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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师北平忆徐达(1)


		
		

		
		　　北京，在元朝称作大都。公元1368年，明朝大军攻占大都，标志了元朝灭亡，这是北京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率领明军攻占元大都的人，就是明朝大将军徐达。虽然今天在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但是在明朝时候，这位大将军是明朝的开国功臣第一人，也可以称得上是明朝与北京相关的第一人。当然，当时的北京并不叫北京，而是称为北平。吴士俊题《徐达》诗，简要地概括了他从默默无闻农家子到声名显赫中山王的不同凡响的一生，不妨引录于下：“江左农家子，从征定北平；指挥皆上将，谈论半儒生；虎步龙骧度，银符铁券盟；中山功第一，开国佐皇明。”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从东南起兵，进而囊括了全国的统一王朝。明朝的第一个都城是南京，迁都北京是后来明太宗，也就是明成祖朱棣时候的事情。明朝建立以后，统一全国大业尚待完成，首先是要北伐推翻元朝统治。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将此重任交与他认为最可靠的人，派遣的北伐大军统帅非徐达莫属。　　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濠州(今安微凤阳)人，出身农家。  史称他“长身、高颧、赤色、沉毅、刚决”。朱元璋投身群雄争逐以后，他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成为朱元璋最得力的将领，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所以朱元璋才任命他为大将军率军北伐。　　徐达率领25万大军，先取山东，会师河南，乘胜北进攻打元大都。洪武元年(1368年) 他率领大军到了通州（今通县），当时在距离30里的地方筑台驻军。在他驻军的地方，也就是通州以西有一个高半里，广半里的土台，人称“徐中山将台”，后人在此有诗凭吊云：“中山英爽在高阴。”也有人说那里原是唐代薛仁贵征辽时驻军所筑，徐达是因循而筑的。不管怎么说，徐达大军所向披靡，在他打到通州的时候，元顺帝夜半打开健德门（今北京德胜门）仓皇北走，此后徐达率兵从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填濠攀城攻入大都城内，入城后他坐镇齐化门楼，擒获元监国宗室及官吏等，至此，元朝灭亡。　　今天的北京城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如果自作为陪都的辽南京算起，至今也有1000多年。辽代以后又建有金中都和元大都。这一古都的分量，徐达还是深知的。入城以后，他禁约士卒，保护典籍、建筑，不许侵扰百姓，很快就稳定了秩序。这时的北平城（明朝将大都改名北平）经过战乱，城垣残破，加之元顺帝北走，因此徐达的当务之急是重整北平城垣和防御设施。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北京城表现在建筑和城市风貌上的变化如同沧海桑田。徐达及其部下华云龙在明初对北平城的改建，今天依然留下了痕迹。我们知道近年新建的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位于东起城东南的角楼，西至崇文门的地方，是明北京城的标志。然而，这部分城墙是后来建的，与徐达没有关系。徐达到北平的时候，他见到的是元大都城。大都建筑呈长方形，旧城周长60里，南北东西都是端正平直的，城垣是板筑夯土墙，高12米，宽31米。明初，徐达对大都城垣进行了改建，而明城墙是在元故城垣的基础上修筑的，在夯土上进行包砖灌浆而成，是特意加固了原来的城垣。这项工程，由徐达开始，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才将城垣的内外壁全部用砖包砌了。徐达当时新建的北城墙比较内城其他三面的城垣都要高和宽，具体说是高四丈多，顶宽五丈，而北平其他三面城垣则都是只有高三丈余，顶阔二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正是为了防御北边的蒙古势力。当时元顺帝退走蒙古草原，继续号称大元皇帝，时称北元，蒙古势力时刻伺机南侵复辟，徐达不能忘记他负有防守和保卫北平的神圣使命，所以对北平城加意修筑。　　当年，徐达在方形城垣的西北角上留下了一个斜角，至今我们如果驱车行驶在北二环路上，经过积水潭时，就会明显感到有一个倾斜度，这个斜度一直延伸到西直门立交桥。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缺角呢？经过学者探讨，徐达进入大都以后，认为原来的北边的城垣太广阔，不便于防守，就放弃了比较空旷的北部，将城向南移动了五里，并且加修了一道新的城垣。在城市南移修筑城垣时候，西面遇到了长河（今积水潭）水面，于是工程避开宽阔的水面，自德胜门以西起，城垣向南边倾斜修筑，因此上形成的北京内城不是方方正正的，而是在西北缺了一角的奇观。
		
		
		
		挥师北平忆徐达(2)


		
		

		
		　　城门是城墙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城市比喻为一个人的话，城门就好象人的嘴一样，格外关键，正是它们赋予整个城市以生活的节律。现在北京的城门，有的名称还是徐达在北平时命名的。元大都城原来共有11个城门。徐达废掉了元朝北面原来的光熙、肃清两门，在原来大都北城墙以南五里，另筑了一道新的城墙，还是开两个北门，将原安贞门改为安定门，将原健德门改为德胜门，同时又改东边的崇仁门为东直门，西边的和义门为西直门。这些城门的名称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后来，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又将南城墙向南推移了二里．仍旧开了两个门，名称依旧。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又修建了九门城楼、月城、角楼等建筑。完工后丽正门改名正阳门，文明门改名崇文门，顺城门改名宣武门，齐化门改名朝阳门，平则门改名阜城门。加上徐达原来命名的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和西直门，这九个城门的名称到清朝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内城。　　朱元璋曾称徐达为“万里长城”，他是不愧于这个称号的。原来，明朝北平周边的长城，也是徐达开始修筑的。　　中国古代修筑的万里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先秦时期各国就开始建造，秦始皇统一后，利用战国时秦、赵、燕三国长城，向东西延伸，西起甘肃，东至鸭绿江，连绵不断，长达万里，俗称万里长城。此后，汉、北魏、隋、金等朝不断完善。明朝是集历代长城修建之大成的朝代，长城的修筑，几乎伴随着整个明朝历史。出于防御北边蒙古势力的目的，明初自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等攻克大都后，朱元璋即命徐达主持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关城。以后明朝陆续加固和建筑，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城。明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总长达7000多公里，目前长城主墙体基本完好的有2000多公里，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明长城从东到西横跨北京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及门头沟等六个区县，基本沿着燕山和军都山内侧山脊而筑，呈现出拱卫北京的态势。现存的居庸关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是大将军徐达所建。徐达所建关城，不在元代居庸关的中心部位(今云台一带)，而在云台以北的“上关”。居庸关长城位于北京昌平县境内，地形险要, 是长城重要的关隘。关城城周6．54米，高14米。于是居庸叠翠著名成为的燕京八景之一。为了防止元顺帝卷土重来，增强军事防御功能，居庸关建起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之处都有瓮城。还筑有护城墩6座、烽燧18座等防御体系。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怀柔县，相传是徐达大败元兵之处。与徐达有关的还有山海关。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又有"天下第一关"之称。明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徐达奉命修永平、界岭等关，创建了此关，因其倚山傍海，故名山海关。山海关长城汇聚了中国古长城的精华，更重要的是成为保卫北京的重要屏障。　　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一代名将徐达不仅改建了北平城，在内城建立了一道城垣，而且在北平周围修筑了长城屏障，是建立了又一道防线。并且设立卫所，移民屯田，数次北征，练兵北平等等，在徐达的主持下，为北平建立起—套完整、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也为北平后来成为明朝都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徐达一生九佩征虏大将军印。自从攻克大都以后，徐达就与北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一生余下的十几年里，他有时连年驻守北平，御战在北边，后来更多的是每岁春出，冬暮召还，常年奔波往返于南京和北平之间。直至死前一年，明太祖还令他镇守北平。洪武十八年（1385年），尽管太祖与他有布衣兄弟之称，尽管徐达一生恭谨小心，但据传说，徐达是在毒疮生发于背上时，收到了明太祖赐给他的蒸鹅，虽然他明知蒸鹅正是他的病症大忌，但是伴君如伴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他含泪吞下了蒸鹅，不久病故。传说未必是真，事实是就在这一年，一代元勋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也不能在春天来到他所熟悉的北平城了。
		
		
		
		挥师北平忆徐达(3)


		
		

		
		　　北京有条定阜街，东起龙头井，西止德胜门内大街，在今天厂桥街道办事处境内，德胜门内大街南段的东侧。明朝时这条街称作定府大街。清代曾名定府楼街，民国时改"府"为"阜"，名定阜大街。1965年定名定阜街。有人说，明朝时这条街称作定府大街，是因为开国元勋徐达的府第就在此处，因为徐达原封定国公，其府为定国公府，所以叫做定府大街。我们说这条街与徐达有关系，但上述的说法不确切。徐达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追封为中山王，并没有封定国公名号的事。可是，定国公与徐达又确实有关系，那是他的幼子徐增寿的封号。徐增寿的姐姐就是燕王朱棣（后来的永乐皇帝）妃，所以他素与燕王关系最好。燕王发动靖难之役时，徐增寿因为屡次给燕王通情报，又打算接应燕王，被建文帝亲手杀于大殿之下。燕王做了皇帝，永乐初年为了表彰他的功劳，追赠他为定国公。他的儿子15岁被召见，赐名景昌。也就是这个徐景昌，他袭封了定国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定国公也迁府于此，因此才有了定府大街之称。那么说起来，北京的定国公府第是徐达后人的府第，被讹传为徐达的府第了。明后期有记载说，定国公园在积水潭北岸，入门只见古屋三楹，上题“太师圃” 三字，除此以外，既没有匾额，也没有对联，墙壁上更没有诗文。院墙没有粉白，水池没有砌边，主体建筑既不象阁，也不象亭，园中所栽的树不开花，也不结果，而且并不成行配对，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也许是明初的遗存，因此保持着古朴无华的风貌，在后来奢华的北京城中，却是凤毛麟角了。（万明）
		
		
		
		迁都定鼎说朱棣(1)


		
		

		
		　　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的8月，塞北朔漠已经进入深秋，北风卷地，阴云布满天空。猎猎旌旗声中，大队明军士兵军容整肃，簇拥着一部龙辇向前行进。谁也不曾想到，翠华宝盖的龙辇内，竟然放置着一具锡棺，冰冷的锡棺里，躺着大明王朝的第三代天子永乐皇帝。这是他第五次出师北伐亲征蒙古，不想却在回师北京的途中，因积劳成疾，于8月12日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境内），享年65岁。六军在外，皇帝不幸病故，永乐皇帝的左右亲信大臣决定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他们命人收集军中的锡器熔铸成棺材，装殓皇帝，放上龙辇，又杀死了锡匠，每日照例进膳，上书言事一如既往，向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快马密报皇太子，太子派遣皇太孙至军奉迎。不久，一代雄主的遗体，由皇太孙护送，终于回归了他所热爱的京师——北京。　　永乐皇帝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十三年(1380年)三月，燕王朱棣带领两护卫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离开南京前往他的封地北平(今北京)，这年，他整整21岁。北平是故元旧都，更是通往塞外辽东地带的咽喉重地，退往塞北的蒙古势力拥众边陲，不时窥伺，年轻的亲王承担着为国守边，“羽翼王室”的重任。他多次参与北方的军事活动，两次受命北征，从这片土地上出发，跃马弯弓，驰骋疆场，每次都大获全胜，凯旋而归。这大大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壮大了他的军事实力。后来太子朱标、兄长秦王、晋王相继死去，朱棣在家族尊序上成为诸王之首，也成为了后来建文皇帝的最大威胁。　　朱元璋晚年，由于太子朱标早丧，为了维护统系，册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位为建文帝。为了削弱藩王的势力，建文帝一登位就开始削藩政策，一下子削除周、代、湘、齐、岷五王的封号，至使诸王惊恐不安。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这场“靖难之役”足足打了三年多，经过一场场浴血战斗，1402年（建文四年）7月，朱棣攻入南京，入正大统，改元永乐。　　永乐皇帝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尽管他以血腥的手段打击政敌，残酷杀戮建文朝臣，使他蒙上了暴君的恶名，但他在位二十二年，在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颇有作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堪称一代英主。永乐皇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削藩政策，削夺诸王护卫，巩固中央集权。他设置内阁，整顿吏治，分派御史巡行天下。建立卫所制，发展军屯，加强军事力量。永乐皇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位期间，不断组织规模较大的移民屯田，发给牛、种、车、粮，三年免征税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在江南兴修水利，疏浚吴淞，这些措施使明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海内富庶，每年输往京师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府县粮仓中更是堆积如山，以致下层的粮食腐不可食。他加强对周边的管理，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使之成为省级行政单位。还在西北设立“西北七卫”，管理天山南北以及广大的西疆地区，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并修筑了联系内地的驿道，促进了这一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他注意经营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乌绍河、库页岛等地，有效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他还五次亲征漠北，扫荡蒙古各部，解除了故元贵族势力的威胁，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他实行带有开放色彩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远洋舰队，先后六次出使西洋，成为航海史上的壮举。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布政司设立“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使前来通好贸易的国家多达30余个。还命大学士解缙负责，组织了三千多人的编撰队伍，编成22937卷的《永乐大典》，辑录自先秦至明初图书七八千种,达3亿7000万字，为保存我国的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
		
		
		
		迁都定鼎说朱棣(2)


		
		

		
		　　在明代十六个皇帝中，与北京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永乐皇帝，这是因为他的迁都北京之举，使他成为了紫禁城里的第一个皇帝。　　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在应天称帝，八月，改应天为南京，而以汴梁（今开封）为北京，元大都改称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刚刚即位五个月的朱棣即升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即由此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下诏迁都北京。　　永乐皇帝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21岁起就藩北京，在那里做了20年的燕王，渡过了他的青壮年时期。他在那里接受政治磨练，羽翼丰满，从而发展壮大。对朱棣而言，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立业的根本。明代以南京为国都已经三十余年，但南京似乎并不是理想的都城，因为自从将元朝势力驱进漠北，定鼎南京之后，军事上的威胁都来自北方的蒙古部落，这就造成了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在地理形势上，北京地势雄伟，背靠长城，北枕居庸，西倚太行，东连山海、南瞰中原，“金汤之固”，易守难攻，便于实现“控四夷以治天下”的远大抱负。迁都北京或许还与朱棣的得位不正有关，他以武力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江山，南京是建文皇帝的施政中心，长居于此，他多少会感到心中不安。　　永乐皇帝即位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北京经济的措施。他下令迁徙山西、浙江等地民户到北京，充实北京的劳动力，减免赋税，赈济灾民，又派人疏通大运河，恢复舟师海运。下达迁都的诏旨后，永乐皇帝即刻行动，分派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云南等地采集名贵木料，在山东临清督造青砖，在房山开采巨石。永乐五年（1407年），征集全国的能工巧匠，征调民夫二三十万人，调用部分军队，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南京城池宫殿的规制，开始营建北京的宫殿、坛庙。七月，皇后徐氏病死，朱棣派人到北京选取陵地，以善望风水著称的廖均卿遍历群山，为他选得昌平县北的黄土山为“吉壤”。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皇帝前往巡视，将黄土山更名天寿山，征调了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民夫工匠和北京附近卫所的兵卒，开始营建陵墓，定都北京之意已牢不可破。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住北京，而命皇太子监国南京。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疏必须送往行在，北京已经成了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永乐十八年（1419年），北京的营建工程基本完工，主要分为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内城就是北京城，内有中央构机构、王府、官宅、仓库和民居。皇城内布置有太庙、社稷坛、御苑，以及各内府监、局、厂、房等机构。紫禁城既宫城，又称大内，是全城的中心，前部以以奉天（后改名为皇极）、华盖（后改名为中极）、谨身（后改名为建极）三大殿为主体，是皇帝坐朝和举行大典的外朝，后为内廷，以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整个紫禁城周长6里，城墙高7.9米，内外砖砌，外围护城河。紫禁城布局严谨，宫殿、楼宇高畅壮丽，金碧辉煌，今天北京紫禁城的规模就奠定于当时。在北京城的设计中，一条8公里长的中轴线纵贯南北，为全城布局的依据，内城、皇城和宫城，都以这条中轴线而对称展开，而紫禁城的主要建筑都坐落在中轴线上，这种布局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日，朱棣正式下令迁都北京。紫禁城中鼓乐齐鸣，身材雄健，美髯齐胸的永乐皇帝衮冕龙袍，缓步登上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自此，北京成为明朝的国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永乐皇帝的遗体被迎回北京后，葬于长陵。长陵是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墓，从陵门至祾恩殿，再至明楼、宝城，共有三进院落。祾恩殿九间重檐，气魄宏伟，黄瓦红墙，所用木料全是名贵的香楠木。殿中的三十二根独木巨柱，更令人称奇，每根都高达三丈以上，特别中间4根，两个人都不能合抱。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来此朝拜，上尊谥，庙号为成祖，所以永乐皇帝又称明成祖。  （杨艳秋）
		
		
		
		入世异僧姚广孝(1)


		
		

		
		　　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曾经把出家人积极入世，救众生于水火的所谓“济世”分为“以出为济”和“以应为济”两类，前者即以出家为手段，始终保持出家人的身份参与时政，避免卷入不必要的人事纷争，如佛图澄、陆法和、姚广孝等；后者为直接入世，介入政治，功成名就后飘然而去的方式，如张良、李泌等人。这些人或前或后，都有出家的经历，给人一种神秘感，因而在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奇异故事流行。在明代，最出名的就是刘伯温和姚广孝。传说中的八臂哪吒北京城即为两人设计。其实刘伯温和北京没什么关系，这姚广孝却是联系多多。　　姚广孝（1335—1418年），苏州长洲人，幼名天僖，字斯道。父亲是个医生，本来准备让他子承父业，可他偏偏不愿意，表示自己想读书做官或者学佛。在元末，入仕的途径较少，于是他在14岁时在家乡附近的妙智庵剃发做了和尚，法名道衍。虽然做了和尚，可做官的打算并没有泯灭，平时不修佛理，一味研习兵法韬略。后来干脆违反佛规，跑去拜道士席应真作师父，学习阴阳术数之学。一次，姚广孝云游到嵩山寺挂单，碰巧遇上了元末著名的相面先生袁珙。这袁珙也会奉承人，本来姚广孝长的很丑，黄脸上一对三角眼，在袁珙嘴里却成了异相，说他是“异僧”，“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和元初辅佐世祖忽必烈统一华夏的名僧刘秉忠是一类人。姚广孝听后大喜，更坚定了入世建功的信念。　　由于不守本分，反而对儒、释、道家之学都有涉猎，显得学问高深，因而“浙东四学士”。宋濂、高启等都爱与他交游。只是他的运气一直欠佳，别人都在新王朝谋得一官半职，他却一无所获，唯一一次应召到礼部参加僧试，还没被重用，只领到一套御赐的僧服，就被打发出来。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脚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为表示怀念，决定选拔有道高僧侍奉诸子，并辅弼诸王诵经祈福。姚广孝的朋友，当时已出任僧录司左善世的宗泐借机推荐了他。姚广孝到南京后见到燕王朱棣，言谈颇为投机。于是朱棣请求朱元璋派姚广孝随他一起回北平，获准。到了北平，姚广孝以主持身份住进庆寿寺，但经常出入燕王府，密谈军国大事，成为朱棣的心腹军师。　　建文帝即位后，为维护中央集权，在齐泰、黄子澄等的辅助下大规模削夺藩王的权力，但由于动作过大，招致手握兵权的藩王反对，朱棣既是一个。姚广孝见立功的机会到了，积极动员朱棣起兵反叛，并且把袁珙和另一名著名术士金忠介绍给朱棣，帮他一起动员。朱棣于是决心反叛，秘密招募军士，勾结军中将领，并利用所住宫殿（原元朝皇宫）幽深的优势，在宫内秘密制造兵器。姚广孝为防止泄密，特意把兵器场安置在地下，还养了一群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掩盖兵器锻造声。　　1399年（建文元年），朱棣不轨行为泄漏，于是以“清君侧”，诛杀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匆忙起兵，史称“靖难之变”。姚广孝并没有随军南下，而是留在北平，辅助朱棣的长子，后来的仁宗朱高炽守卫北平根据地。朱棣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先向西进兵，计赚宁王朱权，夺得大宁都司的军队控制权。明朝官军趁北平守卫不足，合围北平。姚广孝充分施展了他的军事才干，指挥全城军民固守，并不是派小股部队出城偷袭，后又与回援的朱棣一起合击官军，大败南军。　　朱棣叛军虽然勇猛但数量有限，和号称百万的南军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在叛乱初期虽然互有胜负，总体上却一直处于劣势。东昌一战，不仅大将张玉阵亡，朱棣本人也差点做了俘虏。如果不是建文皇帝有令不准伤害朱棣性命，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另外，叛乱初期朱棣叛军追求的是攻城略地，但由于人数上的劣势，要么顿兵坚城久攻不下，要么旋得旋失。面对不利局面，朱棣几经动摇。姚广孝一方面在战争不利时及时建议回撤保存实力，一方面千方百计给朱棣鼓劲打气。在仔细分析了形势后，姚广孝提出避免和南军进行硬碰硬的对抗，放弃夺取城市，直接从南军缝隙穿过南下，直取南京的战略建议，被朱棣接受。此后叛军一路南下，只在淝河、灵壁遇到少许抵抗，即杀进南京，夺得天下。
		
		
		
		入世异僧姚广孝(2)


		
		

		
		　　在朱棣的心腹中只有姚广孝是文士，其他都是武将。姚广孝虽然没有随军亲临前线，但他在策划叛乱、为前线指挥献计献策方面贡献最大，因此朱棣在登上皇帝位的第二年即不顾他和尚的身份，封他做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姚姓，并赐名为“广孝”，同时要求他蓄发还俗，赐给他府第和两名宫女。姚广孝撺的朱棣叛乱，为的是实现早年建功做官的理想，但朱棣即位之后大肆屠杀异己，特别是杀害他先前特别叮嘱要留活命的方孝孺的事实，让他心存余悸，唯恐朱棣像其父一样大杀功臣，于是坚决拒绝还俗。平时穿朝服上朝议政，退朝后随即换上僧服，而且依旧住在寺院。为表示不喜欢荣华富贵，在奉命赈济苏州、湖州一带时，特意到家乡长洲走了一遭，把所获得的金银布匹全部散发给宗族乡里。　　此后姚广孝曾和解缙一起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在朱棣北伐蒙古时辅佐朱高炽处理日常国务，并曾辅导后来的宣宗学习。朱棣迁都北京后，姚广孝回到庆寿寺居住，直到病逝。　　姚广孝帮助朱棣叛乱，颇为正直之人所不齿，他的朋友王宾拒绝与他见面，双胞胎的姐姐要么不理他，要么对他厉声痛骂，让他大为失望，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并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如在晚年病重，朱棣亲身探望时请求赦免已经被关押十余年的建文皇帝的僧官溥洽；为表示忏悔并帮助朱棣赎滥杀之罪，建议并亲自设计建造了著名的永乐大钟，等等。　　姚广孝死后，朱棣非常悲痛，为之停朝二日，追封荣国公，以僧礼安葬于房山，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在今房山区崇各庄乡常乐寺村东仍保存着姚广孝的墓塔。塔高33米，八角形九级密檐式。塔身往上是九层叠涩檐，各角均悬铜铃。塔刹铁制，状似葫芦。朱棣御撰神道碑也已出土。  （张金奎）
		
		
		
		朱能地下犹护主(1)


		
		

		
		　　在怀柔北宅村北泽山将军顶下有一片明代陵墓遗迹，石人石马散落在田间地头或农家墙、院内，当地人称之为“小十三陵”，理由是北泽山与昌平十三陵属于一个山系，十三陵是龙头，北泽山是龙尾，而且这里恰恰埋葬着13位武将。论气派，显然没有十三陵宏大排场。但此处三面群山环抱，就像一堵天然的围墙，一面平地开阔平坦，山上的流水从北向南而流，将平地整个环抱起来，与明代福建派的风水选址观点完全吻合。是谁有此眼光，而且有资格与朱家皇帝埋在一条山下呢？查阅史籍，知道这里埋葬的是成国公朱能一家。　　朱能的父亲朱亮，安徽凤阳府怀远县乐河乡人，也算是朱元璋的老乡。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亮组织义兵保卫乡里，后率部整体投入朱元璋起义军。明朝建立后不久被调往北平，任燕山中护卫副千户，主要负责保卫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　　朱能（1370—1406年），字士弘，朱亮长子，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继任燕山中护卫副千户，曾经参与朱棣主持的北伐，活捉了元朝太尉朵儿不花。　　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并且大肆屠杀元勋功臣，国初名将杀戮殆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元朝残余侵扰的重任，护卫甲士尤多。其中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燕王曾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所以倍受重视，有权“节制沿边士马”，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需可以自断军中小事，大事才向朝廷报告。但朱元璋低估了诸位“孝子”的政治野心，致使藩王势力日渐膨胀，呈尾大不掉之势。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没有从其他儿子中另外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是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专权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下令取消亲王节制文武将吏的权力。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　　燕王朱棣早就对朱元璋不立自己为继承人不满（朱标死时，二子、三子已死，四子朱棣是事实上的长子），于是密谋反叛。朱能是他的三个主要助手之一，另外二个是谋士姚广孝和大将张玉。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在朱能等人的协助下，诱杀了中央派来监视自己的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迅速占领北平九门，起兵叛乱。朱能因功晋升指挥同知。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后，朱能首先领兵攻占北平以东的蓟州，进而攻占遵化、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也先后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等地，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朝廷已经没有大将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幸存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30万伐燕。八月，南军进至河北滹沱河地区。朱棣军在中秋之夜发动突然袭击，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朱能在此战中率先攻破雄县东门，并追击到月漾桥，活捉南军大将都督杨松、潘忠等，继而一鼓作气追赶南军到莫州，斩获无算。当时耿炳文大军尚有数万，而且已经于滹沱河北岸摆开阵势，明显是敌众我寡。朱能见南军连败，士气低落，于是冒险率领30多个敢死军士，跃马疾呼，冲入敌阵，南军气馁，纷纷后退，自相践踏，损失惨重。三千多南军缴械投降。耿炳文无奈，只好率残部退守真定城内，闭门不出。
		
		
		
		朱能地下犹护主(2)


		
		

		
		　　建文皇帝得到耿炳文战败的消息后，召其回京，改任李景隆为大将军。李景隆虽然是名将李文忠的后人，但自幼娇生惯养，只会纸上谈兵，没有真本领。九月，李景隆进至德州，收集溃散兵卒，调集各路军队，号称50万，进抵河间府。此时江阴侯吴高奉建文皇帝命令，率兵从辽东南下进攻永平。朱棣为争取战略上的优势，不理睬李景隆，而是亲率大军回援，朱能跟随前往，赶走吴高，杀获很多。随后，朱棣又兵指大宁，控制了宁王朱权，把宁王手下精锐的朵颜三卫军士收归己有。　　李景隆听说朱棣主力离开北平，于是率兵过卢沟桥，抵北平城下。朱棣长子朱高炽在姚广孝的帮助下，拼死守卫。李景隆号令不严，指挥失当，几次攻城，都被击退。南军都督瞿能曾经率千余精骑，杀入张掖门，但后援迟迟不至。李景隆贪功，命令瞿能停止前进，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错过了时机。燕军乘机休整，连夜往城墙上泼水，天冷结冰，待到次日，南军再也无法攀城进攻了。　　十一月，朱棣带兵回师至北平郊外，在郑村与李景隆军遭遇，朱能大败南军。又进攻南军大营，再获胜利。北平城中军队也乘机出击内外夹攻，南军不敌，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退至德州。　　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了李景隆。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朱棣命令张玉、朱能等率军十余万迎战，首先占据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三日后南军才赶到。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燕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不能乘机扩大战果。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朱能作为前锋，首先击败南军都指挥平安部。次日，朱能又率领左哨军，连续冲破南军营栅，并跟踪追至德州。五月，李景隆从德州逃到济南。朱棣率燕军尾追不舍。南军在平安的率领下于济南城外的铧山居高临下摆开阵势。朱能派奇兵绕道南军背后，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收降万余人。济南在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的死守下才得以保住。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未下，遂回撤北平。　　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建文帝改用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十二月，燕军进至山东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一带。盛庸率南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严阵以待。燕军屡胜轻敌，被南军打败，大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朱能率小股部队殊死迎战，保护朱棣冲出重围。东昌战役是双方交战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由于建文皇帝不愿意承担杀死叔父的罪名，致使南军不敢致朱棣于死地，朱棣才得以逃跑，朱能也因此立下救主大功，晋升都指挥同知。　　东昌大战后，朱能又于建文三年（1401年）跟随朱棣参加了夹河战役。此战中，燕军大将谭渊战死，先败了一阵，朱能领兵赶到，获胜，军威复振。朱能进而又在藁城三次击败南军，追杀到真定，进而攻占彰德、定州。又袭破西水寨，打败驻守衡水的南军。活捉指挥贾荣。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朱能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攻克东阿、东平，尽破汶上诸寨，进至淝河。朱能在淝河设伏兵，大败十余万南军。四月，燕军进抵宿州，与跟踪袭击的南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县境），燕军大败。燕军夺得的城池虽多，但往往得而复失，不能巩固。此战失利后，燕军士气低落，很多将领建议撤军。朱能劝阻朱棣说：“兵家胜败是常事，怎能因为一时的小挫折就气馁呢？当年刘邦屡战屡败，项羽屡战屡胜，可最终的胜利者是刘邦。殿下您举兵以来获胜很多，此次失败不足多虑。还是应该以江山社稷为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只能整兵前进，怎么可能撤回继续作臣子呢？”朱棣同意，整兵进攻灵璧。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建议的影响，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南军粮道又为燕军所阻截，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此战中，南军合兵60万依潼山而阵。朱能率李远等从四面展开合击，大败南将平安的银牌军。南军都督陈晖来援救，再遭败绩。南军投降者达十余万众，陈晖等南军将领30多人被俘。
		
		
		
		朱能地下犹护主(3)


		
		

		
		　　此时，朱棣已经获悉南京城空虚的情报，于是决定不再和南军主力纠缠，而是从南军防守薄弱的泗州为突破口，渡过淮河，攻克盱眙，下扬州，自瓜洲强渡长江，直取南京。六月十三日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诸将中，张玉和朱能最为重要。张玉在东昌战死，朱能成为第一功臣。论功封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成国公。永乐二年（1404年），兼太子太傅。　　安南国黎苍在明初夺取了国王陈氏的王位，并于永乐元年（1403年）骗取了朱棣的册封。后来陈氏子孙到明朝鸣冤，朱棣派人前去核查并送陈氏后人回国继承王位，不料被黎苍伏兵所杀。朱棣大怒，决定出兵讨伐。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朱能被任命为总兵，征夷大将军，率兵80万讨伐安南。大军进至广西龙州，朱能因病于十月初二日去世，年仅37岁。朱棣听说后非常痛苦，下令停止上朝五天，表示哀悼，并亲自撰写了祭文。下令葬于昌平州北泽山（今属怀柔）。后来又追封为东平郡王，谥武烈，并赠上三代均为王爵。仁宗继位，下令将朱能作为配祭人，立牌位于成祖的太庙中，享受后人的祭祀。　　北泽山地处龙尾，朱能陵墓与成祖的长陵大约同时修建，暗含有在地下继续为朱家天下守卫的含义。　　成国公的爵位可以世袭。在世袭的子孙当中，最出名的是朱勇。　　朱勇（1391—1449年），字惟真，永乐五年（1407年）袭成国公。后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跟随朱棣北征蒙古。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叛乱，朱勇跟随宣宗出兵讨伐。大军出城后，朱勇建议兵贵神速，应全速前进。宣宗采纳，大军直抵叛军盘踞的青州城下。朱高煦慑于威势，出城投降。宣德三年（1428年），朱勇进封太子太保，主管明朝的中央军——京营。以后宣宗每次到边境巡视，朱勇都跟随前往。　　1435年，英宗即位。次年正统元年，命朱勇主持经筵——皇帝定期学习古代治国方略的一种形式。正统九年（1444年），朱勇统兵出喜峰口北进，在富峪川、热水川两次击败蒙古军队，进封太保。　　英宗时期，明朝的军事实力下降很多，军政腐败日渐严重。相反，北方的蒙古瓦剌部却日渐强大起来。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农历七月，瓦剌部在大汗也先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大举进犯。也先亲自率领瓦剌主力部队向大同一带进军，企图首先攻占大同，然后进逼北京。驻守大同的明朝军队拼死抵抗，但连战连败，消息传到北京后，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效仿祖先，御驾亲征。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带领文武大臣，贸然起用50万大军亲征，从北京、宣府浩浩荡荡向大同挺进。八月，朱祁镇来到大同。王振本来以为只要显示一下兵威，瓦剌就会退走。等亲信郭敬把吃败仗的经过一说，王振吓得丧魂落魄，赶紧劝说英宗率师回京。结果，朱祁镇和50万明军只在大同停留了3天，没与瓦剌军队交火一次就离开了大同。　　王振是蔚州人，想让大军绕经蔚州，从紫荆关回北京，顺便邀请皇帝光临他的家乡，抖抖自己的威风。明军大队人马进入蔚州境内后，王振又一考虑，这么多兵马来到他的家乡，必然会糟踏他的家园，破费他一大笔财产。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让朱祁镇从来时的宣府旧路撤退。朱祁镇听任他的摆布，绕道再返回旧路，结果，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给瓦剌军队造成追击的好机会。朱祁镇带领明军回到宣府旧路后，果然被瓦剌军队赶上。明军慌忙应战，结果一触即溃。朱勇和永顺伯薛绶提兵四万前去救援。与瓦剌军队相遇于鹞儿岭（今河北涿鹿西北）。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隘口。朱勇担心刘僧出事，挥兵跟进，结果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大败，朱勇战死。
		
		
		
		朱能地下犹护主(4)


		
		

		
		　　八月十三日，朱祁镇带领明军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冲击过来，明军溃不成军，互相拥挤践踏，死伤数十万人，尸体横堆，惨不忍睹。随军大臣、武将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等五十多人战死身亡。作恶多端的宦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昏愚荒淫的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之变后，于谦等人认为朱勇损兵折将，有罪于国，建议削夺爵位。直到1457年，朱祁镇复辟，这才追封朱勇为平阴王。　　朱勇以后，朱仪、朱辅、朱希忠等先后袭爵并主持中央军务，至明末朱纯臣，一共传袭了13代，均葬于北泽山下。朱氏陵园建国初期保存尚好，“文革”中石人石马等建筑被炸毁殆尽，只剩下一些残余扔在田间地头。当地的阮氏家族据称世代为朱家守墓，或许是朱能当年讨伐安南时的俘虏，可惜没有充足史料可资证明。  （张金奎）
		
		
		
		风华当年寻郑和(1)


		
		

		
		　　2005年是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明朝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均达到了当时世界前列，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伟大壮举，成为古代中国强盛的标志。　　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郑和航海是自南京宝船厂开船，龙江关出水，到太仓刘家港出海，七下西洋始命于南京，历次也均从南京出发，到后来郑和又在南京担任守备，地位显赫，家住南京马府街，他在南京留下了很多遗迹。相对而言，郑和在北京似乎就没有南京那么多的遗迹可寻。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郑和自小入宫后，被带到北平燕王府邸，他自幼至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北平度过，并在北平建立了功勋，才成为永乐皇帝的亲信；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才被任命统帅千军万马下西洋，出使海外的。如此说来，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是在这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起家，他的事业开始在这里，他的成长历程也在这里，他和北京的关系可谓至深。当然，起初这里还不叫北京，而是称为北平。　　郑和，原姓马，他是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出身在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军统一云南战争中，他被俘带至南京，成了一名宫廷内侍，随即派到皇四子燕王朱棣的北平府邸里。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以反对建文帝削藩为名，于北平起兵，号称“靖难”，意图夺取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进行了四年“ 靖难之役"以后，才登上了皇位。如果我们以郑和13岁入明宫算起，他年青时代的十几年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成长在北平，而在事业上暂露头角，也是在北平。“ 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派李景隆率领各路军马50多万人来攻打燕王，燕王朱棣与李景隆大战于郑村坝（今北京东郊东坝村），燕军出奇兵直捣李景隆大营，李景隆大败而逃。在这场战役中，马和表现英勇异常，建立了奇功，因此他被赐姓郑，从此有了郑和这个赫赫有名的名字。今天的东坝村属于朝阳区，今天留存下来的是“东坝村”的界石，古战场早已渺无踪迹，郑村坝地名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惟有郑和以他的不朽英名，印证着那场战役的存在。　　那么，北京与郑和直接有关连的地方, 除了郑村坝，还有哪里呢？在北京德胜门内，有个三不老胡同。胡同不大，也不长，在北京星罗棋布的大街小巷中并不起眼，可就是它与明朝伟大航海家郑和联系在一起。　　据说郑和在北京时，他的府宅就在三不老胡同。　　今天，我们知道郑和这个名字，是由于他是明朝伟大的航海家, 他曾经率领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宝船队七次下西洋，与海外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可是与他有联系的胡同为什么称作三不老胡同呢？这就涉及到郑和有个名字叫“三保”，或者“三宝”这桩公案了。　　说来有意思，从明朝后期开始，就有了“三保”和“三宝”的不同说法和用法。当时人对于郑和叫做“三保”，还是“三宝”，已有种种猜测之说。有一种说法是“三保”是郑和的旧名，有一种说法是“三保”是郑和的小名；有的说郑和下西洋多次，所以称作三宝太监； 还有的说郑和信奉佛教，佛教有“三宝”一词，就是佛、法、僧，所以被尊为三宝太监；我们知道郑和船队中的大海船称作“宝船”，顾名思义，“宝船”就是取宝的船。郑和下西洋携带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铜钱、铁器等各种珍贵物品出使，从西洋换回来的奇珍异宝也都在船上。明朝有部著名的小说，就是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用的是三宝，是宝贝的“宝”。 后来现代辞典上干脆出现了一种调和之说：“郑和小字三保，保一作宝”。　　其实郑和的名字是三保。明朝时候在北京皇宫中曾经上演郑和下西洋的戏剧，有两种，一种是杂剧，还有一种是傀儡戏。现在流传下来的内府杂剧钞本《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用的就是保护的“保”，而不是宝贝的"宝"。剧中郑和角色一上场，就说“小官姓郑名和，又名三保”。因此我们知道“三保太监”就是郑和的又一个名称。既然不是宝贝的“宝”，就与佛家的三宝没有关系。太监是明朝宦官的官名，不是一般的宦官。明朝宦官有“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在明初，内官监的地位最高，郑和就是内官监太监，也就是内官监的主管官员。他下西洋又有“钦差正使太监”，“总兵太监”的头衔。宫中演出戏剧的下西洋时间，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后期，他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剧中人称他是“三保老龟龟”、“老太监”。这个戏剧不仅在北京皇宫里上演，后来也流传到社会上，由明朝人编辑出来，保存了下来。郑和当年居住的地方，起初叫做三保老爹胡同，也就是今天西城区德胜门大街西侧三不老胡同这个地方，再以后叫白了，清朝以后，就成了三不老胡同。
		
		
		
		风华当年寻郑和(2)


		
		

		
		　　燕王成功登上了帝位，就是永乐皇帝。他在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虽然是从南京出发和返回南京，可是下西洋建立的丰功伟绩，提高了明朝的国际威望，在北京得到了充分显示。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下令迁都北京，此后，明朝就定都北京了。这一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国，也就是在这一年，历史上记载有16个国家、1200人的外国使团汇聚在北京，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真正是使节如云，盛况空前。北京成为当时中国与亚、非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　　今天北京的八宝山，在明代称作黑山。那里有大型的宦官墓地，在弘治年间已有“数百冢”，宦官刚铁墓即在此处。刚铁其人充满了传奇色彩，嘉靖以后成为宦官祭祀的圣人，实际上事迹多为后人所编。在刚铁墓前的褒忠祠享堂内，设有刚铁塑像，在其左右，设有蔡伦、郑和等人的牌位。可见郑和在明后期的北京城，由于他的卓越功勋，在宦官中已作为祭祀朝拜的对象了。　　郑和这位伟大的航海家留给我们不少的谜，比如他生于何年？身葬何处？他的船队远航最终走到了那里？有没有绕过好望角，驶向大西洋？那些谜至今还没有完满解答。他在北京也留下了谜，最主要的有两个。　　先说第一个谜。根据史籍记载，在北京皇史宬，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存放皇家档案的那个地方，它的西边有一个观心殿射箭处，它的南边是苍龙门，苍龙门南是昭明门，西南是嘉乐馆，北面有个丹凤门，门前有两个金狮子。进了丹凤门，里边有三个殿：龙德左殿，崇仁右殿，还有居中的广智殿。在广智殿之后，有个飞虹桥。这座桥用白石制造，上面凿刻有狮子、龙、鱼虾、海兽等等，“水波汹涌，活跃如生”。据说，这是“三宝太监郑和自西域得之”， 而且“非中国石工所能造”，据说桥前右边缺了一块，中国工匠补造，竟然是屡补屡坏。此桥还有明人陶崇政《飞虹桥诗》为证：“中官三宝下西洋，载得仙桥白玉梁。甲翼迎风浑余动，睛珠触目更生光。”后两句说明雕刻的确是栩栩如生。当年在飞虹桥南北有两个坊，一个是飞虹坊，另一个是戴鳌坊。至于那座桥上所刻的海兽水纹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它与中国传统的石刻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能够找到石刻才能知道。从今天来看，飞虹桥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之东，皇史宬之西，故址已不可考。侯仁之先生早年对北平金水河进行考察，虽然他没有考察郑和带回来的石刻，但是他根据地理位置推测，在南池子南半迤北的地方，有南北小街，叫飞龙桥。清朝人记载，“飞虹桥，虹俗讹龙”，飞龙桥就是飞虹桥的讹称。现在看来，南北小街可以对应南北两坊，它们早已经与桥混而为一。在侯仁之先生考察的时候，那座桥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飞龙桥胡同还存在着。　　再说第二个谜。我们知道郑和曾信奉佛教，受过戒，有“福善”、“福吉祥”等法名，还出钱刻过一些佛经，如《摩利支天经》、《优婆塞戒经》等。郑和在下西洋期间曾经出资刻了10部佛经，分别放在全国10处寺庙里，北京只有一处，就是皇后寺。可是在明清历史记载中，这座皇后寺已遍查不见了。日本保存有明朝后期绘制的一个《北京宫殿之图》，这幅图上绘有当时北城一带地方，在后宰门（也就是今天的地安门），与梓金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之间，绘有一个梓童庙。我们知道梓童就是皇后，那么庙和寺也是可以相通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皇后寺呢？无论如何，这个寺庙现在是找不到了，那部佛经也下落不明，也许它还寂静地躺在某个寺庙的角落里，但也可能已不存世了。按照我们的愿望，希望有一天它还会被发现出来。　　郑和建功立业是从北京开始的，终结却是在海上。下西洋持续了28年，63岁的他在海外去世，算起来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竟是在海上度过，他的远航是15世纪那个海洋世纪的开端，比欧洲人要早近一个世纪，所以他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航海家。三不老胡同的全国政协宿舍，相传是郑和故居所在地，有学者曾提议在宿舍前广场塑造郑和纪念雕像，作为首都纪念这位航海家的标志。实际上，永远的纪念是在人们心中。  （万明）
		
		
		
		黑山迷雾辨刚铁(1)


		
		

		
		　　在北京，八宝山的名字人们很熟悉，但这个名字出现得比较晚，清代才见于记载，明代这里称为“韩家山”，“韩山”，“罕山”，也称“黑山”，“黑山会”。当时，它与一个叫刚铁的宦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刚铁的墓在此处。　　按说，北京这样的地方，宦官墓不足为奇，明代二百多年间，北京东西南北的宦官墓不知凡几，但由于刚铁在明后期被塑造成北战南征、潜邸从龙的开国英雄，具有了传奇色彩，是宦官的“杰出”代表，于是，他的墓也就变成后世宦官们的“圣地”，黑山（八宝山）也因之受到瞩目。　　关于刚铁的事迹，明代流行的基本故事情节是：他原先追随太祖廓清中原，后来被任命为朱棣燕王府的承奉，即当时王府中宦官机构承奉司的最高首脑；靖难之役开始后，他又为朱棣夺取皇位而征杀；靖难成功后，在朱棣的指挥下，北犁外庭，擐甲于朱棣左右，身冒矢石，居功甚伟，被任命为司礼监太监。他不仅勇敢善战，还颇有德行，“退而悛悛，口不言劳，未观军容”，即平时十分谦逊，从不提自己的功劳，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军人的霸气。他死后被葬在黑山，并立祠祭祀。而他所用的兵器-----一柄铁枪，一直陈列在祠中。　　当然，在明代刚铁事迹还有其他的版本和内容。有的说刚铁原名刚炳，因朱棣总是称其为刚铁，故其又以刚铁为名；有的还指出其籍贯为交趾，在太祖时就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有的故事则不提他追随太祖的事，只从其为朱棣效力说起；另一些故事则把情节细化，如言其靖难中，在攻取永平、保定时夺得首功，在北征蒙古时，智取了阳和之地。关于他的职务和定位，也有不同说法，或云为燕府承奉正，或云司礼监太监，或云永乐间开国元勋，或云洪武年间开国元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不论说法有多大的不同，其根本离不开对刚铁的赞颂。　　可是，对于这位嘉靖以后声名赫赫的宦官，在他生活的时代及其后的数十年间，其事迹不见于任何官私文献记载，连名字也无人提起过。因此有人怀疑刚铁是否确有其人。据目前所知，史料中较早提及他名字的，是弘治八年(1495年)的一通称做《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的碑文，其中说到黑山“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但没记相关的事迹。刚铁传奇经历的“揭密”与丰富化，主要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其后不断被演义发展，于是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刚铁事迹。　　应该说，刚铁确有其人，其身份是燕府承奉，也可能参加过靖难之役，但在朱棣称帝前就死去了，死后葬在黑山；而他的事迹，则基本可视做后世宦官附会出来的。　　宦官附会刚铁事迹的目的，无非是借古兴怀、以古利今，后者应该更主要。刚铁的身份表明他在朱棣做燕王时，就有侍驾从龙之功，是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老资格，这使后世宦官，特别是那些跟随嘉靖皇帝进京的宦官，对刚铁具有了认同感，表彰刚铁就如同表彰自己，而刚铁的事迹越“辉煌”，其现实影响就越大，那些参与创造这个辉煌的宦官，也会因此而受益，名利兼收是不成问题的。自古就没有单纯为表彰而表彰的，都有现实的考虑，更何况是对前人的表彰。嘉靖以后刚铁的事迹多起来应与此有关。　　有地位的宦官热衷于此，普通宦官对于钢铁事迹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明代的黑山是一处较大型的宦官墓地，至弘治时“葬此者不下数百冢”。宦官对于这个葬身之地，应是比较关注的，为黑山增加一些美丽的政治光环，将其打造为宦官的圣地，无疑对已葬于此和将葬于此者都是一个慰籍。所以，这些宦官，是刚铁事迹得以发展传播的坚实基础。在嘉靖以后宦官中还出现了以黑山为纽带的组织，称做“黑山会”，“中贵人置会其间，岁以上命致祀如礼”，黑山在宦官的生活中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他们之乐于刚铁成贤成圣是在情理之中的。
		
		
		
		黑山迷雾辨刚铁(2)


		
		

		
		　　在发掘刚铁的现实利用价值，演义其事迹、塑造其形象的过程中，明代各个时期的宦官在黑山刚铁墓前都有所兴造，至万历初，黑山已形成一组包括刚铁墓、神道、褒忠祠、护国寺以及灵福寺在内的建筑群，万历元年（1573年）司礼监太监冯保还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处作为祠寺的香火资。　　在这组建筑中，褒忠祠的规模较大，专门用来祭祀刚铁，位于刚铁墓前，相当于墓的地面建筑。其享堂内有刚铁塑像，左右设蔡伦、郑和等人的牌位，据《帝京景物略》载，在其东堂还设有永乐以后的历任司礼监太监的牌位。褒忠祠现在只有享堂尚存，其余建筑均已拆除。　　在褒忠祠东面，就是护国寺。北京名为护国寺的不只一处，黑山护国寺是专为守墓而建，“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护国寺的规模也很大，山门南临官道，进入山门，依次为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入清后，清代的宦官对护国寺也多次修缮，使之得以保存。现在，护国寺的建筑已辟为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格局未变。　　灵福寺在黑山建筑群的最东部，即现在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402医院）所在的位置。灵福寺原本与刚铁无关，相传它是元世祖至元年间为纪念海云和尚所建，元明鼎革之际废坏，明正统七年（1442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在原址上重建。据说，李德的灵福寺，应是刚铁最早享受香火的地方。《明实录》记载，李德死后，灵福寺于景泰七年被赐给锦衣卫百户李安为香火院，李安是否继续崇祀刚铁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灵福寺的建筑已经无存，只有原来的两株巨大的银杏树依然挺立路旁。　　除这组建筑外，在民间传说中，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刚铁有关，如上庄、下庄、鲁谷（明代称鲁郭或鲁国）、石槽。有一则传说是：残元之兵入掠北平，刚铁奉朱棣之命遏敌。两军相遇，刚铁与敌兵女将萧玉梅大战数十回合。胜负未分之际，萧玉梅佯败，将刚铁诱至洪炉山（传说中八宝山的称谓）的西山头上。这里早有萧玉梅摆下的迷魂阵，刚铁左冲右杀，终于突出重围，来到东山头。就在刚铁喘息未定之时，萧玉梅催马赶上，一刀将刚铁挥作两截。战马狂奔，刚铁的尸身相继坠落。当地人为纪念刚铁，称其上身落处为上庄，下半身落处为下庄，战马经过的村庄为鲁郭，而战马停息饮水处为石槽。　　显然，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传说，反映了当地人的崇尚英雄、与英雄同在的心理，他们并不因为刚铁是宦官而泯灭他，相反是积极地去创造他的事迹，并使这事迹与自己有联系，从而为自己的现实生活环境，注入虚幻但斑斓的色彩，民间的生活与故事往往如此。当然，此地区的村庄与刚铁并无关系，辽代史料中鲁郭之名即多次出现，而石槽之名更是唐代已有之。下庄虽然只见于明代史籍，但它们应该与灵福寺有关，天启时丁乾学有诗题为《晚观灵福寺下庄》，则下庄的田地很可能是寺产，是因村庄的位置而得名。现在，这些地方只剩有名字，其余只能在老者的记忆里或书本中寻觅了；但与刚铁有关的传说依然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　　清代的宦官也崇祀刚铁，护国寺还成为了一些宦官的养老所，至建国前这里仍有宦官居住。此时，八宝山的名字早已经叫开了，至于八宝山的八宝为何物，则说法不一。民间故事中的八宝是：金碾子、金磨、金簸箕、金笤帚、金箩筐、金老太太、金驴、金米，皆与农村生活有关。而实际上指的是：红土、耐火土、矸石、青灰、白土、马牙石、沙石、板石；还有一说是：红土子、青灰、干土子、白土子、黄土、红干土、黄干土、马牙石。这些都是传统建筑装修装饰用的材料，当地百姓多以挖八宝为生。很明确，八宝山之得名，与当地百姓最真实生活有关，而与刚铁则没有什么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49年底，中央拟筹建烈士公墓，明史学家吴晗受委托于京郊寻找吉壤，最后墓址确定在八宝山。1950年以护国寺为中心，拓建成北京革命公墓；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为我国规格最高的公墓。
		
		
		
		黑山迷雾辨刚铁(3)


		
		

		
		　　据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中城保大坊东厂胡同之北，隔着翠花胡同，有一条胡同名为刚太监胡同，不知是否与刚铁有关联。  （张兆裕）
		
		
		
		法海壁画探李童(1)


		
		

		
		　　坐落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北、翠微山南麓的法海寺，由于保存了多幅精美异常的明代壁画而闻名于世，它的建造者李童也因之受到关注。长期以来，李童是明代宦官中少为人知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为修建了法海寺，这位正统年间的御用监太监，恐怕早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其实，李童在当时并非无名之辈，按照胡濙景泰四年（1453年）作的《御用太监朴庵李君墓碑铭》记载，李童有着“光荣”的历史。他字彦贞，号朴庵，江西庐陵人,永乐初年入宫，此后一直在朱棣身边服务。朱棣每次巡幸塞北，李童“皆披戴甲胄，朝夕环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崩逝于榆木川，李童即是护灵返京之人。其后历朝均受宠信，宣德时升任太监，有园第、家仆之赐，非常荣耀。御用监太监在政务上虽不如司礼监有影响，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肥缺”，这可能也是李童有实力修建法海寺的前提。　　法海寺尽管闻名于外，寻觅它却颇费工夫。循着两旁是高高山墙的大道一直走下去，仔细看才能发现上标“模式口大街”的路口。拐进路口，外界的喧闹突然安静了下来，面前也豁然开朗，弯曲的街道，古旧的四合院，路旁不时出现一些断碑残磨。一座清代建筑的墙壁上用墨笔写着“恒德成记布店洋货发庄”，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一家布店旧址。一切都彷佛是另外一个天地，似乎模式口村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里，有着自己的进化历史。　　穿过这个保留了很多明清老北京风韵的小村子，经过已辟为博物馆的太监田义的奢华墓园，循山路而上，几经曲折、几回路转，终于遥遥望见了郁郁丛林中的法海寺。　　还未到山门，在向山的小径旁，看到了元人赵孟頫书写的“法海禅天”。法海寺是李童重建后的称呼，所以，赵孟頫的题字应该是后人附会寺名而增刻的。法海寺依山而建，仰望上去，林中的殿寺显得十分雄壮与巍峨。清人对于法海寺周边环境的记载，便于我们理解选址于此的原因。《钦定日下旧闻考》称法海寺“左冈右泉，曲回旁峙，云烟飞动。”以现在的地理形势而言，法海寺南距模式口村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山谷幽静，峰峦绵亘，松林葱郁，泉水潺潺，风景优美。　　法海寺初成时规模较大，除大雄宝殿外，还有四大天王殿、钟鼓楼、护法金刚殿、伽蓝殿、祖师堂及云会堂、厨库、寮房等。沧海桑田，法海寺许多建筑多已湮没无存。目前法海寺共四进院落，建在逐层抬高的四层高台之上，东西面宽72米，南北进深150米，院落占地1。08公顷。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是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祖师堂。　　在遍寻各殿之后，未发现关于李童的任何专门遗迹，后来看到相关记载，才知道在“文革”期间，人们可能是出于对于太监的嫌恶，铲毁了李童的塑像。这个可能是保存了李童唯一的相貌的遗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明代太监尽管地位显赫，但却并不是历史的书写者。历史的书写者，是宦官的政敌——士大夫。在士大夫的笔下，关于太监的记载较少，而且多数是负面印象，这应该是因为太监与士大夫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士大夫为了政治需要，为一些太监歌功颂德，却多数不将这些文章收在可以流传后世的文集中。所以，太监的事迹往往在他们的坟茔碑刻中才有些简单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碑刻与塑像，也多数被毁坏，他们的事迹也渐渐不为人所知。因此，尽管明朝的太监是对于明代历史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群体，但却是世人了解最少的一个群体。李童留下了法海寺，却无法留在史书的记载中。　　但记录李童修建法海寺的经过的碑刻还是保留下来了。在山门的后面两侧，有两座碑刻。一座是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另一座是礼部尚书胡濙所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都是撰于正统八年（1443年）。这一年，文臣中威望最著的杨士奇称病在家，杨溥也已年老。任事的文臣中就以王直与胡濙权力最重、威望最尊了。能让二人共同撰文纪事，李童与法海寺的地位可见一斑。
		
		
		
		法海壁画探李童(2)


		
		

		
		　　他们二人都记载了同一个“神话”：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想回报英宗。一天夜里，梦见在山谷丛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对他指着这片地方说：“此精篮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李童醒来后，觉得十分奇异，于是让一位相地师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结果发现与李童梦境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现在法海寺的位置，当地人说这是龙泉寺的旧址。相地师归告李童。李童十分高兴，说：“吾营佛寺，用其法以报上恩。而神人能辅吾志，吉莫大焉。”于是向百姓、官员、喇嘛与僧尼募款，用于建寺。从正统四年 (1439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 (1443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　　这个神话般的创寺缘起，不过是李童讨好英宗，同时使建寺更加顺利的一个手段而已。宦官由于无法生育子嗣，所以往往信仰佛教，一方面使自身的伦理责任焦虑感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因此，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北京周围诸多的寺院中，大多数都与宦官有关；有的，还直接与信仰佛教的皇帝有关。与太监、皇帝不同的是，士大夫群体尽管也喜谈佛理，但他们认为寺院的修造会耗费大量国家财政。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对国家修筑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实通过将修建寺院的行为神化，以取得修建行为的合理性，避开士大夫的批评。　　很显然，李童的目的达到了，士大夫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大书其事。这种情况，与英宗的态度恐怕也有关系。英宗信仰佛教，他将度牒制度从五年一度改为三年一度，又下令刊印佛教经典。在英宗的影响下，大批寺院纷纷建立，法海寺也是在兴建寺院的风气中修建的。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李童修筑法海寺英宗是赞同的，因为具体负责修筑寺院的是宫廷“工部营缮所”；在寺院落成不久，英宗便取“佛法无边，宛若大海”之意，赐名“法海禅寺”；并于正统十年（1445年）赐《大藏经》一部，在赐经的同时，还为此专门颁布敕谕。这些，不是每个寺院都能获得的“待遇”，说明法海寺与英宗不一般的关系。　　在法海寺的附近，有正统九年（1444年）所立的《法海寺楞严宝幢》，上面记载了修造寺院的工匠、绘制壁画的画士的名字，是一项珍贵的材料。宫廷画士官有宛福清、王恕、画士有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共十五人。他们便是著名的明代壁画的绘制者。法海寺建成时，院中的大雄宝殿、伽蓝、祖师二堂，四天王殿、护法金刚殿、钟鼓楼以及云堂、厨库、寮房等，许多地方都有壁画，目前只有大雄宝殿一处保存相对完整，另外天王殿也有几幅残存壁画。　　为了保护壁画，室内灯光已经被全部关闭，游览者需拿着手电筒，才可以观看。从阳光明媚的室外一下子来到殿内，在一束束微弱的灯光中，寻找一幅幅金碧辉煌的壁画，彷佛历史就在眼前，几百年的时间凝固成了一瞬间。　　大雄宝殿内的壁画分布在木尊像的龛背和后殿门的两旁，以及殿前十八罗汉的身后。壁画采用重彩工笔卷轴画法，构图严谨、技巧纯熟、笔法细腻、用色考究，堪称明代壁画的典范。由于矿物质的色彩保存较好，以及大量使用“沥粉贴金”做法的缘故，壁画华丽、尊贵的气氛十分动人。　　正中的水月观音最为杰出。半身裸露，身披轻纱，胸佩璎珞，表情温和安祥，屈左膝盘左而坐，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北墙两幅为帝后礼佛图，由帝后、二十诸天等三十六人组成浩浩荡荡的礼佛场面，最高人物达1.6米。山墙两幅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衬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描绘了五方佛境，祥云缭绕、百花争艳，色彩绚丽、肃穆庄严。　　明清时期，士大夫绘画的主流已经转向了水墨山水画。但法海寺壁画反映了明代宫廷画匠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前代宗教画的绘制传统，而且结合了画家与工匠的技术。从具体绘画特点来看，法海寺壁画体现了江南壁画的绘制特点，是明代壁画的主流绘法。
		
		
		
		法海壁画探李童(3)


		
		

		
		　　经专家论证，法海寺壁画的艺术水平、绘制技术、制作工艺与保存完好程度等方面都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是我国元、明、清以来现存少有的由宫廷画师所作的精美壁画，是北京历史名城在壁画方面的杰出代表，与甘肃敦煌壁画、山西永乐宫壁画相比各有千秋，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壁画，并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　　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十四日，65岁的李童病逝于京中赐第，十四天后葬于法海寺西。此后，法海寺有衰落的倾向。到弘治时，“榱桷敧倾，门径萧索，斋鱼不闻，经函尘合”。于是，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明政府再次重修此寺。　　相比于自然界的年轮，历史似乎总是在飞速地改变着。风雨沧桑六百年，法海寺院中的两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至今依然枝叶茂盛，荫覆半院。它与寺外起伏的群山，一同见证着法海寺的兴盛与破败，也目睹了人事的激情与消退。作为法海寺的创建者，李童尤如壁画，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暗处。不同的是，壁画仍然可以借助灯光照亮，而历史中那些曾经活跃的人物呢？他们又去了何方？他们还能被再次照亮吗？世事无常，唯有悠悠群山、潺潺流水，伴随着松涛的声音，近似于静止地重复着，似乎一切都未尝发生过。(赵献海)
		
		
		
		名祠沧桑祭于谦(1)


		
		

		
		　　胡同是北京城的一大特色，而在英灵辈出的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里，却不知埋藏着多少故事，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又不知能遇上多少英魂。在不起眼的西裱褙胡同里，就坐落着于谦祠。由于城市建设，这里的许多房屋已被拆去，于谦祠也在修缮中，不能进去拜谒。秋风里，这座历经了五百余年的祠堂显得那么的萧疏破败，让人不禁深深叹息：英雄的忠魂今何在？那个与北京城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名字，难道就这样湮没在都市的繁华里了吗？祠堂前，“于谦祠”三个字经过风雨的洗礼，依然斑驳可见，拨开历史的尘沙，将人们带进了1449年北京秋天的历史风云画卷。　　公元1449年，也就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秋天，对大明王朝来讲，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明朝立国后，元代蒙古势力逃往北方草原，对明朝北部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统一了蒙古各部，首领也先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分兵四路南下，并亲自率兵进犯大同。 8月3日，明英宗朱祁镇在自己最宠信的太监王振鼓动下，不听大臣的劝告，下令“亲征”，结果于9月3日在土木堡（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50万大军几乎全部覆没，这就是明代历史上的“土木之变”。也先的瓦剌军一路烧杀抢掠，挟持着英宗皇帝向明朝的京城——北京逼来。　　消息传到北京，人心惶惶。当时京城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的老弱疲卒还不到十万。朝廷上下更是一片大乱，皇太后哭哭啼啼，忙着搜集金银财宝，准备把皇帝赎回来。二十二岁的郕王朱祁钰监国（在皇帝外出时代为摄政），心无主见，命令群臣商议方略。大家乱纷纷没有主张，一些官员只知道聚在一起哀哭。有个叫徐珵（后改名徐有贞）的翰林院侍讲早就把自己的家小送出北京，往南方安顿，见到这么个混乱局面，便在朝堂上大讲星象有变，应当迁都南京。话音未落，一声怒斥传来：“谁主张南迁，谁就该杀！” 徐珵吓得不敢再作声，那严正的声音却更激昂开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但摇动，必将危及国家的大计，难道没有人看到宋朝南渡偏安的前车之鉴吗！”仿佛一阵惊雷滚过，朝堂上立刻静了下来，郕王和大臣们一看，那个义正严辞的人正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是钱塘人，他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对人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于谦考中进士后，曾在在江西、河南等地做官，平反冤狱数百起，为官清廉刚正，人称“于青天”。那时，宦官王振权倾朝野，各地官员进京朝见都要给他行贿送礼，还唯恐不收。于谦却是空手去空手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送礼，他晃晃袖子，笑着说：“我只有两袖清风呀！”就这样，于谦以自己的品格和清正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许多正直官员的尊重。当时，于谦的上级，兵部尚书已经在土木之变中阵亡，他实际上已是最高级的军事长官，他誓死保卫京师的决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没有人再敢提议南迁。于谦立即被升任为兵部尚书。　　受命以后，于谦立即采取措施，请郕王下令，调动南北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军队火速开赴京师，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接着，进一步稳固国家的内政。由于王振恃宠误国，人人切齿痛恨，有一天，郕王临朝，大臣们要求诛灭王振九族，不肯退朝。王振的一个亲信党羽名叫马顺，气焰非常嚣张，跳出来斥责大家退去。有一个大臣气急了，扑上去揪住马顺就打，大家也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竟把马顺给打死了，朝堂上秩序大乱，卫兵们也声势汹汹。郕王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害怕得站起来要躲进内宫，于谦穿过愤怒的人群，层层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请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郕王也控制了局势。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可见当时的情势有多么凶险。事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息说：“国家就全靠你了，今天就是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朝廷上上下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也毅然以国家的安为己任。由于英宗被俘，皇太子年幼，一国无主，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于谦和文武百官奏请郕王即位，经皇太后同意，郕王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即位为帝，改元景泰。
		
		
		
		名祠沧桑祭于谦(2)


		
		

		
		　　于谦忧国忘家，日夜谋划，他的整顿内政，惩办王振党羽，选拔文武官员，整饬武备的各项措施得到了军民的拥护，整个北京城的军民都投入了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中，京师的防务焕然一新。军仗局、军器局的工匠们昼夜不停，赶制大批盔甲、火炮、战车和兵器。城中百姓全被发动起来，帮助士兵从通州仓搬运粮草，充实京师。京城九门的防御工事也顺利完成，建起了五千一百余丈的沙拦。更多百姓则拿起刀枪，应募参军，短短的几天时间，京师的兵力迅速扩充到二十二万人。　　十月，也先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进窥京师。景帝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军石亨建议收缩防线，固守城内。分析了敌我形势，于谦没有同意，他说：“大明不能向敌人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于是调遣二十二万将士分兵京城九门，由九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统帅，摆开阵势。并将城门全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下级，自己披上战甲，亲赴德胜门外石亨的军营中督战，抵挡也先的进攻。他下达严令：临阵时，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后队斩前队。将士们知道后退必死，无不奋力死战。　　也先率部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德胜门外的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诱敌。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伏兵四起出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号称“铁颈元帅”的平彰卯那孩被“神炮”击毙。也先只好转攻西直门，被都督孙镗击退，进攻彰义门的瓦剌前锋也在明军的战车和炮火的击下遭到挫败。北京西郊的居民还登上屋顶，投掷砖瓦助战，喊声惊天动地。　　激战一直持续了五天。当初，也先率兵深入，以为北京城早晚可破，等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相持了五天，死伤惨重，士气低下，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归路，于是带着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兵遣将，一直追击到居庸关才返回，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也在北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于谦力挽狂澜，功劳最大，景帝要给他加官晋爵，于谦坚决推辞说：“京城的四郊都是断壁残垣，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呢！”皇帝不准，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生活简朴，住的房子很破旧，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一所大宅，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敢过安稳舒适的日子？”由于推辞不成，勉强接受，但他却长住到办公场所，很少回去。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增兵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派大将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又从京师“三大营”士兵中选取精壮，设立“团营”，增强明军的战斗力。　　也先将明英宗扣留了一年，一直无机可乘，只好将他送回北京，与明朝言和。景帝将他的这位皇兄安置在南宫大内，派人看管起来。1457年（景泰八年），趁着景帝生病，徐有贞、石亨和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带兵闯进英宗居所，拥立他复位。　　于谦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因此遭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这些人在英宗面前大讲他的坏话，英宗本来就对于谦拥立弟弟做皇帝，心里很不舒服，又听信谗言，给于谦定了个“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　　那是一个阴云四合的日子，天色黑沉沉的，像要落下雨滴，在全城百姓的哭泣声中，于谦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被杀，时年60岁。　　于谦死后，家无余资，除了一些书箱，就是景帝赐给他的蟒衣、宝剑。听到于谦被杀害的讯息，行人莫不叹息。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皇帝下诏为于谦平反，追复原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在祠中塑立了于谦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废，光绪时又重建。于谦祠坐北朝南，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楼分两层。上层为魁星阁，阁上有清人孙贻经书写的“热血千秋”匾额。正房5间为享堂，供有于谦塑像。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也被拆除。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名祠沧桑祭于谦(3)


		
		

		
		　　提起于谦，我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而这首诗，也正是这位英雄的写照，他用热血谱写的那段北京历史也将永远流传。 （杨艳秋）
		
		
		
		梦里登城话阮安(1)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崇文门内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园，称作“明城墙遗址公园”，如茵的绿草间，树立着一段不长的残墙和若干个墩台，残墙下还稀疏地种植着一些树木。偶尔，有遛弯儿的老者在公园内漫步，也有外地的游人在残墙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经环绕整个北京且十分雄伟的建筑，是如何变为今日的残墙的，相关的书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为《城记》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详尽披露，读罢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们介绍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北京城墙的建设情况，确切地说，是对北京城变得壮丽恢宏作出贡献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城池的最后建设，包括城门楼、月城、城濠、桥闸等。北京内城的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洪武时徐达、华云龙对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乐年间建都时的各项建设，主要是宫殿郊庙建设；最后为正统时建筑的完善阶段，而城池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完备和完成，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阮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墙上所开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明实录》说“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意为北京的城墙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墙，永乐时只是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和修理，而相应的辅助设施都没有，到这时才命阮安等修建。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永乐时政府没有把全部建设完成，主要是由于财力所限以及频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暇及也”，没有时间去做了，而他的儿孙仁宗、宣宗做皇帝时，也没去完成相关建设，除经济原因外，主要由于这两个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为国都，特别是仁宗，他登基后就为还都南京进行了许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进一步建设遭遇暂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当时的统治核心已最后决定以北京为国都了。　　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梦里登城话阮安(2)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　　阮安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先后主持了：皇宫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的重建工程，通济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墙的改造工程，开始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这项工程不仅使城墙愈加坚固，更美化了其外观。　　据《明史》记载，阮安接受的最后一项工程是张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张秋的途中去世，这已是景泰年间的事了。史称，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设中，工程管理者众多，而廉洁者少，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的工部尚书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级”官员），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也可明白当时人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辞。　　阮安以及后阮安时代的北京，已经和正在离我们远去，这虽然有许多的遗憾，但世事沧桑毕竟是一个规律，21世纪的北京新貌不可改变地呈现着，并正在被接受着。对于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梦也梦不到的；而对于我们，看到德胜门箭楼，看到崇文门的东南角楼，看到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残墙，就会想到当年的北京，想到阮安。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们之幸。  （张兆裕）
		
		
		
		南宫犹记上皇事(1)


		
		

		
		　　北京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处近年建成的菖蒲河公园，环境优美宜人。虽然距离闹市只有几步之遥，但一走入其中，清奇的古意扑面而来，市声一下子便被隔在了另外的时空中。每年入春后，随着桃李绽放、槐花香飘，更是让人神清气爽，遐思无限。公园中，要属普渡寺的大殿最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壮丽古朴，还由于它含凝着明初以来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瞬间。　　在明代，南池子地区和太庙、社稷坛一样，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地方，永乐时称作“东苑”，后来称为“南宫”或“南内”。普渡寺所在位置，明正统时原为崇质宫，是南内的核心。应该说，南内在明初不过是皇家的又一处苑囿而已，性质有如南苑、西苑，并无特别，但由于明代唯一的一位太上皇――英宗朱祁镇曾在此居住六年，并从这里出发重新夺回政权，从而使南内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身为帝王，英宗朱祁镇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然而一切坎坷都是从最初的平静开始的。　　公元1436年，史称正统元年，八岁的朱祁镇第一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八岁的小皇帝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有那样多的波折。人生的大起大落原非一个八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事情。扶他坐上皇位的是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这位女性被认为是明代后宫贤良淑德的典范；辅佐他的是由明初最著名的文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组成的内阁。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只要按照礼仪主持王朝仪式，听从辅臣的安排处理国事，就能做一世的太平皇帝。　　然而，世事的发展并非总能一如人们的预期，时光的流逝总能将一切改变。围绕着八岁小皇帝的都是老人，孩童会长大，长者会衰老，这是人世法则。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中的杨荣在前此两年也已去世，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都过了七十岁，行将就木。这些老人并未给英宗皇帝留下出类拔萃的可用之才，却让这位虚岁十六的少年皇帝得到了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天下的机会。这个机会，同样也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与少年皇帝关系紧密且正当壮年的宦官王振，他把持了朝政。　　人们都认为明代宦官乱政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宦官乱政自王振始。宦官能够干预朝政的主要起因是永乐年间设置了内书房，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太监。永乐皇帝朱棣曾说服了一批儒者自愿净身入宫教导太监，王振正是自愿净身入宫的人之一。当张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他处事小心，聪明机敏，博得了朝臣的赞誉，又做了英宗的启蒙老师，是英宗最可信赖的人。所以在张太皇太后去世和三杨老迈的时候，他顺利地控制了少年皇帝。也许朱祁镇从来没有想过，或者不愿去想，他摆脱了老人的操控，又落入了宦官的股掌。身处帝国权力金字塔尖上的皇帝从来都不是自由的，通常还格外孤单。在这种情况下，被谁操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那个人能陪伴他，能让他感觉到少许自由。对于英宗，王振正是这样的人。　　英宗选择了宦官，对国家是场可怕的灾难，可对他自身而言，也许并不是最坏的选项。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开始了一场对蒙古瓦剌部的亲征。在这次形同儿戏的战争中，刚刚二十出头的英宗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所有的史料都认为，是王振的张扬和好大喜功导致了失败。但是王振在这次战役里，死于乱军之中；很多宦官誓死守护年轻的皇帝，在瓦剌要俘虏他的时候，扈从的宦官们将他围在中间以防被敌人冒犯。宦官并非全是凉薄之人，对于英宗，至少他给予宦官的宠信还是得到了感情上的回报。　　明英宗的命运看起来比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好得多，他在被瓦剌囚禁了一年以后，被送回了北京。可是，江山已经不是他的江山，宫苑也不再是他的宫苑，现在的皇帝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即景泰皇帝。他只能作为“上皇”居住在南宫。南宫与朝堂近在咫尺，然而曾经受万人朝拜的皇帝现在只是一只标准的囚鸟。再后来，他的儿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成化皇帝）成了废太子，被封为沂王。眼看自己的正统地位完全被别人取代，真不知道这位曾经以“正统”为年号的皇帝心里是什么滋味。
		
		
		
		南宫犹记上皇事(2)


		
		

		
		　　然而，权力的大起大落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朱祁镇生活的实质。当初在紫禁城中，他不过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一个符号，所谓禁宫，其实禁住的主要是皇帝的一言一行；后来在瓦剌营中，他作为超高级战俘，一样有太监服侍；至于到了南宫，谁都知道他事实上是被软禁起来，然而其间的服器用度虽然不能跟皇宫相比，也绝不是平常人可比的。仔细一比，他其实并没有比过去更加不自由。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而最不相同的，当是他的心情。他曾经掌握着别人的生死沉浮，如今他的生死则由自己的兄弟掌握着，这份忧恐与悲哀，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当他看到南宫的树木被伐尽、崇质宫的宫门被紧锁，以防他交通外人时；当他听到与他有关的宦官莫名而死时，他的忧虑与哀伤无疑会凭添若干。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场别有用心的政变，或许朱祁镇会在忧伤中无声地老死于凄冷的南宫，逐渐被人们遗忘。可有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戏份，他们就像被人操控的吊线木偶，不自觉地走到了华丽幕前。明英宗可能从来不曾认真想过自己还有走出南宫、重返大内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却在景泰八年（1457年）的初春来临。　　那是一次纯粹的“政变”，曾为它加了一个恰当的名目——“夺门”。　　历史记载，当年发动夺门政变的幕后推手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目的是铲除异己或者巩固自身地位，没有谁从国家的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来考虑这次这政变的功过是非。不过，这次政变的起因确实是由对国家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的争论开始的。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朱祁钰尽管阴差阳错得到了帝位，但他死之后还是需要将帝位传给英宗的长子。他对此十分不甘。景泰三年（1452年），他终于将英宗的儿子贬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史称怀献太子。可刚过了一年，怀献太子就夭折了，太子之位又空了出来。这时，大臣纷纷上言请求恢复沂王的太子资格。此后数年陷入了僵局，太子之位也一直悬空。君臣之间裂缝加深，那些各怀鬼胎的人开始蠢动了。　　第一个想借助英宗复辟打击异己的人是武将石亨，他与于谦不合。于谦是解土木围城之危的大功臣，也是拥护景帝继位的重要人物，所以，英宗复位一定可以铲除于谦。另一个想借夺门建功的是宦官曹吉祥。曹吉祥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另外一个王振，野心很大。可是景帝宠信的太监是兴安，而不是他。第三个想利用英宗的人是副都御史徐有贞。徐有贞原名徐珵，因为在瓦剌围城的时候建议迁都，不为景帝所喜，事后备受冷落。他只能靠改名有贞和在外治水的功绩向景帝表忠，然而收效甚微。另外一个希望英宗复辟的人是从瓦剌将英宗迎回的左都御史杨善。显然，迎回英宗并不是令景帝高兴的事情。　　他们终于在1457年等到了发动政变的时机。那年元旦，景帝得了重病，不能上朝，例行的元旦朝贺也被取消了。石亨与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密谋去南宫接英宗复位。正月十六夜里，他们趁着边警到京，调兵入大内，石亨等人将家兵子弟混在守御官军中向南宫进发。到了宫门的时候，徐有贞命军士悬起巨木撞门。“夺门”的名目，就是因此而来。等到门破之后，石亨、徐有贞等人见到英宗，一起伏地高呼请上皇登位，英宗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祁镇就这样坐上轿子从东华门进入了紫禁城，第二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时他也不过三十岁，又当了七年皇帝，便走到了生命尽头。　　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而言，英宗的遭遇实属波折。历经挫折的英宗早已不是那个八岁的小皇帝，可是他大概早已习惯了被人当作木偶摆置，对各种人情冷暖都能泰然处之。于是，尽管他并不认为于谦有罪，于谦还是必须死。他的弟弟朱祁钰被贬为郕王，三个月后就死去了，传说他是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的。这一场大清算对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与靖难之役时天下生灵涂炭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朝堂之上血雨腥风，夺门新贵纷纷粉墨登场，一时之间，希旨取宠者都以于谦为攻击目标。作为夺门之变表面上的最大受益者，英宗也许并不是那么兴奋。
		
		
		
		南宫犹记上皇事(3)


		
		

		
		　　后来的英宗，对南宫岁月依然难忘，即位之后多次故地重游，并对南宫加以扩建。浓浓春花中，这是胜利者对龙兴圣地的留恋；萧萧秋风里，这是饱经沧桑者对过去的追忆。而时时萦绕他心间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对高耸宫墙的反思，与对变幻世事的感慨。在这样的心境中，他释放了被囚禁数十年的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他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梅花香自苦寒来，南宫，使英宗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不凡的岁月。　　入清后，南宫之地先是成为“睿亲王府”，多尔衮在这里呼风唤雨；后来被改作吗葛喇庙，崇祀大黑神文殊菩萨，成为缎匹库的组成部分；再后来，就被称作普渡寺了。再后来……　　时至今日，南宫之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只有那些成荫的古树不曾改变，依然借着清风为脚下的大地送来阵阵清爽。穿越时空，不知英宗是否也惦记过这缕不绝的清香。（樊铧）
		
		
		
		西厂毒焰起汪直(1)


		
		

		
		　　在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面不远处，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胡同叫东厂胡同。这条今天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胡同，几百年前的明代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人们唯恐与这里有一丝一毫的联系，谈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因为这里是宦官统领的侦缉机构东厂的所在地。　　在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除东厂外，还有一个宦官管辖的侦缉机构，设于明代的灰厂，即今天府右街中段向东北倾斜的地方，因与东厂在位置上东西相对，被称为西厂。西厂也是个令朝野厌恶和恐怖的所在，它的兴衰与明宪宗及宦官汪直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先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无论东厂还是西厂，乃至后来刘瑾设立的内行厂，其领导者和成员都是宦官。而明代与东、西厂相同性质的还有锦衣卫，锦衣卫是由军士组成，其成员中没有宦官。厂、卫，构成了明朝的特务系统，它是封建集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和手段。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了更多的了解社会情况，设立锦衣卫，主要负责侦缉，包括国家大事和民间琐事，为皇权服务。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正德年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至明亡。西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的兴废与成化年间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宪宗即位之初，朝官与宦官斗争激烈。宪宗之前的英宗十分信赖宦官，可以说明代宦官干政实由英宗朝开始。宪宗前期宠信太监王振，乃至轻信其言贸然亲征为蒙古瓦剌部所俘，过了几年的阶下囚生活，史称“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他的弟弟代宗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瓦剌为了制造矛盾，将英宗送回。幽居数年后，英宗乘代宗病重之际在太监的帮助下复辟成功，因此他并没有吸取土木堡的教训，依旧信赖宦官，由此引起朝臣的极大不满。宪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登基不久，就不断有朝臣上奏章规劝皇帝要疏远宦官，以防止宦官干政，然而宪宗不为所动。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中出现黑眚，据说这是一种能走动的不明物体，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妖异。而且这一年妖人李子龙和太监韦舍勾结，私入大内。事发后，宪宗非常害怕，愈发想知道宫外的情况，于是派御马监太监汪直改装易服出外私访。汪直颇有做特工的潜质，出外侦查近一年竟无人发觉。宪宗十分满意，决定设立正式机构。于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　　汪直原为万贵妃宫中的太监。万贵妃得宠于宪宗，汪直因此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和信任。他生性狡猾，为人阴险。南京镇监覃力朋进京进贡往回时，竟然用百艘船载私盐，而且一路上耀武扬威，骚扰沿途州县。武城县典吏刚直不阿，要扣下私盐。要知道，明朝夹带私盐可是重罪。覃力朋无法无天，指挥手下将武城县典吏打伤，还杀死了一人。汪直侦查到此事，将覃力朋抓捕。虽然后来覃力朋侥幸逃脱，但宪宗通过此事认为汪直是可以惩奸除恶的，愈发宠信。西厂在他的指挥下，京师边镇、南北要道、各府州县都有他的眼线，虽老百姓家里吵嘴打架、鸡鸣狗盗等琐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目。百官的生活也在西厂的侦查范围之内，如官员犯罪追赃，西厂将其家门封闭，或者乘夜越墙而入，大肆搜索财物，有时辱打拷问，甚至剥去命妇衣衫。全国上下，人人自危，虽公侯不免。汪直出行之时，随从甚众，公卿都得避让。　　西厂设立不久，朝臣不堪其苦，交接上书，弹劾汪直，请求罢去西厂。宪宗对百官的反对不以为然，认为“用一内臣，焉得系天下安危！”然而朝官坚持不懈，阁臣也接连上书。在强大的压力下，宪宗只好同意罢去西厂，但并没有处置汪直，说明他在静待时机。一个月后，宪宗借口监察御史戴缙上书赞扬汪直，重开西厂，仍由汪直统领。再次提督西厂，汪直更加嚣张，疯狂报复朝中大臣。请罢西厂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数十人或遭罢官或被斥为民。朝野上下虽义愤填膺，却无人可以改变。
		
		
		
		西厂毒焰起汪直(2)


		
		

		
		　　汪直在西厂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是韦瑛，一个是吴绶。吴绶主要负责参谋文书工作，史书上称他“貌陋而心险，颇通文移，善词翰。”韦瑛是汪直在西厂里最大的鹰犬，经他手兴起的冤案不计其数。他常自称得密旨，擅作威福，欺善扬恶，无恶不作。建宁卫指挥杨晔，是以前少师杨荣的曾孙，被人诬告，逃到京师他的姐夫董玙家中。董玙为了这件事请求韦瑛帮忙，韦瑛表面答应，背地里却向汪直告密。汪直随即逮捕了杨晔和董玙，严刑拷打，动用了酷刑，把他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昏死多次。最终杨晔不胜其苦，胡乱说把钱放在了他叔父兵部主事士伟的家中。汪直没有请示宪宗，直接将士伟抓捕入狱，并抓了他的妻子子女。结案时，杨晔死在了狱中，士伟被罢了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人无故被卷到了这宗案件中。　　朝廷中一些品行不端的大臣借机投靠到汪直的门下，最有名的是王越和陈钺，人称“二钺”。王越，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次，他竟然因献媚汪直而与他人争风吃醋。尚书尹旻等人想要谒见汪直，知道王越为汪直所喜欢，事前询问王越见汪直时是否需要下跪。王越义正词严:“有六卿跪人事乎？”然后先进去通报。尹旻多年在官场中历练，这次多了个心眼，派人悄悄窥探。只见王越自始至终跪在汪直床前，最后叩头而出。汪直出来后，尹旻先跪，其他人随之而跪，汪直大悦。事后，王越埋怨尹旻等人违约，尹旻微笑着告诉他是因为看到有人下跪，自己只是仿效而已，王越无语。陈钺，右副都御史并巡抚辽东。此人贪婪而狡诈，手下将士偶有小过就罚马，当地马价腾贵。汪直曾到他的军营中，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并大肆贿赂，深得汪直喜欢。他知道汪直喜欢军事，就献计要立些军功可以巩固汪直在朝中的地位。　　成化十七年（1481年），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发生矛盾，为其被罢黜埋下了伏笔。尚铭，掌握东厂权亦盛，但因久在汪直之下心中早已不满。一次，尚铭因功得到皇帝的厚赏，事先并没有让汪直知道。汪直见他在皇帝面前出了风头，恐其超越自己，大为不快，把尚铭叫来痛骂一顿。尚铭自然十分气愤，便暗中派人侦缉汪直的隐私。时机成熟后，他把汪直泄露宫中秘密和勾结王越的事向宪宗告发，宪宗因此也对汪直有了防范之心。　　汪直被废，据说还与一个叫阿丑的小宦官有关。阿丑，擅长演戏。一天，他在宪宗面前装醉。旁边的人见他在皇帝面前无礼，便喊“皇帝驾到”。阿丑不为所动，谩骂放肆如故。忽然有人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急忙避开，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模仿汪直的样子，操两钺来到宪宗面前。钺，古代的一种兵器，样子很像斧头。有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将要起兵，就凭借这两柄钺。”又有人问他是什么钺，他说：“王越、陈钺也。”宪宗听后微微一笑，稍稍明白了。　　成化十七年（1481年）秋天，宪宗以边境有警，派汪直前往宣府监军。击退敌军后，汪直请求班师回朝，但宪宗不许，令他前往大同，但把军队都调了回来，汪直已知不再为宪宗宠信。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臣开始再次上书请罢西厂。由于宪宗不再宠信汪直，于是西厂再次被废，汪直则被安置到南京御马监，不再被起用。　　如今，西厂的遗址虽已荡然无存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则已载入史书，引起一代代人的思考。  （许文继）
		
		
		
		何处豹房觅武宗(1)


		
		

		
		　　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位皇帝。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和一个地方紧密结合在一起——豹房。今天的北京地名中仍有豹房的名称，但那并不是武宗所建的豹房。也有人认为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才是当年武宗日夜淫乐的场所，只是由于时间久远豹房音变为报房。当然，更多的学者相信武宗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西苑太液池，今中海、南海、北海三海，明代统称为太液池，在西苑内。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内传出一声声清脆响亮的啼哭声。这声音不但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且使得举国欢庆，因为他是明孝宗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孝宗欣喜异常，取其名为朱厚照，希望他以后能照耀后世，五个月后就将其册封为皇太子。此前三朝，皇帝皆非皇后嫡出，像朱厚照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的情况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　　据说朱厚照孩提时“睟质如玉，神采焕发”，性情仁和宽厚，颇有帝王风范。加之张皇后的另一嫡子在三岁时意外夭折，孝宗自然对他宠爱有加。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朱厚照正式入阁受讲，接受严格的教育。年少时朱厚照以聪明见称，据说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孝宗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因误服药物而驾崩。这样，朱厚照就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明朝从此进入了朱厚照即明武宗的正德朝。武宗即位伊始，还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被朝野上下寄以殷切希望的皇太子在君临天下后随之摇身变成另一个人，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有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有人认为他荒诞无耻，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有人认为他追求自由平等。总之，不管孰是孰非，他并不是那种可以简单评价的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颇具争议的人。　　孝宗病逝前一天，他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主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孝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 传说武宗的生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相似；而且当年张皇后梦白龙入腹而生朱厚照。按照传统的说法，白者乃主西方，为兵象。武宗生而好动，自幼贪玩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所以对武宗骑射游戏颇为纵容。如今武宗登临龙庭宝座，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不用装样子给别人看，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久，他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嘉靖、万历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口头上说“知道了”，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见少年武宗之顽劣。　　武宗在与朝臣斗争得同时，却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的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武宗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哄着武宗高兴，因此很受武宗的宠信，并逐渐的掌握了大权，号称“立地皇帝”。　　正德三年（1508年），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的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蒙元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　　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1507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新宅既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而是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所以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武宗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豹房之内，美女如云，但武宗似乎仍不满足，令左右广为进献。武宗风流好色，甚至强抢孕妇。其实武宗强占孕妇，另有一番打算。原来武宗虽阅女无数，但无一儿半女。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于是就想借此瞒天过海，却最终为大臣所阻止。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武宗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顾左右说：“真是一棚大烟火。”世间还有这等皇帝！要知道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利和尊贵的地位。
		
		
		
		何处豹房觅武宗(2)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武宗的义子钱宁、江彬等人。武宗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一百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卖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得好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的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他毫无惧意，拔之而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武宗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武宗。武宗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武宗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武宗更是毁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居住。　　江彬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旷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还有江彬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贴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此时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的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英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反叛。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已无南下的必要，但武宗不为所动，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然而，到达山东临清后，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黑老婆，殿亦俗呼为黑老婆殿。此次南巡，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何处豹房觅武宗(3)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的安息着武宗。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英州大败小王子，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后人评说了。  （许文继）
		
		
		
		西涯怀古道东阳(1)


		
		

		
		　　北京的后海，如今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休闲文化旅游区，各具风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迩闻名。在古代，包括后海在内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构成的内城城市水系，不仅是北京得以营建国都和皇家园林的基础，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就生长于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后海的人情风物，我们就不能不感怀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别号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标示了李东阳的出身之地。说起来，今天提起李东阳，人们多会联想到湖南茶陵。这是因为他祖籍茶陵，当时人们多以茶陵称呼他，他的传世文集名为《怀麓堂集》，取怀念岳麓的意思，而后人将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称为“茶陵诗派”。其实李东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过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东阳说自己“楚人而燕产”，他真正有感情的故乡还是北京，还是后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东阳为何会生长于北京？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颇有一段周折。据李东阳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肃临洮人，后来迁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来。到了明初，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迁居北京。有一种说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乱中参加了义兵，后随军移驻北京。但这很可疑，因为所谓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军至某地所登记的户籍，一般被视为贱民。况且当时的北京不仅不是首善之区，还是国家的军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动乱的局势下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论如何，李东阳的家庭出身非常贫贱是无疑的，要不是北京后来成为首都，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留下李东阳这个名字了。李东阳的祖父李允兴参与了靖难之役，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他调入禁卫军“金吾左卫”，当了一个制造军器的小军官。大概由于有些工匠手艺，李允兴后来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来，开始做起了小买卖，这时已经是明英宗正统时期（1436-1449年）。这便是李东阳生长在西涯的缘由。　　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并未考取科第，但已经成为了读书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为生，所以他对东阳的教育很重视。景泰年间（1450-1456年），不足十岁的李东阳成为京中著名的神童，还先后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见。关于他小时候跟景帝的见面，传记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颇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都说，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写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觉得很好奇，就召见他来表演，还赐了他菓钞若干。野史中则将这个故事演绎为景帝让他写“麟、凤、龟、龙”等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划完，惹得皇帝龙颜大悦。又有一次，景帝召见他和比他大两岁的神童程敏政，在过大殿门槛时，他个子太小迈不过去。于是太监取笑他，说：“神童脚短。”他应声就说：“天子门高。”这个神童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十六岁中举，十七岁成进士，不仅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蜚声中外，还“立朝五十年”，历事三朝皇帝，最终当上内阁大学士。朝堂风云屡经变幻，他都能从容应对，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　　然而，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历久不衰并非易事，换来的可能是身后的毁誉参半。李东阳在世时，就被很多高洁的气节之士讥为眷恋利禄，死后二百年间人们对他仍然褒贬不一。这都源自于正德年间他对宦官刘瑾委曲隐忍的那些旧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将军，完全不理儒家对皇帝的礼法约束，其中最为祸害的是宠信宦官刘瑾。李东阳与刘健、谢迁是孝宗皇帝的托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顾念先帝遗愿，并不重视他的辅臣。开始的时候，李东阳和刘健等人上疏武宗，请他远离群小（宦官），戒绝深夜游乐，勤于朝政。武宗皇帝还做做样子，表示自己会处理。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干脆对李东阳等人说：“卿等所言，皆为朕忧国忧民之事，朕当从而行之。然群小锢弊日深，不能改也。”这意思就是，我承认错误，但决不改正！
		
		
		
		西涯怀古道东阳(2)


		
		

		
		　　面对武宗这种不合作态度，刘健、李东阳、谢迁除了连续上疏请诛刘瑾等宦官，还同时以辞职作为威胁。这给了刘瑾一个上位的机会，将托孤大臣一扫而光，仅仅留下了李东阳一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健、李东阳和谢迁等大学士在内阁和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量要里外呼应逼武宗除去刘瑾等人。结果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夺了司礼监的权，使外臣失了内应。第二天早朝，群臣刚要伏阙请旨，宫中就放出了保全刘瑾的圣旨。刘健和李东阳等人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于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惯例，辅臣乞休，必须等三到四次请求之后才能应允。可是刘瑾等人唯恐刘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长梦多，于是撺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为什么独留李东阳一人呢？其实，大学士们请诛刘瑾的奏疏是由李东阳执笔草就的，不过在内阁议事的时候他的辞令较为缓和，所以宦官们以为他并不是主事之人。况且辅臣尽去必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刘瑾也确实需要一个在朝臣和皇帝之间周旋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李东阳。李东阳又是何等无奈。　　事实证明，李东阳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极大积极作用的。刘瑾表面上对李东阳非常礼敬，李东阳也对刘瑾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并未与他同流合污。李东阳不仅要避开刘瑾对他投来的明枪暗箭，还要时时对遭遇刘瑾迫害的正直大臣进行营救和翼护。在刘瑾被诛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东阳救护过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学士刘健、谢迁，还有后来设计除去刘瑾的杨一清。若无李东阳的弥缝其间，则刘瑾乱政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明史》称善类赖东阳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说“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这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　　然而，一时的隐忍和委曲求全使李东阳陷入了舆论危机。在送刘健和谢迁归田的时候，东阳不禁黯然泣下。刘健正色对他说：“有什么好哭的？要是当日你与我们一起力争，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这或许是责备他的话，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又或许刘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还留有李东阳在庙堂之上，不至于使皇帝身边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无论他的意思是怎样的，士论对李东阳的保留原职都是有很大不满的。有人用“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长沙芳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的诗句讽刺他留恋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来了“伴食宰相”的恶名。李东阳的门人罗玘还曾写信给他，不仅劝他及早隐退，甚至还要与他划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门生籍。史称，李东阳看到这样的书信，“俯首长叹而已”。其中的苦涩当时又有几人能体会？　　李东阳的一生可算位极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悲伤。李东阳兄弟四人，他是长兄，可是三个弟弟纷纷英年早逝，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然而悲伤并未到此为止。东阳亲生有三子，长子兆先，善为诗歌古文，年少而负盛名，年二十七岁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岁而殇；三子午孙，未周岁而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养老！暮年的李东阳身边只有已故四弟的儿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断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连续的丧亲，让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恋栈权力。如果有机会，他确实想离开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岁的时候曾计划在宜兴或者武进置业定居，可惜未能实现。　　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纷争，李东阳终归是个文人，生命中的悲伤和孤单只能寄情于山水和文艺，他性格中最爱的还是吟诗为文。明初以后，源自台阁宰辅的“台阁体”诗歌流行，这种诗作内容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稳，甚少新意。李东阳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路线，处处可见真性情。他在《怀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认为文章有馆阁、山林二体，“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他身处台阁而主文柄，又喜欢“以诗文引后进”，所以对改变时代风气具有很大的作用。
		
		
		
		西涯怀古道东阳(3)


		
		

		
		　　东阳爱作诗实已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经常因病而赋“止诗”诗，通告友人自己停止诗约，安心养病。成化十六年（1503年）领命赴应天府（南京）充当乡试考官，他也要戒诗月余，才能全力工作。诗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诗歌，让他在北京结交了很多好友，所谓茶陵诗派，实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诗人群体。可能这样才能使他不那么孤独吧。　　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李东阳终于致仕。然而他没有回故乡茶陵，人生的最后三年，他就留在京师终老。在这段时期，来求他诗文书篆的人填塞户限，所得的润笔费据说“颇资以给朝夕”。想来他的晚年因此而不寂寞。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他卧病寿终，葬于西直门外畏吾村（今魏公村）祖冢。　　虽然他在晚年已经不住在海子西涯，但是西涯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他多次赋诗提到对西涯故居的怀念，有“禁城阴里御河西，昨夜分明梦不迷。楼外酒帘非旧馆，沙边屐印有新泥”语，又有“城中风景梦中路，病不出游空有身。……旧邻十室九易主，古寺拜年长占春”句。　　李东阳一生诗作中，咏西涯的有很多，可令人想见当年后海附近的景色的，以《西涯杂咏》十二首为代表。其中《海子》一首有“高楼沙口望，正见打鱼船”的句子，《钟鼓楼》一首有“月黑行人断，高楼钟漏稀”的句子。今天的海子上早已没有了渔船，这座城市也不再用晨钟暮鼓来敲醒。可是，夜晚走在海子西涯的时候，透过水面上迷离的霓虹，那历史的钟漏还是会穿越时光，送来明朝的渔火。（樊铧）
		
		
		
		朝阳内外寻刘瑾(1)


		
		

		
		　　明代出了许多权阉，刘瑾不可以不提。历数中国古代的大贪官，刘瑾又不可不提。他是明代宦官中的“巨星”，但京城中他的遗迹却所留极少，生前他在朝阳门外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玄明宫，死后则被拆毁移做他用。如今可能只有朝阳门内俗称“刘瑾庙”的地方，与他还有些关系。　　刘瑾，今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伺候。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会接踵而至。武宗即位后，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名太监因此得宠，号称“八虎”。刘瑾为人狡猾狠毒，成为八虎之首。他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鼓动武宗游玩享乐，深得武宗的信任，被提升位内官监，掌握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然而时隔不久，风光无限的刘瑾却经历了一次政治风波，险些丧命。原来，朝中大臣对刘瑾等人引诱年幼的皇帝尽情玩乐却不理朝政非常不满，数次上书请求处死刘瑾，武宗置之不理。这次，户部尚书韩文率领诸位大臣再次上书，措辞中肯而严厉。武宗因在刘瑾等人的伺候下长大，对他们颇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想将八人明正典刑，派宫中的司礼太监王岳等人到内阁与阁老商议着将他们安置在南京闲住。内阁大臣中除李东阳言语暧昧外，谢迁、刘健都态度坚决。王岳这个人向来忠诚正直，心中憎恶刘瑾等人的行径，就把大臣们的意见都转告给皇帝，并说大臣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武宗见群臣意见一致，也无可奈何。韩文等人商议，决定于第二日伏阙面争，务必将刘瑾等人除去，然而吏部尚书焦芳却将此计划告知刘瑾等人。刘瑾见大势不妙，遂与其它人于当晚找到武宗，环跪其旁，痛哭流涕，哭诉十几年来他们对武宗的忠心与恩情。武宗为之感动，决心有些动摇。刘瑾见状，指出害他们的人是王岳，王岳想勾结朝臣除去刘瑾等人，目的是为了限制皇帝的自由。生性叛逆顽劣的武宗顿时大怒，当夜命人收拿王岳，令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由此形势大变。第二天，群臣已知事不济矣。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乞休，武宗只批准谢、刘二人，独留李东阳。刘瑾掌权后，借故将韩文罢职，其他合谋者多被排挤出朝廷，同时让焦芳入阁。群臣与刘瑾的第一次斗争，以刘瑾的完胜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刘瑾权倾朝野的开始。　　宦官专政成为明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罢丞相、设六部，逐渐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之事把持在皇帝一人手中，群臣尚不能参政议政，宦官就更不得干政了。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参与政事。宦官干政始于正统朝，如王振、曹吉祥等人，后来有成化朝之汪直、正德朝之刘瑾、天启朝之魏忠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明代宦官主要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刘瑾此次反败为胜，一跃登上了司礼监的宝座。明代内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具有代表皇帝“批红”的权利。每日皇帝亲批数本外，例由司礼监太监分批，然后交给内阁执行，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皆因执掌司礼监而权倾朝野。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以皇帝的名义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在一番威慑镇压之下，刘瑾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王公大臣莫敢逆其意志，多私谒其门，见面之时行跪拜大礼。凡内外奏章，先以红纸送报刘瑾，号“红本”，然后用白纸上通政司，号“白本”。有一次，都察院奏章误写刘瑾名讳，刘瑾大怒。都察院只好全体登门谢罪，叩头触地，挨了一顿大骂之后事情才得以平息。
		
		
		
		朝阳内外寻刘瑾(2)


		
		

		
		　　刘瑾发明官吏罚米法。所谓罚米法，就是对因公失误的官员罚一定数目的米谷。刘瑾此法，一是讨好视财如命的武宗，二是借机打击报复反对他的官员。如刘瑾以前户部遗失文册为由，罚韩文米一千石，并运输到大同。韩文清廉自守，被逼得倾家荡产。刘瑾更是利用特务机构刺探官员的隐私。在东厂、西厂外，他新设内行厂，自领之。内行厂缉查的范围极广，就连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畴之内，朝中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中。阁臣王鏊，为人正直，但对刘瑾的横行无计可施，退朝后常独自叹息。一日，刘瑾突然问他身居高位为何常常叹息。王鏊才知道身边有刘瑾的密探，自己已为刘瑾所不容，遂乞休归乡。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某日退朝之时，有人在御道上发现一叠文册，原来是一封历数刘瑾不法事的匿名信。刘瑾盛怒，尽留百官跪于奉天门前。时值盛夏，烈日当空，天气燥热，先后有十余人晕倒。太监李荣趁刘瑾入内休息，偷偷把冰镇的瓜分给大臣们吃。太监黄伟实在看不下去了，对百官说：“这匿名书所说的事是为国为民，上书的人自己承认也不失为好汉，为何要牵累他人？”刘瑾听到这一语双关的话更加生气，当日就将黄伟逐往南京。直至傍晚，仍无人承认，刘瑾将五品以下的官员下镇抚司诏狱严加究问。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可怜刑部主事等三人因饥渴酷暑暴死。　　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巨贪。权重之后，他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索贿。最初受贿额不过几百两，后来多者达到数万两。当时地方官员入京觐见皇帝，必先持重金谒见刘瑾。为官清廉者，无奈只好贷款于富豪之家，时人美其名曰“京债”。谁会想到，受贿无数的刘瑾会演出一场拒贿的好戏。正德四年（1509年），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仪回京，例送刘瑾重金。然而刘瑾不但拒收，还借此将二人贬黜为民。难道是刘瑾洗心革面，不再受贿了吗？原来刘瑾听从其军师——吏部侍郎张綵的意见，拒贿以掩其贪声。说白了，就是不要把丑事做得太露骨了，还要捞些好名声。当然这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刘瑾事败后，其家产有数亿两之巨，可抵明政府数年的财政。　　在刘瑾权盛时，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到来。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除刘瑾。消息传到北京，刘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让武宗知道檄文的内容。杨一清与太监张永领兵前去镇压，很快就平息了战乱。杨一清在路上尽力结交张永，二人相交甚欢。张永为“八虎”之一，然而为刘瑾所排挤。其实不止是张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刘瑾的压制。刘瑾担心他们受到武宗的宠信而自己失势，所以常在武宗面前讲七人的坏话。一次，武宗想调张永到南京闲住，圣旨还没下达，刘瑾就要驱逐张永出宫。张永知道自己是被刘瑾陷害的，跑到武宗面前申诉。刘瑾与之对质时，张永气愤得要挥拳打刘瑾，被谷大用等人费力拉开。武宗令二人摆酒和解，但嫌隙渐深。此次，杨一清就是利用张、刘的矛盾，游说张永除去刘瑾。八月，张永、杨一清班师回朝。献俘礼毕，武宗置酒慰劳张永，刘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时，刘瑾起身回府。张永见时机成熟，从袖中取出弹劾刘瑾的奏章，奏明刘瑾违法犯纪十七事，指出安化王反皆因刘瑾，更说刘瑾有反叛之心，欲图谋不轨。武宗已有醉意，但仍不太相信，俯下身子问道：“刘瑾果真负我？” 此时，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都历数刘瑾不法事。武宗遂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派人前去刘宅，自己则紧随其后。刘瑾听见喧哗声，披青蟒衣出，随即被缚。抄没家产时，得到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面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刘瑾被关押在菜厂（即今新东安市场以东，属于上林苑在京的外署），后被凌迟处死。行刑之时，许多人花钱买被割下来的肉吃掉，以解心头之恨。
		
		
		
		朝阳内外寻刘瑾(3)


		
		

		
		　　刘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武宗酒后的醉话。明代宦官，权重之时百官无人可与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明代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皇帝（如武宗者）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利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利。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事实上，刘瑾事后，武宗依然宠信宦官，如张永，只是张永并不贪心，倒也相安无事。　　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曾在京师朝阳门外斥地百顷修建了玄明宫，供奉玄天皇帝，费银几十万两，极其富丽堂皇。刘瑾为了维护“天”的神秘，还禁止人们说“天”，但这也未能保佑他，最终被千刀万剐，玄明宫也随之灰飞烟灭。　　( 许文继)
		
		
		
		四郊分传世宗名(1)


		
		

		
		　　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坛、地坛等场所己开辟为公园，成为供游客游览参观和普通市民休闲锻炼的场所。这些坛墒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在分布上极为对称。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坛，处于今天北京城内环城地鐡线外围的四个方位：天坛位于南面的正阳门外，地坛位于北面的安定门外，日坛位于东南角的朝阳门外，月坛公园则位于西南角的阜城门站外（月坛在民国初已严重损毁，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坛公园，而坛已不存）。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及帝制时期政权和神权象征的遗存，天、地、日、月坛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先农坛（位于正阳门外，与天坛隔街相望）等已经失去了帝制时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圣的光环，显现历史变迁及人类社会政权形态演化的历程。　　北京郊祀建筑本来是在永乐十八年修建起来的。原建于京师南郊，名天地坛，将天地祭祀合在一起举行，而没有现在的地坛、日坛和月坛。现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经过天地分祀的讨论后确定，并据此兴建而成（四郊与先农坛）；而今日天坛中之祈年殿，本是永乐十八年用来举行天地合祀场所，原先为方形。现所见圆形构制，是经历嘉靖十七年明堂（用来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争议后，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确定为明堂配享场所后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导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二者紧密联系，是作为旁支入继的明嘉靖皇帝，出于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宪宗朱见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为从未君临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个虚构的睿宗帝系而积极加以推动的结果。　　作为继统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终弟及”的原则继位。但嘉靖皇帝实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继统兼继嗣的原则，给他拟定尊孝宗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执意要尊自己的父亲（宪宗第三子朱佑杬）为皇考，而称孝宗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为自己亲生父亲称宗祔庙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为从未拥有过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构“宪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这样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较长的时期。嘉靖皇帝的举动遭到了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见到“宪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这样一个符合正统观念的帝系的中断。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争引发了震动整个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顺门哭谏事件后，明嘉靖皇帝通过锦衣卫对众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赢得了议礼的阶段性胜利，终于如愿地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然而，这离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灵位名正言顺地置于太庙，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以后，嘉靖皇帝继续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规的热情，着手一系列的礼制改革，伺机逐步清除为完成生父称宗立庙的心愿所面对的障碍。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为自己推尊生父所进行的一个步骤。　　从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关注明堂礼制、庙制，以及作为大祀的郊祀礼仪，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某种联系，以便为他尊称生父寻求到礼制上的突破机会。嘉靖六年五月，他与当时首辅大学士杨一清进行了讨论，首次提出原来的天地坛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对各种祭仪发生了强烈兴趣，开始与大学士张璁探讨祭祀仪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讨论中，他认为，由明太祖制定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礼仪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仪式，类似于周代的明堂。并提议天坛与地坛应在南郊和北郊分开修建。官员夏言事先结交宫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天子应亲耕南郊，皇后亲耕北郊为古礼，这道奏疏正好于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图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将天地坛分开，在北郊建起了地坛，又在东西郊分别建起了日坛和月坛。
		
		
		
		四郊分传世宗名(2)


		
		

		
		　　其实嘉靖皇帝分建起天坛、地坛，撤去大祀殿中太祖、太宗（永乐皇帝）的配位，本意是想将从未当过皇帝的生父的牌位配享明堂。但廷臣虽然按照他的建议同意修建起天坛和地坛，但却不肯附和他的心意。世宗只得暂时搁置以生父牌位配享明堂的心思。心意未得满足的嘉靖皇帝，随后就对郊祀表现冷淡，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举行的圜丘祈榖礼及五月间举行的祭祀皇地祇的仪式，嘉靖皇帝都托病遣武定侯郭勋代祭。　　嘉靖皇帝的真实心意，可谓昭然若揭，在地方政府任职或致仕的官员中，也有希图进幸之徒屡屡有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代言的奏疏。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疏请更定庙号称宗，并建议自嘉靖皇帝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建议嘉靖皇帝的母亲改穿皇帝的服装，正位内廷，而皇上应执太子礼，关决政事。嘉靖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钟上疏称孝宗之统在正德时已终结，应将嘉靖皇帝生父牌位放入太庙。他们的建言十分荒谬和可笑，颇似对嘉靖皇帝的讥嘲。故嘉靖皇帝颇为恼怒，对他们施以惩处。　　嘉靖十七年（1538年），致仕官员丰坊（1492-1563）以《孝经》中“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的话，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的心意提出理论依据。嘉靖皇帝在得到丰坊上疏后，即命“礼部会官议了来说。”礼部会同各官从五月开始，先后在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展开廷议。礼部尚书严嵩以多封疏奏报上廷议结果，廷议结果显示出，廷臣得出部分共识，即认为永乐时修于天地坛上的大祀殿应作为明堂配享场所。但对明堂配位，面对嘉靖皇帝明白表示出来的心思，廷臣之间产生很大的争议，不过大体认为应以太宗永乐皇帝的牌位配享明堂。　　嘉靖皇帝对礼部官员模棱两可的意见很不满意。他在六月初五日下诏让整个朝廷都加入到讨论之中。廷臣唐胄（1502年进士）的奏疏坚持应以太宗配享明堂。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他投入监狱，后贬斥为民。他后来亲自撰写《明堂或问》一文，对群臣反对的理据条批驳，力图以此压服群臣。从嘉靖皇帝这篇《或问》中君臣问答可见，群臣强烈希望以太宗配享明堂，并担心嘉靖皇帝会有进一步为生父称宗祔庙的举措。群臣如此强烈地为太宗报不平，是希望以太宗的名分来对抗嘉靖皇帝为自己生父称宗这种不合礼法之举。但嘉靖皇帝则气势汹汹地对文臣叫骂，指控文臣种种罪状，又称文臣残狠无比；对自己生父称宗祔庙，则百般辩说。不过，最终嘉靖皇帝为了达到尊崇生父的目的，还是对大臣做出了让步，以改太宗的称号为成祖来弥补整个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中太宗名位神圣性受到的冲击。并使得嘉靖皇帝生父有朝一日称宗祔庙之后，“成祖”的配位得以百世不迁，不会因嘉靖皇帝生父配位的祔庙而迫使太宗配位迁出。　　君臣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争论和商讨，在嘉靖皇帝施加的压力下，君臣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在嘉靖十七年九月，嘉靖皇帝下诏书，为父称宗，并将牌位配享明堂，这同时也给了太宗加了一大堆神圣的称号，并改谥称成祖。　　配享诏下之后，嘉靖皇帝赐宴群臣，并让礼官上贺表。因明堂本为以父配享天帝，成礼之后，又有朝臣为天帝上尊号，以渲染天帝的礼圣，同时衬托出配帝的神圣，从而迎取嘉靖皇帝的欢心。如朝臣王立道（1533年进士）即上《拟上天帝尊号表》，建议改称天帝为“皇天上帝”等。而另一朝臣陆深（1505年进士）则上《贺景云表》称配享之事，感应天地，故有祥云显现。这显示出在嘉靖皇帝威慑下，嘉靖朝中晚期的朝臣，已远未如嘉靖初廷臣那样敢于抗争；而不少朝臣为持禄固宠，也在利用天人感应的观念，为明嘉靖皇帝尊崇生父，建立睿宗帝系的合法性渲染造势。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因在这次明堂配享争议中顺从嘉靖皇帝意旨，满足了嘉靖皇帝心愿，顺利地铺平了他入阁的道路，并奠下了得到嘉靖皇帝二十余年恩宠的基础。
		
		
		
		四郊分传世宗名(3)


		
		

		
		　　嘉靖十七年明堂配享的争议，嘉靖皇帝通过各种权术的运用，终于达成了为生父称宗、并让其神主有资格迁入太庙的心愿。因此，嘉靖皇帝亦稍作让步，并未坚持明堂具体配享场所定在大祀殿，而是暂拟于奉先殿，但在以后又有变动。最终在二十四年，在大祀殿原址上建成大享殿，在这里举行明堂典礼。这个大享殿就是现在天坛祈年殿的原型。　　明嘉靖中修建起的天、地、日、月坛四郊的格局为清代皇室继承，成为明中叶以后明清两朝政府共同遵守的郊祀制度，直到清末代皇帝退位，这种祭祀天地的礼仪才告中止。  （胡吉勋）
		
		
		
		兴漕先有张孚敬(1)


		
		

		
		　　明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桂萼接到嘉靖皇帝的谕令：“大礼已定，诏桂萼等不必来京。”此时的桂萼与张璁已经到了明代的中都凤阳。　　“大礼已定”，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嘉靖皇帝是已故正德皇帝的堂弟。按照当时大臣们的意见，嘉靖皇帝是应当作为他的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入继大统的，所以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称正德皇帝为“皇兄”，而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但是嘉靖皇帝不同意，渐渐闹得臣下间也产生分化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新科进士张璁首先提出应当以孝为先，尊重皇帝尊崇亲生父亲的意愿，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奏疏，自然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议论一出现，我父子之情就可以保全了。”于是，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所以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到嘉靖三年（1524年）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就是尊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 所以便命二人不要再来北京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本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再不得一些实质性的好处，不免亏大了。于是，两人在凤阳停是停了下来，但却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　　嘉靖三年（1524年）六月初，张璁到达北京。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二十岁左右就中了举人。然而，参加会试七次，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了。三年之后，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张璁终于中了进士。也许，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想在四十七岁时能及时做皇帝的宠臣，做一番大事业。本来，此番入京是张璁施展抱负的时候。但是，六月初五，以礼科给事中张翀为首的三十余人、以御史郑本公为首的四十四人连章弹劾张璁，攻击他是奸臣，是误导皇帝变乱宗庙罪魁祸首。给事中和御史在明代是专门进言的言官。他们的品秩虽低，但却有弹劾大臣的言责，因此在朝廷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么多的言官都来弹劾张璁，气势果真有点吓人。幸而皇帝并不为之所动。十三日，嘉靖皇帝任命张璁为翰林学士。当时翰林院的其它官员，像学士丰熙、修撰杨惟听、舒芬、编修王思都不想与张璁同事，就纷纷地辞职。包括吏部尚书乔宇在内的官员都要求罢免张璁的官职。甚到两位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唯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唯从与感激，养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篾视。后来的张璁，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一些人以此议论张璁，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九月，在张璁、桂萼以及另外一些支持张璁的大臣如席书、杨一清的支持下，议礼的事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是按张璁的提法，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称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为“皇伯父”。通过议礼，张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年）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张璁在为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甚至，当初与他共进退的桂萼，资格比他老许多的杨一清，也受他的压制。不过，坦率地说，张璁也许算一个投机分子，但是并不完全是一个政客，他也有切实的才干，而且也做了一些实事。在北京城，正是由于张璁的建议，才在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重新疏浚了通惠河。
		
		
		
		兴漕先有张孚敬(2)


		
		

		
		　　通惠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与通州区之间，现在是北京市主要的排污河道。通惠河的开凿，始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592年），由古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当时河道自西北西直门横贯京城，东南至通州，入北运河。据说，河道凿成后，元世祖在积水潭见船只很多，舳舻蔽天，非常高兴，就赐名为“通惠河”。元末明初，通惠河时通时塞。明朝初期，也有不少人建议疏通通惠河，但没有付诸实施。嘉靖七年（1528），张璁主张疏通通惠河。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疏通通惠河的根本目的，就是可以让从南方运来的粮食直接运到京城中来。明朝的首都北京离当时的粮食产地江浙一带很远，粮食都要通过运河从南方运到京城来。通州在当时就成了京城的粮仓。但是，通州与京城之间的水道联系不能疏通，就必须靠车马运输。明代中期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为蒙古的也先的入侵，京城危急。当时政府就下命令，令京城中的居民将通州粮仓内的粮食搬入城内，每搬两石居民自己可以得一石。第二天，粮仓仍然有很多的粮食搬不完，又命令京城的居民搬进来的粮食都归自己。但是，粮食还是搬不完。最后，只得一把火将粮食全部烧光，以免落入敌人的手中。这件事对于后来的官员们触动很大。一直有一些人要求将通惠河疏通，让运河上的漕船直接到达京城。张璁对于这样的想法非常同意。他否决了另外一名大臣桂萼疏通三里河的建议，而认为疏通通惠河的操作性更强。他说：“通惠河全长不过五里，落差不过五尺，只要在适当的地方修建闸门，就可能使漕船的运输直达京城。”在他的主张下，巡按御史吴仲成为河道疏通的总指挥。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通惠河疏浚工程完成。吴仲为此还专门请求朝廷对管理通惠河实施一些必要的日常维护措施，并撰写了《通惠河志》。从此，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可以从通州水运直达京城，解决了京城运粮的困难。　　然而，张璁当政期间的政绩并不能掩饰他的跋扈。嘉靖八年（1529年），张璁因为与首辅杨一清的矛盾而被皇帝命令他退休。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7年）。先一年张璁因病请休，回到了浙江永嘉。可是嘉靖皇帝还是想念他，派锦衣卫的官员带着圣旨去浙江永嘉催他回朝。这一次，张璁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了。他在途经金华府的时候因为病情太重而无法成行。三年之后，张璁逝于家。消息传来时，嘉靖皇帝正好在自己登基以前生活的安陆（即今湖北钟祥县），睹物伤情，更是伤悼。  （陈时龙）
		
		
		
		通惠河畔演吴仲(1)


		
		

		
		　　通惠河是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由通州入北京的一段，在从修成到停用的数百年时间里，对沿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它的修建与维护，费尽了许多的周折，也留下了许多涉及北京城的故事与传说。　　作为人工开发的运河，是一种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世界各国均重视运河的开拓。中国的运河建设也有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正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 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大运河自开凿至今，经历了2400余年的历史。运河路线随着历代京都的改变和黄河的改道，曾几经变迁。　　京杭大运河最早源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此举疏通了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隋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要依靠江淮。公元605年，他下令开通济渠。以后陆续修浚各河段，到公元610年，开通江南运河，由今镇江引江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至此，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等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以后历代又有修浚。　　到了元代修浚完工的大运河，全长三千多里，可分为下列各部分：从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运粮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的御河（即卫河）；从临清至东平路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的会通河；从须城的安山到济州，接泗水入黄河的济州河；从黄河到扬州入长江的杨州运河；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的江南运河。其中，运河南部的水段因水网密集，水源丰富，故能长期保持畅通状态，对促进沿岸经济发展。例如扬州运河一段，起自清江浦至瓜州古渡入长江，长170余公里。这是大运河最早修凿的河段。明清时期来自徽州和山西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聚居在扬州以及淮安河下，竞相建造精巧雅致的私家园林成为当时比较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相比之下，北方段的运河因为水源的缺乏，再开通和维护方面的成本要高得多。如通惠河，它的修建和维护便经历了许多的波折。　　历史上关于通惠河的修建和维护，有两人值得一提。最著名的就是元代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太祖出兵攻破金中都城，建成元大都，就碰到了漕运所需的水源问题。当时运河只到通州，由通州至大都一百余里路程，需要通过陆路运输。每年陆运若干万石官粮，风霜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水利专家郭守敬因而受命修浚通惠河。他取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水，沿西山集纳多泉，汇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建起自建德门水关入大都城，穿积水潭，经今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出崇文门，至八里桥西向东南折，经今通州西火车站、农印厂、车里坟、东小马庄，至土桥村又南折，至今皇木厂村南入白河的运河，全长一百六十余里。为解决水位差异的问题，他采用“提闸过船”法，在其间建闸二十四座。通惠河修成后，无论是从会通河来的内航漕船，或者从天津港来的海运漕粮，都可以通过通惠河直达积水潭，最高时可达到年350万石漕粮的运力。而积水潭也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元世祖自上都回，见到其景，遂定名为“通惠河”，此名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郭守敬，明代嘉靖年间官员吴仲对通惠河的疏浚，在历史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吴仲修浚通惠河的背景，与明代北京城的重建有关。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粮饷供应仍依靠漕运。永乐时期在元大都的遗址上重建北京城，规模比原来更为宏大。但由于修建过程中，向南扩张，将原来位于大都城外的通惠河包入城内，这使得原来可以由通州直抵积水潭的航段不能再用，故将这一段航道埋入地下，成为暗河。漕船开至城东东便门，便不能进入。明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在今东便门外修建大通桥，成为通惠河新的起点，所以明代的通惠河也称大通河。但由于水源等问题，通惠河并不畅通。故明初大运河的漕粮至张家湾停泊，由陆运至京仓。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诏平江伯陈锐等疏浚通惠河，虽有所成效，终因水源不足，且河道狭窄，试用两年后，河道又浅涩如旧，不能顺畅通行。其后政府多次议修，都不太成功。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客观的水源问题等，还受到许多的人事牵制。
		
		
		
		通惠河畔演吴仲(2)


		
		

		
		　　历代朝廷的水工水事很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河务与漕运。明清时人们常把这两个部门与专制权力把持的另一领域：盐政，合称为“河漕盐三弊”，而河漕二弊尤甚。明清两代的漕运总督，与一般封疆大吏相比算是油水更多的肥差。这是因为漕运则事关统治命脉，当时的经济中心常在东、南，若无漕运不能东粮西运、南粮北调，朝廷就无法维持。所以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在这件事上也最肯花钱。因此，若通惠河不能完全疏浚，这由通州至北京城这一段，漕粮经由陆路运输，将花费甚巨，经事的人可以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这也是明前期通惠河疏浚总不能奏效的原因之一。　　明代对疏浚惠通河真正取得成效的是嘉靖七年（1528年），由巡仓御史吴仲主持修治的那一次。吴仲，字亚甫，江苏武进人，正徳十二年（1517年）进士，曾官至南太仆寺少卿，著有《鸿爪集》。嘉靖六年时，担任巡仓御史的吴仲上疏，认为历代漕运都能直抵京师，没有像当时那样置于五十里外的。他在疏中分析了通惠河重新疏浚的必要性。他称此前通惠河虽屡经修复，但都为权势阻挠，未能成功。此时通流等八闸遗迹仍在，就此修建，不会花太多功夫。一旦修成，每年可省车费二十馀万。但当时由通州抵京的五十里陆路运输，经手的人员能从巨额的赀费中渔利，他们并不愿意改变现状。于是，在吴仲上疏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传开。吴仲受到了极大压力。而且，嘉靖六年时的议礼红人、担任礼部尚书的桂萼言也称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好在时任首辅大学士的杨一清认为若沿旧闸行转搬法，能够节省运军劳费，应果断施行。极力支持吴仲的提议。　　通惠河的疏浚工程在第二年春开始，由吴仲主持其事。到六月份，已修浚完成。修浚过程中，吴仲针对水资源短缺的情况，采取“舟车并进”的措施。首先把码头从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改原旧土坝为石坝，省去从张家湾至通州的四闸两水关。在通惠河上只保留使用“五闸二坝”，其余闸坝尽行废弃。粮船不再过闸，漕粮由人工搬运到上游停泊的船中，运至上闸，依次办理。另外对闸坝管理也做了改进。又将大运河北端码头自张家湾迁至通州区城东石坝，如此，自江淮漕运至白粮须于石坝码头大光楼验收后，转搬运至通惠河驳船上，再驳运至北京城内粮仓储存，便出现里外漕河之分，将通惠河称之为里漕河，而白河称之为外漕河，渐分别简称为里外河。通惠河疏浚完成的当年，漕运所费才七千两，运粮二百万石，节省脚价十二万两。　　事成后，吴仲上疏陈五事，提出需要对河段随时维护、应委任专人管理等建议。嘉靖皇帝见到先朝屡经勘行而未能成功疏浚工程，在吴仲主持下不到四个月就已经完成，非常高兴。河成之日，与辅臣一道登舟游赏，作诗助兴。并赏赐吴仲财帛金银。后来将他升为处州知府，将一道参与工程的何栋擢为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　　这次成功疏浚治理成为明代漕运的重要转折期。到嘉靖十二年（1533年）四月工部尚书秦金向皇帝奏表说，数年以来，漕运通行，国计久赖。吴仲提倡修浚以及勤劳主事的功劳，不可泯灭。后来，吴仲编成《通惠河志》一书，成为记述通惠河唯一的一部专志。他将此书献呈，嘉靖皇帝命采入《会典》。通州民众为纪念他的治河功绩，在嘉靖四十五年为他建立了生祠。明末出版的《帝京景物略》录有明人陈经一首《通惠河泛舟》诗，称赞整修后的通惠河“东南千万艘，飞鞔遵旧路。远积万世赖，仪同四方聚。……畴能树奇勋，江东吴侍御。”高度称赞吴仲的治河之功。　　其后通惠河漕运比较通畅。每年漕运粮食从五月至九月可达250万石。代运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帮，由124处卫所12万余名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每年农历三月一日始，北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各运粮帮按次至达运河北码头通州，州东门外为土坝码头，凡属军粮卸此验收入通仓，白米类于州北门石坝码头验收后经通惠河送储京仓；四月一日始，南直隶（苏北）、安徽等运粮船帮依次至通；五月一日，南直隶（苏南）、婉南、按次至通；六月一日始，浙江、湖广（湖南、湖北）顺次至通。各帮船于通州只许逗留十日，即以次返航，准备次年运粮，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清袭明制，以作如此规定。伴随首帮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此种情景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运河停漕方止。
		
		
		
		通惠河畔演吴仲(3)


		
		

		
		　　通州乃京杭大运河北端，是漕运终点。而北国冬季长寒，千里冰封，不能行船，直到来年春天冰雪消融之后，方可驶舟。漕运开通之后，通州因漕运而兴，州民由漕运而富，各业依漕运而旺，南方富商船家，北方大贾车主，交会通州，天下繁富称雄，皆仗漕运。因此上自朝迁，下及百姓，无不重视漕运，而水陆要会就在通州，每年开漕的日子都显得很热闹，并演化成为通州特有的开漕节。　　根据郑建山《谈运河开漕节》介绍，运河开漕节始于明代，源于祭坝祭祀吴仲等人，是古代通州独有的大型文化活动。祭祀活动在通惠河东端葫芦头（今西海子公园葫芦湖）东岸石坝举行。气氛热烈，场面宏大，祭坝后开始验收转运漕粮，故又得开漕节之名。祭坝有春祭、秋祭之分。春祭又有公祭、民祭之别。公祭由官方主持，各方头面人参加，是正式的祭祀活动，仪式隆重而简约。民祭由商民组织。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清明节前），开河后第一帮粮船到达通州后，即择日举行春祭。这就是开漕节。是日由仓场总督率众官员和掌管石坝的州判、掌管土坝的州同，各按身份着官服或礼服齐集石坝东，按等级列队，每人都高举三柱香，向事前请至设于石坝几案上吴仲等四人木神主鞠躬礼拜。演至高潮时，着明服饰的巡坝戏登场。官员纱帽圆领，随从青衣小帽，皆戴着纸糊面具。官员边在石坝上巡视边说话，跟随人员恭谨唯唯而听。据说这是仿效当年吴仲治理通惠河故事，说的内容是大坝某处应修，河某段应浚。巡视完石坝再去土坝，经掣斛厅（今通济桥西南小公园），石坝楼（城东北隅，今纸箱厂一带），南行至土坝（今三中东门南），在防御外河水的土坝上巡查一番，再向南行到坝口黄亭子（今江米店东河边）巡查，然后返回，由南小门进入东门瓮城卸妆，执事仪仗交回西街杠房。漕运开始。　　开漕节过后，漕船、商舟日夜不息地穿梭于京杭大运河北端：通州到张家湾40里一段河道，形成“万舟骈集”的景象，并成为通州八景之一。直到清朝末年，朝廷将征粮改为折征银两，路运兴起，漕运废除，祭坝与开漕节随之消失。 （胡吉勋）
		
		
		
		麒麟胡同认仇鸾(1)


		
		

		
		　　北京鼓楼底层东券洞内的南侧，有一块麒麟浮雕的石刻艺术品，人称麒麟碑。这个麒麟碑本不是鼓楼原有之物，而是麒麟胡同内，明代大将军仇鸾府前的石影壁。相传仇鸾事败被杀后，影壁被埋在地下，清末民初出土，移置鼓楼内。在北京城的历史上，仇鸾这个人留下的是非常不光彩的一笔。　　仇鸾是宁夏人，他的祖父仇钺是明正德年间的著名的将领，由于帮助平定了安化王寘鐇叛乱有功，封咸宁伯，又因讨平河北诸地的农民起义，进封咸宁候。仇钺死后，由仇鸾承袭了咸宁侯的封爵。仇鸾为人粗暴强悍，常常口出狂言，让人误以为他是大将之才，在朝臣的推荐下，竟然做到了甘肃总兵的职务。　　仇鸾实际上是个大草包，既无文韬，又乏武略，还贪残无度，被人告发免职，进了大狱。当时奸臣严嵩当国，仇鸾拿出钱财，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还拜了严嵩作干爹，结果，反而又捞到了宣府、大同两镇总兵的位置。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占据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部在首领俺答汗的率领下进犯大同，总兵张达战死。见到俺答来势汹汹，仇鸾吓得不知所措，他的家奴时义、侯荣两人见状，给他出了个主意，仇鸾顿时转忧为喜。于是，明代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堂堂大明朝的一镇大将竟然用重金去贿赂敌人，还与其首领俺答结盟，乞求他去别处进攻，不要围攻自己防守的大同。俺答收下财物，竟绕过大同，往东而去。随后，仇鸾又恬不知耻地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声称自己侦察到俺答向东进犯蓟州镇，害怕危及京师，请便宜行事，或尾追敌人进行搏战，或径赴居庸关防守，随时援救京师。愚蠢的嘉靖皇帝还以为仇鸾是个大忠臣，颇为感动，下诏让仇鸾留住居庸关。　　俺答的鞑靼军果然经由蓟州，转而通过古北口进袭北京。当时，明世宗崇尚道教，天天在西苑修炼，希望能够成仙，已经许久不上朝了。世宗最讨厌大臣打扰他修道，所以负责北京安全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将俺答进犯京城的消息告诉他。后来，明军在鞑靼军队的进攻下迅速败退，敌人直逼北京城下，丁汝夔才不得不向嘉靖皇帝报告。嘉靖皇帝顿时从仙梦中醒来，把百官骂了个狗血淋头，突然想起了那个“忠心”的仇鸾，赶紧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军，赏赐给他锦衣、玉带，并说：“朕所重，惟卿一人。”命令他阻挡鞑靼军进京。此时，京师空虚，禁军仅有四五万人，而且多半在大臣家充当差役，老弱掺半，当兵的都害怕打仗，哭着不愿上前。士兵到武库领取兵器，管库的宦官还象平时一样勒索贿赂，不能按时分发。　　俺答从白河东渡潞水，向西北挺进，一路上抢掠妇女，焚毁房屋，游骑往返于京城六门之外。京郊居民聚集城门，哀痛号哭之声直达西内。眼见百姓惨遭蹂躏，兵部尚书丁汝夔却下令京城的明军坚守，不许出战。原来，奸相严嵩对他说：如果在边境打了败仗，还可以瞒过皇上，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被打败，可就完了。俺答只不过是想抢夺财物，抢够了，自然也就走了，千万不要出战。仇鸾率领的“勤王军”更是畏缩不敢前进，而且军纪败坏，也去抢掠百姓。仇鸾还不时派遣亲信和俺答交通，许诺在边境开放“互市”。　　俺答军终于在京郊一带抢劫够了，志得意满，带着大批金帛财物和抢来的男女、牲畜引兵退去，只在京城外留了小股部队，作为疑兵。仇鸾的"勤王军"有十几万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撤退，一箭也不敢放。等到敌军走远，仇鸾才率领十几万兵马尾随其后，假装追击。俺答原打算夺取白羊口出塞，不料守军据险抵抗，无法攻破，只好丢下一些妇女、牛羊，原路折回，奔回古北口。在昌平城北，与前来追击的仇鸾所部撞了个正着，明军措手不及，仓促间不能集结，部队大乱，争相逃命。鞑靼骑兵闯进阵中，横冲直撞，斩杀明军千余人，还几乎活捉了仇鸾，幸亏副将保护，才逃脱一命。俺答军长驱至天寿山，然后从古北口返回。一路上，明军都远远跟随，不敢出击，好像是在欢送一样。
		
		
		
		麒麟胡同认仇鸾(2)


		
		

		
		　　这次俺答率军进围北京，滋扰达八天之久。因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所以这次事变史称"庚戌之变"。事后，兵部尚书丁汝夔以掌管军事失职，被斩首弃市。仇鸾则在收拾残部回京的途中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冒称敌军首级，向朝廷报捷，竟然"功劳"最大。他还惺惺作态，上疏请罪，说自己追敌无功，颇和世宗皇帝的脾胃，不但下诏褒奖，还加封他为太子太保，赐金币，大加赏赐。　　随后，嘉靖皇帝以将统帅不力，撤销了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锡和太监高忠提督团营的职务，废除团营，仍设三大营，并设立总督戎政府为指挥机构，授予仇鸾“总督京营戎政”的大印，任命他统领三大营。仇鸾向嘉靖皇帝建议，选调边兵来保卫京师，先后调发边兵六万八干名，分批入卫，与京军一起操练，京师的防卫虽然得以加强，但是却削弱了边防力量。　　"庚戌之变"，鞑靼军兵临城下，让嘉靖皇帝大失面子，他时常耿耿于怀，指望仇鸾能够替他报仇，一洗耻辱。他宣谕仇鸾，让他勤于军务，一定要象成祖永乐时一样，"长驱胡虏三千里"。为讨得主子欢心，仇鸾信誓旦旦、气壮如牛地表示："来年三月，大举发兵，捣毁北虏的老巢，必定不再使皇上有北顾之忧。"仇鸾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哪里敢去打仗，他竟然又想了个办法，派遣家奴时义结交俺答的义子脱脱，让脱脱劝说俺答向明廷请求贡马互市。因为双方互市，和平交易，他也就不用再去北征了。俺答也想通过互市获取利益，便向朝廷请求通市。极力主张，仇鸾正得宠，再加上严篙也支持他，群臣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只有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上疏，反对议和，希望朝廷发奋图强，选将练兵，抵抗鞑靼。明世宗看了杨继盛的奏章，也有点心动，但是禁不起仇鸾的挑拨，反而贬了杨继盛的官。嘉靖三十年（1551年）三月，明朝向鞑靼开放马市。　　然而这种靠互市换来的和平维持了了还不到一年时间，俺答汗又一再率兵犯边，互市也开不成了。仇鸾再无也法推托，只得奉命赴边讨敌。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仇鸾领兵出塞，在镇川堡（今山西大同东北）与鞑靼军相遇。一番激战后，明军伤亡数百，而仅斩首敌军五名，被打得大败，仇鸾竟然还厚着脸皮向皇帝请赏。八月，俺答进犯蓟州，边关告急，恰逢仇鸾背上生了疮疽，卧病不起，不能出师，他又恋着大将军印，不肯辞去官职，朝廷也没人敢提更换大将的事。战况越来越紧迫，兵部尚书赵锦无计可施，请求暂借仇鸾的大将军印，代其出征。嘉靖皇帝认为兵部尚书不可轻出，让他收还仇鸾的大将军印信，给总兵陈时佩带，以督师出征。当晚，赵锦来到仇鸾府第，传旨收回大将军印绶，仇鸾贪恋权位，又不敢抗命，交上印绶后，心中万分懊恼，疽疮迸裂，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仇鸾本来认严嵩为义父，两人狼狈为奸。但自从受到宠信，总督京营后，权力与严嵩不相上下，不免傲慢起来，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两人渐渐交恶。当时陆炳掌管锦衣卫，也和仇鸾争宠，严、陆二人便又勾结起来，设法搬倒仇鸾。陆炳秘密查访到仇鸾的许多奸邪之事，害怕没有证据，没敢上报。仇鸾的亲信时义、侯荣、姚江等人以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指挥等职务，见仇鸾身死，知道他身前之事必将败露，便逃向居庸关，准备投靠俺答，结果被明军拿获。陆炳将此事抓个正着，尽发仇鸾前后通敌纳贿等种种情状，嘉靖皇帝怒不可遏，下令将他的父母妻子全部斩首，亲党戍边，抄没其家。对仇鸾，则剖棺戮尸，枭首示众，这位大将军最终也没落下一个全尸。　　仇鸾的大将军府今在麒麟胡同，胡同口原立有铜牌一块。  （杨艳秋）
		
		
		
		松筠浩气杨继盛(1)


		
		

		
		　　北京宣武区达智桥有座松筠庵，是个极不寻常的地方。它在明朝时候，是以弹劾奸臣严嵩英勇就义闻名于世的杨继盛的宅第。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气凛然的杨继盛留下了他那感人肺腑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与后人补”，毅然地走向了刑场。当时北京街头的百姓们无不为之掩面痛哭。　　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今河北省容城县）。他幼年家贫，七岁丧母，放牛为生，后苦学成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在北京考取进士，朝廷命他做了南京吏部主事，吏部相当人事部，主事是司官，有就是今天司局级中最低一级的官员。可是南京官又与北京官不同，明朝有南北两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仍保留一套中央机构，但是毕竟皇帝不在南京，那里机构的官职大都是闲散的，没有多少实权。两年后，他被调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留下了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人生足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时严嵩执政，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侵吞军饷，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因为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世宗急忙任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而仇鸾的官职就是靠贿赂严嵩而得。　　身为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狼狈为奸，不但不举兵抵抗外侮，而且极力主张卑躬乞和。仇鸾贪生怕死，秉承严嵩意图，不让手下出兵，竟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焚掠了十几日满载而去，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面对内奸外侮，杨继盛怒不可遏，他奋笔疾书，上疏鲜明地斥责蒙古贵族在北京城下杀烧抢掠的罪行，指出没有报仇雪耻就议和有辱国体，提出对无条件开马市的“十不可”和“五谬”，陈述自己的爱国之心，请求朝廷举兵抗敌。不想对于开马市与蒙古鞑靼部贸易之事，明世宗已经颁下圣旨，以皇帝之尊，岂能收回成命？何况世宗一向刚愎自用。他以杨继盛有意阻挠边计，动摇人心为名，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把杨继盛贬到边远的陕西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小官。　　杨继盛在狄道的时间虽短，可是他在那里访民疾苦，均平赋役、开办学校，兴修水利，这位好官受到当地人们爱戴，在他调走时，千余人哭泣着送他到百里之外。　　不久，仇鸾的罪行暴露被杀，杨继盛被调回了北京。这次严嵩想用提拔的手段拉拢他，提升杨继盛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是负责管理军官选拔、升调、世袭、功赏等人事事务的机构。而员外郎是一个从五品官员，是个中级官员。　　调回北京城的杨继盛，看到皇帝昏庸、奸臣弄权, 忧国忧民的他感到“严嵩不除，国无宁日”，于是下决心要揭露奸臣严嵩的所作所为，当时他的儿子劝他:“这样做就象是鸡蛋去碰石头，请父亲大人再考虑考虑”。杨继盛生气地说：“为臣尽忠，我只知道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不是我所考虑的！” 可见他忠贞为国，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他将严嵩指为“天下之第一大贼”，首先弹劾严嵩以丞相自居，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指的是明太祖废丞相以后，曾经下令明朝永不再设丞相之职，可是严嵩身为内阁大学士，以丞相自居，就是破坏了祖宗定下的规矩。其次，指责严嵩伺皇帝喜怒而得以放恣行为，窃取君主大权；接下去，杨继盛痛斥严嵩大肆索贿受贿, 卖官鬻爵, 引用奸臣，结党营私，祸国殃民，败坏风俗，还有让其子严世藩代行票拟，纵容严世藩窃取权柄等等罪状。票拟是明朝内阁大学士先写在小票上，贴于奏疏，进呈皇帝批准，代皇帝拟写批答大臣章奏，处理国家事务的制度。要求皇帝惩治奸臣。当时正是严嵩权倾朝野之时，奏疏一上，杨继盛被下了监狱，这已是他第二次被投入狱中了。
		
		
		
		松筠浩气杨继盛(2)


		
		

		
		　　入狱以后，面对即将遭受的酷刑，杨继盛拒绝了友人送来的可以消炎止疼、减轻痛苦的蚺蛇胆, 他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胆”。于是凛然受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由于遭受残酷的杖刑, 他的伤口之处已经大面积腐烂, 里面的筋骨都露了出来。这位铁铮铮的汉子，苏醒后自己动手用茶碗碎片割去腐肉，拉断残筋。见到这幅情景的狱卒，手中的灯笼不禁险些落地。就这样，他依靠一身正气，铮铮铁骨，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即使如此，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严嵩仍不能让他活下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在狱中三年，最后严嵩把他的名字偷偷添加在死刑犯名单的后面，终被惨遭杀害于西市，即现在的西四。年仅40岁。杨妻张氏也是一个忠烈之人，她曾上疏请求替死而没有获准，就在杨继盛就义的当天，她自缢而死。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在刑部大狱中，杨继盛曾写下诗篇《小雪》：“破空不奈西风冷，况复萧条一敝裘。疏雪飘残忧国泪，寒更敲碎贯城愁。悲歌劳忧惭燕士，坐卧浑忘是楚囚。四海寻家何处是，此身死外更无求。”身陷牢狱的他，面对残破牢房飘进来的雪花，听着寒冷冬夜中的破碎更声，他感到似乎北京城都充满了忧国愁思，从而抒发了忠贞爱国、视死如归的一片赤子之情。　　在松筠庵，存有杨继盛的手书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也就是杨继盛就义的那一年由他书写，后来刻石存世的。英气逼人的词句，雄劲有力的书法，读之令人肃然起敬。杨继盛手书遗嘱的刻石也在那里，这份遗嘱是在狱中写成，其中饱含了他对亲人的无限温情，从千叮万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铮铮铁骨转换成的百尺柔肠。遗嘱原稿现在已经首批刊登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杨继盛在他的北京宅第中，前后居住不到一年时间，还没有在北京监狱中住的时间长，他当时关押在刑部大牢，明朝刑部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建在宣武街西，因为官署所在那里称刑部街，也就是西单牌楼一带。杨继盛被害后，人们在他的故宅建立了祠庙，春秋祭祀，再后来就成了松筠庵。后人在故居西南角建造了一座小亭，把杨继盛手书联语、手书遗嘱等刻石嵌在亭内壁上，此亭称为“谏草亭”。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还把守护城池的城隍神与杨继盛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上盛传杨继盛就是都城隍神。就这样，杨继盛从人到神，永远活在京城百姓的心中。　　说起来在杨继盛就义后的几百年里，松筠庵发生过许多故事。但是其中最著名的，还是300多年后，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集合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事件，也在此地发生。古代科举由官家车马递送，“公车”成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所以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廷欲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当时正值科举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集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北京会试，得知消息，极为愤慨。于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力言不可割让台湾。但是最终条约还是签订了。此后，据说有13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谏草亭集会，康有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主张变法强国，并连夜起草了14000多字的上书，由全体举人传阅签字，并由松筠庵集队出发上呈。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梁后超等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印发全国，影响颇大。
		
		
		
		松筠浩气杨继盛(3)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杨继盛视死如归疾书弹劾严嵩疏，慷慨就义；300年后的松筠庵，十八省举人在康有为愤笔急草的拒签丧权辱国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上书上签名，群情激昂；历史在这里凝固，却又在这里流动，凝固的是一脉相传的士子爱国赤子之心，流动的是汹涌澎湃的士子忧国忧民之情。信矣！浩气长存人世间。  （万明）
		
		
		
		灵济讲学显徐阶(1)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这是明代崇祯年间刘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内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北京西城内的灵济宫。灵济宫为一道观，在北京西城内，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阙真人和金阙真人。然而，在明后期历史中，灵济宫的声名，不是因为道教的宫宇而著称，而是因为一位名叫徐阶的政治家在这里讲学而著称。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当时，推动此次讲会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学者罗汝芳，而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阶是遥控此次讲会的盟主。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晚年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称徐阶为徐华亭。根据徐阶的老师聂豹的说法，徐阶的号由“少湖”改为“存斋”，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湖是以地为名，表达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潜心于学问了。”当然，徐阶潜心穷研的学问，也就是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徐阶一辈子都孜孜不倦地为宣扬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而努力，尽管他本人没有跟王守仁学习。不过，当徐阶还是一名县学员的时候，就受到了当时任华亭县知县的聂豹的影响，后来，又从王守仁的弟子欧阳德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良知”之类的学问。所以，在他任江西提学副使的时候，他曾经千方百计地去寻了几幅王守仁的画像，并且修建了祭祀王守仁的庙宇。他晚年做了内阁大学士之后，他与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李春芳就成为当时王守仁的徒子徒孙们讲学的护法了。当然，徐阶并不只是一位学者，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北京既是他的学术舞台，更是他的政治舞台。他在北京的时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中进士之后任翰林院修撰的日子；第二个阶段是他重新入京直至最后被另外一位政治人物高拱逐出京城为止。　　嘉靖元年（1522年），徐阶参加应天乡试，中第八名。应天府是明代的南都所在之地，所以应天的乡试以主北京的顺天乡试，向来是极出人才的。尤其是应天乡试，因为汇聚了明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的读书人来考试，所以很受人关注。在这次乡试中，除阶中了第八名。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明代制度，进士一甲的三人一般都优养在翰林院中。其中，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编修，第二名、第三名则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在明代也称作为史馆，里面的人每天读书写文章，并没有烦人的政事。当然，也有不耐寂寞的或者是想做点事的，经常跳出来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发表评论或是出建议的。徐阶在嘉靖九年（1630年）上疏，反对孔庙改制。孔庙改制的运作者是嘉靖皇帝和大学士张璁。改制的事件并不单纯是一种礼仪的变更，而牵涉到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当初正德皇帝死后没有继承人，于是以兴献王长子即位，是为世宗。后来，世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并引发朝廷内外一系列的争论，史称大礼议。孔庙改制亦是承接着大礼议的逻辑而来。因为，原本孔庙里孔子及四配供奉于正殿，而孔子及四配生父却反而只能在两边的庑廊里享受香火。世宗既然口口声声说要以孝治天下，就不得不改变孔庙的规制。于是，大学士张璁提出了“孔子不称王”、“毁塑像，用木主”、“削从祀弟子爵位”、“改大成殿为孔子庙，内增设启圣祠”等建议，并都被采纳。总的来说，改变后的孔庙规制明显地降低了孔子的地位。这件事对于一直以来把孔子当作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儒生们来说，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也许是大臣们在大礼议中学乖了如何奉承嘉靖皇帝，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据说，徐阶“独持不可”，并与当时权势熏天的张璁辨论。张璁怒道：“您竟然背叛我！”徐阶正色回答道：“所谓背叛，是因为先有阿附。我从来没有阿附过你，怎么谈得上背叛呢？”这件事闹到后来皇帝也知道了，自然便容不得徐阶。一纸调令，将本来处于清要之职的徐阶送到遥远的福建延平府去作专管刑狱的推官了。据说，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
		
		
		
		灵济讲学显徐阶(2)


		
		

		
		　　按理说，皇帝这么厌恶他，徐阶自然再也没有进京做官的可能了。然而，在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学政、江西学政迁转数年之后，嘉靖帝竟忘了当初的誓言，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随后又做过国立最高学府的校长即国子监祭酒，又做过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最后因为青词写得好，得到了皇帝的宠信。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作为绿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作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因此，为皇帝写青词，虽然在后来似乎成为他们的瑕疵，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徐阶的青词写得好，慢慢地就进入了内阁。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三月，徐阶入阁，成为东阁大学士。不过，排在他前面的大学士还有严嵩。也说是说，严嵩是首辅，而徐阶还只是次辅。严嵩专权，自然有专权的本领了。徐阶也惹不起。据说徐阶对严嵩是事事小心，曲意奉承。但是，身材短小、相貌白皙的徐阶其实城府极深，他时刻在等待机会。严嵩的本领，一是善撰青词，二是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严嵩拟写的批文总是很称皇帝的心意。后来因为严世蕃居丧无法入直，又一味地贪纵淫乐，无法代他父亲为皇帝拟旨了。严嵩自己拟的旨不往往不合世宗的胃口，渐渐地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对于徐阶来说，扳倒严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一个厌恶严嵩的道士蓝道行为世宗扶乩。皇帝问蓝道行说：“天下为什么不能太平呢？”蓝道行说：“因为有小人在皇帝身边。”皇帝再问小人是谁，蓝道行便说是严嵩。扶乩的事被宫里的大监传到御史邹应龙的耳朵里。邹应龙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严嵩受到牵连，被罢免。后来，在徐阶的策划下，朝廷以通倭的罪行处死了严世蕃。从此，政权基本上全归于徐阶了。　　徐阶成为首辅大学士。最受鼓舞的是一批喜欢讲学的士大夫们。他们说，从来有学问的人很少能踞高位，现在有热心于讲学的徐阶当政，从此便可以让皇帝成为像尧和舜一样的圣君了，天下不用说就能太平了。官僚们知道首辅大学士喜欢讲学，就在各地兴建书院，召集学者们一起讲学。讲学的风气越来越盛。著名的学者罗汝芳在嘉靖四十四年从宁国府知府任上来到京城，跑到西苑来对徐阶说：“一个国家是以人心为基础的，现在京城的官员虽然都很有才华，但是他们的学术宗旨不正，还请您整合一下，让他们都知道学问的目的。”徐阶一听，非常踊跃，于是就在灵济宫举行讲会。那一天，徐阶本人因为在直庐当班，并没有参加。代为主持的是另一位大学士李春芳。徐阶则亲手书写宋代学者程颢《定性》一文和“学者先须识仁”一则条幅，让他的大儿子带到灵济宫，要求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就“识仁”、“定性”的哲学思想展开讨论，再把讨论的言语记录下来送给徐阶点评。据说，当时参加的人有几千人。这次大会后来成为讲学者追羡的盛景，也成为反对讲学的人批评的靶子。例如，后来万历时期的学者沈德符就说：“徐阶喜欢王守仁的良知之学，所以当时想附炎趋势的人，都去参加讲学，借机向府县官们索取金钱。当时天下的人看不惯。”当时的灵济宫成为明代士大夫们讲学的代表。隆庆二年（1567年），徐阶致仕回乡，结束了他在北京的政治与学术生活。灵济宫渐渐地失去了它的喧嚣而归于平静，只是每当朝廷要举行什么大的礼节性活动的时候，才在这里举行演练。　　崇祯十五年（1642年），有一位官员建议，观内的两个真人其实只是叛臣之子，不能接受朝臣的跪拜，于是给它们隔上了一层帐幕。此时的徐阶，已经去世六十年了。他再也不用作为一个大臣在这里学习礼仪，也不用在这里做什么学术领袖。历史的风尘，总是给事物掩上一层又一层的帐幕，埋去一个又一个故事。四百多年的今天，灵济宫又在哪里呢？（陈时龙）
		
		
		
		巍峨长城戚继光(1)


		
		

		
		　　说起来明朝一代名将戚继光似乎与北京没有太多关系，他既没有在诺大的北京城里置下府宅，也没有墓地留在北京，更不会在京城里有长久的留居时间。但是，看似无缘实关情，当年他的职守与北京的安全极有关联，他在京郊的驻守和修筑万里长城的功绩，将他的名字与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　　戚继光年轻时来京，是轮番更戍5年于北京；中年以后来京，是保卫北京长达16年之久，这就是一代名将与北京的缘分。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后世家山东登州(今蓬莱)。他出身将门世家，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报国。十七岁时父亲病故，由他世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逐渐成长为一名胸有大志、英勇善战，同时又有勇有谋的年青将领。嘉靖年间，侵扰来自两方面，北边有蒙古，南边有倭寇，史称“南倭北虏”，戚继光生逢其时，时代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戚继光一生戎马生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他生平事业的高峰，一个是在沿海抗倭第一线的十几年，在风波中铸就辉煌；另一个是在保卫北京的十几年，于平实中显现奇功。他先是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所向披靡，对平定倭乱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年青的他写下了充满豪情的诗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正是以这样的胸怀和抱负，在平定东南以后，他调任北方天子脚下的蓟州镇守。　　早在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1548~1552年）之间，21岁的戚继光曾连续5年率山东卫所士卒戍守蓟门(今北京昌平西北)，春去秋归。当时正是朝廷多事之秋，严嵩当权，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从古北口攻打到密云、顺义、通州，兵临北京城下。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戚继光在前一年山东乡试中了武举，到北京参加会试，正遇上这一事件，京师戒严。虽然戚继光因此失去了参加武举、成为武状元的机会，但他入选参加了督防九门，防守北京城。不仅如此，这位年青的军官还上疏朝廷陈述防御方略，得到赏识，刊刻传播于军中，以此崭露了头角。　　20年后，隆庆元年（1567年）底，已经是抗倭名将的戚继光被任命为蓟镇总兵。40岁的他又来到北京。调任前，戚继光怀着一片忠心报国赤子之情，写下了“感恩怀尺疏，直欲捣祁连”的诗句，进京上疏直抒胸怀，提出用3年时间练精兵10万，积极加强北边防卫。然而入京后，他仅被任为神机营副将，神机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那里是勋戚豪贵寄生的地方，军纪松懈，懒惰成风，这样的队伍使他根本无法实现抱负。直到他的老上司谭纶担任了蓟、辽、保定总督以后，事情才有了转机，他任命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此后，自隆庆二年至万历十一年（1568~1583年），戚继光镇守北京西北蓟州达16年之久，并且施展了他的抱负。蓟州，是明朝设立的九边、也就是九个军事重镇之一的蓟镇，蓟镇负有拱卫京师，守护陵寝的重要任务，有九镇之首之称。昌就是今天北京的昌平，它成为重镇之一，是在“庚戌之变”之后，明朝特别从蓟镇里分离出昌平镇，专门护卫皇陵。保定就是今天的河北保定。虽然后来戚继光只是蓟镇总兵，但是密云和顺义在他的辖区之内。在任期间，他修筑长城，建立敌台，训练精兵，保卫京城，使蒙古骑兵16年不敢进犯。　　长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现存的北京长城是由宣府镇长城和蓟镇长城共同组成的，蓟镇长城是明代长城的精华部分，而蓟镇长城的修筑与戚继光分不开，凝聚了他的智慧和汗水。　　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蓟镇长城，就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戚继光在任主持军务16年，成为明朝大规模修造长城的时期，建起了完整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明代帝都的坚固屏障。他不能忘记，当年“庚戌之变”蒙古骑兵就是从蓟镇古北口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所以他特别注重边防设施建设，亲自考察边事、地形和军情，对蓟昌镇所辖原有长城普遍进行了改建和重建，还别出心裁建造空心敌台，将长城建筑艺术推进到最高峰。这种在长城沿线新修的高大坚固的敌台，作为边防军驻守的堡垒，既免于守城士卒日夜暴露于风雨中，又大大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北京长城敌台以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最为典型。司马台的敌台，甚至建到了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上，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
		
		
		
		巍峨长城戚继光(2)


		
		

		
		　　戚继光修筑长城的空心敌台，首先是在今天北京密云西北开始修筑的，他亲到石塘岭（今密云水库西北边）主持。据记载，蓟昌二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今昌平西北），延长2400里，犬牙交错地修筑墩台共计3000座。以敌台来说，在隆庆三年（1569年）这一年，就修筑了472座，到五年（1571年），蓟镇从山海关到石塘岭增修818座，昌镇从黄花镇到镇边城建199座，后来万历初年，戚继光又在居庸关以西增建，先后共建1337座敌台。此外还有关城、城堡、哨墙、铺房、烽墩等一系列配套的军事建筑工程。例如古北口、金山岭一带山坡平缓处，敌骑易于突破。除了设置密集的敌台外，他还在敌台两侧随山势设置了道道哨墙和层层阶梯，护卫着敌台。建筑奇特，配套设施巧妙。蓟镇东西二千里之间，但见城台耸立，蔚为大观。当年戚继光就是以它们守卫了京师北京，给百姓带来了和平与安定。至今历经近500年沧桑，这些军事防御设施仍然大多保存完好，作为建筑艺术的精品供人们欣赏。　　位于燕山长城脚下的密云白龙潭，传说潭中住有一条白龙，广播雨露，为百姓耕耘造福，有求必应，极为灵验。这里山清水秀，林深幽静。"白龙昼饮潭，修尾挂石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的诗句。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也在那里留下了著名诗刻：　　紫极龙飞翼北春，石潭犹自守鲛人。　　风云气薄河山迥，阊阖情开日月新。　　三辅看天常五色，万年卜世属中宸。　　同游不少攀鳞志，独有波臣愧此身。　　石刻上苍劲豪迈的笔迹，是戚继光于万历三年十月十六日亲自书写。此诗前有序，讲到蓟镇石匣营南十里就是龙潭，这年冬天戚继光驻防在石匣，集结练兵。他在闲暇之时与将士同游龙潭，写下诗句。戚继光一向重视练兵。他不仅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和治军练兵之道，写成了军事名著《练兵实纪》，还提出“练兵先练将”，倡办武庠(军校)，主张从实践中锻炼、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而且找出蓟镇守军的七大弊端，针对弊端采取措施，加强练兵，注重战术训练，全面提高战斗力。这首诗是48岁的戚继光在练兵之余到白龙潭所作，至今保存完好。可惜他所驻防的石匣营早已隐没于今天的密云水库之下，无处寻踪了。　　在蓟州16年，戚继光给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定，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在密云县城东门外路北原八蜡庙院内，有戚继光镇边功绩碑，又名十面碑。十面碑共有两座，为亭式结构，分立在南北甬路的两侧，原称"燕山勒功碑"。碑高约5米，碑顶、碑身、碑座均为青石雕刻而成。碑身共分l0个平面，碑上镌刻着名将领戚继光、谭纶调任北方练兵驻防的事迹。碑文是万历元年(1573年)兵部侍郎，也是文学家汪道昆所撰写的。　　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有一柄明代军刀，上面刻着“万历十年 登州戚氏”，是戚继光在蓟州任上所铸。也就是在这一年，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曾得到张氏赞赏和倚重的戚继光也被牵连，次年被调往广东，远离京师重地。蓟镇百姓舍不得他走，依依送别，这种感人情景被诗人陈第写入了诗篇：“辕门遗爱满江燕，不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　　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蓟县关公、岳飞旁仍配有戚继光的牌位，受到人们春秋两次祭祀。　　明代长城中，居庸关雄伟壮丽，山海关气势磅礴，金山岭险峻挺拔，司马台高耸入云，它们依托着群山，如波涛起伏，气象万千，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与之相联系的，是一个不朽的名字戚继光。  （万明）
		
		
		
		赵家楼外识大洲(1)


		
		

		
		　　北京人知道赵家楼，是因为它是东城区的一条胡同；外地人知道赵家楼，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联在一起。当年，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因北洋政府卖国，愤怒之下烧毁了位于这条胡同里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爱国学生的举动，使这条不长的小胡同，成了北京一个有名的地方。　　相传，这条胡同所以称为赵家楼，是由于隆庆时期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曾经在此居住。虽然这个说法缺少进一步的佐证，但以赵贞吉为此胡同的居民，是不辱没这胡同的，因为赵贞吉在明后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字孟静，号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于敢言，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责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从古北口南下，抢掠通州后进逼北京城，京师宣布戒严，因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称此事为“庚戌之变”。在城下，蒙古致书明朝廷，要求进行通贡贸易。明世宗令礼部尚书大学士徐阶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赵贞吉官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司业事，参加了这次商讨。　　从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战还是主和，怕说错了于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对不起国家，也不能耽误自己。徐阶见状，无奈之下，要取两个签名簿，准备将众人名字写上，以此上奏。赵贞吉终于耐不住性子，出班高声说：“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时以之为耻，况且如果此次允许通贡，蒙古就会入城索要不已，万一出现内外夹攻的情况，如何防御？”明确提出了主战的观点。徐阶听罢，问道：“足下一定有奇谋了？”赵贞吉说：“为今之计，请皇上出御正殿，下诏检讨自己过错，激励将帅，广开言路。少下损害士气的命令，加大赏功的力度；动员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谕诸将并监督力战。除此以外，别的都没用。”　　一直等待商讨结果的世宗，很快就从旁听的宦官那里知道了赵贞吉的发言，他亲自给首辅严嵩写了手诏，说赵某人说的对，只是有的事不该涉及，并让严嵩拟诏褒奖赵贞吉。于是赵贞吉被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给赏功银5万两，令其到军前随宜处置。但在敕命里却没有给赵贞吉督战之权，也没说他可以统带军将前往军前。这个细节，给赵贞吉带来很大麻烦，而这是严嵩等人使的阴招，故意要出赵贞吉的难题。　　本来，赵贞吉与严嵩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可以，二人时有往来，为诗词文字之交。但由于赵贞吉言直口利，引起严嵩不满。据说，赵贞吉在会议发言之后，就到西苑严嵩办公的地方，意在征求严嵩对此事的意见，但门房不让其进入，赵贞吉怒斥守门人。恰在此时，严嵩的干儿赵文华也去见严嵩，赵文华对赵贞吉说：“你这下完了，天下大事应该慢慢商议。”正在气愤中的赵贞吉闻言更加愤怒，他骂赵文华道：“你不过是权门的走狗，哪里知道天下大事！”史书说“嵩闻大恨，欲败其事”，赵文华更是要搞掉赵贞吉，于是在敕书中做了手脚。　　由于没有旨意，赵贞吉得不到运送银子的官车，连一个护兵也没人给他派，他只好到街上雇佣民间的车子，单骑出城去犒赏军兵。当时，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来来往往，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但赵贞吉凭着勇气，硬是把银两送到总兵仇鸾的大营。他遍历各军营，传达皇上的抗战旨意，发散赏军银两，“一时将卒感奋”，士气高涨。　　次日清晨，赵贞吉回城复命。随后，他把应敌方案和增加他督战之权的请求写成奏疏，但仇鸾赵文华等人找借口压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复命时只能以颁旨发赏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悦，认为，银子让你发下去了，可应敌的措施一项也没有，这就是诓骗朝廷，为自己买好。于是，命锦衣卫逮捕赵贞吉，杖责后降为广西荔波县典史，将赵贞吉赶出了京城。　　从赵贞吉在“庚戌之变”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倔强刚毅的个性，和为国家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因此他虽遭贬责，但赢得了海内人士的一片赞誉，人们赞扬他“主张国是，大义凛然，令边衅不开，国势日尊”；还赞扬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议攘大患”，有功于国家。与赵贞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阴毒。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国，为己害人，他们受到后世的谴责是应该的。
		
		
		
		赵家楼外识大洲(2)


		
		

		
		　　因为有严嵩的阻挠，赵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户部右侍郎，但仅一个月后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个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户部右侍郎的位置，向严嵩行重贿，于是严嵩将赵贞吉再次赶走。　　赵贞吉另一为人们称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学问，和出色的口才。　　赵贞吉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学问得自于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后学习于王阳明和王艮，所以，赵贞吉可谓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再加上他肯于独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庆两朝的学者中极有名望。而他也乐于讲学，积极奖掖后进，言其桃李满天下并不为过，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就受到过他的影响。　　赵贞吉对学术的论述颇多，思想十分丰富，但我们无法讲得太多，在这里只谈一点。他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学问，必须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华，否则就会陷于“陋”，譬如禅学，很多人对其反感认为对学问有害，但实际上它是无害的，关键是怎样学和怎样用。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学问必定支离破碎，而其人也会“滞窒昏愚”，无用于世。赵贞吉是很讲究学以致用，以事证学的，他在朝为官的种种行为，与他这个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旧例到国子监视察，当时称“幸学”。此时赵贞吉已被从四川召回，担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时还兼任了国子监祭酒（国学院院长）。皇帝幸学，照传统要由国子祭酒讲一次课，皇帝及众人聆听。赵贞吉这天讲的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后克艰”章，他的讲稿幸而保存至今，他开头是这样写的（原文）：“这是《虞书·大禹谟》篇，史臣记禹敬承于帝，而献其谋谟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艰是难……”他的讲稿写的很细，条分缕析，浅显明白。通过这个讲稿，我们可以推想他当时讲课的情形。需要说的是，他这次讲课，与其他人为皇帝讲课不同，是坐着讲的，这出于穆宗的特恩。有关赵贞吉的记述，总要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　　赵贞吉在讲课时，阐发精明，音吐洪亮，给穆宗留下深刻印象，当他得知赵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时，更加高兴。很快，穆宗就让赵贞吉充任日讲官，专门给皇帝自己讲课。后来，赵贞吉因与阁臣发生矛盾，自请到南京任礼部尚书。没多久，皇帝开讲筵，发现没有赵贞吉，很不高兴，对阁臣说：“去年那个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来日讲！”由此可见赵贞吉的口才实在是过人甚远。　　赵贞吉不仅重视道理之学，还非常重视实用之学。当时的学者对天文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赵贞吉却颇为专业。他比较强调实地观测的结果，而对于推步的数据则不大信赖。由于他的住处离观象台很近，他经常约同好去访问切磋。可能是因为他在理学上的名气太大，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仅今天是这样，在当时就是如此。与他同时的一位在天文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叫唐顺之，当他听说赵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惊，并随即托人向赵贞吉讨教。　　虽然赵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进入内阁后，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发生矛盾，特别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赵贞吉于是请求退休，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69岁时去世，赵贞吉再也没回过他在北京的住所。  （张兆裕）
		
		
		
		神宗孝母献万寿(1)


		
		

		
		　　目前故宫保存了一幅清绘《香林千衲》图，绘制的是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官员与僧人云集万寿寺，为皇太后恭祝七十寿诞的情景。画面中央便是金碧辉煌的万寿寺，两旁建筑错落有致。前面便是明清时期唯一的御河——长河。众多官员与僧人在河的两岸，聊天打偈，静待仪式的举行。河水潺潺、芳草连天，画面十分柔和，透着一股暖暖的气息。远方似乎木铎声声，随风而来。　　这座万众瞩目的万寿寺，却并非始建于乾隆年间。万寿寺最初建于唐朝，原名聚瑟寺。但它得以重建与开始出名，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神宗的生母慈圣李太后出资捐建。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几乎便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女人的份量少得可怜。这不仅在于中国古代是一个男人主宰的社会，而且更在于中国古代正史，更是由男人来书写。所以，在数量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的女人们，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近乎于失声。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往往只能在一些笔记小说、歌曲词赋中找到仅存的一些蛛丝蚂迹。　　比普通女人要幸运的是，皇宫里的女人因为贵为妃嫔，在正史中，还有一些简单的记载。那么，《明史》是如何记载重建了万寿寺的慈圣李太后呢？　　李太后本是北直隶顺天府通州一个普通的民家女子。如果不是嘉靖年间裕王府的一次选拔宫女活动，她可能将如其他平凡女子那样，浣沙织布，过完平淡的一生，也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而不为人所知。但命运的安排就这样离奇地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贵为皇太后以后，关于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李伟梦到了祥云飘至他的家的传说，便广泛流传开来。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往往反映了人们对他人离奇命运的不解与羡慕，只能将之归为天命所定。　　李氏被选为裕王府宫女。由于她颇有姿色，为人聪明稳重，很快便在芸芸宫女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裕王的喜爱，进为王妃，并很快为裕王产下一子。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主宰明朝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名字叫朱翊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逝世，裕王登基为帝，是为明穆宗。明穆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实际年龄尚不到9周岁的朱翊钧荣登大宝，是为明神宗，是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李氏也从贵妃变成了皇太后。　　本来李氏在隆庆朝只是贵妃，不得封为太后，但由于她是神宗的生母，所以尊为太后。按照制度，生母相对于嫡母，在徽号上应有所减杀。但穆宗皇后陈氏由于无子，在隆庆年间便已迁居别宫。到了万历新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讨好神宗，于是便并尊两太后。陈氏徽号为“仁圣皇太后”，李氏徽号为“慈圣皇太后”。　　由于李太后是神宗生母的原因，实际上在后宫中的权势更大。但李太后为人谦逊守礼，尽管地位已与陈太后相侔，但每逢重要节日，都要以嫡庶之礼，相敬太后。神宗也在问候生母后，须到陈太后那里问安。宫中气氛甚是祥和。两宫的融洽气氛，与两太后性格温和、善良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局面的出现，规定妃嫔必须要从普通民间选择，而不能从公侯官宦家迎娶。民间出身的妃嫔由于家无奥援，也无野心，所以往往容易满足，不易滋生事端。所以，明朝后宫尽管也存在一些斗争，但整体看来，都较为和睦，更没有发生后宫干政的现象。　　神宗冲龄即位，自然无法独立处理政事，但明朝祖训禁止后宫干政的规定，也排除了李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于是，李太后便以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处理宫中事务，以内阁首辅张居正管理国家大事，自己辅导神宗，居中制衡。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便是在李太后的坚定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的。只是由于她守着本份，站在历史的幕后。随着历史大幕的卸去，她的身影也逐渐模糊，她的历史功绩，才少为人知。
		
		
		
		神宗孝母献万寿(2)


		
		

		
		　　神宗幼年登基为帝，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不善加管束，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太后便负责起了督导神宗的任务。神宗即位后，李太后从慈宁宫搬到了乾清宫，严格要求神宗。每个孩子都有贪玩的时候，如果神宗因此而不好好读书，便会被李太后责令长时间跪地。每到大朝的时候，李太后在天刚蒙蒙亮的五更天便叫起明神宗，让太监与宫女扶着神宗坐下，拿水为他洗脸，然后送他坐上轿子去上朝。可见，神宗尽管贵为皇帝，恐怕要比一般的官宦子弟还要辛苦得多。　　习惯了前呼后拥、颐令指使，神宗难免会有一些骄奢的行为。一次，神宗在宫中玩乐，一时兴起，让太监唱首新歌给他听听。太监回答说不会。神宗一怒之下，便拿剑去刺太监。在旁边人劝解之下，神宗开玩笑似地把太监的头发割掉，以示惩罚。整个事情类似于一场孩子般的闹剧。但李太后知道后，便马上命令张居正上疏劝谏，并且让神宗下《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自己的过错。国事已毕，家法难饶，李太后又将神宗召到后宫，命他跪在地上，数落他的过错。神宗涕泣不已，请求改正过错，才算完结。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李太后几乎将神宗视为一个普通的民间子弟，严加管教，并不因为他是皇帝，而稍加宽纵。　　李太后对于民间的朴素情感，是一直保留下来了的。神宗年长后，非常偶然地与一名宫女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但神宗却碍于身份，羞于承认此事，并且长期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李太后知道此事后，责问神宗。神宗回答：“他是宫女的儿子”。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十分惶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朱常洛因此被立为太子。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太后既然已经母仪天下，她们家自然也会相应尊贵起来。他的父亲李伟被封为武清伯（李伟便是明清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始建者）。但李太后对于自己家庭管束十分严格，家人曾经犯过过错，李太后便命太监亲自到家宣布罪过，将家人绳之以法，做到了大义灭亲。　　代表清朝官方对于明代历史正统观点的《明史》在记载李太后这些事迹时，是带有十分尊敬与钦佩的口吻的。现在看来，李太后既能安邦定国，又能谨守本份，在她掌控下的万历前十余年，明朝国泰民安、宫内和睦，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样的太后，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可以讲是一位贤能的太后。　　但《明史》对李太后并不全是褒奖，也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是针对李太后尊崇佛教而发的。“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中国古代后妃尽管地位荣耀，生活安乐，但却不能离开京城，多数时候甚至只能整年、整日呆在宫中。她们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由于礼法的限制，宫中的娱乐活动也并不太多。时间长了，终日闷在宫中的后妃们自然觉得有些冷清与寂寞。这时能给她们带来一些外面消息的人只有尼姑了。尼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佛教信徒，还是后宫、贵夫人们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尼姑走门串户，巧舌如簧，不仅能够将佛教信仰带给这些缺乏信仰的女人们，而且能够将外界的生活气息传递给这些寂寞的女人们。明代后宫与尼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她们也大都信仰佛教，不仅在木鱼的敲打声中寻找精神寄托，而且能够让自己参加到社会娱乐中来。中国古代佛事活动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社会大众的娱乐活动，届时各种民间文艺都会轮番上演，后妃们从而在设坛做法、捐资创寺的过程中，行使一些社会行为，与外界构成某种联系，让寂寞、冷清的生活热闹起来。　　在明代后妃中，李太后对于佛教的虔诚与热心是出了名的。她经常捐资创建寺院，参与法事，铺设桥梁，甚至出于慈悲心肠，希望停止死刑。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曾经打算拆毁寺院，也由于李太后的缘故，而被中止。李太后捐资建立的最有名的寺院，便是万寿寺。
		
		
		
		神宗孝母献万寿(3)


		
		

		
		　　万寿寺目前座落于海淀区苏州街广源闸西侧，隔着长河与紫竹禅寺（目前的紫竹院公园）相望。万寿寺现在早已不是《香林千衲》图中的清远模样。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来自四面八方的汽车飞速而过。人潮涌动、商机无限。万寿寺也已成为了北京市艺术博物馆办公的地方。　　尽管万寿寺主体建筑目前保护较好，在2006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其附属建筑却早已破败不堪。万寿寺对岸的古建筑早已不见踪影，两旁的附属建筑也十分衰败，一墙之隔的延庆寺摇摇欲坠、风雨沧桑。上有扁额：北京市文物暂保单位。目前这个状况，如果再不对延庆寺加以保护，恐怕已经无须再保了。　　即使万寿寺的主体建筑，也早已不是万历年间的旧貌，基本是清朝时候格局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曾经两次为其母亲祝寿，重修此寺。将全寺建筑分三路。中路由南至北依此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大禅殿、大士殿、无量寿佛殿。东路为方丈院。西路为行宫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再次重修万寿寺行宫，在西跨院增修了千佛阁和梳妆楼，形成了目前的格局。　　经过历次重修，万寿寺最终成为集寺庙、行宫、园林为一体，东中西三路建筑毗邻，占地50亩的皇家重寺，并成为清朝皇室出游的行宫和祝寿庆典场所。慈禧太后往来于颐和园、香山与紫禁城之间，都要在万寿寺礼佛，在行宫稍事休息。所以，这里有小宁寿宫之称。因为地位重要与建筑华丽，又有“京西小故宫”之称。　　由于禁止燃香，也没有了僧人，万寿寺显得有些冷清，已徒有其表。重重宫殿南北排列的万寿寺显得有些局促，这可能是历代增修的结果吧。其中大禅堂、假山、三大士殿、天王殿与钟楼是万历五年（1577年）所建，乾隆时重修，其他皆为清朝所建了。寺中仅存的五座碑刻，其中两座立于大雄宝殿之前，是乾隆御制诗碑，两座立于鼓楼之前，一为道光二年（1882年）主持通济禅师正因立的昌平乡人捐资之碑，另外一座所立年代，由于字迹模糊，已无法辨认，通过可以辨认的字迹来看，是记述重修万寿寺之事的，应该也是立于清代。在寺的后院部分，乾隆御碑亭中，有一座碑，为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其母亲寿诞所亲书。上云：“而我圣母皇太后，七秩圣辰适逢斯盛。朕将率亿兆臣庶祝嘏延洪，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乃敕内府丹垩即工，视乾隆辛未例，弗懈益虔。”　　乾隆母亲之功视李太后之功，是不如的，而乾隆帝可以两次为其母大兴土木，兴造寺院，明神宗却无此气魄。这非李太后威望不及，也非神宗不孝，乃是明清王朝对于佛教态度存在重大不同。明朝是一个汉族王朝，治国思想是儒家经典，所以对于佛教具有很强的敌意，信奉佛教往往是皇室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所以，每当皇室打算修造寺院、剃度僧人时，大臣多加反对。李太后出于佛家慈悲，希望能够暂停死刑的愿望被张居正否决了。同样，在明神宗出疹时，李太后曾许愿如果神宗平安度过，将大开戒坛以还愿。待神宗病愈后，戒坛之事也在朝廷出于安全的考虑下，没有能够实行。而清朝由满族建立，满族崇信佛教，又以佛教作为拉拢蒙古与西藏的手段，所以清朝历代皇帝都将佛教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清朝皇室屡次修筑寺院、大度僧人，都很少见有大臣反对。两相对照，明清王朝时代的不同，在这座寺院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正是由于清朝对于佛教的大度与重视，清朝才鹊占鸠巢，使万寿寺打上了浓厚的清朝皇室的痕迹，甚至里面观音菩萨的座像，也是李莲英模仿慈禧太后的面貌塑造的。但李太后的业绩与人格，却无法被掩盖。寺内亭亭开放的玉兰花，玉立而高洁，散发着幽幽清香，随风飘散，给万寿寺带来了女人的温柔，也给历史带来了淡淡的芳香。也许这就是女人赋予历史的柔性与善良。(赵献海)
		
		
		
		是非纷说定陵人(1)


		
		

		
		　　北京昌平的天寿山，是明代帝王的陵区。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景帝朱祁鈺，另外十三位帝王都安葬于此，故称十三陵。十三陵中的定陵，就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寝，也是十三陵中唯一已被发掘的明帝陵。从1956年5月到1958年7月，定陵的发掘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据说，定陵内神宗皇帝的棺椁打开时，里面塞满了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在红底绣金的锦被下，厚厚的道袍、中衣、龙袍，紧裹着万历皇帝的尸骨。棺椁内还放有一个内藏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金冠。在万历皇帝的棺椁旁，是万历皇帝的妻子孝端皇后、贵妃王氏的两具棺椁。后来，对万历皇帝的尸骨的复原结论报告显示，万历皇帝身高164厘米，且是一个驼背。那么，这位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曾经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万历皇帝名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享年58岁，却在位47年。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四十七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万历皇帝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是四十八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皇帝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父亲隆庆皇帝病危，对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说：“朕不豫，皇帝你做。”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决定次年改元万历。他成了明代最年轻的皇帝。但是，小皇帝并不容易做。按照父亲的遗嘱，他必须在三位辅政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的辅助下执政，在宫中还要受太监冯保的辅助。但实际上，后来万历皇帝所能依靠的，在朝只是张居正一人。高拱被张居正驱逐了，高仪被吓得吐血而亡。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和国家，倒是无比地忠心。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在张居正的辅导下，万历朝前十年的政治、经济都有良好的改观。万历十年（1582年），自称“摄政”的张居正死了，二十岁朱翊钧终于可以亲政了。他清算了张居正，抄了张居正的家，还说要将张居正断棺戮尸，又将当初侍奉他小心谨慎的“大伴”冯保驱逐到南京。　　在明代历史上，朱翊钧是以消极对抗文官体制而著名的。他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愿意上朝听政；他把大臣们送来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再发回，从而形成所谓的“留中”制度；他对于缺官的职位也不愿意增补。所以，到了他统治的末期，从中央到地方，缺官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他一心想要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为继承人，却遭到几乎整个文官政府的反对。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谓争国本即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文官政府内的党争非常厉害。到万历末年，大臣们纷纷结党营私，如东林党、昆党、齐党、楚党、宣党等。他违背儒家伦理中藏富于民的理想，一心要为自己敛财，派出太监们四处开矿、收税，搞得地方骚然。他身体虚弱，又被大臣们批评为纵情于酒色财气。所以，一般认为，万历朝是明代积衰的一个时代。甚至像《明史》中就简截地说，明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亡于万历朝的。
		
		
		
		是非纷说定陵人(2)


		
		

		
		　　亲政之后的朱翊钧，很快就想到了要营建自己最终的归宿。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朱翊钧命令大臣们为他前去天寿山祖陵祭拜做准备，包括先为他遴选可以建造自己寿宫的地点。于是，当时的大学士张四维便派礼部、工部的官员，会同钦天监官员、风水先生，前往天寿山斟察。官员们选择了潭峪岭、勒草洼、祥子岭作为吉壤，以备皇帝定夺。闰二月十二日，神宗朱翊钧陪着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往天寿山祭拜祖陵。但是，看过潭峪岭、勒草洼、祥子岭，又再看了阳翠岭、东山、圣蹟山等地，仍未选定寿官的理想地点。于是，选定寿宫的任务专门派了通政司的参议梁子琦负责。但是，梁子琦也许是太过于认真了，他先后与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钦天监官员、礼部尚书徐学谟发生争执。最后，神宗皇帝对梁子琦也不耐烦起来，罚了他三个月的工资。接下来，事情还是落在礼部和工部这两个专门负责陵寝事宜的部门头上。最后，经过多名官员的勘探，首辅申时行等人选择了形龙山、小峪山两处。小峪山后来改名为“大峪山”。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初六日，朱翊钧再带着后妃们前往天寿山，最后选定了大峪山为自己的寿宫所在地，并在次年十月任命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来筹建寿宫。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日，定陵正式开始营建。但是，之后立即又有一拔臣工说三道四。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个曾经靠弹劾已故的张居正而起家的人，上疏说大峪山不适合做皇帝的寿宫。三人的目的，只是想借寿宫选址来攻击内阁大臣申时行。但是，大峪山寿宫选址是皇帝亲自做决定的，内阁并没有什么责任。因此，万历皇帝下令将三人外调，寿宫仍然按原有方案营建。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定陵营建完成。整个工程费时五年，费银八百万两，相当于明代户部太仓三年的收入。　　定陵的设计方案，是由当时的礼部尚书陈经邦拟定的。设计的格局是仿照朱翊钧的祖父明世宗的永陵，但外观较永陵更为宽大深邃。定陵陵园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从建筑格局上看，有地面建筑、地下建筑两部分。地面建筑是模仿皇宫外朝的格局；地下建筑则是模仿皇宫的内廷部分。地面建筑中的祾恩殿、明楼和宝顶，相当于皇宫外朝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地下玄宫有前殿、中殿、后殿，左右配室，相当于皇宫内廷中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和东西六宫。整个地下的玄宫，是用青白石和汉白玉砌成，不设梁柱，全部采用双曲拱券形式。皇帝与皇后的棺椁，就是安放在后殿中。因此，后殿是地下玄宫的主体部分，较其它部分要高大宽敞。正是在这里，汉白玉制成的宝床上，安放着万历皇帝、王皇、恭妃王氏三人的金丝楠木棺椁。棺椁的两侧，照例搁放着盆、盂、碗、盘等生活用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继位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皇帝便在九月初一日随着他的父亲去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神宗的玄宫内的谥册上，却写着九月初四日“孝子嗣皇帝臣常洛稽首百拜上言”。该年十月，将万历皇帝安葬于定陵的，是他的孙子朱由校。这一年的十月，连年号都已经改了。因为，从1620年的八月起，为纪念朱常洛，改年号为泰昌。  （陈时龙）
		
		
		
		贡院春秋思江陵(1)


		
		

		
		　　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围的胡同，分别叫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以及贡院头条、二条、三条等名，而且以前还有三条和贡院有关的胡同，即鲤鱼胡同、笔管胡同和驴蹄子胡同。这个片区所在，就是明清“贡院”旧地。　　明清的科举考试，每隔三年要会试一次，会试是在春二月，所以叫“春闱”。会试考三场，每场三天，从初九日考到十七日。参加考试的是全国的举人，考中的称为“贡士”，再到紫禁城的中和殿由皇帝面试。考取的叫“进士”，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员”，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并刻名于国子监的石碑上。北京的贡院又为顺天府乡试的考场，乡试也是三年一次，考试是在秋八月，故叫“秋闱”，也是在初九日到十七日。乡试的考生是由童生经县、府、院三试及格成为“秀才”，秀才应乡试，及格者为举人。全国的举人在第二年春天集中到北京会试。　　贡院是古代明清时期的考场。在贡院发展史上，明万历间大学士张居正为它的扩建修葺值得一提。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在张居正任首辅时，对于当时国力匮乏等问题，张居正认为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于是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这种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奉而夕行”。另外，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减苏松地区和应天府织造等，使朝廷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在他的改革中，以清查田亩声势最为浩大。清丈田亩的措施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从而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到万历十年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使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得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他逝世后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的家属也不能幸免。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才得以平反，复官追荫。　　在张居正一系列兴革举措中，他对北京贡院的修葺扩建的扩建较少有人注意。　　贡院在北京城东南隅，本为元朝礼部旧址。永乐十三年（1415年）时改为贡院。因当时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尚未完成，财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苇席等搭盖成考棚。四周围起先是用荆棘围成的墙。大门五间，称为“龙门”，有鲤鱼跳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开文运”，东门上题“明经取士”，西门上题“为国求贤”。贡院内的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东西两旁则是低矮的考棚，又叫“号棚”，贡院的四角还有瞭望楼。贡院里的监考很严，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所谓“夹带”，即是把考试的答案或提纲藏在身上。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外围四周是用荆棘围圈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待试题发下来，明远楼上响起鼓声，应试的举子们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因当时还没有钟表，就以点香为计时。
		
		
		
		贡院春秋思江陵(2)


		
		

		
		　　贡院作为选拔士人的场所，常会有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如弘治四年直隶巡按史王鉴之曾上疏谈到南京贡院作弊的情形。当时南京贡院规模窄狭，四面都是居民楼房围绕。容易发生的作弊，如乗巡视官员未提防时登髙投掷；又因内帘上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方便试者通消息。万历十六年（1588年）应天府尹张槚也上疏提到，他在八月廿七日往贡院封锁什物时，见千余人混入。询问之后，知道乃是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到天明才验出。对于此事可能涉及试卷被偷换等可能，他建议进行追查。北京的贡院虽然巡查监管较外地严格，但在万历以前，因贡院场地狭隘，建筑简陋，类似的事情也会有发生。　　北京贡院建筑在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锁院贡试”制度，故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据《琐缀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乡试时，初试前夜。场屋起火烧残试卷和场屋。后在曾鹤龄建议下，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 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贡院起火后，监察御史焦显反而锁上贡院之门，不容人员出入。被烧死的举人有九十多名。因为这次火灾，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色，以表其门。但礼科给事中何琮反而弹劾他，说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一度令阎禹锡下锦衣卫狱鞫讯。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因为这场大火，礼部建议选择城中宽阔之地另建贡院。此事经过工部讨论，工部左侍郎霍瑄、右侍郎薛远选择户部的安仁坊草场，请改为试院，将原来的草席竹苇改造为板房。但英宗不同意。令沿袭旧址。只在天顺七年五月将原贡院修复。而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除了这两场火灾，正德十五年（1520年），贡院的明远楼也被烧毁，第二年，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对原贡院狭隘道路有所扩建，不过这次维修规模很小。嘉靖初年名臣林俊撰写《文场修建记》记述了此事。在嘉靖朝，又有官员提出贡院场地狭窄的问题，讨论另建或者扩建。有人建议将贡院改在京城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的场所，原址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应该在原址上扩充。但这次讨论没有最终结果。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原贡院修于永乐时，当时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也只有百余人。故贡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足敷使用。到了后来，人文渐开，在北京贡院参与考试的人员，最高可达四千余人，但贡院逼隘如故。而且又与当地居民房舍混杂在一起，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　　重建工作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展开，至三年（1575年）九月告竣。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及赵用贤《重修贡院记》均记载了此事。这次重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面积，方圆达一百六十丈；二是将房舍改为砖瓦结构。修成后的贡院，外面围有荆棘墙。门朝南向，门前立有三个门坊，左边的门坊称“虞门”，右边的称“周俊”，中间的称“天下文明坊”。内有两道重门，左右各一，以备稽查。再进去又有一道龙门，实寓“鲤鱼跳龙门”之意。穿过龙门直甬道，则是明远楼。在贡院的四角各有楼相望，作为瞭望监察之用。自东向西共有号舍七十区，每区有七十间。将号舍原来的木板屋改为瓦甓，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再往北走，中间为至公堂。堂分七楹。至公堂以东有一间供监察之用，再往东有三间供弥封试卷以及供给的场所。至公堂西面为对读誊録场所，共两间。至公堂后面为燕喜堂，有三楹。自东向西，有室凡十六楹，供诸书吏、工匠居住。其后为会经堂。堂东西有二十三间经房相连，供同考官居住。
		
		
		
		贡院春秋思江陵(3)


		
		

		
		　　万历的这次贡院重修，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春试和秋试，直至明亡，贡院都未再大修过。清人入关，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京师的科举考试仍然在明代贡院原址上进行。只是明代建的三个门坊分别改名：中门改为“天开文运”，东门改为“明经取士”，西门改为“为国求贤”。到了雍正时期，贡院有所修补。乾隆年间，又把贡院修葺一新，竣工时乾隆还亲自去视察，并留有:“从今不薄读书人”的诗句。清末废除科举，贡院改作他用。近几十年，随着北京城的发展，现在的贡院只剩下被改造过的两个四合院，均已破旧不堪，与四围的中国社科院以及供富豪居住的“贡院六号”等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胡吉勋）
		
		
		
		西海临风吊李贽(1)


		
		

		
		　　在北京城周围，明人的陵墓众多，但明代思想家的墓，北京可能就只有一座，那就是通州的李贽墓。三百年来，沧海桑田，李贽墓也历经风雨，几经迁移，但终于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保存下来了。　　李贽不是北京人，他出生在福建晋江，而他最后选择北京通州作为人生的归宿，说到底，与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思想家，李贽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明代以孔孟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李贽却对孔孟之学及后世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在整个封建时代，可谓空前绝后；同时，李贽还对许多历史问题，作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评价。由于被统治者和道学家们视为异端，李贽四处不得安身，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此时他已75岁。　　李贽这次是从河南商城的黄蘖山而来，奉同他前来的是通州人马经纶。1600年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回到了他生活过的麻城龙湖，准备在那里以终天年。而麻城的反对者对他的归来，非常恼火，害怕他的叛逆思想在此漫延，于是他们纠集人众，以维护风化为名，捣毁了李贽的芝佛院。李贽只好逃往黄蘖山的朋友处。此后不久，曾任御史的通州人马经纶来到黄蘖山访问李贽。马经纶本想在武昌为李贽建一安身之所，但后来考虑到武昌也是恶人聚集的地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到通州时，李贽已是病魔缠身。连年的东奔西走，风波险阻，严重地损害了这位老人的健康，本就瘦弱的身躯，就更显老态。但他神清志明，并充满乐观。面对病魔，李贽还是李贽，还是那个具有非凡斗志的人，他不会轻易倒下。马经纶的家在通州城里，李贽在马家一边养病，一边仍旧读书不辍。在这里，他完成了《九正易因》这一易学著作的最后修订，这是他一生无数著作中，唯一在北京完成的书。　　通州，原不是李贽心目中的终老之所，他有家不回投奔朋友耿定理，把黄安作为归宿；黄安不成，改为龙湖；龙湖不成，不得已来到通州。但他很快就认定了通州，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的百年之计，就在盘山了！”事实上，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归宿，这就是李贽。1601年冬至1602年春，病魔再次肆虐，李贽自感来日无多，便写下了《李卓吾遗言》，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　　也许，命运之神不允许一位斗士就这样平淡地走完人生的里程；也许，上天希望斗士最后敲击一次醒世的警钟。于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在1602年春天拉开了帷幕。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在恶势力的支持下，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弹劾李贽，诬蔑李贽有三大罪状，一是惑乱人心；二是行为不端；三是败坏风习，他说，李贽现在移居通州，他一旦进入京城，就会像在麻城一样蛊惑人心。请求惩治李贽，并焚毁其书籍。明神宗令五城兵马司严拿治罪。于是兵士马不停蹄直奔通州。　　这时的李贽已重病在床数月，对外界的这一切毫不知晓。当听见门外的喧哗人声时，他便问匆匆进门的马经纶，马经纶回答：“兵马司来人了。”李贽一下就明白了，他迅速下床，只迈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便大声说：“他们是为我而来，快给我取门板来！”于是他躺卧在门板上，高声说道：“快走，我是罪人，不能停留。”于是他被人抬着，向外走去。　　此刻，马经纶显示出了燕赵之士的侠肝义胆，坚决要与李贽同行。李贽阻止道：“被革职者不许入京，这是制度，而且你还有老父在。”马经纶说：“朝廷把您当作妖人，那我就是窝藏妖人者，要死我们就一同死，绝不能让您去坐牢我却留在家里。”于是他们一同离开通州城。就这样，李贽在这个迟到的春天里，被抬进了北京城，投进了监牢。　　第二天，兵马司的一个指挥审问李贽，李贽被架着胳膊拖进大堂，由于无力，他躺卧在冰冷的石阶上。指挥问：“你为什么写坏书？”李贽答：“我著书甚多，白纸黑字，它们对圣教有益无害！”指挥对李贽的倔强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西海临风吊李贽(2)


		
		

		
		　　按照李贽的情况，顶多是发回原籍，不会治其他的罪，但却迟迟没有处理结果。对李贽来说，被自己的敌人投进监狱却无力反击，这本身就是耻辱和遗憾，而重病使反击的可能变得更加渺茫，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实际上，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论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他都会以死作为最后的抗争。1602年的三月十五日，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次日逝世，终年76岁。一代奇人，用壮烈的死，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向后世控诉了封建专制的黑暗。　　李贽死后，马经纶将李贽葬在通州城北三里的迎福寺西，其葬式完全依照李贽在《李卓吾遗言》的吩咐。墓高一丈，树碑二通，周围种满白杨……　　李贽一生四次到北京，通州之行是最后一次。　　李贽第一次来京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目的是求官。但他只是举人出身，求官十分不易。李贽后来追述首次来京的情景：“在京师住了十个月，得不到位置，钱快用光了，只好到塾馆中教学生来养家，又教了十多个月的书，才得到一个空位置”，也就是说，在失业近2年后，到了1563年他才重新有了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北京国子监博士，仍是教书。此前李贽做过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都是教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经40岁的李贽来到北京，担任了礼部司务，这是他第二次来京，也是他在京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礼部司务是一个隶属于礼部司务厅的九品小官，相当于干事或文书，负责办理一些具体的事务。在这个职务上，李贽一直做了四年，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他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为止。礼部司务是一个穷官，经济上所得极为有限，但李贽却不以为意，他把求“道”（关于人生的真学问），作为来京的目的。这是他此前多年的追求。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同僚李逢阳、徐用俭的影响下，李贽终于认识和接受了流行的阳明心学。在接受心学之前，李贽所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在这样的思想范围里，他不可能创造不朽；因此可以说，心学的接受，是李贽叛逆思想的发端。而这，又与北京是分不开的；当然，他人生旅途中的更大坎坷也是从这开始的。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71岁的李贽第三次来到北京。　　李贽这一次是路过，他要等待他的另一个朋友焦竑一同前往南京，商讨他的著作《藏书》的出版事宜。《藏书》是他在山西改定的一部历史著作。　　李贽寓居京西极乐寺，此时正是深秋时节，他不以诗词见长，但面对久别重逢的京师秋景，还是吟出了“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已苏；老桧深枝喧暮鸦，西风落日下庭梧”的诗句。秋尽冬来，冬去春回，李贽在极乐寺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第一天，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在《元日极乐寺大雨雪》中写道：“万国衣冠共一新，婆娑独占上方春；谁知向阙山呼日，正是花飞极乐辰。寂寂僧归云际寺，溶溶月照陇头人。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诗的后两句，写的是他的烦恼，而这严酷的现实，与“万国衣冠共一新”的新气象是那么遥远，这令他十分的感慨。这年春末，李贽与焦竑一同乘船，顺运河南行，离开了北京。　　通州迎福寺西的李贽墓一直保存了350年，1953年，卫生部在该地建造北京结核病医院，将墓迁走。其后又几经迁移，终于在1983年将李贽墓迁至通州西海子公园内。当年焦竑题写的“李卓吾先生墓”的石碑仍树立在墓前。  （张兆裕）
		
		
		
		慕义立言利玛窦(1)


		
		

		
		　　在明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上，耶稣会士利玛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北京则是他获得这一地位的最重要“平台”。如今的北京，还保留着许多与利玛窦有关的遗迹。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字西泰，155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马塞拉塔城，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自愿到远东传教。1577年他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同行十四人，次年三月乘船从里斯本出发，九月到达印度果阿。1582年4月利玛窦与巴范济被耶稣会负责远东教务的观察员派往中国协助罗明坚传教。他于1582年（万历十年）8月抵达澳门，第二年他们被两广地方当局获许在肇庆居住。1589年（万历十七年）利玛窦又迁居韶州，以后又到达南京。不久被逐出南京，暂避江西南昌传教。传教团考虑到如果不被明朝皇帝所接见，想长期居留在中国进行传教几乎是不可能的。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重返南京，开始了到北京传教的努力。　　利玛窦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得到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资助和护送。他们从南昌出发到达南京，又从南京起程沿水路北上，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9月17日）到达北京。在北京，他们获得的一项重大收获，是终于弄明白了他们所在的中华帝国，就是某些书中称之的契丹，而北京就是所谓的汗八里城。利玛窦立刻寄书印度和欧洲，建议修改地图。因为欧洲人一直认为契丹位于中国长城以北，是另一个国家。在北京，利玛窦等人住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府中。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援朝抗倭战争，明神宗拒绝接见利玛窦一行。一个月以后，利玛窦等人被迫返回南京。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等人又一次从南京启程去北京。船靠济宁时，利玛窦在漕运总督刘东星家中又一次见到了李贽，并向他们传播了基督教的教义。与他们的交谈，使利玛窦感到完全是在欧洲的家里，或与好友在他的教会的教堂中，而不是与异教徒在一起。　　在天津，太监马堂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行李，并将其看管起来，拜见皇帝又变得遥遥无期。六个月过去了，正当传教士们度日如年的时候，一天，明神宗忽然想起一份奏书中提到的利玛窦要献给他的自鸣钟，于是下旨命传教士们进京。他们到达北京是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献给皇帝的礼物中有：圣母像、基督像、十字架、自鸣钟、《山海舆地全图》、三棱镜、古翼琴、印度棉布、粗羊毛布、玻璃制品、日晷、砂漏、《世界现状》等。明神宗第一次看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惊奇地高声说：“这才是活神仙！”据说他选择了一个最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放在他的房间里。神宗很快派太监田尔耕接见了利玛窦，并询问进呈礼物给皇帝的目的。利玛窦等人特别向太监介绍了自鸣钟，并愿意教会中国人对这些钟的操作。于是明神宗指派了钦天监的四名太监学习自鸣钟的管理。三天后钟被送到皇帝面前，明神宗非常喜爱，把一座小钟放在自己的面前。神宗命工部在御花园为最大的钟建一座钟楼。　　这时神宗已经多年不见大臣了，虽然也想见见这些异国人，但是孤僻固执的性格，最终还是让他放弃了召见的决定。不过他派了两名画师画了两个神父的全身像，神宗见后，说：“嗬！嗬！一看就知道是回回人。”太监告诉他，他们不是回回，他们吃猪肉，是欧洲人。神宗出于好奇，想进一步了解欧洲君主如何穿着，问他们是否带来了皇宫的模型？神宗命画师按照利玛窦等人献上的描写圣经故事的画，绘制成一幅更大的画。利玛窦等人还呈上一幅画有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以及威尼斯共和国旗帜的画。　　几天后，皇帝又派了四名太监来向神父们学习演奏古翼琴，因为古琴也是献给皇帝的礼物之一，它是钢琴的前身。后来庞迪我神父每天进入皇宫给太监上音乐课。音乐课上了一个多月，被演奏的外国乐曲配上中文歌词。利玛窦又亲自编写了八支歌曲，称之为《西琴曲意》八章，内容涉及伦理道德，是教导人们具有良好品行的抒情诗，还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话加以说明。这些歌曲非常受文人士大夫的欢迎和赞扬，人们认为皇帝应该以歌曲中提倡的道德去治理国家。
		
		
		
		慕义立言利玛窦(2)


		
		

		
		　　利玛窦等人很快认识了皇宫里所有重要的侍卫，并与一些人建立了友谊，又在官员中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在这段时间里，对他们帮助最大的，莫过于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东林党人曹于汴。他主动先去拜访了利玛窦。当利玛窦问他怎么会首先来访问象自己这样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人物时，曹于汴回答道：“因为我从某些途径听说你是一位模范人物，传播一种教导人们如何正当生活的教义。”　　由于没有事先到会同馆报道而迁怒了该衙门的官员，提督会同馆的主事下令将传教士统统拘上公堂审问，并且明令他们住在会同馆中。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正在准备请求在北京建立传教点的利玛窦等人当头一棒。因为会同馆将按外国人来对待他们，而外国人是不能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利玛窦等人按例被召入皇宫，向皇帝的龙椅行了跪拜礼。又拜访了礼部右侍郎朱国祚。朱国祚详细了解了他们到中国来的目的。这次利玛窦等人索性公开大胆地声明，他们是被派到中国传播上帝的教义的，并希望永久居住在北京。朱国祚为此上奏皇帝，但是一月过去了，杳无音信，于是礼部决定再上奏章。奉命管理自鸣钟的太监也希望耶稣会士们留下，因为如果钟发生故障，会受到神宗的责罚。　　在科臣曹于汴的干预下，利玛窦等人从会同馆中迁出，住在城内。派了四名差役，隔五天给他们送去生活用品，还派了一名差役供日常使用，这样，耶稣会士们又获得了自由。曹于汴再次修改了奏章，礼部第三次上呈神宗。这次总算得到神宗的口喻，即：他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并且不愿再听到让他们回到南京，或遣送回国的建议。同时朝廷还四个月发放一次生活津贴，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即使在欧洲也如此。　　皇帝批准利玛窦等人以个人身份在京城居住，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前来访问利玛窦等人的士大夫越来越多，其中较著名的有内阁首辅沈一贯、刑部侍郎王汝训、兵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冯琦、吏部尚书李戴、礼部侍郎杨道宾和郭正域等。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早在南京就与利玛窦相识，入阁后又在北京的家中两次款待利玛窦，他有《赠西国诸子》诗，充分肯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蹑屏历穷荒，浮槎过弱水。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多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　　由于宫中的自鸣钟又出了故障，神宗命令拿到耶稣会士的家中去修理，于是好奇的百姓蜂涌而至。神宗觉得不成体统，于是钦准神父们一年可以进宫四次修钟，而后来实际上变成可以随意出入皇宫了。　　利玛窦等人在京期间极力宣传基督教，他们的住所向所有人开放，与他们相识的还有皇亲国戚，甚至扩大到普通穷人，时常有下层群众来拜访。在北京有两个明朝的官员皈依了基督教，一个是湖广佥事冯应京，另一个是在工部任职的李之藻。　　冯应京因反对税监陈奉而闻名于世，在任时，就曾派他的学生刘元珍请教当时居住在南京的利玛窦。冯应京被械送入京，利玛窦在他入狱前看过他。狱中三年，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友谊。冯应京重印了利玛窦神父的《交友论》，并为书写了序言；还印了所有可以搜集到的神父们的著作，其中有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冯应京允许仆人自愿领洗，自己则在狱中虔奉着神父们送给他的十字架。出狱后，他本来想立即洗礼，但又怕招惹事非，决定回南京受洗；然而到达南京后几天，便病逝了。　　当时在京的李之藻，看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十分惊讶，于是开始向利玛窦学习地理学、数学和天文学，他重新绘制了一幅近两平方米的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还出资刊印了利玛窦的《教义问答》，分赠友人与百姓。几年后，他也接受了洗礼。
		
		
		
		慕义立言利玛窦(3)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会见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另外两人是徐光启和李之藻），那一年，杨廷筠奉旨进京正准备接任湖广道监察御使一职。九年以后，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他在杭州领受了洗礼。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北京获得居住权后，基督教在中国从南到北，依次有了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五个居留点，特别是在北京的定居，使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他进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教堂（神父们自用的小教堂），行忏悔礼和领圣餐，据说他在领圣餐时竟虔诚地留下泪来。徐光启这次还把他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也带到北京，想争取让老人在有生之年也皈依基督教。经过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老人终于在逝世的前一年受了洗礼。万历三十二年是会试之年，各地举子汇集京城；这一年又是外察之年，外任官都到京城朝觐，传教士们利用这个机会与各地官员、士子及商人结交，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在北京，传教士们靠租房子住了六年，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来为了侯命随时入宫修钟而住在钦天监；从会同馆迁出后，仍租房居住。他们一直在选择可以修建教堂的地方，最终看中了顺城门（北京市宣武门东）附近一处面积宽敞的宅院，于是找来在京的一些朋友共议此事，徐光启也在其中，还帮助凑足了买房的钱。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8月27日，传教士们迁入新居，接着，他们修建了一间正式的礼拜堂，从此，北京有了最早的基督教的天主教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堂”。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以及龙尾车、砂漏、自鸣钟、天琴等。上至士大夫达官，下至普通穷人，各阶层不断有人登门“领教”，这一年在北京受洗的教徒超过了200人。利玛窦还专程去过北直隶保定府的乡村考察，发现在他们到北京之后的一年中，这里已经有150多名信徒加入基督教，而且人数正在增多。　　徐光启进一步向传教士提出，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经利玛窦与徐光启为时一年的共同努力，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被译成中文。徐光启将六卷合印成一册出版，并为其写了《译几何原本引》和《刻几何原本序》两篇序言。《译几何原本引》是以利玛窦神父的名义撰写的，该书的出版，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种新的科学的推演方法开始被中国人所接受。同年，他们又合编《测量法义》。通过向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天文学，李之藻编译了《浑盖通宪图说》，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成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利玛窦又与他合译了《同文算指》并合著了《乾坤体义》。 万历十一年（1583年），从利玛窦在肇庆第一次将标有经纬度的《坤舆万国全图》展示给中国人后，这幅地图在二十多年中广为流传，它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整个世界。这次又通过太监呈献给明神宗，神宗将其看成是装饰品，十分喜爱；下令以织锦的方式复制十二幅，每幅用六扇大屏风装成，他要把它们送给他的皇子和亲属。　　利玛窦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30日病卧在床，11日临近黄昏时逝世，终年五十八岁。按中国的习俗，棺材用沥青密封，停放在教堂中。丧葬费用和棺木由李之藻出资。教徒中有人建议向皇上请求赐给利玛窦神父一块墓地，这样做还可以使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更加合法化。奏疏以庞迪我神父的名义上呈，由李之藻为之润色。在都御使孙玮和翰林院官员的帮助下，奏疏很快转呈皇上。他们又请叶向高与另一位内阁官员从中疏通。叶向高认为，仅就翻译《几何原本》一书的贡献，就应该赐予墓地。神宗让礼部复议，礼部根据《大明会典》的有关规定，认为可以同意庞迪我等人的请求，赐予一处无人居住的土地以安葬利玛窦。最后选定阜成门外二里沟的“仁恩寺”。由龙华民神父设计，通过对寺庙的改造，建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座墓地。北京的地方长官顺天府丞黄吉士，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敬意，亲书“慕义立言”匾额，放于利玛窦神父的墓上，还为此组织了一个隆重的送匾仪式。
		
		
		
		慕义立言利玛窦(4)


		
		

		
		　　移灵时，以巨大的十字架作前导，京城中的大批信徒随行在后，他们举着点燃的蜡烛。徐光启亲自为利玛窦下葬，并落下了悲伤的泪水。以前耶稣会士死后，通常安葬在澳门的公墓里；而这次利玛窦被赐葬在京城郊外，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利玛窦实现了他生前“将成为第一批死在中国的人”的诺言，他在北京居住九年，是他中国传教生涯中的最重要的时期，他的《中国札记》记载了他在中国二十八年的所见所闻。　　利玛窦等人将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也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揭开了中西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明末竟陵派诗人谭元春曾到利玛窦墓前凭吊，写下了《过利西泰墓诗》：　　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越海事非难。　　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历时近四百年，利玛窦神父的墓仍完好保存在今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墓碑上“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的字样历历可见。  （张宪博）
		
		
		
		托塔天王李三才(1)


		
		

		
		　　明代的名人不计其数，但除了皇宫里的帝王公主，出生在北京的名人则少而又少，明中叶有李东阳，晚明则非李三才莫属。李三才在晚明声名卓著，算得上是老北京人中的佼佼者。因此，虽然他在京城留下的遗迹已经难以寻觅，但若提起明代的北京人，他却是个不能不说的人物。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其祖父调卫燕京，其父移家至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南）。李三才生于北京，登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户部主事。李三才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曾与南乐（河南南乐）魏允贞、长垣（河南长垣）李化龙相约立志，一定要为国为民干出一番事业。　　在户部，他与同僚顾宪成、赵南星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还共同参与《万历会计录》的编纂，这些对日后他与顾宪成等人形成某些共识不无关系。李三才对顾宪成十分尊重，他说当初自己“少年寡识，间尝嬉戏”，顾宪成对他“事事提驚，时时惊觉”，常正色劝戒并勉励他努力学习，建议他先熟读诸子百家，潜窥古人检身之精，再博览诸史，历观古人康济之略，因此他认为顾宪成“名为益友，实则严师”。后来李三才被谪离开吏部，顾宪成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被削籍，然而三十年中，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顾宪成逝世，李三才亲作祭文以表哀思。　　万历十一年（1583年）阁臣张四维、申时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金榜题名而舞弊科场，御使魏允贞上疏抗论他们“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之覆辙。明神宗非但不追究张、申的行径，反而严旨切责魏允贞，并将他降为外任。李三才为此鸣不平，上疏为魏允贞辩护，也被贬为山东东昌府推官。这件事使李三才在朝野声誉鹊起。不久又升他为南京礼部郎中。恰逢魏允贞、李华龙、邹元标也在南京任职，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探讨国计民生之事。以后又调回山东任佥事。在山东任上，他治尚威严，深得民心，二十年后老百姓对他仍思念不已。再到河南任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寺少卿。李三才自万历二年（1574年）“束发登朝”以来，至此已为官二十五年。他阅历广泛，经验丰富，对地方民情有深入的了解；与那些迂腐、循规蹈矩的官员相比，李三才则显得机智而有魄力。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李三才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凤阳等处，三十年（1602年）三月，总督漕运，仍兼凤阳巡抚，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升为左副都御使，照旧任事，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加户部尚书。所谓“凤阳等处”，指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今合肥市）、凤阳府四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和该地区的一些卫所。漕运是明廷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因此总督漕运是一项重要的职务，万历七年（1579年）以后漕运总督还监管运河河道。李三才坐镇淮安，人称“淮抚”。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到各地搜刮民财。李三才所管辖的地区，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千里之内，自北而南，“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龙”。他们雇用一批地痞无赖，伪造印符，所到之处如同抓捕逃犯一样，并且公开进行掠夺。其中以陈增尤为横行猖獗，甚至还多次侮辱当地的官员。李三才对这一弊政深恶痛绝，他不惧权势，坚决予以抵制。他采用机智的办法，买通狱中死囚，让他们将陈增的爪牙说成是自己的同党，然后一一将其捕杀。这种隐蔽而有效的制裁一直持续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陈增死为止，沉重地打击了陈增的气焰。据说陈增每次见到李三才，畏于他的威容正气，“汗必沾背”。安徽歙县人程守训，花钱在朝中买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的官职，充当陈增参随，为虎作伥，却唯独惧怕李三才而不敢到淮安来。李三才上疏奏劾他，得赃数十万两。程守训被铲除，远近人心大块。
		
		
		
		托塔天王李三才(2)


		
		

		
		　　对矿监税使年复一年的大肆掠夺，朝中官员不断有人上疏反对，其中以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所上《请停税矿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神宗：“皇上爱珠玉，人也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他还说，“四海脂膏，横填帑藏”，实乃“国家所以受病之势，与国家所以致乱之机如此”。言辞激烈，如同声讨之檄文，为当朝臣子中所仅见。疏上之后，神宗置之不理。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病重，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下诏罢矿税，第二天却又好转，急忙追回成命。李三才又上疏陈述国事将危，请亟下前诏，但神宗根本不听。　　大运河清口一段（今属淮阴市）河水干涸，漕船不能通行，李三才建议挑浚建闸以输运道。工程预算需要二十万两白银，靠朝廷财政拨款难以申请到，于是李三才请求将漕粮留下，暂时以济大工。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极力反对。万历三十七（1609年）年二月，李三才只好称病离职，神宗立刻批准。而朝中正直官员如淮扬巡按御使崔邦亮、巡漕御使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使史学迁、袁九皋等纷纷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但神宗不予理睬。皇帝不更改决定，李三才不得不离开淮安到达徐州。他上疏催请新官接任，却没有人到任。正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被侍郎谢杰所代，谢杰又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神宗命李三才仍供原职，等待接替者到来，大概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以后一直没有派人来。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皇孙生，神宗一时喜悦，下诏撤并矿监税使，“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而实际上却没怎么贯彻落实。李三才认为内阁首辅沉一贯推行不力，上疏指责神宗“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说沈一贯顾虑次辅沈鲤、朱赓与其争权而阻止新政。神宗看后大为震怒，严旨切责，罚李三才官俸五个月。三十五年（1607年），派驻在仪征的税使暨禄死，李三才又请尽撤天下税使，神宗不听，又命扬州的鲁保兼之。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里居的顾宪成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讲学，一时间退居林下的士大夫闻风响附，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朝中政治倾向相同的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名声大震。李三才与顾宪成的友谊由来已久，彼此对对方的人品、学问和才干都深信不疑。李三才上疏劝戒神宗，不要因诸臣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永不听用，希望重新起用顾宪成等人，对此神宗却不置一词。　　淮、扬地处南北要冲，过往宾客仰慕李三才的盛名，纷纷登门拜访，李三才也倾心结纳；因此他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史称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如他所用的吏员都是有才之士，为了避免手下官员贪赃纳贿，他于常俸之外，尽量给予补贴，这方面他不惜遣赠成百上千的银两。之所以有如此财力，在于他不卑货殖，擅长经商，精于运算，因而获利甚丰，为此很多人愿意追随他或与他结交。在位之时，行事如“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因此士大夫都十分推崇他，被誉为“豪杰而有圣贤之资”，有识之士认为，假使予以大任，治国未必不是管仲、乐毅之才。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内阁缺人，有人建议不应该只用翰林出身的词臣，也应该选用外任官员，目的在于推戴李三才进入内阁。不久都察院都御使也告缺，需要从本院官员中内选。李三才在外僚中政绩突出，功高望重，两个职位都有希望被选中。于是围绕李三才进入内阁和升任都御使之事，朝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浙党人士工部主事邵辅忠、给事中刘时俊、御使徐兆魁、乔应甲等死力相攻，极力阻止李三才入选，诬劾他私藏白银数百万两，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数了“贪、伪、险、横”四大罪状。李三才一反官员受劾自当辞职的惯例，“盛气陈辩，不自引去”。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激烈争论，保举李三才的官员以绝对多数压倒反对派。这时久居林下的顾宪成也写信给李三才，寄厚望于他，认为他“有大才，最能办大事”；并说，就目前的时局看，“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他寄书内阁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致信吏部尚书孙丕扬，为其洗雪怨枉。与李三才一向交好的御使吴亮（吴中行之子），为了加强李三才入阁的声势，将这两封信公开誊抄在邸报上，并派人递送到在京的各个衙门。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对派见信后大哗，他们又开始攻击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指责顾宪成出位建言，遥执朝政。徐兆魁上疏诬告东林于浒墅小河之上私设税卡，征收船钞，为书院聚敛资金；而且讲学时必谈时政，还时常干预地方官员的决策。至此，李三才入阁之争发展成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派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继而乔应甲又列出李三才“十贪五奸”之罪。在这种情况下，李三才为了顾全大局，平息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乞休，但久不得命，索性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自动离职归乡。一向是非不明的神宗对此竟也不置可否，这位风云人物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托塔天王李三才(3)


		
		

		
		　　李三才离职之日，淮、徐一带的百姓，万民塞巷，老幼哭号相送，以至轿乘不能行进；及至登船之时，人们又夹岸号泣，甚至夺缆不让船行。李三才走后，淮、徐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于祠中，朝夕走拜不绝。李三才为官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官不做了，麻烦却远没有终止。　　李三才落职回籍后，也效仿顾宪成，在家乡通州创办双鹤书院，自己也讲学其中。张家湾地处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奥援，过往探访他的人很多，以至车马填溢街陌。御使孙居相再一次上疏推荐他，这使朝中的反对派又忐忑不安起来，生怕李三才被重新起用，于是波澜又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御使刘光复奏劾李三才盗用皇木营建私宅，且告李三才与东林党人于玉立遥执朝政，官员一经他们提出，吏部就向上推举。给事中刘文炳、御使李征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寺丞王士昌也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力助刘光复，欲置李三才于死地。征仪、心汤曾是李三才所推举的吏员，如今却为一己私利而恩将仇报。李三才愤怒之极，自请籍没其家。然而这些人却紧追不舍，工部侍郎林如楚要求遣使复查，刘光复又上疏说三才侵夺官厂为园囿。御使刘廷元、潘汝祯、颜思忠等又继续上疏弹劾。李三才更加愤怒了，提出请诸臣会勘，又请神宗亲自审理。　　神宗命李征仪和吴亮嗣前往勘察，这些人到李三才家中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出证据。然而让原告去查核被告，其结果可想而知，自然不会有利于李三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竟以刘光复所陈为事实呈报神宗，李三才终于被扳倒，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的威胁日益加强，辽东战局更加危机。辽阳失陷，明廷慌作一团，御使房可壮接连上疏请再用李三才。刚刚登极的天启皇帝年仅十五岁，对朝政一无所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下诏让廷臣集议。围绕李三才是否可用的问题，朝中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称李三才为“盗臣”。御使刘廷宣再次上疏推荐李三才，说：“国家即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他建议让李三才守山海关。天启帝觉得刘廷宣说的有道理，准备再次起用李三才。但朝中意见不同的两派相持不下，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邹元标力主可用，然而终因意见不能统一而作罢。后来明朝大势已去，赵南星十分遗憾地说：“使淮抚为经略、为中枢，东事必不至败。”　　不久，在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使赵南星等东林党人的努力下，万历朝被罢免的正直官员逐渐被起用，东林党人基本上占据了朝中要职，即所谓“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由于明军在辽东一败再败，刘宗周又提出应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在这种背景下，天启三年（1623年），李三才终于被重新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可惜未上任而病逝。不久魏忠贤乱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阉党御使石三畏追劾已故的李三才。李三才又被削夺生前官籍，并夺封诰，名列《东林党人榜》第一位。在《东林点将录》中，王绍徽将其比作梁山头领晁盖，称为“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崇祯帝即位后，惩治阉党，又恢复了李三才的官籍。　　后人认为李三才虽有才略，可惜生性豪华，好用机权，因而为众议所忌毁。不过，那些攻击诋毁他的人，如邵辅忠、徐兆魁、刘廷元、潘汝祯之流，后来都因依附魏忠贤而名挂逆案。而推举李三才的人，如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等人，皆为一世名臣，他们并没有将李三才的奢华和善用机权看成是什么问题，相反，却认为“李三才大节卓然，而细行不无疎阔，自是豪杰之品”。这正是东林党人在思想观念上与传统思想不同的地方。  （张宪博）
		
		
		
		首善争睹邹元标(1)


		
		

		
		　　明代天启年间，北京宣武门内有一座首善书院，专门是用来讲学的。这座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播，而其影响力与一个叫做邹元标的人很有关系。　　邹元标，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字尔瞻，别号南皋，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他自幼聪明好学，九岁能通《五经》。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代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目的是习练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个月，期满后再补选京官。　　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明代制度规定，官员父母或祖父母丧亡，必须回家守丧三年，称为“守制”。如有特殊情况，皇帝可以批准不得回家或提前起用，称为“夺情”。在神宗和两宫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张居正选择了“夺情”，于是激起了朝野的纷纷谴责，人们认为张居正过于贪恋权位。邹元标为此上疏，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他将写好的奏疏放于怀中，入长安门，准备上朝时递上。这时朝堂上正在杖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他们因反对张居正“夺情”已经遭到神宗的严惩，吴、赵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惨象并没有使邹元标畏缩，相反对这种冒死直谏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给太监。太监不肯接，以为又是针对张居正“夺情”的奏疏，说：“你难道不怕死吗？”邹元标假称：“此告假本也。”太监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过后，大怒，毫不客气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受杖者要脱去袍服，杖八十，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死也要致残。邹元标幸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同时神宗下旨，谪邹元标戍贵州都匀卫。　　从北京到都匀有千万里之遥，徒步行走，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明代充军的犯人死于途中是经常的事，邹元标也几次险些丧命。　　都匀卫设在崇山之中，属古夜郎之地，是“蛮夷”之民聚居的地区，环境十分险恶，而邹元标却处之怡然。当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后，读书的人不多，邹元标来自京城，又是学富五车的进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卫所的这段时间，探究学问，聚徒讲学，向他求教的达数百人之多。　　由于邹元标的上疏言辞过于激烈，张居正的怒气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贵州的巡按御史，欲将邹元标置于死地，以绝后患。然而这位御史却是个短命之人，行到镇远，突然暴病而亡，邹元标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过去了，张居正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邹元标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启用，召拜为吏科给事中。回朝后，他仍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畏权势的性格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随后又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二人并罢而去。徐学谟先追随张居正，官至礼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学谟为保全自己，很快与继任首辅申时行结为儿女亲家，声誉十分不好。　　邹元标又举荐耿定向、罗汝芳、许孚远等十余名官员，这些人皆为一代明儒。万历十二年（1584年），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乘机上疏，痛言“保圣躬、开言路、节财用、拔幽滞、宽罪宗、放宫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为恼怒。于是有传言说皇帝要杖杀邹元标。邹元标听到后，让妻子准备好布袍、白蜡和治伤的药品，毫无畏色地说：“我的筋骨虽有残，但精神还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缇骑来，不劳他们动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让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邹元标的老师申时行多次请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与宽大处置，降邹元标为南京刑部照磨。
		
		
		
		首善争睹邹元标(2)


		
		

		
		　　据说邹元标的敢言直谏着实让神宗有些忌惮，一天御膳房刚刚备好丰盛的佳肴，神宗却一改常态，下令撤减，并对太监说：“你们没听到他邹某人数落朕吗？”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月，邹元标又被调回北京，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让吏部尚书杨巍对国事发表意见，邹元标为他代笔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几万言，都是当时人们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请割“衽席之爱，严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当时神宗身边有十名受宠的俊美少年，称为“十俊”，外间早有传闻，神宗已经染上了同性恋的陋习。　　万历十八年（1590年），调邹元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升刑部右侍郎，这时恰逢邹元标的母亲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为母亲守孝，以后居家乡南皋三十年，建仁文书院，谈道讲学，名扬天下，学者称之为“南皋先生”。这段时间，朝中仍不断有人上疏推荐他。　　光宗即位，东林党人当朝，邹元标召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为刑部右侍郎。阔别京城近四十年，今又还朝，邹元标虽须发皆白，却依然踌躇满志。行至京畿地区，见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见成效，高兴地说：“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为何物，今日处处皆种水稻，于国于民都有利。”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难道不是靠人才吗？人若有才，天气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就病逝了，邹元标还朝之时，已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当时辽东战局紧迫，敌在门庭，他有感三十年来朝中大臣只顾门户之争，而不问封疆之事，致使祸见于今日。于是首倡和衷之说，建议简用涂宗睿、李邦华等十八人；两天后，又请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罗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天启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请收录章家顺、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万历朝被罢免的诸臣都获得了昭雪。他还曾举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争议而未果。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不记私怨，称赞张居正当年的政绩，提出应该恢复张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这一建议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虽倡和衷之说，实际上所荐举的大部分官员仍是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人政见相同的旧臣。他们都与魏忠贤、客氏一伙水火不相容。邹元标的多次努力，对促成天启初年“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形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邹元标自天启元年还朝以来，上疏建言尽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论，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停，朝中的小人将他视为东林党人，十分忌恨。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来年京察对自己不利，密谋将邹元标逐出朝廷。他们抓住邹元标与冯从吾在京城建首善书院集众讲学一事大做文章。　　冯从吾在万历初年也因建言而险遭廷杖，后在家乡长安建关中书院，讲学数十年。天启二年（1622年 ）进封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书院建立之前，邹元标、冯从吾、锺龙源、曹于汴、高攀龙等人已于闲暇之时讲学于城隍庙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听讲。但城隍庙并非理想的讲学之所，空间十分狭窄，于是他们决定建立正式的书院，上疏十三道后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们各自捐资，用银一百八十两，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由司务吕克孝、御使周宗建负责督理改建。他们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改建后的书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有讲堂三间，后院也有三间供奉先圣，并陈放经史典籍。书院上梁文为左通政何乔远所作，院中树碑一块，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特为书院撰写碑文，太常寺卿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丹并撰额。书院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开讲，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影响越来越大。
		
		
		
		首善争睹邹元标(3)


		
		

		
		　　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当邹元标、冯从吾听说东林有吴桂森继续主持时，“群然向往，脉脉神交”。首善书院建成后，正值在京任职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如刘宗周当年曾入东林与高攀龙共同讲学；又如华燕超和华凤超都与高攀龙同里，华燕超万历时就曾到东林书院，求教于钱一本。华凤超先向钱一本学习《易经》，这时又随高攀龙一起讲学首善书院，以后回到家乡也成了高攀龙的弟子。冯从吾虽说是陕西人，却是三十年前顾宪成在京时的弟子，被公认为东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则为东林后“七君子”之一。邹元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东林讲学，却应顾宪成之托，在万历三十二（1604年）年东林书院修复后，为书院作《依庸堂记》及依庸堂楹联。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习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日益扩大的影响，使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　　朱童蒙首先发难，他上疏天启皇帝，说如今广宁失陷，人心浮动，京城之地不宜聚众讲学，以免招朋引类，开门户之渐，将来势必难以控制，应该安心本分，以东林为戒。冯从吾反驳说：“正因为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才应该以讲学提醒人心，激发忠义。” 御史倪文焕上疏诬蔑首善书院所讲为伪学，说邹元标等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噉不冷不热之饼”。邹元标也上《陈共学之原以定众志疏》，指出：早在隆庆初年，内阁首辅徐阶就曾集诸臣千余人讲学于京城，手书“识仁、定性”二书，与诸人讨论。万历十三、十四年，臣邹元标在京城也每月讲学于演象所，当时的执政大臣也尝过而相问。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如今陛下有经筵日讲在先，却不许京师讲会，臣甘愿罢官归田。这时魏忠贤刚刚开始窃权，也屡传中旨，说宋室之所以亡国，在于讲学，皇上将严禁此事。叶向高为首善书院力辨，并要求与邹元标共同辞官，天启帝的态度稍有缓和。但阉党郭兴治和郭允厚却攻讦不已，甚至将首善书院比作山东的“贼妖”。　　邹元标归意已决，于是加太子太保，准乘驿归乡。临行前又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时间奏疏天下传诵。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书院被罢讲。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在阉党“十孩”之一李鲁生的建议下，撤去书院的匾额和对联，改书院为“忠臣祠”。同年七月，在四川道御史倪文焕的催促下，阉党矫旨下，砸碎书院石碑并抛出门外，拽倒先圣牌位，焚烧经史典籍，拆毁厅堂建筑。八月阉党毁天下书院。　　邹元标归乡后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魏忠贤矫旨削夺了邹元标的官职。为了让喜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王绍徽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崇祯帝即位后，铲除了阉党，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誉，重又赠邹元标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崇祯时首善书院还在，当时大科学家徐光启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奉旨修正历法，书院经过一番修缮，暂作历局之用。也有人建议应恢复书院，重立被砸碎的石碑，继续讲学。但时过境迁，经天启朝一场浩劫，此时东林党人半数零落，这一愿望已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宪博）
		
		
		
		香山碧云绕魏阉(1)


		
		

		
		　　公元2005年，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院，一位施工工人与往常一样，挥锹铲土，但铲子却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待他好奇地扒开土层，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一尊栩栩如生的白玉武士石像，呈现在他的面前。　　石像高约3米，底座宽约1.2米，由一整块汉白玉巨石雕琢而成。石像的装束是武将打扮，头戴翅盔，身穿战甲，胸前有护心镜，手臂上戴着护肘，脚蹬战靴。脸部雕刻尤其细致，眉头紧锁，怒目圆睁，甚至连眉心痣与抬头纹都刻画得活灵活现。石像的花纹是以对称的形式雕刻而成。但在战甲下边，两边的雕刻花纹并不完全一样，一边是牡丹，另一边则是菊花。　　专家闻讯很快赶来，经过鉴定，确认这是1623年制作的一尊武翁仲。石翁仲是中国古代皇室与上层官员陵墓前的一种装饰，有文武之分，武将称武翁仲。那么，这尊武翁仲守卫的是谁呢？他又为何与主人一起，被长埋地下了呢？　　在香山的重峦叠障中，在碧云寺的朝钟暮鼓中，这尊石像沉睡了三百年，这个秘密也尘封了三百年。随着石像的出土，这个历史之谜是否也会随之而水落石出呢？　　“这个武翁仲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的陵墓装饰。”专家的结论石破天惊，也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明朝，依稀望见那个壮硕的身影。　　魏忠贤，明朝天启年间任司礼秉笔兼东厂太监，一个出身乞丐、权倾天下的“权阉”，一个为祸乱朝纲，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的“罪人”，一个声名狼藉，背负万世骂名的“恶人”。　　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若论外貌，魏忠贤可以算是一表人材，身材魁梧，面貌英俊。若论智谋，他也十分机警。如果他能如常人那样耕田经商，养家糊口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从小喜游乐，尽管已经娶妻生女，却仍然声色犬马，流连于赌厂乐坊。在一次豪赌之后，输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为了偿还赌债，只能改嫁妻子，卖掉女儿。而他也从此流落街头，乞讨为生。走上绝路的魏忠贤想到了自阉入宫。这个想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悲壮，但在那个时代，却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谋生途径。直隶地区经济条件并不太好，许多青年子弟为了谋生，都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自行阉割的方式，为进宫以糊口做好准备。甚至阉割之后，也不一定能获得入宫的机会。这样就出现了明人笔记中记载的自阉而又无法入宫的“准太监”们拦截路人，乞讨抢劫的悲惨场面。魏忠贤可能也受了自阉风气的影响，动了这个自绝于祖先的念头。很快便自行阉割了。　　最初，上天也并没有垂青这个轻浮浪子，他阉割后甚至昏迷了很长时间，是一位僧人在寺庙里收留、挽救了他。这可能也是他以后将自己的墓葬选在了寺庙之后的一个心理因素。在伤口愈合后，魏忠贤仍然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入宫的机会，只能在街头继续做乞丐太监。也许这个时候，他曾经看到过那些年岁已大，却仍然无法入宫的“准太监”们的惨状，也许，他可能心生悔意，但他已经别无选择。　　机会终于来了。可能是他身材高大的缘故，他得到了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当佣工的机会。时间长了，孙暹觉得魏忠贤很机灵，就把他推荐到宫里作小火者。魏忠贤终于从纯粹的生理太监成为一个身份太监了。在他进入宫门的那一刻，他终于得偿所愿了。那一年是万历十七年（1588年），魏忠贤21岁。也许，他的愿望只是从此不必再讨饭了。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料，也超越了一般常理的解释力。他成为主宰明朝命运的风云人物。关于这段历程，明朝人编造出了一个传说，说魏忠贤是前世的黑龙，由于惨遭屠杀，在今世要进行报复。这个传说反映了在明人那里，魏忠贤迅速飞黄腾达的历程，尤如一个神话。　　但魏忠贤进宫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并不如此神奇。进入宫廷之后，魏忠贤与其他普通的宦官一样，并没有显示出迅速爬升的痕迹，似乎他也要如同大多数宦官一样，终身淹滞在这浩浩宫廷。但秉性机警的他，还是在十年后开始崭露头角。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他获得了掌管甲字库的差使，手中掌握了大量钱财，获得了结交上司的资本。他首先与掌管兵杖局的魏朝结为兄弟，通过魏朝的引荐，获得了司礼监太监王安的好感。
		
		
		
		香山碧云绕魏阉(2)


		
		

		
		　　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终于来了。这一年，明神宗去世，长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魏忠贤也从甲字库被调到东宫典膳局任职。通过这个机会，魏忠贤获得了接近皇长子朱由校，及其乳母客氏的机会。　　明光宗即位不足一月，便暴病身亡，年仅十五岁的朱由校即位称帝，改元天启，史称明熹宗。由于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立朱常洛为太子，对于朱常洛与朱由校也缺乏关心。朱由校父子便长期生活在冷漠与排挤之中，宫廷对于他们，只是一张偌大的黑幕。朱由校自幼便对四周充满了恐惧。冷漠的爷爷也从未提供给他作为皇孙应有的教育。在黑暗的小屋中，朱由校养成了孤僻与封闭的性格，他把对生活所有的幻想都沉浸在制作一些小桌子与小板凳上。在这些小木匠活的敲打声中，朱由校逃离了沉重的宫廷斗争，飞向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也许，在他的梦想中，他是十分愿意成为一位出色的木匠，建造属于他的没有冷漠与斗争的天地。　　但他的梦想，由于他的父亲的突然去世，而嘎然而止。他成了皇帝，主宰千万生灵命运的主人。对于这个突然的变化，他显得十分惊慌，也非常不适应。直到作皇帝的第三个年头，他还没有脱离对于乳母客氏的依恋。他还是个孩子，他所喜爱的，依然是他所创造的木制世界，而不是这个现实的天下。　　所以，尽管他是皇帝，但他却是一个对他人充满依赖的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在他的皇帝生涯中，乳母客氏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而魏忠贤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负责为他处理朝政，应对群臣。　　客氏名叫客印月，是保定府兴县人。在十八岁的那年，便被召入宫内，成为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美貌的外表与母性的温柔，让幼年的朱由校找到了温暖的怀抱。他对客氏的依恋，是十分强烈的。所以，当客氏在他十七岁时，按照规定应该离开宫廷时，朱由校连续几夜无法入睡。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帝，但幼年的恐惧却仍然延续下来，只有客氏能够给他提供温暖。无奈之下，朝臣只有仍然让客氏继续留下来。　　而魏忠贤也终于在客氏身上发现了一步登天的方法。他的相貌与机智，都吸引了客氏，二人结成了“对食”的关系。明代宦官与宫女尽管不能像民间那样谈婚论嫁，但却十分向往，所以结成了类似夫妻的“对食”关系，也即“对面而食”的意思。结成“对食”的宦官与宫女要彼此忠于对方，不得再与其他异性发生亲密关系，否则将会被视为不忠。　　而魏忠贤通过与客氏结成“对食”关系，利用客氏对于熹宗的独特作用，先后扳倒魏朝和王安，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获得了在奏疏上批红的权力。按照明制规定，奏疏上达中央后，内阁先用墨笔在奏疏上写上供皇帝参考的初步意见，称为“票拟”。然后皇帝在票拟的基础上，用红笔写上最终处理意见，称为“批红”。但许多皇帝懒于批红，便交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理。但秉笔太监一般不敢对票拟有太大改动。而魏忠贤每当熹宗忙于木匠活时，就把奏疏拿去，请熹宗批红。熹宗就非常生气，让魏忠贤自己办理。时间长了，魏忠贤便径自把奏疏拿去批红，任意窜改。而内阁也都是他的私人。魏忠贤从而掌握了朝廷决策。此外，魏忠贤还兼任东厂太监，掌握了明朝的特务机构，利用这一权力，魏忠贤可以肆意逮捕与镇压政敌。　　看到魏忠贤如此专制朝纲，东林人士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诬蔑辽东经略熊廷弼通过中书舍人汪文言，向东林人人士贿赂，于是大兴“汪文言狱”，并借此将东林人士一网打尽。从此魏忠贤便专制朝政，内外大权一并收揽，人称“九千岁”，官员们为魏忠贤在全国范围内遍立生祠，甚至监生陆永龄请求将魏忠贤配祀孔庙。一时对于魏忠贤的歌颂，盛嚣全国。　　至此，魏忠贤当世的荣华富贵，已无以复加。但生理上的缺陷，使他对于身后事充满忧虑。太监由于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无法在死后得到后代的香火祭祀，他们对于这一点，都是充满了遗憾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对宗教，尤其佛教具有一种亲和感。佛教对于传宗接代的不同观念，使太监们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式的理论支持。所以，明朝太监往往在生前十分积极地参与佛教事业，比如修筑寺庙等。而对于死后葬地的安排，也往往倾向于选择寺庙附近。因为这样的地方不仅风景清幽，符合风水的观念，而且在他们看来，能够沾到寺院香火旺盛的光，也能够得到佛祖的保佑，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引荐魏忠贤进宫的本管太监孙暹，与御马监太监，魏忠贤的照管老叔刘吉祥，死后都选择在京师西郊香山碧云寺附近埋葬。
		
		
		
		香山碧云绕魏阉(3)


		
		

		
		　　香山地处北京西郊，山峦起伏，风景清幽，由于山顶有石，状似香炉，故有此名，是一处名胜之地。据明朝内阁大学士商輅在《香山永安寺记》中的记载，永安寺在唐朝时便已经建立了。历金、元两代，香山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仅皇室与名流经常来此，而且永安寺也香火旺盛。而碧云寺的前身碧云庵，便是由元人耶律阿勒弥所建。香山逐渐成为北京附近一个佛教名山。　　到了正德九年（1514年），明朝御马监太监于经在碧云庵的基础上，修缮而成碧云寺。碧云寺的地位逐渐超过了永安寺，成为明朝皇帝、太监们拜谒佛祖、求香还愿的重要寺院。明神宗为碧云寺题写扁额，称“苍松古柏，水天一色。”碧云寺附近也成为太监们首选的墓地之一。　　魏忠贤也正是看中了香山碧云寺的环境清幽、木铎阵阵，将碧云寺后选为他的墓寝之所，并从天启三年（1623年）开始建造。为了修筑陵寝，魏忠贤耗费了国库大量存银，这在许多明人的奏疏中是可以看到的。魏忠贤的陵寝规格是远远超越他的身份的，是仿照皇陵的标准建造的。不仅有石马、石羊、石虎，还有石人。按照《明会典》的规定，三品以下官员是不能有石翁仲的，而魏忠贤的官职仅为四品，却有石翁仲，并且高达3米，与十三陵皇陵3.2米的石翁仲相差无几，远远超过明朝大太监田义墓前的高2米的石翁仲。而且通过这次出土的石翁仲看来，雕刻装饰非常精细，十分罕见，也是违反规制的。而在石翁仲鞭的手柄与鞭的连接处，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二龙戏花”图案，而非“二龙戏珠”。因为龙的图案一般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魏忠贤陵墓用龙与花的结合，代替龙与珠的结合，一方面是要比附皇帝，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白地表达出来，所以做了折中，这些都反映出魏忠贤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自诩。　　尽管魏忠贤为身后世做了详尽而奢华的安排，但造化弄人，天地无情。在熹宗去世后，魏忠贤很快失势，自缢后被戮尸于河间府。他的尸体自然也未埋葬到那豪华的墓寝中。清军入关后，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等随清兵入关，将他的衣冠葬于碧云寺后，立了一个衣冠冢。但由于魏忠贤臭名昭著，为了防止人们发现，未写祠额，也未在墓碑上刻字。　　尽管如此，在康熙四十四年（1701年），魏忠贤的衣冠冢还是被人发现，康熙帝下旨“魏忠贤墓，着交与该城官员，什毁铲平。”这一豪华坟墓从此变成残碑断垣、蒿草丛生的荒凉之地。　　一代权阉，生前何其显赫，死后却惨遭戮尸，甚至衣冠冢也未敢书写姓名，即使这样，陵寝还被后世铲毁。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造化弄人，世事沧桑。这些恐怕不是魏忠贤踏入宫门那一刻所能想象的。在明末那个动荡之世，魏忠贤成为时世的创造者，但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一颗棋子，受到历史无情的摆布与嘲笑？如今，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香山碧云依旧在，枭雄豪杰何处寻。游玩的人群往往过寺而不入，径自上山，去眺望远方的风景。而历史的风景，却逐渐褪去，一如那木铎声声，余音绕梁，却匿于群山了无痕。只有历史被再次翻开时，才惊醒了春梦。(赵献海)
		
		
		
		海淀一勺米万钟(1)


		
		

		
		　　在颐和园慈禧太后居住过的乐寿堂前的庭院里，横卧着一块海青色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乾隆皇帝的手书：青芝岫。这块大石长8米，宽2米，高4米，重达20吨，“漏透且瘦”，就象立在当院的一架屏风。据说这块巨石原来长在房山区的深山里，那它是如何迁移到西郊的呢？这还得从明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说起。　　米万钟（1570—1628），字友石，又字仲诏，自号石隐庵居士，陕西安化人，后移居顺天宛平县(今属北京)。宋代著名书画大家米芾（米元章）的后裔。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仅25岁的米万钟考中进士，进入仕途。虽然称不上少年得志，也算是学途顺利。只是斯时的明王朝已是大厦将倾，一派颓废之状。满超文武不思救国良策，一味的争强斗气，结党营私，腐败横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年轻的米万钟没有力挽狂澜的壮志，于是继承先祖衣钵，以书画为命，大隐于朝。他的书法以行草最佳,直接师法先祖米芾；画作以北宗为楷模，山水细润精工，而且深得先祖泼墨真传，善画巨幅长卷。目前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刘景孟八十寿诗轴》，书于天启元年（1621），凡5行，806字。长达171.1厘米，宽40.6厘米。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其"行得南宫家法与华亭董太史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誉。尤擅署书，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为"明末四大书画家"。　　米万钟一生酷爱收藏奇石。书画家以石为友，是中国的传统。明代的沈周、蓝瑛、王纯，清代石涛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傅抱石，等等，都是著名的藏石家。奇石、山石就是中国画主要描绘对象之一，书画家们能从奇石中获得空间艺术美的感知与共鸣,从心灵深处有所顿悟,并将其转化成艺术创作。与一般文人墨客收藏奇石自适其意不同,米万钟收藏奇石更多的是寄托不平,当世人称“仲诏先生独嗜石,亦其胸中磊块。李白所谓‘五岳起方寸’,隐然诅能平者耶”。出于对实事的不满，米万钟从进入仕途伊始，即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书画创作和搜求奇石，并因此得了个“石痴”的绰号。早在初入仕途，外放六合县县令时，米万钟即“自悬高赏”搜购雨花石，且"衙斋孤赏，自品题，终日不倦"。他先后收藏了18枚奇石，并分别以诗句命名，如“三山半落青天外”、“门对寒流雪满山”等，还请画家吴文仲作成《灵岩石图》，请胥子勉写成序文《灵山石子图说》，这是照像技术发明以前，中国最早的关于奇石的图片记载之一。　　大概是这种“大隐隐于朝”的作风发挥了作用，米万钟的仕途倒也很顺利。天启初年他已经做到了江西按察使的位置，成为一方大吏。天启年间阉党得势，大肆打击以忠正自命的东林党人。米万钟虽然没有参与到党争之中，但他超然事外，不媚阉党的态度还是惹怒了魏忠贤一伙。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党羽倪文焕上书弹劾，米万钟被削去官籍，赶回老家。　　崇祯皇帝即位，铲除阉党，平反冤狱，米万钟被召回，封太仆少卿。太仆寺主持马政，是明代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间养马的政策在明朝后期已经废止，但官方养马仍然存在，而且掌握着一大笔民间改折征收的马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太仆寺的副首长，米万钟可谓大权在握。崇祯皇帝有励精图治的雄心，满朝大臣当时也颇怀抱负。米万钟则不然，他似乎已经看透了明王朝行将就木的命运，依旧是寄情山水，纵性于奇石。　　当时的皇亲显贵有营造私家园林的风气。在西郊有一块原始沼泽湿地，既海淀。当时的海淀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北淀，武清侯李伟首先建起一座清雅园。米万钟随后在其侧建起一座勺园，“取海淀一勺之意”，又名“风烟里”。勺园方圆不过百亩，但构造奇特，路径幽曲，时人有“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的说法。勺园建成后，前来游玩的士宦很多。米万钟考虑到勺园地处西郊，往来不便，于是又制作了很多花灯，把园内风景尽数绘在灯上。京城人士更觉玄妙，名之曰“米家灯”。时人有诗云：
		
		
		
		海淀一勺米万钟(2)


		
		

		
		　　春城何用踏郊原，双炬悬来景物繁。　　金剪裁成西麓锦，玉绡叠出上元村。　　天工暂许人工借，山色遥从夜色翻。　　恍惚重游邱壑里，米家灯是米家园。　　米万钟喜欢奇石，勺园中自然不能少。《帝京景物略》称其中“乱石数垛”，现今颐和园中的蕴含“峰虚五老”之意的五块太湖石既是从勺园中移去。只是米万钟没想到，他一生寄托不平的奇石却成了他丧家的元凶。　　一次，他在房山地区发现一块通体透漏的大青石，非常喜欢，准备运回，“置之海淀勺园中”。可是这块石头实在太重，米万钟雇用了100多人，用了40匹马，拉了7天才把它运出山。后来有人建议仿效秦始皇修长城，在冬天沿路挖井，把井水泼到路上冻成冰，把石头置于冰上滑行。米万钟采纳了这个建议，倾其家财修了一条大路，并在路旁每隔三里凿一眼小井，五里凿一眼大井，等到冬天起运。只是这项工程实在是过于庞大，米万钟耗尽了家财也没有完成这项计划。巨石最终只运到良乡，米万钟即已倾家荡产，不久抑郁而亡。后人因此称此石为“败家石”。　　米万钟虽然死掉了，可败家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而且在民间传说中与那位足智多谋的刘墉刘罗锅联系到一起。乾隆年间，皇帝谒拜西陵，路过良乡，见到这块奇石，非常喜爱。于是问随行的刘墉此石的来历，刘罗锅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见他看上了这块石头，就说："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嫌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一听大喜，立即下旨将其运往圆明园内的清漪园乐寿堂。当时乐寿堂正门已经修好，只有1米多宽。奇石太大，要运进去只能先拆墙破门。可皇太后对此很不满，认为此石"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石不祥"。母亲发话，乾隆不敢违拗，可又不甘心，于是又向刘墉问计。刘墉请他对太后说：此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瑞气，昭示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如果弃置荒野，那是很不吉利的。太后听后大喜，马上命令把奇石运进乐寿堂。为了讨母亲高兴，乾隆皇帝又给这块历经磨难的奇石取了个典雅吉祥的名字：青芝岫，并题写了"神瑛""毓秀"四个大字。青芝岫从此名满天下。　　奇石和刘墉是否有关无从得知，但其在乾隆年间运进乐寿堂确是千真万确。只是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是行将日落，运一块败家石回来，实在是不太吉利。因此后人开玩笑说这块败家石是既败私家，又败皇家。　　不管怎么说，这块青芝岫的发现人还是要归到米万钟名下。米万钟留下的遗迹还不止一块石头，北京大学中的未名湖、湖中的石舫、勺园都与米万钟有关。只是当时勺园的水面宽阔，现在则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池塘。  （张金奎）
		
		
		
		玄扈先生徐光启(1)


		
		

		
		　　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天主教南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南堂，乃建于光绪年间。但是，这一建筑的历史，可以远溯及十七世纪初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此地建立了他的一座小教堂。后来，他的传记作者裴化行说：“在北京南城门附近的居留地，利玛窦也开办了他的天主学堂，除了上述之外，还打算建立基督国家高度文明教养中心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永久密切联系，片刻也不怀疑只要争取到知识分子，全中国也就争得了。”利玛窦的这种通过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沟通以达到传教目的的传教策略，在晚明基本上是成功的。据称，“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因此，在南堂周围，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一批中国的基督教徒在活动。南堂之东，就曾有徐光启修历的历局。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在接触西学之前，徐光启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是阅读着四书五经而长大的。他也不具备什么叛逆的性格，但却具有钻研的精神和讲究实际的学问风格。当时，在宗奉朱熹学说的人和宗奉王阳明学说的人之间，门户之争很厉害。徐光启虽然曾师从阳明学的学者焦竑，但是却仍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学习孔子的唯一途径。不过，另一方面，他对于事功显赫的王守仁却也深表崇敬之情。也许，在徐光启取舍的标准中，讲求实用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学问最终归于两种，有用或者无用。从这种标准出发，徐光启对于天文历算、军事兵法和农政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有些学者说，徐光启的学问说到底是一种“实学”。有实学，就必得有实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学。古人说，国家的大事主要有两种，战争或者祭祀。练兵和城守，自然是为战争做准备；修历，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则首先是保证祭祀有常。徐光启非常幸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他先后在北京筹划了通州练兵、京城防守、修历等几样大事。这些事情，都是徐光启在北京完成的。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十三岁的徐光启中了进士。此后的十五年中，步入官场的他却一直在闲散的翰林院任职。翰林院在明代为清要之地。大部分内阁大学士是从翰林院出身的。徐光启在翰林院中，尽弃当初为了考试而努力温习的八股文，认真学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在他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徐光启利用守制三年的时间研究究农业科学。一六一九年，徐光启被任命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练兵是与明王朝在东北与满洲军队交战的惨败相关的。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其族属反抗明朝统治，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之后，明朝与努尔哈赤的军队在萨尔浒激战，而以明军溃败而终。这一战充分暴露了明朝军队的无能。于是，徐光启练兵的议论就出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十日，时为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简讨的徐光启向皇帝上了《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的奏疏。所谓“凶酋”，自然是对努尔哈赤的蔑称。在疏中，徐光启指出明军“兵杂而不精、技疏而不练、甲胄苦恶、器械朽钝、节制不谙、分合无权”的弊端，又说，像杜松这样的总兵官都因为没有像样的盔甲而被箭射破了头，士兵还谈什么盔甲呢？徐光启的建议是，应当赶紧训练一支能作战的新兵。当然，反对的人要说，敌人都已经快要将辽东半岛全部占领了，还来得及练兵么？对此，徐光启的回答是：“正惟无暇，方宜亟图。”意思是说，正因为来不及训练新兵，才得更要抓紧时间去做训练新兵这件事。这可见徐光启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提出选练新兵的方法：在每府每县征召“奇杰之士”，给予丰厚的饷粮，让良将来统率他们，日夜练习，再补充最好的军器和盔甲，教给他们进退攻防的战术，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一支每个人都可以以一当十的精军，而不是一支一击即溃的乌合之众。徐光启说，训练新兵要贵精不贵多，否则不过是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训练的方法，应当比满洲的军队更好，才能完成退敌的任务。最后，徐光启对皇帝说：“如果我的议论完全得以付诸实施，而却不能奏效，我愿意承担夸夸其谈而误事之罪。”这番话等于是向皇帝立下了军令状。在明代，武官是相对的受到歧视的。士大夫们一般乐于夸夸其谈而不愿办事，尤其不敢筹划军国大事。因此，徐光启的举止说明了他有着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勇于任事的气魄。结果，万历皇帝也被徐光启的勇气所打动，“壮其行”。然后，万历皇帝提拔徐光启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让他负责在北京东面的通州练兵。但是，徐光启的练兵方法实际上并未能完全实行。例如，他要求的装备就迟迟无法得到。最后，在他多次请求之后，才拔给了他一些民兵和一些军器。由于得不到朝廷的充分支持，通州练兵的效果并不明显。次年，万历皇帝及其儿子朱常洛在一个月左右间相继去世，熹宗即位。新帝登基，一切自然要改弦易张了。于是，通州练兵就不了了之。徐光启也在不久之后以病请辞，回到了家乡上海。
		
		
		
		玄扈先生徐光启(2)


		
		

		
		　　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王朝在东北的战场上再次被满清的军队击败，丢了辽阳。这一次，朝廷中有要求重新起用徐光启的呼声。于是，徐光启被重新召用，来到了北京。但是，这一次徐光启回到北京，却是带着新的官衔回来的。朝廷在他尚在家中的时候，就授予他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因此，虽然他也再次提了练兵的建议，但他毕竟还有职责所在的事要做。不久，魏忠贤专权。徐光启遂在天启三年（1624年）又回到上海，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再来北京。礼部右侍郎虽然品秩不低，但是上面还有礼部尚书，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权。但是次年徐光启升为礼部左侍郎，回部管事，负责起礼部事务的实际行政工作。在明朝，礼部职掌乃“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古代的礼仪无一不是要择日行礼的。这便关系到历法的准确与否了。因此，礼部也不得不关心。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明王朝一直是沿用着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大统历》，以示区别。然而，从明代中期成化年间（1471—1487年）以来，《大统历》因历时较久，又没有经过什么修改，误差渐渐就多起来了，“交食往往不验”。也就是说，按历法推算出来的日期更替和日月食都和实际情形无法合拍。因此，请求朝廷修改历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徐光启的朋友李之藻，也是积极要求改历的一个。一六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食。钦天监推算刻数不对。徐光启上了一疏，即《礼部为日食刻数不对请敕部修改疏》。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产生了修改历法的念头，并让礼部负责实施。　　修改历法，自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七月十一日，徐光启为修历上疏，请选派人员、准备钱粮、设定考核之法。当人员到齐之后，自然就要有工作的办公室了。就像现代社会的项目组或者指挥部一样，当时为修历成立了历局。历局是临时抽调人员成立的，那么办公的地点也得临时寻找。为了省钱，徐光启请求以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作为历局。首善书院是天启初由十三道监察御史凑钱建成的。当时建立首善书院，是为了当时任都察院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邹元标、冯从吾讲学。书院在建成后不久，随着邹元标和冯从吾相继辞职归乡，首善书院就变成一处空闲的场所。数年以后，徐光启要修历了，就想到了首善书院。徐光启为什么首先就想到了首善书院？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徐光启是从他的朋友李之藻那里获知首善书院的闲置的。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曾经参加过在首善书院举行的讲会。还有一种可能，徐光启将历局设置在原首善书院中，是为了与天主教南堂为近邻。在徐光启的历局中，除后来补入的李之藻外，继徐光启而执掌修历工作的李天经也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而且，在历局中，还有不少的外国传教士，如汤若望、罗雅谷。因此，选择一个靠近天主堂的所在来修历，也许正是为了传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经等信徒们的方便。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因病请求辞去历局的职务，而以李天经代替他续成修历的任务。同一年，逝世于京城，并归葬于上海。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在农业科学、军事科学和天文历算上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历法，编译了《崇祯历书》，并一举奠定了近四百年来我国历法的基础。据明朝末年的人所写的《玉堂荟记》中说，徐光启将原首善书院即稍后的历局的一半给了天主教堂。更何况，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启礼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们若要瞻仰这位伟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许是另一个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陈时龙）
		
		
		
		旧事重提袁崇焕(1)


		
		

		
		　　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有一处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墓和祠堂。与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后人祭祀维护不同，袁崇焕的墓、祠是由与之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佘姓人家守护，而且历经17代，从明崇祯三年（1630）开始至今374年从未间断。这其中的典故何来呢？　　袁崇焕(1584—1630)，广东东莞人，字元素，号自如，明末抗击后金（清）著名将领。与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这位舍身为国的大英雄却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骂中被处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后，才由他昔日的敌人为他平反。教训极为惨痛。　　明朝自嘉靖年间开始，北方边患日渐严重，对明朝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冲击，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研读兵学，关心实事发展。袁崇焕亦然，《明史·袁崇焕传》称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万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进士，斯时东北后金势力已经很强大，明朝接连失地损兵，形势极为被动。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提拔为兵部主事，开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机会。当年， 辽东广宁战役，明朝3万大军全军覆没，40余座城池落入了敌人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不顾个人安危单骑出关巡察辽东。回京后毛遂自荐，被破格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修筑宁远城，作为守辽前哨。不久又在外围构建修缮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宁（远）锦（州）防线。　　孙承宗后来在与阎党的斗争中失败罢职，继任者高第主张放弃关外。袁崇焕拒不从命，孤军镇守宁远。天启六年（1626），后金努尔哈赤兴兵进犯，袁崇焕坚守宁远，大败敌军，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伤，不久郁郁而死。这是后金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是明军的第一次大胜。次年，皇太极为报父仇，亲自统率八旗中的精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四旗，围攻宁远、锦州，结果屡攻不下，损兵折将，被迫连夜北撤。明军再获大捷。可是当时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乱，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袁崇焕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赏，反而受到排挤，被迫辞职还家。　　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平反冤狱，袁崇焕被召回，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师蓟辽、登莱、天津，总理抗金军务。袁崇焕在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后大刀阔斧的展开工作，使辽东防线日趋稳固。后金军无奈，决定避重就轻，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绕过袁崇焕防区，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袁崇焕以国事为重，未经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后金兵的归路。　　袁军在蓟州与敌军遭遇，后金军不敢战，越过蓟州，直逼北京。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在广渠门外以九千军士大战十万金兵，迫使后金军撤退。袁崇焕鉴于本部兵力太少，对崇祯皇帝追击后金军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驻守，等待各路勤王军队。皇太极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于是改用反间计，诈称袁崇焕和自己有秘密约定，崇祯皇帝中计，逮捕了袁崇焕。袁部得知后，军心顿散，自行撤退。袁崇焕秉着爱国赤诚，含冤忍屈，在监狱中致信部属，召回兵将抵抗后金军。但在解围后，崇祯皇帝还是以谋反的罪名把他处死。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舆论的误导下也认为他是反贼，争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尽，止剩一首”，铸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被杀，皇太极的反间计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关键。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对袁崇焕当初错误的未经申报即擅杀大将毛文龙，致使毛部将士大批投降后金等事早有不满，后来他又顿兵北京城外，拒不乘胜追击后金兵，的确会让皇帝怀疑他的真实动机。急于退敌的朱由检在皇太极的刺激下短时间内相信袁崇焕反叛是可能的。　　崇祯皇帝虽然多疑，可并不傻。袁崇焕在狱中还写信给部属，劝他们回师救驾，天下哪有这样的叛贼？袁崇焕从被抓到被杀历时八个多月，固然有后金军尚未撤退，袁部还有利用价值的因素，但也说明皇帝自己也一时下不了决心。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在于他坚持和后金议和。
		
		
		
		旧事重提袁崇焕(2)


		
		

		
		　　袁崇焕认为明军“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要收复失地，必须先争取到一定的和平时间，以便厉兵秣马，积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启年间他就提出以议和作为缓兵的建议。明朝中央决策层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焕坚持己见，在获得崇祯皇帝信任后再次提出议和建议，史称“帝优诏答之”，同意他“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构想。　　问题在于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异类”议和为耻，不管议和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提出议和建议便会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行动只限于皇帝和少数核心决策层人物知道，普通臣僚并不清楚。在朝野对袁崇焕“擅主和议”一片喊打时，崇祯当然不愿意背上和宋高宗赵构一样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让袁崇焕充当替罪羔羊了。可一心为皇帝分忧的袁崇焕至死也没有说穿此事。可敬？可悲？　　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将士却不会被蒙蔽。袁崇焕死后，无人为他收尸（家属也被连坐处死），部下佘姓义士连夜盗走尸首，秘密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并立誓为其终生守墓，从此开始了佘家17代人的守墓史。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才公布当年的决策内幕，袁崇焕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佘家守墓也从此走出秘密状态，并先后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筑。祠堂俗称佘家馆，南向，正房五间。每逢年节和祭日，佘家后人都要挂上袁崇焕的画像，香烛供奉。袁崇焕的墓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坟丘，高约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围以砖砌花墙，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由于广东义园要迁至城外郊区，袁墓也在其中，后经著名爱国人士叶恭绰、李济琛、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吁请保护，后毛泽东亲笔复函并告当时的市长彭真说：“如无大碍，应予保存。”终于将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来并于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悬有康有为的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后增加了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刻石等。　　1917年，广东人张伯祯在后来的龙潭湖公园东岸建起袁督师庙，坐西向东，面阔三间。庙堂内三间各自分隔，中门上的石门额书刻“袁督师庙”。门两旁石刻康有为作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有《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铬》等石刻。　　“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庙均遭遇受破坏。在2002年崇文区在实施危改过程中，决定对其进行大修，恢复历史原貌，以供后人瞻仰。修复后的祠堂内保留有当年袁崇焕的亲笔墨迹“听雨”。并聘请为袁崇焕守墓的佘家第17代后人佘幼芝老人为袁崇焕纪念馆的终身顾问。至今佘家依旧按时为袁崇焕祭奠。  （张金奎）
		
		
		
		祚亡煤山朱由检(1)


		
		

		
		　　故宫北面的景山，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在明清两代是皇宫北边的一道屏障。因此，风水术士称它为“镇山”。其实，“景山”之名，始于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称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宫时，曾在这里堆过煤，所以又称煤山。山下曾种了许多果树，养过鹿、鹤等动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园，山亦曾叫作万岁山。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就是在此地自缢身亡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统治中国十七年的崇祯皇帝，在乱成一团糟的宫中挥剑砍伤了爱妃袁氏、长公主朱徽娖之后，在十余名太监的拥簇下，四处寻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个外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占领，显然脱逃无望。绝望的崇祯皇帝只得到宫中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临死前，崇祯帝叹道：“诸臣误我！”又血书于衣袂之上，令“诸臣尽赴东宫辅佐太子”。两天之后，崇祯皇帝的尸体在景山被发现。陪他一同上吊的还有太监王承恩。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孟森先生说：“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国，就不是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当国，那么必定要亡国！”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皇帝名朱由检，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亲朱常洛是祖父万历皇帝的长子，却一直不受祖父的宠爱，连太子的位置差点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却在一个月内就一命呜呼。朱由检的长兄朱由校，是历史上以顽劣著称的熹宗皇帝。整个天启年间的后期，熹宗任由魏忠贤专党擅权，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对于仅存的弟弟朱由检，熹宗皇帝却百倍地珍惜。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检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没有儿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检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随后朱由检即位。在当时来说，朱由检的即位无疑是众望所归。但是，信王朱由检的即位，无疑让魏忠贤惊恐异常。魏忠贤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于是给朱由检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显然朱由检不是一个好色之徒，最起码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识破魏忠贤以春药“迷魂香”来诱惑自己的诡计后，朱由检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而且，他静候时机，暗中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一个多月后，朱由检惩办了崔呈秀，等于是截断了魏忠贤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离熹宗皇帝之死仅两月，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每条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贤的死罪。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在旅馆中自缢而亡。接着，朱由检对魏忠贤余党进行清算。在崇祯二年定下阉党逆案之后，朱由检完全掌握了对庞大的国家政权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他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显然，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满洲的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间计除去袁崇焕。而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检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当时，有一位名叫陕嗣宗的官员就上疏批评过朱由检，说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是“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被思宗处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祚亡煤山朱由检(2)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们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朱由检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拿着三眼枪四处乱窜的朱由检身边，没有任何文官相随，而陪同的只是一批小太监。十九日，朱由检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伴。  （陈时龙）
		
		
		
		闯王京城事如何(1)


		
		

		
		　　李自成两次进入北京，先后在北京共停留了四十六天。第一次是充满激情和抱负的李自成率着战斗力极强的大顺农民军进城；第二次是李自成在山海关与吴三桂、满清的军队交战后失利狼狈退回了北京城，并戏剧性地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然后匆忙撤出了北京城。仅仅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十七世纪中叶的北京城，便亲眼见证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伟大与局限性。李自成也可能是在北京城登极，但却在北京城停留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　　李自成（1606-1644年），陕西米脂县人。父亲名叫李守忠，母亲金氏，有的说法认为是吕氏。李自成的家境非常贫寒，是一个农户家庭。李自成乳名黄娃子、黄来儿，幼年时因家中经济拮据还曾被舍入寺庙，所以又称作黄来僧。幼年的李自成，一直是为地主家放羊。长大成人之后，李自成应募到米脂县的圁川驿的驿卒。据《明史》的说法，二十一岁的李自成“善骑射，斗狠无赖”，屡屡“犯法”，所以当地知县晏子宾想治他的罪。李自成于是便离开驿站，后来还曾一度做过屠夫。　　崇祯元年（1628年），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北部爆发。白水县王二、府谷县王王嘉允、安塞高迎祥，纷纷揭竿而起。其中，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父。此后十余年间，起义的农民军同陕西进入山西，由山西进入河北、河南，时分时合，东袭南直隶，南攻湖广、四川，漫至全国，渐不可遏。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与侄子李过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军，号闯将，但当时在义军中的名气并不大。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开始组织自己军队。他与侄子李过、义子李双喜、大将高杰、谋士顾君恩自为一军。但是，李自成的军队被当时明朝的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陈奇瑜围于汉中兴安之车厢峡，通过贿赂陈奇瑜的左右才得以逃脱。崇祯八年（1634年）的义军荥阳大会上。李自成第一次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风采。当时，起义军各部聚集于河南，而明朝的官军则从各个方向逼近。李自成面对各个义军领袖间议论纷纷、悬而未决的情况，提出分兵突围，挠乱官军的作战布署。崇祯九年（1635年），高迎祥被俘，送往北京，在北京被明朝政府凌迟处死，李自成遂接过了“闯王”的大旗。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的军队再次遭到了重创。李自成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窜伏商洛山中。同时，张献忠的军队也被熊文灿招安。农民起义一度陷于低潮。但是，随着镇压农民军的功臣洪承畴、孙传庭的改任或被惩处。残余的农民军势力也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再一次扯起造反的大旗，李自成遂出商洛山，招集余众，重新投入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事业中去。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进入饥荒的河南。从此，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文人的协助下，注意争取民心，招揽流民，成为义军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李自成所率的义军以河南、湖广北部为根本，在襄阳初步建立一个农民政权。随后，在顾君恩的主张下，义军决定先取陕西，再图北京。随后，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西安建立大顺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居庸关。明朝的守军唐通投降。农民军从居庸关进入，三月十四日到达昌平。北京对于明朝的崇祯皇帝来说，也就是一座孤城了。驻守在京城外的京师三大营也投降农民军了。明朝政府再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三月十八日，大顺农民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望着烽火徹天的京城，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只得在景山自缢。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从德胜门入城。进入皇城中，李自成立马于承天门下，取出弓箭，照着门楼上的“奉天承运”四字匾射了过去。明皇太子朱慈烺仆伏于宫门之外，帽子上粘着“顺民”二字。皇三子、皇五子也先后被搜出。据说，三人皆“穿民间破衣”。李自成对三人妥善安置，封太子为宋王，皇三子定王为安定公，皇五子永王也封了公爵。宫中被崇祯皇帝砍伤的长公主与袁妃，也命扶去本宫，各自调理。
		
		
		
		闯王京城事如何(2)


		
		

		
		　　寻找崇祯皇帝的下落以及安置明朝的官僚们，成为随后农民军的主要任务。两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尸体被发现在景山。李自成命人将其及自缢的皇后尸体“盛以柳棺”，置于东华门外。顾君恩劝李自成盛敛以收明代士民之心，李自成遂按帝、后的礼节安葬崇祯皇帝及周皇后。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李自成要求大顺农民军严守军纪。后来的记载，对农民军占领北京城后，多有污蔑之词。但是，明朝工部的一名名叫赵士锦的官员，就对李自成义军进城的军纪有过清楚的描述。他说他曾见到刚入城时有两位农民军士兵在前门的店铺中抢绸缎，立即被军法处死，将手、足钉在前门的左栅栏上示众。给事中徐应芬也说，当时义军入城，“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然而，对于明代的官僚，李自成却是区别地对待。据《明史》的说法，当明朝官员们集体去朝拜李自成的时候，李自成的属下们对明朝官僚大加折辱，“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四品以下的小官僚，一般是让他们照旧供职。三品以上的官员们，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关了。在李自成看来，这些大官僚们也许十之八九是贪官。于是，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拷赃”的行为弥漫着北京城。据说，总共约有八百多名官僚被送到刘宗敏等将领的营中，接受审讯。追赃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助饷，以维持农民军的开支。但是，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的追赃活动，却造成了广泛的明朝官绅的抵制情绪。于是，四月八日，李自成下令，所有在京追赃行为，一律停止。但是，追赃的事情还是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已经决定投降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听说父亲吴襄被逮后，立即重新反叛。　　然而，攻下北京城，并不完全代表着取代明朝成为合法的政权。在南方，明朝的官僚们正在积极做抵抗、另立新君的准备。在北方，满清政权以及山海关的吴三桂，都是一个威胁。四月初十日，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决定率大军至山海关平叛。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二十万大军亲征。牛金星率一万余大顺军留守北京。由于低估了清军的突然加入战局，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的农民军遭到吴三桂、清军的合击，阵脚大乱，溃退四十余里，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受伤。据说，当时“僵尸遍野，沟水尽赤”。且战且退的李自成在永平附近将吴三桂之父吴襄杀了。但是，吴三桂及清军对农民军紧追不舍，根本不予农民军喘息的时间。四月二十六日，新败的李自成率军回到北京城。面对汹汹而来的吴三桂与清军，李自成曾经考虑过坚守北京城。但是，两天之后，李自成决定放弃北京，回归大顺政权的建立地西安。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命牛金星代祭天地，标榜自己是全国惟一合法的政权。随即，李自成命大顺军撤出北京城。据说，李自成命人将追缴的金银器熔铸成饼状，每饼千金，共万余金饼，用骡车载着运往西安。临行前，李自成命人焚烧了明朝的宫殿和各门城楼。五月二日，清军多尔衮率兵进入北京，从此，北京城成为此后延续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的统治中心。　　李自成统治北京的四十余天中，没有留下更多的痕迹，因为他还来不及修建宫、亭、阁、榭。但是，无疑，李自成在北京城中，留下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三百年后，郭沫若先生还写过《甲申三百年祭》，专门纪念这段历史。（陈时龙）
		
		
		
		白门细柳陈圆圆(1)


		
		

		
		　　如今平安大街东段的张自忠路上，曾经踞坐着一对铁红色的石狮，这条道路也曾因此被称作铁狮子胡同。与西城区著名的砖塔胡同一样，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虽然最早的修建年代已经不可考察，但从周边的规划与布局来看，后人认为它很可能是一条修建元大都时就已经形成的小巷，最迟在明朝初年时已经具备规模。明朝嘉靖年间，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已经记录下北城的铁狮子胡同，那时它还只是一条西边开口、东边堵塞的狭窄通道，胡同中有一座名叫天春园的府邸，那对铁红色石狮就坐在府门前。据清初史家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制作狮像的工匠名叫彭德路，是元朝成宗（1592-1307年）年间人，如此算来，这对狮子在皇城北边的胡同里至少静静地看过了三百年的风霜。　　铁狮子胡同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就是这座隐藏在闹市之中，却绝不轻易显山露水的天春园。据《帝京景物略》记载，这座庭院在明初时可能是英国公家的宅邸，后来英国公张辅随英宗北征，于土木之变中战死沙场，这座庭院最后也由他的后代转售他人。到了明朝崇祯年间，庭园和门前的铁狮子有了新的主人，他就是著名的崇祯宠妃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田贵妃原本是陕西人，却在扬州长大，早在崇祯皇帝还是信王时就已经随同在身边，清初诗人吴伟业曾经为她专作一首《永和宫词》，其中写道：“扬州明月杜陵花，夹道香尘迎丽华。旧宅江都飞燕井，新侯关内武安家。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丰容盛鬋固无双，蹴鞠谈棋复第一。”　　田贵妃成了备受恩宠的杨玉环、赵飞燕一类人物，她的父亲田弘遇也随之地位显赫起来，一时春风得意、气焰煊张，就连家门前的两只铁狮也显得格外气势逼人。吴伟业是明末清初那段历史和田府兴衰的亲眼见证者，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田家铁狮歌》，其中记道：“田家铁狮屹相向，舑舕蹲夷信殊状。良工朱火初写成，四顾咨嗟觉神工。武安戚里起高门，欲表君恩示子孙。铸就铭词镌日月，天贻神兽守重阍。”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想见当年的田府如日中天、气焰灼人的景象。　　有了皇帝的恩宠，田弘遇行事也越发肆无忌弹。崇祯十五年，他派属下前往江浙一带强选歌女，秦淮八艳中赫赫有名的陈圆圆、董小宛都被列入候选人中。几经周折，董小宛终于逃脱，陈圆圆却被带回京城，吴伟业在著名的《圆圆曲》中写道：“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在此之前，陈圆圆已经与江南名士冒辟疆互有好感，但后者正在为父亲的前途奔走，一时未能将陈圆圆及时迎回家中。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田家倚势豪夺，风云突变，造化弄人，一对才子佳人就这样擦肩而过，从此再不曾相见。失意落寞之余，冒辟疆与另一位红颜知己董小宛回乡隐居，却依然牵念着当年这段未了的情缘。多年之后，当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董小宛生前的点点滴滴时，仍满怀遗憾地提起当年与陈圆圆的往事。虽然称自己是为了父亲奔忙，断送这段情缘也并无遗憾，但在字里行间的淡淡情调里，依然流露出无限的伤怀与怅惘。　　北上京城之后，铁狮子胡同成了陈圆圆生命中极为重要的驿站。在此后的两年间，她三次来到这里，又三次从这里离去。每次走进这里，她都会涉入一场惊风骇浪的纷争，人生传奇也因此更增添几分浓墨重彩。　　第一次离开田府，是因为田弘遇准备把她送给崇祯皇帝，以此为自家博取更多荣耀。没想到却受到崇祯的冷遇，“明眸皓齿无人惜”，重新回到田府，继续着楼台歌舞、日日笙歌的生涯。然而在田府的一次宴席中，她遇到前来做客的年轻将领吴三桂，后者对她一见倾心，田弘遇也有意结交，终于将她转送给吴三桂。就这样，陈圆圆随吴三桂离开铁狮子胡同，第二次走出田府。　　当陈圆圆这次离开这座府邸时，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很快又会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在明清交替的历史活剧中无奈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田府也终于由盛转衰，田弘遇和田贵妃相继去世，天春园门前的铁狮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沦落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尘烟中。“此时铁狮绝可怜，儿童牵挽谁能前？……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尘沙经几载。”陈圆圆也并没能和吴三桂相守多少时日，此时的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吴三桂奉命率军驻守山海关，不久之后的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攻克京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李自成手下大将、权将军刘宗敏进驻田弘遇府，向京城里的官员国戚们追收钱财，留在吴三桂府中的陈圆圆也被掠到刘宗敏处。这是陈圆圆第三次走进铁狮子胡同，却想不到这一去便引出了惊天动地的故事——吴三桂打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江山因此再度易手，中国历史从此走入清朝定鼎中原的年代。
		
		
		
		白门细柳陈圆圆(2)


		
		

		
		　　“鼎湖当日辞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所作《圆圆曲》的开篇几句，就道出了这段“一怒为红颜”的传奇故事。 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原本有意与吴三桂合作，派人送去书信饷银，吴三桂也认为对方确有诚意，准备与他们合作。但这时来自京城的消息陆续到达山海关，吴三桂首先听到家产家人都已被李自成军扣留，他并不以为然，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与他们合作，无需多久还都会物归原主。然而当他听说陈圆圆已被刘宗敏抢占时，却立时勃然大怒，认为“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他认定对方并没有与自己合作的诚意，因此发誓“不杀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于是翻而与李自成为敌，打开山海关放入清军，从此“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历史的天平戏剧性地倾斜向了山海关外的清朝一方。　　李自成军退走了，明王朝远去了，陈圆圆终于再次离开铁狮子胡同，与吴三桂一起前往云南，从此再没有回来。然而铁狮子胡同与秦淮八艳的宿缘并未到此终止。公元1664年，另一位来自秦淮之畔的传奇女子顾横波安然病逝在铁狮子胡同的龚鼎孳府中，京城文坛为之震悼，一时人来车往，凭吊不绝。　　一条胡同，几度兴亡，从烟水秦淮直到紫禁城边的落日，铁狮子胡同见证了明亡清兴之际苍凉而妩媚的一段段传奇。来自秦淮河之畔的陈圆圆、顾横波们或许也曾经漫步在南京乌衣巷口的夕阳下，遥望着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在浅斟低唱里抒发着一番番思古幽情，而在若干年之后的帝都中，当她们徘徊在铁狮子胡同的红墙绿柳之间时，这条阅尽沧桑的小路也在重复着与乌衣巷同样的命运。　　此后铁狮子胡同中的天春园几经易手，在清代的近三百年间，又经历了许多沧桑。康熙年间，这座名园曾经转归靖逆侯张勇手中，到了道光末年，它又在一番修茸之后改名为“增旧园”，园中设停琴馆、山色四围亭、舒啸台、松岫庐、古莓堞、凌云洞、井梧秋月轩、妙香阁等处，号称“八景”。这些景点各有风致，或适于闲坐抚琴，或适于登高遥望，再加上土山群树，虽然地面狭小，坐落在街井闹市间，却颇有古朴沉静的气息。《天咫偶闻》里评价它“屋宇深邃，院落宽宏，不似士夫之居。”当年的一双铁狮流落在狭巷中，已然破碎，巷口另外又有两座卧式石狮，制作极为工巧，却已经半埋没在黄土之中。从当年的铁狮到此时的石狮，铁狮子胡同的声名犹在，其中的故事却已经换了几番。幸运的是，由于地处街巷之间，这座庭园并没有像城外的圆明园和清漪园那样，在历次劫掠中毁于战火，但几经风雨飘零之后，《增旧园记》中也曾经感叹：“自今以往，或属之他人，或鞠为茂草，或践成蹊径，或垦作田畴，是皆不可知矣。更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　　然而，帝制时代结束之后，铁狮子胡同的繁华与显赫并未随往日的时代远去，依然在新的世纪里书写着新的传奇。北洋政府时期，天春园成为外交总长顾维均的住宅，无数名流显贵来往于其中。1924年，这里更是迎来了北上主持大计的孙中山先生。次年三月，孙先生病逝在此院中，久经世事沧桑的天春园又送走了一位传奇人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纪念抗日名将张自忠，铁狮子胡同被更名为张自忠路，时至今日，它终于被拓宽打通成平安大道的一部分，连接着北京城东西的东西两端。如果当年的铁狮仍有知觉与生命，一定会惬意地守望着如水的车流和东升西落的日月，遥看京城中的丝丝柳线迎风飘摇，听它们讲述着三百　　六十年前那段关于白门细柳的传奇。（陈晓珊）
		
		
		
		后 记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展示出北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关于北京的历史，已经出版有《北京史》(古代部分)、《北京通史》(十卷本)、《图说北京史》（上、下）等许多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略为遗憾的是，其中内容都不是以人物为主展示的北京故事。明朝（1368-1644）大部分时间是以北京为首都，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多少遗迹呢？恐怕是数不清的。毫无疑问，经过几百年的岁月沧桑，特别是今天的北京城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发展着，所以，明朝时候的珍贵古迹和文物有的保存了下来，有的消失了，或正在离我们远去。重要的是，在北京城的记忆里，生活在明朝那个时候的人们在这里活动了276年，他们曾经在这里欢乐过、悲伤过、欣喜过，也烦恼过、愤怒过，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少故事。　　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有一多半集中于人物身上。今天生活在北京的我们，想要改变以往北京史的见物见史不见人，尝试从北京城遗存的角度，钩沉文物背后的历史人文，把人物贯穿的北京城的明朝往事，讲述给大家听。　　于是，我们将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同仁合作完成的这本小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参加撰写的有张兆裕、陈时龙、胡吉勋、张金奎、张宪博、杨艳秋、许文继、樊铧、陈晓珊和我本人。图片由胡吉勋负责查找提供。我们选取了徐达、朱棣（成祖）、姚广孝、朱能、郑和、刚铁、李童、于谦、阮安、英宗、汪直、武宗、李东阳、刘瑾、世宗、张璁（孚敬）、吴仲、仇鸾、杨继盛、徐阶、戚继光、赵贞吉（大洲）、李太后、神宗、张居正、李贽、利玛窦、李三才、邹元标、魏忠贤、米万钟、徐光启、袁崇焕、思宗（朱由俭）李自成、陈圆圆等36位人物，探寻了他们在北京留下的印迹。　　付梓之时，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所有撰写者的赐稿，感谢胡吉勋配以丰富的图片，也衷心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吴兵先生为出版此书给予的热情帮助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走向历史现场，系统调查北京地区保存的明朝古迹，曾是我们的心愿。现值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际，仅以此奉献给读者，表达我们愿为迎接人文奥运，弘扬古都文明，贡献绵薄之力。　　万明 谨识　　2007、5、17　　??　　??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