公使克林德所提，依照前一天照会，不得答复，即由全体往总理衙门当面交涉，不妨照预定步骤办理的建议，反应冷落。有人主张投票表决此一提议，有人又以为应该另觅其他途径，议而不决，扰攘多时，克林德要退席了。 
　　“我在昨天派人另外通知中国的‘外交部’，约定今天午前十一点钟去拜访，现在时间将到，不能不赴约会。” 
　　大家都劝他不要去，而克林德坚持不能示弱，于是会议亦告结束。因为各国公使的想法相同，京林德此去，必有结果，至少亦可探明中国政府最后的态度，等他回来之后，根据他的报告，再来采取适当的对策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于是克林德坐上他的绿呢大轿，随带通事，以及两名骑马的侍从，出了东交民巷，由王府井大街迤逦而去。 
　　这条在明朝为王府所萃，入清为贵人所聚的南北通衢，此时家家闭户，百姓绝迹，只有义和团呼啸而过，看到克林德莫不怒目而视。但亦仅此恶态而已，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 
　　轿子行到东单牌楼总布胡同口，总理衙门所在地的东堂子胡同已经在望了，突然冲出来一小队神机营的兵，领头的直奔轿前，那种汹汹的来势，吓坏了轿伕，刚将轿杠从肩上卸了下来，手枪已指着克林德，不由分说便乒乒乓乓地乱开一阵响。克林德的那两名骑马的侍从，见势头不好，拨转缰绳，回马向南急驰，逃回东交民巷，德国公使馆的通事下轿狂奔，逃到鲤鱼胡同一家中西教士坚守的教堂，克林德却死在轿子里了。 
　　下手的那人是神机营霆字第八队的一名队官，他的官衔，满洲话叫做领催，这个领催名叫恩海，无意间杀了一名洋人，自以为立了大功，丢下克林德的尸首不管，直奔端王府去报功。端王府平时门禁森严，但这几日门户为义和团开放，所以恩海毫不困难地，便在银安殿的东配殿中，见着了端王。 
　　“启禀王爷，领催在总布胡同口儿上，杀了一个坐轿子的洋人。” 
　　“喔，”端王惊喜地问道：“是坐轿子的洋人？” 
　　“是！洋人坐的绿呢大轿。另外有顶小轿，也是个洋人，可惜让他逃走了。” 
　　“慢来！慢来！坐绿呢大轿的洋人，必是公使，你知道不知道，是那一国的公使？” 
　　“不知道。” 
　　“这洋人长得什么样子？” 
　　“年纪不大，三十来岁，嘴里叼根烟卷，神气得很！”恩海说道：“如今可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啊！”载澜跳起来说，“是德国公使克林德。洋人之中，就数这个人最横。” 
　　这一下，欢声大起。因为上次有两名义和团受挫于克林德，端王及义和团的大师兄，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不想此人亦有今日！ 
　　“好极了！一开刀便宰了最坏的家伙，这是上上吉兆！”端王大声说道：“有赏！” 
　　恩海是早已算计好了的，不要端王的赏赐，只要端王保举，因为赏赐不过几十两银子，保举升官，所得比几十两银子多得多。 
　　“领催不敢领王爷的赏，只求王爷栽培。” 
　　“你想升官？”端王想了一下，面露诡祕的狞笑：“庆王府在那儿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这会就去见庆王，把你杀了德国公使的事告诉他，就说我说的，请庆王给你保举。” 
　　恩海怎知端王是借此机会，要拉庆王“下水”，一起“灭洋”，便高高兴兴答应着，磕过一个头，直奔庆王府去讨保举。 
　　庆王府可不比端王府，侍卫怎肯放一个小小的领催进门？但恩海有所恃而来，亦不甘退缩，大声嚷道：“是端王派我来的，有紧要大事，非面禀庆王不可。” 
　　“什么大事，你跟我说，我替你回。” 
　　“说不清楚。”恩海答说：“德国公使见阎王爷去了！” 
　　一听这话，侍卫何敢怠慢，急急入内通报。庆王既惊且诧，即时传见恩海。 
　　“你是什么人？” 
　　“神机营霆八队领催恩海。” 
　　“你要见我？” 
　　“是。”恩海答说：“德国公使叫克什么德的，在总布胡同口儿上，让领催逮住杀掉了。端王说领催立了大功，叫领催来见王爷，请王爷替领催上折保举。” 
　　庆王惊怒交加，恨不得一脚踹到跪在地上的恩海的脸上。但想到“打狗看主人面”这句话，碍着端王的面子，不便斥责，只冷冷地说了句：“我知道了！我会跟端王说。” 
　　说完，回身入内，一面更衣，一面传轿，直到西苑，去找军机大臣谈论此事。 
　　军机直庐中只有礼王、王文韶、刚毅三个人。午餐毕，礼王在打盹，王文韶神色阴沉，只有刚毅红光满面，兴致勃勃，是刚喝了一顿很舒服的酒的样子。 
　　“子良！”庆王抑郁而气愤地说：“你听说了没有，神机营的兵，闯了一个大祸。” 
　　“王爷是指克林德毙命那件事？” 
　　“原来你知道了。这件事很棘手，你们看怎么办？” 
　　“王爷的意思呢？” 
　　“我看，非马上回奏不可。” 
　　“那，不必这么张皇吧？” 
　　“张皇？”庆王不悦，“子良，你这话什么意思？” 
　　“王爷，你请坐！”刚毅将庆王扶坐在炕上，自己拉张凳子，坐在他对面从容说道：“王爷倒想，使馆旦夕之间，就可以铲平，洋人能逃活命的很少，如今多杀一两个，要什么紧？” 
　　“错，错，大错！”庆王深深吸了口气，“公使非教民可比。如果不是马上有很妥当的处置，各国引此为奇耻大辱，连结一气，合而谋我，这岂是可以儿戏的事？” 
　　一句话未完，有个苏拉匆匆进门，屈一膝高声说道：“叫起！” 
　　这是召见军机。体制所关，庆王不便随同进见，匆促之间，只拉住礼王说道：“德国公使被害这一节，请你代奏。我在这里候旨。” 
　　礼王答应着，与王文韶、刚毅一起在仪鸾殿东室，跟两宫见面，他倒很负责，将庆王所托之事，首先奏闻。 
　　将经过情形大致奏明以后，礼王又加了两句刚毅所教的话：“据说是该使臣先开的枪，神机营兵丁才动的手，说起来是咎由自取。” 
　　不管咎由自取，还是枉遭非命，总是杀掉了外国的公使，而这正是包括荣禄在内的许多大臣，所一再主张必须避免的事！慈禧太后有些不安，随即传谕，召唤荣禄进见。 
　　这又是一次“独对”，重提将各国公使护送到天津一事。荣禄几次有此奏请，但等慈禧太后这时接纳了他的建议，荣禄的回答却令人大感意外。 
　　“回老佛爷的话，晚了！奴才不敢说，准能将洋人平平安安送到天津。” 
　　慈禧太后诧异地问：“这什么缘故？” 
　　“董福祥早就不受奴才的节制了！至于义和团呢，连奴才都让他们给骂了。” 
　　“有这样的事？” 
　　“奴才怎么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义和团真敢拦住奴才的轿子，指着奴才的鼻子骂。” 
　　“骂你什么？” 
　　“汉奸！” 
　　“这可不成话！”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不过也不要紧，反正到明天就有人管他们了。德国公使被害这件事，你看怎么办呢？” 
　　“只要不攻使馆，还可以平人家一口气。” 
　　“你说的什么话！”慈禧太后突然发怒：“你只知道平人家的气，谁来平我的气？” 
　　荣禄不敢争辩，只碰个头说，“奴才惭愧！” 
　　“既要宣战，又不教攻使馆，”慈禧太后的神气缓和了： 
　　“这话说不过去。” 
　　“是！”荣禄答说：“不过投鼠忌器，东交民巷也住了好些王公大臣，徐桐是逃出来了，还有肃王，太福晋六十好几了。” 
　　“这不要紧！我已经告诉庆王，务必派人把他们接了出来。”慈禧太后又说：“也跟端王说了，让他传谕董福祥，等把人都接了出来再开仗。” 
　　事已如此，回天乏术，荣禄觉得只有设法保住南方各省。想了一下，很宛转地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都有电报到京，希望大局不至于决裂。他们远在南边，京里的情形，不大明白。疆臣守土有责，总要让他们知道朝廷不得已的苦衷，才能联络一气，支持大局。” 
　　“这话很是。”慈禧太后说道：“你跟他们商量着拟个稿子来看！” 
　　所谓“他们”是指军机大臣，而荣禄退下来只找王文韶商议，字斟句酌地拟好一道电旨，再写个奏片，一起用黄盒子送了上去，等候钦定。 
　　这道电旨与前一天的口谕：“兵衅已开，须急招集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以及已经定稿，尚未发布的宣战诏书，大异其趣，仍指义和团为“拳匪”，说他们“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 
　　略道朝廷处境之难，总之以茫然的悲叹：“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接下来便是寄望于疆臣，语气亲切而冷静：“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之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侵占；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对于东南沿海及长江航运所通，外人能到之处，更特有指示：“沿江沿海各省，外人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事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望之至。” 
　　自同治初年以来，凡是让督抚与闻大计，都是用这种宛转提醒的语气，除非万不得已，决不用任何“钦此钦遵”毫无宽假的词句。这道上谕，在慈禧太后看，是要求疆臣同心协力，共赴国难，而隐约有不为遥制之意，亦是一贯笼络的手法，并无不妥，所以很快地就发了下来。 
　　其实，荣禄与王文韶合拟这道短短的电旨，字字推敲，暗藏着好些机关。原来在上海的盛宣怀，正联络张謇他们这一班讲求经济实学的名士，在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湖广总督张之洞，醖酿东南互保之策，荣、王二人，默喻其事，深为赞成，但不便公然参预，所以借这一道上谕，为刘、张等人，谋一凭借。京师拳匪蔓延，剿抚两难，而外省并无此种难处，所谓“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即是暗示不必以朝廷的举措为准，而“保守疆土不使外人侵占”，刊在“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之前，亦明明指出重轻急缓所在，至于“事事均求实际”六字，更有深意；意思是只要于国家实际有益，不仅不为遥制，甚至不必重视上谕中的宣言。这是针对即将明发的宣战诏书，预先作一伏笔。 
　　派专差到天津、山海关的电报局发布这道电旨以后，荣禄总算略略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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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下午四点钟，董福祥的甘军，正式展开对各国使馆的攻击。第一个目标是奥国公使馆，其地名为台基厂，洋人称为“马哥勃罗路”。台基厂有三条胡同，即名为头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奥国公使馆在头条胡同，单摆浮搁，与其他各国使馆略有距离，因而首当其冲，为甘军所猛攻。 
　　一半是甘军的一股作气，一半亦是奥国守军的不中用，对峙了两个多钟头，奥军即往东交民巷撤退，于是甘军半夜里放火烧房，烧到黎明，载漪欢天喜地入宫，奏报“大捷”，火势方始略减。 
　　事已如此，而且“旗开得胜”，宣战诏书当然发了出去。 
　　同时还有几道上谕，或者明发，或者廷寄。 
　　第一道上谕是以庄亲王载勋为步军统领。因为崇礼，苦苦奏请开缺，而载漪又觉得欲成大事，必须掌握这个俗称“九门提督”的要职，所以保荐载勋继任。 
　　第二道是命各省召集义民，借御外侮。这就表示朝廷正式赋予义和团以“扶清灭洋”的使命。 
　　第三道是京城戒严，民间购食维艰，着顺天府会同五城御史，办理平粜。所需米粮，随时知照户部拨给。这是安定民心的要着，但实效有限，因为道路艰难，通州仓贮的粮食，很不容易运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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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载漪得意洋洋地跟刚毅说：“现在有了这几道上谕，咱们很可以放手办事。不过，头绪很多，得先挑最要紧的办。子良，你倒说！我听你的。”“是！”刚毅摩拳擦掌地答说：“第一件是多招义民，激励士气。不过，义和神团，该有人统率，那样子，王爷发号施令才方便。” 
　　“不错！这可得借重你了。” 
　　“这，我义不容辞，也是当仁不让。”刚毅答说：“最好再请一位王爷出面，更便于号召。” 
　　“那就请庄王好了。” 
　　“对！庄王是步军统领，统率义和团，名正言顺。我看，不妨把左右翼总兵也加上。” 
　　“可以。我今天就进宫跟老佛爷去说。”载漪问道：“第二件呢？” 
　　“第二件，得想法子给老佛爷打打气。” 
　　“是，是！这很要紧。”载漪连连点头：“老佛爷常说，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起，一口气积了四十多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气？如今把使馆一扫而平，洋人杀个鸡犬不留，这口气可真出足了！老佛爷抓住权不放，就为的出这口气，这口气一出，她自然就松手了。” 
　　所谓“松手”即是不再训政，也就是废立而由大阿哥嗣位。刚毅对载漪的这番话，极其重视，两眼乱眨看凝神想了好一会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找董星五来，切切实实跟他说几句好话。至于西什库教堂，王爷不便亲冒矢石，我去督战。” 
　　“那可是再好都没有了！子良，你的辛苦功劳，我都知道，将来决不会亏负你。” 
　　这就俨然是“太上皇”的口吻了！刚毅想到一旦大阿哥接位，载漪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依照醇贤亲王的成例，不便干政，退归藩邸，自己便可打倒荣禄，甚至取礼王而代之，领袖军机，独掌大权。这是何等得意之秋？ 
　　这样转着念头，越发尽忠竭智，为载漪划策。要为慈禧太后“打气”，除了夷平使馆教堂，杀尽洋人以外，还得有些足以令人鼓舞的事，一件是天津方面应该有捷报，一件是清议方面应该有表示。 
　　“天津方面听说打得不怎么好！”载漪皱着眉说，“这倒是件可虑之事。” 
　　“王爷请放心。”刚毅的语气很轻松，“前几天打得不好，是因为朝廷的意向，到底未明，有法术的老师、大师兄还有顾忌。如今宣战诏书一下，放手大干，毫无顾虑，情形自然就不同了。” 
　　载漪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义和团身上，说义和团好，最易入耳，所以立即眉目舒展，右手握拳，使劲在左手掌上捣了一下说道：“对！放手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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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大干是在五月二十六那天。上午八点多钟，东交民巷一带，滚滚黑烟夹杂着橘红色的火焰，冲霄而起，遮蔽了东城半边天。西口的荷兰公使馆，东口的意大利公使馆与比利时公使馆，继奥国使馆而化为断壁残垣。但是，甘军与义和团的战绩亦仅此而已，不能再推进了。 
　　各国使馆的防线缩小，反易守御。整个防守的区域，是以御河为中线，北起北御河桥，南迄南御河桥的一个长方形地区。御河之东，最北面是肃王府，围墙十八尺高，三尺厚，坚固异常，足以保障暂时被收容在内的教民的安全。肃王府以南，东交民巷路北，自台基广转角算起，由东往西是法国、日本、西班牙三馆。法国公使馆对面，也就是东交民巷路南，是德国公使馆，它的后面一直延伸至南御河桥以东，靠近城根，是各国使馆的俱乐部。东面的防线，即自肃王府至法国公使馆，连接对街的德国公使馆与俱乐部。 
　　御河以西，与肃王府望衡对宇的是英国公使馆，俄国公使馆在英馆之南而略偏于西，对面自东交民巷路南以迄东城根，即是各国公使馆中占地最广的美国公使馆。三馆西面的墙垣，配合街口的拒马，连成一条防线。与东面的防线一样，虽漏洞缺口甚多，但甘军无法攻得进去，义和团则法术无灵，已颇露怯意了。 
　　可是，邻近使馆的人家，却已大受池鱼之殃，民家固不免被抢，“大宅门”亦无例外。最倒霉的是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前一年因为戊戌政变之前奉旨提调京师大学堂，政变之后反对废立，大有新党之嫌，因而开缺家居。家住东单牌楼头条胡同，首当其冲被洗劫一空，孙家鼐短衣逃难，避到安徽会馆，有个儿子更被剥得只剩了一条洋布短裤。 
　　是谁抢的，莫可究诘，有的说是义和团，有的说是虎神营，有的说是甘军，还有的说是作为荣禄亲军的武卫中军。反正只要牵涉到官兵，荣禄就脱不了干系。因为众所共知，荣禄掌握着全部兵权，有节制所有官兵的义务。 
　　为此，荣禄既惊且怒，派一名材官带八名精壮的士兵，手持令箭到东城弹压，谁知正在抢劫的官兵，人多势众，一拥而上，便待动手。那材官见势头不好，带着人掉头便跑，回到荣禄那里，据实报告，自请处分。 
　　“这不怪你！”荣禄面色铁青，而语气沉着，“传我的令，撤回中军。” 
　　撤回中军是自己先作一番澄清。接着，亲自率领卫队，坐上大轿，“顶马”开道，“跟马”护卫，赶到东单牌楼。果然，荣禄的威风不同，为非作歹的官兵四散而逃。荣禄下令兜捕，一共抓住三十四个人，内有官兵十一名，义和团二十三名，尽皆就地正法，脑袋吊在牌楼下示众，不过那二十三个义和团，不揭破他们真正的身分，只说他们“假冒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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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什库教堂由刚毅亲自督阵攻击，徒劳无功，使馆区却又不能越雷池一步。合义和团与甘军之力，不能制服京城内的少数洋人，又如何抵御各国不断派来的重兵？想到慈禧太后如果以此相诘，无言可答，载漪可真有些沉不住气了。 
　　“星五，你得露一手啊！牛刀杀鸡杀不下来，损你的威望吧？” 
　　董福祥是极好争强的性格，听得这话，心里当然很不好受，同时他也深为困惑，真的不明白，区区弹丸之地，何以不能一鼓荡平？转到这个念头，不但羞愧，而且愤急，一急就要不择手段了！ 
　　“王爷，投鼠忌器。”他说，“如果王爷肯担当，福祥可以把使馆都攻下来。” 
　　“可以！你说，要我怎么担当？” 
　　“现在各国公使，都聚集在英国使馆，他这处地方，东面隔河是肃王府；南面有俄国、美国各馆；西面是上驷院的空地，洋人用铁丝网拦着，冲不过去，要拿枪打，咱们的枪不如他的好，打得不够远；只有北面可以进攻，可是有一层难处。” 
　　“北面不是翰林院吗？没有路，怎么攻？” 
　　“能攻！”董福祥说，“把翰林院烧掉，不就有了路了吗？” 
　　“这，”载漪吸口气，“火烧翰林院，似乎…　。”他没有再说下去。 
　　“似乎不成话是不是？”董福祥说，“王爷，火烧翰林院，总比等洋人来火烧颐和园强得多吧？” 
　　一句话说得载漪又冲动了，“好！”他毫不迟疑的拍一拍胸，“我担当，只要能把使馆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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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西什库彻夜枪声，鼓噪不断，慈禧太后决定“挪动”，挪到禁城东北角的宁寿宫去住。 
　　她旨一下，各自准备，大阿哥问崔玉贵说：“二毛子也要从瀛台挪过去吗？” 
　　慈禧太后耳聪目明，正好听见了，立即将大阿哥唤了进来，厉声问道：“你在说谁？谁是二毛子？” 
　　见此光景，大阿哥心胆俱寒，嗫嚅着说：“奴才没有说什么！” 
　　“你还赖，好没出息的东西！你说瀛台的二毛子是谁？” 
　　大阿哥急忙跪倒碰头。慈禧太后一夜不曾睡好，肝火极旺，将大阿哥痛痛快快骂了一顿，而犹有余怒未息之势。 
　　挨骂完了，大阿哥磕个头起身，生来的那张翘嘴唇，越发拱到了鼻尖上，带着一脸的悻悻之色，甩着袖子，急匆匆地出了仪鸾殿。 
　　“唉！”慈禧太后望着他的背影叹口气，“莲英，你看我是不是又挑错了一个人？” 
　　李莲英明白，这是指立溥儁为大阿哥而言，他亦看大阿哥不顺眼，不过端王载漪正在揽权跋扈之时，须得避忌几分，惟恐隔墙有耳，不敢吐露心里的话，只劝慰着说：“慢慢儿懂事了就好了。” 
　　“那一年才得懂事？心又野，不好好念书。”说着，慈禧太后又叹了口气。 
　　遇到这种时候，李莲英就得全力对付，慢慢儿把话题引开去，谈些新鲜有趣，或者慈禧太后爱听的话，关心的事，直到她完全忘怀了刚才的不快为止。 
　　谈不多久，只见崔玉贵掀帘而入，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道：“万岁爷来给老佛爷请安！” 
　　这是表示皇帝有事要面奏，在外候旨，慈禧太后如果心境不好，或者知道皇帝所奏何事而不愿听，便说一声：“免了吧！”没有这句话，皇帝才能进殿。 
　　这天没有这句话，而且还加了一句：“我正有话要跟皇帝说。” 
　　等皇帝进殿磕了头，站起身来才发觉他神色有异，五分悲伤，三分委屈，还有一两分恼怒，而且上唇有些肿，看上去倒象大阿哥的嘴。 
　　“怎么回事？”慈禧太后诧异地问。 
　　“大阿哥在儿子脸上捣了一取。” 
　　慈禧太后勃然变色，但很快地沉着下来，“喔！”她问，“为什么？” 
　　“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知道，我倒知道。你到后面凉快，凉快去！”慈禧太后喊道：“崔玉贵！” 
　　“喳！” 
　　“传大阿哥来！说我有好东西赏他。” 
　　“喳！” 
　　殿中的太监宫女，立刻都紧张了。知道将有不平常的举动出现，而李莲英则不断以警戒的眼色，投向他所看得到的人。一时殿中肃静无声，颇有山雨欲来之势。 
　　不久，殿外有了靴声，崔玉贵抢上前揭开帘子，大阿哥进殿一看，才知道事情不妙，可是只能硬着头皮行礼。 
　　“我问你，皇帝是你什么人？” 
　　不用说，事情犯了！大阿哥嗫嚅着答说：“是叔叔。” 
　　“叔父！”慈禧太后疾言厉色地纠正，然后将脸上的肌肉一松，微带冷笑地说，“大概你也只知道你的‘阿玛’是端郡王。是不是？” 
　　大阿哥完全不能了解他承继穆宗，兼祧当今皇帝为子，独系帝系，身分至重的道理，所以对“老佛爷”这一问，虽觉语气有异，但无从捉摸，只强答一声：“是！” 
　　大阿哥的生父—　“阿玛”本就是端王，他这一声并不算错的回答，实在是大错。明明已成为等于太子的大阿哥，而仍以自己是郡王的世子，这便是自轻自贱，不识抬举！不但忘却提携之恩，而且也是在无形中表明了，一旦大阿哥得登大宝，将如明世宗那样，只尊生父兴献王，其他皆在蔑视之列。当时的兴献王已经下世，而如今的端王方在壮年，将来怕不是一位作威作福的太上皇？ 
　　转念到此，慈禧太后只觉得一颗心不断地往下沉，脊梁上一阵一阵发冷。可是也不无庆幸之感，亏得发现得早，尽有从容补救的工夫。废皇帝有洋人干预，莫非废大阿哥也有洋人来多管闲事？她心里在冷笑，你们爷儿俩别作梦！好便好，倘或不忠不孝，索性连爵位都革掉，废为庶人！ 
　　未来是这样打算，眼前还须立规矩，当即喝道：“取家法来！” 
　　宫中责罚太监宫女，用板子、用鞭，而统谓之“传杖”，慈禧太后所说的“取家法”，其实就是“传杖”。不论大小板子或者藤条，这一顿打下来，那怕大阿哥茁壮如牛，也会受伤。崔玉贵比较护着大阿哥，赶紧为他跪下来求情，李莲英却不能确定慈禧太后是不是真的要打大阿哥？倘或仅是吓一吓他，便得有人替他求情，才好转圜，所以几乎是跟崔玉贵同时，也跪了下来。口中说道：“老佛爷请息怒，暂且饶大阿哥这一遭儿！” 
　　“不能饶！”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都是你们平日纵容得他无法无天，胆敢跟皇上动武！照他的行为，就该活活处死！”她环视着黑压压跪了一地的太监宫女又说：“你们可放明白一点儿！有我一天，就有皇上一天，谁要敢跟皇上无礼，看我不剥了他的皮！” 
　　就这几句话，教训了大阿哥，警告了崔玉贵，但也收服了在屏风之后静听的皇帝，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在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的殿廷中，发出唏嘘之声。 
　　“崔玉贵！”慈禧太后冷峻地吩咐：“取鞭子来，打二十。” 
　　“喳！”崔玉贵不敢多说，乖乖儿去取鞭子。 
　　“老佛爷，”李莲英陪笑着说道，“茶膳预备下了，老佛爷也乏了，请先歇一歇吧！” 
　　“你别来支使我！你打量着把我调开了，就可以马马虎虎放过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哼，你别作梦吧！” 
　　这是慈禧太后有意护卫李莲英。因为这件事一传出去，必是这么说：“老佛爷可真是动了气了！连李莲英替大阿哥求情，都碰了个好大的钉子。”那样，端王与大阿哥就不会记他的恨，不怪他能在老佛爷面前说话，而竟袖手不救。 
　　等鞭子取了来，慈禧太后要笞背，毕竟是李莲英求的情，改了笞臀。当着宫女剥下了大阿哥的裤子，在屁股上抽了二十鞭。 
　　大阿哥到底只是一个从小被溺爱的顽童，心里想争强赌气，不吭一声，无奈从来不曾受过这般苦楚，疼得大叫：“老佛爷开恩！”又哭又嚷，乱成一片。 
　　“与我着力打！”慈禧太后为了立威，硬一硬心肠大声地说。 
　　这一顿打，自然将大阿哥屁股打烂了。但行刑的太监亦犹如内务府慎刑司的“苏拉”，或者州县衙门的皂隶那样，对打屁股别有诀窍，对大阿哥格外留情，皮开肉烂而骨不伤，等打完向慈禧太后谢过教训之恩，太监扶了回去，立刻便由崔玉贵领着在御药房当差的老太监，用秘方特制的金创药一敷，痛楚顿见减轻。 
　　“玉贵！”大阿哥呻吟着说：“你得派人去告诉王爷…　。” 
　　“是，是！”崔玉贵急急乱以他语：“大阿哥安心养伤吧！打是疼，骂是爱，老佛爷看得大阿哥尊贵，才劳神教导。不然，还懒得问呢！” 
　　“我不怨老佛爷，只恨那个‘二毛子’…　。” 
　　“好了，好了！”崔玉贵再次打断，而且带点教训的口吻：“大阿哥，吃苦要记苦，就为的这句话挨的打，怎么一转眼就给忘了呢，量大福大，丢开吧。” 
　　当然，崔玉贵暗地里还是派了人到端王府，悄悄告诉，有此一事。若说祖母责罚顽劣的孙子，原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载漪接到消息，既惊且怒，视作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好，好！打得好！”他煞白着脸，对他的一兄一弟说： 
　　“你们等着吧，咱们这一支就该连根儿铲了！” 
　　“这一支”是指他父亲惇王奕誴的子孙，载濂、载澜听得这话，不由得一愣，往深处细想，才了解他的意思，但惊骇以外，亦不无疑问。 
　　“老二，你是说，老佛爷的心变了？”载濂问说：“莫非还能对大阿哥有什么…　？”他没有再说下去。 
　　“为什么不能？要废要立全由她！果然要废了大阿哥，你想想，”载漪掉了一句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倒是实话。如果慈禧太后对惇王这一支还有好感，就绝不肯轻易出此废除大阿哥名号的举动。倘或出此，便表示已无所顾惜。慈禧太后对她的三个小叔，感情、看法大不相同，老七醇王奕譞是妹婿，而且一向对她唯命是从。老六恭王奕䜣当辛酉政变时，为她立过大功，中间虽有误会，但恭王临终时，谆谆叮嘱，皇帝应该疏远新党，慈禧太后大为感念，特谥曰“忠”，配享太庙，饰终之典，务极优隆，足见恭王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至于老五惇王奕誴，赋性简率，有时放言无忌，慈禧太后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对他的子孙，当然没什么情谊可推。 
　　载濂、载澜算是被点醒了。于是亲贵宗藩之间，许多受慈禧太后荼毒的故事，刹那间一齐奔赴心头。他们的嫡堂兄弟载澍的联襟，也是皇帝与载漪的联襟，承恩公桂祥的女婿，只为夫妇不和，慈禧太后褊袒母家，降懿旨杖责载澍，至今“圈禁高墙”，冬天只着一条单裤，居然没有冻死！ 
　　一想到载澍的遭遇，载澜打了个寒噤，“要废要立由不得她！”他说：“大清朝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不是她那拉氏的天下！” 
　　“说得不错！”载濂接口：“反正外头的闲话很多，名声也坏了，不如就痛痛快快来一下子。” 
　　所谓“闲话很多，名声也坏了”，是指载漪策动废立，想当太上皇而言。这在载漪本人不但知道，而且在至亲及亲信之前，亦并不讳言。如今听载濂一劝，不由得动心了。 
　　“大哥，”他问：“你倒细说一说，要怎么才能痛快？” 
　　“好办！”载濂将手往外一指：“现成不有人在那里？” 
　　这指的是义和团。庄王府中设着“总坛”，各地义和团到那里挂了号，便有口粮可领，是正式为朝廷效力的义士。端王府中也设着坛，供养着好几个大师兄，现成可用。载漪凝神想了一会，顿一顿足，断然说道：“好吧！干！” 

　　　　　　　　　　　※　　　　　　　 ※　　　　　　　　 ※ 

　　五月二十九一大早，载漪邀集庄王载勋，小恭王溥伟的叔叔贝勒载滢以及他的一兄一弟，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直闯宁寿宫。为了壮胆，载漪喝了几杯酒，脸上红红地，张出口来，酒气喷人。 
　　这天在宁寿宫值日照料的内务府大臣文年，看载漪来意不善，怕吃眼前亏，不敢拦他，任他脚步歪斜地直奔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李莲英听得鼓噪之声，大为骇异，奔出来一看，越觉惊慌，“王爷，王爷！”他赶紧迎上去问：“你老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来抓二毛子！” 
　　“王爷，轻点、轻点！老佛爷正在用茶膳。” 
　　“我就要见老佛爷！”载漪是越扶越醉的那种神情，“请老佛爷把二毛子交出来。” 
　　“到底谁是二毛子啊？” 
　　“还有谁，不就是皇上吗？” 
　　一语刚毕，义和团大喊：“快把二毛子交出来！” 
　　见此光景，李莲英知道凭一己之力挡不住了。不过，他很清楚，载漪是色厉内荏，果然他有胆子来跟慈禧太后要“二毛子”就绝不会喝酒。而且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人不但噤若寒蝉，一个个还脸色青黄不定，足见慈禧太后的威望，足以镇慑得住！ 
　　计算已定，语气便从容了，“好！请王爷候一候。”他说： 
　　“我去请老佛爷的驾。”说毕，掉身而去。 
　　走回乐寿堂的东暖阁随安室，慈禧太后已经怒容满面地在等候报告。见此光景，李莲英倒不免踌躇。这两天慈禧太后因为甘军放火烧了翰林院，而英国使馆仍未攻下，大为生气，召来董福祥痛责以后，气仍未消。如今倘或得知载漪是如此狂悖胡闹，盛怒之下，不知会有何激烈的举动？自不能不先作顾虑。 
　　但此时此地，不容他多作思索，唯有硬着头皮奏陈：“跟老佛爷回，端王要见皇上。” 
　　“他要见皇上干什么？” 
　　“奴才不敢问。”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依奴才看，皇上是不见他的好。”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双眉一扬，“怎么着？”她微带冷笑： 
　　“莫非他还敢有什么天佛不容的举动？” 
　　“那是不会有的。不过…　。” 
　　“你别说了！”慈禧太后不耐烦地打断：“你快传我的话，让荣禄赶紧多带人来。” 
　　其实不用李莲英传懿旨，荣禄已经得到消息，宫中本已加派了武卫中军保护，此时只须集中兵力，加强警戒，而载漪毫未觉察，依旧借酒装疯，在乐寿堂的大院子中，横眉怒目、挺胸凸肚地示威，正洋洋得意时，只见太监前导，宫女簇拥，慈禧太后出来了。 
　　“老佛爷…　。” 
　　他刚喊得一声，便听得厉声喝道：“住口！”慈禧太后双眼睁得极大，“你们是干什么？要造反不是！载漪，你说，你要干吗？” 
　　载漪一见慈禧太后，先就矮了一辈，此时听得厉声诘实，情怯之下，只字不出，却有个大师兄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大声说道：“要把皇上废掉！” 
　　“废皇上是你们能干预的吗？”慈禧太后的话说得极快：“该让谁当皇上，我自有权衡。你们别以为立了大阿哥就该让他当皇上，要把大阿哥的名号撤了，撵出宫去，是一句话的事，说办就办，容易得很。现在是什么时候，不摸摸良心，好好效力，竟敢这样肆无忌惮，真是荒唐糊涂透了！载勋！” 
　　“喳！”载勋响亮地答应。 
　　“你赶快带着他们走！以后除了入值，不准进来！”慈禧太后又说：“你们冒犯皇上，要给皇上磕头赔罪。你们知道错了不？” 
　　“是！”载勋汗流浃背地磕头，“奴才错了！” 
　　“知道错，我开恩从轻发落，每人罚俸一年。”说到这里，只见荣禄的影子一闪，慈禧太后知道部署已定，便又大声说道：“至于团民，胆敢持枪拿刀，闯到宫中，犯上作乱，不能轻饶，凡是头目，一律处死！” 
　　此言一出，有人变色，有人哆嗦，有人发愣，就没有一个敢开口，或者有何动作。而荣禄亦就趁慈禧太后威足以镇慑乱臣贼子的片刻，指挥部下，缴了义和团的械。 
　　眼看义和团为武卫中军，两三个制一个，横拖直拽地拉出宫门，载漪面如死灰，站在院子中间动弹不得。还是庄王比较机警，做个手势，示意大家一起跪安，见机而退。 
　　可是，载漪却奉旨留了下来，慈禧太后此时又换了一副神色，是一脸鄙夷不屑的表情，“你放明白一点儿，趁早把你那个想当太上皇的混帐心思扔掉！告诉你，有我在世一天，就没你做的，你再不安分，可别怨我，革你的爵，把你撵到黑龙江去！象你的行为，真配你那个狗名！” 
　　载漪的漪有个“犬”字在内，所以慈禧太后有此刻薄的一骂。而载漪挨了骂，还得磕头谢恩。退出宫去，掩面上轿，心里难过得恨不能即时到东交民巷跟洋人拚命。 

　　　　　　　　　　　※　　　　　　　 ※　　　　　　　　 ※ 

　　“荣禄，你看这个局面，怎么办？”慈禧太后毫不掩饰她的心境：“我都烦死了！” 
　　“老佛爷也别太烦恼，局面还可以挽救。”荣禄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一面看，一面回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跟各国领事谈得很好，东南半壁，大概不会有乱，能保住这一分元气，将来还有希望。” 
　　“将来是将来，眼前怎么办？”慈禧太后说：“我本来在打算，能够把使馆攻下来，多少占了上风，也给洋人一个警惕，那时等李鸿章来跟洋人谈和，就不至于吃大亏。谁知道董福祥这样没用。至于义和团，唉！”她叹口气摇摇头：“甭提了！” 
　　“义和团原不可恃。董福祥刚愎自用，自信太过。”荣禄膝行两步说道：“趁如今跟洋人讲和，派兵保护着送回天津，还来得及。” 
　　慈禧太后不作声，慢慢喝着茶，考虑了一会，才问：“派谁去讲和呢？” 
　　“是奴才出的主意，奴才义不容辞。”荣禄答说：“东交民巷一带枪子儿乱飞，派别人，别人也未必敢去。” 
　　这表示荣禄去讲和，亦是一件冒生命之险的事。为国奋不顾身，慈禧太后深感安慰，亦很感动，便毅然决然地说： 
　　“好吧！别人去也未必有用。你跟庆王商量着办吧！” 
　　于是荣禄避开军机大臣，直接到庆王府去商量部署，先下令命甘军停战，然后在下午四点多钟，亲自带着人到北御河桥跟洋人打交道。两军对阵，彼此猜疑，为了让洋人了解他的来意，特意制了一面特大号的高脚木牌，上糊黄纸，写着栲栳大的八个字：“钦奉懿旨，力护使馆。”这面木牌，在御河桥北，不断摇晃，希望洋人出面答话。 
　　英国使馆中的洋人，从望远镜中看到了木牌上的字，一时不明究竟，当然要会商应付的办法。 
　　各国公使当然都欢迎慈禧太后这道友好的懿旨，决定也用一块木牌，写上四个大字：“请来议和”，作为答复。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但如何将这块木牌送交对方，却颇费周章。因为相距甚远，木牌必须送到对方目力所及之处，才能发生作用，而目力所及，也就是洋枪射程所及，谁肯冒送命的危险去递送木牌？ 
　　于是在使馆区中临时招募，重赏之下，总算有人应征，是法国公使馆的一个做中国菜的厨子，姓王。他戴一顶红缨帽，左手提着木牌，右手持一面白旗，不断摇晃，沿着御河，穿过翰林院的废墟，往北行去。 
　　王厨子是看在二十两银子的分上，作此“卖命”的勾当，一上了路，四顾荒凉，看见眼睛发红的野狗在啃义和团的尸首，突然胆怯，双腿发软，想转身时，趴在英国公使馆北面围墙上的外国人，都在鼓噪拍掌，督促他前进。想想事已如此，只得挺起胸，抬起头，往前再闯。 
　　谁知不抬头还好，一抬头正好看到宫墙下面的兵，都平端着枪，仿佛枪口对着自己。这一下子吓得浑身哆嗦，一面使劲摇旗，一面左右张望，想找个高一点的地方，将木牌放下，让对方能看见，自己就好交差了。 
　　念头刚刚转完，发现左前方有一只烧毁了的书架，虽然乌焦巴黑，但架子还在，心中一喜，毫不迟疑地，直趋而前，将木牌放在那书架上，如释重负似地浑身轻松，掉头便走。 
　　可是，自己这面鼓噪的声音却更大了，抬头看时，洋人在墙上拚命向外挥手，王厨子不解所谓，愣了一会，方始省悟，是要他往后看，于是很谨慎地掉转身去看了一眼。 
　　一看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大错而特错的事，那面木牌摆反了，“请来议和”四个字，对方何由得见？心里在想，应该自动去改正，可是两条腿不听使唤，有它自己的主张，只肯往南，不肯往北。 
　　其实，荣禄就不曾看到木牌上的字，只从白旗上去思量，他已知道使馆的反应如何。可是他却不曾再派人进一步的联络，因为就在这王厨子露面的那一刻，庆王派人来通知，宫中有懿旨，不必讲和了！请他立即到府会面。 
　　“怎么回事？”荣禄一见面就问：“突然又变卦了！” 
　　“唉！别提了！”庆王大摇其头：“不知谁出的花样，到皇太后面前报喜，说义和团在廊坊打了一个大胜仗，杀了上万的洋人。皇太后很高兴，当时找刚毅进宫，传谕神机营、虎神营、义和团各赏银十万两。甘军以前赏过四万，再赏六万。又说：讲和也不必讲了！洋人有本事自己出京好了。仲华，你说，这不是没影儿的事！” 
　　“没影儿的事？廊坊没有打胜仗，当然是打了败仗了？” 
　　“这，我可不清楚。倒是有个电报，得给你看看。” 
　　电报是李鸿章打来的，道是“闻京城各使馆尚未动手，董军门一勇之夫，不可轻信。现在各国兵船各海口皆有，如攻京中使馆，大局不堪设想。如各国兵并进，臣只身赴难，不足有益于国，请乾纲独断。李鸿章拭泪直陈，请代奏。” 
　　“那么，王爷，代奏了没有呢？”荣禄问说。 
　　“刚收到，我想跟你商量了再说。看样子，李少荃是决不肯进京的了。” 
　　“他怎么肯来跳火坑？”荣禄答说：“不过，咱们也非得找一两个帮手不可。” 
　　“你看吧！看谁行，你我一同保荐。” 

　　　　　　　　　　　※　　　　　　　 ※　　　　　　　　 ※ 

　　与使馆讲和这件事，总算打消了，而且慈禧太后还发内帑奖赏，对甘军来说，当然大足以激励士气。可是，使馆攻不下来，这是说什么也交代不过去的事。 
　　不但载漪着急，董福祥更觉坐立不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无非怎么样将“董”字帅旗，插在各国公使馆的屋顶上。幕僚集议，所谈的亦无非是如何得有一条妙计，攻破使馆。 
　　最后是李来中出的主意，“武卫军原有破敌的利器。”他说：“只要荣中堂肯把大炮借出来，一炮轰平了使馆，什么事都没有了。” 
　　“啊，啊！”董福祥精神大振，一跃而起：“怎么就想不起？ 
　　我马上就去。” 
　　于是策马到了东厂胡同荣府，上门道明来意，门上答说： 
　　“中堂交代，今天不见客。” 
　　“不行！”董福祥的语声很硬，“我有要紧事，非见中堂不可。” 
　　门上皮笑肉不笑地答应着：“是了！我替董大帅去回。” 
　　一报进去，荣禄奇怪，这几天他无形中跟董福祥已经断绝往来，如今突然上门，说有要紧事求见，倒要打听一下。于是，一面派门上传话，请董福祥等一等，一面立刻派人到甘军中去查询董福祥的来意。在甘军中，当然有荣禄的“坐探”，很快地便有了确实的答复，原来董福祥想来借炮。 
　　“哼！”荣禄冷笑：“今天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从我这里把炮借走？” 
　　这时董福祥已等得不耐烦了，绕屋旋走，嘴里嘀嘀咕咕地骂他的部下，实是指槐骂桑骂荣禄。如是等了有个把钟头，才将他引入书房。 
　　书房中，荣禄靠在藤椅上，动都不动。如此待客，未免过于失礼，而董福祥有求于人，不能不忍气吞声地请个安，开口说道：“有件事请中堂成全。福祥想借红衣大炮一用。” 
　　“你要借炮，轰平使馆？” 
　　“是！”董福祥说，“上头逼得紧，没法子，只好跟中堂来借炮。” 
　　“借炮容易！”荣禄很快地接口：“不过先得要我的脑袋。”董福祥惊诧莫名，“中堂，”他茫然地问：“怎么说这话？” 
　　“我是实话！我再告诉你，要我的脑袋也容易，请你进宫跟皇太后回奏，要荣禄的脑袋。你是皇太后器重的人，朝廷的柱石，你说什么，皇太后一定照准。” 
　　这下董福祥才知道是受了一顿阴损。借炮是公事，准不准都可商量，何必如此！这样一想，把脸都气白了，很想回敬几句，却又怕自己不善词令，更取其辱。于是，愣了一会，狠狠顿一顿足，掉头就走。 
　　出了荣府，上马直奔东华门；到了宁寿宫，侍卫不敢拦他，容他一直闯进皇极殿，抓住一个太监说道：“你进去跟老佛爷回奏，甘军统领请老佛爷立刻召见。” 
　　这是个供奔走的小太监，没资格擅自走到太后面前，也从没有人使唤他这样的差使，只叫：“放手，放手！”正喧嚷之间，崔玉贵赶出来了。 
　　“董大人，”他挺着个大肚子说，“有话跟我说。” 
　　“我要见老佛爷。” 
　　“这会儿，”崔玉贵看看当空的烈日，“老佛爷正歇息…　。” 
　　“要见！”董福祥抢着说：“非见不可！” 
　　“好吧！”崔玉贵问道：“见老佛爷，是什么事？能不能跟我先说一说。” 
　　“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回头你就知道了。” 
　　崔玉贵的样子很傲慢自大，其实倒是了事来的，谁知董福祥全然不知好歹。便微微冷笑着说：“我替你去回，老佛爷见不见可不知道！”接着又向那小太监吩咐：“到宫门上去问一问，是谁该班？差使越当越回去了！”意思是责怪宫门口不该擅放董福祥入内。 
　　说完，崔玉贵悄然入殿，正在作画的慈禧太后，听得帘钩声响，头也不抬地问：“是谁在外面嚷嚷？” 
　　“回老佛爷的话，是甘军统领董福祥，一个劲儿说要见老佛爷，奴才问他什么事，他不肯说。” 
　　“是他！”慈禧太后放下画笔，平静地说：“叫他进来！” 
　　皇极殿的规制如乾清宫，东西各有暖阁。西暖阁作了慈禧太后习画与休息之处，召见是在东暖阁，董福祥进殿磕了头，还未陈奏，慈禧太后却先开口了： 
　　“董福祥，你是来奏报攻使馆的消息？” 
　　“不是…　。” 
　　“好啊！”慈禧太后不容他毕其词，便即打断：“我以为你是来奏报使馆已经攻了下来呢！从上个月到今天，总听你奏过十次了，使馆一攻就破，那知道人家到今天还是好好儿的！” 
　　迎头一个软钉子，碰得董福祥晕头转向，定定神说：“奴才有下情上奏，使馆攻不下来，不是奴才的过失。” 
　　“是谁的呢？” 
　　“荣禄！”董福祥想起荣禄的神态，不由得激动了：“奴才求见老佛爷，是参劾大学士荣禄，他是汉奸，只帮洋人。奴才奉旨，灭尽洋人，请慈命把他革职。他武卫军有大炮，如果用来攻使馆，立即片瓦不留。奴才跟他借炮，他说什么也不肯借，还说那怕有老佛爷的懿旨，亦不管用！” 
　　最后这句话，是董福祥自己加上去的。原意在挑拨煽动，希望激怒慈禧太后，那知弄巧成拙，慈禧太后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荣禄的忠诚是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考查试验过的。当着她的面，他也许会据理力争，而在他人面前，荣禄从不曾说过一字半句轻视懿旨的话。相反地，她不止一次接到报告，说荣禄曾向最亲密的人表示：“老佛爷也许有想不到的地方，不过只要吩咐下来，不论怎么样都得照办，不能打一点折扣。” 
　　照此情形，何能向董福祥说，有懿旨亦不管用？ 
　　一句话不真，便显得所有的话都是撒谎，慈禧太后厉声喝道：“不准你再说话！你是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叫你将功赎罪。象你这狂妄的样子，目无朝廷，仍旧不脱强盗的行径，大约是活得不耐烦了！出去！以后不奉旨意，擅自闯了进来，你知道不知道，该当何罪？” 
　　说完，慈禧太后起身便走，出东暖阁回西暖阁，董福祥既恼且恨，然而无可如何。 
　　回到设在户部衙门的“中军大帐”，董福祥越想越气恼，下令将设在崇文门的老式开花炮，向西移动，逼近德国使馆，连续猛轰，结果德国兵不支而退，但设在德国公使馆与俱乐部之间的“枪楼”，虽被开花炮弹的弹片炸得“遍体鳞伤”，而钢筋水泥的架子，却犹完好如初，居高临下，一枪一个，迫得甘军无法逼近，防线仍能守住。 
　　可是西线的美国兵，一见势头不妙，撤而往北。这一下，各国公使大起恐慌，在英国使馆连夜召集会议，一致主张，应该恢复原有的防线。美国的司令官阿姆斯丹，表示独力难支，要求支援，于是英国、俄国各派出十来个人，而实力仍嫌单薄，便再招募“志愿军”。各国使馆的文员，投笔从戎，组成了一支六十个人的“联军”。 
　　第二天黎明时分，阿姆斯丹率领“联军”回到南御河桥以西，一看情况如旧，美军虽已“弃地”，甘军却并未“占领”。因此，阿姆斯丹兵不血刃地“恢复”了“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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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进攻使馆区归甘军负责，破西什库则是义和团的事。但法术无灵，死伤累累，刚毅先还短衣腰刀，亲临督战，后来因为受不住令人欲呕的尸臭，也就知难而退。不过，每天都要到庄王府探问消息，大师兄总是毫不在意地说：“镇物太多！ 
　　教堂顶楼，不知道有多少光腚女人，把法术冲破了！” 
　　“这一说，西什库教堂是攻不下来了？” 
　　“那有这话！”大师兄依然若无其事地：“破起来快得很！” 
　　“很”字刚刚出口，大师兄的神色突然变了，眼光发直，双唇紧闭，慢慢地眼睛闭上，神游太虚去了。 
　　好一会，大师兄方始张开眼来，慢慢摇着头说：“不好，很不好！虎神营有汉奸！” 
　　虎神营已是载漪的子弟兵，其中居然有汉奸，岂不骇人听闻？而大师兄的语气却不象猜测之词。 
　　“那么是谁呢？” 
　　“此刻不能说。这也是天机，不可泄漏，到时候自见分晓。” 
　　第二天就见分晓。虎神营一个管炮的翼长，名叫阿克丹，字介臣，本来是教民，为义和团一拥而上，缚住双臂，斩于阵前。据义和团说，阿克丹与西什库教堂的洋人已有勾结，倒转炮口预备轰自己人，所以用军法处斩。 
　　“这不象话！”赵舒翘向刚毅说：“倒戈自然应该军法从事，可是总不能让义和团来执虎神营的法。而况翼长是二品大员，不经审问，遽尔斩决，也有伤朝廷的体制。” 
　　刚毅默然。好久，叹口气说：“骑虎难下了。” 
　　“中堂应该跟端王提一声，得想个法子约束才好！” 
　　“约束？谈何容易。如今东城是甘军的天下，西城是义和团的世界，再下去，只怕连大内都难得清净。”刚毅咬一咬牙，作出破釜沉舟的姿态：“如今没有别的话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硬闯才能闯出头。” 
　　“怎么闯法？”赵舒翘觉得有句话如骨鲠在喉，不管是不是中听，都非吐出来不可：“就算把使馆踏平，西什库教堂烧光，又能怎么样，还能挡得住洋人不在大沽口上岸？” 
　　“上岸就把他们截回去。天津一定能守得住，守得住天津就不要紧。” 
　　赵舒翘说不下去了。唯有寄望于马玉昆与聂士成，能够守得住天津。 

　　　　　　　　　　　※　　　　　　　 ※　　　　　　　　 ※ 

　　以浙江提督的官衔，暂时统带武卫左军的马玉昆，是六月初三由锦州到天津的。随带马步军七营，驻扎河东，只住民家空房，凡是上了锁或有人住的房间，一概不准入内，亦不准士兵在街上随便游荡。天津人久苦于义和团的蛮横骚扰，一见有这样一支有军纪的军队，衷心感动，所以对马玉昆大为捧场，到处都有人在说：“洋人只怕马三元，他一到了，洋人无路可走了。”马三元就是马玉昆，他的别号又叫珊园。 
　　就在这天，张德成与曹福田会衔出了一张告示，说是“初三日与洋人合仗，从兴隆街至老龙头，所有住户铺面，皆须一律腾净，不然恐有妨碍。”这一带在海河东岸，铁路以西，为各国的租界，统名紫竹林，犹如京师东交民巷，为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 
　　天津人此时对义和团已是不敢不信，不敢不怕，所以一见布告，从金汤桥的东天仙茶园开始，沿海河西岸到老龙头火车站的店面住家，毫无例外地闭门的闭门，走避的走避。但马玉昆的队伍亦驻在这一带，自然不理会这张布告，反而有好些士兵，特意挑高处或者视野广阔的地方去作壁上观。 
　　但看到的只是远处洋兵的严密警戒，直到黄昏日落，始终未见义和团出击。而第二天一早却纷纷传言，有所解释，据义和团说，这天是东南风，不利于军，要家家向东南方面，焚香祷告，转东风为西北风，便是大破洋人之时。 
　　有人拿这话去告诉马玉昆，他听罢大笑，“今天六月初四，东南风要转西北风，起码还得两三个月。”他说，“咱们别信他那一套鬼话，自己干自己的。” 
　　于是马玉昆下令构筑工事，用土堆成好几座炮台，安设小炮，架炮测距，不忙着出战。 
　　可是市面上传说纷纭，说马玉昆如何如何打了胜仗。义和团相形见绌，威望大损，张德成觉得很不是滋味，决定去拜访马玉昆，设法找面子回来。 
　　提督是一品武将，但张德成的派头也不小，坐着裕禄所派来的绿呢大轿，到得马玉昆的行台，先着人投帖，直到马玉昆出来迎接，方始下轿。 
　　“三元，”张德成大声喊着，就象久不见面的老朋友似地，“你那一天到的，怎么不来看我？你我在天津都是客，俗语说：‘行客拜坐客。’你不先来看我，是你不对！”马玉昆一愣，心里也有点生气，与此人素昧平生，怎么这样子说话？本待放下脸来斥责，继而转念，他是故意套近乎，为自己妆点面子。此人虽不足取，手下有好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得罪了他，要防他紧要关头掣肘捣乱。为了免除后顾之忧，说不得只好委屈自己了。 
　　于是，他脸上堆起笑容，拱拱手说：“失礼，失礼！正要跟张老师去请教，不想反倒劳你的驾。请里面坐，好好商量破敌之计。” 
　　“是啊！不是为商量破敌之计，我还不来呢！”说罢，伸出一只手来，马玉昆不能不理，张德成如戏台上所谓的“你我挽手同行”，大摇大摆，象走台步似地，牵着马玉昆，往里走去。 
　　坐定下来，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及至谈入正题，张德成自然大吹大擂一番。说的话荒谬绝伦，但意气豪迈，不由得就使马玉昆在心里浮起这样一个想法：“这小子，莫非真的有一套？” 
　　“三元，”张德成话锋一转：“不是我拦你的高兴，我看见你安的炮位了，没有用！要说炮，你敌不过洋人，洋炮多，而且准。天津城里凡是紧要地方，都让紫竹林过来的炮弹打中了。你这几个炮位，迟早也得毁掉，白费工夫！” 
　　“那么，张老师，不用炮攻，用什么？” 
　　于是马玉昆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求张德成作法，将洋人的大炮闭住。早有这么一个说法，义和团的法术，能使炮管炸裂，或者将炮口封闭，失去效用，马玉昆并不相信，故意出这么一个难题，意在调侃。 
　　谁知张德成大言不惭，“好！”他拍胸应承：“我把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 
　　“你能拿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马玉昆立即接口：“我就能把洋人一扫而光。” 
　　“一言为定！”张德成倏地起立，“就此告辞。” 
　　马玉昆一笑置之，依旧只管自己料理防务，并与驻军南郊八里台，一面须防备义和团偷袭，一面与紫竹林各国联军不时接战的聂士成取得联络。一夜过去，早将与张德成开玩笑的约定，抛在九霄云外，那知张德成居然派人来质问，问马玉昆，可是已将洋人一扫而光了？ 
　　“不错！”马玉昆答说：“我说过这话。不过那得张老师先将洋人的炮闭住啊！” 
　　“是的。张老师已将洋人的炮闭住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马玉昆愕然。心里大为气愤，可是无法与来人争辩。入夜联军停战不开炮，张德成便作为他的功劳，那不太取巧了？“去你娘的！”马玉昆将来人轰走：“你们拿这些唬人的花样来开老子的玩笑！” 
　　来人狼狈而去，马玉昆余怒未已，很想去见总督裕禄，揭穿义和团的骗局。左右有人劝他，说裕禄已自陷于义和团的“迷魂阵”中，无法回头了，几次奏报，义和团如何忠勇，如何神奇，如何杀了洋人多少万？而且还奏保张德成、曹福田“堪以大用”。这两个人在总督衙门来去自如，裕禄奉若神明。 
　　在这种情形之下，试问，进言有何用处？ 
　　从关外来的马玉昆，听得这些话，诧为奇闻，同时也不免泄气，绝望地轻声自语：“天津保不住了！” 

　　　　　　　　　　　※　　　　　　　 ※　　　　　　　　 ※ 

　　京官逃的逃，躲的躲，或者衙门被毁，或者道路不通，一切公务，无形废弛，亦没有那个衙门的堂官，再对部属认真考勤。唯一的例外是翰林院。 
　　翰林院为甘军一火而焚，不知有多少清流名士，痛心疾首，但掌院学士徐桐并不以为意，借了内城祖家街的镶黄旗官学，作为翰林院临时的院址，出知单通知所有的翰林，照常办事，但奉召而至的，十不得一。 
　　徐桐非常生气，吩咐典籍厅取本衙门的名册来，逐一查问。名册所列，除了东阁大学士昆冈与他本人所兼的掌院学士名衔以外，第一行就是“日讲起注官侍读学士黄思永”，恰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人。 
　　这黄思永字慎之，籍隶江苏江宁，光绪六年的状元。虽为翰林，善于营商，道学家口不言利，已为徐桐所轻视，更坏的是好谈洋务，更犯了他的大忌。所以放眼一望，不见黄思永的影子，便即厉声问道：“黄慎之呢？” 
　　“送家眷到通州去了。” 
　　“告假了没有？” 
　　“告了假了。” 
　　“假期满了没有？”徐桐继续追问。 
　　“昨天满的。” 
　　“昨天满的，”徐桐越发声色俱厉，“何以不回京销假？” 
　　有个编修叫严修，字范荪，天津人，是徐桐会试的门生，忍不住开口：“老师，黄慎之已经回京了。听说昨晚上有义和团到他家，说是‘庄王请黄状元有话谈’，不由分说，架着就走，至今下落不明。请老师作主。” 
　　徐桐愣了一下，方始明白，黄思永好谈洋务，为义和团当作“二毛子”，架到庄王府，神前焚表，吉凶难卜。心想： 
　　“这是他自作自受，何能为他作主？” 
　　于是想了一下，用训饬的语气答道：“既知到庄王府，怎么又说下落不明？你少管闲事！” 
　　“老师！这个闲事，你老可不能不管！也是你老的门生，奉命出差，路上让义和团抢劫一空，狼狈不堪。”严修抗声说道：“这样下去，不待外敌，先自倾其国了。” 
　　“是何言欤！”徐桐勃然变色，“你倒是说的谁？” 
　　“骆公骕。” 
　　此人亦是一位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州人。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应该是探花，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皇帝感时抚事，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置第一，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 
　　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乡试主考，照例边远省分最先放，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见启秀辞行时，启秀告诉他说：“等你回京复命时，京里就没有洋人了。”那知洋人犹在，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 
　　听严修说罢经过，徐桐将脸一沉，“范荪，”他摆出教训的神色：“读书明理，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义民忠勇奋发，向不贪财，否则会遭神谴，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 
　　严修还想争，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算了，算了！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莠民’手里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说法，其实也是义和团。被杀的刘葆真，名叫刘可毅，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八年的会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额有恶纹，恐有横死之厄，而偏偏会试揭晓，玻璃厂卖“红录”，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刘可杀”。 
　　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而且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等殿试已过，点了翰林，心里便在想，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只有科场舞弊，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纵非有心，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点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独独刘可毅相反。本来，想派充考官难，不想当考官很容易，翰林点考官，须先经过一次考试，名为“考差”，如果不应考差，根本就不会点考官。可是，穷翰林举债，都以“得了考差还”作为保证，如果根本不应考差，债主问一句：“拿什么来还？”便无词以对。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只是下笔草草，不望取录。从入翰林以来，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 
　　到了五月里，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找个借口，请假回籍，想躲过这场劫难。那知冤家路狭，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一时多事，告诉了居停，厨子被逐，因而结怨。不想十年以后，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一见刘可毅，自然不肯放过，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说，是遇害了，“可杀”竟成恶谶。 
　　听得刘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惨然不欢，徐桐却板起脸来说：“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愤，不赴君父之难，只想独善其身，真是枉读了圣贤书！” 
　　“不过，老师，”曹福元说：“‘莠民’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也该严办才是！” 
　　“那当然要严办，我要面奏皇太后，请再降严旨。不过，‘福者祸所倚，祸者福所倚’，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机，不取巧，虽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勉之哉，勉之哉！”接着，便起身走了。 
　　出了镶黄旗官学，轿子抬往西华门，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盘查甚严。徐桐是赏了“朝马”的，通行无阻，轿子横越禁城，直到宁寿宫前，“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 

　　　　　　　　　　　※　　　　　　　 ※　　　　　　　　 ※ 

　　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陈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残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此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买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如果据实而陈，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以后，方始答说：“用人之际，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奴才在想，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催他上任，他也就无可推托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说：“他是拿这个来要挟？” 
　　“那，他不敢！”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裕禄也实在太无用！可是，李鸿章是不是肯接北洋，我看，亦在未定之天。” 
　　荣禄与庆王本来都有心病，一个怕他回北洋，一个怕他回总理衙门。如果慈禧太后在两三个月以前说这话，必为荣禄与庆王颂作圣明，但事到如今，巴不得能卸仔肩。有李鸿章来，总是一个大帮手，分劳、分忧、分谤，无论如何是于己有利的事。所以异口同声地说：“肯接！” 
　　“好吧！你们说的青接北洋，那就让他回北洋。”慈禧太后说：“当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么，裕禄呢？” 
　　“那只好另外安置了。” 
　　“你们去商量。”慈禧太后很深沉地说：“不过，你们可得想一想，朝廷这样子迁就，如果李鸿章仍旧不肯进京，那一来面子上更难看。” 
　　“是！”荣禄答说，“决不能再伤朝廷的面子。” 
　　接下来谈压境的强敌，除了天津以外，关外的形势亦很险恶，沈阳、辽阳等处教堂被毁，铁路被拆，而俄国军队不断开到，如果发生冲突，必非其敌。因此李鸿章、刘坤一，以及驻俄公使杨儒，都直接打电报给盛京将军增祺，请他切勿轻举妄动，免得为俄国资为进兵的口实。这些电报，同时亦发到总理衙门，所以庆王对入侵之敌的动静，大致了解。 
　　“各国军队，就数俄国派得最多。除了关外，在天津的也不少。”庆王乘机说道：“李鸿章到过俄国，跟俄国掌权的户部尚书威德，很有交情。前十天，威德告诉钦使杨儒，对我大清朝，决不失和，又说最好李鸿章到京里来。德皇也告诉钦使吕海寰，让李鸿章出来议和。事情实在扎手，请皇太后、皇上早降旨意。” 
　　言外之意是要让李鸿章来掌管洋务。慈禧太后觉得庆王未免太不负责任，心中不悦，便微微冷笑：“你们也别把‘和’这个字，老摆在心里！能和则和，不能和也就说不得了。李鸿章替国家效力多年，军务、洋务都是熟手。至于怎么用他，要看情形。这会儿怎么能认定了，说李鸿章进京，就是议和来的！那不自己就先输了一着了吗？” 
　　一听话锋不妙，庆王与荣禄在仓卒之间，都莫测高深，唯有碰头，不发一言。 
　　“皇帝，”慈禧太后转脸问道：“你有什么话交代他们？” 
　　皇帝有些猝不及防似地，哆嗦了一下，定定神答说：“没有！” 
　　“皇上没有话，你们都听见了？” 
　　何须有此一问？仿佛预先留着卸责的余地似地？庆王与荣禄更觉得慈禧太后这种态度，很难理解，更须防备，所以跪安退出以后，彼此商量，决定将慈禧太后的意思，转达给“军务处”，看是何反应，再作道理。 
　　“军务处”是徐桐所定的一个名称。火烧翰林院，正当斗志昂扬之时，慈禧太后曾有面谕：“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因此，徐桐想出“军务处”这么一个名目，隐寓着有取军机处而代之的意味在内。 

　　　　　　　　　　　※　　　　　　　 ※　　　　　　　　 ※ 

　　“李鸿章真了不起啊！”载漪大声嚷着：“俄国人保他，德皇也保他！尽替外国人办事了！” 
　　“话不是这么说！”庆王用慈禧太后的话说：“中外古今，没有那一国能打仗打个没完的。” 
　　“没有打呐！可就想和了。” 
　　“那…　。”庆王出口的声音极重，但一下子就泄了气，拖曳出长长的尾音。他本想顶一句：“那你就打吧！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这是一时气愤的想法，不待话到口边，就知道不能这么说，硬生生截断，才有此怪异的声调。 
　　“王爷！”崇绮开口了：“这里是军务处，只管调兵遣将，何能议及谈和之事？” 
　　庆王虽不见得有多大的才具，但对付崇绮之流，却是游刃有余，当即答说：“好吧！咱们就谈军务。如今大沽口外，洋人的兵船到得不少，关外，俄国亦不怀好意。且不说南边有没有变化，光是这两处的局势就够扎手的了。关外是根本之地，而且鞭长莫及，只有委屈求全之一法，天津这方面，如果抵挡不住，各国军队长驱直入，请教，怎么样才保得住京城？” 
　　“天津当然非守住不可！”载漪很快地答说。 
　　“那么，兵力够不够呢？”庆王也极快地接口：“那里只有聂士成、马玉昆两军，有一处失手，就是个大缺口！” 
　　“若有缺口，”徐桐很有把握地说：“义和神团，必能堵住。” 
　　庆王笑笑不作声。这付之一笑，是极轻蔑的表示，徐桐心里当然很不舒服。可是，他还不敢惹庆王，唯有用求援的眼色，望着载漪。 
　　载漪亦已看出义和团不足恃，不过，一则不便出尔反尔，说义和团无用，再则，义和团虽不能“灭洋”，但还可用来“扶清”——扶助大阿哥接位。载漪已经将交泰殿所藏的二十几方御玺，偷了一方在手里，必要之时，可以利用义和团的愚妄无知，硬闯深宫，行篡弑之实于先，然后以私藏御玺，钤盖诏书，假懿旨之名于后。因此，明知徐桐的用意，亦只好装作未见，管自己针对着庆王的话作答。 
　　“天津方面，马上就有援军到。山东有登州总兵夏辛酉，已经在路上了，另外再让袁慰庭派三千人来。”载漪略停一下，又以很兴奋的声音说：“李鉴堂自动请缨，已经募了十六营湘勇北上了！”说着，他拿出一封电报来给庆王看。 
　　庆王大感意外，李鉴堂就是李秉衡，此人以州县起家，当到督抚，颇有贤能的名声。上年由于刚毅的保荐，以钦差大臣巡视长江水师，这是当年特为彭玉麟而设的一个差使，地位在督抚之上，所以沿长江八督抚联名致电荣禄，建议“东南自保”即由李秉衡领衔。但亦仅此一电列名，以后关于东南自保，就只是在盛宣怀居中联络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在磋商主持。虽知李秉衡态度有变，但由主和一反而为主战，且领兵勤王，无论如何是可诧之事，所以很仔细地看了李秉衡的电报。 
　　电报中当然有一番忠义之忱溢于言表的慷慨陈词，不过其中要紧的话，只有四句：“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 
　　看到这里，庆王大为摇头：“这个说法太危险了！京津密迩，‘引之深入’引到什么地方？”他向载漪说：“老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话！以为天津失守了都不要紧，还可以设伏邀击。当年僧王那样子神勇，就是为了有此想法，吃了大亏。” 
　　“噢？是怎么回事？” 
　　“咸丰八年僧王守大沽口，也是说，洋人不善陆战，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那知洋人的枪炮厉害，天津的地形，又是冈陵迭起，居高临下，把僧王的三千黑龙江马队，打得只剩了七个人，等僧王知道失算，大错已经铸成了。”庆王又说：“真要说洋人不善陆战，照我看亦不见得。东交民巷使馆的兵，包里归堆，不到一千，甘军比他们多好几倍，到现在还是攻不下来。谁善谁不善，也就可想而知了。” 
　　庆王前面的那段话，不免言过其实，是欺侮载漪与徐、崇二人，根本不懂军务，后面那几句话倒是振振有词，因而使得载漪大感刺心，便有些恼羞成怒的模样！ 
　　“庆叔，你也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甘军虽多，其器不利，如果不是荣仲华捣乱扯后腿，肯给大炮，使馆早就夷成平地了！” 
　　“京城里开大炮，又是由南往北打，这件事，连皇太后都担不起责任。” 
　　这话的意思是怕毁了列祖列宗的享殿灵位。庆王搬这顶大帽子很管用，载漪语塞，更加蛮不讲理。 
　　“庆叔，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阵前不能易将，李少荃决不能调直督！” 
　　庆王觉得他的话硬得刺耳，未免不悦，于是又搬一顶大帽子：“有懿旨呢？” 
　　“有懿旨也…　。”载漪突然把话截住。 
　　虽只半句，未说完出来的几个字，从语气上亦可以猜想得到，是“不行”或者“不管用”。庆王悚然而惊，心里在想，载漪要公然抗旨了！看来其祸不远。 
　　默然半晌，他不发一言地起身走了。 

　　　　　　　　　　　※　　　　　　　 ※　　　　　　　　 ※ 

　　荣禄的大炮，终于不得不动用了，这一次是载漪进宫奏请。“炮子没有眼睛，会打了堂子”的顾虑，当然要提出来，载漪力言无碍，说将炮架子筑在东安门外北夹道，自北往南打，炮弹越过堂子，落在英国使馆，方始爆炸，决不致危及要地。 
　　慈禧太后觉得言之有理，便召荣禄进宫，当面交代。这一下无可推诿了，荣禄只得答应，不过提出一个条件，大炮不能借给甘军，得由他自己派队伍操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 
　　大炮是在荣禄亲自指挥的武卫中军中，专有一个“开花炮队”，统带名叫张怀芝，字子志，是出驴皮胶的山东东阿县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炮科的脑筋比较清楚，张怀芝拉炮入城，架好炮位，校好表尺，心想，这一炮下去，聚集在英国公使馆内的各国公使，什九送命，杀了一个克林德，已经引起轩然大波，杀尽各国公使，责任岂不更重？ 
　　这样一想，便严诫“炮目”，非自己亲自在场下令，任何人指挥开炮，皆应拒绝。叮嘱再三，方始上马，直奔荣禄府第求见。 
　　荣禄那有工夫接见一名炮队统带，派人来问，何事求见？张怀芝答说：“大炮已经校准了，只要开炮，一定打中英国公使馆，倘若落在别处，甘领军法。不过，没有中堂的亲笔手谕，决不开炮！” 
　　“怎么着？这还得中堂下条子吗？” 
　　“是！”张怀芝答说：“非下不可。” 
　　来人不发一言，回身入内，将张怀芝的态度据实转陈。荣禄听罢，默无一语，只在书房里绕圈子。 
　　这是他从做官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一生公私大小事故中最难作的一个决定。如果违旨，且不说将从此失宠，而且，载漪在洋人与义和团的激荡包围之下，昏瞀狂悖，心智失常，说不定就会做出不测的举动，性命或恐不保。倘或遵旨开炮呢，这个祸就闯得不可收拾了。一世声名，付之流水，犹在其次，将来惩办祸首，这一纸交与张怀芝的手谕，便是死罪难逭的铁证。 
　　足足徘徊了一个时辰，张怀芝等得不耐烦，托人来催问，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你告诉他，已经给了他命令了，还要什么手谕？” 
　　来人如言转达，张怀芝却更冷静，“不错，”他说：“中堂给了我命令，教我拉炮进城轰英国公使馆。不过，炮兵的规矩跟别的不一样，到了阵地上，一切都布置好了，还得指挥官亲口下令：‘放！’才能放。劳你驾，再跟中堂去回。劳驾、劳驾！”说着，还行了个军礼。 
　　此人无奈，只得再替他走一趟，刚一转身，却又为张怀芝喊住了。 
　　“请慢！有句话，请你千万跟中堂说到，要手谕！”张怀芝又加了一句：“口说无凭。” 
　　“好了！俺替你说到。”那人操着山东口音，微微冷笑： 
　　“老乡，你那个统带，大概不想当了。” 
　　话虽如此，倒是很委婉地替他将话转到，荣禄叹口气说： 
　　“这个家伙好厉害！简直要逼死人。” 
　　于是，复又徘徊，心口相问，终于想出一条两全之计。但此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倘或张怀芝不能领悟，还是白费心计。转念到此，又叹口气，“看造化吧！”他说：“你告诉他，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是！” 
　　“你倒是把我的话听清楚了！”荣禄特别提醒：“照我的话，原样儿告诉他，不能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 
　　那人复述了一遍，只字无误，回出来便跟张怀芝说：“中堂说的：‘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张怀芝愣住了，“这，”他问：“中堂是什么意思呢？” 
　　“谁知道啊？你回家慢慢儿琢磨去吧！” 
　　张怀芝怏怏上马，一路走，一路想，快走到东安门时，突然悟出荣禄的妙用，顿觉浑身轻快，心怀一畅。上得炮位，亲自动手，将表尺拨弄了好一会，方始下令开炮。 
　　“注意目标，正前方，英国公使馆。”张怀芝将“英国公使馆”五字喊得特别响，停一下又大吼：“放！” 
　　炮目应声拉动炮闩，一声巨响，炮弹破空而起，飞过城墙，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只见外城正阳门大街与崇文门大街之间，烟尘漫空，却不知炮弹落在何处？ 

　　　　　　　　　　　※　　　　　　　 ※　　　　　　　　 ※ 

　　荣禄的住宅在东厂胡同，离东安门不远，因而炮声震撼，格外觉得惊人。他没有想到张怀芝会这么快动手，意外之惊，更沉不住气，从藤榻上仓皇而起，一叠声地喊：“快拿千里镜，快拿千里镜！” 
　　一面说，一面往后园奔去，气喘吁吁地上了假山。京中大第，多无楼房，只好登上假山，才能望远，等千里镜取到，向南遥遥望去，烟尘不在内城，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 
　　“请陈大人来！看炮弹打在那儿？” 
　　“陈大人”就是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因为荣禄要问炮弹落在何处，得先查问明白，所以隔了好久才到。 
　　“炮弹落在草厂十条。”陈夔龙答说：“山西票号‘百川通’整个儿没了。” 
　　“伤了人没有？” 
　　“怎么能不伤人？大概还伤得不少，正在清查。” 
　　“可怜！”荣禄摇摇头，“无缘无故替洋人挡了灾！” 
　　“中堂！”陈夔龙诧异：“莫非……？” 
　　“咱们自己人，说实话吧！张怀芝这个人，总算有脑筋，有机会得好妹儿保举他。”接着，荣禄将张怀芝来要手谕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中堂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也亏张统带居然体味出中堂的深意，这一炮虽说伤了百姓，倒是救了国家。” 
　　“是啊！伤亡的请你格外抚恤。不过，不必说破真相。” 
　　“是，是！夔龙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不过，皇太后面前，就这一声响，能搪塞得过去吗？” 
　　“我自然有法子。”荣禄突然定神沉思，好一会才说：“凡事预则立。筱石，有件事，你悄悄儿去预备，备二百辆大车在那里。” 
　　听得这一声　陈夔龙立刻就吸了口气。京官眷属，纷纷逃难，甘军又横行不法，到处截车装军械、装“掳获”的物资，那里还能弄得到二百辆大车。 
　　“筱石，”荣禄见他面有难色，不等他开口，先就说道：“你的前程，一半在这趟差使上。再跟你说一句，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要紧。” 
　　陈夔龙恍然大悟。翠华西幸，荣禄在替慈禧太后作逃难的打算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要用？” 
　　“但愿不用！要用，可是说要用就用！” 
　　陈夔龙心想，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两宫如果仍如当年避往热河，启驾之期视天津存亡为转移，及今着手找车，还不致误了大事，因而很有把握地说：“但愿不用，果真要用一定有。” 
　　辞出荣府，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处理被灾之地的善后。百姓很可怜，但也很老实，逢到这种时世，无非自怨生不逢辰，糊里糊涂成了义和团与甘军手中的冤魂，不知多少的遗属从没有向官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如今遭了炮弹，顺天府抚伤恤死，有钱有米有棺木，反觉得恩出格外，感激不尽。 
　　可是，有件事却使得陈夔龙有点担心。原来崇文门大街以西，在元朝有条河，名为三里河，河边原是收积苇草之地，名为草厂。三里河堙没，逐渐化为市廛，自东徂西，共有十条胡同，即称为草厂一条、二条至十条。此地为各省旅客聚集之区，所以一多会馆，二多票号。票号都是山西帮，在洋人不曾大批到中国以前，无论南北，提到“西商”，都知道是实力雄厚的山西客商。自从张怀芝一炮，百川通替英国公使馆挡了灾，邻近的十几家山西票号，连夜会商，决定迁地为良，去投奔贯市李家。 
　　贯市是京北不当大路的一个小镇，但地不灵而人杰，提起贯市李家，颇有人知名。李家开镖行，信誉卓著，主人很有侠义的名声，手下亦有好些精通拳脚的“镖头”、“趟子手”，因而为义和团所忌惮，在扰攘烟尘中，得以保持一小片乐土。京中票号，输送现银，向来多托贯市李家包运，相知有素，不妨急难相投。商量既定，即时乔迁，到得第二天中午，草厂的票号都在排门上贴出梅红纸条：“家有喜事，暂停营业”。 
　　票号对于市面的影响，虽不如“四大恒”那样如立竿见影之速，但人心惶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帐，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那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象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　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人。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关，到京就带着一身风尘，先到宫门口请安，托人递牌子请慈禧太后接见。 
　　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及至召见之时，只见岑春煊的一身行装，灰不灰，黄不黄，脸上垢泥与汗水混杂，仿佛十来天不曾洗面似地，更觉得他勤劳王事，如此辛苦，真正忠心耿耿，不由得就把他曾经附和新政的厌恶丢开了。 
　　“你带了多少兵来？” 
　　“四营、三旗，共是两千人。” 
　　一听只有两千人，慈禧太后觉得近乎儿戏，就有些泄气了。 
　　“队伍驻扎在那儿？” 
　　“队伍还在路上。”岑春煊解释：“臣接得洋人无理，要攻我京城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来，昼夜赶路，衣不解带。队伍因为骑兵要等步兵，又有辎重，所以慢了！” 
　　“总算忠勇可嘉。”慈禧太后说道：“你也辛苦了，下去先歇着吧！” 
　　一下来分谒当道，荣禄没有见他。此时跟陈夔龙谈起，仍然是卑视其人的语气。见此光景，陈夔龙亦就决定不理岑春煊，等他的队伍到了再说。 
　　“那二百辆车，怎么样了？”荣禄亦不再谈岑春煊，只问自己所关心的事。 
　　“想出一条路子，正在接头。”陈夔龙答说：“我想找十七仓的花户。” 
　　这下提醒了荣禄，“对！”他很高兴地说：“亏你想得到！找花户一定有车。如果有麻烦，我替你找仓场侍郎去说话。” 
　　得此支持，陈夔龙便放手去办了。京师与通州，共有十七个大仓库，专贮漕粮，仓中有专门经手代办上粮手续的番役，在仓场侍郎衙门中有花名册，所以称为“花户”，约有数十家，都是世袭的行当。此辈在正人君子口中，斥为“仓蠹”，而无不家道殷实，起居豪奢，可以比拟内务府的旗人。 
　　京通十七仓所的漕粮，号为“天庚正供”，除了宫中所用以外，文武百官的禄米、京营将士的“甲米”，亦归十七仓发放，此外又有专养各部院工匠的“匠米”，以及入关以来八位“铁帽子王”嫡系子孙的“恩米”等等，都归花户运送。因此，每家都有数十辆、上百辆的大车，官府征发且又照给车价，等于雇用，自然乐从，所以不等三天工夫，二百辆大车就都集在顺天府衙门左右了。 
　　陈夔龙很得意地去复命，只见荣禄容颜惨淡，本来就很黄瘦的一张脸，越显得憔悴不堪，不由得惊问：“中堂的气色很不好，是那里不舒服？” 
　　“聂功亭，唉！”荣禄答非所问地：“阵亡了！” 
　　陈夔龙亦觉心头一沉。整个大局，若论用兵防御，亦只有聂士成比较可恃，这一来，天津的防守，看来更无把握。 
　　“死得不值！”荣禄黯然垂泪：“死得太冤！” 
　　“怎么呢？”陈夔龙半问半安慰地：“中堂总要好好替他请恤罗？” 
　　“眼前只怕还不行！”荣禄的声音很微弱：“义和团跟他的仇结得太深，他打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敢替他报功。聂功亭就因为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早就存着不想活的心了。” 
　　陈夔龙嗟叹不绝，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天津的安危，“中堂，”他问，“天津不知道还能守几天？” 
　　“危在旦夕了。” 
　　“那么，就眼看它沦陷？” 
　　荣禄不答。起身搓着手，绕了两个圈子，突然站住脚问道：“你看，是换裕寿山好，还是不换他好？” 
　　陈夔龙茫然不知所答。首先他得明了，荣禄何以有此一问？因而反问一句：“换又如何？不换又如何？” 
　　“不换，天津一定保不住，换了，也有利有弊。”荣禄踌躇着说：“只怕裕寿山正找不到抽身之计，这一换，正好合他的意，越发可以不管，天津丢得更快些。”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我看，关键并不在此。”陈夔龙答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督抚领袖，位高权重，平时谁不想这个缺？可是，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有谁肯临危受命了？” 
　　“这你不必担心。有人。” 
　　“那一位？”陈夔龙问。 
　　“合肥。”荣禄答说：“朝廷已经三召合肥，始终托词不来。他的那一班人，象盛杏荪，已经开出条件来了，合肥不回北洋，就不会北上，张香涛、刘岘庄亦一再电催合肥北上。既然众望所归，我想，皇太后亦不会嫌他有要挟之意。” 
　　“要挟！”陈夔龙问说：“皇太后嫌李中堂非要回北洋才肯进京，是要挟？” 
　　“皇太后的话，比这个还要难听，说他简直是借机会勒索。” 
　　“我看，”陈夔龙说：“那也只是盛杏荪他们那班人的想法，李中堂本人未必有此意思。” 
　　“不管他有亦罢，没有也罢，如果调任直督，两广派人护理，他就不能不走了。否则不成了霸占了别人的缺分，挡了别人的前程了吗？” 
　　“这，”陈夔龙笑道：“倒是逼李中堂进京的一个好法子。”他停了一下，将脸色正一正又说：“把李中堂调回来，至少，可收安定人心之效。” 
　　“啊，啊！”荣禄猛然一击手掌：“这一说，更得这么办了！ 
　　我志已决。”接着喊一声：“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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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车进宫，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很快地，有个小太监出来招呼，说“李总管请中堂说句话。” 
　　于是荣禄随着他先去看李莲英。见了面却又不急着说话，拿西瓜，端金银露，又请他宽衣擦脸，张罗了好一会。荣禄宿汗既收，精神一振，觉得该办正事了，便即问道：“莲英，你有话？” 
　　“没有什么话。只请中堂来凉快、凉快，不忙着见老佛爷。” 
　　李莲英说：“牌子我压下来了，没有递。” 
　　“怎么着？老佛爷在歇午觉？” 
　　“不是！”李莲英说：“今天心境不好。谁上去，谁碰钉子，犯不着。” 
　　原来是格外关顾之意，荣禄深为心感，道谢之后又问： 
　　“是为什么不痛快？” 
　　“还不是那父子二人。” 
　　所谓“父子二人”是指载漪与大阿哥。荣禄点点头说： 
　　“一位已够受了！何况还是爷儿俩！” 
　　“唉！”李莲英叹口气：“老佛爷一辈子好强，偏就是这件事，总是让她不遂意。” 
　　“怎么啦？又惹老佛爷生气了？” 
　　“岂止生气！”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今天闹得太不象话了！老佛爷差点气得掉眼泪。” 
　　荣禄大惊！慈禧太后生气见过，慈禧太后掉眼泪也见过，可就没有见过慈禧会气得掉眼泪！ 
　　“那不是奇闻吗？” 
　　“也难怪，是老佛爷从未受过的气。就是一个钟头以前的事，端王带着一帮人进宫…　。” 
　　“那一帮是什么人？”荣禄打断他的话问，“是义和团？” 
　　“中堂倒想，还有谁？”李莲英答说，“今儿个情形不同，更横了！有个大师兄见了老佛爷居然敢扬着脸、歪着脖子说‘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 
　　荣禄骇然，“这不要反了吗？”他问，“老佛爷怎么答他？” 
　　“老佛爷问他‘怎么查验法？’他说‘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当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又说‘太监宫女都要验。’那样子就象崇文门收税的，瞧见外省进京的小官儿似地，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简直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 
　　“老佛爷让验了没有呢？” 
　　李莲英苦笑了，“中堂，你倒请想，老佛爷如果一生气训斥一顿，他们回句嘴怎么办？若说不叫验，就得跟他们说好话，更没有那个道理。”说到这里，他突然一翘大拇指，“中堂，今天我才真的服了老佛爷！什么人都忍不住的事，老佛爷忍下来了，声色不动地说‘你们先下去，马上就有旨意。’大师兄居然下去了。险啊！就差那么一指头，纸老虎一戳穿，这时候就不知道成了怎么样一个局面了！” 
　　听得这话，荣禄刚收的汗，又从背上涌了出来，抹一抹额头，急急问道：“以后呢？” 
　　“以后，可就炸了马蜂窝了！胆儿都小，哭哭啼啼地来跟我说，还有去求老佛爷的，请老佛爷作主，不叫查验。老佛爷跟我说：‘我也犯不着跟他们去讲人情，而且，万一人情讲不下来，我怎么下台？你跟太监宫女们去说，尽管出去，那里就拍得出十字来？果然拍出来了，也是命数，到时候再说。’我费了好大的劲，总算弄来二、三十个人让他们去拍，也没有拍出什么来，偃旗息鼓地走了。他们也明白，老佛爷给了面子，也还老佛爷一个面子。可是，中堂，你想想，老佛爷受了多大的委屈？” 
　　荣禄不答，连喝了两碗凉茶，喘口气问：“他们要查的就是太监、宫女，没有要别人？” 
　　听得这话，李莲英双眼眨动，现出警戒的神态，将小太监挥走，拉一拉椅子，靠近荣禄说道：“中堂，有件事可非得跟你讨主意不可了！我看，他们今天进宫，象是对付皇上来的，幸亏皇上仍旧回瀛台去了。照这样子，不定那天遇上了，万一、万一闯一场大祸，怎么办？” 
　　“决不能闯那么一场大祸！一闯出来，大清朝的江山就完了！”荣禄紧闭着嘴想了一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莲英，保护老佛爷跟皇上，就靠你我两个了！我今天就调好手来守宁寿宫。不过，你得奏明老佛爷，下一道懿旨给我，未得老佛爷准许，谁也不准进宫，倘有不遵，不管什么人，格杀不论！” 
　　李莲英想一想问道：“穿团龙褂的也在内吗？” 
　　服饰的规矩，郡王以上的补服，是团龙褂，贝勒就只准绣蟒，不准绣龙。李莲英这一问，显然是指端王而言，荣禄毫不迟疑地答说：“对了，一概在内。” 
　　刚谈到这里，只见一个小太监匆匆奔了来说：“李大叔，你老请吧！老佛爷在问了。” 
　　“大概有事找我。中堂，你索性请等一会儿，我上去看情形，就把刚才说的那件事，办出个起落来。” 
　　等他走不多久，只见刚才来回话的那个小太监，又是匆匆奔了来，向荣禄来报，慈禧太后立等召见。跟着走到乐善堂，李莲英己迎在东暖阁外，悄悄告诉他说，慈禧太后听说他来了，神色之间很高兴，看样子有许多话要说，是个进言的好机会。 
　　荣禄点点头，略微站了一下，将慈禧太后此时的心境，揣摩了一番，方始入内。 
　　“你总听说了吧？什么仪制，什么规矩，全都谈不上了！” 
　　“奴才死罪！”荣禄似乎悲愤激动得声音都变过了：“奴才只恨自己心思太拙，象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应该早就想到了的！” 
　　“谁想到，端王……，”慈禧突然顿住，好一会才很快地说：“你知道的，我做事向来不后悔，也不必去提他了！莲英跟我回，说你要我写张字给你？” 
　　“是！”荣禄答说：“虽然有懿旨，奴才也不能鲁莽。” 
　　“这话说得对了！我可以写给你。拿朱笔来！” 
　　于是，李莲英亲自指挥太监，端来一张安设着朱墨纸笔的小条桌，摆在慈禧太后面前，照荣禄的意思，写下一道朱谕：“凡内廷、西苑及颐和园等处，着荣禄派兵严密护守，非奉懿旨召见，不准闯入。倘或劝阻不听，不论何人，均着护守官兵权宜处置，事后奏闻。特谕。”正中上方，钤上一枚一寸见方的玉印，七个朱文篆字：“慈禧皇太后御笔”。 
　　于是，李莲英又权充颁诏的专使，捧着朱谕，南面而立，轻喊一声：“接懿旨！” 
　　荣禄膝行两步，磕完头，接过朱谕，仍旧双手捧还李莲英，让他暂且供奉在上方，才又说道：“奴才谨遵懿旨，传示王公大臣，谅来没有人再敢无礼。” 
　　“你瞧着办吧！”慈禧太后又加了一句：“皇上也得保护！” 
　　“是。” 
　　“这个局面，”慈禧太后很吃力地说：“照你看到头来是怎么个样子？” 
　　荣禄不即答言，低下头去，抑郁地说了一句：“奴才不敢说。” 
　　“是不敢说，还是不敢想？” 
　　“是！老佛爷圣明，奴才不敢说，也不敢想。依奴才看，将来怕是要和都和不下来。” 
　　慈禧太后倏然动容，好一会，脸色转为平静了，“你打电报给李鸿章，”她说：“问他，要怎么样，他才肯来？” 
　　荣禄很快地答说：“第一、停攻使馆；第二、降旨剿灭拳匪。不过，这是一个月以前的话。” 
　　“一个月以前，”慈禧太后略微迟疑了一下，终于将一句话说完：“我还能作主。” 
　　荣禄悚然而惊！竟连慈禧太后自己都已承认，已受挟制，不能自主，这是件何等可怕之事？当然，他是不甘于承认有这样的事实的，大声说道：“现在，一切大事也还是老佛爷作主！” 
　　慈禧太后的脸一扬，紧闭着嘴沉吟，好一会才说：“你的话不错，我不作主，还有谁能作主？不过，也不能说怎么就怎么。如今先谈李鸿章，我想先开了他的缺，让他在广州待不住，那就非进京不可了！” 
　　这个想法的本意，与荣禄的打算不谋而合，但做法大不相同，“回老佛爷的话，”他说：“如果开缺，着令李鸿章进京陛见，恐怕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当然是调他进京。你看，是让他到总理衙门，还是回北洋。” 
　　“回北洋！”荣禄毫不迟疑地答说：“李鸿章的威望到底还在，让他回北洋的上谕一发，于安定人心一节，很有点好处。” 
　　“好！就这么办。裕禄太不成！”慈禧太后提出一种顾虑： 
　　“就怕他趁此推诿，天津的防务，越发难了。” 
　　“是！”荣禄答说：“不过宋庆已经到了天津，先可以顶一阵。” 
　　“那要在上谕里面，格外加一句。”慈禧太后又说：“李鸿章能不能借坐外国兵船？总之，他得赶快来！越快越好！” 
　　“是！奴才一下去，就发电报。” 
　　“各国使馆的情形怎么样？”慈禧太后问：“昨天载澜跟我说，拿住好些汉奸，偷偷儿地运粮食给使馆，都给杀了。又说，要不了多少日子，困在使馆里的洋人，就得活活儿饿死。当时我没有说话，事后想想，这样子做法可不大妥当。论朝廷的王法，就没有把人活活饿死这一条。那怕大逆不道，凌迟处死，总也得让犯人吃饱了才绑上法场。你说呢？” 
　　她的话还没有完，荣禄已经磕下头去，同时说道：“老佛爷真是活菩萨！洋人如果知道老佛爷是这么存心，一定会感激天恩。奴才本来也在想，如果真的把洋人饿死，这名声传到外洋可不大好听。不过，奴才不敢回奏。如今老佛爷这么吩咐，奴才斗胆请旨，可以不可以请旨赏赐使馆食物水果？” 
　　“这原算不了一回事，就怕有人会说闲话。” 
　　“明理的人不会说闲话！就算洋人是得了罪的囚犯，不也有恤囚的制度吗？冬天给棉衣，夏天给凉茶。这是体上天好生之德，法外施仁，谁不称颂圣明仁厚？” 
　　“说得有理。你就办去吧！”慈禧特又叮嘱：“催李鸿章进京的电报，赶紧发。你跟礼王、王文韶商量着办，电报稿子不必送来看了。” 
　　这是军机大臣独自承旨，照规矩应该转达同僚。时在下午，军机大臣早已下值，荣禄便作了权宜处置，一面请王文韶到家，一面写信告知礼王。等王文韶应约而来，荣禄已经亲自将电旨的稿子拟好了。 
　　说知究竟，斟酌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现在天津防务紧要，李鸿章未到任以前，仍责成裕禄会同宋庆，妥筹办理，不得因简放有人，稍涉诿卸。” 
　　第二道是专给李鸿章的：“李鸿章已调补直隶总督，着该督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国兵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这道上谕，”王文韶问：“是廷寄，还是明发？” 
　　“当然是廷寄。” 
　　“我看是用明发好。”王文韶说：“第一道上谕没有催他立即进京，反而会引起误会。照规矩，临危授命，必有督饬之词，所以这一道上谕，要用明发，才能收安定人心之效。” 
　　“高见、高见！就改用明发。” 
　　“如果改用明发，指明借坐俄国兵船，似乎不大冠冕。” 
　　“那，怎么改呢？” 
　　“不如用‘无分水陆，兼程来京’的字样。” 
　　“是！”荣禄提笔就改，改到一半，忽然搁笔：“夔老，我想不如用原文。借坐俄国船，说起来虽不大体面，另倒是有个小小的作用，第一、让外省知道，朝廷并不仇视洋人，不然不会让李鸿章坐洋人的船；第二、让各国公使、领事去猜测，李鸿章已经跟俄国先说好讲和了！这一来，态度也许会缓和。” 
　　“啊，啊！妙，妙！”王文韶大为赞赏：“我倒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妙用在内。” 
　　“我也是无意间想到。”荣禄又说：“‘无分水陆，兼程来京’这八个字也很好，不妨明天再发一道上谕，以示急迫。” 
　　说停当了，立刻就将两道上谕发了出来，另外仍照原定的规制，抄送内阁明发。这一来，在“军务处”的载漪、徐桐与崇绮自然都知道了。 
　　“真岂有此理！”载漪大为气恼：“这样的大事，怎么不让军务处知道？北洋大臣的调遣不归军务处管，说得过去吗？” 
　　“也许刚子良知道。” 
　　将刚毅跟赵舒翘请来一问，事先都无所闻。赵舒翘问了军机章京，才知道是荣禄独自承旨，礼王接到了通知，而王文韶是参预其事。 
　　“这个老家伙！”载漪骂道：“我要参他！” 
　　“还有件事更气人。”刚毅气鼓鼓地说：“王爷，你知道不知道，皇太后有食物水果赏洋人？” 
　　于是载漪咆哮大骂，从荣禄骂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徐了山西巡抚毓贤以外，有名的督抚，无不骂到，连裕禄亦不例外。当然，不会骂裕禄是汉奸，骂他“不成材、不争气、不中用”。 
　　等他骂得倦了，赵舒翘取出一件裕禄的电报，详奏聂士成阵亡的经过，请示如何议恤？ 
　　“议恤！”刚毅故作诧异地：“议什么恤？” 
　　“死有余辜！”徐桐接口：“国家恤典，非为此辈而设。” 
　　“一点不错！”载漪双手一拍，骂人的劲儿又来了：“义和团凭的是一股气，气一泄，神道也不上身了！第一个给义和团泄气的，就是姓聂的那小子。什么阵亡？该死！” 
　　在座的还有崇绮与启秀，亦是默不作声。见此光景赵舒翘大为气馁。不过礼王、王文韶都叮嘱过他，聂士成受尽委屈，打得也不错，阵亡而无恤典，不特无以慰忠魂，亦恐宋庆、马玉昆的部下寒心，天津就更难守得住了！所以无论如何要赵舒翘设法疏通，为聂士成议恤。因此，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再争一争。 
　　“王爷跟两位中堂的话，我有同感。不过，公事上有一层为难的地方，聂功亭这个提督，至今还是革职留任。不管怎么说，人是死在阵上，如果不开复一切处分，开国以来，尚无先例。” 
　　“这应该开复！”崇绮开口了。此因第一，他毕章是状元，读书人的气质要比徐桐来得厚些；第二，对于败军之将，他另有一分出于衷心的同情。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洪杨初起时，丧师失律，垮了下来，差点性命不保，所以他之为聂士成说话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言之要有效，得找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很用心地想了一下，接下去说：“死者已矣！身后荣辱，泉下不得而知。说实话，恤死所以励生，如今军务正吃紧的时候，不妨借此激励士气。如聂某也者，亦能邀得恤典，他人捐躯，更可知矣！这也是一番千金市骨的作用。” 
　　“千金市骨，也要一块骏骨才行！”载漪不屑地说：“这是块什么骨头？” 
　　大家都不答话。虽没有人赞成崇绮的话，可也没有人再反对。赵舒翘觉得这个局面似僵非僵，机会稍纵即逝，便鼓起勇气问道：“请示王爷，是不是就照崇公爷的意思拟旨？” 
　　“我不管！”载漪暴声答说：“随便你们！” 
　　“中堂，”赵舒翘轻声问刚毅：“你看如何？” 
　　“好吧！”刚毅是赵舒翘的举主，情分不同，无可奈何地说：“你就在这里，拟道上谕看看。” 
　　赵舒翘两榜进士出身，笔下很来得，根据裕禄的电奏，加上几句悼惜与恩恤的话，很快地拟好了旨稿，送给刚毅去看。 
　　“不行，不行！不能这么说。”刚毅毫不客气地推翻原稿：“要把他种种措置失宜的情形说一说。不然，为什么要革职留任呢？” 
　　想想话也不错。赵舒翘重新伏案提笔，这一次就颇费思考了，语气轻了不行，重了更与抚恤的本意不符。 
　　费了有三刻钟，方始拟妥，随即送交刚毅。未看正文，他先就在正文前面加了五个字：“谕军机大臣”，表示与“军务处”无关。 
　　再看正文，写的是：“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总督聂士成，从前颇著战功；训练士卒，殊亦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每多失宜，屡被参劾，有负委任，前降谕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侧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畏葸者比，着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笃念忠烈，策励戎行之至意。” 
　　“意思是对了，语气不对！”刚毅提笔就改，首先将“笃念忠烈”改为“格外施恩”，然后再从头改：“颇著战功”改为“著有战功”；“殊亦有方”改为“亦尚有方”；“每多失宜”改为“种种失宜”。总之，说聂士成好的，语气改轻，说坏的就加重。 
　　等他搁笔，徐桐说道：“我看一看！” 
　　不仅看一看，还要改一改。徐桐在“督战阵亡”之下，加了几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 
　　写完，将旨稿还给刚毅，得意地问道：“如何？” 
　　这几句话很刻薄，亦是对讲求洋务的一大讥斥，很配刚毅的胃口，但有件事，使他大为不快。军机大臣拟上谕，或者改军机章京所拟旨稿的那枝笔，称为“枢笔”，权威仅次于御笔。当年穆宗驾崩，深夜定计奉迎当今皇帝入宫，由于军机大臣文祥抱恙在身，荣禄自告奋勇，拟了一道上谕，等另一位军机大臣沈桂芬赶到，认为荣禄“擅动枢笔”，怀恨甚深，以后不断跟荣禄为难，耽误了他十来年大用的机会。当时是出了大事，仓皇急切之间，失于检点，还是情有可原，如今徐桐明明看到一开头就是“谕军机大臣”，居然擅作主张，一副首辅的派头，未免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了。 
　　因此，刚毅冷冷地答道：“如今什么事都不讲究了！何止于洋操这件事！” 
　　徐桐听出语风不大对劲，却不知其故何在？刚要动问，赵舒翘又谈到另一件大事。 
　　“江浙两湖的考官该放了。这几天很有人来问消息，竟不知怎么回答人家？” 
　　原来子、午、卯、酉乡试之年，以路程远近　定放主考的先后。边远省分，早在五月初就放了，东南及腹地各省，应该在六月中旬放。然后，七月初放山东、山西、河南各近畿省分，最迟的是顺天乡试的正副主考，八月初六才传宣，一经派到，立刻入闱。 
　　京城里天翻地覆，江浙两省，繁华如昔，若能派任主考，借此远祸，真个“班生此行，无异登仙”，无怪乎够资格放主考的翰林，人人关心。但作为翰林院掌院的徐桐，却嗤之以鼻！ 
　　“如今是何时世？朝廷那来的工夫管此不急之务？” 
　　赵舒翘心想，这话如果出于目不识丁的武夫之口，犹有可说，翰林院掌院以职位而论，巍然文宗，居然如此轻视科举，真是骇人听闻，何怪乎董福祥会烧翰林院！ 
　　他很想痛痛快快驳他一驳，但以徐桐已成国之大老，话不便说得太重。就这思量措词之际，刚毅开口了。 
　　刚毅是因为徐桐“擅动枢笔”，怀着一肚子闷气，有机会可以发泄，当然不会放过，“抡才大典，不是小事！”他说：“不举乡试，各省的人才，怎么贡得到朝廷来？这件事要好好商量。” 
　　徐桐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急忙说道：“也不是不举乡试，只是今年秋闱总不行了！” 
　　“还有一层，”启秀为他老师帮腔：“今年秋闱纵能举行，明年会试恐怕来不及！灭了洋人，总还有许多论功行赏，遣返士卒，慰抚黎民之类的善后事宜。不说别的，京里遭遇这场大乱，百凡缺乏，一开了年几千举人到京，食、住两项就有困难。” 
　　这倒是实在话。照此说法，慢慢就可以商量了。赵舒翘便看着刚毅说：“我看今年乡试，只能延期，就看延到什么时候？” 
　　“要不了多少时候！”久未开腔的载漪突然出声：“到闰八月就是洋人的死期到了！那时一战而胜，天下太平。” 
　　民间传说，闰八月动刀兵，并没有说，闰八月能打胜仗。赵舒翘觉得启秀与载漪都在说梦话，不过要不了多少时候，倒是真的，等李鸿章一到京，跟洋人议和，说不定闰八月就可以停战。 
　　“王爷这一说，我倒有个主意，明年来个春秋颠倒，亦是科举的一段佳话。” 
　　“何谓春秋颠倒？” 
　　“今年的秋闱，改在明年春天。”赵舒翘答说：“明年的春闱，改在秋天。” 
　　“这好！”刚毅首先赞成，“乡会试都不宜延期太久，免得影响民心。” 
　　说停当了，刚毅随即与赵舒翘辞去。第二天到了军机处直庐，跟礼王世铎与王文韶说知前一天在“军务处”商定的两件事，礼王默无一言，王文韶看完为聂士成而发的那道上谕，几番欲言又止，最后只是付诸一声长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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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果然，李鸿章调回北洋的上谕一发，天津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欣欣然有喜色。所谓“卫嘴子”喜欢夸夸其言，有人说：“李中堂在京里跟洋人谈好了，先停战三个礼拜，从六月二十算起。”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于是又有第二个消息，说李鸿章就在六月二十那天接印。可是，直隶总督行辕为炮弹所毁，接印不能没有衙门，因而又有为人津津乐道的一说：“洋人替李中堂在紫竹林预备了公馆，陈设漂亮极了。”为了“证明”洋人礼重李鸿章，还说他进京时，各国公使率领大队在崇文门外迎接。类似消息，不一而足，而且真的有人相信，想逃难的不逃了，已逃在城外的，亦有许多回返旧居了。 
　　宋庆受命于仓卒之间，一到既要肃清内部，又要拒敌城东，因而对整个天津防务还没有工夫去作通盘的筹划。城外有七八十营兵，而城内完全是空虚的。 
　　联军先不知城内虚实，等抓住逃出城的义和团，细加盘诘，方知真相。于是日本兵首先决定，占领天津城内。而教民中亦确有汉奸，潜入城内，在六月十七四更时分，悄然登城，城上守卒全无，更鼓不闻，一声暗号，城下另有数十名着洋装的教民，用绳索攀缘上城，遍插洋旗，胡乱开枪，鼓噪狂呼：“洋兵来了，洋兵来了！” 
　　天津城里的百姓，难得有这么一天，既无义和团的威胁，又有李鸿章回任带来的无穷希望，心怀一宽，魂梦俱适，谁知连黑甜乡这块乐土，都难久留！仓皇出奔，满城大乱，沸腾的人声中，比较容易听得清楚的一句话是：“北门、北门！” 
　　难民往北门逃，“吃教”的汉奸带着联军从南门进城，占领了位居全城中心的鼓楼，鼓楼东西南北四门，与四面城门，遥遥相对，联军登楼只往人多的北门开枪开炮。死的多，逃的更多，如果有人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立刻从他身上践踏而过，如果失足倒地，再后来的人，亦复如此，前赴后继，层层叠积，很快地出现了一堆“人垃圾”。 

　　　　　　　　　　　※　　　　　　　 ※　　　　　　　　 ※ 

　　天津失守的消息到京，立即出现了一个难题，谁去奏闻慈禧太后？ 
　　显然的，该面奏天津失守的人，就是该对天津失守负责的人。谁也不愿意担此责任，更怕面奏此事时，先挨慈禧太后一顿骂，所以成了彼此推诿的僵局。 
　　首先，庆王表示，总理衙门只办洋务，现在朝廷与各国失和，总理衙门除了打听信息以外，无事可做。可是打听信息，并不管奏报信息，向来军国大政都是军机处执掌，如今有了军务处，更与总理衙门不相干。 
　　军机处呢，礼王向不管事；王文韶想管而不敢管；刚毅虽然勇于任事，但象这种自找倒霉的事却无兴趣；赵舒翘与启秀的资格浅，能不管正好不管，看来只有荣禄一个人能管此事。 
　　可是，他有很明白的表示：“我才不管哪！我不能拿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他说：“天津防务薄弱，义和团不足恃，我早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裕寿山不管用，我也曾说过，以早早把他调开为妙。谁知端王不赞成，说阵前不可易将。而况，防守天津的调兵遣将，都是‘军务处’承旨下上谕，现在天津丢了，且不说该谁负责，至少该军务处去跟皇太后、皇上回奏。咱们军机处管不着！” 
　　“这，”赵舒翘问道：“军机天天跟皇太后、皇上见面，两宫少不得要问起天津的情形。请示中堂，那时候该如何回奏？” 
　　“据实回奏！”荣禄很快地说：“你只说，天津的防务，都归军务处调度，请皇太后、皇上问端王好了！” 
　　这话当然会传到载漪耳中。想来想去，躲不过，逃不脱，只有硬着头皮去见慈禧太后。 
　　“天津失守了！” 
　　很意外地，慈禧太后听说天津失守，并无惊惶或感到意外的神色，只沉着地问：“怎么失守的？” 
　　“宋庆…　。” 
　　“你别提宋庆，”慈禧太后打断他的话说：“人家到天津才几天。天津不是有义和团吗？不是六月初十还听你的话，赏了十万银子，嘉奖团民吗？赏银子的上谕，是你拟好送来，逼着我点头答应的，你倒把那道上谕念给我听听！” 
　　这一下，载漪才知道慈禧太后的气生大了，嗫嚅着说： 
　　“奴才记不太清楚了。” 
　　“哼！你记不得，我倒记得！”慈禧太后冷笑一声，背诵六月初十所发的上谕：“‘奉懿旨：此次北省有义和团民，同心同德，以保护国家、驱逐洋人为分内之事，实予始料所不及，予心甚为喜悦。兹发出内帑十万两，交给裕禄发给该团民，以示奖励！’不错吧？” 
　　“是！” 
　　“那我问你，才不过几天的工夫，天津怎么失守了呢？义和团没有能驱逐洋人，倒让洋人驱逐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兜过来一问，正好接上载漪原来要说的话：“回老佛爷，只为有黑团夹在真正团民中间，胡作非为，以致开罪于天，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如今黑团都让真正义和团清理撵走了，从今以后，一定可以用法术在暗中叫洋人吃大亏。老佛爷万安，京城一定不要紧！” 
　　气极了的慈禧太后，反而发不出怒了。“好吧，你说不要紧，就不要紧！反正，洋兵要一进京，我先拿你捆起来，搁在城楼上去挡洋兵的大炮！”慈禧太后挥挥手说：“你先下去等着。” 
　　载漪不知有何后命？大为不安，六月二十几的天气，汗流浃背而心头更热，只能耐心等待，派护卫去打听，慈禧太后有何动作，召见什么人？ 
　　召见的是荣禄。载漪更加烦躁了！一直到日中，苏拉又来通知：“老佛爷立等见面。” 
　　这一次见面，慈禧太后可没有先前那么沉着了，不等载漪磕头，便拍着御案厉声问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欺罔之罪？” 
　　载漪大惊，急忙碰头答说：“奴才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欺骗老佛爷！” 
　　“你不敢！你平常不是自以为是好汉？天下有个抵赖的好汉？我问你，各国联名照会，干涉咱们大清朝的内政，这个照会是那里来的？” 
　　听得这话，载漪恍如当头一个焦雷打下来，震得他眼前金星乱迸，头上嗡嗡作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不是你叫连文冲伪造的吗？” 
　　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假照会，确是载漪命连文冲伪造的，但是他不能承认，好在连文冲已经外放去当知府了，不妨拿他做个挡箭牌。 
　　“那照会是连文冲送来给奴才的，奴才那知道是假照会？” 
　　“连文冲外放，不是你保的吗？”慈禧太后冷笑着说：“哼，大概你也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迟早有败露的一天，所以把连文冲弄出京师去，好把责任往他头上推！” 
　　“奴才决不敢这么欺骗老佛爷！”载漪答说：“而况荣禄也这么奏过老佛爷的。” 
　　“荣禄是误信人言，后来跟我奏明了。我还不相信他的话，以为他是替洋人说话，就因为有你这么个照会送进来。谁知道是假的！”慈禧太后忍不住激动了：“你这样子不知轻重，狂妄胡闹，上负国恩，也教人寒心。这多少天以来，你包藏祸心，翻覆狡诈，我都知道，洋人果然攻进京来，你看吧，我第一个就要你的脑袋！简直是畜牲，人如其名。” 
　　又骂到他那个“狗名”了！载漪真恨不得把当初宗人府替他起名为“漪”的那个人，抓来杀掉。而就在自己气愤无可发泄之时，慈禧太后与皇帝已经起身离座了。 
　　载漪少不得还要跪安。等一退出来，发觉李莲英在走廊上，料知自己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倒霉样子，都落在太监眼中了。不由得脸上发烧，讪讪地说：“迅雷不及掩耳。” 
　　“王爷，”李莲英不接他的话，管自己说道：“请赶快回府吧！义和团在闹事。” 
　　载漪一惊！义和团闹事不足为奇，何以要请自己赶快回府，莫非义和团竟混帐得敢骚扰到自己头上？这样一想，大为不安，连话都顾不得多说，急急离宫回府。 
　　一回去才知道出了件令人痛愤而又大惑不解的事，义和团将副都统庆恒一家老小都杀掉了，最后连庆恒本人亦送了命！而且死得很惨，是七手八脚打得奄奄一息，方始一刀了帐。 
　　庆恒是载漪的亲信，现领着虎神营营务处总办的差使，即为虎神营实际上的当家人。虎神营与义和团等于一家，自己人杀自己人，所为何来？ 
　　“这是黑团干的好事！”住在端王府的大师兄说：“真团都是受了黑团的累，以致诸神远避，法术都不灵了。” 
　　载漪倒抽一口冷气。所谓“黑团”，是闯出祸来，深宫诘责时的托词。其实有何黑白之分？不想大师兄居然以此为遁词，真的认为有黑团。这可不能不防！ 
　　“好！”载漪咬一咬牙说：“既有黑团，咱们就抓黑团！这样子无法无天，不要造反吗？” 
　　于是立刻将庄王与载澜请了来商议。这两个人的意见不同，庄王觉得义和团不受羁勒，已成隐患，应该及早处治。而载澜认为义和团还有用处，须以手段驾驭，同时亦须顾虑到义和团为了攻不下西什库，就象饿极了而被激怒的猛兽那样，处治不善，很容易激出意想不到的变故。 
　　“这，”载漪大口地喘了口气：“莫非就罢了不成？” 
　　“那不能！”庄王断然说道：“如果不办，威信扫地，反而后患无穷！” 
　　“是的！他们今天能杀庆恒，明天就能杀你我。”载漪又说：“再者，上头一定会问。老佛爷已经不大信任团众了，知道了这件事，说一句：‘好啊！你们说义和团怎么忠义，怎么勇敢，如今西什库攻不下来，反而杀了你的营务总办！我看，就快来杀你了！’那时候，叫我怎么回奏。” 
　　“办一办当然未始不可。”载澜说道：“不过千万不能派兵到出事的地方去搜查抓人。不然，死的人还要多！” 
　　遇到难题了！办是非办不可，要办又怕闯出更大的乱子来。载漪左想右想，只觉得窝囊透顶，气得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早知道义和团是这么一帮不通人性的畜生，”他自虐似地说：“那个孙子王八旦才愿意招惹他！” 
　　“二哥，你也别抱怨了。”载澜说道：“只有一个办法，可还得先跟掌坛的大师兄说明白，悄悄儿抓几个人来开刀，发一道上谕，把这个乱子遮盖过去。” 
　　“唉！”载漪长叹一声：“你瞧着办吧！我的心乱得很。”说完，颓然倒在椅子上，自语着：“作的什么孽？好好的日子不过，来坐这根大蜡！” 
　　庄王与载澜见此光景，相偕退出。回到总坛——就设在庄王府，找大师兄去情商。 
　　“大师兄，”载澜说道：“这件事搞得实实在在太不对了！有道是亲者痛、仇者快，窝囊之至。如今上头震怒，总得想个法子搪塞才好！” 
　　“庆恒早就该杀了！两位知道不知道，他是汉奸？” 
　　“汉奸？”载澜诧异：“怎么会？” 
　　“他平时剋扣军饷，处处压制团中弟兄。要兵器没有兵器，要援兵没有援兵，完全是二毛子吃里扒外的样子啊！” 
　　“大师兄，话不是这么说。”庄王正色说道：“如果庆恒真有这种行为，朝廷自有王法，拿问治罪，才是正办。如今义和团有理变成没理，这件事不办，军心涣散，不待洋人进京，咱们自己先就垮了！” 
　　大师兄沉吟未答，意思是有些顾忌了，载澜乘机说道：“大师兄，咱们自己人说话，这件事还是咱们自己办的好。不然，上头一定会派荣仲华查办，他的鬼花样很多，可不能不防。” 
　　提到荣禄，大师兄有点胆寒，便即问道：“怎么个办法？” 
　　“反正是黑团干的，咱们抓几个黑团来正法，不就结了吗？”载澜接着说：“当然，谁是黑团，还得大师兄法眼鉴定。” 
　　意在言外，不难明白，让大师兄抓几个人来，作为戕害庆恒的凶手，正法示众，以作交代。这一层大师兄当然谅解，但也还有一个交换条件。 
　　“西什库的大毛子、二毛子，困在他们的鬼教堂里，算起来日子不少了，居然还没有饿死！这件事，”大师兄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要有交代！” 
　　“何谓交代？”载澜率直相问。 
　　“当然有人挖了地道，私运粮食到鬼教堂。这个人，我已经算到。不过，不便动手。” 
　　“喔！”载澜急急问道：“是谁？” 
　　“当然是有钱有势的人！” 
　　载澜仔细思索了一会，突然想起一个人，顿觉精神大振。 
　　“大师兄，”他问：“你是指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立山？” 
　　大师兄原是装模作样，信口胡诌。一听载澜提出立山，他也知道，此人豪富出名，但在慈禧太后面前很得宠，如果动他的手，说不定搞得不好收场。如今看载澜大有掀一场是非之意，乐得放他一把野火，以便趁火打劫。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朝廷的大臣，少不得要对他客气三分。总得让他心服口服。” 
　　“不错。”载澜很快地问：“怎么样才能让他心服口服？” 
　　“要搜！搜出真赃实据才算数。至于他的罪名能不能饶，要听神判。” 
　　“那当然。”载澜说道；“既然大师兄算到立山挖地道私通西什库教堂，当然要到他家去搜查。” 

　　　　　　　　　　　※　　　　　　　 ※　　　　　　　　 ※ 

　　第二天一早，义和团先到酒醋局立山家门口设坛，大车拉来芦席木料，又不知那里找来的匠人，手艺娴熟，不到两个时辰，已搭好了一座高敞的席棚，供设香案，高挂一帧关圣帝君的画像。一切竣事，庄王、载澜、大师兄，带人到了，约莫两百多人，十分之七是义和团，十分之三是步军统领所属的兵勇。 
　　立山这天没有上朝，亲自指挥着听差在晒书。得报义和团在他家门口设坛，心中不免纳闷，只是切诫仆从不得多事，如果义和团有什么需索，尽量供给。此外，又关照在大门口设置两大缸凉茶，大厨房预备洁净素食，中午犒劳团众。 
　　到了十点多钟，门上来报，庄王驾到，自然急整衣冠迎接。出来一看，大厅天井已挤满了人，庄王与载澜坐在厅上，脸上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 
　　“王爷！”立山恭恭敬敬地请了个双安：“有事派人来招呼一声就是。怎么还亲自劳驾？真不敢当！” 
　　“豫甫，”庄王开门见山地说：“有人告你挖了地道，私通西什库教堂。可有这事？” 
　　立山大骇，“王爷！”他斩钉截铁地说：“决无此事！” 
　　“我想也不会有这种事！你受朝廷的恩德，不致于做汉奸。可是，西什库围困好多天了，洋人跟教民居然还吃得饱饱儿的，有气力打仗，弹药也好象很多。这件事透着有点奇怪，义和团说要搜查，我不能不让他们搜。”庄王紧接着说：“搜了没事，你的心迹不就表明啦吗？” 
　　立山倒抽一口冷气，心知今天要遭殃了！晒在院子里的宋版书与“大毛”衣服，陈设在屋子里的字画古董，还有柜子里的现银，保险箱里的银票以及其他首饰细软，都不知道还保得住、保不住？ 
　　“立山！”载澜发话了：“你嘀咕点儿什么？” 
　　一听他这话，再看到他脸上那种微现的狞笑，立山明白，口袋底的恩怨，就在今天算总帐。算了！他咬一咬牙在心中自言自语：“身外之物，听天由命。” 
　　于是他傲然答说：“澜公爷，你尽管请搜。可是有一件，搜不出来怎么办？” 
　　载澜变色，“什么？”他瞪出了眼睛：“莫非你还想威胁我？” 
　　“何言威胁二字？”立山冷笑，“真是欲加之罪。” 
　　载澜还以冷笑，“哼！只要你知罪就好！”他回头吩咐： 
　　“动手吧！要细细地搜，好好地搜！” 
　　这一声令下，那两三百人，立刻就张牙舞爪地动起手来。立山家仆役很多，可是谁也不敢上前，没有主家的人在身边，更可以畅所欲为，只拣小巧精美的珍物往怀中揣、腰中掖。 
　　庄王总算还有同朝之情，传下一句话去：“可别惊了人家内眷！” 
　　但也就是这句话，提醒了载澜与义和团，找到一个搜不出地道的借口。只是先不肯说破，只说：“地道的入口，一定在极隐秘的地方，一时找不到。” 
　　“那，那怎么办？”受愚的庄王，觉得没法子收场了。 
　　“到坛上去拈香！”大师兄说。 
　　于是将面如死灰的立山，拉拉扯扯，弄出大门去。进了坛，有人在立山膝盖上一磕，他不由得的就跪倒了。 
　　香案前面，这时已摆了四张太师椅，庄王与载澜坐在东面，大师兄坐在西面，大声说道：“立山是不是挖了地道，私通鬼教堂，只有焚表请关圣帝君神判。” 
　　说到这里，随即有个团众走上来，从香炉旁边拈起一张黄表纸，就烛火上点燃。立山久已听说义和团的花样，焚表的纸灰上扬，便是神判清白无辜，否则就有很大的麻烦。因而不由自主地注视着焚表的结果。 
　　说也奇怪，纸灰一半上扬，一半下飘，上扬的那一半，其色灰白，下飘的那一半颜色深得多。同样一张纸，烧成灰会出现两种颜色，真不知道是什么花样。 
　　“看他是中心无主的样子。”大师兄说：“还要再试。” 
　　于是焚纸再试，纸灰下飘，立山的心也往下沉，低下头去，看到自己双膝着地，猛然警悟，顿觉痛悔莫及。自己是朝廷的大臣，久蒙帘眷，家赀巨万，京城里提起响当档的人物，不管怎么说，怎么排，都少不了自己的份，刚才怎会如此糊涂，不明不白地跪在这里，受上谕所指的“拳匪〉的侮辱，留下一辈子的话柄，岂非大错特错！ 
　　这样一想心血上冲，仿佛把身子也带了起来。站直了略揉一揉膝盖，向庄王说道：“王爷，你老也得顾一顾朝廷的体统！立山如果有罪，请王爷奏明，降旨革职查办，立山自己到刑部报到。”说完，掉转身就走。 
　　载澜看他的“骠劲”，不减在口袋底的模样，越觉口中发酸，狞笑着说：“好啊！你还自以为怪不错的呢！今儿你甭想回家啦！我送你一个好地方去。”说完，向身旁努一努嘴，道了一个字：“抓！” 
　　身旁的护卫，兼着步军统领衙门的差使，急忙奔了出去，只招一招手，立刻便有人上来将立山截住。 
　　“你们干什么？” 
　　“立大人！”那护卫哈一哈腰说：“你老犯不着跟我们为难。” 
　　意在言外，如果拒捕，就要动手了，立山是极外场的人物，慨然答说：“好吧！有话到了地方，跟你们堂官去说。” 
　　为了赌气，立山昂着头，自动往东面走了去，载澜的护卫便紧跟在后。走不多远，立山家的听差，套着他那辆极宽敞华丽的后档车赶了来，于是护卫跨辕，往北出地安门，一直到步军统领衙门。立山就此被看管了。 

　　　　　　　　　　　※　　　　　　　 ※　　　　　　　　 ※ 

　　“擒虎容易纵虎难！”载澜向庄王说，“如果一放他回去，他到老佛爷那里抢一个原告，不说别的，光是把他家搅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就不好交代。” 
　　“如今不是更不好交代了吗？” 
　　“那里，人在咱们手里，还不是由着咱们说？” 
　　庄王想了一下，恍然大悟，“这件事要办得快！”他说： 
　　“咱们想好一套说法，赶紧进宫面奏。” 
　　这一套说法是立山私自接济西什库的洋人，人赃并获，据说他家还藏匿着洋人。此人不办，义和团之愤不泄，不仅西什库拿不下来，只怕还会激出别的变故。 
　　当然，载漪听说逮捕了立山，是决不会怪载澜鲁莽的，当即与庄王一起到宁寿宫，也不必按规矩递牌子才能请见，直接闯入乐寿堂，随便找一个管事的太监，让他进去回奏要见“老佛爷”。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听完，讶异的说：“这，立山可太不应该了！” 
　　“立山一直就帮洋人，忘恩负义，简直丧尽良心！如果立山不办，大家都看他的样，满京城的汉奸，那还得了？”载漪紧接着说：“义和团群情汹涌，要砸立山的家，奴才竭力弹压着。他家在酒醋局，紧挨着西苑，倘或弹压不住，奴才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听得这几句话，慈禧太后颇为生气，义和团真该痛剿才是！转念自问，派谁去剿？能打仗的，要对付来自天津的外国联军，不能打仗的，剿不了义和团，反而为义和团所剿。象载漪，名为管理虎神营，结果连虎神营的营务处总办，都为义和团所杀！他保不住一个庆恒，又怎能保护西苑，不受义和团的骚扰？ 
　　这样一想，立刻便能忍耐。心想，反正李鸿章已经到了上海，使馆亦已加以安抚，由总理衙门赍送蔬菜瓜果等物，以示体恤。等和议一成，再处置立山，或者释放复用，或者革职降调，看情形而定。眼前且让他在监狱里住些日子，亦自不妨。 
　　主意打定，随即准奏。立山便由步军统领衙门，移送刑部，送到俗称的所谓“天牢”里，他思前想后，放声大哭，一下子昏厥了过去。 
　　狱卒大骇，急急掐人中，灌姜汤，一无效验，只好赶紧报官。管刑部监狱的司官，职称叫做“提牢厅主事”，定制满汉两缺。管事的是汉主事，名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外号“乔壳子”，为人机警而热心，得报一惊，但想到一个人，心就宽了。 
　　“不要紧，不要紧！赶紧去请李大人来。” 
　　“李大人”就是梁启超的内兄李端棻，戊戌政变正由仓场侍郎调升礼部尚书，因为有新党之嫌，听从他同乡陈夔龙的计谋，上任照例到礼部土地祠祭韩愈时，故意失足倒地，具折请假，随后自行检举，请求治罪，因而下狱。狱中都知道他深谙医道，乔壳子这一说，狱卒亦被提醒了，急忙请了李端棻来，一剂猛药，将昏厥的立山救得苏醒了。 
　　醒过来仍旧涕泗横流，自道哀痛的是，忝为朝廷一品大员，谁知一时昏瞀，以取屈膝于乱民之前，辱身辱国，死有余辜，因而痛悔，并非怕死。 
　　这几句话，说得大家肃然起敬，都觉得平时小看了立山。 
　　就这时候，狱卒高唱：“崇大人到！” 
　　“崇大人”是崇礼。辞掉步军统领，仍为刑部尚书。本部堂官，亲临监狱，是件不常有的事，李端棻是犯官，当然急急回避，立山却不知自己应该以什么身分见这个熟极了的老朋友？ 
　　正踌躇之际，崇礼已大步跨了进来，见面并无黯然的神色，反而很起劲地说：“豫甫，豫甫！我来给你报好信息。” 
　　“莫非…　。” 
　　“不是请你出去。”崇礼抢着说：“你还得委屈几天。皇太后刚才召见，说你素来有瘾，关照我格外照料。只要等和议一开，就可以想法子让你出去！”接下来笑道：“奉懿旨在狱里抽大烟，是从来没有的事！这也是异数。百年以后，行状上很可以大书一笔。” 
　　立山报以苦笑，而心里却大感轻松。不过呵欠连连，复又涕泗横流，是烟瘾发了。 
　　见此光景，崇礼知道立山发瘾难受，便从荷包中掏出一个象牙小盒，将备着为自己救急的烟泡，送了他一个。立山吞了烟泡，方始止了呵欠，勉强有精神应酬崇礼了。 
　　“豫甫，”崇礼问道：“你跟澜公是怎么结的梁子？” 
　　“唉！提起来惭愧。”立山将当年在口袋底与载澜为绿云争风吃醋的往事，细说了一遍。 
　　“祸水！祸水！”崇礼大为摇头，起身说道：“我不奉陪了。 
　　荣仲华那里有个应酬，不能不到。” 

　　　　　　　　　　　※　　　　　　　 ※　　　　　　　　 ※ 

　　崇礼是应荣禄之邀作陪，主客是巡阅长江水师钦差大臣李秉衡。 
　　李秉衡是奉天海城人，捐班的县丞出身，一直在直隶当州县，号称“廉吏第一”。以后为张之洞所赏识，在广西当按察使，正当中法战起，李秉衡驻龙州主持西运局，在饷源万分艰困中，不但能够让士兵吃得饱，而且负了伤有医有药，因而才有冯子材的谅山大捷。 
　　到了光绪二十年，李秉衡已当到山东巡抚，有为有守，是封疆大臣响当当的人物。只是仇外仇教，以致发生德国教士被戕事件。朝廷颇为谅解，照丁宝桢当年的例子，调升四川总督，而德国公使放他不过，杯葛不休。李秉衡竟因此罢官，在河南安阳隐居了三年，才由刚毅特荐复起，一度到奉天查案，事毕复命，随即奉命整饬长江水师，依彭玉麟的前例，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巡阅长江。这一次是领兵勤王到京，宫门请安，随即召见，是由荣禄带引的。 
　　陛见之时，李秉衡首先声明，刘坤一、张之洞所发起的东南自保之事，最初由他领衔入奏，乃是盛宣怀假借名义，并非他的本意。接着糠慨陈词，说洋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诱之深入，不难尽歼。所以天津虽失，并不足忧，等联军到得通州一带，就会吃极大的亏。 
　　慈禧太后所忧虑的是京城被攻，听得李秉衡的话，大感宽慰，当然也大为嘉奖。很快地下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李秉衡赏紫禁城骑马，并在紫禁城、西苑门内准坐二人肩舆。一道是，山东、江西等处勤王的夏辛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四军，都归李秉衡节制，同时加了他一个头衔：“帮办武卫军事务”，作为荣禄的副手。 
　　荣禄对他的期望亦很高。倒不是希望他真能击退联军，只望他能切切实实抵挡一阵，李鸿章谈和就会容易得多。因此，对李秉衡非常客气。这天特设盛宴，专程为他接风。 
　　崇礼以及其他陪客都到齐了，李秉衡方始匆匆赶到，满头大汗，神色显得有些张皇。匆匆寒暄数语，随即向荣禄说道：“请中堂借一步说话。” 
　　“是，好！”荣禄向陪客们告个罪，亲自领着李秉衡到后屋去密谈。 
　　“中堂！洋兵这样子厉害，战事那里有把握。我这一次受命到前方，已经打定主意了，一死报国！请中堂赶紧奏明皇太后，电召李中堂到京议和，愈速愈妙！” 
　　荣禄几乎不信自己的双耳，“鉴堂，”他很不客气地问：“我不懂你的意思！在皇太后面前，你不是说，民气不可拂，邦交不可恃，战事一定有把握吗？” 
　　“是的！”李秉衡惭愧地低下头去：“此一时，彼一时！我没有料到这么一个众寡悬殊的局面，中午细细打听一下才知道！”说完，拱拱手：“心乱如麻，实在没法儿叨扰了！” 
　　荣禄几乎彻夜彷徨，直到天色微明，方始作了决定，他反复在考虑的是，两宫的行止。京城的防守，本来寄望在李秉衡，谁知道他自己先泄了气。勤王之师，仓卒成军，难御强敌，宋庆与马玉昆所部能撑持得几天，实所难言。一旦联军到了城下，两宫的安危，不能不顾。可是，皇太后与皇帝一离京城，人心动摇，不待敌来，先就溃乱了！当年文宗避往热河的前车可鉴。 
　　想来想去，总觉得两宫在眼前还没有离京的必要，以后看局势再说。这其实是个不作决定的决定，但总比没有决定来得好。想停当了，随即进宫。照例的，在全班军机进见以后，他被单独留了下来，商议慈禧太后不愿刚毅等人与闻的大计。 
　　“添了李秉衡做帮手，看来局面可以暂时稳住了。”慈禧太后说：“李鸿章也该赶快进京了吧？” 
　　“是！”荣禄答道：“只有再打电报给他。” 
　　“我在想，如果他在上海与洋人议和，不一样可以谈吗？” 
　　“那怕不行！各国公使都在京里，上海只有领事，作不了主。就算开议，各国的领事都要请示他们的公使，可是信息不通，领事也无奈其何。总而言之，如今唯有极力保护使馆，留下议和的余地。倘或再出什么乱子，局势就更加棘手了。”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问说：“皇帝是怎么个意思？” 
　　平时，皇帝总是这样回答：“一切请皇太后作主。”而此时却无这句话，眨着眼想了一下说：“荣禄，你要好好尽心，现在就靠你了。你的脑筋清楚，调度也很得法。刚才你说‘唯有极力保护使馆’，这话很是！就照你的意思，秉承皇太后的指示，好好去办！” 
　　从戊戌政变以来，将近两年的工夫，荣禄从未得过皇帝这样嘉许的话，因而不仅有受宠若惊之感，简直有些感激涕零，连眼眶都润湿了。 
　　因此，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头，口中答说：“奴才谨遵圣谕。” 
　　等他抬起头来，才想到自己当着慈禧太后而有此举动，似乎不妥，所以急急看了一眼。幸好，慈禧太后面色如常，方始放心。 
　　“昨天，大阿哥劝我离京，我没有理他。不过，有备无患，” 
　　慈禧太后停了一下问：“你看呢？” 
　　这一问，恰好能让荣禄说要说的话，当下答道：“皇太后万安！奴才已经告诉陈夔龙，准备了两百辆大车在那里。诚如慈谕，是有备无患的意思。论到实际，奴才斗胆，请皇太后先撂下这一段心思。如今的情形，跟咸丰年间又不同，那时咸丰爷虽在行宫，京里有恭王、有文祥、有僧王，都能撑持大局，而且只有外患，没有内乱，所以还不太要紧。如今就仰仗皇太后的慈威，才能镇压得住。倘或皇太后跟皇上北狩热河，京里不知道派谁留守？依奴才看，谁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再说，皇太后如果离京，李鸿章就更不敢进京了！” 
　　听到一半，慈禧太后已是连连点头，及至听完，立即答说：“这话倒也是！要跟李鸿章为难的人很多，如果我不在京里，他决不敢来！七十多岁的人，受不起惊吓。好吧！”她很英毅地：“我决不走！” 
　　“有皇太后这句话，真正是社稷苍生之福。” 
　　“你也要小心！”慈禧太后关切地说：“恨你的人也不少。横了心的人，昏大胆子，什么都会不顾，你千万大意不得。” 
　　“是！”荣禄又碰个头：“奴才自己知道。请皇太后、皇上宽心，奴才决不能受人暗算。” 
　　“你看，立山！我实在不相信，他会是私通外国的人，可是…　”慈禧太后没有再说下去，摇摇头，微微叹息。 

　　　　　　　　　　　※　　　　　　　 ※　　　　　　　　 ※ 

　　由于极力保护使馆的宗旨，已由两宫同时认可，荣禄认为不妨放手进行，此事当然要跟庆王谈。不过，庆王亦无非找许景澄与袁昶商议。既然如此，何不直截了当地，自己跟许、袁一谈。 
　　打定主意，正要派人去请，门上通报，袁昶来拜。这事很巧，荣禄立即吩咐：“快请！” 
　　袁昶是穿了便衣来的，一见面先告罪，未具公服。接着解释原因，便衣比较易于遮人耳目。 
　　这话就很奇怪了，“爽秋，”荣禄问说：“你我的交情，你来看我，亦是平常得紧的事，何必畏为人知？” 
　　“这是我的一点顾虑，怕累及中堂，所以表面上要疏远些。” 
　　这话就更奇怪了，“什么事会累及我？”荣禄问说。 
　　“我有个稿子，请中堂过目。”袁昶从手巾包中取出一个白折子，厚厚地有好几页。 
　　揭开白折子第一页，荣禄只念了一行，便即悚然动容，这不是立谈之顷，便可有结果的事。“来，来，爽秋！”他说，“咱们找个凉快的地方去。” 
　　荣家后园，颇具花木之胜，靠东面有个洋式的花棚，洋砖铺地，木头架子上，绿油油地长得极密的“爬山虎”，日光不到，清风徐来，是个夏日昼长无事，品茗闲话的好地方。 
　　宾主二人都卸去了夏布长衫，荣禄叫人打来新汲的井水，又端来一个盛满莲藕的冰盘。袁昶洗了脸，拈一片藕在口中，一面咀嚼，一面说道：“我已经跟竹蒷商量过了，这个折子联名同上。” 
　　荣禄不答，将他与许景澄联名的这个奏稿，铺在棋桌上，正襟危坐地细读，案由是“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一开头几句话就令人触目惊心，说是“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祸！”又说，洪杨之乱，捻匪之祸，较之拳匪为患，则前者为“手足之疾”，后者为“腹心之疾”，所持的理由是：“发匪、捻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只看这一段文章，荣禄便可想象得到，袁、许二人要参的是谁？且先不言，再往下看。 
　　下面是驳义和团“扶清灭洋”之说。先设一问：“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 
　　“说得痛快！道人所未道。而确为实情。”荣禄把手盖在白折子上：“爽秋，到现在为止，竟不知谁是匪首，亦不知谁在那班王公后面，发号施令？真正是千古奇事！” 
　　“我倒略有所闻。听说董星五有个拜把子的弟兄，叫什么李来中，隐在幕后，遥为指挥，并以洪秀全自命！‘能扶之，即能倾之’这句话，我不是无因而发的。” 
　　荣禄神色凛然地，深深点头，沉思了一会，接着再往下看，就是指责祸首。首先被提出来的是毓贤，其次是裕禄，再次是董福祥。但此三人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乃是“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笔锋一转，诛伐真正的祸首，一共四个人，各有八个字的考语。 
　　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猾，工于逢迎”。 
　　对于徐桐、刚毅，尤为深恶痛绝，所以议论亦就格外激切，奏稿中说：“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浇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近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庭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 
　　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 
　　“实在是公论！”荣禄亦不觉悲愤了：“‘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真是有这样麻木不仁的人。然而…　。”他突然顿住，“等看完了再说。” 
　　荣禄的意思是，罪魁祸首，应该还有载漪，不知此奏中又作何说法？且再看最后一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利，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致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敢闯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等，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 
　　看到这里，荣禄忍不住了，“爽秋，文章是千古不磨的大文章。不过，你决不能上这个折子！”他很关切也很直率地说： 
　　“这个折子，足以招来杀身之祸。” 
　　“中堂，”袁昶平静地说：“我最后几句不说了？既上此奏，生死已置之度外。” 
　　“最后怎么说？”荣禄一面说，一面找到结尾数语，不自觉地念出声来：“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 
　　等他念完，袁昶正式表明：“这是我跟竹蒷的由衷之言。” 
　　“我知道，我知道！”荣禄仿佛很着急似地：“可是，你跟竹蒷不能死！局势快要有转机了，等李少荃一进京，议和是他的事，剿匪是我的事。我有袁慰庭做帮手，不能不替少荃也留两位作帮手。爽秋，你跟竹蒷还有重责大任，不可妄自菲薄。说是给徐荫轩、刚子良抵命，那不是轻于鸿毛？” 
　　“中堂的期许爱护，我跟竹蒷都很感激。不过，‘此心匪石，不可转也！’” 
　　荣禄心想，袁昶与许景澄虽抱着必死之心，而与当年吴可读先自裁，后上奏的情况，究竟有别。然则，他以奏稿相示的原因，亦就可以想象得到，无非作无言的叮嘱，果真获罪，希望他能仗义执言。 
　　既然不能劝得他打消此举，而又了解了他的本意，荣禄心里便有主意了。“爽秋，”他说，“果然意不可回，但望能纳我之谏，把这些‘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等等，牵涉亲贵的字样拿掉。如何？” 
　　袁昶想了一会答说：“中堂是出于爱护之心，我跟竹蒷都感激得很，应该怎么改，等我去跟竹蒷斟酌。” 
　　“好！”荣禄略停一下又说：“有句话明知说了无用，还是要说，这个折子能不上，最好不上。” 
　　“是！”袁昶起身一揖，“多谢中堂关爱之意。” 

　　　　　　　　　　　※　　　　　　　 ※　　　　　　　　 ※ 

　　结果，这个奏折还是一字不改地递了上去。袁昶与许景澄虽然知道不牵涉及于亲贵，则在需要荣禄相救时，他比较好说话。但明明是端王载漪先纵容义和团，刚毅、毓贤等人，才敢放手大干，如果仅劾大臣，不及亲贵，明显着是畏惧载漪的势力，不但刚毅等人不会心服，清议亦会讥评，而这个奏折也就变得毫无力量，徒成话柄了。 
　　看完这个奏折，慈禧太后只觉得心烦，一时想不出处置的办法，索性推了下去，发交军机议奏。不巧的是，礼王与荣禄都未入值，王文韶耳聋易歉，所以刚毅可以一手遮尽军机处的耳目，只将有关系的赵舒翘悄悄约到一边，低声密商。 
　　细看了原折，赵舒翘面色沉重，默无一语，刚毅问道： 
　　“要不要找‘老道’去谈一谈？” 
　　“老道”是徐桐的绰号。赵舒翘摇摇头说：“不必！老道不会拿得出什么好主意，徒然张扬，偾事有余。等咱们商量好了对付的办法，告诉他怎么做就行了。”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这不能招架，要反击！” 
　　“着！”刚毅猛然击桌，“他要咱们的命，咱们得先要了他们的命。” 
　　“是！”赵舒翘说，“咱们得要好好布置一番，谋定后动，一击不中就坏了！” 
　　“‘一击不中就坏了，一击不中就坏了！’”刚毅起身蹀躞，喃喃自语。好久，才站住脚说：“我看，咱们得找点他们私通外国的证据。” 
　　“私通外国的证据不容易找，有样东西能找得，可就很有用了。”赵舒翘压低了声音说：“袁爽秋给过庆王一封信，说是‘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 
　　这话，不就迹近离间了吗？” 
　　“这怎么是离间？”刚毅用手指敲敲太阳穴：“天太热，脑袋发胀，我的脑筋转不过来了。” 
　　“中堂请想，当年今上入承大统的时候，老醇王因为本生父之尊，怕干政成了太上皇，辞卸一切差使，以避嫌疑。如今端王是大阿哥的本生父，情形跟老醇王差不多，所谓‘善处嫌疑之地’，意思就是让端王学老醇王的样，退归藩邸，不预政务。” 
　　“啊，啊！你一说就容易明白了。” 
　　“这还是就表面而论，其实内中还有文章。”赵舒翘略停一下说：“往深处看，等于在皇太后前告一状，说端王想当太上皇。这不是离间是什么？” 
　　“对！对！有理，太有理了！” 
　　“不仅此也，还有。” 
　　“还有？”刚毅越觉得有趣味：“快，快，请快说。” 
　　“谁都知道，端王事太后，忠贞不二。如今让太后疏远端王，实在就是削太后的羽翼。” 
　　“可不是！一点都不错。”刚毅满心欢喜，将赵舒翘的话，细想了一遍，作了个归纳：“可以这么说，他这两句话，表面冠冕堂皇，暗中挑拨离间，而作用是反对皇太后！” 
　　“中堂说得太好了！”赵舒翘送上一顶高帽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就这么一回事，送了他的忤逆。可是，”刚毅收敛了笑容：“那封信呢？总不能当面跟庆王要吧？” 
　　“中堂自然不便去要，如果端王去要，或许能要得到。再不然，”赵舒翘压低了声音说：“庆王跟前我有条路，可以把那封信弄出来，不过得花个几百银子。” 
　　“那是小事。就托你去办吧，越快越好。” 
　　“是！” 
　　“还有呢？”刚毅翻弄着原奏：“咱们总得从这个折子里头，挑出他几项大毛病不可。” 
　　“大毛病只要一样就够了！” 
　　“你说，”刚毅把原奏摊开来，“那里有大毛病？” 
　　赵舒翘不愿明言，只说：“中堂久掌秋曹，当年谳狱，决过多少疑难大案，莫非他这个奏折之中，吞吐其词，意在言外的地方，还看不出来吗？” 
　　这也是一顶高帽子，不过在刚毅，对这顶高帽子，却有不胜负荷之感。翻弄了半天，无从领会，只好又推托头晕。 
　　“不行！这个天气把人的脑袋都搞昏了！展如，还是你说吧！” 
　　“中堂，你只看这一句。” 
　　他指的是“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这是属于律例上的所谓“八议”，同样犯罪，亲贵可以减刑。这一指点，刚毅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意思是指端、庄两邸、澜公等等，也该议罪，而且该当何罪，还不能减免！好家伙，厉害啊！” 
　　“这是露出来的一言半语，虽说含蓄，意思总还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有看不出来的意思在内，那可真是不测之心了！” 
　　“展如，”刚毅率直答说：“你的话，我又不懂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吧！” 
　　赵舒翘笑了，“我岂敢在中堂面前卖关子？”他说实在是各有意会，不落言诠为妙：“中堂请参详这一段。” 
　　指出的这一段是：“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一共二十几个字，刚毅翻来覆去念着，突有意会，不自觉地念出一句来：“王公愚矣，更以愚皇太后！” 
　　赵舒翘点点头，刚毅则有豁然贯通之乐。两人对看了半天，莫逆于心地笑了。 
　　“好了！不怕了，不过这得稍微布置布置，那封信很要紧，倒不是上呈皇太后，是给端王看。展如，请你赶紧去办。这是其一。” 
　　“是。其二呢？” 
　　“其二，这个折既然交下来了，总得议奏。”刚毅想了一下说：“怎么能想个法子，一面先有交代，一面能把这个折子压下来，等咱们部署好了，再大掀一掀！” 
　　“有个办法，中堂看行不行？”赵舒翘答说，“请中堂领头，咱们折子上有名字的三个人，递牌子请皇太后召见，就说，既已被参，不便再在军机上行走，请旨解任听勘。皇太后当然挽留，这个折子不就压下来了吗？” 
　　“这倒是好办法。不过…　。” 
　　刚毅的顾虑是怕弄巧成拙，皇太后准如所请，岂不是只好干瞪眼？赵舒翘看出他心里的意思，便即说道：“中堂不必三心二意，包管无事。第一、这是什么时候，撤换军机，等于阵前易将，太后掌了几十年权，还能做这种自乱阵脚的事？说实话，太后还指望着咱们将功赎罪呢！第二、如果准咱们解任听勘，那末其余有名字的人，也是有罪罗！别人不说，皇太后总不能查办‘老道’吧！” 
　　“对！”刚毅下了决心，“有老道挡着，不要紧！就这么办。” 
　　果然，第二天约齐了启秀一起请见，慈禧太后真个为赵舒翘所预料的，加以挽留。不过也训诫了一顿，尤其是对刚毅与赵舒翘的涿州之行，慈禧太后颇有怨责之意。 
　　这件事，荣禄很快地知道了。要了原折来看，才知道袁昶与许景澄的奏折，一字未改。心里就在想，能有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结果，对袁、许二人来说，总算不幸中的大幸。因而也就不肯再多说一句，任令把这个折子压了下来。 
　　再下一天，赵舒翘终于花了五百两银子，买通了庆王的一个书僮小宁儿，把袁昶的那封信偷了出来。交给刚毅，立刻又转到载漪手中。当然有番挑拨的话，说袁昶居心狠毒，无异指责载漪想做太上皇。慈禧太后最忌讳这件事！刚毅认为载漪应该防备，莫待太后诘责，就不易分辩了！ 
　　防备之道，莫善于先发制人，在刚毅、赵舒翘的参预之下，经过彻夜的密商，载漪有了充分的准备。打个盹醒来，看看恰好赶上慈禧太后召见臣工已毕，早膳过后，比较闲空的当儿，便即一面吩咐请庆王在朝房见面，一面关照套车进宫。 
　　到得宁寿宫不久，庆王也赶到了，载漪拉着他到僻处，取出袁昶的那封信问道：“庆叔，你看看，这封信可是袁爽秋的笔？” 
　　庆王接到手一看，惊愕地问：“这封信怎么到了你手里？” 
　　“捡来的！”载漪不容他再追究来源，紧接着问道：“庆叔，当初你接到这封信，为什么不回奏老佛爷？” 
　　“这种话何必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措词很圆滑，载漪点点头说：“庆叔总算明白我的心。不过，这封信我还是得给老佛爷看，我就说庆叔交给我的，行不行？”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 
　　“好！我先上去。”载漪退后两步，给庆王请个安，“庆叔，请你待一会儿。回头请你别改口。” 
　　“好吧！”庆王特意叮嘱：“不过，你可别替我惹麻烦。” 
　　“不会，不会。” 
　　说着，载漪迳自入宁寿门去找李莲英。正值慈禧太后用完早膳“绕弯儿”消食的时候。李莲英陪侍在侧，所以小太监一打手势，慈禧太后也看到了，骂一句：“鬼头鬼脑地干什么？” 
　　“端王爷在外头，找李总管有事。” 
　　“他来干什么，你去看看！”慈禧太后厌恶地说：“如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就说，我歇着了。” 
　　“奴才知道。” 
　　等慈禧太后回到乐寿堂喝茶看金鱼，李莲英也就复命来了，说是端王有机密大事，非当面回奏不可。 
　　“好吧！让他进来。” 
　　载漪一进门跪下，便即大声说道：“老佛爷，有人造反！” 
　　“怎么回事？”慈禧太后倒是一惊：“你是说谁啊？” 
　　“袁昶、许景澄。” 
　　“他们怎么啦？凭他们两个人，还能造反？” 
　　“他们两个人背后有洋人。”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不再是不在乎的神气了，用沉着的声音说：“你慢慢儿讲！” 
　　“奴才先请老佛爷看两封信。” 
　　载漪不把两封信一起呈上去，先递袁昶给庆王的那一封。 
　　慈禧太后看完，脸上便有不豫之色。 
　　“是庆王交给你的？” 
　　“是！” 
　　“好多天了嘛！” 
　　“是！”载漪答说：“袁昶挑拨离间，奴才怕老佛爷看了生气。心想，反正奴才忠诚不二，问心无愧。这封信不递也不生关系。” 
　　“你能问心无愧最好！”慈禧太后说：“从前你‘阿玛’就最懂得避嫌疑，凡事谦虚退让，象赏他一顶杏黄轿，他就从来不肯坐。所以谥法用‘贤’字。你真要学学你‘阿玛’才好！” 
　　旗人称父亲为“阿玛”，慈禧太后赞扬的是醇贤亲王。这在载漪不免有意外之感，原以为她会不满袁昶，谁知反倒是自己受了一顿教训，只好答一声：“奴才紧记着老佛爷的话。” 
　　“还有一封呢？” 
　　还有一封是仿照袁昶的笔迹伪造的。载漪一面呈上，一面说道：“真是国家之福，天教小人奸谋败露，这封信是捡到的。” 
　　慈禧太后先不理他的，抽出信来一看，便即答道：“这‘身云主人’是谁啊？” 
　　“奴才打听过了，就是许景澄的别号。” 
　　说着，不断偷觑慈禧太后的脸色。不用多久，预期着的神态出现了，慈禧太后两面太阳穴上的青筋跳动，嘴唇微微向右下角牵掣，那双眼睛中所显露的，威严逼人的光芒，更为可畏。这是她盛怒之际的表情。 
　　也难怪她盛怒。这封信伪造得非常恶毒，用袁昶与许景澄商量的语气，隐约指出参劾徐桐、刚毅等人的那个奏折，另有大作用在内。义和团被纵容得成了今天这种巨患，虽说载漪之流的王公不能辞其咎，但归根结蒂，如无慈禧太后的支持，载漪又何能为力？即如最近六月初十，奉懿旨发内帑十万两奖赏义和团一事，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虽有利口，又何为慈禧太后辩卸责任。 
　　不过，现在要利用慈禧太后治徐桐等人的罪，不可有一言半语牵涉到她头上，甚至对载漪等等，亦只可含蓄其词。到了将来议和，洋人谈到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必定会提出慈禧太后，那时便恰好利用这一点，请慈禧太后“撤帘”，将大政归还皇帝。 
　　在慈禧太后看这些话，字字打在要害上，真有心惊肉跳之感。不过，载漪惯会造伪，未必可信，慈禧太后决定先诈他一诈。 
　　“我看，袁昶未必会说这种毫无心肝的话。不要又是你在弄什么玄虚吧？” 
　　“奴才那敢这么荒唐？请老佛爷核对笔迹好了。” 
　　“谁知道笔迹是真是假？” 
　　听得这话，载漪故意作一种受了冤屈而无从分辩的神情，然后象突然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似地，欣快地说：“这好办！庆亲王进宫来了，请老佛爷传他来，当面问他，那封信是袁昶给他的不是？”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不必传他来当面问。”说着，拿起一支象牙制的小锤，将放在御案上的一座小银钟，轻击了两下。 
　　慈禧太后是派李莲英去向庆王求证，复命证实载漪所言不虚。第一封信不假，则以笔迹相同，情事相符的第二封信，当然也是真的！慈禧太后再精明，也想不到有此以真掩伪，移花接木的阴谋在内。 
　　“许景澄靠不住，我是知道的，想不到袁昶亦有这种糊涂心思！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老佛爷圣明！”载漪紧接着说：“局势不大好，不错，不过，只要老佛爷在上，终归能够化险为夷，转祸为福。奴才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心肠？” 
　　他的意思是袁昶、许景澄刻意要挖大清朝的根基。凡是说慈禧太后在位，大局就坏也坏不到那里去之类的话，是最能打动她的心，激发她的勇气的。因而沉吟了一会，问道： 
　　“这件事，你们看怎么办？” 
　　“奴才不敢说。袁昶不是说了吗，奴才得‘善处嫌疑之地’。” 
　　“这不相干！有我在，你就无所谓有嫌疑。” 
　　“是！奴才自问，也是这么个想法。可恨袁昶等辈，挑拨离间，无事生非，如果这些人不去，将来还不知道闯出什么不能收场的大祸来！”说到这里，载漪取出一个白折子呈上御案，“老佛爷请看看这个稿子，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慈禧太后很仔细地看完，脸色变得很沉重，好久才说了句：“交给我！” 
　　等载漪跪安退出，慈禧太后随即吩咐，将皇帝从西苑接到宫里来，同时关照，皇帝的晚膳，开到宁寿宫来。 
　　这是久已未有的事！太监们无不奇怪。但只有很少的人，为皇帝高兴，认为太后已念及母子之情，而大部分的人替皇帝捏着一把汗，不知道太后又有什么不愉之事，要在皇帝身上出气？ 
　　皇帝自己也持着这样的想法，惴惴然地，连大气都不敢喘。进宫请了安，慈禧太后喊一声：“莲英！” 
　　“在！”李莲英看了皇帝一眼，这是递暗号，让皇帝宽心。 
　　“叫不相干的人躲开些！” 
　　这不用说，是有极大关系之事要谈。李莲英出去作了安排，又亲自在乐寿堂前面看了一圈，方又入殿复命。 
　　“你就在这里伺候皇上笔墨好了。” 
　　“是！”李莲英答应着，倒退几步，静静地站在门边。 
　　“这里有两封信，一封是袁昶给奕劻的，我让莲英去问过，”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问：“莲英，庆亲王怎么说？” 
　　李莲英小跑两步，站定了用刚刚能让御座听得到的声音答说：“奴才把信拿给庆王爷看了，庆王爷说不错，是袁大人给他的，笔迹也不错。” 
　　“你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向皇帝说。 
　　于是怀着满腹疑惧的皇帝，开始细看慈禧太后亲手交下来的，那一真一假的两封信。真的一封看完，松了一口气，因为那是指载漪想做太上皇而言，与己无干。 
　　但是，那封假信，看不到几行，皇帝刚松下的那口气，又提了起来，一边看一边想，想自己应持的态度。 
　　情形很复杂，如果脚步站不稳，不知会受什么罪？有此警惕，不免沉吟，慈禧太后却又动疑了：“你觉得袁昶的话，很不错似地，是不是？”她慢条斯理地问。 
　　因为她的话慢，皇帝才不至于因为惊惶失措而答错了话： 
　　“袁昶简直是胡说！一点儿道理都没有。” 
　　“就止是胡说吗？” 
　　显然的，慈禧太后对于他对袁昶所作的批评，并不满意，那就得再说重一点：“莠言乱政，不守臣道。” 
　　“我看，他不知道安着什么心？” 
　　“是！”皇帝想都不想地说：“居心叵测。” 
　　“你可看得出来，他是在离间咱们娘儿俩！” 
　　“可恶！”皇帝就象说相声“捧哏”的一般，顺嘴附和着： 
　　“太可恶了！” 
　　“如果他真的上个折子，公然主张，也还不失为光明磊落，这样子阴险，可真是死有余辜。”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早说过，今日无我，明日无你。只是你始终不能领悟我的意思。” 
　　皇帝早就领悟了。不管慈禧太后说这话，是不是一种抓权不放的借口，而就事论事，这话应该解释为如果不是慈禧太后“训政”有权，能镇得住载漪，大阿哥早就要夺位了。想到这平时早就想透了的一句话，他终于了然于自己应持的态度，就是与慈禧太后一致，紧靠着慈禧太后站，脚步一定稳当。 
　　于是他立即跪了下来：“老佛爷处处卫护儿子，儿子岂能不知道？儿子再愚再蠢，也不能那样子冥顽不灵。”他又说：“如今大局艰危，全靠老佛爷撑持，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儿子只听老佛爷的训诲。” 
　　“你总算心里还明白。”慈禧太后点点头是表示满意的神情，“这两封信，你看，怎么处置？” 
　　遇到这种有关系的事，皇帝从前年政变以来，一直不作主张，只循例答说：“请老佛爷作主。” 
　　“我原以为这两个人熟于洋务，等李鸿章来了，叫他们俩做个帮手。谁知道这两个人勾结洋人，挟制君上，这跟私通外国的汉奸有什么两样？治乱世，用重典，再不能姑息了！” 
　　“是！” 
　　慈禧太后再一次点点头，然后提高了声音说：“莲英伺候皇上写朱谕。” 
　　“喳！” 
　　这种差使，他是伺候惯了的，最重要的是，朱谕一定得当着慈禧太后的面写。事实上亦非当着面不可，因为皇帝的朱谕，不是她口授大意，便是干脆念一句，皇帝写一句。 
　　而这一次，慈禧太后却并未开口，只把载漪呈上的一个稿子交了下来。皇帝接到手一看，心胆俱裂，不由得抬头去望，只见慈禧太后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就这一副脸色，将他想为袁昶、许景澄求情的心思，硬压了下去。 
　　笔有千钧，泪有满眶，终于将一张朱谕写完。一滴眼泪下落，还好，不是掉在朱笔上，不致使字迹漫漶。李莲英在他侧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老大不忍，急忙取一块手巾交到皇帝手里。 
　　“请皇帝擦擦汗。” 
　　语言跟举动，都别有用意。话是说给慈禧太后听的，表示朱谕上的水渍是汗，手巾则又不止于擦汗，主要的是供皇帝拭泪。 
　　擦干眼泪，皇帝转身，双手捧上朱谕，慈禧太后却不接，只说：“你念给我听听。” 
　　“是！”声音有些发抖。 
　　李莲英却又赶紧捧上一杯调了蜜的菊花茶，“皇上先喝口水，润润喉。”说着，使个眼色，示意皇帝不可再发出抖颤的声音。 
　　皇帝微微颔首，喝口菊花茶，调一调呼吸，慢慢地念道：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就这样！”慈禧太后说：“你先收着，明天当面交给军机。” 
　　于是皇帝将那道朱谕，折好藏起，跪安退出，上软轿回西苑时，将有一个机会可以跟李莲英说话。他轻喊一声：“谙达！” 
　　这是满洲话，凡是教皇帝、皇子骑射或者满洲语文的旗人，都叫“谙达”，地位不如汉人的“师傅”，但也是一种尊称。皇帝从小就是这样叫李莲英的，而李莲英倒从不敢以谙达自居，听得招呼，急急趋至轿前，俯身候旨。 
　　“你派人告诉荣禄，明天一早无论如何得上朝。” 
　　“是！” 
　　李莲英知道，皇帝的用意是希望荣禄能救袁昶跟许景澄。可是他不敢道破真相，也不敢转述皇帝的口谕，只作为他自己的意思，派人到东厂胡同求见荣禄，说是：“李总管说‘请中堂明天一早，无论如何得上朝’。” 
　　就这一句话，害得荣禄睡不好觉，半夜里便即起身，曙色初现，便即进宫，谁知还有比他更早的，是刚毅与赵舒翘，两人都是笑容满面，倒象有什么喜事似地。荣禄心中有事，懒怠去问，靠在藤椅上闭目养神。 
　　“你看，”他听见刚毅在说：“要不要通知徐楠士来待命？” 
　　徐楠士就是徐桐的儿子徐承煜，从戊戌政变后，就当刑部左侍郎。召他进宫待命，想来必有大案交付刑部，这样转着念头，再想到李莲英的话，荣禄觉得非探问明白不可了。 
　　要问，当然要问李莲英。他找了个很能干的苏拉，秘密嘱咐，即刻去打听李莲英现在何处？立等回话。不久，苏拉回报，李莲英是在荣寿堂西面的小屋中休息。 
　　荣禄知道那间屋子，急急赶了去，一见面便拉他到一边问道：“今天是不是要杀人？” 
　　李莲英点点头：“是的。” 
　　“杀谁？” 
　　“中堂马上就知道了。” 
　　“莲英，事到如今，你别吞屯吐吐了！你说要我无论如何进宫，现在不来了吗？”荣禄心想，李莲英与立山交好，大概是要杀立山，托自己来救，因而率直追问，“是不是立豫甫又出了什么乱子？” 
　　“不是。”李莲英踌躇了一下：“跟中堂说实话吧，大概是杀许景澄、袁昶。请中堂今天无论如何进宫的话，是皇上交代的。” 
　　听这话，荣禄拱拱手，转身就走，刚出乐善堂，只见礼王世铎，已经带班进见，便即跟在他身后，一起入殿。 
　　行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呢？今天没有来？” 
　　“是！”礼王答说，“他昨天中暑，今儿个请假。” 
　　慈禧太后没有再问，只说：“皇帝，你不是有朱谕要交下去吗？” 
　　“是的！”皇帝的声音极低，用苍白纤细、仿佛一张皮包着骨头的手，拿起面前的一张纸，从御案上伸了出来。 
　　世铎急忙站起，接过朱谕，站着看完，颇有手足无措的模样。荣禄可忍不住了，伸手扯一扯世铎的衣服。这一下，倒是提醒了他，立即将朱谕交了给他。有人去料理这个难题，他松了一口气，擦擦汗，仍旧回原处。 
　　这时荣禄已将朱谕看完，碰个头说：“奏上皇太后，奴才有话。” 
　　“什么话都可以说，”慈禧太后很快地接口：“替这两个人求情可不行。” 
　　“皇太后圣明，”荣禄说道：“照朱谕中所指责的罪状，许景澄、袁昶并无死罪，奴才斗胆，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许景澄、袁昶离间宫廷，罪名甚大，以皇上身分，有不便说、不忍说的难处。” 
　　“果然如此，许景澄、袁昶罪有应得。不过，人才难得，请皇太后、皇上格外成全。留下他们两条命，也许将来有可以将功赎罪之处。” 
　　“你是说，让他们跟洋人打交道？”慈禧太后冷笑：“依我看，不让他们跟洋人打交道还好些！” 
　　“皇太后的训示，奴才不甚明白…　。” 
　　“荣禄，”慈禧太后不耐烦地打断：“你想抗旨？” 
　　听得这话，荣禄赶紧碰头，但仍旧说了一句：“奴才请皇太后、皇上召见庆亲王，当面交代！” 
　　这因为庆王是总理衙门的堂官，袁昶、许景澄可算是他的部属。属官有罪，责交堂官，本是正办。荣禄的奏请，在表面上决不能算错，事实上是希望有此转折，或许可以找出挽回之机。 
　　那知慈禧太后深知他的用意，不理会他的话，只说：“你告诉庆亲王，就快轮到他了！” 
　　这句话将荣禄吓出一身冷汗。以庆王今日的地位，与当年慈禧太后母家贫困时，庆王时相周济的情谊，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岂不可骇？再往深一层去想，庆王之后，只怕就要轮到自己了！ 
　　这个慈禧太后对庆王的直接警告，亦就等于间接警告荣禄。到这时候，他可再不敢多说一句了，跪安退出，汗湿重衣，将朱谕交回世铎以后，倒在直庐的藤椅上，瞑目如死，好半晌动弹不得。 
　　相反地，刚毅却大为兴奋，从世铎半讨半夺地将朱谕拿过来，随手就交了给赵舒翘说：“是你的事，照朱谕去办吧！ 
　　最好今天就复命。” 
　　赵舒翘是刑部尚书。此时却有些兔死狐悲之感，戊戌政变杀的都是汉人，如今抓了个旗人立山在监狱中，未判死罪，却又杀两员汉大臣。自己也是汉人，想想觉得这件事做得过分了。 
　　因此，他的脸色很沉重，当然也不会亲自去料理此事，而徐承煜已经辗转得到消息，赶了来了，赵舒翘唯有将朱谕交了给他。 
　　徐承煜比刚毅又更高兴，得意洋洋地回到部里，一叠连声地：“请乔老爷来，请乔老爷来！” 
　　“乔老爷”就是外号“乔壳子”的提牢厅主事乔树枬，应唤上堂，接到朱谕一看，不由得大骇，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看，树枬，这件大案，应该怎么办？” 
　　“司官不知道。”乔树枬摇摇头答说：“即行正法的案子，没有办过。” 
　　“我也没有办过！”徐承煜搔搔头，大声吩咐：“快请堂主事景老爷来！” 
　　“景老爷”名叫景褑，是旗人，倒是刑部的老司，公事极熟。想了一下说：“只有这样办，先行文步军统领衙门，按名逮捕，送入监狱，然后再‘出大差’。” 
　　“对，对！就这么办！”徐承煜向乔树枬说：“请你预备地方，传刽子手，预备‘出大差’。” 
　　“现成！”乔树枬不大在乎地说：“用不着预备。” 
　　“暂时拘禁的地方要预备。”徐承煜有意找麻烦：“两个人分两处关，不准他们交谈。” 
　　“这会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了！”乔树枬回到监狱，含着眼泪，为袁昶与许景澄准备了干净房间、凉席、蚊帐、扇子，以及凉茶、井水等等。 
　　其时步军统领衙门，已派出人去，逮捕袁昶与许景澄两人。其实，两人都是骗来的，托词衙门中有公事商量，等车出胡同口，不由分说，拥到步军统领衙门，立即转解到刑部。 
　　因此，两人入狱时，穿的都是公服。 
　　他们也实在不负那一身公服，两个人都从容得很。进了所谓“诏狱”，乔树枬亲自接待，由于徐承煜的命令不能不听，所以很恭敬地说：“两位大人，分住南北。” 
　　于是，袁昶握着许景澄的手说：“人生百年，终须一死。 
　　死本不足奇，所不解的是，因何而死？” 
　　“死后自然知道了！”许景澄笑道：“爽秋，你还看不开吗？” 
　　袁昶低头不答，松了手往南所走去，留下比较凉爽的北所让许景澄住。乔树枬在院子里目送他们两人的背影消失，考虑了好一会，终于还是不曾进屋，他怕袁、许二人或许会打听消息，何以为答。 
　　也就是刚回到自己屋中，徐承煜已经派人来召请了。乔树枬心知两人的大限已至，悄悄吩咐司狱：“预备红绳子吧！”这是指示预备“出大差”，大臣被刑，照例用红绒绳捆绑。等司狱备好车辆，红绒绳，通知了刽子手，乔树枬已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了。 
　　“不过堂了，直接到菜市口。”他突然泪流满面，哽咽着向司狱说：“你去料理吧！好好侍候两位忠臣。”最后一个字出口，随即掩着脸，捂着嘴，脚步踉跄地避了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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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下午一点多钟，骄阳如火，晒得狗都伸出了舌头，而菜市口却有好些人站在烈日之下，大多是白长衫、黑马褂，袁、许两家的亲友，赶来见最后一面的。 
　　刑部的车子毕竟到了，一直驶入北半截胡同临时用芦席所搭的官厅。徐承煜高坐堂皇，面有得色，一见袁昶与许景澄的服饰，便即大声叱斥番役：“你们当的什么差，怎么不把犯人的官服剥下来？” 
　　“你别骂他们！”袁昶高声说道：“我们俩虽逮下狱，并未奉旨革职。照例衣冠受刑。你身为刑部堂官，连这个规矩都不懂？” 
　　徐承煜语塞，一时有些手足无措。监斩的差使，当过不止一回，但从未见过临刑的人，还能侃侃然讲道理，所以心理上毫无准备。不知道怎么回答，甚至想找句话掩饰窘态都办不到，只是涨红着脸发愣。 
　　“我们是死了！可是究竟是什么罪，得了几句什么考语，而受大辟之刑？”袁昶扬脸问道：“请监斩官明白见示，也好让我们瞑目于地下。” 
　　“这是什么地方？”徐承煜有些恼羞成怒了，“还容得你们来讲道理！” 
　　决囚本来有一套很严密的程序。立决人犯虽不比朝审秋决那样需要“三复奏”，至少须经过都察院刑科给事中这一科，认为上谕没有不便施行之处，无须“封驳”，方始“发钞”交刑部执行。只是大乱之世，一切从简，杀人也方便了，此时只凭徐承煜一声叱喝，两颗人头就很快地落地了。 

　　　　　　　　　　　※　　　　　　　 ※　　　　　　　　 ※ 

　　袁昶与许景澄之死，为人在纳凉听炮声之余，平添了许多话题。有个传说，颇为盛行，说袁昶临刑之际，对刽子手笑道：“且慢！等我吟完一首诗。” 
　　诗是一首七律：“爽秋居士老维摩，做尽人间好事多。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功过吕望扶周室，德迈张良散楚歌。顾我于今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据说“呵呵”两字的余音未断，白刃已经加颈了。 
　　这首诗难倒了人，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正象袁昶与许景澄的两条命，能换来一些什么，一样地令人茫然！ 
　　最使局外人困惑的是，杀了两员深通洋务的大臣，并不表示朝廷对洋人势不两立，相反地，求和的迹象一天比一天明显，已公然见之于上谕。第一道是：“现在各兵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当饬队保护。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万勿用枪炮轰击。”不用枪炮轰击，就只有“招降”一法，其实就是想讲和。 
　　第二道上谕，范围更扩大了。第一道上谕还是“谕军机大臣”，外间不会知道，朝廷对教民已经决定“网开一面”，第二道则是交内阁颁布的明发上谕，通饬各省遵行。说是：“前因中外衅端未弭，各国商民教士之在华者，本与兵事无涉，谕令各督抚照常保护。现在近畿大军云集，各路统兵大员，亦当仰体此意，凡洋商教士，均当设法保全，以副朝廷怀柔远人之意。” 
　　保护洋商教士之外，教民亦在保护之列，因为本“亦国家赤子，原无畛域可分，惟自拳教肇衅以来，该教民等多有盘踞村庄，掘壕筑垒，抗拒官军者，此等迹同叛逆，自不能不严行查办。第念其究系迫于畏罪之心，果能悔祸自新，仍可网开一面。” 
　　接着，以宝坻教民，经宋庆剀切晓谕后，自行解散为例，特行规定：“所有各处教民，如有感悔投诚者，着该将弁及该地方官，一体照此办理，不得慨加杀戮。其各处匪徒，假托义民，寻仇劫杀者，即着分别查明，随时惩办，以清乱源。” 
　　不仅如此，对于各国公使，更有格外的照顾。这是内而庆王、荣禄，外而李鸿章、刘坤一所一致建议的，在京各国公使，应该先送出京。所以上谕特命荣禄“预行遴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妥为护送。倘有匪徒窥伺抢掠情事，即行剿击，不可稍有疏虞。” 
　　既有上谕，总理衙门自然要多方设法，与各国公使取得联络，谁知有的将信将疑，有的负气不理，初步商谈，竟不得要领。 
　　而义和团的那些“大护法”，却对这两道上谕，既俱且恨。尤其是载漪，下令命董福祥增兵，加紧攻破使馆，董福祥竟置之不理，一叶知秋，众叛亲离之势已成，越发自危！ 
　　总有那么两三天，载漪通宵不成寐，自己心口相商，再找亲信密议，认为骑虎难下，唯有因势驱虎，先发制人，才是上策。因而在心里拟了一个名单，第一批是十五个人，杀以立威。第二批看情形办理，如果庆王、荣禄亦竟不听命，再杀！ 
　　于是单衔上了一个奏折，列出十五个人，指为与洋人里应外合的汉奸，请旨即行正法。这十五个人，第一名是李鸿章，第二名是王文韶，“陪榜”的署理顺天府尹陈夔龙。此外，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大臣如徐用仪、廖寿恒等，都包括在内。 
　　慈禧太后一看这个奏折，非同小可，随即叫人封好，发交内奏事处，并有口谕：“交给荣禄，亲自来拆！” 
　　荣禄自然大吃一惊！正在细看全文时，王文韶到了。荣禄知道他胆子小，赶紧将原折往黄匣子中一放，盖上匣盖，置在手边。等召见军机时，礼王世铎请假，由荣禄带班，入殿将黄匣子捧上御案，然后奏事。诸事皆毕，只剩下这个奏折，未作处置。慈禧太后默不作声，而皇帝只是用眼色向荣禄示意，鼓励他有话尽管说。 
　　见此光景，荣禄知道慈禧太后对载漪此举，颇为不满。心想，这就省事得多了，索性整个儿推翻它！ 
　　于是，他从黄匣子里取出载漪的奏折，略扬一扬，用低沉愤慨的声音说道：“中外决裂，大局坏到如此，都是端王作成的！今天又有这么一个奏折，奴才真不知道端王要拿祖宗的天下，闹坏到怎么一个地步，才肯歇手？” 
　　“我亦不以为然！”慈禧太后很快地接口，略想一想又说： 
　　“这个折子，把它‘淹’了吧！” 
　　“淹”是不作处置之意，原折或者留中，或者交军机处归档。荣禄立即答一声：“是！”一面跪下去碰头，一面转脸向王文韶大声说道：“赶紧碰头谢恩！” 
　　荣禄跟慈禧太后的对答，王文韶只字不闻，骤然听得这么一句话，以为是慈禧太后有什么赏赐，便即碰头说道：“谢皇太后的赏！” 
　　慈禧太后绷着脸，不便有任何表示，皇帝却露齿莞尔，这是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开笑口。 

　　　　　　　　　　　※　　　　　　　 ※　　　　　　　　 ※ 

　　回到军机处，荣禄将捏在手心里的载漪原折，递给王文韶，“夔老，”他说：“皇太后赏了你一条老命！” 
　　王文韶一看案由，便惊出一身冷汗，看完，才知道荣禄先前不给他看的道理，拱手长揖，感激涕零地说：“仲华，感激不尽！” 
　　“总算太后圣明，大事化无。”荣禄又说：“这个折子，太后说是把它‘淹’了，那就索性让它葬身海底永不见天日。” 
　　说完，将载漪的原折接了过来，吹旺手中的纸煤儿，一火而焚之。 

　　　　　　　　　　　※　　　　　　　 ※　　　　　　　　 ※ 

　　纵然如此，折中的内容还是泄漏了。陈夔龙心里大为嘀咕，细细盘算，第一，只是署理顺天府尹，替人受过，太觉不值；第二，载漪既然列名指参，可见得心有不慊，以后处处找麻烦，迟早会栽倒在他手里；第三，大局日坏一日，顺天府上要应付宫廷，下要安抚百姓，中间还有许多达官贵人，有事央托，不说别的，仅是抓车这件差使就吃不消了。 
　　这样一想，决意求去，找到荣禄，当面恳求。起初，荣禄还不肯放他走，最后谈到载漪的居心险恶，荣禄才觉得不能不替他安排。第二天奏明慈禧太后，以原任顺天府府尹，署理太仆寺正卿王培佑回本任，而陈夔龙则接王培佑的事，署理太仆寺正卿。 
　　就在这样走马换将的第二天，大局急转直下地坏了下去。日俄英美法意奥七国联军，共一万八千多人，在天津编组完成以后，七月初十开始进军京城，到得北仓地方，与乱兵及义和团一场混战。结果李秉衡所统的勤王之师，闻警先溃，宋庆、马玉昆及直隶提督吕本元所部，不支而退。裕禄退到杨村，联军接踵而至，不独立足无地，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最后避入一家棺材店，也许是触景生情之故，就用随身所带的一把牙柄小手枪，朝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 
　　消息到京，慈禧太后大为震动，召见军机、御前、总理衙门的大臣，眼圈红红地，只说：“局势坏到如此，你们总要想个法子才好！” 
　　唯一的法子就是尽速议和，但袁昶、许景澄的血迹未干，谁也不敢自蹈虎尾，无非一些敷衍的话，电催各省勤王，下诏激励民心士气之类。不过，慷慨激昂的还是有，最显得赤胆忠心的是，刚由前线回来的李秉衡！ 
　　“回皇太后、皇上的话，勤王之师，仓卒成军，一上了战场，不免胆怯。”他先为所部不战而溃辩解一句，接着说道：“臣与端王、庄王商议，都说义和团还可以一用，臣不才，愿意率领义师，亲效前驱！” 
　　“能够你去挡一阵，再好不过。”慈禧太后是病急乱投医的口气：“既然定规了，你要早早出发才好！” 
　　“是！”李秉衡答说：“臣明天就带队出发。” 
　　“好，好！”慈禧太后向户部尚书王文韶大声说道：“户部先拨五万银子，作为两个月的恩饷！” 
　　王文韶不大听得明白，不过碰头总没有错，伏倒磕个响头，答一声：“是！” 
　　“谢皇太后的赏！”李秉衡谢了恩又说：“臣还要求皇太后赏一样东西。” 
　　“你要什么？” 
　　“臣想请皇太后赐宝剑一把，以为镇阵之用！” 
　　“镇阵？”慈禧太后问：“还要摆阵法？” 
　　“是！” 
　　“那好！给你一把宝剑好了。” 
　　宫中的好剑多得很，慈禧太后退朝以后，就叫人摘下一把乾隆年间所造的龙泉剑，颁赐李秉衡。他倒也言而有信，果然在第二天便带领三千人出师。 
　　事先仿照“登坛拜将”的说法，将领头的、原住在庄亲王府的义和团大师兄，请上高台，端然正坐，李秉衡朝服朝冠，行了一跪三叩的大礼。看热闹的人，诧为奇观，知礼的说是亵渎朝廷的体制，但有人为李秉衡辩护，说他拜的不是大师兄，而是大师兄手中抱着的那把御赐的龙泉宝剑，不算失礼。 
　　除了宝剑以外，还有镇阵的法物，一面黑色长幡，名为“引魂幡”；一面绣着风云雷火的大旗，名为“混天旗”；一把长柄红色大羽扇，名为“雷火扇”；一对形状不一的银瓶，名为“阴阳瓶”；一个极大的铜制连环，一套九个，名为“九连环”；一把形似如意的雪亮铜钩，名为“如意钩”；再有一把上画火焰、岳庙中小鬼所持的木牌，名为“火牌”。连同龙泉剑，共称为“八宝”。 
　　李秉衡带领“八宝”镇阵的三千义和团，一出京城，就溜走了好几百人。京中慈禧太后以及徐桐、载勋等人，还在盼望捷报，那知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 
　　七月十四，蔡村失守，宋庆退到通州的于家圩，十五，勤王之师张春发、夏辛酉所部，在河西务大败，死者十之四五，潞河为之不流。还有陈泽霖的一支勤王新军，本跟李秉衡在河西务附近，一听炮声，哗然大溃，李秉衡也就只好退到通州了。 
　　到此地步，除了徐桐与他的高足启秀，还相信有天兵天将下凡助战的奇迹出现以外，其余没有任何人再存着能够击退联军的希望。因此，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当然，军机大臣不能只为个人之计，还得顾到慈禧太后与皇帝。 
　　“总得替两宫预先筹一条退路才好！”赵舒翘向刚毅说： 
　　“我看仍旧只有到热河。” 
　　“这件事很麻烦。宫里多少人，多少辎重，得要预备多少辆车？” 
　　“不要紧！”赵舒翘答说：“陈筱石预备得有二百辆在那里。” 
　　“都让乱军抓去了！”刚毅大摇其头：“我看不行。而且，陈筱石已经交卸了。” 
　　“虽已交卸，人还在顺天府衙门。到此局面，还分什么彼此，只有拿这个差使硬套在他头上。” 
　　“好吧！你试试看！” 
　　陈夔龙是何等角色？赵舒翘那一套搬不动他。而王培佑庸懦无能，不独抓不到车，连陈夔龙原来移交下来的八十辆都让武卫军硬借走了。同时，荣禄怕慈禧太后一走，外则影响民心，内则有载漪窃号篡位之虞，所以对此事根本不起劲。 
　　赵舒翘白忙了一阵，看看不会有结果，也就落得省事了。 
　　军事是决没有转败为胜的可能了！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及时用和议将联军挡住在京城外面，这点希望又完全寄托在李鸿章身上。当德皇宣布以老将瓦德西为联军统帅的同一天，朝廷降旨，特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而逗留在上海的李鸿章，却以体弱致疾为由，电请赏假二十日作为答复。 
　　于是色厉内荏的载漪，又要杀大臣立威了！他的折子虽一参十五人，但自问能动得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阁学士联元，以守旧派而因他的女婿——当年“翰林四谏”之一，因学政任满回京，纳江山船妓为妾而自劾的宝廷的长子，寿富的影响，一变而为新党，以致为载漪所厌恶。五月间连叫三次“大起”，廷议和战时，载漪就要杀他，但因他是庄王府的“包衣”出身，载勋不能不救。这一次可就不管他了。 
　　另一个是兵部尚书、总理大臣徐用仪。此人籍隶浙江海盐，军机章京出身，但以底子是个举人，所以在仕途上吃了亏，光绪十九年爬到吏部侍郎以后，就上不去了，而年纪已到七十。颇有人劝他急流勇退，他的女儿亲家，也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由浙江寄一封信给他，拆开来一看，只有“水竹居”三字。原来这是徐家别业的名称，黄体芳的意思，当然是劝他退归林下，安享清福，而徐用仪不受劝。 
　　他也有他的想法，辛苦了一辈子，自问亦是朝廷的要角，而七十三年，不说入阁拜相，连个一品都没有巴结到，未免于心不甘。他的打算，总要做一任尚书再告老，也还不迟。 
　　这样到了上年十一月里，机会来了。吏部尚书孙家鼐，因为办京师大学堂有新党的嫌疑被旧派排走。孙家鼐是状元，吏部去了一状元，来了一状元，兵部尚书徐郙，调补孙家鼐的遗缺，而徐郙的遗缺，则以荣禄的推荐，由徐用仪调升。 
　　在他当侍郎时，汉尚书由汉军徐桐占缺，及至徐桐升大学士，奉旨仍管吏部，所以徐用仪始终是他的部属。但徐桐并不念同姓之谊，与徐用仪非常不睦。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徐用仪兼总理大臣，凡是办洋务的，都是徐桐的仇人；第二、徐铜虽是个通人所看不起的翰林，但他又看不起只得一榜的徐用仪。前几年友好劝他及早抽身，就因为知道两徐不相得，怕他遭受徐桐的毒手。结果，毕竟不幸而言中了。 
　　其实，载漪对徐用仪并无多大恶感，只为徐桐有杀徐用仪的意思，载漪便无可无不可地来拿他开刀了。 
　　正在草拟奏折时，载漪赶到了，主张将系狱已久的立山，一并列入，载漪自然同意。载漪此举倒不尽是为了修口袋底争风的私怨，事实上是立山酒醋局的巨宅，被神机营、武卫军、义和团几番搜劫，已成了一个空壳子。如果不杀立山，反而无以交代了。 
　　天气也怪，从七月十五起，就是阴沉沉地仿佛为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偶尔还有霏霏细雨，那种萧索的气象，不由得令人兴起国破家亡之感。这样到了第三天，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受载漪的指使，上午八点钟派兵将徐用仪、联元逮捕。同时，载漪进宫面奏，说徐用仪、联元勾结洋人，立山家掘地道接济西什库，皆是确凿有据，请旨立即正法。 
　　等军机大臣奉召入见，慈禧太后已在仓卒之中作了决定，并已传旨刑部，召军机面谕，不过拟旨而已。荣禄自然要争，他说：“外面消息很紧，京师很危险，这个时候，似乎不宜杀大臣。即令有罪，亦要审讯明确，何况今天是文宗显皇帝的忌辰，照例停刑。可否暂交刑部监狱，到明天问明了再办？” 
　　“现在已顾不得那许多了！”慈禧太后说：“治乱世，用重典，成命如果可以收回，这个时候就更没有人听朝廷的话了。” 
　　荣禄无法再争。退出来正好遇见庆王，将他拉到一边说道：“今天又要杀徐小云，真是骇人听闻。此人总要想法子保全才好。” 
　　庆王亦很着急，“是啊！”他说：“袁、许一丧，再去了一个徐小云，将来议和就没有帮手了。” 
　　“我想，我跟王爷俩再请起，代为求恩。不过，”荣禄想了一下说：“这两天，咱们俩也犯嫌疑，最好邀荫轩、文山一起上去，力量比较大。” 
　　“好！”庆王深表同意，“幸好他们都在。” 
　　于是荣禄奔到朝房去求援，先跟崇绮商量；他说：“我跟徐小云虽没有深交，亦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同去。” 
　　“感同身受！”荣禄拱拱手说：“我再去约荫轩。” 
　　徐桐听罢来意，未曾作答，先来一声冷笑，“仲华，”他说：“你还要假作好人？照我看，这种汉奸，举朝皆是，能多杀几个，才消我的气！” 
　　荣禄听得这话，倒抽一口冷气，但还不死心，又说：“勉为其难如何？” 
　　“不行！”徐桐断然拒绝，“我儿子奉旨监斩，我怎么能代他去求情。” 
　　荣禄废然而返，有气无力地说得一声：“不成功！” 
　　就这样，到了下午四点钟，毕竟又杀了徐用仪、联元与立山。随后便有一道上谕：“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甚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饬朝纲！徐用仪、立山、联元，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就在徐用仪被逮毕命之日，联军前锋已到了通州的张家湾。全军一万八千三百人，大炮七十门，其中日本的野心最大，所以独占半数有九千人之多，到张家湾的联军，亦就是日本军队。 
　　其时李秉衡也是刚到。他从七月十三日出京时，联军已经攻陷北仓，溃兵所阻，军不能前，夏辛酉请他退守张家湾，李秉衡不肯。到了七月十五那天，到河西务不远的地方，只见马玉昆仓皇而来，一见面就说：“鉴帅，敌众我寡，势所不敌。赶紧退！” 
　　“什么话？”李秉衡大声叱责：“军法有进无退。现在我军还有三四万之众，拚力前进，还可以挡得住敌军。” 
　　马玉昆看话不投机，敷衍几句，悄然退下，带着残部，直奔南宛。而日军却不取河西务，直攻李秉衡的大营。与万本华一军遭遇，李秉衡又命夏辛酉夹击，相持了一昼夜，弹药俱尽，而日军却忽又解围而去，李秉衡无法，只好退守张家湾了。 
　　这夜，李秉衡找了奏调在军的翰林院编修王廷相、曾廉置酒倾谈，回忆到京的情况，未语之先，已是双泪交流。 
　　王廷相大惊，“鉴帅，”他问，“何故如此？” 
　　“我是想到当年史阁部的处境。” 
　　明末史可法，驻扎扬州，名为节制四镇，结果号令不行，狼狈以死。如今李秉衡也是节制四军，这四军的无甚用处，与当年的“江淮四镇”相似，不听号令，亦复如是。感昔抚今，李秉衡自然要掉眼泪了。 
　　“初到京的时候，徐相国一见我就说：‘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见太后、见端王，无不谆换期勉，逼得我非一战不可。可是，拿什么来战？” 
　　据李秉衡说，他曾向总理衙门要天津的地图，竟亦无以为应。又向荣禄要弹药，荣禄答复他，行文山东调拨。那知第二天一问，说是忘记了！ 
　　“荣中堂何尝会忘记？”王廷相说：“是故意不给，他又何尝愿意鉴帅请缨。” 
　　“是啊！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看创不是路，我献过三策…　。” 
　　“献过三策？”王廷相诧异地：“从未听说过呀！” 
　　“没有下文，自然大家就不知道了。” 
　　“那么，是那三策呢？” 
　　“第一策，送使臣回国，调甘军当前敌。” 
　　“这第一策就行不通！”王廷相笑道：“甘军岂肯当前敌？” 
　　“原是有意难他的。” 
　　“难他就是难端王，何怪乎不见用。请问第二策呢？” 
　　“第二策是斩裕禄以励戎行。” 
　　王廷相默然，心想，兵败就该斩，则李秉衡今日就不知何以自处了。 
　　因为有事在心，所以李秉衡所说的第三策，竟不曾听清楚。但亦无关宏旨，上中两策不行，第三策为下策，更不必谈了。 
　　“我在想，史阁部当年在江淮煞费经营，到头来犹不免受困，某何人斯！仓卒奉召勤王，岂有旋乾转坤之力？此行亦无非略尽人臣心意而已！秉衡今日与诸公诀别了！” 
　　在座的幕僚，无不惊骇动容，但都苦于无词相慰。其中有一个是汉军，本姓马，名字叫做钟祺，字味春。勋臣之后，袭有子爵，本身的官职是二等侍卫，与李秉衡是在关外的旧交，以后又入李秉衡幕府，从江南随同入京勤王。此时大声答道：“鉴帅如果殉国，后事都在我身上！” 
　　居然有人会作这样的承诺，王廷相心想，这是战国、东汉的人物，久矣绝于世了！倒要看创李秉衡是何表示？ 
　　一个念头未曾转完，只见李秉衡扑翻在地，悲喜交集地说：“味春，那，我就重托了！” 
　　钟祺赶紧跪下相扶，四臂相接，泪眼相望，在座的人看在眼里，酸在心头，都有手足无措之感。 
　　“生离死别寻常事！”李秉衡强自笑道，“我还有一件大事要交代。”接着便喊一声：“李升！” 
　　李升是李秉衡的老仆，应声而上，手里托着一个朱漆盘，上面有七八个梅红笺的封套，不知里面装着什么？ 
　　“诸公早自为计吧！区区程仪，略表寸衷，不足以尽我对诸公患难相从的感激之忱。” 
　　接着李升捧托盘到宾客面前，先都不拿，到了钟祺面前，伸手取了一个。接下来是王廷相，考虑了一下，也取了一个。有这两个人开了头，大家就都觉得伸手亦不难，片刻之间，所有的幕友，都收到了二百两的程仪。 
　　“诸公请各自去整装吧！”李秉衡说：“我也要息一息了。” 
　　于是钟祺首先起身出室，一个个默默无言地，跟在他后面。最后一个是王廷相，走到门口，却又转身，平静地问道： 
　　“鉴帅能不能缓死须臾？” 
　　“喔，”李秉衡问道：“莫非我还有可为国效力之处？” 
　　“我在想，义和团的一切，果真是无根之谈，何至于如此歆动人心？总有点道理在内。或许最后有奇迹出现，亦未可知。” 
　　原来王廷相亦是迷信义和团的，所以有此妄想。李秉衡不便说他“至死不悟”，只笑笑答说：“梅岑，这不足让我缓死！” 
　　梅岑是王廷相的别号。听得李秉衡这么说，深为失望，垂着头也走了。 
　　这一夜不是在整理行装，就是在打听何处安全，只有王廷相，什么事都不做，灯下枯坐，心事如焚，与李秉衡相识以来的一切，都兜上心头来了。 
　　除了感于李秉衡的知遇之外，他当然亦要扪心自问，平时处处为义和团揄扬，誉之为忠义，誉之为神奇，是不是太过分了？而最使他困惑的是，李秉衡似乎对义和团毫无信心，然而又何以煞有介事地以“八宝”镇阵。甚至用“登坛拜将”的故事，来抬高义和团的身价？ 
　　“不明白、不明白！”他唯有叹息：“大概凡是乱世，必定是非不明。是非越不分明，世乱愈亟。” 
　　不过有一点，他觉得是很清楚的，纲常忠义，不可稍忽。 
　　既有李秉衡死国之忠，就应该有李秉衡的死友之义！ 
　　转念到此，心里好过多了。倒头睡下，不知多少时候，方为炮声惊醒。 
　　“王老爷！王老爷！” 
　　王廷相掀开帐子一看，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李秉衡的老仆李升，一个是他的才二十岁的儿子王履丰。 
　　“爹！”王履丰说：“李老伯请爹赶快回通州。意思急迫恳切得很！爹，行李我都收拾好了，马也备好了。你老人家请快起床吧。” 
　　“王老爷，请尽快。”李升也说：“洋人逼近了，迟了通州怕会关城。” 
　　“关城也不要紧，我不走。” 
　　“爹、爹，你老人家怎么可以不走？”王履丰几乎要哭了，“别辜负了李老伯的盛意。” 
　　说完，跟李升俩，将王廷相扶了起来。初秋衣着简单，硬替他套上一件纺绸与竹布的“两截衫”，拉了就走。撮弄着扶上马，在熹微晨光中，直奔通州而去。 
　　一路上溃兵流离，惨不忍睹，到得通州，王廷相又变了主意，执意不肯进城，要回张家湾跟李秉衡共患难，同生死。 
　　“李老伯也不知在那里？也许到前敌去了呢！爹不如进城暂息一息，把消息打听确实了，再寻了去也还不迟。否则，彼此错失，就是欲速则不达了！” 
　　王廷相想想儿子的话，不无道理，才肯进城。一投了店，也不回自己屋里，只坐在柜房里，一遇旅客上门，便打听张家湾的情形与李秉衡的行踪。 
　　到傍晚有了确实消息，张家湾的守军又是不战而溃，李秉衡写了一夜的信，写到大天白亮，吞金自尽。乱兵之中，恐怕尸首都无觅处了。 
　　李秉衡之死在意料之中，王廷相倒没有多少眼泪，不过，坚持要去寻尸。王履丰劝了一夜劝不听，只得陪着老父出城。骑来的马，早已给溃兵抢去了，此外更无任何代步之具，唯有步行。 
　　一路走，一路问，有人回答“不知道”，有人说是个“疯老头子”，连理都不理。这样走到下午，后面有消息传来，通州也失守了。 
　　一直寻到潞河，沿路访问，谁也不知道李秉衡的尸首在那里？天却暗下来了，秋风袭体，凄凉满状。极目所见，无非道路流离、悲泣呼号的无告之民。 
　　于是王廷相怔怔地望着潞河中飘浮不绝的尸首，突然喊一声：“鉴帅等我！”随即纵身一跃，投入潞河！ 
　　“爹！”王履丰凄厉的喊，急急赴水救父。老父不曾救起来，自己差点灭顶，幸喜难民中识得水性的很多，总算王履丰可以不死。 

　　　　　　　　　　　※　　　　　　　 ※　　　　　　　　 ※ 

　　京城里的情形，比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内犯，僧格林沁、胜保相继在近畿兵败之时，凄惨百倍！由于溃勇三五成群，光着脊梁拿着刀，随便进城，随便朝紧闭的大宅门乱砍，所以九城尽皆关闭，由神机营派兵看守，有紧要公务，方得出入。 
　　粮食店早已被抢的被抢，歇业的歇业，这一个多月来，全靠城外负贩接济，城门一关，家家厨房中大起恐慌，连御膳房都不例外。 
　　御膳房本来以糟蹋食料出名，从来也不曾想到过，会有一天没有现宰的猪送进来。猪肉是主要配料，一天得用到三　五十头，忽然断绝来源，怎么得了？ 
　　没奈何只好多用鸡鸭海味。各宫妃嫔自设的小厨房则更惨，不但没有猪肉，由于深宫不如御膳房能自养鸡鸭，以致荤腥绝迹。青菜蔬果也谈不上了。 
　　各宫“主位”自己与名下的宫女、太监受苦，犹在其次，最为难的是，照例每天要孝敬慈禧太后的一样菜都无着落。 
　　“怎么办呢？”住在永和宫的瑾妃跟宫女发愁。 
　　有个宫女叫福云，从小随父母驻防成都，会做许多四川小吃，灵机一动，喜孜孜地说道：“主子，咱们做豆花儿孝敬老佛爷吧！” 
　　想一想，没法子，“好吧！”瑾妃同意：“就做豆花儿。只怕老佛爷还是第一回吃呢！” 
　　于是磨黄豆、做豆花。作料要好酱，那倒现成；太监们用剩下的“克食”做的黄酱，比市面上卖的甜面酱好过不知多少倍。 
　　到了乐善堂传膳的时候，瑾妃后到，揭开食盒，捧上膳桌，慈禧太后惊异地说：“那儿来的豆腐。” 
　　“回老佛爷，这不是豆腐，叫豆花儿，四川的小吃。”瑾妃不安地说：“实在不成敬意。” 
　　“原来是豆花！我也听说过，四川穷家小户吃的叫豆花饭。 
　　不想今天也上我的膳食了！” 
　　“这是奴才的不是！”瑾妃赶紧蹲下来请安：“奴才不知道是穷家小户吃的东西，太不敬了！” 
　　“不、不！你错会意思了，我不是怪你！我是自己感慨。说真的，我还挺爱你孝敬的这样东西。你看！不是鸡，就是鸭！我想吃个虾米拌黄瓜都办不到。” 
　　慈禧太后就在这叹息声中，吃了半碗小米粥，就算用过膳了。平日妃嫔侍膳，就都肃静无声，这一天更是沉寂如死。伺候完了，各自悄悄归去，偌大一座乐寿堂，顿时冷冷清清。 
　　瑾妃回到永和宫，便有一个名叫寿儿的宫女，喜孜孜地来说：“崔玉贵向老佛爷请了一天假，回家去了。” 
　　“喔，”瑾妃略有喜色，想了一下说道：“看还有豆花儿没有？给她带一点儿去！” 
　　“她”就是瑾妃的胞妹，被幽禁宁寿宫后面的珍妃。宁寿宫分为三路，东路、中路，是慈禧太后常到之处，殿阁整齐，陈设华丽，西一路从符望阁到倦勤斋，久无人居，近乎荒芜。珍妃被禁之处，即是邻近宫女住处的一间破败小屋，原来的门被取消了，装了一道栅门，形式与监牢无异。里面四壁皆空，灰泥剥落，砌墙的砖，历历可见。其中有几块是活络的，珍妃有一个梳头匣子，有几件旧衣服，都藏在里面，需用时抽开活络青砖取了出来，用过随即放回原处。若非如此，连这点穷家小户都不以为珍贵之物，亦会被搜了去。 
　　带人来搜的，总是崔玉贵。他是由慈禧太后所指定，负有看守珍妃的全责。而除他以外，那里所有能接近珍妃的宫女、太监，对她都抱着同情的态度。因此，一遇崔玉贵出宫，确定他不会闯了来时，必定会到永和宫来通知。瑾妃当然不敢冒大不韪，去探望胞妹，但衣服食物，经常有所接济。这个差使是寿儿的专责，她的人缘好，到处有照应，所以瑾妃总是派她。 
　　提着一瓷罐的豆花，隔着栅门送了进去，寿儿笑道：“珍主子趁热吃吧！今儿瑾主子进老佛爷的，也是这个。” 
　　“豆花儿！”珍妃揭开盖子一看，“好久没有尝过了。” 
　　虽然处境这样不堪，珍妃还是保持着从容不迫的神态，将瓷罐摆在地上，自己盘腿坐了下来，膝盖上铺一块旧红布当饭单，然后拿她手头唯一贵重的东西，一把长柄银匙，舀着豆花，蘸点作料，慢慢送到嘴里。 
　　“珍主子，今儿给你进的什么？” 
　　所谓“进的什么”，是指送来的饭菜。平时总是粗粝之食，而这天不同。“嘿！”珍妃笑道，“今儿我可阔了，有肥鸡大鸭子。” 
　　寿儿先是一愣，想一想明白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膳房没有猪肉，老佛爷想吃虾米拌黄瓜都不成。”寿儿感叹地说，“反倒是珍主子这里，膳食跟老佛爷的一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变起来，谁也料不定。”珍妃慢慢站了起来，扒着栅门很仔细地看了看，方始又说：“外面消息怎么样？” 
　　珍妃所听到的消息并不少，太监、宫女看崔玉贵不在时，都会抽空来跟她闲谈，那怕是匆匆忙忙三五句，人来人往积起来，也就不少了。可是，那些消息，道听途说，离奇荒诞，甚至自相矛盾，莫衷一是，所以珍妃要跟寿儿打听。她有一样好处，没有一般宫女信口开河的习气，有什么说什么，是她不知道的事便笑一笑，或者说一句：“谁记得那么清楚？”所以她的消息虽不完整，比较可靠，自有可取之处。 
　　“江南来了个李大人，老佛爷很看得起他，召见了好几回。前几天带兵出京的时候，还跟老佛爷要了一把‘八宝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打败了，吞金寻了死！老佛爷为这件事，仿佛还很伤心！” 
　　“那李大人是谁？”珍妃想不出来：“不会是李鸿章吧？” 
　　“珍主子是说广东的李中堂？不是！” 
　　“对了，李鸿章在广东，不是说要让他到京里来吗？” 
　　“人家才不来哪！”寿儿撇一撇嘴，向四周看了一下，低声说道：“都说端王爷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前天又杀了三个大臣…　。” 
　　“又杀了三个？”珍妃一惊，“倒是些谁啊？” 
　　“有立大人！可怜。”寿儿摇摇头：“没有钱受苦，钱太多了又会送命！钱，真不是好东西。” 
　　珍妃无心听她发议论，抢着问道：“还有两个是谁？” 
　　“不大清楚。听说有一个是浙江人，都快八十了！还免不了一刀之苦，端王爷真是造孽。” 
　　“浙江人，快八十了！”珍妃自语着，照这两点一个一个去想，很快地想到了：“那是徐用仪！” 
　　“不错，不错，姓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听说是旗人。”寿儿说：“旗人只杀了这一个，汉人杀得多，所以李中堂也不敢来，怕糊里糊涂把条老命送在端王爷手里。” 
　　“那，”珍妃问道：“洋人打到那里了？” 
　　“打到通州了！” 
　　“打到通州了！”珍妃大惊，“通州离京城多近，老佛爷不就要心慌了吗？” 
　　“是啊！前两天叫人抓车，后来车抓不来，荣中堂又劝老佛爷别走，不能不守在宫里。往后也不知怎么个了局？” 
　　珍妃不响，慢慢儿坐了下来，剥着手指甲想心事。见此光景，寿儿觉得自己该回宫复命了。 
　　“珍主子，奴才要走了，可有什么话，让奴才带回去？” 
　　“慢一点，你别走！”珍妃又起身扒着栅门问寿儿：“这两天瞧见皇上没有了？” 
　　“瞧见了，还是那个样子。” 
　　“皇上，有没有一点儿…　，”珍妃很吃力地找形容词，想了半天才问出口：“有没有一点儿心神不定的样子？” 
　　“那可看不出来了。” 
　　“寿儿，你等一等，替我带封信给你主子。” 
　　寿儿最怕这件差使。因为珍妃在内写信，自己得替她在外把风，提心吊胆，最不是滋味，而传递信息，又是宫中最犯禁忌之事！口信还可抵赖，白纸黑字却是铁证，一旦发觉，重则“传杖”活活打死，就轻也得发到“辛者库”去做苦工，自己一生幸福，不明不白地葬送在这上头，自是万分不愿。 
　　但不愿亦无法，只哀求似地说：“珍主子，你可千万快一点儿，写短一点儿，用不着长篇大论！有话我嘴上说就是。” 
　　“我只写两句！” 
　　珍妃急步入内，在墙上挖下一块砖，伸手从里面掏出一个本子，一本厚洋纸的笔记簿，上面有条松紧带，夹着一枝铅笔。这是皇帝变法维新那段辰光，和太监在琉璃厂买来，备为学英文之用的。变法失败，皇帝的英文也学不成了，留下这些东西，为珍妃所得，在眼前是她的最珍贵的财产。 
　　值不了钱把银子的这本洋纸笔记本，珍妃舍不得多用，只撕下小半张，拿本子垫着，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折成一个方胜，隔着栅门，递给寿儿。 
　　“很快吧。” 
　　“是！”寿儿很满意地答应着。 
　　“再跟你主子说，”珍妃左右望了一下，招招手，让寿儿靠近了才轻声说道：“我看这样子，非逃难不可！那时候大家乱糟糟的，各人都只顾得自己。你跟你主子说，可千万别把我给忘了。” 
　　只求早点脱身的寿儿，连答说：“不会，不会！如果我主子忘了，我会提醒她。”说罢，匆匆忙忙地走了。 
　　回到永和宫，略说经过，便要呈上珍妃那张纸条，探手入怀，一摸口袋，顿时脸色大变！ 
　　“怎么回事？”瑾妃问。 
　　“珍主子让我带回来的那封信，不知道那儿去了？” 
　　瑾妃一听慌了手脚，“你，你会弄到那儿去了呢？”语声中竟带着哭音。 
　　寿儿象被马蜂螫了似的，浑身乱摸乱抓，就是找不着！急得方寸大乱，手足无措。最后仍旧是瑾妃提醒了她：“快回原路去找。” 
　　“是，是！”寿儿如梦初醒似的，飞步急奔。 
　　奔到外面，脚步可慢了，东张西望，细细往前找，越找越着急，越找越心寒。路上纸片倒捡了不少，还有半张旧报，也记不得是废物该丢掉，仍是一步一步直找到珍妃幽禁之处。 
　　“怎么啊？寿儿！” 
　　寿儿还不敢说实话，也不敢问她写的那句话是什么？只说：“掉了一根簪子。” 
　　“金的吗？” 
　　“是金的。” 
　　“掉了金簪子你还想找回来？别做梦了！”珍妃问道：“你手上是什么？” 
　　“一张废纸！”寿儿随手往墙角一丢。 
　　珍妃已经看清楚了，是张旧报，赶紧说道：“给我，给我！” 
　　这半张旧报，在珍妃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坐下来细细看“京中通信”，一条条记的是： 
　　初九日，录京中某君家书：“宫中只有虎神营兵驻守东华门，任团匪出入，横行无忌，太后亦不能禁止。都中内城，自正阳门至崇文门三里，所有民房，概行烧毁，各使馆围攻一月，竟成焦土，惟英使署无恙。所伤居民教民及洋人不下六、七千人城外大栅栏及煤市街一带金店各民房均毁尽，京官逃难至京东者，日有数起。湖南杜本崇太史乔生，于六月携眷出都，遇团匪截住，用刀捋其腹中，又用竿刺其夫人立毙，杜太史经各兵环求，幸未殒命。” 
　　“京都九门俱闭，义和团号称五十万，刻下京中各住宅，日日被团匪派人搜查，并称须焚香磕头迎接，都中香店生意大旺，京官虽一二品大员，亦不能不为所胁。京中金价已涨至六十换，而以金易银使用，即跌至三十换，亦无人肯兑。银根奇紧，有某君向日以三十万两存放某票号内，此次因欲出京避难，向之索银，以作路费，往返数次，只得一百六十金而已。” 
　　又有某京员家书云：“王协揆现住军机处，不复下班。太后不日将西迁。京中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五两。张樵野侍郎，被人指为通俄，故奉旨正法。尚书立山之下刑部，系因拳匪奏其吃教之故。” 
　　“团匪攻营口租界，华兵又助之，交战竟日，俄国炮船二艘，以炮击营口城，华人及道台以下各官，均沿河逃去，俄兵与各西人，均无死伤。” 
　　“闻人言，前直隶藩司廷方伯奉内召之命进京时，被团匪拘获，欲加杀害，再三求解始得释。惟谓之曰：‘我之权力只能及涿州，过此以上，尔之性命，尚未可保’云。” 
　　半张旧报中，所记载的只是这么几条“京中通信”，此外就是官署的告示，商号的广告，珍妃不管它，只是翻来覆去地看“京中通信”。 
　　“初九？”她自言自语，“应该是七月初九，一个多月前，还谈不上西迁！” 
　　转念到此，自己觉得很得意，因为报上也说太后将西迁，足以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 

　　　　　　　　　　　※　　　　　　　 ※　　　　　　　　 ※ 

　　“寿儿啊寿儿！”瑾妃容颜惨淡地说，“你怎么闯这么一个大祸！倘或落到外人手里，反正，我陪着你死就是了。” 
　　“主子！”寿儿急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奴才恨不得马上就死！” 
　　“你死了也没用。看造化吧！” 

　　　　　　　　　　　※　　　　　　　 ※　　　　　　　　 ※ 

　　造化弄人，偏偏这张纸条是为崔玉贵手下的亲信太监小刘捡到了。打开来一看，吓一大跳，赶紧很仔细地照原来的叠痕，重新折好。 
　　等崔玉贵一回宫，小刘忙不迭地将那纸条送了上去，由于神色严重，崔玉贵便问：“什么玩意？” 
　　“我说不上来，反正总有场大祸！” 
　　崔玉贵吓了一大跳，待动手去拆那纸条，却又为小刘一手按住。崔玉贵不悦，呵斥着说：“你这是干什么？” 
　　“二总管，你先别拆，等我告诉了你，你再拿主意。”小刘是放得极低的声音：“这张纸，你看清楚了，是张洋纸，里面是洋铅笔写的字，只有一行‘设法留皇上在京，主持和议。’” 
　　一听这话，崔玉贵毫不迟疑地把纸条拆开，细看果然是这么一行字，而且稍加辨认就看出来了，是珍妃的笔迹。 
　　“这张纸那儿来的？” 
　　“在符望阁西面墙外捡的。” 
　　“是你？” 
　　“是！”小刘说：“也真奇怪！我都有一个多月没有打那儿经过了，今天心血来潮，想去看看，谁知道就捡了这么一张纸。” 
　　“好！小子，你有造化。” 
　　说完，崔玉贵直奔乐寿堂。其时已经下午五点钟，虽然初秋的白昼还很长，太阳尚未下山，可是按规矩，宫门已应关闭下钥，只为慈禧太后这天第八次召见荣禄，所以宫门未闭，而崔玉贵亦必得等荣禄走了以后，才能见到慈禧太后。 
　　这一等等了有半个钟头，荣禄辞出，而宫门依然未闭，说是还要召见载漪。趁这片段空隙，崔玉贵直趋慈禧太后御座左右，请安说道：“奴才销假。” 
　　“你回来了！外面怎么样？” 
　　“可不大好！”崔玉贵答说：“街上没有什么人了！听说洋兵是打东面来。” 
　　“那还用你说，从通州过来，当然是打东面来。” 
　　碰了个钉子的崔玉贵，心里格外有警惕，“老佛爷这会儿可有工夫？”他很小心地说：“奴才有事回奏，这件事三言两语说不完。” 
　　“你说吧！” 
　　“是，奴才先请老佛爷看样东西。” 
　　等崔玉贵将那张纸条拿出来，慈禧太后一看是洋纸，便连想到皇帝，脸上立刻就缩紧了。 
　　及至看完，慈禧太后的神色大变，嘴角与右眼牵动，太阳穴的青筋突起，那副心血上冲的怒容，在见过不止一次的崔玉贵，仍然觉得十分可怕。 
　　“这张纸是那儿来的？” 
　　“刘玉捡到的。”刘玉就是小刘，“在符望阁西墙根捡的。” 
　　“你说，是怎么回事？” 
　　“奴才不敢胡猜！” 
　　“谁要你胡猜？”慈禧太后沉着脸说：“你就不查一查吗？” 
　　“奴才得请老佛爷的旨，不敢胡乱动手。” 
　　这句话答得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脸色又变了，这一次变得十分阴沉。而就在此时，太监来报，载漪已经奉召而来，在外候旨。 
　　“让他回去吧！”慈禧太后厌烦地挥一挥手，接着又问： 
　　“莲英呢？” 
　　等将李莲英找了来，慈禧太后将纸条交了给他，并由崔玉贵说明经过，然后问他的意见。 
　　“老佛爷不必当它一回事！这会儿也没有工夫去理这个碴儿，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李莲英一向言不虚发。要说了，慈禧太后总会听从，即或有时意见相左，慈禧太后亦会容忍。谁知这一次竟大为忤旨！ 
　　“哼！我不知道你安着什么心！你没有工夫你走开，别在我跟前胡言乱语！” 
　　这几句话，在慈禧太后训斥载漪之流，算不了一回事，对李莲英来说，就是“严谴”。他不敢多说，碰个头悄悄儿退了下去，心里却颇为自慰，轻轻易易地脱出了漩涡，可以不至于做出任何对不起皇帝的事。 
　　由于李莲英的被责，激发了崔玉贵的雄心，久屈人下，当了多少年的“二总管”，这一回自觉有取李莲英的地位而代之，成为“大总督”的希望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因而也就“福至心灵”，一下子把这件事想通了，“事情明摆在那儿，”他说，“有人写了这张纸条，托人带给另一个人，受托的人，把这张纸条弄丢了。鬼使神差让刘玉捡到了，真是老天爷有眼！” 
　　“嗯！”慈禧太后问道：“那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是…　”崔玉贵毅然决然地说出口来：“珍主子。” 
　　“字迹不错吧？” 
　　“不错！”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 
　　“一定是今天。纸条还很干净，再说，隔一天也早就扫掉了。” 
　　“你派人到永和宫去看看，我等着你回话。” 
　　崔玉贵派了个很机警的太监去打听动静，回来报告：永和宫一定出了事，上上下下都哭丧着脸。有个叫寿儿的宫女，被三四个宫女轮班看守着，屋子外面还有太监守卫，说是怕寿儿寻死。 
　　“那就是了！”崔玉贵立即奔回乐寿堂复命，同时建议，召瑾妃来询问。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不必！永和宫的，为人老实。 
　　她不知道这回事！” 
　　“这，奴才就不明白了。” 
　　“如果她知道，就不怕传信的人上吊，那不就灭口了吗？照现在看，她们都不知道内中写的什么，只是怕传信的事发觉，我会查问，所以不敢让传信的人寻死！” 
　　“是！”崔玉贵心悦诚服地说：“老佛爷圣明。” 
　　话到此处，慈禧太后就不再说下去了。显然的，对于瑾妃，她是谅解的，至于珍妃的“罪孽”是更深重了！崔玉贵猜想，慈禧太后此刻是考虑处置珍妃的办法。 
　　其实，如何处置珍妃，在慈禧太后看并不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她是在考虑自己的行止。这一天召见荣禄八次，反复商量的，就是走，还是不走？经过八次的垂询，她一时未曾想到的疑问，以及荣禄起初不肯明说的话，差不多都被发掘出来了。然而她并未完全被荣禄说服。 
　　荣禄一再力言的是：“圣驾万万不可出巡！应请当机立断，施行安民的办法。非将载漪等人置诸重典，不足以挽危局而赞大猷，释群疑而彰慈仁。”谈到“出巡”的地点，荣禄表示，不论热河行宫，或者一度提到过的山西五台山，皆非乐土，因为若不议和，则我能到，洋人亦能到，而如决心议和，则眼前即可设法谋求停战，根本不必“出巡”。 
　　如果慈禧太后真的要走，荣禄已经声明，溃兵满地，号令不行，万一惊了驾，他只有徒呼奈何。倒不如深居禁城，反来得安全。那时他会亲自担任守卫大内，保护圣躬之责。至于议和一事，李鸿章与张之洞已分别奉派为头、二等全权大臣，在上海与汉口跟洋人谈判时，得以便宜行事，很快便可停战。在京师，荣禄认为奉懿旨赐瓜果食物，已留下很好的转圜的余地。最后荣禄还留下一着棋，撤走甘军以后，趁使馆洋兵疲惫松懈之际，劫持各国公使，逼得洋人非和不可。 
　　话是说得很有道理，但慈禧太后还是不能明白宣示，一定不走。第一、想到联军包围紫禁城，不免心悸；第二、这场滔天大祸，是由戊戌政变演化而来，洋人很可能提出这么一个条件，议和可以，先请皇帝复位。那一来，自己是非交出政权不可了！但如“出巡”在外，则闪避搪塞，怎么样都可以想得出法子。 
　　如今有珍妃的这张纸条，慈禧太后更觉得自己的所见不差。不过，要走非先说服荣禄不可，派谁留守，主持和议，亦是一大难题。 
　　“唉！”她不自觉地叹口气：“真烦人！” 
　　“船到桥门自会直。”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边的李莲英，劝慰着说：“老佛爷请宽心。多少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奴才决不信这一回会过不去！” 
　　“这一回不比往常。”慈禧太后又叹口气：“这会儿有当年六爷那么一个人在，就好了。” 
　　“六爷”是指恭王奕诉。当年文宗避难热河，京里就因为有恭王留守，主持对英法的和议，大局才能稳定下来。如今环顾皇室，及得上恭王一半的都没有一个。就是忠荩干练的大臣，荣禄又何能比当年的文祥？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兴起一种好景凋零，木残叶秃的萧瑟凄凉之感。 
　　也因此，四十年前仓皇出奔，避往滦阳的往事，又兜上心头。当时魂飞魄散，只觉能逃出一条命去，是侥天之幸，但以今视昔，则欲求当年的处境亦不可得！那时，通州还有僧王与胜保在抵挡，京里，肃顺虽可恶，才干还是不错的，乘舆所至，宿卫森严，供应无缺，军机章京照样背着军机处的银印“赶乌墩”，沿途随时可以发布上谕。此刻呢？连抓几辆大车都困难，其他还谈得到什么？ 
　　这样一想，更觉愁烦，“听天由命吧！”她说：“反正什么样也是死！” 
　　“老佛爷！”李莲英急忙跪了下来：“可千万自己稳住！不然，宫里先就乱了！” 
　　这话使得慈禧太后一惊！立刻就想到了珍妃的那张纸条，如果宫里一乱，会成什么样子？皇帝会不会乾纲忽振，挺身出来问事？只转到这个念头，不必往下多想，慈禧太后的那颗心，立刻又提了起来。 
　　定神细想一想，觉得不能不作最后的打算，“莲英，”她说：“你悄悄儿去备一套衣服，就象汉人小户人家的老婆子所穿的。” 
　　“是！”李莲英大吃一惊，心想，这是乔妆改扮避难，为人识破了，大为不妥。 
　　正在想提出疑虑，慈禧太后又开口了：“你马上去办！” 
　　“是！” 
　　“崔玉贵呢？”慈禧太后说：“找他来！” 
　　等两个人换了班，慈禧太后吩咐崔玉贵，即时召珍妃，在景祺阁候旨。 
　　“你自己去！不必跟她多说什么。” 
　　“是！”崔玉贵答应着，即时赶到珍妃幽禁之处去宣旨。 
　　在珍妃，当然大感意外。一转念间，想到自己所写的那张纸条，以及寿儿来找金钗的那种慌张的神色，不由得大感不安。 
　　“玉贵，”她问：“老佛爷召见，是有什么话问吗？” 
　　“那可不知道了。主子请上去吧！一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吗？” 
　　珍妃碰了个软钉子，不由得有些生气，傲然答说：“我当然要上去！怕什么？” 
　　说完，用手掠一掠鬓发，出门跟着崔玉贵往北走，十几步路就到了景祺阁。珍妃照例在走廊上先站一站，等崔玉贵进去通报。 
　　“叫她进来吧！” 
　　珍妃听得里面这一声，不待崔玉贵来传，自己掀帘子就进去了，屈双腿请安，用平静的声音说：“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你替我跪下！”慈禧太后急促地说：“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罪孽？” 
　　跪在青砖地上的珍妃，微扬着脸，而且视线是偏的，不知望在何处？这种不拿正眼看人的轻蔑态度，惹得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可是，火气一上来就被自己很快地硬压了下去，因为在她所遇见过的人之中，常惹她生气，往往无可奈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从前的“五爷”惇王，一个就是眼前的珍妃，软哄不受，硬吓不怕。脾气发得自己下不了台，不如聪明些不发为妙。 
　　因此，慈禧太后只是铁青着脸问：“今儿谁到你那里去过了？” 
　　“除了送饭的，没有别人。”珍妃答得很快。 
　　“送饭的是谁？”慈禧太后转脸问崔玉贵。 
　　“回老佛爷的话，”崔玉贵答说：“不相干！送饭的都靠得住。” 
　　这是说，送饭的不会传递信息，那就一定另外有人，事实上已经知道，是永和宫的寿儿。珍妃既不承认，只有拿证据给她看了。 
　　“这张纸上的字，是你写的不是？” 
　　等慈禧太后将裹在绸手绢中的那张纸条一取出来，珍妃倒是大吃一惊，觉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可是马上将心一横，由崔玉贵手中接过自己所写的密简时，已经作了决定，矢口不认。 
　　“奴才没有写过这么一张纸。” 
　　这一回答，大出慈禧太后意外！她原以为珍妃很硬气，会一口承认，谁知道居然抵赖了！ 
　　然而，这一赖真所谓“欲盖弥彰”，可以确定是写给瑾妃，嘱她设法转呈皇帝。她之所以要抵赖，只是为了回护胞姐而已。 
　　于是慈禧太后要考虑了。若是必欲了解真相，瑾妃现在正派人看守着寿儿，惴惴然等待着查问，只要一传了来，不必动杖，就能让寿儿和盘托出。可是，她不能不顾到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会造成一种传说，如果洋人打进京城，慈禧太后会逃，皇帝不会逃。他留下来还要跟洋人议和呢！ 
　　有此传说，隐患滋多。想一想决定放过瑾妃，而这正也是变相笼络的一种方法，有所损亦有所益，不算失策。 
　　打定了主意，冷笑着说：“你也有嘴硬不起来的时候！国家搞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当初花里胡哨地哄着皇上胡作非为的缘故。洋人不攻进来便罢，若是攻了进来，我第一个就处你的死！” 
　　听得这话，珍妃心血上冲，满脸涨红，觉得世界上的谎言，没有比慈禧太后的这番话，更不符事实。明明是她自己听信了载漪、徐桐之流的话，纵容义和团闯下的大祸，谁知会轻後将责任推在皇帝与自己身上，岂不可恨！ 
　　她没法子一口唾沫吐在慈禧太后脸上，只能在态度上尽量泄愤，扬起脸，偏过头去，大声答道：“随便怎么办好了！” 
　　这更是公然犯上的行为，可说从未有人敢这样子对她说话过。然而，慈禧太后还是忍了下来，只“嘿、嘿”连声地冷笑着走了。 
　　而珍妃反倒有爽然若失之感。当她出言顶撞时，便已想到慈禧太后会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期待着有此一副模样为她带来报复的快意，稍稍补偿这两年多来被幽禁的诸般苦楚。然后，拚着皮肉受苦，当慈禧太后痛责时，毫不客气地顶过去，乘机发一发积之已久、藏之已深的牢骚怨恨，那就虽死无恨了。 
　　没有想到，慈禧太后居然会忍平时之万不能忍，自己所期望的一切，亦就完全落空，反倒留下一个疙瘩在心里，不断地在想，慈禧太后会有怎么样的处置？ 
　　那当然是极严厉的处置！但严厉到何等地步，却非她所能想象。一个人坐在没有灯火的屋子里，怔怔地望着低挂在宫墙上端的昏黄的月亮，不辨自己心里是何滋味？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发觉东面的炮声密了，不但密，而且声音也跟平常所习闻的不同。不过，这也只是心头一闪即过的感觉，反正炮声司空听惯，无足为奇。而为了希望忘却炮声的喧嚣，又常常自己逼着自己去回忆往事，唯有在回忆中，她才能忘掉眼前的一切。 
　　这时，脑中所浮现的，是一个壮硕的影子。她一直觉得奇怪，高大胖得近乎粗蠢的“文老师”——文廷式，能写出那样清丽的词，说什么文如其人？在文廷式可真是破例了！ 
　　一阵风过，为她平添了深深的寒意，记起文老师教过她的，黄仲则的诗：“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不由得心里在想，文老师的处境，只怕比黄仲则也好不了多少！ 
　　“海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她低声吟哦着，由不知在天边何方的文廷式，拉拉杂杂地勾起一连串的记忆，打发了大半夜。 

　　　　　　　　　　　※　　　　　　　 ※　　　　　　　　 ※ 

　　九城隔绝，家家闭门，如果有外出的，十之八九是为了想探得真正的消息。可是，谁也不知道道听途说中，那一句是真话，那一句是谣言。 
　　有的说，东直门、朝阳门外，联军的前驱，已经到达；有的说，天坛已到了好些头上缠布，肤色漆黑的“洋鬼子”；也有人说，两宫已经出奔，目的地是张家口。 
　　这一说可以确定是谣言，慈禧太后依旧住在宁寿宫。当然，她也听到了敌人已抵城下的传闻，想起前一天通宵不息，来自东面的炮声，她知道破城的时辰快近了。 
　　“有件事该办了！”她自语着站起身来，大声吩咐：“找崔玉贵！” 
　　崔玉贵正领着四十名快枪手，把守宁寿宫通大内的蹈和门，就在乐寿堂西面，相距极近，一传便到。 
　　“传她来问吧！” 
　　“她”就是珍妃。早有默喻的崔玉贵答应着，匆匆住北，亲自去传召珍妃。 
　　接着，慈禧太后也走了，不带一名宫女，也不带一名太监，由乐寿宫西暖堂出来，绕西廊过颐和轩，走到西角门，崔玉贵迎上来了。 
　　“马上就到！”崔玉贵说了这一句，扶着慈禧太后出了西角门。 
　　门外就是景祺阁西面的一个穿堂，西墙之外，便是久已荒凉的符望阁与倦勤斋之间的大天井。老树过墙，两三只乌鸦“呱、呱”地在乱叫。 
　　这个穿堂亦很少人经过，其中空空如也，什么陈设都没有。崔玉贵想去找把椅子来，慈禧太后摇摇手，示意不必，就坐在南面的石阶上，一抬眼就可以看到一口井，是宁寿宫除了小厨房以外，唯一的一口井。 
　　不久，珍妃到了，进门不免有诧异之色，何以慈禧太后是在这里召见？当然，此时不容她细想，从容走到慈禧太后面前，跪下说道：“老佛爷吉祥！” 
　　“洋人要进京了，你知道吗？” 
　　珍妃一惊，随即恢复为沉着的脸色；慢条斯理地说：“昨儿晚上的炮声，跟往常不同，想来洋人是打东面来的。” 
　　“你倒全都知道。”慈禧太后用一种略带做作的声音问： 
　　“洋人要来了！那么，你瞧该怎么办呢？” 
　　珍妃想了一会答说：“国家大事，奴才本不该过问，既然老佛爷问到，奴才斗胆出个主意，老佛爷尽管出巡热河，让皇上留坐在京里，跟洋人议和。” 
　　话还未毕，只听慈禧太后断喝一声：“谁问你这些？”珍妃亦不示弱，“既不问这些，”她说：“奴才不知道老佛爷要问些什么？” 
　　“洋人进了京，多半会胡作非为，那时莫非咱们还遭他们的毒手？” 
　　“果然如此，奴才决不会受辱！” 
　　“你怎么有这样的把握？” 
　　“无非一死而已。”珍妃说道：“一个人拚命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说得不错。可是也有一个人求死不得的时候，你既然有此打算，何不自己在此刻就作一个了断？” 
　　一听这话，珍妃颜色大变，但还能保持镇静，“求老佛爷明示。”她说。 
　　“你不是有殉难的打算吗？”慈禧太后以略有揶揄意味的语气说：“怎么这会儿倒又装糊涂呢？” 
　　“奴才不糊涂，奴才到死都是明白的。”珍妃激动了：“奴才死并不怕，不过想明白，是不是老佛爷要奴才死？”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其实，你早就该死了！”接着，慈禧太后大声喊道：“崔玉贵！” 
　　“喳！”崔玉贵先答一声，然后转脸对珍妃说：“请主子遵旨吧！” 
　　“这是乱命…　。” 
　　一语未毕，将慈禧太后昨天积下来的怒气，惹得爆炸了，厉声喝道：“把她扔下去！” 
　　于是崔玉贵上前动手，刚扯着珍妃的衣袖，她使劲将手往回一夺，趁势站了起来，虎起脸喝道：“你要干什么？” 
　　“请主子下去！” 
　　顺着他的手指一看，珍妃似乎第一次发现有一口井在她身后不远之处，怔怔地望着，仿佛一时拿不定主意似的。“请主子下去吧！”崔玉贵哄着她说：“主子下去，我还下去呢！” 
　　谁知这句话惹得珍妃大怒，瞪圆了眼睛斥责：“你不配！” 
　　“是！奴才不配，请主子一个人下去吧！” 
　　人随话到，崔玉贵蹿上两步，拉住珍妃的手臂，使劲往前一带，等她踉貂跄跄往前扑时，崔玉贵顺势导引，一直拖到井边，当然有所挣扎。井口不大，井栏不高，要想推她入井，不易办到，崔玉贵便从她身后，拦腰一把抱紧，自己身子往后一仰，珍妃的一双脚不由得便离了地。接着，崔玉贵一脚踏上井台，又是往后一仰，等珍妃的双足套入井栏，随即身子往下一沉，双手松开，只听“扑通”一响！崔玉贵的手法极快，不等井中有何呼喊的声音发出来，便将极厚的一具枣木井盖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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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慈禧太后突然发觉，枪炮声都消失了！淡金色的阳光，从西面宫墙上斜照下来，半院秋阴，萧爽非凡。好一个恬静的初秋！慈禧太后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京城已快要沦陷了！ 
　　“老佛爷，老佛爷！” 
　　突然有惊惶的喊声，打破了岑寂，慈禧太后从窗外望出去，只见载澜步履张皇地奔了进来，而李莲英已经迎了上去。这就不必再等李莲英进来奏报，慈禧太后自己打着帘子就跨出房门了。 
　　“老佛爷！”神色大变的载澜，满头是汗：“洋人来了！” 
　　慈禧太后大吃一惊，急急问说：“在那里？” 
　　“在外城。”李莲英怕她受惊，抢着在载澜前面答了一句。 
　　“老佛爷非走不可了！”载澜气急败坏地说：“而且还得快。” 
　　洋人还在外城，隔着一道内城，一道紫禁城，亦不必太慌张，慈禧太后问道：“事到如今，当然要走！你能不能保驾？” 
　　“奴才挑不起这个千斤重担！”载澜答说：“奴才手里没有兵。” 
　　“那，”慈禧太后略一沉吟，急促地说：“快找军机！” 
　　军机大臣不召自至，不过只来了两个，一个是刚毅，一个是赵舒翘。他们亦是来告警的，说有几百名“缠头的黑兵”，已经屯驻天坛。但语焉不详，慈禧太后问到“缠头的黑兵”，属于那一国？刚、赵二人都无法作答。因此，慈禧太后疑心是新疆来的勤王之师。 
　　“决不是！”刚毅答说：“是夷人没有错。奴才请圣驾务必即刻出巡，否则其祸不堪设想，奴才真不忍说下去了。” 
　　“走！我亦知道应该走。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走法？ 
　　你们想过没有？” 
　　刚、赵二人与载澜，相顾无言，唯有唏嘘，慈禧太后亦就忍不住掉下眼泪，心里有无数的牢骚怨恨，但一想到自己亦曾一再赞扬过义和团，顿时气馁，什么责备的话都说不出口了。 
　　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载漪，进宫来探问慈禧太后的意旨，一个是荣禄，刚到军机大臣直庐，听说慈禧太后召见，立即赶来候旨。 
　　“洋兵已经到京，不错。不过大队还没有到，东便门有一小队，大概是俄国兵，天坛亦有，是英国派来的印度兵。”荣禄又说：“甘军已经出彰义门，一路放枪，一路往西走了。” 
　　慈禧太后心乱如麻，只望着群臣发愣，好半晌才说了句： 
　　“那、那怎么办呢？” 
　　这话该谁回答呢？若是召见军机，该由荣禄回奏，而论爵位，则应载漪发言。荣禄是恨极了此人的，这时候就有主意，也不肯拿出来，而况本无主意，越发要挤一挤载漪，“端王必有办法！”他说：“请皇太后问端王。” 
　　“没有别的办法。”载漪硬着头皮说：“只有张白旗。” 
　　“张白旗就是投降？”慈禧太后问。 
　　“是！”载漪把个头低得垂到胸前。 
　　“投降！”慈禧太后终于连语声都哽咽了。 
　　见此光景，群臣一起碰头自责，慈禧太后却拭一拭眼泪，指名问道：“荣禄，你看该怎么办？” 
　　“只有一个法子，可以试一试，赶紧给使馆去照会，先停战，后议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荣禄略停一下又说： 
　　“这么做，总比张白旗，面子上也好看一点儿。” 
　　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只有这么办，只有这么办！你快找奕劻去商量，越快越好！”她又颤声加了一句：“我们母子的性命，都在这上面了。” 
　　“是！”荣禄答应一声，随即起立，后退两步，转过身去，急步出殿。 
　　“刚毅！”慈禧太后重新恢复了威严的声音：“你得赶快去找车！” 
　　“是！”刚毅对此事一无把握，只好这样答说，“奴才尽力去办！” 
　　由这一刻开始，慈禧太后才真的下定决心出奔。不过，越是这种紧要关头，她越能冷静，所以想得亦比他人来得深。坐在乐寿堂的后廊下，目送秋阳冉冉而没，她在心里作了一个决定，走是走，还得悄悄儿走，不然就走不成了。 
　　但是，有一个人非预先告诉他不可，那就是李莲英。等他照例在黄昏来陪着闲话时，她左右望了一下，闲闲地问说： 
　　“还有谁在？” 
　　李莲英知道，这是有不能为第三者所闻的话要说，便一面向远处的两名宫女挥一挥手，一面轻声答道： 
　　“没有人。” 
　　“莲英，”慈禧太后说：“咱们可得走了！” 
　　“是！”李莲英的声音如常，但神色显然紧张了，把腰更弯一弯，两眼不时上翻，看着慈禧太后的脸。 
　　“还不定什么时候走。”慈禧太后略停一下说：“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得看情形。” 
　　“是！”李莲英问道：“该怎么预备？” 
　　“还谈什么预备？刚毅去找车，不知道能找来几辆？” 
　　“不管怎么着，皇上总得跟老佛爷走。” 
　　“那当然。此外…　。”慈禧太后沉吟着：“看各人的造化吧！” 
　　这意思是，碰上了跟着走，不在慈禧太后面前，就得留在宫里。以后生死祸福，各凭天命了。 
　　这样一想，便即了然，慈禧太后出宫逃难的事，必须保守秘密，否则宫眷们哭哭啼啼，这个也要跟着走，那个不敢留在宫里，乱成一片，不但麻烦，或许会牵累得慈禧太后都走不成。 
　　“让你预备的衣服，怎么样？” 
　　“备好了。”李莲英答说：“竹布褂子，黑布裙，拿黄袱包着，交给刘嬷嬷了。” 
　　刘嬷嬷原来是宫女，遣嫁以后守了寡，有年慈禧太后突然想到这么个人，命内务府传了进来，专门侍候慈禧太后寝宫中一切洗濯之事。为人极靠得住，所以李莲英把这套衣服交了给她。 
　　“好！”慈禧太后又说：“今儿宫门上多派人看守，钥匙是交给谁，千万弄清楚。” 
　　“是！不会误事。” 
　　“荣禄也许会请起，他一来，你就‘叫’！” 
　　“是！奴才格外关照下去。” 
　　慈禧太后一心以为荣禄必有消息，谁知等到九点多钟，都无音信。派崔玉贵去打听，说是道路隔绝，只怕无法进宫了。 
　　连荣禄都无法进宫，情势之危殆可知，慈禧太后立即吩咐：“传召军机及御前大臣。” 
　　结果来了三个军机大臣：王文韶、刚毅、赵舒翘。这三个人是因为住在军机直庐，所以能够在深夜奉召而至。 
　　“就你们三个人啊！你看，别人都丢下我们娘儿俩不管了！” 
　　话到此处，秋风入户，御案上烛光摇晃不定，照映出慈禧太后憔悴的脸色，皇帝惨淡的容颜。偌大殿廷，多少回衣冠济济，雍容肃穆的盛世气象，兜上君臣心头，益觉此际极人世未有的凄凉，无不泪流满面了！ 
　　“荣禄都不见影儿了！”慈禧太后擤一擤鼻子又说：“如今是非走不可了！你们三个人，务必跟我们娘儿俩一起走。王文韶年纪这么大，还要吃这一趟辛苦，我心里实在不忍，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只好随后赶来。刚毅跟着赵舒翘，都会骑马，一定要跟着一起走！” 
　　“是！”刚毅答说：“奴才与赵舒翘，舍命保驾！” 
　　“好！”慈禧太后转脸问道：“皇帝有什么交代？” 
　　“王文韶！”皇帝用少有的大声说：“你一定要来。” 
　　王文韶并未听得清楚，碰个头，不说话。刚毅便又问道： 
　　“请皇太后、皇上的旨，预备什么时候走？” 
　　“这会儿也说不上来。”慈禧太后此时不便严词要求，只能用商量的语气说道：“总得有几辆车才动得了。” 
　　“是！”刚毅答道：“奴才尽力去预备。” 
　　“对！你尽力、尽快，等预备齐了，咱们马上就走。” 
　　说罢退朝，慈禧太后回到寝宫，默盘算了好一会，方始归寝，但睡不到一个时辰，便已惊醒，原来枪声复起，不过若断若续，看样子是溃兵骚扰，不足萦心。 
　　于是起床漱洗，正在梳头时，只听接连不断怪声，破空而过，“喵、喵”地有如猫叫。 
　　“那来这么多猫？” 
　　一语未毕，慈禧太后发现，有样小东西在砖地上乱蹦乱跳，发出“咭咭格格”一种很扎实的声音。等它停了下来，有个宫女捡起来一看，恰好识货，不由得失声喊道：“是颗子弹！” 
　　就这一句，恍如晴天霹雳，无不惊惶失色，慈禧太后正要查问来历，又听得帘子外面有个颤抖的声音：“洋兵进城了！ 
　　老佛爷还不快走？” 
　　定睛看时，跪在帘子外面的是载澜，一时在走动的太监、宫女都停住了脚步，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慈禧太后脸上。 
　　“来得这么快！”慈禧太后走向帘前问道：“洋兵在那里？” 
　　“在攻东华门了！” 
　　怪不得子弹横飞！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真的害怕，因为东华门一破，往北就是宁寿宫。敌人不仅已经破城，且已深入大内，真有不可思议之感！ 
　　但是，她的思路却更敏锐了，叫一声：“载澜！” 
　　“老佛爷！”载澜应声。 
　　“应该出那个门？” 
　　“应该往西北走！”载澜答说，“好些人赶到德胜门候驾去了。” 
　　“你的车子呢？” 
　　“在神武门外。” 
　　“好！我马上就走。”慈禧太后接着便吩咐：“快找皇上来！” 
　　“是！”李莲英答应着，关照崔玉贵说：“你去招呼皇上跟大阿哥，我在这里侍候老佛爷换衣服。咱们各办各的，越快越好。” 
　　“是了！”崔玉贵一面走，一面说：“我去找皇上。” 
　　于是，李莲英便向慈禧太后请示：“老佛爷是先更衣，还是先梳头？” 
　　“梳头”？慈禧太后一摸脑后，方始恍然。旗人妇女梳的头，式样与汉妆的发髻不同，分两股下垂，名为“燕尾”，俗称“把儿头”，如果只换衣服，不改发髻，依旧难掩真相。 
　　“先换衣服吧！” 
　　转入寝殿后轩，等将黄袱包着的一套布衣布裙取了出来，慈禧太后不由得愣住了！她在想卸却皇太后的服饰，便等于卸除皇太后的身分，自此以往，也许号令不行，也许无人理会，遇到危急之时，倘或不能善为应付，而忘其所以地摆出皇太后的款式，也许就有不测之祸。 
　　“不行！”她在心里说：“不能这么随便降尊纡贵！辱没自己，就是辱没大清朝的列祖列宗！” 
　　一个念头转完，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听得“喵”地一声，窗外飞进来一颗子弹。这下，她不再考虑了，让赵嬷嬷伺候着，换了衣服，也换了鞋，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自觉浑身很不得劲。 
　　太监、宫女们见慈禧太后这副打扮，无不感到新奇，但没有人敢多看一眼。反是慈禧太后自己看了看身上，解嘲地强笑道：“你们看，我象不象个乡姥姥？” 
　　“要象才好！”李莲英扶着她的胳膊说：“奴才伺候老佛爷梳头。” 
　　李莲英已经多年未曾动手为她梳头了，但手法仍旧很熟练，解开“燕尾”，略略梳一梳，三盘两绞，便梳成了一个汉妆的坠马髻。 
　　“当初义和团刚闹事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有今天这么一天？”慈禧太后故作豁达地说：“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学汉人打扮！” 
　　李莲英不答，略停一下问道：“请老佛爷的旨，除了皇上、皇后、大阿哥，再派什么人随驾？” 
　　这使得慈禧太后踌躇了，宫眷如此之多，带这个不带那个，显得不公，倘或全带，又是累赘。想了好一会，才毅然决然地说：“谁也不带！” 
　　“是。”李莲英悄悄退下，唤一个亲信小太监密密去通知瑾妃，慈禧太后将由德胜门出京，请她自己拿主意。 
　　就这时候，正在寿皇殿行礼的皇帝已经赶到了，慈禧太后不等他下跪请安，便即说道：“你这一身衣服怎么行？快换，快换！” 
　　于是宫女们七手八脚地为皇帝摘去红缨帽，脱去袍褂，李莲英找了一件半旧玄色细行湖绉的薄棉袍，替皇帝穿上。皇帝瘦弱，而棉袍是宽襟大袖，又未束带，看上去太不称身，但也只好将就了。 
　　其时各宫妃嫔，都已得到通知，齐集宁寿宫请安待命。慈禧太后自顾这一身装束，实在有些羞于见人，但既为一宫之主，出奔之前，无论如何，不能没有一句话交代。一个人静下心来，细想片刻，觉得由于自己这一身装束，反倒易于措词，于是恢复了平时的沉着，缓步出室。只是一直穿惯了“花盆底”，骤易汉人的平底鞋，就使不出那一种一步三摆，摇曳生姿的样子。 
　　“洋人进京了！”慈禧太后说得很慢，声音也不高，“我跟皇上不能不走，为的是李鸿章议和，容易跟洋人讲条件。你们大家暂时不必跟我一起走！我没有为难各国公使，各国公使也一定不准他们进宫骚扰。你们别怕，耐心守个几天，我跟皇上到了地头，看情形再降旨。” 
　　话到此处，已有嘤噜啜泣之声。慈禧太后亦觉得此情难堪，拿衣袖拭一拭眼泪，少不得还要说几句安慰大家，并借以表白的话。 
　　“其实我亦舍不得你们，不过事由儿逼着，也教没法子。你们看我这一身衣服！一路上会吃怎样的苦，谁也不知道，倒不如在宫里！”慈禧太后灵机一动，撒个谎说：“我已经交代荣禄了！他会跟各国公使办交涉，一定会好好儿保护你们，各自回去吧！” 
　　宫中的妃嫔，除了井中的珍妃以外，谁也不敢跟慈禧太后争辩，而且看这样子，跟着两宫一起逃难，也还是吉凶莫保。然则一动不如一静，且听天由命好了。 
　　这样一想，就更没有人提出愿意扈从的要求，由年龄行辈最长的文宗祺贵妃修佳氏，说一声：“皇太后、皇上一路福星，早日回銮！”然后在蹈和门前排班，等着跪送两宫启跸。 
　　在慈禧太后，到此地步当然什么仪注都顾不得了！出蹈和门急步往西而去，后面跟着皇帝、皇后、大阿哥，还有个慈禧太后的“清客”，籍隶云南，善书能画的缪素筠，此外就是一大群太监、宫女了。 
　　到得西华门前，只见三个汉装妇女跪着接驾，走近了方始看出，是瑾妃与庆王的两个女儿三格格、四格格。瑾妃不等慈禧太后开口，先就说道：“奴才跟了去伺候老佛爷。” 
　　“好吧！你跟着。”慈禧太后又问庆王两女：“你们姐儿俩，怎么也在这儿？” 
　　“奴才的阿玛，叫奴才两个来伺候老佛爷！” 
　　虽在这仓皇辞庙之际，慈禧太后仍然神智清明，了解庆王此举，所以明心，表示决不会勾结洋人，出卖太后，遣此两女陪侍，实有留为人质之意，因而欣然答应说：“好！好！ 
　　你们也跟我走。”并又问了一句：“你阿玛呢？” 
　　“在外面候驾。”三格格指着西华门外说。 
　　西华门外候驾扈从的，不止庆王，有肃亲王善耆，庄亲王载勋、载漪、载澜兄弟，镇国公载泽，贝子溥伦，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以及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英年等等。 
　　草草行过了礼，慈禧太后说道：“都起来说话。” 
　　“是！”庆王答应着。首先站了起来。 
　　“就这几辆车？” 
　　庆王不答，载漪亦不作声，其余王公自然更不会开口，于是刚毅站出来说：“皇太后、皇上坐英年、载澜的车好了。”慈禧太后点点头，简单明了地说：“溥伦陪着皇上坐一辆，大阿哥在我车上跨辕儿！” 
　　“是！”大阿哥大声答应，歪着脖子，撅起厚厚的嘴唇又说：“老佛爷，是先上那儿啊！” 
　　“不许这么大声说话！回头赶车是车把式的事，不许你插手！”慈禧太后又说：“大家上了车，都把车帘子放下来，别让人瞧见。” 
　　说完，携着庆王两女上车，李莲英便走向庆王面前，低声说道：“老佛爷的意思，从德胜门出城。王爷，你看这么走，可妥当？” 
　　“也只有出德胜门这一条路。北平城都是日本兵，我派人先去打交道。”庆王想了一下说：“不如老佛爷先上西苑歇一歇，等办好了交涉，再来请驾。” 
　　“是的。就这么说了。” 
　　于是慈禧太后的车子，先到西苑，传膳未毕，庆王来报，德胜门可以走了！慈禧太后丢下金镶的象牙筷，起身就走，坐上车子直奔德胜门，轮子在难民丛中一寸一寸地移动，几乎费了个把钟头，才能穿越城门。 
　　到这时候，慈禧太后才拉开车帘，回头望了一下，但见城头上已树起白旗了。 

　　　　　　　　　　　※　　　　　　　 ※　　　　　　　　 ※ 

　　两宫出亡，联军入城，首先死的是大学士徐桐。 
　　徐桐从东交民巷逃出来以后，就借住已故大学士宝鋆的园子里，听得城上已树了降幡，便命老仆在大厅正梁上结了两个圈套，然后唤来两个儿子，行三的徐承煜与最锺爱的幼子徐承熊。 
　　“我是首辅，国家遭难，理当殉节。”他对徐承熊说：“你三哥位至卿贰，当然亦知道何以自处。”说到这里向绳圈看了一眼：“我死以后，你可以归隐易州坟庄，课子孙耕读传家，世世不可做官。” 
　　“爹…　。”徐承熊含着两泡眼泪跪了下来，哽咽着有言难诉了。 
　　“老么！你快走。”徐承煜说：“你这样会误了爹的一生大节！” 
　　“说得不错！”徐桐闭上眼睛强忍着眼泪说：“你快走，莫作儿女之态！” 
　　“快走，快走！”徐承煜推着幼弟与老仆说：“等鬼子一来，你们就走不脱了。” 
　　“那么，”徐承熊含泪问道：“三哥你呢？” 
　　“我，”徐承煜答说：“身为卿贰，当然尽国。走，走，你们快走！不要误了爹与我的大事。” 
　　老仆知道，处此时际，最难割舍的，便是天伦骨肉之情。徐承熊在这里，徐桐与徐承煜或许就死不了，失节事大，非同小可，所以拉着徐承熊就走。 
　　于是徐承煜将老父扶上踏脚的骨牌凳，徐桐踮起脚，眼泪汪汪地将皤然白首，伸入绳套，眼睛却还望着右边，是期待着父子同时毕命。 
　　“爹，你放心，儿子一定陪着你老人家到泉下。” 
　　听得这句话，徐桐将眼睛闭上，双手本扳着绳套的，此时也放下了。徐承煜更不怠慢，将他的垫脚凳一抽，只见徐桐的身子往下一沉，接着悠悠晃晃地在空中摇荡着。 
　　徐承煜助成了老父的“大节”，悄悄向窗外看了一下，老仆大概是怕徐承熊见了伤心，将他拉得不知去向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徐承煜脱去二品服色的袍褂，就是一身短装，悄然离家，准备赶上两宫扈驾，“孝子”做不成，做个“忠臣”再说。 
　　谁知一出胡同口就遇见日本兵，前面是个汉装的向导，认识徐承煜，远远就叫：“徐大人，徐大人！” 
　　徐承煜不答，低头疾走，这一下反惹得日本兵起了疑心，赶上来一把将他抓住。徐承煜双腿一软，跪了下来。 
　　及至向导赶到，日本兵问明他就是徐桐之子，两次监斩冤死大臣的徐承煜，就不肯放他走了。押着到了他们的临时指导部——顺天府衙门，将他与启秀关在一起。 
　　“你怎么也在这里？”徐承煜问。 
　　“唉！”启秀不胜惭悔地说：“一念犹豫，失去了殉国的机会。” 
　　徐承煜跟他平素就不大投机，此时也说不到一起，只默默地坐在一旁，自己打脱身的主意。 
　　“老师呢？”启秀说。 
　　“殉国了！”徐承煜说：“我本来也要陪伴他老人家到泉台的，无奈老人家说，忠孝不能两全，遗命要我扈从两宫，相机规复神京。如今，唉，看来老人家的愿望成虚了。” 
　　“喔，老师殉国了。”启秀肃然起敬地说：“是怎么自裁的？” 
　　“是投缳。” 
　　“可敬，可敬！”启秀越发痛心：“唉！我真是愧对师门。” 
　　“如今设法补过，也还未晚。你一片心，我知道，只恨我失去自由，如能脱身北行，重见君上，我一定将你求死不得、被俘不屈的皎然志节，面奏两宫。” 
　　启秀听他这番话，颇感意外，彼此在平时并不投缘，何以此刻有此一番好意？ 
　　细想一想明白了，便即低声问道：“你有何脱身之计？若有可以为助之处，不吝效劳。” 
　　徐承煜是希望启秀掩护，助他脱困。启秀一诺无辞，正在密密计议之际，不想隔墙有耳，日本军早布置了监视的人在那里，立刻将启秀与徐承煜隔离监禁，同时派了人来开导，千万不必作潜逃之计，否则格杀勿论。 
　　到此地步，徐承煜只得耐心枯守。到得第二天，他家老仆徐升得信赶来探问，一见面流泪不止，反而是徐承煜安慰他：“别哭，别哭！国破家亡，劫数难逃。四爷呢？” 
　　“四爷”是指徐承熊，“另外派人送到易州去了。”徐升拭拭眼泪答说：“四爷本不肯走的，我说老太太在易州不放心，得赶去报个信，四爷才匆匆忙忙出的城。” 
　　原来徐家的妇孺眷口，早就送到易州坟庄上避难，徐承煜听说幼弟去报信，便问：“怎么报法？” 
　　“老太爷殉了难…　。”徐升迟疑着未再说下去。 
　　“还有，”徐承煜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呢？” 
　　徐升知道他的意思，若说本已许了老父，一起殉国，那知道竟尔弃父偷生！这话就是在家人面前，说出来也是令人无地自容的事。所以徐承煜特感关切。事实上徐承熊发现他三哥悄然遁去以后，本就问过徐升，见了老母如何说法？徐升的答复是，有什么，说什么。而此时为了安慰徐承煜，却不能不说假话。 
　　“我想，四爷大概会告诉老太太，说三爷不知去向。” 
　　“我本来要跟了老爷子去的，不想刚刚伺候了老爷子升天，日本兵就闯进来了！那时我大声叫你，你们到那里去了？” 
　　“我跟四爷都没有听见。”徐升答说：“那时候，我在后院，劝四爷别伤心。” 
　　“怪不得你们听不见。”徐承煜说：“事已如此，也不必去说它了。老爷子盛殓了没有？” 
　　“也不知道那里去找棺木？只好在后院掘一个坑，先埋了再说。”徐升叹口气，又掉眼泪：“当朝一品，死了连口棺木都没有。” 
　　徐承煜不作声，咬着指甲想了半天，突然向看守的日本兵大声说道：“我要见你们长官！” 
　　日本兵听不懂他的话，找来一名翻译，方知徐承煜的请求是什么，当即允许，就派那名翻译代为去通报。 
　　不一会，来了一名通汉语的日本少尉，名叫柴田，向徐承煜说：“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的父亲死了，我得回去办丧事。你们日本人也是讲忠孝的，不能不放我出去吧？” 
　　“你父亲叫徐桐是不是？” 
　　“是的。” 
　　“徐桐顶相信义和团是不是！” 
　　“不是，不是！”徐承煜说：“我父亲并不管事，他虽是大学士，是假宰相。这话跟你也说不清楚，反正他上吊死了，总是真的。请你跟你们长官去说，我暂时请假，办完丧事，我还回来。” 
　　那少尉答应将他的请求上转，结果出人意料，“请假”治丧不准，但徐桐的后事，却由日军派人代为料理，起出浮埋的尸首，重新棺殓。当然，那不会是沙枋、楠木之类的好棺木，几块薄松板一钉，象口棺木而已。 
　　不管怎样，徐桐是未盖棺即可论定的。而有些人却真要到此关头，才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其中最令人震动的是宝廷的后人。 
　　宝廷是当年响噹噹的“翰林四谏”之一，为了福建乡试事毕，回京复命途中，娶了富春江上的船妓“桐岩嫂”为妾，自劾落职，从此不仕，筑室西山，寻诗觅醉，逍遥以死。 
　　在他死前两年，长子寿富，已经点了翰林，寿富字伯茀，家学渊源，在旗人中是个读书人。最难得的是，寿富虽为宗室，却通新学，与他的胞弟寿蕃，在徐桐之流的心目中，都是“大逆不道”的“妖人”。 
　　寿富、寿蕃以兄弟而为联襟，都是联元的女婿。联元本来是讲道学的守旧派，只为受了寿富的影响，成了新派，因而被祸。死后，一家人都投奔女婿家。寿富自觉岳父的一条命是送在他手里的，所以联军未破京以前，死志已萌。 
　　到得两宫出奔，京中大小人家，不知悬起了多少白旗。寿富与胞弟相约，决意殉国，死前从容整理了遗稿，然后上吊。寿富是一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寿蕃就象徐承煜侍奉老父悬梁那样，扶他上了踏脚凳，亲眼看他投环以后，跟着也上了吊。寿富还留下一封给同官的遗书，请他们有机会奏明行在，说他“虽讲西学，并未降敌”。 
　　深恶西学的崇绮，虽然也没有降敌，但跟着荣禄，由良乡远走保定。他的妻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听说联军进了京，深恐受辱，命家人在后院掘了两个极深的坑，然后集合家人，分别男女，入坑生瘗。她的儿子散秩大臣葆初，孙子员外廉定，笔帖式廉客、廉密，监生廉宏，居然都听她的话，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了留下一个曾孙以外，阖门殉难。消息传到保定，崇绮那里还有生趣？大哭了一昼夜，在莲池书院用一根绳子，结果了自己的一条老命。 
　　此外举家投水、自焚、服毒，甚至如明思宗那样先手刃了骨肉，然后自杀的，亦还有好几家。只是汉人殉难的不多，四品以上的大员，只有一个国子监祭酒，名重一时的山东福山王懿荣。国子监祭酒，亦是满汉两缺，满缺的祭酒叫熙元，他是裕禄的儿子，平时不以老父开门揖盗为然，而此时亦终不负老父，与王懿荣一样，服毒殉节，不愧为士林表率。 
　　尽管国门已破，京城鼎沸，而近畿各地，特别是西北方面，大多还不知道大清朝已遭遇了类似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的大难。 
　　有个曾纪泽的女婿，名叫吴永，字渔川，举人出身，以直隶试用知县，办理洋务，颇得张荫桓的赏识，加以有世交李鸿章的照应，得以调补怀来知县。这个地方是出居庸关的第一站，地当京绥孔道，冲要繁杂，光是驿马就三百多匹，所以虽是一等大县，却是很不容易应付的一个缺分。 
　　吴永为人干练，而且年富力强，倒也不以为苦，但从义和团开始闹事以来，这半年多的工夫，几乎没有一天没有麻烦，使得吴永心力交瘁，日夜不安。自从天津失守，溃军不时窜到，处境越发艰难，义和团亦有戒心，将东、南两面的城门，用石块沙包，填塞封闭，只留西门出入，日夜派人看守盘查，往来公文，用个箩筐从城头上吊起吊下，而且先要经义和团检查过，认为无碍，方始收发。 
　　这天是七月二十三，黄昏时分，天色阴晦，益觉沉闷，吴永心里在盘算，唯有到那里去弄点酒来，暂图一醉，才是破愁之计。 
　　就在这时候，义和团派人送来一通“紧急公文”。接到手里一看，只是捏皱了的粗纸一团，吴永心想：这叫什么紧急公文？姑且将纸抹平了看上面写些什么？ 
　　一看不由得大惊，入眼就是“皇太后”三字，急忙再看下去，横单上写的是“皇上、庆王、礼王、端王、肃王、那王、澜公爷、泽公爷、定公爷、濂贝子、伦贝子、振大爷、军机大臣刚中堂、赵大人、英大人。”在“皇太后、皇上”字样之下，注着“满汉全席一桌”，以下各人是“各一品锅”。此外又有“神机营、虎神营，随行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下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盖延庆州的大印。吴永看字迹，确是延庆州知州秦良奎的亲笔。 
　　接着，又有驿站来的消息，慈禧太后及皇帝，这天住在岔道。这是延庆州所属的一个驿站，往西二十五里，即是怀来县所属的榆林堡，再过来二十五里，就是县城了。 
　　吴永大为焦急，只有赶紧请了所有的幕友与官亲来商议，“荒僻山城，市面坏到如此，怎么来办这个皇差？”他说：“两宫明天一早从岔道启跸，当然是在榆林堡打尖，非连夜预备不可。” 
　　大家面面相觑，半天作不得声，最后是刑名师爷开了口：“以我看，不如置之不理。既无上官命令，而且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办不了皇差，势所必然。”他略停一下：“不接手还好，一接了手，供应不能如意，反会遭受严谴。岂非自取之咎？” 
　　这种话不说还好，说了徒乱人意，吴永踌躇再四，总觉得事到临头，假作不知，不仅失却君臣之义，就算陌路之人遭难，亦应援手。至于一切供应，能否满上头的意？此时不必顾虑，只要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想来两宫看一路上萧条残破的景象，亦会谅解。 
　　主意一定，立即发号施令，首先是派人通知榆林堡驿站，两宫明天中午在那里打尖，尽量预备食物，其次是悉索敝赋地搜寻库房与厨房，将比较珍贵的食料，如海参、鱼翅之类，全数集中，分出一半，派小厨房的厨子携带，连夜赶到榆林堡，帮同料理御膳。同时发出知单，请本县的士绅齐集县衙门议事。 
　　这时已经起更了，秉烛聚议，听说大驾将临，所有的士绅，相顾错愕，不发一言。因为办皇差是一件极骚扰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家的房子好，要腾出来，那家有古董字画，要借来摆设，都是言出必行，从不许驳回的。但如今时世不同，何能与承平时期相比？所以这保持沉默，便意味着是不满，是戒备，如果县官提出过分的要求，立刻就会遭遇反抗。 
　　见此光景，吴永赶紧用慰抚的语气说：“大家不必担心！两宫无非路过，住一晚就走的。至于随扈的官兵，亦容易应付。为了应变，家家都有存粮，分出一半来，烙点饼、蒸点馍、煮点稀饭，多多益善。能够再预备点盐菜什么的，那就更好了。至于价款多少，将来由县里照付，决不会连累到百姓。” 
　　听这一说，满座如释重负，首席一位耆绅代表大家答说： 
　　“这样子办差，是做得到的，一定遵命。” 
　　话刚说到这里，听差来报，义和团大师兄，带了十几个人，要见县官。吴永便告个便，出二堂，经暖阁，到大堂去接见。 
　　“听说县官半夜要出城？”义和团大师兄问。 
　　“是的。”吴永答说：“皇太后、皇上明天上午会到榆林堡，我要赶了去接驾。” 
　　“他们是从京城里逃走的，那里还配称太后、皇上。” 
　　“皇上巡狩全国，那里都可去，怎么说是逃走？” 
　　“不是逃走，为什么舒舒服服的皇宫内院不住，要到这里来？” 
　　吴永心想，这简直是存心来抬杠！义和团无可理喻，而且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同时也很厌恶，所以话就不好听了。 
　　“太后、皇上不能舒舒服服住在皇宫内院，是因为义和团吹牛，说能灭洋人，结果连京城都守不住！只好逃走。”话还未毕，大师兄大喝：“住口！完全是二毛子口气！”他又暴喝一声：“宰了！” 
　　吴永是有准备的，回身急走，吩咐分班轮守的马勇：“他们敢闯入二堂，就开枪，不必有任何顾忌！” 
　　那些马勇原是恨极了义和团的，一闻此令，先就朝天开了一排枪，大师兄的气焰顿挫，带着手下，鼠窜而去。 
　　二堂中的士绅，无端受了一场虚惊，都为吴永担心，有人问道：“拳民顽劣，不可理喻，老父台恐怕不能出城！怎么办？” 
　　“不要紧！”吴永答说：“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现在奉旨迎驾，非出城不可。义和团平时动辄自称义民，如今御跸将到，而不让我出城，那不就要反了？治反贼，有国法在，我怕什么？” 
　　于是，等士绅辞出，吴永又召集僚属与带领马勇的张队目，商议大驾到时，如何维持地方的治安。张队目人颇精干，当即表示，他的弟兄虽只二十名，但马上单手开枪，亦能十发九中，保护县官，他敢负全责。 
　　“好！你明天带八个人跟我一起出西门，有人敢阻挡，马上开枪，格杀不论。” 
　　“堂翁，”是县丞插话；州县都是正印官，用“正堂”的头衔，所以称他为“堂翁”。他说：“有件事恐怕不妥。大驾自东而来，当然一直进东门，而如今只有西门通行，不能让銮舆绕道吧？” 
　　“当然，当然！”吴永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就拜托老兄了，明天一早就派人把东门打通，堵塞城门的泥土石块，正好用来铺路。还有十二名马勇，我留给老兄。不过，对义和团还是以吓住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为宜。” 
　　“我知道。扈驾的大兵马上就到了，谅他们也不敢出头阻挠。” 
　　正谈到这里，只见门外人影，面目看不清楚，而触目惊心的是胸前一大片红，一望而知是血色。唤进来一看，竟是遣到榆林堡的厨子。 
　　“筵席材料是雇了两头驴，驮了去的。出西门往东绕道去，走不得两三里路，来了一群丘八大爷，拦住了要炉子。我说：‘这是驮了东西，预备去伺候太后、皇上的。’有个为头的就骂：‘什么太后、皇上。’拿刀就砍！”厨子指着裹了伤的右臂说，“我这里挨了一刀。连东西带驴子都给抢跑了。” 
　　吴永与僚属面面相觑，无以为计。最后只有决定，早早赶到榆林堡，看情形就地设法。 

　　　　　　　　　　　※　　　　　　　 ※　　　　　　　　 ※ 

　　第二天拂晓出城，义和团已知县官蓄意不善，乖乖地放他出城。一路上红巾狼藉，可以想象得到，义和团也怕官兵一到，便有大祸，所以抛却红巾，逃命去了。 
　　十点钟到了榆林堡，策马进镇，一条长街，竟成死市，除了觅食的野狗以外，不见人烟。吴永心里着慌，急急赶到驿站，平时老远就可以听到枥马长嘶，此刻寂静无声，喊了好半天，才出来一个人，是吴永的老仆，特地派到驿站，以便招呼往来贵人的董福。 
　　“董福，”吴永第一句话就是：“你有预备没有？” 
　　董福苦笑着答说：“榆林堡空了！稍微象样一点的东西，都逃不过乱兵的眼，驿马剩了五匹，都是老得走不动路的。昨天接到老爷的通知，急得不得了，看来看去，只有三处骡马店，房子比较整齐，也还有人，我跟他们商量，借他们的地方让太后、皇上歇脚，总算稍微布置了一下。至于吃食，商量了好半天才说定，每家煮一大锅绿豆小米粥，那知道一煮好就乱兵上门，吃得光光。还剩下一锅，是我再三央求，说是不能让太后、皇上连碗薄粥都吃不上。乱兵算是大发慈悲，留了下来。” 
　　听得这话，吴永心里很难过，但这时候不容他发感慨，只一叠连声地说：“还好，还好！这一锅粥无论如何要拚命保住。” 
　　于是吴永由董福陪着，到了存有一锅绿豆小米粥的那家骡马店，进内巡视了一转，正屋是两明一暗的瓦房，中间放一张杂木方桌，两旁两把椅子，正中壁上悬一幅米拓的“寿”字中堂。细看四周，也还干净，可以将就得过。便即带着马勇，亲自坐在大门口把守，散兵游勇望望然而去之，一锅粥终于保住了。 
　　不久，来了两骑马，后面一骑是肃王善耆，吴永在京里跟他很熟，急忙起身请安，肃王略无客套，直截了当地关照：“皇太后坐的是延庆州的轿子。后面四乘驮轿，是贯市李家镖店孝敬的，皇上跟伦贝子坐一乘，其次是皇后，再次是大阿哥，最后一乘是李总管。接驾报名之后，等轿子及第一乘驮轿进门，就可以站起来了。” 
　　吴永诺诺连声，紧记在心。不久，只见十几匹马前导，一路走，一路传呼：“驾到，驾到！” 
　　这样又过了好一会，才看到一乘蓝呢轿子，由四名轿伕抬着，缓缓行来，将到店门，吴永跪下高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太后圣驾。” 
　　轿中毫无声息，一直抬进店门，接着是第一乘驮轿，皇帝与贝子溥伦，垂头丧气地相向而坐。吴永又唱名接驾，起身以后，仍旧坐在店门口，只见七八辆骡车陆续而来，一起都进了骡马店。此外还有扈从的王公大臣，侍卫护军，及马玉昆部下的官兵，乱糟糟地各找地方，或坐或立，一个个愁容满面，憔悴不堪。 
　　就这时，里面出来一名太监，挺着个大肚子，爆出一双金鱼眼睛，扯开劈毛竹的声音大叫：“谁是怀来知县啊？” 
　　吴永已猜想到，此人就是二总管崔玉贵，便即答道：“我是！” 
　　“走！上边叫起，”崔玉贵一把抓住吴永的手腕，厉声说道：“跟我走！” 
　　见此来势汹汹的模样，吴永心里不免嘀咕，陪笑问道： 
　　“请问，皇太后是不是有什么责备？” 
　　“这那知道？碰你的造化！” 
　　带到正屋门，崔玉贵先掀帘入内面报，然后方让吴永进屋。只见布衣汉髻的慈禧太后，坐在右面椅子上，吴永照引见的例子，先跪着报了履历，方始取下大帽子，“冬冬”地碰响头。 
　　“吴永，”慈禧太后问道：“你是旗人还是汉人？” 
　　“汉人。” 
　　“那一省？” 
　　“浙江。” 
　　“喔，”慈禧太后又问，“你的名字是那个永字？” 
　　“是，”吴永顺口答道：“长乐永康的永。” 
　　“哦！是水字加一点？” 
　　“是！” 
　　“你到任三年了？” 
　　“前后三年。” 
　　“县城离这里多远？” 
　　“二十五里。” 
　　“一切供应，有预备没有？” 
　　“已敬谨预备。”吴永答说，“不过昨天晚上，方始得到信息，预备得不周全，不胜惶恐之至。” 
　　“好！有预备就得了。”慈禧太后一直矜持隐忍着的凄凉委屈，由于从吴永答奏中感到的温暖，眼泪如冰解冻，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放声大哭，且哭且诉：“我跟皇帝连日走了几百里地，竟看不见一个百姓，官吏更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昨天到了延庆州，才有人招呼，如今在你怀来县，你还衣冠接驾，可称我的忠臣。我真没有料到，大局会坏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看你还不失地方官的礼数，莫非本朝江山还能保得住。” 
　　说罢，哭声愈高，满屋中的太监，无不垂泪，里屋亦有欷歔、欷歔的声响，料想后妃宫眷亦在伤心。见此光景，吴永鼻子一酸，喉头哽噎，虽未哭出声来，但也说不出话来。 
　　慈禧太后收一收泪，又诉苦况，“一连几天，又冷又饿。路上口渴，让太监打水，井倒是有，没有吊桶，太监又说，没有一口井里，不是有人头浮在那里，吓得浑身哆嗦。实在渴不过，采了几枝秫秆，跟皇帝嚼一嚼，稍微有点浆汁，总是聊胜于无。昨天晚上，我跟皇帝只有一条板凳，娘儿俩背贴背坐了一夜，五更天冷得受不了，也只好忍着。皇帝也很辛苦，两天没有吃东西，这里备得有饭没有？” 
　　听这一说，吴永才知道延庆州知州秦奎良，带着大印躲开了。除了一乘轿子，不曾供应食物，横单上什么“满汉全席”、“一品锅”，不过慷他人之慨而已。 
　　这样想着，觉得虽是一锅豆粥，亦无所愧作，便即答说：“本来敬谨预备了一席筵席，那知为溃勇抢光了，另外煮了绿豆小米粥，预备随从打尖的，亦抢吃了两锅。如今还剩一锅，恐怕过于粗粝，不敢进呈。” 
　　“有小米粥？”慈禧太后竟是惊喜的声音：“很好，很好！快送进来。患难之中，有这个就很好了，那里还计较好坏？” 
　　“是！” 
　　这时慈禧太后才想起来，“你应该给皇帝磕头！”她转脸吩咐：“莲英，你给吴永引见。” 
　　皇帝就站在桌子左面的椅子背后，不过照规矩见皇帝，必得有人“带班”，李莲英便权充“御前大臣”，向皇帝宣报： 
　　“怀来县知县吴永进见。” 
　　吴永便转过半个身子，磕下头去，皇帝毫无表情。吴永磕完抬头，才略略细看皇帝，只见发长逾寸，满脸垢腻，身上穿一件又宽又大的玄色旧湖绉棉袍。那模样令人想起破落户中抽大烟的败家子。 
　　“吴永！”慈禧太后代皇帝吩咐一句：“你下去吧！” 
　　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将一锅小米粥抬进来，另外有几只粗碗，可是没有筷子。幸好吴永穿的是行装，荷包中照例带着一副牙筷，另外还有一把解手刀，擦拭干净了，进奉慈禧太后使用，此外就只好秫秸梗子代替了。 
　　门帘放下不久，便听得里面唏哩呼噜吃粥的声音，很响，也很难听，骤听仿佛象狗在喝水。 
　　恭候在门外的吴永，感慨万千，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悲伤。可是，掀帘出来的李莲英，脸色恰好相反，带着笑容翘一翘大拇指，先作个赞赏的手势，然后才开口说话。 
　　“你很好！老佛爷很高兴。”他说：“用心伺候，一定有你的好处。” 
　　这在吴永当然是安慰，随即答说：“一切要请李总管照应。” 
　　“当然，当然！”李莲英又用商量的语气说：“老佛爷很想吃鸡子儿，你能不能想法子？” 
　　这出了一个难题，吴永只能硬着头皮说：“我去想法子！” 
　　等李莲英一转身，吴永立即懊悔，不该轻率答应，一堡皆空，那里去觅鸡蛋？说了实话，可蒙谅解，如今办不到倒不好交差了。 
　　一路想，一路走，抱着姑且碰一碰的心思，走到街上。有家小店，里面空空如也，但悬着干辣椒、蒜头之类，似乎是家杂货店，便走了进去，在柜台上随手拉开一个抽屉看一看。 
　　一看之下，吴永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抽屉里好好摆着五枚鸡蛋。吴永喜不可言，取下头上的帽子，将这五枚鸡蛋放在里面，小心翼翼的捧回骡马店。 
　　可是从人四散，而原来看店的人，又因御驾驻跸，吓得溜之大吉，这五个生鸡蛋，如何煮熟了进呈，便大费周章了。 
　　迫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幸而荷包里带着一包原名“洋火”，因为义和团忌“洋”字而改称为“取灯儿”的火柴。火种有着，生火不难，找到冷灶破釜，用碎纸木片烧开一小锅水，煮熟五个“卧果儿”，盛在一只有缺口的粗瓷碗中，加上一撮盐，小心翼翼地捧了进去，交给太监转呈。 
　　不多一会，李莲英又出来了，“吴大老爷，”他说：“你进的五个鸡子儿，老佛爷很受用，吃了三个，还有两个赏了给万岁爷，别的人，谁也沾不上边儿。这是好消息。不过，老佛爷想抽水烟，你能不能找几根纸煤儿来？” 
　　这又是一个意外的难题，吴永一面答应，一面思索。想起义和团焚表叩天，看纸灰升降定人生死所用的黄表纸，正就是制纸煤的材料，又记起不远一家人家，门口“义和神团”、“扶清灭洋”等字样的残迹犹在，必是一处拳坛，其中或者可以找到黄表纸。 
　　找到那里，果不其然，地上有张践踏过的黄表纸，脏而不破，勉强可用，吴永将它裁成两寸宽的纸条，很用心地搓卷成纸煤。一共磋成八根，完好可用的却只得一半，但已足可交差。 
　　呈进纸煤不久，但见门帘一掀，慈禧太后由李莲英陪侍，捧着水烟袋缓步而出，站定了一面自己吹着纸煤吸水烟，一面左右顾视，意态已近乎悠闲了。 
　　一眼发觉躲在厢房中待命的吴永，慈禧太后立即用纸煤儿招一招，喊道：“吴永！” 
　　“臣在！”吴永答应着，闪了出来，顾不得院子里的泥泞，跪了下来候旨。 
　　“这次出行太匆促了，什么衣服都没有带。这里已是关外了，天很冷，你能不能想法子预备一点御寒的衣服？”吴永想了一下答说：“臣妻已故，镜奁衣箱，都存在京里。署中并无女眷，不过臣母有遗下来的几套穿衣，恐怕粗陋不足用。” 
　　“能够保暖就可以了。不过皇帝的穿衣亦很单薄，还有格格们都只得身上一套衣服。你能多预备一点更好。” 
　　“是！臣回臣的衙门里，立刻检点进呈。” 
　　“好！你可以先回去料理，我跟皇帝也快要动身了。”慈禧太后又说：“我坐延庆州的轿子到这里，轿夫很累了，这里能不能换夫子？” 
　　“臣已经有预备了。” 
　　“延庆州的轿夫很好。这里换的人，不知道能不能象延庆州的轿夫那样？” 
　　“都是官夫，向来伺候往来差使惯了的，应该都差不多。” 
　　“人家伺候大官儿，不知道多少？”李莲英在一旁插嘴： 
　　“岂有连轿子都抬不好的道理！” 
　　于是吴永在泥泞中跪安退下，接着便有懿旨，传呼起銮。这一次慈禧太后坐的是吴永的轿子，延庆州的轿子归皇帝乘坐。吴永在门外报名跪送之后，随即由间道策马回城，东门已经洞开，义和团则殊无踪影，一问才知道，此辈已经得到消息，扈从的官兵不少，怕遭毒手都逃走了。 
　　行宫预备在西门，本是招待过往达官的一处行台，房舍本就宽整敞亮，只要洒扫清洁，加上铺陈，便觉粲然可观。这件事，吴永托了他的至亲在办，十分用心，里里外外，不但张灯结彩，而且贴上许多梅红笺纸的门联，虽都是尧天舜日之类的老套，但纸新墨浓，显得很有精神，吴永颇为欣慰。 
　　不过有个景象很不妥当，城中因为畏惧乱兵，家家双扉紧闭，街如死市，气象萧索，便即多派差役，找着地保，逐家通知：“居民一律启户，门外摆设香案，有灯彩的悬灯彩，否则亦当用红纸张贴。大驾到时，不必回避，尽可在门外跪着看，不过不准喧哗乱动。” 
　　刚办了这件事，打前站的太监已到，陪着看了行宫，满意之余，不觉感慨：“今天总算到了地头了！” 

　　　　　　　　　　　※　　　　　　　 ※　　　　　　　　 ※ 

　　除了御膳以外，还得供应扈从的王公大臣、大小官员、随驾士兵的伙食。王公大臣的“一品锅”，毕竟有限，大小官员、太监、士兵的人数不少，只有以大锅菜相饷。怀来县向来没有猪肉铺，由县衙门里的厨子亲自动手，宰了三头猪，留下上肉供御膳，猪蹄作一品锅，其余的皮肉脏腑，加上蔬菜，烂煮成几大锅杂脍，不问身分，每人一杓菜，一碗粥，另外两个黑面馍。但供应不能遍及，难免骚扰，如说为了觅食，还情有可原，而事实上不止于此。因此，吴永除办大差以外，还得接受百姓的呈诉，真有焦头烂额之感。 
　　到得下午五点钟，天犹未黑，而传膳已过，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吴永，她穿的是吴老太太所遗的一件呢夹袄，皇帝穿的是吴永的蓝湖绉夹袍与玄色宁绸马褂，威仪稍整，与榆林堡所见的模样大不相同了。 
　　“很难为你！差使办得这样子，真不容易了。”慈禧太后说道：“我跟皇帝只住一两天，不至于过分累你们。你差使上如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跟我说。” 
　　这一下，吴永自然想起士兵的骚扰，当即据实陈奏。慈禧太后一听便皱眉了。 
　　“这些人实在可恨！我在路上已吩咐马玉昆严办，一次正法了一百多人，枭首居庸关，那知道还是不能禁止。如今我只有特许你，遇有士兵抢掠，不问是谁的队伍，准你拿住了就地正法！” 
　　等吴永领旨退出，慈禧太后随即召见军机，依旧是庆王领班，连刚毅、赵舒翘，一共三个人，行完了礼，静静待命。 
　　慈禧太后经过这半天的休息，精神大好，思路亦依旧十分敏锐，在千头万绪中，把握住最急要的几件事，首先是何去何从，得定规下来。 
　　刚毅仍然是勇于任事的态度，不等庆王开口，便即回奏： 
　　“自然是驻跸太原，可进可退。” 
　　“怎么走法？” 
　　“经张家口，过大同，进雁门关往南走。” 
　　“太原离京城不远，洋人会不会得寸进尺，追了过来？” 
　　“不要紧！”刚毅答说，“洋人如果想到山西，得南下石家庄，越过太行山，穿井陉才到得了，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责成毓贤、董福祥守住娘子关，保圣驾万无一失。” 
　　“如果从咱们来的路上撵了来呢？” 
　　“这……，”刚毅想了一下说，“马玉昆的队伍不少，让他抽几营守居庸关、南口好了。” 
　　慈禧太后点点头：“好！咱们一件一件办，马上写旨，让毓贤、董福祥守井陉，山西藩司李廷箫赶紧来迎接。马玉昆守居庸关，不但要拦住洋人，散兵游勇亦不准放出来！” 
　　于是赵舒翘先退出去，找个地方坐下来拟旨，庆王与刚毅留在御前继续谈第二件大事。 
　　“留京办事得要有人。”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荣禄是一定要的。此外，你们看，再派谁？” 
　　“留京办事大臣，一要资望相当，二要肯尽心办事。崇绮、徐桐都没有出来，奴才保荐这两人，随同荣禄一起办事。” 
　　“留京办事，要跟洋人打交道，这两个人肯吗？” 
　　“跟洋人打交道是荣禄的事，让崇绮、徐桐在一起，遇事据理力争，就不会太吃亏。” 
　　这不就成了掣荣禄的肘了吗？慈禧太后心里不以为然，但一时想不起还有什么人合适，只好同意。 
　　“还有件要紧的事，跟来的官兵不少，陆续还有人会赶到行在来，粮饷一项，要赶紧筹划。” 
　　“是！”刚毅答说：“奴才请旨，降旨各省，将明年的京饷，一律提前报解太原。” 
　　“一律报解太原？”慈禧太后问道：“咱们就不回京了吗？” 
　　一句话问得刚毅瞠然不知所对。心想自己是错了，如果各省京饷一律报解太原，不但会招致严重的误会，以为朝廷连京城都不顾了，而且坛庙祭享，八旗粮饷，以及在京大小衙门的开支，皆无着落，更是一大窒碍。 
　　“我看，除了山西本省的京饷以外，另外就近指定一省报解太原，行在够用就行。此外，”慈禧太后沉吟一下说：“京里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只好暂且解到保定，责成直隶藩库收存，非奉旨意，不准动用。” 
　　奏对已毕，即时拟旨呈阅，但至封发时，却成了难题，因为上谕只是白纸黑字，并无任何签押，可资为凭信的，只是钤用军机处银印的印封。向例皇帝出巡，派出随扈的军机章京以后，指定专人掌管银印。这一次仓皇出奔，军机章京只出来了一个姓鲍的，银印还留在京里。没有印封，就不能发上谕，此事大费踌躇。 
　　就这时候，吴永来商量如何整饬军纪，又谈到甘肃藩司岑春煊，亦已带兵赶到怀来保驾。刚赵二人一听到这个消息，脸上不约而同地摆出鄙夷的神色，同时“嘿，嘿”冷笑。 
　　“莫非他亦要你供应？”赵舒翘撇一撇嘴说：“你这么一个山僻小县，那来那么多闲饭，供养不相干的人？” 
　　吴永觉得他这话很刻薄，心中不免反感，当即答说：“他是领了勤王兵来的，似乎不能不一例招待。” 
　　“他是奉旨防堵张家口的，离着这里还有两百里路呢！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既然擅违旨意，你何必理他？” 
　　吴永不知刚赵二人，为什么对岑春煊如此不满？不过说起来也是为他设想的好话，不宜再争辩。话不投机，告辞就是。 
　　“慢慢，渔川！”赵舒翘突然拉住他说：“我有件事跟你商量。现在要发廷寄，可是军机处的印信没有带出来，想借你县里的大印一用。如何？” 
　　发上谕借用县印，这怕是从雍正七年创设军机处以来，从未有过的奇事，吴永正不知如何作答，刚毅开口了。 
　　“这件事我觉得颇为不妥！向来借印要平行衙门，方合体制。借用县印，似乎太不称了！” 
　　“这是什么时候，还讲体制？”赵舒翘亦是很不以为然的神情：“有县印可借，已是万幸。要知道，在这条路上，只怕任何部院的国防印信，都不及怀来县那块‘豆腐干’管用。如说一定要平行衙门的印信，庄王带着步军统领的大印，不妨借用。可是八百里加紧的文书，恐怕驿站反而视为无关紧要，转成迟误。”接着又向吴永说：“渔川，你总知道的，从来廷寄都是交兵部专差寄递，普通驿站，那识得其中的轻重。你别听老头子的话，管自己办去。” 
　　“是！” 
　　吴永赶回到县衙门，取十个没有衔名的白纸大公文封，在正中盖上县印，亲自送了去。步出大堂，只见门上传报：“王中堂到！” 
　　接着一辆单套的骡车，已直入仪门，吴永迎上面去一看，王文韶已由他的长子王稚夔扶着下车了。 
　　他跟吴永素识，此时自然不必作何寒暄，只说：“当时来不及随驾，今天才赶到。” 
　　“中堂辛苦了！”吴永答说：“公馆已经预备好了。不远！” 
　　“我不走了！累得寸步难行，就在你衙门里住一晚再说。” 
　　住一晚固无不可，无奈衙门的所有差役，连吴永贴身的听差，都派出去供奔走了，而贵宾不能没人伺候，是一大为难之事。迫不得已只好由吴永的寡嫂亲自下厨，草草设食，而在王文韶父子已是无上盛馔，饱餐已毕，随即上床，少不得还有几句话交代吴永。 
　　“渔川，拜托代为陈奏，我已经到了，今天实在累得不得了，不能到宫门请安，准定明天一早入值。” 
　　“是！”吴永惦念着刚、赵二人在等候印封，答应一声，掉头就走。 
　　“喔，还有件事，请你务必代为奏明，军机的印信，我已经带来了。至要、至要！” 
　　“那太好了！”吴永亦代为欣慰：“今天刚、赵两位，还为印信大抬其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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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行在办事，还是如在京时的规制，慈禧太后仍是一早召见军机。见了王文韶，慈禧太后又伤感，又安慰，温语慰问，谈到北来途中的苦况，君臣相对雪涕，把眼圈都哭红了。 
　　王文韶是七月二十二黎明出京的，虽只晚得两宫一天，却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消息，慈禧太后最关心的当然是大内。 
　　“大内是日本兵看守。听说因为日本也是皇国的缘故，所以很敬重中国的皇宫，没有进去骚扰。” 
　　“这话靠得住吗？”慈禧太后惊喜地问。 
　　“臣听好些人这么说。想来不假。” 
　　“那倒难得。”慈禧太后深感安慰，而且激起了希望，觉得局势犹有可为，想了一下问道：“荣禄呢？在不在京里？” 
　　“听说是往良乡这一带走的。”王文韶答说：“大概是到保定去了。” 
　　“李鸿章呢？可有消息没有？” 
　　“还是在上海。” 
　　“如今自然是要讲和了！既然讲和，越快越好。”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该怎么着手？” 
　　“回皇太后的话，”刚毅答说：“奴才的意思，除了催李鸿章赶紧进京以外，眼前不妨责成荣禄、徐桐…　。” 
　　“徐桐死了！”王文韶插了一句嘴。 
　　这一下打断了刚毅的话，慈禧太后急忙问说：“徐桐是怎么死的？” 
　　王文韶一向圆滑，不喜道人短处，此时却有些忍不住了，“徐桐是悬梁自尽的！总算殉了国。”他说：“不过，徐桐的儿子徐承煜真是枭獍。臣听人说，徐桐本来命徐承煜一起上吊，父子同殉，那知徐承煜将老父送上了圈套，还抽掉了垫脚的凳子，然后自己悄悄儿溜掉。那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徐承煜落在日本兵手里，如今关在顺天府衙门。” 
　　慈禧太后长叹无语，刚毅、赵舒翘则不无兔死狐悲之感。君臣默然半晌，仍是慈禧太后强打精神，计议国事，接续未完的话题，决定一面命李鸿章立即筹商办法，向各国转圜，一面命荣禄与英国公使直接商谈，如何讲和。 
　　谈和当然要条件。从出京以来，慈禧太后虽在颠沛流离之中，仍念念不忘此事，心口相商，已打算了好几遍了。赔兵费，当然是免不了的，如需割地，必得力争，争不过亦只好忍痛。最使她为难的是惩凶。罪魁祸首是载漪、载勋、徐桐、刚毅、赵舒翘、李秉衡、毓贤等人，固已成公论，但她自问，又何能卸责？如果自己惩办祸首，则追究责任，到头来“训政”之局，便将不保，倘或不办，洋人必以为无悔祸之意，讲和更难。此中的关系委曲，唯有荣禄能够了解，而眼前则只有王文韶还可以谈一谈。 
　　因此，这天中午又独召王文韶入对，为了优礼老臣，更为了让重听的老臣能听得清她的话，特意吩咐，站着回奏好了。 
　　“王文韶，”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是三朝老臣，国家到此地步，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好。” 
　　王文韶侧着听力较好的左耳，屏息听完慈禧太后的话，一时摸不清她的用意，只得答一声：“是！臣赶来了，就是跟皇太后、皇上来共患难的。” 
　　“对了！”慈禧太后欣慰地说，“也必得你们几个存着这样的心，才能挽回大局。”她停了一下又问：“你第一次进总署是什么时候？”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是光绪四年八月里。” 
　　“二十二年了！”慈禧太后说：“记得这一次回总署是前年六月里。” 
　　“是！” 
　　“你对洋务也很熟悉，看看各国公使对讲和是怎么一个意思？” 
　　“各国公使倒还好。”王文韶说：“上次皇太后慈命，馈赠各国公使瓜果食物，人非草木，他们也是知情的。”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喜动颜色，“是啊！我也是留了余地的。”她说：“我也是早就看出来，义和团已经不足用了，无奈那些人象吃错了药似的，成天歪着脖子瞪着眼，连我都认不得了。这里面，我的难处，外面不知道，你是在内廷行走的，总该看得出来。” 
　　“是，臣都看到了。” 
　　“我担心的是，各国不明我中国的情形，只以为凡事都是我作主。其实，凡有大事，我总是找大家商量，这一次宣战，不也连叫了三次‘大起’吗？” 
　　“是！”王文韶已懂得她的意思了，莫让洋人归罪“无辜”，想了一下答说：“臣的意思，朝廷没有表示，也不大妥当。” 
　　“大局闹得如此之糟，”皇帝突然插了一句嘴：“对百姓总要有个交代！” 
　　此言一出，慈禧太后的脸色变了！王文韶却不曾听明白，因为皇帝的声音低，他又站得比较远。不过从神色看，可以猜到皇帝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皇上的意思，”慈禧太后为他转述那句“不中听”的话：“大局闹成这个样，京城都失守了，说对百姓要有个交代。王文韶，你说，该怎么交代？” 
　　这一问，不难回答：“无非下罪己诏！”王文韶应声而答。 
　　不动听的话，立刻变成动听了，慈禧太后心里大感轻松，但不便表示意见，只问：“皇帝，听见王文韶的话了吧！” 
　　“是！”皇帝咬一咬牙，毅然决然地说：“总是儿子的过错。” 
　　这一下，慈禧太后更不便说什么了，只跟王文韶商议：“皇上也觉得应该下这么一道上谕。你看，应该怎么措词呢？”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总要委婉声明不得已的苦衷。至于细节，臣此时亦无从回奏，要回去细细琢磨。” 
　　“对了！这个稿子怕要你亲自动笔。” 
　　“是！臣一回去，马上就动手。” 
　　“好！你要多费心思。”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下又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局坏到如此，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错，果然大小臣工，实心实力，念念不忘朝廷，也就不至于有今天的艰难了。” 
　　“是！”王文韶答说：“皇太后这一层训示，臣一定叙进去。”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问说：“皇帝有什么要交代王文韶的？” 
　　皇帝想了一下说：“刘坤一…　。” 
　　“王文韶，”慈禧太后打断他的话说：“你站过去，听皇上跟你交代。” 
　　等王文韶到了身边，皇帝略略提高了声音说：“刘坤一、张之洞曾经奏过，沿海沿江各地，照商约，保护洋人，应该照办。各省教民，地方官要加意保护。” 
　　“是！”王文韶停了一下，看看两宫皆无别话，便即说道： 
　　“臣听说皇太后、皇上打算巡幸太原，似乎不妥。” 
　　“喔，”慈禧太后问：“怎么呢？” 
　　“毓贤在山西，杀洋人、杀教民，手段狠毒，怕洋军不饶他，会派兵到山西，惊了乘舆。”王文韶答说：“不但太原遭了浩劫，其他还有大同、朔州、五台、榆次、汾州、平定、徐沟各县，洋人跟教民死的也不少。以臣测度，各国联军，怕会进兵山西。” 
　　慈禧太后为之发愣，好半晌才问：“不到太原，又到那里去呢？” 
　　这一问将王文韶问住了，不过他赋性圆滑，从不做推车撞壁的事，想了一下，从容答道：“乘舆所驻，就目前来说，自以太原为宜。倘或讲和讲得顺利，皇太后、皇上回銮也方便。如今要筹划的是，怎么样让洋人不至于往山西这面来。” 
　　“对了！必得往这条路子上去想，才是正办。”慈禧太后说：“井陉是山西通京城的要路，必得多派人马把守。” 
　　“是！”王文韶答说：“这是一定的。此外，臣以为不妨下一道上谕，说暂驻太原，这样缓急之际，再挪别处，就不至于惊扰人心了。” 
　　“这个主意好！”慈禧太后很坦率地说：“预先留个退步，免得看起来是让洋人撵得无路可走，面子上好看些。” 
　　“可是，”皇帝插进来问了一句：“除了太原，还有什么地方好去？” 
　　“西安啊！”慈禧太后毫不思索地答说：“关中自古帝王之都，有潼关天险，不怕洋人撵了来，只要朝廷能照常办事，不怕洋人的威胁，讲和也就容易多了。” 
　　“是！皇太后高瞻远瞩，看得透彻。不过，洋人恐怕放不过毓贤。” 
　　“放不过的，岂止毓贤一个？”慈禧太后略略将声音放低些：“王文韶，你倒想，这是什么时候？自己都还没有站稳脚步，能讲纪纲吗？” 
　　“是，是！”王文韶连声答应，不由得就想，怪不得慈禧太后能独掌大权数十年，胸中确有丘壑。 
　　“王文韶，国家危难的时候，全靠老成。所以，我一定要你赶了来，让你吃这一趟辛苦，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如今荣禄还不知道在那里，就算有了下落，怕也要让他留京办事。行在军机处，你要多费点心！” 
　　“臣尽力而为，决不敢丝毫推诿。” 
　　“不是说你推诿，是要你多拿主意。”慈禧太后又说：“我听说你在京的时候，遇事退让，以后可不必象从前那样子谦虚了！你记着我的话，放在心里好了！” 
　　最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非常明显的，刚毅与赵舒翘获罪，是迟早间事，荣禄留京，礼王与启秀未曾随扈，则行在军机处总有一天，只剩下自己独挑大梁。 
　　意会到此，恐惧不胜之感，多于帘眷优隆的喜悦。王文韶在心里说：“一条老命，怕要送在太原或者西安了。” 

　　　　　　　　　　　※　　　　　　　 ※　　　　　　　　 ※ 

　　到得第三天，吴永大为着急了。两宫及王公大臣的供应难支，犹在其次，各处溃散的士兵，越来越多，由于有马玉昆的支持，军纪倒还能维持，但食物已有匮乏之势。两天来，乡人如赶集般进城来卖粮、卖菜、卖用百物的，接连不断，城门口拥挤不堪，到得这天，大为减少，显然的，存货出清，无物可卖了。 
　　眼看供应难周，而慈禧太后却并无启跸的意思，吴永焦急不堪，只有到军机处去诉苦。王文韶颇为深沉，声色不动； 
　　赵舒翘已窥出端倪，如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敢多事为吴永出什么主意；倒是刚毅有担当，慨然说道：“回头我替你面奏”。 
　　到得午后，有了好消息，两宫决定次日启驾。接着，由军机处来了一纸通知：“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初承恩命，不免惊喜交集，可是静下心来细细一想，才发觉这个差使干不得！ 
　　于是吴永赶到军机处，先向王、刚、赵三人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方始开口：“三位大人，不是吴永意图推诿，从来大驾巡幸，没有派县官为粮台的先例…　。” 
　　“渔川！”保荐吴永这任差使的刚毅，挥手打断他的话说：“军机处的廷寄，直接发给县官，亦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办通，还讲什么仪制！” 
　　“就因为事情办不通。”吴永答说：“第一、此去一路荒凉，拳匪溃兵骚扰，只怕地方官早就躲开了。就能找得到，市面萧条，士绅四散，要粮没有粮，要钱没有钱，我这个前路粮台的责任担不起。第二、大驾起行，我如果扈驾随行，地方善后，无人负责，散兵游勇，目无法纪，教我职司民牧的怎么对得起怀来的百姓。” 
　　“这你倒不用愁！”王文韶说：“跟马玉昆商量，让他留一营人在这里镇压，不就没事了？” 
　　“对了！”刚毅接口说道：“至于办前路粮台，实在非明敏练达如足下不可，时世艰难，上头也知道的，稍有不到之处，决不会有什么责备。渔川，你勉为其难吧！” 
　　众口一词，劝慰勉励，吴永无法，只得硬着头皮，挑起这副千斤重担。当天料理了启跸诸事，又处理了县政与家务，扰攘终宵，等黎明跪送两宫以后，随即上马打前站。 
　　第一站就是明英宗蒙尘之处的土木堡，此地象榆林堡一样，本是一个驿站，这时不仅驿马无存，驿丞逃得不知去向，而且堡内人烟断绝，两宫中午到此打尖，连茶水亦无着落。 
　　正在焦急无计之际，幸好宣化府派了人来接驾，备有食物，吴永如释重负，匆匆交代过后，赶到二十里外的沙城去准备两宫驻跸。 
　　沙城仍是怀来县的辖区，驻有巡检，吴永前一天已派了人来通知，选定一处俗称“东大寺”的古刹为行宫。部署粗定，大驾已到。送入东大寺后，连日劳顿，几无宁时的吴永，已近乎瘫痪，连上马的气力都没有了。 
　　“老爷，”他的跟班吴厚劝说：“不管怎么样，先歇一歇再说，病倒了，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话让吴永悚然一惊。果真病倒了，不但无医无药，而且还不能不力疾从公，即令性命能保，差使一定干不好。与其如此，则不如拚着受一顿责备，先找个地方将养一阵，好歹等精神稍稍恢复了再作道理。 
　　于是找了一座破庙，吴厚将马褥子卸了下来，在庙内避风之处铺好，让吴永半坐半躺地休息。那知门外的一匹马泄露了行踪，不多一会，随扈的各色人等都赶了来找吴永，要这，要那，吵闹不休。 
　　就这时候，又来了一群士兵，为首的自道是武卫左军，问吴永要粮饷之外，还要马料。 
　　“你们看见的，土木堡空空如也，那里来的粮饷马料？” 
　　“你是粮台，干什么的？”为首的那人横眉怒目地说，“快想法子！说空话没有用。” 
　　“快想法子！快、快！”另外有人在催，而且将手里的刀一扬，大有威吓之意。 
　　吴永本就积着满腹的怨愤，经此一激，百脉偾张，将胸一挺，厉声说道：“你们都是国家每年糜费大把饷银养着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知道洋人一到，吓得不战而溃，以至于圣驾蒙尘，惨不可言！你们不想想自己的罪孽，到今日之下，还是这副鱼肉百姓的态度！我奉旨办粮只有一天，刚父赶到这里，什么都没有布置，那里来的粮饷马料？性命，倒有一条，随你们怎么处置好了！” 
　　说到这里，连日所受的气恼、委屈，以及种种可耻可痛的见闻，一起涌到心头，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这一哭身子就软了，扑倒在地，只觉得哭得越响，心里越舒服，泪如泉涌，自己都奇怪，一个人何能蓄积如许泪水。哭得力竭声嘶，渐成抽噎，只听吴厚在喊：“老爷、老爷！ 
　　不要太伤心！” 
　　吴永收泪张目，入眼便有清凉之感，太监、王府护卫、士兵、京官等等一大群人走得一个不剩了。 
　　“人呢？” 
　　“都让老爷这一哭，吓跑了。” 
　　这是意料不到之事。吴永茫然半晌，渐渐能集中思虑了，心里在想，此刻虽以一哭解围，而来日大难，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何以为计？ 
　　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岑春煊手里有五万饷银，如果肯借出来，可以暂救眉急，而且他还有步队骑兵，弹压散兵游勇，绰绰有余。看此人性情虽然褊急，但总是伉爽任侠一路的人物，一定可以商量得通。 
　　吴永的盘算要想见诸事实，必得面奏允准。经过这两天的阅历，对于宫门的规矩，已颇了解，知道此时要见慈禧太后，非先经御前大臣这一关不可。因而直奔东大寺，找到了庄亲王载勋，说有事面奏太后，请他带领。 
　　载勋亦不问他要面奏的是什么事？只说：“明儿不行吗？” 
　　“是！很急的事。” 
　　载勋不再多问，派人进去通报，不一会，李莲英从角门中出来，讶异地低声问道：“这时候还要请起吗？” 
　　“喏，是他！”载勋指着吴永说：“有很急的事，要面奏。” 
　　“既然一定要见，我就上去回。” 
　　去不多久，另有个太监来“叫起”，载勋带着吴永进了角门，遥遥望见慈禧太后捧着水烟袋，站在大雄宝殿正廊上等候。于是疾趋上面，载勋请个安说：“吴永有事面奏。”接着站起身来，回头说道：“你说！” 
　　吴永先行礼，后陈奏：“臣蒙恩派为前路粮台，应竭犬马之劳，不过臣是知县，品级太低，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在体制上诸多不便。就是发放官军粮饷，行文发布告，亦有许多为难之处。现在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各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高，向各省催饷，用平行的公事，易于措词。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就可以专力伺候，不致耽误了紧要差使。” 
　　慈禧太后不即发话，吸着水烟沉吟了好一会才开口：“你这个主意很好！明天早晨就有旨意。”接着又说：“载勋，你先下去。” 
　　“是！”载勋跪了安，扬长而去。 
　　“吴永，”慈禧太后很亲切地说：“这一趟差使，真难为你，办得很好。你很忠心，过几天我有恩典。对于外面的情形，我很知道，皇帝亦没有什么脾气。差使如此为难，断断不至于有所挑剔。你尽管放心，不必着急。” 
　　这番温语慰谕，体贴苦衷，不同泛泛。吴永想到王公大臣，下至伕役，从无一个人说这一句见情的话，相形之下，越觉得慈禧太后相待之厚，不由得感激涕零，取下大帽子，“冬冬”地在青石板地上碰了几个响头。 
　　“你的厨子周福，手艺很不坏，刚才吃的拉面很好，炒肉丝亦很入味。我想带着他一路走，不知道你肯不肯放他？” 
　　这亦是慈禧太后一种笼络的手段，吴永当然脸上飞金，大为得意。不过，有件事却不免令吴永觉得不是味道，周福赏了六品顶戴，在御膳房当差，而吴永这个知县，不过七品官儿。 
　　得兴一齐来！再有件事，不但使吴永大扫其兴，而且深为失悔，自己是做得太鲁莽了。 
　　这件鲁莽之事，就是保荐岑春煊督办粮台。首先岑春煊本人就“恩将仇报”，在东大寺山门口遇见吴永，他很生气地怨责：“多谢你的抬举。拿这么个破沙锅往我头上套！让我无缘无故受累。” 
　　说完，跨马而去，留下一个愕然不知所对的吴永在那里发愣。 
　　“渔川兄，上谕下来了，以后要请老兄多指教。” 
　　吴永转脸一看，是新交的一个朋友俞启元。此人是湖南巡抚俞廉之的儿子，而俞廉之是刚毅的门生，以此渊源，所以本来在京当司官的俞启元，随扈出关以来，一直跟在刚毅左右。此刻听他的话，不知意何所指？吴永只有拱拱手，含糊答道：“好说！好说！” 
　　“渔川兄！”俞启元递过一张纸来：“恐怕你还未看到上谕！” 
　　接来一看，上谕写的是：“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 
　　吴永恍然大悟。俞启元这个会办，必是刚毅所保，彼此成了同事，所以他才有“多指教”的话。便即答说：“好极、好极！以后要请老兄多多指点。说实在的，我在仕途上的阅历很浅，只不过对人一片诚意而已。” 
　　“老兄的品格才具，佩服之至。不过，既然成了同事，而且这个差使很难办，彼此休戚有关，我很放肆，有一句话，率直奉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吴永心中一动，“承教，承教！”他紧接着问：“老兄的话，必是有感而发？” 
　　“是！”俞启元看一看左右，放低了声音说：“听说岑云阶跟你发了一顿脾气。你道你真的以为是你给他扣了一个破沙锅。非也！只是觉得他是藩司，你是县官，耻于为你所荐，更怕你自恃督办是你所保，心里先存了个轻视他的念头，不服调度，所以倒打一耙，来个下马威！” 
　　“原来如此！”吴永失声说道：“这不是遇见‘中山狼’了吗？” 
　　“反正遇事留心就是。” 
　　吴永失悔不已，怏怏上道。到了宣化府的鸡鸣驿，王文韶派人来请，一见了面，便沉下脸来，大声责备：“你保岑云阶当督办，事先也要跟我们商量、商量，居然就进宫面奏了！ 
　　你是不是觉得军机是多余的？” 
　　吴永一听这话，大为惶恐，急忙分辩：“吴永错了！不过决不敢如此狂妄，连军机都不尊重。” 
　　“这也不去说它了。我只告诉你，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你自己受累，是你自己引鬼进门，以后有什么麻烦，你不要来找我，我决不过问！” 
　　王文韶为人圆滑平和，此刻竟这样子大发雷霆，足以想见对岑春煊的深恶痛绝。吴永转念到此，才真正体认到自己干了一件不但荒唐，而且窝囊的事，无端得罪了执政，而被保荐的岑春煊，犹复恶声相向，这不太冤了吗？ 
　　不过，帘眷优隆，却是方兴未艾，一到宣化府就奉到上谕：“吴永着以知府留于本省候补，先换顶戴。”七品县令一跃而为五品黄堂，总算可以稍酬连日的受气受累。 

　　　　　　　　　　　※　　　　　　　 ※　　　　　　　　 ※ 

　　京里最先挺身出来斡旋大局的，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舒文，他是镶黄旗的汉军，在总理衙门的资格最深，与总税务司赫德是知交，所以在联军破城的第二天，就有接触。赫德告诉他说，各国公使都在找庆王，希望他出面谈和。 
　　庆王已经随两宫出奔了。口外的消息不通，不知如何找他，就找到了，庆王不奉上谕，又何敢擅自回京，与洋人议和？凡此都是一时不能破除的窒碍。 
　　不过，无论如何舒文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且他的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的住宅，已有日本兵自动前来站岗保护，因此，幸而未曾受辱被害的吏部尚书敬信、工部尚书裕德、侍郎那桐，都投奔在舒宅。最后又找到了卸任顺天府尹陈夔龙，一起商量，先打听到庆王因病留在怀来，随即公议，联衔具奏，请饬令庆王回京议和，许以便宜行事。 
　　“这样说法不妥。”陈夔龙指出：“各国公使指名以庆王为交涉对手，万一两宫不谅，庆王处于嫌疑之地，不便自行陈请。岂非误了大事？” 
　　然则如何措词呢？陈夔龙以为不如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王来京开议。大家都听从他的主意，而且推他主稿，同时多方找大臣联名会衔，结果是由东阁大学士昆冈领衔，依次为刑部尚书崇礼、裕德、敬信、宗室博善及阿克丹、那桐，殿后的是唯一的汉大臣陈夔龙。 
　　奏折备妥，由吏部郎中朴寿专程赴怀来投递。由于陈夔龙与庆王关系密切，所以另外附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并建议处置办法，请庆王派专差将原折赍送行在，守候批复。 
　　此时两宫已经到了大同，正要启銮驻跸太原，接到八大臣会衔的奏折，慈禧太后大感欣慰，召见军机，即时作了三个决定：第一、派庆王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第二、廷寄总税务司赫德，内附发李鸿章即日到京议和的上谕一道，命赫德商请洋人兵轮，专送上海；第三、荣禄已有奏折，退驻保定，再图恢复，改派昆冈，至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同时吩咐，给庆王的上谕，派载澜专送怀来。 
　　等廷寄办妥，慈禧太后将载澜找了来，有话交代：“你跟奕劻说，要他吃这一趟辛苦，也是没法子的事！他两个女孩子跟在我身边很好，他不必惦念，京里现在还很乱，你把载振接了来，也省得他不放心！” 
　　“是！”载澜答说：“奴才一定把载振接了来。” 
　　载振是庆王的长子。慈禧太后此举，表面是体恤庆王，其实是防着他会出卖她，所以把载振带在身边，作为人质。 
　　庆王当然懂得其中的作用，冷笑一声说道：“哼！这位老太太，还跟我耍这种手腕！何苦？” 
　　“话不是这么说，庆叔！”载澜的神色，极其郑重：“洋人如果有什么要惩凶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松口！” 
　　“你放心好了！我到京里，只管维持市面，议和的事，等李少荃到京再谈。” 
　　因此，庆王一进京，会同留京八大臣，在北城广化寺见面时，开宗明义地表示：“谈和等全权李大臣来，目前先谈安定人心。” 
　　“是！”说得一口极好的中国话的赫德答说：“凡是能够为百姓效劳的，鹭宾一定极力去办。”鹭宾是赫德自取的别号。 
　　“筱石，”庆王转脸对陈夔龙说：“你把商量好的几件事说一说。” 
　　事先议定，向联军提出的要求，一共两条：开放各城门，以便四乡粮食蔬菜，照常进城；各国军队不得强占民房，更不得奸淫掳掠。赫德一口答应，不过也提出了一个警告。 
　　“北京城内，有各国军队驻扎，治安无虞，可是近畿各州县，听说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各国对这种情形，啧有烦言。这件事，希望中国地方官能够切实负责，否则外国派兵清剿，玉石俱焚，我亦帮不上忙了。” 
　　“我知道了！”庆王很负责地说：“我通知顺天府各属，一律设防自卫。” 
　　接着谈了些劫后见闻感慨，赫德告辞而去。庆王随即叮嘱陈夔龙，将这天会议的情形，专折驰报行在。 
　　“有件事，我想可以加个附片。”昆冈说道：“徐荫轩以身殉国，从容就义，应该附奏请恤！” 
　　“办不到！”庆王勃然变色，拍着桌子，象吵架似地答复昆冈：“徐桐可惜死得太晚了！他要早死几天，何至有徐小云论斩之事？” 
　　接着，庆王将当时如何会同荣禄，约请徐桐与崇绮想救徐用仪，如何崇绮已经同意，而徐桐峻拒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 
　　“徐小云一条命，实在是送在此人手里的，倘使小云不死，今天跟洋人交涉，岂不是多一把好手？”庆王再一次拍桌表示决心：“徐桐死了活该，我不能代他出奏请恤！” 
　　昆冈没有想到碰这么大一个钉子，虽觉难堪，无可申辩，好在经过这次大劫，衣冠扫地，脸皮也变得厚了，一笑自解，揖别各散。 

　　　　　　　　　　　※　　　　　　　 ※　　　　　　　　 ※ 

　　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腚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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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　　　　　　　 ※　　　　　　　　 ※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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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由于张之洞对和约大纲的意见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有第二次的会议。 
　　会议的地点，改在英国公使馆，厅宇宏敞，并不限制中国方面代表及随员的人数。不过，李鸿章不愿多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终，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已起立答复了>> 
　　“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舷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复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初六日惩办，惟英、赵已无生理，或通融赐死。启、徐并索回自行正法。该亲王等迅速密筹，或请美、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能否办到，并商明已死诸人，不再追咎，即日电复。” 
　　“算是定局了！”杨士骧舒口气说：“我马上回中堂。” 
　　等李鸿章看完电报，幕僚建议，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将英年、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以及启秀、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这两件事办妥之后，即刻电复行在，了却一件大事。 
　　“不必！”李鸿章说：“启、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也还不迟，英、赵二人，洋人只是要他们死，怎么死法，无关紧要，不必征求同意。” 
　　“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杨士骧问。 
　　“不必！先口头通知，过两天再办照会。”李鸿章说：“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大成疑问。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放松不得一步！” 

　　　　　　　　　　　※　　　　　　　 ※　　　　　　　　 ※ 

　　李鸿章料事很准，要赵舒翘死，真是不大容易。 
　　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地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梁上垂下来簇新的一条白绸带，显得异常刺目。 
　　“王爷请！”葛宝华低着头，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 
　　“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载勋拱拱手说：“来生再见了！” 

　　　　　　　　　　　※　　　　　　　 ※　　　　　　　　 ※ 

　　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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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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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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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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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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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电报到达西安，军机处连鹿传霖自己在内，都知道“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这句话，是对他而发的。其实，鹿传霖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既无可战之兵，亦无可战之饷，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不过，慷慨激昂，究不失为沽名钓誉最方便的法子。如今官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只要循分供职，善自养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这样一想，自然心平气和，觉得就算发一套慷慨激昂的议论，亦无味得很。 
　　而况眼前便有一大难关，第一年的赔款连摊付利息二千二百万两，在西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华历十一月二十二，即须付足，为期不过三个月，如何筹措这笔巨款？大是难事。 
　　经过多次会商，就开源节流两大端去用工夫，首先想到的是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当初为了整军经武打洋人，在载漪力争之下，自光绪二十五年起．加补津贴，年需一百四十余万两银子。如今吃了败仗，偃武修文，准备“变通政治”，这笔津贴，当然可裁。 
　　此外，神机营、步军营添练兵丁的口分，以及满汉官员、八旗兵丁额外加发的“米折”，凡是戊戌政变以后，打算跟洋人周旋到底，为了激励士气而额外增拨的津贴及“恩饷”，一律裁减。每年可省出来三百万两银子。 
　　其次是南洋、海防、江防、各省水陆练勇以及旧制绿营的各项费用“率多事涉虚糜”，而且经此大败，足见“难期实济”，一律酌加裁减。不过所省减费用的确数无法计算，估计至多亦不过三百万两。节流所得，至多不过每年赔款的七分之二，其余大数，要靠开源。 
　　难题来了！不管广东新开办的房捐、盐斤加征、“土药”、茶、糖、烟、酒从重加税，怎么样算也算不出一千几百万银子的额外款项来！ 
　　为此曾屡屡集议，但闻一片嗟叹之声，细帐越算越心烦，最后只有出之于摊派一途，按省分大小、财力多寡，负担最重的，自然是江苏，派到二百五十万两；其次是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再次是广东，二百万两，以下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万两；然后湖北、安徽等省．以次递减，最贫瘠的贵州，亦派到二十万两。上谕中特别说明，开源节流各条办法，“有与该省未能相宜及窒碍难行之处，各该督抚均有理财之责，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暗示只要凑足数目，什么法子都可以用。但必须“如期汇解，不得短少迟延，致有贻误。”而紧接着又有句话：“倘期限已届，而短少尚多，即惟各督抚是问。”换句话说，是有个折扣在里头。倘或各省摊派，照额收足，而有必须开支的用途，亦可截留一小部分。 

　　　　　　　※　　　　　　　 ※　　　　　　　　 ※ 

　　吃过月饼，从行宫到京官的寄寓，都在捆扎行李，准备回京，只见满街的车马伕子。偏偏西安官场又来个全班更动，因为陕西巡抚升允奉旨特派为前路粮台，由藩司李绍芬护理巡抚印信，由荣禄幕府中外放的臬司樊增祥署理藩司，于是粮道署臬司，西安府升署粮道，另外再派人署西安府，交卸上任，道喜谋差，忙上忙下，大概从唐朝以来，一千多年之中，这个关中名城就从没有这么热闹过。 
　　启銮期近，乘舆出东门还是南门，发生了争议。照路程来说，应该出东门，但有人以为大驾必自北而南，朝廷体制攸关，而且“南方旺气，向明而治”，所以必出南门。这一来多费周折，光是出城这一段路程要加出两倍，而辇道加铺黄土，亦颇费事，所以议论不定，最后是请慈禧太后裁决。不用说，体制犹在其次，取旺气，讨吉利最要紧，面谕军机大臣：“出南门，绕赴东关，在八仙庵拈香打尖后再走。” 
　　最先走的是二班军机章京，前一天启程，赶到阌乡，准备接替头班军机章京办事。第二天八月二十四，天色未明，军机、御前、六部、九卿及西安全城文武，均已齐集行宫伺候，当行李登车时，两宫循例召见了军机大臣，方始升舆。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先行，接着是太监，然后是领侍卫内大臣开路，静鞭之响，黄轿出宫，头一乘是皇帝，第二乘是慈禧太后，第三乘是皇后，第四乘是瑾妃，都挂起了轿帘，不禁臣民遥瞻，惟有第五乘黄轿的轿帘是放下的，内中坐的是大阿哥。 
　　黄轿之后便是以军机大臣为首的扈从大员，随后是各衙门的档案车辆。首尾相接，一直到十点才过完。 
　　一路上家家香花，户户灯彩，跪送大驾，到得南关，地方耆老，献上黄缎万民伞九把。然后绕向东门外，在八仙庵拈香打尖。饭罢即行，迤逦向东偏北而行，跸道两旁，又是一番气象，只见无数官儿，匆匆赶路。原来升允先期传谕，文官佐杂，武官千把以下，在十里铺恭送，逾此以上的文武官员，在灞桥恭送。另外派人点验，无故不到者查取职名，停委两年。所以衣冠趋跄，十分热闹。 
　　一过灞桥，轿马都快了，三点多钟．头一天驻跸的骊山宫在望了。 
　　此处已是临潼县该管。但打前站的吴永竟未找到临潼县令，再看供应，亦全未预备，不由得困扰而着急，抓住管行宫的一名典史，厉声问道：“夏大老爷呢？误了皇差是何罪名，莫非他不知道？” 
　　“吴大人，”那典史哭丧着脸说：“你老别问了，我们都还在找他呢！” 
　　“到底怎么回事？” 
　　那典史迟疑了一会，毅然决然地说：“我也不怕得罪人，说吧！” 
　　原来临潼的县官夏良材，本来是个候补知县，只为是藩司李绍芬的湖北同乡，夤缘而得临时派委署理。此人在西安多年，难得派到一个差使，实在穷怕了。所以这趟得了这个署缺，存心不良，有意拿他的七品前程，作个孤注之掷。 
　　办皇差照例可以摊派，但除非在膏腴之地而又善于搜刮，否则千乘万骑，需索多端，没有一个不焦头烂额的。所贪图的只是平安应付过去，将来叙劳绩时，靠得住可以升官。夏良材本非良材，不过颇有自知之明，就升了官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吃尽辛苦，还闹一身亏空，何苦来哉？所以心一横摊派了两万七千银子，死死地捏在手里，丝毫不肯放松。这一来，自然什么预备都谈不上了。 
　　听得有这样荒谬的情事，吴永既疑且骇。心里在想，反正有升允在，不妨静以观变。 
　　谁知果如那典史所说，夏良材真个避匿不出，升允一到，看见这般光景，急得跳脚。但亦只能勉力敷衍了行宫中的御膳，竟连王公大臣亦顾不得了。于是只听得到处是咬牙切齿的诅咒声。若非怕惊了驾会获重咎，侍卫与太监都要闹事了！ 
　　第二天一早启驾，新丰打尖，零口镇驻跸，供应依旧草率异常，入夜殿上竟无灯烛。而夏良材总算让升允找到了！“好啊！夏大老爷！”升允气得发抖，“从古到今，你这个县官是独一份，真正让我大开眼界！” 
　　“良材该死！不过死不瞑目。”夏良材哭丧着脸说：“实在是连日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一班来、一班去，要这样，要那样，不由分说，把预备的东西抢光了。第二天再预备，还是抢光。地方太苦，时间仓促，实在没法子再预备了。” 
　　“你说的是真话？” 
　　“不敢撒谎。” 
　　“你倒说，是那些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敢抢为两宫预备的供应？” 
　　“官卑职小，不认识，而况来的人又多。”夏良材答说： 
　　“横竖县里总是革职的了，求大人不必再问了吧！” 
　　“哼！”升允冷笑，“你以为丢了官儿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 
　　说完，升允将袖子一甩，连端茶碗送客的礼节都不顾，起身往里就走。夏良材如逢大赦似地，踉跄退出，仍旧躲在一个幕友的寓处，只待两宫一启銮，随即打点行李，靠那两万多银子回湖北吃老米饭去了。 
　　升允那知他是怎样的打算？想起还该责成他办差，却又找不到人了。升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面连夜缮折，预备第二天一早呈递，一面派人四下找夏良材，牙齿咬得格格响地在盘算，要怎么样收拾得他讨饶，才能解恨。 
　　结果找了半夜也没有找到夏良材，而荣禄却派人来找升允了。一见面就问：“镇里可有好大夫？” 
　　升允抬头一望，只见荣禄满面深忧，眼眶中隐隐有泪光，不由得惊问：“是……？” 
　　“小儿高烧不退，偏偏又在这种地方。唉！” 
　　升允知道荣禄只有独子，名叫纶庆，字少华，生得颖慧异常，只是年少体弱。如今忽发高烧，看来病势不轻，就怕这零口镇没有好医生。 
　　这样想着，也替荣禄着急，无暇多问，匆匆说道：“我马上去找。” 
　　医生倒有，不是什么名医，病急也就无从选择，急急请了去为纶庆诊脉。时已三更，转眼之间，便得预备启驾，升允无法久陪，急急赶到宫门伺候。 
　　到得天色微明，两宫照例召见臣工，第一起便叫升允。料想有一番极严厉的训斥，所以升允惴惴然捏一把汗，进得屋去，连头都不敢抬，行过礼只俯首跪着，听候发落。 
　　“这夏良材是那里人？”非常意外地，竟是皇帝的声音。 
　　“湖北。”升允简短地回答。 
　　“你折子上说：‘该县辄称连日有冒称王公仆从，结党攫食’，到底是冒充，还是故意指他们冒充？” 
　　有没有这回事，在疑似之间，但即使真有其事，奏报非说冒充不可。否则不定惹恼了那位王公，奏上一本，着令明白回奏，究竟是那些王公的“仆从结党攫食”？这个乱子就闹大了。所以升允毫不迟疑地答说：“确是冒充。” 
　　“冒充就该查办！我看那县官是借口搪塞，这样子办差，不成事体，革职亦是应该的。” 
　　“算了，算了！”慈禧太后接口说道：“论起来，当差这样荒唐，原该严办。不过这一办，一定会有人误会，以为朝廷如何如何地苛求！我们娘儿俩也犯不着落这个名声。我看，加恩改为交部好了。” 
　　这是慈禧太后与皇帝商量好的，有意如此做作，借以笼络人心。而在升允，却是大出意料，这样便宜了夏良材，也实在于心不甘！不过，表面上亦还不能不代夏良材谢恩。 
　　“慈恩浩荡，如天之高，真正是夏良材的造化。”升允磕个头说：“奴才督率无方，亦请交部议处。” 
　　“姓夏的亦不过交部，你当然更无庸议了。”慈禧太后又说：“不过，以后可再不准有这样荒唐的事了！” 
　　“是，是！奴才亦再不敢大意了。”升允想想气无由出，迁怒到李绍芬头上，“这夏良材是藩司李绍芬的同乡，保他署理临潼，原说怎么怎么能干，那知道是这样子不成材！” 
　　“李绍芬不是署理巡抚吗？” 
　　“是！” 
　　“他这样子用私人，误了公事，我看，”慈禧太后微微冷笑：“他的官儿，只怕到藩司就算顶头了。” 
　　听得这话，升允心里才比较舒眼。跪安退出，一面照料车马，一面等候消息。不久，军机处就传出来一道明发上谕，说是“此次回銮，迭经谕令沿途地方官，于一切供应，务从俭约，并先期行知定数。内监人等及扈从各官，亦均三令五申，不准稍有扰累情事，朝廷体恤地方之意，已无微不至。乃该署县夏良材于应备供应，漫不经心，借口搪塞，多未备办。所有随扈官员人等，不免枵腹竟日，殊属不成事体。以误差情节而论，予以革职，实属咎有应得。朕仰承慈训，曲予优容，着加恩改为交部议处，升允自请议处，着从宽免。” 
　　正看到这里，发觉眼前有人影晃动，抬头一看，气就来了，是夏良材。 
　　“夏大老爷，”升允绷着脸说：“该给你道喜吧？” 
　　“都是大人成全！”夏良材跪下来道谢：“如果不是大人代求，县里不会这么便宜。” 
　　“不是，不是！你别弄错。”升允乱摇着手说，“我没有替你求情，你用不着谢我，你该去谢你的同乡李大人，他的前程让你两万七千两银子卖掉了！” 
　　此言一出，夏良材面如死灰。升允到此才算胸头一畅，长长地舒口气掉头而去。 

　　　　　　　※　　　　　　　 ※　　　　　　　　 ※ 

　　两宫到达郑州，接到电报，李鸿章病殁。追念前劳，慈禧太后痛哭失声。第二天召见军机，拟定抚恤的上谕：“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湛深，才猷宏达。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安，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着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 
　　“李鸿章留下来的缺，奴才等公同拟了个单子在这里，请旨简放。”荣禄将一张名单，呈上御案。 
　　这一次慈禧太后就不再让皇帝先看了。名单上拟的是：“王文韶署理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未到任前，命周馥暂行护理。张人骏调山东巡抚。”看完，慈禧太后说一声：“就这样办。”却紧接着又问：“皇帝有什么意思没有？” 
　　名单递给皇帝，一看袁世凯又升了官，心里非常难过。尽管整日无事，拿纸笔画一只乌龟，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消遣完了又撕掉，何尝能消灭得胸中的这口恶气？ 
　　既然慈禧太后已作了裁定，他还能说什么？只言不发将名单递了给荣禄。 
　　慈禧太后却还有话：“这山东藩司张人骏，可是张之洞一家？” 
　　“不是张之洞一家。张之洞是南皮，他是丰润。” 
　　“张佩纶不是丰润吗？” 
　　“是！”荣禄答说：“张人骏是张佩纶的侄子。” 
　　“原来他们是叔侄！” 
　　听慈禧太后有惘然若失之意，仿佛懊悔做错了一件事，荣禄知道是因为她对张佩纶还存有恶感的缘故，觉得不能不替张人骏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已筹划好了的局面，有所破坏，又得费一番手脚。 
　　“张家是大族，张人骏年纪比张佩纶大。他是同治七年洪钧那一榜的翰林，张佩纶比他还晚一科。” 
　　“喔！”慈禧太后问：“他的官声怎么样？” 
　　“操守不坏。”荣禄又说：“如今大局初定，袁世凯调到直隶，张人骏由藩司坐定，驾轻就熟，比较妥当。” 
　　“这话也是。就这样好了。”慈禧太后又问：“奕劻那天可以到？” 
　　“大驾到开封，他亦可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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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宫与奉召而来的庆王奕劻都是十月初二到开封的。庆王于中午先到，两宫早晨八点钟自中牟县启跸，中午在韩庄打尖，下午四点钟驾到行宫。 
　　开封行宫，已预备了好几个月，加以经费充裕，所以比西安行宫还来得华丽宽敞，已颇有内廷气象。慈禧太后看在眼里，胸怀为之一畅，但一到见了庆王奕劻，却又忍不住垂泪了。 
　　“宫里怎么样？” 
　　“宫里很好，一点没有动。”奕劻答说：“奴才当时奉旨回京，听说各国军队分段驻兵，大内跟后门一带归日本兵管，奴才随即派人去找日本公使，跟他切切实实交涉了一番。总算日本公使很尊敬皇太后、皇上，跟奴才也还讲交情，所以看守得很好。各国兵弁进宫瞻仰，定有章程，不准胡来，人到乾清门为止，不准再往里走了。” 
　　这番“丑表功”，大蒙赞赏，“真难为你！”慈禧太后说：“当时京城乱糟糟，我实在不放心你回去，可是除了你，别人又料理不下来！” 
　　庆王奕劻少不得还有番效忠感激的话。然后接谈李鸿章，谈京中市面、洋人的情形，当然，最要紧的是谈各国军队的撤退。 
　　“皇太后万安！”奕劻用极有把握的语气说：“自和约一画押，各国使臣的态度都改过了，对我皇太后，皇上仍如从前那样，十分尊敬。銮驾到京，不但洋兵早已撤退，各国使臣还会约齐了来接驾。” 
　　这是慈禧太后极爱听的话。各国使臣来接驾，当然是件有面子的事，而更要紧的是，这表示洋人对她并无恶感，从谈和以来，她一直担心的就是，怕洋人对她有不礼貌的言词。只要有一言半语的批评，她就算在皇帝面前落了下风。这是她最不能忍受，而不惜任何代价要防止的一件事。 
　　“此外，洋人还有什么议论？” 
　　“议论很多，无非是些局外人不关痛痒的浮议。”奕劻答说：“洋人的习性，喜欢乱说话，说错了，也不要紧。所以洋人的议论，没有什么道理，听不得。” 
　　“总有点儿有关你的事吧？譬如说，”慈禧太后向左右窗外望了一下：“提到过大阿哥没有？” 
　　“提过。”奕劻偷窥了一眼，从慈禧太后脸上看不出什么来，就不肯多说了。 
　　“洋人是怎么个说法？”慈禧太后问：“是觉得是咱们自己的事，与外国无关不必干涉呢？还是觉得应该有个交代？” 
　　这话透露出一点意思来了。奕劻心想，国家出这么一场大难，死多少人，破多少财，吃多少苦，搞得元气大伤，慈禧太后对载漪一定恨得不知怎么才好。而大阿哥溥儁歪着脖子撅着嘴，模样儿既不讨人欢喜，又不爱念书，一定也是慈禧太后很讨厌的。既然如此，不妨说两句实话。 
　　“回皇太后，各国使臣跟奴才提过，提过还不止一次。奴才觉得很为难，因为这件大事，不是臣下所能随便乱说的。所以奴才只有这么答复他们，两宫必有妥善处置，到时候你们看好了。” 
　　慈禧太后点点头：“你这样答他们很好。这件事……，”她沉吟了好一会，“再商量吧！” 
　　“是！”奕劻略等一会，见两宫别无垂询，便即跪安退出。 
　　回到行辕，直隶总督衙门已派了专差，将李鸿章的遗疏送了来，另附周馥的一封亲笔信，拜托他当面递上御前。因为李鸿章与他同为全权大臣，临终前彼此共事，一切艰难境遇，只有奕劻最了解，遗疏中恐有未尽的意思，亦只有他能补充。遗疏未曾封口，庆王奕劻取出来细看，认为于己无碍，决定替李鸿章多说几句好话。 
　　因此，第二天明发上谕，所予李鸿章的恤典，更为优隆，说他“辅佐中兴，削平大难”。盛赞他此番和议，“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而“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 
　　至于加恩赏恤，除已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外，“着再赏五千两治丧，由户部给发。原籍及立功省分，着建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 
　　恩恤中最要紧的是泽及子孙，这又往往尊重死者的愿望，李鸿章的侯爵，当然归嫡子承袭，所以上谕中指明：“伊子刑部员外郎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毋庸带领引见；工部员外郎李经迈，着以四五品京堂用；记名道李经方着俟服阕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户部员外郎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均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焘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凡此恩恤，除了配享，应有尽有了。死者如此，同为全权大臣的庆王奕劻当然亦很有面子，事实上奕劻这几天在开封之行，连荣禄亦为之黯然失色。慈禧太后无日不召见，而且每次召见，总要谈上个把钟头。这样到了十月初七，奉旨先行回京，庆王奕劻面奏，等过了初十万寿再走，慈禧太后表示，京中要紧，非他赶回去主持，她不能放心。至于祝嘏虚文，无关紧要。十月初六午刻，并在行宫赐宴，叙的是家人之礼，所以奕劻的两位格格，亦得入席。父女相见，回想去年逃难之时，老的被逐回京，小的被挟为人质，一时似有不测之祸的光景，真的恍同隔世，不觉喜极涕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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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寿一过，有好些人在注视着一件大事，应该有废大阿哥的懿旨！ 
　　慈禧太后原答应过吴永，到了开封，自有道理，吴永也将这话，悄悄写信告诉张之洞。因此，张之洞自两宫驾到开封，便在翘首以待。起初毫无动静，所以猜想得到，等高高兴兴过了万寿，再办这件事，也算慈禧太后对大阿哥最后一次的加恩，亦是人情之常。但万寿已过，犹无消息，张之洞可忍不住了，打了个电报给军机处催问其事。 
　　“怎么办？”荣禄茫然地问同僚。 
　　“当然据实转奏。”鹿传霖说。 
　　“事与人似乎应该分开来论，不宜混为一谈。”瞿鸿矶矶说：“此事，我看不宜操之过急。” 
　　他的意思是，论人则溥儁不足为储君，废之固宜，而论事则应为穆宗另行择嗣，庶几大统有归。用心不能不说他正大，但毕竟不免书生之见，荣禄笑笑说道：“子玖，你看近支亲贵中，溥字辈的，还有什么人够资格？” 
　　一句话将瞿鸿矶问住了，算算宣宗的曾孙，除溥儁以外还有八个，但年龄不大而又跟慈禧太后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也没有！ 
　　“自雍正以来，原无立储的规矩，为了载漪想做太上皇，破例立一位大阿哥，闹出这么一场天翻地覆的大祸！罢、罢，立什么大阿哥，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我想，言路上亦不至于连眼前的覆辙都见不到，会象当年吴柳堂那样，拚命替穆宗争继嗣。” 
　　“是的。”瞿鸿矶见风使舵，把自己的话拉了回来，“我原是怕言路上会起哄，就象当年吴柳堂掀起来的风波，闹到不可开交。中堂既已顾虑到此，就论人不论事好了。” 
　　荣禄心想，慈禧太后原有一到开封，对溥儁就会有所处置的诺言，这样的大事，她当然不会忘怀，而久无动静，必有难处。看来这件事还须造膝密陈，但自己不便撇却同僚，单独请起。略想一想，有了计较。 
　　“张香涛这个电报，未便耽搁，而且也要给两宫从长计议的工夫。我的意思，先写一个奏片，把原件送上去，看两宫作何话说？诸公以为如何？” 
　　大家都无话说，于是找“达拉密”来，即时办了奏片，连同原电，装匣送上。不久，如荣禄所料，慈禧太后只召荣禄“独对”。 
　　“你们必以为我没有留意这件事？不会的！打离西安起，我就一直在琢磨。我有我的难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说：“从正月里到现在，不断有人抱怨，说我太迁就洋人，对近支亲贵办得太严了！如今洋人没有说话，我们自己又办这么一件事，倒象是我有意作践他们似的。荣禄，你说呢？我是不是很为难？” 
　　“是！皇太后的苦衷，奴才深知。如今近支王公在开封的也很不少，奴才也听说，很有人关心这件事。不过，奴才提醒皇太后，洋人不说话，是因为知道皇太后圣明，必有妥当处置，果真到洋人说了话，再办这件事可就晚了！” 
　　“啊！”慈禧太后憬然惊悟，“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 
　　“再说，大阿哥的人缘也不怎么好。皇太后若有断然处置，没有人不服。” 
　　“就怕口服心不服！” 
　　“那可是没法子的事。皇太后事事为国家宗社，岂能只顾几个人的心服口服？” 
　　“你的话不错！”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咱们说办就办吧！” 
　　“是！”荣禄答说，“怎么个办法，请皇太后吩咐，奴才好去预备上谕。”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也不能没有恩典。赏他一个公吧！” 
　　“那就得在京当差。” 
　　“不用他当差。” 
　　“这就是‘不入八分’的公了。”荣禄又说：“当然也不必在京里住。” 
　　“当然！”慈禧太后说道：“送他到他父亲那里去好了。” 
　　“是！” 
　　“另外赏他几千银子。” 
　　处置的办法已很完备了。荣禄退了出来，将奏对的情形，秘密说与同僚，随即将河南巡抚松寿请了来，当面商量决定，溥儁出宫，先住八旗会馆，由松寿特派三名佐杂官儿照料。另外派定候补知县一员、武官一员，带同士兵将溥儁护送到蒙古阿拉善旗交与他父亲载漪。 
　　到得第二天上午，荣禄派人将内务府大臣继禄找了来，含蓄地问道：“今天要办件大事，你知道不？” 
　　“听说了。因为未奉明谕，也没有办过，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也没有办过这样的事！”荣禄说道：“这孩子的人缘不好，怕出宫的时候，会有人欺侮他，就请你照顾这件事好了。” 
　　“是了。”继禄又问：“是他的东西，都让他带走？” 
　　“也没有好带的。随他好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荣禄又格外叮嘱：“总之，这件事不能闹成个笑话，免得有伤国体。” 
　　听得这话，继禄倒有些担心了。素知溥儁顽劣，而且很有把蛮力，万一到了那时候，撒赖胡闹，不肯出宫，这可是个麻烦。 
　　荣禄看出他的心事，随即说道：“我教你一招儿。那孩子最听一个人的话，你把那个人说通了，就没事了。” 
　　“啊，啊！”继禄欣然，“我想起来了！我去找他的老奶妈。” 
　　“对了！快去吧。”荣禄将手里的旨稿一扬，“我们也快上去了。” 
　　全班军机到了御前，只见慈禧太后的脸色颇为沉重，等荣禄带头跪过安，她用略带嘶哑的声音问道：“都预备好了吗？” 
　　“是！”荣禄答说：“已经交代继禄跟松寿了，先在八旗会馆住一宿，明天就送阿拉善旗。” 
　　慈禧太后点点头，稍微提高了声音问：“皇帝有什么话说？” 
　　皇帝是这天一早，才听慈禧太后谈起这件事，当时颇觉快意，因为他的这个胞侄，对他精神上的威胁极大，倒不是怕他会夺自己的皇位，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吃他的苦头？有一次皇帝在廊上倚柱闲眺，突然发觉背后有样东西撞了过来，劲道极大，不由得合扑一跤，摔得嘴唇都肿了，等太监扶了起来，才知道是大阿哥无缘无故推了他一下。当时眼泪汪汪地一状告到慈禧太后面前，大阿哥毕竟也吃了大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传板子”痛责，行杖的太监都为皇帝不平，二十板打得他死去活来。但从此结怨更深，时时要防备他暗算，所以一听到他被逐出宫，心头所感到那阵轻快，匪言可喻。 
　　不过，此刻却忽然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同时以他的身分，亦不便表示个人的爱憎，只说：“宗社大事，全凭太后作主。” 
　　“既然皇帝这么说，我今天就作主办了这件事。写旨来看。” 
　　“已经写好了！” 
　　荣禄将旨稿呈上御案，慈禧太后看过，皇帝再看，更动了一两个字，便算定局。 
　　“谁去宣旨？” 
　　象这种处置宗亲，近乎皇室家务的事，向来总是派辈分较尊的亲贵担任。但随扈的王公，或则在惩办祸首一案，已被放逐，或则房分较远，爵低，不宜此任。荣禄心想，眼前只有一个人合适——载洵。 
　　载洵是皇帝同父异母的胞弟，行六，这一次与他胞弟老七载涛，一起到开封来给太后拜寿，当天就都赏了差使，载涛是“乾清门行走”，载洵是“御前行走”。这个差使的身分，合乎御前大臣与御前侍卫之间，正适于干这种事。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可否请旨派镇国公载洵，传宣懿旨？”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摇摇头说：“这个差使得要老练的人去，载洵不行！就你自己去一趟吧！” 
　　“是！”荣禄答应着。 
　　两耳已有毛病，时聪时暗的鹿传霖，忽然开口：“回奏皇太后，”他说：“臣有愚见。大阿哥之立是件大事，废黜亦是一件大事。似乎宜请皇太后召大阿哥入殿，当面宣谕，以示天下以进退皆秉大公，无私见杂于其间。” 
　　此言一出，满殿愕然，慈禧太后心里很不高兴，却不便发作，只是板着脸问：“鹿传霖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怎么说？” 
　　这当然还是应该作为军机领袖的荣禄发言，“奴才以为不必多此一举！”他说：“进退一秉大公，上谕中已宣示明白，天下共喻…　。” 
　　“对了！”慈禧太后迫不及待地说：“就照上谕办吧！” 
　　等荣禄辞出殿去，绕西廊出了角门，继禄已在守候，迎上来请了个安，低声说了一句：“刘嬷嬷那里都交代好了。” 
　　荣禄点点头问道：“他本人怎么样？” 
　　“大概昨儿晚上就得到风声了！威风大杀，象换了个人似的。” 
　　“唉！”荣禄念着大阿哥的师傅高赓恩的话说：“本是候补皇上，变了开缺太子’，走吧，好歹把这出唱了下来。” 
　　说罢，迈腿就走，继禄抢先两步，在前领路。到了大阿哥所住的跨院，拉开嗓子唱一声：“宣旨！” 
　　荣禄站停稍候，只见门帘掀处，白发盈头的刘嬷嬷一手打帘，一手往里在招。接着，愁眉苦脸的大阿哥溥儁出现，仿佛脖子歪得更厉害，嘴唇当然也撅得更高了。 
　　于是荣禄走向门前，在滴水檐下，面南而立，溥儁便在院子里面向北跪下听宣。 
　　“上谕！”荣禄念道：“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前经降旨立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宣谕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乱，肇衅列邦，以致庙社震惊，乘舆播越，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经严谴，其子岂宜膺储位之重？” 
　　等荣禄念到这里，只听已有欷歔、欷歔的声音，往下一看，溥儁身子已在发抖。荣禄本想先劝慰两句，旋即想到，于礼不合，便略略提高了声音，继续往下念。 
　　“溥儁亦自知惕息惴恐，吁恳废黜，自应更正前命。溥儁着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至承嗣穆宗毅皇帝一节，关系甚重，应俟选择元良，再降懿旨，以延统绪，用昭慎重。钦此！” 
　　荣禄念完，继禄提示：“谢恩！” 
　　溥儁大概是没有听见他的话，伏在地上，已哭出声来，刘嬷嬷便大声说道：“阿哥，快说！说谢老佛爷的恩典。” 
　　这下溥儁听清楚了，呜咽着语不成声，七个字的一句话，很吃力地才说完。 
　　荣禄对他改了称呼，用对王公的通称，名字带排行，叫他“郕二爷”，他说：“别难过！等事情过去了，老佛爷一定还让你回来当差。金枝玉叶，自己该知道体面，哭个什么劲儿，没的叫人笑话。” 
　　溥儁倒想争气，无奈眼泪不听使唤，依然流得满脸。荣禄不顾，上前挽着他，往外便走。 
　　其时整座行宫已传遍了大阿哥被逐的消息，太监宫女都想来看创热闹。溥儁的人缘极坏，所以一路看到听到的景象十分难堪，大多浮着笑容，乐见其人之去，甚至也还有拍手称快的。只有他养的那条狗倒不势利，依旧俯首贴耳地跟在眼泪汪汪的主人后面，由行宫一直到八旗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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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办得大快人心，各国公使亦表示满意。可是，慈禧太后还有顾虑，不愿即时进京，只是没有交代未免影响人心，所以延到十月二十四下了一道上谕，还得有十天才能从开封启銮。 
　　顾虑的是俄约未定，怕将到京时，俄国会有什么动作，弄出一个令人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因此，慈禧太后要等两个人的消息，消息倘或不妙，十一月初四启程之期，还会更改。 
　　这两个人，一个是奕劻，他在陛辞时已受命继李鸿章而与俄国公使继续交涉；一个是袁世凯，接事以后，预备接驾，对于京畿的中外情形，必有奏报。特别是袁世凯，慈禧太后的期望更切，因为他在山东力拒拳匪的态度，颇得各国好感，德国公使穆默，甚至表示，希望袁世凯能调为直隶总督，这是庆王到开封以后才谈起的。所以慈禧太后有个想法，如果俄国的态度有欠友好，袁世凯亦会联络各国，合力约束俄国。 
　　果然，袁世凯不负所望，十一月初一打了个电报到开封，转述他所极力保荐的署理津海关道唐绍仪，会见驻京各国公使的情形，说是“均无困我的语气，且互有意见，不能协以谋我。”而俄约则“利在延宕”，保证“断无战事”。此外又提到董福祥，指他是祸首，“祸国殃民，罪不容于死，未加显戮，无以示天下，请明正典刑，以纾公愤。”这当然是无法处置的一件事，只好“留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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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初四，两宫自开封启驾，繁华热闹，又过于在西安动身之时。因为各省大员，或则亲到，或则派藩司、臬司伺候，翎顶补褂，衣冠辉煌，更何况新装的卤簿仪仗，名目繁多，一路上令人目不暇给。更凑趣的是，天气极好，旭日当空，秋风不起。銮驾自行宫出北城，只听见新铺黄沙的跸道上，马蹄、车轮、脚步，杂沓应和，沙沙作响，偶尔有招呼前后的一两声清脆掌声，反更显得庄严肃穆。 
　　一出了城，又是一番光景，扈驾的士兵，夹道跪送，一望无际的红缨帽，恰如万树桃花，盛放于艳阳天中。銮舆到得黄河渡口，地名柳园，预先已备好黄幄，两宫下轿御幄，略微休息，等河边设好香案，请皇帝致祭河神，焚香奠酒，撤去香案，方始登船。 
　　船是新打的龙船，在正午阳光直射之下，辉煌耀眼，不可逼视，但见黄罗伞下，皇帝扶着慈禧太后，徐步行过文武大员与本地耆老跪送的行列，踏上加长加宽的跳板，步入平稳异常的船头，慈禧太后转过身来，放眼遥望，一片锦绣江山，太平盛世的景象，不由得破颜一笑，记不起一年以前，仓皇出奔、饥寒交迫的苦楚了。 
　　“老佛爷请进舱吧！”李莲英说：“不然，扈从人等不能上船，不知多早晚才到得了北岸。” 
　　慈禧太后点点头，一面往里走，一面说道：“总算难为他们，办得这么整齐！不知道比当年康熙爷、乾隆爷南巡的情形，比得上比不上？” 
　　“自然比得上！”李莲英答说：“不说别的，光说这天气好了，奴才就没有见过，十一月初四，快冬至了，会象桃红柳绿的春天一样。” 
　　“这倒是真的。你们看，风平浪静，要说黄河的风浪是多么险，简直就没有人相信。” 
　　“这是老佛爷鸿福齐天，奴才们全是沾的老佛爷的福气。” 
　　说虽如此，李莲英却就此上了心事。俗语说的，“不到黄河心不死”，可知波涛险恶，出乎想象。倘或船到中流，狂飙陡起，可真不是件闹着玩的事。 
　　幸好，等随扈的王公大臣、侍卫兵丁都上了船，万桨齐飞，划过波平如镜的河面，不过传膳刚毕，已经到了北岸，驻跸新店行宫。自此经延津、汲县、淇县、宜沟驿、安阳，再往北就是直隶的第一站滋州。 
　　直隶办皇差，由藩司周馥总司其事，特为设立总局，定下“太差章程”。行宫膳食，重价包给御膳房，銮舆及王公与军机大臣所坐的轿子，预先与河南商量，多给津贴，联站抬送，此外一切供应，都有河南的先例在，加以首站的滋州知州许之轼，勤慎细密，所以一切顺利，周馥放了一半的心。 
　　滋州驻跸一日，十一月十三日启跸，下一站是邯郸。不想崔玉贵出了花样。 
　　原来邯郸北面，有座山，名为葛山。山上有潭，名为黑龙潭。大致潭一望深黑，幽秘阴森，令人凛然的寒潭，往往取名为黑龙潭，视为龙王的别府，如遇亢旱祈雨，自然要祷之于黑龙潭。不过，邯郸的黑龙潭，因为在明朝嘉靖年间，教建一座龙神庙，所以它的名气大于京师西山的黑龙潭。如果北方久旱不雨，希望龙王发威，沛降甘霖，则礼部就会奏请降旨，到邯郸的龙神庙来“请铁牌”。据说这方铁牌请到，雷公电母，雨师风姨，便如奉到纶音，即时各显神通，来一场“既沾且足”的倾盆大雨。因此，这座黑龙潭所在地的葛山，俗名就叫祈雨山。 
　　若说慈禧太后顺路祈雨山去烧一烧香、逛一逛山，那麻烦之大，不堪想象。光是扈从上山的轿马，预备一顿素斋，已非即时可办，而犹在其次，最糟糕的是，整个供应调度，大乱特乱了。 
　　原来乘舆巡幸，扰民最甚，此所以有道之君，力以为戒。事先多少心血筹划，何处设行宫驻跸，何处设尖站午膳，皆有一定日程。大致銮舆一天只行得三、四十里，总在十五到二十里的镇甸上没尖站，道路稍长，中间歇一歇脚，略略进用茶点，名为茶尖。一切供应，事先早已预备妥当，即如劈站、宿站应备二十万斤，茶站减半，而尖站只得一万斤。如果因游山拈香，多出半天行程，则宿站变为尖站，还不要紧，尖站变为宿站，临时那里去觅一座行宫，更何处可以变出随扈贵人的二、三十座公馆？因此，周馥得信，急得跳脚，恨不得跪倒在銮驾面前，挡住入山的去路。 
　　幸好，袁世凯赶来接驾来了。周馥迎了上去，拦住马头告急，袁世凯想了一下说：“不要紧！到了尖站，你去找李总管，说我未见皇太后请安，不便去看他，拜托他务必想个法子，打消此事。心感心照！” 
　　周馥听得这话，心放了一半。近午时分，到了尖站，这个地方虽小，却有乾隆年间所建的一座行宫，因为这个地方虽小，名气甚大，唐朝卢生，在邯郸道上做一个梦，黄粱未熟，便已历尽富贵繁华，即在此处。有座点化卢生的吕洞宾祠，祠西便是行宫。 
　　因此，这座镇便叫做“黄粱镇”。黄粱一梦，万缘皆空，本非佳名，只是另外有个名字更不妙，谓之“丛冢镇”。当年秦始皇攻邯郸，杀人盈野，战况惨烈，赵国既亡，寡妇不知几许？为保卫邯郸而死的壮丁，在邯郸城外，就地掘坑埋葬，想来“丛冢镇”的得名由此。这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几经沧桑，丛葬的遗迹早已湮没，但一听到这个镇名，不觉便有与鬼为邻之惧，所以比较之下，还是称之为“黄粱镇”来得妥当。 
　　周馥是早已快马加鞭，抢先到了黄粱镇的，等行宫跪接，看李莲英扶着慈禧太后的轿杠经过大门，脚步放慢，在吆喝“小心”时，周馥在他的行装下摆上，拉了一把。 
　　李莲英低头一看，恰好与周馥仰望的视线碰个正着，瞬间目语，便获默契，李莲英将身子横着挪开一步，在门洞中等候，周馥等皇帝的轿子一过，随即起身赶了过去。 
　　先匆匆为袁世凯致了意，周腹愁眉苦脸地说：“可是皇太后要上祈雨山拈香？这一来，可不得了！” 
　　“这时候还逛什么山！都是崔玉贵出的馊主意。”李莲英慨然答说：“不要紧！我总不让你为难就是了。” 
　　周馥没有想到，李莲英是这样痛快，不觉喜出望外，若非通道观瞻之地，真会给他请个安道谢。 
　　“你说给袁大人，”李莲英又说：“老佛爷这几天老惦念着火车，不知道坐上去是怎么回事？” 
　　“是了。”周馥急忙表示：“一切都请李总管关照！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尽管交代下来，好照着上头的意思改。” 
　　“我知道，我知道。”说着，李莲英匆匆而去。 
　　果然，李莲英力可回天，进膳未毕，便已传旨，派礼部官员赴黑龙潭，致祭龙神。大驾仍照预定行程，在临洛关驻跸。 
　　到达宿站，天色将晚，因而不曾召见袁世凯，但军机照常见面，递呈的奏折之中，有庆王奕劻的两个折子，必须请旨办理。 
　　一个折子是据北京内外城的绅董两百七十多人联名公禀，请为李鸿章在京师建立专祠。清朝开国以来两百多年，从无汉大臣的祠宇，事出创议，军机议论不定，就只有请求上裁了。 
　　“向来汉大臣有功，加恩亦只是在原籍跟立功省分建祠。汉大臣的原籍既不在京，京师又不是立功之地，所以从无此例。”荣禄往后指一指说：“鹿传霖以为该驳，他亦有一番理由。请皇太后、皇上问他。” 
　　“鹿传霖是怎么个意思，说来大家商量。” 
　　于是瞿鸿矶拉一拉鹿传霖的衣服，这是预先约定的，递到这个暗号，鹿传霖知道该陈述自己的意见了。 
　　“李鸿章功在国家，自当酬庸。公禀中说他‘以劳定国，以死勤事，始终不离京城’，拿这个理来请在京师建立专祠，理由很牵强，李鸿章到京，‘开市肆以通有无，运银米以资周转’，对百姓诚然有益，不过身为重臣，这亦是分内该做之事，何足言功？李鸿章的功劳是议和，议和在那里，不能说是为那里立了功。譬如中日和约是在日本马关订的，莫非可以说他在马关立了功？” 
　　“这话倒也不错。”慈禧太后点点头，“不过，既然京师有这么多人联名公禀，似乎也不便过拂民意。” 
　　这话鹿传霖与王文韶都不曾听见，荣禄听见了却不愿与鹿传霖公然在御前争辩，所以这样答奏：“请皇太后、皇上问问瞿鸿矶，看他有什么献议。” 
　　“那，”慈禧太后说道：“瞿鸿矶就说吧！” 
　　瞿鸿矶当然识得荣禄的用意。心想，鹿传霖的气量狭，与他意见不同，必致忌恨，但荣禄却会心感。取舍之间，无所犹豫，自是支持荣禄。 
　　“臣愚昧，”他不慌不忙地说：“窃以为事出非常，恩出格外，不可以常情衡量。圣明在上，李鸿章的功绩，全在皇太后、皇上洞鉴之中，是否逾格加恩，以示优异，使中外晓然于皇太后、皇上惓惓于老臣之至意，则非臣下所敢擅请。” 
　　话虽如此，态度已很明白，是赞成李鸿章在京师建立专祠。慈禧太后便问：“皇帝是怎么个意思？” 
　　“似乎可以许他。”皇帝仍然是极谨慎的回答：“不过，到底该怎么办，请皇太后作主。”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准吧！” 
　　于是，在鹿传霖与王文韶茫然不辨所以之中，这一个折子有了着落。另外一个折子，也是奕劻代言，说英美两国公使送来一件照会，请求将张荫桓开复原官。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可就不高兴了。在她心目中，张荫桓是不折不扣的“帝党”，而且认为皇帝之想学洋人，主要的是出于张荫桓的教唆。所以这时候听荣禄请示，便冷冷地说道：“张荫桓开复不开复，与洋人什么相干？这种闲事不是管得没道理吗？” 
　　“是！”荣禄答说：“只有委曲求全。” 
　　“我不管这件事！”慈禧太后很快地说：“你们问皇上。”皇帝要避嫌疑，急忙说道：“张荫桓荒谬绝伦，罪有应得，不能开复。” 
　　这一下成了僵局，荣禄很勉强答应一声：“是！”却抬眼望一望慈禧太后，有着乞求之意。 
　　听皇帝那样说法，慈禧太后心里比较好过了些，同时也想到，京师的民情不可拂，英美两国公使的面子又何可不给。不过，话说得太硬了，一时改不过口来，只能先宕开一笔： 
　　“且搁着再说。” 
　　“是！”这一次，荣禄答得很响亮。 
　　等退出行宫，瞿鸿矶找个机会，悄悄问道：“中堂，这件事该怎么办？洋人性急，等他们来催问，就不合适了。” 
　　“太后已经准了。”荣禄很有把握地，“你办个旨稿，准予加恩开复原官，明天一早送上去，看过就发。” 
　　“是！”瞿鸿矶又问：“如何措辞？” 
　　“越简单、越含糊越好。”荣禄想了一下又说：“不必谈张樵野的功过，把交情卖给英美公使。” 
　　于是瞿鸿矶略想一想，振笔直书：“据奕劻奏：英美两国使臣，请将张荫桓开复等语，已故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 
　　接着又写个奏片，更为简略，只说拟就上谕一件，恭候钦裁，连同旨稿一起用黄匣子装好，递入寝宫。第二天一早发下，奏片上朱批“知道了”，是认可了那道上谕。 
　　这天驻跸顺德府治的邢台，是个大站，传旨多留一天，因为在邢台接驾的人很多，为了笼络起见，不能不破工夫召见抚慰。当然，召见袁世凯，决不止于抚慰笼络，别有一番指示。 
　　这又是皇帝一件心头愤懑的事。慈禧太后很了解皇帝的心境，也略微有些不安，怕“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皇帝会对袁世凯说几句很严厉、很不得体的话，将局面搞僵了。因此，存着戒心，避免对袁世凯有何优礼的词色。 
　　这一来，召见远道入觐的封疆大吏，照例有的询问旅况的亲切之词，在袁世凯就听不到了。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是那一天接事的？” 
　　“臣是皇太后万寿那一天在山东交卸，十月十一日起程，十六接印，十七在保定接的事。” 
　　“直隶地方很要紧，又兼了北洋大臣，责任很重，你总知道？” 
　　“是！臣蒙皇太后、皇上特加拔擢，恩出格外，日夜战战兢兢，唯恐不符报称。好得是，密迩九重，有事随时可以请训，谨守法度，当能稍减咎戾。” 
　　“你能记住‘谨守法度’这句话，就是你的造化。”慈禧太后又说：“你接事快一个月了，直隶的情形，大概也很清楚了，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样整顿？” 
　　“上年拳匪作乱，直隶受灾严重，这次摊派赔款，直隶的负担也不轻，民穷财尽，实在为难。不过，”袁世凯紧接着提高了声音说：“事在人为！臣受恩深重，决不敢丝毫推诿。上解京饷，下苏民困，唯在剔除中饱，直隶的吏治，废弛已久，臣只有破除情面，将贪劣各员，指名严参，庶几一面可以除弊兴利，一面可以振作民心。” 
　　听得这番话，慈禧太后不能不心许，特别是“上解京饷，下苏民困，唯在剔除中饱”那句话更觉动听。因而点点头说：“你能这样做，很好，你要参的人，只要庸劣有据，朝廷没有不准你的。” 
　　“是！”袁世凯碰个响头，“皇太后圣明！臣一定实心实力，放手去办。” 
　　“现在国家的难处是，出项多，进项少，从前北洋花的钱不少，可是练兵的实效在那里？提起来叫人伤心！”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练兵、带兵，一向是好的。这军务上头的整顿，你也要格外费心才好。” 
　　提到这一层，袁世凯就更有话说了。但以关碍着荣禄，却不能畅所欲言，因而反不能即时回答。 
　　“北洋积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他一面想，一面说：“自经荣禄整顿，已有绩效，上年拳匪之乱，若非董福祥不听节制，不会有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整顿军务，首要在整饬纪律，骄兵悍将，万不可容，臣到任后奏请严办董福祥，明正典刑，不仅是为了一纾公愤，亦是为了整顿军务着想。” 
　　“董福祥自然该死。不过，”慈禧太后的声音有点泄气，“朝廷亦有朝廷的难处。” 
　　“是！投鼠忌器，臣亦明白。只是臣耳闻目击，到处听人咒骂董福祥，不能不上折子说话。” 
　　“这件事暂且不必办了。”慈禧太后顾而言他，“李鸿章去年奏请开办‘顺直善后赈捐’，不知道顺手不顺手？” 
　　这一问，是在袁世凯估量之中，不慌不忙地答道：“此次赈捐，已收起两百多万银子，臣一到任后，关照藩库，暂时封存。如今饷源支绌，难得凑成巨数，拉散了未免可惜。至于如何开支，臣要请旨允准以后，方敢动用。” 
　　最后这句话，大慰慈怀，不自觉浮起了笑容，“袁世凯，” 
　　慈禧太后问道：“你打算怎么样动用呢？” 
　　“臣目前还不敢说。皇太后、皇上回銮以后，刷新庶政，百废待举，用款必多，当然要先顾到部库。” 
　　听这一说，连皇帝都动容了。自从亲政以来，十来年召见过的督抚，不知多少，提到“钱”之一字，无不哭穷，富庶省分最好自己收，自己用，贫瘠省分则最好朝廷有严旨，规定确数，督饬他省接济，从没有一个人顾到部库。所以听见袁世凯这样说法，不免有耳目一新之感。 
　　皇帝如此，他人可知！慈禧太后连声夸赞：“好！好！你能这样存心，才真是顾大局的人。朝廷自然很为难，不过也不会不顾到各省。提拨各省赈捐这件事，部里正在拟章程，最多也不过提个三、五成。你那里既然已经收起两百多万银子，自己也很可以办一两件大事。” 
　　“是！”袁世凯这才说到他想说的话：“直隶幅员辽阔，大乱之后，门户洞开，臣打算先招募精壮，练成一支得力的队伍，分布镇扎，守住了各处要紧的地方，然后淘汰冗弱，才不至于引起变故。这笔练新军的经费，分年筹措，目前打算从赈捐中提一笔支用。是否可行，请皇太后、皇上的旨。” 
　　“可以！可以！”慈禧太后说：“你跟荣禄去商量。” 
　　接着，慈禧太后又细问他以前在小站练兵，以及在山东剿拳匪的情形。袁世凯详于前而略于后，因为虽说义和团那套装神弄鬼的伎俩，慈禧太后早已识破，但毕竟亦受过愚，听在心里，不是滋味，故而以少说为妙。 
　　“你手下可有好的人才？”慈禧太后问道：“想来练兵总有帮手？” 
　　“帮臣综理营务的，是编修徐世昌。他的见识，才干都是好的。” 
　　“编修？”慈禧太后诧异，“是翰林吗？” 
　　编修当然是翰林。但翰林有红有黑，大不相同，第一等的入值南书房，是真正的所谓“天子文学侍从之臣”，第二等的选入讲幄，加日讲起注官衔，例得专折言事；第三等的，三两年总能派到一趟差使，譬如国史馆、实录馆的文字之役等等。当然，翰林必应“考差”，不然不但出不了头，而且日子都会混不下去。 
　　徐世昌就是个不入流的黑翰林，凡应考差，必定落选，从未点过考官，所以慈禧太后不知其人，而皇帝是知道的。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他为慈禧太后作说明：“跟陈夔龙一榜的。笔下不怎么样，从未派过差使。” 
　　慈禧太后点点头，又问袁世凯：“徐世昌是什么时候到你营里的？” 
　　“臣在小站练兵的时候。” 
　　慈禧太后心想，其时的袁世凯还只是直隶臬司。翰林的身分尊贵，非有特别的缘故，疆臣不准奏调翰林，当然，翰林自愿相就，亦无不可。但爱惜羽毛的翰林，入疆臣幕府，必须府主是名督抚，而又为翰苑前辈，如曾国藩、胡林翼、沈葆桢、丁宝桢、李鸿章之流，方肯降心相从。袁世凯官不过臬司，出身虽是世家，但连学都不曾进过，徐世昌肯委屈如此，或者别有原因，其人无足深谈了。 
　　于是慈禧太后问到另一个人，“你保的津海关道唐绍仪，想来是洋务上的一把好手？” 
　　“是！”袁世凯答说：“他是故爵臣曾国藩第一批选派赴美的幼童，从小生长在美国，对洋人的政务、风俗、习性，十分熟悉。臣奉派到北洋，与洋人的交涉甚多，故而奏请以唐绍仪署理津海关道，已蒙恩准。以唐绍仪的实心任事，必不至于辜恩溺职。” 
　　“你要叫他格外出力才好。”慈禧太后说：“他既然从小由朝廷派到美国，完全是国家培植的人才，与别的人可不一样。” 
　　“是！”袁世凯答说：“臣一定剀切晓谕。” 
　　问到迎銮的情形，袁世凯灵机一动，想到一件事。他从保定动身南来时，唐绍仪正由北京到保定，谈到驻京各国公使，曾有一件照会致送外务部，说是两宫从正定府乘火车进京，随扈王公大臣、文武官员座车，以及装运行李的车厢，共需二百辆之多，已抽调齐全，点交铁路局道员孙钟祥。至于两宫到京的确期，请外务部先期告知，以便各国公使在京准备迎接。此事必为慈禧太后所乐闻，不管外务部曾否奏报，这时候不妨再提一提。 
　　于是，等将迎銮的部署，由此地谈到正定，该换火车时，乘机说道：“皇太后、皇上所御花车，由督办铁路的盛宣怀预备，其余扈从人等座车、行李车，共需车厢两百节，臣已督饬唐绍仪向各国公使交涉，调拨齐全。唐绍仪曾面询各国公使，皇太后、皇上回京，应如何恭迎？各国公使表示，先要知道大驾莅京的确期，当照会外务部询问。照目前行程，如果正定、保定各驻跸一天，本月二十五可以到京，是否照这个日期通知各国公使？请旨办理。”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又惊又喜，各国公使已预备迎驾，这个面子很可以过得去了！当时想一想说道：“外务部还没有奏上来。正定、保定总要多住一两天，准日子不能定，反正月底以前一定到京。” 
　　“是！臣照此通知好了。” 
　　“这唐绍仪很能办事。”慈禧太后用嘉许的口气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你叫他到保定来等，我要问问他。” 
　　“是！”袁世凯答说：“唐绍仪原该送部引见，因为乘舆在外，从权办理。臣遵谕让他即日到保定来候旨。” 
　　慈禧太后点点头，又说：“盛宣怀有病，不能到直隶来，他预备的火车，妥当不妥当，也不知道。你不必随扈了。明天就先回正定，替盛宣怀照料照料。” 
　　“是！”袁世凯立即答说：“铁路虽由盛宣怀督办，但在臣的辖境之内，臣自然不敢漠视。盛宣怀预备的花车，臣已去看过两次，现奉慈谕，臣明天赶回去再仔仔细细看一看，务期妥善，请皇太后万安。” 
　　“好！好！你跪安吧！有事到保定再谈。” 
　　袁世凯答应着，恭恭敬敬地磕头退下，随即去见荣禄，将召见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只瞒着一件事，就是各国公使如何如何，因为这是无端冒功，而瞿鸿矶是外务部尚书，怕他知道了不高兴。 
　　然而瞿鸿矶还是知道了。因为慈禧太后问到此事，少不得转述袁世凯的话。瞿鸿矶立即电询庆王，回电说是照会已经接到，由于两宫回京确期须到保定才能决定，不必亟亟，所以此项照会不用电奏，仍照平常规矩驿递，估计日内当可到达行在。 
　　瞿鸿矶跟沈桂芬一样，办事勤慎谨密，是一把好手，就是气量太狭。各国公使是不是跟唐绍仪说过那些话，固可不论，但袁世凯知道了这回事，竟不告诉外务部而直接上奏，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一个找机会报复的念头，就此横亘在胸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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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



　　到得正定，第一件事是去看花车。前两次去看，多少有些观摩的意味，对铁路局的道员，仿佛接见隔省的差官。尽管人家按规矩，口口声声：“是！大帅。”而他说话，却须带着请教的语气。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奉旨查看，全然照钦差的派头行事了。 
　　花车原预备了五辆，太后、皇帝、皇后、大阿哥、瑾妃各一辆，大阿哥被逐出宫，多来一辆，自然移归慈禧太后，作为卧车。 
　　袁世凯先看座车。迎门是一架玻璃屏风，转过去在右面开门，穿过一段甬道，里面是半节车厢成一大间，中设宝座，两面靠窗设长桌，黄缎绣龙的椅垫、桌围，地上铺的是五色洋地毯。壁缦黄绒，摸上去软软地，因为里面还垫着一层厚厚的俄国毛毯。 
　　宝座之后，左右两道门，通至卧车，此时正在加工装修，最触目的是，靠窗横置一张极宽的洋式大铁床，袁世凯略扭一扭脸问道：“这合适吗？” 
　　陪在他身旁的一个官员叫做陶兰泉，是盛宣怀特为从上海派来的，此人出身洋行，对一切起居服用十分内行，置这张铁床是很经过一番心思才决定的。原来慈禧太后在西安，因为忧心国事，兼以起居不适，肝气痛的毛病，愈来愈厉害，李莲英便弄来一副极精致的烟具，熬得上好的“大土”，劝她“香两口”玩儿。偶尔一试，果然肝气就不痛了。先是发病才抽，渐渐地有了瘾，大有“不可一日无此君”之势。 
　　抽大烟必得用大床横躺着，不然起卧不便，烟盘亦无放处。可是，火车上抬上一架红木大床去，狼狈不便。陶兰泉心想，上海的长三堂子，自从改用铁床，由于名为“席梦思”的床垫特厚特软，大行其道，何不仿照以行？只是西洋铁床照洋人的身材设计，床脚高了些，上下不便，然而这也不碍，锯短了就是。 
　　如今听袁世凯问起，陶兰泉不便说破，是为了便于慈禧太后抽大烟，更不能明告，这是来自长三堂子里的灵感，只得陪笑答道：“御榻不宜过小，如用红木大床，又以搬运不便，不得已从权。大帅如以为不合适，应该怎么改，请吩咐。” 
　　袁世凯摆架子、打官腔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不管是那个衙门派到直隶来的官员，都得听他的号令，如今陶兰泉既已当他顶头上司般看待，自然不为已甚。而况，盛宣怀交通宫禁，已非一年，或许这张铁床的设置，正是李莲英的授意，如果自作主张，要陶兰泉更换，那不就误蹈马蜂窝，惹来的麻烦小得了。 
　　这样想着，心中一动，随即说道：“两宫的起居习惯，外廷无从得知，等我问了内务府大臣，再作道理。” 
　　他是试探陶兰泉，意料中如经李莲英指点授意，或许就会这么回答：似乎不必再问内务府，因为已经问过李总管。但陶兰泉很深沉，附和地答一声：“是。”使得袁世凯始终无法了解，备这张御榻到底问过李莲英没有？ 

　　　　　　　　　　　※　　　　　　　 ※　　　　　　　　 ※ 

　　两宫到正定的那天，谜底就揭晓了，并未问过李莲英，但颇为赞许，表示慈禧太后一定会中意。这是袁世凯所派的人，陪同李莲英去看花车时，听他亲口所说。 
　　接着，又听人来说，慈禧太后召见陶兰泉，竟花了三刻钟的工夫，除了对盛宣怀主持的铁路总公司，以及正在兴工中的芦汉铁路南段的情形，问得很详细以外，还殷殷垂问盛宣怀的病状。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袁世凯心头大起波澜。盛宣怀一直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劲敌，不过一个办轮船、办电报、办铁路，一个练兵、带兵，彼此并无利害上的直接冲突，不妨客客气气。但自他接了李鸿章的遗缺，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盛宣怀自北洋起家，固由于李鸿章的一手提拔，但轮船、电报、铁路，由北洋发端创办，亦一直受北洋的支配。萧规曹随，例不可废，而盛宣怀竟迄无表示，仿佛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与北洋风马牛不相及似地。本以为自己接事未几，盛宣怀又在病中，一时还来不及通款曲，此刻一看，情形不妙。很显然地，他有这么硬的靠山，自然会趁此机会，脱离北洋，自立门户。果然所愿得遂，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头衔，不过虚好看而已。 
　　袁世凯向来谋起即动，不稍犹豫，他已经看清楚，要保持北洋的局面，有所展布，非得先制服盛宣怀不可。而制敌机先，此刻就应该动手。 
　　于是，他找了新近罗致入幕的智囊杨士骧来，屏人密议，决定在荣禄以外，更结奥援，而从各种条件，各种迹象去看，瞿鸿矶的势力方兴未艾。不结奥援则已，要结，第一个就要在瞿鸿矶身上下工夫。 
　　这就少不得要委屈自己了！若要亲近，最有效的办法是“拜门”。其实，细想起来也不算委屈，瞿鸿矶是同治十年的翰林，那时自己还只有十三岁，跟着叔叔在南京念书，论年岁、论学业，皆足以为师，至于论官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虽然煊赫，但毕竟这两三年才巴结到红顶子，而瞿鸿矶是早就放过学政的了，况且现任军机大臣，宰相之位，则总督又何以不可拜之为师？ 
　　不过，话虽如此，却也要两厢情愿才好。料想瞿鸿矶不至于会将当总督的门生，摒诸于门墙之外，就怕他受宠若惊，谦辞过甚，搞得成了僵局。因此，细细商量下来，仍然以先作试探为主。 
　　“不妨先写封信，微露其意。”杨士骧说：“当然，意思要恳切。” 
　　袁世凯点点头说：“如果碰了钉子呢？” 
　　“钉子是不会碰的。也许瞿大军机不肯受门生之称，约为昆季，那也一样。”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拜门虽说关系较为亲近，到底矮了一截，若能换一份兰谱，结为兄弟，说起来把兄是大军机，尽够唬人的了。 
　　这是袁世凯心里的盘算，不便说破。只请司笔札的幕友写了一封四六信，先盛赞瞿鸿矶道德文章，次道久已仰慕之意，最后表示，想执贽请益，但怕冒昧，意思是只要瞿鸿矶答应一声，门生帖子立刻就会送上。 
　　收到这封信，是在两宫自正定启跸的前夕，袁世凯正在指挥办差，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戈什哈送来一封信，是军机章京写的，说瞿鸿矶希望跟他见一面，如果得空，请即命驾。 
　　自己不写回信，而由军机章京出面，事情就有眉目了。在袁世凯想，这是瞿鸿矶已经允诺，而又不便遽以师弟相称，信中的称谓很为难，所以托军机章京代约。当时便将早已备好的一份一千两银子的贽敬，带在身上，到瞿鸿矶的公馆去拜会。 
　　一会了面，只见瞿鸿矶双手高捧着他的那封信，连打拱：“慰翁，慰翁，你真会开玩笑！”他说：“足下疆臣领袖，怎么说要拜我的门？我又何德何能，敢如此狂妄？慰翁，我连信都没法子复，只有当面请你来，一则道谢，再则道歉。大札请收了回去吧！” 
　　这是实实足足的一个钉子，碰得袁世凯好久说不出话来，只道得一声：“世凯一片诚心…　。”便让瞿鸿矶把话打断了。 
　　“慰翁，请你不必再说。万万不敢当，万万无此理！” 
　　碰了钉子回来，袁世凯心里自然很难过，平生没有做过这样窝囊的事！不过，他善于作假，有喜怒不形于颜色的本事，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此行所遭遇的难堪。 

　　　　　　　　　　　※　　　　　　　 ※　　　　　　　　 ※ 

　　十一月二十四慈禧太后与皇帝由正定府乘火车抵达保定，传旨驻跸四天，定二十八回京。这个日子由钦天监慎重选定，是宜于回宫的黄道吉日。 
　　就在这一天下午，庆王由北京到了保定。火车刚一进站，只听洋鼓洋号，喧阗盈耳，庆王从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一队身材高矮胖瘦一律的新建陆军，高擎洋枪，肃立正视，领队的军官，出刀斜指，再前面就是全副戎装的袁世凯，率领红顶辉煌的好些文武官员在迎接。等火车徐徐停下，车门刚好接着月台上所铺的红地毯，袁世凯却从地毯旁边，疾趋上车，进门立正，行的是军礼。 
　　这使得庆王大感意外，不等他开口，便即问道：“慰庭，你今天怎么换了军服？” 
　　总督是一品服色，就算带队来迎接，亦不妨换穿战袍马褂的行装，如今袁世凯头上虽仍是红顶花翎的暖帽，身上却着的是黄呢子、束皮带的新式军服，在庆王看，他不免自贬身分了。 
　　而袁世凯另有解释，“回王爷的话，”他说：“世凯不敢故违定制，只是负弩前驱之意。” 
　　这层意思是庆王所不曾想到的，等弄明白了，却深为感动。负弩前驱是汉朝地方官迎接天子之礼，袁世凯师法其意，固不仅在于对亲贵的尊礼，而是他自己表明，在庆王面前他不过如亭长之流的末秩小吏而已。以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肯如此屈节相尊，在庆王是极安慰、极得意之事，因此，即时就另眼相看了。 
　　“慰庭，你言重了！真不敢当。”庆王携着他的手说：“咱们一起下车。” 
　　车门狭了一点，难容两人并行，袁世凯便侧着身子将庆王扶下踏级，步上地毯。而擎枪致敬的队伍，却又变了队形，沿着地毯成为纵队，队官一声口令，尽皆跪倒。地毯的另一面是以周馥为首文武官员，垂手折腰，站班迎接。庆王经过许多迎来送住的场面，都不甚措意，唯独这一次，觉得十分过瘾。不由得笑容满面，连摆手，显得很谦抑似地。 
　　到得行邸，布置得十分讲究，亲王照例得用金黄色，所以桌围椅帔一律用金黄缎子，彩绣五福捧寿的花样，益觉富丽堂皇，华贵非凡。庆王心里在想，难为他如此费心，大概虽不及两宫，总赛得过李莲英。 
　　这时，袁世凯已换了衣服，全套总督的服饰，率领属下参见，行了两跪六叩的大礼，方始有一番照例的寒暄。 
　　“世凯本想亲自进京去接的，只为消息来得晚了。” 
　　这话就说错了。两宫入境，总督扈跸，何能擅自进京去接亲王？不过，袁世凯的神情异常恳切，所以庆王不以为他在撒谎，只是任封疆不久，不懂这些礼节而已。 
　　于是，他说：“这样，已经深感盛情了，那里还敢劳驾？” 
　　他又问：“两宫什么时候到的？” 
　　“下午两点钟。”袁世凯答说：“皇太后曾提起王爷，说是本不忍再累王爷跋涉一趟，不过京里的情形，非问问王爷不可。” 
　　“皇太后无非担心洋人，怕他们有无礼的要求，其实是杞忧。” 
　　“有王爷在京主持一切，当然可以放心。不过，听皇太后的口气，似乎对宫里很关心。” 
　　“喔！”庆王很注意地，“说些什么？” 
　　因为有其他官员在座，袁世凯有所顾忌，答非所问地说： 
　　“王爷一定累了！请先更衣休息，世凯马上过来伺候。” 
　　“好！好！”庆王会意，“咱们回头再谈。” 
　　等袁世凯告退，时将入暮，随即有一桌燕菜席送到行邸。庆王吩咐侍卫，请荣禄、王文韶、袁世凯一起来坐席，但随即又改了主意，只请了袁世凯一个人。 
　　这为的是说话方便，庆王要问的是慈禧太后缘何关心宫禁？于是袁世凯将得自传说的一件新闻，悄悄说了给庆王听。 
　　据说，慈禧太后从开封启驾之后，经常夜卧不安，有几次梦魇惊醒，彻夜不能合眼。起先，宫中对此事颇为忌讳，没人敢提一个字，这几天才渐渐有人泄露，说是慈禧太后常常梦见珍妃。 
　　梦见珍妃而致惊魇，当然是因为梦中的珍妃，形象可怖之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禁城日近，记忆日深，所以慈禧太后才会梦见珍妃，而一梦再梦，无非咎歉甚深，内心极其不安之故。庆王在想，消除不安，唯有补过，拳祸中被难的大臣，已尽皆昭雪，开复原官，然则何尝不可特予珍妃恤典？安慰死者，不正就是生者的自慰之道吗？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如果太后问起，我自有话回奏。 
　　慰庭，你还听说了什么没有？” 
　　“还有，听说太后当初只带了瑾妃，没有带别的妃嫔，不无歉然。这趟回宫，很怕有人说闲话。王爷似乎也该有几句上慰慈衷的话。”袁世凯紧接着说：“宫闱之事，本不该外臣妄议，而况又是在王爷面前。只是爱戴心切，所以顾不得忌讳了！” 
　　“慰庭，你不必分辩，你的厚爱，我很明白。提到只带瑾妃…　。” 
　　庆王奕劻说到这里，突然顿住。他本想告诉袁世凯，慈禧太后带瑾妃随行，并非有爱于瑾妃，相反地，是存着猜忌之意，才必须置之于肘腋之下。就如他的两个女儿，慈禧太后带在身边，是当人质，若以为格外眷顾，岂非大错特错？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就眼前来说，帘眷复隆，则又何苦再提令人不怡的往事。这就是他话到口边，复又咽住的缘故。 
　　见此光景，袁世凯自然不会再多说。他要说的话还多，此刻先提一件很要紧的事，“王爷，”他说，“从恭王下世，亲贵中全靠王爷在老太后面前说得动话，无形中不知道让国家、百姓受多少益处。此番回銮，督办政务，有许多新政开办，王爷忙上加忙，世凯可有些替王爷发愁呢！” 
　　前面那段话很中听，最后一句却使庆王不解。“喔，”他率直地问：“慰庭，你替我愁些什么？” 
　　“事多人多应酬多。不说别的，只说太后、皇上三天两头有赏赐，这笔开销颁赏太监的花费就不小。” 
　　这一说，说中了庆王的痛痒之处，不由得大大地喝了口酒，放下杯子，很起劲地说：“这话你不提，我也不便说。既然你明白我的难处，我就索性跟你多谈一点苦衷。我管这几年总署，可真是把老本儿都贴完了！外头都说总理衙门如何如何阔，这话不错，不过阔的不是我，是李少荃、张樵野，不是他们人都过去了，我还揭他们的旧帐，实在是有些情形，为局外人所想象不到。总理衙门的好处，不外乎借洋债、买军火器械之类有回扣，可是有李少荃、张樵野挡在前面，你想有好处还轮得到我吗？” 
　　以亲王之尊，说出这样的话来，若是正人君子，必然腹诽目笑，而袁世凯却是欣喜安慰。因为这不但表示庆王已拿他当“自己人”，所以言无顾忌，而且庆王的贪婪之性，自暴无遗，只略施手段，怕不把他降服得俯首帖耳，唯命是听。 
　　可是在表面上，他却是微皱着眉，替庆王抑郁委屈的神情，“怪不得从前恭王不能不提门包充府中之用！”他说：“不过，恭王的法子，实在不能算高明，局外人不说恭王无奈，只说他剥削下人。如今王爷的处境与恭王当年很相象，等世凯来替王爷好好筹划出一条路子来。” 
　　“那可是承情不尽了。” 
　　话虽如此，袁世凯却不接下文，这是有意让庆王在心里把这件事多绕几遍，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体认到，这件事对他是如何重要？ 
　　果然，庆王每想一遍，心便热一次，恨不得开口动问，他打算怎么样替自己筹划？袁世凯看看是时候了，始将筹思早熟的办法说了出来。 
　　“北洋的经费，比起李文忠公手里，自然天差地远，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腾挪的余地。如今北洋的局面，好比式微的世家，诚不免外强中干，不过江南有句俗语‘穷虽穷，家里还有三担铜’，不说别样，只说北洋公所，在京里，在天津，空着的房子就不知道多少，倘能加意整顿，不能奏销的额外用度，就有着落了！”袁世凯略停一下，用平静但很清晰的声音说：“以后，王爷府里的用度，从上房到厨房都归北洋开支好了。” 
　　“什么？”庆王问一句：“慰庭你再说一遍。” 
　　“以后，王爷府上的一切用度，不管上房的开销还是下人的工食，都归北洋开支，按月送到府上。” 
　　有这样的事？那不就象自己在当北洋大臣吗？事情太意外，庆王一时竟不知何以为答了。 
　　“王爷如果赏脸，事情就这样定局。” 
　　“是、是！多谢，多谢！不、不！”庆王有些语无伦次地，“这也不是说得一声多谢就可以了事的！总之，慰庭，有我就有你！” 
　　当然，如果他想享受这一份“包圆儿”的供给，就非支持他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可，这是再也浅近不过的道理，庆王自然明白。袁世凯为了表示他说话算话，即时便有行动，一面起身道谢，一面取出一个早备好了的红封袋，封面上公然无忌地写着“足纹一万两”，双手捧了过去，口中说道：“请王爷留着赏人！” 
　　凡是对亲贵献金，都说“备赏”，已成惯例，不过脱手万金的大手笔，实在罕见。庆王将红封袋接在手中，踌躇了一会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亦不必多说什么了！” 

　　　　　　　　　　　※　　　　　　　 ※　　　　　　　　 ※ 

　　第二天，慈禧太后两次召见庆王。第一次有皇帝在座，有些话不便问，第二次“独对”，殿外只有李莲英在伺候，不妨细谈宫中的情形。其实，慈禧太后所知道的情形已经不少了。宫中虽有文宗的两位老妃，而论位号之尊，有穆宗的敦宜荣庆皇贵妃，亦就是同治立后时，慈禧太后所属意的刑部侍郎凤秀之女，但“当家”的却是瑜贵妃。 
　　瑜贵妃亦是穆宗的妃子。同治十一年大婚，先选后妃，次封两嫔，瑜贵妃即是其中之一。自穆宗因“天花”崩逝，慈禧太后所恨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所宠的是初封慧妃的敦宜皇贵妃，而所重的却是今已晋位贵妃的瑜嫔。因为她知书识礼，极懂规矩，而且赋性淡泊，与人无争。谁知德性之外，才具过人。当两宫仓皇出奔，宫中人心惶惶，不知多少人日夕以泪洗面，幸亏瑜贵妃镇静，挺身而出，指挥太监，分区守护宫门，又抚慰各处宫眷，力求安静。以后联军进京，大内归日军管辖，一切交涉，都由瑜贵妃主持，内务府大臣承命而行，处理得井井有条。宫中不致遭到兵灾，而且居然能保持皇室的尊严，瑜贵妃的功劳，实在不小。 
　　因此，慈禧太后不但对她更为看重，而且也存着畏惮之意，召见庆王，首先便问到她的意向态度。 
　　“当时的情形，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洋人进了城，宫里都不知道。头天晚上召见军机，只剩下王文韶、赵舒翘两个，要车没有车，要人没有人，赤手空拳，怎么能带大家走？可是，说起来总是我做当家人的，丢下大家不管。其实，我们娘儿俩吃的那种苦，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倒还不如她们在宫里还好些。”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我想，别人不明白，瑜贵妃总应该体谅得到吧？” 
　　“是！”庆王答说：“瑜贵妃召见过奴才两次，每次都是隔着门说话，奴才这次来接驾之前，还特为请见瑜贵妃，请示可有什么话让奴才带来？瑜贵妃吩咐：‘你只面奏老佛爷，寝殿后院子，我特别派人看守，一点都没有动！’” 
　　这话旁人不解，慈禧太后却能深喻，而且颇为欣慰。原来在长春宫与乐寿堂的后院，慈禧太后埋着几百万的现银，瑜贵妃说这话，即表示这批银子毫未短少。 
　　由此可见，瑜贵妃是一片心向着太后，这更值得嘉许。慈禧太后心想，回宫以后，自然没有人敢当面发怨言，可是私下窃议，亦最好能够抑止。这还得靠瑜贵妃去疏导。 
　　“你回去告诉瑜贵妃，就说我说的，一起二十多年，到这一回，我才知道她竟是大贤大德的人，以前真正是埋没了她。宫里多亏得她，我是知道的，盼她仍旧照从前一样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 
　　最后这句话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庆王心领神会，随即答说：“是，奴才一定照实传懿旨，盼瑜贵妃照旧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别生是非。” 
　　“正是这话。”慈禧太后停了一下，以一种不经意闲聊的语气问道：“这一年多，有人提到景仁宫那主儿不？” 
　　庆王一时不解所谓，细想一想才明白，珍妃生前住东六宫的景仁宫，便即答道：“奴才没有听说。” 
　　“总有人提过吧？” 
　　“奴才想不起来了。” 
　　“你倒再想想！”慈禧太后加强语气说：“一定有人提过。” 
　　这样凄戾的宫闱之事，当然会有人谈论，只是不便上奏，因为所有的议论，都认为慈禧太后这件事做得太狠，而且也不必要，即使珍妃随扈，她难道就能劝得皇帝敢于反抗太后，收回大权？ 
　　不过慈禧太后这样逼着问，如果咬定不曾听人谈过此事，不免显得不诚，甚至更起疑心，以为有什么悖逆不道，万万不能上闻的谬论在。因此庆王不能不想法子搪塞了。 
　　于是，他故意偏着头想，想起读过的几首词，可以用来塞责。 
　　“奴才实在不知道有谁提过这件事，只仿佛记得有人做过几首词，说是指着这件事。不过，奴才也没有见过这些词。” 
　　居然形诸文字，慈禧太后更为关切，“是那些人做的词？ 
　　她问，“说些什么？” 
　　“做诗做词的，反正总是那些翰林。”庆王答说：“词里说些什么，奴才没有读过原文，不敢胡说。”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你把那些词找来，我倒要看看，是怎么说？” 
　　“是！奴才马上去找。不过…　。” 
　　“一定要找到！”慈禧太后不容他说完，便即打断：“越快越好。” 
　　于是退出行宫，庆王立刻派人去访求，有个军机章京鲍心增抄了一首词、十二首诗来。词是当代名家朱孝臧的一首《落叶》，调寄《声声慢》，注明作于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只是十天以前的事。庆王在亲贵中算是喝过墨水的，但词章一道，很少涉猎，所以得找一本词谱来，按谱寻句，方能读断： 
　　“鸣螀颓砌，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　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读是读断了句，却以典故太多，到底有何寄托？不甚了了。不过除却“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这两句刺眼以外，别无悖逆忌讳之句，不妨进呈。接下来再看诗。 
　　诗是十二首七律，题目叫做“庚子落叶词”，下注“重伯”二字。这个名字，庆王是知道的，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子曾广钧，号叫重伯，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 
　　七律而在一个题目之下做到十二首之多，自然非多搬典故不足以充篇幅，可是有些典故的字面，看得庆王直皱眉，提笔加点，作为记号，第二首的“清明寒食年年忆，城郭人民事事非”；第三首的“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第四首的“朱雀乌衣巷战场，白龙鱼服出边墙”；第五首的“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第七首的“景阳楼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第十首的“鸾舆纵返填桥鹊，咫尺黄姑隔画屏”；第十一首的“三泉纵涸悲宁塞，五胜空成恨未灰”。这些句子写得皇帝与珍妃生死缠绵，看在慈禧太后眼中，自然不会舒服，说不定会替皇帝找来麻烦。 
　　最大胆的是“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这一联。庆王清清楚楚地记得苏东坡诗中的注，说“姑恶”是水鸟之名，习俗相传，有妇人受婆婆的虐待，死而化为水鸟，鸣声听来似“姑恶”二字，因而以此为名。慈禧太后与珍妃不就是婆媳？如此率直指斥，是大不敬的罪名，如果懿旨着令曾广钧“明白回奏”，只怕不是革职所能了事的。 
　　因此这十二首诗，庆王决计留下来，可是只进呈朱孝臧一首词，似乎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亦颇不妥。想来想去，只好派人再去看鲍心增，说是好歹再觅一两首来。 
　　鲍心增居然又抄来两词一诗。词牌叫做“金明池”咏的是荷花，一首是朱孝臧所作，另一首具名“鹜翁”，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遍询左右，尽皆不知此翁何许人？少不得还要再去请教鲍心增。就这扰攘之际，袁世凯又来拜访，请进来相见，庆王将这天慈禧太后两番召见的经过，约略相告，同时也诉说了他所遭遇的困扰。 
　　“王爷早不跟我说。”袁世凯微笑答道：“这种诗词，要多少有多少。” 
　　“那好啊！”庆王很高兴地，“拜托多抄几首来，我好交差。” 
　　“是！明天一早送来。”袁世凯略想一想说：“不但曾重伯的那十二首诗用不得，朱疆村的那首词，什么‘飞霜金井’、‘恩怨无端’，措词亦很不妥当，请王爷不必往上呈，免得多生是非。” 
　　“是的！只要另外有比较妥当的文字，能够敷衍得过去，这首词当然可以不用。” 
　　“包管妥当。” 
　　是揣摩着慈禧太后的心理，临时找擅词章的幕友赶出来的“应制”之作，自然不会不妥当，不独“姑恶”的意味绝不会有，连“金井”的字样亦极力避免。好在天子多情，美人命薄，光是在这八个字之中，就可以找到无数诗材词料，而其事又与明皇入蜀，差可比附，取一部洪昇的《长生殿》来翻一翻，套袭成句，方便之至。 
　　其中有一首香山乐府体的长歌，却颇费过一番心血，作用在于取悦于慈禧太后，所以独弹异调，以谴责珍妃弄权为主。 
　　但最后一段笔掀波澜，忽然大赞珍妃，说联军进京，她不及随扈，投井殉国，贞烈可风。殁而为神，一定会在冥冥中呵护两宫。 
　　对于这一结，庆王深为满意，也很佩服，更觉高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足可以交差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送了上去，慈禧太后颇为嘉许，言语与前一天不同了，认为她的心事，能为人所谅，是值得安慰之事。于是庆王乘机建议，为了慰藉贞魂，特请懿旨，将珍妃追赠为贵妃。 
　　“我亦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一口应诺，“你就传旨给军机拟旨好了。” 
　　军机自然遵办。不过认为懿旨以回宫之后，再行颁发为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至于回京以后应该有体恤百姓的恩诏，以及与民更始的表示，则宜在启跸之前发布，于是两天之中，发了七道上谕。 
　　一道是从大处落墨，而以“钦奉懿旨”的名义陈述，说：“上年京师之变，蝥贼内讧，激成大事，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所不及此；创巨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等于慈禧太后的“罪己诏”。当然，着重的是惩前毖后，“惟望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麻。若复侥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而最切实的一段话是：“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自应薄于自奉，一切当以崇俭为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饬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省及应裁之处，皆应力杜虚糜。”这也就等于明白宣示，象修颐和园这种大工，再也不会兴办了。 
　　第二道亦是懿旨，在抚慰洋人，语气极其友好，说“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受各国公使觐见后，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内廷，极特款洽，予甚嘉之。现拟另期于宁寿宫接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着外务部即行择定日期，一并恭录照会办理。” 
　　第三道是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京，当天由皇帝恭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次日在太庙、大高殿告祭。至于圆丘、社稷坛等处择日祭告。 
　　第四道上谕，是奉懿旨宣布慈禧太后明年春天谒陵。回銮的皇差还未办了，马上又需浩繁的供应，似乎说不过去。因此这道上谕，很费了瞿鸿矶一番心血：“銮舆播越，倏忽一载有余，当时祸乱猝乘，仓皇西幸，非常之变，至今实用痛心。每念宗社惊危，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循省多愆，易胜疚悚！兹幸安抵京师，克循旧物，理宜虔伸祀事，肃展微忱，除太庙、圜丘各坛殿，皇帝已定期告祭外；东陵西陵，理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佑，而达明禋，着于来岁之春，敬谨诹吉，予率皇帝祗谒东陵，所有由京启銮及御道行宫，一并均着加意简省。王公各官，除每日值班及从行人员外，其余均毋庸随扈。我朝谒陵大典而外，如行围、阅伍，以及巡幸各行省、临视河工海塘诸役，列圣皆乘时顺动，常著勤劳，与古昔帝王巡狩省方，观民敷教之意，正相吻合，况现值时局艰难，尤宜不惮辛勤，躬览万方，用知庶务；嗣后亟应恪遵家法，勤举时巡，惟须轻舆减从，不致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若如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亿亦复浩大，其应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处，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遵即会同悉心核议，具御请旨遵行。” 
　　紧接着第五道，是根据左都御史吕海寰的奏请，以各项捐输太重而颁发的恤民恩旨：“去岁以来，畿辅蹂躏特甚，各省亦多水旱之灾，小民困苦流离，朝廷时深悯念，前已明降谕旨，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兹据该左都御史所奏各节，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如何筹捐之法，明白晓示，严禁绅董吏役蒙混中饱，借端需索，务除壅蔽，以通上下之情。总之于筹款之中，必以恤民为主，不准稍涉苛刻，扰累闾阎，以副朕视民如伤之至意。” 
　　第六道亦是由于吕海寰所奏，为了筹措赔款，新增的两项捐税，就屋、就地而征的房捐、亩捐，过于繁苛，降旨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筹捐办法，明白晓示，并严禁蒙混、中饱、勒索。 
　　第七道上谕最耐人寻味：“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礼部迅即咨行内务府镶红旗满洲浙江巡抚查明申复。” 
　　自从联军入京，指斥朝贵的舆论，已不能再加压制，所以七月间冤死菜市口的五大臣，被称“五忠”，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合称为“浙江三忠”。昭雪五忠，早在上年十二月间，即有明诏，但亦仅止于开复原官而已。 
　　原官既已开复，则大臣身死，照例应有恤典，可是上谕很难措词，当初是“明正典刑”，此时便不得谓之为“慷慨捐躯”。但如无恩恤，士论不平，迫不得已只好出以这种暗示将加恩五大臣的子孙，以慰忠魂的方式。 
　　就这样打点得面面俱到，慈禧太后方于十一月二十八进入回銮的最后一程。从保定到京城，坐火车不过三个多钟头的途程，所以这启跸极其从容，上午八点钟上车，午刻便已到达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 
　　车站已临时搭了一个极大的席篷，即是巡幸途中供御驾稍憩的所谓“黄幄”，不过张灯结彩，踵事增华。里面尤其讲究，陈设由古玩铺承包，佳瓷名画，只摆一天的工夫，便须花上好几万银子，当然商人到手，最多三成而已。 
　　这一列车，共计挂了三十多个车厢，除了太后、皇帝、皇后、妃嫔、随扈大臣的座车以外，大部分车厢装的是慈禧太后的行李，亦就是各省进贡的珍异方物。花车进站停住，迎驾的百官，早已沿着两旁跪好，也有许多洋人，含笑在看热闹。早就到了马家堡在照料的内务府大臣继禄便大喊一声： 
　　“洋人脱帽！” 
　　一面喊，一面做手势，洋人尽皆会意，纷纷照办。只见首先下车的是李莲英，仿佛没有看到跪接的百官，径自掉身往后，去照料行李。接着是皇帝下车，亦不理百官，匆匆上轿，为的是先要赶到宫门口去跪接慈驾。 
　　然后，慈禧太后由崔玉贵搀扶着下车，此时车头已经解卸远驶，站中肃静无声，只听崔玉贵扯开雌鸡嗓子不断在吆喝“老佛爷，慢慢＃＃＃！” 
　　踩着“花盆底”的慈禧太后，只有在下火车踏板的那两步，稍显艰难，一踩到地上，步履便很自如了。摇曳生姿地走了几步，站定一望，用略带惊喜的声音说：“这里好多外国人！”说着，稍微扬一扬手，有点对脱帽肃立的洋人答礼的意思。 
　　这时居首跪接的庆王站起身来，趋跄而前，复又下跪，口中说道：“奴才奕劻恭请皇太后圣安！” 
　　“起来！”慈禧太后很谦和地说：“起来说话。” 
　　“是！”庆王起身又说：“请皇太后上轿。” 
　　“不用忙！”她回身向随扈的荣禄、王文韶等人说道：“咱们总算又到了地头了！离京一年三个月了。” 
　　“是一年四个月。”崔玉贵插了句嘴。 
　　慈禧太后没有理他，游目四顾，脸色怡然，于是袁世凯以地主的身分，上前说道：“请皇太后入黄幄暂息一息，以便进茶。” 
　　“好！”慈禧太后刚一移步，发见李莲英走了来，便站着等候。 
　　“请老佛爷过目。”李莲英将一张随带箱笼的清单，用双手呈上。 
　　“这不用看了！皇后、格格她们，你好好照料。” 
　　交代完了，复又前行，一入黄幄，如到寝宫，王公大臣们，便都留在外面了。 
　　坐下刚喝了半碗茶，奏事太监来奏：“直隶总督请谒。” 
　　慈禧太后点点头，准袁世凯进见，原来他亦只是跟那执事太监一样，充当传宣的任务。芦汉铁路的工程总司事傑多第，受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的委托，主持两宫回銮，乘坐火车到京的一切事宜，从向比国订购花车开始，一直到此刻抵达马家堡，功德圆满，可以交差了。能有这么一番经历，在傑多第看，自是平生的殊荣，盼望能够面谒慈禧太后致敬。而袁世凯为了笼络傑多第，特意亲自为他奏请召见。 
　　及至一起进谒，袁世凯才发觉为洋人“带班”的滋味，很不好受。面对玉座，一个站，一个跪，他在洋人身旁，凭空矮了半截。另一面还跪着一个当翻译的外务部司官，成了个“山”字形，而傑多第躯干特伟，肃然正立，颇有一柱擎天之概，相形之下，矮胖而又跪着的袁世凯，越显得臃肿猥琐了。 
　　通过翻译，傑多第少不得有一番效劳不周的客气话，然后很恳切地表示，请慈禧太后指出所发现的缺点，以便改进。 
　　“我还是第一次坐火车。以前…　。” 
　　以前，慈禧太后也坐过火车。西苑紫光阁，曾铺过短短一段铁路，运进去几节小火车，一时徐桐等辈，以禁中居然有此“怪物”，都有痛心疾首之概。慈禧太后好奇曾坐过一回，但为怕出事，不准用机车拖带，只是找了些太监前挽后推，走了十来丈远便即停止。这件事此刻来说，成了笑话，所以她顿住不言，换了嘉许之词。 
　　“这一次你办得很妥当。我虽是第一次坐火车，已经知道火车的好处了，明年谒陵，仍旧要坐火车。”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明年会办得更好。”傑多第说：“希望下一次能够使太后更觉得满意。” 
　　“这样才好！”慈禧太后很高兴地，略停一下问袁世凯： 
　　“他是那一国人？” 
　　“傑多第是比国人。” 
　　“对了！芦汉铁路借的是比款。比国是小国，不过这个洋人倒很知道规矩，办事也很实在。”慈禧太后问道：“袁世凯，你看该怎么酬谢他？” 
　　“恩出自上，臣不敢擅拟。不过，洋人多想得赏宝星，将来回国，好在他的同胞面前炫耀。” 
　　“好！赏他一颗宝星，你传旨给外务部，看那一等的宝星，跟他的职位相当。至于铁路上还有好些华洋司事，这一次办差很出力，一起赏五千两银子，我另外拨出来，不必动部款了。” 
　　“是！”袁世凯答说：“赏傑多第宝星一节，臣遵慈谕传懿旨。赏铁路华洋司事的款项，万无请内帑之理。芦汉铁路在臣辖境之内，皇太后赏人的款项，自当由臣敬谨预备。” 
　　“你这一说，我成了慷他人之慨了。多不好意思！” 
　　慈禧太后是笑着说的，而袁世凯却似乎很紧张，碰着头说：“直隶的一切，皆在慈恩庇护覆载之下。慈谕‘他人’二字，臣万万不敢受。” 
　　“我是随便说的，你别认真。”慈禧太后含笑望了傑多第一眼，“他如果没有别的话，你就带他下去吧！” 
　　“是！” 
　　于是袁世凯与外务部司官，双双跪安，傑多第则深深鞠躬辞出。接着，李莲英来请驾。由于进京的日子与时辰，是经过钦天监慎重选定，这一天的未正，也就是午后两点钟进大清门，上上大吉。所以慈禧太后不敢耽搁，一请即行。 

　　　　　　　　　　　※　　　　　　　 ※　　　　　　　　 ※ 

　　銮舆到达正阳门，刚是午后一点，预定两点钟吉时进大清门。路程费不到一个钟头，有个消磨时间的法子，借关帝庙拈香之便，在那里等够了时间再上轿。 
　　清朝的家法，对武圣关公，特表崇敬。早在建都沈阳时，便为关公建庙。世祖入关，复在京师建庙地安门外，顺治九年勅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关公在洛阳及山西解州原籍的后裔，仿崇祀“四配”之例，授五经博士，世袭承祀。 
　　不过，地安门外的关帝庙，灵异不及正阳门外关帝庙。此庙在月城之右，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相传明世宗在西苑修道，因为禁中关帝庙内的法身太小，因而命木工另雕一座大像。完工之后，准备易像时，曾命人问卜，卜者说是旧像曾受数百年香火，灵异显著，弃之不吉。明世宗甚以为然，因而在正阳门月城之右，另建一座新庙，而以禁中旧关帝像，移此承受香火。及至李闯破京，大内遭劫，新像不知下落，反不如旧像依然无恙。 
　　更以位居冲要，占尽地利，所以香火益盛。慈禧太后每遇山陵大事，出入前门，必在此庙拈香，城门内外，警跸森严，唯独这一次是例外，竟然在正阳门城楼上，有人居高临下，堂而皇之地俯视慈禧太后的一举一动。 
　　可想而知的，除却洋人，谁也不敢，亦就因为是洋人，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庆王唯有惴惴然捏着一把汗，但愿洋人肃静无声，而慈禧太后不曾发现，才可免除诘问谁应负此“大不敬”罪名的责任。 
　　入庙之时，由于洋人都聚集在月城上，所以慈禧太后不曾发觉，乃至行礼已毕，休息得够了时候，一出殿，视线稍微上抬，洋人便已赫然在目。扈跸群臣，无不色变，预料着慈禧太后会勃然震怒，即使当时不便发作，那铁青的脸色，亦就够可怕的了！ 
　　那知不然！慈禧太后看得一眼，居然忍俊不禁地笑了，就象那些慈祥喜乐的老太太，看见年轻人淘气那样。接着，把头低了下去，佯作未见地上了轿子。 

　　　　　　　　　　　※　　　　　　　 ※　　　　　　　　 ※ 

　　首扈大臣一路看着表，指挥舆伕的步伐，扣准了时间，准两点钟，进了作为紫禁城正门的端门。于是经午门过金水桥入太和门，循三大殿东侧，到后左门，外朝到此将尽，再往里走，便是“内廷”，非有“内廷行走”差使的人，不得入。 
　　慈禧太后是在这里换的软轿，向东入景运门，越过奉先殿，进锡庆门，便是宁寿宫的区域。慈禧太后在轿中望见九龙壁屹立无恙，不由得悲喜交集，眼眶发热了。 
　　皇帝以及近支亲贵，趁慈禧太后在后左门换轿的片刻，先赶到皇极门前跪接，等软轿过去，只有皇帝跟随在后，一进宁寿门，触目又另是一番大不相同的景象了。 
　　原来宫眷是在这里跪接，慈禧太后亦在这里下轿。领头的是同治年间与蒙古皇后阿鲁特氏争中宫而落了下风的荣庆皇贵妃，一见慈禧太后，只喊得一声：“老佛爷！”尾音哽塞，赶紧掩口，已是哭出声来。 
　　“想不到，咱们娘儿们还能见面！”慈禧太后勉强说了这一句，噙着泪笑道：“到底又团聚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 
　　此言一出，自然没有人再敢哭，但都红着眼圈，照平日的规矩行事，默地跟在身后，直往乐寿堂走去。 
　　入殿才正式行礼，乱糟糟地不成礼数。慈禧太后一半是去年仓皇逃难，惨痛的记忆太深，亟待一吐，一半也是有意想冲淡大家可能有的怨怼，顾不得休息，便从当时出京的情形谈起，一发而不可止。 
　　这一谈，谈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传晚膳的时刻，方始告一段落。这时慈禧太后才发现有个极重要的人物未在场。 
　　“瑜贵妃呢？” 
　　“瑜贵妃病了。”敦宜皇贵妃急忙答说：“她让奴才跟老佛爷请假，奴才该死，忘了回奏了。” 
　　“什么病？”慈禧太后很关切地问：“莫非病得不能起床？” 
　　这让敦宜皇贵妃很难回答。瑜贵妃不是什么大病，但不知是何原因，说是不能恭迎太后，请她代为奏明。此时如果说了实话，则慈禧太后必然生气，说不定就会有一场大风波，想到遭难的那一阵子，多亏瑜贵妃维持，亦不忍让她受谴责。再说，留在宫中的妃嫔，数自己的地位最尊，如果瑜贵妃能接驾而不到，就该说她。照现在的样子，自己亦有责任。 
　　这样想下来，便只有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病这么重！”慈禧太后便喊：“莲英，你看看瑜贵妃去！ 
　　要紧不要紧？拿方子来我看。” 
　　李莲英答应着，随即到了瑜贵妃所住的景阳宫，宫女一见是李莲英，都围着他叫“李大叔”，一个个惊喜交集地，都想听听两宫西狩的故事。 
　　“这会儿没工夫跟你们聊闲天。”李莲英乱摇着手说：“快去跟你们主子回，说老佛爷让我来瞧瞧，瑜贵妃怎么就病得不能起床了？” 
　　“病得不能起床？”有个宫女答说：“李大叔，你自己瞧瞧去！” 
　　“怎么？”李莲英诧异，“瑜贵妃没有病？” 
　　进殿一看，瑜贵妃好端端坐在那里，李莲英可不知道怎么说了？反而是瑜贵妃自己先开口：“莲英，是老佛爷让你来的吗？” 
　　“是！”李莲英说：“敦宜皇贵妃跟老佛爷回奏，说主子病了，不能接驾。老佛爷挺惦念的。” 
　　“多谢老佛爷惦着。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只是受了点凉，有点咳嗽。不过，我不能去接驾，就不能不说病了。” 
　　“是！”李莲英问道：“奴才回去该怎么跟老佛爷回奏？” 
　　“托你把我不能接驾的缘故，说给老佛爷听。” 
　　“是！” 
　　“喏，”瑜贵妃向上一看，“你看。” 
　　李莲英向里望去，正面长桌上，端端正正摆着三个黄缎包袱，一时竟想不起是什么东西，愣在那里作不得声。 
　　“你打开看看！” 
　　李莲英答应着走上前去，手一触摸到黄袱，立即想到了，“是玉玺？”他看着瑜贵妃问。 
　　“不错，是玉玺。” 
　　清朝皇帝的玉玺，藏之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共有二十五方。相传最重要的一方，是高宗御制“宝谱”中列为第二的那方碧玉玺，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一分，盘龙纽，文曰“皇帝奉天之宝”，被视作传国玺。此刻就供在长桌的正中。另外两方，一方是白玉盘龙纽的“皇太后宝”，一方是金铸的“皇后之宝”。 
　　“我守着这三方玉玺，不敢离开，所以不能去接老佛爷。 
　　莲英，请你在老佛爷面前，替我请罪。” 
　　一听这话，李莲英不由得在心里说，这位主子好角色！其实，就守着这三方玉玺，又那里有不能离开之理。她故意这么做作，无非要表示她负了极重的责任而已。 
　　想想也是，两宫西狩，大内无主，掌护着传国玺，便等于守住了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保住了皇帝的位子。莫道玉玺无用，跟各国订的约，非要用了宝才作数。这样说来，瑜贵妃的功劳实在不小。 
　　于是李莲英庄容说道：“奴才知道了。奴才一定细细跟老佛爷回奏。真是祖宗积德，当时偏偏就能留下主子，料理大事。老佛爷一定不会埋没主子的大功劳。” 
　　“也谈不到功劳。”瑜贵妃矜持地说：“我只要能完完整整把这三方玉玺，亲手交到老佛爷手里，就算对得起自己了。” 
　　“是！是！”李莲英请个安说：“奴才马上就去跟老佛爷回。” 
　　说着，退后两步，转身而去。 
　　“慢点！莲英，我还问你句话。” 
　　“是！”李莲英站定了脚。 
　　“珍妃的尸首还在井里。总有个处置罢？” 
　　这话，李莲英就不敢随便回答了，“听说有恩典。”他说：“至于尸首怎么处置，倒没有听说。想来总要捞起来下葬。不过…　。” 
　　“你还有话？” 
　　“这么多日子了！可不知道尸首坏了没有。” 
　　“没有坏！坏了会有气味。”瑜贵妃说：“我打那儿经过好几回，什么气味也没有闻见。” 
　　“那可是造化！”李莲英说：“若是主子有什么意思，要奴才代奏，请吩咐。”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望早早捞上来，入土为安。” 
　　“是！入土为安，入土为安！”李莲英答应着走了。 
　　回到宁寿宫，只见慈禧太后在回廊上“绕弯子”。这是她每次传膳以后例行的功课，陪侍在侧，只宜于说闲话，不便谈正经，所以李莲英静静等着，直到慈禧太后回到屋里，方始去复命。 
　　“瑜贵妃说，让奴才在老佛爷跟前，代为请罪。她没有病，可是守着一样重要的东西，不能来接老佛爷的驾。” 
　　“什么重要东西？” 
　　“是老佛爷的玉宝。” 
　　“喔，喔！”慈禧太后突然想到了，“我倒忘了！在开封的时候还想到过，一回宫，先得看看交泰殿，收着的那些玉玺，可是一颗不缺？如今可都是在瑜贵妃那里？” 
　　“瑜贵妃那里只有三颗，是最要紧的。”李莲英说：“除了老佛爷的玉宝，万岁爷的‘奉天之宝’跟皇后的金宝，也在那里。说实在的，也真亏瑜贵妃想得到。” 
　　慈禧太后不语，想了一下才问：“你看她的神情怎么样？ 
　　可有点儿自以为立了功劳的样子？ 
　　瑜贵妃的荣辱就看李莲英的一句话了。经过这次的风波，李莲英参透了许多人情世故，尤其是载漪父子的下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一个人得意之日要想到失意之时，平时擅作威福，无缘无故得罪许多人，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发觉，那简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废了的那位“大阿哥”倘或平日稍微修修人缘，出宫的时候，又何至于那样难堪？ 
　　因此，李莲英毫不迟疑地答说：“奴才看不出来。想来瑜贵妃也不是那种人！” 
　　慈禧太后点点头，表示满意，“她如果是那种人，就算我看走眼了。”略停一下又问：“如今该怎么呢？总算难为她，该给她一点儿面子。” 
　　“老佛爷如果要赏瑜贵妃一个面子，不如此刻就召见，当面夸奖夸奖。” 
　　“也好！”慈禧太后说：“我也还有些话要问她。” 
　　李莲英答应着，立即派人去传宣瑜贵妃，然后又回寝殿，还有话面奏。 
　　“回老佛爷，瑜贵妃还有点事，让奴才回奏，就是，”李莲英很吃力地说：“就是珍主子的事。” 
　　这一说，慈禧太后很注意问：“她怎么说？” 
　　“说是尸首该捞上来下葬。” 
　　“那当然。不能老搁在井里。不过…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这件事我也常常想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瑜贵妃有主意没有？” 
　　“瑜贵妃没有说，奴才在想，这件事全得老佛爷作主，别说瑜贵妃，谁也不敢乱出主意。” 
　　“那么，你倒出个主意！”慈禧太后说，“反正搁在井里，总不是一回事，也不知道尸身坏了没有？” 
　　“还好，没有坏。” 
　　“你去看过了？” 
　　李莲英还没有到珍妃毕命之处去过，不过听了瑜贵妃所谈，已知是怎么回事，就不妨说几句假话：“是！奴才去过，虽没有揭开井盖看，可是问过，井里从没有气味，可知没有坏。那口井很深、很凉，尸身就象冰镇着，坏不了。” 
　　“这也算是她的造化。”慈禧太后催问着，“你快想，该怎么办？” 
　　“是！”李莲英想得很多，但想到的话不能说，只能说个简单的办法：“只有交代内务府，看那儿有空地，先埋着再说。” 
　　慈禧太后不作声，她觉得这样办，似乎委屈了珍妃。死者不甘则生者不安，但如用妃嫔之礼下葬，又觉得有许多窒碍。而且她也还不甚明了妃嫔葬礼的细节，一时更无法作何决定。 
　　就在这时候，宫女来报，瑜贵妃晋见，等打起帘子，只见前头走的不是瑜贵妃，而是一名太监，手里捧着一个托盘，上覆黄袱，再上面就是那三颗玉玺了。 
　　进了殿，捧玺太监往旁边一站；瑜贵妃整整衣襟，跪下去说道：“奴才恭请老佛爷万福金安！” 
　　“起来，起来！”慈禧太后就象见了亲生女儿似的，“快过来，让我看看你！” 
　　“是！”瑜贵妃从从容容磕了头又说：“等奴才先拿皇太后玉宝缴回。” 
　　带来的那名太监，是瑜贵妃宫中的首领，人很能干，这套自定的缴玺仪注，就是他斟酌出来的，此时便不慌不忙地将托盘捧了过去，弯下身子，等瑜贵妃接了过去，他才后退两步，跪在侧面远处。 
　　接托盘在手的瑜贵妃，连玺带盘，往上一举，这使得慈禧太后倒有些茫然了。当了四十年的太后，什么隆重的仪注都经过，就没有见过眼前这一套。不过，也难不住她，略想一想，站起身来，一面向李莲英使个眼色，一面将托盘略扶一扶，就算接手了。 
　　于是，李莲英躬着身子，将托盘捧了过去，供在上方案上，慈禧太后便顺手拉了瑜贵妃一把，笑容满面地说：“真难为你！” 
　　瑜贵妃却是眼圈红红地，强笑着说：“到底又在老佛爷跟前了，奴才一颗心可以放下来了！老佛爷这一趟，可真是吃了苦了！” 
　　“是啊！”慈禧太后只要一提道路流离之苦，就忍不住要掉眼泪，“那一路上艰难，跟你三天三夜都谈不完。” 
　　于是慈禧太后又开了“话匣子”，从京师谈到怀来，从怀来谈到太原，又谈西安行宫的狭隘局促，话中反似有羡慕安居深宫中人之意。 
　　李莲英先不敢拦她的兴致，直到看她有点累了，方找个空隙，提醒她说：“老佛爷也该问问瑜贵妃，在宫里的情形。” 
　　“对了！我、皇上、皇后都不在，亏得还有你！你倒不怕？” 
　　“奴才也怕！不过怕亦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找了内务府的人来商量。奴才擅专之罪…　。” 
　　“不，不！”慈禧太后连连摇手，“如今再别说这话，我还要奖赏你。” 
　　“老佛爷的恩典已经太多了，奴才福薄，再承受不起。不过，有件事，奴才斗胆要跟老佛爷回。” 
　　“你说，你说！是不是珍妃的事？” 
　　“是！”瑜贵妃说：“这件事得求老佛爷格外加恩。” 
　　“当然！在路上我就跟皇上提过了，追封她为贵妃。明天就可以降旨意。” 
　　“是！珍妃一定感激慈恩。可还有件事，奴才不敢不跟老佛爷回。” 
　　“什么事？” 
　　“珍妃两次托梦给奴才，三魂六魄飘飘荡档的，没有个归宿，一夜到天亮，只在景仁宫跟荣寿宫之间晃来晃去，可真是件苦事！” 
　　也真巧，就说到这里，窗户作响，西风入户，吹得烛焰明灭不定，慈禧不由得毛骨悚然，脸色都变了。 
　　李莲英也有些害怕，急忙去关紧了窗户，又叫人添灯烛。慈禧太后等惊魂略定，方又问道：“那，该怎么办？珍妃托梦给你的时候，说了什么没有？” 
　　“说了。奴才不敢办。” 
　　“怎么？” 
　　“她说，魂魄无依，都只为没有替她设灵位的缘故。她想要在井旁边的那间小屋子里，替她设个灵位。这怎么行？奴才跟她说，荣寿宫是老佛爷颐养的地方，怎么能替她设这个？” 
　　“这…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她的灵位应该设在哪儿呢？总也不能设在景仁宫吧？” 
　　“奴才问过内务府的人，说妃嫔都是下葬的时候，在园寝的飨堂设灵位。” 
　　这就难了！还得替珍妃造园寝才能设神主，而妃嫔园寝附于皇帝陵寝，当今皇帝一直未曾经营山陵，又何能单独为珍妃造园寝？ 
　　这个难处，瑜贵妃当然也能想象得到，而且有了办法，只是不便直接说出口。她所能采取的手段，唯有旁敲侧击，或者说是危言耸听，希望由慈禧太后口中逼出一句话来。 
　　“奴才心里在想，珍妃托梦的时候，只说对不起老佛爷，愧悔之心，确是有的。如今老佛爷回宫了，她当然不敢惊驾，只是飘泊无依，游来逛去，难免跟太监、宫女碰上了，大惊小怪地，那就不好了。” 
　　这一说，慈禧太后更觉毛骨悚然，想一想问道：“照这么说，今天就得给她安神主？” 
　　“若是能让她即刻有个归宿，不受那飘泊之苦，想来珍妃一定感激老佛爷天高地厚的恩典。” 
　　慈禧太后为难了，好一会才说：“我也愿意她三魂六魄有个归宿，只是照她所说的，在那间小屋子里设神主，行吗？” 
　　听语气不是慈禧太后自己有忌讳，而是怕为宫规所不许。 
　　李莲英摸透了她的心理，便敢说话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譬如一家人家，老太太健旺得很，小辈反倒不如上人，先故去了，还不是在偏屋里供灵设位。只要不是在正厅，一点关系都没有。” 
　　慈禧太后心想，这话不错。如果有上人在，小辈去世，莫非就不准在家设灵？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于是断然作了决定： 
　　“好吧！就替她在那间小屋子供灵好了。” 
　　“是！”瑜贵妃答应着，怕惹误会，她不敢代珍妃谢恩。 
　　“今晚上总不成了！”李莲英说：“奴才有个主意，不知道成不成？珍妃既然是给瑜贵妃托梦，不如就请瑜贵妃到井边祝告，把老佛爷的恩典告诉她，让她好安心，好歹委屈这一晚，别出来乱逛。” 
　　“好，今天就这么办。明天就有旨意，到时候传继禄来，我当面交代他。” 

　　　　　　　　　　　※　　　　　　　 ※　　　　　　　　 ※ 

　　第二天召见军机，只有两道上谕：一道是扈跸有功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加恩赏了“宫衔”与“朝马”，另外一道就是有关珍妃的：“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该衙门知道。” 
　　应该“知道”的衙门有三个，一个当然是内务府。一个是礼部，因为封妃照例有金册金印，如果生前晋封，便须重新铸册铸印，遣使行礼，死后追赠则用绢册，以便焚化在灵前。再有一个便是工部，须为珍贵妃预备下葬。 
　　不过，这一回事无先例，不按常规，工部不必插手，礼部亦只须办理追赠贵妃的仪典，不用拟议贵妃的丧仪，因为上谕中并未宣示为珍贵妃治丧。 
　　丧事当然要办的，归两个人负责，一个是李莲英，一个是内务府大臣继禄。事先曾经由慈禧太后当面指示，以贞顺门内的三楹穿堂，作为治丧之所，并准设灵致祭，为珍贵妃立神主。 
　　“这件事可怎么办？”继禄愁眉苦脸地跟李莲英说：“无例可援，竟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李总管，宁寿宫有老佛爷在，错不得一点儿，可全仰仗着你了！” 
　　“事情可还是要内务府办…　。” 
　　“是，是！”继禄抢着打断，“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东西有东西，只待你老吩咐下来，无不照办。” 
　　“如今先要一块坟地。” 
　　“有！你说在那儿。西直门外行不行？” 
　　“可以。”李莲英沉吟着自语：“要不要通知珍贵妃娘家人去看一看？” 
　　“喏，这就是为难的地方！”继禄恰好诉苦：“照规矩，大殓之前，得通知珍贵妃娘家的女眷，进宫瞻仰遗容。如今是不是照规矩办呢？” 
　　“进宫得先奏准，犯不上去碰这个钉子。不过坟地可以让他们去看，你多拨几处地方，让他们挑一块，挑定了，我来回奏。这件事马上得办，不然来不及。” 
　　“是了。第一件，挑坟地，我记住了。第二件，挑那一天入殓？” 
　　“这得问钦天监。不过，越快越好，倘或没有什么大冲克，最好今天就办。” 
　　“是了。”继禄又问：“第三件，大殓的时候，该有那些人在场？” 
　　“瑾妃总少不了的，瑜贵妃也得请了来。”李莲英想了一下说：“这件事你别管了，我来请旨。” 
　　“那再好不过。可有一件，今儿一早，我到养心殿，皇上叫住我问，珍妃的事，皇太后可有交代。我回说还没有，不过皇太后已经传旨召见，大概就为这件事。皇上这么关心，到时候也许会来。李总管，你心里可得有个数儿。” 
　　“我想过了，不要紧！到时候我请老佛爷到西苑去逛一天，皇上自然随驾，不就避开了。” 
　　“到西苑不如到颐和园，能在颐和园住一两天，咱们在这里办事就方便了。仪鸾殿烧掉了，到西苑当天还得回宫，又接驾、又办珍妃的大事，都挤在一块儿，怕施展不开。” 
　　“这也可以。不过，我得跟着老佛爷走，这儿照料不到，可全归你了。” 
　　“只要商量妥当了，办事用不着你老下手。到那天，咱们各管一头，颐和园归你，宁寿宫归我。” 
　　“好！就这么说定了。如今两件大事，一件挑大殓的日子，一件看坟地，请赶紧去办，最好今天就给我个信。” 
　　等继禄一走，李莲英静下来从头细想，发觉有个不可原谅的疏忽，颐和园先后经俄、英两国军驻扎，大受摧残，虽然勉强可以驻驾，但触目伤心，最好在慈禧太后面前提都不提，更不用说去巡视。继禄的意思，大概以为这一来便可提到兴工修复的话，内务府又能大尝甜头，果然存此想法，未免荒唐！ 
　　不过，珍贵妃尸首出井之日，慈禧太后以避开为宜，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好在现成有“西六宫”的长春宫在，不妨早早奏请移驾。 

　　　　　　　　　　　※　　　　　　　 ※　　　　　　　　 ※ 

　　为珍贵妃盛殓的日子，排在十二月初三。前两天，慈禧太后便已挪到长春宫，要住到年下再回来，以便新正接受皇帝及群臣的朝贺。 
　　珍贵妃的丧事，既不能照天家的仪制，亦不可依民间的习俗，为了迁就种种禁例，唯有从权处置。为了招魂，未曾殡殓，先行成主，在慈禧太后移居之日，就在贞顺门内的三楹穿堂，面西设置供桌。小小的神龛之中，供着一方木主，题的是“珍贵妃之神位”，位字上的一点，照例应由孝子刺血点染，再以墨填，此时自亦无法讲究了。 
　　到了十二月初二，宫中各处皆显得有些异样，太监、宫女相遇，往往先以眼色相互警戒，看一看周围，若是没有什么要避忌的人，便会悄悄相语，提出许多好奇而无法解答的疑团。 
　　“不知道珍贵妃出井，是怎么个模样？她死得冤枉，一定口眼不闭。” 
　　“谁知道呢？泡在井里一年多了，你想想会成个什么样子？” 
　　这是怎么样也不能设想的一回事，唯有当面看了才能明白。 
　　“我想去看一看，可又怕拦着不准进去。得想个什么法子才好？” 
　　“只有到时候看。能进去最好，不能进去也没法子。” 
　　又是个没有结论的话题，徒然惹得人心痒痒地更想谈下去。 
　　“可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去？” 
　　“他想去也不成啊！” 
　　“这也不见得。你想，能在宁寿宫给珍贵妃设供桌，这话说给谁也不信。可是结果呢？” 
　　“话是不错。不过，这件事也许瞒着皇上，到现在他都还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呢？皇上一定要见珍贵妃一面，老佛爷真的拦住不许？” 
　　“老佛爷或许不会拦，就怕皇上根本就不敢说。” 
　　这个说法，看起来一针见血，谁知适得其反，慈禧太后对于料理珍贵妃身后这件事，不但不打算瞒着皇帝，而且是采取很开明的态度。 
　　“你知道我为什么挪到长春宫？”慈禧太后用此一问，作为开头。 
　　“儿子不知道。”皇帝率直答说。 
　　“我是打算在贞顺门那间穿堂里面，替珍贵妃供灵。”慈禧太后又说：“尸首搁在井里，总不是一回事，我老早就想好了，一回京第一件要办的，就是这件事。如今日子挑定了，十二月初三丑时大殓。我是不能去看了，我倒想，你该跟她见最后一面。” 
　　听得这话，皇帝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因为慈禧太后的话是真是假，是体谅还是试探，一时亦觉不辨。从西狩共过这一场大患难以后，虽然国家大政，她还是紧紧把持，毫不松手，但处家人母子之间，已非从前那种一见面便板起了脸的样子，常是煦煦然地颇有慈母的词色。可是有关珍妃的一切，应该是个例外。 
　　“怎么？”慈禧太后用鼓励的语气催问：“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到时候我让莲英陪了你去。” 
　　这不象是虚情假意，皇帝也想到，不能不识抬举，因而答说：“皇额娘一定要让儿子去，儿子就去一趟。” 
　　“我想，你应该去！她也死得挺可怜的。”慈禧太后紧接着又说：“喔，我还告诉你，内务府跟她娘家的人，一起在西直门外挑了一块地，替她下葬。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呢？” 
　　“是！”皇帝低档地说：“儿子在想，珍妃如果泉下有灵，一定感激皇太后的恩典。” 
　　“但愿她有个归宿，早早超生。”慈禧太后又说：“等晚膳过了，你早早歇着去吧，到时候我让莲英到养心殿去。” 
　　于是传膳以后，宫门下钥；皇帝回到养心殿，已是掌灯时分。这天很冷，火盆中的炭不够旺，皇帝吩咐：“多续上一点儿！” 
　　结果还是不够多，偌大的云白铜火盆，只中间一小圈红。 
　　皇帝忍不住生气，找了首领太监孙万才来骂。 
　　“你听见我的话没有？叫你多续上点儿炭，为什么还是这么一星星鬼火？” 
　　“回万岁爷的话，炭不多了，后半夜更冷，不能不省着用。” 
　　“炭不多了？分例减了？” 
　　“分例倒没有减，就是不给。” 
　　“谁不给？”皇帝问说。 
　　就在这皇帝忍无可忍，震怒将作之时，门帘一掀，闪进一个人来，一面请安，一面说道：“奴才给万岁爷请晚安！” 
　　见是李莲英，皇帝胸头一宽，怒气宣泄了一半，他对李莲英视为教满洲话，教骑射的旗人，称之为“谙达”，他说：“你看看这火盆！屋子里那里还有热气儿？问起来，说是领的炭不足数，得省着用。到底是谁在捣鬼？” 
　　李莲英一看是孙万才，心里雪亮，此人是崔玉贵一伙，以为皇帝还是从戊戌政变到兴和团闹事那段期间的倒霉皇帝，这就大错而特错了。不过崔玉贵在太后面前说话，十句之中还是能听个三四句，自己也犯不上得罪他们那一伙，因而陪笑答道：“万岁爷请歇怒！内务府最近改了章程，一定是他们没有弄清楚，要裁减什么，也决不能裁到宁寿宫、养心殿这两处。”说到这里，扭脸向孙万才轻喝：“还不快到茶膳房取红炭来续上。” 
　　孙万才见机，赶紧退了出去，不多片刻，带着小太监另外抬来一个极旺的火盆。李莲英亲自动手，帮着替换妥当，然后倒了一碗热茶，用托盘送到皇帝面前。步履行动，又快又稳，而且悄无声息，最使皇帝感受深切的是，执役的态度跟在慈禧太后面前，毫无不同。 
　　等皇帝喝过两口热茶，脸上显得比较有血色了，李莲英方始不徐不疾地说道：“老佛爷派奴才来请旨，打算什么时候去看珍贵妃的最后一面？” 
　　皇帝又茫然不知所答了，只觉得心乱如麻，而又象胸头有块大石头压着，气闷得无法忍受，直一直腰，仰着脖子长长吁了一口气，想出一句问话：“捞起来了没有？” 
　　“捞起来了。” 
　　平淡无奇的四个字，落入皇帝耳中，心头便是一震，有句话急于想问，而又不敢问，怔怔地好一会，方鼓足勇气开口：“人怎么样？还象个样子不？” 
　　见此光景，李莲英不敢说实话，慢吞吞地答道：“没有变，衣服也是好好儿的，只掉了一根扎脚的带子。” 
　　“这太好了。”皇帝又皱眉问道：“差不多一年半了，怎么会没有变？” 
　　“那是因为井底下太冷的缘故。” 
　　“对了！”皇帝想起宋仁宗的故事，“宋朝的李宸妃，仁宗的生母，去世的时候，仁宗不知道，大臣恐怕以后仁宗会查问生母的下落，就拿李宸妃的金棺用链子在四角拴住，临空悬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一口井里，也就是取其寒气，能够保住尸身不坏。” 
　　尸棺临空悬于井内，与尸首泡在井水之中，是两回事，李莲英心想，皇帝如果以为珍贵妃的容貌，虽死如生，则目睹真相，一定悲痛难抑。不如想法子拦住，不让他临视为宜。 
　　想是这么想，却不敢造次进言。他深知慈禧太后的用心，经此一番巨变，洋人更偏向于皇帝，而太后则不免有孤立之势。回銮之前，总算外有李鸿章与庆王，内有荣禄与瞿鸿矶，多方调护，不让洋人说一句对太后不满的话，也没有提出归政的要求，体面得保，大权不失，真正是来之不易。 
　　然而慈禧太后的基础并未稳固。回銮以前，可以将皇帝与洋人隔绝，而母子之间依然貌合神离，办易于遮掩。到京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尤其不能放心的是，皇帝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谁也不知道。积威之下，而且皇帝的羽翼，已尽被剪除，诚然不能有何作为，可是，皇帝积愤难平，只要发几句牢骚，经新闻纸传布，便如授人以柄，为反对太后的人，出了一个极好的题目。 
　　因此，慈禧太后曾特别叮嘱李莲英，回銮途中，一切供御，要格外检点，决不可以显得太后与皇帝有所轩轾。她的做法是，尽量使人觉得宫廷之间，母慈子孝，融洽无间。这样，不但易于脱卸纵容拳匪的过失，而且也堵住他人之口，说不出请太后归政的话，因为母子同心一德，归政不归政无关紧要。倘或有人一定要在太后与皇帝之间，画一条截然不同的界限，说“训政”与“亲政”有如何如何的差异，亦可课以“离间”的罪名，由皇帝出面降旨去箝制。 
　　这一切做法的成败关键，是在皇帝身上，因此不能不善为安抚。慈禧太后知道，以她做母亲的身分，任何严厉的要求，为人子者承欢顺志，都当逆来顺受，只有两件事，自己做得不象个母亲了！ 
　　一件是立大阿哥，明摆着打算废立，筹于做母亲的要将儿子撵出大门。既然如此，做儿子的亦就可以不认自己这个出于继承关系的母亲。俗语说的是，“虎毒不食子”，那样做法，未免过于绝情。不过，这个错误已经弥补过来了，在开封驱逐溥儁出宫，皇帝内心的感激，是可以从词色中清清楚楚地觉察到的。 
　　再一件就是将珍妃处死，如今追赠为贵妃，为她设灵，重新殡殓，都是补过的表示，皇帝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但最要紧的是要表示尊重皇帝的意愿。珍妃既然为他所宠爱，而又死得这么惨，那么当此唯一可以让他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而竟加以阻抑，无论如何是件说不过去的事。 
　　慈禧太后本来打算得好妹地，但等尸体出井，听说形容可怖，便要考虑让皇帝看到，会有什么感想？ 
　　很显然的，惊痛悲愤之余，一定会问，这是谁的罪过？旧恨本已快将泯灭，无端加上刺激，拿它勾了起来，决非聪明的办法。因此，慈禧太后变了主意，决定还是不能让皇帝看到珍贵妃的面目。不过，话已说出口，不能出尔反尔，只好交代李莲英来见皇帝，见机行事。 
　　这是个很难办的差使。李莲英一直到此刻才能决定，以皇帝见了珍贵妃的遗容，定会伤感作理由而谏阻，徒增反感，并无用处。唯有采取拖的办法，拖过入殓的时刻，皇帝亦就无可如何了。 
　　拖又有两种拖法，一是陪着皇帝闲谈，谈得忘了时候，再一种是设法让皇帝熟睡，睡得误了时候。这两个法子，那个比较好，一时还无法断定，眼前亦只有拖着再说。 
　　于是，他精神抖擞地，只在珍贵妃的丧事上找话题；而忘不了时时提到，慈禧太后是如何关切。由此又有意无意地谈起，珍贵妃入宫之初，在长春宫、在西苑、在颐和园侍奉游宴时，如何得慈禧太后的宠爱？ 
　　这却不是假话，因为皇帝自己就曾见过，此刻听了李莲英的话，很容易地勾起了记忆。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也正是慈禧太后的“清客”缪太太入宫不久，太后学画每妹命珍贵妃侍候画桌，自己亲眼见过不止一次。 
　　慢慢地，珍贵妃也能画得象个样子了，有时太后赐大臣的画，由她代笔，经缪太太润饰以后，便发了出去。其后，珍贵妃由怡情书画一变而为喜欢照相。于是，大祸由此而起了。 
　　他记得那是甲午战后，慈禧太后正开始痛恨洋人的时候，珍贵妃传了一个照相铺子的掌柜，悄悄儿到景仁宫来照了几张相，事为慈禧太后所知，大为不悦，传了珍贵妃来，很责备了一顿。如果就此改过，也还罢了，偏偏不改，而且变本加厉。说起来，珍贵妃也有点儿咎由自取。 
　　不过有件事，皇帝始终在怀疑，此刻想到，不妨一问：“谙达，会照相的那个太监，后来传杖处死的，你总记得，叫什么名字？” 
　　“是……，”李莲英想起来了，“叫戴安平。” 
　　“说他在东华门外开了一家照相铺子，可有这话？” 
　　“有。确实不假。” 
　　“他开铺子的本钱，说是珍贵妃给的。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李莲英答说：“不过是不是真的珍贵妃给的本钱，那就难说了。” 
　　“莫非以后就没有查个水落石出？” 
　　“这件事，奴才记不大清楚了。”李莲英说：“等明儿查明白了来回奏。” 
　　“不必！”皇帝摇摇头，慢慢拉开抽屉，取出一张褪色的照片，放在桌上凝视着。 
　　自然是珍贵妃的照片，不过不是在景仁宫，而是在西苑所摄。皇帝记得，她那天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长袍，上套月白缎子琵琶襟的坎肩，镶着极宽的玄色丝织花边。慈禧太后都曾说过，这样娇嫩的颜色，宫里只有珍妃一个人配穿，可见得宠爱犹在。而曾几何时，杖责、降封、幽闭、入井，这变化不是太厉害了吗？ 
　　“谙达，”皇帝痛苦地问：“我实在不明白，到底要怎样，才能让老佛爷高兴呢？” 
　　这能让李莲英说什么？母子之间的不和，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也决不是一朝一夕间所能收功的。他略想一想，唯有一方面劝慰，一方面为慈禧太后解释。 
　　“如今不慢慢儿好了吗？顺者为孝，万岁爷凡事迁就一点儿，老佛爷没有不体恤的。”李莲英略停一下又说：“怪来怪去怪那些小人，从中播弄是非。奴才斗胆跟万岁爷提一声，有些话不妨跟老佛爷当面回奏，找人去说，或许就会变了样儿。 
　　好好的一句话，变得不中听了。” 
　　“这倒是真的。”皇帝点点头，“以后有话，我如果自己不便说，就说给你！” 
　　“是！”李莲英有些诚惶诚恐似地，“万岁爷只要交代奴才，奴才一定原样转奏。” 
　　“喔，有件事，我要问你。如今有六国的公使，都是打咱们离京以后才到任的，照条约得要见我，面递国书。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老佛爷的意思怎么样？” 
　　这话骤听不解，李莲英细细琢磨了一会，才辨出意思。所谓“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说应该持何态度？尽管慈禧太后自己对洋人，今非昔比，颇假以词色，但皇帝与洋人相见之时，如果态度上较为亲切，就会引起她的猜忌。皇帝亦必是顾虑这一层，才会发此疑问。 
　　了解了本意，就容易回答了：“奴才不懂什么，怕说得不对。”他说：“依奴才的拙见，君臣之分，中外一律，公使是客，固然应该客气一点，不过到底也是外邦之臣，万岁爷也得顾到自己的身分。” 
　　“你的意思是说，不亢不卑就可以了？” 
　　“是，是！不亢不卑。”李莲英顺口又加了一句：“不太威严，可也不太随和。” 
　　“我懂了。不过，”皇帝忽然皱起了眉，“我实在有点怕见他们。” 
　　李莲英不知道他为什么怕？但宫中的规矩，除非皇帝是在垂询，否则象这样的话是不必也不该接口的，所以他保持沉默。 
　　“我是怕他们问起咱们逃难的情形，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不会的！”李莲英答说：“如果是那样不知趣的人，也不会派来当公使。” 
　　“这话倒也是。”皇帝点头同意，“不过，就人家不说，咱们自己不觉得难为情吗？” 
　　李莲英心想，皇帝真是不可救药！永远不知道慈禧太后心里的想法。照她想，大清朝的天下，当初不是送给长毛，就是为肃顺所篡夺。安邦定国都亏得有她！四十年临朝听政，外而李鸿章、左宗棠，内而恭王、醇王，不管跋扈也好，骄慢也好，谁不是俯首听命，感恩怀德？至于国事之坏，是皇帝亲政以后的事，知人不明，好高骛远，新进之辈，不知天高地厚，任意妄为，新旧相激，以至于鼓捣成这么一场空前的大祸，而收拾残局，还是要靠效忠自己的一班老臣。尽管洋人有意捧皇帝，其实是借题发挥，不曾安着好心。 
　　总而言之，论到治国，慈禧太后决不肯承认不如皇帝。而皇帝每每好说这种“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的话，虽非有意讥讪，但传入慈禧太后耳中，当然不是滋味，再经人一挑拨，便越发恨在心里了。 
　　他很想劝一劝皇帝，却苦于难以措词，正在思索之际，只听得“当啷”一声大响，余音未歇，已可辨出是一只铜盘掉在砖地上的声音。 
　　这也是常有的事，至多不过惊得心跳一下而已。可是在皇帝却严重了！只见他吓得脸色苍白，冷汗淋漓，手扶着桌子，有些支持不住的模样。 
　　这种情形，李莲英见过不止一次，听慈禧太后说过更不止一次。皇帝从小身体弱，抱进宫来时，肚脐眼上一直在淌黄水，慈禧太后亲自抚育也颇费了些心血。皇帝最怕打雷，霹雳一下，必是往太后怀中躲，在书房里，就得翁师傅将他搂着。 
　　及至长大成人，胆子更小，雷声以外，就怕金声，所以听戏在他是一大苦事，尤其是武戏，因为怕大锣。此外，打枪的声音也怕，拳匪与虎神营围攻西什库教堂时，枪声传到瀛台，害他通宵不能入梦，是常有的事。 
　　这样的皇帝，实在不能让任何有魄力、有决断的人看得起，但也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可怜。李莲英真不忍见皇帝那副惨相，急忙上前扶住，半拽半扶地让他在椅子上坐下，只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皇帝总算缓过气来了，自己也觉得有些窝囊，怔怔地望着李莲英，是一种乞求谅解的眼色。 
　　“万岁爷早早歇着吧！”李莲英试探地说。 
　　皇帝想说：那里睡得着？而终于只是抑郁地点点头。 
　　于是，李莲英招手唤了小太监来，为皇帝卸衣脱靴，预备上床，李莲英便退后两步，打算悄悄溜走。 
　　“谙达！”皇帝突然喊住他说：“你能不能替我办件事？” 
　　皇帝提出一个看似意外，其实在情理之中的要求，他希望李莲英替他找一件珍贵妃的遗物来，不论什么，钗环衣服，只要是她生前用过的就行。 
　　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景仁宫早就封闭，珍贵妃贴身的宫女，亦已打发得一个不剩，更从何处去求地的遗物？但看到皇帝眼中所流露的渴望的神色，他实在不忍说实话，且先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出得养心殿，扑面一阵凛冽的西北风，李莲英打了个寒噤，但脑子却清醒了。一下子想起两处地方可以取得珍贵妃的遗物，一处就是贞顺门穿堂中，珍贵妃殡殓之处，入井的旧绸衣与鞋子已经换了下来，现成取来就是；再一处就是瑾妃那里，必有她妹妹遗留下来首饰玩物之类。 
　　只稍作考虑，李莲英便定了主意。入井的衣物，自然更堪供追忆，但触目心惊，怕皇帝所受的刺激过重，而且不祥之物留了下来，慈禧太后知道也会不高兴。只有到瑾妃那里找一两样东西送上去，比较适宜。 
　　掏出表来看，长短针都指在十字上。在平时，瑾妃宫中早已下钥熄灯，这一夜因为要送珍贵妃大殓，事先已经奏准慈禧太后，宫门可以不上锁，瑾妃亦尚未归寝，去了一定可以见得着。 
　　通报进去，瑾妃略有意外之感。当然，没有不见之理。 
　　李莲英照宫中的规矩，只在窗子外面回话，“奴才刚打养心殿来，万岁爷想要一样珍贵妃留下来的东西。想来瑾主子这里，一定能够找得出来。” 
　　听得这一说，瑾妃的眼圈又红了。她正在检点她妹妹留在她那里的衣物，那些可以带入棺，那些不妨留下来送亲戚作遗念？皇帝来要，当然尽先挑了送去。不过，她有极大的顾虑。 
　　“东西有。”她迟疑着说：“只怕送上去了，会有麻烦。”言外之意，李莲英当然能够深喻，想一想答道：“不要紧！ 
　　交给奴才就是。” 
　　这表示慈禧太后如或诘问，自有李莲英担待。“既然如此，”瑾妃在窗子里说：“你自己进来挑吧！” 
　　“奴才不必进屋子了，请瑾主子自己作主。” 
　　这下，瑾妃大费踌躇。照她的想法，最好将她妹妹被幽禁时所用的，连镜子都已破了一块的那个旧梳头匣子，交李莲英带去，好让皇帝时时记得，他的宠妃曾经受过怎样的虐待？可是她不敢！因为她想得到的用意，慈禧太后一定也想得到，万一知道了这回事，问一句：“为什么不拿别样，偏拿个破梳头匣子给皇上，是何居心？”那一来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在一桌子的什物中细细搜索，终于找到一样好东西。这本来是瑾妃想自己留下来作遗念的，如今送给皇帝，自然比留在自己身边，更得其所。 
　　拿起那个制作得十分精细美观的金豆蔻盒，瑾妃真有些爱不忍释。然而毕竟还是找了珍贵妃用过的一方紫罗手绢包了起来，又洒上些珍贵妃用剩下来的香水，找个黄匣子盛好，亲手隔窗递与李莲英。 
　　“烦你劝劝皇上，人死不能复生，又道是‘没有千年不散的筵席’，请皇上千万别伤心。” 
　　李莲英心知瑾妃言不由衷，但仍旧答一声：“是！” 
　　“还有，”瑾妃又说：“听说老佛爷准皇上亲自临视珍贵妃的遗容，这，实在可以不必。你务必给拦一拦，皇上是不看的好。”说到最后一句，瑾妃的声音哽咽了。 
　　“奴才知道。”李莲英心想，这倒是很好的一个劝阻的借口。 
　　于是，让随行的小太监捧着黄匣，李莲英又回到了养心殿。西暖阁中一灯荧然，窗纸上映出晃荡的影子，想是皇帝等得有些着急了。 
　　李莲英微咳一声，窗纸上的影子立刻静止了，接着门帘打起，他从小太监手里接过黄匣，疾趋数步，走到门口说道： 
　　“奴才给万岁爷复命。” 
　　“好！拿进来。” 
　　李莲英将匣子放在桌上，然后退后两步请个安说：“是瑾妃宫里取来的。瑾妃还有话，让奴才回奏。” 
　　“什么话？” 
　　李莲英将瑾妃所说的话，前面一段，是照样学了一遍，后面一段就全改过了：“瑾妃又说“半夜里寒气很重，那儿是个穿堂，前后灌风，万一招了寒，圣躬违和，那就让珍贵妃在地下都会不安。万岁爷如果体恤珍贵妃，就千万别出屋子了。’” 
　　皇帝沉吟了好一会，方始很吃力地说：“既是这么说，我就不去。 
　　“是！”李莲英如释重负，问一声：“万岁爷可还有别的吩咐？” 
　　“你跟皇太后回奏，就说我没有去看珍贵妃的遗容。” 
　　“是！” 
　　“这，”皇帝指着黄匣说：“这东西，别跟皇太后提起。” 
　　“奴才知道。” 
　　“好！你回去吧！” 
　　李莲英便即跪安退出，顺便向屋里的太监使个眼色，示意他们尽皆退出。 
　　于是皇帝亲手打开盒盖，一阵浓郁的香味，直扑到鼻，顿觉魂消骨荡，刹那间，眼、耳、口、鼻、意，无不都属于珍贵妃了。 
　　那曾闻惯了的香味，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一下子都勾了起来。他记得这瓶香水是张荫桓出使回来，连同几样珍奇新巧的玩物，一起托一个太监，仿佛就是开照相馆的戴太监，转到景仁宫去的。 
　　由于皇帝喜爱那种香味，从此珍贵妃就只用这种香水，算起来已四五年不曾闻见过了。 
　　解开罗巾，触目更不辨悲喜，金盒中还留着两粒豆蔻，不由得就想起杜牧的诗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正是珍贵妃初入宫的光景。 
　　算一算快十二年了，但感觉中犹如昨日。那年——光绪十五年，珍贵妃才十四岁，虽开了脸，梳了头，仍是一副娇憨之态。皇帝想起她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珠，不时乱转，而一接触到皇帝的视线，立即眼观鼻，鼻观心，强自矜持忍笑的神情，便不由得神往了。 
　　那四五年的日子，回想起来真如成了仙一样。烦恼不是没有，外则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纵有一片改革的雄心壮志，却是什么事都办不动；内则总是有人在太后面前进谗，小不如意，便受呵责，而皇后又不断呕气，真是到了望影而避的地步。可是，只要一到景仁宫，或者任何能与珍贵妃单独相处的所在，往往满怀懊恼，自然而然地一扫而空。也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会体认到做人的乐趣。 
　　如今呢？皇帝从回忆中醒过来，只觉得其寒彻骨，一颗心凉透了！一年半以前，虽在幽禁之中，她仍旧维系着他的希望，想象着有一天得蒙慈恩，赦免了她，得以仍旧在一起。谁知胭脂井深，蓬莱路远，香魂不返，也带走了他的生趣！ 
　　人亡物在，摩挲着他当年亲手携赠珍贵妃的这个豆蔻盒子，心里在想，这不就是杨玉环的“钿盒”吗？将古比今，想想真不能甘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在珍贵妃并无这样非死不可的理由，“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诚然悲惨，但自己竟连相救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不能如玄宗与玉环的诀别，这岂能甘心。 
　　而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玄宗与玉环毕竟有十来年称心如意的日子，而自己与珍妃呢？转念到此，皇帝不但觉得不甘心，且有愧对所爱而永难弥补的哀痛。 
　　“说什么‘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唉！”皇帝叹口气，将豆蔻盒子合了起来，不忍再想下去了。 
　　可是涌到心头的珍贵妃的各种形像，迫使他不能不想，究竟她此刻在何处呢？是象杨玉环那样，在“楼阁玲珑五云起”的海上仙山之中？ 
　　也许世间真有所谓“临邛道士鸿都客”，当此“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的苦思之时，翩然出现，为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去觅得芳踪，又如汉武帝的方士齐少翁那样，能招魂相见。 
　　果然有这样不可思议之事，自己该和她说些什么呢？皇帝痴痴地在想，除了相拥痛哭以外，所能说的，怕只有这一句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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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唯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未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　　　　　　　 ※　　　　　　　　 ※ 

　　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　　　　　　　 ※　　　　　　　　 ※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　　　　　　　 ※　　　　　　　　 ※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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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贤王奕譞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王”。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又派上书房师傅，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携带国书礼物，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军机上奏，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原来客使跪觐，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洋人引为奇耻大辱，而中土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是件最得意之事。从此以后，嘉、道、咸三帝，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拒见外使。直到同治年间，迫于情势，才作了让步，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多次磋商，用五鞠躬礼觐见穆宗于西苑紫光阁，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而朝廷还觉得过于委屈。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野蛮”礼节，强加之于中国皇帝的胞弟，明明是故意折辱，倘不力争，何以见祖宗于地下，更有何面目再见臣下。 
　　为此，函电交驰，极力磋商，结果总算免行跪礼。但觐见的情形，却又大出慈禧太后意外。德皇不独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载沣，而且降尊纡贵，亲到行馆答访，情意殷殷地谈了许久。又邀载沣至但泽阅兵，参观曾来华游历，觐见过皇帝的亨利亲王所统帅的海军，甚至还作了德国皇后茶会的主宾。 
　　这前倨后恭的用意，他人茫然，而慈禧太后肚子里雪亮。故意以跪礼来为难谢罪的专使，是表示对她纵容义和团的不满，而优礼载沣，纯然因为他是皇帝的胞弟！ 
　　及至载沣回国，两宫已在回銮途中，慈禧太后特地在开封行宫，召见载沣，细问使德的情形。载沣那知老太后已有猜忌之心？少不更事，对在德国所受的礼遇，只有夸饰，绝不隐讳，说德皇如何对他期许，又劝他留意军事，说是确保政权的唯一要诀，就是将兵权抓在皇室手中： 
　　慈禧太后心想，载沣素无大志，才具亦平常得很，说话有些结巴，往往辞不达意，此刻眉飞色舞，无非觉得此行很有面子而已。究其实际，并未将劝他的话，好好去想过一想。只是无用之人，易于受人摆布，倘有人利用他的身分地位，暗蓄异志，所关匪细。 
　　往暗里去想，皇帝目前无子，又因有肾亏的迹象，将来也不会有儿子，然则皇位何属？兄终弟及，已有前例，一班“新党”如何看不出各国有支持载沣之意，因势利用，只怕从此就要多事了！ 
　　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只要载沣自己不愿，任何人都不能假借他的名义为非作歹。这样想下来，自然而然地有了法子，找一个人管住载沣，即是釜底抽薪之道。 
　　谁能管住载沣？大家巨族的老太太，要教儿子收心，有个不二的秘诀，替他娶一房标致、能干、贤慧的媳妇。因此，慈禧太后从召见海外归来的载沣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在物色“醇王福晋”了。 
　　替她参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荣寿公主，一个是李莲英，但只有李莲英所提的人选，正合慈禧太后的意，那就是荣禄的爱女福妞。 
　　“大格格，你看呢？”慈禧太后问荣寿公主。 
　　“模样儿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能干更无话说。就是，”荣寿公主笑笑说道：“小五将来必是落个怕媳妇的名声。” 
　　“小五”是指载沛。她是为她的堂弟设想，不过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的主意，越发坚定不移，她不便表示，正要他“怕媳妇”才好，只能为福妞解释。 
　　“这孩子，是让她父母惯的！胆子可真大，连我都不怕…　。” 
　　慈禧太后是欲扬故抑，话才说了一半，但荣寿公主却抓住空隙很快地说了一句：“她连老佛爷都不怕，小五就更不在她眼里了。” 
　　“那也不尽然。少年夫妻，恩恩爱爱，彼此体贴，脾气会改的。” 
　　荣寿公主不答。慈禧太后也发觉到，自己这样说法，等于已定了主意，“大格格”当然不能驳回，但她心里不以为然，是很明显的。 
　　多少年下来，慈禧太后如说还有忌惮的人，唯一的就是荣寿公主。她不肯随便附和，但只要是她同意的事，不但心口如一，不会出尔反尔，而且一定尽力支持。慈禧太后很敬重她这个脾气，也因此希望能将她说服，好让她做自己的帮手。 
　　可是，荣寿公主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坚决。总是说：“老佛爷若以为合适，就降旨意好了！”心里还有句话是：“我不敢驳回，可是别指望我点个头。”因为她的堂兄弟中，受妻子及岳家欺侮的很多，都出于慈禧太后的指婚，她不希望再有一个堂弟娶得悍妻。 
　　为此，指婚的懿旨，迟迟未发。而风声已经隐隐传出去了！大家都觉得非小醇王不能娶这么娇贵的小姐，这位小姐亦非嫁世袭罔替的亲王，不足以尽其娇贵。奇怪着这么门当户对的一头婚事，慈禧太后何以至今还不得它“拴”起来？ 
　　李莲英是对促成这头亲事最热心的人，不断地找机会催促，催得慈禧太后也有些发慌了，不办成这件事，牵肠挂肚的，不能安心。 
　　“提到福妞，你从没有搭过一句腔，我知道，你是觉得福妞脾气刚强，将来小五会吃亏。照我说，你这个心担得叫多余！他们这辈你居长，谁都怕你三分，将来如果福妞欺侮小五，你不会说她吗？” 
　　这话说得相当透彻。荣寿公主想，事情反正已成定局了，自己默默的表示抗议，无济于事，徒然惹得老太后心里不痛快，又何苦来哉？倒不如趁她有这句话，为载沣稍做弥补之计。 
　　“小五太懦弱，有福妞这么一个媳妇，倒正好补他的不足。女儿是怕福妞受不了王府的规矩，语言行为稍微不检点，或者小夫妻常吵吵个嘴什么的，老佛爷不心烦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得一点不错。”慈禧太后急忙接口：“说真个的荣禄夫妇也太宠他们这个姑娘了！找一天，我好好说他一顿。” 
　　于是回銮不久，便降了懿旨，将“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指婚醇亲王”。喜信一传，醇亲王的“北府”贺客盈门，那知老福晋刘佳氏，也就是小醇王载沣的生母，忽然得了急病，病状是喃喃自语，双眼发直，见了人都认不出来，仿佛中了邪了。 
　　见此光景，贺客大骇，但“北府”上下，却还能保持镇静，因为这是老福晋旧疾复发，而得此近乎疯癫的痼疾，却是出于慈禧太后所赐。 
　　原来老醇王有四位侧福晋，刘佳氏位居第二。嫡福晋及第一位侧福晋相继下世，便由刘佳氏当家。在老醇王病殁时，老七载涛只有三岁，是她自己一手带大的，光绪二十三年，慈禧太后懿旨命载涛出嗣为贝子奕谟之子。刘佳氏的这个小儿子，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平空被夺，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就有些恍恍惚惚，言语颠倒的样子了。 
　　但刺激犹不止此，尤其这一年接二连三地来。首先是载涛的“父亲”又变过了。这奕谟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尊称为“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的幼子，严正不阿，是亲贵中的贤者，却跟慈禧太后不大合得来。当初载涛为子时，看他肥头大耳，十分高兴，但不亲自进宫谢恩，却大宴亲朋，就仿佛真的得了老来子一样。慈禧太后知道了，颇为不满，只是隐忍未发，以后闹政变，闹“拳匪”，没工夫去摆布他。这样五年工夫过去，载涛已经十六岁，相貌厚重而俊秀，举止稳健而潇洒，是少年亲贵中的美才，奕谟得意非凡。 
　　那知乐极生悲，坏在他不该发牢骚，而且形诸笔墨，以致贾祸。他画了一幅怪图，悬空一只穿了“花盆底”的脚，再无别的，却有一首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这只脚一望而知是属于谁的，慈禧太后得知其事，勾起旧恨，勃然大怒，降了一道懿旨，将载涛改嗣为老醇王的胞弟钟郡王奕詥之后。奕谟夫妇所受这一番刺激，犹甚于刘佳氏，竟而双双病倒。刘佳氏一方面觉得慈禧太后喜怒莫测，十分可怕，一方面又心疼爱子改嗣，日子不见得会比在奕谟膝下来得好，因而又添了几分病症。 
　　不久，刘佳氏又受了一个打击，事起于载漪别有归宿。他本来所得的罪名是“革爵，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这年另有一道懿旨：“仍归本宗。”亦就是仍旧算淳王奕誴的次子。他本来承继为端郡王奕誌之子，而且袭了爵，如今一归本宗，变成奕誌无后。谁要是再过继过去、现成有个降封的贝勒在等着他承袭。慈禧太后倒是好意，将载沣的胞弟老六载洵，作为奕誌的嗣子，让他由镇国公一跃而为贝勒。可是刘佳氏又少了个儿子，自然大感刺激。 
　　此时接到指婚的懿旨，是她一年中所受到的第三次打击。这一次的打击，又比前两次来得重，大有“不能做人”之感，所以病也发得格外重了！ 
　　这因为载沣原是订了亲的，亲家是蒙古人。嘉庆年间的三省教案，为仅次于洪杨的一次大规模叛乱，仁宗在宫中求卦，占得“三人同心，乃奏肤功”。其后果然，所谓“三人”，是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刘佳氏所定的儿媳，就是德楞泰之后。 
　　德楞泰本人因功封一等继勇侯，长孙倭计纳袭爵，做过杭州将军；次孙叫花沙纳，官居吏部尚书，倭计纳的袭爵的儿子叫希元，做过吉林将军，死在光绪二十年。刘佳氏为载沣所定的亲，就是希元的小姐，如今由于慈禧太后指婚瓜尔佳氏，对希元家就必得退婚了！ 
　　这件事从人情上讲很难，因为希元家的小姐，是刘佳氏自己看中的，而已放了“大定”。照满洲的婚礼，男家主妇到女家相亲问名，合意了致送如意或首饰，名为“放小定”。然后择定吉期，男家聚宗族亲友带领新女婿到女家正式求亲，女家亦聚宗族亲友接待，彼此谦谢再三，方始定婚，新婿拜女家神位及父母，欢宴而散。这样经过一两个月，再挑吉日下聘，名为“过礼”，又叫“放大定”，婚姻到此为止，已成定局。“放小定”犹可变化，“放大定”则等于已经迎娶，所欠者不过洞房花烛有好合之实而已。 
　　因此，“放大定”之后，如果新郎不幸而亡，则未过门的新娘子，殉节者有之，守“望门寡”者有之。是这样严重的情况，则退婚便如休妻，女家便认为奇耻大辱！尤其是希元家的小姐，守礼谨严，刚烈过人，得知退婚的信息，什么后果都可以发生的。那就无怪乎刘佳氏要急得发疯了。 
　　这一夜，“北府”灯火通明，亲友至多，不过不是贺客，而是刘佳氏特为请来议事的。无奈大家畏惮慈禧太后，谁也不敢乱出主意，有的劝她遵旨为妙，有的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是刘佳氏自己定的主意，进宫面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 
　　慈禧太后只当她来谢恩，那知刘佳氏一开口便淌眼泪，“奴才的儿媳妇，已给奴才磕过头，是奴才家的人了！一点过失都没有，怎么忍心退婚，”她哭着说：“这一来，教人家孩子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脸色铁青，连冷笑，向左右的宫眷命妇说道：“你们看看，世上有这种不识好歹的人！”说完站起身来就走。 
　　于是荣寿公主出面相劝，刘佳氏哭了一阵，噙泪回家，已有个极坏的消息在等她，希元家的小姐，服毒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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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于归的吉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一，自初十以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荣府，送礼的就不绝于门了。 
　　头一天发嫁妆，用了一千多名的的挑夫。伴送嫁妆的全副仪仗之中，最煊赫的是四对“高脚牌”，八匹“顶马”。 
　　高脚牌是俗称，宫称叫做“衔名牌”，朱漆金字，第一对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第二对：“军机大臣”、“世袭骑都尉兼云骑尉”；第三对：“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第四对：“赏穿带嗉貂褂”、“赐紫禁城内及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八匹“顶马”，一色枣骝，不足为奇，难得一见的是，八匹顶马上骑的是八个红顶花翎的武官。这是当荣禄总领武卫军时，袁世凯献媚的花样，由他的武卫右军中，派出两名二品参将到军中大营去当差，于是其他各军，如法办理，荣禄便有了八名红顶子的材官。这是从年羹尧以来，所未有之事，而年羹尧当时还不敢在京城“摆谱”，又逊荣禄一筹了！ 
　　当大街小巷轰传着“去看荣中堂小姐的嫁妆”时，福妞正由她的嫡母带着，在宫里给慈禧太后请安。 
　　福妞自然是盛妆，但也不怎么按规矩，穿一件白狐出锋的红缎旗袍，衬着碧绿的玉镯，俗气得有趣。脸上本来有红有白，只为害臊的缘故，不染胭脂之处，亦复色如明霞。慈禧太后这天特别高兴，一见面不等她行礼便即笑道：“好俊的新娘子！” 
　　“老佛爷别说了！”荣寿公主陪着笑说：“本就羞得抬不起头，再拿她取笑，更让她受不了。” 
　　“你看，福妞，”荣禄夫人接口说道：“大格格都卫护你！” 
　　福妞是受了教来的，当时便向荣寿公主请安道谢，而慈禧太后却收敛了笑容，要说正经话了。 
　　“福妞，打明天起，大格格可就是你的大姑子了！在婆婆家，可不比在娘家，由得你任性。你那婆婆可怜巴巴的，而且有病，想来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大姑子在这里！旗人家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倘或你大姑子要说你，连我也不能拦她。” 
　　“是！”福妞很机警，“奴才不能不懂规矩。” 
　　“懂规矩就好。在家做姑娘，跟在婆家做儿媳妇，是两回事。再说，你是福晋的身分，好些礼数，也该学学。” 
　　“是！有大格格教导，奴才不怕学不周全。” 
　　在慈禧太后面前，不容有私人的酬酢，所以荣寿公主虽有好些慰励中含着规劝的话要说，此时也只能淡档地客气几句。 
　　“我还得给你一点东西，”慈禧太后看着福妞说：“可实在想不出你还缺什么？索性你自己挑吧！” 
　　福妞急忙跪下来说：“老佛爷赏得够多的了。” 
　　“明儿是你大喜的日子，再进宫来，就是我侄儿媳妇了，照规矩得给见面礼儿。你今天自己挑好了，等过了明天进宫，我再给你，不就省事了吗？” 
　　这一说，福妞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合适，只好直挺挺跪着候命。 
　　“大格格，你把我那个盒子拿来！” 
　　名为“盒子”，其实是个箱子，得两名宫女抬来。这只四角包金面上压出暗花的小皮箱，是专为盛贮首饰而特制的，里面黄绫衬底，分做四格，第一格是珍珠；第二格是五色宝石； 
　　第三格是各种美玉；第四格是杂件。 
　　荣寿公主照慈禧太后的指示，命宫女端张长方紫檀矮几来，将四个格子都取出来，顺次排好，一眼望去，目迷五色，只觉得样样都好，却说不出那一样最好。 
　　“你自挑吧！”慈禧太后说：“挑六样好了。” 
　　“只怕奴才一样都挑不出来。”福妞笑道：“怪不得说是‘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敢情到那时候就不知道挑那样好了！” 
　　“我教你一个法子吧！”慈禧太后说：“你先在杂件那一格里挑。” 
　　福妞何尝不会挑，只是那么说着凑老太后的趣而已。此刻听她教的这个法子，正中下怀。因为杂件之中，贵贱悬殊，珊瑚玛瑙不算珍贵，但外国来的金刚钻，自从西风东渐以来，声价日上，为多珍之冠。福妞早就在晶光四射、耀眼生花的一堆金刚钻首饰中，看中了一只戒指。 
　　这粒金刚钻大小约如银杏，等她拿到手里，只听有人咳了一下，抬眼看时，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她那“两把儿头”上的丝穗子，无风自动，顿时会意，不宜夺爱。 
　　“奴才可还没有那么大福气，使这么大的金刚钻。”说着，放下钻戒，另取一只钻镯把玩。 
　　“那只镯子不错！”慈禧太后说：“你戴上我看看！” 
　　“是！”将钻镯套在右腕上，连左腕一起平伸在慈禧太后面前。 
　　“好！”她得意地说：“正配你那只翠镯。大格格，你看，翠镯戴一对就俗气了，倒不如这么搭配，反显得别致！你说是不是？” 
　　“老佛爷的眼光，谁也比不上。果然好看！”荣寿公主说： 
　　“干脆就别取下来了！” 
　　“对了！”慈禧太后向福妞说：“你就戴着吧！” 
　　福妞喜不可言。因为这只钻镯戴在腕上，明天做新娘子的时候，会夺尽贵妇名媛的光彩，何况打听起来，说是慈禧太后御赐，这个风头就出得更足了。 
　　等着下拜谢过了恩，慈禧太后说道：“你还是挑六样好了！” 
　　吉数为六，留着做见面礼，那只钻镯算是额外赏赐，福妞更觉志得意满。不过，她很机灵，并没忘了忌讳。 
　　慈禧太后生平恨事第一次进宫，不由大清门而入，因此忌讳妾媵所用的绿色。但此刻福妞将成为醇王的嫡室，如果不选绿色，反会触动慈禧太后的心事。因此，她首先选了一个玻璃翠戒指，表示对红绿并无成见。 
　　果然，这一下子做得很对，因为荣寿公主已有嘉许的眼色。福妞心想，今天的一切都很顺利，难得的机会，不可错过，除了东珠不敢用以外，将慈禧太后顶儿尖儿的几件首饰都挑走了。 
　　其时已到宫门下钥之时，荣禄夫妇带着福妞叩辞出宫，由东华门一转入王府井大街，便觉轿马纷纷，热闹异于常时，及至一进东厂胡同，更是冠盖相接。落日犹在，明灯已悬，由敞开了的大门望进去，灯火璀璨，锣鼓喧阗，为男客预备的，四大徽班的名伶罗致殆尽的堂会，正当热闹的时候。 
　　女客更有文静的消遣，是“走票”的一班“子弟书”。早年有班“旗下大爷”，饱食天家俸禄，闲来无事，别创新声，腔调略似大鼓，而讲究词雅声和，有东城、西城两派。“西城调”更为萦纡低缓，一个长腔，千回百折，似断若续，久久不息，最宜于饱食终日的人品味。 
　　这班“子弟书”特别名贵，因为穿上公服，至不济也是个红顶子。此时当然是便衣，是特为约齐了穿戴，一律福色缎面皮袍，上套青缎琵琶襟坎肩，头上红结子瓜皮帽，帽檐镶一块极大的玭霞。这是规定好了服色，此外凭各人喜爱，随意修饰，坎肩上的套扣，手上的扳指儿，腰际的荷包，都是可以争奇斗胜之处。 
　　当荣禄夫人母女到达时，正是“振贝子”——庆王奕劻的长子贝子载振在奏技。只为这个票友的身分尊贵，宾主们都不便起身寒暄，扰了场面，只是遥遥目笑致意。载振也向福妞微笑着点点头，依旧摇着系了小金铃的手鼓，唱他的书。 
　　这套书叫《鸳鸯扣》，专门描写旗人的婚嫁，从“相亲”到“回门”，一共九大段。这时正唱“开脸”，是“大奶奶亲掩亮格笑着嘱咐：‘猴儿你若还错过，就误了时辰。’”的第二天之事。适逢其会，福妞入座，载振便格外抖擞精神，使出他那浏亮的嗓子唱道：“通报说，梳头的太太们将车下，大奶奶出去迎接，佳人又不得相随，独坐在房中，心里不免凄惨。没片刻娘家的女眷都进了朱扉，见面拉手儿佳人就落，太太们也觉伤感，打那喜内生悲！到底不比她的亲娘十分亲热，也不过暂时悲惨，一霎时就展放了愁眉。大奶奶让坐装烟来叙话，仆妇们铜盆取水服侍香闺，洗净了花容，三姓人先后九线，然后把寒毛绞净又用鸡子轻推，生成的四鬓只用镊子儿打扫。开脸已毕可改换了蛾眉，未施脂粉，早已容光飞舞…　。” 
　　载振唱到这里，女客们不约而同地都转脸去看福妞。羞得她坐不住了，低着头起身，退了出来。 
　　一进上房，便遇见她的堂兄而承继过来变为胞兄的良揆，他愁容满面，不由得让福妞的心都跳得快了。 
　　“怎么啦？” 
　　“阿玛今儿个不太好。”良揆答说：“气喘得很厉害。” 
　　“请大夫了没有？” 
　　“去请了，”良揆答说：“刑部程二爷在前面听戏，我先把他找了来看一看。” 
　　于是福妞顾不得再说，绕回廊直奔荣禄的卧室，老底下人与丫头一大堆，却都是发愣的居多。等进了卧室，只见荣禄由两名听差扶掖着坐在“安乐椅”上，满头大汗，喘得声息如牛，喉间还有痰响，比平常所见的症状重了好几倍。尤其是上痰，更令人害怕，福妞想起一位长亲临终之时，一口痰堵在喉头，立刻两眼上翻断了气，不由得心胆俱裂。 
　　“阿玛！”她喊一声，跪在父亲面前，不断地用手替他抹胸。 
　　荣禄说不出话，眼珠只随着她手腕上那只在晃动的钻镯转。也许晶光四射，易于眩晕，他把眼睛闭上了。 
　　就此时，荣禄夫人已赶到，荣禄听见声音，睁开眼来，只是挥手。 
　　荣禄夫人不明其意，福妞却懂，“奶奶，阿玛是说，你得到外头去招呼客人。” 
　　前面的宾客，得知主人病重的消息，意兴大减。第二天正日的礼仪，虽然都照计划举行，表面看来，花团锦簇，但荣禄竟不能亲自接待贺客。气喘经延名医会诊，略见好转，不过医生私下透露，病成不治，即使能够拖过年，春二三月，大限必至。 
　　这话在别人不过听而已，到得袁世凯耳中，就非常重视其事了。因为荣禄是真正的首辅，一旦病殁，何人继任，对他的关系极重。这件事当然早就筹划过，张之洞虽奉旨入觐，但细细打听下来，他不会内用，也就不会入军机，何况军机大臣一满三汉，就表面看，满人已用得太少了，更不会再用一个汉人补荣禄的缺。 
　　情势是相当明白的，荣禄在军机处的遗缺，不但必用旗人；而且必用资格胜过王文韶、鹿传霖的旗人，才能“掌枢”。自慈禧太后听政以来，军机不用汉人“领班”已成定例，王、鹿之流，是决不能掌枢的。 
　　旗人中资格可与王、鹿相并的，只有一个东阁大学士、宗室崐冈，他是同治元年的翰林，但才具平常，亦非慈禧太后所宠信。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庆王奕劻，堪膺其选，而亦唯有奕劻大用，自己才有更上层楼的可能。否则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个头衔的，大有人在，而且如岑春煊、盛宣怀之流，都不是好相与。 
　　因此，袁世凯以助奕劻继荣禄，视为必出死力以冀其成的第一大事。这几个月之中，多方布置，加以有四格格作内应，奕劻的帘眷，更胜于昔。可是袁世凯心中雪亮，此事成败，决于一言九鼎之重的荣禄，如果荣禄自知不起，必会造膝密陈，何人以继他的遗缺，即使他自己不说，慈禧太后亦一定会问他，万一仓促之中竟记不起庆王，而致别举，那么即令举非其人，以慈禧太后对荣禄眷顾之深，亦会勉强依从。 
　　那一来便错尽错绝了。 
　　是这样的一种看法与打算，所以袁世凯听得荣禄病重的消息，忧心忡忡，急于想进一趟京，在探病的同时，探问荣禄的口气，相机为奕劻活动。要荣禄肯有一言之荐，大事才能放心。 
　　京津密迩，但直隶总督非奉旨不能进京，而自请入觐，又必须有非面奏不可的理由，幸好眼前有个机会。回銮之时，曾有上谕，慈禧太后将亲自谒陵，以补“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的前衍。东陵已经展谒，西陵定在明年春天谒祭，以此为由，当面请旨，一定可以奉准。 
　　果然，有一天宫中谈起明年春天的西陵之行，顺便试一试芦汉铁路北段，高碑店至易州泰陵这一条支路，是否平稳？李莲英便即建议：“不如找直隶总督来，当面问一问！”就这轻轻一句话，便让袁世凯接到了立即来京“陛见”的口谕。 
　　袁世凯进京，除带足了现银以外，另外有一大箱药，中西皆备，都是专治哮喘虚弱的。下了火车，宫门请安，回到锡拉胡同的北洋公所，卸下行装，换上公服，随即便带着那一箱药，去看荣禄的病。 
　　这一天恰逢荣禄的精神还好，不须等候就见到了。荣禄本来是黄黄的脸色，如今更象一个蜡人，声音微弱，但显得很兴奋，“慰庭，”他说：“你我见一面是一面了！” 
　　“中堂别这么说！”袁世凯装出那种晚辈不忍听此“断头话”的神情，“大清的气运，否极复泰，中堂着实主持大计，着实还有几年要辛苦呢！” 
　　“那里还有什么几年？不知道这个年还能过得去不！这也不去说它了。慰庭…　”说到这里，气喘又作，无法再往下谈了。 
　　“中堂请节劳！”袁世凯向侍立在一旁的良揆问道：“世兄，最近请了那几位大夫来看？” 
　　由此谈起荣禄的病情，袁世凯问得很仔细。他生了一双能骗死人的眼睛，炯炯清光中充满了纯挚的同情与可信赖的力量，因而木纳的良揆，亦能侃侃而谈，及至袁世凯将随带的一箱子药交代出去，这个荣禄的嗣子，竟感动得要哭了。 
　　等良揆有事暂且退出以后，荣禄以略带嘶哑的声音说道：“慰庭，我这个过继的儿子，将来要请你看我的面子，多多照应！” 
　　“中堂言重了！”袁世凯赶紧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说：“世凯承中堂的栽培，感恩图报之心，时时刻刻都在。世凯之事中堂，死生以之，不改初衷。” 
　　这话看似他自己表白，忠心至死不改，但亦可解释为荣禄虽死，他的忠心不变，则照顾后人，自不在话下。这就是试探，荣禄亦不以为忌讳，点点头说：“你能这样，不枉我们相知一场！” 
　　袁世凯听出话风，并非绝对信任的态度，心中起了警惕，恨不得跪下来发誓给荣禄听。想一想说道：“世凯不学，不过幼承家教，略知‘士为知己者死’而已！” 
　　“言重，言重！”荣禄似乎有点感动，接着是浓重的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谈何容易？我一生遭人误解。”他慢吞吞地，且想且说：“象沈经笙、宝佩蘅、醇王、皇上，甚至皇太后对我都有过误会。我亦不辩，日久见人心，走着瞧好了！就如翁叔平，书生误国，罪不容诛，李文忠生前提起他来，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恭王临终之前，据说亦颇有不利于他的陈奏。所以皇太后对他深恶痛绝，常说皇上本性很厚，都是翁某人带坏的。几次问我，如何处置，我都不吭声。后来下诏‘定国是’，仿佛要革老太后的命。我看看闹得太不成话，要有杀身之祸，念在换帖的分上，所以等太后再问到我，我劝太后放他回常熟养老。如果我要坑他，我就劝太后留他在京里，那一来，不是后来跟张幼樵一样，就是庚子年跟徐小云弄成一路。你别以为本朝从无杀师傅的前例，载漪那个混球，连弑君之事都敢做，何在乎你一个翁叔平？那时候你在山东，不知道京里那个无法无天的样子，载漪兄弟连在太后面前都是脸红脖子粗地说横话，你想翁叔平那条命还能保得住。就算太后想救他，也是心余力绌，不然，立豫甫的下场，又何致于那么惨！” 
　　这段话太长，说得又气喘了。袁世凯便站起身来说：“我可不能不走了。中堂话多伤气，请歇着吧！” 
　　“不，不！慰庭！”荣禄使劲往下压手，示意他留下。袁世凯踌躇了一会，方不安的答一声：“是！”重新坐下。 
　　“我早就想请你到京里来一趟，听听两江的情形，可又没有精神陪你。今天你来了最好，说说想说的话，心里痛快些，精神反倒好了。” 
　　“我亦常想来看中堂，有些事信里总不能畅所欲言，非当面请示不可。”袁世凯略停一下说：“这一次到了南边，颇有感触，李文忠经营北洋，规模宏大，当然叫人佩服不止。不过北洋的许多举措，诚所谓‘人存政存，人亡政亡’，今后还得从制度上去整顿，才是根本之道。” 
　　“这话诚然。不过，何谓‘人亡政亡’，请你举个例我听。” 
　　“譬如，电报、轮船、开矿等等，都是北洋委员创办，李文忠在日，威望足以笼罩一切，那怕远在上海，李文忠亦能如臂使指，遥控自如。及至李文忠一不在，情形就不同了，既不属北洋，可又不属南洋，竟有自立为王，假公济私之势，不能不说是内轻外重，是朝廷的隐忧。” 
　　举这个例，完全是为了打击盛宣怀，但不能说他没有道理，所以荣禄不断颔首，表示同意。 
　　“你看盛杏荪的意思怎么样？”荣禄问说：“是不是还有把持的意思？” 
　　这是指盛宣怀所管的电报局、招商局、铁路局等等。袁世凯与荣禄早就商量过，应该逐一收回，由专设大臣督办，而盛宣怀似乎只肯交出电报局，因而荣禄有此一问。 
　　这一问，正中下怀，袁世凯随即答说：“这很难说。他的说法是，电报因为宣扬政令有关，宜归官有，轮船纯为商业，不易督办，不可归官。至于铁路，那就更不必说了。” 
　　“铁路先不必谈，张香涛出尽气力在撑他的腰，先让一步。 
　　电报、轮船不妨先接收，你看应该怎么办？” 
　　袁世凯成算在胸，徐徐答说：“电报不妨设一位电政大臣，专归官办。轮船比较费事，不是内行，会受船上的挟制。好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人才很多，请中堂奏明，暂交北洋接管，将来是否另简大臣、另设衙门，大可从长计议。” 
　　“这个过渡的办法很妥当。”荣禄指示：“明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你就照此奏好了。” 
　　“是！”袁世凯停了一下问：“请中堂的示，这一次电召，除了谒陵的差事以外，不知道太后还会问些什么？” 
　　“地方情形是一定要问到的。商约也会提到，”荣禄想了一下说：“太后对各项新政之中，最关切的还是不外乎练兵筹饷两端，你应该有个预备。” 
　　“请中堂指点，太后问起这些情形，该怎么样答奏？” 
　　“你认为怎么才对，就怎么答。” 
　　这是很开明的态度，但袁世凯觉得有些事还是先征得荣禄的同意为妙，于是先谈商约。 
　　“照中国的规矩，士农工商，商为国民之末，如今大非昔比了。西洋各国，皆是商而优则仕，日本的政治，亦几几乎操纵在商人手里，中国如想国富民强，与各国并驾齐驱，自非重视商人不可。”袁世凯紧接着说：“六部既有工部，则新官制中更应该有商部。” 
　　“商部？”荣禄有些困惑，“工部其来有自，由唐朝的‘将作大匠’演变来的，商部从无先例！再说，如今的商务，又不止于盐铁，花样很多，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中堂剖析得极是！”袁世凯说：“设商部原是仿照西洋的办法，他山之石，可以借鉴，是故筹设商部之先，必派专人先到各国考察商务，将来设部就不致茫无头绪了。” 
　　“这个法子可行！”荣禄问道：“考察商务之人，可就是将来商部的堂官呢？” 
　　“照道理说，应该如此。” 
　　“这就要好好看了！看谁合适？”荣禄问道：”你心目中可有人？” 
　　袁世凯早就有了人，但不便明说，故意想了一下说：“我的意思，以少年亲贵为宜。” 
　　荣禄摇摇头，鄙夷地说：“那班大爷只懂吃喝玩乐，懂什么商务？” 
　　听这一说，袁世凯不敢将人选提出来，只说：“慢慢物色吧！” 
　　“也只好如此。”荣禄又问：“你到庆王府去过没有？” 
　　“没有！”袁世凯答说：“宫门请安之后，换了衣服就到中堂这里。” 
　　“那么，你请吧！我不留你了。” 
　　话中的意思很明显，是替袁世凯设想，好早早去看庆王。而越是如此，袁世凯认为越要表示他跟庆王的关系，不如外间所传那么密切。因而很快地答说：“我打算明天给庆王去请安，反正也没什么要紧事，早一天晚一天都不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在我这里便饭。” 
　　“是！”袁世凯欣然说：“我就叨扰了。” 
　　荣禄的服饰，在京里与立山齐名，夏天扇子，冬天皮衣、常年的朝珠，讲究每日一换，从无重复。日常饮馔，亦复精无比，论品类之繁，也许不能与上方玉食相比，要说精致，却过于天厨。大致进贡的名产，都能见之于他家，其中固有出于慈禧太后所赐，而大部分是各省进贡之时，另有一份馈献“相国”。这天就有松花红的白鱼，是平常人家有钱难买的珍馐。 
　　但对荣禄来说，食前方丈，举管踌躇，因为胃口太坏，加以气喘这个毛病，在食物上禁忌最多，所以更无下箸处。相反的是袁世凯，他的食量惊人，但品质不甚讲究，最喜吃鸡蛋，一顿早饭能吃掉一笼蛋糕，二十个白煮鸡蛋。 
　　此时一面吃，一面谈，没有停过筷子，片刻之间，将一盘蜜炙火方、一盘银丝卷，吃得光光。荣禄只就锦州酱菜，吃了半碗小米粥，看袁世凯如此健啖，羡慕极了！ 
　　“怪不得你的精力那样充沛”荣禄感伤地说：“我是‘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能有你十分之一的胃口，就已心满意足。” 
　　“我是粗人，跟中堂不能比。” 
　　荣禄不知道该怎么说，沉吟了一会，忽然叹口气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这口钟，有得撞下去。”袁世凯问道：“中堂要不要试试西医？” 
　　“外科是西医好，内科还是中医。尤其我是本源病，油尽灯干，拖日子而已。” 
　　袁世凯为之停箸不食，微皱着眉说：“中堂在军机上应该找个帮手。王、鹿两公，年纪到底大了；瞿子玖一个人恐忙不过来。听说从前军机上，一直是三满两汉，如今一满三汉，失于偏颇，中堂何不在旗下再物色一位？” 
　　荣禄摇摇头，“旗下那里有人才？”他说：“就有一两个，也不是庙堂之器，而况资望很浅，入军机还早得很！” 
　　袁世凯不敢再多说。说下去要犯忌讳！不过，就交谈的时机来说，却是个试探的好机会，毕竟不肯死心。想了一下，惴惴然地说：“从前曾文正有句话，‘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中堂为国求贤，似乎也该留意这上头。” 
　　“替手，我不是不想找，也要机缘相凑才好。象你，练兵带兵总算可以做我的替手了。至于朝中，我不知道贤者在那里。再说句老实话，我以为贤，亦没有多大用处，还要太后信任。反正上头也知道，我忝居相位的日子也不多了，自然会有打算，不必我费心。” 
　　“是！是！”袁世凯感激地说：“时承中堂栽培，练兵、带兵的一切规模制度，决不敢违背中堂手定的制度。” 
　　“那倒也不必如此！军事的变化很大，如今参用西法，过去的许多章程，都用不着了。你大可不必拘泥。” 
　　“是的。”袁世凯答说：“我的意思是尽管兵器、阵法，日新月异，精神是不变的！一个忠，一个勇，这忠勇两字是兵将万古不变的大经大法。” 
　　“对，对！”荣禄显得很欣慰，“你能说出来这两句话，我就放心了。” 
　　一席晤谈，得此两句嘉许的话，袁世凯觉得不虚此行。饭罢，又陪坐了好些时候，直待荣禄自己催客，方始告辞。 

　　　　　　　　　　　※　　　　　　　 ※　　　　　　　　 ※ 

　　第二天一早上朝，递了牌子，头一起就召见，是肃王善耆带的班。 
　　“你那一天到京的。”慈禧太后问道。 
　　“昨天下午到的。” 
　　“地方上怎么样？” 
　　“托皇太后、皇上的洪福！今年已经下过两场瑞雪了。” 
　　“庚子年那场乱子，直隶百姓受的祸最重，格外要体恤。你是地方长官，只要肯为百姓打算，对朝廷没有什么妨碍，若是有应兴应革的事，我没有不答应的。” 
　　“慈恩深厚，百姓无不感戴。”袁世凯想到开办印花税来代替彩票这件事，正不妨乘机回奏：“前督臣李鸿章回任之初，正是拳匪刚闹过事以后，地方残破，税收短绌，为了筹措政费，兴办彩票，开办一年多以来，销数一期比一期少。彩票等于赌博，导民以赌而坐其利，从来没有这样的政体，就算日收千万，尚且不可。如今国家举行新政，中外观瞻殷切，似不必贪此区区，免得留下一个话柄。可否请旨停办，以示恤民？” 
　　慈禧太后略想一想答说：“这件事我还弄不太清楚。果然如你所说的，自以停办为宜。你跟户部商讨之后，具折奏请好了。” 
　　“是！”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照你看如今练新军，要多少时候才能练得象个样子？” 
　　这话很难回答。袁世凯想了一会答说：“用兵以教将为先。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粮饷有多有少，枪械有新有旧，士气有好有坏，操练有勤有惰。平时声息不相通，到打仗的时候，胜败就各不相顾了。所以练兵之法，以统一兵制，划一教练为扼要之图。如今训练新军，只有北洋跟湖北，已具规模，臣的意思先由各省选派将弁头目，到北洋、湖北学习操练，逐渐推广，早则三年，迟则五年，可以象个样子了。不过，”他突然一转，声音提高，“兵学精深，各国都把它当作身心性命之学，断断乎不是一两年可以见效的，而且还要各样凑手，有一处呼应不到，就会大受影响！”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你说要各样凑手，是那几项事情呢？” 
　　“首先是饷，足食则足兵。其次，象电报、轮船、铁路等等，都跟兵事有关，如果调度不灵，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这话倒也是。戎机贵乎迅速，电报是很要紧的，轮船、火车，运兵运械亦非听调度不可。如今铁路刚在开办，张之洞力保盛宣怀，他也很能干，就让他仍旧办下去。电报局原定了要收回官办，招商局更是早就有了规模，亦不妨商量，看还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慈禧太后又问：“这趟你在上海跟盛宣怀见面谈了些什么？” 
　　“是谈的电报局跟招商局，他说电报可以收回官办，招商局是商股。言下之意，还不肯交出来。其实所谓商股，也就是几个人的股子，自办至今，二十年的工夫，坐享其成，早就发了大财。如今国步艰难，他们也该知恩图报才是。” 
　　“是啊！我也听说了。”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说：“你跟荣禄去商量，国家的利益，不能只肥了几个人。” 
　　“是！” 
　　“再有件事，听说在日本的留学生，风气很坏，派到日本去学陆军的将弁，会不会也跟他们在一起闹事？” 
　　“不会！”袁世凯答说：“这一次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除了宗室良弼之外，其余都是勋臣名将之后，世受国恩，忠实可靠，不会不知轻重。” 
　　慈禧太后点点头问：“倒是那些人啊？’ 
　　于是袁世凯就记忆所及，报了几个名字：据说是岳武穆的后裔，雍正年间的名将岳钟琪之后岳开先；嘉道间川陕湘鄂有名的提督罗思举之后罗泽暐；当过贵州提督，在雍正年间入觐被派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哈元生之后哈汉章；十来年前当河道总督的许振祎的孙子许崇智；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的儿子程尧章；毅军统领马金叙的儿子马毓宝等等。报完了名字，袁世凯又说：“既承慈谕，臣自当格外留心，加意管束，倘有出轨的行为，勒令休学，调回来察看。” 
　　接下来便谈两宫明年初春谒西陵一事。慈禧太后对跸路、行宫的情况，问得相当仔细。袁世凯有个很深刻的印象，原以为专为谒陵，顺道游观的想法，完全错了！其实，是借谒陵为名，要好好去逛一逛。 

　　　　　　　　　　　※　　　　　　　 ※　　　　　　　　 ※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好些访客在等候，袁世凯按照官秩、关系，依次接见，最后留下两个人，一个叫吴重熹，一个就是盛宣怀派在京里专为伺候慈禧太后的陶兰泉。他的正式职司是芦汉铁路驻京事务局的坐办，但兼差却更重要，颐和园的电灯归他管理。 
　　袁世凯先接见陶兰泉，他的来意，当然知道。盛宣怀是芦汉铁路的督办大臣，但由京城至芦沟桥，以及由高碑店经易州到西陵所在地梁各庄的两段支路，另委胡襢芬督办，而由北洋另设铁路局管理。所以这一次谒陵，铁路上办差，与盛、袁二人都有关系，陶兰泉来谒，必是谈此公事。 
　　“花车已经预备了。”陶兰泉说道：“请示大帅，一辆花车到底，还是到了高碑店换车？” 
　　袁世凯心想，如果花车到底，风光都叫盛宣怀占尽，自己岂不落下风。但身为疆臣领袖，不能有公然献媚慈禧太后的表示，所以这样答说：“这一层，我还不甚了了，请你跟梁局长接头。”梁局长名叫梁如浩，他是北洋所委的铁路局长，专管那两段支路。 
　　“督办有电报来，北洋是地主，一切要请示大帅，将来花车布置妥当，要请大帅亲临检视。” 
　　“好！到时候我一定来看。”袁世凯说：“上次到上海，顺便去吊了盛督办老太爷的丧，盛督办热孝在身，虽未开缺，想来不会进京来办大差吧？” 
　　“虽未开缺”四字，已是讽刺，问到不能来京办大差，更是有意堵路。陶兰泉明白他的用意，也知道盛宣怀已作了决定，准备活动李莲英特降懿旨。召盛宣怀北上，不能吉服，自不能入觐，但在途中如保定等地，不妨准用素服接驾。只是这话不便说破，陶兰泉便推作不知，一句话“不曾听说”，便敷衍过去了。 
　　于是袁世凯将梁如浩找了来，嘱咐他跟陶兰泉细细商量，随即端茶送客。接着接见最后一位访客吴重熹。 
　　这吴重熹是广东海丰人，翰林出身，做过河南陈州知府。袁世凯考秀才虽然落榜，但在府试时却是名列前茅，就是这位“吴太守”所识拔。这在未青一衿的袁世凯，亦不无知遇之感。因此，总想报答报答这位“老师”。 
　　谊属师弟，职位上却大有高低。吴重熹是三品京堂，与总督还有一大段距离，而且府试的师生，不比乡、会试的师生，所以吴重熹初次应邀，是穿了公服来的。袁世凯关照： 
　　“请吴老师换了便衣，内客厅见面。” 
　　不在签押房或花厅，而在内客厅以便衣相见，便表示不叙官阶，不过，吴重熹听说过他跟“张状元”的故事，称呼一改再改，愈改愈亢，所以尽管袁世凯口口声声叫“老师”，但仍旧称他“宫保。” 
　　“老师精力倒还健旺。” 
　　“托福、托福！”吴重熹拱拱手说。 
　　“老师在上海的熟人多不多？” 
　　“这个……，”吴重熹不知他的用意何在，老实答道：“只有广东同乡。” 
　　“对了！在上海广东人很多。那就行了！”袁世凯问：“不知道老师愿意不愿意到上海去？” 
　　这当然是有差使相委。吴重熹精神一振，“愿意，愿意！” 
　　他说：“宫保如有相委之处，理当效劳！” 
　　“老师言重了！我是在想，老师辛苦一辈子，也应该有个比较舒服的差缺，眼前有个机会，不知老师肯不肯屈就？” 
　　吴重熹大喜，急急答说：“肯！靠靠靠靠” 
　　于是袁世凯说明这个机会。电报局收回官办，自然仍归北洋，事先已经说好，派袁世凯为电政督办大臣，主持接收，这得找个副手，打算奏请以吴重熹为会办大臣，常驻上海去“当家”。 
　　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但吴重熹欣喜之余，不免惴惴，怕自己跟盛宣怀打交道，不是对手。这一层袁世凯当然会想到，对“老师”另有“指示”。 
　　“办事我另外有人，老师无为而治好了。不过，老师千万要记住自己的身分，是翰苑前辈，如盛杏荪不安分，尽不妨拿他教训一番。” 
　　“好，好！我懂了。” 
　　等送走吴重熹，已是午后两点钟，庆王府已三次派了人来催请，说是“王爷等袁大人去吃饭”。可是袁世凯还不能应约，因为他心知此一去必得到晚方回，怕荣禄有事找他，所以先要去打个转。 
　　在病假中的荣禄，对于军国大事及宫廷琐屑，仍旧无不深知，因为军机章京及太监之中，他布置着耳目，自会报来。这天一见袁世凯就说：“召见的工夫不小，太后好久没有这样子了。” 
　　“是的，召见了三刻钟。”袁世凯将奏对的经过，扼要的叙述了一遍。 
　　“很好！”荣禄点点头又问：“你是从庆王府来？” 
　　“还没有去过。” 
　　“那，就不留你！你该去一趟。咱们明天再谈。” 
　　有此一句话，袁世凯才能从从容容地去见庆王奕劻。见面自然先道歉，然后与载振叙话，拉着手絮絮不断地，问他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又劝他少跑马，有机会到外洋走走。那种殷勤关切，就仿佛长兄对待钟爱的幼弟。 
　　庆王看在眼里，忽然有了个主意，初想很好，再想亦没有什么大关碍，便在入席之先，说了出来。 
　　“慰庭！”他指着载振说：“他很不懂事，全靠你带着他。彼此相知有素，我就老实说了，你得拿他当你的同胞手足看待！” 
　　“这何用王爷嘱咐，我一直拿贝子当自己人看待的。” 
　　“不！这还不够。”奕劻略停一下说：“慰庭，或者你还没有懂我的意思。我跟令叔是一辈的人，你跟载振就是弟兄，你们换个帖吧！” 
　　袁世凯颇有意外之喜，但口头上不能不歉辞。“王爷，这不敢当！”他说：“贝子是天潢贵胄，何敢高攀？” 
　　“说什么高攀不高攀！满汉通婚，尚且不禁，何况约为弟兄？若说高攀，载振有你这么一个疆臣领袖的哥，倒真是高攀了。” 
　　“王爷这么说，我如果再违命，就是不识抬举了。不过，”袁世凯陪笑说道：“尊卑之礼，究竟不可全废，不妨有手足之实，而不必居兄弟之名，称呼不改吧？”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我们旗人，原有国礼、家礼之分，在外头人面前，称呼可以不改。私下就不同了！载振，你给你四哥倒杯酒！” 
　　“是！”载振在银杯中斟满了酒，恭敬而亲热地捧过去： 
　　“四哥，你干了这个。” 
　　“多谢！多谢！” 
　　就在这一杯酒中，袁世凯与载振订了昆季之约。也因此，袁世凯便不肯居客位，奉奕劻上座，他自己与载振打横相陪。 
　　把杯畅叙，先从旅途谈起，袁世凯谈到张之洞前倨后恭的那段故事，毫不讳言他当时所感到的尴尬。奕劻一面听，一面大摇其头，似乎对张之洞非常不满。 
　　“疆臣跋扈的，前有一个左季高，后有一个张香涛！”奕劻喝了一杯酒说：“对此辈唯有敬鬼神而远之。” 
　　但张之洞虽还不足虑，而有个依张之洞为靠山的人，却颇难惹，那就是盛宣怀。他的奥援本是李鸿章，甲午以后，眼看冰山将倒，不能没有打算，一方面多方设法，想促成李鸿章回任北洋，一方面尽力结纳刘坤一、张之洞。由于手腕灵活，加以因缘时会，这两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不但原来经营的事业未动，而且还独揽了芦汉铁路的大权，就因为有张之洞为他撑腰的缘故。 
　　盛宣怀与张之洞本无渊源，但湖广总督衙门办洋务的文案委员恽祖翼、祖祁兄弟，却是同乡熟人。其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经营不得法，颇有亏累，恽祖祁建议改归商办，介绍盛宣怀接手。铁厂原为筑路而设，谈接办铁厂，连带论及芦汉铁路的兴建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张之洞好大喜功，而盛宣怀以“空心大老官”起家，这一席之谈，宾主投契，理所当然。当时有意承办芦汉铁路的，包括闽浙总督许应弢的胞弟许应锵与别号老残的候补知府刘鹗在内，一共四个人，朝旨已准分段承办，却由于张之洞的力争，王文韶的附和，居然推翻成议，改归盛宣怀专责督办。直到盛宣怀丁忧，张之洞依然奏请，芦汉铁路完工在即，不宜易手，可以想见盛与张是如何地水乳交融。 
　　不过，盛宣怀始料所不及的是，原以胡襢芬为争权夺利的对手，不想袁世凯会成为他的对头。这个对头比胡襢芬厉害的太多，所以上海之会，很知趣地将电报交了出来，但袁世凯又岂能就此歇手？ 
　　由江宁拜访张之洞谈到上海去吊盛家之丧，袁世凯说了与盛宣怀会面的情形，提到他自己的感想：“我久已未到南方，这趟一看，很为朝廷担心，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局，如果不能象李文忠在日那样，可由北洋遥制，只怕后患无穷。”“嗯，嗯！”奕劻很率直地说：“慰庭，怎么样才制得住盛杏荪？你想个法子，我找机会面奏，他管的那些事，都与洋务有关，我可说话。” 
　　“原要王爷说话。”袁世凯想了一下答说：“好在他究竟还不是方面大员，不让他独当一面，也就不怕他跋扈揽权了！” 
　　奕劻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点点头说：“我懂了！这容易，上谕的语气上，稍微花点儿心思，就可以把他压下去。” 
　　“是！”袁世凯又说：“这一次在上海，还跟盛杏荪谈了与各国修订商约的情形，他很想借此机会出头，将来设立商部，他一定会走莲英的路子，想一跃而为商部尚书。这件事，要请王爷格外留意，将来商部尚书只设一位，我心目中已经有人了。” 
　　“喔，”奕劻双目大张，“谁啊？” 
　　“喏！”袁世凯向对面一指：“在这里！” 
　　这一指，载振脸都红了，以为袁世凯在拿他开玩笑，奕劻亦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怀疑的问：“他行吗？” 
　　“为什么不行？” 
　　“年纪太轻，亦没有阅历。” 
　　“年纪轻怕什么？四岁还当皇上呢！”袁世凯紧接着说：“至于阅历，去阅、去历就是！明年春天，日本大阪开博览会，贝子不妨去看看。” 
　　听得这一说，载振大为兴奋。他听说日本女人，内无亵衣，又说男女共浴，裸裎相见，毫不在乎，老想见识见识。但亲贵出趟京都不容易，如今有此机会，岂可错过？所以很起劲地说：“四哥，你可千万保一保我，让我去开开眼界。” 
　　袁世凯点点头，且不答话，只望着奕劻，听他如何说法。 
　　“日本开博览会，有请柬来，奏派观会大臣，倒亦无不可。 
　　只是虽说内举不避亲，我到底不便出奏。” 
　　“由我那里出奏好了。” 
　　“是啊！”载振接口：“四哥是督办商务大臣，奏派观会大臣，名正言顺。” 
　　“得有个人陪他去吧？”奕劻问。 
　　“是的！我已经想好了，让那琴轩陪着贝子去。” 
　　这是非常适当的人选。户部右侍郎那桐字琴轩，曾充赴日谢罪专使，驾轻就熟，可得许多方便。而载振得此人相陪，尤其满意。因为那桐在当司官时，就是八大胡同的阔客，“清吟小班”的姑娘，背后都昵称他“小那”。如今由于言语便给、仪表出众、手腕灵活，兼以占了姓叶赫那拉的便宜，得以户部右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照料宫廷，俨然当年的立山。而起居豪奢，较之立山，亦复有过之无不及。家住八面槽东面的金鱼胡同，构筑华美，号称“那家花园”。载振有此游伴，真有“班生此行，无异登仙”之感！ 
　　最后谈到荣禄的病势，那就连载振都不能与闻其事了！奕劻与袁世凯促膝密谈了半夜，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北洋公所接到袁世凯的条谕，以后庆王府的一切开支，都由北洋出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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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朝贺既罢，皇帝照常召见军机，只颁了一道上谕：“明年是慈禧太后七旬万寿，本年癸卯举行恩科乡试；明年甲辰举行恩科会试。”子午卯酉乡试之年，辰戌丑未公车北上，本有正科，果真加恩士林，另开一科，照规矩应是明年乡试，后年会试。如今只将正科改为恩科，实际上是所谓“恩正并科”，并无增益。而所以有此上谕，不过是提醒大家，别忘了明年是慈禧太后七十整寿。 
　　不想这道上谕，为人带来了“隐忧”。慈禧太后五十岁甲申，有中法之战，六十岁甲午，有中日之战，到七十岁甲辰，不知又会有什么弥天的战火发生？ 
　　可是，有班人却以为这是庸人自扰的杞忧，那就是以那桐为首的那班内务府的红人。奔走相告，说是“老佛爷五十岁、六十岁两个整生日，都让外国人给搅了局，明年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得好妹儿热闹热闹了！” 
　　不过，修园、点景、庆寿之事，毕竟还早，眼前，就有一桩差事——两宫谒西陵，得好妹巴结一番，博得慈禧太后一个欢心，明年大事铺张的差使就有份了。 
　　谁知有力使不上，谒陵的差使，不由内务府，而由直隶总督衙门及芦汉铁路局承办。盛宣怀早就在元宵节后，便服到了天津，亲自指挥花车的铺陈。 
　　铁床、“如意桶”，一如回銮那年的旧规，踵事增华，尤在车中的陈设。盛宣怀托人向李莲英去打听，此事以交那家古玩铺承办为宜？所得到的回音是：“后门刘麻子很内行。” 
　　刘麻子在地安门内开着毫不起眼的一家古玩铺，字号叫“天宝斋”。拿出来的古玩、玉器、书法、名画，都来自内府，名副其实的天家珍宝。开出一张单子来，一共是十四万六千多银子，外加三千两银子的“工资”。 
　　“工资何用三千两？”盛宣怀颇表不满，“摆摆挂挂，不是什么麻烦的事！” 
　　“大人，这里头大有讲究。安得不牢靠，花瓶什么的摔碎了一个，不止三千两银子。” 
　　这话倒也不错，加以是李莲英所推荐，不能以常规而论。 
　　盛宣怀如数照付，只是格外叮嘱，务必布置妥当。 
　　一切齐备，请了袁世凯来看花车，但觉富丽雅致，兼而有之，实在没有什么毛病可挑。想了好久，到底想到了。 
　　“点景很好，不过车行震动，挂屏之类掉了下来，就是大不敬的罪名！那个敢当？” 
　　“请慰帅来试一试最快的车。如果不妥当，再想别法。”盛宣怀笑嘻嘻地说。 
　　袁世凯亦想了解个究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而袁世凯或者任何一个有资格视察花车的人，有此一问，以及如何解疑破惑，最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手段，原都是早就设想周到的。因此，只待盛宣怀做个手势，“洋站长”立即下了命令，汽笛长鸣，而轮动无声，慢慢地出了站，渐行渐快，往返两小时，走了两百二十里，而满车陈设，纹丝不动。 
　　“很好，很好！”袁世凯甚为满意，转脸向北洋铁路局局长说：“咱们的花车，一切都照这个样子布置。” 
　　“是。” 
　　“这些东西，”袁世凯指着一座康熙窑五彩花瓶与花瓶旁边的一具“蟹壳青”宣德炉问盛宣怀，“你是那里弄来的？” 
　　‘托后门天宝斋古玩铺代办的。” 
　　“是刘麻子开的那个铺子吗？” 
　　“对了！” 
　　“得窍。”袁世凯赞了一句。 
　　到得第二天，又请李莲英来看花车。他穿的是便衣，狐肷皮袍外加一件蓝布罩袍，玄青直贡呢坎肩，没有戴帽，手里持一支短旱烟袋。到了车上，站定打量，左看右看，不断点头。 
　　“一切都妥当，只有上车的法子不好。” 
　　“请教李总管，”盛宣怀问道：“是怎么样不好？” 
　　“踩踏不方便。” 
　　盛宣怀想了一下说道：“那容易，自有法子。请李总管明天再来看，包管妥当。” 
　　“好！”李莲英又说：“皇上的那一辆，跟老佛爷的这一辆陈设要一样，不能差一点儿。不然，怕皇上不高兴，那倒也还没有什么大关系，最要紧的是老佛爷不愿意让人家误会，以为皇上的一切享用差了一等。” 
　　“是了。我一定格外留意。” 
　　等李莲英一走，盛宣怀立刻吩咐陶兰泉，造一座平台，宽与车门相等，长则三丈有余，一头低一头高，但坡度极缓，浑然不觉，平台铺彩色地毯，两旁加上很牢靠栏杆。慈禧太后只要步上平台，便可以扶栏而过，如履平地。 
　　造好试过，再请李莲英来看，一见大为称赞，又说：“昨天回宫，我把车子里的陈设，面奏老佛爷。老佛爷交代，这么贵重的东西，要叫跟了去的人小心，别弄坏了，以致于让盛某人赔累。上头有这么一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盛大人。” 
　　“是，是！”盛宣怀拱拱手说：“承情之至。” 
　　然而李莲英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盛宣怀细细参详，悟出其中的道理，这是暗示，所有的陈设都可能损毁，毁了也是白毁，那何不放漂亮些？所以他说这番话的意思，等于明白相告，不如将所有陈设都作为贡品。 
　　于是，立刻制一批黄绫签，恭楷书写：“臣盛宣怀恭进。”遍贴珍物之上。过了几天，袁世凯又来看车，一见愕然，扭转脸去看着他的随从叹息：“为大臣者！为大臣者！”尾音拉得极长，仿佛有许多议论要发，而终于不忍言似的。 
　　那个文案跟陶兰泉是熟人，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形告诉他，才合彼此照应的道理，谁知陶兰泉听罢一笑，“老兄，”他说：“刚才袁宫保已派梁局长来过了，细问一切。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奈梁局长广东人，听不懂我的话，所以又托我的同乡林志道来详谈。袁宫保已打算如法炮制了。” 
　　果然，袁世凯亦命梁如浩去向天宝斋接头，包办花车陈设，取用的东西，比盛宣怀犹有过之，一张单子开出来，是十五万五千银子。 

　　　　　　　　　　　※　　　　　　　 ※　　　　　　　　 ※ 

　　三月初八，天色微明的寅时，皇帝致祭先农坛。大典既毕，随即转到车站，不久慈禧太后驾到，皇帝跪接，以下是庆王领头的一班王公大臣，唯独荣禄未到，他病得很厉害，已经不能起床了。 
　　慈禧太后仍然如回銮那年乘车那样，意兴极佳，满脸含笑地步上平台，崔玉贵献殷勤，要上前搀扶，慈禧太后摆一摆手，示意不必，自己扶着栏杆，从从容容地上了车。 
　　车中所设的宝座，是一张蒙着黄丝绒的“快乐椅”，等她落座，皇后、荣寿公主、四格格亦已登车，站在太后身后左顾右盼，看那些陈设。最后是荣寿公主开了口。 
　　“这盛宣怀可真会办差啊！” 
　　“也难为他。”慈禧太后喊道：“莲英！” 
　　李莲英还未上来，是在照料慈禧太后的行李装车，等把他找了来，随即传懿旨，召见盛宣怀。 
　　于是，皇后和所有宫誊，都退入另一节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花车。盛宣怀由李莲英带着来谒见。他穿的是素服，顶戴是国家的名器，无法更易，不过那颗红顶子是用极淡的珊瑚所制，微微的粉红色，有那么一点意思而已。 
　　等他行了礼，慈禧太后首先指着珍玩上的黄签说：“你太糜费了！怎么可以这样子？” 
　　“回皇太后的话，”盛宣怀说：“车中陈设都是臣家藏的微物，并非特意价购，求皇太后鉴臣愚忱，俯准赏收。” 
　　“到底不好意思。” 
　　“臣受恩深重，难得有机会孝敬皇太后。东西不好，只是一片至诚。”’ 
　　“这可不能不赏收了！”李莲英在一旁说：“不然，人家会以为老佛爷嫌他欠至诚。” 
　　“这话倒也是。我可是受之有愧了。”慈禧太后又问：“你是那一天到京的？” 
　　“臣正月二十二日到天津，跟督臣袁世凯接头，明了办大差的一切细节，二月初八到京，督饬司员布置花车，筹备供应。”盛宣怀说：“臣才具短绌，虽然尽心尽力，只怕还是有疏漏的地方，求皇太后包容。” 
　　“你很能干，没有什么好褒贬的。”慈禧太后又问：“南边革命党闹得凶不凶？” 
　　“本来很凶，自张之洞署任以来，好得多了。” 
　　“喔，”慈禧太后身子往前俯一俯，“那是什么缘故呢？” 
　　“张之洞舆情甚洽，善于化解疏导，地方士绅，都肯听他的话，约束乡党子弟，所以能弭患于无形。” 
　　“地方士绅是那些人呢？” 
　　这一问，多少出于盛宣怀的意外，觉得很难回答。因为有些人非慈禧太后所知，说了也是白说，有些人为慈禧太后所恶，说了不妥当。但急切之间，无暇细思，想到一个便说了出来：“象南通张謇…　。” 
　　他还在想第二个时，慈禧太后已经在问了：“是甲午的状元张謇吗？” 
　　“是！” 
　　“他不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吗？” 
　　盛宣怀心想糟了！但不能不硬着头皮，再答一声：“是！” 
　　“他跟翁同龢可常有往来？” 
　　听慈禧太后的语气相当缓和，盛宣怀比较放心了。“不大往来！”他说：“张謇在家乡开垦，办实业，很忙的。再者翁同龢闭门思过，也不大会客。” 
　　“翁同龢是你的同乡不是？” 
　　“是。” 
　　“那，你跟他总常有往来？” 
　　“臣家住上海，跟翁同龢逢年过节通通信，此外就没有什么往来。” 
　　“翁同龢安分不安分？” 
　　“很安分。” 
　　“他跟康有为呢？” 
　　“绝无往来！”盛宣怀的声音，有如斩钉截铁，“据臣所知，翁同龢对康梁师徒，深恶痛绝。” 
　　“那还罢了！”慈禧太后冷冷地说：“你得便传话给翁同龢，千万安分！我可是格外保全他了！” 
　　盛宣怀吓出一身冷汗，跪安退出时，神色青黄不定，看到的人，无不诧异，都以为他碰了个大钉子，却猜不透是何缘故？ 
　　三月十日，谒陵事毕，回到保定。西陵在易州，而保定在易州之南，非谒陵跸路所经，所以并无常设行宫。这一次慈禧太后早就决定，顺道临幸保定，因而选定莲池书院，作为行宫。 
　　莲池书院建于雍正十一年，原为元朝张柔莲花池故址，所以书院名为莲池。池上有临漪亭，又有君子亭、柳塘、西溪、北潭等等名目，本为保定的名胜，加以重兴土木，踵事增华，比起那些定制正中帝居，东面住皇后，西面住太后，“山”字或三座大屋，呆板无比的行宫来，自然大足流连了。 
　　袁世凯办差，能胜得过盛宣怀的，就在这座行宫上头。特地委了两名能员，专门负责，一个是早在李鸿章生前，便跟袁世凯很接近的杨士骧，如今官居直隶按察使，一个是长芦盐运使汪瑞高。汪瑞高跟长芦盐商去要钱，杨士骧会花钱，他的祖父杨殿邦做过漕运总督。“三世为官，方知穿衣吃饭”，杨士骧精于饮馔，所以伺候御膳，能博得慈禧太后极大的欢心。 
　　一住三天，到得三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袁世凯接到电报局派专差送来一封密电，译出来一看，道是荣禄已在半夜里溘然长逝了。 
　　这是个等了已久的消息，袁世凯精神为之一振！但心里很乱，因为一下子从心底涌起许多即时要办的事。定一定神细想，找到了第一件该做的事，通知电报局，如有致军机处的密电，压到天色大亮以后再送，因为他要趁荣禄的噩耗尚未传开来以前，有所布置。 
　　于是立即派人去请智囊杨士骧。而在此等待的一段时间中，他又已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密电北洋公所，即刻到荣府去襄办丧事；一件是向藩库提银二十万两，即刻就要，而且要银票。 
　　也就是刚办了这两件事，杨士骧已奉召而至，直到签押房来见。袁世凯一面拿电报给他看，一面说道：“荣中堂过去了。” 
　　杨士骧看完电报问说：“军机上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已经告诉电报局压一压。”袁世凯问：“你看会不会有变化？” 
　　“不会！”杨士骧很有把握地说：“如今最要紧的是，大老自己先要沉住气，切忌浮躁。” 
　　袁世凯点点头又问：“上头召见，你看我应该怎么说？” 
　　“不必说得太明显。”杨士骧想了一下又说：“甚至根本不参一议。” 
　　“如果一定要问，非说不可呢？” 
　　“只说，如今大政，不外两端，一是新政，一是外务。新政正在次第举办，外务如能益加开展，大局更有可为。皇太后、皇上用人之道，悬揣必以此二者为准。” 
　　袁世凯深深点头，“这话很得体。”他说：“这个消息，不从我这里传出去，免得军机上有人说话。不过，大老那里，劳你驾，立刻去一趟，也不必提到这个消息。” 
　　“那么去干什么呢？” 
　　“请稍坐一坐，我再告诉你。”袁世凯唤来心腹家人，“你去催一催，藩库怎么还没有人来？” 

　　　　　　　　　　　※　　　　　　　 ※　　　　　　　　 ※ 

　　“莲府，”庆王奕劻问道：“这么早来，一定有事。” 
　　“是！袁慰帅派我来给王爷请安，有样东西，面呈王爷。” 
　　说着，杨士骧取出一个红封套，恭恭敬敬地双手捧上。 
　　奕劻从封套中抽出一张银票，一看是二十万两，不由得睁大了眼问：“这是干什么？” 
　　“是袁慰帅孝敬王爷的。” 
　　“这…　。”奕劻喜心翻倒，嘴变得很笨了，“太多了一点儿吧？好象受之不可，似乎却之不恭。” 
　　“备王爷常用的。”杨士骧说：“王爷快有很大的开销，尤其是宫里。” 
　　弦外有音，不妨自辨。奕劻便说：“既这么说，我就愧受了。京里如果有什么消息，务必早早给我一个信。” 
　　“是！”杨士骧停了一下答道：“王爷一进行宫，怕就有消息。” 
　　这一说奕劻猜到七八分。送走了杨士骧，立刻坐轿到行宫。他是督办政务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专有一间“直庐”，而且与军机处的直庐相接。一到，便有个极熟的军机章京悄悄溜了进来，请个“双安”，轻声说道：“该给王爷道喜了。” 
　　“喜从何来？” 
　　“司官马上又要伺候王爷了。刚才接到的电报，荣中堂昨儿夜里过去了，军机不是王爷来领班，可又该谁呢？” 
　　“你不要这么说！”奕劻连连摇手，“恩出自上，没有该谁不该谁这一说。承你来报信，我很见情。不过，请你别张扬。” 
　　“是，是！司官知道事情轻重。”说着，又请了个安，仍是悄悄地溜走。 
　　消息证实了。奕劻想到袁世凯的二十万银子与杨士骧所说的那几句话，知道这笔巨款该怎么花。当时便派个亲信护卫，找李莲英，邀他觅便见个面。 

　　　　　　　　　　　※　　　　　　　 ※　　　　　　　　 ※ 

　　荣禄病故的电报，是先用了黄匣子送上去的。因此，召见军机时，慈禧太后脸上隐隐有泪痕。不过，言语很平静，没有一句带感情的话。“荣禄的死，早就不行了！”她说：“谈他的后事吧！” 
　　谈后事最主要的就是议恤。前列的王文韶，听而不言；其次的鹿传霖，听而不闻，自然又是瞿鸿玑回奏。 
　　“臣三个的意思，故大学士荣禄，平生功业尤其晚年的尽瘁国事，与故肃毅侯李鸿章差相仿佛，可否照李鸿章的例赐恤。” 
　　“李鸿章的恤典，我不完全记得了。” 
　　“一共七项。”瞿鸿玑按当时上谕所宣示的恤典次序答说：“赏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加恩子孙。” 
　　“嗯！”慈禧太后毫不考虑的答说：“完全照样好了。” 
　　“是！”瞿鸿玑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不过，李鸿彰是由伯爵晋封侯爵，荣禄的情形不同。” 
　　“他不是世袭云骑尉吗？”慈禧太后问：“世袭是晋封男爵不是？” 
　　“可以晋封一等男。” 
　　“那就照规矩办好了。” 
　　“是。”瞿鸿玑又请旨：“赐奠是否派恭亲王？” 
　　“总不能派醇亲王吧？” 
　　醇亲王载沣是荣禄的女婿，而奉旨赐奠，只洒酒，不跪拜，亲族反倒要叩谢“钦差”，那不是开死人的玩笑？瞿鸿玑一时失检，碰了个软钉子，不过他觉得有不明白的事，还是要问。 
　　“加恩子孙这一节，各人情形不同。荣禄嗣子良揆应如何加恩之处，请皇太后、皇上的旨。”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微有怒容，“我听说良揆很不孝，胡乱挥霍，不务正业，让他袭爵，已经便宜他了！”她略停一下说：“这一节先搁下，等荣禄的遗折递了来以后再说。” 

　　　　　　　　　　　※　　　　　　　 ※　　　　　　　　 ※ 

　　当军机入见时，李莲英抽空到了奕劻那里，脸有戚容，因为他算是跟荣禄共过患难的。当已成庶人的“端郡王”载漪，仗着义和团几乎要逼宫时，只有他跟荣禄两人，内外相维，多方设法保护慈禧太后的地位与尊严。回想当时的焦忧苦况，自不免伤感。 
　　“听说李中堂出事的时候，老佛爷还哭了一场。这一次荣中堂去世，”奕劻很谨慎地说：“总不免也有点儿伤心吧？” 
　　“那是一定的。” 
　　“皇上呢？暗底下很痛快吧？” 
　　李莲英摇摇头，“看不出来。其实，”他说：“这几年皇上倒不怎么恨荣中堂了。” 
　　“是恨他？”奕劻用拇指和食指，圈起一个圆形。 
　　“那大概是解不开的冤家了！” 
　　奕劻多少有些心惊，不由得问：“我听说皇上在西安，没事画一个王八，上面写上袁某人的名字，再又把他撕得粉碎。 
　　有这话没有？” 
　　“怎么没有？”李莲英诧异地问：“王爷为什么问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老话？” 
　　“随便聊聊。”奕劻从抽斗中取出来一个红封袋，脸色不变的说：“最近有人送了一笔款子，你分点儿去花。” 
　　说着，将红封袋往对方手中一塞。这不是头一回，李莲英亦就老实收下，而且还抽出银票来看了一下。 
　　一看动容了，竟是十万两！“王爷，”他将红封袋放在桌上，“是谁送的？” 
　　问谁所送，是问谁有事请托，或者升官，或者调缺，或者免祸。数目不小，所求必奢，李莲英是怕办不到，坏了“招牌”，所以不能不出语慎重。 
　　奕劻当然懂他的意思，沉吟了一会说：“就算我送你的好了。” 
　　一听这话，李莲英即时眉目舒展，抓起红封往怀中一塞，笑嘻嘻地说：“谢王爷的赏！” 
　　见此光景，奕劻大为宽心，说了句：“有消息，你送个信给我。” 
　　“那还用说吗？”李莲英眨着眼睛想了一下说：“西洋新出一种首饰，看起来是个戒指，掀开戒面，里头安着一个个表。 
　　这玩意，王爷见过没有？”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奕劻问道：“是你想要？我托人在上海买一个来送你就是。” 
　　“不是，不是！”李莲英说‘到上海去买可太缓了，最好在东交民巷找一找。找到了，直接送给四格格。” 
　　这一说，奕劻完全明了。他这个孀居的小女儿，是他极得力的一个帮手，只要慈禧太后看见或者想起什么新样的衣服或首饰，四格格就会派人通知“阿玛”，赶紧觅了来，送进宫去，转献慈禧太后。这个“小”字诀，非常管用。奕劻不敢怠慢，即时派人到京，在东交民巷、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找这么一个“安着小表的戒指”。 
　　“快去快回，越快越好。找到了这玩意，不必讲价，要多少给多少。”奕劻记着张荫桓进贡祖母绿戒指，触犯慈禧太后忌讳那件事，特别叮嘱：“戒面是金刚钻，红、蓝宝石，那怕紫水晶，都不要紧，就不要绿颜色。千万记住！” 
　　派去的人很能干，在台基厂的洋行里，找到这么一个戒指，戒面是红宝石，更为合适，可惜送到已经入夜，只有第二天进呈了。 
　　其实，有无这个戒指，都已不发生关系，李莲英已经想好如何为奕劻进言了。他是以兴修颐和园与西苑的仪鸾殿为词，说明年七十万寿，这两处大工，应该加紧才是。 
　　这两处大工，都由户部侍郎兼内务府总管大臣那桐主办，李莲英说：“那大臣倒是挺能干的，就是钱不措手，天大的本事亦无用。” 
　　这一说，提醒了慈禧太后。“钱不措手”的原因是，荣禄有病，无人可以主持筹款之事，慈禧太后亦有点疑心，荣禄 
　　<<是不肯干这件挨骂的事，借病拖延>> 
　　于是，她又想到了自荣禄出缺以后，便一直盘旋在她脑际的三个人。第一个是醇亲王载沣；第二个是庆亲王奕劻；第三个是肃亲王善耆。太宗长子豪格封肃亲王，是最早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善耆的祖父华丰，在辛酉政变中很出过一番力，所以慈禧太后对肃亲王这一支是另眼看待的。不过善耆为人也不坏，上年管理崇文门税务，税收由照例的十七万两激增至六十多万，而税率未变，亦未闻有扰民之说，足见是个肯实心任事的。因此，慈禧太后把他列为军机大臣的人选之一。 
　　此刻，载沣与善耆似乎无法考虑了。载沣犹之乎礼王世铎，摆摆样子可以，但以前先有醇王奕譞、许庚身、孙毓汶，后有刚毅、荣禄，不妨让世铎挂个名。如今要自己拿得起来，尤其是这两件大工如何筹款，在载沣便是一筹莫展，万难胜任。 
　　至于善耆，虽有才干，也有棱角，而且听说他颇结交汉人名士，有时以风骨自许，更不宜管此两件大工。转念到此，心目中就只有一个奕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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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三月十五明发上谕，以督政务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大臣。由于他的爵位，虽是初入军机，自非“学习行走”的“打帘子军机”，而是每日进见时，拥有全部发言权的“领班”。 
　　于是盈门的贺客，从保定到京师，每天不断，外国使节中首先来道贺的是俄国的署理公使普拉嵩，致了贺词以后，随即面交一件照会，只说是东三省二期撤兵有关事项，未言细节。 
　　原来中俄东三省交涉，自李鸿章一死，无形停顿，直待回銮以后，由奕劻、王文韶受命继续谈判，方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条”，规定俄国应分三期撤兵，每期六个月。第一期于上年九月期满，俄国总算照约履行，将盛京西南段的占领军撤退，并交还了关外的铁路。现在第二期将于十天以后的三月底期满，奕劻以为俄国会象半年之前那样，将奉天、吉林境内的俄兵撤尽，照会中无非提出征用骡马伕子的要求而已，所以全未放在心上，只将原件交了给外务部右侍郎联芳去处理。 
　　到得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正待上朝时，联芳叩门来谒。“王爷，”他说：“麻烦大了！” 
　　“什么麻烦？” 
　　“俄国照会的译件，请王爷过目。” 
　　奕劻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俄国的照会中表示，条约无法履行，而且提出七条新要求：“第一、中国不得将东三省土地，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二、自营口至北京电线，中国宜许俄国别架一线；第三、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第四、营口海关税，宜归华、俄道胜银行收储，税务司必用俄人，并委以税关管理检疫事务；第五、除营口以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第六、蒙古行政，悉当仍旧；第七、义和团事变以前，俄国所得利益，不得令有变更。” 
　　“这不是又要并吞关外吗？” 
　　“是。”联芳答说，“今天荣中堂开吊，各国公使都会来，倘或有人问起，该怎么回答？” 
　　“不会有人知道吧？”奕劻困惑地，“俄国岂能自己泄漏，招各国干涉。” 
　　“那么，请示王爷，咱们自己可以不可以泄漏呢？” 
　　这是以夷制夷的惯技。但如运用不当，便是治丝愈棼，奕劻颇有自知之明，不敢出此手段，却又别无善策，只说一句： 
　　“回头再商量。” 
　　联芳对世界大势，比奕劻了解得多些。为了俄国盘踞在东三省，日本所感受的威胁，恰如卧榻之旁，有人鼾睡，因而在中俄重开交收东三省条约谈判之初，就着手缔结英日同盟，目的在对抗俄法同盟。如今俄国有此新要求，即令中国愿意接受，日本亦必全力反对。既然如此，何不以日制俄？ 
　　辞出庆王府，联芳驱车直到东厂胡同荣宅，此来既是一申祭奠的私情，亦是为了公事。因为外务部的堂官，一是总理大臣奕劻，而依照定制，亲王与汉人不通婚丧喜庆的酬酢，可以送礼，不得亲临，再是尚书瞿鸿玑，身为军机大臣，无法在荣宅久坐。这样，接待赴荣宅吊唁的外宾之责，便落在联芳与另一侍郎，总署总办章京出身的顾肇新肩上了。 
　　各国公使是约齐了来的。公使领袖，照例由资深公使担任，从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回国以后，便推美国公使康格驻华最久，所以由他领导行礼。少不得还有一番慰问，联芳为康格绊住了身子，无法与再度使华的日本公使内田康哉接触，心里不免着急。因为除却这个场合以外，别无机会可以交谈，如果专访内田，或者致送秘函，未免擅专，所负的责任极大，同时也要防到俄国公使派人在暗中窥视刺探，不宜有骤然交往的痕迹。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原来丧家备着点心，替外宾预备的咖啡、蛋糕之类，而内田因为会用筷子，改为素面。联芳灵机一动，招待他到另一桌去吃面，三言两语，便透露了这个国际外交上的大秘密。 
　　内田很深沉，当时声色不动，入夜冒着大雨去访奕劻，巧的是，那桐先一步到达，奕劻便说：“琴轩你代见一下好了。”“不！”那桐平静地答道：“还是请王爷亲自接见为宜。” 
　　“喔，”奕劻细看一看那桐的脸色，“你跟内田很熟，想来知道他的来意。是为的什么？” 
　　“入夜来见，又是冒雨，自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密大事。” 
　　奕劻想了一下，站起身来，“好！”他说：“你可别走，等我见了他以后再谈。” 
　　由于有那桐事先提醒，奕劻在他的书房中接见内田与他的翻译清水书记官。略一寒暄，内田开门见山地问道：“俄国已有七项新要求送达中国，中国准备采取如何的态度？” 
　　原来为此！奕劻反问一句：“依贵公使看，中国应该持何态度？” 
　　“如果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我敢断言，东三省将不再为中国所有了。” 
　　“是的，我们也知道。不过，贵公使应该了解中国的处境，自八国联军以来，中国的元气大伤，现在需要休养生息，其势不能与强邻交恶。” 
　　“阁下所说的强邻是指俄国？” 
　　奕劻知道内田“挂味儿”了，微笑答道：“我想应该还有贵国。” 
　　“日本只想做中国的一个好邻居，帮助中国对付恶邻。”内田略停一下又说：“阁下应该记得李大臣与俄国‘友好’的结果，如中国一句宝贵的成语，引为‘前车之鉴’。” 
　　“是的，我很感谢贵公使的忠告。” 
　　“这样说，”内田很兴奋地，“阁下是打算拒绝俄国的要求？” 
　　奕劻想了一下说：“我个人愿意如此，但是，我一个人不能作主，要跟同僚商议之后，奏请上裁，才能决定。总之，我一个人不能左右大局。” 
　　“阁下太谦虚了。”内田一半恭维，一半嘲弄地说：“阁下是首相，内政、外交都由阁下主持，而且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中国的大计，掌握在阁下手中，相信阁下必能作出最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我希望如此，”奕劻加重了语气说：“可是得罪俄国，对中国来说，决不是最有利的事。” 
　　听得这话，内田面现沮丧，与清水用日语略略交谈了一会，便站起身来，双手交叉着放在腹前，眼睛看着清水。 
　　“王爷，”清水用很流利的中国话说：“内田公使要跟王爷告罪，暂时避开。” 
　　“喔，”奕劻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答应： 
　　“好，好，请便！” 
　　到书房中单独相对时，清水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存折，双手奉上，“王爷当了军机大臣，开销很大，”他说：“一点小意思，请王爷留着赏人。” 
　　清水不但是“中国通”，而且是“中国官场通”，也懂得向贵人进献现款，有个“备赏”的冠冕说法，奕劻看他行事不外行，也就不必客气了，拿起日本正金银行的那个存折来看。户名叫做“庆记”，内页登载着一笔存款，是日币二十万元，日本钱一元值龙洋六毛多，算起来约莫十三万元，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 
　　“好吧！这个折子，姑且存在我这里。我不必跟你们公使再见面了，请你转告他，我总尽力就是。”“是！这是彼此有益，公私两利的事！”清水双手按膝，折腰平背地鞠一大躬，转身而去。 
　　等他一走，奕劻才发现事情不大对，光有存折，没有图章，款子怎么提啊？莫非是清水疏忽，忘记把原印鉴留下了？想想不会，日本人办事，一向注重小节，不该有此重大疏忽。再想一想，恍然大悟，只要拒绝俄国要求的照会送出，日本公使馆自然会将取款的图章送来。 
　　“哼！”奕劻不由得冷笑，“鬼子，真小气！” 
　　话虽如此，仍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奕劻心想，拒绝俄国的要求，是天经地义，而居然还有人送钱来用，世上那里觅这件好事去？这笔钱，决不会象李家父子用俄国的卢布那样，惹出极大的麻烦，看起来自己着实交了一步老运。 
　　“王爷！”门口有人在喊。 
　　抬头一看是那桐，后面还跟着他的长子载振，便点沣头说：“都进来。” 
　　“内田怎么说？” 
　　“还不是俄国那件事。”奕劻毫不避忌地指着存折说：“留下这么一个折子，还没有图章，简直是空心汤圆嘛！” 
　　那桐收了内田三十万，载振也有二十万，自然都帮着日本人说话：“一定是忘记留下了。”那桐说：“内田表示过，这是第一笔，事成之后，另外还有孝敬。” 
　　“喔！”奕劻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在这里耳目众多，行迹不宜过密。好在你们马上要到日本去了，有事我打密电给你们，你们跟小村接头好了。” 
　　那桐也是这样想法。现任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即是内田康哉的前任，相知有素，在日本跟他联络，比奕劻在这里跟内田接头，更为方便。 
　　“你们是后天上船不是？”奕劻问他儿子。 
　　“是！” 
　　“你虽是‘正使’，阅历什么的，都远不如琴轩。这一趟出门，处处要请教琴轩，不可乱作主张。”奕劻格外又告诫： 
　　“更不可以荒唐！当心闹出笑话来，丢人现眼！” 
　　“不会的。”那桐为载振卫护，“王爷请放心好了。” 

　　　　　　　　　　　※　　　　　　　 ※　　　　　　　　 ※ 

　　封疆大臣又有了一番大调动。 
　　调动之起，由于闽浙总督许应弢，为人参奏贪污，朝旨命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彻查。复奏开脱了许应弢，但他手下文如臬司，武如督标中军副将，都有或多或少的溺职情事，因而许应弢还是被开了缺，由曾任山西巡抚的锡良继任。 
　　锡良尚未到职，广西却又出了事。本是土匪打家劫舍，只为巡抚王之春处置失当，渐有成为叛乱之势。王之春早在上年十月里就打了电报给军机处，说广西除梧州、桂林、平乐三府以外，几于无处无匪。可是朝廷除了一纸电旨，责成王之春尽力剿治以外，别无善策。王之春计无所出，异想天开，竟打算借法国兵平乱。消息传到上海，广西同乡大哗，集议反对，联同各省电京力争。朝廷亦觉得王之春此举，无异引狼入室，过于荒唐，因而一面严饬不得轻举妄动，一面考虑另简大员到广西剿匪。 
　　仔细研究下来，以调四川总督岑春煊担当此任，最为适宜。 
　　原来岑春煊经庚子勤王数千里的磨练，对兵事已大有阅历，上年春天由山西调广东，尚未到任，由于四川有匪骚动，特命署理川都，负责剿匪。岑春煊日行二百里，在二十天内，由山西赶到成都，随即出兵围剿，擒获匪首“活观音”，请王命斩于闹市。不过三数月工夫，奏报全境肃清。加以广西为岑春煊的老家，不凭威望，只讲乡谊，土匪亦当就抚。 
　　原任的两广总督德寿，是内务府司员出身。这个督抚中的肥缺，一向是皇家的外府，所以内务府出身的人放此缺的特多。官声不好不要紧，只要对“交办之件”能如上意，将内务的人敷衍好了，便无大碍。德寿的官声不算太坏，虽少才具，却能谨饬，但因此得罪了慈禧太后。两官西狩时，各省都是进贡不绝，有的丰腆，有的礼贴，如张之洞进贡，连行在怕无书可看都想到了。独有德寿的贡品，比较菲薄，李莲英跟他“借”两万银子，竟以婉言谢绝。这一来，就是没有广西的土匪，亦难安于怀了。 
　　不过，德寿毕竟没有什么劣迹，不能无端解任，更不能降调，所以总督还是总督，只是调了去管几已名存实亡的漕运。 
　　漕都是荣禄所激赏，而圣眷亦颇优隆的陈夔龙，至少得要替他找一个巡抚的缺。而巡抚的调动，首先该考虑的是广东。 
　　广东巡抚叫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底子是秀才，而以军功起家。曾替曾国藩办过多年的粮台，人品不坏。可想而知，这样一个肯实心任事的巡抚，与好作威福的岑春煊“同城”，必成水火，结果毁了李兴锐，亦未见得对岑春煊有好处，岂是保全之道。 
　　因此，李兴锐必须调开，另给岑春煊一个老实无用脾气好的巡抚。这个人挑中了河南巡抚张人骏。张人骏是张佩纶的侄子，为人与德寿差相仿佛，不过肚子里的墨水比德寿多得多，是翰林出身，凭这一点，可以使得他少受岑春煊的欺侮。 
　　这一来，陈夔龙有出路了。河南巡抚不是很肥的缺，但是很有名的一个缺，大致巡抚上面都有一个“婆婆”——总督管着，没有“婆婆”的，只有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但山西、山东犹不免要看直隶总督的颜色，唯独河南巡抚，从文镜以来，就是不受任何总督牵制的。 
　　至于李兴锐的出处，却又与锡良有关。他是蒙古人，两榜出身，廉惠勤朴，在旗人中是上驷之才，本来是河道总督，此缺裁撤，调为热河都统，再继许应弢为闽浙总督，但此人长于军事，而李兴锐对整顿税务有办法，为事择人，以锡良调川，李兴锐署理闽都，就各得其所了。 
　　这番允当妥帖的细心安排，出于瞿鸿玑一手的策划。但奏准之日，正当奕劻掌枢之后，因而无形中掠了美，都说姜毕竟是老的辣，庆王一入军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不虞之誉，在奕劻自然居之不疑。可惜，扫兴的事，跟着就来了。 
　　说起来是奕劻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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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春煊有个癖好，喜欢参劾属员。督抚新任，满三月须将全省在任及候补各官，作一次考绩，奏请黜陟，名为“到任甄别”。岑春煊在四川到任之初，预备参三百人，其后幕友苦劝，也还是参了四十员。 
　　此时接得调任广东的电旨，岑春煊想放个“起身炮”。别人放起身炮是下条子补缺派差，他则反其道而行之。参劾的名单中，有个候补知县叫唐致远，他的父亲叫唐文耕，做过提督，与奕劻颇有渊源。唐致远被派过许多好差使，而声名不佳，得到消息，说岑春煊放起身炮，他亦是被轰的一员，少不得急电奕劻求救。 
　　隔不数日，奕劻给岑春煊的密电到了，说是“唐致远其才可用，望加青睐”。这个面子够大了，岑春煊只好将已经抄好的参劾名单，勾去了唐致远的名字，重新缮写。 
　　只是岑春煊的气量极小，心想唐致远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为此耿耿于怀，胸前始终横亘着一股不平之气，竟致寝食不安。到得要发炮拜折之时，突然一拳捣在桌上，狠狠地说道：“我偏不买帐，看你如何？” 
　　于是一面交代幕府，仍照原来的名单出奏，一面复了一个电报给奕劻，指陈唐致远的种种劣迹，末尾才说：“奉到钧示，劾疏已发”，表示歉意。 
　　奕劻碰了这么一个钉子，才知道岑春煊真个不好惹。无奈他先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自四川剿匪以后，声望渐隆，已成督抚中的重镇，只好先容忍着再说。 
　　除此以外，奕劻得意之事颇多，最令人艳羡的是，载振从日本参观博览会，并考察商务回来，密罗紧鼓的筹设商部，载振竟当上了第一任的尚书。商部经管铁路、矿务、工商，一切兴利的实业，都归掌握，谁都看出来，是比户部还阔的一个衙门。 
　　这是袁世凯的策略，利用商部来收盛宣怀的权，同时亦是为自己练兵筹划出一大饷源。 
　　“练兵要筹饷，筹来的饷，可不一定都用在练兵上头。”袁世凯向奕劻说：“太后不是想修佛照楼吗？” 
　　听到最后一句话，奕劻精神一振。他就领着管理奉宸苑、管理颐和园的差使，重修颐和园，有那桐在想法子，可以不管，重修西苑是前不久慈禧太后当面交代，责成办理，而经费无着。正当巧妇无米为炊之时，却说邻家有余粮可以接济，自然喜逐颜开了。 
　　“不是你提起，我再也想不到。李少荃当年办海军，就是因为上头要修颐和园的缘故。如今要重修西苑，你的兵就练得成了。” 
　　“是的。不过如今北洋，不比当年的北洋，当年北洋有‘海军衙门’…　。” 
　　“这倒不要紧！”奕劻打断他的话说：“如今一样可以设练兵处。” 
　　“王爷说得是。”袁世凯略停一下说：“我的意思，就设练兵处，也别管筹饷，庶几远避嫌疑，名正言顺。”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你的意思我懂了。筹饷仍旧是户部的事，这样子，挪在西苑的经费，北洋可以不担任何责任了。是这话不是？” 
　　“什么事都瞒不过王爷。”袁世凯陪着笑恭维。 
　　“你的想法不错，不过不容易办。”奕劻微皱着眉，“鹿滋轩越来越刚愎自用了，崇受之说不动他。” 
　　“换个能说得动他的人就是了。”袁世凯很轻松地说：“不有个现成的那琴轩在那里吗！” 
　　于是，不到三天，户部尚书崇礼由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遗缺由那桐坐升。重修西苑的工程，亦就自此为始，渐有眉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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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佛爷的意思，仪鸾殿不必再修，就修好了，老佛爷也不能再住。为什么呢？瓦德西住过，何况，”那桐放低了声音说：“都说赛金花在仪鸾殿伺候过瓦德西。这么个窝囊地方，能作太后的寝宫吗？” 
　　“那么，”奕劻问说：“不修仪鸾殿，要干什么呢？” 
　　“老佛爷想修一座佛阁子，名字都有了，就叫佛照楼，图样也有了，是洋楼。” 
　　“佛阁子修成洋楼？” 
　　“不但修成洋楼，还要安上电灯。” 
　　“越出越奇了！”奕劻笑道，“菩萨也时髦了！闲白儿收起，先看看图样，问问工价。” 
　　“工价？”那桐答说，“最少也得五百万。” 
　　接下来就要谈钱了。回銮之后，百废皆举，又行新政，在在要钱，因此，筹划财政是朝廷格外重视的第一大事，特派奕劻、瞿鸿玑会同户部办理。一年多以来，清查屯田，整顿浮收，改铸银元，开办烟、酒、印花税等等，可开之源几乎都想到了，但成效不彰，奕劻不明其中的道理何在？“这个道理还不容易明白？‘人不为己’…　，”那桐将那粗鲁俗语的下半句“男盗女娼”咽了回去，略停一下说道：“各省还是积习不改，只顾自己，不顾朝廷。照我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照庚子年春天，派刚子良到各省去清查坐催的办法，派人下去，一省一省调帐出来看，凡是截留的、亏空的、应收未收的，一概把它挤出来。” 
　　“不好！不好！”奕劻大摇其头，“那样一来把各省的地方官都得罪完了，以后不好办事。” 
　　“那么，用第二个办法，摊派！” 
　　奕劻想了一会，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反正朝廷要这么多钱，缺分的好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谁也没话说。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谈一谈。” 
　　瞿鸿玑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整顿财政，重在创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创，必然速效难期，行之既久，成效渐彰，才是一劳永逸之计。不然，何以谓之整顿？那桐听他这么振振有词地说出道理来，无以相难，只得把摊派的办法搁下下来。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操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劻，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达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玑，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劻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玑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支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瘐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庆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劻、瞿鸿玑、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说是百废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需要，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蔽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两；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两； 
　　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顿浮收及契税，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开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查近年来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省县浮收甚多，而应征之房田税契，报解者什不及一。各州县身拥厚资，坐视国家独受其难，稍具天良，当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抚每以保全优缺优差为调剂地步，不肯实力清厘，而不知国势阽危，大小臣工，岂能常享安乐？该督抚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见好属吏，至负朝廷？着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各派三十万两；山东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 
　　两项共九百六十万两银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万，以初步练兵的额数，及修理西苑的公费来说，勉可够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粮，袁世凯放心了。 
　　于是奕劻以练兵处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请简派该处的差使。会办大臣袁世凯、帮办大臣铁良——满洲镶白旗籍，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如今应由奕劻请简的差使，一共四个：提调、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 
　　提调尤之乎坐办，是常川驻在，综括庶务的一个紧要人物，派的徐世昌。此人与陈夔龙会试同年，点了翰林，从未放过考官，是个极黑的黑翰林，因而才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凯放了山东巡抚，徐世昌打算加捐一个道员，指省分发山东，一到自然就能补实缺。但袁世凯的想法却又不同。 
　　“以我们的交情，山东的道缺，让你挑。不过，这一来你想爬到监司，还得有几年工夫，爬到监司，再想内转侍郎，外升巡抚，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刚四十，来日方长，何不在翰林院养资格，一朝脱颖而出，必可大用。这是我的忠告，请你三思。” 
　　原来袁世凯自从放了巡抚，担当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脚步已经站稳，可望继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诸人之后，而成为举足重轻，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抚。 
　　但论出身，袁世凯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将来幕府中必得多找些进士、翰林，一则装点门面；再则正途出身，凡事占便宜。所以为了自己，不愿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错，徐世昌仍旧回京去当翰林。袁世凯又多方设法为他揄扬，甚至说动了张之洞，上奏保荐。他自己亦曾密保过，说徐世昌“识力清锐，志节清岩”，奉旨交军机处存记。辛丑回銮那年，袁世凯迎驾之时，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后在保定召见，问起直隶山东防军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对，条理分明，大得赏识，调补为国子监司业，另外由袁世凯奏请特许，派任到新建陆军的京畿营务处。 
　　商部成立，尚书载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设左右丞。右丞是庆王府的西席，也是翰林出身的唐文治，左丞由袁世凯推荐徐世昌充任。这是个三品的缺，由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调补，算是异乎寻常的超擢。 
　　其实这也是个过渡，袁世凯早就打算好了。练兵处成立，奕劻挂名，徐世昌“管家”，以便从中操纵一切。而在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阁学二品，虽为候补，一样可以戴红顶子了。 
　　三司的长官，都称为“正使”。军政司正使刘永庆，是袁世凯项城的小同乡，相从入韩，渊源甚深，所以被派为相当于营务处的这个差使。 
　　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李鸿章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出身。段祺瑞学的是炮科，曾往德国，在有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过，与王士珍皆颇得留德习军事多年的荫昌所赏识。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段、王以荫昌的推荐，分任炮兵、工兵的统带。“新建陆军”之能令荣禄刮目相看，段祺瑞、王士珍是很灌注了一番心血在上头的，因而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积功升至道员。如今派任练兵处的差使，赏加正二品的“副都统”衔，顶子亦都红了。 
　　新命一下，弹官相庆，徐世昌更觉得意。同乡、同年纷纷设宴相贺，戴了簇新的红顶子与补褂赴宴，只是补子不是文二品的锦鸡，而是武二品的狮子。同座皆是文官，锦鸡、孔雀、雁、白鹇之类的文禽补子之中，夹一头张牙舞爪的狮子，真是既不类、又不伦，显得格外刺目，因而引起讪笑，搞得几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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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简派练兵处各项差使的上谕明发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谒见奕劻，秘密告知，日俄为了朝鲜与东三省的利害冲突，谈判已将决裂，日本已开始备战。内田表示，日本对俄国的扩张，极力阻遏，亦是为了中国的安全。因此，一旦日俄开战，日本希望中国中立。 
　　接着，驻日公使杨枢亦有电报，说日本外相约见杨枢，所谈内容与内田所告，完全相同。奕劻大为焦急，倒不是怕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火，百姓大受池鱼之殃，而是怕他这两年积聚起来的私财不保。 
　　奕劻的贪名，早就传布在外，自从掌枢以后，越发无所忌惮。除了每个月由北洋公所送三万两银子供家用以外，另外还有公然需索的门包，三种名目，每个门包总计要七十二两银子。王府的下人，从“门政大爷”到灶下婢，只管膳宿，不给工钱，全由门包中提出一半来均分，另外一半“归公”。凡是外宫进京，京官外放，都要谒见，每日其门如市。加上谒见官员当面呈递的红包，一共积成六十万两银子，分存在日本正金银行及华俄道胜银行。日俄一开仗，军费浩繁，自然是提银行的存款来用，奕劻担心的是存款会吃倒帐。 
　　“不如提出来，改存别家外国银行。”那桐向他献议，“外国银行以英国汇丰银行的资格最老，存在汇丰，万无一失。” 
　　奕劻深以为然。派人去打听，月息仅得二厘，但保本为上，还是分别由正金、道胜将六十万两银子提了出来，扫数转存汇丰。 
　　这笔买卖是汇丰银行的买办王竹轩经的手。王竹轩是八大胡同的阔客，常时遇见“微服”看花的载振，“振贝子”、“振大爷”叫得非常亲热。而载振见了他，却总有股酸溜溜的滋味，因为王竹轩不但多金，而且仪表俊伟，能言善道，所以八大胡同的红姑娘，没有一个不奉承“王四爷”的，那怕是当朝一品，父子煊赫的“振贝子”，亦不能不相形见绌。 
　　这天是在陕西巷的风云小班，无意邂逅，王竹轩由于刚作了庆王府一笔买卖，格外巴结，迎上前去，陪笑招呼，寒暄地说一句：“衙门封印了？” 
　　载振因为汇丰的存款，月息只得二厘，心里认定是王竹轩捣的鬼，因而斜着眼看他，冷冷地问道：“封印怎么样？” 
　　王竹轩一听口风不妙，赶紧又陪笑答说：“封印了，振贝子可以多玩玩了！” 
　　“你管得着吗？哼！”载振冷笑着，重重将袖子一甩，往里便走。 
　　他招呼的姑娘，是凤云小班的第一红人，花名萃芳，占了班子里最好的三间房子，中间堂屋，东首是卧室，西首是客座，载振每次来都是进东屋。倘或放下门帘，便知有客，在西屋暂坐，等班子里设法将客人移到别处，腾出空屋来再挪过去。这天东屋也放着门帘，载振气恼之下，脚步又快，自己一揭门帘，就往里闯，这在妓院里是犯了大忌。里面的客人勃然大怒，正待发作，认出是载振，强自克制，未出恶声，但脸色是不会好看的。 
　　载振自知闹了笑话，掉身退了出来，到西屋落座。班子里知道出了纰漏，鸨母、老妈子都拥了来献殷勤，说好话，一面设法腾屋子。载振正在生气，扬着脸不理，好半天只问得一声：“人呢？” 
　　这是指萃芳。她跟恩客刚腻过好一会，云鬓不整，脂粉多残，必得重新修饰一番，方能见人。而那面的恩客亦在生气，少不得还要好言抚慰。这一来，耽搁的工夫就大了。 
　　好不容易把她催了来，鸨母、老妈子才得松一口气，使个眼色，相约而退，让萃芳一个人在屋子里敷衍。 
　　“干吗呀？生这么大气！”萃芳一只手搭在载振肩上，就在大腿上坐了下去。 
　　“东屋的小子是谁？” 
　　“管他是谁？不理他，不就完了。” 
　　“奇怪！”载振问道：“你干吗护着他？” 
　　“谁护着他了？我一个人的振大爷，你吃的那门子飞醋？” 
　　“哼！”载振将她的脸扳过来细看，“刚梳的头，胭脂也是新抹的。你干什么来着了？” 
　　萃芳脸一红，故意虎起脸掩饰窘态，“是怎么啦？那儿惹了不痛快，到这里来发作？”她挤一挤眼睛，抽出一条手绢儿擤鼻子。 
　　载振不作声，只是冷笑。萃芳有点心虚，不敢再做作，但局面僵着，不是回事，想一想，觉得应该有所解释。 
　　“是王四爷的一个朋友，不能不敷衍…　。” 
　　一语未毕，载振打断他的话问：“那一个王四爷？” 
　　“不就是汇丰银行的买办王四爷？” 
　　不说还好，一说让载振每一个毛孔都冒火，出手就将萃芳推得倒在地上，跺着脚骂：“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臭娘们！是那个王八羔子的朋友，你就不能不敷衍，为什么？好下贱的东西，白疼了你！” 
　　说完，一把将萃芳抓起来，另一只手便待刷她一个嘴巴，然而毕竟不忍，一松手又让萃芳摔个跟头。 
　　出得屋去，余怒未息，偏偏王竹轩在另一屋子里张宴作乐，金樽檀板，翠绕竹围，好不热闹，载振看得眼都红了。 
　　“这个丧尽天良，吃里扒外的汉奸，王八蛋！”载振吼道： 
　　“给我揍！” 
　　载振每次出来，都带着王府的护卫，多则头二十，少亦七八个，个个都是喜欢惹是生非的。听得这一声，立刻便有人大吼：“姓王的王八蛋，你滚出来！” 
　　这个护卫能“票”黑头，正官调的嗓子，这一吼声震房瓦，却如晴天一个霹雳，房子里的宾主，相顾失色，姑娘们更有吓得发抖的，纷纷夺门而逃。 
　　王竹轩见此光景，只得挺身而出，踉跄而前，伛偻着腰，陪笑说道：“振贝子…　。” 
　　“你懂规矩不懂？”仍然是那个护卫暴喝：“跪下！” 
　　王竹轩无奈，只得双膝一屈，跪倒在地，另有一个戴花翎的护卫，立即大声叱斥他的同事：“你们还等什么？要等大爷自己动手吗？” 
　　于是护卫一拥而上，拳足交加，将王竹轩狠揍了一顿，然后一阵风似的，拥着载振走了。 
　　这时，才有人敢上来扶起王竹轩，但见眼青鼻肿，满嘴是血，染得白狐皮袍上一片鲜红。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有个客人顿一顿足说：“到都察院去告他一状。” 
　　“没有用！”王竹轩摇摇头，倒在椅子上闭目不语，泪水却不断地往下流。 
　　班子里自然惶恐万分。载振与王竹轩今后可能都不会再来了，一下子去了两大阔客，何能不急？眼前唯有尽力抚慰王竹轩，却又怕载振万一去而复回，发现班子里如此巴结王竹轩，一怒之下会砸窑子。因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有些心神不定，尽围着王竹轩说些安慰解劝的话，却没有一个人说是应该让他躺下来休息，请个伤科大夫来看一看。 
　　就这乱糟糟的当儿，有人在外面喊：“坊里的老爷来了，坊里的老爷来了。” 
　　原来京师地面，归巡城御史管理，共分东、南、西、北、中五城，每年就监察御史中开单奏请简派，满汉各一。巡城御史之下，设兵马司正副指挥及吏目各一人，每城二坊，由副指挥及吏目分管，等于地保头儿，当地百姓都称之为“坊里老爷”。 
　　八大胡同在宣武门外，归南城御史管辖，来的这个“坊里老爷”，是个未入流的吏目，但南城繁华，五城各有特色，所谓“中城子女玉帛，东城布麻丝粟，南城商贾行旅，西城衣冠文物，北城奸盗邪淫。”南城的“商贾行旅”，都须仰仗“坊里老爷”保护，少不得按月有所孝敬，所以南城的吏目是个肥缺，戴一顶皮暖帽，金光闪亮的一颗顶子，倒也神气得很。 
　　不过见了王竹轩，却似矮了一截，那吏目哈着腰惊讶地问：“怎么回事？王四爷！” 
　　“是振贝子的人？”那吏目原是听说载振手下在这里闹事才赶了来的，不想挨揍的是王竹轩，只好安慰地说：“算了，算了！你老跟振贝子是好朋友，必是多喝了几杯酒，开玩笑动了真气。这算不得什么！”他回身大声问道：“王四爷的车呢？赶快套车，我送王四爷回府。” 
　　王竹轩家就住在东交民巷，送到了少不得有个红包作谢礼，王竹轩还有话：“烦你回去给蒋都老爷带个信，几时得闲，请他过来一趟。” 
　　这“蒋都老爷”便是巡视南城的广东道监察御史蒋式瑆。此人字性甫，直隶玉田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的翰林，跟王竹轩是好朋友。一得消息，当夜便来探视伤势。 
　　“下手这么重！”蒋式瑆很难过的说：“四哥，你在我的地段吃这么一个亏，我心里实在不好过。” 
　　“性甫！”王竹轩直呼其字，“我一点都不怪你，你亦无须引咎。现在的商部尚书，又是贝子，又是军机领班的大少爷，谁能碰得过他？” 
　　“话虽如此…　。” 
　　“不，不！”王竹轩摇着手说：“咱们别提这一段儿了。性甫，这个年过得去吧？” 
　　一提到这话，蒋式瑆就上了心事，再想了想老实答说： 
　　“总得二百两银子，才能把要帐的敷衍过去。” 
　　“这个数目好办。”王竹轩说：“我们行里存款多了，‘呆帐’也水涨船高了，我再放笔款给你，不要你自己出面，将来也不必还。我打在‘呆帐’里好了。” 
　　“那可是，四哥，”蒋式瑆喜逐颜开地搓搓手，“你真算是救了我一命。” 
　　“我知道你的情形。没有上万银子，在嫂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王竹轩说：“性甫，你最好求上天保佑，日本跟俄国快打起来！” 
　　“这是怎么说？”蒋式瑆问：“四哥，你这话可透着太玄了。” 
　　“不错！很玄的一档子事，天机不可泄漏，你先搁在肚子里，一个字也别吐露。千万！千万！” 
　　看他说得如此郑重，蒋式瑆自是谨志不忘，只天天从宫门抄及新闻纸上去注意日俄的战事。原来俄国对中国所提的七条要求，自从由联芳透露给内田康哉，内田贿托奕劻坚拒以来，局势的发展，对俄国非常不利，美国首先提出抗议，日英两国亦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同时联名照会中国，以“勿为俄国所胁”相劝。奕劻认为有三国撑腰，对俄不妨强硬。拒绝七要求的照会送交俄国公使馆，内田随即派人将正金银行“庆记”存户的印鉴送了来。 
　　其实俄国的对华政策，有缓进急进两派。主张缓进的一派包括威德、拉姆斯杜夫，以及陆军大臣克鲁巴特金等人，都曾公开表示意见，说明不宜急进的缘故，所以这一派称为公开派。 
　　相对的一派即是主张急进的秘密派，由俄皇尼古拉二世亲自领导，在七条要求被拒之后，突然颁发诏敕，任命远东军司令阿莱克塞夫为“远东大总督”，职权与“高加索大总督”相仿。这等于明白宣告，中国的东三省，已成俄国属地。 
　　这种狂妄蛮横的态度，当然会激起各国公愤。日本则以利害关系重大，径自向俄国提出所谓“满洲事件”的交涉，希望“划定两国于远东各自之特殊利益”。 
　　日俄交涉自盛夏至初冬，几度提出对案，彼此都未能为对方所接受。中国亦曾照会俄国撤兵，等于无形中给了日本助力。因此，日本政府的态度，更为强硬。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电令驻俄公使，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东乡平八郎所率领的联合舰队，随即开始行动，在韩国仁川、东三省的旅顺对俄国军舰有所攻击。到了十二月二十五，两国同日下诏宣战。 
　　消息传布，各国纷纷宣告中立，中国亦复如此。不过日俄打仗，而以中国领土为战场，连头脑比较清楚的瞿鸿玑，都不知如何保持中立？至于奕劻，则是暗自庆幸，亏得见机得早，将存款转入英国汇丰银行，不管日俄孰胜孰败，这笔财产是必可保全的了。 
　　一过了年，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俄国任命陆军大臣克鲁巴特金为满洲军机总司令，这表示缀进派支持急进派，两国要大打了。正月初九，日本在旅顺口凿沉了几条船，作为封锁旅顺港的手段，真所谓“破釜沉舟”，已非决一死战不可！ 

　　　　　　　　　　　※　　　　　　　 ※　　　　　　　　 ※ 

　　伤势痊愈，王竹轩在元宵那天第一次出门，第一家要到的，就是庆王府。向奕劻父子磕头拜年，重赏下人。 
　　过了两天，专诚发贴子，请载振吃春酒，快啖豪饮，尽释前嫌，反倒是载振，不无歉然之意。只是略一提到那个“误会”，便为王竹轩乱以他语。看起来竟是真的一小芥蒂。 
　　王竹轩看看时机成熟了，将蒋式瑆请了来，置酒密谈： 
　　“性甫，”他问：“你记得我去年说过的话？” 
　　“当然记得！”蒋式瑆说，“昨儿我看报纸，俄国已经占了奉天，日本在旅顺口又沉了好几条船，越打越热闹了。” 
　　“是的！”王竹轩说，“‘庆记’有笔款子，本来分存正金跟道胜，就为日俄开战，提出来转存汇丰。那时候我不敢告诉你，为的是第一，不知道庆记会不会变主意。照现在看，存在汇丰不会动了。” 
　　蒋式瑆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何用意，只点点头问：“第二呢？” 
　　“第二，那时候我跟载振刚有‘过节’，不便动他的手。现在，”王竹轩说：“可以了！” 
　　“可以什么？” 
　　“你想不想弄二、三十万银子花花？” 
　　“四哥…　。”蒋式瑆只觉得心跳气喘，一再在心里对自己说：把心定下来，把心定下来！ 
　　“我知道你的情形，以前爱莫能助，如今可确定有把握，能让尊阃对阁下另眼相看了。” 
　　这话却真的说到了蒋式瑆心坎深处，原来他有一段难言之隐。续弦娶了王家的一位老小姐，陪嫁的首饰与现款，约莫有一万两银子。这个数目，在豪富之家算不了什么，而在穷京官眼中，就很了不起了。蒋式瑆自觉是发了一笔财，散漫花钱，毫不在乎。曾几何时，现款消竭，便变卖太太的首饰，不上三年工夫，搞得捉襟见肘，而已摆出来的场面，一下子又收不回拢。为此，夫妇反目，很大吵了几场。当然，说起来是蒋式瑆理屈，只好随太太又哭又骂，悄没声地避之大吉。 
　　现在听王竹轩的话，决非开玩笑，心里在想，别说二、三十万，只要有三、五万银子，那怕把官丢了都值。因而站起身来，一躬到地，口中说道：“四哥，我知道你是财神爷，必能挽救我的穷！想来其中总还有个说法，若有所命，无不遵办。” 
　　“言重！言重！你请坐了，我们从长计议。” 
　　“是！”蒋式瑆拉一拉椅子，靠近了王竹轩。 
　　“性甫，我不知道你胆够不够大，若是够大，事情就好办了。” 
　　“当然！只要事情好办，我的胆子就够大。” 
　　“胆子大得如何地步？敢不敢参庆记？”王竹轩逼视着他问。 
　　“敢！”蒋式瑆毫不迟疑的回答，接着又问：“是谁想参他？” 
　　“是你自己，你参了庆记，就有二三十万银子进帐。” 
　　“有这样的事？”蒋式瑆说：“果真如此，莫说参庆记，就参老太后我也干。” 
　　“好了，好了！莫说题外之话。性甫，你过来，听我说。” 
　　两人脑袋并在一起，王竹轩用低得仅仅只有对方听得见的声音，授以奇计，蒋式瑆心领神会，连点头，脸上的笑容，浓得化不开了。 
　　听完，蒋式瑆不作声，收敛笑容，凝神细思，好一会才开口，“四哥，”他说：“这件事措词要巧，不然，就会‘淹’ 
　　掉！那一来，白费心机。” 
　　“也不能算白费心机。事情不成，你的名气响了。所谓‘直声振天下’以后怕不扶摇直上？” 
　　“对！非利即名，两样总要占一样，我回去就办。” 

　　　　　　　　　　　※　　　　　　　 ※　　　　　　　　 ※ 

　　机会很巧，恰有一个极好的题目，可以做那篇参劾庆王奕劻的文章。 
　　户部在筹设银行，官商合办，资本定为四百万两银子，由户部筹一半，另一半招商入股，月给利息六厘，已经奉旨核准。但商人的反应甚为冷淡，因为咸丰年间发行过钞票，戊戌政变以前又办过昭信股票，结果信用并不昭著。白花花，沉甸档的现银，换几张花花绿绿的废纸，未免太冤！所以“招商入股”，困难万分。户部尚书鹿传霖，为了号召起见，表示自己首先要入股，以为倡导，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还没有人入股。 
　　蒋式瑆就以此事发凡，道是“中国历来情形，官商本相隔阂。自咸丰年间举行钞票，近年举办昭信股票，鲜克有终，未能取信于天下，商民愈涉疑惧，一闻官办，动辄蹙额，视为畏途。户部堂官尚能悉心筹划，尚书鹿传霖向众宣言，拟首先入股，以为之倡。而外间票号议论，仍复徘徊观望，不肯踊跃争先。鹿传霖平日于操守二字，尚知讲求，即令将廉俸所入，悉以充公，为数亦复有限。” 
　　对鹿传霖略捧数语，作为转折的张本，接下来，笔锋立刻就扫到奕劻：“臣风闻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俄、日宣战消息已通，庆亲王奕劻知华俄银行与日本正金银行之不足恃，乃将私产一百十二万金，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该银行明其来意，多方刁难，数回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悯。” 
　　第三段便是对奕劻的大张挞伐：“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上年九月间经臣具折奏参在案，无如该亲王曾不自返，但嘱外官来谒，一律免见，聊以掩一时之耳目，而仍不改其故常。是以伊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万一我皇上赫然震怒，严诘其何所自来？臣固知该亲王必浃背汗流，莫能置对。准诸圣天子刑赏之大权，责以报效赎罪，或没入赃罚库，以惩贪墨，亦不为过。” 
　　果然是如此要求，就要慈禧太后为难了！不是彻查严办，就是留中不发，即所谓“淹”掉。而以目前奕劻的帘眷来说，慈禧太后多半会将奕劻召来骂一顿了事。因此，蒋式瑆必须为奕劻作一开脱，亦即是自我转圜，这篇文章做出来才有用。这就见得机会巧，措词才能妙了。他说：“圣朝宽仁厚泽，谊笃懿亲，若必为此已甚之举，亦非臣子所愿闻也。应请于召见该亲王时，命将此款由汇丰银行提出，拨交官立银行入股，俾成本易集，可迅速开办。而月息二厘之款，遽增为六厘，于该亲王私产，亦大有利益，将使天下商民闻之，必众口一辞曰‘庆亲王尚肯入此巨款，吾侪小人，何所疑惧？’行见争先恐后，踊跃从事，可以不日观其成矣！” 
　　御史上折，名为“封奏”，直达御前，皇帝看过，不作任何表示，原件用黄匣子装了，送呈慈禧太后。 
　　由于蒋式瑆听了王竹轩的教导，有意将存款数字加了一倍，慈禧太后不觉动容，特意将皇帝找来，问他的意见。 
　　“这蒋式瑆说话，好象很在情理上头。不过，要不要办，还是请皇额娘作主。” 
　　“当然要办！不办，岂不是认定奕劻贪污，而我是包庇他了。”慈禧太后又说：“奕劻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现款，存在洋人的银行里，那可太不对了！” 
　　于是召见军机时，当面将折子交了下去，庆王一看，脸都吓黄了，趴下来碰了两个响头，口说：“请皇太后、皇上彻查。” 
　　“奕劻！”慈禧太后问道：“你到底有款子存在汇丰没有？” 
　　“没有！”奕劻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最好！”慈禧太后欣慰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我要派人查。” 
　　“是！”奕劻又碰个头，“奴才请旨，暂且回避。” 
　　“也好！” 
　　等奕劻退出殿去，君臣商议派谁彻查。瞿鸿玑回奏：“向例查核此类案子，应请旨特简亲贵办理。不过，汇丰银行是洋商所办，以天满贵胄，跟洋商去打交道，倘或礼数不周，语言不和，有伤国体，臣以为此案应属例外，请旨派大臣彻查好了。” 
　　“说得是！”慈禧太后略想一想，“清锐是少不了的，再要一个，我想，就是鹿传霖去吧！” 
　　“是！”鹿传霖答应着。 
　　于是，即刻拟旨，在照录蒋式瑆的原奏以后，“上谕军机大臣等，蒋式瑆奏，官立银行请饬亲贵大臣入股，以资表率一折，据称汇丰银行庆亲王奕劻有存放私款等语，着派清锐、鹿传霖带同该御史，即日前往该行确查具奏。” 
　　这清锐是左都御史，接到上谕，立刻去拜会鹿传霖，商量确查的步骤。 
　　“上谕上说即日，自然今天就去，又说‘带同该御史’，这蒋都老爷是贵属，请老兄传谕，等他一来，马上就走。” 
　　“是，是！” 
　　清锐答应着，立刻派人将蒋式瑆找了来，少不得先有几句话问。 
　　王公大臣对翰詹科道，向来很客气，清锐虽然是督察院的堂官，亦不敢以部属视蒋式瑆，相对而坐，口称“性翁”。 
　　“性翁这个折子中所叙的情节，不知道何所据而云然？” 
　　“自然有根的，这一层，请大人放心好了。” 
　　“是的，请教性翁，”清锐又问，“不知是听谁所说？” 
　　“这，”蒋式瑆歉意地笑笑，“可就不必奉告了。” 
　　“好！你不肯说，我亦无法。想来性翁总已经查证确实，内情如何，不妨谈谈，也省了我们许多事。” 
　　“内情即如折子中所叙，所知如此，据实奏闻。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辈闻风言事，无从细究。”蒋式瑆说，“这正也是两位大人所要费心的！” 
　　最后一句话是个软钉子，清锐被堵得哑口无言，于是鹿传霖接下去盘诘。 
　　“性翁的风骨，钦佩之至。不过庆邸到底在当国，中外观瞻所系，未可造次。性翁如果确知有其事，我们自然要查，倘或模糊影响，冒昧行事，涉于张皇，新闻纸上一登，也是件有伤朝廷尊严的事！” 
　　鹿传霖赋性刚愎，但这几句话却说得在情理上，蒋式瑆想了一下答道：“是的！据悉，确有其事。” 
　　“好！”鹿传霖对清锐说道：“那就无须再问了。请蒋都老爷陪我们去一趟！”他又转脸问蒋式瑆：“如何？” 
　　上谕上明白指示，“带领该御史前往”，蒋式瑆自然毫不迟疑回答：“理当追随。” 
　　于是，两乘轿子一辆车，到了东交民巷，其时不过下午两点钟，但汇丰银行的铁门已经拉起来了。由玻璃窗中望进去，只有两名工役在擦洗吊灯，再无第三个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鹿传霖大声问说。 
　　一问才知道这天是礼拜。不独汇丰银行，所有洋人经营的行号，一律休息。扑个空自然扫兴，但也无法，打道回府，明天再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派人在暗中窥探，见此光景，飞报到府。愁眉不展的奕劻，为之精神一振。他当然知道这天礼拜，汇丰银行不开门，但怕清锐、鹿传霖两人，皇命在身，不敢延误，非要见行中司事不可，则一品大员之尊，洋人亦会另眼相看，特为破例接待。如今看清、鹿二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不觉大喜，一迭连声地：“快找大爷！” 
　　等把载振找了来，父子俩闭门密谈，奕劻认为有此半天，尽来得及弥缝，嘱咐载振赶紧去找王竹轩，提款销帐，要做得不落痕迹。 
　　“这当然要他大大出一番力。”奕劻说道：“你告诉他，这几个月的利息，不要了，送他作为酬劳。事情办妥了，我以后自然照应他。” 
　　载振应着匆匆而去，心里想到年前的一个“过节”，怕王竹轩乘机报复，有意刁难，那便怎么处？ 
　　为此，载振去找王竹轩以前，先去请教那桐。他是所谓“庆记公司”的主要人物，休戚相关，自然要象办自己的事那样尽心。定神想了一会，他毅然决然地：“不要紧，大不了多花几吊银子。你把他约到我这里来，我来跟他说。” 
　　那桐亦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由他出面，王竹轩必可就范，所以载振兴冲冲地亲自登门去访王竹轩。 
　　“回振贝子的话，”门上请个安说，“敝上昨天礼拜六，上天津看朋友去了。” 
　　“上天津了？”载振大吃一惊：“什么时候回来？” 
　　“这可没有准儿了。”门上赔着笑说：“后天是‘外国清明’，银行封关，敝上又请了一天假，大概总得后天晚上才会到家。” 
　　“那可不行！”等说出来，载振听见了自己的声音，才发觉话不应该这么说，便把焦急的神色收一收问道：“你家主人，天津住在那儿？” 
　　“本来有一处小公馆，去年年底收了。大概是住在朋友家。” 
　　“叫什么？” 
　　“不是盐院吴老爷家，就是紫竹林杨家。” 
　　“你把两家的地址都写下来。” 
　　“是！”门上如言照办。 
　　载振更不怠慢，一面派得力家人到天津按址去找王竹轩，一面发电报给袁世凯，略言其事，特别叮嘱，务必将王竹轩找到，连夜用专车送回京来。 
　　到得晚饭以后，袁世凯就来了复电，说吴、杨两家均未见王竹轩的踪迹，目前已派出多人分头寻访，一有消息立即电知。 
　　于是载振告知奕劻，父子两人，绕室徬徨，派专人守在电报局等信。午夜时分，袁世凯来了第二个电报，说王竹轩的行踪已经访查到了。 
　　电报上说，本来王竹轩是到天津去访友的，只为在火车上遇见两个来自上海的外国朋友坚邀同游北戴河，所以在天津一下车，便转往北戴河。刻已派人追了下去，尽快接送进京。 
　　算一算路程，再快也得第二天下午才能见着面。奕劻父子俩将那桐请了来，出示电报，提出一条缀兵之计。 
　　“琴轩，”奕劻说道：“只争一天！想法子能让清秋圃、鹿滋轩晚天去查，事情就不要紧！” 
　　“就是这一天不容易！”那桐答说：“王爷请想，奉旨查办事件，闻命即行，去了，人家礼拜关门，及至礼拜一开了门，却又不去，简直就是孔子拜阳货，不透着邪吗？再说，清秋圃、鹿滋轩也不是有担当的人，倘或驳了回来，王爷的面子往那搁？” 
　　话是有理，但奕劻却不肯死心。“照你这么说，就让他们给全抖了出来？”他问。 
　　“那倒也不尽然，照我看，他们去怕也不会有结果，洋人的规矩，公家不能干预私事，未见得肯把帐拿出来。” 
　　“果真如此，倒也无所谓了。” 
　　“多半会如此！”那桐又放低声音说：“王爷别自己乱了步骤，一动不如一静。听说蒋某人跟王竹轩走得很近，说不定就是姓王的口不紧，无意中泄漏了底细，才给王爷惹的麻烦。如今只有等姓王的回来再说。至于清、鹿二人那里，等他们去了再说，反正就查明白了，也不会马上复奏，还有法子好想。就怕自己沉不住气，一着走错，把局面弄拧了，可难挽回。” 
　　“说得也是！”奕劻深深点头，“果然是姓王的闯的祸，他更得想法子，把这个漏子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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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果然，鹿传霖跟清锐早就约好了，而且当面告知蒋式瑆，第二天一早在都察院会面，等他见了两官一下来，立即到汇丰银行查案。 
　　依旧是两轿一车，前后护拥，到了东交民巷。少不得还要投帖，坐在轿子里的鹿传霖，在等着汇丰银行的洋人出迎，结果出来一个中年人，走到轿前随随便便问道：“两位大人，要见我们的洋管事希礼尔先生？” 
　　“对了！我跟清大人是奉旨来查案的。” 
　　“喔，请吧！”那中年人自我介绍：“我是这里的买办，姓杨。” 
　　于是两位一品大员在银行门前下了轿，被引入客室，已有一个洋人在等着，走上来伸手相握，然后摆一摆手，表示让坐。 
　　杨买办亦老实不客气，坐在宾主中间，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希礼尔问：“他们来做什么？” 
　　等杨买办将话翻译过去，鹿传霖答说：“我们奉到上谕，彻查庆亲王奕劻的存款。请你们把存户名册拿出来看创。” 
　　恰如那桐所料，希礼尔一口拒绝：“存户的名册，照定章不准公开的。” 
　　“不看名册亦不要紧。”鹿传霖很快的让步，“只告诉我们，庆亲王在你们这里有多少存款？” 
　　“什么人在本行存款，照定章亦是不能宣布的。” 
　　这一下，鹿传霖有些生气了，但不敢发作，“那么，”他问：“你们跟庆亲王有没有往来？” 
　　这一次希礼尔的回答很清楚：“根本没有见过这位亲王。”话说不下去了，鹿传霖问清锐：“秋翁，你有话问没有？” 
　　“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那么，蒋都老爷你呢？” 
　　“我奉旨跟两位大人一起来，上谕上并没有准我发问。”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话说？” 
　　“是！” 
　　“好！那就走吧。” 
　　此一行也，比前一天扑个空还要没趣，只好回到都察院，商量复奏。 
　　“只有据实陈奏。”清锐答说：“洋人不讲理，上头也知道，不会怪咱们查得欠精细。” 
　　“据实陈奏！不错，据实陈奏。”鹿传霖说：“就请老兄这样主稿吧！” 
　　于是清锐找人拟了一个奏稿：“本月初二承准军机大臣交到谕旨，御史蒋式瑆奏，官立银行请饬亲贵大臣入股，以资表率一折，据称汇丰银行庆亲王奕劻有存放私款等语，着派清锐、鹿传霖带同该御史，即日前往该银行确查具奏，钦此。遵即到署，传知御史蒋式瑆，一同前往汇丰银行，适值是日礼拜，该行无人。复于初三日再往，会晤该行管事洋人希礼尔及买办杨绍渥，先借考查银行章程为词，徐询汇兑、存款各事，迨问至中国官场有无向该行存款生息？彼答以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见过。询其帐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诘之该御史所陈何据？则称得之传闻，言官例准风闻言事，是以不揣冒昧上陈。谨将确查情形，据实缮折复奏。” 
　　名为“确查”，其实皆为片面之词，但“答以庆亲王则未见过”这句话，很有力量，暗含着人尚未见过，何来存款之意在内。折子上呈，折底早有巴结奕劻的人，抄送到府。奕劻一看，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只待王竹轩一到，便好提款，改存别家银行。 
　　蒋式瑆当然也知道了复奏的内容。冷笑着说：“这叫什么确查？完全是为庆王开脱。将来不出事则已，一出事看这两位大员，吃不了兜着走！” 
　　“何为出事？”有人问说。 
　　“将来查出来庆王确有汇丰存款，那该怎么说？如果此刻复奏上‘谨将确查情形’这一句，改为‘谨将未能确查各缘由，据实复奏。’庶几近之。照现在说法，将来查有存款实据，清、鹿两公不是欺罔，就是包庇，其罪不轻。” 
　　这些话传入奕劻耳中，暗暗心惊，因此等王竹轩一到，奕劻命载振告诉他，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提款，二是销帐，务必不露任何痕迹。 
　　王竹轩满口答应着去了，第二天回复：“洋人的意思，提款即不能销帐，销帐即不能提款。两者择一，特来请示。” 
　　“提款不销帐，这话说得通，销帐不提款，怎么行？帐都销了，存款在那里？” 
　　“喔，这是我没有说清楚。”王竹轩歉意地笑一笑，“洋人的意思，尊款改个户名，仍旧存在汇丰，至少存三个月。至于‘庆记’的户名，保险销得一无痕迹。” 
　　“那行！你看改个什么户名呢？” 
　　“悉听尊意。” 
　　载振想了一下说：“用‘安记’好了。” 
　　“是！这手续我去办。”王竹轩说：“请振贝子把庆记的存折跟图章给我。” 
　　到得第二天，王竹轩送来一本“安记”的新存折，是二个月的定息存款，另外两枚图章，一枚“庆记”，一枚是他代刻的“安记”。 
　　一场风波，轻易渡过，存款分文无损，更觉痛快的是，批复清锐、鹿传霖复奏的上谕，斥责了蒋式瑆一顿，说“言官奏参事件，自应据实直陈，何得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臆陈奏，况情事重大，名节攸关，岂容任意污蔑？该御史着回原衙门行走，姑示薄惩。” 
　　蒋式瑆是由翰林院编修“开访”，考选而得的御史。“回原衙门行走”，即是仍回翰林院去当编修，实际上等于降调。在奕劻父子看，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因而很见王竹轩的情。 
　　王竹轩却是逊谢不遑，跟载振走得更近。这样过了两个月，忽然到庆王府辞行，说是调回上海了。谆谆相约，如果载振因公南下，务必到上海稍作盘桓，容他好好做个东道。处得好好地，忽然热辣辣地要分手，载振心里倒难过了两三天。 
　　及至存款三月期满，奕劻一天想到了，觉得还是提出来，放在手头为妙。于是派了一名亲信侍卫名叫哈石山的，持了存折图章去提款，结果空手而回，满脸沮丧。 
　　“怎么回事？” 
　　“款子叫人提走了。” 
　　奕劻大惊亦大惑，“怎么会呢？”他说：“你别是走错了地方了吧？” 
　　“没错儿！不就挨着德国使馆的那家银行吗？” 
　　“嗯！他们怎么说？” 
　　“说存折已经挂失了，另外发了新折子。这个折子不作数。” 
　　“不作数？”载振大为困惑，那么图章呢？” 
　　“图章换过了。这个，也不管用了。” 
　　“谁换的？” 
　　“那，那，没有问。” 
　　“不用问，大爷！”有个很懂银行规矩的帐房插嘴说道： 
　　“是受了骗了，是王竹轩干的好事。” 
　　照此帐房的推论，王竹轩要动手脚毫不费事，关键是将“庆记”的存折与图章交了给人，也就等于将六十万两银子双手奉上，伏请笑纳。至于“安记”的存折与印鉴，最初是真的，但王竹轩既然存心不良，可以预先钤印在两份空白书表上，一份用来挂失，申请发给新折，一份申请更改印鉴。这一来，存在王府的存折及“安记”那枚印鉴，便成了废物了。 
　　怪不得王竹轩会调到上海，原是早就筹划好的步骤。怪来怪去只怪当初，一顿脾气发掉了六十万银子，只好认吃哑巴亏。 
　　但奕劻却没有他儿子看得开，又因为是哑巴亏，一口气闷在心里发泄不得，更觉难受。整天拉长了脸，什么高兴有趣的事，亦不能使他破颜一笑。 
　　心境与奕劻相反的是蒋式瑆，从王竹轩那里分到二十万银子，虽较原定各半之约，少了三分之一，亦已心满意足，半夜里从梦中都会笑醒。当然，有了钱不妨敞开来花，反正他发过妻财，排场远胜过“借京债”度日的，所以阔一点，也不容易看得出来。 
　　这是蒋式瑆自己的想法，别人看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新盖一座住宅，光是那一带水磨砖砌的围墙，气派即不下于王府。在京里当翰林，又是放了广东的考官，四川的学差，还能发财吗？在这个疑问之下一打听，奕劻父子大上其当的真相，以及蒋式瑆夫妇之间的诟谇，便都掀出来了。 
　　于是，有一天清晨，蒋家的下人，发现围墙下挤满了人，走去一看，水磨大砖上写着鲜红的十六个大字，是一副对仗工稳的对联：“辞却柏台，衣无懈豸；安居华屋，家有牝鸡。”也不知是用的什么特制的洋漆，怎么样擦洗亦无法消退。于是蒋式瑆的脸也拉长了。 

　　　　　　　※　　　　　　　 ※　　　　　　　　 ※ 

　　为了六十万银子损失，庆王府的门包又涨价了。而且，规矩更严，绝无通融，没有门包便不能进门。也有些不打听行情的老实人，看到庆王奕劻的煌煌手谕，高贴在壁，严禁收受门包，竟信以为真，以致枉劳脚步的。 
　　有个进京公干的河南学政林开谟，公毕回任，照例遍谒显要而辞行，最后只剩下奕劻一处，去了三次未见到，不免口发怨言。 
　　“京里各位大臣都见过了，只要见一见王爷，就可以动身了。那知道这么难见！” 
　　“要见也容易。”庆王府的门上微笑说道：“意思到了，自然就往里请了！” 
　　“意思到了？什么意思？” 
　　门上看他象是个书呆子，便老实说道：“我就说给林大人吧，得赏个门包。” 
　　“管家你看！”林开谟指着壁上的条谕：“王爷有话，我怎么敢？” 
　　“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林大人，你这个钱也不能省。” 
　　林开谟倒不想省这笔钱，无奈未曾预备。如果派人回客栈去取，未免耽搁工夫，因而不免踌躇。 
　　正当此时，一辆蓝呢后档车疾驰而至，车帷掀处，出来一个红顶狮补的徐世昌，一见林开谟便问：“老世叔还没有出京？” 
　　原来林开谟的父亲叫林天龄，同治初年的名翰林之一，曾入选在弘德殿行走，不过所教的是为穆宗伴读的恭忠亲王长子载澂。当时少年亲贵中，载澂的资质无双，而淘气亦算第一，戏侮师傅，无所不至，每每学林天龄那种大舌头的福州官话，隔室相闻，可以乱真。林天龄情所不堪，坚决求去，老恭王为了表示歉意，设法放了他一个江南考官。有个门生镇江人，名叫支恒荣，后来点了翰林，是徐世昌会试的房师，所以徐世昌成了林天龄的小门生，算起辈分来，自然该叫林开谟为“世叔”。 
　　“我来见王爷。”林开谟答说：“那知道王府还有…　。” 
　　“我知道，我知道！”徐世昌不让他说下去，“老世叔，你等一等。” 
　　等不多久，门上来说：“王爷请！”这自然是徐世昌一言之功，而门上的脸色不会好看，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　　　　　　　 ※　　　　　　　　 ※ 

　　送走了徐世昌与林开谟，奕劻接见一个等候已久的访客。 
　　此人名叫周荣曜，身分相当奇特。 
　　周荣曜戴的是暗蓝顶子，官居四品，但他一直是个书办，粤海关管库的书办，手眼通天，发了几百万银子的大财。从李鸿章、谭钟麟到德寿，历任两广总督，大都对他另眼相看，但从上年夏天起，便遇到克星了。 
　　这个克星就是岑春煊。他一到任，先参武官，后参文官。南澳镇总兵潘瀛、柳庆镇记名总兵唐生玉革职充军，千总潘继周军前正法。文官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在广东有能员之称的南海知县裴景福，岑春煊参他“声名狼藉，请革职看管”，一面出奏，一面拘禁，出告示接受控诉。那知裴景福也很厉害，不知使了什么手腕，竟无人出面检举。于是裴景福自请罚锾助饷，岑春煊无奈，只得照准。释出以后，裴景福走错了一步，私下逃到澳门。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岑春煊几番交涉，不得要领，一怒派兵舰到澳门，非提回裴景福不可。结果引渡回省，奉旨充军新疆。 
　　岑春煊有参属员的瘾，三日一小参，五日一大参，最后参到了吴永头上。 
　　吴永是辛丑回銮那年，放的广东高廉道。岑春煊到任，改调雷琼道，曾为韩愈、苏东坡谪居之地的海南岛，即为辖区。此一调在吴永已觉委屈，而岑春煊意犹未足，一个折子参了十一个人，以吴永居首。 
　　照常理说，通折参劾，自然是列名越前，处分越重，从无例外之事，居然出现了例外！岑春煊对吴永所拟的处分是“请开缺送部引见”，而以下十名，重则查抄遣戍新疆，轻亦革职永不叙用。这样做法，看起来似乎不忘昔日香火之情，其实用心甚深。 
　　因为，岑春煊知道吴永的帘眷未衰，如果处分拟得太重，慈禧太后会不高兴。如今与情节重大的劣员同列，且居首位，暗示吴永的官声，比应该抄家充军的人还要坏，而故意减轻处分，是仰体上意，曲为回护。倘或以下十名皆获严谴，则居首的吴永，又何能独轻？ 
　　那知慈禧太后一看这个折子，颇不以为然，问军机应该如何处置？庆王不答，瞿鸿玑开口。 
　　他已很有意结纳岑春煊，所以正色陈奏：“国家两百多年的制度，封疆大吏，参劾属员，没有不准的。这个折子当然照例办理。” 
　　“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想来他做官亦不会坏。这个折子，我看留中好了。” 
　　“岑春煊所拟吴永的处分太轻，送部引见以后，皇太后如果要加恩，仍旧可以起用。” 
　　“这又何必多此一举？” 
　　“跟太后回奏，”瞿鸿玑说：“岑春煊折子里面，还有好几个人，情节重大，似乎未便因为吴永一个人，把全折一起留中。” 
　　慈禧太后微感不悦，“我只知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错不了的，象吴永这样的人，岑春煊都要参他，天下该参的官，可就多了。”她停了一下，右手微拍御案，加强了语气说：“岑春煊向来喜欢参人，老实说，亦未必情真罪当。 
　　这个折子，我还是主张留中。” 
　　“岑春煊实心任事，如今又在整饬吏治的时候，他的这个折子如果留中，会助长贪墨之吏的侥幸之心。而况，全折以吴永居首，想来其中必有不堪的情事，如果皇太后能面加训诫，亦是保全吴永之道。” 
　　瞿鸿玑自觉这话说得很冠冕，可以为岑春煊争得个十足的面子。那知他对吴永的观感，恰与慈禧太后深印心版的记忆相反，谁说吴永不好，在慈禧太后便不以为然。持之愈力，恶之愈甚，终于激得老太后勃然变色！ 
　　“难道岑春煊说坏的人，就定准是坏的？我知道岑春煊的话，不十分可靠，我知道吴永一定不会坏的！由此推想，别的人亦未见得准坏！”她连连击案，“留中！决计留中！我是留中定了！” 
　　这模样竟是与瞿鸿玑呕气。不但庆王奕劻，面如土色，连重听的王文韶与鹿传霖亦觉胆战心惊。瞿鸿玑碰了这么一个自入军机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钉子，那张清癯的脸，自是更显得苍白。 
　　退值回府，瞿鸿玑少不得将廷争经过，驰函广州。岑春煊自然觉得无趣，不过倒是学了个乖，知道以后要参人，必当细叙劣迹。参吴永是弄巧成拙了，倘或胪列罪过，慈禧太后即便有心庇护，至少要经过派员彻查这套遮人耳目的手续，不至于全折留中，便宜了另外那十个人。 
　　另外的那十个人之中，就有周荣曜在内。侥幸逃过这一关，依旧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岑春煊始终放不过他，迟早还会动手，趁这前折未准，后折未上之间，若不早自为计，祸至无日。 
　　因此，他不动声色地在暗中作了打算。第一步是派人到京加捐一个四品衔；第二步找内务府的门路，结纳了李莲英； 
　　第三步才是亲自进京活动。 
　　人还未到，已有八十万银子汇到京里，但这样的阔客，却住在东河沿的一家普通客栈中。衣饰朴实无华，尽量避免招摇，而出手惊人，庆王府的门包送了五百两，比他人多七倍之多。因此，颇有人替他在奕劻面前说好话，而奕劻亦就不以等闲视之了。 
　　及至一见了面，奕劻不免诧异，亦有些失望，实在看不出周荣曜有何长处？加以语言隔阂，更觉话不投机，所以椅子尚未坐热，主人就端茶送客了。 
　　这个官场中的规矩，周荣曜是懂的，急忙站起身来，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红封袋，双手捧上，说一句：“王爷备赏。” 
　　奕劻不接，只说：“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 
　　周荣曜是经过指点的，知道这句话在奕劻有时候一天要说上好几遍，正如王府的门上所言：“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自己的“钱可也不能省”。便将红封袋放在桌上，行礼辞出。奕劻送了几步，等周荣曜谦请“留步”时，哈哈腰回身便走，顺手捡起红封袋，用两指拈出银票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竟是四万两的一张特大红包！ 
　　于是他对周荣曜的观感复又一变，当然也会想到，出手如此，必有所欲。正好那桐来访，顺便就提到此人。 
　　“粤海关有个姓周的，你见过没有？” 
　　“见过。”那桐答说：“人不坏。” 
　　“他进京来想干什么？” 
　　周荣曜进献的数目，那桐是知道的，他也很得了些好处，自然要尽些心力。“周荣曜出身虽不高，人很能干，精通洋务，善于应酬。如果派到那一国去办交涉，倒是一把好手。” 
　　“他是想当公使？” 
　　“派到小国，似乎不碍。”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这要等机会。你既然跟他认识，必有见面的机会，托你带句话给他，我会替他留意。” 
　　“是！”那桐略停一下说：“他也跟我说过，倘蒙王爷栽培，另外还有孝敬。” 
　　奕劻又想了一会儿，“事情很难，再说吧！”他又问：“你是从署里来？有什么消息？” 
　　这所谓‘署里”是指外务部。瞿鸿玑虽以会办大臣兼尚书，但在军机处的时候多，反倒是不兼尚书的会办大臣那桐，每天到部，对于日俄的战况，比较清楚，而且经常跟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见面。这时候奕劻问起，随即答说：“正要跟王爷来请示，内田来说，日本决定设立满洲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叫大山岩，总参谋长叫儿玉源太郎。另外在大本营还有个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内田说，日本对战事很有把握，而况对俄开战，是为中国争回东三省。中国不应袖手旁观…　。” 
　　“这话就不对了！”奕劻打断他的话说：“第一、中俄订有密约，照万国公法，应该出兵帮俄国，如今以辽河为界守中立，无形中等于帮了日本。第二、慰庭不已派了他的顾问坂西，化装中国人，经常出关到日军营地去联络，试问，还要怎么样帮日本？” 
　　“我也这么跟内田说。内田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要看看中俄密约；第二、想请中国准他们在关外招红胡子，替他们打俄国。” 
　　“第二点不行，那会招是非。第一点，不妨准他，不过也得先奏明了。” 
　　“是的。”那桐略停一下又说：“招红胡子的事，内田跟我说，他跟慰庭接过头了，慰庭答应暗中帮他的忙。” 
　　奕劻立即接口：“既然慰庭已许了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怕俄国抗议，不妨给日本去一通照会，要他制止，这不就在表面交代得过了？” 
　　“好！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　　　　　　　 ※　　　　　　　　 ※ 

　　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　。”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　。”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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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门的访客。以前李鸿章督直时，每次进京寄寓贤良寺，亦有这样的盛况，所不同的是访客的身分。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文华殿大学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阁，即为内阁首辅，而且既是中兴勋臣，又是翰苑前辈，所以红顶花翎的宾客，无足为奇。 
　　这一层上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访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员，尚书侍郎大致都是前辈，听说他来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绝无仅有。较之李鸿章当年，相形逊色，自不待言。不过，这也有好处，那些来访的京堂、道员，大致不是谋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见，见了亦只是三五句话，便可打发。 
　　但有位访客，却是不能不见，而且一见便有谈不完的话，那就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那桐。 
　　“听说一到就叫起。”那桐笑着恭维：“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来越隆了。” 
　　“得，得！琴轩！”袁世凯撇着京腔说：“你可别给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谈了些什么？” 
　　“谈张季直给我的一封信…　。”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脸上，笑容尽敛，袁世凯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见此光景，越觉所疑不虚，因而亦就纤细不遗地，将慈禧太后问及此事的经过，都说给他听。 
　　“必是瞿子玖给你下了药了！”那桐用低沉的声音说：“四哥，你可得留点儿神，有两件事，很有人在议论。” 
　　“那两件？” 
　　“一文一武！文的是你跟张香涛主张废科举，张香涛的火候够了，别人不敢拿他怎么样。你可犯不着得罪王夔老、瞿子玖他们。” 
　　“原来瞿子玖也是主张维持科举的？” 
　　“当然罗！不然那里来那么多门生、小门生？”“啊，啊！原来如此！”袁世凯恍然有悟，接着又问：“一武呢？说我练兵太多？” 
　　“对了！练兵就要费饷，自然有人不高兴，有个说法很可怕，说是内轻外重，尾大不掉！” 
　　袁世凯矍然而惊，“这是瞿子玖的说法？”他问。 
　　“你不用问是谁的说法！反正上头能听得到。”那桐又说：“瞿子玖上次虽碰了个大钉子，帘眷未衰，所以毫无怯意，仍旧跟岑三很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信件往来。” 
　　袁世凯只点点头说：“琴轩，你是知道我的，忝在北洋，我的责任很重。如今别的不必说，只说日俄开战这件事好了！” 
　　袁世凯顿一下，继续说：“两帮混混，在人家家里打得一塌糊涂，作主人的倒说‘严守中立’，这不是笑掉人大牙的话吗？为了所谓‘守中立’，我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为的是希望日本胜了，东三省还有物归原主的希望，倘或俄国胜了，咱们就撤到山海关也还不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那时候练兵就不止一镇、两镇了！”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别人不知道。练兵要筹饷，四哥，” 
　　那桐规劝着，“你也别太自讨苦吃。” 
　　“我何尝愿意自讨苦吃？时势所逼，只有尽力而为，兵我是得练。” 
　　“饷呢？”那桐说道：“你可不比李文忠那个时候。” 
　　“有土斯有财的道理是这样的。”袁世凯说：“如果两江、两广在咱们自己手里，我怕什么？” 
　　“两广？”那桐吐一吐舌头，“你不怕岑三跟你拚命？” 
　　“别人怕岑三，我不怕他。” 
　　“啊！”那桐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 
　　“给我做媒？”袁世凯愕然。 
　　“你看我，”那桐失笑了。“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府上做个媒，一个是人家看中了你的一位少君，一个是我听人说起，似乎门也当，户也对！” 
　　“是那两家高门？” 
　　“先说看中五世兄的，不是外人，是陶斋。”那桐问道： 
　　“莫非他没有在你面前提过？” 
　　“原来是陶斋。”袁世凯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力真不坏！” 
　　原来袁世凯这时已有五位夫人，六个儿子了。长子克定，字云台，是元配于夫人所出。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同母，就是袁世凯的三位“高丽太太”中的第二位金氏，在姨太太中是第三位。另外两位“高丽太太”，一姓白，生子克权，排行第五；一姓李，生子克瑞，排行第四。大姨太沈氏无出，五姨太杨氏生子克桓，排行第六。 
　　袁家“克”字排行的这六位兄弟之中，资质最好的是老二克文与老五克权。克文字豹岑，这年才十五岁，聪明绝顶，但与他的长兄相反，不喜经济实用之学，而讲究词章，喜欢金石，旁及音律，凡是所谓“杂学”，无不涉猎，已颇有些名士派头了。 
　　克权字规庵，年方十岁，已通平仄，能够做诗了。读书不但敏慧，而且中规中矩，颇为袁世凯所钟爱。袁家的宾客，凡曾见过克权的无不誉为跨灶之子，端方尤其赞赏，所以托那桐来做媒，说来绝非意外。 
　　“怎么样呢？”那桐问道：“能赏我做媒的一个面子不？”“言重，言重！”袁世凯答说：“以我跟陶斋的交情，不是老哥所命，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只不知道是陶斋的那一位小姐？” 
　　“当然是最小的那个。”那桐答说：“长得很俊，家教也好。” 
　　“那更没话说了。”袁世凯又问：“还有一家呢？” 
　　“是张安圃。”那桐说：“安圃多子，最小行十二，名叫元亮的那一个，头角峥嵘，跟你家大小姐年岁相当，你看如何？” 
　　那桐所说的张安圃，就是现任广东巡抚张人骏。张人骏的叔叔张佩纶，很看不起袁世凯，但张人骏跟他的关系不同，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张人骏是他的藩司。张元亮他也见过，只是年岁方幼，已不大记得起了。 
　　“琴轩，”袁世凯对这头亲事，觉得需要考虑，便找个借口，“儿子的亲事，我可作主，嫁女儿就不同了。请让我跟内人、小妾商量了再说！” 
　　“当然，当然！”那桐连连点头，“我改天来听信儿。” 
　　袁家眷属都在天津，那桐总以为袁世凯要等回去以后，跟于夫人以及他的长女伯祯的生母二姨太太商量停当，才有回音。那知不然，第二天便有了消息。 
　　原来袁世凯这天晚上，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忽有省悟，正途出身的大老，有大门生、小门生为之羽翼，一旦入阁拜相，势力已遍布京里京外，根深蒂固，不易摧折。从前左宗棠斗不过李鸿章，李鸿章又斗不过翁同龢，道理都在这上头。自来宦途中最重师门之恩、同门之谊，说是尊师重道，无非门生话，究其实际，无非富贵相共，休戚相关，门生捧老师，老师提拔门生而已。 
　　论到这一层关系，自己决不能跟瞿鸿玑相比，不过别人有门生，自己有儿女，儿女亲家之亲密，决不下于师生。他在想，长子克定已经成婚，娶的是吴大澂的女儿；次子克文亦已定亲，定的是籍隶安徽贵池，当过驻英公使，广东巡抚刘瑞芬的孙女儿。这两家都是高门，但亲家与亲翁，皆已下世，无足为助。如今与端方、张人骏结成亲家，彼此呼应，缓急可恃。尤其是张人骏在广东，力虽不足以箝制岑春煊，至少可以使他稍存顾忌，若有机会扳倒岑三，张人骏顺理成章地升任总督，那一来自己的势力就非瞿鸿玑所可轻侮了。 
　　既已作了决定，便无须再费周折，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那桐，愿以长女许配张家。为了照顾自己所说过的话，他附带说明，已经用电报征得于夫人及二姨太的同意。 
　　这对做媒的那桐来说，面子十足，当然也很高兴，特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但设席不在他的颇饶花木之胜的金鱼胡同住宅，而是借庆王府的花厅，这是为了迁就奕劻这位特等陪客。因为照规制，亲王、郡王是不赴大臣家的宴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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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罢茶叙，恰好外务部送来一通急电，说守旅顺的俄军，终于投降了。从辽阳大战结束，日本对旅顺发动了三次总攻击，都是劳而无功，到了十月二十，续调援军，发动第四次总攻击，经过九天的血战，以一万七千人的前赴后继，不死即伤，毕竟突破困境，攻占了军事地图上称为“二○三高地”的老虎沟。经过整顿部署，将旅顺东、北两面的要地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逐步占领，旅顺的俄军司令斯图塞尔知道无法再守了，树白旗投降，将校八百七十多，士兵两万三千五百人，皆成俘虏。 
　　日军的捷报，等于袁世凯押中了一宝，彼此庆幸之余，正好以此为话题，谈东三省的未来。袁世凯认为日军必胜，已成定局，虽然俄国决定以波罗的海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东来参战，但很难扭转战局。俄国同盟，波折甚多，旅顺一失，德国必然见机而作，更难成盟。看样子只要有大国如英、美出来调停，日俄很快地就会谈和。 
　　“能收回东三省，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奕劻很兴奋地说：“李少荃惹出来的大祸，从我们手里把它料理清楚，这件事做得很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是！”袁世凯说：“王爷在日本公使那里，还得多下点工夫。” 
　　“当然，当然！”奕劻连连点头，“我不会放松的。” 
　　“设行省之议，不妨及早筹划。”那桐接口问道：“不知道上头跟王爷提过没有？” 
　　“提过一次。”奕劻说：“上头似乎还是看中了赵次珊。” 
　　那桐与袁世凯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袁世凯跟那桐隐约谈过，如果东三省设行省，一总督三巡抚，最好都能派“自己人”去。如今奕劻所说，似乎一时还无从措手，只好看以后情势再作道理。 
　　“此事还早，倒是有件事，两位不妨参赞一番。”说着，奕劻从抽斗中取出一份抄件，顺手交给了袁世凯。 
　　这个抄件是两通奏折。一是署理两江总督端方代奏修撰张謇的条陈，建议在徐州设行省。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周树模所奏，建议裁撤漕运总督一缺，说到理由，条条是道。 
　　漕运总督管理漕粮由运河北运的一切事务。漕船有帮，称为“漕帮”，由明朝的“卫所”演变而来。至今还保留着沿运河的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诸卫所，每一个卫所之下，又分多少卫、多少所、多少帮。管事的首脑，在卫称为“掌印守备”，在所、在帮称为“领运千总”。 
　　明朝的卫所，本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计口授田隶属卫所，平时为农，有事当兵，称为“屯户”。到清朝利用卫所运输漕粮，屯户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从洪杨以后，一方面运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运勃兴，转输便利，南漕一半折银缴纳，一半由海道北上，运河上漕船连樯千里的盛况，再不可见。所以各省的卫所，一律裁撤，屯户亦与一般百姓，毫无分别。 
　　这一来，各省的粮道，也就次第裁减，漕运总督无官可辖，无船可管，不仅有名无实，简直成了个赘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张，只是周树模形诸奏牍而已。 
　　至于张謇的条陈，着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设行省。他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徐州应建行省议》，以为当年刘邦崛起，与项羽争天下的这一片千里无垠，莽荡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俭民僿，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钟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久为朝廷的隐患，而“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省。” 
　　这个“省”的辖区，张謇有明确的指陈，以徐州为众星之月，东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苏、皖、鲁、豫四省交会之区的四十五州县。此省新建，张謇以为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实际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抚”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尽事宜”。 
　　另外“一便”，是练兵容易。因为这个地区的民风，“朴啬劲悍”，照张謇的估计，招募一万人，练步队六千、马队四千，如果训练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这一万人便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这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四要”是“训农、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废俱举，但“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兴学”为要中之尤要。 
　　“这个条陈，看起来很动人，可惜，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得到。”袁世凯将两个抄件转交那桐，淡档的说：“我跟季直相处甚久，很知道他的为人，如果他入南皮幕府，宾主一定相得。” 
　　这是隐隐讥刺张謇不免书生之见。奕劻点点头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张季直以状元居乡，过去刘岘庄很看重他，听说他在南边很有号召力，大家就觉得他的条陈，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实在很难。军机处把原件转到政务处，为的集思可以广益。慰庭，你是奉旨参与政务处的，不妨切切实实说一个意见，我好跟大家去斟酌。” 
　　袁世凯对张謇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询北洋，他已恢复了当年李鸿章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势，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在承平时期，尚且要慎重，何况当今之世。” 
　　“对！一动不如一静！”奕劻很起劲的说：“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凯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转换话题：“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颐和园的工程，陆陆续续在增添，钱总不够。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笔经费中，挪拨几十万银子？” 
　　这个要求在袁世凯并不感到意外，他经常想到，宫中可能会有需索，所以对那一处有余款可以动用，亦经常有留意。 
　　此时想了一下，从容的问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凑个三十万银子。” 
　　“我拨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问：“你是从那里拨？” 
　　“铁路的盈余。”袁世凯说：“造关外通关内的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　。” 
　　这笔英国借款，由胡襢芬经手，汇丰银行承借，总计三百三十万镑。合同中订明，“关内各路产业，并全路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修路应用各费，均由各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剩余，备还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须无息存放五津汇丰银行，至今除按约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积存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汇丰银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说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让汇丰银行就范不可。”袁世凯说：“只要上谕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来。” 
　　“上谕岂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汇丰银行，便觉有气，狠狠地说：“应该全数提出来才好！” 
　　“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事。”那桐笑道：“汇丰银行不讲理，王爷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阳秋，话外有话，只为彼此关系太深了，那桐这近乎开玩笑的话，奕劻自然不会计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爷，”袁世凯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一时想不起，明后天再谈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凯说：“日本攻下了旅顺，恐怕东三省的局势会急转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递牌子，请了训，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紧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笔款子，请你马上办。” 
　　“是！上谕亦请王爷赶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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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年下了。徐州设省这件事，必须在年内办出一个结果，因为分划疆土，改变建制，正好趁改岁之初，除旧布新，自成段落，办理一切改隶移交的手续，以光绪三十年年底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传霖与新补不久的军机大臣荣庆，听从奕劻的意见，瞿鸿玑亦觉得改漕督为巡抚，不失为综核名实，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实，亲自拟了一个奏片，驳张謇之议。 
　　张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驳他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他这样自夸，同官亦纷纷表示赞许，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同治元年壬戌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状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徐郙年纪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陆润庠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省。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不过，这层理由，列为有“关系者三”。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有关系者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省。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这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慈禧太后万寿，举行庆典，各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这段结论，自然掷地有声：“江苏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无阙。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而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陈廷经条陈“变通疆舆”，曾国藩驳倒此举有两句警语：“疆吏苟贤，则虽跨江淮，而无损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其时江南初定，一切庶政颇多兴革，大致地方督抚自己认为可行，往往先付诸施行，然后奏报朝廷，皇帝批个“知道了”，或者“该部知道”，便成定案。 
　　但如陈廷经此奏，是少数慎重处理的大政之一，奉旨先交两江总督曾国藩等，“酌度形势，妥筹具奏”。 
　　曾国藩主稿的复奏，亦是十分经意之作，引据古今，斟酌至当，才得出一个“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的结论。” 
　　陆润庠领衔的这个折子，特为引述这段往事，恭维当时君臣：“仰见廊庙之虚怀，老臣之深识”，认为前事不远，可备稽参。 
　　结论是要求重议。政务处奏定的会议章程，共计七条，第二条规定：“查内政之关系者，如官制裁改，新设行省等类，由各衙门请旨会议，或特降谕旨举行。”与此正相符合，所以奏折上很委婉的说：“立法期于必行，更制亦求尽善。可否援照新章，恭请饬下廷臣会议，并饬下沿江督抚一体与议，复奏请旨遵行，俾见朝廷有博采群言之美，无轻改成宪之疑。臣等籍隶该省，情形稍悉，不敢有所见而不言，谨缮折具陈，不胜待命惶悚之至。” 
　　奏折一递，当然发交军机。奕劻事先虽有所闻，只当江苏京官是因为无端失地而不满，可以用一顶大帽子把他们压了下去，及至细看原折，头头是道，不由得愣住了。 
　　其余的军机大臣，传观了这个折子，亦都面无表情，唯有瞿鸿玑，不便装聋作哑，想一想，大声说道：“江淮设省，原是为了漕督已裁，地方不可无大员主持，事非得已，江苏京官应该体谅朝廷的难处。如今明诏已发，通国皆知，何况漕督亦已改授为淮抚，朝廷莫非还能收回成命？” 
　　“只有暂时压一压再作处理。不过，”奕劻问道：“上头问起来，该有话交代。” 
　　“上头问起，我有话答奏，只要江苏京官不闹，慢慢儿可以想法子。” 
　　“子玖，”奕劻问：“请你告诉我，这个法子怎么想？” 
　　“无非顾全朝廷的威信，慢慢儿想法子补救。” 
　　“好！”奕劻想得了一个办法，“你我分任其事，上头问道，请你担当，江苏京官，我去想法子安抚，请他们别闹。” 
　　“是了，我听王爷的吩咐。” 
　　于是带着原折进见，慈禧太后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一案。 
　　“他们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她说：“当初是办得太草率了一点。” 
　　“是！”奕劻回头望了一下。 
　　“原折自然言之成理，不过有些话是避而不谈。江淮一带，南北要冲，民风强悍，从前是出捻子的地方。漕督、河督两标兵，加上淮扬镇总兵的各营，亦不见得能应付得了，如今漕督一裁，漕标移撤，江淮之间，伏莽四起，将成大患，所以不能不设巡抚镇守。至于江苏虽分割为两省，就两江总督而言，仍是整体，一切钱粮征派，应该不受影响。地犹是也，民犹是也，倘以省分大小为借口，对征派故意推诿规避，其心就不可问了！” 
　　这番振振有词的话，慈禧太后觉得亦很不错，便即问道：“且不说谁对谁错，江苏京官既然有这么一个奏折，总得处置才是！” 
　　“是！”瞿鸿玑答说：“原折亦只是奏请会议商酌，并饬沿江督抚一体与议，本来亦是件从长计议，一时急不得的事！” 
　　“好吧，你们先商量着看。” 
　　一件大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让瞿鸿玑暂且敷衍过去了。 
　　接下来便是奕劻去安抚江苏京官了。 
　　他是采取的擒贼擒王的办法，传个帖子专请陆润庠吃饭，不提正事。饭罢又看奕劻的收藏，到得起更时分，陆润庠起身告辞，奕劻方始问道：“凤石，我想起件事，你们递那个折子，是怎么打算着来的？” 
　　“王爷明鉴，兹事体大，总期斟酌至善，庶无遗憾。” 
　　“诚然，诚然！不过，凤石，我要请教，如果你我易地而处，我该怎么处置？” 
　　这句话将陆润庠问住了，想一想答说：“似乎不能不召集会议。” 
　　“召集会议的上谕怎么说？要皇上认错，收回成命？” 
　　这一问不难回答！“召集会议就是。不一定要见上谕。” 
　　“是了！谨遵台教。”奕劻拱拱手说：“凤石，咱们就此约定，会议我一定召集，上谕可是不发了！” 
　　“是！” 
　　“只怕贵省有人等不得，又递折子来催，如之奈何？” 
　　“请王爷释怀，王爷肯全我江苏疆土，大家自然耐心等待，我回去告诉同乡就是！” 
　　“好！请你务必都通知到，尤其是贵省的那班都老爷，我实在惹不起。” 
　　陆润庠笑了，忍不住说一句：“王爷大概吃过都老爷的亏！” 
　　“不谈，不谈！” 
　　彼此打个哈哈，一揖而别。 

　　　　　　　　　　　※　　　　　　　 ※　　　　　　　　 ※ 

　　克鲁巴特金自辽阳撤军后，屯守浑河，当旅顺陷落时，正好有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到，为了振作士气，他决定以这一团骑兵作一次奇袭。 
　　选定目标是牛庄、营口。克鲁巴特金用了一条声东击西之计，佯攻“辽西中立地”。清军助日攻俄，已成公开秘密，俄国且曾不断提出照会抗议，而外务部及北洋皆不理，所以俄军之攻辽西，被视为兵败迁怒常有之举，日本亦不以为应该加强戒备。 
　　奉命守辽西的马玉昆，却不免胆战心惊，正规军不能渡河至辽东，唯有利用一称“正义军”、一称“民团”的冯麟阁等人，以牛庄、海城以东的山地设防据守。此地名为千山，冈陵起伏，地势很好，但民团的火力不足，要想挡住以骠悍出名的哥萨克骑兵，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马玉昆的幕府中，有人建议设疑兵。用二十四辆大车，改装成炮车，自北而南，分布在千山的大小山头上。其实，只有最冲要的两处，设有老式的前膛炮，其余二十二辆大车上，摆的都是木制的野炮模型。 
　　及至哥萨克骑兵，一阵风似地卷了过来，自然不等迫近，便开炮示威。俄军的前卫司令用望远镜一看，才知道部下已误入敌军炮兵阵地，急急下令后退。但不是退回原处，而是放弃了佯攻辽西中立地的任务，一脱出野炮射程，折而往南，由海城以北往西疾驰。守牛庄的日军猝不及防，很吃了些亏。 
　　接着，克鲁巴特金动用八万兵力，攻日本第一军于辽阳附近的黑沟台，日军调第二、第四、第八师团增援苦战，才能守住原来的阵地。 
　　经此两仗，日俄两国都调大军驰援，俄国集中了可调之兵，总计四十万，日本已倾巢而出，与俄军相差无几。三十多万兵，分为五个军，旌旗相望，自东北至西南的战线，绵亘数百里之遥。 
　　光绪三十一年的元宵节，日军发动总攻，以精锐的第五军攻沈阳之东的抚顺，以拊其背，另遣第一军渡沙河，为第五军接应。正面则由第二、第四军，自辽阳往北攻击。克鲁巴特金误认日军的主力，分兵大半，北向击敌，同时坚守正面。南北两阵地，打得都不算坏。 
　　谁知攻旅顺元气大伤的第三军，重整旗鼓，绕出俄军西北，直扑沈阳以西的新民，手到擒来，然后疾驰而东，在铁岭以南割断了铁路。 
　　这一下，克鲁巴特金才知道已为敌军大包围，急急下令突围。于是日军先得旅顺，后入沈阳，这一场大会战历时二十天，俄军死伤九万有余，日军损失亦不相上下。 
　　然而战事并未结束，克鲁巴特金兵败被黜，左迁为第一军团长，总司令用李尼维齐接任。日军则乘胜进据开原、铁岭，但强弩之末，无力再进，彼此成了僵持的局面。 
　　其时报章喧腾，都道日本的民心士气，如何兴奋激昂，在奉天的日军，必将乘胜而北，直捣俄京。此时中日休戚相关，京中的士大夫跟日本的人民抱着同样的想法，以为东三省收回在即，如何料理善后，应该及早筹划。于是军机处奏请，派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到天津跟袁世凯先作初步的商谈。 
　　抱着满腔热望的赵尔巽，兴冲冲到了天津，跟袁世凯一见了面，提到报上的那些话，见他是无动于衷的神气，赵尔巽不由得泄气了。 
　　“次翁，”袁世凯说：“日本的胜局已成，诚然！若说直捣俄京，那是痴人说梦，而且战事一时不能结束。” 
　　“何以战事还不能结束？莫非俄国还不服输？”赵尔巽问道：“日本纵不能直捣俄京，逐俄军出东三省的力量，绰绰有余，俄国难道看不出这一点？” 
　　“俄国的看法不同，日本当政者跟百姓的看法又不同。日本陆军损失惨重，虽非强弩之末，可也动弹不得了，起码要几个月的休养整补，才能重整旗鼓。如今急于求和的，倒是日本，而非俄国。” 
　　赵尔巽益发诧异，不信地问：“日本想求和？” 
　　“是的。”袁世凯清清楚楚地答说：“日本的重臣都主张适可而止，及时谋和，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打算请美国出来调停。不过，日本的民气方张，这些决定，一时不便宣布而已。” 
　　“有这样的话？”赵尔巽好半晌作声不得。 
　　“俄国不服输，当然亦有他自己的盘算。陆军，日本已无力再进，而俄国还有后备队可调；海军，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至少有五十条兵舰，从波罗的海往东调，要跟日本海军见个高下。次翁，莫听报上的浮议，俄国并非一败涂地。” 
　　“照此而言，战事结束，遥遥无期？” 
　　“反正不会近就是。” 
　　“那么，咱们收回东三省，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罗？” 
　　“‘可望而不可及’这六个字，形容入妙。不过，凡事豫则立，倘有大才如次翁这样的能先衔命出关坐镇，将来在接收方面，就会方便得多。” 
　　“是的！”赵尔巽深深点头，接着又问：“慰翁，我是不是就拿你这番话，据实复命？” 
　　“是！是！烦次翁面奏，东三省是本朝发祥之地，我决不敢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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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赵尔巽回京不久，驻日公使杨枢、驻美公使梁诚，分别有密电打回来，日本已将愿与俄媾和的意向，告知美国。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认为做调人的时机尚未成熟，不愿贸然出面，只是发布了一个声明，劝日俄直接谈和，同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将主权交还中国。 
　　这些消息与袁世凯的话相印证，情势已相当明了，收回东三省确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有美国声明中的仗义执言，收回东三省似乎也有把握。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都象服了一粒定心丸，且不管东北，先管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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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劻实践他的诺言，主张裁撤江淮巡抚，但支持出自袁世凯而由署理江督周馥出面所奏的建议，另设统兵大员镇慑枭盗。上谕中说：“现据各衙门说帖，改设巡抚，诸多不便，拟改设提督驻扎者居多。复经查核周馥所奏，亦以分设行省，不如改设提督驻扎为合宜。该署督身任两江，更属确有所见，拟请即照该署督所请，改淮扬镇总兵为江淮提督，文武并用，节制徐州镇及江北防练各营。” 
　　江淮提督之设，既然重在镇慑枭盗，自必加重法治，因而又规定，“以淮扬海道兼按察使衔，凡江北枭盗重案，应即时正法，军流以下人犯，归其审勘，毋庸解苏，以免迟滞。似此江北文武均有纲领，江淮巡抚一缺，自可无庸设立，旧有漕标官兵，即作为提标，以重兵力。惟淮、徐各属，向为盗贼出没之区，现既裁撤巡抚，改设提督，应即令该署督将营伍重新整顿，认真训练，以重地方。其余未尽事宜，应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悉心酌议，分别奏咨办理。” 
　　这道上谕拟得不甚高明，支离含糊，条理不清，加以这天正碰上慈禧太后情绪不佳，因而大挑毛病。用字不妥的，自然即时改正，办法有出入的，便很费一番口舌了。 
　　“怎么叫‘文武并用’？” 
　　为了“文武并用”四字，在军机处便起过一番争执。“提督”的全名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依绿营编制，为一省最高的典兵官。品级与总督、驻防的将军相同，都是从一品，但身分职掌不但不能比总督、将军，甚至连从二品的巡抚都不如。因为总督、巡抚照例带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掌管军政，便可节制武将，提督见了比他低两级的巡抚，亦须“堂参”，更无论总督。 
　　总督、巡抚照例又带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身分等于都察院的堂官，提督若有不听指挥，不遵调度情事，可以指名参劾。封疆大吏参属下文官，容有不准之时，如参武将，那怕是戴红顶子的提督、总兵，无有不准的。为此同治六、七年间，捻匪初平，宿将纷纷解甲，如已封男爵的直隶总督刘铭传坚卧不起，就因为觉得武职官太委屈的缘故。 
　　如今说是提督可以文武并用，在瞿鸿玑看，即等于文武不分，身分相等，是屈辱了文官，就象徐世昌以翰林带狮子补那样，不伦不类，自贬身价，所以提出反对。 
　　这“文武并用”的主意，是袁世凯想出来的，作用是：首先，幕僚中知兵的文士，亦可放出去自张一军；其次，提高武职官的身分，亦就等于提高他这个并无功名，几同行伍出身的总督的身分。有此两层重要关系，所以奕劻坚持原议。瞿鸿玑虽蒙慈禧太后赏识，到底敌不过奕劻是军机领班，只得让步。 
　　此时慈禧太后亦以此为问，瞿鸿玑自是暗暗称快，侧耳听奕劻答奏：“文武并用，不拘资格，调度比较灵活，亦容易奖进人才。” 
　　这“不拘资格”四字说坏了。“任官当差，岂可不讲资格？”慈禧太后问道：“文武异途，各有所长，混杂不分，将来要整顿吏治就吃力了！” 
　　“回皇太后的话，”奕劻的口才亦不坏，从容说道：“文武异途，是因为从前的武将，大多行伍出身，目不识丁，所以不能混杂。自新建陆军以来，将弁都是学堂出身，留学东西洋的亦不少，不比从前的武官。如今整军经武，为了鼓励人才从军，似不妨量予优容。再者，各省练兵，主事者虽为武将，每每以道员任用，名实不副，无如文武并用，量才器使，反倒比较切实。” 
　　这番话不易驳倒，慈禧太后以不再往下谈作为默许，但另外又挑了一个毛病，“江淮提督的辖区是那些地方？”她问。 
　　“西起徐州，东到海边，都是江淮提督的辖区。” 
　　“海州不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海州是直隶州，既然包括在内，就不该叫做江淮提督。” 
　　慈禧太后振振有词地质问：“这不也是名实不副吗？” 
　　奕劻语塞，唯有碰头。于是瞿鸿玑向上说道：“江淮提督名不副实，似乎可以改为江北提督。” 
　　“对了！”慈禧太后是嘉许的语气：“这个名称就醒豁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紧接着江淮巡抚裁撤改设江北提督的上谕之后，先以淮扬镇总兵署理江北提督。过了几天，奕劻奏请简派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候补道刘永庆署理江北提督，赏给兵部侍郎衔，所有江北地方镇道以下，均归节制。武能管总兵，文能管道员，无异别设一巡抚。此人是袁世凯特保过的，自然算是北洋一系，袁世凯的势力，彰明较著地伸入了两江地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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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自波罗的海绕好望角东来，到处不受欢迎，最后在黄海游弋，打算着俟机遁入海参崴。 
　　日本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出这两支舰队的动向，由黄海入日本海到海参崴，必须经过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对马海峡。而九州西南方的佐世保、长崎、鹿儿岛，皆为海港，可以停泊巨舰，稍后的福冈与广岛，又为兵站。因此，东乡平八郎以逸待劳，决心一举击溃俄国海军。 
　　俄国的两支舰队，有家归不得，十分焦灼，如果入东海，绕日本东面回海参崴，行程太远，燃料、粮食无法支持。迫不得已只有冒险越过朝鲜济州岛北向航行，进入对马海峡，战舰、巡洋舰、海防舰、驱逐舰及补给船等，大小二十九艘，首尾相接，以全速鼓轮北上。 
　　于是日本海军倾全力截击，日夜两战，俄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司令官海军中将罗哲斯特温斯基投降，而日军仅损失水雷艇三艘，同时日本并派兵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 
　　日军的战果颇为辉煌，但俄国的陆军，正自西伯利亚铁路，陆续增援。在俄无胜日之望，日无续战之力的情势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双方议和的时机趋于成熟，因而世面调停。日本首先响应，俄国亦终于接受劝告，约定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和议。日本派全权代表是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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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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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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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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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访，看看有什么行迹诡秘的人出现。及至姓张的照片到手，一经入眼，不觉狂喜，原来他已经查到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秘密监视，这姓张的便是其中之一。 
　　杨以德有个得力的手下，是探访第三队的队长，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号，格外响亮。那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归这一队监视，所以杨以德便找了他来问。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说：“余本强一定是化名。” 
　　“现在还在不在？” 
　　“怎么不在？刚才还有报告来，中午在侯家后的窑子里。” 
　　“那还等什么？”杨以德问。 
　　“不行！这家伙扎手，会把式，没有五六个人，动不了他。”麻麻子说：“而且腰里总是鼓鼓的，说不定也揣着个炸弹，逼急了一锅煮，抓不住活口，反饶上几个，不合算。”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麻麻子认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杨以德自然同意。这晚亲自出马，翻墙入内，将这个酒后酣卧的“要犯”从床上揪了起来。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说：“我又不是鼠盗狗窃，跟你们走就是。” 
　　“好！你是条汉子。不过，朋友，听说你手底下很来得，咱们只好先个人后君子了。”杨以德吩咐手下，将张榕双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长袍，扶上车直驶探访局。 
　　在杨以德的签押房中，姓张的坐着受审。他说他叫张榕，字荫华，抚顺土著，还是个汉军，累世充任福陵的“守护役”。他也承认跟吴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计划。吴樾向主暗杀，这次进京本想不利于铁良，其后因为朝廷决定立宪，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们是不是谈了一夜？”杨以德问。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门？” 
　　“不错！” 
　　“那么，行刺五大臣当然也有你的份罗！” 
　　“不！”张榕从容不迫地否认：“没有我。我前一天劝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会跟他一起去干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吴樾有这种计划，而且你也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卖朋友了吗？”张榕露齿而笑，态度轻松得很。 
　　杨以德语塞。再问他炸弹的来源，张榕知道是译学馆教员杨笃生所制，却摇摇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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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一半由于袁世凯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妙，一半因为赵秉钧、杨以德等人，发现革命党不怕死，逼急反会遭受报复，所以谋炸五大臣一案，将张榕下狱，便不了了之了。 
　　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进行，只是绍英吓破了胆，托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复如此。不过，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议设巡警部的机会，活动奕劻保他为尚书，等上谕一下，奕劻复又面奏：“巡警设部，官制、章程均待厘订。”此外，科举已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自丙午科起，永远废止，以前举贡生员，须分别筹谋出路。再则，日俄和议已成，中日已需会议，订立接收东三省条约，军机处事务正繁，徐世昌不宜远离。就此豁免了他这个出洋考察的差使。 

　　　　　　　　　　　※　　　　　　　 ※　　　　　　　　 ※ 

　　朴次茅斯条约成立，日本国内大哗，在东京竟致发生暴动，小村寿太郎成为众矢之的。在严密保护下，回国不久，即又奉派来华，谈判东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权代表一共两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玑、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派唐绍仪为参议，可在会中发言。 
　　第一次会议，彼此校阅了全权证书，由小村与袁世凯作了一番开场白，奕劻随即站起来说：“本人年纪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两位全权处理。”说完哈一哈腰，退出会场。 
　　于是正式开议。小村首先发言：“这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约已成，俄国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以及东清铁路由长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所以特地来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应该订立的条约，只此一项，至于日本自俄国获得的战利品不必列入条约。议定事项由双方全权在会议录上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换文亦可。请选定一种方式。” 
　　照预先的约定，中国方面应该由袁世凯作答复。奕劻曾经面奏：“历来对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关于东三省的军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对日本的政情，袁世凯都很熟悉，所以这一次会议，不妨由袁世凯去应付。倘或发言有失，瞿鸿玑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身分，犹可及时纠正。”这个说法颇切实际，而又不贬损瞿鸿玑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会即托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时袁世凯还在考虑如何作答时，瞿鸿玑却违反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亦因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异。袁世凯从瞿鸿玑还在当翰林，做考官时，便已跟日本人打过不可开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寿太郎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头土脸，失之东隅，定要收之桑榆。在这次会议中，自要想种种办法，占尽便宜，回国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为营，必得先体味出话中真意，才谈得到如何应付。 
　　瞿鸿玑则是熟于军机办事的规制，知道用“换文”一法，必须奏请上裁，已成之议，或许就能推翻。即使本意无改，辞句之间无谓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烦甚多，避免为宜。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点沣头答说：“签字于会议录，彼此省事，就照这个办法好了。” 
　　这一下，袁世凯自然有话也不能说了。但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约定违反了，所以当晚便向奕劻以发牢骚为“抗议”。 
　　“瞿玖公这样子勇于任事，我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他说话也欠考虑，万一将来有丧权辱国的承诺，我既不能赞成，又不能反对，与其到头来陪他一起受处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请王爷面奏上头，准我回任！” 
　　“这一层你别烦！我自有处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说： 
　　“我有两个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么意见？” 
　　他取出来两个上谕稿子，第一个与立宪有关，写的是：“……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着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所有开馆一切事宜，着该王大臣妥议具奏。” 
　　第二个亦与立宪有关，等于说明了立宪的目的，在安抚百姓。上谕中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久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剀切宣示，严行查禁，恐侜张日久，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不特于地方有害治安，且于新政大有阻碍。着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明白晓谕，认真严禁。自此次宣谕之后，倘再有怙恶不悛，造言惑众者，即重悬赏格，随时严密访拿，详细讯究，除无知被诱，不预逆谋，准其量予末减，及改过自首，并能指拿魁党者，不惟免罪，并予酌赏外，其首从各犯，应按谋逆定例，尽法惩治。如有拿获首要出力之员弁，准择尤优奖，惟不得株连无辜，致滋扰累。倘该文武瞻徇顾忌，缉访不力，由该将军督抚据实严参，以期杜绝乱萌而维大局。” 
　　等袁世凯看完，视线离开纸面，奕劻方始开口道明缘由：“现在南边闹得很厉害，说要还政于民，派人去考察，可又无缘无故来个炸弹。上头诧异得很，不知道百姓到底要什么？有人上个奏折，说百姓是好的，无非望治而已，都是革命党在胡闹。所以瞿子玖出这么一个主意，一面安抚百姓，一面申明约束。上谕拟了上去，上头说要拿给你看看，因为立宪是你领衔奏请的。” 
　　听得这话，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看重，惧的是“领衔奏请立宪”这句话，隐隐然视之为“新党”魁首了！ 
　　别样风头好出，这个风头出不得！好在奕劻面前说话不须顾忌，当即加以辩白：“王爷，对立宪最热心的是张香涛，只为直隶总督忝居疆臣领袖，所以在名义上领衔，这件事除了老而天真的张香涛以外，也没有那个热心。开馆纂书，亦无不可，不过我有个拙见，此馆的提调，切需慎选，莫让康梁之徒混进来，散播邪说。” 
　　“嗯，嗯！”奕劻深深点头，“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迹，上头一定嘉许。” 
　　“只要上头能知道臣下的心迹，累死亦无话说。不过……，”袁世凯迟疑了一会，终于说了出来：“除王爷以外，颇有几位亲贵对我不谅。这一点，提起来叫人泄气。” 
　　奕劻闭着嘴不作声，吸了半天的水烟，才慢条斯理地说：“不尽是亲贵，也不尽是旗人，双目盯紧了你看的，大有人在！” 
　　袁世凯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不尽是亲贵”，意指还有铁良等寿，“不尽是旗人”更为明显，汉人中相嫉的也很多。 
　　“双目”自然是指瞿鸿玑。袁世凯心想，有此人当政，终是自己的一大隐患，如果要假手奕劻以攻瞿，先得切齿于瞿。这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于是他说：“王爷的话，真是入木三分。不过光是外头有人跟我为难，我不怕，说句狂话，同为督抚，做了些什么事，是有目共睹的，就怕里头有人在发号施令，勾结起来蒙蔽上头，那就危乎殆哉了！” 
　　“啊！”奕劻睁大了眼问：“你是说那条疯狗的乱咬，是有人指使的？” 
　　奕劻口中的“疯狗”是指岑春煊，所谓“有人”彼此也都能默喻。袁世凯看话已生效，反不肯明白承认，只说：“王爷多留点儿心就是了！” 
　　奕劻紧闭着嘴想了好一会，突然一拍茶几，“不错，怪不得！就说周荣曜那件事好了，头一天见上谕，当天疯狗就上折参了，也不能这样子快法，明明是先通了消息，早就拟好了奏稿在那里的！” 
　　原来周荣曜是奕劻一手扶持，以候补三品京堂，任为驻比国公使。丹诏晨颁，白简夕至，说周荣曜原为粤海关管库的书办，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在广东与官绅往还，俨然大人先生。当谭钟麟督粤时，与不肖官吏勾结，益自骄纵，因而纳贿京朝，广通神气。接着列举周荣曜蠹国病盲之罪，奏请革职查抄。 
　　电奏一到，瞿鸿玑力主严办，周荣曜求荣反辱，做了未出国门的几天公使，反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瞿鸿玑最阴损的一着是，周荣曜简派为公使，由外务部奏保，他以外务部尚书的身分，坦承失察，自请处分。其实，这是奕劻以外务部总理大臣的资格，所作的决定，瞿鸿玑这么说，等于指槐骂桑。虽然“上头”并无处分，但奕劻这下子搞得灰头土脸，也就很够受了。 
　　“这条疯狗，原来是有人放它出来乱咬的。”奕劻气得直吹胡子：“走着瞧吧！” 
　　“王爷别动气！若闹意气，有损无益。”袁世凯突然问道： 
　　“广西剿匪的车费，听说已经销了？” 
　　“是啊！报销三百多万。” 
　　“按说，三年工夫，花三百多万也不多。不过报销总是报销，要报了才能销。” 
　　这话中就有深意了。按常情来说，军费报销是例案，只要户、兵两部打点好，照例规送上一笔为数可观的“部费”，军费报销就无有不准的，但话虽如此，毕竟审核准驳之权在朝廷。奕劻懂得袁世凯的意思，是不妨拿广西剿匪的军费报销来跟岑春煊为难。 
　　“可是，”奕劻问说：“他有粤援在，能不准吗？就驳了他的，也不能请旨派大员查办啊？” 
　　“一定有办法的！王爷不妨找人问问。” 
　　不必找人去问，奕劻自己就想通了。这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拖。军费报销的册子很多，随便找些疑义，咨请查复，一来一往就是几月的工夫，这样三、五次下来，两三年工夫轻而易举地拖了过去。 
　　第二步是找机会将岑春煊调开，然后翻那桩军费报销的案子，派人到广东彻查，结结实实找些侵吞兵饷的证据出来。那时候瞿鸿玑固无能为力，慈禧太后亦不便公然庇护，纵不能将岑春煊下狱治罪，至少要打得他翻不起身来。 
　　这个办法是在轿子里想出来的。下了轿不到军机处，先到外务部的朝房找那桐，不是为了跟他商议，是有这么一件很得意的事，心痒痒地非告诉那桐不能宁贴。 
　　听奕劻讲完，那桐一跷大拇指说：“王爷这一着真高。到那时候，给他来个降三级调用，那就送了他的忤逆了！” 
　　“对！”原来大员获谴，不怕革职，只怕降级。因为革职的处分，只要找到机会，譬如有人奏保，或者庆典覃恩，一下子就可开复，降了级就要按部就班往上爬，得好几年才能官复原职。所以奕劻很起劲说：“对！降三级调用，拿个从一品的现任总督弄成正三品的候补道，那才好玩呐！” 
　　“这不算好玩儿！”那桐笑道：“拿这个候补道发交土膏总局总办柯逢时差遣。王爷，你道如何？” 
　　奕劻纵声大笑，笑得涕泗横流，沾满了花白胡子，笑停了说：“琴轩，你可真是损透了。” 
　　“慢点！”那桐放低了声音说：“王爷，你刚才的话，是说着玩儿的吧？” 
　　“怎么？”奕劻笑容尽敛，“你从那一点上，看出我是在说笑话？” 
　　“如果王爷不是说笑话，可得赶快进行。军费报销，到底还是以户部为主，张冶秋最听瞿子玖的话，一下奏准核销，还玩什么！” 
　　“嗯，嗯！不错！”奕劻矍然，“琴轩，你出个主意，该怎么把它拖下去？” 
　　那桐沉吟了好一会答说：“只有在铁宝臣那里下手。我有一整套办法，回头到王爷那里细谈。” 

　　　　　　　　　　　※　　　　　　　 ※　　　　　　　　 ※ 

　　下了朝，奕劻关照门上，访客一律挡驾：“除非是那大人、袁大人。” 
　　那桐很早就到了。围炉倾谈，从从容容说了一套办法，主要一点是，让铁良真除户部尚书。 
　　铁良——铁宝臣的底缺是户部右侍郎，但却署理着两个尚书：兵部与户部。这是亲贵揄扬，所以慈禧太后加以重用。那桐认为不如送个人情，保他真除。然后叮嘱他切实整顿军需，严杜浮滥。话既冠冕堂皇，加以铁良喜与汉人作对，这一下自然就不会轻後放过岑春煊的军费报销了。 
　　奕劻欣然同意。问起铁良的底缺，该给什么人？那桐乘机为柯逢时说话。奕劻笑了，“琴轩，你糊涂了！”他说：“那是个满缺，柯逊庵怎么能当？” 
　　“不到任办事，挂个衔头，汉缺、满缺似乎不生关系。” 
　　一则是那桐说项，再则柯逢时的孝敬甚丰，奕劻终于点点头，“好吧！”他接着说：“回头慰庭要来，你就在这里便饭，替我陪陪客。” 
　　那桐迟疑未答。他继了内务府的遗风，精于肴馔，喜好声色，这天约了两个“相公”在家里吃饭，一味鱼翅花了厨子三天工夫，一想到便觉口中生津，但奕劻相邀，又是陪袁世凯，似乎亦不便辞谢。 
　　奕劻看出他的为难，也知道他的家庖精美，便即笑道： 
　　“怎么着，有什么美食，何妨公诸同好？” 
　　那桐很见机，急忙赔笑说道：“正在想，有样鱼翅，不知道煨烂了没有？”说着，招招手将王府中伺候上房的大丫头唤来，“烦你传话给跟来的人，回去叫厨子把鱼翅送来，还有客…　。” 
　　那桐沉吟着不知如何措词，奕劻却又开口了，“还有客？” 
　　他问：“是谁啊？若是要紧的，我放你回去。” 
　　“不相干。”那桐只好实说了：“是二田。” 
　　“二田？”奕劻想了一下问：“一田必是架子比老谭的田桂凤，还有一田呢？” 
　　“田际云。” 
　　“原来是‘想九霄’！”奕劻笑道：“也是个脾气坏的。算了，算了，不必找他们吧！” 
　　那桐亦不愿多事，告诉传话的丫头说：“你告诉我的人，有两个唱戏的来，每人打发二十两银子，让他们回去。” 
　　于是一面等袁世凯、等鱼翅，一面闲谈，奕劻忽然问道： 
　　“文道希的近况如何？” 
　　“文道希？”那桐答说：“去年就下世了。” 
　　“下世了？”奕劻不由得叹息：“唉！可惜！” 
　　“王爷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呢？” 
　　“我是由‘想九霄’想起来的。” 
　　“原来如此！”那桐笑了。 
　　原来“想九霄”的脾气很坏，得罪过好多士大夫，有一次惹恼了文廷式，信口骂了句“忘八旦”，与“想九霄”恰成绝对。于是有人便说：“才人吐属，毕竟不同，连骂人都有讲究。”而“想九霄”的名气，经此一骂，却愈响亮。 
　　于是由文廷式谈到翁同龢，由翁同龢谈到戊戌政变，奕劻不胜感叹的说：“琴轩，宦海风涛，实在是险。载漪、刚毅那班混小子在的时候，我都差点老命不保！唉，谈什么百日维新，谈什么国富民强。你我还有今天围炉把杯的安闲日子过，真该心满意足了。” 
　　“王爷的话是不错，无奈有人不让你过安闲日子！” 
　　“你是说岑三？”奕劻又愤然作色：“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谈到这里，只听门外高声在喊：“袁大人到！” 
　　于是那桐起身，迎到门口，帘子掀处，袁世凯是穿着官服来的，正待行礼，奕劻站起身来，大声吩咐：“伺候袁大人换衣服。” 
　　袁世凯的听差原就带了衣包来的。更衣已毕，重新替奕劻请了安，同时说道：“多谢王爷！” 
　　“咦！谢什么？” 
　　“多承王爷周旋。”袁世凯答说：“今天一到会，瞿子玖就说‘庆邸托病不到，以后会议都请你主持，这是上头交代，请你不必客气。’上头交代，当然是王爷进言之故。” 
　　“不错！我面奏太后了。”奕劻答说：“太后道是，原该如此！” 
　　‘慰庭，”那桐提醒他说：“瞿子玖可不是‘肚子里好撑船’的人噢！” 
　　这又何待那桐提示，袁世凯早就知之有素，点点头答说：“是的。所以我在会议桌上，每次发言，都问一问他，如果有不周到之处，请他改正。” 
　　“那还罢了！”那桐忍不住又说：“慰庭，你可得知道，亲贵中不忌你的，只有王爷。”他指一指奕劻，又指自己，“族人中不忌你的，怕也只有我了。” 
　　“这话也不尽然！”奕劻接口：“端老四总不致于忌慰庭吧？” 
　　“端老四应该归入汉人之列。”那桐跟袁世凯说话，一转脸不由得诧异，“慰庭，你怎么啦？” 
　　袁世凯这才知道，自己的脸色必是大变了。那桐是一句无心之言，根本没有觉察到这句话的分量，在袁世凯却大受冲击，果如所言，未免过于孤立，而在亲贵中如为众矢之的，更是一大隐忧！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可能性命都不保。转到这个念头，自然不知不觉的变色了。 
　　当然，这是件必须掩饰的事，“得人之助不必多，只要力量够。”他故意装得很轻松地说：“我有王爷提携，琴轩照应，还怕什么？” 
　　“里头不怕，就怕里外勾结。”奕劻耿耿于怀的是岑春煊，此时很起劲地说：“慰庭，你昨天说的那句话，我想通了，而且也可以说是办妥，这都是琴轩的功劳！” 
　　“喔，”袁世凯很关心地问：“是何办法？” 
　　“一面吃，一面聊吧！” 
　　那桐摩腹而起，做主人的便吩咐开饭。袁世凯一面大嚼鱼翅，一面听那桐细谈如何利用铁良以制岑春煊，只觉得那家厨子做得鱼翅更美了。 
　　也就是刚刚谈完，袁世凯还未及表示意见时，听差悄悄掩到主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奕劻随即笑道：“巧了！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铁宝臣来了？”那桐问。 
　　“是的。”奕劻略有些踌躇，“挡驾似乎…　。” 
　　“王爷，”那桐抢着说：“何不邀来同坐？” 
　　奕劻想了一下说：“好！” 
　　于是听差便去延客，另有一名听差来添杯箸。铁良一进屋，先向奕劻请安，然后与起身相迎的那桐与袁世凯分别招呼。 
　　“请坐下吧！”奕劻说道：“琴轩家的鱼翅，名贵之至，你什么话别说，先多吃一点儿。” 
　　说着亲自舀了一小碗鱼翅，放在客人面前。 
　　铁良也就不说什么，两大匙下咽，赶紧把酒杯送到唇边，不然，鱼翅的胶质会将上下唇粘住。 
　　“真好！上次到南边去，学了一句俗语，‘吃到着，谢双脚！’今天正用得上。” 
　　“你真行！”奕劻笑道：“连南边的俗语都学会了！” 
　　“足见宝臣肯随处留意。”袁世凯说：“那个奏报抽查营队的奏折，纤细不遗，观察入微，整整花了我几天工夫才能细细看完。说常备军以湖北最优，河南、江苏、江西次之，大公无私，已成定评。” 
　　于是话题转到不久之前的“河间秋操”，铁良对新建的北洋四镇陆军，亦有一番很中肯的批评。奕劻听完了，又扯到岑春煊身上。 
　　“岑三每次奏报剿匪，铺张扬厉，仿佛天下只有他带的才是精兵。宝臣，你看怎么样？” 
　　“未曾眼见，不敢说。” 
　　“总听别人谈过吧？” 
　　“是的。”铁良想了一下说：“听人传言，他带兵有一样可取的长处，颇重纪律。” 
　　听得这话，袁世凯不服气了，脱口诘问：“莫非北洋陆军，就不讲纪律？” 
　　“我是指绿营而言，不能与新建陆军相比。”铁良大摇其头，“绿营太腐败了，不知道出多少笑话。” 
　　“可也有两广绿营的笑话？”奕劻问说。 
　　“有！”铁良答说：“我也是听来的，不知真假。” 
　　“管它是真是假？”奕劻怂恿着：“只要好笑，能助酒兴就好！”说着，还亲自为铁良斟了杯酒，一个劲催他快说。 
　　“岑云阶到了广西，是驻扎在梧州，柯逊庵仍旧住省城…　。” 
　　广西的省城是桂林。督抚虽不同城，但广西的政事，本可由柯逢时作主的，变成需事事取得总督的同意，而所谓“督抚会奏”，事实上皆由岑春煊主稿，柯逢时不过列衔而已，因而督抚势成水火，互不信任。柯逢时最担心的是，土匪攻打省城，岑春煊会坐视不救，甚至三面围剿，独留向桂林的一面，作为土匪的出路，等于驱匪相攻，岂不危乎殆哉？ 
　　因此，柯逢时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架起一尊大炮，远近相传，当作笑谈。其后，又从江西调来一名道员，是他署理江西巡抚时，所识拔的干才。 
　　此人籍隶皖南，名叫汪瑞闿，虽是文官，颇能带兵。柯逢时调他到广西后，让他统领五个营，专负护卫巡抚衙门之责。岑春煊看他这五个营，器械充足，人亦精壮，很能打一两场硬战，心里在想，汪瑞闿以知兵自诩，千里远来，或者急于有所表见，不妨利用。 
　　打定了主意，便处处加以词色，希望他能自告奋勇。但汪瑞闿论兵之时，尽管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只是到了紧要关头，不肯说一句慨然请行的话。岑春煊自不免失望，但仍不肯死心。 
　　慢慢地，他看出来了，汪瑞闿不是不想立功，更不是不会打仗，只是胆量不足。如果能逼出他的勇气来，一上了阵，也就义无反顾，拚命向前了。 
　　于是，择日发帖，大宴将士，席间特意向汪瑞闿不断劝酒。汪瑞闿的酒量很好，但酬劝频频，逾于常度，就不免使人怀疑了。汪瑞闿很机警，酒到杯干，而脑子却很清醒，看看是岑春煊快要激将的时候了，开始闹酒，有意自己把自己灌醉，席间当场出彩，吐得一塌糊涂。 
　　到了第二天，柯逢时把他找了去，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醉得人事不知，出那么大一个丑？连我的面子都给你丢完了！” 
　　“回大人的话，”汪瑞闿俯身向前，低声答说：“职道是迫不得已。为了保护大人，只好自己委屈。” 
　　“此话怎讲？” 
　　“制台跟大人过不去，千方百计，想把职道调出去打土匪，职道带兵一出省城，万一有警，制台一定留住我不放。倘或我回师来救，说我擅自行动，不服调度，那是个要脑袋的罪名。大人请想，能救得了职道不？” 
　　“啊！啊！原来他是这么一个打算！” 
　　“不是这么打算，以他的崖岸自高，为什么要那么敷衍我？”汪瑞闿紧接着说：“说起来这一支精兵不出仗，也是不对的，所以职道应付甚苦，务必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等他一开了口，我不能说，我的兵是专为保护巡抚的，只好答应。 
　　那一来，大人又怎能留得住我？” 
　　“不错，不错！倒是我埋没了你这番苦心，错怪你了！”柯逢时想了一下又说：“不过岑三的居心太可恶，我倒要跟他碰一碰！” 
　　柯逢时“碰”岑春煊，不止一回，奕劻是很清楚的。听铁良谈到这里，拊掌称快，“原来柯逊庵那次参他，是这么一个内幕！”他说：“论起来，倒是岑三吃了哑巴亏。” 
　　“怎么？”那桐问道：“柯逊庵的折子上怎么说？” 
　　“说他‘军中酗酒，强沃属员，以到醉不能兴！’” 
　　“那也是汪瑞闿的主意。”铁良接口说道：“若非如此先发制人，岑云阶很可能参汪瑞闿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铁良提出疑问：“柯逊庵此举对他自己来说，得失已颇难言！” 
　　原来当时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煊当时在回奏时，自是尽情反击，柯逢时因而落职，所以铁良有那样的质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劻与袁世凯，对柯逢时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其间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愿意跟他谈。这个有关岑春煊的话题，到此便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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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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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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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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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　。”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复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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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不作任何处置>>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　　　　　　　 ※　　　　　　　　 ※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　　　　　　　 ※　　　　　　　　 ※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　　　　　　　 ※　　　　　　　　 ※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　　　　　　　 ※　　　　　　　　 ※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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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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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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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妹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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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妹，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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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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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盛筵未半，戏也只听了两出，袁世凯与徐世昌便相偕辞去。为了尊重载振的身分，袁世凯事先吩咐：总督动止的仪注，诸如“站班”、“鸣炮”一律不用。到得载振面前，弯着腰低声说了两句客气话，悄悄退下。载振反客为主，直送到滴水檐前，经袁世凯再三辞谢，方始转身回座。 
　　时间拿得很准，等袁世凯一走，孙菊仙的一出《上天台》已到尾声，接着便是杨翠喜的《三本虹霓关》，一出场便向载振飞了个媚眼，到得与王伯党眉来眼去时，眼风亦总照顾着台下首座的贵人，将载振看得停杯不饮，眼都直了。 
　　见此光景，段芝贵与“忝陪末座”的王锡瑛作了个会心的微笑，随即又向贴身听差作了个手势，抬来一箩筐簇新的龙洋，五十枚一封，共计四十封。 
　　戏一完，载振鼓掌喝彩，段芝贵便大声宣布：“振贝子放赏！” 
　　语声一落，四名穿蓝布大褂，戴红缨帽的听差，将箩筐飞也似地抬到台前，立即动手拆开龙洋的封皮，往台上一撒，但见银光耀眼，满台响声，“哗啦、哗啦”地响过好一阵，方始住手。 
　　其实，响得虽热闹，只拆了十封，段芝贵便又高声说道： 
　　“振贝子吩咐，再赏杨翠喜五百两！” 
　　于是响声又起。这出戏的脚色与文武场面已一字排开，等放赏完了，就在台上请安，打鼓佬扯开嗓子高喊：“谢赏！” 
　　等清台面，捡完了一千个银洋，杨翠喜已卸了装，由王锡瑛陪着，单独来谢载振。 
　　“谢谢振大爷！”杨翠喜一面盈盈下拜，一面说道：“你赏得太多了！” 
　　“不多，不多！”载振笑道：“你唱得实在好！” 
　　“多谢振大爷夸奖。”杨翠喜站起身来，走到载振身边，提壶替他斟满了酒。 
　　“你敬振大爷一杯！”段芝贵说。 
　　“是！”杨翠喜拿起载振面前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方始说一句：“振大爷请。” 
　　那细瓷酒杯边沿，留着浓艳的朱痕，载振毫不迟疑地，连酒带杨翠喜的口脂，一起吞入喉中了。 
　　这时已有听差端来一张方凳，杨翠喜在王锡瑛手势暗示之下，坐在载振的身后，低声问道：“振大爷是那天到的？” 
　　“今天刚到。”载振半侧着身子跟她答话，同时开始细细打量。 
　　在载振眼中，杨翠喜占得三个字：黑、白、活。黑的是眉发，白的是皮肤，活的是眼睛。想到她在《小放牛》中的身段，袅娜腰肢，灵活非凡，不由得便涌起无数绮念，竟有些心跳气喘了。 
　　老于花丛的段芝贵，能从他的眼里看到心中，随即说道：“贝子只怕有点儿倦了。这里另外备有休息的地方，很隐秘的。” 
　　最后四个字说得很轻，但很清楚，载振会意欣然。“是有点儿倦了。”他说：“能略微躺一躺最好。” 
　　“是！我来引路。” 
　　于是段芝贵引着载振离席，杨翠喜起身目送，“临去秋波那一转”在载振心中便仿佛听得她在说：“大爷先请，我马上就来。” 

　　　　　　　　　　　※　　　　　　　 ※　　　　　　　　 ※ 

　　这是特为布置的一间临时藏娇之处，一个小小的院落，南北相对，各有三间平房。南屋漆黑，北屋却是灯火通明，掀开棉门帘，暖气扑面，满室如春，立刻就觉得皮袍子穿不住了。 
　　“好暖和！”载振四面看了一下，感觉屋中似乎少了一样东西，想一想才记起，北方入冬，没有一家不生火炉的，只要一进屋就看得见，唯独此屋不然，所以他奇怪地问：“炉子生在那儿啊？” 
　　“没有生炉子。”段芝贵说：“是用得洋人的法子，安上暖气管子，比炉子来得干净，也没有火气。” 
　　“喔！”载振问道：“暖气从那儿来呢？” 
　　“外面用锅炉烧水，用管子把热气接进来就是。” 
　　“这好！”载振毫不思索地说道：“府里也得装。香岩，这件事，就托你了。” 
　　“是！马上就办。贝子请里屋坐。” 
　　段芝贵一面说，一面掀开西屋的门帘，一个梳着条长辫子，约莫十八九岁的丫头，当门请了个安，笑吟吟地喊一声： 
　　“振大爷！” 
　　载振的感觉立刻又不同了，似乎到了八大胡同第一流的滑吟小班里。跨进去一看，靠里摆一张大铜床，衾枕俱全，床前是梳妆台，对面壁上悬着一堂屏条，题名《四美图》，是乾嘉时仕女名家改七芗的手笔。靠窗摆一张条案，不过上面不是花瓶、香炉之类的陈设，而是干湿果子、各种洋酒。此外屋子正中还有张通称为“百灵台”的独脚圆桌，虽是紫檀大理石的桌面，但摸上去湿润如玉，自然是因为有暖气管子的缘故。 
　　“她叫锦儿。”段芝贵指着丫头对载振说“让她招呼吧！我不打搅了。” 
　　“费心，费心！”载振说：“我息一会就出去。” 
　　“请贝子尽管休息，外面我会安排，就说贝子已经回行馆了。护卫随从，我亦会好好招呼，不必让他们等了。到时候，我亲自送贝子回去。” 
　　“那可是再好也没有！”载振再一次拱手道谢：“一切费心，领情之至。” 
　　“不敢当，不敢当！”段芝贵请安回礼，然后退后两步又关照锦儿：“你可好好招呼。” 
　　“是！”锦儿答应着，转脸说道：“振大爷，宽宽衣吧！” 
　　“对了！”载振说道：“你叫人把我的衣包拿来。” 
　　达官贵人出门，照例有贴身听差，携着衣包，以便饮宴时换着便衣，如逗留时间较长，或者“三、九月，乱穿衣”的天气，携的便衣还不止一套。至于载振之流的头号绔裤，半天作客，要带个大衣包，因为不定玩什么，譬如兴致来了，粉墨登场，戏眼里面就得看天气衬紧身的短衣，就是不玩什么，文文静静地饮酒谈心，到了时候，也得换套同样质料的衣服，颜色、花样粗看无异，细察才知不同，譬如“岁寒三友”的花样，梅花必已由蓓蕾变为盛开。这也是“摆谱”，不过摆在暗处，就比明摆更透着高一等了。 
　　段芝贵办这趟差，是有整套布置的，载振的衣包早已取来了，锦儿伺候着为他卸去紫貂“卧龙袋”狐嵌皮袍，换上一套夹袄裤，外罩一件极薄的丝绵袍。更衣既罢，满身轻快，载振走到条案边，亲自倒了半杯白兰地在敞口的水晶大酒杯中，双手捧着，一面摇晃，一面慢慢吸饮，视线却只随着锦儿的身影在转。 
　　“你今年多大了？” 
　　“一过年就是整数了！”锦儿答说，同时转过身来。势子太猛，长长的辫子一甩，几乎打着载振的眼睛。 
　　“这么说，今年十九。”载振问道：“可有了婆家？” 
　　“不知道。”锦儿的声音很低、很快，而且又回身去做事了，抹净百灵台，安设杯筷，共是两副。 
　　“怎么？”载振笑着问：“锦儿，你打算陪我喝喝酒？” 
　　“锦儿那有这个福气。” 
　　“我看你长得很体面，是挺有福气的样子，我替你做个媒好不好？” 
　　说着，载振一手将她拉过来，一手放下酒杯，便去摸她的脸。锦儿挣扎着，但只是用手护着她的头发，怕碰毛了。 
　　“你乖乖的，让我香一个。”载振抓着她的弱点威胁：“不然，我弄乱了你的头发！” 
　　锦儿无奈，闭着眼，撮起嘴唇，让他亲了一下，然后一跃而起，远远躲开。 
　　载振哈哈大笑，从荷包里摸出一枚金钱，扬一扬说：“来！ 
　　给你。” 
　　锦儿迟疑了一下，终于走了过来，载振拉住她的手，把金钱塞在她手心里，没有再罗嗦。 
　　“是金的不是？” 
　　“你连金子都分辨不出来？” 
　　“不是分辨不出。”锦儿说道：“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钱。” 
　　“别说是你，就大官儿家的太太、小姐也没有几个人见过。 
　　这是宫里老佛爷用来赏人的。” 
　　“原来是老佛爷赏的！”锦儿既惊且喜，“老佛爷赏了振大爷，振大爷你又赏给我，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可真是够面子了！”锦儿把那枚金钱，紧紧合在双掌之中，笑着说道：“我得拿回家，让我娘供在佛堂里。” 
　　听这一说，载振打算再给她一个，刚要伸手去探荷包，只听外面有脚步声响，接着有人轻声说道：“你自己进去吧！好好儿伺候，有你的好处。” 
　　语声未完，锦儿已抢上去打帘子，载振定睛注视，但觉一片艳光，令人不可逼视。杨翠喜进屋，先跟锦儿道谢：“谢谢你。” 
　　锦儿微笑不答，只推一推她的身子，于是杨翠喜才转脸对着载振。未曾说话，先抿嘴笑一笑，颊上出现两个极深的酒窝。 
　　“你一定会喝酒。来！”载振指着条案说：“你爱喝那一种，自己挑。” 
　　“我那儿会挑？我也不会喝酒，舍命陪君子，有那味儿淡一点的，劳振大爷的驾，给我来一小杯。” 
　　“最淡的就是葡萄酒，红、白两种，你爱那一种？” 
　　“我说不上来。”杨翠喜看着那些洋酒说：“红的、绿的、黄的、白的，把我眼都看花了。” 
　　“要不你来杯薄荷酒。” 
　　载振从葫芦形的酒瓶中，倒了一杯翠绿的薄荷酒递给杨翠喜。锦儿已将果碟子移到百灵台上：“杨姑娘陪振大爷到这儿来喝吧！”她说，“有几样热菜，我去端了来。” 
　　说完，长辫子一甩，锦儿掉身而去。杨翠喜便放出浑身解数，伺候载振喝酒。等四个热炒，一个白鱼紫蟹火锅都端了上来，锦儿又有话了。 
　　“杨姑娘尽管陪振大爷慢慢儿喝，我在对面屋里。”她指着屋角一根丝绳子说，“招呼我，拉铃就行。” 
　　于是长辫子一甩，双扉紧合，锦儿翩然消失。杨翠喜便将门闩插上，等回过身来时，为载振迎面一把抱住，倒吓了一跳。“我的大爷！”她嗔责地，“你摸摸，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你的胆子真小。”载振却之不恭地去摸她的胸前，如磁引铁，那只手就此粘住在她胸前。 
　　“是不是，心跳得很厉害？”杨翠喜背一躬，手一撑，从他怀抱里脱出身来，“大爷，你不要喝酒吗？请这儿来坐。” 
　　“酒是要喝，得有个喝法。你依我的法子我才喝！” 
　　“喝酒还有法子？” 
　　“当然！”载振涎着脸说：“赏我一个皮杯，怎么样？” 
　　杨翠喜摇摇头说：“我不会！” 
　　“容易得很，我教你！” 
　　说着含了一口薄荷酒，将嘴唇凑过来，要哺到她嘴里。杨翠喜不愿，载振便用强。两个人扭来扭去，扭到床上，到底让他灌了她一个皮杯。 
　　“这你该会了吧？”载振笑道：“刚才算我敬你，这会该你回敬了。” 
　　“我不来！”杨翠喜装作受了委屈似的，“倒不如不要你教，这么一来一往，搞成两个，我太吃亏了！” 
　　“就要两个才好！”载振甩掉脚上的拖鞋，顺势飞起一脚，踢得帐钩一声响，半边帐门随即卸了下来了。 

　　　　　　　　　　　※　　　　　　　 ※　　　　　　　　 ※ 

　　听完段芝贵的话，袁世凯沉吟好一会，方始开口：“振贝子要你当随员，自无不可，如说要保你补个实缺，也还不难。至于一省巡抚，我看你不但所望过奢，而且近乎梦想了。” 
　　“回大帅的话，事在人为。只要大帅肯栽培我，一定可以成功。” 
　　“我怎么栽培你？”袁世凯说：“我不能为你去讨个没趣。 
　　你知道的，我不能再碰钉子了。” 
　　“当然不敢让大帅去讨没趣，碰钉子。我的意思是：第一、请大帅让我去试一试；第二、倘或庆王问到大帅，求大帅说两句好话。” 
　　“如果问到我，当然替你说好话。”袁世凯答说：“你愿意试一试，我更不必拦你。不过，我看你是枉费心机。” 
　　听这一说，段芝贵笑嘻嘻地请个安说：“只要大帅准我去试一试，就行了。” 
　　辞出北洋衙门，段芝贵随即去访王锡瑛。在座还有个姓王的，名叫王贤宾，字竹林，底子是个候补道，分发河南，也是走了段芝贵的门路，得以由北洋调用，现充商务局总办。北洋衙门凡是不能出公帐的开销，都由王贤宾设法向商家去摊派，算得是段芝贵的一个财东。 
　　“大帅已经点头了。”段芝贵很兴奋地说：“就看两位老得怎么捧我了！” 
　　“翠喜的事，归我负责。”王锡瑛答说：“我已经跟她的养母说过，狮子大开口要三万银子，慢慢儿磨吧！” 
　　“也不能太慢…　。” 
　　“请放心！”王锡瑛抢着说：“我有把握，反正振贝子从关外回来，事情必已成了。” 
　　“还有一点，”段芝贵又说，“振贝子对锦儿亦很中意，最好一起办。” 
　　“这怕有点难，不过总有办法好想，大不了多花几吊银子。” 
　　“对了！请你多费心。”段芝贵转脸问道：“竹林，你这面怎么样了？” 
　　“这个数目是大了点。”王贤宾情商似地：“香公，能不能少一点？” 
　　“少是决不能少！少了不管用，等于扔在水里。”段芝贵想了一下说：“我也知道数目是大了点，这样吧，一半作为我暂借如何？” 
　　“只要有，香公的事，还能不尽心？实在是银根紧，利息又重，要借都很为难。” 
　　“谈到利息就好办了。准定我借一半吧！来，来，我立笔借据，益孙做见证。” 
　　“益孙”是王锡瑛的别号，他当然帮助段芝贵，毫不迟疑地说：“好！我做见证。”说着，便亲自去揭开墨盒，等段芝贵来，写借据。 
　　“益孙，”段芝贵说，“你替我写，我亲笔签押就是。” 
　　于是王锡瑛取一幅花笺，提笔写下一张借据：“借到库平五万两整，以供筹建行省之用，尽本年一年内完清不误。”接着段芝贵坐下来签押，所署的衔名是：“黑龙江巡抚段芝贵。” 
　　这近乎儿戏了！然而此又是何事，而可儿戏？王贤宾听说过，买枪手中举人，酬金是一张借据，署名“新科举人”某某，枪手有功，自可凭据索债，否则“立据人”既非“新科举人”，这张借据自当视之为伪造。如今段芝贵略师其意，写下这么一张借据，看他下笔略无踟蹰，竟是十拿九稳的模样，王贤宾不觉大受鼓舞，决定投注大赌一次。 
　　因此，当段芝贵将这张借据递过来时，他敛手不接：“香公简直骂人了！承香公抬举，我怎么样也得把那个数儿凑出来。”他故意想了一下说：“家母手里有三万银子，是打算将来捐一品诰封用的，我跟家母去商量，先挪了来凑数再说。” 
　　“这就承情不尽了。”段芝贵说：“请转告令堂，一品诰封，我包她老人如愿。竹林，跟你说实话，东三省不设省则已，设省，少不了有我一个巡抚，那时你跟益孙俩，要什么差使，随你们自己挑。” 
　　这个愿心一许，王贤宾更为起劲，多方张罗，凑足了十万银子去复命。段芝贵做事倒也有分寸，仍旧请王资宾保管，因为这笔巨款是送奕劻的寿礼。明年二月二十八，是他七十整生日，为时尚早。当然，也要看看情形，万一东三省改制一事，不易实现，这一大笔银子就不妨省下了。 

　　　　　　　　　　　※　　　　　　　 ※　　　　　　　　 ※ 

　　徐世昌与载振出关不久，王锡瑛就跟杨翠喜的养母谈好了，身价银子一万二千两。另外打首饰、做衣服，连带买房子、置家具，总共花了两万银子，为载振在天津筑成一座金屋。 
　　这一切都故意不让载振知道，因此等他回天津，在北洋总督衙门吃了袁世凯的洗尘酒，送到行馆时，不觉诧异。因为桌椅床帐，式式皆新，而颜色十分俗气，大红大绿，似乎只有在洞房中才有这样的布置。 
　　“这是什么地方呀？” 
　　“振大爷怎么连自己的小公馆都认不出来？”王锡瑛赔着笑说。 
　　载振一时被蒙住了，正在咀嚼他这句话时，只见屏风后闪出一条影子，人面未见，辫梢先扬，这下他恍然大悟了。 
　　“原来是锦儿！” 
　　“大爷可回来了！”锦儿请个安，走过来接过载振手中的帽子，特意看一看说：“大爷又黑又瘦，可知是吃了辛苦了。” 
　　载振想伸手摸她的脸，顾忌着有客在，因而缩手。见此光景，段芝贵跟王锡瑛交换了一个眼色，取得了默契。 
　　“振贝子请休息吧！”段芝贵说：“我明天再来请安。” 
　　“慢着！香岩，”载振一把拉着他说：“这是谁出的主意？” 
　　“主意是我出的，不过全仗他一手经营。”段芝贵指着王锡瑛说。 
　　“效劳不周！”王锡瑛笑嘻嘻地躬身说道：“请大爷包涵。” 
　　载振感动的心情，完全摆在脸上，踌躇了一下，拱拱手说：“多承费心，一切心照不宣。” 
　　等客人告辞，锦儿掀开卧室的门帘，只见红木梳妆台上，点着明晃晃的一对花烛，床沿上端坐着盛装的杨翠喜，看见载振，慢慢站起身来，垂着头，低声说道：“拿红毡条来！” 
　　声音虽低，载振听得很清楚，知道这话是跟锦儿说的，拿红毡来，自然是要行大礼，觉得大可不必。 
　　“算了！算了！”他说：“明儿个进了京，给王爷、福晋磕头就是。” 
　　“王爷、福晋面前，自然要磕头，不过…　。” 
　　杨翠喜的声音很低，说得“不过”两字，再无下文。载振只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便追问着：“不过什么？” 
　　“回头再说吧！”杨翠喜顾左右而言他地：“锦儿，你还是把红毡条拿来。” 
　　“不必，不必！” 
　　“大爷，你也别客气了。头一回，就受姨奶烫一个头吧！” 
　　一个辞、一个让，亏得有锦儿从中撮弄，场面才不致太尴尬，等草草行了礼，锦儿却又开口了。 
　　“大爷，你也不能白受这个头，是不是？” 
　　“是啊！”载振摸着额头，茫然地问：“我该怎么着呢？” 
　　杨翠喜与锦儿看他那傻傻的神气，不由得都“噗哧”一笑，这使得载振更糊涂了。 
　　“大爷，”锦儿终于明说了，“给见面礼儿啊！” 
　　“喔！喔！”载振被提醒了，“事先不知道，没有预备怎么办呢？” 
　　“原是个意思。大爷不拘什么给一样，有那么一回事就行了！” 
　　载振身上挂的小零碎不少，但金表之类，不是不宜于妇人佩戴，便是礼轻了些。想了一下，把在外国买的一个钻戒，从小指上卸了下来，拉起杨翠喜的左手，亲自替她戴在无名指上。 
　　杨翠喜喜出望外，那枚戒指上的钻石，足有黄豆那么大，又经名工切割琢磨，“翻头”特佳，只要一伸手，没有一个人不是耀眼生花。杨翠喜不止想过一次，人生在世，能有一天戴上这么大的一个钻戒，那就真不算白活了。 
　　梦想成真，反不易信，她定睛看一看钻戒，又看一看载振，不自觉地问：“大爷，我在做梦不是？” 
　　“这算得了什么！”载振话一出口，才想起语气近乎轻视，怕伤了美人的心，便紧握着她的手说：“这个戒指才七克拉多一点，几时我再替你买个大的。” 
　　“我都不知道再大是什么样子？”她将白得欺霜赛雪的一只手转动了两下，望着晶光乱射的钻戒说：“就这‘翻头’，只怕瞎子也得睁开眼来看。” 
　　载振正要答话，觉得眼前仿佛有影子闪动，这才意会到有锦儿在，急忙喊住她说：“锦儿，你别走，我有东西赏你。” 
　　“是！”锦儿站住脚，脸上绽开了笑容。 
　　载振却为难了，一时想不起有何物堪供赏赐之用，因而微带窘笑地问：“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大爷给我一张纸。” 
　　“一张纸！”载振愕然，“什么纸。” 
　　“契纸。” 
　　“是她的卖身契。”杨翠喜已知载振对锦儿亦颇眷恋，正好借此将她撵走，还卖一个人情，所以不慌不忙地说：“锦儿是有婆家的…　。” 
　　原来锦儿是王锡瑛家雇用的一个丫头，只为善伺人意，所以当时才派来招呼载振。及至一段两王定计，为载振构筑金屋，便仰承意旨，罗致锦儿为绿叶之助。锦儿是有婆家的，自然不愿，王锡瑛托人去交涉，威胁利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以两千银子换得了锦儿父母盖指印的一张卖身契，如今是存在杨翠喜手里，也算得是她的嫁妆之一。 
　　两千银子在载振是小事，已入樊笼一头百灵鸟，让它振翅飞去，却有些舍不得。见此光景，杨翠喜故意说道：“大爷，我看这么着，让锦儿跟我姊妹相称吧！” 
　　一听这话，载振知道自己的心事已为人窥破了，急忙掩饰地说：“不行，不行！我没有那么大的艳福。” 
　　“我是真心话！”杨翠喜特意再钉一句。 
　　“我的话也不假。” 
　　“大爷真是这样，那也就等于赏了锦儿两千银子。” 
　　“这不是两千银子的事，她的契纸还不知道在那儿呢？” 
　　“在我这里。”杨翠喜脱口相答，立即开梳妆台抽斗，将一张墨迹犹新的契纸取了出来，交到载振手里。 
　　“好吧！”载振无奈，自嘲似地说：“这也算积了一场功德。” 
　　说着，将锦儿的契纸就着烛火烧掉了。 
　　这好象有点煞风景，但怅惘亦只是片刻间事，因为杨翠喜了解他此时若有所失的心情，加意卖弄风情，轻颦浅笑，处处有余不尽，把载振的一颗心鼓荡得热辣辣的，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缱绻终宵，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见他露面。 
　　这一天晚上少不得还有一番热闹，除了袁世凯与徐世昌，天津官场中够得上跟“振贝子”说句话的官儿，差不多都到齐了，段芝贵还特意让他的太太招呼杨翠喜。与载振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官绅，亦早由段芝贵分别通知，不妨带女眷来贺喜。所以厅上筵开五席，里面亦有两桌堂客，个个浓妆艳抹，但谁也比不上杨翠喜的颜色，个个珠围翠绕，但谁也比不上杨翠喜那只七克拉的钻戒来得令人眩目。这就不但杨翠喜始终有如梦似幻的感觉，载振亦是得意非凡，以致酩酊大醉，语无伦次，抱着段芝贵直喊：“二哥！” 

　　　　　　　　　　　※　　　　　　　 ※　　　　　　　　 ※ 

　　当载振沉醉在温柔乡时，袁世凯与徐世昌却连日深谈，决定了好几件大事。徐世昌告诉袁世凯说，奉天官库蓄积之富，出于任何人的想象，总数不下一千万之多。只是盛京的官制特殊，既有六部，又有将军，彼此不相统属，如今六部虽裁，事权并不全归于将军，而官库分散，度支出纳并无一个综其成的专官，所以东三省究竟有多少公款，谁也不知道。这次是徐世昌一处一处考查，暗中记数，才能探知底蕴。他本有意出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至此心意益坚，坦率要求袁世凯玉成其事。 
　　“当然，东三省有那么多钱，与我姓徐的个人不相干。我只觉得东三省地大物博，颇有可为，不过开发非先下资本不可，既然有现成的财源在，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徐世昌又说：“北洋与东三省关系密切，只要东三省有办法，首先北洋的协饷，是不必愁的了。” 
　　“我在北洋，只怕亦不久了。”袁世凯说：“不过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效劳。菊人，除了瞿子玖一关，要你自己设法以外，此外，都归我负责。” 
　　“你有这句话，我的事可算定局了。”徐世昌略停一下说：“我想借重唐少川，保他当奉天巡抚。第一、俄国、日本虎视眈眈，这个外交，非唐少川不能办；第二、将来东三省大兴铁路，唐少川亦是内行，集事比较容易。” 
　　“唐少川对铁路并不内行，内行的是梁燕荪，这且不去说它。菊人，我倒想问，除了奉天以外，吉、黑两省，你夹袋中有人没有？” 
　　“没有。”徐世昌说：“如果慰庭你没有人，我想把这两个缺留给大老跟瞿子玖。” 
　　“瞿子玖不会荐人给你的。如今你敷衍的不好，说不定连总督都保不住，敷衍得法，他不会荐个巡抚来制你的肘。这一点，菊人，你先得认清楚。” 
　　徐世昌点点头说：“我知道。东三省总督不是我，就是岑三。” 
　　“对了！岑三的事，我们回头谈，先说吉、黑两省。”袁世凯略停一下说：“你留一个缺给振贝子好不好？”这话让徐世昌不能不考虑了，想了打一会说：“我是在想，东三省初改官制，观瞻所系，必得很漂亮的人选，才能一新耳目，造成声势。如果振贝子夹袋中的人物，太不够格…　。”说到这里，徐世昌突然顿住，然后做了个不顾一切的表情，“嗐，算了，我遵命就是。” 
　　这是把情卖给袁世凯，意中已知段芝贵已取得袁世凯的支持，所以有此一番做作。见此光景，袁世凯当然要表示领情。“说实话，段香岩颇有非分之想。”他说：“你帮他一个忙，就算帮我的忙。” 
　　“言重，言重！”徐世昌提醒袁世凯说：“帮香岩的忙，得打你这儿开始。” 
　　接着话题转向岑春煊，以靖匪为名，将他从两广调到云贵，是极狠的一着棋，历来掌权枢臣，摆布封疆大吏，大致都用此手法。只要挟得动天子，诸侯无不俯首听命，敢怒而不敢言，唯独岑春煊是例外。 
　　当然，他也还不敢公然抗旨，只是托病就医，逗留在上海，至今两月有余，并无赴任的迹象，使得袁世凯越来越不安了。 
　　“岑三决不肯到任，是很明白的事。”袁世凯说：“他敢于如此，一则自恃帘眷，再则有瞿子玖撑腰，也是很明白的事。如今猜疑的是，到底不知其意何居？菊人，你想过没有？” 
　　徐世昌当然想过。够资格当东三省总督的，除了赵尔巽，就是岑春煊，赵尔巽舆情不洽，难与其选，唯有岑春煊才是劲敌。不过，他冷眼旁观，认为岑春煊志在直隶，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是东三省。如果自己抢先一步，把东三省拿到手，等于绝了岑春煊的退路，袁世凯的处境就更难了。 
　　反过来说，袁世凯若是攻不倒，岑春煊督直不能，就会转移目标到东三省。照此来看，他跟袁世凯休戚相关，唯有制服了岑春煊，大家才能安心。而制服岑春煊的法子，他一再盘算，始终认为只有调虎离山，才是上策。 
　　“上头也知道，岑三不愿意到云贵。如果只催他假满赴任，除非严旨，这在上头是不肯的。我在想，能不能另外找一处地方给他？” 
　　袁世凯点点头，“我也这么想。”他说：“这件事，一回京就要办，拖久了于你很不利。” 
　　这是很坦率的说法，一拖拖到东三省改制，岑春煊出任东三省总督的机会，比徐世昌大得多，此即所谓“不利”。不过，事实是无法拖得那么久的。 
　　“他已经续假两次，为时三月了。”徐世昌说：“疆臣请假，从来没有这么久的，而况他在上海，酬酢几无虚日，亦不象就医养病的样子，所以，”徐世昌加重了语气说：“只要找到了地方，不怕他不赴任。” 
　　“我倒想到了一个地方，你回京跟大老去商量，要找机会，最好急如星火，要他赶到任上，那就连请训都不必了！” 
　　“好！”徐世昌心领神会地，“一定不让他进京请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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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初三，诸王贝勒、近支亲贵，进宫贺年。正式朝贺以外的家人之礼，向例只有宣宗一支的皇室才得参与，近年来规矩宽了，奕劻父子以及支派更远的肃王善耆，亦得随班行礼，躬与慈禧太后所赐的茶果之宴。 
　　“今年跟往年不同了。”在闲叙家常时奕劻从从容容地说：“仰赖皇太后、皇上的鸿福，大局已定，国家转弱为强，指顾间事。奴才在想，皇太后操劳多年，今年万寿，实在应该好妹热闹一下。” 
　　此言一出，醇王载沣首先附和：“应该，应该！” 
　　其他人虽未应声，却都望着坐在慈禧太后身边的皇帝，他略有些局促地转脸说道：“庆亲王、醇亲王所奏甚是。儿子请懿旨，可否颁发上谕，筹备庆典？” 
　　“没有这个道理吧！”慈禧太后说：“又不是整生日，而且时候也还早。” 
　　这表示不反对“热闹一下”，只是不颁发上谕。奕劻仰体意旨，立即接口：“奴才几个先去商量筹备，到时候再请旨明发上谕。” 
　　“好，好！”皇帝不能不表现得很热心的样子，“你们去筹备，该怎么办，随时请懿旨。” 
　　“实在可以不必。”慈禧太后说：“物力维艰，何必糜费？” 
　　“天子以四海颐养圣母，皇太后以民生在念，力戒糜费，臣下自当谨遵懿旨。”奕劻紧接着说：“普天之下，无不仰赖皇太后的庇佑，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请皇太后、皇上把这件大事交给奴才去办，奴才总在一不动库款，二不累地方这两个宗旨之下，体体面面地给皇太后上寿。” 
　　“能这样，我又何乐不为？”慈禧太后笑着回答，却又转脸问说：“皇帝看呢？” 
　　习于缄默的皇帝，自我练成一套善于听话的本事，知道奕劻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中，顶要紧的一句话是：“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库款不动，地方不累，但责成大小官员报效，即是间接动库款、累地方，而且报效就得议奖，很可能由此又大开捐纳幸进之门。而且很想找句话点醒奕劻，莫借此因由，聚敛自肥，只是碍着慈禧太后，颇难措词。就在这沉吟之际，自己剥夺了可以说一句话的机会。 
　　“只要不动库款，不累地方，皇帝自然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不过，”慈禧太后又宕开一笔，“你们看情形吧！总之，千万不要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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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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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静，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词，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 
　　“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 
　　“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 
　　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未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来作为辩解？”岑春煊简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的手，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马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那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玑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广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碰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 
　　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那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借款合约一成立，便须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他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玑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须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已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玑没有想到他竟有这样子的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实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玑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么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回，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　　　　　　　 ※　　　　　　　　 ※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玑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不敢这么说。”瞿鸿玑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玑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玑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王竹林借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玑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玑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玑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的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得瞿鸿玑不在面前，牢骚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　　　　　　　 ※　　　　　　　　 ※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地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决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经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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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大爷，你快回府去吧！老爷子不知急成什么样儿了。有话不会到天津再说吗？” 
　　“嗐，翠喜，你不懂！”载振又愁又急，“刚才我是宽你的心，说过几天到天津来看你，其实那一天才能到天津呐？你要知道，我们的行动比谁都不自由，不奉旨不能离京，这个时候，你倒替我想想，我拿什么理由跟上头去说，我要到天津？” 
　　载振心乱如麻，除了忧急愁烦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时候来了个人，官拜农工部右参议，姓袁名克定，字云台，正是袁世凯嫡出的长子。他是载振的部属，但场面上称“大人”，私底下叫“大叔”。载振一见是他，愁怀略解，拉着他的手到僻处说话。 
　　“大叔！”袁克定说：“我父亲已经知道这回事了，有电报来，请王爷跟大叔别着急。风浪虽大，消得很快，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喔，”载振问说：“电报是打给谁的？” 
　　“打给杨杏丞的。他此刻到中堂那去了，一会儿会来，必有妥当的办法。” 
　　听得这一说，载振心神略定，愁绪稍减而怒气反增，愤愤地说道：“人心太险！云台，咱们就是《红楼梦》上的话，‘一荣皆荣，一枯皆枯’。你看见这情形了，只怕对你父亲也还有不利的举动。” 
　　“是！‘一荣皆荣，一枯皆枯’，我父亲拿王爷跟大叔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好的是要查的人，都在天津，多少是有把握的。” 
　　载振让他提醒了，顿时精神一振，“不错啊！人都在天津，还怕逃得出你父亲的掌心。”他说：“咱们等杏丞来了好好商量一下，事情要办得干净利落。” 
　　正说到这里，听差来报：“杨大人到。”接着只见杨士琦步履安闲地踱了进来，见面致礼，换到载振的书房去密谈。 
　　“请姨奶烫赶紧预备，回头就有人来护送她到天津。可不能修饰，最好乱头粗服。不过，要遮人耳目也难。”杨士琦念了句唐诗：“天生丽质难自弃。” 
　　载振为之啼笑皆非，“这是什么时候，杏丞，”他苦笑着说：“你居然还有开玩笑的心情！” 
　　“要有开玩笑的心情，才能化险为夷。育公，请你先进去关照姨奶烫，检点随身衣服等在那里，说走就走，片刻不能耽搁。” 
　　“原就预备好了的。”载振突然想起，大声喊一句：“来人！” 
　　走来的是个俊俏小厮，是载振的贴身跟班小福，进来先向杨士琦与袁克定请了安，才走到主人面前去听使唤。 
　　“你进去告诉姨奶烫，别戴首饰，尤其是那只戒指最惹眼。 
　　你得看着，让她卸下来。” 
　　“是了！”小福答应着，转身便走。 
　　“杏丞，我得知道，翠喜到了天津，怎么安顿她？” 
　　“只有安顿在王益孙那里。” 
　　“安顿在他那里？”载振不由得心里嘀咕，“不能安顿在别处吗？” 
　　“不能！有移花接木一计在，非王益孙顶个名不可。” 
　　“真的只是顶个名？” 
　　这话杨士琦无法回答。“嗐，育公！”他不以为然地：“这时还顾得那许多？” 
　　“大叔，”袁克定率直地说：“祸水去之唯恐不速，何必自寻烦恼。” 
　　“好吧。”载振扭过脸去挥一挥手，就象杨翠喜此时在他眼前似的。 
　　“育公，”杨士琦又说：“醇王跟燮老，当然不能亲自到天津去查，已经派定两个人了。一个是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一个是内阁侍读润昌。恩志不必管，润昌那里该打个招呼。能不能赏一张名片，我派人传育公的话，向他致意？” 
　　“那有什么不能？”说着，载振亲自找出一张名片来，递给杨士琦。 
　　“还有件事，”杨士琦说：“我是转达那中堂的意思，这一案即使水落石出，尽皆子虚，可是在育公似乎不能没有表示！” 
　　“表示？”载振愕然：“表示什么？” 
　　“应该有个闭门思过的表示。” 
　　载振想了好一会，爽然若失地说：“是要我辞官？” 
　　“是！差缺都要辞。” 
　　“这！”载振问道：“老爷子怎么说？” 
　　“王爷的意思，大叔，”袁克定插嘴：“你该想得到。” 
　　“有句成语，叫做‘上阵还须父子兵’，”杨士琦紧接着说： 
　　“育公，试想父子上阵，谁个当先？” 
　　载振恍然大悟！父子同时被劾，如果不能两全，当然是他退避言路。体会到此，反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很清楚，是自己“罪孽深重”，祸延老父，所以一直不敢回府。如今有此护父之功，稍减不孝之罪，可以少挨多少骂，自然乐从。 
　　“杏丞，这样办很好。所难者是这个折子的措词，就烦大笔，如何？” 
　　“理当效劳。”杨士琦安慰地说：“育公，一时顿挫，不必介怀，所谓盘根错节，乃见利器。只要慈眷仍在，必能三两年内复起。” 
　　“那是以后的话了。”载振泰然地，“反正只要把这场风波压下去，无所不可。” 

　　　　　　　　　　　※　　　　　　　 ※　　　　　　　　 ※ 

　　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与内阁侍读润昌坐头等火车到天津时，是由北洋衙门派出一名候补知府在迎接。此人名叫世寿，籍隶镶红旗，是润昌同旗的好友。由于恩志与润昌，算是奉醇王载沣及大学士孙家鼐所委任，到天津来私下查访。为了遮人耳目，不便由首府或首县公然迎送，因而特地挑中世寿来负招待的总责。 
　　下了火车上马车，接到英租界一家字号叫“利顺德”的西式旅馆，住的是每天大洋十六元的特等套房，有卧室，有客厅，有洗澡房。开出窗去，便是公园，轩敞爽朗，比起旧式客栈来，不知高明多少倍。 
　　但是恩志却住不惯，“世大哥，”他说：“两个人占了六间房子，未免太糟踏，再说，这个坐着拉的洋马桶，我也用不惯，一大早起来，非上茅房蹲在那里不可。怎么着，世大哥，换一家吧？” 
　　世寿与润昌都为之啼笑皆非，但无理由可说，唯有依他，换到日租界旭街乐利馆，才算安顿下来。 
　　“世大哥，”恩志又发话了：“我有一张名单在这里，劳你驾把地址都写上，再派个听差来，明天领着我跟润二爷一家一家去查。” 
　　这使世寿与润昌的诧异更甚于他不愿住利顺德，两个人面面相觑，好久说不出话来。 
　　“怎么着？润二爷，”恩志问道：“我的话说错了？” 
　　“那里，那里！”润昌急忙分辩：“咱们先吃了饭再说。” 
　　及至下了馆子，只见润昌不断劝恩志的酒，世寿心里明白，帮着殷勤相劝，毕竟把他灌醉了。等送回旅馆，已经鼾声大作，打雷都惊不醒了。 
　　“到我屋里坐去！” 
　　世寿跟着到润昌屋子里，煮茗相对，世寿蹙眉低声，指指间壁：“怎么派了这么一个不懂事的来？” 
　　“有小醇王那样的主人，就有‘那位’那样的下人。咱们不管他，你说吧，这件公事该怎么办？” 
　　“润二哥，这趟是好差使，不瞒你说，我也大大地沾了你的光。只要这件案子一了，上头答应派我一个铜元局会办的差使，所以，润二哥你有话尽管说，我一定尽心尽力，替你办到。” 
　　“你说吧！我又不是不漂亮的人。” 
　　世寿沉吟了一下回答说：“祸是段香岩闯出来的，他愿意拿一万银子，袁大帅总也要送程仪，听说是四百两一份。润二哥，我沾的光不少了，又是老朋友，我分毫不落，涓滴归公。” 
　　“那也不必！交情是交情，办事是办事，大家按规矩来，少不得有你一个二八扣。不过，买个窑姐儿一万二千两，莫非我们两个连这个数都不值？” 
　　“要加个二千两，大概…　。” 
　　“不，不！我是作比方。” 
　　“那么，润二爷，你开个价儿！ 
　　“这可难说了！瞧你的面子，来这个吧！”说着，润昌伸出两个指头。 
　　“他的也有了？”世寿一指隔室。 
　　“你不必管他，那归我说话就是。” 
　　“是！是！”世寿赔笑说道：“润二哥，我不能驳你的老面子，这样吧，我把我那个二八扣省出来，明后天你带一万六千银子回京。间壁那位归你自己安排，我一字不提。” 
　　润昌盘算了一下，慨然答说：“好吧，世三爷，冲你的面子，就这么说。你也不必给我一万六，一万五就行了！按说，我从京里来，吃的、用的，该替你多捎一点儿，只为走得匆忙，来不及预备，那一千银子就算折干儿。至于那面你戴不戴帽子，就全在你自己了。” 
　　“不戴帽子，不戴帽子，自己人的事，我还想落后手，那成了什么人了？”世寿紧接着说：“公事呢？润二哥预备怎么办？” 
　　“怎么都可以。不过，我得跟你说明白，案子里有关系的人，过两天得进一趟京。” 
　　世寿大吃一惊，“怎么？”他问：“还得过堂？” 
　　“什么过堂？醇王和孙中堂跟大家见个面，随便问几句话，不必慌张，反正凡事有我。” 
　　“好，好！一切拜托。”世寿想了一会说：“明天上午，我派车来接，请润二爷一个人来好了。” 

　　　　　　　　　　　※　　　　　　　 ※　　　　　　　　 ※ 

　　到得第二天，恩志宿酲未解，躺在床上起不来，润昌正好单独赴约。 
　　见面的地方是在一家饭馆里。跑堂的将门帘一掀，只见里面除了主人还有个陌生人在，经世寿引见，才知道就是王锡瑛。 
　　王锡瑛春风满面，笑起来眼角两道极深的鱼尾纹，正是走桃花运的脸孔。对润昌当然巴结得无微不至，但言不及义，而世寿亦一直等他托词告辞以后，才谈正事。 
　　“润二哥，你点一点！”世寿将一个鼓起来的红封袋摆在润昌面前，又加一句：“不必客气，点一点的好！” 
　　这是笔润昌从未经手过的大款子，自然要作一番检点。一共是十五张银票，每张一千两，丝毫不错。 
　　“再有东西，请润二哥过目。” 
　　润昌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卑职等到津后，即访歌妓杨翠喜一事…　。” 
　　“原来是替我们代拟的，复命的公事。” 
　　“对了，若有不妥，咱们再商量。” 
　　于是，润昌聚精会神地，一面看一面轻声念道：“当时天津人皆言杨翠喜为王益孙买去。当即面询王益孙，称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间，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名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元，并立有字证。再三究问，据王锡瑛称，现在家内服役…　。” 
　　念到这里，润昌抬眼问道：“杨翠喜真的在王家？” 
　　“是的，在王家！”世寿答说：“让王益孙捡了个大便宜。” 
　　“那…　。” 
　　“润二哥，”世寿赶紧拦他的话：“王益孙不是不开窍的人，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另外还有一点小意思。润二哥，看我的面子。” 
　　润昌不作声了，接着往下看：“又据杨翠喜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于二月初间，经过付人梁二生身父母说允，将身卖与王益孙名锡瑛充当使女。复据杨翠喜之父母，并过付人梁二等称：伊养女杨翠喜实在王益孙名锡英家内，现充使女等语。” 
　　“嗯，嗯！”润昌凝神考虑了一会说：“这话都要他们记清楚，不然，到了京里会露马脚。” 
　　“当然，当然！” 
　　“也还得让我见一见。” 
　　“应该，应该。润二哥，你再往下看。” 
　　这稿子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为载振洗刷风流罪过，第二段才是替奕劻澄清受贿十万金一事。润昌离京以前，就曾奉到孙家鼐的指示，父子同案，轻重不同，有无纳贿情事，应当格外细查。所以他觉得不能只凭世寿送来这么一个稿子，轻易上复。 
　　“我并无他意，只是为了把事情办妥当。”润昌很急切地解释：“案内一干人证，要提进京去面询，这话我已跟老兄说过。杨翠喜跟她的养母，上头不会多问，问到就说得不大对，也还不要紧。至于庆王的这重公案，情形就不同了，一定会问得很仔细，而且虽是商人，到底也是官儿，说一句是一句，一字不符，出入甚大！所以，我想形式一定还是要做。” 
　　所谓“形式一定要做”，意思是必定将有关人证找来问一问。这不过稍为麻烦些，关系不大，只是有件事，不能不弄清楚。 
　　“润二爷，你要找人来问，是一个人问，还是两个人问？” 
　　“一个人问如何？两个人问又如何？” 
　　“如果是润二爷你一个人问，那就没话可说。倘或是跟恩参领一起问，怕他问到不在路上，彼此合不上拢，岂不糟糕？” 
　　“这没有什么！”润昌答说：“第一，他问得不在路上，只要答的人心有定见，有把握就回答，没有把握就推托，说一声‘不知道’，‘记不得’，‘不清楚’，都无不可！” 
　　世寿把他的话细细听了一遍，完全领会了，点点头说： 
　　“好！我会安排。” 
　　“第二，说到合不上拢，你也可以放心。恩参领那里能提笔？将来禀复，是我主稿，我当然会叫它合上拢。再说，你有现成的稿子在这里，我只按你上面写的去问，答得不错，我就用这个稿子抄一抄，往上一送，怎么会合不上拢？” 
　　“那就是了！”世寿欣然问说：“你看什么时候找他们来？” 
　　“明天上午吧！今天我得在恩参领身上下点工夫，能把他说服了，只听不开口，那就最好。” 

　　　　　　　　　　　※　　　　　　　 ※　　　　　　　　 ※ 

　　回到旅馆，只见恩志穿一件小棉袄，裹着被靠在床栏上。头上扎一块帕子，太阳穴上贴着两小方头痛膏，精神萎顿得很。 
　　“好家伙！”他一见了润昌的面就说：“那是什么酒？这么厉害！” 
　　“酒并不厉害，是喝得太多了。”润昌关切地问：“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看创？” 
　　“不必。”恩志答说：“一半是闷得慌，不知道你上那儿去了？公事还没有动手，我又不能出门，就能出门也不知该干什么？” 
　　听他说得如此无奈，润昌不觉失笑，“因此，你只好躺在床上装病玩儿了！来，来，起来！” 
　　他去掀他的被，“洗洗脸吃饭，还得喝一点儿酒，这个名目叫作‘以酒醒酒’。” 
　　说着，润昌替他叫来四个菜一个汤，另外带一瓶玫瑰露，恩志强打精神，坐下来喝了两口醋椒鱼汤，觉得很受用，胃口慢慢地开了。 
　　“你别客气，我是吃了饭回来的，陪你坐坐。”润昌问道： 
　　“你这趟来，醇王是怎么交代你来的？” 
　　这让恩志很难回答。原来他是醇王府属下的护卫，当差颇为谨慎，载沣特意派了他这个差使，说是“调剂调剂”他。载沣说话，固然辞不达意的时候居多，恩志也太老实了些，连“调剂”二字都不甚明白，只好向同事去请教。 
　　同事告诉他，这是醇王挑给他一个好差使，此去查案，不管是什么人来接待，必然会送个红包。至于红包的大小，要看他自己的做法。那同事又教他，凡事刁难，让人家觉得他不好对付，自然就会大大的送个红包。 
　　然而，恩志却又不懂如何刁难，只得抱定宗旨，乱找麻烦，这话自不便对润昌说，但又觉得此人不错，不忍欺他。想来想去，只好说一句老实话。 
　　“王爷说，这趟派我出来，是‘调剂调剂’我。” 
　　一听这话，润昌喜在心头，表面上仍旧平静地问：“那么，你老兄打算要个什么数目呢？” 
　　“我不知道。”恩志答说：“千儿八百的，总该有吧！” 
　　润昌益喜，也益发冷静，想了好一会说：“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上头派了我这个差使，也是为了调剂调剂我，不过千儿八百不行。” 
　　“你想要多少呢？” 
　　“我想要他五千银子，咱们俩对分。” 
　　恩志大为兴奋，却又迟疑地问道：“行吗？” 
　　“一定行，也许还能多搂几文。不过，你一切得听我的。” 
　　“行！”恩志答应着，大大地喝了口酒。 
　　就这样，轻易地将恩志摆布得服服帖帖。第二天上午，两人由世寿陪着到了商务局，便由润昌一个人出面打交道。 
　　对方一共三个人，穿的都是便衣，问起来却都有前程。王竹林是三品的候补道，充当商务局总办，亦算管着直隶的一个衙门，所以润昌很客气地请他对坐谈话。 
　　“竹翁的台甫是？” 
　　“贤宾。”王竹林答：“圣贤的贤，宾客的宾。” 
　　“竹翁的本业呢？” 
　　“做盐。” 
　　“长芦盐商阔得很…　。” 
　　“不，不！”王竹林急忙分辩：“现在大不如前了，糊口而已。” 
　　“不必客气！”润昌又问：“平时跟段香岩有没有往来？” 
　　“认识，没有往来。” 
　　“那么，怎么说你替他筹了十万银子，送庆王作寿礼。” 
　　“那是那班都老爷，吃饱了饭没事干，瞎造谣言。”王竹林答说：“本局每年的入款不过七千多银子，勉强够开销，那能筹十万银子送人。而况，公费支销，也不是我一个作得主的。” 
　　“还有谁？” 
　　“本局的商董一共七个人。” 
　　“都在这里没有？” 
　　“商董开会才来，只有一位兼协理的宁世福在这里。” 
　　“那就请这位宁协理来谈谈。” 
　　这宁世福捐的是个候补知府，若论官位，比润昌还高，不过既然穿了便衣来，便是自居于商人之列。他的态度很谦恭，而且也会说话，提到十万银子，脸上有极诧异的表情。 
　　“十万银子？”他说：“不但未见，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也许你不知道。” 
　　“不会的！王总办遇事都要跟我商量。再说，十万银子，既不是我出，也不是王总办出，那就一定是商家分摊。请润二爷仔细打听，不难水落石出。” 
　　“是的，我要仔细打听。” 
　　“喏！”宁世福指着外面说：“刚才那位姓郑的，开着一家银号，专门兑钱，一天进出七八万，是个大买卖。润二爷不妨先问问他。” 
　　“好！”润昌说道：“我先问句话，福翁，你们在局的商董，可能共同具结。” 
　　“当然！”宁世福问：“这个结怎么写法？” 
　　“只说并无为段某某筹措十万金之事，就可以了。” 
　　“那好！我马上就办。” 
　　于是，一面由宁世福去具结，一面由润昌找了预先安排好的钱商郑金鼎来问话，答语与王竹林、宁世福所说，大同小异。 
　　“既无其事，可以不可以具结？”润昌说道：“不是你一个人，天津的大商家共同具个结。” 
　　“这…　。”郑金鼎迟疑着，面有难色。 
　　“可以，可以！”王竹林赶紧接上来说：“我是商务局总董，事情又与我直接有关，我来找各大商家具结。’ 
　　要具结方便得很，商务局平时常为各商家有所呈请，或者办什么报销，刻有一大批图章，盖上就是。麻烦的是案内人证，均须进京，听候面质，其中杨翠喜忽然胆怯，不肯抛头露面，事情成了僵局。 
　　“不要紧！”世寿向润昌拍胸担保，“一定让两位交得了差。” 
　　“这不是我们交得了差交不了差的事，是她自己的祸福所关。”润昌又说：“照这样子，我们另有件事放不下心了。” 
　　“请教！” 
　　“杨翠喜这样子不听话，到得醇王跟孙中堂问的时候，她如果不按商量好的说法说，那漏子就大了！” 
　　“不会，不会！她不能跟自己过不去。总而言之，两位的差使，打这儿起就算交了！在天津逛逛，乐个一两天，舒舒服服回京。” 
　　听得这么说，润昌越发放心。回到客栈，取出三千两银票，交到恩志手里，自己实收一万二，还赢得了恩志的连声道谢，自是踌躇满志，得意极了！ 
　　“找点乐子吧？”他向恩志说。 
　　“都说天津的侯家后，赛似京里的八大胡同。”恩志缩着脖子笑道：“咱们瞧瞧去！” 
　　“那得人带路…　。” 
　　“用不着，用不着！”恩志办事很老实，唯独花街柳巷，内行得很，“有人带，就不好玩儿了，自己摸着去才有趣。” 
　　润昌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走出房门才想起，身上揣着一万多银子的银票去逛窑子，这件事危险得很。万一让剪绺的扒了去，说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若要问到那里来的这么一大笔钱？更是无辞以对。 
　　“你等等！”润昌回到自己屋子里，打开箱子，将整把银票塞在箱底，只带了百把两银子在身上，但自信到侯家后已是阔客了。 
　　安步当车，一路问，一路逛，很容易地找到了侯家后，果然热闹非凡，但如说可与八大胡同相提并论，却又未必。 
　　不过，有一样花样是八大胡同所没有的，有公然聚赌的宝局子。润昌一听“沙啷啷”骰子响，手心就痒了。 
　　“等一等！”他拉住恩志，“等我进去看一看！” 
　　“算了，算了！”恩志的兴头不在此，不肯进去，“已经发了一笔横财了，不会有第二笔。走吧！” 
　　“不！”润昌抬头一看，对面就是一家妓院，名叫“梨香院”，便即用手一指，“你先去‘开盘子’，我一会就来。” 
　　恩志无奈，只好“单嫖”去了。润昌精神抖擞地，昂然直入。初进大厅，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还不了解情形。稍微站一站，就弄清楚了，是一桌宝，两桌牌九，他毫不考虑地，往牌九桌边走去。 
　　推庄的是个大胖子，穿一件油光闪亮的缎子夹袄，胸前拴一根有小手指这么粗金表链，面前银票、银元一大堆，只是在嚷：“快押、快押，别蘑菇！” 
　　见此光景，润昌且不出手，看了两把，觉得下门不坏。此念一动，想到那一万两千银子，顿觉胆粗气壮，往口袋大把一兜，将银票都抄在手里，捏紧了往下门一丢，嘴里说一声： 
　　“春天不开路！” 
　　这是来了豪客了，大家都抬头来看，润昌声色不动，只望着庄家。 
　　庄家将银票稍微拨了一下，没有说话，往桌面上撒骰子，是个九点，拿起头一把牌，就往外一翻，漆黑一片，立刻引起一片笑声。“黑鬼子抗洋枪！”上门有人说：“有点子有钱。” 
　　翻出来是八点，天门两点，下门看牌的那人，不大爽脆，先翻一张，是张长三，再翻一张，是个长二。这下轮到庄家笑了！ 
　　“别吃别！”他说：“有这‘春天不问路’的一注，配过有余。” 
　　润昌脸上讪讪地，好不得劲，唯有转身就走，想想实在有点不服气，到得梨香院，却又折回客栈，开箱子取了一千两银票再来赌。 
　　越赌火越大，每到他将近翻本，打算歇手时，必定连输三注，想走不可，送光为止，这样一连回了客栈四次，自己都不大记得输了多少了。 
　　第五次回客栈，正把箱子来开，听得门口有人在说：“我的老爷子，你倒是怎么回事啊？” 
　　回身一看是恩志，他在梨香院等得不耐烦，到宝局子又找不到润昌，心里很不放心，才赶了回来，果然把人找到了。 
　　“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恩志看着他的手说：“怎么着，你还要去赌啊？” 
　　“我再去一趟。” 
　　“你输了多少了？” 
　　“我输…　。”润昌猛然会意，不能说实话，“没有输，没有输。就一百两银子，玩了好半天。” 
　　“没有输就算了。辛辛苦苦来一趟，何苦？” 
　　润昌不便再坚持，狠一狠心，斩断了想赌的念头，将银票仍旧塞回箱子里。 
　　到得就寝时，关起房门，细细点数，说来正巧，剩下的不多不少，恰恰三千两正。 
　　“命也！运也！”润昌反倒睡得着了。 

　　　　　　　　　　　※　　　　　　　 ※　　　　　　　　 ※ 

　　传询杨翠喜等人的第二天，醇王与孙家鼐便即会衔复奏，一切都如在天津的安排。慈禧太后看完折子，连同载振自请开缺的奏折，一起发交军机。 
　　奕劻看完，自感欣慰，心里在思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载振可望保住原职了。那知瞿鸿玑有不同意见，认为言官固可闻风言事，但不能摭拾浮言浪语，污蔑亲贵，此风不可再长！ 
　　奕劻当然不便为赵启霖说话，只好请旨办理。慈禧太后却深知其中的妙用，乘机要裁抑奕劻的势力，便即说道：“赵启霖除非不处分，要处分就该革职。” 
　　奕劻不作声，瞿鸿玑答一声：“是！” 
　　“先拟旨来看。” 
　　于是将原折及慈禧太后的意思，告诉了“达拉密”，引叙原文，拟成一道上谕： 
　　“前据御史赵启霖奏参新设疆臣夤缘亲贵一折，当经派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具奏。兹据奏称，派员前往天津详细访查。现据查明杨翠喜实为王益孙即王锡瑛买作使女，现在家服役。王竹林即王贤宾，充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往来，实无措款十万金之事，调查帐簿，亦无此款，均各取具亲供甘结等语。该御使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查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罪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防民生之利病，皆当剀切直陈，但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观听，致启结党倾陷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出，定予从重惩办。” 
　　旨稿送到奕劻手里，颇有局促之感。他这个亲王与众不同，别人是袭祖父的余荫，安享尊荣，他是打过滚来的，由疏支的辅国将军、晋贝子、贝勒，而爬到郡王，再进而亲王，什么炎凉世态，险巇人情没有经过？因此，他的长处就在有自知之明，舆论对他们父子的批评，完全明了。上谕煌屯，固然可以遮外省的耳目，但辇毂之下，防民之口，有如防川，必有人为赵启霖大大地不平，而况有岑春煊在，岂能默尔而息？ 
　　看来难安于位了。 
　　这样一想，决定不顾嫌疑，毅然说道：“子玖，措词太严厉一点，我看要改。” 
　　瞿鸿玑故意报以苦笑：“我何尝不想改，赵某是我的门生岂有不想回护他之理。无奈面奉懿旨，拿他革职，王爷。”他问：“措词若非如此严厉，这个职怎么革得下来了？” 
　　“其实革职也重了一点，申饬或者至多让他回原衙门行走，也就是了。” 
　　“嗐！”瞿鸿玑大不以为然地：“王爷怎么在承旨的时候不说？” 
　　奕劻语塞，只好将旨稿送了上去。不久，第二次叫起，慈禧太后将载振的奏折发了下来，垂询处置的意见。 
　　这个奏折是杨士琦手笔，瞿鸿玑事先已经听说，立言有法，是个必蒙嘉慰的奏疏，所以看得很仔细，是一字一句的默念。 
　　“奴才派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方滋履薄临深之惧，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以致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局蹐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为庸钝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思维再四，辗转徬徨，不可为臣，不可为子。唯有仰恳天恩，准予开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要缺，以及各项差使。愿此后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果然写得好！瞿鸿玑暗暗赞许，但却不便表示意见，只说：“亲贵大臣的进退出处，向来非臣下所敢妄议，请皇太后、皇上裁夺。” 
　　“这个折子写得很恳切。”慈禧太后问道：“奕劻，你的意思怎么样？” 
　　奕劻唯有免冠碰头，用惶恐的声音答说：“奴才的儿子不肖，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其罪该死。这个折子，亦是出于悔过的愚诚，请皇太后、皇上俯准所请，奴才亦同感成全的恩德。” 
　　“既然这么说，我可不能不准奏了。”慈禧太后又说：“载振人很聪明，好好多念两年书，将来不怕没有重用的时候，写旨来看吧！” 
　　于是，军机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的格式，写下一道上谕： 
　　“载振奏沥陈下悃恳请开去各项差缺一折，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这两道上谕，连同载振的原奏，经由宫门抄与新闻纸传布京内京外，顿时成为茶坊酒肆无人不谈的话题，谈奕劻父子，谈杨翠喜，谈段芝贵，也谈赵启霖。 
　　但在朝贵的书房中，所谈的却是岑春煊与瞿鸿玑，而瞿鸿玑又比岑春煊更可谈。大家所不解的是，奕劻本无意报复，而瞿鸿玑又立足以救门生，何以竟忍心让门生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且不说师弟之情，不同泛泛，只就利害来说，瞿鸿玑走的是李鸿藻、翁同龢的路子，以收物望为固位的基础，倘或能照应门下弟子而吝予一援手，试问还有什么人愿意捧这位老师？ 
　　唯一的解释是：一条苦肉计。非此不足以逼迫载振去位。拿一个监察御史交换一个尚书，在瞿鸿玑是很合算的买卖。而况赵启霖之复起，并不是很难的事，倘或瞿鸿玑能逐去奕劻，独掌军机大权，起复一名五、六品的官儿，根本就不在话下。 
　　了解到这一层，奕劻有如芒刺在背，但其他旗下人员，则视岑春煊如蛇蝎，尤其是内务府，从堂官到司员，无不战战兢兢，深怕一不小心，落个把柄在他手里，那就糟不可言了。 
　　为此，杨士琦为奕劻划策，内而求援李莲英，外而策动袁世凯，齐心合力，扳倒瞿、岑。奕劻当然接纳，而且就委托杨士琦到天津跟袁世凯去面谈。 
　　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京了。杨士琦在天津勾留的时间虽短，成就却不小，“王爷，”他说：“袁宫保的意思，攻瞿必先去岑，岑如不去，盛杏荪的势力卷土重来，那就要成大患了。” 
　　“盛杏荪？”奕劻有些困惑，“莫非岑三早就跟他有勾结？岑三自命清廉，盛杏荪又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会跟他谈的来？” 
　　“盛杏荪不是什么好东西，岑三又是什么好东西？仕途上原是以势相结，不问本心。袁宫保有确实消息，盛、岑在上海走得极近。朱某之被劾，就是盛杏荪的报复，而岑三甘为所用。即此一端，可想而知！” 
　　“这话有根据吗？” 
　　“怎么没有根据！” 
　　杨士琦将从袁世凯那里听来的故事，转告奕劻。据说朱宝奎不独由于盛宣怀的提携，办铁路发了大财，并且在盛门执贽称弟子，应该在“死党”之列。谁知朱宝奎进京，在谒见醇王载沣时，问起盛宣怀的为人，朱宝奎下了七个字的评语：“外君子而内小人。”盛宣怀耳目众多，得知此事，将朱宝奎恨之入骨，所以在上海面托岑春煊，务必为他报复，而岑春煊不负所托，居然在到京几天之内便为盛宣怀办成了这件快心之事。由此去看，岑、盛的交情，岂得谓之不深。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我倒不知道。”奕劻接下来问：“去岑是如何个去法？慰庭跟你谈了没有？” 
　　“谈了！不但谈了，且有成议了，不但有成议，且已付诸实行了。这两天请王爷格外留心两广来的电奏。” 
　　“你是说周玉山的电奏？” 
　　周玉山就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两广总督周馥。袁世凯也是定下一条苦肉计，牺牲亲家以攻岑，设计甚巧，奕劻听杨士琦说完，大为赞赏。 
　　“妙极，妙极！”他说：“你给慰庭去个电报，不妨从速，宫里我都说好了。” 
　　“是跟皮硝李接的头？”杨士琦问：“他怎么说？” 
　　“这件事，莲英说不上话，由他去托大格格。不过，这份礼，”奕劻有痛心的表情，“可是不轻！” 
　　“重到什么程度？” 
　　“不谈了，反正我不说，你总也会知道。我只托你务必把彼此休戚相关的意思跟慰庭说到。” 
　　于是杨士琦又去了一趟天津，依旧是倍宿即返，这趟带来一笔巨款，有六十万两银子之多。不过，交到奕劻手中时，却附着几句话。 
　　“慰庭让我转禀王爷，北洋已尽全力报效，就为的休戚相关，慰庭又说，如今已不是求福，是求免祸。” 
　　奕劻且不接银票，神色沉重的想了好一会说：“我也知道，这六十万银子是北洋的公款，倘或慰庭不保其位，查这笔帐就能出大祸。他说不是求福，是求免祸，我说非福即祸，非祸即福，祸福在此一举了。” 
　　第二天，奕劻便准备了一个红封套，黎明带入宫中，派苏拉去辗转传达，请李莲英中午务必出来见一面，他在王公朝房等候。 
　　过了十二点钟，李莲英未来，来了个世续。进门行了礼，疾趋到奕劻面前低声说道：“王爷请借一步说话。” 
　　“喔！”奕劻站起身来，走到远处坐下，他的贴身跟班，理会得是有不足为外人知道的话要谈，便在门口一站，替他遮挡闲人。 
　　“莲英有差使不能来，让我来见王爷。”世续紧接着说：“王爷有话尽管跟我说，如果一定得找莲英，他晚上到府里来伺候。” 
　　奕劻很机警，觉得这件事不但不必瞒世续，而且正要让他知道，当即答道：“跟他说，跟你说，本来我就要托你办的。 
　　这里有笔款子，让他跟大格格分着花。” 
　　世续将红封套接了过来，一看便说道：“没有封口。” 
　　“对了！” 
　　“封了口的，我原样转交，没有封口，我可得问个数，免得经手不清。” 
　　“是这个！”奕劻伸了一只手指。 
　　“十万？” 
　　“不！你看了就知道了！” 
　　抽出一看，是两张银票，一张六十万两，一张四十万两。世续吓了一大跳，两眼眨巴了半天问：“王爷一定还有话让我带去吧？” 
　　奕劻想了一下说：“一时也说不尽，反正‘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有什么动静，莲英自然知道。” 
　　“是了！东西跟话，一定原封不动转到。我想莲英晚上大概会去见王爷。” 
　　果然李莲英这天特地到庆王府去见奕劻，不断地请安道谢以外，很谨慎地探问，有何可以效劳之处？同时又说，荣寿公主受此重馈，亦深为不安，必得给奕劻尽点什么力，心里才能好过些。 
　　荣寿公主居然主动作此表示，在奕劻还是第一次经验，心中大感安慰，当时便与李莲英促膝深谈，约莫有一个更次，方始结束。 

　　　　　　　　　　　※　　　　　　　 ※　　　　　　　　 ※ 

　　两广总督周馥来了一个电报，说是“乱党”闹事，愈形猖獗，目前除了尽力防范以外，还得加意安抚会党，以免相互勾结，蔓延而成不可收拾之祸。词气之间，亦微露精力衰迈，力不从心之意。 
　　慈禧太后一看这个奏折，不免又上了心事。荣寿公主察言观色，知道奕劻与袁世凯的密谋已经发动了，便关切地旁敲侧击，很快地让慈禧太后吐露了烦恼。 
　　“还不是闹‘乱党’！为什么‘乱党’总是出在广东呢？”“‘乱党’那里都有，只看地方官行不行？”荣寿公主说： 
　　“山东紧挨着直隶，当年拳匪就不敢进德州一步。” 
　　“那是袁世凯。” 
　　“周馥不是袁世凯的亲家吗？” 
　　“是啊！可是，袁世凯是袁世凯，周馥是周馥！” 
　　荣寿公主不作声了。慈禧太后亦没有往下再谈，静等军机处议奏。谁知就在这时候，广东又来了个急电，说钦州土豪刘思裕聚众劫掠，有攻打城池之意，来势汹汹，请速派大军，兼程入粤剿匪。 
　　这个电报到京，是扣准了时候的。送到军机处，恰在上午十点多钟。军机章京译好送呈军机大臣，瞿鸿玑略略看过，随即吩咐用黄匣子送至内奏事处，转递至御前，正是慈禧太后传膳之时。 
　　一看这个电报，席前方丈无下箸处了，慈禧太后一下子失去了食欲，摇摇头将筷子放了下来。 
　　见此光景，李莲英向荣寿公主使个眼色，然后另外抬上一张食桌，荣寿公主一面伸手去揭大碗上的银盖子，一面说道：“今年的鲥鱼进得早。可不知道新鲜不新鲜？” 
　　“不用了！”慈禧太后摇摇手，起身就走。 
　　荣寿公主急忙上前搀扶，到得膳后喝茶休息的偏殿，关切地问道：“老佛爷怎么了？今儿吃得不香。”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烦死了！” 
　　荣寿公主把握机会，不徐不疾地说道：“我看老佛爷是累了！岑春煊所奏的，不错，都是为了国富民强。话很不错，可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光说也没有用。现在每次召见岑春煊，都要费到一两个钟头，奴才真是着急，老佛爷太累了，不大相宜。” 
　　“岑春煊的性子太急。” 
　　“性子急没有用！要看事情，该急的急，该缓的缓。而且事情要靠大家办，不该光逼上头。” 
　　就这时候，李莲英来请示，原先奕劻已递了牌子，为今年万寿的庆典，请求“叫起”，慈禧已吩咐在膳后召见。此时是否“撤起”，来取进止。 
　　慈禧太后方在沉吟，荣寿公主就怂恿了，“还是叫起吧！” 
　　她说：“跟庆王聊聊，也散散心。” 
　　“好吧！叫！” 
　　于是，就在乐寿堂西的三友轩，召见庆王奕劻。他先奏陈了万寿庆典应该预备的事项，提到广东应该进贡的焰火等物，说是潮州、钦州一带，匪氛甚炽，贡品恐不能如数进献，须另筹补充。 
　　这让慈禧想到了刚才收到的电报，随即唤人将原电取了来，交奕劻阅看，垂询如何处置。 
　　“这情形很不好。‘三点会’刚在潮州闹事，还杀了地方官，如今钦州又闹土匪，倘或不办，跟革命‘乱党’勾结在一起，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奕劻紧接着说：“周馥勤慎有余，到底精力衰迈，胆小怕事，恐怕应付不下来。上次袁世凯进京，也跟奴才谈起，说他亲家的才力有限，年纪也大了，不宜在两广，奴才真怕他不幸而言中。” 
　　“原来袁世凯也这么说？” 
　　“是！” 
　　“那么，你看调谁去好呢？” 
　　“这个……，”奕劻沉吟了一下，面容肃穆地说：“奴才不敢以私害公。岑春煊跟奴才不和，奴才可不能埋没他的长处，论到带兵剿匪，眼前只有他跟袁世凯两个。可是论到威望，袁世凯又输他一着了！”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带兵就要靠威望！岑春煊是好的，而况两广他最熟悉，真正人地相宜。可有一层，刚刚内调，怕他嫌辛苦，不肯再去。” 
　　“这话奴才可不敢苟同了。君命如天命，爱去不去，那里可以随臣下自己高兴？何况岑春煊受恩深重，更不应该怕吃辛苦！”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就这样吧！他很忠心的，谅来不会推辞。” 
　　“是！”奕劻答应着，又谈了些他项事情，跪安退出。 
　　出宫便回府，对于召对所作的决定，即便是对亲信，亦只字不露。第二天领班进见，首先便提周馥那个电报，只说广东的情势凶险，周馥请求派兵，应准所奏，交北洋从速办理。 
　　“兵是要派的，不过有兵也得有人会带。”慈禧太后说：“周馥不是带兵的人，而况年纪也大了。我想还是叫岑春煊到广东去吧！” 
　　“是！” 
　　就这样三言两语，便定了局。在瞿鸿玑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岑春煊本人更是既惊且怒，错愕莫名，毫不考虑的上折告病，自请归田。 
　　这不用说，当然温旨慰留，上谕中说：“岑春煊奏，恳请收回成命，另简贤员一折，岑春煊病尚未痊，朝廷亦甚廑念。唯广东地方紧要，现在廉钦等处均有土匪滋事，潮州府属之饶平县境，竟有聚众戕官重案，周馥恐难胜任，非得威望素著，情势熟悉之人，不足以资镇慑。该督向来办事认真，不辞劳怨，前在该省筹防一切，深合机宜，是以特加简畀，务当迅速赴任，通筹布置，安良除暴，消患未萌。该督世受国恩，当此时事艰难，自应力图报称，勉副朝廷惓怀南服，绥靖岩疆之意，毋得再行固辞。” 
　　此外又赏了十天假，在岑春煊来说，面子十足，不便再闹意气，否则就会自讨没趣。不过他当然亦不甘于就此离京，一天一个折子，痛陈时政，字里行间，夹枪带棒地将他看不顺眼的人，冷嘲热讽，方带着北洋新军将领田中玉由天津乘海轮南下，先到上海，再到广州。 

　　　　　　　　　　　※　　　　　　　 ※　　　　　　　　 ※ 

　　当岑春煊离京时，赵启霖亦方在摒挡行装，预备回湖南先住一阵再说。凡是言官因弹劾权贵而落职回乡，是件最出风头的事，朝士识与不识，大都会设宴饯行，甚至馈赠路费。离筵往往设在松筠庵——杨继盛的祠堂，是御史经常聚会之处。 
　　这一次公饯赵启霖，却不在松筠庵，而在陶然亭附近的龙树寺。此寺以一株极古的龙爪槐得名，张之洞当翰林时，最喜欢在这里作文酒之会。有一年与潘祖荫联名作东，大会名士，作诗作到下午四点钟，还不见开席，饿火中烧的客人，忍不住索食。两位主人，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原来潘祖荫以为张之洞预备了，张之洞则以为潘祖荫必亦预备了，结果谁也没有备饭。荒陂冷寺，由于这个轰传九城的笑话才大大地出名，常有骚人墨客的足迹。 
　　这天的主人是民政部参议汪荣宝。当客人到达时，壁间已贴了一张诗笺，题目叫做“赠别”，下面署名“衮甫”，正是汪荣宝的别号。 
　　这自然是赠别赵启霖的诗，共是两首七律： 
　　“城阙阴阴白日倾，沧波渺渺客心惊。浊醒一石难成醉，雄剑中宵尚有声！虎豹自依天咫尺，蕙兰宁怯岁峥嵘？长吟径度桑乾去，万树鸣蜩送汝行。 
　　縆瑟高堂曲未同，明灯离席思难穷。岂期并世闻鸣凤，长遣行人惜逝骙，左掖花枝迷夜月，洞庭木叶起秋风。天书早晚思遣直，何处山幽问桂丛。” 
　　客人看了，少不得有所评论，也有人觉得是个大好题目，很可以步韵寄意。其中有个侍讲学士叫恽毓鼎，正在漫步构思时，忽然有个人在他耳边叫一声：“老爷！” 
　　恽毓鼎心无旁骛，不免吃惊，定睛看时，是他的贴身跟班高升，便即问说：“什么事？” 
　　“太太打发人来说，有位极要紧的客人来拜，请老爷赶紧回去。” 
　　“是什么要紧客人？” 
　　“没有说。”高升踏前一步，低声说道：“只知那位客人送了很重的一份礼。” 
　　“喔！”恽毓鼎考虑了一下，决定先行告辞，向主人撒了个谎，说家里来了常州的乡亲，必得赶回去见面，随即就坐车走了。 
　　赶回去一看，不由得诧异，客人原是常有往来的世交，此人名叫朱纶，是现任江苏藩司朱家宝的长子。朱家宝字经田，云南宁县人，跟恽毓鼎、赵启霖都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刘可杀”那一榜的同年，朱纶是捐班的同知出身，工于应酬，夤缘得充考察政治大臣的随员，叙劳绩保奖了一个知府衔，更由载泽的关系认识了载振，刻意奉承，极得宠信，因而一个万难补缺的知府，得以调到民政部去当员外郎。 
　　朱家父子都很懂得骛声气，偶尔也烧烧冷灶，恽毓鼎既是同年，又是御史，当然是逢年过节，送红包的名单上必有之人。此外，也常有土仪馈赠，每次都是朱纶亲自登门致意，“老伯，老伯”地叫得非常亲热，所以恽毓鼎对他亦颇有好感。 
　　等朱纶刚请过安，恽毓鼎便向听差发脾气：“明明是朱大少爷，怎么说是不熟识的生客？真正混帐！” 
　　“老伯，老伯！”朱纶急忙解释，“是小侄的不是，特意叫贵介不要说破，因对……，”他赔笑说道：“小侄有下情禀告。 
　　能不能容小侄书房伺候？” 
　　“喔，喔！”恽毓鼎有点明白了，“当然，当然。请！” 
　　进书房要经过后轩，只见桌子上堆满了礼物，有云南宣威火腿、吉林人参等，地上还堆着五十斤坛的花雕四坛，不言可知是朱纶送来的。 
　　“这是朱大少爷送的吗？”恽毓鼎特意问一声。 
　　“不中吃！”朱纶抢着回答：“请老伯不要见笑。” 
　　“太破费了！太破费了！”恽毓鼎一叠连声地说。心里有点嘀咕，知道朱纶有所求而来，而又决不是请“大笔一挥”，作篇寿序什么的，否则不必摒人密谈。 
　　果然！到了书房里，关上房门，朱纶开门见山地说：“小侄是衔了振贝子之命，特地来求老伯主持公道的。” 
　　“喔！这…　。”恽毓鼎吸着气说：“为王公亲贵主持公道，这，我还差几年道行。” 
　　“老伯太客气了！老伯一枝笔，横扫千军谁不佩服？”朱纶放低了声音说：“有个稿子，请老伯过目。” 
　　恽毓鼎接到手里，入目便觉心惊，只见案由是：“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有“枢臣”的字样，而又是载振所托，当然指瞿鸿玑。恽毓鼎心想，这一棒子过去，倘或打对方不倒，反弹过来，自己一定头破血流。 
　　这样想着，便先不看下文，抬头问道：“枢臣指谁？” 
　　“老伯看下去就知道了。” 
　　“不看我也知道。不过，世兄，”恽毓鼎微笑问道：“我很奇怪，何以不找别人，要找到我？” 
　　“这有个缘故。壬辰各位老年伯，都觉得只有老伯最看顾同年，众望所归，请老伯出面。” 
　　“这话，世兄，真是俗语所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了！” 
　　“我略微说一说，老伯就明白了。壬辰一榜，如今得意的，都跟庆邸、北洋处得极好，换句话说，庆邸跟北洋一倒，壬辰一榜，只怕都要大受打击。” 
　　“啊！”恽毓鼎一下子被提醒了，“这话不假！” 
　　他略略算一算，眼前朱纶的父亲朱家宝，就是走庆王的门路；现任农工商部侍郎的唐文治，是庆王府的西席；学部侍郎宝熙亦跟庆王很接近。而凡跟庆王接近的，亦都与北洋有渊源。如果庆、袁一垮，同年中受影响，确是大有人在。 
　　可是，赵启霖亦是壬辰科。提到这一点，朱纶认为瞿，赵以同乡而认为师生，乡谊重于同门之谊，正该群起而攻。 
　　“同门岂可相攻？”恽毓鼎有不以为然的神色。 
　　朱纶善于察言辨色，听出语气中并不是不可攻瞿鸿玑，便又说道：“还有件事禀告老伯，善化如久此执政，迟早会危及圣躬！” 
　　一听这话，恽毓鼎的双眼睁得好大，“这是怎么说？”他咄咄逼人地问。 
　　“善化几次造膝密陈，戊戌政变一案中获罪的人，应该起用，皇太后总是装聋作哑。这已很给他面子了，那知善化言之不已，只怕皇太后疑心是皇上的指使，那一来母子之间，不又生了很深的意见了吗？” 
　　“你这话，”恽毓鼎近乎呵斥地，“是听谁说的？” 
　　“庆邸、泽公，还有肃王都说过。”朱纶从恽毓鼎的脸色中看出，这个说法有用，所以又加上一句：“唐年伯也知道的。” 
　　他口中的“唐年伯”，便是唐文治。此人虽在庆王门下，但人品学问，均有可取，是同年公认的君子。朱纶引他为证，话就有力量了。 
　　恽毓鼎眨着眼想了好一会，点点头自语似地说：“是不可不去！不然就是皇上的一大隐患。” 
　　原来恽毓鼎倒也是爱君的人，不过他跟戊戌前后的新党不同，不以为爱君就必须反对慈禧太后，而以调和两宫，向往着母慈子孝的境界，自然以“保护圣躬”为重。这个想法跟张之洞颇为接近，不同的是，恽毓鼎的态度比较激烈。如今为朱纶所说动，深怕瞿鸿玑的做法，陷皇帝的处境于不利，所以决定去此隐患。 
　　这样一种了解，正是朱纶所期待的，忖度情况，已是水到渠成，不必再多说什么。果然，恽毓鼎开始看那个稿子了。奏稿的案由之下，写的是：“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玑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 
　　看到这里，他有疑问了。 
　　“何谓‘暗通报馆’？” 
　　“办《京报》的汪康年，不是恃善化为奥援吗？” 
　　“这不能说是‘暗通’。” 
　　“别自有故。”朱纶紧接着说：“宫里传出来的消息，有一次太后跟善化发了几句牢骚，言下至不满于庆邸父子。善化经由瞿汪两家内眷往来，把消息透露给汪康年，汪又悄悄告诉了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的政局有大变动，执政快要换人了。上头知道这件事，大为生气，说是不知什么人造谣？一查才知真相，认为善化是阴险小人，慈眷大衰。” 
　　“原来有此一说。那么，‘授意言官’自是指赵而言？” 
　　“是！”朱纶答说：“听说另外还有人。” 
　　“‘阴结外援’呢？” 
　　“不就是岑制军吗？” 
　　“这一款倒是情真事确！”恽毓鼎点点头又问：“你倒说，‘分布党羽’是怎么回事？” 
　　“老伯看下去就知道了。” 
　　下面是抨击瞿鸿玑的姻亲余肇康，于“刑律素未娴习，因案降调未久”，由于与瞿鸿玑是儿女亲家，因而得任法部左参议。此外还有许多“窃权结党，保守禄位”的“劣迹”。洋洋洒洒，写了上千言之多。 
　　恽毓鼎看完沉吟着说：“话好象说得过分了一点！” 
　　“老伯，不是这么说，怎么攻得下来。为了保护皇上，其势非如此不可！” 
　　恽毓鼎心想，这话不错！为自己设想，不攻则已，一攻非将瞿鸿玑攻倒了，才能安心，否则别人不倒，自身要倒。 
　　“好吧！”恽毓鼎说：“摆在我这里，容我考虑。” 
　　“是！”朱纶恭恭敬敬地告辞。 
　　到夜来，恽毓鼎绕室彷徨，有七分上折之意，却还有三分忌惮。正在为难之际，丫头来请，道是太太说的，“时候不早，请老爷回上房休息了。” 
　　到得上房，恽太太问道：“倒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事，弄得废寝忘食？” 
　　“你们女人家不懂！” 
　　“是啊，女人家不懂国家大事，只懂家务。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穷翰林当到那年，才当出头。” 
　　这时，平常受惯了讥嘲，他一向采取犯而不较的态度，此刻却有股郁勃不平之气，拍一拍桌子，倏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拿笔墨来！” 
　　恽太太与丫头相顾会心，伺候纸笔茶水，剔亮了灯，让恽毓鼎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先改朱纶的来稿，在词藻上好好修饰了一番，紧接又拿白折子来誊清。 
　　一鼓作气将奏折弄完，天都快亮了，抬头一看，恽太太还坐在旁边相陪。便讶然问道：“你怎么还不睡？” 
　　“你辛苦了一夜，”恽太太盈盈含笑地：“还不该陪陪你吗？” 
　　恽毓鼎久未见妻子如此温颜相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拱拱手说：“承情之至，你一定困了，快睡去吧！我让老妈子弄点东西吃了，也赶紧要睡了。” 
　　“我不困，煮了一锅鸭粥在那里，我叫人端来你吃。” 
　　于是喊醒丫头，预备早餐，鸭粥之外，还有四个碟子，一盘烫面饺。恽毓鼎奇怪，何以这天有这样丰盛的早餐，更奇怪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预备下的？ 
　　“烫面饺是昨天晚上包好的，拿湿手巾盖着，一蒸就是。”恽太太又解释他的第一个疑问，“你也苦了好几年了，应该过几天舒服的日子。” 
　　“想过舒服日子还早，”恽毓鼎叹口气说，“唉！还是从前好！子午卯酉的年分，总还有放主考的希望，象今年丁未，本该是会试的年分，弄个房考，有个十来个门生，也还有几百银子的贽敬好收。从科举一停，翰林真没有什么当头了。” 
　　恽太太笑笑不响，等恽毓鼎吃完粥洗了脸快上床时，她才问说：“朱家大少爷昨天临走的时候说，他今天中午还要来看你。回头他来了，要不要叫醒你？” 
　　“不必！你只告诉他，他托我办的事，我照他的意思办好了，今天不上衙门，明天递。” 
　　恽太太知道，所谓“递”就是递折子，当即说道：“交朱大少爷去递，不省事吗？” 
　　恽毓鼎想了一下说：“不好！不妥！” 
　　“那么，自己派人去递。你交给我，也了掉你一件事，可以放心睡觉。” 
　　恽毓鼎如言照办，然后上床睡觉，睡到午后起身，第一件事，便是问折子递了没有？ 
　　折子是交给朱纶了，恽太太却不肯说实话，“派人送到衙门里去了。”她从梳妆台抽屉里取出来一个红封袋说：“朱大少爷顺便把节敬送来了。” 
　　“节敬？”恽毓鼎诧异，“不是送过了吗？” 
　　“这不同。上次是他老太爷的，这次是庆王的。” 
　　“庆王的？” 
　　恽毓鼎急急接过红封袋来，上面什么字都没有，里面是一张满纸洋文的票据。幸好，恽毓鼎还认识“洋码”，五字后面拖三个圈圈，料想是外国银行五千两银子的支票。 
　　“这……，”他又惊又喜又不安，“这好象……。” 
　　“你不要说了！”恽太太抢着说：“庆王一天收的门包都不止五千两，你用他几个怕什么？” 
　　“是怕人说闲话？” 
　　“谁？谁敢说闲话？”恽太太说：“若是有人说闲话，倒更应该收了。不然，羊肉不曾吃，落个一身骚，那才真犯不着呢！” 
　　恽毓鼎觉得太太说的是歪理，可是真还驳不倒她，只好不提。不过想一想，还是有件事不安。 
　　“今天五月初三，折子一上去，节前就有下文，何苦连个节都不让人家好好过？这，一定会有人骂我刻薄！” 
　　恽太太不作声，而恽毓鼎却越想越觉得不妥，决定亲自上衙门，把要递的折子截住，过了节再说。 
　　见此光景，恽太太只好开口了：“跟你实说了吧！折子是朱大少爷拿去了。”她说，“朱大少爷的意思跟你一样，过了节再递。” 
　　“喔！你早该跟我说实话。”恽毓鼎突然神色严重地问： 
　　“这个封袋是你交了折子以后，他才给你的？” 
　　“那里，昨天就交给我了。他叫我先不要告诉你，怕你心里觉得是受了人家的好处，才动这个折子的。” 
　　“那还罢了！”恽毓鼎神色缓和了：“不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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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



　　端午一早，命妇进宫贺节，王公贝勒的福晋、格格到了许多。 
　　其中自然以醇王福晋的风头最健，恰好又逢她次子溥杰满月，所以为慈禧太后贺节以外，还有一片为醇王福晋贺喜之声。 
　　午间赐宴已毕，慈禧太后需要休息，年纪大了喜欢热闹，虽靠在软榻上打盹，却仍旧吩咐：“你们别管我，只管自己玩儿。可就是别走远了。” 
　　于是醇王福晋、荣寿公主、奕劻的居孀之女四格格、皇后的胞妹、镇国公载泽的夫人，聚在寝宫后面的屋子里闲谈。 
　　在荣寿公主导引之下，话题很自然地转到慈禧太后万寿上面，“今儿五月初五，日子过了一半了。”醇王福晋问道： 
　　“大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十月初十，五月初五，可不是过了一半了吗？”四格格失惊似的：“日子好快，一晃儿就到了。” 
　　“大姐！”醇王福晋重申前问：“咱们是该怎么孝敬呢？” 
　　“那还不是凭各人的孝心。”荣寿公主回答说。 
　　“话不错！可是总得看看老佛爷的意思。顺者为孝，爱热闹是热闹的办法，爱清静是清静的办法。”醇王福晋又问： 
　　“大姐，你听老佛爷提过没有？” 
　　“提倒提过。”荣寿公主没有再说下去。 
　　“怎么啦？怎么说来的？” 
　　“老佛爷自然体谅大家，说不必铺张……。” 
　　“不！”泽公夫人抢着说：“老佛爷归老佛爷，咱们还得好妹儿尽孝心。” 
　　“对了！就是这话。”醇王福晋问道：“七嫂，你听七哥是怎么说的，部里能拨多少款子？” 
　　“七哥”是指载泽。从载振开缺以后，度支部尚书溥颋调农工商部，遗缺便补了载泽。所谓“部里能拨多少款子”，不言可喻，是问度支部为万寿庆典能拨款几何？ 
　　“这倒不知道。”泽公夫人说：“他还能少拨吗？” 
　　“拨得可并不多。”四格格插进来说：“不过不能怪七哥。” 
　　“怪谁呢？”泽公夫人声音中非常惶恐，“七爷可是决不敢少拨的！” 
　　“怪谁啊？自然是怪军机。” 
　　“怪军机？”醇王福晋问：“莫非怪庆叔？” 
　　“我家老爷子也作不了主。”四格格答说：“如今是瞿大军机掌权，他说不行，就是不行！” 
　　声音很大，有些负气似的，只是在闭目养神的慈禧太后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就想到瞿鸿玑平时的奏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钱要多花在地方上。宫中的用度，应该尽量撙节。内务府冗员太多，亟宜大加裁减。”如今才知道，他还克扣着万寿的用费。 
　　“这位瞿大军机再干下去，咱们旗人的脸皮，都让他撕完了！”四格格恨恨地说：“当然一半也怪自己不争气。” 
　　“怎么呢？”泽公夫人问。 
　　“嗐！七嫂，”醇王福晋心直口快地说：“四姐自然是指振大爷的事。《京报》可是挖苦得过分了一点儿。” 
　　“也不只这一件事。反正冷嘲热讽，尽骂咱们旗人不对！ 
　　也不知他安的什么心？” 
　　“四姐，”醇王福晋接着四格格的话问：“听说办《京报》的汪康年，是瞿大军机的得意门生，两家内眷走得很近。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四格格冷笑道：“也不知泄漏了多少机密大事？说句实话，咱们知道的事，还没有外国人多！” 
　　“外国人？” 
　　“什么英国、日本派在这里的访员，不是外国人吗？” 
　　“这些人！”醇王福晋失惊地问：“那不要登报吗？” 
　　“当然。” 
　　“老佛爷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谁敢在老佛爷面前多嘴？” 
　　“这不成了私通外国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可是你说的那句话了，”醇王福晋说：“这位瞿大军机到底是安着什么心呢？” 
　　“谁知道？”四格格用一种祈求的声音说：“老天保佑，可千万别又连累了皇上！” 
　　“怎么呢？”醇王福晋与泽公夫人同声相问。 
　　“你们想…　。” 
　　“四妹，”是荣寿公主用威严的声音打断：“你别说个没有完了，凡事有老佛爷作主，要你着什么急。” 
　　荣寿公主在“载”字辈中，极其权威，这样疾言厉色地告诫，四格格自然不敢再说什么了。 
　　在此沉默之际，前面却有了声音。“大格格！”是慈禧太后在喊。 
　　“在这儿哪！”荣寿公主轻声说道：“前面去吧！醒了。” 
　　到得软榻前面，只见慈禧太后双眼怔怔地望着空中，不知在想什么心事？他人悚息以待，唯有醇王福晋恃宠撒娇似地说：“老佛爷倒是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没有答她的话，只说：“大格格，你叫人把那个什么《京报》，找几份来我瞧。” 
　　“是！”荣寿公主向四格格微微瞪了一眼，仿佛在责备她闯了祸似的。 

　　　　　　　　　　　※　　　　　　　 ※　　　　　　　　 ※ 

　　五月初六，恽毓鼎的折子递了上去，慈禧太后没有发下来。初七一早，传谕独召庆王奕劻。 
　　“你看看这个折子！” 
　　奕劻极快地将恽毓鼎的奏折看完，伛偻着身子将原件呈上御案，退到一旁。 
　　“皇帝，你看怎么办？” 
　　“请皇太后作主。” 
　　“我自然有主意。我只问问你的意思。”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如果你要保全他，我可以改主意。” 
　　皇帝大为惶恐，也相当困惑，不知道瞿鸿玑的事，怎么又扯到自己身上？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已决定罢黜瞿鸿玑。既然如此，何故保全？ 
　　不但不能保全，还得骂瞿鸿玑几句，因而移过原折来，一面看，一面说：“照他的劣迹‘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就该革职查办。” 
　　“查是要查的！”慈禧太后的语气缓和了：“革职，太不给他面子了。开缺吧！” 
　　“是！”奕劻问道：“请旨，派什么人彻查？” 
　　“少不得有孙家鼐。”慈禧太后说：“另外一个，你们看，派谁好？” 
　　再派一个自然要选满员。查案的人至少应与被查的人资格相侔，若以瞿鸿玑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官阶来说，不妨在满缺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中挑选一个，但奕劻建议的，却是陆军部尚书铁良。因为第一，借此贬低瞿鸿玑的身分；第二，铁良一向对汉人有存见，如果孙家鼐有卫护瞿鸿玑之意，加上一个铁良便可制衡了。 
　　“其实，也用不着查！”慈禧太后又说：“反正不能再用了，你倒拟旨来看。” 
　　一听这话，奕劻大喜过望，但立即便生警惕，这是极紧要的一刻，千万要沉着，所以定定神想了一下才回答：“回皇太后的话，类似情形，军机不便拟旨，历来都用朱谕，以示进退大臣的权柄，操之于上。” 
　　“我原是说朱谕的稿子。”慈禧太后将恽毓鼎的原奏发了下来。 
　　“是，奴才即刻去办。” 
　　一退了下来，奕劻一面派护卫飞召杨士琦，一面遣亲信跟李莲英去说，请他代奏，回头“递牌子”时，请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不必与皇帝相偕。 
　　不一会杨士琦应邀而至，先在王公朝房等候，奕劻得到通知，屈尊就教，摒人密谈：“这一状告准了，劳你大笔拟一道朱谕。” 
　　杨士琦笑了：“我猜到王爷找我必是这件事。”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已经预备了。” 
　　奕劻接过稿子，匆匆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很好！我马上就递上去。大概今天就可以见分晓了。” 
　　“是！” 
　　“你再替我拟个稿子，请开一切差缺。等朱谕一下来，紧接着就递。” 
　　“这，”杨士琦问道：“必得这么做吗？” 
　　“这么做比较妥当。”奕劻答说：“瞿子玖最近还请太后让我退出军机，我不能不有表示。”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也可以。” 
　　于是，奕劻立即又递牌子，果然只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召见。看了朱谕的稿子，认为可以，便即喊道：“拿匣子来！” 
　　伺候在殿外的李莲英，随即捧了个黄匣子，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亲手将那个稿子放入匣内，再上了小锁，吩咐送给皇帝。 
　　小锁的钥匙，皇帝那里也存着一把，开匣子看到稿子，自能意会，是用朱笔照抄一遍。所以李莲英不必多问，捧着匣子就走了。 
　　“我真没有想到，瞿鸿玑会这样忘恩负义！”慈禧太后颇为愤慨，“我待他很不薄，他竟容不得我！这年头儿，真是人心大变了！” 
　　“幸亏发觉得早，还不成气候。”奕劻说道：“皇太后当机立断，弭大患于无形，奴才实在佩服。不过，军机上只剩奴才跟林绍年两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意思是要添人，慈禧太后便问：“你看谁合适啊？” 
　　“奴才不敢妄保。只觉得总以老成谨慎为宜！” 
　　“老成”自然忠于太后，“谨慎”是决不会搞什么“归政”的花样。 
　　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才慢慢地说：“我自有道理！你先下去听信儿。” 
　　一回到军机处，只见林绍年颇有局促不安的模样；瞿鸿玑倒还沉静，不过脸色凝重，想来他心内亦必不安。每天循例宣召军机，何以至今尚无动静，只见奕劻一个人进进出出，不知出了什么变故？ 
　　好不容易来宣召了，内奏事处派来的苏拉平时大声说一句：“王爷、各位大人，上头叫起！”这天却改了说法：“王爷、林大人的起！” 
　　一听这话，林绍年脸色大变，瞿鸿玑默不作声，奕劻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进殿行了礼，皇帝开口说道：“瞿鸿玑不能再在军机了。 
　　你们看这道朱谕！” 
　　“是！”奕劻将朱谕接了过来，双手捧着看了一遍，回身递给林绍年。 
　　林绍年亦复双手高捧着看，一面看，一面手就有些发抖了。 
　　林绍年的心思极乱。因为瞿鸿玑是他的“举主”，而且就在不久以前，奕玑面奏以林绍年为度支部右侍郎，依新官制明定，除内务部以外，其余各部大臣，“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林绍年以候补侍郎补了实缺，便不得不奏请开去军机大臣上行走的要差。这是奕劻乘机排挤的手法，亦亏得瞿鸿玑力争，才有“林绍年着毋庸到任，所请开去要差，着毋庸议”的上谕。如今瞿鸿玑落得这个下场，自然应该为他乞恩保全。 
　　可是他也知道，瞿鸿玑犯的是密谋归政的嫌疑，中了慈禧太后的大忌，自己人微言轻，虽争无用，说不定还会碰个大钉子，因而踌躇未发。 
　　但此时此地，不容他细作考虑，慈禧太后已经在喊了： 
　　“林绍年！” 
　　“臣在。” 
　　“你说给瞿鸿玑，我已经格外保全他了！只要他以后安分守己，过两年也许还会用他。” 
　　“是！” 
　　“你可以先回军机，把朱谕拿给瞿鸿玑看。” 
　　“是！”林绍年因为捧朱谕在手，无须跪安。站起身来，退后数步，转身出殿，抹一抹额头上的汗，急步回军机处去宣谕。 
　　于是奕劻又成独对了。“外务部尚书，是个要缺，不便虚悬。”他说，“请皇太后、皇上简派。” 
　　“你看呢？可有什么合适的人？”慈禧太后问道：“吕海寰怎么样？” 
　　吕海寰是举人出身，当过驻德公使，回国后当过工部尚书、陆军部尚书。在老一辈的洋务人才，相继凋零，后一辈的资历尚未能任卿贰，青黄不接的此际，吕海寰的资格算是够了。而且近年来的外交，以联德为主，吕海寰的经历，更为相当，所以奕劻不能不表示赞成。 
　　“我想，外务部也不能全交给吕海寰。”慈禧太后又说：“你的精力怕也照顾不到，那桐又署着民政部，这该怎么办呢？” 
　　外务部的编制与他部不同，奕劻是外务部总理大臣；瞿鸿玑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再有一个会办大臣，就是那桐。如果奕劻照顾，那桐又在民政部，则外务部的大权，便归吕海寰独揽。在满汉猜忌日深之时，慈禧太后实在不能放心。 
　　奕劻认为这很好办，“请旨那桐不必兼署民政部尚书，专门会办外务部好了。” 
　　“好！”慈禧太后点点头又问：“那么民政部呢？” 
　　“奴才保荐肃王善耆。” 
　　这也是很允当的人选，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认可了。于是当天便下了三道上谕，一道是吕海寰与善耆的新命；一道是恽毓鼎奏参瞿鸿玑暗通报馆，授意言官各节，着交孙家鼐、铁良秉公查明，据实具奏。 
　　再有一道便是朱谕，撮叙恽毓鼎的原奏以后，便是杨士琦的手笔：“瞿鸿玑久任枢垣，应如何竭忠报称？频年屡被参劾，朝廷曲予优容，犹复不知戒慎。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内，因案获咎，为时未久，虽经法部保授丞参，该大臣身任枢臣并未据实奏陈，显系有心回护，实属徇私溺职。法部左参议余肇康，着即行革职；瞿鸿玑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 
　　等这道朱谕发抄，震动朝班，但亦没有人敢多作议论，或者为瞿鸿玑稍抱不平，因为“姑免深究”这四个字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文章。至于余肇康一案，无非欲加之罪而已。 
　　奕劻自然踌躇满志。美中不足的是，假惺惺奏请开去军机大臣要差，虽蒙慰留，却另有朱谕，派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同时，鹿传霖复起，补授军机大臣。这很显然的，加派载沣是分奕劻的势，而鹿传霖回军机，则不独表示后党又复得势，而且也因为鹿传霖在军机上，每每异调独弹，成事虽不足，要掣奕劻的肘，却是优为之的。 

　　　　　　　　　　　※　　　　　　　 ※　　　　　　　　 ※ 

　　五月初八，上海、天津的新闻纸，都以特大号的标题报导：“瞿鸿玑罢相”。 
　　岑春煊正在上海，一看这条消息，知道事不可为了，当机立断，将田中玉遣回北洋。而在北洋，袁世凯声色不动，只道：“可惜！可惜！”将张一麟找来了，要他写封信慰问瞿鸿玑。 
　　“如何措词？”张一麟知道袁、瞿不睦，所以这样动问。 
　　“要恳切。”袁世凯说：“满人排汉，实实可怕，不妨带些兔死狐悲的意味在内。” 
　　张一麟是书生，那瞿鸿玑之去，是袁世凯早就预知的，信以为真地照府主的意思，写了一封极漂亮的四六，就是“宦海波深，石尤风起，以傅岩之霖雨，为秦岱之闲云。在朝廷援责备贤之条，放归田里，在执事本富贵浮云之素，养望江湖。有温公独乐之园，不惊宠辱，但谢傅东山之墅，奚为生灵？虽鹏路以暂行，终鹤书之再召。”将瞿鸿玑比作司马光与谢安，不但在身分上恭维得恰到好处，而且司马光再度入朝，谢安东山复起，扣定了“终鹤书之再召”这句话，运典贴切，善慰善祷，是张一麒自觉得意之作。 
　　下面再有一句话，为袁世凯自道，“弟投身政界，蒿日时艰，读兰焚蕙叹之篇，欷歔不绝，感覆雨翻云之局，攻错谁资？”瞿鸿玑看到这里，也连声说道：“可惜！可惜！”是可惜糟蹋前面的一段好文章。 
　　那天正是岑春煊假满之日，“力疾赴任”的电奏到军机处，奕劻把它压了下来，却以两江总督端方写给军机处的一封密函递了上去。这封信用“王爷钧鉴，敬禀者”的开头，接叙上海道蔡乃煌的原禀，说岑春煊如何讪谤朝廷，如何与康梁接交，梁启超如何组织政党，密谋“保皇”，如何悄然抵沪，与岑春煊多次会晤。 
　　会晤还有证据，是岑春煊与梁启超在一家报馆门口合摄的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慈禧太后脸色大变，奕劻从未见她如此沮丧过。 
　　“唉！”好久，她叹口气：“想不到岑春煊也是这样的人！” 
　　奕劻默然，作出替慈禧太后伤心难过的神色，于是载沣开口了。 
　　“岑春煊跟梁启超，是两广的大同乡。” 
　　这又何待他说？慈禧太后不理他的废话，只对奕劻说：“想不到岑春煊亦会对不起我。天下之事真是难说了！算了！ 
　　他对不起我，我还是饶了他。让他开缺吧！” 
　　听得这话，奕劻意犹未足，本意会撤职查办，还可以叫蔡乃煌收拾他一顿，不想慈禧太后是如此宽宏大量！ 
　　当然，除了袁世凯以外，还有好些人或者致函慰问，或者设宴饯行，有的赠诗伤别。其事突兀，可与当年翁同龢罢相并论。但瞿鸿玑的处境却比翁同龢好得多，孙家鼐、铁良“秉公查明”一案，以“查无实据”奏复，朱批一个“知道了”，便算结了案。临行之时，路局特挂专车，送行的场面，极其热闹，比翁同龢被逐回乡时，朝贵绝迹，凄凉上道，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　　　　　　　 ※　　　　　　　　 ※ 

　　奕劻与袁世凯却觉得仍还有隐忧，因为岑春煊虽已遣散幕僚，仿佛不再打算履任，但只请假一月，底缺未开，随时有“变活”的可能。尤其是军机处，载沣少不更事，鹿传霖衰迈顽固，林绍年忧谗畏讥，而奕劻本人就算精力能够支持，才具也难以独挑大梁。这样一副治国的“班底”，是自有军机处以来，最不象样子的。倘或慈禧太后心血来潮，内调岑春煊进军机，那样一来不但反赢为输，而且会大输特输！ 
　　一想到此，袁世凯寝食难安。于是杨士琦复又来往于京津道上。几度密商，决定一方面斩草除根，要绝掉岑春煊的慈眷，一面移花接木，以袁世凯代林绍年，以张之洞代鹿传霖，重新开一番局面。 

　　　　　　　　　　　※　　　　　　　 ※　　　　　　　　 ※ 

　　岑春煊翻然变计了！决定假满接任。这自是自恃慈眷，而两广又是颇可有作为之地，何忍轻弃？但亦由于同乡梁启超的活动，在此期间专程由东京到上海，跟岑春煊有过秘密的会晤。 
　　谁知这些形迹，都已落入上海道蔡乃煌耳目中。此人籍隶广东番禺，出身与才具跟张荫桓相仿，但品格比张荫桓卑下得多。他之能谋得这个肥缺，走的是“庆记公司”的门路，而固位之道，则是全力侦察革命党的行动，并为北洋的鹰犬。 
　　所以，岑春煊的行动，亦在他窥伺范围之内。 
　　当蔡乃煌密告梁启超正在组织“政闻社”，并正拉拢岑春煊的电报到京时，恰好两广总督衙门进贡慈禧太后的寿礼，亦已由专差护运抵京。寿礼很别致，是八扇玻璃屏，用广东称为“酸枝”的紫檀雕琢，另饰彩画，工细绝伦。这不足为奇，奇的是这八扇玻璃屏，厚有一尺，中空贮水，可蓄金鱼。见到的人，莫不啧啧称奇。暗中评议，今年万寿的贡物，只怕要以岑春煊这别出心裁的一份考第一了。 
　　这是岑春煊未萌退志的明证，而且也是慈眷行将更隆的信号。于是奕劻、袁世凯经由端方的协力，开始对岑春煊动手了。 

　　　　　　　　　　　※　　　　　　　 ※　　　　　　　　 ※ 

　　“是！”奕劻答应着，又问：“两广总督请旨简派。” 
　　慈禧太后大受刺激，无心问政，略想一想说：“我一时也想不起人。调了一个又调第二个，得好妹安排，你们去商量好了，开个单子来看。” 
　　这在奕劻，恰中下怀，回到军机处一个人默默运思，开了一张单子，然后又递牌子，请求“独对”。 
　　“如今巡抚之中，以河南巡抚张人骏资格最深，而且他原做过广东巡抚，升任两广总督驾轻就熟，人地相宜。” 
　　“可以！”慈禧太后问道：“那么谁补河南巡抚呢？”“奴才保荐林绍年。”奕劻说道：“林绍年原很不错，应该是个可以得力的人。不过，他总觉得他进军机是出于瞿鸿玑的保荐。这个疙瘩在心里消不掉，办事就不能得心应手。倘蒙恩典外放，他也是感激的。” 
　　“嗯，嗯！”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不过，军机大臣外放巡抚，似乎没有这个规矩。” 
　　当年“南北之争”，李鸿藻与荣禄合谋，想排挤沈桂芬出军机，正好贵州巡抚出缺，荣禄密奏慈禧太后，以沈桂芬接充。 
　　懿旨一下，群相惊诧，宝鋆据理力争，说“巡抚二品，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且宣力有年，宜不左迁。” 
　　宝鋆接下去又说：“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慈禧太后迫不得已，只好收回成命。 
　　这件事在慈禧太后，印象特深。所以听说以林绍年调补河南巡抚，不由得想起二十八年前的往事，颇有顾虑。 
　　不过奕劻只是想排挤林绍年出军机，并非有所报复，事前已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当下从容答奏：“河南巡抚一缺，向来与其他巡抚不同，再者林绍年现任度支部侍郎，对品互调，并不违体制。” 
　　河南巡抚与众不同，慈禧太后是知道的。巡抚都由总督在管，即令不是明白规定隶属关系，而习例上亦必受某一总督节制，如山东巡抚之于直隶总督，就是一个例子。唯独河南巡抚，自田文镜时开始，便专属于朝廷，没有一个总督可以干预。而且，林绍年的情形，与沈桂芬不大相同，所以慈禧太后听得这番解释，亦就同意了。 
　　“林绍年的笔下是好的。”慈禧太后茫然地问：“他一走，谁动笔啊？” 
　　这一问，恰好引出奕劻想说的话。他事先便已得有消息，慈禧太后颇为眷念张之洞，将他召入军机，必能邀准，而亦唯有张之洞内召，才能夹带袁世凯入枢。一番说词是早就想好了的，只待慈禧太后自己开端，便可从容陈奏。 
　　“军机原要添人，不过在军机上行走，关系重大。奴才在想，这个人必得第一，靠得住；第二，大事经得多；第三，笔下来得；第四，资格够了。看来看去，只有张之洞够格。” 
　　“好啊！”慈禧太后欣然同意：“调张之洞进京好了！” 
　　“是！”奕劻紧接着说：“不过张之洞有样毛病，李鸿章从前说他书生之见，这话不算冤枉他。张之洞有时候好高骛远，不大切实际，而且他比奴才大一岁，精神到底也差了。” 
　　“军机上最多的时候，有六个人，如今只有四个，再添一个年轻力壮的也可以。” 
　　“要添就添袁世凯。”奕劻脱口便答，听起来是势所必然，令人不暇多想。只听他再说用袁世凯的理由：“袁世凯务实际，正好补张之洞的不足。而且各省总共要练三十六镇兵，这件大事，只有袁世凯能办。再者，他在北洋太久，弄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也不大好！” 
　　最后这句话才真的打动了慈禧太后的心，但并未立即准许，只说，“先让他进京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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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打点进京以前，第一件大事是催办贡献慈禧太后的寿礼。这份礼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着手预备，以服御为主，两袭大毛袍褂，玄狐、白狐各一；一枝旗妆大梁头的玉簪；两枝伽楠香木镶宝石的珠凤；再有一枝六尺的珊瑚树，配上红木座子，就比人还高了。 
　　这份寿礼，是与岑春煊的八扇琉璃屏媲美，但后来居上的却是盛宣怀的一份。由于慈禧太后每天跟宫中“女清客”缪素筠写字作画，兴趣正浓，所以盛宣怀投其所好，觅了以钱舜举为首的，宋、元、明三朝九名家的手卷，配上亲王永瑆所写的扇面册页九本，既珍贵，又雅致。但看上去轻飘飘地，似乎分量不够，因而以足纯金一千两，打造了九柄如意，用独块红木作架，外面加玻璃罩。这九柄如意有个名堂，叫作“天保九如”。 
　　同时，盛宣怀又送了一份重礼，托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格外照应。世续格外检点以后，关照专差，另外再备一个玻璃罩。 
　　果然，抬进宁寿宫时，玻璃罩打碎了一面，幸而世续有先见之明，等安置停当，换上个新罩就是，否则只好不加罩子，那就逊色得太多了。 
　　慈禧太后见过无数奇珍异宝，但这样金光灿烂的九柄如意，却还是平生初睹，觉得它俗得有趣，信口问了句：“是真金？” 
　　“足赤纯金。”李莲英答说：“底下有打造铺子的字号。” 
　　“倒难为他了！”慈禧太后说：“差官也该犒赏。” 
　　解送贡品的差官，每处赐宴一桌，犒赏二百两。另外对三大臣另有赏赐，袁世凯是双桃红碧玺金头带，岑春煊是翡翠佩件，盛宣怀是打簧金表，都是文宗生前御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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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未进京以前，奕劻已为他作了周密的部署，直接间接地在慈禧太后面前鼓吹一种见解：袁世凯在北洋办洋务，并不逊于李鸿章。只看日俄战争时，他能笼络日本而又不遭俄国的怨恨，足见手段。又说当今办洋务的长才，如唐绍仪、梁士诒等等，都佩服袁世凯，如果由他来当外务部尚书，一定可以得心应手。 
　　这话说得多了，自然能够转移慈禧太后的想法。本来她就觉得吕海寰的资格浅了些，而外务部居各部之首，应该由重臣充任尚书，才能表示尊重各国，力求修睦的本意。因此，袁世凯在七月二十二日进京，召见了两次以后，慈禧太后便作了决定，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原任尚书吕海寰调为会办税务大臣。同一天另有一道上谕：“着张之洞、袁世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两总督同时内召，连带疆臣亦有一番大调动。直隶总督由山东巡抚杨士骧署任；湖广总督则调赵尔巽接充，他早在三月间便授为四川总督，一直不肯到任，川督由他的胞弟，四川藩司赵尔丰署理。如今改调湖广，遗缺由江苏巡抚陈夔龙升任，这一来，赵尔丰亦无须回避，是个很妥帖的安排。 
　　八月里，张之洞交卸了鄂督，到京接任。宫门请安，立刻便由慈禧太后传谕，第二天一早召见。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的探花。”慈禧太后对李莲英说：“他是我手里取中的！” 
　　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感慨少得意多，李莲英便摆出笑容说道：“这么说，张中堂简直就是老佛爷的门生！” 
　　“也可以这么说！”慈禧太后的回忆，一下子跳到四十年前，“那一榜的状元是翁同龢的侄子，叫翁曾源，有羊角风，一发起来，人事不知，怕人得很，居然会中了状元，也是怪事。” 
　　“那是老佛爷的庇护，不然，有羊角风的人，一到了保和殿，看那势派，岂有个不吓得发病的道理？” 
　　“是啊！不过，他就是状元，也不能做官。他那一榜，数学问好，还是张之洞。”慈禧太后眨着眼笑道，“我记得召见三鼎甲的那天，张之洞进殿差点摔一跤。他人长得瘦小，不讲究边幅，走路一跳一蹦的，有人说他是个猴相，一点不错。” 
　　就为了这份念旧之情，所以在召见张之洞时，慈禧太后特有一份亲切喜悦的感觉。但一见张之洞头白如银，回想他当年的“猴相”，不由得深致感慨：“你可真是老了！” 
　　“慈圣在上操劳国事，臣何敢言老？”张之洞答说。 
　　“你今年多大？” 
　　“臣道光十七年出生，今年七十有一。” 
　　“那比我小二岁。”慈禧太后问道：“眼睛、耳朵都还好吧？” 
　　“视力稍差、耳聪如昔。” 
　　“你这比王文韶、鹿传霖强得多了。”慈禧太后说：“王文韶当差很谨慎，我本来也不愿意让他退出军机，只因为他的耳朵实在聋得厉害，没法子，只好准他告老。你跟他常有来往吧？” 
　　“王文韶家住杭州，岁时令节，常有书信往来的。” 
　　“衣服新的好，人是旧的好。这趟调你进京，可不是让你养老！好在你的精神还很好，你要替国家尽力。” 
　　“是！只要有益于国，臣不敢以衰迈而有所诿避。” 
　　“如今外患总算平了下来，可是内忧还在。革命党到处闹事，你看该怎么办？” 
　　“兹事体大，不是片刻之间，可以回奏得清楚的。”张之洞紧接着说：“不过，有一句话，臣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你说！” 
　　“满汉畛域，务当化除。臣记得与前督臣刘坤一会奏，整顿国事办法十二条，其中‘筹八旗生计’一节，意在消融满汉隔阂。”张之洞略停一下，高声念他奏折中的警句：“‘中国涵濡圣化二百余年，九州四海，同为食毛践土之人。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嫁，情同一家，况今中外大道，乃天子守在四裔之时，无论旗汉，皆有同患难，共安乐之谊。’如此休戚相关，祸福与共，何可自分畛域？” 
　　“朝廷并没有成见。”慈禧太后从容说道：“我记得你四年前进京召见的时候，也说过这话。所以，以后定新官制，不分满缺、汉缺。再如陆军官制，都统、参领亦不是专由旗人来当，象新军将领段祺瑞、王士珍他们，都加了都统的衔。这不是朝廷不存成见的证据？” 
　　慈禧太后振振有词，倒不是有意辩驳，而张之洞却为她堵得气结！他心里在说：朝廷是这样子化除满汉畛域，实际上是进一步排汉。以前六部分满缺、汉缺时，犹是对等的局面，如今则满多汉少，而犹说不存“成见”，这话也太令人不能心服了！ 
　　慈禧太后见他只是喘息，并无别话，当他累了，便又体恤地说：“你下去休息吧！以后天天见面，有什么话，慢慢再说。” 
　　张之洞尚欲有言，慈禧太后已吩咐太监，只好跪安退出。军机处已派了二班的“达拉密”易贞，在宫门迎接，请到军机处接事。 
　　“不！”张之洞说：“我得先到内阁到任。” 
　　易贞不想第一次见面就碰了个钉子，但亦只有赔笑，再次请示：“那么，请中堂的示下，是不是明天接手？” 
　　“再看吧！” 
　　这就更让易贞诧异了！入军机是多少人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事，而张之洞仿佛视之为“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其故安在？倒必得打听一番。 
　　军机章京与内廷奏事太监，常有交往，所以易贞很快地打听到了，原来奏对时与慈禧太后为了满汉之见，言语似乎不甚投机，因而有此意兴阑珊的模样。 
　　易贞是河南商城人，与袁世凯同乡，以此渊源颇见亲密，回到军机处，悄悄相告其事。袁世凯亦很诧异，觉得张之洞的脾气发得没有道理。 
　　“他是什么意思呢？莫非对两王不满？”他问。 
　　“只怕不是不满，是略有轻视之意。” 
　　“这可不好！”袁世凯低声说道：“你不必再提这件事了，传到两王耳朵里，徒生意见。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是，明白！” 
　　“张中堂还是住白米斜街？” 
　　“是的。” 
　　“回头我去拜他。”袁世凯唤着易贞的别号说：“丞午，请你关照同人，等张中堂接事以后，不要提满班朋友如何不中用的话。” 
　　“其实，”易贞笑道：“就不说，张中堂也知道。” 
　　“那是另一回事。你只听我的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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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斜街在地安门外，什刹海南。张之洞不知何所本，称之为“石闸海”，但连他家的听差，都一仍旧名，将“什”字念成“结”。 
　　轿子到门，张家的听差出来挡驾，说他家主人到会贤堂去了。会贤堂是张之洞的厨子所开的一家饭庄子，就在什刹海以北。京里提得起名字的大小馆子，都有一两样拿手菜，会贤堂得地利之便，以邻近荷塘中所产的河鲜供客，名为“冰碗”，所以夏天的买卖极好。到秋风一起，自然门前冷落，而今年不同。 
　　原来自亲贵用事，官制大改，多少年来循资渐进的成规，已在无形中失坠。为求幸进躐等，苞苴奔兢之风大炽。会贤堂既是张府庖人掌柜，张之洞的文酒之会自然假座于此，然则仰望“南皮相国”的颜色，想借机接近，或者打听官场的行情，会贤堂就是一道方便之门了。 
　　袁世凯心想，既然来了，不肯稍稍迂道一顾近在咫尺的会贤堂去一会张之洞，足见来意不诚，比不来更失礼，因而绕道北岸。只见会贤堂前，车马纷纷，其门如市。不过等袁世凯的大轿一到，围在一起闲谈聚赌的轿班车夫，自然都敛迹了。 
　　传报入内，张之洞少不得离座相迎。略事寒暄，主人引见了一批他从武昌带来的幕僚，袁世凯认识的只有一个号称“龙阳才子”的易顺鼎。 
　　其时，张之洞已经罢饭，聚客茗饮，亦将散场，只为袁世凯专程来访，不得不强睁倦眼陪着说话。见此光景，袁世凯觉得有些话不便出口，更无法深谈，只说：“庆王特为致意，请中堂务必明天就接事。有好些紧要条陈，可否要取决于中堂。” 
　　其实奕劻并未托他传话，也没有什么非张之洞不能定夺的条陈在军机处，他此来只是劝张之洞别闹脾气，所以用这样的说法敦促。 
　　张之洞亦是爱受恭敬的人，听袁世凯这么一说，就有闲气，亦可消释，拱拱手说：“是了！明天我到内阁接了任，随即入枢。” 
　　“恭候大驾！”袁世凯站起身来又问：“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中堂效劳之处？” 
　　“言重，言重！”张之洞说：“来日方长，仰仗之处正多，眼前还不必麻烦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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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入枢的第三天，接到两江总督端方的一通密电，说是署理江苏巡抚陈启泰“嗜好甚深，不堪封疆重任”，力保湖北藩司李岷琛继任苏抚，并建议以湖北臬司梁鼎芬，调补藩司。 
　　“午桥主张，我无意见，请列公合议！”张之洞将端方的电报，请同僚传观。 
　　这天奕劻没有到班，传观由载沣开始。他跟鹿传霖都没有话，传到袁世凯手里，一看便知此事的来龙去脉了。 
　　原来江苏巡抚陈夔龙调任川督，朝命本以浙江巡抚张曾扬调任江苏。而张曾扬由于处理“鉴湖女侠”秋瑾一案，处置过于严峻，江浙两省的士绅，大为不满，所以对他的新命，纷纷表示反对。江苏士绅甚至公然表示拒绝他到任。 
　　其时陈夔龙已经奉准给假三月，回籍省墓，更有件大事是要赶在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万寿以前到京。如今张曾扬不能到任，他便不能交卸，岂不误了行程？因而电请以江苏藩司陈启泰署理巡抚，以便克期交代，进京祝蝦。 
　　这是必定会邀准的事，也是陈夔龙分内可以作主的事。江苏向来有两藩司，江宁藩司隶属总督，江苏藩司则归巡抚管辖，而端方却认为陈夔龙作此决定，应该先要征得他的同意。居然不经知照，径自出奏，深为不悦。但以无从与陈夔龙作梗，便迁怒到陈启泰头上了。 
　　这些情形，袁世凯已有所闻，如今看到端方的电报，立刻便知道他的用意。只是要跟陈启泰为难，而非荐贤。李岷琛是张之洞的旧部，梁鼎芬更是武昌抱冰堂上的红人，如此迎合，自然会得张之洞的支持，借李以逐陈。 
　　袁世凯一向轻视他这个拜把弟兄，心里在想：端老四这下又失策了！只为报没来由的睚眦之怨，平白地长他人的志气，江苏巡抚落在张之洞旧部手里，是以增他的声势，相对地便是减了自己的威风。如何见不及此。 
　　于是，袁世凯笑笑说道：“伯平是不是抽大烟，还在疑似之间。至于少东的痼疾甚深，是我在天津亲眼得见的，莫非午桥竟不知道？” 
　　这一说，张之洞无法再为李岷琛撑腰，只问：“慰庭，那么你看，怎么复他？” 
　　“朝廷已有电旨，准伯平署理苏抚，不能随便收回成命。至于苏抚应该派谁，不妨等筱石到京以后，当面问一问他，究竟伯平的精神如何？能不能胜任？再请旨办理。” 
　　“好！就这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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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夔龙到京不久，陈启泰便实授了江苏巡抚。因为此人的精力，并不如端方所说，而操守能力，又足胜封疆之任，没有理由不让他真除。 
　　陈启泰是翰林出身，当过多年御史，以他的清廉耿直，当然看不惯端方与蔡乃煌的所作所为。端方是总督，陈启泰无奈其何，上海蔡乃煌，在管辖之下，就不肯轻饶了。到任甄别部属，将蔡乃煌加了极坏的考语。 
　　这一来，张之洞就不客气了，作主将蔡乃煌调为邮传部左参议，他的遗缺，却未派人。因为这是个特简的道缺，袁世凯以“先得探探上头的意思”为名，把开单请简这道手续，暂且压了下来。 
　　紧接着，端方有电报到京，指派上海道蔡乃煌解送贡品进京。就这样，越过了陈启泰这一关，蔡乃煌得以到京活动。 
　　交卸了差使，第一个要见的是奕劻。他坦率地要求回任，理由是，他一离上海，无法控制局面，新闻纸上可能就会出现“谣言”，说岑春煊与康梁合影的照片，出于他的伪造。那一来风波大起，会成不了之局。 
　　一听这话，奕劻不免着慌，“等我想法子，等我想法子！” 
　　他说：“你最好先去看看袁宫保。” 
　　袁世凯他当然要去看的，不过说法不同了。以伪造照片的那重公案将被揭发作威胁，是欺侮奕劻不明白报界的情形，他本人不说，报界何由得知其事？何况岑春煊由这帧照片上断送了功名，根本就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其事极秘密，不虞外泄。奕劻不明其中事理，而在袁世凯面前，却是瞒不住的。 
　　不过，能耸动袁世凯听闻的，亦仍旧只有岑春煊。蔡乃煌说他自开缺以后，在上海恢复了当为贵公子的故态，每天晚上在“长三堂子”摆酒，而且经常聚赌，一掷万金，出手豪阔，因而结交了很多富商巨贾、贵介公子。 
　　“西林表面上醇酒妇人，其实借以自晦。别的倒都不在乎他，唯一可虑的是跟盛杏荪走得很近。” 
　　袁世凯早就有此忧虑，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西林未到任就能为杏荪修怨，总算是够交情的。”他说：“杏荪总要有所报答罗！” 
　　“就没有这层关系，他们亦一定会走在一起。西林的威望，杏荪的财力，合则两利，现在有条路子快要成功了。” 
　　“喔，”袁世凯问：“是怎么一条路？” 
　　“正西。” 
　　“正西？”袁世凯细听了一下才明白。八卦中正西为兑卦，兑为“泽”也，“原来是泽公。” 
　　“是！这条路要走通了，陈玉苍怕难其位。” 
　　陈玉苍是指接岑春煊的邮传部尚书陈璧。袁世凯知道，盛宣怀心目中艳羡两个缺，一个直隶总督，一个邮传部尚书，以度支部尚书载泽最近颇为慈禧太后所笼络这一点来说，盛宣怀督直，未必能够如愿，当邮传部尚书，所望并不算奢。 
　　“至于西林，有杏荪替他在京活动，皇太后年纪大了，又格外念旧，复起亦非无望。”蔡乃煌看袁世凯沉吟不语，知道他被说动了，因而自陈：“宫保，如果能让我回任，我一定看得住西林，还要找机会给他难堪！” 
　　“喔，”袁世凯很感兴趣地，“你预备怎么样跟他开玩笑？” 
　　“象他这样三世受恩深重的大员，既然因病开缺，就得回籍养疴。在十里夷场是非之地，花天酒地，不说招惹是非，即于观瞻，亦复不雅，我就拿这个题目，找机会剥剥他的面皮。” 
　　袁世凯微笑不语，然后突然问道：“你见过南皮没有？” 
　　“还没有。” 
　　“去见了他再说！”袁世凯说：“你只要把南皮敷衍好了，事情就可望挽回了。” 
　　“是！”蔡乃煌深深受教，告辞而去。 

　　　　　　　　　　　※　　　　　　　 ※　　　　　　　　 ※ 

　　未谒南皮，先昭龙阳，龙阳才子易顺鼎跟蔡乃煌曾共过患难。 
　　原来蔡乃煌本名金湘，以秀才作刀笔，为当时的番禺县令王存善，抓到他争妓一案，行文学老师，革掉他的秀才。这一来再犯法到堂，对县官就不能长揖称“老太祖”，而须跪着叫“大老爷”。“大老爷”一生气，亦可以打他的屁股。有此危险，蔡金湘不敢再逗留在广州，远走京师。 
　　到了京里的蔡金湘，摇身一变成为蔡乃煌，字伯浩，是国子监的监生，国子监确有这样一个监生，是蔡金湘的胞侄。冒牌的蔡乃煌，循例可应北闱乡试。他的笔下很来得，中了一名举人，但不敢再回广州，捐了一个县令，分发台湾，其时正在甲午。 
　　及至黄海熸师，战败割台，台湾巡抚唐景嵩被举为大总统，密电京师，请饷百万，以便募兵抗日。朝廷准奏，户部筹款，拨了六十万到台湾藩库。其时局势混乱异常，以县令为藩司幕友的蔡乃煌，混水摸鱼，不知使了个什么手法，截留了二十几万，饱入私囊，内渡入川，捐了个道员，随波浮沉，居然走通了奕劻的路子，放了上海道。 
　　当他在台湾藩幕时，易顺鼎也在台湾当道员，酒阵文场，惺惺相惜，交情不浅。蔡乃煌如今要打通张之洞的路子，现成有个易顺鼎可通款曲。好在他们这几年踪迹虽疏，音问不绝，所以一见了面，仍旧跟熟朋友一样，不必多叙寒温，便谈入正题。 
　　“曾文正的小女婿从前当过上海道，花了九万银子，所以文芸阁说他‘扶摇直上’，似恭维而实挖苦。”易顺鼎笑道： 
　　“你花了多少？” 
　　“不必提起。反正本钱还没有捞回来。” 
　　“所以你其心不甘？” 
　　“实甫，易地而处，莫非你就能无动于衷？”蔡乃煌放低了声音说：“你我交非泛泛，我跟你说实话，庆邸、项城都很同情我，就怕南皮作梗。这一关若能打通，实甫，我替你刻‘四魂集’。” 
　　易顺鼎诗才如海，平生作诗无数，自己最得意的是在台湾那两年的诗，一共编为四集，题名：“魂北”、“魂东”、“魂南”，余生可恋，忌讳魂西，改用“魂归”，合称“四魂集”，早已刻印问世。蔡乃煌只是不便公然表示打算送他多少银子，因而用此说法。 
　　易顺鼎正在闹穷，自然乐于成人之美，想了一下说：“包在我身上！你在寓所听我的信好了！” 
　　“实甫！”蔡乃煌问说：“你锦囊中有何妙计，说得如此有把握？” 
　　“天机不可泄漏。”易顺鼎答说：“不过，到时候找不到你，那可是你自失良机，怨不得我。” 
　　蔡乃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唯有听命而行，每天守在西河沿的客栈，摒绝应酬，一意待命。这样到了第四天正午，易顺鼎派听差送来一封信，上面只有五个字：“飞驾会贤堂。” 
　　蔡乃煌不敢怠慢，匆匆赶去，易顺鼎在门口守候。拉着他到一边说道：“今天南皮又要‘敲钟’了！机会甚巧，庆邸、项城都在座。回头把你的看家本领拿出来，十四个字中取富贵。” 
　　所谓“敲钟”是作诗钟，张之洞最好此道，幕中易顺鼎、樊增祥都是好手，蔡乃煌亦颇不弱。听得易顺鼎的话，恍然大悟，一联见赏回任可期，所以说“十四个字中取富贵”。 
　　“机会倒真是好机会，不过‘宰相礼绝百僚’，我这样作了闯席的不速之客，”蔡乃煌踌躇着问：“似乎于礼不合。” 
　　“不，不！我已经为你先容了，并不冒昧。何况，庆王跟项城，你是再熟不过的人。” 
　　一想到奕劻与袁世凯，蔡乃煌自觉关系密切，小小失礼，亦无大碍，胆气便壮了，但仍须先问一声：“到底是那些人？” 
　　“你一进去就知道了！” 
　　“南皮我可是初见，”蔡乃煌特又叮嘱：“实甫，你可要处处照应着我。” 
　　“何劳多嘱，请吧！” 
　　到得厅上一看，一共三桌，正中一桌以庆王奕劻居首，左右是东阁大学士那桐与袁世凯，张之洞坐了主位。东面一桌五个人，首座是左都御史陆宝忠，另外是四个侍郎：杨士琦、郭曾炘、唐景崇、严修。看到唐景崇，蔡乃煌微感忸怩，因为唐景崇正是被人讥为“槐柯梦短殊多事”的唐景嵩的胞弟，蔡乃煌在台湾的那段往事，他自然知道。 
　　幸好，易顺鼎是安排他在西面那一桌。未曾入座，先谒贵人，易顺鼎领着他到第一桌，蔡乃煌先向奕劻请安，口中喊一声：“王爷！” 
　　“喔，你也来了，好，好！”奕劻随即指着他向主人说： 
　　“香涛，这就是蔡伯浩！” 
　　于是蔡乃煌转过身来，向斜睨着他的张之洞请个安，谦恭地说：“心仪中堂三十年，今天才得识荆，真是快慰平生。” 
　　“请少礼！”张之洞说道：“我已久仰了。听说你刻过一部《絜园诗钟》；可否能见赐一部？” 
　　“中堂言重！”蔡乃煌答说：“回头就送到府中，只怕不足当法眼。” 
　　“不必客气，请坐吧！待会我要好好请教。”张之洞又向易顺鼎说：“实甫，今天是王爷邀一社，以美玉为彩，你一身捷才，以多取胜，今天可不许你多作。” 
　　“中堂总是跟我为难。”易顺鼎笑道：“我只作四联。” 
　　“那里，那里！每人一联。” 
　　张之洞指着西面说：“请归座吧！” 
　　于是蔡乃煌向那桐、袁世凯行了礼，又到东面一桌周旋数语，方始归座。同桌有个他畏惮的劲敌，是光绪八年，宝廷当福建主考取中的解元郑孝胥，诗坛中的巨擘，而且诗钟向以福建称雄，郑孝胥更是其中的顶儿尖儿。今天想要一鸣惊人，只怕有些难了。 
　　郑孝胥正在谈时钟，等蔡乃煌入座，向同席诸人略事寒暄之后，他接道中断的话头说道：“有一年在福州，轮着我主课，拈得‘女花’的二唱，这二个字太宽了，因而有人提议，限集唐诗。元、眼、花的三联，真是叹为观止了。状元的一联是：‘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 
　　“好！”大家齐声赞许。 
　　不想这一下惊动了第一桌，张之洞转眼问道：“必是苏堪又有佳作？” 
　　“苏堪在谈时钟。”易顺鼎抢着说：“女花二唱限集唐诗。” 
　　“喔，倒要听听。” 
　　这一来便是满座倾听了。郑孝胥复述了“状元”之作，接下来说：“评为第二的一联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 
　　“不好！”张之洞大摇其头，“出语不详，看来此人福泽有限。” 
　　“我亦云然。不如元作气象高华，很有身分。”奕劻问道： 
　　“还有一联呢？” 
　　“还有一联倒真是才人吐属。”郑孝胥高声吟道：“‘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 
　　“你道他才人吐属，我说是诗妓口吻。这一联好在浑成，不过终逊元作。”张之洞忽然问道：“听说伯潜打钟，每社必到，可有这话？” 
　　“大致如是！” 
　　“可有格外精警之作？” 
　　“太多了！”郑孝胥想了一下说：“乞迷三唱，他作了两联，其一是‘残酒乞邻聊一醉；乱山迷路欲何归？’其二是‘垂暮迷方终不径；忍饥乞食定谁门！’” 
　　不待吟罢，张之洞恻然动容：“莫非伯潜境况如此艰窘？” 
　　他看着郑孝胥问。 
　　“不至如此！只是闲废二十余年，感慨甚深而已！”郑孝胥复又吟道：“‘十年竿木逢场戏；一梦槐安作宦归！’” 
　　“这也是伯潜的句子？” 
　　“是的。木安四唱。” 
　　“寄托遥深，好！”张之洞左右顾视着说：“琴轩、慰庭没有赶上，王爷是目睹我们当年狂态的！” 
　　奕劻连连点头，向袁世凯说道：“三十年前，‘翰林四谏’的风头还得了！庚辰年的‘午门案’就是香涛跟伯潜的杰作，片言可以回天，真正好文章。恭忠亲王亲口跟我说过：象张香涛、陈伯潜的奏议，才叫奏议。那批穷疯了的都老爷，满纸浮言，造谣生事，真该愧死。” 
　　袁世凯知道他借题发挥，笑笑不答，却转脸向张之洞说道：“伯潜阁学，闲废可惜。朝廷求贤甚亟，似乎可以征召。” 
　　“我写信问过他，归卧之意甚坚，再看吧！” 
　　这就张之洞的违心之论。陈伯潜，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琛，自从光绪十年以内阁学士“会办南洋军务”，与两江总督曾国荃俨然并驾。曾几何时，得罪而去。此外张佩纶马江丧师，一蹶不振，宝廷佯狂自劾，潦倒以终，清流一时俱尽。唯有张之洞青云直上，身名俱泰，得力在善窥慈禧太后之意。她对陈宝琛是不会有好印象的，岂肯冒昧论荐？ 
　　不过翰林四谏的私交，不为外人所知。所以除了闽籍的郭曾炘、郑孝胥疑心他言不由衷以外，其他的人都当他说的是真话。袁世凯亦就不曾再提陈宝琛。 
　　不过，话题却还是集中在翰林四谏的逸闻韵事上。一直谈到席终，撤去席面，煮茗焚香，要开始“敲钟”了。 
　　会贤堂的跑堂伺候过几次，已很熟练了，除了多备纸笔以外，另外端来一个高脚铜盘，上面有个小小磁花瓶，插香一支，离顶端寸许，用丝线系一枚铜钱。此是仿击缽催诗的遗意，一命了题，立即燃香，烧到系钱之处，线断钱落，铿然作响，恰如钟声，所以名为诗钟。 
　　“请王爷命题吧！”易顺鼎将一盒象牙诗韵牌捧到奕劻面前。 
　　他随手抽开一屉，拈一块韵牌来看，“蛟！” 
　　他说：“一平一仄好了！”拉开“去”声那一屉，又拈一块看着说：“断！” 
　　“王爷这两个字拈得很好。”张之洞说：“蛟断二字很响，今天必有好句。” 
　　“香涛，你看用几唱？”奕劻肚子里也有点墨水，征询地说：“七言诗第五字谓之诗眼，不过既是一平一仄，用在可平可仄的第五字，似乎可惜了，不如用四唱。你意下如何？” 
　　“王爷是大宗师，命题自有权衡，说四唱就是四唱。” 
　　奕劻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蛟断四唱，每位限作两联。我有小小彩物，聊佐清兴！” 
　　说着，向贴身跟班招一招手，随即捧来一个锦盒，揭开盒子，放在铜盘前面。大家都走近来看，见是一枚通体碧绿的翡翠钱，上镌“多文为富”四字。玲珑雅致，是极好的一样珍玩，都有爱不忍释之意。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张之洞挥着手说：“快请构思去吧！” 
　　说完，他吹旺了吸水烟用的纸煤儿，亲手去燃着了香。火大香燥，一下子便烧了一截，交卷之限就更迫促了。 
　　就这时候，只听得有人朗然高吟：“斩虎除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 
　　发声之时，便惊四座，循声去看，是蔡乃煌抑扬顿挫地在念，念到“同”字，易顺鼎将笔一掷，袖手说道：“我要搁笔了！” 
　　“果然好！”张之洞毫不掩饰他受了恭维的愉悦之情。 
　　当然，奕劻与袁世凯亦都面有得色。上联用的是周处的故事，一虎一蛟，不言可知指的是瞿鸿玑与岑春煊；下联无疑地，以唐初贤相，开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拟袁世凯、张之洞，杜如晦居太字十八学士之首，拟张之洞的身分，更觉贴切。 
　　至于逐瞿罢岑，都知是奕劻两番独对的结果；然则斩虎除蛟的周处，当然是指他。奕劻回想这两件快心之事，不自觉地浮现了笑容。 

　　　　　　　　　　　※　　　　　　　 ※　　　　　　　　 ※ 

　　下一天是那桐在他金鱼胡同的住宅宴客，请的是来京祝蝦的各省巡抚。但闻风而至的不速之客很多，因为这天那宅的堂会，有出难得一见的好戏，是那桐亲自提调的。 
　　这出戏的名目，叫作《辕门斩子带枪挑穆天王》，那桐指名派角色：谭鑫培的杨六郎；龚云甫的佘太君；贾洪林的八贤王；金秀山、郎德山的焦赞、孟良；朱素云的杨宗保；王瑶卿的穆桂英，连木瓜都派的是王长林。都道若非那桐的手面，不能聚此顶尖尖于一出戏中。因此，原来只预备了七桌席，结果加了一倍都不止。 
　　张之洞与袁世凯自是此会的上宾。这两个人的性情中有一点相同，都不喜欢听戏。他人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台上，张袁两人却觉得乏味之至。袁世凯还能勉强撑持，张之洞则连坐都坐不住。但不愿扫大家的兴，也要顾到主人的面子，托词离席，在客厅休息。 
　　刚刚坐定，袁世凯接踵而至。张之洞是坐在一张加长的红丝绒安乐椅中间，此时身子略挪一挪，以示礼让。袁世凯便一面挨着他坐下，一面说道：“我样样赶不上中堂，只有不喜优孟衣冠这一点，跟前辈相象。” 
　　“少小不习，无可奈何。”张之洞说：“生不逢辰，不是歌舞升平之时，遇到这样的场合，只增感慨！” 
　　袁世凯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有不满于慈禧太后经常在宫中传戏之意，不敢往深里去谈，只说：“中堂伤时忧国，白头相公，心事谁知？” 
　　这是迎合张之洞言谈的语气，不着边际的一种恭维。那知在受者恰恰搔着痒处，半睁半闭的双眼，倏然大张，“毕竟还有人识得我的苦心！慰庭，”他很认真地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今天我可为知者道，我不想做‘小范老子’，那知竟做了范纯仁！” 
　　这两个人名，对袁世凯来说，比较陌生。很用心地想了一下才明白，似乎是西夏人，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说他“胸中有千万甲兵”。张之洞心仪范仲淹，结果却成了专事调停刘后与宋仁宗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在这浓重致慨的语气中，也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的心事，志在调和两宫的歧见。 
　　这正是一个绝好的为蔡乃煌进言的机会。未答之前，袁世凯先摆肃然起敬的神态，“中堂的苦心，真可以质诸鬼神！” 
　　他说：“列帝的在天之灵，一定庇佑社稷老臣！” 
　　张之洞感动极了，泪光闪闪地说：“慰庭，慰庭，只有你明白我的心事！” 
　　“精忠所至，自然感人。”袁世凯急转直下地说：“止庵先生，亦是当代第一等人物，可惜，这大关目上，错了一步！” 
　　“喔，”张之洞左右看了一下，将颗扎着小白辫子的脑袋歪着伸过来，含糊地说：“久已想动问了！瞿止庵勾结外人，买通报馆，密谋归政，其事究有几分是真？” 
　　“这很难说。不过，”袁世凯亦将声音压得极低：“西林与康、梁有往来，千真万确！康、梁固无可厚非，但就爱君而言，诚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中堂未到京以前，有一道密旨，为皇上征医，这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明证。天幸有中堂有枢，戊戌之祸，必不致复见！” 
　　张之洞不自觉地连连点头，“如果我早入枢十年，岂有戊戌之祸？”他想了一下说：“慰庭，房谋杜断，你的耳目比我广，必可医我不逮。” 
　　“不敢！”袁世凯答说：“凡有所命，必当尽力。” 
　　张之洞不答，瞑目若寐，好久方睁眼问道：“弭祸以何者当先？” 
　　袁世凯想了一下答说：“母子和好！” 
　　这是迎合张之洞的说法，言语便更觉投机了，“母子和好又以何者当先？”他当考学生似地问。 
　　“勿使慈圣有猜疑之心！” 
　　“如何而可致此？” 
　　“很容易，也很难。”袁世凯说：“容易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难是这一句话不便逢人就说。唯有付托得人，照这句话尽力去做，自可不使慈圣猜疑，母子和好！” 
　　“嗯，嗯，言之有味！慰庭，试言其详。” 
　　“是！”袁世凯挪一挪身子，向张之洞耳语：“康、梁借保皇为名，在海外招摇，康有为自命‘圣人’，而形同盗跖，到处敛财，饱入私囊。皇上为此辈所愚，以致落到今日。不过事成过去，慈圣已不会把这笔帐记在皇上头上，但如西林之流，勾结康、梁，想利用皇上，逞其覆雨翻云的伎俩，慈圣对皇上就不能没有戒心！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保护圣躬唯在约束西林的妄行蠢动。西林以在野之身，逗留上海不去，必得有妥当可靠的人看住他不可！倘有危及圣躬的举动，能在期前密报，那时请中堂作主，或者勒令回籍，或者派人警告，断然压制始得弭大祸于无形！” 
　　“高明之至！”张之洞说：“即我设谋，亦无以加君之上。 
　　只是这个妥当可靠的人，倒不易罗致。” 
　　“现成有人！” 
　　“喔！”张之洞侧脸问道：“那位？” 
　　“蔡伯浩。”袁世凯说：“让蔡伯浩回任，唯公一言为断。”张之洞象受了催眠似的，应声答道：“好！让蔡伯浩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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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十月初七，进京祝蝦的督抚、将军、提督都奉到恩旨，十月初九、初十、十一共三天准“入座听戏”。年过五十的封疆大吏，另赏“西苑门坐船”。因为慈禧太后万寿，是在西苑唱戏三天。 
　　宫中戏台很多，最大的一处在热河避暑山庄，其次是宁寿宫的畅音阁，再次是颐和园的颐乐殿。这三处戏台，都分三层，台下有五口大井，开井的作用，不但为了聚音，也等于又加了一层，有几出鱼龙曼衍的大戏，如“地下金莲”、“宝塔庄严”等等，都是用绞盘从井中吊起莲花、宝塔之类的砌末，能令人目炫神迷，想不透怎么回事。 
　　此外如大内的长春宫、淑芳斋，颐和园的排云殿、听鹂馆，都有戏台，只是规模甚小，不足以容廷臣。介乎其间的一处戏台，是在西苑丰泽园，太监称之为“暖合”，因为此地不如三大台之宏敞，在冬天就比三大台来得暖和，所以有此别名。 
　　开戏是在朝贺以后，约莫九点钟左右，奉旨准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都已赶到丰泽园。唱戏之处是在两庑，分隔成很多间，依职名高低预先排定。东面第一间是庆王奕劻以次的亲王、郡王，西面第一间是以孙家鼐为首的满汉大学士。这一列的最末一间是四川总督陈夔龙，与三名正一品武官：马玉昆、姜桂题、夏辛酉。 
　　不久，太监们递相传呼：“驾到！”群臣各就原处下跪。只见一乘黄缎软轿，迤逦而来，扶轿杠的还是李莲英与崔玉贵。轿前有人，是皇帝，轿后更有人，皇后、妃嫔、公主、福晋，少不得还有“女清客”缪太太。 
　　等慈禧太后降舆升上设在台前正中的宝座，王公大臣各就原处三叩首。随即听得一名声音洪亮的太监，高声宣旨： 
　　“赏克食！” 
　　他的话一完，西角门内出来一列太监，每人手里捧一个朱漆金龙盒，鱼贯行至慈禧太后面前，头一个便即站定。崔玉贵上前揭开盒盖，半跪着用他那既尖且锐的左嗓子说道： 
　　“请老佛爷过目。” 
　　“东西新鲜不新鲜？”慈禧太后问道。 
　　“新鲜！还冒热气儿呐！” 
　　“好！快分给大家吃吧！多备热汤、好茶。” 
　　崔玉贵答应一声，亲自带领太监分送食盒，每人一个。天厨珍味，果然不凡，不过这一盒克食也不便宜，内务府大臣预先发了通知单，共凑银子三千两，犒赏太监。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每人要派到五十几两银子。 
　　群臣进食之时，台前张起两张大幕，一张由北而东，一张由北而西，三面各不相见，只见台上的角色，名为“隔坐”。 
　　到得午正时分，恰好慈禧太后最欣赏的一出《四郎探母》，唱到“回令”，太监传旨赐宴。筵席设在偏殿，时逢薄雪，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大受欢迎。平时讲究威仪礼节的王公大臣，此时都非常随和了，找个位子坐下来，大口喝酒，大块食肉，吃得一饱，仍回原处去听戏，直到上灯以后的六点钟，方始撤幕。戏散以后，仍向慈禧太后三叩首，方始退去。 
　　这样一连三天，每天有八、九个钟头的戏。慈禧太后听遍了京中的好角色，大过戏瘾，而皇帝却累得要病倒了。 

　　　　　　　※　　　　　　　 ※　　　　　　　　 ※ 

　　内务府原来就延聘了两位名医，一个叫陈秉钧，一个叫曹元恒，奉旨各赏了主事的职衔，随时听候宣召请脉。 
　　这陈秉钧，行医的名字叫陈莲舫，早就看出皇帝其实并无大病，只是虚弱，不必服药，却须静摄。而唯独这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在皇帝决无可能。日久天长，皇帝的身子只有越来越坏。而自己的盛名葬送在里面，太不值得，所以早就打定主意，脱身为妙。此时便又跟内务府堂官提出请假回籍的要求。 
　　“那怎么行？”内务府大臣继禄说：“皇上这两天又违和了！正要仰仗高明。陈大夫，我实在不便代奏，我也希望你勉为其难。” 
　　“实在是力不从心。”陈莲舫说，“继大人，我不止说过一次，皇上如果不能静养，药是白吃的。” 
　　“我知道，我知道！陈大夫，你们两位只算帮我的忙。我想个法子，另外替你们两位弄些津贴。” 
　　“这倒不生关系！”曹元恒接口说道：“继大人，说老实话，我们也巴望着能把皇上的病看好了，挣个大大的名声回去。无奈，宫里请脉的规矩跟外面不同，以致劳而无功。我们在家乡都有些熟病人，非我们亲自去看，不能对症。这一层，继大人也得体谅。” 
　　“这是没法子的事！”继禄的声音不似先前那样柔和了，“你的病人莫非比皇上还要紧？” 
　　见此光景，陈莲舫知道不能再强求了。他是松江府属下青浦朱家角人，医道不坏，但品格不纯，好以官派唬人。他本人是主事，儿子是县令，如今一度供奉内廷，回乡打出“御医’的招牌，结交缙绅先生，是件名利双收的事，为此亟亟求去。如今见继禄的话不好听，见机而作，决定让步。 
　　“继大人，”他说：“为臣子者，理当尽忠竭智以事上，但恐力不从心，误了大事，并无他意。” 
　　这表示不再坚决求去。继禄亦见风使舵，加以抚慰：“这样吧，”他说，“两位分班当差好了。如今南来北往方便得很，一位回府，一位在京，到时候替换如何？” 
　　有此结果，陈、曹二人自然乐从。于是继禄跟奕劻说知其事，第二天便奏明慈禧太后，一面明发上谕，准陈秉钧、曹元恒“分班留京供差，两月更换。其留京供差之员，每月赏给津贴银二百两，由内务府发给。”一面密电各省，催问物色良医，若有结果，即便送京请脉。 

　　　　　　　※　　　　　　　 ※　　　　　　　　 ※ 

　　电报到达浙江，新到任不久的巡抚冯汝弢，大为紧张，将幕友请了来问计。总督、巡抚的幕友，称为“文案委员”，礼数如州县官对“老夫子”那样，相当客气。如果是单独找谁议事，往往移樽就教，倘或广咨周询，必得命小厨房专门备一桌菜，等酒过三巡，从容请教。 
　　这天吃到一半，冯汝弢才把电报拿出来，一提个头，举座都望着一个人笑了。此人名叫杜钟骏，字子良，扬州人，是前任张曾扬的幕友，冯汝弢把他留了下来，专管往来函牍。 
　　“怎么？”冯汝弢问道：“子翁必是精于此道？” 
　　“真人不露相。”有人说道：“子翁的医道，真正叫‘着手成春’。” 
　　“那好极了！”冯汝弢说：“我一定力荐。” 
　　“不，不！多谢中丞的美意。此事关系出入甚大，万万不敢从命！” 
　　语气很硬，冯汝弢倒愣住了。心里在想，如果他说所知甚浅，不敢贸然尝试，可能是谦虚的话，说是“关系出入甚大”，便是别有所见，倒不便造次了。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有人看出风色，用这样一句话，将此事扯了开去，解消了僵局。 
　　到得第二天，冯汝弢特意去访杜钟骏，道明来意，是劝他进京应征，但又说，果真有苦衷，亦可商量。 
　　“中丞！”杜钟骏答说：“戊戌以后，亦有征医之举。当时的情形，中丞想来总很清楚。” 
　　于是杜钟骏说了一个亲耳闻诸“同道”的故事。他的这个同道，是广州驻防的汉军旗人，姓门名定鳌，字桂珊。戊戌政变一起，中外震动，不久便有为皇帝征医的上谕，广州将军便保荐门定鳌入京应诏。 
　　同时被荐名医，还有三人：朱煜、杨际和，以及另一个跟门定鳌一样，姓很僻的愚勋。先是个别请脉，门定鳌的医书读得很多，拟脉定案，征引“内经”、“素问”及金元以来各名家的著述，融会贯通，头头是道。慈禧太后对他颇为赏识，夸奖他是儒医。 
　　及至要用药了，是由四名医会诊。看法自有出入，损益斟酌，好不容易才拟定脉案与药方。脉案的结论是：“谨按诸症，总由禀赋素虚，心脾久弱，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而灼津液使然。宜用甘温之剂，以培真元，惟水亏火旺，不受补剂，是以用药掣肘。今谨拟用养心理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以壮火镇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四个人私下都同意，要紧的只是“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八个字。 
　　下的药一共十四味：云茯、神苓、淮山药、细生地、麦冬、元参、杭白芍、霜桑叶、甘菊、金石斛、桔梗、竹茹、甘草、天花粉。略懂医道的人都看得出来，没有一味结结实实的烈性药，开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子，无非敷衍差使而已。 
　　其时废立之说，甚嚣尘上，最后连各国驻京的公使都知道了，千方百计打听，不得要领。最后找到法国公使馆有个秘书，是门定鳌在广州的旧识，且识中文，便委他向门定鳌去探问究竟。要脉案、要药方，门定鳌都不敢应命，到逼得无法推诿了，他取水笔在干砚台上疾书“无病”二字，随即抹去，起身送客。 
　　“圣躬违和”的真相如此，越发惹起各国公使的猜疑。于是先则荐医，继则请觐见皇帝，都让慈禧太后责成庆王奕劻支吾了过去。门定鳌见此光景，深怕他从“无病”二字，已泄漏了极大的机密，惹来杀身之灾，托词在旅舍中为狐所祟，辞差出京躲祸。 
　　“中丞请试想，”杜钟骏讲完了这段故事，接着说道：“皇上根本没病，硬说他有病，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嫁罪于医，岂不冤哉枉也！”略停一下他又加了几句：“果真有此情形发生，不但我冤枉送命，而且亦会牵累举主。中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后几句话，打动了冯汝弢，决定接受建议，且将此事搁着再说。 

　　　　　　　※　　　　　　　 ※　　　　　　　　 ※ 

　　一搁搁过年，冯汝弢接到京里知交的密信，说他有调动的消息。如果军机奏闻，慈禧太后不一定会同意。因为他之得任封疆，不过半年工夫，资望既浅，又无特殊政绩，在慈禧太后对“冯汝弢”这个名字几无印象，当然就会不置可否。 
　　因此，他的这个朋友劝他，应该从速设法打点，最好是走内务府的路子，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提提他的名字，说说他的好话。 
　　看完这封信，冯汝弢忽有灵感，要慈禧太后对他有印象，得做一件让她常想到他名字的事，那就何不旧事重提，保荐杜钟骏进京。 
　　于是，他关照小厨房做了四样极精致的菜，携着一小坛陈年花雕，去看杜钟骏。当然，他的本意是决不肯说破的，只说接到京中来信，皇帝确是患了肾亏重症，而且访闻浙江巡抚衙门有此一位名医，问他何以不飞章举荐？ 
　　“子翁，”冯汝弢很恳切地说：“我们且不说君臣之义，只拿皇上当个寻常病家，足下亦不能无动于衷吧？” 
　　这是隐乙以“医家有割股之心”这句话来责备他。杜钟骏虽未松口，但亦说不出坚拒的话，只是擎着酒杯在沉吟。 
　　“子翁，如果不嫌唐突，我还有不中听的话想说。” 
　　“尽管请说。”杜钟骏答说：“我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就是怕有过失。如今子翁的名声，已上达天听，倘或迳自下诏行取，于足下面子似乎不好看。至于我，朝廷倘责以知而不举之罪，固然无词以解，若说我有此机会竟不荐贤，薄待了朋友，更是不白之诬，于心不甘。” 
　　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委婉，杜钟骏再也无法推辞了。不过实际上有些难处，不能不说在前面。 
　　“既然中丞如此厚爱，我不能不识抬举。只是长安居、大不易！皇上果真是体虚肾亏，服药非百剂以上不能见效。穷年累月在京里住着，实在力有不逮。” 
　　“不用子翁劳神，自然是要替子翁预备妥当的。” 
　　冯汝弢表示，起码要替他筹三千两银子，带进京去，以备一年半载的花费。又说，内务府大臣继禄、奎俊都有交情，重重函托，自然处处照应，请杜钟骏尽管放心。 
　　居停如此殷勤，杜钟骏再也没话可说了。于是冯汝弢即日拜折，应诏荐医。批复下来，命冯汝弢派妥人护送进京。那知动手之前，杜钟骏自己生了一场病，等疗治痊愈，恰又是冯汝弢奉旨移调江西，少不得还要帮着办一办交代，就这样迁延到六月底才能动身。 
　　他是由上海坐海船北上。一到天津，由于冯汝弢预先已有函电重托，再则日常请脉，接近两宫的机会很多，难免垂询外间的舆论。一语之微，亦足以影响前程，因此直隶总督杨士骧，待以上宾之礼。不但盛筵款待，致送程仪，而且特备花车，亲自陪着进京。 
　　因为有杨士骧的照应，杜钟骏此行非常顺利，到处都受礼遇。到了七月十六那天，由继禄带领，半夜里出西便门到海淀，在颐和园先见了六位军机大臣：庆王奕劻、醇王载沣、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以及入军机不久的世续，然后在内务府朝房待命。先有个六品服饰的官员在，请教姓氏才知道他就是慕名而未识面的陈莲舫。 
　　未及深谈，陈莲舫便已奉召，匆匆而去。过了有半个钟头，继禄走来领着他到了仁寿殿，做个手势示意他在帘外等待，然后悄悄掀帘入内。 
　　一帘之隔，咫尺天颜。杜钟骏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会有这么一位天字第一号的病家，一时不知道是兴奋、惊异，还是畏忌，只觉得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得很。就这时候，陈莲舫已经出殿，继禄在里面连连向他招手。 
　　杜钟骏战战兢兢，到了殿里，照预先演习过的仪注，先向面西而坐的慈禧太后行了一跪三叩首的大礼，转而向面南的皇帝也是一跪三叩首，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就是杜钟骏？” 
　　“是！”杜钟骏略移一移膝，向东回答。 
　　“冯汝弢说你医道很好，你要替皇上用心号一号脉。” 
　　“是！” 
　　这时继禄轻声提示：“请脉吧！” 
　　于是杜钟骏起身走到皇帝面前，在一张半桌侧面，已放了一个拜垫，杜钟骏复又跪下，用两只手替已将双手仰置在半桌上的皇帝诊脉。 
　　由于疾趋入殿，起跪磕头，加以心情紧张，天气又热，杜钟骏忽然觉得气喘，便屏息不语，静待气平。而皇帝有些不耐烦了。 
　　“你瞧我的脉怎么样？” 
　　杜钟骏已经受了嘱咐，慈禧太后最恨人说皇帝肝郁，皇帝自己最恨人家说他肾亏。所以杜钟骏的答奏，很谨慎地避免用这些字眼。 
　　“皇上的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 
　　“我病了两三年医不好，”皇帝问道：“你倒说，是什么缘故？” 
　　“皇上的病，非一朝一夕之故。积虚太久，好起来也慢。臣在外头给人看病，凡是虚弱与这个病差不多的，非两百剂药不能收效。所服的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换方子。”杜钟骏又说：“一天换一个医生，药效就更慢了！” 
　　“你说得对！”皇帝高兴些了，“你拿什么药医我？” 
　　“先天不足，要用二至丸；后天不足，要用归芍六君汤。” 
　　“好！就照这样开方子，不必更动。” 
　　“是，是！”杜钟骏连连答应。 
　　等跪安而退，已经出殿了，忽然有个太监追上来喊道：“杜大夫，杜大夫！”等杜钟骏站定，那太监又说：“万岁交代，方子千万不能更动。” 
　　其时军机处已经退值，内务府的官员便就近把他带到军机章京的值庐去开方子。进屋才发现陈莲舫已先在，彼此目视微笑，算是招呼过了。 
　　杜钟骏在一张空桌子后面坐了下来，从护书中取出来水笔墨盒与印有他名号的处方笺，静静构想脉案的写法。 
　　“你是杜大夫？”突然有人在他身旁问。 
　　抬头一看，是名太监，戴着六品顶带，论品级比县官还大。杜钟骏起身答道：“我是。” 
　　“万岁爷派我来跟你说，你刚才在殿里说的什么，就照什么开方子，切切不要改动！”又指着陈莲舫说：“千万不可跟他串通起来！” 
　　“不会，不会！”杜钟骏狐疑满腹，不可串通这一点，还可以体会其中的缘故，想是彼此商酌，希望意见一致，如果互相歧异，出了事谁也脱不得干系。但不知皇帝何以一再叮嘱方子不可改动，莫非另有人主使，非如何开方不可吗？ 
　　正在思索之际，带领的内务府官员来催方子了，杜钟骏便依刚才那太监所传的话，说了什么，便写什么，一挥而就，检点无误，将方子交了出去。 
　　这时已有书手在等着，拿他的方子另用明黄笺纸誉正，一式两份，装入黄匣内，据说是皇太后、皇帝各一份。不久，又有太监传谕：“赏饭一桌。”这名为“赐膳”，照例由带领的大臣作陪。继禄陪他吃完了才说：“你今天新来，是插班，二十一才是你的正班，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 
　　等送回客栈，杜钟骏倦不可当，睡了一大觉起身，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皇帝不知已服了他的药没有？心里又想，陈莲舫也开了方子，不知异同如何？如果服了自己的方子，陈莲舫那张方子还用不用？ 
　　到得晚上，来了一名太监，正是白天他刚请完脉出殿，追上来传话的那个。他说：“万岁爷已服过你的药，明天仍旧要请脉。” 
　　“是！”杜钟骏说：“继大人知道不知道？” 
　　“另外派人通知他了，内务府会有人来接你。” 
　　杜钟骏点点头，抓住机会问道：“请问，陈大夫也开了方子，皇上服了没有？” 
　　“大概服了吧！我没瞧见。” 
　　“我再请问，为什么要到二十一才是我的班？” 
　　“如今一共五位大夫，你算沣，今天插了班，不就要到二十一才该你的班吗？” 
　　杜钟骏一听愣住了，连那太监离去都未发觉。这夜一直不能安枕。半夜起身，等内务府官员陪他到了颐和园，先找继禄办交涉。 
　　“继大人，”他说：“五个人轮流值班请脉，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这样子怎么能把病治好？要知道，我是来医病的，不是来当差的！请继大人把这种不合道理的规矩，跟皇太后、皇上说一说，务必要改良。” 
　　继禄笑一笑答说：“内廷的规矩向来如此，我们不能乱说的。你请坐一坐，请脉的时候，我会派人来招呼。” 
　　坐了一个钟头，方有人来招呼。一切仪注均如昨日，脉象亦复依旧，才服了一剂药，自然还不能见效。杜钟骏只是陈奏，对皇帝的病症，更为了解，又说“病去如抽丝”，请皇帝耐心静摄。 
　　等辞出殿后，开方如昨。慈禧太后又赏了饭，同时传谕：“杜钟骏改为七月二十二日值班。”进一步证实了首尾六天一轮的办法。 
　　于是，杜钟骏进城便去拜访吏部尚书陆润庠。这是第二次，无多寒暄，便即道明来意：“府上世代名医，尊公的《世补斋医书》海内传诵，当今大老中，最明白医道的，莫过陆大人！”他问：“陆大人说说，六天一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这种医病的办法没有？” 
　　“宫内的情形，与外面不同，只怕你还不大明白。” 
　　“医病的道理是一样的。”杜钟骏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进京，满以为医好了皇上的病，可以博得个微名。现在看这情形，徒劳无益，全无希望。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照目前的办法，病一定医不好！将来发生什么事故，谁来负责？陆大人是南书房翰林，天子近臣，请便中向两宫说一说！” 
　　“你不必过虑！”陆润庠随随便便地答说：“内廷的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我虽在南书房行走，也不常见两宫，而且不是分内之事，亦不便进言。” 
　　杜钟骏这才领略到，在宫中当差是这样的滋味，只好默然而退。不过有“既不任功，亦不任过”的话，算是比较放心了。 
　　于是每隔五天进宫一次，每次匆匆一面，既不能细看皇帝的气色，亦不能多问病情，皇帝自己也很少说话。“望闻问切”只占得最后一个字，杜钟骏颇有用武无地之感。不过，慈禧太后却不似外间传说那么威严，常有温谕慰问。中秋节赏也有他一份，大卷红绸两片，纹银二百两，是派人送到他杨梅竹斜街斌升店旅寓来的。 
　　打发了赏银，杜钟骏顺便请教颁赏的太监：“该怎么谢恩？” 
　　“大伙一起磕头吧！我不大清楚，你最好问内务府。” 
　　跟内务府的官员打听才知道，照例颁赏，是约齐了一起谢恩，日子定在八月初三。到了那天，浓云如墨，大雨倾盆，但海淀道上，车马如织，文武大臣依旧都准时赶到了颐和园。 
　　行礼定在召见军机以后，大概是上午八点钟左右。谁知雨势越大，翎顶辉煌的王公亲贵都局促在仁寿殿两廊等候，两宫亦在殿中卷帘以待，一直等了一个多钟头，雨势略收，二十出头的小恭王溥幸，大声说道：“不能再等了，行礼吧！” 
　　说完，他一撩袍褂，下了台阶，王公大臣纷纷跟随着，就在积水盈尺的天井中，乱糟糟地向上磕头。杜钟骏亦杂在中间，随班行礼，搞得泥泞满身，狼狈不堪。 
　　出了仁寿殿，急于想回下处去换衣服，不道有个小太监一把拉住他说：“杜大夫，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来！” 
　　那小太监神色仓皇地左右看了一下，撒腿就走。杜钟骏在内廷当差半月有余，已略知规矩，太监这样结交外人是犯禁的。自知跟太监私下交谈，亦有未便，但怕是有关皇帝病情的要紧话，不能错过机会。考虑了一下，终于还是跟了过去。 
　　跟到僻处，那小太监跷起大拇指说：“你的脉理很好！”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万岁爷说的，说你的脉理开得好。我一发告诉你吧，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常常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说罢，他略伸右手，五只指头乱抡着，仿佛是个无意识的举动。 
　　正在向他口头致谢的杜钟骏，蓦然意会，急忙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银票，捏成一团，塞在他手里。那小太监飞也似地跑了。 
　　杜钟骏却不以为他是为了讨赏，故意编一套好听的话来献媚。自己算了一下，除头一天插班以外，正班共有三次，大概就是这三剂方子，皇帝全都服了。心里在想，是不是能够奏明皇帝，每次开方，连服五剂，庶几药效不致中断，易于收功。 

　　　　　　　※　　　　　　　 ※　　　　　　　　 ※ 

　　下一天又是值班之期，这天请脉是在寝宫，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带领，快将到达时，只见一名太监匆匆赶来，行了礼说：“奎大人，你快上去吧！万岁爷在发脾气！” 
　　“喂！”皇帝发脾气，奎俊不急，从容问道：“为什么？” 
　　“不知道！万岁爷亲自检药，检着检着就来了脾气了！传旨找内务府大臣。” 
　　“好！我就去。”奎俊回头对杜钟骏说：“你先在廊上站一站，听我招呼。” 
　　杜钟骏便在寝宫外面静静待命。只听皇帝的嗓子很大，“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他说：“你瞧枸杞上生蛀虫，拿这坏药给我吃，怎么医得好？” 
　　“是寿药房配的药，大概药的年分久了。” 
　　“这怎么行！现在派你到同仁堂去配药。” 
　　“是！” 
　　不久，奎俊从殿里出来，招招手将杜钟骏领了进去，只见皇帝坐在一张小圆桌前面，桌上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药。 
　　“杜钟骏，”皇帝问道：“药材是不是四川云贵一带的最好？” 
　　“不一定，各地有各地的特产。” 
　　“这‘於术’呢？” 
　　“浙江省於潜县出的最好，所以叫於术。” 
　　皇帝点点头，“这张方子是陈秉钧开的，昨天不想吃，今天拿出来看创，觉得还不错，服一剂也不妨，谁知道尽拿些坏药给我吃。”他又问：“茯苓、山药那里最好？” 
　　“茯苓自然是云南，山药要河南出的才地道。” 
　　“好！以后你们开方子，都要注明药材的产地！” 
　　“是！” 
　　杜钟骏请完脉开方子，心里在琢磨，注明药材产地，是不是要各省督抚进贡呢？果然如此，下药又要斟酌，不必多找麻烦。 
　　果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军机处分电各省，凡有特产药材，立即进贡。此外又由慈禧太后传谕：各省所荐医生六人，分为三班，两月一换。同时发下一张名单：头班张彭年、施焕，第二班陈秉钧，周景焘，三班吕用宾、杜钟骏。 
　　这比六天一轮的办法要好些。但使杜钟骏困惑的是，何以会排出这么一张名单？他当然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颇赞赏他的医道。吕用宾是京城里的名医，口碑极好，如果是他们两人排为头班，也许两个月内就能大见效验。谁知将好手排在后面，实不知其意何居？ 
　　当然，这是无法去求得解释的事，而且从这天起，杜钟骏对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只听说同仁堂到海淀开了分号，因为自从枸杞生虫，皇帝一怒命奎俊亲自到同仁堂配药之后，内务府就曾面奏，说颐和园离同仁堂很远，来回路程非几个钟头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设立分店，最为便当。皇帝准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设立分号了。 
　　这样过了有七八天，杜钟骏正闲得没事干时，内务府忽然派人来通知，说继禄有请。赶到那里，才知是派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请你来当考官。”继禄笑道：“看考医生的文章。” 
　　原来皇帝脉案，逐日有人到奏事处去抄了出来，卖给上海各报驻京的访员，发电报回去，刊登在报上。端方正在江南考医生，便以此作为题目，取中二十四卷，特地派专差将此二十四卷送进京来。奏折上说明：如果赏识那一卷，即派此人进京请脉。 
　　“端制军可真是会做官！不过，法子也太新鲜了一点。皇太后说，她也不知道那一卷好？发交吏部陆尚书看，他也不敢作主，那就只好借重各位的专长了。” 
　　杜钟骏也觉得端方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倒很感兴趣，期待着其中或许真有高手，道理说得透彻，用药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镜。所以当即在内务府坐了下来，一卷一卷细细的看。 
　　按说，同一脉案，用药不致大相径庭。那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应该补肾；有的说，应该用六味地黄丸；有的说，当补命火；有的说，要用金匮肾气丸；又有主张补脾胃的；也有断言，必当气血双补，用参茸之类极珍贵的药。其中有一卷最妙，说皇帝的病，应当阴阳并补，所开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都是悬揣之辞。”杜钟骏率直陈言。“没有一个人搔着痒处。” 
　　“我想也是！”继禄说道：“皇上的病，连我们经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远在上海，只凭脉案开方子，岂有不是隔靴搔痒的？” 
　　“正是这话。”杜钟骏问道：“听说皇太后中秋吃坏了肚子，一直拉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 
　　正说到这里，另一内务府大臣奎俊闯了进来，探问“阅卷”的结果。听了杜钟骏的意见，只是摇头。 
　　“不用说远在上海，”他说：“就近在咫尺，象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　。”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 
　　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　。”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已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　　　　　　　 ※　　　　　　　　 ※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 
　　“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Ζ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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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皇帝过去只是体力不充，疲惫得无法支持，九月初八那天跟军机见面时，竟至垂首御案了。 
　　这大概是从清朝开国以来，君臣晤对之际从未有过的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慈禧太后说道：“皇帝病得久了，越来越重，你们看可有名医，不妨保荐。” 
　　于是庆王奕劻回奏：“奴才六十九岁那年大病，是袁世凯保荐西医屈庭桂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个人怎么样？” 
　　这当然应该由袁世凯答复：“屈庭桂在北洋多年，历任医官、院长，臣全家都请他看病。以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有病，也是请他看。” 
　　“你们知道这个姓屈的吗？”慈禧太后问其余四个军机。 
　　醇王载沣不知其人，未曾说话；鹿传霖重听愈甚，根本不知问的什么；张之洞与世续的答复是一样的，本人并未请教过屈庭桂，只知家人患病，曾请他诊视。 
　　“中西医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得了。”慈禧太后作了决定：“既然大家保荐这个姓屈的，可以请他来看看。” 
　　“是！”奕劻答说：“请皇太后定日子，那一天请脉。” 
　　慈禧太后算了一下答说：“十三或者十四吧！” 
　　当天中午，袁世凯的侍从医官，也是屈庭桂的学生王仲芹，便用电话将此消息，密告老师。屈庭桂大吃一惊，想起他家乡广东有一句俗语：“有抄家，无诰封。”正想托词辞谢，直隶总督杨士骧派材官持着名片来请了。 
　　屈庭桂兼长北洋卫生局，长官有命，不敢不赴，杨士骧一见他便说：“连着接到庆王、袁宫保的电话，请你赶紧进京。” 
　　“请示大人，是不是进宫看病？” 
　　“原来你已知道了。”杨士骧笑道：“你赶紧去吧！这下成了御医，将来请教你的人更多了。” 
　　“大人…　。” 
　　屈庭桂刚哭丧着脸喊得一声，杨士骧便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怕什么？”他说：“你替庆王看好过一场大病，他还能害你吗？” 
　　听得这话，屈庭桂方始释然，第二天摒挡进京，一下了火车便去见奕劻。 
　　“你是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要用心诊治，保你无事。”奕劻又说：“皇上的病，到底有没有危险，你看了之后先老实跟我说，我好密奏太后。” 
　　“是！”屈庭桂答说：“不过回王爷的话，西医看病，跟中医不同。象明朝那样，隔着帐子替后妃看病，手腕子上吊根红丝线，说是凭这样子就可以诊脉，西医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奕劻笑了，“我请你看过，我知道你们西医的规矩，我先跟太后回一回。”他又说：“不过，有些话，你最好别当着太后说。” 
　　“我知道，不能当着太后说，说皇上肝里有病。” 
　　“对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说皇上肾亏。” 
　　“西医并无这个说法。” 
　　“那就行了，你找个人问一问见太后、皇上的礼节，等着十三请脉吧！” 

　　　　　　　　　　　※　　　　　　　 ※　　　　　　　　 ※ 

　　请脉的日期决定在九月十四，屈庭桂前一天住在海淀，天色微明，便由颐和园的东角门到仁寿殿前待命，一直到九点钟才蒙召见。因为这天军机例行见面，商议邮传部所奏筹款赎回京汉铁路的办法。此是袁世凯入军机后，最得意的一件事。京汉铁路纵贯南北，但经营权握在比利时手里，因为此路是盛宣怀经手借比款所造。借款的回佣甚厚，而借款的条件甚苛，第一是行车管理权归比国公司，第二是母年利润比国公司可分两成。且不论利权大大的外溢，倘或外交、军事上有变化，这条通南达北的铁路不能自主，即等于命脉为人所制。所以自梁士诒出长邮传部铁路总局后，即以筹款赎京汉铁路为念兹在兹的第一件大事。袁世凯当然力赞其成，筹划经年，已经成功。 
　　筹款的办法一共三项，招募公债、筹借外债、提集存款。外债已经借到，总数五百英镑，名为“振兴实业借款”，由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各承贷一半。这天要谈的是筹办赎路公债一千万银圆。慈禧太后对何为公债，不甚明了，奕劻及袁世凯便须细作解释，因而耽误了请脉的时间。 
　　进得殿去，在东暖阁照规矩行了礼，背过履历，坐在侧面的慈禧太后问道：“听说西医看病的规矩，跟中医不同。倒是怎么个不同啊？” 
　　“按西医的规矩，要请皇上宽一宽衣服，露出胸背，一面听，一面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也可以。” 
　　于是太监上前，将坐在正面御榻上的皇帝扶了起来，先卸长袍，次卸夹袄，然后将小褂子撩到胸口以上，露出肋骨根根可见的上身。 
　　这时屈庭桂已经取火酒棉花擦过手，将听诊器挂在胸前，动手诊视。一面听，一面问：“皇上自己觉得那里不舒服？”“头痛、发烧、背脊骨疼、胃口不好。”皇帝问道：“屈庭桂，你看我这病该怎么治？” 
　　“等臣细看了再回奏。” 
　　屈庭桂收起听筒，并左手食中两指，按在皇帝的肋骨上，再用右手食中两指，“笃篌篌”地轻叩。慈禧太后大惑不解，向侍立在旁的奕劻问道：“这是干什么？” 
　　奕劻亦不明了，答说：“让屈庭桂跟皇太后回奏。” 
　　屈庭桂已听见这话。他心里在想，听声音皇帝的肺不好，怕是有病，肺如有病，中医名为“痨病”，一提起都会变色。 
　　这话说不得！ 
　　因此等叩击完了，他向慈禧太后说：“刚才是测听皇上的体质好不好。” 
　　“喔，”慈禧太后问：“是看皇上的筋骨硬不硬？” 
　　这一问，在屈庭桂有匪夷所思之感，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是！” 
　　“行了吧？”奕劻紧接问屈庭桂：“行了皇上好穿衣服。” 
　　“是的，行了。” 
　　“什么病？”皇上一面让太监替他穿衣，一面问。 
　　这话很难回答。照屈庭桂看，毛病甚多，腰子显然有病，肺亦可疑，但决非不治之症。想了一下答说：“还是虚弱的缘故。” 
　　“那么该怎么治呢？” 
　　“得一步一步来，臣先把皇上头痛，脊骨痛这两样毛病治好，同时要给皇上服开胃的药。” 
　　皇帝大为点头，“你说得对！”他说：“把这两样病治好，我的精神就会好得多。” 
　　“是！”屈庭桂说：“臣想请皇上赏一小瓶尿。”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奕劻跟太监们都差点笑出来，屈庭桂亦自觉失言，大为窘迫，赶紧又作解释：“臣要取回皇上的尿液，回去化验，更能查出病症。” 
　　“要验什么？”皇帝问说。 
　　“打尿液验出来，腰子有没有病。” 
　　“喔！”皇帝点点头：“可以！” 
　　于是屈庭桂磕头退出，在仁寿殿后面，太监起坐的板屋中开方子。这下又成了难题。因为西医的药方，没有脉案，药名皆用洋文。既无法抄呈两宫，也不能存在内奏事处，供王公大臣阅看。最后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去请示慈禧太后，奉到懿旨：不必看，也不必发下去，交敬事房存档。这才算解消了难题。 
　　开好药方，屈庭桂说：“这张方子可以拿到外国医院或者西药房去配。有内服的，有外敷的，药剂师自会注明白。” 
　　“屈大夫，”奎俊说道：“都是洋字，怕他们弄不清楚，药配错了不好，何不你自己一手经理？” 
　　“这，”屈庭桂也读过一些史书，懔于明朝末年“红丸”的故事，大起戒心，老实答说：“医药都出于我一个人，这个责任太大，实在负不起。至于配错药的事，极少极少，而况是皇上的药，谁敢大意？” 
　　“说得也是！”奎俊又说：“皇上刚才面谕：明天还得请脉。 
　　请你再等等，只怕还有别的话。” 
　　屈庭桂答应着，静静地等待，不久奎俊带着太监来颁赏：四盒克食、两百两银子，另外还带来一瓶皇帝的尿液。屈庭桂跪着接了，随即出园回城。 
　　他是住在北洋公所，刚下车还未休息，庆王奕劻已着人来请。于是原车到得王府，只见袁世凯也在座。 
　　“永秋，”奕劻喊着他的别号问：“你看皇上的病怎么样？” 
　　“是！”屈庭桂答道：“皇上的病，叫做精神衰弱症。得这个病的人，多半头痛、晕眩、失眠、忧郁、记性不好、食欲不振；这跟皇上的病症，完全相符。” 
　　“那么该怎么治呢？”奕劻问说。 
　　“回王爷的话，这个病不是吃药吃得好的。” 
　　“喔！”奕劻一惊，“莫非，莫非是不治之症？” 
　　“不是！不是！”屈庭桂赶紧否认：“决非不治之症。治这个病，最要紧的是静养，若能换个病人喜欢的地方去住，更好。” 
　　“为什么呢？”袁世凯很注意的问。 
　　“因为得这个病的人，先天体质固有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过劳，种种不如意，一天难得有件高兴的事，久而久之，对原来住的地方厌了，也怕了。如果换个地方，耳目一新，原来的种种厌烦，一起摆脱，精神自然就好了。这有个名目，叫做‘易地疗养’。在外国常有这类病人，到空气新鲜风景好的地方，去住那么两三个月，回来就会象换了个人似的。” 
　　袁世凯与奕劻面面相觑，好久开不得口，屈庭桂也觉悟了，这在平常小康人家不难办到的事，在皇帝决无可能。 
　　“永秋，”奕劻脸色严肃地说：“你刚才的话，可不能跟另外人去说，两宫面前，更宜小心！” 
　　“是！”屈庭桂重重地答应。 
　　“除了什么‘易地疗养’以外，还有什么治法？” 
　　“总以精神安静为主。最好每天能用冷水摩擦，按摩亦有用处。当然，饮食也是要紧的。不过，这得验了尿再说。” 
　　“这是怎么个讲究？” 
　　“怕腰子有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屈庭桂想起来了，“今天进宫听太监私下在谈，皇帝有遗泄的毛病。” 
　　“是的。不但有，而且很重。”奕劻答说：“皇上自小就怕突如其来的响声，譬如打雷，或者一个铜子掉在地上，都能吓得脸色发白。如今只要听见这样的声音，就会遗泄，更听不得大锣大鼓。” 
　　“这可不好！”屈庭桂说：“神经衰弱的征候很深了！最好，最好…　。”他说不下去了。 
　　他不说，奕劻与袁世凯也能猜想得到，最好避免听见那种声音。但又何能避免？慈禧太后爱听戏，对于大锣大鼓，侍座的皇帝能充耳不闻吗？ 

　　　　　　　　　　　※　　　　　　　 ※　　　　　　　　 ※ 

　　情形很清楚了。那怕宫闱事秘，只要势力达得到，工夫下得深，还是可以直抉底蕴。都以为慈禧太后的河鱼之疾是小病，皇帝几已病入膏肓，而揭底来看，适得其反。 
　　“太后到底七十多了！年纪不饶人。”袁世凯说：“我亲自问过好几位替太后请过脉的御医，都要我逼得紧了，才肯说实话。别看太后精神很健旺的，痢疾不好，是一大患。再说，她也不是真的健旺，只是硬撑着，要让大家都这么想：宫中倘或出大事，必是龙驭上宾，不是驾返瑶池。” 
　　坐在袁世凯对面的杨士琦与赵秉钧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静听袁世凯再说下去。 
　　“太后如果撑不住，一倒下来就完了，皇上呢，却有得磨。屈永秋说什么‘易地疗养’，颐和园如果只有皇上一个人，不，如果没有太后，不必每天请安，战战兢兢地不知会出什么岔子，如果不必天天侍膳，或者常常陪着看戏，让大锣大鼓震得心惊肉跳，那不就等于易地疗养？” 
　　“情形很清楚了！”杨士琦说：“母子之间，已成势不两立之局。” 
　　“话是这么说，似乎也有分别，”赵秉钧垂着眼在剥指甲，神态悠闲之极，“皇上的病固非太后驾崩不能好，可是皇上不在了，太后亦未见得有多大好处。” 
　　“你是说，太后成了太皇太后，究竟隔一层了？”杨士琦说：“我看不尽然，宣仁太后不就是太皇太后吗？” 
　　他是说的北宋的故事。神宗弃天下，哲宗继立，宣仁太后虽成了太皇太后，依旧临时听政，起用“元祐正人”，扶植善类，成一代美治。这些典故，小厮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赵秉钧不甚了了。不过意思是听得出来的，杨士琦是说，慈禧太后即使成了太皇太后，仍能掌握大权。 
　　“太后也不是想抓权，只是不敢不抓而已，她怕大权落在皇上手里。只要不是皇上，谁都可以掌权，她也落得逍遥自在。” 
　　听得这话，袁世凯与杨士琦若有所思地好半晌不开口，赵秉钧却要等袁世凯有了表示，才肯往下说，因而形成僵持。都觉得自鸣钟的“滴答”之声，何以是这样的响？ 
　　终于还是袁世凯发话：“你是从那里看出来的，太后并不想抓权？” 
　　“从李莲英、崔玉贵的消长去看！”赵秉钧说：“太后是在培植皇后做太后了！” 
　　“这话有味！”杨士琦矍然而起：“谈到要害上头来了！我们从头数起。” 
　　“何谓从头数起？”袁世凯问。 
　　“数数看，那些人具九五之相？” 
　　“不用数，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伦贝子，一个是醇王的长子溥仪。” 
　　袁世凯与杨士琦想了一下，都同意他的看法。兄终弟及如当今皇帝继穆宗之位的情事，决不会再有。如果皇帝宾天，必是在溥字辈中选人为穆字继嗣，兼祧大行皇帝。倘以为国赖长君，则唯有立宣宗一支的长房长孙，现掌资政院的贝子溥伦，才不会引起争议，而以亲疏远近而论，则醇王的长子，为大行皇帝的胞侄，自然最有继嗣的资格。 
　　“伦贝子怕没有希望。”袁世凯说：“太后就不想抓权，又岂能将大权交给疏宗的伦贝子。” 
　　“诚然！”杨士琦深深点头。 
　　“此所以太后在培植皇后做太后！”赵秉钧紧接着说：“那时的情形，就跟三十年前，太后抚养今上一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太后一定会把当初如何失策，说给皇后听。就怕皇后没有太后的才干。” 
　　“要她有才干做什么！”袁世凯沉吟着，思量怎么能安一个人在皇后身边，以为将来间接操纵的工具。 
　　“你自号智庵，我倒要考考你！”杨士琦突如其来地说。 
　　赵秉钧却微吃一惊，转脸望去，发觉他的表情很奇怪，似乎有句很要紧的话想出口而又有所顾忌似的。 
　　“请出题啊！”赵秉钧开口催问。 
　　“你说，皮硝李是何等样人？” 
　　赵秉钧知道这不是他原来要问的话，更无须多想，信口答说：“第一等聪明人。” 
　　“不错！可是这一阵子他做的事，似乎很傻。” 
　　“是指他反对达赖进京，公然表示卫护皇上？” 
　　“是啊！你说那是为什么？” 
　　“八个字：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赵秉钧忽然转眼看看袁世凯，“崔玉贵让我给宫保问好！” 
　　“喔，”袁世凯问：“你什么时候遇着他的？” 
　　“昨天。”赵秉钧说：“为小德张新买一所宅子，有了纠葛，崔玉贵来托我料理，已经替他弄好了。” 
　　“小德张！”袁世凯很注意地问：“此人怎么样？” 
　　“才具不如安得海，见识不如李莲英，可是将来会得宠。” 
　　“何以呢？” 
　　“我想，大概皇后从没有一个亲信太监的缘故。” 
　　“这又是怎么说？” 
　　“皇后无权无势，也不是怎么能体恤下人的人，谁愿意当她的亲信？好处没有，坏处多得很。”赵秉钧慢条斯理地说：“第一，会得罪李莲英、崔玉贵；第二，到处吃不开，可又不能不去争，争不到会挨皇后的骂，何苦？如今情形不同了，皇后的话慢慢有人听了，自然就有小德张这样的人，肯替皇后卖命。” 
　　“好！”袁世凯说：“小德张是崔玉贵弄进宫去的，自然听崔玉贵的话，这条路子交给你了。不过，李莲英那面，也不能随便放弃。” 
　　“对了！”赵秉钧被提醒了，“杏丞刚才的话，还没有着落，你以为我的看法如何？”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自然不错，不过太泛了！我在想皮硝李也不是什么气量宽宏的人，就能毫不在乎地瞧着崔玉贵爬到他头上来？他这样子故意给太后唱反调，必有一种重大的作用在内。”杨士琦转脸问说：“宫保，我说得可有点儿道理？” 
　　“确是有道理，只想不透他是什么重大的作用？杏丞，你说呢？” 
　　“以我说，他是为了躲一件大事！” 
　　“大事？” 
　　“是的，大事！” 
　　“我明白了！”赵秉钧一反悠闲的神态，脸色严肃，并且带着恐惧，“确是件大事！” 
　　在他们这样神秘、深沉而慄惧的神态之下，袁世凯蓦地里领悟了，内心大震，脸色冻变，觉得需要好好想一想。 
　　杨士琦与赵秉钧亦是如此。因为他们发现，原来只有一个人心里的猜疑，甚至只是一个妄诞的念头，而此刻却变成彼此在商议，至少是研究，那件“大事”究竟可行与否了！ 
　　袁世凯很快地恢复了常态。也就是内心接受了杨士琦的想法，“杏丞说从头细数，我看要从两宫孰先孰后数起。”他说：“倘或子在母亡，会是怎么个局面？” 
　　杨、赵两人是一样的想法，如果慈禧太后驾崩，皇帝健在，首当其冲的便是袁世凯。皇帝不论在瀛台、在颐和园、在西安行宫，只要觉得幽居无聊，就会拿纸画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把它剪得粉碎，或者将纸乌龟贴在墙上，用小太监所制的竹弓竹箭发射，不中鹄不止。 
　　当然，皇帝一朝收回大权，能不能杀得掉袁世凯，自是一大疑问，但不论如何，他之倒楣是倒定了，这话要直说亦未尝不可，不过措词不能不讲究。 
　　“那是件不堪想象的事！”杨士琦说。 
　　“不是不堪想象，”赵秉钧紧接着说：“是不敢想象。”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敢想象！上头要有什么大举措，总也得先经军机，才能成为事实。” 
　　“不能先换军机吗？”杨士琦冷冷地说。 
　　“对！”袁世凯很快地接口：“咱们就是研究这一点，到那时候，军机上留下的会是谁，新进的又是谁？” 
　　“醇王当然会留下。” 
　　“肃王一定会进军机，”赵秉钧接着杨士琦的话说：“保不定还是领班。” 
　　“那你的意思是，老庆一定不会留下罗！” 
　　“是的。如果老庆留下，肃王的资格迈不过他去。” 
　　“我当然要回洹上养老去了！”袁世凯的语气近乎自嘲：“我担心的是那一来朝局会有大翻覆。国事如此，何堪再生动乱？如果康梁得志，善化东山再起，西林卷土重来，只怕用不到三年，就会断送了爱新觉罗的天下！” 
　　“康梁不见得会得志。”赵秉钧说：“我听肃王谈论，说皇上这几年跟戊戌以前，大不相同了，到底经过这一场大乱，逃过那一次难，长了许多见识，不会轻举妄动，再说锐气也消了许多。不过善化复起，却是一定的！” 
　　“然则西林重来，亦为时所必然。那一来，”杨士琦说：“一定翻戊戌政变这一案。北宋绍圣，明末崇祯年间的往事，必见于今日。” 
　　他所说的典故，赵秉钧听不懂，袁世凯却很了解，点点头：“此语甚确！我们须早为之计。” 
　　“定计先要定宗旨。”杨士琦说：“是预先疏通呢，还是不容此翻覆出现？” 
　　袁世凯起身蹀躞，沉吟不答。想了好一会，突然站在赵秉钧面前问道：“你说李莲英想躲开那件‘大事’，是你的猜想呢，还是听到了什么？” 
　　“也不算是猜想，是细心琢磨出来的。” 
　　“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慈安太后暴崩的事？” 
　　“知道！我就是从那件事上悟出来的。” 
　　袁世凯点点头，“你琢磨得不错！不过，这件‘大事’李莲英不干，自然会有人干！”他看看他们两人问：“是吗？” 
　　“此所以小德张格外值得重视。”杨士琦说：“眼前倒是肃王的一举一动，更宜注意。” 
　　“这何消说得？”赵秉钧答道：“在眼前来说，我还能制他，倘或他再往上爬，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当然不能让他再往上爬，如果他能往上爬，大事就不可为了。”杨士琦说。 
　　这等于有了一个结论，也就是定了“宗旨”，如杨士琦所说的，必不容朝局有大翻覆的情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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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宫中，戊戌政变以后一度在私下流传得很盛的一句话： 
　　“换皇上”，如今又有人在悄悄谈论了。 
　　不过，同样的一句话，前后的意思不一样。那时说“换皇上”就是换皇上，现在说“换皇上”，是意味着大权会有移转。 
　　皇帝驾崩，另立新主，固然是“换皇上”，但也可能是“老佛爷”归西，大权复入皇帝之手，那就成了真正的“换皇上”。皇帝不再有名无实，犹如脱胎换骨，再世为人了！ 
　　有那知文墨，能够在内奏事处、养心殿等处当差的太监，这一阵子常常为同事讲改朝换代的故事，“只要一换了皇上，总归有人要倒大霉！”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倒霉的是谁呢？是老皇面前最得宠的人，宠得愈厉害，倒的霉愈大！” 
　　听这话很容易地使人想到和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帝宾天，到得初八，和珅便以二十大罪被逮、抄家，十八赐自尽。靠山倒得不过半个月工夫，即以家破人亡。 
　　类似情事，自不止嘉庆一朝。只以最近的两朝来说，文宗即位，道光年间的权相穆彰阿立遭罢黜；同治即位，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赐死的赐死，斩决的斩决。当今皇帝即位，只为掌权的人没有变动，也就没有什么诛戮。但是，眼前可能要有变动了！ 
　　最害怕这个变动的，是崔玉贵。“唉！”他时常对徒弟叹息：“老佛爷活一天，我活一天！” 
　　他的徒弟——太监中凡是比较亲近皇帝的，这十年来杀的杀，撵的撵，消除将尽，凡是在紧要处所当差的，大半是他的徒弟。其中有好些原来听李莲英指挥的，亦由于李莲英的急流勇退，改投在崔玉贵的门下了——都知道，他处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慈禧太后如果不能再庇护他了，皇帝当然要杀他，那怕皇帝也不在了，还有瑾妃与她的娘家人，追论珍妃“殉国”之事，不知有多少人会站出来抱不平，众怒难犯，一条老命是怎么样也保不住了！ 
　　偏偏无可奈何地又把皇帝的幼弟，二十三岁的涛贝勒得罪了。那天九月十五，照宫廷的规矩，凡近友亲贵都要进时新果物肴馔，孝敬老太后，载涛早已成年成家，当然亦不例外。这天命小太监带着杂役，挑了食盒到颐和园，附带嘱咐，顺道去看一看皇帝近日的病情如何。 
　　去时很顺利，见着了皇帝，也代载涛请了安。而就在这小太监出园回府复命时，已有密报到达慈禧太后的寝宫。 
　　这应该是最平常的事，而在此时此地是最严重的事。慈禧太后倒不在乎载涛，只怕皇帝有什么话交代这个小太监带出去。于是非抓这个小太监来问不可了！ 
　　于是由崔玉贵派人带着护军直奔涛贝勒府，其势汹汹地将贝勒府的人吓一大跳。报到上房，年轻气盛的载涛大为不悦，铁青着脸，亲自来问究竟。 
　　“你们要干什么？” 
　　“奉旨来拿刚才到皇上寝宫里的小太监。”崔玉贵所派的人答说。 
　　“是奉谁的旨？’ 
　　“老佛爷的旨意。” 
　　载涛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话，不但问得多余，简直是问错了！奉旨当然是奉懿旨，皇帝还能来抓他的人？如今这一问明了，怎么下得了台？ 
　　年轻好面子，未免就不识轻重了，顿时虎起了脸说：“没有皇上的旨意，不能拿我的人！” 
　　如果来人问一句：“莫非要抗懿旨？”这件事就搞得无法收场，幸而那人还识大体，不肯说这一句话，只说：“那就得冒犯了！” 
　　歪一歪嘴，带来的护军分头去搜，搜到了立即带走。载涛气得要拚命，护卫们拥上前去相劝。载涛喜欢票武生，常跟杨小楼、钱金福在一起打把子，腰脚上颇有点功夫，五六个护卫下死劲才把他抱腰捉手地拦住。 
　　“都是崔玉贵这个老兔崽子！”载涛跳着脚骂：“总有一天收拾他！” 
　　等有人把这话传到崔玉贵耳朵里，被逮的小太监因为抵死不承认皇帝有话交代，已为内务府慎刑司杖毙了。 
　　“你们看，无缘无故又招上这个怨！”崔玉贵简直要哭了！ 
　　很显然地，如果将来是由醇王之子继位，涛贝勒以皇帝胞叔之尊，要取他性命，还不容易？ 
　　“师父，你老不用愁！我一个人给他抵命就结！” 
　　说这话的人叫孙敬福，外号孙小胖子，本来是慈禧太后面前供奔走，颇为宠信，因此，崔玉贵建议派他去伺候皇帝，作为可靠的耳目，载涛派小太监顺道去给皇帝请安，就是他来报的信。 
　　他此时口中的“他”，不知何指？如果是皇帝，则所谓“一个人给他抵命”，就是件令人不敢想象的事了。 
　　到得第三天晚上，跟孙敬福一屋宿的太监，发现他长袍里面藏着一把刀。刀有一寸长，两面开锋，外加皮套，套子上端缀着根皮带，可以系在腰际，用长袍一遮，是不容易发现的。 
　　那个太监外号叫二愣子，可真吓得愣住了，“孙小胖子，” 
　　他问：“你这是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你的刀！”二愣子隔着衣衫指他腰间：“带着这把刀干什么？” 
　　孙小胖子这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不小心泄露，不由得脸色一变，知道不承认带刀，更为不妥，便掩饰着说：“你不知道我跟人在打官司吗？” 
　　二愣子知道此事。孙小胖子在地安门外买了一所房屋，发生纠纷，原主告到工巡局，正在审理之中。可是，打官司又何用带刀？ 
　　“不是带刀打官司，杀谁啊？”孙小胖子语气平静地说：“房主是个天津卫的混混，跟人说，要杀我，我不能不带把刀防着。” 
　　话似乎有理，但禁中持凶器，便是一行大罪，二愣子又听人谈过，孙小胖子曾经跟崔玉贵说过什么抵命不抵命的话，所以疑惧莫释，一夜都不曾睡着。 
　　第二天上午跟同事悄悄谈论，有知道他那官司的人说：“什么天津混混？人家是孤儿寡妇，孙小胖子仗势欺人，他不杀人家就好了，人家还敢杀他？” 
　　由此可以证明，孙小胖子包藏祸心，会闯大祸。这个祸一闯出来，所有在皇帝左右的人都会被捆到内务府去拷问。其中有个明白事理、见识较高的人说，孙小胖子干此悖逆之事，必出于崔玉贵的指使，慈禧太后一定不知内情，看宫中出此该灭族的逆伦大事，定必严办。万一出于慈禧太后的授意，那么为了遮人耳目，更得严办。反正不论如何，孙小胖子终归是害死大家了！ 
　　“那么怎么办呢？”好些人异口同声地说。 
　　“只有一个办法…　。” 
　　这个办法就是求援于李莲英。于是商量停当，派人守候在皇帝寝宫附近。一天发现李莲英经过，立刻通知大家集中，拦住了李莲英，一齐跪下，由二愣子陈诉：“李大叔，我们都活不了啦！非李大叔不能救命！” 
　　李莲英大为惊诧，“什么事，什么事？”他问：”起来说话。” 
　　“孙小胖子身上带着把刀。” 
　　“啊！”李莲英也变色了，“别胡说八道！” 
　　“这是什么事能胡说？”二愣子说：“李大叔要不信，可以搜他。” 
　　见此光景，料知这话不假，李莲英自然不能听从二愣子的主意，沉吟了好一会说：“你们别声张，我自有主意。” 
　　李莲英主意是釜底抽薪，向崔玉贵说话。他当然不能说是孙小胖子的同事告密，托词宫外传言，孙小胖身上带着刀，同时表示，这话荒唐，决不可信。但既有此言，不能不查，不然，说不定会传到慈禧太后耳中，“等老佛爷问到再查，玉贵，” 
　　他说：“咱们的差使就当砸了！” 
　　崔玉贵亦暗暗心惊，料不道孙小胖子真会这样不识轻重，当即点头说道：“查！查！我一定查！” 
　　这一下，孙小胖子一时不敢动手了，但隐患仍在。最后是瑾妃宫中的首领太监赵守和出了一个主意。他知道亲贵中最忠于皇帝的是肃王善耆，主张跟善耆去商议。 
　　对此一议，无不赞同，而且顺理成章地，就公推赵守和去进行，在他亦自觉义不容辞，慨然应允。可是怎么进行呢？总不能径自去谒见肃王，直陈其事，中间总有个人引见。而这个引见的人，又必得是在自己这方面交情够得上，在肃王那方面能够共机密的才合格。 
　　请假出宫，一直回寓，刚进胡同，看到一家人家，心头狂喜，自己在脑袋上拍了一掌，心中自语：“真糊涂！现成有条路子在，怎么就想不起。” 
　　这家的主人，就是红遍九城，内廷供奉的名伶田际云。赵守和跟他是很熟的“街坊”。田际云本名瑞麟，唱的是旦角，天生一条掷地仿佛能碎作几段的好嗓子，因而得了个外号，叫作“响九霄”，后来自己改成“想九霄”，这一字之更，别有深意。 
　　原来田际云身在梨园，深以出条子侑酒，为人视如玩物为耻，所以洁身自好，力争上游。为人慷慨好义，能急人所急。其时是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唱戏，亲贵中好此道而喜与梨园中人往还的很多，田际云是光绪十八年就被“挑进”宫去的，与近友亲贵，无不熟悉，跟肃王善耆兄弟的交情，更加不同。 
　　善耆有个胞弟叫善豫，行二，是京师有名侠少，人称“善二爷”，最喜结交名伶，爱之敬之，有求必应，是梨园中有名的大护法。赵守和便是借田际云的关系，与“善二爷”打个交道。 
　　主意是打定了，却不敢造次相访，先派个跟班去说：“不知道田老板得闲不得闲，我家大爷想过来拜望。” 
　　田际云心想，赵守和是极熟的人，每逢他从宫里回来，随随便便地就来串门子，那一次亦不须先容，如今有此不同平常的一问，必是有事相商，当即答见“我看赵大爷去！” 
　　于是随着来人到了赵家，赵守和将他延入内室，把亲属家人都撵了出去，亲自关上中门，方始开口。 
　　“田老板，你可救一救皇上！” 
　　田际云大吃一惊，“赵大爷，赵大爷，”他说“你怎么说这话？” 
　　“是件你再也想不到的事…　。”赵守和将孙小胖子暗藏凶器，居心叵测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 
　　“这么浑！”田际云挢舌不下，“莫非他那条心还没有死？” 
　　“谁知道呢？这就象床底下盘着一条蛇，保不定什么时候出现。” 
　　田际云点点头问：“那么，赵大爷，你说我怎么能替皇上效力？” 
　　“我们大家公议，这件事只有肃王能有办法料理干净。田老板，你不是与善二爷的交情很厚吗？” 
　　“不错，不过…　，”田际云沉吟着说：“这件事找善二爷没有用，肃王爷从不准他问宫里的事。我看，得找王先生。” 
　　“那位王先生？” 
　　“不就是王照，王小航吗？” 
　　“喔，是他。”赵守和问：“你跟他也熟？” 
　　“认识，不熟。不过都是为皇上，不熟也不要紧。反正，这件事只有他跟肃王爷去说，最合适。” 
　　“是！那么什么时候去找王先生呢？” 
　　“这是多急的事！自然说办就办。走吧！” 
　　于是，相偕乘车，夜访王照。他已不住肃王府，由肃王替他在南池子安了家。听说田际云带着个陌生人来相访，大为诧异，但已久闻田际云侠义之名，料知决无恶意，因而坦然出见。 
　　“王先生，”田际云指着赵守和问：“可认得这位？” 
　　“恕我眼拙，似乎没有见过。” 
　　“他在瑾妃宫中管事，姓赵。” 
　　“王先生，”赵守和请个安说：“我叫赵守和。” 
　　“不敢当，不敢当！”王照踌躇了一会儿：“两位入夜见访，必有什么话吩咐，我这里…　。” 
　　田际云是在路上就盘算好了的，象这样的头等机密大事，不宜随便在什么地方就说，既恐泄密，亦费工夫，所以此时答说：“王先生，是一件大事，一时也说不尽，只请王先生劳驾，上一趟肃王府，见了王爷再细谈。你老看，行不行？” 
　　“田老板，”王照问道：“你不也是肃王府的常客吗？” 
　　“是的。我带赵总管去见肃王，自然也可以，不过，要谈的这件事，只怕肃王爷非请王先生做参赞不可。” 
　　“喔！”王照立即答应，“这么说，我就不能不奉陪了。等我换件衣服。” 
　　套上一件马褂，王照陪着田、赵两人到了肃王府。赵守和虽未来过，田际云与王照却是常客，护卫领着他们，直到上房。 
　　“这么晚了，你们还来！怎么碰到一起了？难得啊！” 
　　“回王爷的话，”田际云说：“还有个人在外面，要见王爷，是瑾妃宫里的首领太监赵守和。” 
　　“这个人来找我干什么？” 
　　“王爷！”王照接口说道：“我想不必在这里谈吧！” 
　　“喔！”善耆会意了：“际云，你陪着王先生，把那个姓赵的带到洋楼上去，我马上就来。” 
　　肃王府在东交民巷，北面与翰林院望衡对宇，南面便是各国使馆。辛酉年之乱，董福祥领甘军围东交民巷，各国派来警卫使馆的军队，编成具体而微的“八国联军”，负嵎顽抗，所凭借的就是肃王府的既高且厚的围墙，所以此地曾是激战之区。后来甘军火烧翰林院，肃王府自受池鱼之殃，这座历时两百余年的大王府，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 
　　乱后重修，善耆在东花园盖了一座三层的小洋楼，非为游观，只是洋楼坚固严紧，加上实心的厚砖墙，更不虞隔墙有耳。善耆跟王照要谈“怎么保护皇上”，必是在这座小洋楼的第三层。 
　　听差将他们三人领到这里，另有专值禁地的书僮接了去，带到三楼，张罗了茶水，默无一言地管自己下楼去了。 
　　由于气氛神秘，赵守和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只默默地侧耳静听，不久听得扶梯声响，越来越近，首先起身肃立，王照也站了起来，田际云则抢上前去打门帘，等善耆进了门，随即引见。 
　　“他在瑾妃宫里，不过不是瑾妃派来的。” 
　　“奴才赵守和，给王爷请安。”赵守和蹲腿矮步，请了个双安。 
　　“你们坐！”善耆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说。 
　　王照是坐下了，赵守和自然不敢，因而田际云也只好陪他站着。 
　　“不要紧，你们也坐好了。” 
　　“这样吧！”田际云在书橱旁边取来两张垫脚的小凳子，跟赵守和并排坐下。 
　　“小航，你说吧！” 
　　“我都还不知道什么事呢！”王照转脸答说：“要得问他们俩。” 
　　“奴才口拙，”赵守和说“请田老板讲一讲事由儿。” 
　　“好！”田际云说：“皇上宫里有个太监叫孙敬福，是崔玉贵的徒弟，身上带着刀…　。” 
　　一语未毕，只见善耆双眼睁得好大，喉头出声：“啊！”随即拉开嗓子唱了句反二黄摇板：“听一言来吓掉魂！” 
　　田际云与王照司空见惯，毫无表情，赵守和却愕然不知所措，心里在想：谁说肃王是戏迷？简直是痰迷。 
　　肃王善耆却无视于他的脸色，直待余音袅袅地将“魂”字这个腔使足了，方始若无其事地说“际云，你再往下讲吧！” 
　　于是田际云将发现孙敬福带刀，谈到夜访王照，其间少不得还有赵守和的补充。整整谈了半小时才谈完。 
　　这段故事不但善耆听得大皱其眉，王照亦觉忧心忡忡，神色凛惧的说“王爷，这真到了清君侧的时候了！” 
　　“稍安毋躁！”善耆向王照摇摇手，问赵守和说：“你说的那个孙敬福，外号叫什么？” 
　　“叫孙小胖子。” 
　　一听这话，善耆顿时眉眼舒展了，“是他呀！”他舒坦地仰靠在椅背上说。 
　　见此光景，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田际云笑道：“王爷必是又有了锦囊妙计了！” 
　　“计是有一计，却不知妙不妙，走着瞧吧！” 
　　“那么，什么时候听信儿呢？” 
　　“反正孙小胖子有皮硝李压在那儿，三五天总还不碍”善耆答说“我还不知道我这一计是不是难行？你要着急等信，不妨多来几趟。” 
　　“是了！”田际云说“我天天来。” 
　　“好吧！就这么说。” 
　　这时赵守和已站了起来，听他说完，请安道谢，田际云亦即告辞，而王照只点点头示意，还要留在那里，当然是跟善耆犹有话说。 
　　“王爷，”等田际云带着赵守和下了楼，他说“有个诸葛武侯的故事。孔明跟着刘先生在荆州依人篱下，刘表的长子刘琦，为后母所忌，几次向孔明问计。孔明不愿管人的家务，总是避着。有一次刘琦把孔明诓到楼上，叫人把扶梯抽掉，说是这里只有咱们俩，言出你口，入于我耳，决没有第二个知道，你总该说了吧！” 
　　“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故事？”善耆笑道：“想来是咱们小楼密议这一场戏，跟那时候的情形有点象。” 
　　“是的！我是由此触机而想到的…　。” 
　　“慢着，”善耆打断他的话说“等我想想，《资治通鉴》上有这么一段。” 
　　“是！《资治通鉴》上也有。” 
　　善耆很用心地想了一下，想起来了，“孔明是由《战国策》上得来的主意，他跟刘琦说‘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他问：“对不对？” 
　　“一点不错！王爷的记性真好。” 
　　“记性虽好，悟性不好。小航，我不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莫非要让皇上做晋文公？” 
　　王照立即接口：“有何不可？” 
　　善耆摇摇头，“我不见其可！”他问：“怎么能让皇上插翅高飞？” 
　　“我听说，替皇上请脉的西医屈庭桂，说皇上要易地疗养，病才会好。如果王爷赞成，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去说动屈庭桂，让他把话堂而皇之说出来，再请言路上合力建言。这样子，如果有王爷在内主持，或者可望成功。即或不成，也可以让心怀叵测者　有所顾忌。” 
　　善耆不好意思说他书生之见。因为王照好出奇计，十计之中能有一策好用，必是好的，如果话太率直，扫了他的兴致，会少个智囊，因而故意装得很严肃地说：“兹事体大，小航，你得给我敷余的工夫。” 
　　“当然，当然！请王爷细细思量！” 
　　“细思量来细思量。”善耆顺口就唱：“亚似陈平王小航！”煞住尾音，起身说道：“下楼去吧！我请吃正阳楼都没有的金毛紫背的大螃蟹。” 

　　　　　　　　　　　※　　　　　　　 ※　　　　　　　　 ※ 

　　民政部下只有工巡捐局，已无工巡局。工巡捐局职掌花捐、烟馆税、营业税、车捐等等杂税，充作巡营的饷项，至于工巡局，从三年前就没有这个名称了。 
　　原来自辛酉年之乱，京师的秩序极坏，因而仿照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招收散兵游勇，改设巡警，保护市面，兼办道路修治的工程，定名为“工巡总局”。光绪三十一年工巡总局升格为巡警部，新官制订定颁布，巡警部又改为民政部，下辖内外城巡警总厅，但除了官文书以外，一般人口头上仍然习沿旧称，不管是总厅还是分厅，都叫做工巡局。 
　　管辖地安门一带的分厅，是内城三分厅中的中厅，主管的职称是知事。中厅知事杨伯方是正途出身，当是当的新官制之下的官，向往的却是旧官制中巡城御史的威风。未有工巡局以前，京师地面分为五城十坊，由五位职掌“平其狱讼，诘其奸慝，弭其盗窃”，兼管振恤，稽察街道、沟渠、栅栏、房舍，权柄极大，刚正不阿，恰足成为豪门恶奴的克星。有个嘉庆年间，天下皆知的故事：曾国藩同乡前辈的谢振定，嘉庆元年当东城巡城御史，出巡时遇见有辆极华丽的蓝呢后档车，绝道而驰，吓得行人纷纷躲避。谢振定命左右将这辆车拦住，问起车主，是和珅宠妾的胞弟，而身分仍只是相府家人。谢振定久知此人恃势横行，道路侧目，久已想惩治他了，如今自投罗网，岂肯轻饶？当街一顿板子打过，又以“违制乘车”，将那辆后档车架火烧毁在王府井大街上。 
　　其时高宗虽已内禅，做了太上皇帝，而大权依然在握，所以和珅的势焰，亦一仍其旧。嗣皇帝内心极嘉许谢振定的不畏权贵，但却不能不秉承太上皇帝的“勅旨”，命谢振定“指实”，如何“违制乘车”？车都烧掉了，何能“指实”！因而得了革职的处分，直到嘉庆四年“和珅跌倒”，方始起复。 
　　杨伯方心仪前贤，很想做个风骨棱棱的“巡城御史”，而地安门外多的是内务官员与太监，正好考验他的风骨。不过，他没有想到，考验他的不是太监，更不是内务府官员，而竟是本部堂官的肃王善耆。 
　　“孙敬福那件案子，你老哥要帮帮他的忙！” 
　　听一位亲王称他“老哥”，杨伯方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要他偏袒孙敬福，却又大起反感。在这种复杂的心境之下，就不知何以为答了。 
　　善耆为人，一向谦下，便又说道：“你这也算帮我的忙！” 
　　“不敢，不敢！”杨伯方定定神说：“这件案子，实在为难，颇有爱莫能助之势”。 
　　接着他谈了案情。孙敬福在地安门外马尾巴斜街买了一座房子，房主先典后卖，而割产实出于无奈。典契上原就载明，到期无力赎回，可以付息展限，而孙敬福趁人于危，非逼着房主赎回不可。结果找价卖断，当然找是找不足的。 
　　孙敬福已然占了便宜，犹不知足。原来房主自己留着两间住房栖身，孙敬福由于四四方方的基地，缺了一角，不成格局，所以得寸进尺地还要以低价买这两间屋子。房主苦求加价，孙敬福置之不理，将公用的一条夹道封住，断了人家的出路。房主忍无可忍，跳墙而出，告到杨伯方那里，已经勒令孙敬福必须将夹道启封，逾期不理，派巡警去打通那条夹道。 
　　“回王爷的话，限期快到了，到时候孙敬福不理，厅里又不派人去启封，不但威信扫地，从此号令不行，房主进出无路，一定还要来告。王爷倒想，那时又怎么办？” 
　　“话倒也是实情。”善耆说道：“釜底抽薪，只有劝他们和解。” 
　　“和解不是单方的事，孙敬福倘肯照市价买人家房子，房主自无不卖之理！” 
　　“不公，不公！这件事别找孙敬福，找了他就不够意思了。” 
　　杨伯方反感益深，而且颇为困惑，不知道他何以要这样子卫护孙敬福。口虽不言，脸上却并不掩饰他不满的表情。 
　　善耆自然看出来了，知道不说明其中的作用，杨伯方不会就范，因而微微透露了一些秘密。 
　　“跟你实说吧，你这也算帮皇上的忙！我要让孙敬福见个情，好教他好好儿伺候皇上。你老哥明白了吧！” 
　　懂是懂了，心里却颇为不服，不过为了顾全大局，不能不想办法。思索了好一会，有了一个计较。 
　　“只有设法补偿。”他说：“我替原告在厅里补个杂役的名字，叫他把房子卖了，另外赁屋住。” 
　　“好，好！这很妥当。就请老哥费心赶紧办吧！” 
　　于是，杨伯方派人跟房主去谈，自无不允之理。孙敬福不意官司打输了，又反能如愿以偿。又觉意外的是，杨知事一向喜欢与太监作对，何以前倨后恭，出尔反尔？ 
　　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肃王的大力斡旋，当然心感不已，特意请了一天假，穿上他的六品服饰，备了孝敬的礼物，到了肃王府去谒见。 
　　又有一个意外，门上传谕，在新书房接见。所谓新书房，便是东花园那座小洋楼的最上层。等孙敬福磕完头道了谢，善耆说道：”孙小胖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要实说。” 
　　“是！” 
　　“我问你，你在皇上寝宫里当差，是不是身上带着一把刀？” 
　　孙敬福脸色大变，但看到善耆脸上并无恶意，便有了主意，“王爷是听谁说的？”他斩钉截铁地说“决没有这回事。” 
　　“当真？” 
　　“真的！我决不敢欺王爷！” 
　　“果然？”善耆的戏迷又犯了。 
　　“王爷如果不信，我可以发誓。” 
　　“也好！”善耆点点头，“你发个誓我听听！” 
　　于是孙敬福看了一下，面向西壁所悬的一幅朱画“无量寿佛”跪下，大声说道：“我，孙敬福，跟肃王爷回过，决不会带着凶器伺候皇上，倘或说话不算话，教我孙敬福天打雷劈，断种绝代，全家不得好死！” 
　　他的话象爆炒豆似的，说得极快，但字鬃着实，确是情急赌咒的样子。善耆一字不遗地听在耳中，心想太监不能生子，最忌讳“断种绝代”这句话，而孙敬福用来赌咒，足见有唯恐他人不信之意。不过，语气中很明显的，是今后在御前不带凶器，并不表示从未如此，亦足见过去有人见他身上带着刀的话不假。 
　　“好！孙敬福，只要你心口如一，就是你的造化。”善耆突然问道：“你平时喜欢玩儿什么？” 
　　孙敬福愣了一下，得想一想才听懂他的话，“奴才闲下来喜欢逛逛庙市，”他说：“看看有什么新奇可爱的小摆饰。” 
　　“喔，‘新奇可爱’！”善耆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抬眉说道： 
　　“有了！你跟我下楼去。” 
　　说完，善耆首先下楼，孙敬福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看，只见二楼是空宕宕的一大间，西面靠壁是一架硕大无朋的穿衣镜，北面沿墙摆着一溜大木箱，上悬髯口、靴子、马鞭等等，还有刀枪架子，楼面铺着地毯，心知是个讲究的“票房”。 
　　再下去就是底层，一个饭厅，一个起坐间。善耆坐定了吩咐书童：“把端大人送的那个大木盒子拿来！” 
　　那个黄杨木制的盒子，有尺许高，八九寸宽，三尺多长，顶上安着黄铜把子。等书童拎了来放在桌上，孙敬福才看到侧面屉板上有四个镂刻填蓝的篆字“百美造像”。 
　　善耆起身先检视屉板的小锁，转脸带笑骂道：“小猴儿崽子，偷看过了？” 
　　“没有！”书童抗声否认。 
　　“还赖！我故意把锁反着锁，钥匙孔在左面，现在顺着锁了，不是你动了手脚还有谁？” 
　　书童登时红了脸，狡黠的笑道：“看是看了，可没有拿出来看！” 
　　“混帐东西，你还好意思说！” 
　　善耆一面骂，一面拿系在铜环上的钥匙开了锁，拉开屉板，里面是八具泥人，身分姿态各各不同，有花信年华的少妇；有风韵不减的徐娘；蓬门碧玉，曲巷流莺，或坐或卧，姿态极妍，一时那里看得完，却又不舍得不看，孙敬福乐得心都乱了。 
　　“你拿出来看看！” 
　　孙敬福依他的话，伸手取了一具，是个凤冠霞帔，低头端坐的“新娘子”。展玩之间，忽然发现了秘密，倒过来看，裙幅遮掩之中，两条光溜溜的大腿，纤毫毕露。孙敬福恍然大悟，怪不得肃王跟他的书童有那一番对答，主仆俩是在开别有会心的玩笑。 
　　“怎么样，”善耆笑着说：“够新奇，够可爱了吧？” 
　　“这比杨柳青的春画儿可强得多了！”孙敬福问道：“王爷是那儿得的这玩意？” 
　　“两江端大人送的。” 
　　“这么说必是无锡惠山的货色。” 
　　“不错，还是定制的呢！”善耆指着木盒说：“你带回去玩儿吧！” 
　　“是！”孙敬福放下手中泥人，笑嘻嘻地请个安：“谢王爷的赏。” 
　　“不算赏你的东西，是回你的礼。你何必又花钱买些个吃的来？本想不收，又怕你多心，以为不给你面子。” 
　　“王爷赏奴才的面子，真是够足了！奴才感激不尽。” 
　　“别说了！只盼你好好当差吧！” 

　　　　　　　　　　　※　　　　　　　 ※　　　　　　　　 ※ 

　　孙敬福告辞不久，田际云就来了，接着，王照亦不速而至。主客仍然是东花园洋楼上见面。 
　　“成功了！”善耆说道：“再无后患。只是杨知事怕不高兴。” 
　　“听他说完经过，王、田二人无不大感欣慰。“田老板，” 
　　王照说道：“这一下，你对赵太监有交代了！” 
　　“岂止交代，他一定感激我，这都是王爷赏我的好处。” 
　　“得，得！什么好处？但盼平安无事，大家省心。”善耆又问：“你今天有事没有？” 
　　“有！南城有个堂会。”田际云看一看钟，失惊地说：“唷！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不然，又得叫天儿‘马后’。上次来过一回，很挨了他一顿抱怨，不能再来第二回了！” 
　　一谈到戏，善耆岂肯不问，“上次是怎么回事？”他说： 
　　“你也不争这片刻工夫，讲完了再走！” 
　　上次是谭鑫培跟田际云合演《四郎探母》，“杨延辉”已经上场了，“铁镜公主”还不知道在那里，把管事的急得跳脚，只好关照检场的，给谭鑫培递了个暗号“马后’——尽量拖延。谭鑫培无奈，只好左一个“我好比”，右一个“我好比”，现编现唱，一共唱了三十来个我好比。台下听客是内行知道必是田际云误场，外行却有意外之感，不明白谭鑫培何以这天格外冒上？但不论内行还是外行，觉得这天运气真好，却是一样的。 
　　台下乐，台上苦，“比”来“比”去，不但没有辙儿了，连西皮三眼的腔都使尽了。幸好田际云已经赶到，匆匆上妆已毕，抱着“喜神”到了上场门，杨四郎才得由三眼转散板煞尾。 
　　“幸好‘叫天儿’那天嗓子痛快，越唱越顺，得的彩声不少，不然，怎么对得住他。好了，我得走了。小航先生陪王爷谈谈吧！” 
　　王照本意也是如此，他有个念头盘旋在脑中很久了，早就想说，苦无机会，这一天可不能放过了。 
　　“王爷，”他问：“你的消防队练得很好了吧？” 
　　“好极了！”善耆立即眉飞色舞地：“跟正式军队一样！逢三逢八打鹄子，几时你来看创，真正百发百中。” 
　　“王爷以前跟我说过，练这支消防队，为的是缓急之际，可以救火为名，进大内保护皇上。这话，我没有听错吧？” 
　　“没有错。” 
　　“既然如此，倘或探听到皇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爷就该带消防队进南海子，瀛台救驾，拥护皇上升正殿，召见王公大臣，亲裁大政，谁敢不遵？如果等皇太后驾崩再想法子，恐怕落后手了。” 
　　“决不行！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大清朝的规制，对我们亲藩，比异姓大臣更加严厉，走错一步，就是死罪。” 
　　“太后未死，那里会有旨意，召王爷入宫？” 
　　“没法子，没法子！”善耆大为摇头，“你这个从明朝抄来的法子，不中用！” 
　　“怎么不中用？‘夺门之变’不是成功了吗？” 
　　“情形不同。明英宗复辟能够成功，是内里有人在接应，再说‘南宫’是在外朝，如今人、地两不宜，决不会成功！” 
　　“办这样的大事，本无万全之计，不冒险那里会成功？” 
　　“明知不成，何必冒险？”说着，善耆站起身来，是不打算谈下去了。 
　　王照未免怏怏，善耆则不免歉然。宾主两人都低着头，慢慢下楼，走到一半，善耆突然回身抬头，面有笑容。王照自是一喜，以为他别有更好的算计，很注意等他开口。 
　　“有件新闻，你听了一定痛快！”善耆说道：“杨莘伯栽了个大跟头，只怕永远爬不起来了！” 
　　杨莘伯就是杨崇伊，戊戌政变就是由他发端，酿成了一场弥天大祸。这个新党的死对头，栽了大跟头的新闻，自为王照所乐闻，急急问：“是怎么栽了跟头？” 
　　“奉旨：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常熟地方官严加管束。” 
　　“好家伙！”王照吐一吐舌头，“何以有此严旨？” 
　　“还有更严的话，‘如再不知收敛及干预地方一切事务，即按所犯劣迹，从严究办，以惩凶顽。’” 
　　“这……，”王照问道：“是何劣迹？好象很不轻！” 
　　“不但不轻，而且卑鄙得很。你要听这段新闻，我得拿好酒解解秽气。” 
　　于是，王照留下来陪善耆小酌，拿杨崇伊的新闻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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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原来杨崇伊自辛酉之乱以前，外放陕西汉中府之后，本意有首先奏请慈禧太后训政的功劳，必能获得荣禄的援引。那知在西安同为军机大臣的鹿传霖，看不起此人，很说了他一些不中听的话，荣禄憬然而悟，从此便疏远他了。 
　　其时正当李鸿章奉旨自广东进京议和，杨崇伊以李家至亲，被奉调至京，充任随员。结果李鸿章为俄国人所逼，心力交瘁，赍恨以殁。“树倒猢狲散”，杨崇伊虽升了道员，分发浙江，却始终未能补缺。上年丁忧，开缺回籍守制，他是常熟人，却寄寓省城的苏州，干些说合官司，包完漕粮之类的勾当，做了个下三滥的武断乡曲，不择手段，什么肮脏的钱都要。 
　　在一个月以前——八月初，苏州山塘有两名妓女，不堪“本家”的凌虐，横一横心，逃进城去，当官投诉。象这样的案子，照例交家属领回，如无家属，由官择配。这里便有许多名堂了，地方上的绅士，可以自告奋勇，具结领人，代择良配。说起来是一桩好事，但领回去以后作婢作妾，就谁也不知道了。 
　　因此，开窑子的“本家”王阿松，便托杨崇伊设法，许了他两千大洋的酬劳。杨崇伊侨居省城，而且有丧服在身，不便出面，便托他的一个至亲写信给署理元和知县吴熙，希望带领此发堂的两名妓女。他这个至亲姓吴，亦是苏州的世家，嘉庆七年壬戌状元吴延琛的孙子，名叫吴韶生。本人虽只做过一任县学训导，他的胞兄吴郁生却是翰林出身，现任内阁学士，放出来便是封疆大吏，所以吴熙会买这个面子，让吴韶生的家人，将这两名妓女领了回去。 
　　杨崇伊是派了家人在元和县衙门前守候的，一见成事，飞报主人。这时王阿松正在杨家门房听信，口袋里揣着两千大洋的一张庄票，静待成交。杨崇伊便将他唤了进来，说是可以领人了。 
　　“人呢？” 
　　“人在吴家，走了去就领了来了。” 
　　“杨老爷，”王阿松取庄票扬了一下，“两千洋钿在这里，人一到，马上送上。” 
　　杨崇伊心想，将两名妓女领了来，再由王阿松领了去，旁人见了，未免不雅，不知内情的人，或许还会误会杨家卖婢为娼，这个面子更丢不起。不如写一张名片，命家人带着王阿松径自到吴家领人，随手带回庄票，银货两讫，岂不干净利落。 
　　那知王阿松在吴家一露面，可就坏了！吴家听差有认得他的，少不得要去禀告主人，吴韶生大为诧异！因为杨崇伊请托之时，说得冠冕堂皇，这两名妓女各有恩客，皆为寒士，他即是徇此两名寒士之请，转托代为带领，成全他们的良缘，是莫大的阴德。那想到竟是受王阿松之托！ 
　　正在不知所措之时，丫头来通知，说：“老太太请。”吴韶生到得上房，只见那两名妓女双双跪在老太太面前，泣不成声。原来她们也得到了消息，计无所出，只有来求吴老太太，表示宁愿在吴家当“粗做丫头”，死也不肯跟王阿松回去。 
　　“你本来是阴功积德，现在拿从火坑里逃出来的人，再推入火坑，这不是造孽？” 
　　“娘！”吴韶生抢着说道：“你老人家不必再说了！我那里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吴韶生毫不迟疑地复信拒绝，说是与原议不符，碍难从命。杨崇伊不想有此结果，急怒攻心，一张脸紫涨得象猪肝似的。中秋之前该付的节帐，跟人斩钉截铁地说：“过了节一定有！”即是因为有此两千大洋的把握。谁知十拿十稳的事，会发生变化！在杨崇伊想，竟是吴韶生有意跟他为难。此仇何可不报？ 
　　报仇犹在其次，要帐的人，已经上门了，该当如何应付，却是燃眉之急。想来想去，只有把那两名妓女弄到手，既可换钱又不失“面子”。当然，无法跟吴韶生软商量，首先话就说不出口，就算老着脸皮说了，吴家亦必不肯答应，何苦来哉？ 
　　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自明朝以来，江南一带的绅权特重，土豪仗势欺人，原有带领家人，捣毁仇家的风俗，董其昌就干过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杨崇伊不比董其昌高明，为什么做不得？ 
　　于是这天晚上十点多钟，杨崇伊坐一顶素轿，轿子里带一管洋枪，率领家人在月明如昼的大街上，一阵风似的卷过，到得吴家，乒乒乓乓地打门。门上从门缝中往外看去，恰好看到杨崇伊手端着洋枪，吓得魂不附体，七跌八冲地一面往里奔，一面大喊：“不好了！不好了！杨老爷打上门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吴韶生丢下烟枪，爬起身来问。 
　　这等于明知故问，事实也没有工夫去追究原因。听得外面一片喧嚷之声，唯有挺身而出去办交涉才是当务之急，无奈吴韶生赋性懦弱，这时吓得瑟瑟发抖，一筹莫展。 
　　由于主人不敢露面，益发助长了杨崇伊的气焰，站在吴家大厅上，厉声喝道：“替我搜！” 
　　搜的自然是那两名妓女。吴家的老管家，深怕杨家的人闯入上房，惊吓了老主母，故意喊一声：“下房里当心！” 
　　这明明是指点那两名妓女的住处。杨、吴两家至亲，下人亦多熟识，知道下房座落何处，一拥而入，毫不费事地找到了要找的人。吓得魂不附体的一双雏妓，被横拖直拽的带走了。 
　　出了吴家大门，杨崇伊倒起了戒心，因为左邻右舍都被惊动了，纷纷出门，来看热闹。杨崇伊深怕有人出面干涉，家人应付不了，功败垂成，所以连轿子都顾不得坐，步行押队，亲自断后。 
　　到得寓所，发现一件怪事，原来随众一起到过吴家的王阿松，忽然遍觅不见，而原因不明。杨崇伊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夜派人赶到山塘去找，坐等回音。 
　　到得天亮，有了回音，王阿松道是人不要了！自承晦气，送上一百大洋，酬谢“杨老爷费心费力”！ 
　　杨崇伊勃然大怒，将接到手的东西，使劲一摔，只听“呛啷啷”乱响，摔得满地白花花的大洋钱。 
　　“真是混帐王八蛋！”杨崇伊跳着脚骂：“我要枪毙他！” 
　　派去的家人，另外得了王阿松的好处，少不得替他解释： 
　　“说起来，老爷，倒也不能完全怪他…　。” 
　　原来王阿松本以为凭杨崇伊的面子，将那两名雏妓弄到手以后，要打要骂，可以随心所欲，那知事情并不顺利，更想不到的是，杨崇伊竟出此硬夺的手段。吴家也是苏州城里的大乡绅，一时吃了眼前亏，岂有不加报复之理？看样子他们亲戚会变冤家。打起官司，追究缘故，自己脱不得干系，不如及早抽身为妙。 
　　想想也不错。王阿松一介平民，操的又是这种贱业，拘传到堂，县官必是先一顿板子打了再说。难怪他会害怕。杨崇伊想了一会说：“你去告诉他，决不会打官司，谅吴家不敢！” 
　　“老爷，”那家人嗫嚅着说：“只怕他不相信。” 
　　“要怎么样才相信？”杨崇伊将心一横，“你叫他看看，我今天还要到吴家去打一场！看吴家敢不敢告我？” 
　　果然如此，王阿松的想法自又不同。但是吴家呢？真的不敢打官司吗？谁也不敢说这话。而保持沉默的结果，变成无形中赞成主人的主张，加以满城传说这件新闻，都道杨崇伊岂止斯文扫地，简直成了无赖！更使得他恼羞成怒了。 
　　“说我无赖，我就是无赖！今天打定了吴家。你们替我去雇‘打手’！”他用力将胸脯拍得“嘭嘭”地响，“闯出祸来有我！” 
　　主人如此，下人何敢违拗？而况原有这种风俗，三笑的“陆氏大娘”打“祝阿胡子”；玉蜻蜓的“申大娘娘打沈鋆卿”，只要打得有理，尽打不妨。 
　　这就非找流氓不可了。苏州的流氓分文武两种，文的称为“破靴党”，因为此辈穿长衫、着靴子，自命衣冠中人，遇事生风，善于两面捣鬼，以持人之短，敲诈勒索为长技。武的便是分布在闹市的地痞，横眉竖目，挥臂而行，卖的是狠劲，要找“打手”，此辈便是。 
　　到得黄昏时分，二十名打手找齐了，杨崇伊拿好酒好肉，先作犒赏，自己在鸦片烟榻上半睡半醒的闭目养神。钟打九下，蹶然而起，端着他那洋枪，领着二十名打手与七名家人，二次“杀”奔吴家。 
　　这声势比前一天又不同了！二十名打手一式短衣扎脚裤，辫子绕在脖子上，手里都有武器，不是铁尺便是三节棍，一望而知是去打群架。 
　　因此，这帮人一入吴趋坊便引起骚动。少不得也有人到吴家去告警，赶紧想关大门，已晚了一步！ 
　　杨崇伊抢上前来，抡圆了长枪，一下打飞了吴家的门灯，然后一阵风似的卷了进去，见人便打，见物便捣。吴家男女佣仆，一面告饶，一面后退，杨崇伊却步步进逼，端看洋枪，竟闯入中门了。 
　　“要出人命哉！”吴家的老管家大喊一声，豁出老命去夺杨崇伊手中的长枪。 
　　老管家尚且如此，吴家的健仆再难退让，于是反身相扑，一拥而前，七手八脚的帮助去缴枪。杨崇伊当然要抗拒，紧握着枪身使劲往回一夺，用力过猛，自己将自己在额角上打出了一个大包。 
　　就这时，听得外面乒乒乓乓捣毁东西的声音突然减低了，接着有人在喊：“吴大老爷来了，吴大老爷来了！” 
　　吴家的人便都松了手，杨崇伊愣了一愣，突然暴吼一声：“好！你们打，你们打！恶奴仗势横行，简直无法无天了，我要吴大老爷还我个公道！” 
　　一面说，一面踉貂跄跄地往外奔，将入大厅蓦地里想起，手中的这支枪，老大不妥！因而随手往旁边一甩，撩起夹袍下摆，从只剩了一个空架子的大理石屏风后面闪了出去。 
　　“老公祖，”杨崇伊气急败坏边说：“请你验伤！吴家恶奴，目无法纪，殴辱士绅，请老公祖严办。” 
　　“老前辈，”吴熙铁青着脸，冷冷地说：“一之为甚，岂可再乎？你也闹得太不象话了！” 
　　“老公祖，你不能听片面之词，我是上门来评理的。主人避不见面，指使恶奴，拿我围殴成伤，无论如何要请老公祖主持公道。” 
　　“好了，好了！都是地方上有面子的人，何必教人看笑话？” 
　　“那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现在面控吴家恶奴，仗势横行，请老公祖发落！” 
　　“你不要说这种话！我劝老前辈反躬自问，息事为妙。真的要追究起来，‘持枪夜入人家’，该当何罪？律有明文！老前辈早就五品黄堂了，莫非还不明白？” 
　　“怎么？”杨崇伊声音虽厉，己有些内荏的模样了，“莫非老公祖要拿我当强盗办？” 
　　“岂敢，岂敢！”吴熙仰着脸问：“杨家的人在那里？” 
　　“去，去！”有个差役将杨崇伊的一名家人，往前一推： 
　　“大老爷有话。” 
　　那家人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吴熙沉着脸说：“都是你们这批混帐东西，撺掇主人出头，闹出事来，怎么对得起你们主人。还不赶快把你们老爷送回去。” 
　　“是，是！”杨家家人掉转身就去拖杨崇伊，连使着眼色，作为警告：再不知趣，就要没有“落场势”了！“好，好！”杨崇伊脚步往前，脸却向后，大声说道：“吴子和！你小心！我们抓破脸了，你等着看我的颜色！” 
　　“子和”是吴韶生的别号，他等杨崇伊出了大门，方敢出见，执礼甚恭，连道谢，但身子还在发抖。 
　　“和翁，”吴熙安慰他说：“你亦无须如此！请你补个状子来，我总秉公办理就是！” 
　　“不，不！老公祖的好意，我万分心感。不过，我跟杨莘伯是至亲，实在不愿涉讼。” 
　　吴熙叹口气：“和翁，你也真是太忠厚了！不过，你不愿涉讼，人家可不是这么想。这场纠纷，我在公事上要有个交代，除非你们两家和解，有个书面在我那里备案。不然，他会倒打一耙，说我袒护和翁。你想，是与不是？” 
　　这是必要的顾虑，而以杨崇伊的为人来说，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唯有抢个原告，先占了上风，才可免除后患。无奈吴韶生过于懦弱，任凭吴熙如何鼓舞，只是不肯打官司。 
　　“和翁自愿吃亏，与人无干！不过，和翁也要给兄弟想想，公事上如何交代？” 
　　“是，是！当然不能让老公祖受累。除了涉讼以外，应该怎么个办法，但请吩咐，无不从命。” 
　　“这样，”吴熙想了一下说：“请和翁将此事前因后果，写一个节略，最后声明，与杨某分系至亲，不愿涉讼，自相和解。我有了这个节略在手里，杨莘伯来找我，我就有话可以对付他了。” 
　　就这样，吴韶生还怕将杨崇伊的劣迹，形诸文字，会得罪人。迟疑了一会，看县太爷的脸色很难看，终于只好轻描淡写地开了个节略，又犒赏了差役轿班，才将吴熙送走。 
　　到得第二天，吴熙正在踌躇，这一案应不应该呈报时，藩司衙门送来一角公文，吴熙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本司访闻本月十六、十七两日，有丁忧在籍前浙江候补道杨崇伊，持枪率众，夜入三品封职前江宁县学训导吴韶生家逞凶情事，该县谅有所闻，应即查报。” 
　　这就无须踌躇了！吴熙立即传轿，带着吴韶生所开的那份节略，去见藩司。 
　　江苏一省有两个藩司，一个为江宁藩司，是两江总督直辖的部属，一个就是江苏藩司，驻苏州归江苏巡抚指挥。此人名叫瑞澂，字莘儒，是鸦片战争中继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丧师辱国的琦善的孙子，庸庸碌碌，一如乃祖。只为娶了载泽的胞姐为妻，结了一门好亲，所以由部员外放，不数年当到监司大员。当时听吴熙面禀经过，他看了节略，案情是了解了，却拿不出办法。 
　　“吴家是大绅士，杨莘伯也不大好惹，他的女婿李国杰袭侯，进京替皇太后拜寿去了，说不定太后会召见，说不定他会提到这件事。这都不得不防。” 
　　“是！”吴熙答说：“不过其曲在杨，是可以断言的。大人如果顾虑杨莘伯不肯悔过，或者还会另生枝节，不如据实申详。” 
　　瑞澂想了一会说：“也只好这样！” 
　　于是藩司申详巡抚。案子到了这个地步，就非处置不可了！因为封疆大吏的责任不同，如果象这样目无法纪之事，可以置之不问，则所谓“抚安齐民，修明政刑”者何在？言官据实纠参，必获严谴。因此，江苏巡抚陈启泰，打了个电报给两江总督端方，征询处置办法。 
　　中午发的电报，晚饭之前，就有了回电，特召瑞澂到江宁，面商其事。 

　　　　　　　　　　　※　　　　　　　 ※　　　　　　　　 ※ 

　　“莘儒，”听瑞澂陈述完了，端方这样问他：“你想不想大大地出他一回风头？” 
　　瑞澂不知他这句话的用意，只陪笑答道：“能出风头，岂有不愿之理？” 
　　“好！你听我的办法，包你大出风头，不但大出风头，江南士林一定交口相颂。你这个江苏藩司，就当得稳稳儿的了！” 
　　倘能如此，更符所愿，不过他不明白，如何得能使“江南士林，交口相颂”？所以口中应声，脸上却有困惑之色。端方自然看得出来，便即问道：“杨莘伯当年参过文道希，你记得吗？” 
　　“嗯，嗯！”瑞澂答说：“记是记得，内幕不甚清楚。” 
　　“我来告诉你吧！” 
　　原来文廷式自光绪十六年榜眼及第，名动公卿，而李鸿章其时勋业正隆，但桑榆境迫，深感继起无人，早先寄望于张佩纶，不幸马江一役，多年苦心，尽付东流。如今看文廷式是个霸才，而且内有珍妃的奥援，外有“翁师傅”的赏识，不论从那方面看，都会出人头地，因而刻意笼络，在文廷式请假回籍，经过天津时，奉之为北洋的上宾，礼遇既隆，资赠更厚，希望收为帮手，将来看情形，传以衣钵。 
　　及至光绪二十年春天，文廷式假满回京，恰逢大考，由于珍妃的进言，皇帝亲定文廷式第一。翰詹的大考与部员的京察，三年一举，得了第一都是非立刻升官不可的，文廷式便由编修升为侍读学士，这是难得一见的不次拔擢。翰林院的官制与众不同，从七品的检讨，正七品的编修之上是从六品的修撰，但从无编检升修撰之例，因为此缺是状元的专职。再上面是从五品的侍讲、侍读，从四品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编检既不能升修撰，亦不能超擢为五品的侍讲、侍读，所以俸满升转之时，如果不是外放或改为部员，而仍侍清班，便得到东宫官属的詹事府去转一转，其名为之“开坊”。 
　　“坊”是詹事府的左右春坊，下有三种官职，皆分左右，赞善从六品，中允正六品，庶子正五品。还有一个掌管图书经籍的官职，名为“司经局洗马”，是个有名不易升转的缺分。 
　　曾有人以杜诗自嘲，叫做“一洗凡马万古空”。 
　　自道光以后，庶吉士散馆留馆，授职编检的日多，人众缺寡，所以十来年未能开坊，视为常事。开坊以后，要跳出坊局，升为京堂，又非十年不足为功，因而有“九转丹成”之说。如今文廷式四年编修，倒有一半的辰光，漫游各省，以榜眼、名士双重头衔，为督抚的上客，而逍遥归来，一夕“丹成”，却又出于宫闱的援引，自然令人既妒且羡亦恨了！ 
　　其中最切齿于文廷式的，即是杨崇伊。他是光绪六年庚辰的翰林，至今不曾开坊，晚了十年的后辈，忽然变了本衙门的上官，这口气怎么样也咽不下去。到了下一年，杨崇伊转为御史，觉得出气的时候到了。 
　　其时的国事，虽只一年之隔，已经历过一番极大的沧桑，甲午战败，李鸿章负咎特重。当中日交涉严重之时，翁同龢不知道北洋只是个空架子，内里腐败不堪，只当大办海军，年耗巨款，总会有点成绩拿出来，所以一意主战。及门高弟，群相附议，文廷式且曾专折奏劾李鸿章，责他畏葸，且挟倭自重。到得黄海丧师，一败涂地，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交出直督大印，几于身败名裂。痛定思痛，认为他的一生毁在翁同龢手里，先则以户部尚书的资格，当皇帝亲政后，上奏裁定，北洋不准再增兵添饷，既则多方逼迫，非要他丢人现眼不可！总而言之一句话，是成心跟他过不去。 
　　当然，他不独恨翁同龢，也迁怒于翁门子弟，而尤不满于文廷式。于是杨崇伊便在他的授意之下，利用珍妃恰好大失所宠的机会，上奏严劾，“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入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情事，请立予罢黜。”结果，文廷式丢官被逐，永不叙用。在杨崇伊，自是出了胸头一口恶气，但也从此不齿于士林了。 
　　听端方细谈了这段往事，瑞澂才知道他的用意是要讨好江南的士大夫，可是他不知道，端方也是借此要报复李家，李鸿章的小儿子经迈，在端方是视作冤家的。 
　　那是两年前的事。端方随载泽出洋考察宪政，李经迈正出使奥国，欢宴席上，端方认为奥国供应不周，颇表不满。而言外之意，又仿佛责怪李经迈联络未妥，以致奥国才会慢客。 
　　李经迈以贵公子出身，自然不受他这话，反唇相讥，说他的官是“大使之级”，但所奉的使命不是，不能怪奥国不以礼待，当场闹得不欢而散。 
　　事后李经迈颇有警觉，深知端方气量狭隘，回国之后可能会“告御状”，因而先将经过情形，函陈外务部有所解释。果然，不久接得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的复信，这是端方曾经提到此事，不意为李经迈抢了个原告，大为沮丧。可想而知的，冤家结成了。 
　　第二年李经迈回国，奉调江苏臬司，这时端方在当两江总督，李经迈怕他还念着旧怨，特意写了一封措词很恭敬的信，先行致意。谁知端方竟置之不理！见此光景，李经迈这个江苏臬司做不得，在召见时，将与端方结怨的经过细细奏明，请慈禧太后作主。 
　　“他敢？”慈禧太后这样说。不过第二天还是作了安排，将李经迈调为河南臬司。 
　　说也奇怪，上谕一下，立刻就接到端方的贺电，情词十分恳挚。过了几天，李经迈才知道他前倨后恭的道理。 
　　原来端方的胞弟端锦，是河南候补的直隶州知州，现充陕州盐厘局总办。河南不出盐，仰给于两淮、长芦、河东，尤其是河东的潞盐，以河南为主要的引地，入境先在陕州抽厘，税收极旺。所以端锦的这个差使，号称“通省第一差”。 
　　不过，他的这个好差使快要当不成了！端锦嗣母亡故，丁忧照例开去差缺，端锦苦恋不舍，请他老兄设法。汉军原可照旗人的规矩，只穿孝百日，不必守三年之丧，但穿孝是穿孝，做官是做官，即令只有百日，亦须离差。而况汉军毕竟仍是汉人，办不能全照旗人的规矩，端方自为封疆大吏，何能公然致函河南的巡抚与藩司，为胞弟作此贪禄忘亲的干求？ 
　　正当此时，李经迈改调河南，端方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因为第一，自觉李经迈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应能借此补报；其次，以新到省的监司大员，为端锦说话，巡抚、藩司总不好意思头一次就不给面子。所以紧接在贺电以后，写了封很恳切的信，托李经迈代为斡旋，让端锦能够“夺情”留任。信中又说：他在两江，开支甚大，所以养家全靠端锦此差，每年有八千两银子的收入。这话看似坦诚，其实虚伪，若说做到两江总督，还要兄弟替他养家，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事。 
　　“夺情”非礼，李经迈何能为力？因此端方跟他的怨结得更深了。如今迁怒到李家的至亲，杨崇伊便越发“罪孽深重”了！ 
　　“莘儒！”端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你这个申详的稿子，前面铺叙事实，不错，后面轻描淡写，变成头重脚轻，很不妥当。你看看这个稿子！” 
　　端方已请幕友为他重拟详文：“本司查杨绅崇伊，身为道员，又当守制，乃于登堂妓女，插身干预，复敢两次寻衅，带领家丁，夤夜持枪滋事，实属目无法纪，不顾名誉。且在省会之地，竟敢如此肆恶，是其在常熟原籍，遇事生风，乡人侧目，人言亦属可信。虽吴绅韶生年老畏事，不愿深求，本司查得既详，未敢玩法容隐，专案详请奏参。” 
　　说是说得重了一点，但既有总督作主，瑞澂觉得就得罪了杨崇伊亦不要紧。当时点点头说：“很好，很好！” 
　　“那么，我就据你的原详，跟陈中丞会衔出奏。稿子就请你帝了去。” 
　　当天晚上，端方请瑞澂吃饭，筵间便将会奏的稿子交了出去。在照叙原文之后，紧接着写道：“臣等查抢夺妇女，乃系棍徒恶习，该道杨崇伊声名本劣，此次横行不法，竟与地痞流氓无异。当仓皇抵御之际，即使被殴受伤，亦属咎由自取，无足顾惜。且据司详，并闻王阿松有许送二千两，托其包揽情事，如果属实，尤为卑污无耻！不惟滋害乡里，且贻羞朝廷，此而不惩，必将日益凶横，无恶不作。相应请旨将丁忧在籍，前浙江候补道杨崇伊，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不准逗留省城，交常熟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不收敛，及干预地方一切事务，即按所犯劣迹，从严究办，以惩凶悍，而保治安。所有参劾在籍道员缘由，谨具折会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瑞澂看完，吐一吐舌头，心想端方的手段好辣！不过事，不关己，不必多事，所以一无表示地将稿子折拢，放入口袋。 
　　“莘儒，”端方郑重叮嘱：“守口如瓶，密意如城，尤其不可让新闻纸的访员知道！倘或一见了报，事情就坏了。” 
　　瑞澂办事不行，做官的诀窍，却很精通，心里思量，端方的花样甚多，不要雷声大，雨点小，他自己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有意泄露给报馆，而嫁祸于人，这却不能不防。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大帅，在我手里是决不会泄露的，不过交到陈中丞手里，会了稿再送回两江来拜折，中间要经过好几道手。倘或出了毛病，责任就辨不清了。不如大帅就把这个稿子，电达苏州，知会了陈中丞，立刻拜发，既谨慎，又快当。大帅看呢，这个办法使得使不得？” 
　　“使得，使得！我就照你的办法。” 
　　于是瑞澂将稿子又交了回去。端方随即交到电报房，用密码拍发，第二天中午收到电报，陈启泰要求加一句：“此奏由两江主稿。”会奏本有此规矩，端方亦不怕人知道他有意跟杨崇伊为难，所以如言照办。缮正加封，鸣炮拜折，九月初就到了京里。 
　　这是封奏，要等慈禧太后看了才会发下来。奕劻一看，既惊且诧，不由得嚷道：“诸公来看！有这样的怪事！” 
　　于是除了在假的张之洞，所有军机大臣都围了拢来，奕劻戴上老花眼镜，将原折大声念了一遍。听完了各人的表情不同，有的皱眉，有的摇头，有的不动声色，而鹿传霖一向鄙视杨崇伊，所以连连冷笑。 
　　“上头怎么批呢？”世续问说。 
　　“没有批。” 
　　没有批便是要军机定拟办法，当面请旨。鹿传霖平时重听，偏偏这三个字听清楚了，大声说道：“‘滋害乡里，贻羞朝廷’，这两句考语，字字皆实，自然请旨，准如所请。”他虽说得激昂，却没人附议，庆王环视着问：“怎么样？” 
　　“杨莘信是闹得太离谱了一点儿，不过，陶斋的话，亦不可尽信。”世续说道：“内幕到底如何，不妨先打听一下。” 
　　“慰庭，”奕劻指名又问：“你看如何？” 
　　“我没有意见。”袁世凯这样回答，却很快地使了个眼色。 
　　奕劻会意了，点点头说：“多打听打听总是不错的。上头如果问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好有个交代。” 
　　“庆叔这话我赞成。”醇王载沣说：“要打听也很方便，到南斋把陆凤石请来一问，就都知道了。” 
　　陆凤石就是陆润庠，虽为尚书，仍在南书房行走。当下派苏拉把他请到，却不肯进屋。因为军机处有雍正的特谕：“军机重地，不准擅入。”以前张之洞进京议学制，每到军机处都要军机大臣陪他在院子里立谈，陆润庠规行矩步，自然也是守着前辈的规范。 
　　于是由世续出迎，将他请到“南屋”，军机章京治事之处面谈，问他可曾接到苏州来信谈起杨、吴两家的纠纷？“谈起过，不过语焉不详。”陆润庠答说：“中堂何不问一问吴蔚若？” 
　　吴韶生的胞兄郁生，字蔚若，现任内阁学士，世续是知道的，但眼前却只有陆润庠可问。“来不及！”他说：“只有先跟凤翁打听，照你看谁是谁非？” 
　　“自然是杨莘伯太霸道了一点！” 
　　“蔚若的那位老弟呢？一点错都没有？” 
　　“这不敢说！”陆润庠突然警觉，“是不是江苏奏闻了？” 
　　“岂止奏闻？端陶斋、陈伯平会衔参了杨莘伯一本，措词不留余地，凶得很呢！” 
　　“喔，”陆润庠不由得关心：“怎么个凶法？” 
　　世续也起了警惕之心，尚未奉旨定夺的处分，不宜泄露，便笑笑答道：“措词不留余地！你去琢磨吧。” 
　　“革职？” 
　　“现在还不知道。要看上头的意思！”世续站起身来说： 
　　“劳驾，劳驾！”说完，拱一拱手，是很客气的逐客。 
　　陆润庠却不放过他。一把拉住他说：“中堂，这件案子是不是要交部？” 
　　世续这才想到，陆润庠是吏部尚书。官员失职惩处，都交由吏部议奏；此案的两造，是他的小同乡，还可能沾亲带故，别有渊源，如果由他来拟处分，公私不能两全，是个绝大难题，所以会有这等关切的神情。 
　　他的难处是了解了，却无能为力，“我看总要交部吧！”世续答说：“反正交部的案子该怎么办，会典有明文规定，错不到那里去的。” 
　　陆润庠看他口气甚紧，不便再往下追问。不过，世续却由于陆润庠的态度而有了了解，这一案以不交部为宜，因为照陆润庠的处境，恐怕处置难得其平。 
　　不过，这是他心里的想法，并不愿说出口，只觉得这个折子应该压一压，还是要把纠纷的真相彻底弄清楚，再行面奏，才是正办。 
　　“也好！”奕劻接纳他的意见：“我想还是劳你驾，找吴蔚若细谈一谈，明天一早再商量好了。” 
　　于是这一天进见，便以尚须彻查为理由，奏明慈禧太后，暂时不作处置。退值之时，奕劻面约袁世凯晚间小酌，再私下谈一谈杨崇伊。 
　　“我真有点不明白，陶斋似乎跟杨莘伯结了很深的怨。是为什么？” 
　　“不必一定有私怨。陶斋喜欢结交名士，而名士莫不以为杨莘伯该杀的！”袁世凯说：“这就够了！” 
　　“若说为了取悦名士，而下此辣手，未免过分。”奕劻心想杨崇伊在戊戌政变时，跟袁世凯过从甚密，也许愿意救他，便即问道：“我看还是交部吧？” 
　　“交部自然可望减轻罗？” 
　　这是必然的。照会典明载，交辉处分共分三等，最轻的是察议，其次是议处，最重是严加议处。如果原参请求议处，奉旨察议则从轻，奉旨严议便须加重。如今奏请将杨崇伊革职，永不叙用，并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已是重得无可再重的处分，然则奉旨交部，自必含有减轻的意味在内。否则，大可径自朱批，何必交部？ 
　　“是的！”奕劻索性说明了，卖他一个交情：“我就是想先问问你的意思。杨莘伯，你也是有交情的。” 
　　“多谢王爷！”袁世凯答说：“不过，我跟杨莘伯交情不深。 
　　我是怕上头另有意见。” 
　　这是指杨崇伊曾有奏请训政之功，慈禧太后或有矜怜之意，奕劻深深点头，说了句：“那就面请朱批好了！” 
　　“是！看他自己的造化吧！” 
　　“话虽如此，上头如果问到，不能没有话回奏。”奕劻问道：“你看，是不是先要商量一下呢？” 
　　“我看，只王爷跟我的说法，最好一致，别的人就不用管了。” 
　　“好！你看应该怎么说？” 
　　“这一案情节不一样，所参是否过苛，不无可议。” 
　　奕劻点点头。看起来袁世凯还是偏向杨崇伊，他心里有数了。 

　　　　　　　　　　　※　　　　　　　 ※　　　　　　　　 ※ 

　　“这一案情节不一样，所参是否过苛，不无可议。”奕劻紧接着说：“不过恩出自上，臣等不敢擅拟。皇太后、皇上以为应加严惩，请朱批照行，否则交部议处。” 
　　“象这样的情节，真正少见！杨崇伊果然是这样子可恶，当然应该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我怕折子上得太过分了。”慈禧太后问道：“苏州的京官很多，你们打听过没有？” 
　　“是！”奕劻答说：“让世续跟皇太后回奏。” 
　　于是世续膝行半步，抬头陈奏：“吴韶生的胞兄吴郁生，现任阁学，奴才昨天去问过他，他不肯多谈。只说他们是至亲，为小事结怨，痛心得很，冤家宜解不宜结，以他的处境不便多谈。” 
　　“另外呢？问过别的苏州人没有？” 
　　“先就问过陆润庠，他说，家信中谈过这件事，不过不详细。奴才问他，究竟谁是谁非？他说，当然是杨崇伊不对。” 
　　“杨崇伊不对，那是谁都知道的，不然江南的督抚，也不至于这样子严参。”慈禧太后又说：“你们怕得罪人，吏部尚书陆润庠是他们苏州同乡，更加为难，所以要我来批。倘是交部严议，大家商量着办，总不至于让人委屈到那里去。如今打我这里就定案，要嘛准奏，要嘛就减轻，一点儿腾挪的余地都没有。如果准奏，杨崇伊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倘或交部，说是不能再严，必得从减，保不定杨崇伊倒又是情真罪当，朝廷持法，不得其平，关系也实在不浅。你们想，我能不慎重吗？” 
　　这一番宣示，连袁世凯都衷心佩服，臣下的肺腑如见，正就是慈禧太后所以至今能掌握大权不坠的缘故。不过“你们怕得罪人”这句话，有一个人却心有不服，那就是这天销假上朝的张之洞。 
　　“江督苏抚会奏严劾杨崇伊一折，臣今天入直，方知其事。臣愚，以为姑不论督抚参司道，向无不准之例，即以杨崇伊所作所为而言，曾侍清班，又列台谏，而当闭门读礼之时，干预如此卑鄙龌龊的外务，岂止玷辱士林，贻羞朝廷？真可谓之无君无父，无法无天！此而不加严惩，伦常官箴，世道人心，那里还整顿得起来？以臣之见，仅如江督苏抚所请，已从未减，革职交常熟地方官严加管束，亦犹是保全之道，臣请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准如所请！” 
　　君臣上下，听了张之洞的话，无不动容，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想来皇上亦是主张严办的，就这么批吧！”说着，顺手拈起朱笔，往旁边一递。 
　　这是让皇帝亲笔朱批之意。他的精神很萎顿，不过写几个字还能胜任，接过笔来，批了八个字：“着照所请，该部知道！” 
　　“该部”是指吏部。照军机办事的规制，除咨请内阁明发以外，须先通知吏部。这天陆润庠正好在衙门里，一看军机处抄送的原奏，大为骇异，随即命人誊了一个副本，带在身上，套车去访吴郁生。 
　　吴郁生住在宣武门外阎王庙街，原在岳钟琪的故居，园亭虽小，结构精致。他家本素封，几次主考放的又都是好地方，所以境况优裕，闲来摩挲古董，品题书画，颇享清福。可是这一阵子心境很坏，就为的是杨崇伊无端骚扰，至亲成仇，恐有后患。 
　　此时听门上来报，陆润庠相访，赶紧迎了出来，一看他的脸色，便知有很严重的事发生了。 
　　“蔚若！”陆润庠把抄件递了过去，“你看！” 
　　吴郁生接来看完，连连顿脚嗟叹，“糟了，糟了！”他说： 
　　“结成不解之仇了！” 
　　“这必是端陶斋的主意！杨莘伯虽可恶，处分也未免太严厉了一点。”陆润庠紧接着说：“蔚若，我们苏州人都还是明朝留下来的想法，只当‘吏部天官’的权柄大极！那知道现在上有军机，更有太后，而况原奏既未交议，吏部根本不知其事。我怕我们苏州人会误会，是我偏袒府上，跟杨家过不去，甚至杨莘伯本人，或许都有芥蒂，以为我袖手旁观，存心要看他的笑话。总之，我们两个都处在嫌疑之地，休戚相关，该商量商量，怎么化除误会。你道如何？” 
　　吴郁生觉得他的顾虑近乎多余，但既有“休戚相关”的话，不便异议。所以点点头说：“要化除误会，要化除误会。 
　　如今亦只有尽其在我了。” 
　　“一点不错，为今之计，只有尽其在我。事情已经成了定局，无可挽救，我想该尽快通个消息给杨莘伯，让他好有个预备。” 
　　“那就要打电报回去。” 
　　“当然！”陆润庠问道：“你看是直接打给本人呢，还是托人转告？” 
　　吴郁生想了一下答说：“自然以托人转告为宜。不过这个人不大好找。” 
　　将彼此在苏州的亲友，细细数过去。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姓姚，跟杨莘伯常有往来，与吴、陆两人也很熟，决定托他转告。 
　　于是，吴郁生走到书桌后面坐下，揭开墨盒，取张素笺，提笔写了姓姚的在苏州的地址，略一沉吟，写下电报正文：“烦即告越公，参案奉朱笔，处分如瓶斋。”下面署名“凤蔚”。 
　　“越公”是隐话，隋朝杨素封越国公，此指杨崇伊。“瓶斋”是翁同惄的别号，“处分如瓶斋”是说杨崇伊亦如当年翁同龢之获严谴，开缺逐回原籍，交地方官编管。“奉朱笔”意示未交部议，为陆润庠表白，并非不肯帮忙，是根本帮不上忙。最后“凤蔚”二字，骤看一个名字，其实是陆凤石、吴蔚若两个人。这个电报在局外人看，不知所云，亦就无从猜测。陆润庠觉得很妥当，随即派跟班送到电报局去发，比照吏部特急官电办理，限傍晚之前到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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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一天的事？”王照问说。 
　　“就是今天！刚出炉的新闻。” 
　　“怪不得！”王照笑道：“到得明天此时，通国皆知了。” 
　　“江南，只怕只有上海才知道。” 
　　“不！”王照摇摇头：“《申报》的访员，今天会照抄邸抄打电报到上海，明天一早见报，至迟中午，苏州就都知道了。” 
　　“那时候，杨莘伯不知是怎样一副嘴脸？”善耆笑着举杯： 
　　“这段新闻，值得浮一大白吧！” 
　　“太值得了！”王照满饮一杯，换个话题问：“皇上的病情，想来有起色？” 
　　“唉！”善耆突然重重地叹口气，“你别问这个！喝酒吧。” 
　　王照却不死心。皇帝的病不能问，便问：“太后呢？” 
　　“总是闹肚子，好好坏坏地，谁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太后的痢疾，是从夏天起的，既然一直不好，何以内奏事处没有给太后请脉的方子。莫非是讳疾？” 
　　“你知道了，何必还问？” 
　　“太后的万寿又快到了！”王照也叹口气，“皇上又有得罪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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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驾颐和园的第二天，慈禧太后饮食不慎，又闹肚子，召见军机时，很发了些牢骚。 
　　“皇上的病越来越坏，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一点用处都没有，那里是什么名医？我看有名无实。我这两天也很不舒服，可是不敢让头班请脉。”慈禧太后指名问道：“张之洞，你们平常有病痛，倒是请教谁啊？” 
　　“臣家中有病，总请吕用宾来看，都很有效。” 
　　“好吧！那就传吕用宾来诊吧！” 
　　吕用宾与杜钟骏是第三班，两月一轮，还早得很，所以南宫有家富户，独子患了伤寒，专诚礼聘，吕用宾很放心的去了。不过宫中忽然传召，吕家即刻派车，连夜将他从南宫接了回来，过门不入，直奔颐和园待命。 
　　请了脉，开了方子，才得回家，补睡一觉。好梦正酣时，为人推醒，“快，快！”他的姨太太说：“张中堂打发人来请，让你马上就去，只怕老太后的病有变化。” 
　　听得最后一句，吕用宾大吃一惊，将残余的睡意驱得一干二净，坐在床沿上怔怔地只是发愣。 
　　“怎么啦！你倒是下床啊？” 
　　“不会啊！”吕用宾自语着：“药不会用错的！怎么说是病势变了呢？” 
　　“那是我胡猜，你快点吧，到了张中堂那里就知道了。” 
　　“怎么？”吕用宾问：“是到张中堂家，不是进宫？” 
　　“谁跟你说进宫了？” 
　　“嗐！吓我一大跳。”吕用宾透了口气，“必是张中堂有话要问我！” 
　　果然，是张之洞有话要问。原来吕用宾脉案上有“消渴”的字样，慈禧太后很不高兴。 
　　“吕大夫！”张之洞沉着脸说：“太后也读过《史记》、《汉书》、唐诗，知道‘文园病渴’那个典故。她问我，‘吕用宾说我消渴，我从何处得消渴病？’我竟无词以对。” 
　　吕用宾真如俗语所说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用心思索了一会，方始记起，“必是口渴之误。”他说：“泄泻必口渴，一定之理。” 
　　“口渴怎么会写成消渴？供奉御前，何可如此漫不经心？” 
　　吕用宾听他是教训的口吻，未免反感，当即答说：“一时笔误，也是有的。” 
　　“如果早个几十年，这一字之误，可以断送你的一生！” 
　　语气虽仍然严峻，但却出于善意，吕用宾不再跟他抬杠，只是辩解：“脉案上有笔误，不过药是好的！太后的痢疾，我有把握，三服必可大安，以后只要少进油腻生冷，亦不致复发。” 
　　“你真的有把握？” 
　　“有。” 
　　“那好，你明天仍旧照常伺候好了。” 
　　果然，吕用宾药很有效验，亦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不再追究误口渴为消渴这涉于不敬的错误。 
　　皇帝的病则正好相反，不但没有起色，而且更似奄奄一息的模样。这一半是忧急所致，自顾支离的病骨，不知如何得以应付太后万寿的繁文缛节？每一想起侍膳听戏，从早到晚，一站就是一整天，头晕目眩，冷汗淋漓，而仍不能不咬紧牙关，强自撑持的情形，便觉心悸。而更坏的是，今年万寿撑持不下去了！不知是在勤政殿上，还是戏台前面，一倒下来，也许就此不起。皇帝做到这个分儿，想不自怜而不可得，所以这一阵子每每涕泗横流地说：“皇太后的好日子快到了，我病这么重，不能给皇太后行礼，怎么办呢？” 
　　这话传入慈禧太后耳中，不觉恻然，便找荣寿公主来商量，应该如何体恤皇帝？ 
　　“只要他有那么一点孝心就够了，能不能给我行礼，我倒不在乎。不过，如今爱造谣言的人更多了，倘说平时照常办事，到了我生日忽然不露面了，这可不大合适。所以，我的意思，皇上要请假，就得提早。” 
　　荣寿公主听见“皇上请假”这句话，不由得想起溥儁在开封被逐出宫时，有人控告他是“开缺的太子”，同是新鲜话头。不过，皇帝一请了假，只怕再无销假的时候，此事关系太重，她不能表示意见，所以默然不答。 
　　慈禧太后让荣寿公主陪了她四十多年，当然深知她的心情，沉默不是默许，而是不赞成的表示。因而问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好法子？” 
　　“没有！” 
　　“连你都想不出好法子，那就真的没有好法子了。我看还是照我的主意办吧！” 
　　“是！”荣寿公主忽然想到，不得已而求其次，应该留下一个伏笔：“先让皇上好好儿将养几天，到得老佛爷大喜的日子，皇上精神好了，照常给老佛爷行礼。” 
　　“那当然！娘做生日，没有儿子磕头，那个生日再热闹也没有意思。”慈禧太后停了一下说：“就从十月初一起吧！你把我的意思说给皇上。” 
　　“是！”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到皇帝寝宫去传懿旨，一路上想好了许多慰勉的话，但当到达皇帝寝宫时，突然发觉跟随的太监中，有崔玉贵，有小德张，还有敬事房的太监，恍然警悟，自己亦被置于监视之下了！ 
　　因此，她所打的腹稿，几乎全用不上，只见平平静静地宣示了慈禧太后的“德意”，随即退出。复命途中特意攀登万寿山最高处的佛香阁，至至诚诚地烧了一炷香，默祷菩萨，保佑皇帝，就在几天中，恢复精神，能赶上太后万寿之期，率领王公大臣，朝觐祝嘏。 

　　　　　　　　　　　※　　　　　　　 ※　　　　　　　　 ※ 

　　按照惯例，慈禧太后由颐和园返驾，总是坐船到西直门外的广源闸，再换乘鸾舆回宫。临行前一天特为叮嘱：皇帝不妨先走，不必乘舟随侍。为的是皇帝可以节劳，亦是一番体恤的德意。 
　　从排云殿前下船，慈禧太后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万寿山，忽然说道：“皇上病重，我们这趟回去，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 
　　侍立在她身旁的，一面是瑾妃，一面是荣寿公主，都默不作声。这不算不敬，凡是太后、皇帝有这种令人不敢赞一词的话，容许左右保持沉默。 
　　“天气可真是好！”慈禧太后又说：“回头上了岸，咱们到万生园逛逛去。” 
　　“是！”瑾妃与荣寿公主同声回答。 
　　“可惜！挺好的两只象，竟会饿死！这件事，我亦不知道应该怪谁。” 
　　原来所谓“万生园”这个名称，即由这两头象发端而来。端方考察宪政回国，带来两只象，一只狮子，贡献慈禧太后，本意可养在颐和园中，而李莲英认为不免危险，大加反对。其时农工商部正利用西直门外一处荒凉已久，来历已难稽考，只知习称为“三贝子花园”的一大片官地，创建“农事试验场”，除数十亩稻畦麦田之外，还搜罗了各地的奇花异果，试为种植，如今为了安顿这两象一狮，索性扩大规模，植物之外，辟地豢养动物，又建了好些亭台楼阁，作为游憩眺望之所。落成之后，敬奉两宫观赏，慈禧太后将最宏敞的一座洋楼，题名为“畅观楼”。上年夏天来过几次，而这一年，却还只到过一次，但两头象已经饿死了。 
　　“问内务府，说是洋人喂养得不好，也有人说，洋人要加这只象的口粮，内务府不肯，以致慢慢饿死了。那两个洋人是跟农工商部订了合同的，期限未满，硬争着要照合同拿薪水。”慈禧太后紧接着说：“说不定那两只象，就是洋人弄死的，为了好白得一笔薪水回国。洋人真不是好东西！” 
　　“其实喂象又何必请洋人？咱们从前不也有象房吗？”荣寿公主又问：“听说象房里喂的象，还食三品俸禄呢！不知道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慈禧太后说：“那些象全通灵性。” 
　　于是，慈禧太后大谈道光以前象房中的故事，象奴如何哀恳象为他故意阻道敛钱，象如何会知道象奴侵吞了它的俸禄而以恶作剧作为惩罚等等。就这样兴致勃勃地，一直谈到西直门外的广源闸，舍舟登陆，照例先到万寿寺拈香，然后率领宫眷去逛万寿寺以东的万生园。 
　　这时早有内务府的人，作了紧急通知，尽驱游人，以便接驾。慈禧太后进园穿廊右行，过了一道小溪，在一座八角亭前停了下来。 
　　这座亭子极大，其实就是一个兽圈，亭分八方，竖着顶天立地的铁栅，禁系着八种猛兽，狮子、老虎、黑熊、金钱豹、野牛、黄狼，还有一只角的犀牛。 
　　不知是忽发童心，还是有意要表示她胆大，慈禧太后走近了铁栅，一头闪着碧眼的老虎，突然扑了上来，将李莲英的脸都吓黄了。 
　　“老佛爷，”他喘着气说：“把奴才的胆都吓碎了。请往后站吧！” 
　　“有铁栅在，怕什么？” 
　　话虽如此，禁不住宫眷们也苦劝，慈禧太后便往后站站，看够了又往左走，那里是沿墙构筑一排兽舍，斑马、梅花鹿、印度羊，有丑有妍，千奇百怪。慈禧太后一面看，一面问，将个内务府出身的“农事试验场监督”，问得张口结舌，无词以对。慈禧太后倒未生气，只笑笑说道：“你还得多念点儿书！” 
　　看完走兽看飞禽，看完飞禽又看家畜，慈禧太后的腰脚甚健，而李莲英却深以为苦，几次相劝：“别累着了！息息儿吧！”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不但不理，而且每当他落后时，必定问一声：“莲英呢！”害得李莲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上来，却又没事。谁都看得出来，慈禧太后是有意给李莲英找麻烦。 

　　　　　　　　　　　※　　　　　　　 ※　　　　　　　　 ※ 

　　一踏进殿门，庆王奕劻便是一愣，御案后面坐着的，只是慈禧太后。皇帝呢？他在想，十月初一太庙时享，皇帝是行礼去了？一个念头还未转完，已想起早有上谕，是派恭亲王溥伟恭代行礼。那么，皇帝何以不陪太后一起御殿？ 
　　“皇上的病又添了！”慈禧太后说：“让他息几天。” 
　　“是，”奕劻毫无表情地答应着，随即将手里的黄匣子捧上御案，“达赖喇嘛另有献皇太后，恭祝万寿的贡物，请懿旨，让他那一天进呈？” 
　　“皇上不是要赐宴吗？”慈禧太后问道：“定的那一天？” 
　　“十月初六。”奕劻欲言又止地，但终于说了出来：“请懿旨，是不是要改期？” 
　　“改期？”慈禧太后诧异地问：“为什么？” 
　　“奴才怕到那一天，皇上还得将养，不能驾临紫光阁，亲自赐宴，就不如改期为宜。”奕劻紧接着说，“这一次达赖喇嘛，为了觐见磕头，觉得很委屈似的，英国又拚命在那里拉拢示好，前天英国公使朱尔典去拜他，说是谈得很投机，这种情形可不大好。奴才几个商量，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以示羁縻。不赐宴则已，赐宴务必要请皇上亲临。” 
　　“你说的话，我可大不明白。达赖喇嘛不是一向跟英国不对吗？” 
　　“那是以前的话，现在英国拚命在他身上下工夫，当然就回心转意了。” 
　　“这可见得咱们派的人无用，不然，英国人怎么插得进手去。” 
　　“是！奴才已经告诉达寿、张荫堂留意。”奕劻停了一下又说：“赐宴要请皇上亲临，就是达寿跟张荫堂从达赖喇嘛那里得了口风，特为来跟奴才说，务必奏明，俯准照办。” 
　　慈禧太后想了一会说：“现在也不能说，皇上到时候一定不能到紫光阁，改期的话，不好措词。至于他另有贡品，让他十月初九进呈，我会好好安抚他。” 
　　这意思是相当明显的。十月初六紫光阁赐宴，皇帝多半不会亲临，慈禧太后已在筹思补救之计了。不过，这个看法如果不错，太后万寿又将如何？莫非皇帝也不来朝贺？ 
　　这是绝大的疑问，也是个绝大的变化！袁世凯认为皇帝的病如真已加重，固然应该赶紧作最坏打算，倘或病势如常，而慈禧太后忽然作此表示，真意何在，更非立即探明，有所因应不可。 
　　奕劻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于是以请屈庭桂治病为名，将他延入王府，在内书房跟袁世凯一起跟他见面。 
　　“皇上的病，到底怎么样了呢？”奕劻问说：“你是每天进宫请脉的，一定比谁都明了。永秋，你务必跟我说实话。” 
　　“在王爷跟宫保面前，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敷衍的话。皇上的病，当然轻了！呼吸慢慢恢复正常，腰痛亦减了，遗泄亦少得多。不过尿里检验出来，还有蛋白质，这是腰子有病的明证。不过并不算很厉害！” 
　　“你今天请脉了没有？” 
　　“请了。” 
　　“你刚才说的情形，就是你今天亲眼目睹的？” 
　　“是啊！”屈庭桂不由得眨眼，不解奕劻问这话的意思。 
　　“永秋！”袁世凯问：‘照你说，皇上的病不碍？” 
　　“不碍！”屈庭桂答说：“可是，要能安心静养。” 
　　“那么太后呢？”袁世凯又问：“经常闹痢疾，也不碍吗？” 
　　“我没有替太后看过，不敢说。不过，到底七十四了！老年人的心脏，总要差一点，也容易中风。至于痢疾，要看情形，不能一概而论。” 
　　袁世凯点点头，看着奕劻问：“王爷还有什么话要问？” 
　　“一时也想不起。想到了再说吧。”奕劻又说：“永秋，咱们这会儿所谈的情形，你搁在肚子里好了。” 
　　“是，是！”屈庭桂急忙答应：“我知道轻重。” 
　　“如果皇上的病势有变化，或者在内廷听到什么有关系的话，请你随时来告诉我，或告诉袁宫保也是一样。” 
　　“是！” 
　　“劳驾！劳驾！我就不留你便饭了。” 
　　这是暗示可以告辞了。屈庭桂随即站起身来，奕劻却又喊住他，亲自打开红木镶螺甸的橱门，里面是各式各样的珍玩，他挑了一只金表，连装得极讲究的盒子，一起递给屈庭桂。 
　　“这是英国公使朱尔典送我的一只表，专为跑马用的，”他指点着说：“这里有个钮，一按，秒针就不动了。我想，你数脉搏倒挺用得着！” 
　　“太用得着了！多谢王爷。”屈庭桂恭恭敬敬地请个安，告辞而去。 
　　“王爷，”袁世凯的神色变得很兴奋，很郑重了，“事情已经很清楚！我有一句肺腑之言，上达王爷。”说着，回头望了一下。奕励知道他的用意，喊一声：“来啊！” 
　　一名听差应声而进。奕劻吩咐，如有下人，一律退出垂花门，并责成他在门外看守，任何人不准进入。 
　　于是袁世凯自己移张红木圆凳，与奕劻促膝而坐，轻声说道：“事情很清楚了，太后绝不能让皇上死在她后头。一旦龙驭上宾，后事如何？” 
　　“照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的例子，太后总得召集御前会议，问问大家的意思吧？” 
　　“是的，我是请问王爷的意思。” 
　　“我主张立长君。”奕劻毫不考虑地说：“让溥伦来干！” 
　　“不！”袁世凯说：“王爷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搬到宁寿宫去纳福？” 
　　一听这话，奕劻目瞪口呆，好半天说不出话，脑子里不期而然地浮起高宗内禅以后的种种传说。可是怎么也不能把自己跟嘉庆元年以后的高宗并合成一个人。 
　　“慰庭，”他终于开口了：“这怕不行！” 
　　“何以见得？” 
　　“我是疏宗。” 
　　“嗐！王爷怎么妄自菲薄呢？”袁世凯说：“仁宗跟庆僖亲王是同母兄弟。当初的身分、教养，完全相同，只为仁宗长了两岁，所以得承大位，这一系下来，至今上而绝，那就该回头由庆僖亲王一系继统，才算公道。” 
　　如说庆僖亲王永璘一系继统，则皇位应该落在载振身上。奕劻做梦也没有想到，袁世凯会有这样一种说法，真所谓匪夷所思，连当事者都觉得说不过去。 
　　“慰庭，你的好意，我父子感激至深，不过这件事怕办不通。” 
　　“怎么不通？请教王爷！” 
　　“第一，你的说法，于古无征…　。” 
　　“有征，有征！”袁世凯抢着说：“宋朝自太祖驾崩，兄终弟及，帝系从太宗传到南渡以后的高宗。以下自受禅的孝宗开始，就又是太祖的子孙做皇帝了。” 
　　“孝宗是太祖的子孙？”奕劻惊讶地：“我倒不知道。” 
　　“有书为证，不能瞎说的。” 
　　书架上现成的一部二十四史，袁世凯抽出《宋史》第一本，翻到《孝宗本纪》，看都不看便递了给奕劻。果然，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孝宗是太祖的七世孙，秦王德芳之后。 
　　这使得奕劻有些动心了！不过知子莫若父，载振望之不似人君，又有杨翠喜那一重风流公案，必难服众。所以仍是摇摇头说：“不必，不必！徒然落个话柄，何必？” 
　　“王爷是怕有人不服？” 
　　“是啊！” 
　　“为何不服？如今是择贤，振贝子那一点不如他人？当然要反对总可以找理由，这不妨事先疏通。”袁世凯停了一下又说：“当年世宗即位，弟兄之间还不是个个不服？但有隆科多在，还不是只好俯首称臣。” 
　　雍正之能入承大统，得力于隆科多以步军统领掌握着两万禁军，袁世凯以此作譬，是以隆科多自拟。 
　　奕劻心想，袁世凯虽已不在北洋，但所练的六镇新军，除铁良统制的第一镇，由旗丁编组，指挥不动以外，此外五镇，都能直接间接地调度。他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段祺瑞，现任袁世凯嫡系的第三镇统制，驻扎保定，驻南苑的第六镇，本由第三镇所孳生，实际上亦由段祺瑞在指挥。一旦有变，要求驻畿南的第一镇，驻小站的第四镇，驻山东的第五镇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是袁世凯绝对可以办得到的事，然以一镇对付铁良，一镇控制京城，何愁大事不定？ 
　　想到这里，奕劻的雄心陡起，不断地搓手吸气，自我鼓舞了好一会，方始开口说道：“兹事体大！慰庭，得要好好筹划。” 
　　“是，是！当然要好好筹划，不过也要快！”袁世凯说： 
　　“照我看，比较难对付的只有泽公！” 
　　提到载泽，更激发了奕劻的进取之心，因为现任度支部尚书载泽，想取奕劻而代之，已非秘密。想到载泽种种跋扈的情形，他不由得恨恨地说：“总有一天让他回家抱孩子去！” 

　　　　　　　　　　　※　　　　　　　 ※　　　　　　　　 ※ 

　　十月初六紫光阁赐宴达赖喇嘛，皇帝果然未到，十月初九，在勤政殿进贡寿礼，慈禧太后亦未召见。正当达赖喇嘛满怀不快，决定吩咐从人收拾行李，打算尽快离京时，理藩部尚书达寿亲自来颁上谕，达赖喇嘛不愿跪接。直到说明是恩诏，达赖喇嘛方始勉强行礼听宣：“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准封号，以昭优异。达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勒封仪节，着礼部理藩部会同速议具奏。并按年赉给廪饩银一万两，自四川藩库分季支发。达赖喇嘛受封后，即着仍回西藏，经过地方，该管官派员挨站护送，妥为照料。到藏以后，务当恪遵主国之典章，奉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埸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之至意。并着理藩部传知达赖喇嘛祗领钦遵！” 
　　这道恩诏另外备有一份满文译本，达赖喇嘛不识汉字，却通满文，仔细看完，认为并无暗示与班禅分治西藏之意，总算将多日以来所受的委屈，消散了许多。 
　　于是他说：“明天进宫拜生日，我还有一尊佛像送给皇太后。这尊佛像上，有我念的二十万卷经，功德甚大，太后虔心供奉，必能保佑她消灾延寿。” 
　　“皇太后一定会很高兴。”达寿答说：“不过明天随班行礼，恐怕没有机会呈献。” 
　　“如果明天不能面呈，就请贵大臣代为进献，不过亦须有一番迎佛的礼节。” 
　　“当然，当然！” 
　　“请问明天文武百官替太后拜生日，是不是由皇上带领？” 
　　“这，”达寿歉然地说：“我可实在无法奉答。皇上从十月初一就不起床了，不然初六紫光阁之宴，一定会亲临赐酒的。” 
　　“照这样说，皇上明天就不能替太后拜生日？” 
　　“大概是。” 
　　“那么是谁带头行礼呢？” 
　　这一下将达寿考住了。在他的记忆中，从无皇太后万寿，皇帝未能率领王公大臣朝贺的情事，因而亦就无从回答，只含汉糊糊的说：“那要看当时的情形，事先没法儿知道。明天有我在那里照料，大师不必担心。” 
　　话虽如此，达寿自己却很担心，因为西藏的局势动荡不安，朝廷寄望于达赖喇嘛回拉萨后，能够安抚藏民，力御外侮，仍奉朝廷的正朔，而达赖喇嘛被迫行了跪拜之礼，却还不能见到皇帝，内心异常愤懑。如果明天皇帝能率百官上寿，达赖喇嘛就必然会质问，时满五日，何以紫光阁赐宴，皇帝就不能亲临？这话很难回答，得细心看看当时的情形，想法子找个能够搪塞得过的理由。 
　　因此，达寿在半夜里便即起身，赶到西苑，曙色未透，但内务府的官员，已经忙忙碌碌在预备这天的庆典了。他拉住新补的内务府大臣景沣，悄悄问道：“皇上会来不会？” 
　　“这会还不知道，不过，听说已传‘四执事’伺候龙袍了。”专管御用衣帽鞋袜的太监，通称“四执事”，传龙袍伺候，自然是要来朝贺。达寿便赶到中海，一进东向的宝光门，只见仪鸾殿外的来薰门前，已有掌“起居注”差使的翰林在当班了。 
　　其中有一个是达寿的熟人，即是以参瞿鸿玑而名闻海内外的恽毓鼎，便唤着他的号问：“薇孙，皇上今天会来给皇太后行礼不会？” 
　　“怎么不会？当然会。” 
　　“不是皇上病得很厉害吗？” 
　　“那就不知道了！”恽毓鼎淡然说道：“不过，南书房的翰林谭组庵，昨天还看见皇上在瀛台前面的迎薰亭蹓跶。” 
　　就这时，有理藩部的司官来通知，达赖喇嘛已到。达寿急忙赶了去招呼，安顿略定，再翻回来时，听说皇帝已经从瀛台步行而来，只等吉时一到，便即行礼。 
　　同时，达寿发现便门未曾关严，很有些人在缝隙中张望，于是他也挤了上去，悄悄向里窥望，只见身御龙袍的皇帝，两只手扶住太监的肩，双足不断起落作势，当然是舒舒筋骨，以便行那三跪九叩的大礼。 
　　不久，来薰门开了，出来一名挺胸突肚的太监，正是将取李莲英而代之的崔玉贵，站在汉白玉石的台阶上，歪着脖子扬着脸，用既尖且锐的左嗓子喊道：“礼部堂官听宣哪！” 
　　礼部尚书溥良、左侍郎景厚、右侍郎郭曾炘，急忙赶上前去，向北跪倒，半低着头，所有的王公大臣亦都垂手肃立，静听宣旨。 
　　“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 
　　崔玉贵的声音极高，没有一个人觉得不曾听清楚。然而何以有此懿旨？人人感到意外，相顾错愕，噤不能言。而就在这沉寂如死的霜风晓阴中，突然听得来薰门内，嗷然一声，凄厉无比，令人毛骨悚然。 
　　来薰门很快地合上了。但皇帝的哭声若断若续，依旧隐约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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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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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贺寿的戏在未正就散了，这是从来未有过的事，许多人记得，光绪十八、十九两年太后万寿，每次都唱七天戏，辰时开锣，唱到“电气球”大放光明，总在二十刻左右。有一天甚至到亥时方散，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嵩祝五十徽班轮着唱，费时三十一刻之久。 
　　何以散得这么早？只为慈禧太后的肚子又吃坏了，坐不了多少时候，就要起身“更衣”，一去一来，奉旨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跪送跪接，不胜其烦，连慈禧太后自己都觉得好没意思，因而才传旨散戏。 
　　“这干什么呢？”慈禧太后却又闲得无聊，尤其是在福晋命妇辞宫以后，颇有曲终人散的凄凉。 
　　谁也无法回答她的话，万寿正日的下午，自然是听戏，谁也不曾想到该预备些可供她消遣的玩意，所以面面相觑，都是一脸的尴尬。 
　　最后是李莲英出了个主意，“老沸爷不是要照一幅‘行乐图’吗？”他说：“照相的伺候了好些日子了。” 
　　这倒提醒慈禧太后了。前几天庆王奕劻奏报，普陀峪“万年吉地”岁修完工，慈禧太后由普陀峪想到普陀山，那是观音得道之地，便说要扮做观音大士，照一幅行乐图。当时说过丢开，如今既有照相的在伺候，何妨就以此消遣？ 
　　“既照相要阳光好，这会儿行吗？” 
　　“不相干！在屋子里照，有阳光没有阳光都一样。” 
　　“在屋子里照？”慈禧太后问道：“屋子里那来的紫竹林，那来的九品莲池？” 
　　“用砌末！全都预备好了。” 
　　“好吧！咱们照几张。怎么个照法？”慈禧太后紧接着说： 
　　“得要善才龙女，还要个护法的韦陀。” 
　　“都有了！”李莲英答说：“四格格扮龙女，奴才妹子扮善才，奴才托老佛爷的洪福，扮一尊韦陀，也沾点儿仙气。”‘那就扮吧！”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笑道：“刚才听别人唱戏，这会儿我可要扮戏给你们看了。”紧接着笑容一敛，“这可是一件极正经的事，打水来洗手。” 
　　于是，李莲英主外，传照相的来布置“紫竹林”，荣寿公主主内，伺候慈禧太后作僧家装束，身穿大红平金的袈裟，头戴垂着两条长飘带的毗卢幅。足踏土黄缎子的云头履。由于慈禧太后是张长隆脸，扮出来宝相庄严，荣寿公主不由得恭维：“活脱儿的观世音菩萨！” 
　　善才龙女也扮好了，一个捧净瓶，一个捧紫金盂，夹辅着“观世音”来到仪鸾殿以西的庆云堂，只见李莲英一身红靠，就象天寿戏中杨小楼在《挑滑车》中所扮演的高宠。 
　　包括慈禧太后自己在内、看他这副打扮，都忍不住想笑，然而毕竟忍住了。李莲英自己也有些忍俊不禁，赶紧低着头，双手合十，作个致敬的姿态，掩饰他脸上不甚庄重的神色。 
　　“都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了！” 
　　“是他照吗？”慈禧指着跪在地上，一个穿蓝布夹袍，戴红缨帽的中年汉子问。 
　　“是！”李莲英答说：“他叫佟五，在后门开照相馆，是他们这一行的好手，以前也伺候差事的。” 
　　慈禧太后点点头，踏入殿内，只见桌椅已经移开，拿戏中的砌末，布置成“紫竹林”的样子：前面是个莲叶田，芙蕖出水的池塘，后面衬一大块景片，画的万竿青竹，竹叶上还悬一块云头花样的金漆木牌，上书“普陀山观音大士”七字。 
　　“老佛爷请这儿坐！” 
　　荷池与竹林之间，有个两尺高的蒲团，李莲英引着慈禧太后坐下，安排善才龙女站在她右首。他自己在她左前站定，双手合掌作礼佛之状，随即有个小太监捧着“降魔杵”搁在他臂弯中间，越发象个韦陀了。 
　　于是佟五拿黑布盖着头，凑在照相机后面对光、上片，再弄个铜盘，倒上好些白色药粉让他的伙计捧着，方半跪着回奏：“奏上老佛爷，回头有一溜极亮的白光，规矩是要有这样一溜光才能照相。请老佛爷别害怕，也别眨眼。” 
　　“好了！别罗嗦了！”李莲英呵斥着：“老佛爷又不是头一回照相。” 
　　于是拿纸煤点燃药粉，一道白光过处，“普陀山观音大士”已摄入相机。佟五怕不保险，要求再照一张，慈禧太后也答应了。 
　　就这一番折腾，消磨了半个下午，慈禧太后回到寝宫，问李莲英：“什么时候可以看照片啊？” 
　　“今晚上就能看。不过，晚上送不进来。” 
　　“那，”慈禧太后说道：“今晚上你回家去吧！明儿一早就把照片带来。” 
　　“是！”李莲英退了出来，匆匆忙忙地赶着宫门下钥之前，离了西苑。 
　　这下，太监之中，便数崔玉贵为首。只要李莲英不在，他就格外显得卖力，几乎寸步不离慈禧太后左右。到得上了灯，照例是看奏折的时候，崔玉贵把伺候笔墨的小太监支使开，一个人在书桌旁照料。 
　　这天的奏折很多，到二更天才看完，崔玉贵换了茶，绞上一把热毛巾，慈禧太后擦了脸，觉得精神一振，有了胃口，便即问道：“有什么吃的？” 
　　“熬的香粳米粥，蒸的栗子面的小窝头，有锦州新进到的酱菜。” 
　　“好！摆吧！” 
　　于是一声招呼，很快地抬上两张食桌，小太监都知道崔玉贵喜欢一个人在慈禧面前当差，所以将食桌安排停当，不待吩咐，便都悄悄退了出去。 
　　“这两天外面可有什么新闻没有？”慈禧太后一面吃粥一面问。 
　　‘有是有，奴才可不敢说。” 
　　慈禧太后想了想说：“必是议论皇上的病？” 
　　崔玉贵故意迟疑了一下，才轻轻答一声：“是！” 
　　“怎么说？” 
　　“都说皇上的病，怕是，怕是不好。万一有个…　。” 
　　“万一怎么样？” 
　　“万一出了大事，又得老佛爷操心。”崔玉贵说：“这都是私下在谈的话。” 
　　“自然是私下谈，还能公然议论吗？”慈禧太后又问：“你还听见些什么？” 
　　“再就是胡猜。”崔玉贵嗫嚅着说。 
　　“胡猜？”慈禧太后把金镶的牙筷放了下来，很注意地问： 
　　“猜什么？是猜谁该当皇上？” 
　　崔玉贵面现惊惶，偷觑了觑，方始吃力地答一声：“是！” 
　　“怎么说呢？”慈禧太后又把筷子拿了起来，眼也不看他，而且是信口而问的声音。 
　　“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只当聊天。” 
　　“有人说，再立一位皇上，得要一上来就能办事的，免得老佛爷操心。说是什么‘国赖长君’。” 
　　“不错，有这话！”慈禧太后怕崔玉贵不敢惹是非，不肯再往下说，声音越发柔和了，“他们提了名字没有，谁是一上来就能办事的？” 
　　“有人说，伦贝子合适；有人说，小恭王不错；还有人说，振大爷也可以当皇上。” 
　　慈禧太后把这三个人的名字，紧记在心，随又问道：“还提了别人没有？” 
　　“奴才只听人提过这三个名字。” 
　　“是谁提的啊？” 
　　崔玉贵就怕问到这句话！他本是以意为之，借此作一试探，希望能从慈禧太后口中探知属意之人，趁早烧烧冷灶。那知试探没有结果，自己最害怕的事却出现了！只好跪了下来说：“圣明不过老佛爷，信口胡说的话，作不得准。” 
　　慈禧太后知道，逼急了，崔玉贵会胡攀，而且一定要追问来源，让人存了戒心，以后就不容易听到新闻了。因而付之一笑，说一声：“起来吧！你只听见什么，搁在肚子里就是。” 
　　同样地，慈禧太后也是将这些帝位谁属的揣测，放在心里，一个人默默地作打算。溥伟、溥伦都不足为忧，倒是拥立载振之说，她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自己要有所举动，这一点不可不防。 
　　事情是很明白的，如果拥立载振，必出于袁世凯的主谋，而袁世凯所恃者，无非北洋新军。驻扎在南苑的第六镇，可能会成心腹之患，首当下手。 
　　于是，慈禧太后特意召见陆部尚书兼第一镇统制铁良。第二天便由铁良下令，以演习行军为名，将第六镇与驻易州涞水的第一镇，对调驻防。接着，又有一个机会可以遣开庆王奕劻，理藩部尚书达寿，赍呈达赖喇嘛所送的一尊佛像，据说将这尊佛像供奉在普陀峪“万年吉地”的地宫，可以祓除不祥，益增圣寿。慈禧太后决定命奕劻去干这个差使。 
　　“普陀峪的工程要验收，这尊佛像也要送去安置。”慈禧太后说：“派别人去我不放心，你辛苦一趟吧！” 
　　奕劻大感意外，也大感为难，很委婉地说：“如今皇太后、皇上都是圣躬违和，奴才似乎不宜离京。” 
　　“怕什么！这两天我不见得就会死！”话一出口，慈禧太后自觉过于负气，因而又放缓了声音说：“今天我觉得好多了！ 
　　无论如何，你要照我的话办。” 
　　这还能说什么？奕劻只有答应一声：“是！”下一天，十月十四一早动身出京。 
　　慈禧太后估计奕劻此去东陵，一往一复，加上安置佛像，验收工程，总得十天工夫。有此十天，大事可定，但在诏告天下之前，应该想法子能让臣下见皇帝一面，亲眼看到皇帝奄奄一息的病容，觉得她早择继统之人，确是明智之举。 
　　可是，皇帝是不是真的奄奄一息呢？慈禧太后特为派人去探视，得到的回奏是：从十月十一开始，皇帝的病又添了几分，瘦得很厉害，气色极坏，已经七、八天没有大解，肝火极旺。 
　　是这副模样，不妨让臣下看一看。于是十月十六日一早，她告诉李莲英说：“你叫人传话给军机，今天在瀛台召见，我顺便看看皇上去。” 
　　等李莲英派人传了懿旨，军机大臣无不觉得事不寻常，纷纷揣测慈禧太后此举的用意。张之洞一向以调和两宫自任，凡事往好处去想，“没有别的！慈圣不放心皇上的病，亲临探视，顺便就在瀛台召见。”他说：“母慈子孝，但愿岁岁年觋如今日！” 
　　袁世凯在心里冷笑，拿起这天召见的名单来看，第一个便是他的旧部，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于是悄悄溜了出来，在走廊上招招手将贴身听差唤来，低声嘱咐：“快去请傅大人来！” 
　　这傅增湘字沅叔，四川江安人，戊戌那年点的翰林，未曾散馆，便逢庚子那场天翻地覆的祸乱，避地天津，入了北洋幕府，与严修一起为袁世凯办学务，在天津以兴办女学校闻名。这年九月间奉旨简授直隶提学使，开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决定亲自到浙江去招生，动身之前，奉旨陛见请训。此时正在勤政殿外待命，忽然得到消息，说在瀛台召见，不由得大起恐慌。原来殿廷大小广狭，宝座安设之处，各各不同，进殿以后，应该怎么走，到什么地方止步，朝那个方向跪下，事先都要打听明白，不然就会失仪。如今改了地方，对瀛台的格局布置，一无所悉，真不知该怎么应付了！ 
　　因此，听说袁世凯相邀，请教有人，正中下怀，傅增湘随即疾步而去。 
　　到得军机直庐，袁世凯还守在走廊上，望影趋迎，脱略礼节，开门见山的低声说道：“沅叔！半个月了，除了请脉的医生以外，外廷臣子你是第一个能见皇上的人，圣躬如何，务必请你细心观察。” 
　　“宫保，”傅增湘皱着眉回答说：“只怕我自顾不暇。召见之地是怎么个样子，茫然不知，深惧失仪，顾不到宫保交代的话，如之奈何？” 
　　“瀛台我亦没有到过。不过，你不必过虑，我教你一个诀窍，一进殿先不忙举步，站定了看一看清楚，把心定下来，就不会出岔子了。” 
　　“是！” 
　　“请吧！只怕在叫起了。” 
　　果然，到得原处，正好苏拉来叫。于是由勤政殿前的朝房出德昌门，往南过桥，便到了三面临水的瀛台。这是一个总名，其实瀛台地方亦很大，楼阁参差，掩映于高槐大柳之间，傅增湘跟苏拉来到一处北向的敞厦，蓝地金字的匾额，大书“香扆殿”三字，又看到走廊上站着内务府大臣奎俊，知道是他带班，疾行两步请了一个安。 
　　“不忙！”奎俊向东面三间指一指，“皇太后在看皇上，还没有升殿。” 
　　听得这一说，傅增湘心便定了，低声问道：“皇上的病势怎么样？” 
　　“只会重，不会轻。”奎俊似乎不愿多谈，紧接着说：“你别分心！趁着这会儿多想一想，太后会问点什么？”说完，便挪动脚步，往东面走了过去。 
　　不一会，遥遥望见太监往来，作警戒之状，然后，奎俊走过来招招手，傅增湘便跟着他进了殿。照袁世凯的吩咐，先站定脚看，正中御案，两宫并坐，太后坐得很端正，皇帝是左手扶着桌沿，右臂靠在桌上，仿佛很吃力似的。 
　　傅增湘看清楚了位置，往前走了三四走，跪下来高声说道：“臣傅增湘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接着便免冠碰头，行完礼戴上暖帽，起身往前走了几步，重复跪下，静候垂询。 
　　“你在北洋办女学堂！”慈禧太后音吐朗朗地问道：“听说成效很好。你办过多少女学堂？” 
　　“臣在天津办过三处女学，又办了女小学八处。” 
　　“办过女子师范学堂没有？” 
　　“办了一所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期是去年年底毕业的，一共七十八个学生，分发到各省担任女学教习。” 
　　“兴女学我也很赞成。不过女学生规矩顶要紧，务必要整齐严肃。” 
　　“是！”傅增湘答说：“臣办女学对这一层格外留心，内外界限很严，挑选的教习，都是老成端谨的饱学之士。” 
　　“这才是！”慈禧太后紧接着问：“京师办女子师范，有些什么功课？” 
　　“有教育、修身、家政、国文、史地、算术、理科、手工、图画、体操、音乐、唱歌、东文、英文等等，一共十四科。” 
　　“学科自然要以中国学问为重，洋文、算学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什么大用处，体操、音乐虽说可以锻炼身体、陶冶性情，究竟不过聊备一格。功课的轻重本末，你一定要留心。” 
　　“是！” 
　　“学生是在那里招？” 
　　“各省都要招。不过，以江浙为主，江浙人文荟萃之区，识字有学问的女子比较多。” 
　　“预备招多大年纪的呢？” 
　　“女子师范毕业生，将来派任女学教员，程度要好，年龄不宜过轻，预备招考二十岁到三十岁，德性纯淑，文字清顺的女子。” 
　　“都是没有出阁的女孩子吗？” 
　　“是！”傅增湘说：“年轻居孀，没有子女之累的，亦拟酌量录取。” 
　　“在学堂得念几年？” 
　　“五年。” 
　　“二十岁上学，念五年毕业，就是二十五岁了！再教三、五年，不就成了老姑娘了？”慈禧太后接着说：“兴女学可也不能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这一层，你们该想到。” 
　　傅增湘在心里说声惭愧，办了好几年的女学，居然就不曾想到这一层！当时只好硬着头皮答说：“圣虑极是。招生章程，实有未妥，容臣回去筹思以后，另行奏闻请旨。” 
　　“我想有那已经出阁的，志切向学，翁姑丈夫也赞成，不妨也让她们来投考。” 
　　“是！” 
　　这时候皇帝已支持不住了，两只手扶在桌上，俯身向前说道：“你跪安吧！” 
　　就这样突出不意地结束了陛见。傅增湘出了西苑，方始想起袁世凯所托之事，赶紧趁记忆犹新之时，将所见的皇帝的容颜声音回想了一遍。进城休息了一会，去看袁世凯复命。 
　　“皇上的气色很坏，声音微弱，体力不充。”傅增湘说： 
　　“两颊发红，这是潮热，皇上的肺恐怕不大好。” 
　　“你是说，皇上有痨病？” 
　　“这可不敢说。”傅增湘急忙声明：“我不过胡猜而已。” 
　　“太后呢？问了你一些什么？” 
　　“太后精神很好，音吐朗然，问了很多话…　。”傅增湘将慈禧太后对女子师范学堂的意见，细细说了一遍。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如今用不着了！这些　秀出身的女学生，标梅期过，眼高于顶，照我看，将来都是一品夫人，不过，只能做人家的填房。”袁世凯忽然说道：“沅叔，你的学生之中，肯就私人西席的有没有？” 
　　“这…　，”傅增湘一时想不起，含混答说：“想来应该有的。” 
　　“那就托你物色一位。”袁世凯说：“有两个小妾，忽然想念书，大的两个小女又想上学堂，内人很古板，不愿年轻女子抛头露面。我想在令高足之中聘一位女师傅，主持舍间的家塾，不知可有适当的人选没有？” 
　　听说是袁家聘女西席，傅增湘格外重视，因为此人所予袁世凯的观感，足以代表自己这几年在北洋的成就。于是一面思索，一面问：“在宫保心目中，要怎么样的人，才算适当？” 
　　“第一，品德贤淑；第二，容貌举止要大方；第三，要能循循善诱。至于有多少学问，倒不关重要，两个小妾等于蒙童，两个小女，也不过高小毕业的程度，一定可以教得了的。” 
　　“是！”傅增湘突然想起一个人，欣然说道：“有个学生，倒还适合。姓周，叫周砥，字道如。她是优等第一名，学业不算太好…　。” 
　　“怎么？”袁世凯打断他的话问：“优等第一名还不算太好？” 
　　“优等之上，还有最优等。”傅增湘笑道：“实在说，优等就是二等。” 
　　“二等第一名也不错。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就如宫保所说，性情贤淑，举止大方，教法很好，循循善诱。” 
　　“喔，是那里人？” 
　　“江苏宜兴。” 
　　“宜兴周家，想来是周延儒之后？” 
　　“是的。”傅增湘看袁世凯脸色有异，怕他嫌周砥是奸臣之后，便加了一句：“毕竟出身世家，那种林下风范，在她同学中无人可及。” 
　　“那好！”袁世凯问道：“人在那里？” 
　　“就在京里。照定章师范毕业，应该任小学教员三年，周砥愿意留京，如今在东城一所女子小学任教。等这一学年满了，就府上的馆就是。” 
　　“就这样，就这样！我先下聘书，”袁世凯想了一下说： 
　　“想送她两千两银子一年的束修，不为太菲吧？” 
　　“很优厚了！”傅增湘说：“不过相府馆穀，自然不同。” 
　　“倒是有件事，很费周章，请西席不可失礼，如今是女西席，照理说，应该内人亲自去致意，无奈内人拙于应酬，又没有人可以代她，这…　？” 
　　见袁世凯如此尊师，傅增湘颇为感动，人家尊敬他的学生，他不能贬低学生的身价，以为招之即来，无须讲什么礼节。至于敦聘西席倒也不必分什么男女，如果袁世凯不便亲自去访晤周砥，很可以由子侄代替。 
　　这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袁世凯的次子克文，随即答说：“宫保若以为师道尊严，不妨交代豹岑去致送关书，倒很合适。” 
　　袁世凯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待以师礼，原不必分什么男女，准定照尊意办，请为先容，等说定了，我叫小儿去送关书。” 
　　傅增湘第二天就要赶回天津，同时觉得以老师的身分，可以命令周砥，无须先征求他的意见，因而这样答说：“事情我可以作主，如果宫保决定了，今天就可以把这件事办妥当。” 
　　“那好！”袁世凯吩咐听差，“看二爷在不在？” 
　　听差答应着去了。不多一会将袁克文带来，他穿一件蓝湖绉的衬绒袍子，里面是一条白纺绸的单裤，见了傅增湘，作个揖喊一声：“沅叔！” 
　　当下由袁世凯说知究竟，吩咐写一通关书，帐房里支两千银子，随着傅增湘去访周砥，当面致聘。 
　　“是！”袁克文转脸问道：“沅叔，是不是此刻就陪你走？” 
　　“我明天早车回天津，很想今天就把这件事料理开。” 
　　“好！我马上去预备。” 
　　这是叱嗟立办的事，袁世凯跟傅增湘谈载泽跟盛宣怀如何相结，还只说到一半，袁克文已经去而复返了。 
　　于是袁世凯中止了，匆匆结束了这个话题，拱拱手说： 
　　“偏劳了！请吧！” 
　　“理当效劳！”傅增湘转脸看袁克文，只是套上一件马褂，便即问道：“这会儿好象变天了，西风大起。豹岑，你穿一条纺绸，不会受凉吧？” 
　　“惯了！数九寒天，都是这样子。” 
　　“我真佩服你！”傅增湘笑道：“这也是时世妆。” 

　　　　　　　　　　　※　　　　　　　 ※　　　　　　　　 ※ 

　　到了东城第一女子小学，校长听说是提学使跟“袁二公子”联袂驾临，大为紧张。赶紧迎了出来，又要校役摇铃，召集教职员来迎接，让傅增湘拦住了。 
　　“不必惊动大家！”他说：“只请周砥来见一见。” 
　　“正在上课，我派人去通知她。” 
　　“不必！不必！正好看看她，怎么教学生。请带路，我们到她课堂外面看看。” 
　　“是！”那个六十岁的老校长，伛着腰亲自带路。 
　　由一道角门出去，进入另一个院子，立即便听得琴声悠扬，等他们走近了，从窗子里望进去，只见一条苗条的背影，坐在风琴后面，一面按琴，一面唱歌，清亮的嗓子，咬的字眼很准。袁克文颇晓音律，很快地就听出来，唱的是：“四千余载女界冥，大幂忽开新，彬彬文教启宏宇，惠兹鸾凤群。海内英媛萃一堂，洪炉大化钧。画荻课儿，焚裘训子，无比陶熔深。二十世纪天演烈，坤维凭谁振？一人能醒百人觉，由来师道尊。天下之大匹妇责，斯责踰千钧，今日桃李，他时兰芷，珍重百年身。” 
　　歌声甫终，铃声已起，周砥起身，方始发现窗外有人，又惊又喜的叫一声：“老师！”随即恭恭敬敬地一鞠躬。 
　　“你先下了课，请到校长室来。” 
　　“是！”周砥这时才发觉，傅增湘身后还有个年轻男子，骤视之下，面目看不甚清楚，只觉得潇洒非凡，想多看一眼，却又不敢。就这转念之际，想看亦只能看到背影了。 
　　于是下了课，挟着唱歌本往校长室走去，将到门口，忽然情怯，仿佛觉得有什么不妥似的。放慢了脚步细想了一会，终于想起，一手的粉笔灰，未免显得狼狈。 
　　因此，她掉身移步，先到教员休息室，洗了手又揽镜自顾，鬓脚有些毛了，粉也不匀，于是取出随身所携的粉盒与小牙梳，修饰得自觉可以见得人了，方又掸一掸衣服，到校长室去见老师。 
　　一进了屋子，袁克文首先站了起来，退后一步，垂手肃立，而且微微俯着头。周砥出身世家，深谙礼数，看他如此恭敬，完全是迎接尊长的神态，不由得大为讶异。 
　　“道如，”傅增湘便为她引见：“这是袁宫保的第二位少君。” 
　　周砥又惊又喜，顿时眼中发亮。久闻袁克文是少年名士，为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以来，又一位不带丝毫尘俗之气的贵公子，怪不得这样子飘逸不群，真正名不虚传。 
　　在她还在矜持微笑之际，袁克文已经作了一个揖，口中喊道“周老师！” 
　　“寒云公子，不敢当！”周砥从从容容，裣袵还礼。 
　　“道如，”傅增湘又说：“袁宫保想请你当西席，我已经替你答应下来了。袁宫保本想亲来致聘，我想那亦可以不必，有豹岑世兄代表，也是一样。” 
　　“老师，”周砥有些惶恐，“只怕我不能胜任。” 
　　“也不致于不能胜任。”傅增湘又说：“你们校长也已经答应了，教到放了寒假，让你去就袁家的馆。豹岑世兄已把关书带来了。” 
　　于是袁克文拿起手边拜匣说道：“克文奉家父家母之命，敬迓鱼轩！”说完，将拜匣高举齐眉，待周砥来接。 
　　“竟不容我作个考虑！”周砥看着傅增湘，脸有欲辞不可的为难神色，“老师，我实在惶恐得很。” 
　　“你接下来吧！”傅增湘说：“你能毕业，也是拜受袁宫保在北洋兴学之惠，你就接了关书吧！” 
　　“老师这么说，我更无可辞。”周砥转身用双手接过拜匣，向袁克文说：“寒云公子，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言重，言重！”袁克文在这片刻之间，觉得周砥秀外惠中，大有好感，便向傅增湘说：“沅叔，家母有话，家塾不比正式学堂，似乎不必拘定限期，倘或周老师起居不便，不如早珑就馆，好让舍妹早沐春风。至于正式开课，不妨延到开年。” 
　　“道如，你看怎么样？”傅增湘不知袁克文是矫传母命，便即劝她说：“即然宫保夫人有此一番好意，我看你就照办吧！ 
　　袁府上的起居饮食，到底要舒服得多。” 
　　“是！我听老师的吩咐。” 
　　“那么，请周老师定个日子，好派人过来伺候移居。” 
　　“这，”周砥答说：“我想先拜见了令堂再定吧！” 
　　“是！”袁克文问：“明天派车来接？” 
　　“不必，不必！”周砥又要求老师了：“我想请老师带我去见宫保夫人。” 
　　“这可不行！我明天一早就得回天津。”傅增湘答说：“其实，豹岑世兄来接也是一样。” 
　　周砥点点头，又说：“提起来冒昧，我还不知道，我是跟那几位在一起切磋？” 
　　“是我的两位庶母，两个舍妹。”袁克文说：“内人说不定也要跟老师请教。” 
　　周砥颇有意外之感，“原来还有两位姨太太！”她说：“忝居师座，怎么好意思。” 
　　“那亦无所谓。”傅增湘说：“两位姨太太，只怕年纪还没有你大。” 
　　“是的。”袁克文答说：“一位是六庶母，今年十八；一位是七庶母更小，只有十六岁。”他顺口又问：“周老师芳龄是？” 
　　周砥脸一红，旋即正色答道：“我今年二十。” 
　　“那比我大一岁。” 
　　原来才十九岁！不知娶亲了没有？一念未毕，立即想起，他曾说过“内人也要请教”的话，随又自责，言犹在耳，何以就想不起？而紧接着又生警惕，自己平时不是这样子的，为何此刻有神魂颠倒的模样？ 
　　想到这里，觉察到自己脸上发热，怕人家已经看出来了！心里一急，越发忸怩不安。傅增湘看在眼里大为诧异，但不暇细思其故，只觉得是该走的时候了。 
　　等他站起身来，袁克文抢在前面说道：“该告辞了！明天下午派车来接周老师，如何？” 
　　“明天下午没有课。” 
　　“好！一言为定。”袁克文又向校长拱拱手，跟着傅增湘一起辞去。 
　　校长自然要送，周砥也要送时，傅增湘拦住她说：“你就留步吧。” 
　　“老师来了，怎可不送。” 
　　其时天色骤变，北风大作，袁克文那件薄薄的衬绒袍子，下摆飘拂，露出里面雪白的一条纺绸单裤，为人诧作奇装异服。周砥真想问一声：“你倒不冷？”但随又自责：“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　　　　　　　 ※　　　　　　　　 ※ 

　　袁世凯一到西苑，便有亲信军机章京来密报：也许是昨天受了寒的缘故，慈禧太后的病情突变，萎顿异常，至天明尚未起床。这是仪鸾殿寝宫的消息，绝对可靠。 
　　果然，到得七点多钟，内奏事处的太监来传旨：所有的“起”全“撤”。军机处如有必须即时裁决的大事，写奏片上呈。 
　　“吕用宾请脉，不是很有效验吗？何以又生反复？”张之洞神色忧戚地说：“此事所关不细，得要问一问。” 
　　要问只有找内务府大臣，增崇、奎俊、继禄、景沣都被请了来谈话。据继禄所知，慈禧太后一直很任性，也一直很自信，自认体气极健，视“河鱼之疾”为不足忧的小病，所以只要稍微好一点便不肯“忌口”，油腻生冷，杂然并进。这一次来势很凶，只怕在床上要躺些日子。 
　　“召医了没有呢？”张之洞问。 
　　“是吕用宾请的脉。”继禄说道：“方子跟以前没有什么大改动，这会儿正在煎药，看服了怎么说。” 
　　“皇上的病也不好！”常川照料瀛台的增崇说：“大概也是受了寒的缘故。” 
　　“怎么个不好？”袁世凯问。 
　　“很难说。连头班的医生都说不上来。”增崇很吃力地答道：“反正看着神气不大对。” 
　　“不是说，头班的药，毫无效验？为什么不换？”张之洞又说：“当初分为三班，言明两月一轮，那是八月初的话，照算不也应该换班了吗？” 
　　增崇不答，其余的三大臣亦装作未闻似的，没有一个人答腔。 
　　局面有些僵了，最后是世续开的口：“就换班也得先奏闻皇太后，我倒提过，有人说皇太后这一向身子也不好，别烦她了，所以…　。”他没有再说下去。 
　　“有人”是谁呢？张之洞心里在问，口中也不作声了。这一次是袁世凯打破了沉默：“是不是把庆王请回来？”他问。 
　　“这也得跟皇太后请旨。”世续说道：“庆王这趟去，不是别样差使。” 
　　袁世凯也省悟了，奕劻是去验收“万年吉地”供奉佛像，这个差使重要无比，说要把他追回来，必然惹得慈禧太后发怒，所以赶紧自己把话收回：“对！对！决不能多此一举。” 
　　“四位先请吧！”张之洞说：“此刻只有出之以镇静，不过要偏劳各位，务必随时联络。”说着，他向内务府四大臣拱拱手，表示重重拜托。 
　　等他们一走，载沣问道：“咱们是不是也要留守？如果住在这里，得趁早派人回家取铺盖。” 
　　大家都觉他的话可笑。“回家取铺盖”是件什么大事，还值得特为说出来？世续对这班少年亲贵，向来有点倚老卖老，便不客气地碰了回去：“王爷别为这个烦心，反正冻不着你！” 
　　“内里要紧，外头的观感也不能不顾。倘无必要，还是不必住在这里。”张之洞说：“否则消息一传，人心会起恐慌。” 
　　“是，是！”袁世凯立即附议：“我看，到下午再说吧！” 
　　于是军机五大臣，枯守以待，到得中午，内务府大臣来传懿旨：“宗室觉罗孤寡及八旗绿步各营兵丁，加赏半月钱粮。”这一下有事可做了，一面颁上谕明发，一面通知度支部尚书载泽来商谈，这加赏的半月钱粮需款若干，从何而出？就此时又有懿旨：“加恩所发半个月钱粮，由内帮发给。”这就是慈禧太后动用私房，加惠八旗孤寡，目的是在祈福消灾，正可以反证她自己都觉得病势不妙。 
　　不久苏拉来报，载泽已经回府。好在款项已有着落，载泽来不来都不生关系，办好上谕亦不必再让病中的慈禧太后过目，径自咨请内阁明发。 
　　其时已下午三点多钟，张之洞正在询问宫中的情形如何？倘或慈禧太后病势已见缓和，不妨散值。那知增崇匆匆忙忙赶了来说：“皇上自己觉得很不好，把我找了去，问我怎么办？ 
　　我只好来跟王爷、中堂请示。” 
　　他的话一完，张之洞立即问道：“是怎么个不好。” 
　　“皇上说气喘乏力，仿佛大限将到。” 
　　“你看呢？” 
　　“我看，是有点危险。” 
　　“那就赶紧召医啊！” 
　　“是！我就是来请示，该怎么找他们？” 
　　这一说，世续首先听懂了，当即说道：“原是头班请脉，如果另换二班、三班，要先奏明皇太后，时间上怕来不及。” 
　　“那就奏明皇太后好了。”载沣说道：“耽误可耽误不得。” 
　　“既然不能耽误，索性先召医！”张之洞作了决定：“随后再写个奏片，送请慈览。” 
　　“这样最好！”增崇又问：“是不是全班都召。” 
　　“只要于病有益，不妨全都召。” 
　　“多一个人看好些！”说着，增崇匆匆而去。 
　　一回到内务府，增崇叫人派车，分头去接。住在杨梅竹斜街斌升店的杜钟骏，刚吃完晚饭，听说皇帝病重，连洗脸都顾不得，上车就走。到得前门，只见有个骑马的太监来催，杜钟骏越发担心，同时已颇困惑，两个多月未见皇帝的面，只听说皇帝虽不见好，亦不见坏，不知何以忽然会病重？ 
　　到了内府公所，只见二班的周景焘，刚刚请脉下来，只说得一声：“病势很重！”杜钟骏还想再问，增崇已在一叠连声地催了。 
　　于是急步赶到瀛台寝宫。皇帝坐在外间的炕上，左手托腮，右手放在炕桌上，愁眉苦脸地一语不发。 
　　杜钟骏亦顾不得发问，跪在垫子上切脉，脉象动而细，中气不足，肝中亦似乎有病。 
　　“怎么样？”皇帝一张口，气味很重，他用带哭的声音说：“头班的药，吃了一点用处都没有！问他们，他们又没有一句决断的。你有什么法子救我？” 
　　“臣两个月没有请过脉。”杜钟骏问道：“皇上大便如何？” 
　　“九天没有大解了！痰多气急，心里发空。” 
　　“皇上的病，实实虚虚，心空气怯，当用人参；痰多便秘，当用枳实，但却难着手，待臣下去细细斟酌。” 
　　“你务必要用心开方！”皇帝的哭声又出现了：“我服你的药原很对劲，以后改了轮班，也不知道谁的主意，把你派到三班。你总要好好救我一救！” 
　　“是！”杜钟骏心里酸酸地，低着头说：“臣一定尽心尽力。” 
　　退出瀛台，转到军机章京的直庐去开方子，内务府四大臣都在那里坐等。杜钟骏费了好些时候，才得完工。继禄一看脉案，不由得大吃一惊。 
　　“你说‘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这样写法不怕皇上害怕吗？” 
　　“皇上的病，不出四天，必有危险。我进京以后，不能医好皇上，已很惭愧，到了病坏还看不出，何以自解？”杜钟骏突然气涌心促，异常激动地说：“你们叫我不要这样子写，原无不可！不过以后变出非常，我得预先声明，我不能负责。” 
　　“他说得有理。”奎俊接口说道：“我们也不能负责的，不如问问上头，看他们怎么说。” 
　　“他们”是指军机大臣还在秉烛以待。等杜钟骏把他先前的那番话说明以后，醇王看一看张之洞说：“我们知道就好了，不必写吧！” 
　　杜钟骏点一点头，只语不发，回到原处重新开了张方子，将脉案中“实实虚虚，恐有猝脱”八个字删掉。 
　　回到斌升店已经二更时分，杜钟骏由于第二天一大早仍须进宫，不能不早早上床，但心事如潮，辗转反侧，无法入梦。这样子过了有个把钟头，忽然听得房门声响，一惊问道： 
　　“谁？” 
　　“老爷，是我！”是他的听差杜升，捻亮了灯，到床前揭开帐子说道：“掌柜来说，有极要紧的事，要见老爷！” 
　　杜钟骏既惊且疑，不过没有不见之理，便即说道：“好！ 
　　让他进来。” 
　　等他披衣起床，斌升店的赵掌柜已经踏了进来，先请个安道歉：“这么晚了，把你老从炕上惊吵了起来，真是不该！不过，我也是身不由己。”他踏上两步低声说道：“有个太监是熟人，无论如何要见杜老爷，我怎么说，他也不肯走。请杜老爷就见一见他吧？” 
　　“这可不行！”杜钟骏的语气很严峻：“除非他是公事来传话，我不能私下见他！而况是深夜，而况…　。”他觉得不必再多说，所以把话咽住。 
　　赵掌柜欲言又止地，终于俨然而退，但很快地又来叩门。 
　　杜钟骏从门缝里看清楚，只有他一个人，方始开门放他进来。 
　　“杜老爷，”掌柜是万般无奈的神色：“他要我来请问你老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杜老爷进宫请脉，是不是说过，万岁爷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一听这话，杜钟骏勃然色变，“这个太监是什么人？”他问：“是谁叫他来问这话的？” 
　　“这个太监，”赵掌柜声音极低，但神色很严重，“是崔二总管手下的人。” 
　　杜钟骏也知道崔玉贵如今的权势已驾乎李莲英之上，本来还想将来人怒斥一顿，此时不由得气馁了。 
　　“杜老爷，”赵掌柜又说：“你跟我说了，我跟他说，我会关照他不能到处乱说。这个人我很熟，我有把握。” 
　　杜钟骏紧咬着嘴唇想了好一会才作了决定，真话说一半，“四天”的话决不能承认。“皇上的病很重，有点危险了。”他说：“不过，我没说过什么四天之内，必有危险。医生能决人生死，道是活不过几天，无非说说而已，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是！我就把杜老爷的话告诉他。” 
　　杜钟骏点点头，等他快出房门时，突然喊道：“赵掌柜，你把他打发走了，请你再回来，我还有话问你。” 
　　赵掌柜答应着走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去而复回，一手提着一壶茶，一手托着两枚烤白薯，很客气地说：“杜老爷怕是饿了，粗点心，垫垫饥。” 
　　“多谢，不饿。”杜钟骏问：“人走了？” 
　　“走了。” 
　　“说什么了没有？” 
　　“让我谢谢杜老爷。” 
　　“这个人，”杜钟骏问：“是在太后宫里的？” 
　　“也算是太后宫里的。” 
　　“怎么叫‘也算’？” 
　　“他是跑腿儿的。不过崔二总管相信他，有要紧事儿，也常派他办。” 
　　“那么，他今天来，自然是崔玉贵叫他来的。”杜钟骏问： 
　　“他可曾告诉你，崔玉贵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没有。他不会告诉我的。” 
　　“你不是说跟他很熟吗？” 
　　“是的。熟归熟，有出入的话，他也不肯乱说。来了海阔天空聊一阵，无非都是些宫里的笑话。” 
　　“宫里的笑话？”杜钟骏说：“你倒讲点给我听！” 
　　“是！”赵掌柜一面为他斟茶，一面想，斟到一半，突然想起似的问：“杜老爷跟江苏来的陈大夫很熟吧？” 
　　“你是说陈莲舫？”杜钟骏摇摇头：“不熟，不熟！” 
　　“那么，陈大夫在皇上面前碰了大钉子，总听说了？” 
　　“不知道啊！我没听说。我只听人说，皇上不大赏识他，碰了大钉子是怎么回事？”杜钟骏说：“我们在宫里，都是极小心的，一步路不敢乱走，一句话不敢乱说。所知道的事，也许还没有你们多。” 
　　“那倒也是实话。我们小买卖人，一辈子也别想到宫里去见识见识。不过太监跟内务府的老爷们，认识得很多，宫里的事听也听腻了。今年春天，有位苏州的曹老爷，也是陈抚台荐来的，有天听了我的话，第二天就告假，临走给我作个大揖，说我救了他一条命。这位曹老爷倒是很见机。” 
　　一听这话，杜钟骏大感关切。他知道，在他没有到京以前，江苏巡抚陈启泰荐过一个名医曹智涵，到京不久，便即请假回籍，随即称病辞差。陈启泰托人多方关说，答应他每月津贴“公费”两千银子，而曹智涵不为所动，说来有些不近情理。如今听了赵掌柜的话，才知道别有内幕，久存的疑团可以打破了。 
　　于是他急急问道：“赵掌柜你说了点什么话，能让他立刻请假回苏州，而且认为你是救了他一条命？” 
　　“我也无意中听来的。有天一个太监跟我说，‘曹大夫的医道不错，皇上很肯服他的药，服了也有效验。不过，曹大夫快要倒霉了！’我觉得奇怪，怎么医道好，皇上服他的药有效，反而要倒霉了呢？那太监笑笑不肯讲其中的缘故，只说‘他的脉切得好，就会派他在皇上左右伺候着，不放他出宫，那时候就倒大霉了！睡觉吃饭没人管，一步不准乱走，活活饿死了他。’” 
　　听到这里，杜钟骏毛发悚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强自笑道：“原来如此！倒真是你救了他一命。” 
　　“说实话，杜老爷。”赵掌柜平静地说：“当初你搬到我斌升店，听说两月一轮，你老派在三班，要四个月以后才会进宫请脉，我就没有告诉你这话。先叨光你老四个月的房饭钱再说。如今，是不要紧了！” 
　　“怎么？”杜钟骏赶紧追问：“何以见得我不要紧？” 
　　“你老不是说，皇上的病危险了吗？皇上危险，替皇上瞧病的大夫就不危险！” 
　　杜钟骏恍然大悟。心中万感交集，真有悔此一行之感。赵掌柜看他有异，很知趣地起身告辞，杜钟骏却不放他走，“谈谈，谈谈！”他说，“你没告诉我陈大夫是怎么碰了大钉子。” 
　　于是赵掌柜又坐下来谈陈莲舫。据说他头一天请脉，便受诘责，第二天请脉时，皇帝把他的药方发了下来，上面批了十二个字“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慨也夫！” 
　　“听太监们说，皇上自己也常常看医书，俗语说的‘久病成医’，皇上也懂医道了。有一天把自己的病情写了张单子，等陈大夫开了药方，皇上把他叫去，拿自己开的单子跟脉案一对，完全是两码事。当下便拿陈大夫狗血喷头训了一顿。不过，还没有今天下午碰的钉子大！今天下午，皇上把陈大夫的药方掷在他脸上，还说了句‘我的病都误在你手里，死了也饶不了你们！’” 
　　听了这段新闻，杜钟骏别有意会，陈莲舫毕竟把太医院得罪了。当六名御医请脉之初，宫内曾交下太医院为皇帝所开的药方两百多张，脉案前后矛盾，莫衷一是，固非深于医理者不辨，但论用药，凡是稍知医道的，即能指出谬误。既用性热的干姜、附子，又用性寒的羚羊、石膏，一会用大黄、枳实攻，一会又用人参、紫河车补，应有尽有，无所不备。这两百多剂药亏得皇帝是挑着服，倘或尽数服下，早就不治了。 
　　这些话，见机的人只是腹非而已，陈莲舫曾打算上奏痛论一番，后来听人相劝，打消了原意。不过偶尔也发发牢骚，必是太医院的人听到了，在皇帝面前不知说了他什么坏话，以致大碰钉子。 
　　“杜老爷，”赵掌柜问说：“我有点纳闷，陈大夫也是名医，莫非连皇上的什么病都瞧不出来？” 
　　“那决不至于。” 
　　“既然不至于，可又怎么老碰钉子？莫非是怯场，一见了皇上，把他的本事吓回去了？” 
　　“这也不会。”杜钟骏答说：“大概他也知道，给皇上请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故意这样子，为的是希望皇上不找他，就可以回家。” 
　　“是！”赵掌柜深深点头：“大概他回家也快了！” 
　　杜钟骏懂得他的意思，龙驭上宾，各省所荐的医生，自然各自回乡。处分是决不会有，可是下诏征医，结果是将应该治好的“今上”搞成一位“大行皇帝”，不但于心不甘，更怕一回家乡，笑骂都来，日子很不好过。 
　　因此，辗转中宵，始终不能入梦，到得四更时分，起早赶路的旅客，嘈杂不堪，越发令人心烦。杜钟骏索性就不睡了，漱洗早餐，衣冠整齐地坐等内务府派人来接。 

　　　　　　　　　　　※　　　　　　　 ※　　　　　　　　 ※ 

　　“皇上怎么样？”明知是多余的，杜钟骏仍旧问了出来。 
　　“仍旧是那样子。”继禄答说：“倘或一下子变好了，反倒是不好了！” 
　　这话初听不可解，细想才明白，他是在说“一下变好”必是“回光反照”，已入“大渐”之时。 
　　“皇上今儿不能起床了…　。” 
　　继禄一语未毕，自己停止，脸望窗外，杜钟骏也向外望，只见世续匆匆而来，手里持着一张纸，一进门便说：“有朱谕，你们都看一看。” 
　　此非宣谕，礼数不妨马虎，增崇站得近，接过朱谕看了一遍说：“内务府的人决不敢，既有朱谕，就再切切实实告诉他们就是。” 
　　“对了！不但要切实告诉他们，还得切实稽查。这件事关系既大，一点儿都不能疏忽。” 
　　这时朱谕已到了继禄手中，杜钟骏探头望去，看得很清楚，写的是：“皇帝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 
　　“是了！”继禄将朱谕还给世续，望一望增崇，提出建议： 
　　“中堂，我看皇上寝宫将加派护军看守。” 
　　“不好！不好！瞧着不成样子。”世续说道：“你们只多派得力可靠的人，暗中留意就可以了！” 
　　其实已将近午，瀛台方始传旨请脉，吕用宾与施焕在仪鸾殿为慈禧太后看病，所以杜钟骏与周景焘临时凑成一班，但请脉时仍是个别入内，杜钟骏在先，周景焘在后。 
　　请脉仍在左首那间屋子，也仍是靠窗的那张炕床上，不过前一天还能起坐，这天是睡在炕上，旁边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太监，薄棉袍外面套一件蓝色宁绸的背心，神色很平静，毫无忧戚之容。 
　　皇帝先是朝里睡着的，太监略略提高了声音说道：“杜大夫来给万岁请脉。” 
　　于是皇帝很吃力地翻过身来，杜钟骏跪下行了礼，抬头望去，只见皇帝的脸色发黑，双眼失神，看了杜钟骏一眼，将头转了过去，把一只手伸出来，杜钟骏拿一卷书卷起来将他的手腕垫稳了，开始诊脉。 
　　脉象更不好了，疾劲而细，心跳得很快，但已有衰竭之势。另一只手在炕床里面，诊按不便，实在也就无须再诊了。 
　　“皇上大解了没有？”杜钟骏问那太监。 
　　“没有。” 
　　“进了什么食物？” 
　　“什么都不想进，只想喝水。” 
　　“晚上睡得好不好？” 
　　“那睡得着啊？”那太监的语气，似乎觉得他问得好笑。 
　　这就不必再问了，杜钟骏磕一个头，起身退出。与周景焘会合在一起，默地回到内务府公所。 
　　“怎么样？”奎俊迎上来问。 
　　“毫无转机！”杜钟骏率直答说。 
　　“周老爷看呢？” 
　　“很难了！”周景焘大为摇头。 
　　“那就请开方子吧。” 
　　方子很难开，但不能不开。杜钟骏将前一天军机大臣的话，告诉周景焘说：“照实而书，一定又要拿回来改，写得轻了，关系太重，担当不起，老兄有何高见？” 
　　“我不怕麻烦，宁愿军机那里通不过拿回来改。至于老兄，既然昨天已由醇王关照不必写，就不必自己再找麻烦，照上一张方子，拿语气稍为加重一点就是了。” 
　　“正是，正是！高明之至。”杜钟骏完全接受他的建议，将方子开好，送到内务府公所。 
　　这时吕用宾与施焕，已由仪鸾殿请脉回来，内务府三大臣一齐迎了上去，似乎是有意要避开闲人似的，将吕用宾与施焕拥到一边，而且交谈的声音不大，杜钟骏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可猜想到，必是询问慈禧太后的病势，而且还可以从久谈不休这一点上，推知病势棘手。 

　　　　　　　　　　　※　　　　　　　 ※　　　　　　　　 ※ 

　　由于两宫的病势增重，军机大臣都是心事重重，袁世凯尤为苦闷。他一生遭遇无数风波，但不管如何困难，总有办法可以拿得出来，唯独这一次一筹莫展。 
　　这是因为忌讳太多。说慈禧太后的病情可虑，固是忌讳，打听太后与皇帝的病，孰轻孰重，更是忌讳！ 
　　再有一重忌讳是满汉之间的界限。从戊戌政变以后，彼此的猜忌益深，新官制一出，平空裁减了好些卿贰大员的缺，更使得争权夺利益为激烈。如今的风气是，亲贵排斥宗室，宗室排斥八旗，八旗排斥汉人。天下不但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甚至只是宣宗一系的天下。如果皇帝驾崩，大位谁属，是近支亲贵们的家务，与汉人无关，甚至亦与远支宗室无关。所以军机大臣中，鹿传霖对此漠不关心，张之洞最识忌讳，有意避而不谈，于是袁世凯想谈亦无可与谈了。 
　　可谈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庆王奕劻，半个是世续。但与半个的世续谈，自然无法谈得太深，他们只有一个相同的看法，不论如何，得赶快请奕劻回京。 
　　这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作为军机公议，请醇王写信通知奕劻，一个是私下密函奕劻，当作是他自己回京复命。袁世凯正在小书房中考虑该采取那个办法时，听差来报，屈庭桂求见。 
　　可想而知的，必是有宫中的消息相告，袁世凯便吩咐： 
　　“请到这里来。” 
　　下人自然都远远回避，屈庭桂还不放心，向窗外看了又看，确定并无隔墙之耳，方始说道：“宫保，我看皇上怕是中毒了！” 
　　袁世凯大吃一惊，望着他好半晌，才问一句：“你看到了什么？” 
　　“我是下午到瀛台请脉的，皇上满床乱滚，一看见便嚷‘肚子疼得了不得！’皇上的病象，心跳、面黑、神衰、舌苔焦黄、便秘、夜里不能睡，这些都跟从前一样，何以忽然肚子疼得如此！照病理来说，是不会有这样情形的。” 
　　“那么，照你看，是中的什么毒？” 
　　“不知道！宫里的‘寿药房’跟内务府的颜料库，有许多明朝留下来的毒药、怪药，谁也搞不清楚。”屈庭桂又说：“我又不能详细检验，或者问一问，皇上吃了什么？拿剩下的东西去化验。只好说‘拿橡皮袋灌上热水，在肚子上敷烫，可以减痛。’话虽如此，也不知道照此办了没有，皇上宫里，根本就没人管。” 
　　“唉！”袁世凯叹口气：“皇上当到这个样，实在替他不甘心。” 
　　“皇上的病，本来是不要紧的，不过疗养很要紧！谁知名为皇上，比穷家小户都不如，病情明里减一分，暗中添了两分，以至于越来越坏。中医说皇上只有几天了，这话我们做西医的不能同意，皇上的病是慢性病，西医总有法子让他多活几天。可是照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西医也无能为力了。我今天来禀明宫保，明天不能再进宫请脉了。” 
　　“我知道了。”袁世凯神色庄重地说：“我们为臣子者，尽心尽力而已！力已尽到，问心无愧，你也不必难过！” 
　　等屈庭桂辞去，袁世凯重新回想他所说的话，不能不怀疑，皇帝是中了毒。但细舷想去又不无疑问，既然杜钟骏已下了断语，“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则又何须下毒？下毒的人又是谁呢？ 
　　他在想，决不会是李莲英。皇帝管李莲英叫“谙达”，视同教“国语”、教骑射的满洲大臣，如果他是为了保富贵，反倒宁愿皇帝健在，等慈禧太后驾崩，皇帝顺理成章地收回大权，他必定还是象庚子以前那样，地位在崔玉贵以上的名副其实的总管。而且，慈禧太后亦深知李莲英，这几年颇为卫护皇帝，即令有非常的举动，亦不会将这个差使交结李莲英。 
　　念头转到这里，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崔玉贵。事情很明显地摆在那里，非杨即墨！不过，是他自己下手的，还出于慈禧太后的指使，却很难说。 
　　再深一层去想，又可以确定，不会是慈禧太后的指使。因为杜钟骏的话，必有人奏上慈闱，乃是必然之事。既然皇帝的大限已到，何必再做这种让自己至死良心不安的事？同时他又想到，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有那样一通“不许以丸药私进”，“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的朱谕？看来象是有人进过“献药”之计，为慈禧太后所绝不能同意，因而有此严谕。 
　　然则疑问又来了！回到最先的疑问上，何以此人就等不得四天，非要将皇帝弄死不可？ 
　　这个疑团压在袁世凯头上，使他无法睡得宁帖，直到丑末寅初，是平时该起身上朝的时候，忽然一惊而醒，大彻大悟，慈禧太后自己还以为皇帝一定死在她生前，而左右侍从，必已从医生那里得到警告，慈禧太后朝不保夕，很可能先皇帝而崩！ 
　　想到这里，袁世凯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的处境跟崔玉贵一样，都是皇帝必杀之人。说不定此刻慈禧太后已经奄奄一息，宫中乱作一团。果然如此，自己该作何打算，已到了非认真考虑不可的时候了。 
　　于是，他咳嗽一声，等五姨太惊醒，要招呼睡在后房的丫头进来伺候时，他迫不及待的说：“先叫人把电话本子拿来！” 
　　所谓“电话本子”是宫中来了电话的记录。李莲英、崔玉贵、小德张以及敬事房、奏事处都装得有电话，宫中倘或“出大事”，或者两宫大渐，固有消息传来，就是病势稍有变动，崔、张两人亦会通知。他急于要看记录，就是要了解两宫的病情。 
　　取记录来看，只有奏事处的一个电话，说并无折子发下来，可知慈禧太后已到了无法批阅奏折的程度了。 
　　这时袁世凯稍微定心些了，因而仍如往日时刻上朝。到得西苑军机直庐，只见醇王载沣与世续亦是刚到，不及寒暄，先问两宫病情。 
　　“皇上恐怕是不成了！”世续当着载沣毫不忌讳地说：“皇太后亦很危险。时至今日，我可得说一句，怕是到了决大疑、定大计的时候了。” 
　　“皇太后怎么样？”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肠胃虚弱极了，什么都不受，一夜起来数十遍，好人都会折腾得不成人形，何况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正在谈着，苏拉在外面一掀门帘，一面通报：“张中堂到！” 
　　张中堂神采奕奕，而细看却似虚火上升，进门拱拱手，坐下来说道：“昨儿看了一夜的《艺术典》，越看越糊涂！” 
　　大家都不知道《艺术典》是什么，载沣则连这三个字都没有听清楚，率直问道：“香涛，你说看什么看了一夜？” 
　　张之洞看大家都是困扰的神情，只好说明白些：“是《图书集成》里面的《艺术典》，专看医部，始终也没看出个究竟来。” 
　　话仍旧不甚明白，但听的人都懂了，他大概是想了解两宫的病情，看看到底要不要紧，有什么验方可用。于是，袁世凯说：“照世中堂说，情形很不好，到了该当有预备的时候了。中堂看，该怎么办？” 
　　“等滋轩来了，大家一起商量。” 
　　鹿传霖这天请假，世续说道：“不必等了，滋轩今也闹肚子，派人来通知，不能到班。” 
　　“我看等把庆邸请回来！”张之洞说：“到底是他掌枢。” 
　　“我亦云然！”袁世凯点点头。 
　　载沣还在踌躇，世续出了个主意：“咱们上仪鸾殿，在寝宫方面问安。顺便探探皇太后的意思，诸公看怎么样？” 
　　“这倒也使得，不过得先派人进去问一声。” 
　　“到了那里再问好了。” 
　　于是一行四人，到了中海，入来薰门便是仪鸾殿，慈禧太后的寝宫在北面的福昌殿，到得此处，早有苏拉进去通知，李莲英一面吩咐宫女回避，一面迎了出来，逐一请安，动问来意。 
　　“来给皇太后请安！”张之洞问：“想来好一点了？” 
　　“怕难！” 
　　“这会儿呢？”张之洞又问：“精神如何？” 
　　“早上总比较好一点儿。”李莲英紧接着说：“王爷跟各位大人，想必有话？我请大格格到床面前代奏。” 
　　“不！”载沣另有意见：“你请大格格跟皇后商量，我们的意思，想把庆王请回来，看合适不合适。” 
　　“皇后去伺候皇上了，不在这里。” 
　　这可是绝大的新闻，皇帝与皇后一年说不上十句话，平日望影互避，此刻却说去伺候汤药，岂不可怪！ 
　　当然，谁也不肯道破自己的感想，李莲英却又说话了：“我看去请庆王回京这件事，王爷跟各位大人可以作主。”他说：“如果一定要请旨，还是得大格格代奏。” 
　　“就请大格格代奏吧！”世续代表回答。 
　　于是，李莲英一哈腰，转身而去。过了好久，方始回来答复：“老佛爷说‘好！还得快。’”他向醇王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沉默。 
　　“那好！”张之洞说：“马上派专差下去。” 
　　“要快，”袁世凯说：“可以打电报！” 
　　“啊，啊，不错！” 
　　正当大家要转身离去时，李莲英拉着世续说道：“世中堂，请慢走一步，我有话跟你老回。” 
　　“你说吧！” 
　　“这两天是要紧关头，”李莲英等别人都走了，才放低声音说：“崔玉贵忽然要告几天假，说是跟皇后回过了。既然皇后准了，谁也不能拦他。不过，如今的情形不同，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一个人可照应不过来。我想求世中堂派人跟崔玉贵去说，能销假就销了假吧！” 
　　“还有这么一回事，我倒不知道。”世续问道：“他是那天告的假？” 
　　“前天。” 
　　“好！我派人跟他去说。”世续又问：“上头的病，到底怎么样？” 
　　“是说老佛爷？” 
　　“是啊！”世续也是极低的声音：“你只跟我一个人说！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也好有个预备。” 
　　“不行了！那面跟这面，”李莲英向外面指了又向里面指： 
　　“都是一两天事！” 
　　世续好半晌作声不得，最后问一句：“怎么皇后忽然上瀛台去了呢？” 
　　“非皇后亲去守着不可！”李莲英说：“夫妻一场嘛！送个终也是应该的。” 
　　李莲英的声音很怪，仿佛要掩饰哽咽，所以语音完全变过了。世续突然打了个寒噤，掉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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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回到军机大臣直庐，世续发现大家都以期待的眼色望着他，内心不免警惕，但表面上很沉着，只问袁世凯：“催庆邸回京的电报发了没有？” 
　　“发了。由马兰峪总兵转交。”袁世凯紧接着说：“有件大事，要等中堂来商量，外面只知道圣体违和，可不知道病势日增，万一出了大事，似乎太突如其来了，难免引起猜测，是不是该先透露一点什么？” 
　　世续明白，大家都在猜想，他一定已从李莲英那里，获知两宫病情真相，所以要等他来作一个决定。这是件极有关系的事，千万不能说错一个字。 
　　因此，他想了一会答说：“皇上的病，既有明诏由各省荐医，似乎天下臣民也都知道，病势不轻。” 
　　“可是，如今情形不同了！” 
　　“我看，只有再降明诏，紧急征医。”张之洞突然提议。 
　　“这意思是，”袁世凯问：“危在旦夕了？” 
　　张之洞不答，却问世续：“如何？” 
　　“杜钟骏不是说了吗？”世续很圆滑地闪避着。 
　　尽管他不肯说实话，无形中却等于同意了杜钟骏的看法，于是张之洞转验问道：“王爷看怎么样？” 
　　“可以！”载沣点沣头，“香涛，就是你动笔吧！” 
　　于是张之洞提笔来拟旨稿，写一张传观一张，等他写完，大家亦都看完，袁世凯踌躇着说：“事到如今，也无所用其忌讳，哀诏是不是也得早点预备？” 
　　听得这话，醇王并无表示，张之洞却有哀戚之容：“且缓，且缓！”他说：“总得皇上自己交代，才能恭拟。” 
　　世续心想，皇帝大概自己不会交代什么了。不过一旦驾崩，也许能在寝宫中发现他生前留下的笔迹，然而那也必是不能宣布的文字。 
　　不过，这下倒是提醒了载沣，他说：“我看，就是这道紧急征医的上谕，也得写个奏片请懿旨吧？” 
　　“是的！”张之洞答应着，动手又写了个奏片，唤了军机章京来，连同旨稿一起誊清，用黄匣子送了上去。 
　　由于军机章京特为关照，是军机处的奏片，内附上谕稿，必得请懿旨定夺，所以内奏事处不敢怠慢，立即送到福昌殿，面交李莲英，同时将附带的话，照实转告。 
　　“是什么上谕？”李莲英先问。 
　　“那可不知道了。” 
　　李莲英颇感为难，因为慈禧太后气息奄奄，话不说不动，那有精神来看旨稿？虽知决不会是长篇大论的军国重务，然而必得请懿旨定夺，可知是件极有关系的大事，倘或触犯忌讳，于病体大为不宜。 
　　当然，最干脆的法子是拿里面的文件看一看，但擅拆黄匣是一行大罪，倘或认起真来，无词以解。如今自己正是忧谗畏讥的时候，说不定一两天内就会改朝换代，是谁掌权，还不得而知，也许走错一步，就会惹来一场大祸！反正谨慎小心总不错。 
　　这样，就自然地想到了荣寿公主。李莲英也是这几天才悟出来的道理，不管是母在子亡，母亡子在，或者母子双亡，皇族中唯一能够保持原来地位，不受任何影响，甚至更受尊重的，只有一位荣寿公主。因此，事无大小，无不启禀荣寿公主，为的是将来如果出了纰漏，可以获得庇护。 
　　荣寿公主很有分寸，国事决不过问，请军机酌量办理，“家务”则能不管就不管，抱定宗旨，只是“帮助老佛爷看看，等她老太家有了精神再回奏”。可是，对军机所拟的这道紧急征医的上谕，她觉得不能不说话了。 
　　“你先看看，我觉得不能办。” 
　　李莲英接到手里，从头细看，只见上面写的是：“自去年秋天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欬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等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将此通谕知之！” 
　　“莲英，”荣寿公主此时想到，应该先征询他的意见：“你看，怎么样？” 
　　“奴才不敢胡出主意。” 
　　“我是想问你，你算是外头的百姓，看了这道上谕，心里怎么想？” 
　　“从去年秋天就不好，治了一年，反治得阴阳两亏，标本兼病，可知病是决好不了啦！” 
　　“就是这话罗！我看这道上谕一下，就跟大臣还没有死，先赏陀罗经被一样，非死不可了！” 
　　其实，荣寿公主心里还有个想法，万一等这道上谕一发，而慈禧太后一口气接不上，反崩在皇帝前面，那时所引起的疑虑，十分严重。皇帝已经不治，倒说死的是皇太后，然则必是宫廷生了人臣所不忍言的疾变！就象当年都知慈禧太后病重，宫中出了大事，必以为是在“西边”，那知道进了宫才知道是慈安太后！如果说有一千个人进宫，惊诧的决不止九百九十九。只是提到这段老话，怕李莲英刺心，所以忍住不说。 
　　但就是说出口的那个理由，也很够了，李莲英完全同意，点点头说：“是，奴才亦觉得不必多此一举！” 
　　于是商量决定，将原件交内奏事处退了回去，说是由军机上王大臣斟酌办理。这话是出于慈禧太后口谕，还是什么人的决定，军机处无从打听，便不敢贸然明发，亦只有搁在那里再说了。 
　　“皇上怎么样了？”张之洞跟世续说：“请脉的情形如何？” 
　　“没有请脉。” 
　　“没有请脉？”张之洞骇然，“命若游丝之际，怎可没有医生？” 
　　“皇后在瀛台，没有说要召医，亦不便带医生去请脉。” 
　　张之洞倒抽一口冷气，一部二十四史在心里翻腾，不知怎么想起了唐朝中宗的韦氏。叹口无声的气，颓然倒在椅背上，面如死灰。 
　　“香涛！”载沣发现了，很体贴地说：“我看你脸色不好，莫非身子不爽，不如请回去休息吧！” 
　　“多谢王爷！”张之洞强自挣扎着，很快地站了起来，似乎有意要表示他腰脚尚健：“如今危疑震撼之际，之洞忝居相位，不能定一计，发一策，若说连在都堂枯守的耐心都没有，还成个人吗？” 
　　他的声音很大，连对屋的军机章京都听到了，不知他因何发此牢骚？载沣同样亦不甚明白，只有报以苦笑。 
　　袁世凯很沉着，他将前后经过情形一层一层想下来，知道瀛台如今是天下最机密的一处地方，这个四面临水，一桥仅通的别苑，此刻出了些什么事，只怕荣寿公主与李莲英都不会知道。皇后大概要为皇帝送终以后，才会离开瀛台。 
　　但是，皇帝临终以前，总得再让医生看一看，才能对天下后事交代得过去！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就说：“今天虽未请脉，不过不可不让医生伺候着，倘或病势突变，传召不及，岂非天下臣民的终天大恨？” 
　　“说得是，说得是！”载沣连连点头，向世续说道：“就照慰庭的话办吧！” 
　　“是！”世续答说：“等我告诉内务府大臣。” 

　　　　　　　　　　　※　　　　　　　 ※　　　　　　　　 ※ 

　　内务府直到半夜里才派人分头去通知，说是皇上病重，赶紧到西苑伺候。派到杜钟骏那里的一名内务府笔帖式，私下告诉他说：“皇上大概快驾崩了！西苑有电话来，预备‘吉祥板’。” 
　　到得西苑，是凌晨四点钟，警卫森严，不但人数较平时加了许多，而且稽查特别严格，稍微眼生些的人，便有护军上来盘问。其时宫门未开，上朝的亲贵大老，轿子陆续而至，都找个安稳的地方在轿杠下“打杵”停下，静候至六点钟开了西苑门，方始进宫。 
　　名医只到了四个，内务府只通知了四个，杜钟骏之外是周景焘、吕用宾、施焕。这天不在内务府公所候旨，而被领到军机处一间空屋中休息。这四个都知道，此刻的内务府，有许多自深宫中泄露出来的秘密，是不能令外人与闻的。 

　　　　　　　　　　　※　　　　　　　 ※　　　　　　　　 ※ 

　　将近十一点钟时，庆王奕劻从东陵赶到，一进城直到西苑。一身行装，满面风尘，进了军机大臣直庐便问：“我赶上了没有？” 
　　谁也不知道他问什么？都愣在那里，无法回答。 
　　“喔，没有‘摘缨子’，还好，赶上了。” 
　　这一说，大家才明白。如果宫中“出大事”，一时来不及成服，首先将帽子的红缨摘掉。他所说的“赶上了”，是赶回京来，犹及两宫生前。 
　　“我一路来，剃头挑子上，尽是太监在剃头，只当大事已出。”奕劻问道：“如今怎么样？” 
　　“庆叔，”载沣答说：“皇太后也在等你，你先请坐，喝口水，咱们就请起吧！” 
　　“好！”奕劻又问：“折子还是太后自己看？” 
　　“不！”世续说：“前几天是公同商量着办，今一早奉懿旨： 
　　派醇亲王恭代批折。” 
　　一听这话，奕劻脸色就变了，视线自然而然地指向袁世凯，显然的，按正常规制，奕劻既是军机领袖，恭代批折的重任，应该落在他肩上，何以派了载沣？ 
　　于是他问：“召我回京，是奉的懿旨？” 
　　催他回来的电报上，开头就是“奉懿旨”的字样，奕劻莫非记不得了，还是有意装糊涂？但不论如何，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倘或慈禧太后明知道他即将回京，而派载沣代批奏折，这就表示不尊重他的职权。即便如此，奕劻会有什么抗议，能不能有所挽回？自然都是绝大的疑问，不过，在这个时候，又何必惹得他不痛快？所以世续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两位王爷请吧！皇太后这会精神还不错，可以多谈一会。” 
　　这时奕劻也想起来了，他是奉懿旨进京，不过，他也意会到，命醇王载沣代批奏折，不是慈禧太后不尊重他的职权，而是载沣的地位将有变更的先声。到得福昌殿，慈禧太后会宣布些什么，已是不卜可知的了！ 

　　　　　　　　　　　※　　　　　　　 ※　　　　　　　　 ※ 

　　慈禧太后的寝宫，在福昌殿的西暖阁，殿外有护军守卫，西暖阁是李莲英把门。军机大臣一到，一名小太监打起门帘，李莲英将房门开了半扇，作个容许人入内的姿态。于是庆王奕劻抢先挨身而入，接着醇王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殿后亦都进了屋，李莲英关上房门，只听外面有争吵的声音，大家凝神听了一会，才知道是恭亲王溥伟要进殿，护军说是“上头交代”没有他的名字，断然拒绝。 
　　这时李莲英已赶到里间，亲自打起门帘，仍照原来的次序，由庆王奕劻带头，一个接一个踏进去，里间的光线很暗，门窗紧闭，药味弥漫。包括奕劻在内，谁都没有到过慈禧太后的卧室，心情紧张，不免有些手足无措。乱七八糟的跪了一地，此起彼落地磕完了头，抬起身子来看，只见一张极大的床，黄罗帐子吊起一面，西面叠着极大一堆锦衾与绣枕，慈禧太后梳得极光的头，靠在那里，但骨瘦如柴，显得一双眼睛格外大了。 
　　“庆王回来了没有？”慈禧太后的声音已经嘶哑，但能听得清楚。 
　　“臣在！”奕劻答说：“是从东陵连夜赶回来的。普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坚固，修得极好。达赖喇嘛所献的佛像，遵旨敬谨安奉在地宫内，慈光佑护皇太后早日勿药，康强如恒。” 
　　“要象未得病那样，是不成的了！”慈禧太后急转直下地说：“皇上危在旦夕，叫皇后来跟我说，为穆宗立嗣这件大事早早定下来，好让他安心。这件事我早打算好了，不过，先要听听你们的意思！” 
　　这当然是由奕劻先开口。他很清楚，载振固然决无入承大统的可能，“国赖长君”亦是空话，但不妨卖个空头人情，也是一种笼络的手段，因而答说：“臣举贝子溥伦，或者恭亲王溥伟。溥伦是宣宗的长曾孙，就统绪而言，更为合适。” 
　　“载沣，你呢？”慈禧太后问道：“怎么说？” 
　　“臣，”载沣有点结巴：“臣跟庆王的意思一样！” 
　　“世续！” 
　　“皇太后圣明！既然早有定算，必符天下臣民之望。” 
　　“嗯！”慈禧太后答语，表示满意，“张之洞呢？” 
　　“臣在！” 
　　“张之洞，你老成谋国，我一向没拿你当外人看待。为穆宗立嗣，虽是家务，也是国事，你有什么意见？” 
　　“大位授受，臣下不敢妄议。臣备位宰辅，所重者是统绪。今上继统时，曾奉明诏，将来继位的皇子，兼祧穆宗，如今为穆宗立嗣，请皇太后明白宣示，皇上倘有不讳，亦应兼祧。” 
　　慈禧太后不即回答，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话很公平。 
　　可以照办。” 
　　这下面该鹿传霖发言，不知慈禧太后嫌他重听，谈话费力，还是无意遗漏？反正直接就跳到袁世凯了。 
　　“臣跟世续的意思一样。皇太后做的主，必是好的！” 
　　这两句话逢迎得极好，恰恰能让慈禧太后顺理成章地接上话头：“既然你们都信任我的主意，我就告诉你们吧！溥伦、溥伟的才具，我很知道，当皇帝可还不够格儿！”她说：“我挑醇亲王的长子溥仪，做我的孙子！” 
　　这是意料中事，但她如此措词，却无不大感意外，挑溥仪做他的孙子，纯为祖母的口吻，他人无从置喙，唯有载沣，勉强可以说话。 
　　三十四年之前，他的父亲醇贤王奕劻，亦曾有过这样的奇特境遇，忽然做了皇父，当时曾惊得昏死过去，醒来大哭。载沣却没有他父亲这副眼泪，只想说两句谦虚的话，但结结巴巴，谁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也不必推辞了，今天就抱进宫来，交给皇后教养。” 
　　“是！”载沣只能答应。 
　　“醇亲王的身分，自然不同了。”慈禧太后又说：“咱们实事求是，该怎么就怎么！从今天起，由载沣摄政。” 
　　这却是多少令人感到意外的事，载沣还想说什么，世续已拉拉他的长袖，提醒他说：“快谢恩！” 
　　“臣，”载沣磕下头去：“叩谢皇太后的恩典。” 
　　“罢了！”慈禧太后往后一靠，显得很疲乏地：“就这样，拟两道上谕来看。” 
　　于是由庆王奕劻领头，跪安退出，到得殿廷，只见崔玉贵趋跄而至，冲着载沣先请安，后磕头，同时说道：“王爷大喜！” 
　　这一来，别的太监亦都纷纷上前，磕头道贺，庆王奕劻，觉得很不是滋味，向张之洞说道：“大事定矣！咱们回去商量，上谕怎么拟，储君如何奉迎。”说着开步便走。 
　　除了被包围的载沣以外，其余的人都跟着到了直庐，仍是张之洞亲自执笔拟上谕，一共两道，拟好问道：“是封摄政王在前，还是‘贴黄’在前？” 
　　御名照例空下两格，上贴黄纸，正式缮写时，将御名写在黄纸上，名为“贴黄”，意指奉迎储君入宫。对于这些过节，鹿传霖颇有研究，当下说道：“如果封摄政王在后，贴黄在前，变成父以子贵，似乎不妥。” 
　　“所论极是！”张之洞连连点头：“自然应该封摄政王在前。”他随手将旨稿递给奕劻。 
　　上面写的是：“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 
　　第二道开头一样，在一连串皇太后的徽号之后接写：“醇亲王载沣之子贴黄，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就是这样，送上去吧！”奕劻又说：“上北府去接……，”他突然顿住，然后困惑地问：“去接谁啊？本朝不立储，不能说是去接太子，‘大阿哥’三字不祥，又不能直接叫名子，该怎么称呼呢？莫非就称‘醇亲王载沣长子’，那又太亢了！” 
　　“暂称摄政王世子。”张之洞问道：“如何？” 
　　“也好！反正只是暂称。”奕劻问道：“是请旨特派专使呢？ 
　　还是咱们一块儿去？” 
　　“派专使要请旨，耽误工夫。”世续说道：“不如一块儿去！” 
　　“是不是要上内阁？”张之洞问。 
　　这是指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荣庆而言，世续答说：“不必！咱们面承懿旨，名正言顺，似乎不必节外生枝。” 
　　“奉迎是军机全体，不过，不能不另外带人去照料。”袁世凯说：“我看内务府应该派人，皇后宫中管事的太监也不能少。” 
　　“这话也不错。且等摄政王来了再议。”奕劻突然想起，茫然的问：“请脉的结果怎么样？” 
　　没有人答他的话。想来他还不知道皇后在瀛合侍疾，未曾召医，所以亦未请脉，这自不便明告，但不妨派人到内务府公所去问一问。 
　　内务府大臣都在等待“大事出”，堂郎中与几个比较红的司官，也跟堂官在一起，不时小声商量或交换消息与意见，同时有个不断被提起，而一直没有结论的绝大疑难，倘或两宫同时驾崩，两桩大事怎么撕掳得开？ 
　　及至军机派人来问请脉的结果，才记起还有四位医生在待命。于是公推手段最圆滑的继禄去应付此事。到得四医休息之处，先问苏拉：“伺候几位用了饭没有？” 
　　“用过了。” 
　　“好！”继禄这才转脸说道：“诸位老爷们久候了！我替诸位到内奏事处探个消息，看是什么时候请脉。” 
　　说着，不待答言，扬长而去。不久，摇摇摆摆又踱了回来。 
　　“内奏事处说：皇上今天没有言语，你们大人们做主。我何能做主？你们诸位老爷们坐坐吧。”说完又走了。 
　　“不知何所为而来，不知何所为而去。”吕用宾摇摇头，大不以为然。 
　　杜钟骏正要答言，只见太监匆匆而来，一进门便说：“皇后传替皇上请脉。” 
　　于是四医同时起立，杜钟骏坐近门口，领头先走；跟着那太监迤逦来到瀛台藻韵楼。以前请脉都在外间，这次是直入内寝，杜钟骏一看，不由得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赶紧低下头去，用手背擦掉。 
　　原来皇帝直挺挺地躺在没有外罩的一张板床上，所谓“御榻”与蓬门筚窦的“铺板”无异。下面垫的是一床旧毡子，身上盖一床蓝绸被，又旧又脏，床前一张方凳，上有三本医书，一只没有盖子的盖碗，内有半碗茶汁。这就是富有四海的天子的寝宫？杜钟骏心想，不是眼见，决不会相信！ 
　　虽然皇帝是僵卧在那里，杜钟骏仍按规矩行完了礼，方始上前请脉，刚把三指搭到腕上，瞑目若死的皇帝，突然缩手惊醒，眼睛、鼻子、嘴唇，一齐乱动。杜钟骏大吃一惊！这是肝风的征象，如果眼睛一闭厥了过去，再无甦醒之时，说起来皇帝是死在他手里，这个罪过如何担当得起？因而赶紧退出。 
　　等周景焘、施焕、吕用宾次第诊过了脉，回到内务府公所，仍旧是杜钟骏先开口：“今天晚上一定过不去！方子不必开了。” 
　　“你们三位呢？”增崇问道：“怎么说？” 
　　“拖时辰而已！”施焕答说：“神仙都救不活了！” 
　　“所以，”周景焘接口：“不必再开方子。” 
　　“方子一定要开。不管怎么写都可以。”增崇看着奎俊与继禄：“是吗？” 
　　“对！方子一定要开。”那两人同声回答。 
　　杜钟骏不再争辩，提笔写了八个大字：“危在眉睫，拟生脉散。” 
　　“生脉散是什么药？” 
　　“御药房自然知道。”周景焘代答：“人参、麦冬、五味子煎好，代茶喝。” 
　　增崇还待再问，发现窗外来了一名太监，急急迎了出去，因为这名太监是福昌殿来的。果然，指名召施焕、吕用宾为慈禧太后请脉。 
　　等增崇带着施、吕二人一走，奎俊说道：“两位既说皇上过不了今晚，总不能没有大夫伺候，恐怕今天要歇在这里了！” 
　　杜钟骏与周景焘黯然无言，心里不免惴惴，不知道皇帝驾崩，会落得怎样一个处分？ 

　　　　　　　　　　　※　　　　　　　 ※　　　　　　　　 ※ 

　　施焕与吕用宾几乎是一路吵着回来的。两个人的神气都很难看，而况宫禁严肃，能这样不顾规矩，可见事态严重，所以奎俊和继禄急急迎了上去，探问究竟。 
　　原来两人用药不同。施焕主张用乌梅丸，而吕用宾以为攻伐太过，认为用附子理中丸，酌加黄连为妥。 
　　“一定得用乌梅丸！”施焕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服我的药，还有一线生机。” 
　　听得最后这四个字，无不心头一震！原来慈禧太后也到了“危在眉睫”的时候。同时亦都恍然于施、吕二人何以争得这么厉害？倘能保住慈禧太后的“一线生机”，那就富贵逼人来，推都推不掉了！ 
　　就在这时，增崇从军机直庐回来，排解地说：“两位不必闹意气！上头有话，请施老爷把乌梅丸的方子先开出来，送上头看了，再作道理。” 
　　这好象是施焕占了上风，精神抖擞地坐了下来，提笔写道：“饮食不节，荣卫不和，风邪侵袭脏腑之间，致肠胃虚弱，泄泻肠鸣，腹胁膨胀，里紧后重，日夜频并，不思饮食。圣寿过高，尤为可虑。谨拟黄连乌梅丸。” 
　　脉案既具，随即开方。方子虽然现成，增减之间，亦颇费斟酌。写完由增崇送到军机大臣那里，除了载沣与袁世凯之外，其余诸人多少懂些药性，只见上列黄连、阿胶、当归、人参、龙骨、赤石脂、干姜、白茯苓、乌梅、陈皮、肉豆蔻、木香、罂粟壳、诃子共十四味药，是张很难懂的方子。 
　　“大辛大苦的药，恐怕不妥吧？”世续双手乱摇：“是我，可不敢进！” 
　　“谁也不敢进啊！且看一看。” 

　　　　　　　　　　　※　　　　　　　 ※　　　　　　　　 ※ 

　　皇帝不知是什么时候咽的最后一口气，只知发现龙驭上宾是在三点钟，照十二时辰的算法，是在申时。 
　　军机大臣紧急集议，决定秘不发丧。因为明发上谕，已由电报传至各地，醇亲王载沣之子，着在宫内教养，而溥仪尚未进宫。如果皇帝崩逝之讯一传，溥仪入宫以兼祧子的身分，首须成服，怕病中的慈禧太后忌讳不吉，同时入宫即为嗣皇帝，仪注上亦有许多不便，因而假定皇帝仍旧活着，赶紧到“北府”将溥仪抱进宫来。 
　　“慢着！”载沣说道：“那孩子是我家奶奶的命根子！我先得去疏通、疏通。” 
　　旗人称母亲为“奶奶”，载沣此刻所指的不是慈禧太后胞妹的醇贤亲王嫡福晋，她早已过世了。如今“北府”的一家之主，是老醇王的第二侧福晋刘佳氏，她就是载沣与他两个弟弟老六载洵、老七载涛的生母。 
　　这位侧福晋精神不大正常，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她极钟爱小儿子，尽管乳母、丫头、嬷嬷一大堆，她却自己喂奶，断了奶也是自己带着睡。只要载涛不在眼前，她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 
　　载涛长得很漂亮，人又活泼，所以慈禧太后亦很喜爱。其时“老王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六子，贝子奕谟无子，奕谟当过好些阔差使，如崇文门监督之类，所以颇有积蓄。慈禧太后为了能让载涛得他的那份“绝户产”，降懿旨以载涛过继给奕谟。不道这害苦了刘佳氏，哭得死去活来，从此精神就有些恍惚，遇有刺激，常会发病。 
　　及至载沣生子，刘佳氏有孙子可抱，算是弥补了失去爱子的憾痛。所以溥仪一出世便由祖母抚养，每天晚上都去看一两次，半夜去看孙子都不敢穿鞋，怕“花盆底”的声响，会惊了孙子，这样一条离不开的“命根子”，载沣知道要从她手里夺走，很不容易。 
　　溥仪将继承大位的天大喜讯，早就传遍了全府，唯一不知道的是刘佳氏。所以当载沣结结巴巴地说明之后，刘佳氏只喊得一声：‘苦命！”随即昏厥。 
　　其时，正由庆王奕劻率领其他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增崇，以及皇后宫中的首领太监，来到北府；一进门便听得一片哭声，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孩子的哭声自然发自溥仪，他从未看见过这样乱糟糟的情形，大呼小叫地“传大夫”，“先灌姜汤”，“赶紧给孩子穿衣服”，自然吓得大哭。 
　　“嗐！”载沣望着来奉迎“嗣皇帝”的人跺脚：“糟透了！” 
　　“怎么回事？”奕劻问说。 
　　“我奶奶舍不得孩子，昏死过去，还不知会出事不会？” 
　　“不会，不会！”府里的大管事张文治奔过来正好接口： 
　　“奶奶醒过来了！” 
　　“那好！赶快抱吧！” 
　　于是太监上前，伸手要抱，溥仪哭得越发厉害，谁要上前，便狂喊：“不要，不要！”连哭带打，无人可以哄得他就范。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载沣望着大家，不断地搓手。 
　　这时溥仪已哭得力竭声嘶，只有抽搐的分儿了。他的乳母王氏，实在心有不忍，抱到一边，背着人解开衣襟，拿奶头塞在他嘴里。溥仪立刻就住了哭声。 
　　“我倒有个主意！”袁世凯突生灵感，“不如让奶母抱进宫去，到了福昌殿再换人抱进去。” 
　　“这个主意好！”奕劻大声赞成。 
　　于是一言而定。拿醇王福晋常坐的那架极华丽的后档车，让王氏抱着溥仪坐在里面，内务府大臣增崇跨辕，直驶西苑。 
　　到得西苑，只由载沣带着溥仪到福昌殿，其余的军机大臣回直庐去计议大事。一直睡在乳母怀中的溥仪，当换手由太监接抱时，一惊而醒，发现自己是在陌生人手中，立刻嘴一扁，惊惶的小眼中已隐隐闪现泪光。 
　　“别哭，别哭！老爷子。”这是王氏对溥仪的昵称，“乖乖儿的见老佛爷去吧！嬷嬷在这儿等着。” 
　　亏得有她这番抚慰，溥仪才未即时掉泪。但当一见了骨瘦如柴，伸出鸟爪般的手，指甲有一寸多长的“老佛爷”，终于放声大哭，而且浑身哆嗦，不断挣扎，连声哭喊：“要嬷嬷，要嬷嬷。” 
　　载沣惶窘无计，只是不断地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哄哄他！”慈禧太后说：“拿些什么吃的给他！” 
　　“有，有！”李莲英急忙催小太监：“快、快，拿糖葫芦！” 
　　于是小太监飞奔着去取来好长一串嵌了枣泥、松仁的冰糖葫芦来，用粗嗓子装出欣快的声音嚷着：“来罗！来罗！糖葫芦来罗！” 
　　溥仪住了哭声，望着糖葫芦，在场的人心头一松，不约而同的舒口气。谁知虽未登极，已有不测之威，“啪”地一巴掌将小太监手中的糖葫芦打到地上，石破天惊地又大哭特哭。 
　　“这孩子真别扭！”慈禧太后很不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抱到一边玩儿去吧！” 
　　于是，溥仪回到他乳母怀中。可想而知的，这个将来有资格被封为“保圣夫人”的王门焦氏，也就跟着她的“老爷子”留在宫里了。 

　　　　　　　　　　　※　　　　　　　 ※　　　　　　　　 ※ 

　　等载沣回到军机处时，遗诏已在张之洞主持之下，拟成初稿。这是件大事，可以决定嗣皇帝的大政方针，所以历来草拟遗诏，固以大行皇帝的末命为依据，但亦须参酌亲贵重臣的意见，定稿颇为费事。只是眼前的大行皇帝，在大渐之际固未能召见臣下，既崩之后，亦以皇后又回瀛台守灵，臣下难以瞻仰遗容。同时又因为慈禧太后亦是朝不保夕，话都不太说得动了，当然亦不可能对遗诏有何意见。这一来遗诏就省事了，照例的套语以外，所叮嘱的只有一件事：“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借稍慰焉！” 
　　对于这道遗诏，载沣自亦不能有何意见，他只宣示了慈禧太后的意旨：预备召见。 
　　“皇太后有何宣谕？”张之洞问说：“想来皇太后已知道龙驭上宾了。” 
　　“是的。这是不能瞒的。” 
　　“那么皇太后召见，当然是宣布嗣皇帝继位了？” 
　　“皇太后没有说。不过，我想必是这件事。” 
　　“这么说，今天就得把遗诏发出去！” 
　　大家都不作声。因为嗣皇帝继位，必在遗诏中昭告天下，而皇帝未崩，又何来遗诏？张之洞的说法不错，但皇帝崩逝，须立即向三品以上的京官及各省督抚报丧，紧接着便是奔丧。京官驰赴宫门，先到内奏事处看最后的药方，然后抢天呼地般举哀，然后成服，然后颁遗诏。倘无前面的程序，突然说遗诏颁布，过于突兀，会引起后果极其严重的猜疑。 
　　“当然，”张之洞修正自己的话：“颁遗诏晚一天也不要紧！不过，国有新君，应该尽快昭告天下。我看，等见了慈圣，奉到嗣皇帝即位的懿旨，立刻就该报丧。” 
　　这话也不错，但奕劻、世续、袁世凯都知道其中有花样，苦于不便向为李鸿章所批评“服官十年，犹是书生”的张之洞说破。沉默了一会，最后是世续打开了僵局。 
　　“报丧应该下午就报，那时候不报，就要慎重考虑了。如果说法不一，反倒不好。以我愚见，一切的一切都等见了皇太后再说。”他又加了一句：“反正今天总是不回家了！” 
　　刚说到这里，太监来“叫起”，其时正钟打十下。 

　　　　　　　　　　　※　　　　　　　 ※　　　　　　　　 ※ 

　　慈禧太后的精神似乎很好，穿戴得整整齐齐，在福昌殿的东暖阁，召见军机。 
　　“皇帝到底走了！”她的声音略有些嘶哑：“溥仪就是嗣皇帝。他是穆宗的儿子，兼祧大行皇帝。” 
　　“是！”奕劻觉得事已如此，该有个明确的表示，所以又加了一句：“臣等谨遵懿旨。” 
　　这不一定表示拥戴，但至少表示承认新君，而张之洞则以慈禧太后宣示嗣皇帝兼祧大行皇帝，是接纳他的建议，不由得接着奕劻的话说：“皇太后圣明！” 
　　“我自己觉得这么做，生前死后的人都对得起了。”慈禧太后感伤地说：“庚子那年如果不是荣禄，咱们那有今天？他的苦心跟处境，张之洞、袁世凯都未必全知道，奕劻应该很清楚。” 
　　“是！”奕劻答应着。 
　　对于荣禄，慈禧太后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是明白的。荣禄在辛酉之乱中建了大功，所以他的外孙当皇帝，亦算食报。 
　　这话自然是慈禧太后失言。 
　　三代以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三代以下，天下是一姓的天下。清朝在削藩以后，异姓尚且不王，如何可以荣禄有功，拿他的外孙当皇帝作为酬庸？当然，这亦只是张之洞、袁世凯心里才有这种想法，别人一时还想不到慈禧太后的话说错了。 
　　“你们说，国赖长君，这一层我很知道。从前南书房翰林潘祖荫、许彭寿编纂了一本《治平宝鉴》，派人轮班进讲，这些道理说得很清楚，如今载沣既然封为摄政王，嗣皇帝也还小，我想不如就派载沣监国，也就等于长君一样。” 
　　“奴才恐怕不能胜任。”载沣急忙碰头，尚待有言，慈禧太后已不容他再说下去了。 
　　“我也知道你还拿不起来！不要紧，有我在。”慈禧太后用毫不含糊的声音说：“以后一切军国大事，先跟我回明了再办。你们就照我的话写旨来看！” 
　　听得这话，除了载沣及重听的鹿传霖以外，无不从心底服她！原来以溥仪入承大统，还有用载沣作傀儡的用意在内。照此安排，实权仍旧抓在她手里，以太皇太后之尊，不必垂帘即能操纵国政，而在形式上毫无可议之处，手腕实在高明！“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慈禧太后问道：“你们有什么话，亦不妨在这个时候说清楚。” 
　　张之洞很想把满汉畛域，军民乖离的情形作一番切谏，方在措词之际，奕劻已经开口了。 
　　“皇太后精神好，真是天下臣民之福！请皇太后加意珍摄，早复康强。” 
　　“我慢慢会好的…　。”说到这里，自鸣钟响了。慈禧太后住了口，听钟声打了十一下而止，方又说道：“你们到大行皇帝那里去看看吧！” 
　　“是！”奕劻领头，跪安退出。 
　　出了福昌殿，奕劻站着脚说：“如今醇王是摄政王监国，请到前面来！以后大家都要跟着摄政王走了！” 
　　“理当如此。”世续接口，同时将载沣往前推了一下。 
　　“皇太后的懿旨，我也是没法子！”载沣说道：“以后大家仍旧照常办事，要不分彼此才好！” 
　　他这话，前面两句不甚得体，后面两句倒是谦抑诚恳，袁世凯格外觉得安慰。可是渐近瀛台，渐生畏惧，十年前告密的往事，都兜上心来，想起书上记载一个人的怨毒之语，说是“化厉鬼以击其脑！”不由得打个寒噤，在心里不断地自作宽解：世上那有什么鬼？没有，决没有！ 
　　一路上自己这样捣着鬼，不知不觉发现有一处宫殿，灯火错落，同时听见张之洞在说：“咱们该先摘缨子吧？” 
　　“当然，当然！” 
　　于是上了台阶，先在走廊取下暖帽，卸去顶带的红缨，料理粗毕，突然发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身穿旗袍，头上是没有花朵与丝穗子装饰的“两把儿头”。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都不知道她是谁，奕劻与载沣却都认识，世续久在内廷行走，自然也见过，立刻便跪下来叫一声：“皇后！” 
　　这一声是特别叫给汉大臣听的，张之洞等人亦跟着载沣跪了下来，只听皇后问道：“嗣皇帝继承的是谁啊？” 
　　下跪诸臣，无不愕然！嗣皇帝继承的是谁，莫非慈禧太后事先都不曾跟皇后提过？不提的原因何在？皇后又何以不先打听一下，贸贸然地来问外臣？ 
　　这些疑问，一时不得其解，只有张之洞比较了解皇后此时的心情，当即答说：“承嗣穆宗毅皇帝…　。 
　　话还未完，皇后又问：“嗣皇帝不是继承大行皇帝？” 
　　“是兼祧大行皇帝。” 
　　“那么，我呢？”皇后问道：“我算什么？” 
　　原来皇后也听过前朝的故事。明武宗崩而无子，张太后与大臣定策，迎兴献王之子入承大统，为世宗。世宗尊张太后为皇伯母，虽居太后之地，并无太后之实，以后世宗要杀张太后的胞弟张鹤龄，张太后竟致在胞侄面前下跪求情。 
　　如今嗣皇帝为穆宗之子，她的身分便是新帝的婶母，处境与嘉靖年间的张太后，约略相似，而与摄政王载沣的关系，就仿佛大行皇帝之与穆宗的嘉顺后阿鲁特氏。这种处境，这种关系，是极难堪的，因而不能不关心。所以在明了嗣皇帝为大行皇帝的兼祧之子以后，仍要将自己的身分，追问明白。 
　　在张之洞却认为皇后是多此一问，毫不迟疑的答说：“自然是尊太后。” 
　　“这还好！总算有着落了！”说到这里，皇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面哭，一面擦着眼泪走了进去。 
　　群臣无不惨然，先对皇后存有反感的，此时倒觉得皇后可怜，站起身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当然，警觉最高的是世续，探头一望，大行皇帝脸上盖着一方白绫，皇后就坐在灵床前面，顿时有了主意。 
　　“监国、王爷、列位，在几筵前面行礼吧！” 
　　不说瞻仰遗容，只说行礼，是提醒大家，不要冒冒失失地去揭盖在大行皇帝脸上的那方白绫！这在袁世凯，顿有如释重负之感，他一直在嘀咕，怕见大行皇帝的面。世续的话，正中下怀，便即附和：“是的！只在几筵前面行礼好了。” 
　　于是载沣带头，跟奕劻跪在前面，其余四个大臣跪在后面，分两排行了三跪九叩首的至敬之礼。照规矩，行礼已毕，还该挥手顿足地痛哭一番，名为“躄踊”，此时此地，当然免了。不过张之洞倒是真的哭了，他一哭，别人不能不哭，皇后跟太监更不能不哭，藻韵楼中立刻就热闹了。 

　　　　　　　　　　　※　　　　　　　 ※　　　　　　　　 ※ 

　　军机直庐也很热闹。军机章京齐集待命，内务府大臣跟司官在院子里伺候差使，各王府、各部院都派人来探听消息，而军机大臣却还议论未定。 
　　第一件要决定的事是，该不该即时宣布哀旨？如果即时宣布，怎么说法，大行皇帝崩在何时？奕劻还说，国家的重臣，不止于军机，亲藩在此时亦当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所以该由摄政王监国召集一次重臣会议，以期局势不致因有大丧而混乱。 
　　这一来头绪纷繁，更难作出结论。最后是世续说了一番很扼要的话：“现在部署的办法都有了，不过一件一件去做，得要有工夫。” 
　　世续接着说：“明天一早先发征医的上谕，再发皇上驾崩的消息，再发懿旨，嗣皇帝入承大统，摄政王监国。按部就班的来，晚一天什么都有了。” 
　　“我赞成！”袁世凯说：“时候不早了，不能再议而不决。等消息的人，得赶快打发，不然谣言更多，于大局不宜。” 
　　“对！”奕劻仍旧当自己是军机领袖，以为他作了决定，便是最后的决定，向值班的苏拉挥手说：“你去告诉他们，今天没事，叫他们回去吧！” 
　　于是探听消息的人纷纷散去，军机大臣继续议论鹿传霖提出来的一个顾虑：革命党闹得很厉害，只怕会乘机起事，是不是该调兵入卫？ 
　　这又是意见纷歧的一大疑问。载沣赞成此举；奕劻认为这要问袁世凯；而袁世凯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调兵虽有必要，但容易引起京外的纷扰。世续则以为兵不必多调，只要宫禁森严即可。而张之洞则极力反对调兵入京。 
　　“这样做法，徒然引起纷扰。而且一调兵，花费很不少，有这笔钱，不如拿来救济贫苦小民，反倒是安定民心的良策！” 
　　“张中堂见得极是，本来冬天一到，原就该办赈济了。”袁世凯说：“而且这也不妨看作先帝的遗泽，监国的德政。” 
　　有这样面面俱到的关系，谁也不会有异议，当即商定，通知度支部尚书载泽，预备五十万银子，放给需要周转的银号、钱铺、典当，尽力维持市面的稳定。 
　　这时已经丑末寅初，在平日正是起身上朝之时，但除张之洞起居无节，熬个通宵不算回事，以及袁世凯精力充沛，尚无倦容以外，其余诸人，都是呵欠连连。首先是鹿传霖表示，非假寐片刻不可，提议暂时休息。好在直庐中已有准备，各人的听差早都携来软厚的寝具，一声招呼，各为主人安排好了憩息之处，伺候解衣入寝，只有张之洞要喝“卯酒”，袁世凯已备有极精的肴馔，正好陪他小酌。 
　　两人是在临水的一座小阁中，把杯倾谈。“中堂，”袁世凯说：“看慈圣今晚上召见，神清气爽，病情似乎不如传闻之重！” 
　　张之洞摇摇头，压低了声音说：“夕阳无限好！” 
　　“是的，”袁世凯亦是很低的声音，“回光返照？” 
　　“应作如是观！”张之洞不胜感慨地：“女主专权，前后三十余年之久，自古所无，可惜，后起无人。今天的局面，恐怕曾、左、胡所梦想不到的。” 
　　“真是！”袁世凯说：“我听人提到孙中堂的话，意味极深。” 
　　“喔，孙燮臣怎么说？” 
　　孙家鼐是从亲贵的人品、学问，看出清朝的国祚，已有不永之势。他曾深致感慨，道是：“不但象老恭王不可复见，以今视昔，连老惇王都可算是贤王了！” 
　　“这话很有意味，他的看法是有所本的。宋太宗曾命术者相诸皇子…　。” 
　　张之洞喝口酒，拿几粒松仁放入口中，一面咀嚼，一面为袁世凯讲宋朝的掌故。宋太宗曾召术士为其诸子看相，此人斩钉截铁地说：“三大王贵不可言。”宋初皇子封王，文书称殿下，口头称大王，“三大王”就是皇三子，也就是后来的真宗。 
　　“事后有人问那术者，何以见得三大王贵不可言？他说，他看三大王的随从，将来一个个都会出将入相，其仆如此，其主可知。燮臣的看法，由此而来。” 
　　“有道理，有道理！”袁世凯说：“能识人才能用人。就如中堂幕府之盛，亦不是偶然的。” 
　　“你别恭维我！倒是慰庭，你在北洋招致的人才，颇为人侧目。”张之洞语重心长地说：“你自己该知道才好！” 
　　“中堂，”袁世凯乘机有所试探，俯身向前，用极低的声音说：“世凯有段心事，久已想求教中堂。做事容易做官难，做大官更难！这几年我在北洋很招了些忌，实在灰心之至。如说皇太后仍旧能够视事，我不敢轻易言退，庶几稍报特达之知。倘或皇太后不讳，请中堂看，我能不能告病？” 
　　“你为什么要告病呢？”张之洞脱口问说。 
　　袁世凯有些困惑，不知他是明知故问，还是懵懂得连他的处境跟崔玉贵相似都不明白。细想一想，必是明知故问。既然如此，就不必说实话，他思索一下答说：“中堂请想，监国庸弱，庆王衰迈，鹿相重听，世相依违其间，除了中堂以外，世凯复何所恃？” 
　　这顶足尺加三的高帽子，套得张之洞越觉醺然：“总还有一个我在这里！”他说：“如果你急流勇退，试问，我又何所恃？” 
　　袁世凯不即作声，好半天才说：“我之踌躇，亦就因为跟着中堂还可以做点事。九年立宪，关乎清朝的存亡，实在亦不忍坐视不问。” 
　　“就是这话罗！”张之洞说：“颇有人把我比做范纯仁，难道范纯仁的长处，就只是调停宫禁？” 
　　“是啊！如果不是这件恼人的事，则以范文正公的令名，自有一番名垂千古的相业！” 
　　这一说，益使张之洞雄心勃勃，自觉调和满汉，匡扶亲贵，能负得起这份重责大任的，舍我其谁？ 

　　　　　　　　　　　※　　　　　　　 ※　　　　　　　　 ※ 

　　十月二十一，清早先将征医的上谕发了出去，以示皇帝大渐。遗诏及嗣帝兼祧大行皇帝的懿旨，虽已拟好，却还不能发，因此，载沣监国的身分，亦还不能宣布。但事实上，监国已在行使大权，总得有个明白的表示才好。 
　　最后是张之洞想出来一个办法，背着奕劻跟世续说：“倘有懿旨，说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在诸王之上。这样，虽未宣示摄政王监国，已指出摄政王的地位，高于掌枢的庆王。我想天下臣民，皆能默喻。” 
　　“通极，通极！”世续翘一翘大拇指：“我看也不必请懿旨了，跟监国说一说，立刻明发，也不算矫诏。” 
　　事机也很巧，恰好奕劻身子不爽，要回府去召医服药，正好把这道上谕发了下去，而就在这时候，传来消息，说慈禧太后病势突变。于是一面由内务府大臣，带领施焕、吕用宾去请脉，一面派军机章京，赶紧将走在半路上的奕劻追了回来。 
　　“怎么回事？”他诧异地问：“昨儿召见还好好儿的！” 
　　“晕过去一会。”世续回答他说：“醒是醒过来了，听说神气非常不好！此刻要那两道懿旨看，又让拟遗诰！” 
　　“喔，”奕劻说道：“我先看看那两道懿旨。” 
　　一道是以溥仪入承大统，早就拟好的，另一道派摄政王监国，刚刚脱稿。奕劻接来一看，上面写的是：“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禀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毕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奕劻看完，向张之洞问道：“香涛，你看如何？” 
　　“但愿这道懿旨有用。” 
　　这道懿旨有用，便是慈禧太后危而复安，倘或驾崩，所谓“悉禀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便成了空话。因为慈禧太后并不如列朝皇帝，宾天以后有“圣训”的辑录，可作为禀承的依据。 
　　“事到如今，我可实在不能不说了！”奕劻仍是以长辈的姿态向载沣说道：“嗣皇帝亲政，总还有十三四年，摄政王监国就得监到底！” 
　　载沣不懂他的意思，鹿传霖听不见他的话，所以都是困惑的表情。其余的人完全明白，奕劻的意思别再蹈太后垂帘的覆辙。 
　　“太皇太后最圣明不过。”张之洞说：“把这两道懿旨送了上去，必有指示。” 
　　“要不要在遗诰上说明白？” 
　　“不要，不要！” 
　　“是的，不必说明白。”袁世凯立即附议。 
　　奕劻也想明白了，遗诰上写明垂帘不足为训，岂不就等于当面骂慈禧太后？所以他亦同意，“不写也好，看上头作何指示。” 
　　于是一面由张之洞与鹿传霖督同军机章京草拟遗诰，一面由世续派出人去分几路打听消息。奕劻与袁世凯坐以待变，默地在打算心事，只有监国的摄政王走到东问两句、走到西望望，不知他是在巡视还是不知干什么好。 
　　消息陆续报来了，“吉祥板”已经送到瀛台，由皇后带同崔玉贵替大行皇帝小殓，钦天监选定明天卯正，也就是清晨六点钟大殓。 
　　“那么移灵呢？”袁世凯向来接头的内务府大臣继禄问说： 
　　“定在什么时候？” 
　　“这得请示监国、王爷跟各位中堂。” 
　　“我先请问，”袁世凯说：“是不是停灵乾清宫？” 
　　“是！” 
　　“由西苑移灵到大内，打宽一点，算他三个时辰好了。今晚十二点钟启灵，也还来得及。”袁世凯解释他选这个时间的原因：“这得戒严，晚一点好，免得惊扰市面。” 
　　“不错，不错！”载沣接口：“戒严要通知步军统领衙门。 
　　慰庭，这件事请你办吧！” 
　　“是！” 
　　接着是第二起消息，满城的剃头棚子，皆有人满之患，这表示皇帝驾崩，已是九城皆知。重听的鹿传霖偏又听见了这些话，失声说道：“啊！明天一清早成服，百日之内，不能剃头，咱们也得找个剃头匠来！” 
　　“不必忙！”世续答说：“内务府有。太监之中会这手艺的也不少，不怕找不着。” 
　　一语未毕，第三起消息又来了，是照料福昌殿的奎俊，一进来便大摇其头：“请脉的两位大夫又干上了！”他说：“昨儿是施焕主张用乌梅丸，吕用宾不肯，今儿是吕用宾主张用乌梅丸，施焕不肯。他说，缓不济急，炮制乌梅丸很麻烦，又要蒸、又要煅、又要焙，等药好了，赶不上吃！” 
　　“同仁堂不有现成的吗？”张之洞说：“而且，同仁堂不是在海淀设了分号？” 
　　“去问过了，这药只有他家总号才有，一去一来，也得好大工夫。再说，方子还得先研究，等药来了，赶不上吃，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所以，”奎俊轻巧地说：“干脆不开方子了！” 
　　“照这么说，太皇太后也是迫在眉睫了！”张之洞掷笔说道：“遗诰的稿子，不能再推敲了，递吧！” 
　　“干脆请起。”奕劻接了一句：“若是太皇太后来不及有几句话交代，那可真是抱恨终身的一件事。” 
　　“说得是！”张之洞回身摆一摆手：“监国，请！” 
　　于是，一行七人，匆匆到了福昌殿，李莲英进去一回，立刻传召。这一次慈禧太后已不能起床了，拥衾而坐，有两宫女爬上御榻，在她背后撑着身子，只听她喘着气说：“我不行了！” 
　　一语未终，袁世凯嗷然而号，把大家吓一跳，不过，随即都被提醒了，鼻子里欷歔欷歔地发出响声，悲痛不胜似的。 
　　“你们别哭！”慈禧太后用力提高了声音说：“我有几句要紧话，你们听好了！” 
　　“是！”大家哽咽着齐声答应。 
　　“我怕是真的不行了！以后，”慈禧太后尽量说得清楚说得慢：“国事都由摄政王裁定。遇到非要请太后懿旨的大事，由摄政王当面请旨！”她又加了一句：“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是！”大家齐声而响亮地答应。 
　　张之洞却单独碰头，朗朗说道：“太皇太后圣明！有此垂谕，社稷臣民之福。” 
　　“张之洞，”慈禧太后的声音忽然凄楚了：“我虽比不上宋朝的宣仁太后，不过，你们一肚子墨水的人总也知道，历朝以来，那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也没有遇到过我的处境！如果不是内忧外患，或者穆宗不是落到那样一个结局，我为什么不好好儿享几天福？张之洞，你们将来要替我说公道话才好！” 
　　“太皇太后的圣德神功，昭垂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且请释怀，安心静摄。” 
　　“静摄是不能够了！求安心而已。”慈禧太后问道：“我的遗嘱拟好了？” 
　　“是。” 
　　“你念给我听！” 
　　于是张之洞站起身来，走向御榻一端，在慈禧太后与顾命诸臣之间，斜着立定，双手捧着遗诰的稿子念道：“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以冲龄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　。” 
　　“你们看！”慈禧太后一说话，张之洞随即闭口，听她说道：“这里这个‘冲龄’似乎可以取消。” 
　　张之洞也发觉了，大行皇帝以冲龄嗣统，则与穆宗即位无异，当然仍非垂帘不可。但戊戌政变的训政，与冲龄无关，在文字上是个大毛病。慈禧太后居然一下就听出来了，真是神明未衰，张之洞佩服之余，急忙答说：“是！‘以冲龄’三字删除为宜。” 
　　慈禧太后的意思，原就要笼统而言，因而点点头表示满意，张之洞便即再念：“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柱，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遐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力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很好！”慈禧太后说：“不过我想应该加一段，我操劳了五十年，就这么一撒手去了，说实在话，心里不能一点都不在乎！” 
　　“是！”奕劻也觉得遗诰的文气有缺陷，“皇太后操劳五十年，抚今追昔，所不能释然的，仍是天下苍生。” 
　　“对了，”慈禧太后很快地说：“就是要把这个意思加进去！” 
　　“是！”张之洞略想一想说道：“‘遂至弥留’之下，拟加此数语：‘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下接‘嗣皇帝方在冲龄’云云。是否可行，请太皇太后示下。” 
　　“好！就这样。”慈禧太后转脸问道：“皇后呢？喔，如今该称太后了。” 
　　“太后在涵元殿。”李莲英答说：“万岁爷先小殓了，才好移灵。” 
　　“是移灵乾清宫吗？” 
　　“这得问王爷跟各位大人。” 
　　于是载沣答说：“是！移灵乾清宫，大殓时刻，选的是卯时。” 
　　“我呢？”慈禧太后问道：“你们打算把我搁在那儿？不会是慈宁宫吧？” 
　　听这语气，表示她不愿停灵慈宁宫载沣虽听得懂，却不知如何回答。奕劻便说：“自然是皇极殿。” 
　　作为高宗归政之后养尊之所的宁寿宫，正殿名为皇极殿，规制全仿乾清宫而略小。慈禧太后正是想据此殿，但另有说法。 
　　“慈宁宫是太后的地方，我不便占她的！”慈禧太后忽然问道：“张之洞，你今年七十岁？” 
　　“臣，”张之洞跪下来答说：“今年七十有二。” 
　　“我记的你跟翁同龢的侄子是一榜，原来定的是传胪，我作主把你换成探花。这话有四十年了吧？” 
　　“是！四十五年了。”张之洞以知遇之感，死别之悲，不由得涕泪交挥，呜呜咽咽地语不成声了。 
　　“老佛爷歇一会吧！”李莲英出来干预了，“等精神好一点儿，再叫两位王爷、各位大人的起。” 
　　说到这话，载沣自然领头跪安，退了出来。心里都在想，总还能见一面。那知回到军机不久，隐隐听得深宫举哀，再一打听，慈禧太后已一瞑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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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大行皇帝大殓之后，由光绪皇后升格而成的皇太后，随即由永和宫迁入慈宁宫。永和宫位居东六宫偏东之中，在明朝就是最好的内宫之一，曾为崇祯宠妃田贵妃所居。自从慈禧太后挪到宁寿宫以后，光绪皇后为了晨昏定省方便，迁居永和宫。一切布置，自然与众不同，尤其是药房的设备最好。 
　　瑾妃消息灵通，故而捷足先得，紧接着占了永和宫。 
　　一到慈宁宫，太后第一件事是召见监国摄政王。她已经打算好了，由此刻开始，便得给载沣一个下马威，好确立自己作为皇太后的地位与权柄，所以见了面，行了礼，不叫他站起来，而且第一句就是：“孩子好不乖！又哭又闹的。” 
　　载沣一听愣了，不过还未感觉到事态严重，只说：“得皇太后管教！” 
　　“当然！我非管教不可。”太后向旁边说一声：“把那两张单子拿来！” 
　　“喳！”小德张的声音又亮又脆，随即呈上两张素笺。 
　　“给摄政王！”太后拿手一指：“念给我听听。” 
　　跪着的载沣，从小德张手里接过素笺一看，才知道是两张治丧大臣的名单。于是先念恭办大行皇帝丧礼的那一张：“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奉恩镇国公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增崇。” 
　　“你再念老佛爷的那张。” 
　　于是载沣又念：“肃亲王善耆，顺承郡王讷赫勒，都统喀尔沁公博迪苏，协办大学士荣庆、鹿传霖，吏部尚书陆润庠，内务府大臣奎俊，礼部左侍郎景厚。” 
　　“你看看，给大行皇帝治丧的是十一个人，给老佛爷治丧的是九个人！不但人数少了，身分也差得很多！你是不是存心看低了老佛爷？载沣！”太后直呼其名，脸色铁青地呵斥：“老佛爷那一点亏待你了？你这样子报答她，天良何在！” 
　　载沣没想到身为皇父，职居监国，有此开国以来亲藩未有之尊荣，头一天就受这么一顿申斥，气得脸上白中带青，青中带红，恨不得把那顶宝石顶子的暖帽取下来，当面摔在她面前，说一声：“我不干了！” 
　　可是，不干行吗？这样一转念间，不由得气馁，而太后却又开口了，这一次语气缓和得多。 
　　“不是我特意要责备你！你不想想，天下是谁维持下来的？你不尊敬老佛爷，有谁瞧得起你？你监国就跟老佛爷训政差不多，可是，你自己想想，你能比得上老佛爷吗？如果你不是处创打着老佛爷的金字招牌，只怕用不了多久，大权就落到老庆的手里了！” 
　　想想太后的话也不错。载沣虽非心悦诚服，但气是平得多了，“如今头一道上谕已经发了。”他说：“太皇太后的治丧大臣，如果要加，只有加溥伟那班人，挂个名儿，不能办事。 
　　倘或再胡出主意，更为不妙！皇太后看怎么办？” 
　　“这件事就算了！另外丧仪上，能够有给老佛爷尽孝心的地方，再别忽略了！” 
　　“是。” 
　　“你回去吧！” 
　　载沣神色灰败地回到军机处。由于大丧连连，大家的神气都不好，所以没有想到他是碰了大钉子。只把该发的上谕，拿给他看。 
　　上谕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不过不到时候不能发，这天一大早已发了一批，现在要发的一批，共计六件：一是大行皇帝大殓成服；二是议监国的礼节；三是重大事件由摄政王面奏皇太后请旨；四是议皇帝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的礼节；五是外官不必奔丧；六是避讳之例，溥字不避，仪字缺一撇。载沣毫无意见，看过照发。 
　　“如今有几件事，要请摄政王定夺。第一件是定年号。今上入承大统，为穆宗之子，兼祧大行，这个统绪，必得宣明。 
　　我想不如就用宣统二字。” 
　　“宣统，宣统！”载沣念了几声：“很响亮嘛！就是他。” 
　　别无异议，张之洞说第二件：“大行的陵寝，至今尚未择定。应该赶快派人驰往东西陵查勘地势，绘图诸旨。”“提到这件事，我有点难过…　。”载沣突然顿住不说了。 
　　历朝皇帝，都在生前自择陵寝，只有穆宗跟大行皇帝不然。穆宗是年方弱冠，不急于此，谁知祸起不测，另当别论。大行皇帝早露衰象，应该让他自己选一块中意的长眠之地，只为慈禧太后从来不提，亦没有人敢请懿旨，以致到今天尚无葬身之处，载沣不免难过。但话刚出口，想起慈宁宫中所受的训斥，就不敢往下说了。 
　　大家也都能想得到，他缩口是为了不便批评慈禧太后，因而也就没有人追问。话归正传，只请他派定勘查陵地的人选。 
　　“这得懂风水的才行。”奕劻答说。 
　　鹿传霖恰好又听见了这句话，深怕会派他这个苦差，因而赶紧接口：“还得年纪轻一点的，才能翻山越岭，细细去找。” 
　　“我举荐两个人。”世续说道：“一位是伦贝子，一位是陈雨苍。” 
　　陈雨苍便是邮传部尚书陈璧。工部裁撤，一部分营造事业归邮传部接管，派他去是很适当的人选。至于溥伦，方在壮年，又略知风水，这个差使亦能胜任。这件事便又算有了着落了。“第三，”张之洞未说之前，先表示意见：“这件事是照例文章，请摄政王从宽处置，就是各省所荐的医生，跟太医院的人如何处分？” 
　　“你们看呢？” 
　　“处分该有轻重！”张之洞说：“太医院的重一点，各省来的轻一点。” 
　　“不管轻重，反正照样做官当差。”奕劻说道：“一革留，一降留就是了。” 
　　革是革职，降是降级，但都留任，并无大碍，这件事又算定了。 
　　“至于谁该穿孝，派谁奠酒，应由治丧大臣会议请旨。” 
　　“不，不！”载沣接着张之洞的话说：“大行太皇太后母家应该穿孝百日，在大行太后梓宫前奠酒的，要多派亲王、贝勒。”载沣接下来又说：“我还想起一件事，上尊谥是怎么个规矩？” 
　　“列帝加至二十二个字，不得再加。”张之洞说：“列后加至十六个字，不得再加。这是乾隆年间传下来的定制。” 
　　“那么，大行太皇太后，现在已经有了几个字了？” 
　　“摄政王是问大行太皇太后的徽号？”张之洞念了一遍，失声说道：“糟了！已经有了十六个字！” 
　　“不能再加了吗？” 
　　“再加就超过字数了。” 
　　“照这么说，莫非就没有尊谥了？”载沣大不以为然：“这不象话吧？” 
　　一句话将张之洞问住了。袁世凯便替他解围地说：“这交礼部议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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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尊谥字数多寡的难题，由于一道上谕，迎刃而解。这道上谕是根据载沣的建议而下的，道是“大行太皇太后垂帘训政，四十余年，功在宗社，德被生民，所有治丧典礼，允宜格外优隆，以昭尊崇，而申哀悃，着礼部将一切礼节，另行敬谨改拟具奏。”礼部议奏，比照皇帝的丧礼，斟酌改拟。皇帝的尊谥二十二字，既然比照，自然可加，而且加六个字正好。 
　　原来谥法有一定的规矩。后谥第一字必用“孝”字，下一字用贤德贞淑的字样，末四字的偶数，则必用“天”、“圣”二字。这样加起来，不多不少，恰好六个。 
　　只是会典所载，适用于后谥的字样，崇隆切合而又未曾用过，竟找不出来，于是又下一道上谕：“着于会典帝谥字样内参酌选择，敬谨恭拟，以重巨典，而伸显扬。” 
　　这件事有人看得极重，有人看得极轻。看得极轻的是一班少年亲贵，见解都差不多：“反正字数跟皇上一样就行了。 
　　字眼上不必去细琢磨，还能用个丑字眼吗？” 
　　看得极重的，自然是一班词臣。说帝谥重在末一字如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文宗显皇帝，这章、仁、宪、显之谥，无不确切不移，一字可以尽其一生。高宗纯皇帝、仁宗睿皇帝、宣宗成皇帝、穆宗毅皇帝的纯、睿、成、毅等谥，亦有因时论势，或者有所讳言，出以曲笔的苦心在内。至于后谥，重在第二字，慈禧太后垂帘四十年，盖棺论定，用一字涵盖，能不格外慎重？ 
　　这样的一件大事，自然是宰相之任，上谕中亦指示“着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同敬谨拟奏以闻”，即是交付廷议，理当由大学士主持。不过廷议是表面文章，出主意的还须靠一班通人。所以张之洞跟孙家鼐商量，开了一张名单，汉人是协办大学士鹿传霖、陆润庠，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吴士鉴、郑沅、袁励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以及翰林出身的丞参、唐文治、汪荣宝等人，旗人只邀了三个：大学士世续，协办大学士学部尚书荣庆、礼部尚书溥良。 
　　由于国有大丧，禁止筵宴，张之洞命会贤堂备了两桌素饭，亦不设酒，草膊餐毕，喝茶开议。 
　　“大行太皇太后一生，史册罕睹。”张之洞说：“自古垂帘的贤后，莫过于宋朝元祐年间宣仁太后，然而临朝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大忧患。我面承大行太皇太后末命，谆谆以后人‘说公道话’见嘱。我辈今日所议虽只一字，关系重大，总要勿为千秋史评所讥才好。” 
　　沉默片刻，礼部尚书溥良职责所在，不能不表示意见：“上谕虽说在帝谥字样中选用，其实合于皇太后身分的也不多。譬如文武神圣，至大中正等等字样，似乎都不合适。” 
　　“那么合适的呢？”荣庆接口：“不妨先列出来，逐字斟酌。” 
　　“这话不错！”孙家鼐附议：“这样虽费点事，倒是最妥当的办法。” 
　　“其实，”鹿传霖突如其来地说：“圣字很可用。宋朝垂帘的太后，谥必用圣，只有章肃明献刘后例外，那是因为李宸妃的缘故，另当别论。” 
　　“滋轩此议甚是！”世续正好卖弄他肚子里那点墨水：“我记得《贵耳集》中谈过，议论甚正。” 
　　“是，议论甚正。”唐文治接口：“奈孝圣宪皇后何？” 
　　原来据说是高宗生母的钮钴禄氏，谥法便是“孝圣”。唐文治的声音不高，鹿传霖不曾听见，世续却大为扫兴，紧闭着嘴不作声。 
　　“如何？”鹿传霖不明究竟，还在得意洋洋地高声问道： 
　　“孝圣之圣，亦犹圣祖之圣。雍正初元…　。” 
　　他的议论还刚开端，坐在他身旁的陆润庠歪过身子去，凑在他耳朵边，大声提醒，苏州人撇京腔，除非象说书的用虚飘的假嗓子，不然就说不响，所以陆润庠拿手掌遮在唇上，用苏州话说道：“有过格哉！喏，乾隆的亲娘、孝圣宪皇后！” 
　　鹿传霖做过江苏巡抚，庚子年自苏州勤王北上，所以吴侬软语，亦能解意，听得陆润庠的话，脸色也就跟世续一样了。 
　　于是取来一本会典，翻到叙“内阁”这一卷，关于“谥法”一条中载明：“凡谥法，各考其义而著于册”，共上中下三册，总名《鸿称通用》。每册卷数不同，下册只一卷，“群臣赐谥者得用之”，共七十一字。中册两卷，上卷“以谥妃嫔”，共四十一字，下卷“以谥王”，共七十五字。上册便归帝后专用，“上册之上，列圣庙号取焉”，共四十四字；“上册之中，列圣尊谥取焉”，共七十一字；“上册之下，列后尊谥取焉”，共四十九字。这些字样，在会典中都有记载，如今为慈禧太后上谥，须在上册中卷中选用。 
　　上册之中虽有七十一字，但适合慈禧太后的并不多。因为虽用帝谥，究竟是后，太刚劲的字面不能用，如果能用，不妨谥武。平洪杨、平捻军都是她垂帘时候的事，“克定祸乱曰武”，在她亦足当之无愧的。其次，如纯、宜、成。哲等字，虽亦可用，犯了列帝的尊谥或庙号，自然避免。因此，逐字斟酌，初选只得十个字，由吴士鉴提笔，写在一张素笺上，送给并坐在上的孙家鼐、张之洞看。 
　　“香涛，你念吧！”孙家鼐说：“念完了公议，十中选三，再交廷议，就一定允当了。” 
　　于是张之洞念道：“‘任贤致远曰明；聪明睿哲曰献。’献字不好！”他说了这一句，接着又念：“沈几烛隐曰渊；空安中外曰定；裕以安民曰宁；柔德安众曰靖；威仪悉备日钦…　。” 
　　下面还有三个字，张之洞就不念了，眼向上望，口中念念有词，显然的，他是在推敲这个“钦”字。 
　　“先拿不用的去掉”孙家鼐说“我也觉得‘献’字不好！ 
　　凡列朝末代帝后的谥法、庙号，务须避忌。” 
　　“宋钦宗不算末代之君吧？”张之洞脱口便问。 
　　“不算！”世续答说：“钦宗有弟接位，而且还有南宋。怎么能说是末代之君？” 
　　“说得是！”张之洞招招手，“劳驾，那位拿会典我看看！” 
　　这部会典的字极小，张之洞拿挂在衣襟上的放大镜照着，好不容易才找到“钦”字的说明，一面看，一面点头，是很满意的神情。 
　　“我看不用十中选三了，十中选用，唯钦字为不可易！”他提高了声音说：“各位请看：‘威仪悉备曰钦；夙夜祗畏曰钦；敬慎万几曰钦。’垂帘听政，虽后而帝，自是‘威仪悉备’，而夙夜祗畏；敬慎万几’，正见得大行太皇太后，亦知垂帘非祖制，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故而戒慎恐惧如此！”张之洞越讲越得意，拍手顿足地笑着说“妙啊！这个钦字，天造地设，仿佛早就为慈圣预备好了！” 
　　一时眼泪鼻涕，无法自禁，沾得白中带黄的胡子上，亮晶晶发光，他从袖中掏出一块已成灰色手绢擦眼擦鼻子，搞得一塌糊涂，惹得下坐诸人，都忍不住想笑。 
　　于是吴士鉴开玩笑似的附和：“中堂，还有妙的喽！”他用一口杭州话说：“后谥中也有钦字：‘威仪悉备曰钦，神明俨翼曰钦！’神明俨翼，岂非形容入妙？” 
　　“是啊！”张之洞一点不觉得他有开玩笑的意味，很郑重地问孙家鼐：“钦字如何？万不可易吧！” 
　　他已说了万不可易，孙家鼐还能说什么？点点头不答。 
　　“好是好！可惜，犯重了！”鹿传霖说：“徽号中有个钦字了。” 
　　“这倒不要紧！”这一次世续的脑筋比鹿传霖来得清楚： 
　　“孝圣宪皇后的尊谥中，不有两个‘圣’字吗？” 
　　“这一说，更无疑义。”张之洞说：咱们再拟最后四个字！” 
　　最后四字，实际上只拟两字，因为天、圣二字是现成的。大致“天”字指先帝，“圣”字指当今皇帝，所以太后的尊谥，用此四字，必得在“相夫教子”这句话中去揣摩，可以不受《鸿称通用》的限制。 
　　“这四个字虽是照例文章，其实大有讲究。”张之洞又发议论了：“‘天’上一字，要切太后的身分；‘圣’上一字，要能表明跟今上的关系。譬如孝静成皇后，用‘弼天抚圣’四字，就是一个好例子。” 
　　原来文宗的生母孝全成皇后，初封全嫔，逐步晋封，成为继后，至道光二十年，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忽然暴崩，传说是婆媳不和，皇后之死，出于自尽。其时文宗年方十岁，由皇六子恭王的生母静贵妃所抚养，晋为皇贵妃，却不曾象孝全皇后那样，正位中宫，据说亦因宣宗痛孝全死于非命，所以不再立后。 
　　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崩逝，遗旨封皇六子为恭亲王。文宗即位，尊皇贵妃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居寿康宫。皇贵太妃大为失望，因为她本来可望继位为皇后，只以宣宗对孝全皇后有那么一般隐痛，以致受屈。如今她不能正位的障碍已不存在，而文宗又该报答抚养之恩，尊之为皇太后，情理允当，而于礼亦无不合，而居然如此，岂不令人寒心。 
　　据说文宗与比他小一岁的恭王，原有心病，不肯尊养母为太后，多少有些意气在内。这样到了咸丰五年，皇贵太妃身染沉疴，一天，文宗去探病，迎面遇见恭王自内而出，便问病势如何？恭王跪奏，且泣且言，道是病已不救，看样子是要等有了封号，才会咽气。 
　　已经贵为皇贵太妃，再有封号，当然是尊为皇太后。文宗一时还没有工夫考虑，只“哦，哦”地应声，示意听到了。而恭王却起了误会，将未置可否的表示，错误为已经允许，他这时是“首揆”，一回到军机处，便传旨预备尊封的礼节。 
　　及至礼部具奏，文宗大为恼怒，不过他亦很理智，知道决不能拒绝，否则在病中的皇贵太妃，受此刺激，立刻就会断气。因而准奏，尊养母为“康慈皇太后”，这是七月初一的事，隔了八天，康慈皇太后驾崩。 
　　这下，文宗没有顾忌了。他自己虽仍照仪礼，持服百日，但礼部所奏康慈皇太后丧仪，则大加删减。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不祔庙；二是不系宣宗谥。 
　　不祔庙是神主不入太庙。太庙是极严肃的禁地，有无这位太后的神主，谁也看不到，但不系帝谥，则天下共知，这位太后不是“正牌”。宣宗尊谥末一字为“成”，所以皇太后应称“成皇后”。康慈太后的尊谥为“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并无成字。这在明朝有此规矩，皇帝的生母为妃嫔，如果及身而见亲子即位，则母以子贵，自然被尊为皇太后，倘或死在亲子即位以前，则追尊为后，但不系帝谥，以别嫡庶。文宗的用意在此，却不肯担承薄情的名声，凡此减损丧仪，都托词是太后的遗命。 
　　兄弟猜嫌的迹象，不止于此，十一天以后，文宗以“办理皇太后丧议疏略”为由，命恭王退出军机，回上书房读书。本来亲如一母所生，至此，文宗拿恭王跟所有的弟弟一样看待了。 
　　及至辛酉政变成功，穆宗即位不久，为了报答恭王的功劳，孝静太后才得祔庙系帝谥，称为“孝静成皇后”。 
　　“孝静的尊谥，那时加了一个‘成’字以外，还改了一个字。”张之洞说：“原来是‘弼天辅圣’辅者辅助，有保母之意，有人跟恭王献议，要改为安抚的抚。这样一来，孝静的身分，就大不相同了！文宗亦确为孝静所抚养，不悖事实，这个字实在改得好！由此可见，议谥的学问大得很，你们好好推敲吧！” 
　　交代完了，与孙家鼐相偕离座，接着，世续、鹿传霖与陆润庠等人，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议谥是内阁的公事，但礼部尚书总司其成，所以溥良接替张之洞主持其事，聚讼纷纭，只拟定了两个字“兴圣”。实际还只是一个“兴”字，“天”字上面那个字，尚无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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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上尊谥为时尚早，尽不妨从容商议。而有两件事，却必得早早定夺，一是登极之期，二是摄政王的礼节。 
　　登极要选吉期，钦天监具奏：“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极颁诏巨典，上上大吉。”由礼部照例预备，并无困难，难的是摄政王的礼节。 
　　清朝有过摄政王。但那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时隔两百余年，犹有讳言之势。因为顺治初年关于摄政王多尔衮跋扈不臣的传说甚多，甚至还牵涉到孝庄太后。“太后下嫁”虽已证明并无其事。但盛年的孝庄太后，“春花秋月，悄然不怡”却未尽子虚，多尔衮常到“皇宫内院”，更见之于煌煌上谕，说起来总是丑闻，不提为妙。 
　　就因为有多尔衮前车之鉴，所以议摄政王的礼节，有两个难题，一个是载沣的身分，究竟是无形中的太上皇，还是皇帝的化身？ 
　　在顺治初年，皇帝称摄政王为“皇父”，上谕之外，另有“摄政王谕”，都是无形中太上皇的身分。而且多尔衮与世祖是叔侄，载沣与“今上”却是嫡亲的父子，倘或制礼不周，载沣比多尔衮更容易成为太上皇。 
　　因此，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一马当先，第一个上条陈，开宗明义就说，监国摄政王的礼节“首重表明代皇上主持国政，自足以别嫌疑、定犹豫”。后面又解释“代朕主持国政”一语，“是监国摄政王所办之事，即皇上之事，所发之言，即皇上之言。应请自纶音外，监国摄政王别无命令逮下，内外臣工自章奏外，不得另有启请。” 
　　这个说法，变成摄政王就是皇帝，二合为一，看起来权柄极大，但比皇帝是皇帝、摄政王是摄政王，一分为二的流弊要少得多。因为皇帝上有太后，下有军机大臣，并不能任性妄为，臣下亦不得别开乱政之路。所以刘廷琛的这个看法，很快地为大家所接受了。 
　　可是，另一看法，却颇有疑问。他说：“顺治初摄政王以信符奏请不便，收藏邸第，其时办事，盖多在府中。今按：国事朝旨，岂可于私邸行之？惟一日万几，监国摄政王代皇上裁定，若每日入值，不惟力不给、势不便，且体制不肃，非所以尊朝廷，机要不秘，亦恐或滋流弊。皇上冲龄典学，尤赖随时护视，以端圣蒙。应请择视事偏殿近处，为监国摄政王居处之所，俟皇上亲政时，仍出居邸第。臣尝恭考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论旁支承大统者，可迎本生父母奉养宫禁，是天子本生父母，权住宫禁，高宗不以为嫌。祖训煌煌，正可为今日议礼之据。监国摄政王奉遗命代皇上行政，尤无所谓嫌也。” 
　　他的条陈共是四条，前三条都说得很好，最后这一条却坏了。太后得知其事，很不高兴，将载沣找了去问道：“有人主张让你们夫妇搬进宫来住。有这话没有？” 
　　“有的。”载沣答说：“是大学堂的监督刘廷琛，他说，是高宗这么说过的。” 
　　“拿他的原折子来我看！” 
　　载沣答应着退了下来，立刻将原折子送到慈宁宫，太后尚无表示，小德张在旁边指手画脚地说“那好！醇王福晋一搬进来，那就跟老佛爷一样了！本来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醇王抓权，大家自然把醇王福晋捧得跟凤凰似的了！” 
　　太后一听，勃然色变。她本来只是在考虑叔嫂之嫌，如今小德张一提醒，再不必考虑，立刻又传懿旨：“召摄政王面请大事！” 
　　慈宁宫地方很大，太后又住在偏西，从军机去走个来回，很费气力。载沣喘息未定，忽又奉召，颇有疲于奔命之苦。心里在想：刘廷琛的话不错！应该住到宫里来，才可以少受些累。 
　　因此，当太后发问，所谓“‘应请择视事偏殿近处，为摄政王居处之所”，应该是在那一处？载沣竟真去寻思了。 
　　这一来，太后更为恼怒，因为载沣如果没有住进宫来的意思，一句话就可以回答：那一处也不合适。刘廷琛的主意行不通。不是如此回答，便见得他是真的在考虑，应该住那一处。 
　　“历来皇上视事的偏殿，都在养心殿，你打算住养心殿后面的随安室、三希堂、无倦斋、还是嘉顺皇后住过的梅坞？” 
　　受了一顿申斥的载沣，气无所出，迁怒到刘廷琛头上，他记得有个规矩，大丧十五日内不准奏事，命人一查，果有此例，于是以监国摄政王的身分，决定降旨申斥。 
　　“王爷，”张之洞劝道：“摄政王的礼节，原曾降旨，命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臣下应诏陈言，话说得早了点，似乎不宜处分。” 
　　“怎么？”载沣脱口问道：“莫非我连申斥一个人的权利都没有？” 
　　这样说法，便是不可理喻了。张之洞默然而退，奕劻便说：“话不过说得早了一点，可没有说错，更不能说他不能说，原折应该交下去，并案处理。” 
　　这一次是载沣不作声，当然是默认言之有理。于是“达拉密”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国家现遭大事，尚未逾十五日，照例不应奏事，乃该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于本日遽行呈递封奏，殊属不合，着传旨申斥。”另一道是：“刘廷琛奏陈监国摄政王礼制事宜，着交内阁各部院衙门并案会议具奏。” 
　　上谕到了张之洞手里，想起一件事，决定要跟载沣争一争，当时便向世续说道：“伯轩，有个陋习，我想趁此机会革除了它。走，走，一起见摄政王去。” 
　　“香涛，”世续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不算多事，你一定也赞成。” 
　　“那是什么事呢？” 
　　“传旨申斥的陋习。”张之洞说：“摄政王怕还不知道，要你跟他解释。” 
　　载沣就坐在里屋。张之洞与世续交谈时，他已约略有所闻，所以等他们一进去，先就说道：“传旨申斥的规矩我知道，是派太监去申斥。” 
　　“王爷可知道，这是个美差？” 
　　“美差？”载沣诧异：“莫非还有好处吗？” 
　　“是的！有好处。”世续接口说道：“受申斥的人，照例要给奉旨申斥的太监一个红包，听说是有规矩的，预先讲好了没事，跑去说一声：‘奉旨申斥！’喝喝茶就走了。倘或不照规矩送，或者送得不够数，受申斥的主儿，那可就惨了！” 
　　“怎么呢？” 
　　“无非张嘴乱骂，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会骂的能连着骂个把钟头不停嘴，真能骂得跪在那儿的人，当场昏厥。” 
　　“是不是？王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张之洞说：“刘廷琛身为大学堂总监督，多士表率，师道尊严，如今名为传旨申斥，实则受辱于阉人，何堪再为师表？就不说刘廷琛，其他奉旨申斥的，大小都是朝廷的命官，无端受辱，斯文扫地，岂朝廷亲贤养士之道。王爷受大行太皇太后付托之重，天下臣民，属望甚殷，革故鼎新，与民更始，大可从小处着手。似此陋习，请王爷宣示，断然革除。” 
　　“怎么革法？” 
　　“传旨申斥，既已见于上谕，便是申斥过了，不必再派太监去胡闹。” 
　　载沣考虑了一下，终于点点头说：“革掉也好！”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正反双方都颇重视。在张之洞以为这是裁抑宦官之始，防微杜渐，自觉无愧于顾命老臣，在太监则以为是载沣的“下马威”，有意跟深宫作对。尤其是小德张，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 
　　“主子瞧瞧，不就管到宫里来了吗？如果老佛爷在，他那儿敢！” 
　　光绪皇后从升格为太后，一切皆以作为她的姑母而为婆婆的慈禧太后为法。本来时异势迁，她的才具亦远逊于慈禧，根本不能学，也学不象。不过，载沣较之当年的老恭王，亦犹太后与慈禧之不能相比，所以在短短的期间内，多少巴建立了太后的权威。这因为小德张替她出主意，抓住了载沣一个弱点：他不会用脑筋，稍为麻烦些的事，便想不透彻，他又不会说话，稍为复杂些的事，便说不清楚。因而就格外怕事。抓住他这些弱点，制他很容易，只要把很简单的一件事绕两个弯弄得很复杂，然后故意跟他找麻烦，就无有不“竖白旗”的了。 
　　于是为了革除由太监“当面传旨”申斥一事，太后又把他找了去问。 
　　“这是谁的主意？” 
　　“张之洞的主意，世续也帮着他说。” 
　　“他们怎么说来着？”太后紧钉着问。 
　　张之洞的那篇大道理，载沣已记不太清楚，就能记得清楚，也无法转述，想了一下答说：“他们说传旨申斥的太监，骂得太凶了，怕人受不了。” 
　　“受不了，不会好好当差，别犯错吗？”太后又说：“就是要骂，才会改。” 
　　“是啊！”载沣脱口附和。 
　　“既然你也知道该骂，怎么又听张之洞的话呢？” 
　　这一问将载沣问得张口结舌，无以为答，而且颇为困惑。当时觉得张之洞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而如今太后的话，似乎亦很有道理，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 
　　“你说个道理我听，明知道人家的话错了，何以又听了进去。” 
　　“他，他也是军机大臣嘛！” 
　　“哼！”太后冷笑着问：“他是军机大臣，你呢，你不是监国摄政王吗？” 
　　载沣又没有话说了，只问：“太后还有什么吩咐？” 
　　“我要跟你说清楚，老佛爷遗命，大事要先问我。你也别忘了，我是皇太后！老佛爷在日，是怎么个情形，你是亲眼得见的，我虽没有老佛爷那份威望、能耐，可是你也得还我一个皇太后的规矩！宫里的事，你得问我，太监不守规矩，你告诉我，有些事让内务府大臣直接跟我回，你很可以省点儿心，多照料照料外头！” 
　　载沣不觉得他监国摄政王的权柄，已被侵削，欣然答说： 
　　“是，是！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　　　　　　　 ※　　　　　　　　 ※ 

　　帝后大殓之后，奉安之前，梓宫照例要由大内移到停灵待葬之处，名为“暂安”。 
　　暂安之处名为“观德殿”。——出神武门，经北池子过桥，有道与神武门相对的大门，名为北上门，进门就是景山，一名万岁山，明朝称为煤山，思宗殉国，即在此处。这座山周围二里有余，共有五峰，形如笔架，山不高，中峰亦不过十一丈余。山后为形制如太庙的寿皇殿，供奉列代御容，殿东为永思殿，又东即为观德殿。 
　　观德殿只能供奉一座梓宫，而乾清宫西暖阁与宁寿宫皇极殿，两处停灵，应该那座梓宫奉移观德殿？ 
　　此事不大亦不小，意见不一，有人以为母在子先，理当慈禧太后先移观德殿；有人则以为乾清宫为天子正寝，不宜久停梓宫。论道理，似乎后者为是，所以附议的人比较多。 
　　但太后却主张皇极殿的梓宫，先移观德殿，她的理由是，定东陵早已修筑完好，必是大行太皇太后奉安在先。这个说法，初听不错，细想不然，因为东陵、西陵亦皆有停灵的暂安殿，宫在观德殿过了百日，即须移到陵上，与何时入土，并无关系。 
　　只是太后坚持，载沣无法以言词挽回，而军机又不能请见太后，待载沣细说理由，似乎只有遵“慈命”办理了。 
　　就在上谕将颁的前一天，李莲英到慈宁宫求见太后。从两宫自西安回銮以后，他的声光便渐不如前，如今冰山已倒，势力不但不敌崔玉贵，而且连小德张都比不上。可是太后却仍不敢对他轻视，立即传见。 
　　等行了礼，太后吩咐小德张：“给谙达一张小凳子！” 
　　这“优礼老臣”的手法，她是跟慈禧太后学的。果然，李莲英颇为感动，尤其是她跟大行皇帝在日一样，称之为“诸达”，使他觉得她跟先帝毕竟还有夫妇之情。对她的反感，因而减少了很多。 
　　“日子真快，转眼二十七天就快满了！”太后眼圈红红地： 
　　“这二十来天，我也不知道如何过来的！” 
　　“请主子别伤心，千万保重！万岁爷太小，全靠主子操劳保护。”李莲英紧接着说：“奴才今天来见主子，有件事求主子！”说着，从小凳子上起身复又跪下。 
　　“起来，起来！还是坐着说好了。” 
　　李莲英起是起来，却垂手站着回奏：“奴才听说要拿老佛爷的灵柩，移到景山。不知道可有这话？” 
　　太后在想，提到此事，他下跪相求，不知道求的什么？且把话说活动些，因而答道：“还没有定规。” 
　　“若是还没有定规，奴才求主子，仍旧让老佛爷暂安在宁寿宫。”李莲英的声音在嘶哑中有些哽咽：“奴才伺候老佛爷三十二年，等伺候到陵上，奴才得求主子开恩，放奴才回去。这也没有多少日子了！求主子让奴才能在老佛爷跟前多尽点儿心。如果一移到景山，那里地方小，除了奴才，老佛爷平时使唤惯了的人，没法儿都跟了去，再说，老佛爷要什么没有什么！只怕主子心也不安。” 
　　太后听说，李莲英在皇极殿照料几筵，除了丧仪上的规矩以外，完全照慈禧太后生前一样，每天寅卯之间，进一碗燕窝粥，然后唤宫女打洗脸水，开梳头匣子，还进首饰箱，仿佛慈禧太后自己会挑，这天插什么簪子，戴什么戒指。至于早膳、晚膳，一样是拣慈禧太后生前喜爱的肴馔上供，供完了还喊一声：“老佛爷绕弯儿去罗！”这时走廊上若是有人，就得赶紧避开，跟慈禧太后生前，每天膳后一面剔牙，一面散步消食的规矩无异。 
　　先还以为传话的人过甚其词，如今听李莲英的话，才知道他真是当“老佛爷”还住在宁寿宫。这不跟发了神经一样？再想想慈禧太后生前对他宠信数十年，亦无怪乎他会如此。 
　　一时感动，也是一时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太后只能点点头说：“好吧！就让皇上的灵柩，先移观德殿好了。” 
　　“是！”李莲英接着问：“奴才是不是把主子的话，马上传给五爷？” 
　　“五爷”是指载沣，太后答说：“对了！你传话给五爷好了。” 
　　等李莲英一退出去，小德张埋怨太后：“主子怎么就听他胡说？他那里是什么孝顺老佛爷？是霸占着宁寿宫不肯让出来，不知道安着什么心？奴才看，这件事要糟！” 
　　“如今可也没法子了。”太后又说：“不过，我想他也不敢胡来！你多派人稽查就是。” 
　　“奴才当然要多派人稽查。” 
　　从这天起，小德张以太后的名义，通知内务府，入夜格外多派护军巡查，不但大行太皇太后的梓宫，要严密保护，冷僻之处，更应留心，以防意外。 
　　这情形传到李莲英耳中，他冷笑着说：“小德张想把老佛爷的灵柩请走，他好来掘藏？我偏不叫他遂心。外头传说，老佛爷的私房有三千万银子，一半埋在长春宫，一半埋在宁寿宫，这话真假我不说，让他去猜，让他去想，想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自己把自己一条小命折腾完了，我才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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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初九，极冷的天气，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有资格着貂皮褂或穿其他“大毛”的，也仍然是一袭青布老羊皮袍，貂帽当然也不能戴，因为大丧还在二十七日之内。 
　　登极的吉时是“午初初刻”，也就是午前十一点一刻。到了十点钟一过，群臣络绎而至，方在排班之际，宫内的仪式已经开始了。 
　　王嬷嬷已经哄了好半天了：“今儿是老爷子大喜的日子，可不兴哭噢！”小皇帝总算听话，乖乖地让王嬷嬷替他在青布丝棉袍上，罩上一件白布衫，然后抱到慈宁宫来，交了给摄政王。 
　　照理部斟酌成例拟订的登极仪式，由摄政无抱着皇帝，先到两天前奉移到观德殿的大行皇帝梓宫之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祗告受命。当然，所谓三跪九叩，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接下来便是朝太后。先在便殿中换礼服，特制小朝服，上衣下裳，前后左右，用金丝绣得有二十七条龙，外加日月星辰，黼黻藻火，五色云头，八宝立水。穿在身上，既不平整，更不服帖，难受极了。 
　　更受不了的是那顶小朝冠，顶戴共有三层，每层一座金龙托子，上承一粒东珠。小皇帝戴在头上，沉重的头都抬不起来，而且黑狐的帽檐，其暖异常，更戴不住，双手乱抓，非取下来不可。摄政王怕他不遂所愿，会哭会闹，只好替他拿下来，不过作了声明：“回头行礼时，还得戴上。” 
　　到了慈宁宫，由于有王嬷嬷的照应，倒是蛮象个样子地行完了礼。太后、摄政王、王嬷嬷都松了口气。 
　　这就要到外廷去受贺了。仍然是由摄政王抱着，坐轿子出了乾清门，先到中和殿，由摄政王扶着，坐上宝座，受以恭王溥伟为首的领侍卫内大臣等人的朝贺。皇族中谁跟皇帝亲近，或者皇帝愿意亲近谁，便在此时，可见端倪。 
　　这一阵折腾，小皇帝已有些不耐烦了。紧跟着转往太和殿，正式举行登极大典。 
　　名为大典，实在简单得很。因为凡是登极，皆在大丧热孝之中，所以丹陛大乐虽设而不奏，百官贺表虽具而不读，只是皇帝升殿受礼而已。 
　　据说大内在明成祖营建之始，规制务极尊崇，以整个京城地势而论，太和殿是最高的，而太和殿中，又以宝座为最高，由此平视，一直可以望到前门以外。 
　　小皇帝当然没有那么好的眼力。摄政王将他抱上宝座，自己单腿跪地，在右侧用双手将他扶住。那顶要命的朝冠，压的小皇帝又重又热，望到丹陛下，品级山前黑压压一片人头，看得头昏眼花，猛不防净鞭一抽，将他吓得哆嗦，哭声可再也止不住了。 
　　“我不要，我不要！”小皇帝在宝座上大哭大闹，“我不爱这儿，我不爱这儿！” 
　　朝仪整肃，连声咳嗽的声音都听不见，所以越觉得小皇帝的哭声喊声，气势惊人。摄政王急得满头大汗，唯有尽力安抚！ 
　　“别哭，别哭！一会儿就完，一会儿就完！” 
　　他的声音也很大，殿外虽听不见，殿内执事的王公大臣却无不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都在说：刚当皇帝，怎么“一会儿就完”，大是不祥之兆！ 
　　除了登极大典之外，紧接着还有很重要的三项仪礼，第一项是为大行皇帝上尊谥，“同天崇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陵寝择地在西陵金龙峪，定名“崇陵”。 
　　第二项是为慈禧太后加尊谥，如张之洞所主张的，首用“孝钦”，末四字是“配天兴圣”。为了这个“配”字，俨然与文宗敌礼，地位已在文宗元后孝德、继后孝贞以上，颇有人不以为然，但只是私下窃议，没有人敢公然抗言。 
　　第三项是为兼祧母后上徽号，称为“隆裕皇太后”。此外穆宗与德宗的妃嫔，亦都晋封，穆宗瑜贵妃被尊封为“皇考瑜皇贵妃”；珣贵妃被尊封为“皇考珣皇贵妃”；瑨妃被尊封为“皇孝瑨贵妃”；德宗的瑾妃，自然亦被尊封为“皇考瑾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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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沣的严重失态，成了京里最流行的话，许多人相信，这是清祚不永的预兆，因而助长了各种流言，而为人谈得最多的是袁世凯。 
　　几乎是在颁哀诏的同时，京中便盛传摄政王为兄报仇，已将袁世凯秘密处死，因此，由奕劻设计，利用摄政王会晤各国驻华公使的机会，让袁世凯陪同出席，借以辟谣。但是效用不大，处死之说，固以不攻自破，却另有一种说法：袁世凯如能得保首领，便算上上大吉，革职查办是迟早间事。 
　　想倒袁的人很不少。皇帝驾崩，保皇党首先发难，康有为、梁启超师弟，通电海内外说两宫祸变，袁世凯为罪魁祸首，请朝廷即诛贼臣，以伸公愤。并指光绪之崩，出于袁世凯的毒手。康有为又跟人说：汪人燮在伦敦曾亲口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银子运动力钧，在为皇帝请脉时，伺机下毒，力钧大骇，多方设法辞差出京躲祸。 
　　这种骇人听闻的攻击与传说，在朝廷并未引起反感，因为说皇帝被毒死这句话，根本就是忌讳。而保皇党所倚恃为倒袁主将的肃王善耆，深知内幕，不以为皇帝之崩，袁世凯应该负责，因而迟迟未有行动。 
　　其实，善耆的势力并不足以倒袁，他必须联络载泽，而载泽的主要目标是倒庆。乘机而起的是盛宣怀，他早就在走载泽的路子了，不过志在邮传部尚书，所以要倒的是陈璧，而陈璧倚铁路总局长梁土诒如左右手，此人为盛宣怀的第一号死对头，是故倒陈又必须倒梁。 
　　由于情势复杂，若说谋定后动，便不是三、五天的事。因此，袁世凯一时不会动摇，暗中盘算，只要唐绍仪访美有成，足为奥援。 
　　原来一度因为美国排华而生了裂痕的中美邦交，复趋和好，而且美国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充作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经费。朝廷为报答美国的好意，将于六月间派奉天巡抚唐绍仪为专使，并加尚书衔，访美致谢。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袁世凯已奏准慈禧太后，决定在外交上亲美，希望能够借到巨额美款，收回东三省的铁路，同时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唐绍仪赴美，即衔有此两大使命，此外并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分赴各国相机谈判免厘金、加关税的条约。 
　　照袁世凯的想法，唐绍仪赴美谈判的两大任务，如有成功的希望，他的地位便如磐石之安，将来总理大臣一席，非我莫属。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从设立总理衙门，办洋务以来，人与外交便是离不开的，既然袁世凯主张亲美外交，则只要美国一日亲华，袁世凯即一日不会失权。否则，朝廷就会视如亲美外交的破裂，万万不肯出此。 
　　可惜，唐绍仪动身得晚了，等他九月十七日到达东京时，日本的特使高平早着先鞭，已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开始谈判在华利益。及至唐绍仪由东京坐邮船到美国西海岸途中，接到两宫先后驾崩的消息，从轮船上一上岸，有个北京来的电报在等他：唐绍仪应改名为唐绍怡，因为仪字犯了新帝之讳。 
　　虽在旅美途中亦须遵礼成服。服制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百日内不得剃发，连带亦就不能剃须，所以唐绍怡上岸时，已是于思满面。及至换乘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抵达华盛顿，来迎接的美国礼宾官员，大为骇异，中国派来的外交官，首如飞蓬，青布旧袍，何以如此狼狈？唐绍怡揽镜自顾，亦觉得是一副从未有过的倒霉相！ 
　　果然倒霉，就在他到达的那天，日本与美国换文，声明维持中国独立，保全中国领土，机会均等，维持现状。最后这两点，否定了美国借款给中国，收回东三省铁路的可能性，同时因为中国政局起了变化，美国亦不愿作任何进一步的谈判。不过唐绍怡还见到了美国总统，袁世凯认为希望未绝，犹有可为。 
　　在唐绍怡，也觉得万里迢迢，空手而归，未免难以为情，所以很想临时抓个题目，达成协议，多少亦算是一种成就。于是有人建议，中美既然有进一步修好之议，则两国使节的地位，不防提高，将公使升格为大使。唐绍怡颇以为然，向美国政府私下试探，所得到的反应很好，唐绍怡便即密电外务部，请示其事。 
　　这时办理大丧已告一段落，朝局正在酝酿变动之中，载沣周围已出现了一个“智囊团”，以载泽为首，载沣的幼弟载涛亦颇喜进言，每天下午在北府中聚会，信口纵谈，慢慢谈出了结果，决定要办两件大事。 
　　一件是载泽所主张，全国的财权，统归中枢掌握，换句话说，就是归度支部全权调度。这件事从甲午以后，就在进行，但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人愿意支持，所以成效不彰。载泽认为当初阻力丛生，是因为有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班势力根深蒂固，连慈禧太后亦不能不假以词色的重臣在，如今督抚的资格，远不如前，而且新帝登极，应行新政，名正言顺，不会有人敢出头反对。 
　　这话听来很有道理，载沣同意了。不过照载泽的计划，设立各省清理财政处，先得拟订一套清理的办法，而且地方情形不同，收支有多有寡，一套简单的办法，未必尽皆适用。总之，兹事体大，必须谋定后动，无须急在一时。 
　　另一件是载涛所提出，而出于日本士官出身的良弼的建议，练一支禁卫军，作为收兵权的开始。这话在载沣，更是搔着了痒处，因为他到德国去谢罪时，德皇向他说过，皇室要保持政权，必须先掌握兵权。载沣对这一忠告，印象极深，是故载涛一提到此，他便有深获我心之感。 
　　于是载沣转告良弼，拟了初步的计划，十二月初便下了上谕：设立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统辖调遣。并派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也不过刚有个名目，载沣便有了错觉，自以为雄兵在握，有恃无恐，自然而然地说话的声音也高了，下决断也快了。从表面上看，不再象从前那种优柔寡断的样子。 
　　但是，召见军机办事，并不因为他比以前来得神气，事情就会变得顺手。谈到清理财政，袁世凯讲了许多督抚的苦衷，谈到练禁卫军，以他的经验，更会有许多令人扫兴泄气的话。于是“袁世凯早就该杀”的话，便在北府的上房中，时有所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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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怡的电报送到摄政王那里，他不明白公使与大使的区别，却又不问军机大臣，只批了个交陆军部查明具奏。 
　　何以不交外务部而交陆军部，谁也不明白载沣的用意，有人说，这表示他最信任、最重视陆军部，而不信任外务部。这话亦不尽然，载沣最信任、最重视的是度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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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兵先须筹饷，新政非钱莫办，度支部的职责更见重要，而载泽的权柄亦就更大，气焰亦就更高了！ 
　　“理财，我有办法！不过，你得听老大哥的！”载泽对载沣说：“第一，不能让老庆过问大事：第二，不能让张香涛胡出主意。从前李少荃说他‘服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一点不错。人家说李少荃‘张目而卧’，张香涛‘闭目而行’，你看着，我来‘张目而行！’” 
　　“好大的口气！”载涛笑着说，当然带着点讽刺的意味。 
　　载泽目空一切，唯有遇见天真未漓的这个堂弟，毫无办法，只有闭口不语了。 
　　“你说张香涛书生之见，我倒觉得他肯说真话，眼光也看得远。理财不外乎开源节流，咱们旗人，每个月坐领钱粮，成天不干正事，遛遛鸟，玩儿玩儿古董，都成了废人了。所以，” 
　　载涛加重语气说：“张香涛变动旗制的主张，我赞成。” 
　　“果然能替旗人筹出一条生路来，不致于虚耗国家钱粮，自然是件好事。”载沣皱着眉头说：“只怕办不通！” 
　　“怎么办不通呢？” 
　　“咱们旗人会反对！” 
　　“只要办法好，就不会反对！这件事非办通不可，不然汉人不服。都是大清朝的子民，为什么旗人就该不劳而获？五哥，你这监国摄政王要想当下去，可得拿点魄力出来。”说完，载涛起身就走了。 
　　“你看，老七！”载沣苦笑。 
　　“你也得管着他一点儿！”载泽沉着脸说：“老七太不懂事了！常吵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 
　　一语未毕，载涛出而复入，看载泽绷着脸不说话，便不客气的反驳：“你说我长他人志气，不错！只怪咱们自己不争气。我倒请教，张香涛的‘会议币制说帖’你何以把他驳了？” 
　　张之洞早就主张改铸一两的银币，而且四年前在湖北试办过。这年春天，正式草成一份说帖，奏请上裁，主张铸一两、五钱、一钱、五分共大小四种银圆。前两种称为主币，后两种称为辅币。交度支部议奏后，列出种种不便的理由，否定了张之洞的主张。此时载涛旧事重提，不知他是何用意，载泽愣在那里，无以作答。 
　　“老大哥大概不知道，那么，我告诉你吧，铸一两的银圆，一两就是一两，没有什么好说的，若是仍旧铸七钱二分的银圆，各省解京饷到部，‘补平’、‘补色’，折合银两计算，可以弄出许多好处。不然，你们堂官的‘饭食银子’从那里来？其实，‘饭食银子’有限，你下面的人从中捣鬼，搂得钱比你所得多十倍还不止。就为了自己的一点儿好处，把挺好的一项改革，必得打下去，还派人家许多不是！这，我就不服！” 
　　说完，载涛又翩然而出，把个载泽气得坐在那里，好半晌动弹不得。 
　　“算了，算了！”载沣劝道：“小孩子，别理他。” 
　　“那里是小孩子？”载泽直着脖子嚷：“说话这么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可先说一句在这里，照这样子，你要想在西苑盖新宅，我可没法儿替你筹款！” 
　　原来廷议摄政王礼节，已有结果，总目十六条，计分：“告庙、诏旨、称号、代行祀典、军机、典学、朝会班次、朝见坐位、钤章署名、文牍款式、代临议院、外交、舆服护卫、用度经费、邸第、复政”，呈奉皇太后御览，照所议办理。摄政王邸，规定建在中海迤西集灵囿地方。 
　　此地在明朝是宫人养蚕之地，并有一座云机庙，内设织机，入清久废，名为蚕池口，座落中海以西，西安门大街以南。这一片地方很大，又介乎禁苑与民居之间，建为摄政王府，颇适宜，所改名为集灵囿，已着手在画图样了。 
　　对于建造这座新邸，兴趣最大的，还不是摄政王福晋，而是与载涛同时加了郡王衔的贝勒载洹。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摄政王迁入新邸，“北府”自然归他的胞弟承受，而载洹长于载涛，又居优先；其次，建造新邸，已有成议，由载洹经理其事。工程费用，起码也得五六百万银子。向例“大工”只得二成到工，其余八成自估修监工的王公大臣到内务府的苏拉，皆得分润。载洹如果主持此一工程有好处，自然是提大份，搂个百把万银子，亦不算为奇。 
　　为此，载洹三天两头找载泽要他设法筹款。载泽一半为难，一半刁难，迄无肯定的答复。不过，事情总是要办的，所以此时不妨借题发挥，作为一种要挟。载沣少不得要陪上几句好话，许了清理财政一事，全依他的主意，又许了告诫载涛，此后不得轻率发言。载泽总算消了气，答应尽力设法去筹建邸的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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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摄政王新邸，所需的费用，已经由跟内务府向有往来的，一家字号名为祥源的大木厂估出来了，总数五百五十多万银子。 
　　“老六，这怕不行！”奕劻对载洹说：“数目太大，能不能筹得出来且不说，如今样样节省，还有煌煌上谕，一切务从简约，倒说摄政王花五百多万银子盖一座新府，只怕新闻纸不会有好话。 
　　“物价贵了，五百五十万不算多！”载洵又说：“当初修颐和园花几千万，现在替皇上生父盖一座新府才不过几百万能算多吗？”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不能并为一谈。”奕劻问说： 
　　“度支部怎么说？” 
　　“度支部”是用来作为载泽的代名，所以载洹答复，便径用“他”字，“他说了，只要军机同意，他可以想法子。” 
　　奕劻心想，为难的是载泽，他既然已经答应了，自己何必作恶人？想了一下，悄悄说道：“老六，我教你个法子。盖府邸，钱花多了有人说闲话，陵工上多花几个不要紧。你何不来个移花接木之计？” 
　　载洹恍然大悟，满面笑容地向奕劻作了个揖：“庆叔，我服了你了！怪不得说姜是老的辣，果然不错！” 
　　于是两案并一案，不过一明一暗，明的是修崇陵，特派”载洵、溥伦、载泽、鹿传霖敬谨承修，并着庆亲王奕劻会同办理一切事宜。” 
　　这道上谕一下，邮传部尚书陈璧，心里很不是味道。最初勘察陵地，派的是溥伦跟他两人，如今承修陵工大臣，溥伦仍旧有份，而他却换了鹿传霖！分所应得的优差，无端落空，且不说实利被夺，面子上也不好看。 
　　因此，当陵工大臣奏请拨款一千二百万两兴修崇陵时，陈璧便在朝房中公然表示：“如果是我来主办，至多七百万银子，可以修得很好了！” 
　　这话传入载洵耳中，大为恼怒，而且也有些着急，因为移用陵工款项，兴修摄政王府的办法，是瞒着隆裕太后的。如今让陈璧这一说，万一隆裕太后查问，何以有这么大的虚帐，很可能会将实情抖露出来，事情就很麻烦了。 
　　为此载洵与载泽秘密商议，不去陈璧，麻烦多多，而陈璧与袁世凯颇为接近，因而亦跟奕劻接近。世续不可恃，张之洞意向不明，要在军机方面动手，一无把提，非另辟蹊径不可。 
　　于是载泽想到了小德张，托他在隆裕太后面前进谗，道是“泽公爷说：万岁爷苦了一辈子，到如今陈璧还要刻薄他。度支部倒是预备了大工的款子，只为有陈璧这句话，大家要避嫌疑，谁也不敢担责任。” 
　　载泽是隆裕太后嫡亲的妹夫，他的话一向受重视。而隆裕太后对于大行皇帝的夫妇之义，便是在他身上补报，有此先入之言，自然痛恨陈璧，曾跟摄政王提起：陈璧不是好人！ 
　　风声所播，倒袁的活动颇有暗潮汹涌之势。肃王善耆受康梁的利用，固然对袁常有攻击，而暗中倒袁最力的，却是陆军部尚书，一为夺兵权，二为入军机，所以设计了很毒辣的一着。 
　　其实为了设置禁卫军，摄政王载沣常常单独召见铁良。一次由北洋练兵谈到袁世凯的为人，铁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预先想好的一套话，可以造膝密陈了。 
　　“外面的舆论，多不以袁世凯为然。有个谣言很离奇，不知摄政王听到了没有？” 
　　“什么谣言？”载沣问道：“有关袁世凯的谣言，一向就很多。” 
　　“这个谣言是关于摄政王的！说摄政王之监国，袁世凯出了很大的力，又说摄政王跟袁世凯如何如何，铁良都不忍出口。” 
　　载沣勃然色变：“怎么会有这种谣言？”他问：“说我跟袁世凯怎么样？” 
　　“诸摄政王不必问…　。” 
　　“不行！”载沣固执地：“我得问问清楚。” 
　　“说…　，”铁良装作万般无奈地：“说袁世凯劝进，请摄政王改号为太上皇帝，训政至皇上成年，摄政王将来以内阁总理大臣一席，酬袁的拥立之功。” 
　　“是谁造的谣言！”载沣脸都气白了：“我得彻查。” 
　　“铁良在想，这个谣言，决不是袁世凯造的，不过好事之徒，以为以袁世凯在北洋根深蒂固的势力，可以左右朝局，所以造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谣言，自诩消息灵通，说不定借此招摇，亦未可知。摄政王不妨暗中密查，不过，以铁良看，恐怕不会有结果。” 
　　“怎么呢？” 
　　“秘密流传之语，谁也不敢承认。譬如说摄政王要问到铁良，就不敢承认。何以呢？承认以后，倘或追问一句，你既然听得这个谣言，何以不早奏明？铁良无话可答，所以只有赖得干干净净最省事。” 
　　“照你所说，就让这种荒唐的谣言，到处去流传？” 
　　“这当然有办法。” 
　　“你倒说给我听听。” 
　　“铁良不能说！同朝为臣，若有人误会铁良中伤同官，这个名声，铁良担不起。” 
　　“不要紧，你说我听，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铁良踌躇了好一会，从赐坐的矮凳上站起来，请个安说： 
　　铁良实在不能说，请摄政王鉴谅。铁良在想，所谓‘空穴来风’，如果用桑皮纸把板壁上那个洞糊没了，风就钻不进来了吗？” 
　　载沣将他这个譬喻想了一会才明白，点点头说：“好！慢慢来，反正迟早把那个洞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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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清理财政章程，张之洞跟袁世凯的情绪都很坏。照度支部所拟的原案，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藩司或新设的度支司为总办，部派监理官二员，监督清理，将预算决算分为三案，光绪三十三年底以前为旧案，宣统三年起为新案，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为现行案。新案、现行案照新章办理，张袁两人皆表同意，反对的是这么一个规定：“各省旧案历年来未经报部者，分年开列清单，并案销结。” 
　　这就是要算各省的老帐。张之洞在湖北二十年，用钱如泥沙，当时督抚中有“屠钱”之号，与岑春煊的“屠官”并称。其中擅自截留，移挪公款，不知凡几，这个老帐算不得。 
　　至于袁世凯的老帐，如果要算，更是不得了！原来北洋的收支帐目，犹如以前户部“北档房”经营国家收支的帐目，无从清算，唯有深讳。早自李鸿章接任直督兼北洋大臣，设立淮军银钱收支所开始，便是一笔烂帐。据说李鸿章交卸时，收支所积款数百万两之多，袁世凯接手以后，即利用这笔库存，结交宫闱、朝贵、名士。又据说，接收天津时，洋人亦有上百万的公款移交，亦为袁世凯挥霍净尽。杨士骧接袁世凯的手，部中有案的公款亏空到七八百万之多，无案的更不知凡几，如何能够清理？ 
　　为此，张、袁均反对清理旧案，奕劻因为北洋的钱，他亦用了不少，当然站在袁世凯这面。载沣倒并无成见，只是载泽以此为要挟，如果不是这么办，眼前，他无法筹得一千二百万的陵工巨款，将来，他亦不能保证练禁卫军必有充足的粮饷。 
　　无可奈何之下，载沣只好命载泽跟军机大臣去商议。 
　　载泽是有所恃而来的，昂然直入，除了向奕劻作个揖以外，以镇国公的身分，高踞上座，开口便说：“清理财政，势在必行！各省的收支，如果仍旧跟以前一样，一笔糊涂帐，什么新政、立宪都是废话！” 
　　张之洞是见过恭忠亲王与醇贤亲王的，不折不扣的皇子，亦无此等倨傲的神色，当下正色问道：“泽公，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乾隆十大武功，古之所无，当时军务的制度，泽公自然深知？” 
　　载泽何尝了解？亦不知张之洞问这话的用意何在？不由得加了几分小心：“朝章国故，当然是你们翰林出身的人，比谁都清楚。”他说。 
　　“是！”张之洞说道：“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天子告庙，命将出师，人马未动，粮草先行。雍乾年间，往往特派户部尚书办理粮台，一切军需皆发帑银备办。到了咸丰以后，情形不同了，将帅自己筹饷之外，还要报解京饷，是故穆宗即位，年号定为‘同治’，示天下以上下同心，共臻郅治。其时激宫垂帘，贤王当国，特颁上谕，寄曾文正以腹心之任，总绾五省军务，朝廷不为遥制，督抚受此委任，才能放手办事。 
　　此为戡平大乱的关键所在。” 
　　载泽听出因由来了，很沉着地答说：“朝廷虽不为遥制，而督抚究不能不受节制。况且时世不同，如果有变乱，督抚当然可以权宜行事，变乱平息，办事怎么能不按规矩？” 
　　“难就难在这里了！有变乱，只求变乱平息，什么都可以将就，变乱一平，就要按规矩算老帐，那怎么行？所以，”张之洞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洪杨既平，倭文瑞奏请，凡军兴以来军费，一律免办报销。这是老成谋国！倘非如此，势必四海骚动，不会有后来多少年安静的局面。”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载泽看着袁世凯说：“倭艮峰是读书讲道理的学家，我是实际办事的。” 
　　这话是对袁世凯的讽刺，也是挑拨，因为袁世凯说过：“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而张之洞自以为“八表经营”，经天纬地之才，最恨人家说他是“书生”。袁世凯觉得讽刺易忍，挑拨难容，载泽当着张之洞说这话，居心恶毒，不由得气往上冲，决定回敬他几句。 
　　“不错！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他脱口答说：“想庚子那年，衮衮诸公，随扈行在；庆王跟李爵相局处危城，跟洋人苦心周旋；张中堂跟刘忠诚合力维持长江上下游，力保东南；不才在山东，一方面力防拳匪，一面支应京畿。当此时也，夷情不测，时机瞬息万变，但求有人有钱可用，那里还顾得到先报部，就想报部，亦不知部在那里？如今要说清理旧案，不如先请摄政王宣旨，拿当时的督抚，统统解职听勘！” 
　　“这也怪了！”载泽沉下脸来说：“袁慰庭，你何必如此气急败坏？莫非你在北洋用了多少钱，朝廷问都问不得一声？”“是的，最好不问！”袁世凯冷冷地答说：“北洋的钱，泽公也用了的！” 
　　一句话将载泽堵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载泽出洋考察，往来经过天津，袁世凯都送了丰厚的程仪，逢年过节的孝敬，亦都论千上万计。“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口软”，载泽可也硬不起来了。 
　　“好了，好了，何必？”世续赶紧出来打圆场：“都是为公事，何须如此，请从长计议！” 
　　“哼！”载泽冷笑：“这个公事议不下去了！”说罢，起身就走，连奕劻都不理。 
　　“泽公，泽公！”世续追出去想劝，载泽大步往前，直到内右门口方始停步。 
　　“你告诉袁慰庭，”他咬牙切齿的说：“有他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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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载泽却已下了与袁世凯势不两立的决心。一回家便约见载洵、载涛与铁良，商议怎么样才能把袁世凯杀掉。 
　　知兄莫若弟，载涛首先说道：“这不能指望四哥，他拿不了这么大的主意！” 
　　谁能拿这个大主意呢？自然是隆裕太后。于是定计，由载泽福晋进宫去活动。 
　　隆裕太后姊妹之间的感情很好，加以她也仗着有载泽这个妹夫帮她，才有制服载沣的把握，所以载泽福晋提到先帝不能畅行其志，抱恨以终，全出于袁世凯的不忠时，隆裕太后的旧恨新仇，全被激起！旧恨是戊戌八月的往事，新仇则是铁良透过小德张进谗，说他本赞成隆裕太后仿照慈禧的成例，垂帘听政，只为袁世凯怕她一掌了权会杀他，所以极力主张摄政王监国。 
　　“袁世凯真是门缝里张眼，把人都瞧扁了！”载泽福晋说道：“莫非太后不垂帘，就不能杀他为大行皇帝报仇了？” 
　　这一激，更如火上浇油，隆裕太后的怒气怨气，益发遏制不住，当时便传话，召见摄政王。 
　　“太后预备怎么说？” 
　　“叫他军机拟旨，定袁世凯大逆不道的罪名。” 
　　“只怕老五不干。”载泽福晋口中的“老五”，是指载沣。 
　　“为什么？” 
　　“太后不想想他老丈人？” 
　　载沣的老丈人荣禄，可说是大行皇帝除了袁世凯以外，另一个最痛恨的人，事实上当时若非荣禄主持，袁世凯也不敢告密，慈禧太后更无法顺利收权。如说袁世凯该杀，荣禄至少也该褫夺一切恤典。载沣顾虑及此，则回护袁世凯便是理所必至，势所必然了。 
　　“太后不妨把话说在前面，让老五不必顾忌。” 
　　等她教了隆裕太后一套话，载沣已奉召而至。载泽福晋悄然躲在屏风后面窥探，只听隆裕太后说道：“先帝是你的胞兄，你总记得吧？” 
　　载沣一听这话便愣住了，“皇太后何以提到这话？”他说： 
　　“载沣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先帝的事。” 
　　“很好！我也知道你决不会！”隆裕太后接着说：“先帝有仇，你替他报不报？” 
　　“自然要报。” 
　　“我再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先皇的仇人是谁？” 
　　这一下，载沣才发觉语言中已中了圈套，怕隆裕太后会有什么不利荣禄之处，不免惊惶失措，期期艾艾地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 
　　“你放心！跟你岳父无关，我是说袁世凯。” 
　　是啊！载沣心想，先皇的第一个仇人，应该是袁世凯，当即答应一声：“是！” 
　　“袁世凯罪大恶极，跋扈不臣，这个人留在那里，终归是大清朝的一大祸害！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马上得办。你回去马上写旨来看！” 
　　一听这话，载沣急出一身汗，“回皇太后的话，”他说： 
　　“杀袁世凯怕不行！” 
　　“怎么？”隆裕太后不由得发怒“为什么不行？莫非他敢造反？” 
　　“时候不对！”载沣答说：“国有大丧，杀重臣怕会激出乱子来！” 
　　“什么乱子？” 
　　“怕引起谣言？” 
　　“什么谣言？” 
　　隆裕太后咄咄逼人地，只要载沣一开口，便迎头一个钉子碰过去，让人招架不住，无可奈何之下，唯有答应照办。 
　　回到养心殿，载沣定定神只召庆王奕劻与张之洞，据实相告：“刚才太后找我去，说袁世凯罪大恶极，跋扈不臣，留在那里有后患，要定他的死罪。你们两位看，上谕上该怎么说？” 
　　话犹未毕，奕劻神色大变，张之洞亦将一双眼睛睁得好大，两个人都傻了。 
　　“太后的意思坚决得很，等着看上谕。” 
　　“要请太后收回成命！这件事怎么能做？”奕劻气急败坏地说：“袁世凯人虽不在北洋，段祺瑞、冯国璋，还有江北提督王士珍，都听他的。如果他们提兵问罪，说为什么杀袁世凯，摄政王请想腚，铁良能挡得住他们吗？如果挡得住，可以杀，挡不住，不能杀！请太后趁早别起这个心。” 
　　“国家连遭大丧，又无故诛戮大臣，戾气忒重，之洞不以可行！” 
　　“照太后的说法，倒也不是无故，袁世凯当年告密，大行皇帝很吃了亏，如今是要为大行报仇。” 
　　“说到这一层，”奕劻很快地接口：“对不起大行皇帝的，恐怕不止袁世凯一个人。” 
　　意在言外，自能默喻，载沣低声说了句：“我也教没法子。” 
　　“不然！”张之洞说：“摄政王应该据理力争。提到戊戌之变，在事诸臣，无不痛心，不过此案是非，只有付诸千秋史评，此时千万不宜再提。太后似乎该想一想，告密者当诛，则受此密告者又当如何？杀了袁世凯，请问置大行太皇太后于何地？” 
　　“所以上谕要斟酌，这一层不能提。” 
　　“不提这一层，袁世凯何来死罪？皇上方在冲龄，而诛大臣不以其罪，只怕人心尽去，其后果有之洞所不忍言者！” 
　　“岂但人心尽去，只怕立刻便有大祸！摄政王监国，应该拿定主意，如果，如果…　。”奕劻本想说，如果再听隆裕太后的话，只怕会应了恭忠亲王在世时说的一句话：咱们大清的天下，断送在方家园。不过这话到底不便出口，但因此想起慈禧太后在日，专断狠毒，凌虐爱新觉罗子孙的种种惨剧，甚至庚子年秋天，自己都遭猜忌，几乎性命不保。抚今追昔，不觉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何必如此，何必如此！”载沣劝道：“好好商量。” 
　　商量结果，决定让袁世凯走路。由张之洞拟旨。载沣意犹迟疑，怕在隆裕太后面前不好交代，无奈奕劻与张之洞鹄立待命，只好硬着头皮将上谕交了下来。 

　　　　　　　　　　　※　　　　　　　 ※　　　　　　　　 ※ 

　　奕劻在养心殿痛哭失声，已有人报到军机处。袁世凯知道，怕有大风波了！ 
　　因而使得他想起昨天方始得知的一件事。唐绍怡奏请以中美两国公使，升格为大使的电报，载沣交陆军部查复大使与公使的不同，陆军部已经奏复：大使在驻在国，如与其外务部交涉不获结果，可请求觐见驻在国元首，当面陈诉。载沣认为这个办法很不妥，当即向人表示，不知唐绍怡奏请改为大使的用意何在？本来交陆军部查复外交事务，已有不信任外务部之意，如今是进一步证实了！不止于不信任外务部，而且也不信任袁世凯。 
　　还有个消息，说盛宣怀在载沣面前，攻击袁世凯联美为失策。联美所以制日，而日本如出兵相攻，三天之内，可到中国，美国出兵相援，则须二十天才能到中国。不忧三日之祸，而恃二十日之援，愚不可及。何况升格为大使，馆员要增加，交际亦更繁，经费自然也要宽拨，岁费巨万，仅得虚名，岂得谓之为上策？ 
　　照此看来，自己这个外务部尚书，可能干不久了。但又何至于惹得庆王悲痛如此？正在疑惧莫释之际，只见奕劻与张之洞由苏拉搀扶着，蹒跚而来。一看他们的脸色，便知出了大事。 
　　“慰庭！”奕劻说道：“我给你看样东西。”他将上谕递了过去。 
　　袁世凯接到手中，看上面写的是：“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不曾看完，袁世凯已经心气浮动，脸色一直红到耳朵后面，非常困难地强笑道：“天恩浩荡，感激不尽。”他忽然想到：“不过今天是轮到我在观德殿宿夜，怎么办呢？” 
　　问到这种无关紧要，而且不必他再管的事，可知方寸已乱。世续随即接口说道：“不要紧，我替你好了！” 
　　“是！多谢世中堂！” 
　　袁世凯请个安道谢，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根本没有想到，还应该向同官道别。 
　　其实他家已有接二连三的警报，都道：“宫保出了事。”不知出的什么事。直到他坐车将到家时，军机章京抄送上谕全文，才知道跟瞿鸿玑一样，被逐回籍。 
　　但细想一想，便可发觉，袁世凯的情形与瞿鸿玑大不相同。瞿鸿玑的被逐，才真是意外，而虽获严谴，仅此而止。袁世凯被逐则可能是被祸的开始，料想还有不测的后命。 
　　“要赶紧想法子出国。”官拜农工商部左丞的袁克定说： 
　　“越快越好。” 
　　袁世凯次子克文，事事与长兄的意见相左，唯有这一点完全赞成：“是的，越快越好。预备到那一国，赶紧找那一国的公使去商量。” 
　　“非英即美，不然德国也可以，日本决不能去。”袁克定说：“还是英国吧！朱尔典跟老爷子的交情够了。” 
　　正在商量请什么人跟英国公使朱尔典去接头时，袁世凯已经到家。神气自然好得多了，一言不发的进了上房，开口问道：“太太呢？” 
　　“娘到东交民巷洋行里看首饰去了，已经派人去接，也快到了！爸爸！”袁克定说：“祸起不测，非远避不可。儿子们商量，不如到英国。” 
　　“不！我不出国。”袁世凯回答得非常坚决。 
　　于是袁克文使个眼色，跟袁克定跪了下来，其余诸弟，亦都随兄行动，黑压压跪了一地。 
　　“嗐…　。”袁世凯是大不以为然的神态：“你们懂什么？跟我为难的人，都巴不得我出此下策。我一走，不就正好授人一柄吗？再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你们又怎么办？有我在，没有人敢欺侮你们，我一走了，谁能替你们担当？”这一说，袁克定兄弟恍然大悟，“可是，”袁克文说：“总也不能不早早筹划啊！” 
　　“当然！”袁世凯说：“打电话到天津，把你表叔请来。” 
　　这是指的张镇芳，现任长芦盐运使，袁世凯的私产都交给他经管，所以首先要找他来商量。 
　　其次要找的是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刚要开口吩咐，心中转念，赵秉钧得到消息，自然会来。此刻他必是多方设法在探听何以有此突变的内幕，不宜占他的工夫。因而决定什么人都不找，自己静下来好好作个打算。 
　　事实静不下来的，那么多姨太太，一个个泫然欲涕，需要他去慰抚，更要抽出工夫来，跟于夫人商量家务。他决定只身出京，先应付了“奉旨即行”的规矩，至于眷口暂时不动，好在袁克定是现任的京官，再有庆王照应，可以放心。 
　　这样谈到下午，袁世凯忽然想起：“有那些客来过？”他问长子。 
　　“我拿门簿来请爸爸过目。” 
　　于是叫门上人将门簿取来，袁世凯翻开一看，倒有七八个名字，但都陌生得很，细看小注，才知道是进京引见的府道之流，大概还不知道“袁大军机”已经出事，循例来拜，都让门上挡驾了。 
　　唯一的一个熟客是“杨侍郎——杨士琦”。袁世凯便问： 
　　“杨大人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进来通报。” 
　　“杨大人没有下车，投了帖就走了，说家里有远客，忙着要回去接待。” 
　　袁世凯默然无言，将门簿发回，挥挥手打发门上走了，才凄凉地说了一句：“人情冷暖。” 
　　“连赵智庵都不来，亦未免太势利了一点儿。” 
　　“他会来的。”袁世凯说：“如果连他都不来，可真人心大变了。” 
　　赵秉钧果然来了，是黄昏时分，穿一身家常衣服，悄悄儿来的。袁世凯猜的不错，他是去打听内幕去了，载泽与铁良合力相倾，才会有此突变。 
　　“铁宝臣的用意是想进军机。”赵秉钧说：“这可千万不能让他如愿，否则气焰更甚。王聘卿、段芝泉，他们都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 
　　袁世凯点点头，想了一下说道：“你悄悄儿去见庆王，请他密保那琴轩顶我的位子。” 
　　“是！”赵秉钧又问：“宫保预备什么时候出京？” 
　　“你看呢？” 
　　“越快越好！到了天津租界上就不要紧了。” 
　　弦外有音，似乎还不容易自京城脱身，袁世凯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已定了主意。 
　　等张镇芳一到，闭门密谈，决定到天津暂住，找杨士骧要几万现银子，筹足了盘缠再作道理。 
　　谈到深夜，张镇芳回客房上床，袁世凯只找了袁克定来，告诉他说：“我明天一早，跟你表叔上天津，到了我会打电话回来，你等我走了，再把我的行踪告诉你娘，跟你姨娘。” 
　　袁克定知道事态严重了，便即问道：“要预备什么？” 
　　“找一件旧棉袍。”袁世凯说：“一早去买一张三等票。” 
　　“三等票？”袁克定怕是弄错了，“一张？” 
　　“不错！一张三等票，我什么人都不带。” 
　　“这怕不妥吧？” 
　　“没有什么不妥。”袁世凯想了一下：“也罢，你找个稳当的人陪了我去。” 
　　袁克定遵父命布置，挑了个很老实的听差，关照他一路小心：“别把老爷的身分露出来！也不必太恭敬，只当结的一个伴好了！”他叮嘱又叮嘱：“总之千万别胡说话！” 
　　这夜袁世凯在书房里检点文件，通宵未眠，到得天色微明，饱餐一顿，照往常的规矩，十个煮鸡蛋，两笼蛋糕，一大碗牛奶。吃完换上青布旧棉袍，戴上一顶黑毡帽，用一条旧围巾，绕着脖子遮了半个脸，双手往袖筒里一缩，是个乡下土老儿的样子，谁也认不出来是曾煊赫一时的袁宫保。 
　　于是悄悄出后门直赴车站，搭的是京奉路车。张镇芳也在这列车上，不过他坐的是头等。事先打了电话给北洋的老同事，邮传部铁路总局长梁士诒，交代京奉路局妥为招待，所以到了站由站长陪着上车，颇为招摇，目的是吸引步军总领衙门，及民政部的侦探的注意力，好让袁世凯暗渡陈仓。 
　　车到天津，张镇芳在总站下车，袁世凯却在老龙头下车，带着听差出了车站，他指着一辆车厢上漆着英文的马车说： 
　　“那是‘利顺德’的车子，你去招呼他过来！” 
　　“利顺德”是天津最大的一家西式旅馆，专做洋人的买卖，偶尔也有中国的达官巨贾光顾，自备有接客的马车。招待员一看听差一身土气，便问：“贵上是那位？” 
　　那听差虽老实，到底见过市面，说话很老练：“花钱住店，你就别问了！”他说：“你们最好的套房，不是十六块大洋一天吗？你要怕我住不起，先给一百两银子，存在你们柜上，慢慢来再算好了。” 
　　那招待员看他居然知道利顺德套房十六元一天，又听他是东北口音，心想关外的土财主很多，伺候得他满意了，大把银子赏人，慷慨得很。这样的客人，得罪不得。 
　　于是赶紧陪笑说道：“你老哥在骂人了！请上来！请上来。” 
　　把马车圈了过来，听差与招待员跳下来伺候袁世凯上车，然后一个坐车后的侧坐，一个跨辕，马车直驶英租界利顺德饭店。 
　　等袁世凯一下车进了大厅，满座侧目，在柜台里面的经理，是个会说中国话的英国人，眼睛很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急忙出来招呼。 
　　“袁大人！”他深深一鞠躬，还待再说话时，袁世凯以手势示意，拦住了他。 
　　“有清静房间，替我找一个。” 
　　“有，有！” 
　　经理亲自引路，将三楼面对公园那最好的一间套房给了袁世凯。安顿稍定，命听差打电话到张家，得到的答复是： 
　　“盐运使已经到家，换了衣服，又上院见杨大人去了。” 

　　　　　　　　　　　※　　　　　　　 ※　　　　　　　　 ※ 

　　“什么？”杨士骧大出意外，而且亦颇为惊惶：“项城到天津来了！” 
　　“是的。”张镇芳答说：“跟我一班车，此刻住在利顺德。” 
　　“他是奉旨回籍的，怎么可以溜到天津来？这件事，我担不起责任，只有据实出奏。” 
　　张镇芳此刻的意外之感，亦不下于杨士骧之乍闻袁世凯到津。不过，他人很深沉，点点头说：“我回去转告项城就是。” 
　　说完，不等杨士骧端茶送客，先就作个揖，扬长而去。 
　　到了利顺德跟袁世凯见了面，自然将杨士骧那几句话，和盘托出。袁世凯一听愣住了，颓然倒在椅子上，好半天作声不得。 
　　“哼！”张镇芳冷笑着说：“庚子年他还不过是个永台，升泉司，升赣藩，调直隶，升山东巡抚，再接北洋，那一次不是你的力保？想不到今天是这副面目！” 
　　“算了！”袁世凯又变得很深沉了：“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你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旁人可实在看不过去！”张镇芳愤愤地说：“赶明儿个，我让云台把你五十赐寿，他送的那一堂寿序拣出来，送还给他，看他怎么说？” 
　　原来袁世凯这年八月里五十整生日，奉懿旨赐寿，翰林出身的杨士骧，致送的寿序中，自称“受业”，竟是拜门了。本来执贽宰相之门，原是唐宋旧制，但年辈上大致亦要去实际不远，而况袁世凯虽为军机，究为入阁拜相。所以杨士骧此举，颇致讥评。那知当初称“受业”，如今摒师而不纳，炎凉之间，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张镇芳如此愤慨。 
　　“不必再提他了。”袁世凯说：“且说眼前，大有进退失据之势，你看怎么办？” 
　　“且住两天再说。我找王竹林去想法子，总要弄个几十吊银子，才能回得了河南。” 
　　一语未完，电话铃响，张镇芳一拿起话筒，只听接线生说：“京里赵侍郎，要请袁大人说话。” 
　　“你等等！”张镇芳拿手掩着话筒，对袁世凯说：“赵智庵！” 
　　“我接。” 
　　接话通名，只听赵秉钧说：“张中堂找了我去，说应该进宫谢恩…　。” 
　　“啊！”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而呼。 
　　对方停了一下又说：“今天回京，明天一早递折子，还来得及。” 
　　“好！”袁世凯答说：“你先请张仲仁替我预备谢恩的折子，回头我再给你电话。” 
　　“赵智庵怎么说？”张镇芳问说。 
　　“南皮的意思，我应该进宫谢恩。”袁世凯说，“我这么一走，是显得太急促了一点，如今既是赵智庵这么说，大概别无举动，我可以放心回去了。” 
　　“怎么个去法？我看悄悄儿来，只有悄悄儿去，仍旧是我陪你回京吧！” 
　　“也好！什么人都不必惊动了。” 
　　于是张镇芳托利顺德的洋经理代定两张京奉车头等票，又打了电话给赵秉钧，告知车次，请他派妥当的人来接，但他本人不必来，免得惹人注目。然后又通知了袁克定。诸事皆毕，张镇芳陪袁世凯回家吃饭，正要出门，侍役叩门来报： 
　　有客来拜。 
　　这位不速之客是杨士骧的长子，衔父之命，特来慰问。袁世凯是极善于作伪的人，心里冷笑，脸上却一团春风，口口声声“世兄劳步”，周旋了好一会，送客出门，坚持送到楼梯口方始殷殷作别。 
　　越是如此，杨士骧越觉不安，到得这天末班京奉车过天津赴京，铁路局电话报告：“袁大臣跟张盐运使已同车回京。”更为失悔。袁世凯获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否则不敢已脱虎口，又投罗网。早知如此，何不敷衍一番？ 

　　　　　　　　　　　※　　　　　　　 ※　　　　　　　　 ※ 

　　到京已经十一点多钟，赵秉钧所派的人，跟袁克定都在车站迎接。正阳门还关着，袁世凯不准去叫城，在站长室休息了一会，到得十二点开城门，“倒赶城”而入。 
　　就这一天之别，妻儿相见，已有隔世之感。夜深人静，袁家父子俩加上一个张镇芳，重新商议善后。在这一天之中，袁克定已见了好些人，探听到好些内幕，袁世凯比较能放心了。 
　　“庆王总算很够交情，特为派了振贝子来，说已照你老人家的意思，保那桐进军机。下午已经有明发了…　。” 
　　“那么，”袁世凯打断他长子的话问：“你去道贺了没有？” 
　　“去了。我带着爸爸的名帖去的。金鱼胡同，贺客盈门，我不便久留，请过安要走，那相把我拉到一边说，‘请你回去，跟你老人家说，放心！回河南玩几个月，我跟庆王一定有办法。’又说，‘铁宝臣想揽权的心也太切了，迟早会栽跟斗。’” 
　　“到底是不是铁宝臣在捣鬼呢？”张镇芳插进来问。 
　　“是的！确凿无疑。不过，关键是在泽公身上。有人说，泽公那里最好疏通一下子。不知道爸爸的意思怎么样？” 
　　“何必自取其辱？”袁世凯说：“盛杏荪蓄心已久，如今将泽公包围得水泄不通，怎么疏通法？有这个钱塞狗洞，倒不如在北府下工夫。” 
　　“是啊！”袁克定很兴奋的说：“听说摄政王回府，福晋很埋怨他一顿，说袁某人是老爷子看重的人，老佛爷在世也常说，庚子年亏得还有象袁某人那种心地明白的人，否则大局不堪设想。摄政王说，他亦不是存心要跟袁某人为难，只是隆裕太后话中带着要挟，不能不迁就而已。” 
　　“要挟？”张镇芳不解地问：“要挟什么？” 
　　“那还不容易明白？”袁世凯说：“大行皇帝恨的第一个是我，第二个就是荣文忠。如果不拿我牺牲，就得翻荣文忠的老帐。” 
　　“这也没有好翻的！她要翻老帐，人家还要翻她的新帐呢？”张镇芳突然问道：“天津有个说法，不知道京里听到了没有？” 
　　“说那件事？” 
　　“皇上驾崩啊！据说皇上肚子疼得不得了，就是中了毒！一死下来，脸色难看得很，皇后平时不到瀛台的，那会儿忽然凤驾莅止，让瑾妃退了出去，一直到皇上咽气入殓，连老太后病重都顾不得去伺候。为的什么！为的是有皇后在，什么人都不能走过去，揭开盖在大行皇帝脸上的丝绵看一看遗容。” 
　　“这话倒也有道理。”袁世凯问：“是谁说的？” 
　　“听说是肃王府里的人传出来的，大概假不了！” 
　　这一打岔把话扯远了。袁世凯想了一下说：“此刻也无法细细打算，唯有抓住几个要点。”他看袁克定叮嘱：“你记好了！” 
　　“是！” 
　　“第一，务必保存实力，赵智庵我想是保不住，你告诉他，逆来顺受，要能保得住。第二，庆王一定要能撑得住，四格格当年既能把慈禧太后敷衍得很好，如今何不也去敷衍、敷衍太后。” 
　　“是的。”张镇芳插嘴：“这一着棋很要紧，外面再敷衍好了小德张，就可以把泽公抵销掉。” 
　　“不错！总以削弱泽公的势力为第一要着。还有，”袁世凯略略提高了声音：“铁宝臣一定会跟良赉臣争权，良赉臣是涛贝勒所赏识的，这中间就大有利用的余地了，你告诉振贝子，请庆王好好儿琢磨一下。” 
　　袁世凯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铁良跟良弼争权，便等于跟载涛争权。支持载涛，再利用载涛在摄政王面前进言，就不难打倒铁良，削弱了载泽的势力。 
　　这父子中表的一夕之谈，大致定下了交通官闱、维持旧盟、孤立载泽、抵制铁良，以及俟机打倒新仇旧怨，势成不解的盛宣怀的策略。 

　　　　　　　　　　　※　　　　　　　 ※　　　　　　　　 ※ 

　　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段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玑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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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 
　　“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 
　　“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困学纪闻》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笃实，袁世凯不由得赞一句：“范孙真是君子人！” 
　　这时杨度已有几分酒意，谈兴益豪，便向袁世凯说道：“宫保如何？其实宫保很够虞允文的资格，将来也许还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我看落日虞渊是近了！照目前亲贵排满、满人排汉的情形看来，能不能拖到九年宪政实现之日，大成疑问。万一不幸而言中，宫保，恐怕不容你啸傲苏门。请问，那时不做虞允文又做什么人？” 
　　喝了酒的杨度，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凯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自况，只好微笑不答。 
　　“其实，宫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过头来，倒有个人很可以取法。” 
　　“谁啊？” 
　　“赵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凯大吃一惊，急忙摇着手说：“晢子醉了，晢子醉了！” 
　　严修冷眼旁观，心里为那班少年亲贵在悲哀！杨度已在想做赵普，要夺他“孤儿寡妇”的江山了，“载”字辈的那些王公，还当自己是生在雍正、乾隆年间。岂非天下至愚之人？“开饭吧！”袁世凯深怕杨度再发狂言，落入严修耳中，诸多不便，所以设法打岔，没话找话地说：“旅途之中，简慢之至。” 
　　“不必客气。”严修说了这一句，告个方便，由听差领着到车厢一端去如厕。 
　　“晢子，你没有醉吧？”袁世凯惴惴然地问。 
　　“宫保怕我喝醉，我就不喝。”杨度将瓶塞使劲一拍，藏酒入怀。 
　　这证明他神智非常清楚，袁世凯便即低声说道：“晢子，我很失悔，在京里的时候，应该常常向你请教。从今以后，务请勿弃，我打算让大小儿给老兄递个门生帖子。” 
　　“万万不可！”杨度受宠若惊，乱摇着双手，“万万当不起！” 
　　袁世凯很想逼杨度说一句，跟袁克定换帖称兄道弟的话，只是杨度不喜欢这一套，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无奈，只好拱拱手说：“我总觉得大小儿该跟老兄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回京以后，务必多指点指点大小儿！”说着从腰间解下一方汉玉刚印，递给杨度：“临歧无以为赠，聊且将意。晢子，交同金玉之坚！” 
　　“宫保这么说，杨度不敢不领，亦不敢言谢！”他用双手将那方汉玉接了过来，随即系在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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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离京不久，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免职，这是意料中事，封印以后，监察御史谢远涵参劾邮传部尚书陈璧，也是意料中事。 
　　这个折子参得很凶。案由是“虚糜国帑，徇私纳贿”，文内条举劣迹，有订借洋款，秘密分润；开设粮行，公行贿赂等等。当然也牵涉到“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不过，他不甚担心，因为要讲办铁路营私舞弊，盛宣怀的把柄都在他手里。同时，他全力交涉，从比国收回京汉路的路权，朝廷虽无一字之褒，可是连载泽亦不能不承认他此举有功于国，盛宣怀想信此机会攻掉他，在他看来，未必能够如愿。 
　　类此参案，自然是派大员查办；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孙家鼐，再一个是那桐。孙家鼐已经不大管事，主持查案的是那桐，而那桐只要有人送钱上门，不管来路如何，他都敢收，自喻为“失节的寡妇”，“偷汉子”已经不在乎了。因此，梁士诒益发不愁，把他手下的大将关冕钧、关赓麟、叶恭绰找了来，有一番话交代。 
　　“两宫升遐，八音遏密，年下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不如请同事们加加班，额外另送津贴。一方面帮了公家的忙，一方面既省了年下的花费，另外又有收入，是个难得积钱的机会，劝大家不妨买点铁路股票。” 
　　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沣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 
　　“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啊、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杨士骧病势突变，终于不治。丧事由杨士琦主持，灵前悬一副杨士骧自挽的对联：“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识绮罗香”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副。有人以为堂堂封疆，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杨士骧一死，直督出缺，上谕调两江总督端方继任，颇令人困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参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查复，不想反倒调为疆臣首领的直督！ 
　　这一来自然有一番大调动，张人骏调两江；袁树勋终于升官，补了张人骏空下来的缺；山东巡抚则由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暂为署理，但因直隶内部的情势甚为严重，除了李德顺一案外，前两任还有绝大的亏空。袁世凯离任时亏空公款六七百万，要求杨士骧弥补，为保他由东抚调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无奈杨士骧无此手段，兼以资望不足，京中大老一个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书来求差的，无不应酬，以致冗员充斥。加以迎来送往，应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为袁世凯补漏，反倒又亏了三四百万下去，总计不下千万之多，非派大员，无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辞出京时，摄政王载沣即以查办李德顺及清查袁、杨亏空两事，定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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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则徐世昌自奉甚俭，而挥霍公款是有名的。当东三省总督，带了两千万银子去，连同原有的库存，不下三千万之多，在沈阳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不上几年工夫，花得光光。如今兼了津浦路的总办，作风不改，路成无日。再则，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定会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说法，与张镇芳商量着在盐斤上加价，为袁世凯弥补亏空。这一来岂非要激起民变？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宫，一到便请摄政王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档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象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挝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载沣大惊：“快传御医！快，快，把张中堂抬到军机处！” 
　　于是太监七手八脚地将张之洞寺到军机处，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右胁连胃脘痛不可当，要用烫滚的热手巾敷覆，才比较好过些。 
　　这天是六月初四，张之洞就此病倒了。第一次请假五天，到了初九，续假五天，以后又续假两次，每次十天。转眼匝月，病势仍无起色，再奏请续假时，奉到上谕：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着再赏假二十日，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张之洞，牢骚特多，自道呕色之因，是摄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国之言”。从来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当，以到激起民变，总是以安抚为先，而事后追究责任，亦一定申复申诫，务须防患未然。 
　　再深一层看，即令是称兵造反，亦必先剿后抚，或者剿抚兼施，从无明见民变将起，悍然不顾，竟打算着勒兵观变，这是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这话传到摄政王耳中，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但不想这一句话，竟会将七十三岁的三朝老臣气得吐血，未免内疚。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张之洞，送人参、送西洋补药，情意殷厚，这对张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无补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桩心病，即是在湖北的亏空。三国大借款由于美国的插手，“功败垂成”，而夜长毕竟梦多，舆论无不反对借洋债以修路，即使美国退出，三国借款一时亦无法订约。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再一桩他不甘心的是，呕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摄政王的意志，津浦路总办，仍由徐世昌兼领。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革职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职外，还要充军。“祸延显者”，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衔”。 
　　有杨士骧这样的大官，自然而然会令人想到袁世凯、岑春煊这些能驾驭属吏的督抚。载涛就一再在摄政王面前进言，鼓吹袁、岑复起。载沣知道，起用袁世凯，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后的那一关就通不过，复召岑春煊，却可以考虑。 
　　因而有个传说，摄政王打算让岑春煊重回邮传部，将徐世昌调为湖广总督。此讯一传，邮传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祸临头，尤其铁路总局从梁士诒以次，无不大起恐慌。岑春煊未到任就撵走了朱宝奎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两广大同乡之谊，对广东绅士的成见特深。这个传说，如果成为事实，铁路总局的那班广东人，都觉得非卷铺盖不可了。 
　　幸好活动的路子多得很。摄政王的太福晋，近来受北府总管的怂恿，很招揽闲事，所以通过载洵的关系，送上交通银行一份十万银子的存折，岑春煊复起的传说，很快地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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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方是在张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满载而归，为他运碑版古董的专车，有六个车厢之多。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对陈后主还是李后主的刻花石井栏，据说亦在他的专车中。 
　　宫门请安，谒见摄政，拜访军机之余，端方特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张之洞的病，一半是谈一件得意之事。当然，这件得意之事也是张之洞所乐闻，而且志同道合在协力进行的——收购私人藏书，设置官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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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孽海花》，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病。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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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五天，每天有上十个饭局，辞谢一半，也还有四五处的应酬。到了第六天，摄政王第二次召见，这就可以离京赴任了。端方如释重负，回到寄寓的贤良寺，决定那里都不去，只找琉璃厂书房的掌柜，送字画碑帖来看。 
　　“这么热的天，别的应酬都可以辞掉，不过，”杨惺吾说：“有个人专请大帅，不可不到。”说着，他递过一张帖子来。 
　　端方接过来一看，大为诧异。请客的张勋，是仅存的少数绿营将领之一。他的本职是甘肃提督，现充东三省行营翼长。西瓜大的字识不了几担，而且端方虽然认识，却素无渊源。何以他请客不可不到？端方所诧异的，不是张勋具柬相邀，而是杨惺吾的话。 
　　“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杨惺吾问道：“张少轩的生平，大帅总有所闻吧？” 
　　“我知道他是许仙屏家的厮养卒，别的就不甚了了。今天没有事，不妨谈此人。” 
　　“他是南昌府奉新人，出身微贱，不错，是许仙屏的马弁…　。” 
　　许仙屏就是许振祎，做过河道总督。张勋好赌，几次赌输了公款，惹得许振祎忍无可忍，决定要重重办他。许夫人念他平时能干，又看他的相貌，似乎不是长为贫贱之人，所以给了他一笔盘缠，私下放他走了。 
　　于是张勋到了广西，投在苏元春部下，后来又到了关外，隶属宋庆的毅军。以偶然的机缘，转入北洋。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在王士珍所管的工程营中，充任“帮带”。及至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部下水涨船高，都升了官。其时军队分为两个系统，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新建陆军”，算是国家的正规军。 
　　湘军、淮军、省军，以及其他杂牌军队，如果无法选入军事学堂受训，成为“新建陆军”则汰弱留强，编为巡防营，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主。既无训练，亦少补充，让他们自生自灭，作为建立新式陆军期间的一个过渡办法。张勋这时便统带一个巡防营，驻扎直隶、河南交界之处。 
　　及至两宫回銮，由开封渡黄河而北，到磁州入于直隶境界，恰好是张勋的防区。他手头极松，慷慨喜结交，跟太监们混得很好，在“老佛爷”面前美言一二，竟得扈跸到京，留充宿卫，特旨连升三级，一跃而为建昌镇总兵，接着又升云南提督，成了一省的武官之长。行伍出身的老粗，到了为人尊称“军门”，便算是“官居极品”了！ 
　　不久，张勋由云南提督改调甘肃提督，衔头虽有更改，人却始终在京。其时，老醇王所练的神机营，载漪所掌管的“虎神营”，早就风流云散，荣禄的武卫军，除了宋庆率领的毅军，驻扎关外以外，聂士成、董福祥的旧部，成了散兵游勇，一部分改投他处，一部分编练为巡警。所以张勋这支军队，竟成了保卫宫禁的“护军营”，兵甲鲜明，满布殿廷。有一次袁世凯入觐，一看这情形，大为惊骇，张勋如有异谋，整个大内在他控制之下，如之奈何？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以后，东三省真所谓伏莽遍地，于是袁世凯向军机建议，将张勋调为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这阳尊而阴抑，因为“节制三省防军”这个衔头，有名无实，三省的新军，听命于北洋，张勋指挥不动，原有的省军，总计四十多营，各有地盘，张作霖、冯德麟、吴俊陞等人，那一个都不好惹。张勋亦很知趣，因而得以相安无事，也因为颇有人传说，张勋跟一直横行如故的“红胡子”，早通款曲。但事无佐证，历任将军、总督，唯有代容羁縻，加以安抚。张勋亦落得常在红尘方斛的京里狂嫖滥赌，一年之中在奉天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 
　　他之常住京中，除了贪恋风月繁华之外，自然还有其他作用。首先，太监跟内务府的关系，是决不肯疏远的，而且看准了当时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有朝一日会得势，所以跟小德张先交朋友后联宗，成了兄弟。太监有个如此煊赫的“哥哥”，自然是阖门之荣，小德张的母亲常跟儿子说：“你大哥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他说东，你不能说西。”小德张颇有私蓄，都归他母亲掌管，张勋每到输得饷都关不出时，总是向小德张的母亲通融，有求必应，从未碰过钉子。 
　　除此以外，逢年过节，必定托杨士琦去找袁世凯求援。袁世凯很讨厌他，但不能不买他的帐，加以有徐世昌从中疏通，所以袁世凯跟他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并没有想设法把他撵出去的打算。 
　　但锡良就不同了。他由四川总督移调东三省，请求收回成命不许，唯有赴任实力整顿，首先想到的是张勋。他几次听人谈起，此人如何通匪虐民，如何废弛纪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得要看一看，谈一谈。果然所传不虚，就从此人开刀，作为整顿东三省吏治的开始。 
　　张勋也知道他来意不善，所以锡良进京陛见时，他每天躲他。锡良几次派人去请，不得要领，就更觉得非一晤其人不可。于是有一天清晨三点钟，带着从人，排闼直入，终于将张勋从床上唤了起来，见着了面。 
　　见面是在“书房”里。几案之间，陈列古玩无数，真假不得而知，但装潢无不精美绝伦。因此，锡良见了张勋的面，第一句话就赞书房：“这间屋子太漂亮了！” 
　　“是两宫赏的！”张勋答说。 
　　“两宫”是指慈禧太后及德宗，锡良便问：“照你说来，你这住处是先朝的赐第？” 
　　“不是！从两宫回銮以后，我受钦赐的古董字画很多很多，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件。我很穷，不过钦赐的东西不能变卖。”张勋又说：“两宫也知道我很穷，所以从前常赏现银，最多一次是一万五千两，前后大概有六万两，都花得光光，现在我所有的，就是这一屋子东西。两宫的恩典，我想也没有人会笑我穷摆谱。” 
　　锡良听他这么说，知道他跟宫中及亲贵的关系很深，动他的手未见得能如愿，不如暂仍其旧。 
　　那知他不惹张勋，张勋反要惹他。到了奉天，拜印接事，僚属衙参，独独不见张勋，不由得大为光火。立刻派戈什哈将他找来，当面质问。 
　　“你知不知道，总督节制属下文武，你这个提督，也是我的属员？” 
　　张勋当然知道。且不说总督，就是见了巡抚，亦递手本参见。不过他既然存心跟锡良过不去，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我只知道大清会典，总督跟提督品级是一样的。再说，我是甘肃的提督，如今在东三省是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青帅，”张勋不称他“大帅”，因为他字青弼，所以用此平行的称呼，“你管三省，我也管三省。” 
　　锡良愣住了，气得不得了，而驳他不倒，定定神想起一句话而问：“那么，从前徐菊帅在这里，你怎么执属员之礼呢？” 
　　“徐菊帅是我的老长官。”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徐世昌是他的营务处总办，营宫皆为属下。张勋叙明渊源之后，又加了一句：“你怎么能跟他比！” 
　　这一下，把锡良气坏了！暂且隐忍在心，仍容张勋在京里逍遥，直到前些日子，方始专折参劾，指张勋于“防务吃紧之时，竟敢擅离职守，数月不归，以致各营统率无人，纪律荡然。应清饬部照例议处。” 
　　在武官，这是个很重的罪名，尤其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专折参劾，起码也是个革职查办的处分。但有小德张与洵、涛两贝勒的维护，只下了一道上谕：“着撤去行营翼长一切差使，迅赴甘肃提督本任。”过了两天，又有特旨： 
　　“张勋着仍在京当差。” 
　　锡良亦很厉害，拜折之时，便已料定，不管张勋如何有办法，反正“奉天行营翼长”总是当不成了，因而早就作了布置，命下之日，便接收了他的部队。张勋除了带在京两百亲兵以外，成了个光杆儿的提督。 
　　这一下将张勋搞得很惨，因为没有兵就没有饷，那里去“吃空缺”？为此跟小德张商量，想把毅军拿到手，小德张表示支持。这时的小德张已成巨富，慈禧太后的私房钱一大半在隆裕太后手里，都交给他掌管，而李莲英、崔玉贵告退养老以后，宫中亦是他一把抓。所以只要他点个头，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张勋不觉雄心大起。 
　　他本来是毅军出身，那里还有好些当年合穿一条裤子的“弟兄”在，悄悄找来一商量，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做，而且取姜桂题而代之，既不困难，亦不伤道义，因为毅军原非姜作题所创。 
　　创立“毅军”的是鲍超手下大将宋庆，因而继承鲍超“霆军”的传统，将帅士卒之间，讲究以恩相结，以死相报。散兵游勇如果还想当兵吃粮，只要投到毅军，无不收容，但“补名字”则要看额子，倘无缺额，只有“大锅饭”吃，并无饷银。到得一开仗，把这些散兵游罢摆在前面，一战而胜，继以锐师，不胜则保持实力，然后看准对方的弱点，乘瑕蹈隙，全力进攻。鲍超用这个策略，建了赫赫之功，虽然今非昔比，但毅军经八国联军之役，在荣禄所辖的武卫五军之中，能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同样存在，以及在器械精良、军容整齐的六镇新军之中，卓然独峙，就靠的是这份义气。 
　　辛酉之乱的时候，毅军已由马玉昆率领，马玉昆一死，才由姜桂题接统。此人字翰卿，名字却很文雅，但只比目不识丁，稍胜一筹。他识得自己的姓名，只是认不真切，有一次在热河，看见面铺子檐下挂块招牌，行书“挂面”二字，他跟随行的僚属说：“谁这么无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头！” 
　　识字不足，倒还无足为忧，可代的是已呈衰态。他得了个风眩的病症，行不了多少路，就会头晕，非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会，不能再走。每次进宫，一路上总要息个三四次才能走到，而况年纪亦已六十开外，应该回家养老了。 
　　就因为姜挂题的衰迈，有目共睹，所以军机处与陆军部，都认为调张勋去带毅军，亦无不可。不过姜桂题现任直隶提督，如果直隶总督肯替他说话，张勋便难如愿，他之专诚请端方吃饭，就是想打通这最后一关。 

　　　　　　　　　　　※　　　　　　　 ※　　　　　　　　 ※ 

　　张勋在南河沿的私寓设席，除了端方以外，请了三个陪客，杨士琦、张镇芳，还有杨惺吾。 
　　端方去得很早。六月里的天气，下午两点多钟正是热的时候，但张勋的客厅中，全无暑气。他的法子很巧妙，屋子周围摆四大块冰，用四架电风扇对着冰吹。在凉风拂拂之中，端方穿一件缺领的短褂，细细欣赏张勋的“多宝架”。 
　　观玩到西山落日，收起凉篷，院子里泼上冷水，设好席面，杨士琦跟张镇芳亦都到了。 
　　除了杨惺吾以外，主客陪客都是熟人，张镇芳算是端方的属员，但在此地不叙官位，而且端方遇到这种场合，亦不喜受官架子的束缚，所以彼此不是称兄弟，便是称别号，只有主人跟杨惺吾的称呼比较客气。 
　　边饮边谈，言不及义，直到快散席时，张镇芳才提了一句： 
　　“四哥！少轩的事，得请你栽培罗！” 
　　“言重，言重！”端方答说：“我乐观厥成。” 
　　这意思是，如果张勋放直隶提督，他自然欢迎，但不会替他去活动。 
　　张勋的原意，即在消除阻力，只要他袖手旁观，得此承诺，实际上算是已达到目的。所以到得客散，将经由杨惺吾暗示，端方所看中的几件古玩，连夜包扎停当，第二天一早，专差送到端方寓处。 
　　巧得很，也就是张勋刚走，姜桂题来拜，端方当然接见。 
　　见面一看，果然，姜桂题须眉皆白，老得不成样子了。 
　　“听说大帅到京，早就该来请安。只是营里的杂务很多，料理不开，一直迟到今天，请大帅体谅。” 
　　“那里，那里！”端方觉得他说话的中气很足，精神并不如表面那样衰颓，便即问道：“姜老哥，你今年贵甲子是？” 
　　“六十四。” 
　　“六十四，看不出！身子好象很健旺。” 
　　“就是一个头晕的毛病，看了多少大夫，看不好。有人说，上海有个好西医，能用电气治，可惜路太远了。” 
　　“治病是要紧的，你何不请两个月假？” 
　　“不敢请！” 
　　“为什么呢？” 
　　姜桂题面有为难之色，欲言又止地踌躇了一会，才叹一口气：“唉！说来话长。大帅是长官，我亦不敢不报告。”他说：“有人在打毅军的主意，如果是够格的，我让他也不要紧。不够格的，硬爬到人家头上来，弟兄们不服。毅军是子弟兵，与别的军队不同，如果我一请了假，朝廷觉得姜桂题又老又病，正该开缺，另外放人，那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我受朝廷栽培，不能不顾大局。” 
　　“喔，”端方接着他的话问：“你说事情闹大，怎么个闹法？” 
　　“只怕，只怕毅军要拉散了！” 
　　端方心里在想，姜桂题是不是有意吓人，虽不得而知，不过他自己不甘退让，却是很明白的事。既然如此，即令他部下并无人不服，他亦可以教唆出变故来。最坏的是，如今言之在先，以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关心这件事。否则，万一将来毅军真个哗变，姜桂题说一句：我早就报告了总督的。那一来，责任不就都在自己身上了吗？ 
　　转念到此，颇感为难。本以为自己应付张勋的法子很圆滑，反正不作左右袒，听其自然，就算帮了张勋的忙。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不能不设法弭患于无形。做督抚的，不怕别样，就怕所管辖的军队闹事！ 
　　这样沉吟着，只见姜桂题从怀中取出一个梅红封套，颤巍巍地走过来，双手捧上，口中说道：“大帅的亲兵，照例由毅军关饷，今天我把头一个月的带来了，请大帅过目。”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端方便将封套接到手里，将银票稍为抽出来一点，便已看清楚，是一万两银子。 
　　这孝敬也不算菲薄了，端方只得说一声：“受之有愧！”将封套放在炕几上，才又问道：“你说是谁在打毅军的主意？” 
　　“张少轩！” 
　　“喔，是他！”端方喊一声，“来啊！” 
　　“喳！”端方的戈什哈连姜桂题的马弁，站了一院子，齐声答应，暴诺如雷。 
　　“扶姜军门进我书房去。”说完，端方随手捞起红封袋，走在前面。 
　　等将姜桂题扶到书房，自然摒绝从人，有一番密谈。看一万银子面上，端方教了他一条计策，让他去求亲王奕劻。 
　　“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的。从甲午那年起，毅军先打日本；后来守胶州防德国人，守旅顺防俄国人；庚子年起，一直守山海关外，护送两宫出关到太原，到西安；日俄战争守辽西，帮日本打俄国。毅军，”姜桂题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且哭且喊：“毅军对得起朝廷噢！” 
　　奕劻大为惶惑，急忙叫人扶起他来说：“翰卿，翰卿，你有什么事，这么伤心？有话慢慢儿说。” 
　　“请王爷作主！” 
　　姜桂题拭一拭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语声哽咽，奕劻听了好一会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毅军自成军以来，虽两易其主，但部卒却是父子相继，兄弟相接，所以非始终在此军中，情深谊厚着不能统驭。张勋不知利害，如果奉旨到营，一定会激出变故。士兵不是锋镝余生，即是父兄断胫决腹于疆场的孤儿，必当设法保全，而唯有遣散才是保全之道，这就是端方秘授的一计。 
　　这番话说得庆王大起恐慌，当下极力安慰姜桂题，把他劝走了，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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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苘苣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苣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辛酉政变的三位“皇叔”，独数“六爷”恭亲王奕沂的功劳最大，到了下一辈，醇亲王奕譞一支，特蒙荣宠；惇亲王的儿子中，载漪、载澜亦曾煊赫过一时；五房、七房都曾得意过，何以六房的子孙就该如此寂寞？因此，溥伟决定联络疏属的奕劻，特别在载振身上下了工夫，想结成同盟，别树一帜。这对载沣来说，多少也是个麻烦。载涛认为只要“联庆拒泽”的策略一施展，这个麻烦自然就不存在了。 
　　载沣还无法估量载涛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之道。不过他确实感觉到需要有个可以倚靠之人，既然载涛如此建议，而恰好奕劻又来了电话，自然而然使他下了个决心，先把“老庆”紧紧拉住再说。 
　　一见面自然先谈姜桂题与毅军的事，由此便很快地谈到张德甫——小德张了。 
　　“这是个痞块！”摄政王大为摇头：“在他身上不知生了多少是非。听说张少轩跟他拜了把子？” 
　　“是认同宗。”奕劻紧接着问，“姜翰卿到底还动不动呢？” 
　　“照此样子，怎么能动？那天‘里头’倒是跟我提过，说姜某人老得路都走不动了，又说张勋当初保驾有功，忠心耿耿的，不如派他去接毅军。我说，我得查查这回事。姜桂题果然太老了，也该让他回家过几天安闲日子。” 
　　所谓“里头”是指隆裕太后，奕劻便问：“这么说，是答应他了。” 
　　“答应归答应，不能办还是不能办。”载沣于此事很有决断：“里头不提就不提，如果再提，我就说，一动姜桂题会闹兵变，谁肯负责，我就动他。” 
　　“如果回一句，我负责。摄政王怎么办？” 
　　“我呀？”载沣想了一下答说：“我就说，我把姜桂题找来，请太后当面跟他说。” 
　　奕劻几乎要笑，这是异想天开的办法，但亦不能掉以轻心，以相当认真的态度说道：“这一来，不就等于请太后来管事吗？” 
　　“啊，啊！”载沣一惊，不自觉的认错：“我倒没有想到，差点坏事。” 
　　“太后不能召见外臣，此例万不可开！请摄政王记住，此测一开，后患无穷！” 
　　“说得是！我想通了。”载沣问道：“如果里头逼着让张少轩去接毅军，闹出事来也敢负责，我该怎么说？” 
　　“这有两个说法。一软一硬。不知道摄政王愿意怎么说？” 
　　“你把两个办法都说说！” 
　　“好，先说软的，摄政王不妨这么说：太后深宫颐养，如外头闹兵变，怎么好惊动太后，让太后来料理这种麻烦，岂不叫天下后世，骂尽了满朝文武？” 
　　“硬的呢？” 
　　“硬的就说：京城里一闹兵变，惊了宗庙，只怕太后也负不起责！” 
　　载沣踌躇着说：“硬的太硬，软的太软…　。” 
　　“那还有个不软不硬，折衷的办法。摄政王不妨这么说：本来毅军如闹兵变，自有国法制裁，只是投鼠忌器，太皇太后的梓宫，尚未奉安，不能不加顾虑。” 
　　不待他说完，载沣便已完全接受，“好，好！”他说：“这个说法好得很。” 
　　即由奕劻划此软硬之策，载沣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过去中了载泽的先入之言，总觉得“老庆”是个老奸巨猾的模子，此刻却在想，姜到底是老的辣，算无遗策，只要他肯尽心，还是比别的人靠得住。 
　　于是他开始要吐露肺腑之言了。话从铁良谈起：“铁宝臣很不安分，庆叔，你听说了没有？” 
　　“庆叔”二字在奕劻听来很陌生了！自从颁布了摄政王监国的礼节，规定以爵衔相称，其间只有过年叙家人之礼，才听他叫过一声“厌叔”，算来不闻此称，已半年有余，因而不免微有受宠若惊之感。 
　　不过表面上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天侃侃而谈的神态：“铁宝臣不安分，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打练警卫军起，他心里就不痛快，处处跟良赉臣闹别扭，老七跟我提过好几回。莫非在摄政王面前就没有提过？” 
　　“提过，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最近，听说他往鼓动风潮，打算让里头出面来管事。这可太胡闹了！” 
　　“倒也不能说胡闹！真的让他把风潮鼓动起来，就算能压下去，亦非朝廷之福。” 
　　“就是啊！防患未然。庆叔，你有什好法子？” 
　　奕劻想了一下淡档地说：“法子多得很！不过我不敢胡出主意。” 
　　“咦，庆叔！”载沣大为困惑：“你怎么这么说？” 
　　“从前我替老佛爷出过好些主意。大概十个主意听我八个，这八个主意，都有效验。摄政王听说过没有，那些主意是我出的？” 
　　“没有！” 
　　“当然没有。老佛爷能教人佩服，教人怕，就在这一点上头。凡事她自己拿主意，而且用人不疑。”奕劻怕他还听不懂，索性挑明了说：“摄政王听载泽的话，我可就不便出主意了。因为我出主意是帮摄政王，载泽出主意是帮里头，完全两码事。” 
　　“庆叔，你放心，你放心！”载沣一叠连声地说：“我再也不听他的话了。” 
　　“我想摄政王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不然非弄成个太后垂帘的局面不可。”奕劻接着又说：“铁宝臣非去不可！找个地方让他当将军去。” 
　　“好！”载沣点沣头：“什么地方呢？” 
　　“得要找个好地方。” 
　　“那自然是江宁。可是…　。”摄政王不知道怎么说了。 
　　“摄政王是怕江南地方好，他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不要紧！江南大地方，人才荟萃，不容他胡作非为。倒是偏僻地方，他爱怎么就怎么，没有人管得住他，反倒不好！” 
　　载沣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江南的士绅，管住铁良，不由得笑道：“庆叔这一着高。” 
　　接下来谈到张之洞的病势。摄政王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张之洞出缺，对政局有何影响？ 
　　“不但张香涛，”奕劻答说：“孙燮臣多病，也朝不保夕了。这两个人是汉人读书人当中的领袖，一旦都故去了，自然要影响天下对朝廷的观瞻。唯一弥补之道，是在汉人之中，识拔一两个真正能干，有魄力的人。” 
　　“不错！”摄政王深深沣头，“孙燮臣不过状元宰相，张香涛是想办事，而实在也不是能办事的人，无非都是声望而已。如果真有能办事的人，可以替得了张香涛，自然求之不得。庆叔，你心目中有人没有？” 
　　“有，袁慰庭。” 
　　摄政王一听愣住了，踌躇了一会说：“这怕有点难。” 
　　不过半年的工夫，袁世凯的处境又不同了。两宫宾天之初，人心浮动，情势混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所以不但袁世凯惴惴自危，奕劻已有自身难保之忧，不敢出死力相救。如今情况很清楚了，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　。”“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沣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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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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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面床而坐，张之洞便斜靠在桌上，白首相并，斟酌文字，两个人不期而然地都想起了当年在词林中意气风发的日子。 
　　“韬庵，你先念一遍我听。” 
　　阵宝琛点点头，小声念着疏稿，念得很慢，可容他随时打断，提出意见。 
　　念到“臣秉性庸愚，毫无学术，遭奉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拔置上第，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时，他开口了。 
　　“我想，”他说：“这里太简略了一点，‘特达之知’四字，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陈宝琛颔首表示同意。张之洞殿试的策论，缮写出格，不中程式，已被打入三甲末尾，再无点翰林之望，那知宝鋆大为欣赏，力争拔至二甲第一，慈禧太后又将他提升为一甲，由传胪变为探花。这是传闻已久的佳话，当然应该叙了进去，才足以表示感激深恩，至死不忘。 
　　不过叙得太显露，就会失之于浅薄。陈宝琛一沉吟，提笔添了两句，“壶公，”他叫张之洞的别号说：“我想这样子说，‘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至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下面再接‘备员词馆’云云。如何？” 
　　“太好了！”张之洞露出好久未见的笑容：“韬庵，你真能道着我的心事。” 
　　再有一桩心事，便是粤汉、川汉两路的利权归属。张之洞一生的理想，是以洋债与西学为用，兴办实业、富国裕民，结果洋债借了不少，为翁同龢斥为“恣意挥霍”，实业也办了些，但上不富国，下不裕民，只不过好了一班经手人。内召之后，奉旨督办两路，在他自知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想横逆丛生，而时不我待，连这最后的一个机会都未能抓住，确是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必得在遗疏中格外痛陈。 
　　因此，这件事便叙在最后：“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来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川汉、粤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借为利用厚生之资。此次臣于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 
　　就在这时候，只见陈曾寿面有喜色的捧着一本新书，直到床前，原来他的《广雅堂诗集》印出来了，纸墨精良，自然可喜。 
　　“这是第三次印本？”陈宝琛问。 
　　第一次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他当浙江乡试考官时所取中的得意弟子之一，袁昶替他刻印的。当时收录不全，所以题名《广雅碎金》；第二次是在当两广总督时，顺德有个姓龙的捐资刊刻，正式定名为《广雅堂诗集》；去年进京，张之洞想留个定本下来，取旧作时改时删，一直到最近方始删下付印，但仍旧遗落了一首。 
　　这首诗就夹在白香山的《长庆集中》，题目叫做《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是七绝：“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这一定是我的绝笔了！”张之洞从枚边拿起《长庆集》，将那张诗笺抽出来，递向陈宝璨问道：“自觉失于浅陋。韬庵，你看要不要留？” 
　　“当然要留。第二句极深，非壶公的身分不能道。” 
　　“那就摆在最后。”张之洞将诗笺递了给陈曾寿。 
　　“浅人妄议，说第二句‘民’字应改‘臣’字，‘自’字应改‘易’字。完全不明白老师的本心。” 
　　“喔，有这样的议论！”张之洞看得很严重：“别以讹传讹，真的大失我的本意。如果君臣乖离，则君既失德，臣亦不忠，不就骂了我自己了吗？” 
　　“而况，题目上的两个人字，很清楚的，非民字不足以切题！”陈宝琛也说：“真是浅人妄议。” 
　　“唉！”张之洞叹口气：“这就是末世之为末世，独多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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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终于一瞑不视了。就在这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晚上九点多钟。他最后的遗言是：“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 
　　当天晚上从北府开始到张之洞的同乡京官、门生故旧，都接到了报丧条。电报局大为忙碌，发往湖北的明码电特多，大半是报此噩耗的，此外发往上海的密电亦不少。到了深夜二点钟，庆王府送来一个密码电稿，发电的不知是庆王奕劻还是贝子载振，但收电的一方很清楚，是在彰德的袁世凯。 
　　到得天明，军机进见，第一件事自是谈张之洞的身后，鹿传霖一面流泪，一面转述张之洞临终以前几天，如何惓惓于国事。摄政王嗟叹了一会，开始谈入正题。 
　　首先要决定的是，军机大臣从行新官制以来，已非差使，而是专职。如今出了空缺，该由谁来补？ 
　　“张中堂保荐谁没有？” 
　　“保荐了。”奕劻答说：“一个是戴少怀，一个是陆凤石。” 
　　军机大臣虽改为专职，规例未改，同治初元以来，一向是亲贵掌枢，下面是两满两汉四大臣。张之洞保荐的当然是汉大臣，而且籍隶南方，恢复了两汉军机一南一北的旧例，一个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广东人，一个是吏部尚书陆润庠。 
　　“陆凤石我另外有借重他之处。”摄政王说：“不如用戴少怀吧！庆亲王你看怎么样？” 
　　奕劻知道摄政王已选定陆润庠为皇帝启蒙的师傅，表示赞成：“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戴少怀懂洋文，办理交涉事件也方便些。” 
　　接下来谈恤典。摄政王自动表示，应该格外从优，因为他亦微有所闻，张之洞的病是碰了他的两个钉子气出来的，所以借此补过。当时交代，赏陀罗经被、赐祭一坛，晋赠太保，派郡王衔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入祀贤良寺，赏银三千两治丧，两子一孙，升补官职。这些都是即时可以决定的，只有谥法，得要交内阁议奏。 
　　内阁四大学士，除了张之洞，孙家鼐病得已经在拖日子了，那桐、世续对此根本不关心，所以由协办大学士荣庆跟鹿传霖两个人商量。鹿传霖很坦率地表示，张家亲族希望能谥文襄。 
　　“谥文忠不好吗？”荣庆讶异地问。 
　　李鸿章、荣禄都谥文忠，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不怎么佩服的，尤其是李鸿章，易名相同，更为张之洞所不愿。但在他人看来，论事功声望，“张文忠”自然不及李文忠，张之洞的门生中，懂得这个道理的，自然亦不愿老师的声名，相形逊色。要求用文襄，那就犹之乎左宗棠与李鸿章，各有千秋了。 
　　鹿传霖自然不便说破本意，只这样答说：“文忠虽好，文襄难得。” 
　　“有武功才用襄字…　。” 
　　“戡平大乱曰襄。”鹿传霖抢着说道：“香涛在两广，不也有武功吗？而且，那是打法国人。” 
　　如果说这就是武功，那就无一督抚没有武功了。荣庆因为张之洞出缺，他才是坐升大学士，顾念这一点渊源，也就不再辩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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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去世消息一到武昌，湖北的好些要员红人，诸如提学使高凌霄、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江汉关道齐耀珊、江夏县知县黄以霖，久受张之洞的栽培荫庇，无不悲痛万分。至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接到北京张府来的电报，则一恸而绝，灌姜汤、掐人中方醒过来的。 
　　张彪之于张之洞的情分，不是知遇之恩四个字所能概括的。此人太原府人氏，出身寒微，据说是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的轿班，因为生得相貌不俗，言语清楚，而且忠实可靠，所以张之洞将他在巡防营补了名字，一步一步提拔他做个哨官，替他起个号叫“虎臣”，派为贴身的马弁，出入上房，亦不避忌。 
　　张之洞前后三娶，第三位续弦夫人是名翰林山东福山王懿荣的胞妹，殁于光绪五年，其时张之洞已入中年，而做了祖父，便未再娶，不过妄媵甚多，也常偷丫头。其中有个使女凛然不可犯，真如俗语所说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张之洞反倒另眼相看，命老姨太认作义女，匹配张彪，而得了个“丫姑爷”的雅号。 
　　张之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张彪亦就水涨船高，与吴元凯并为“南皮爱将”。但到了两官回銮，推行新政，远派勋臣之后及大员子弟，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并派铁良、凤山、段祺瑞、冯国璋、张彪、黎元洪等人赴日参观大演习，这一来，吴元凯相形逊色，湖北的军权，便逐渐归张彪所掌握了。 
　　是如此亲如骨肉的关系，所以张彪“上院”向陈夔龙请假，要到京里去奔丧。陈夔龙没有准他，冲人在位而老成凋谢，人心不免摇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谁来指挥新军？张彪无奈，只得另外想法子去尽孝心。 
　　第一件大事是替张之洞找一口好棺木。四处打听，知道熙泰昌茶栈，有口沉香木的棺木，张彪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下来，派管带四员护送，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运，乘头等车连夜运到京里。当然，棺价是由张彪孝敬。 
　　及至谥文襄的恩旨发布，湖北政学绅商各界在奥略楼设灵堂吊奠，张彪则在尚未落成的抱冰堂独设灵堂，一天三次拜供，都是自己照料，还请和尚来做佛事，披麻戴孝，哀哭尽礼。有些衙署公所，譬如象汉阳铁厂之类，单独设祭，张彪亦必赶去招呼吊客，而且代表家属答礼，俨然孤哀子的身分。 
　　八月二十七那天，抱冰堂上格外热闹，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僧道尼姑分三处念经，是张彪为张之洞做首七。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七八乘大轿，一连串的小轿，小轿中是青衣侍儿，扶出大轿中的太太们，到灵前一齐跪倒，放声大哭。游客无不诧异，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张彪的太太，约齐了曾受“张文襄”知遇的道府内眷，前来哭奠。这在官场中，亦算新样，真正妒煞了“到死不识绮罗香”的杨士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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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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