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流浪记》作者：埃克多·马洛 译者：殷立信、陈伯祥 目录 前言 写给吕西·马洛 第一部 第01章　在乡下 第02章　养父 第03章　维泰利斯先生的杂耍班 第04章　慈母的家 第05章　途中 第06章　我的首场演出 第07章　学习 第08章　翻山越岭 第09章　我遇见了一位巨人 第10章　在法庭面前 第11章　在船上 第12章　我的第一个朋友 第13章　弃儿 第14章　雪和狼 第15章　心里美先生 第16章　进入巴黎 第17章　卢尔辛街的一个戏班头 第18章　冉蒂里采石场 第19章　丽丝 第20章　花农 第21章　流离失所 第二部 第01章　往前走 第02章　一座黑城 第03章　推车工 第04章　水灾 第05章　在工作面里 第06章　营救 第07章　一堂音乐课 第08章　王子的奶牛 第09章　巴伯兰妈妈 第10章　新旧家庭 第11章　巴伯兰 第12章　寻找 第13章　德里斯科尔一家 第14章　孝敬父母 第15章　卡比遭诱骗 第16章　漂亮襁褓的疑团 第17章　阿瑟的叔父詹姆士·米利根先生 第18章　圣诞节之夜 第19章　马西亚的忧惧 第20章　博勃 第21章　天鹅号 第22章　漂亮的襁褓泄露了真情 第23章　团圆 前言 　　《苦儿流浪记》是十九世纪的著名法国小说，作者埃克多·马洛（1830-1907）是以发展并提高了当时的情节剧小说而载入法国近代文学史的作家之一。马洛是多产作家，一生写过不下七十部小说，《苦儿流浪记》是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一部。这部小说问世后，曾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多种文字，而且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还在法国被重印出版，并多次被搬上银幕。在法国十九世纪文学遗产中，作为提高了的情节剧小说，《苦儿流浪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小说写的是一个弃儿的历险生涯。它的开卷第一个情节，便是一个八岁的弃儿被当作牲口一样出租的一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从这第一个情节开始，弃儿雷米的命运就成了书中具有磁石般吸力的悬念；也是从这个情节开始，围绕雷米的命运，展开了作者精心设计的、富于传奇性的、诸如邂逅哑女、买牛报恩、身临贼窝、蒙冤蹲狱、亡命跳车、亲人团圆等情节。《苦儿流浪记》不仅在情节上和人物悬念上具有当时流行的情节剧特色，它还同情节剧一样，有着一支主题歌。马洛成功地把这支主题歌铸进了弃儿雷米的性格和形象之中，使它成了这部小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使这部小说具备了音乐感染力。读者的心灵将在小说的哪个段落上颤动，作者也总是恰好在这个段落上举起他的指挥棒，让你听到小主人公唱主题歌时柔和而凄凉的童音。 　　情节剧小说，顾名思义，是以情节取胜的小说，它追求传奇性，强调戏剧性，因而往往偏离生活的真实。但是《苦儿流浪记》不同，它虽然穿的是情节剧的戏装，表现的却是当时法国天天都要发生的最真实的生活。它是一面反映生活的明亮的镜子，但是，又是一面离奇的镜子。它映照出来的，既有本来面目的生活，也有涂上了斑斓的离奇色彩的生活。马洛在《苦儿流浪记》中表露得如此频繁的那种劝善性的道德观，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显然太抽象而且有偏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小说中施展得如此娴熟的、如此得心应手的、以情节剧小说的面目出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 　　小主人公雷米是真实的，因为他是千百个已经在天灾人祸中被吞噬了小生命的弃儿的化身。从弃儿雷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成百上千个已经死去的雷米的尸体。在艺术想象力中复活了的化身，是真实的。 　　维泰利斯是真实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蜚声意大利声乐舞台的名歌手的悲剧下场。马洛的《维泰利斯倒毙图》，画出了一个具有不可玷污的道德观和不可战胜的自尊心的强者的肖像。这并不是一幅表现好心肠的圣像画，因为从画中人的肌纹和眼神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八七一年的可敬的巴黎工人的硬骨头精神，这是一幅现实主义的肖像画。 　　如果维泰利斯是小说中的一座雕像，那么《特鲁耶尔煤矿水灾》就是小说中的重要的戏中之戏；是描写矿主只用几磅咖啡、几片火腿就把有些工人轻而易举地骗进两百米深的地下去送命的一出现实主义戏剧。马洛用去了那么多篇幅、而且连细节也不肯放过地描画了那场灾难，当然不只是为了要表现几个幸存者的苍白的面孔，恐怕更主要是为了要让没有罹难的矿工们看到友爱互助是何等重要，也要矿主和神父们多听听绝望的寡妇们的呼号声。 　　至于《心里美先生病死客店》的故事，我们只好用同“化身”相近的字眼来说明故事的真实性。心里美并不是一只具有奇异功能的驯猴，而是当时法国毫无生活保障、死于贫病的流浪小艺人的幽灵。在这个悲剧里，我们似乎还看到了当时法国行业作坊里常见的、有着天才但过早地死去的贫穷的年轻学徒的冤魂。心里美这个形象，也许是马洛含着眼泪写成的，因为它会使我们掉下眼泪。 　　《王子的奶牛》是马洛巧妙地揉进在这部小说中、使小说本身和小说主人公都大放光彩的一个类似童话的故事。因为美好的童话总是既离奇而又真实的。马洛描写的，或者说，马洛画在画布上的，是一颗洁白、知恩、无私但又带点稚气的童心；它多么欢乐，多么凄凉，因而也多么真实！马洛说过，他的这部小说，是为他的小女儿露西写的；法国近代文学史上也说，《苦儿流浪记》迄今仍是法国青少年最爱读的小说之一。《王子的奶牛》必然会激起青少年最美好的感情。 　　然而真正使这部小说显示较多现实主义色彩的，是作家宏观地描写了他目睹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出现在法国地平线上的，北自加莱海峡、南至地中海滨海地区的一个如此辽阔的充满了苦难和不幸的世界。 　　《苦儿流浪记》写成于一八七八年，这是法国资产阶级建立第三共和的第三年，也是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准备实现工业化的前夕。马洛手中的镜子，对准的正是这个苦难世界中最具特征意义的图景，即：农村破产、工人们恶劣的劳动条件、童工数量的剧增和在法律允许下的对童工的剥削；这就使我们在书中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灾难性开端；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马洛在这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能：他搭起了一个贯穿法国南北的、满目凄凉的大舞台，让维泰利斯和他的戏班子，阿根老爹和他的一家子，加斯巴尔大叔和他的推车工，在画着具有真实的时代特征图象的宽阔布景前，上演一个个有时使你哭泣、有时使你破涕为笑的“传奇性”节目。《苦儿流浪记》无疑是一部在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上都已经提高了的情节剧小说。 写给吕西·马洛 　　我的孩子，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你，你的名字无时不在我唇边回荡。吕西她能感受到这个吗？吕西她对这个会感到有趣吗？吕西，我老是叫着这个名字。既然如此，这个名字便应当放在本书的首页。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未来命运，但不管怎样，它已经有了值得我高兴的成就，这便是：一想到我能把这本书赠给你，一想到你要读到这本书，我便感到心满意足和乐趣无穷了。 　　　　　　　　　　　　　　　　埃克多·马洛 第一章　在乡下 　　我是捡来的孩子。 　　然而一直到八岁，我一直以为和其他孩子一样，有着一个母亲，因为每当我哭鼻子的时候，总是有一位女人百般疼爱地把我搂在她怀里，摇晃我，我的眼泪也就不再流了。 　　没有一回不是她亲我的小嘴后，我才上床睡觉的。当十二月的寒风夹着鹅毛大雪吹打白花花的玻璃窗的时候，她总是待在我身边，把我的脚捏在她手里捂着，一面还给我唱歌。那歌儿的调子和几句歌词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中。 　　每当我沿着野草丛生的小径或者在追地长着石南树的荒山野岭放牧而遇到雷阵雨袭击的时候，她常常跑来接我，撩起她的羊毛裙子，盖住我的头和肩膀，要我藏在里面躲雨。 　　而每当我与同伴吵嘴的时候，她便听我伤心的哭诉，并且几乎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我或者规劝我。 　　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事情，比如她对我说话的方式，她瞧我时的眼神，她对我的抚爱，她说我几句时候的亲昵的口吻，都使我相信：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然而，我是怎样知道她只是奶我的一个养母的呢？ 　　我的家乡，确切的说法，一个我在那儿长大起来的村子，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家乡，没有出生地，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这个我在那儿长大起来的村子叫夏凡侬，它是法国中部最贫穷的村庄之一。 　　这种贫穷并不是村民们缺乏毅力或好吃懒做造成的，而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它所属的省是个贫瘠的省份，那里的表土层很浅，要想获得丰收，就得施肥和改良土壤，而当地又缺少这种条件。因此，除了偶尔可以看到屈指可数的几块耕地外（至少我说的那个时期是这样），到处都是长着石南村和金雀树的荒地和除了荆棘什么也不长的荒野。在高出地面的大片荒丘上，长着一些被凛冽的寒风抽打得再也长不大的干枯小树，它们胡乱地矗起着一些扭曲得奇形怪状的枝杈。 　　要找到青翠茂盛的大树，只有走下山坡来到平川。高大的栗树和遒劲的橡树就生长在河边或小块的牧场上。 　　在一块平地上，在一条通向卢瓦尔河①支流的水势湍急的小溪边，有一所房子，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①　卢瓦尔河：为法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流经中央高原，注入大西洋。 　　直到八岁，我在家里还从未见过男人。但我的母亲并不是寡妇，她的丈夫是个泥瓦匠，象当地许多做工的一样．他也在巴黎干活。从我能够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事物的时候起，他一次也没有回来过。有时候他仅仅托回村的某一个同他一起干活的师傅捎个口信。 　　“巴伯兰大嫂，您丈夫身体挺好，他要我告诉您，工作还顺当。他又给您带了点钱来。喏，请点一点。” 　　话就那么几句，但巴伯兰妈妈已感到心满意足：丈夫身体不错，他干的活儿能挣钱，他在养家活口。 　　巴伯兰长年累月住在巴黎，不要以为他与妻子不和，这种别离同夫妻不睦是毫不相干的。他待在巴黎，那是因为活儿把他留住了。等他年纪一老，他便会带着一笔积蓄回到老伴身边，老两口就可避免因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劳动力所带来的贫苦了。 　　十一月某日的傍晚，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在我家的篱笆门前停了下来。那时我正忙着在门口劈干柴。他没有推门，只是抬起头瞧了瞧我，问我这里是不是巴伯兰大嫂的家。 　　我请他进屋。 　　他推开篱笆门，门轴吱呀一响，他不紧不慢地走进屋里。 　　我从未见过这么腌臜的人。他从头到脚沾满了污泥，有的已干，有的依然是湿漉漉的，一望而知，他在泥泞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巴伯兰妈妈听见我们的声音，急忙走了出来。当这个生客跨进门槛的时候，她正好和他打了个照面。 　　“我从巴黎给您带消息来了。”他说。 　　一定又是那几句简单的话，我们的耳朵快要听腻了。但是，这次他说话的口气和以前说“你丈夫身体挺好，工作还顺当”时的声调截然不同。 　　“啊，我的主啊！”巴伯兰妈妈合着双手惊叫了起来，“热罗姆一定遭到灾祸啦！” 　　“嗯，是的。不过您千万不要吓坏了身子。您丈夫是受了伤，那是真的，但他没有死，可能残废了吧。他现在住在医院，我和他是同病房的，他趁我回家，让我顺便把情况告诉您。我不能多待，天快黑了，我还得赶三里①的路程呢！” 　　 　　①　指法国古里。一法古里约合四公里。本书称里处，均指法古里，不另注。 　　巴伯兰妈妈一心想知道个究竟，她请客人留下来吃饭，说路很不好走，树林里有饿狼，劝他还是第二天一清早动身为好。 　　客人在壁炉旁坐下。他一面吃，一面向我们叙述事故发生的经过。原来是脚手架倒塌，把巴伯兰半个身子全压在里边。因为有人站出来说巴伯兰不应当站在出事地点，所以包工拒绝支付任何抚恤金。 　　“真倒霉，可怜的巴伯兰！”他说，“真倒霉，脑子活一点的人会有办法弄到一笔赔偿费的，可您那丈夫一分钱也要不到。” 　　那人烘烤着裤腿，烘干的泥块使裤子变得硬邦邦的。看起来他是真心难过，不断重复着“真倒霉！”这句话。他似乎认为，只要果真能够得到一笔赔偿的话，残废了也还算值得。 　　“不过，”他最后这样说，“我还是建议热罗姆和包工打官司。” 　　“打官司？可要花一大笔钱呀！” 　　“不错。不过要是官司打赢了……” 　　巴伯兰妈妈真想去一趟巴黎。可是这么一次长途而费钱的旅行又谈何容易！ 　　第二天上午，我们进村去请教本堂神父①。神父在没有弄清楚巴伯兰妈妈是否能帮她丈夫的忙以前，是不会让她动身的。他写了封信给接受巴伯兰治疗的那个医院的讲道神父②。数天后，他接到口信。信中说巴伯兰妈妈不用启程，不过她应当寄一笔钱去，因为她丈夫受了伤，要和包工打官司。 　　 　　①　指负责本堂口教徒的宗教生活以及某些世俗事务如婚丧、户籍等的神父。 　　②　指在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监狱、部队中担任神职工作的神父，亦称指导神父或神师神父。 　　几天、几个星期过去了。巴伯兰常有信来，都是催着要钱的。最后一封要得比前几封更加急迫，声称如果钱已花光，就该卖掉牛来筹足钱数。 　　只有和农民一起在乡下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卖奶牛”这三个字所包含的痛苦和绝望。 　　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奶牛是一种反刍动物；那些爱好到乡间去漫步闲逛的人则认为，啃着青草的奶牛在抬起它沾满露水的鼻子时可以点缀风景；对于城里的儿童来说，奶牛可提供制作牛奶咖啡和奶酪的原料；不过在农民的眼里，奶牛却是宝中之宝。一个农民不管他穷到什么地步，不管他家里人口再多，只要他的牛棚里还有一头奶牛，他一家就不会受饥挨饿。牧童用一条牛绳，或者干脆用根柳条拴在牛角上，就可以沿着杂草茂密的小径放牧，那里的牧草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晚上，全家喝着奶油汤，用牛奶送土豆下咽。丈夫、妻子和孩子，一家老小全靠奶牛活命。 　　我们——巴伯兰妈妈和我——直到那时几乎还没有尝到过肉是什么滋味，然而，多亏了那头奶牛，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挺不错。奶牛不仅是我们的奶妈，而且是我们的同伴和朋友。别以为它是愚蠢的牲口。相反，这是一种十分聪明而且有灵性的畜生。你越是训练它，它在这方面的素质就越会得到提高。我们常常抚摸它，和它聊天，它懂得我们的话，经常睁着圆圆的、温顺的大眼，知道怎样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它想说的话和它的感受。 　　总之，我们喜欢它，它也喜欢我们。说到这里，我就不想再多说了。 　　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只有“卖奶牛”才能满足巴伯兰的要求啊！ 　　家里来了个牛贩子。他仔细地打量露赛特，东摸摸，西摸摸，露出不满意的神态摇摇头，嘴里说的是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话，说他不中意这头牛。说这是头穷人家养的牛，无法倒卖。说它没什么奶，用这种奶做的黄油质量低。末了他说，完全出于好心，想帮帮象巴伯兰妈妈这样一位好大嫂的忙，他才乐于买下这头奶牛。 　　可怜的露赛特，仿佛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哞哞地惨叫着，不肯走出牛棚。 　　“您绕到它后边去赶。”牛贩子说，一边取下挂在他脖子上的鞭子，递给我。 　　“那不行！”巴伯兰妈妈说。 　　她牵着牛，轻轻地说： 　　“走，乖乖，走呀，走。” 　　露赛特不再反抗。上路后，买主把它拴在自己的大车后面，它只能跟着马奔跑。 　　我们回到屋里很久后，还可以听到它低沉的叫声。 　　从此，我们与牛奶和黄油绝缘了。早上，啃的是一片干面包；晚上，吃的是土豆蘸咸盐。 　　卖掉露赛特不几天，狂欢节到了。往年过节，巴伯兰妈妈总是给我做好吃的，又是油煎鸡蛋薄饼，又是炸糕，看到我吃得饱饱的，她总是高兴得眉开眼笑。那时我们有露赛特供应牛奶和黄油，我们总是把牛奶掺进面糊里，用黄油起锅。 　　现在我只好伤心地对自己说：再也没有露赛特了，再也没有牛奶和黄油了，再也不会有狂欢节了。 　　可是，巴伯兰妈妈做了件出乎我意料的事。尽管她是个不愿意东讨西借的人，这次她却这家要杯牛奶，那家讨块黄油。中午我回家时，发现她正往陶瓷面盆里倒面粉。 　　“哟，面粉？”我一边说着，走了过去。 　　“对了，我的小雷米，这是精白面粉哩！你闻闻，香啧啧的。”她微笑着说。 　　倘若我有勇气的话，我真想问问弄这些面粉来是准备干什么的。正因为我太想知道了，我倒反而不敢开口讲出来。再说，我实在不想把今天是狂欢节这句话说出来，免得让巴伯兰妈妈心里不好受。 　　“面粉可以用来做什么？”她瞧着我问道。 　　“可以做面包。” 　　“还有呢？” 　　“做疙瘩汤。” 　　“还有呢？” 　　“天哪……不晓得了。” 　　“怎么不晓得！你是个好孩子，你是不想说。你心里明白：今天是狂欢节，吃薄饼和炸糕的日子。可是你清楚我们没有牛奶和黄油，因此你不敢说，对不对？” 　　“啊，巴伯兰妈妈！” 　　“你的心思嘛，我早已经猜到了，所以我想了点办法，过这个节就不会让你愁眉苦脸了。你瞧瞧木箱里有什么？” 　　木箱盖猛地被掀开，我马上发现里面有牛奶、黄油、鸡蛋和三个苹果。 　　“把鸡蛋拿来，”她对我说，“我打蛋，你削苹果。” 　　在我把苹果切成薄片的当儿，她把鸡蛋打在面粉里，一起调匀，还不时往上浇一勺一勺的牛奶。 　　面团和好后，巴伯兰妈妈把面盆搁在热灰上。只等天色一黑，我们就可吃上薄饼和炸糕这顿晚餐了。 　　说真的，我觉得白天过得太慢了，我不止一次地掀开盖在面盆上的布。 　　“你把热气放跑了，”巴伯兰妈妈说，“当心面发不起来。” 　　可是，面团照样发得很好，它渐渐鼓了起来，表面还有一个个快要裂开的小泡，从发酵的面团里散发出鸡蛋和牛奶浓郁的香味。 　　“去劈点柴，”她吩咐我，“要烧明火，不能有烟。” 　　蜡烛也终于点燃起来了。 　　“往炉子里加木柴！”她对我说。其实这样的话她没有必要再说第二遍，因为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刹那间，壁炉里燃起熊熊的火焰，抖动的火光把整个厨房照得通明。 　　巴伯兰妈妈这时从墙壁上取下煎锅，放在火上。 　　“拿黄油来！” 　　她用刀尖挑了一块象小核桃仁大的黄油，放在平底锅里。黄油即刻熔化，发出吱吱的响声。 　　啊！这实在是一股引起你食欲的好味道，我们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了。 　　这也是一种欢乐的音乐，黄油发出的吱吱声和轻微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当我如此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音乐般的声音的时候，院子里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谁会在这时候打扰我们呢？很可能是邻居家来借火的。 　　我没有去多想，因为巴伯兰妈妈刚把勺子放在面盆里，舀出一勺乳白色的面糊，倒在平底锅里，摊出一张白面饼，这种时候是不能分心的。 　　木棍撞击门槛，门忽然开了。 　　“谁呀？”巴伯兰妈妈问，连身子也没有转过去。 　　一个男人闯了进来，火光照着他整个身子。我看见他穿着白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根粗木棍。 　　“这里正在过节呀？别不好意思！”他粗声粗气地说。 　　“哎哟，我的主啊！”巴伯兰妈妈惊叫了起来，她赶紧把锅放到地上，“是你呀，热罗姆？” 　　然后，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站在门口的那个男人面前，说： 　　“这是你爸爸。” 第二章　养父 　　我走过去，刚轮到我要去亲他的时候，他却用木棍把我一挡。 　　“这是谁？你对我讲过……” 　　“嗯，是呀，不过……那不是真话，因为……” 　　“啊！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他举着木棍，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往后一退。 　　我干了什么坏事？我有什么罪过？为什么我要亲他的时候却碰了一鼻子灰呢？ 　　我没有时间去细想这些混乱的、在我脑海中翻腾着的问题。 　　“我看你们正在过狂欢节呀！说来也巧，我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噜噜响呢！你做了什么晚饭？” 　　“煎了些薄饼。” 　　“我看见了。不过，我步行了十里路，你总不能只给我吃薄饼吧？” 　　“可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啊！再说，我们没有想到你回来。” 　　“怎么没有东西？晚饭没有什么吃的？” 　　他环顾四周。 　　“有黄油。” 　　他抬起头，朝天花板上从前悬挂咸肉的地方看了一眼。可是，挂钩上早已空空如也。现在，大梁上挂着的，只是几串大蒜头和洋葱头。 　　“有洋葱。”他说着，用木棍打落了一串，“四、五个洋葱头，加上一块黄油，我们就有好汤喝了。把薄饼拿出来，洋葱放在锅里给我们炒一炒。” 　　把薄饼从锅里拿出来！巴伯兰妈妈没有回嘴，而是急急忙忙地接她丈夫的要求去做。她的丈夫坐在壁炉边上的一张长凳上。 　　我一步也不敢离开那根木棍把我赶到的地方，背靠着饭桌，望着他。 　　这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面色严峻，神态冷酷，因为受过创伤，脑袋耷拉在右肩上，这种畸形使人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 　　巴伯兰妈妈重新把锅坐在火上。 　　“你想用这么一小块黄油给我们做汤吗？”他问。 　　巴伯兰自己端起装黄油的盘子，把整块黄油全倒在锅里。 　　没有黄油了！从此再也别想吃薄饼了！ 　　若是在别的时候，这种打击一定会激怒我的。然而，我现在想的，既不是薄饼，也不是炸糕。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是，难道一个如此冷酷无情的人，竟然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我不由自主地向自己重复着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明确地问过自己，做父亲的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隐隐约约地、本能地认为：严父也应当是慈母，只是声音更粗一些而已。可是，一看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家伙，我不觉感到一阵惶恐和痛苦。 　　我想亲他，他竟用木棍把我推开，为什么？每当我亲巴伯兰妈妈的时候，她不但从来不推开我，反而还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我。 　　“你别象死人似的呆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对我说，“快去把餐盘摆在桌子上。” 　　我立即遵命。汤已做得。巴伯兰妈妈把汤舀在盘中． 　　巴伯兰离开壁炉，走到饭桌旁坐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只是在瞟我几眼的时候才放下汤盘。 　　我心绪不宁，惶恐不安，无法下咽。我有时也瞧他一眼，当然是偷偷地瞧上一眼。当我们俩四目相视的时候，我赶紧垂下眼皮。 　　“他平时就吃那么一点？”巴伯兰说着的时候突然用他的勺子指指我面前的盘子。 　　“喔，不，他胃口蛮好的。” 　　“活该！他一口不吃才好呢！” 　　我自然不想说话，巴伯兰妈妈也不象有什么话想同他说。她在饭桌旁走来走去，一门心思地侍候她丈夫吃完这顿饭。 　　“那你是并不饿。”他对我说。 　　“不饿。” 　　“那好，快去睡觉，快去。不然我要发火了！” 　　巴伯兰妈妈给我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要我服从，不许顶嘴。其实，这种嘱咐也是多余，我根本没有想到反抗。 　　象在许多农家中常见到的一样，我们家的厨房也兼卧室，壁炉旁摆着吃饭时用的东西：桌子、面包箱和碗柜；壁炉另一边，是供睡觉用的家什：角落里放着巴伯兰妈妈的床，它的对面是一只象衣柜那样的东西．四周围着一圈垂下来的红布。那便是我的床。 　　我赶紧脱衣睡觉。不过是否能睡着，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睡觉不能靠命令。人们之所以能入睡．那是因为困倦和安宁的缘故。 　　然而，我并不困倦，也不安宁。 　　相反，我万分苦恼，很不愉快。 　　这个人怎么可能就是我的父亲！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粗暴无礼？ 　　我面对墙壁．竭力设法驱除这些胡乱的想法，象巴伯兰命令我的那样迅速入睡。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睡神迟迟不来，我从来没有象此时此刻那样清醒。 　　说不清过了多少时候，反正有那么一阵子，我听见有人走近我的床头。 　　听那拖着的、缓慢而又沉重的脚步声，我马上辨认出这不是巴伯兰妈妈。 　　一股热气掠过我的头发。 　　“睡着没有？”有人压低了声音问。 　　我没有应声，那句“我要发火了！”的可怕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荡。 　　“他睡着了。”巴伯兰妈妈说，“这孩子一躺就着，他就那样。你尽管说好了，不用担心他听见。” 　　我也许应当说我还没有睡着，可是我不敢。他早已下令我睡觉，我却睡不着，那是我的过错。 　　“你的官司，打得怎么样啦？”巴伯兰妈妈问。 　　“输了！法官们判我不该待在脚手架下面，所以包工分文也不给。” 　　说到这儿，他往桌子上去了一拳，接着又没头没脑地说了几句粗话。 　　“官司打输了，”他又接下去说，“钱白扔了，人残废了，成了穷光蛋。瞧，好象这还不够，偏偏我回到家里又看见多了这个累赘。你倒说说，为什么不照我说的去做？” 　　“我不忍心。” 　　“你不能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吗？” 　　“我不能抛弃吃了我的奶长大的孩子，我疼他嘛。” 　　“他不是你的孩子。” 　　“我原来是想照你的意思做的，也真是，他偏偏病了。” 　　“病了？” 　　“是呀，病了。总不能在他病着的时候让他到孤儿院去进死吧？” 　　“那病好了之后呐？” 　　“问题是他没有马上好呀，病了又病。这可怜的孩子。他老咳嗽，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们可怜的小宝贝尼古拉就是这样死的。我觉得，如果我把他送到城里去，他也会死去的。” 　　“后来呐？” 　　“后来好了。我既然这段时间都拖过来了，我想我可以再拖下去。” 　　“他眼下几岁了？” 　　“八岁。” 　　“得了，八岁了，让他去本来就应该去的那个地方吧，他不会不高兴的。” 　　“啊，热罗姆，你不能这样做！” 　　“我不能这样做？谁有这个权阻拦我？你以为我们能够养活他一辈子吗？” 　　气氛沉静了片刻，我好容易喘了口气，我激动得喉咙差点儿憋住了。 　　巴伯兰妈妈又开始说话了： 　　“唉！巴黎把你改变了！去巴黎之前，你决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也许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巴黎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残废人。我们怎么养活他？养活你？养活我？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了。奶牛卖掉啦。我们自己都没得吃了，为什么你偏偏还要去养活一个不是我们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 　　“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不是农家的孩子。我在吃晚饭时一直注意着他，他长得单薄瘦弱，手脚不粗壮。” 　　“他是本地长得最漂亮的孩子。” 　　“漂亮？我不管这个。但是要结实！漂亮能填饱肚子吗？他的肩膀象个干庄稼活的人吗？他是城里人。我们这里不需要城里的孩子。” 　　“我对你讲，他是个好孩子，脑瓜子灵得象只猫，心肠又好，他将来会帮我们干活的。” 　　“可眼下我们得替他干，我是干不动了。” 　　“要是他父母来要人，你怎么交代？” 　　“他父母！他有父母吗？有的话，早该找上门来了。八年啦，该找到啦。我是做了件大蠢事，以为他也有父母，总有一天会上门来认领的。我们抚养了他，他们会报答我们。我真是个大傻瓜，笨蛋一个。这孩子那时被裹在漂亮的、有着网眼花边的襁褓里，我真糊涂，其实这压根儿也不能看作他的父母一定会来寻找他。再说，他父母可能已经见天主去了。” 　　“如果没有死，如果有一天他们来要人呢？我总觉得他们会来找的。” 　　“娘儿们真是固执！” 　　“如果他们来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我们打发他们去孤儿院。废话少说！烦死人！明天我带他到村长那儿去。今天晚上我就去给弗朗索瓦打个招呼，一个钟头以后回来。” 　　门吱呀一声打开，然后又重新合上。 　　他走了。 　　我马上坐了起来，叫巴伯兰妈妈： 　　“啊，妈妈！” 　　她奔到我的床边。 　　“你让我去孤儿院吗？” 　　“不，我的小雷米，不会的。” 　　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亲切地吻我。 　　这一吻使我恢复了勇气，我的眼泪不再流下来了。 　　“你没有睡着？”她温柔地问我。 　　“那不是我的过错。” 　　“我不怪你。热罗姆说的话你全听见了？” 　　“听见了。你不是我的妈妈，他不是我的爸爸。” 　　我是以不同的声调说这几句话的。我虽然痛苦地知道了她不是我的母亲，但我却高兴地、甚至自豪地得知他不是我的父亲。这种矛盾的感情在我说话的声音中都流露了出来。 　　巴伯兰妈妈似乎并不在意。 　　“我或许早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她说，“可是，你是妈妈的心肝，我怎能无缘无故地对你说：‘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可怜的小宝贝，你已经听到了，你的母亲，我们和她素不相识。她还活着吗？或者已不在人间？我们一无所知。巴黎的一个清晨，热罗姆亚去上班，他走到一条名叫勃勒得依的大街上，那是一条宽阔的、两旁种着大树的林荫大道。他忽然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哭声似乎是从花园的墙门洞里传出来的。记得那是二月份，天刚蒙蒙亮。他走近门一看，发现一个婴儿躺在大门的门洞口。他看看四周，想喊人帮忙，只见一个男人从一棵大树背后钻出来溜走了。这人很可能躲在那里，是为了看看会不会有人发现他扔在门口的这个孩子。热罗姆十分尴尬，因为孩子在拼命哭喊，好象知道救他的人来了，不该再让这个人跑掉似的。正当热罗姆考虑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又来了几个工人。大伙儿决定把孩子送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这孩子哭个不停，也许是冻坏了。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相当暖和，可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于是人们想到他一定是饿了，便去找来一个女邻居，她很愿意给他喂奶。他果然饿坏了，便一头栽到了奶头上。然后在火炉前，有人把孩子脱光了。”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有五、六个月，红红的脸蛋，又肥又胖，漂亮极了。裹着他的襁褓和他穿的内衣说明他的父母很有钱。这么说来，孩子是被人偷走后扔掉的。这至少是警察局长的解释。大家怎么办呢？警察局长把热罗姆报告的全部情况记下来之后，又把孩子的长相和没有标记的襁褓在记录上描述了一番，最后说，如果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还说这个孩子长得真俊，又结实健康，不难养大。他的父母一定会来寻找，照料他的人一定会得到重赏。说到这里，热罗姆走上前去，表示愿意收养，孩子就给了他。刚巧我那时也有一个和你同样大小的孩子，我奶养两个孩子在当时还算不了什么负担。这样，我就成了你的母亲。” 　　“呀，妈妈！” 　　“三个月后，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我就更加疼爱你了。我甚至忘记了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不幸的是，热罗姆并没有忘记。我们等待了三个年头，但是你父母没有来找你，至少他们没有找到你，热罗姆就有了想把你送到孤儿院去的念头。说到我为什么没有顺从他，这你自己都已经听见了。” 　　“呀，不去孤儿院！”我抓住她的衣襟直喊，“巴伯兰妈妈，别让我去孤儿院，我求求你。” 　　“不去，我的孩子，你不会去孤儿院，我有法子。热罗姆不是个坏人，你看吧，他是心境不好，家里又穷，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往后，我们干活，你也干活。” 　　“行，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去孤儿院。” 　　“不去啦，但有一个条件：你得马上去睡觉。他回来时，不能让他看见你还睁着两只大眼睛。” 　　她亲亲我，帮我翻了个身，让我脸朝墙壁。 　　我多么想睡啊！可是我过度激动，心里又七上八下，一时平静不下来，我无法入眠。 　　这么好、这么疼我的巴伯兰妈妈，竟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那么，亲生母亲又该是什么模样呢？她会更好、更温柔吗？喔，不会的！不可能有更好的母亲了。 　　可是有一点我是懂得的，而且也领会到，那就是，假如我有一个自己的父亲的话，父亲的心肠不会象巴伯兰一样狠毒，父亲决不会举着木棍用冷酷的目光瞧我。 　　巴伯兰要打发我到孤儿院去，巴伯兰妈妈能阻拦得住吗？ 　　村里有两个小孩，人们称他们为“孤儿院的孩子”。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编有号码的铅牌，衣衫褴褛，龌龊得很，受尽人家的奚落和打骂。别的孩子常常追逐他们，就象人们为了取乐而追赶一条迷路的野狗一样。迷路的野狗是没有任何人保护的。 　　啊！我不愿做这样的孩子！我不愿在脖子上挂个号码，我不愿让别人追赶我，对着我喊“到孤儿院去！到孤儿院去！” 　　一想到这里，我浑身战栗，牙齿格格作响。 　　我怎么也睡不着。 　　巴伯兰快要回来了。 　　还算好，他没有回来得象他说的那样快。在他回来之前，我已经睡着了。 第三章　维泰利斯先生的杂耍班 　　可能我是在忧伤和恐惧中整整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摸摸我的床铺，看一看四周，以便肯定别人没有在我熟睡时将我搬走。 　　整个上午，巴伯兰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这样，我以为把我送孤儿院去的打算已经放弃，也许是巴伯兰妈妈说了话，逼着他把我留了下来。 　　但是，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过，巴伯兰要我戴上鸭舌帽跟他走。 　　我惊骇不已，慌忙把眼睛转向巴伯兰妈妈，向她求救。她悄悄地向我示意，意思是我应当听从；同时她又做了个手势安慰我，要我用不着害怕。 　　我没有违抗，跟在巴伯兰后面出门了。 　　从我们家到村子的这段距离是很长的，足足要走一个小时。巴伯兰闷声不吭，这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他一瘸一拐地慢慢在前面走，连头都不动一下，有时他把整个身子转过来，看看我是否在后面跟着。 　　他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尽管巴伯兰妈妈暗示过要我放心，然而我还是放心不下。为了躲避这场我已预感到、但心中无数的可怕灾祸，我想到了逃跑。 　　为此，我尽量拉在后面。等到拉得足够远的时候，我就可以跳进一条沟里逃走，他是无法追上我的。 　　开始时，他只是叫我紧紧跟着他走。过了一会儿，他可能猜到了我的心思，便抓住我的手腕拖着我走。 　　我只好跟着他。 　　我们就这样进了村子。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个个都要回过头来看上我们一眼，我活象被人牵着的一条脾气暴躁的狗。 　　当我们从咖啡馆门前经过的时候，站在门口的一个汉子叫了一声巴伯兰，邀他进屋。 　　巴伯兰揪着我的耳朵，让我走在前头。我们进屋之后，他把门关上了。 　　我感到一阵松快。咖啡馆在我看来并非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再说，这是咖啡馆呀！我早就渴望着跨进它的门槛了！ 　　咖啡馆！圣母院旅馆的咖啡馆！这种地方究竟是个什么名堂？ 　　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已有好几次了！ 　　我看见过从咖啡馆里出来的人，他们一个个脸上通红，两腿哆嗦。每当我从店门口路过时，听到过里面的阵阵喧哗声和歌声，声音大得把窗玻璃都震动了。 　　客人在里面干些什么呢？红色帏幔后面发生的是些什么事情呢。 　　我很快就可弄个一清二楚了。 　　巴伯兰和招呼他进去的咖啡馆老板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我走到壁炉旁待着，朝四周看了一眼。 　　在我占据的位置对面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白胡子老头。他身上穿的稀奇古怪的衣服，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老头的长发如灯草一般披在肩上，头上戴着一顶装饰着红红绿绿羽毛的灰色高毡帽，上身穿一件紧身翻毛老羊皮袄。这件羊皮袄没有袖子，肩窝的两个开口处，露出两条套着天鹅绒衣袖的胳膊，那天鹅绒最初大概是蓝颜色的；一副没膝的羊毛大护腿，上面扎了几条红绸带子，交叉地在小腿上绕了几圈，绑得紧紧的。 　　这老头靠在椅背上，右手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跷起的腿上。 　　我从未见过一个姿态如此安详的活人，他很象我们教堂里的一尊木雕圣像。 　　老头身边有三条狗，躲在他的椅子底下，挤在一起取暖，一动不动。其中一条是白色鬈毛狗，一条是黑色长毛狗，还有一条是灰色小母狗，模样既狡猾又可爱。鬈毛狗头戴旧的警察帽，脖子上系着一根细带子。 　　我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个老头的时候，巴伯兰和咖啡馆老板正压低了嗓门在小声说话，可是我听得见他们谈论的是我。 　　巴伯兰说他到村里来，是为了带我去见村长，好让村长向孤儿院申请一份抚养我的津贴。 　　这就是巴伯兰妈妈从她的丈夫那里挣得的结果，我也立刻明白了：如果巴伯兰觉得把我留在他身边有好处，那我什么也不必担心了。 　　看来丝毫不动声色的老人正在听他说话，他突然伸出右手指指我。 　　“就是这个孩子是您的累赘？”老人带着外国口音问。 　　“是他。” 　　“您以为你们这个省的孤儿院会付给您几个月的抚养费吗？” 　　“当然啰！既然他没有父母，全靠我抚养，就应该有人替他付钱，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不是说不合情理。不过，您以为所有合情合理的事都能实现吗？” 　　“当然不会。” 　　“是呀！我相信您永远也得不到您所要求的抚养费。” 　　“那么，他就去孤儿院，没有一条法律强制我要把他留在我家里，假如我不愿意的话。” 　　“可您当初是同意收容他的，这等于您承担了抚养他的义务。” 　　“得了吧，我才不留他呐；到了不得不把他扔到街上去的时候，我会知道该怎样摆脱这个累赘的。” 　　“或许有个办法可以使您马上摆脱这个累赘。”老人沉思片刻后说，“您还能弄到几个钱。” 　　“如果您能告诉我这个办法，我情愿请您喝酒。” 　　“先要一瓶酒来。一言为定。” 　　“不变卦？” 　　“不变卦。” 　　老人离开他的椅子，一屁股坐到巴伯兰的对面。怪了！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他的羊皮袄里有个东西在动弹，我无法作出解释，好象在他左胳膊下面也藏着一条狗似的。 　　“您是不是在想，”他问，“不让这孩子继续长时间吃您的闲饭？或者，还要继续吃下去的话，您想让别人付给您几个钱？” 　　“没错，因为……” 　　“喔，您的动机嘛，与我毫不相干，我也不必了解。我只要知道您不再想留下这个孩子就行了。要是这样，把他给我吧，我抚养他。” 　　“把他给您！” 　　“是的，您不是想脱身吗？” 　　“把这样的孩子给您？一个多么漂亮的孩子，多漂亮。您瞧瞧！” 　　“我看过了。” 　　“雷米，过来！” 　　我战战兢兢地走近桌子。 　　“来，别怕，小家伙。”老人说。 　　“您看看。”巴伯兰继续说。 　　“我没有说这是个丑孩子，假如他是个丑孩子，我才不要呢！吃我这行饭的不找丑八怪。” 　　“啊哈，假如这是个双头怪物，或者是侏儒……” 　　“那您就不会打算送他去孤儿院了。您知道，一个怪物可值钱啦！人们可以从他身上发财，把他出租，出租不上算，就自己利用他赚钱。可这小家伙，既不是侏儒，也不是怪物，他长得和普通人一样，什么用处也没有。” 　　“他干活行。” 　　“太瘦弱。” 　　“太瘦弱？得了吧，他和男子汉一样强壮，又结实又健康。您瞧瞧他的腿。您见过比这更直的腿吗？” 　　“太细。”老人说。 　　“那您看看他的胳膊。”巴伯兰又说。 　　“胳膊和腿一样，勉强凑合，经不住劳累也吃不得苦。” 　　“他，经不住？您摸一摸，亲手去摸摸！” 　　老头把他瘦骨嶙峋的手伸过来，在我的腿上拍了拍，撅着嘴，直摇头。 　　我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场面了，那是牛贩子来买我们奶牛的时候。他也一样在牛身上摸了又摸，又撅嘴又摇头，说那不是头好奶牛，他无法转卖。末了，他还是把牛买下牵走了。 　　老人也把我买下带走吗？啊！巴伯兰妈妈，巴伯兰妈妈啊！ 　　多么不幸，她不在这儿，无法保护我。 　　假使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说，昨天晚上巴伯兰还责备我是皮包骨的瘦鬼呢，嫌我的手脚太细弱。但我懂得：这样插嘴毫无用处，只能招来灾祸。因此，我默不作声。 　　“这样的孩子，一手可以逮一打。”老人说，“说句实话，这是个城里的孩子，因此干庄稼活肯定不行。您让他驾牛犁地试试，看他能干多久？” 　　“十年。” 　　“顶多不超过一个月。” 　　“可您瞧瞧他呀！” 　　我站在桌子的一头，在巴伯兰和老人之间，被他们推过来推过去。 　　“这样吧，”老人说，“不管怎样，我要他了。不过，听着，我不是买他，我向您租，每年给您二十法郎。” 　　“二十法郎？” 　　“已经是高价啦，我先付款，您可拿到四块漂亮的面值一百苏①的大洋，还可以即刻把他摆脱掉。” 　　 　　①　苏，法国辅币名，二十个苏等于一法郎，即五生丁。 　　“我如果留着他。孤儿院每月给我不止十个法郎。” 　　“价钱多少，我清楚。七个法郎也好，八个法郎也罢，可您还得养活他。” 　　“他将来能干活。” 　　“要是您觉得他能干活的话，您就不会想把他打发走。人们从孤儿院领走孩子，并不是为了得到抚养费，而是为了叫他们干活，使他们变成替人赚钱而不拿钱的人。还有，他如果能为您做事，您会把他留下的。” 　　“不管怎么说，我每月都可领取十个法郎。” 　　“相反，要是孤儿院不把孩子给您而给了别人，那您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您跟我做交易，那就不用有这个顾虑，只要您把手伸过来就行了。” 　　老人往口袋里摸了摸，掏出应钱包，从中取出四枚银币，噹噹响地往桌子上一摊。 　　“您想想，”巴伯兰嚷了起来，“这孩子总有一天要找到父母的。” 　　“那有什么关系？” 　　“抚养他长大的人定有重赏，要是当初不抱什么希望的话，我才不多管闲事哩！” 　　“要是当初不抱什么希望的话，我才不多管闲事哩！”巴伯兰这句话使我对他又增添了几分厌恶感。多么刁钻的人哪！ 　　“正因为您现在对他父母已不抱希望，”老人说，“您才把他赶出门外。再说，他的父母万一露面，他们去找谁？当然找您，而不是找我，对不对？他们并不认识我。” 　　“但是您先找到了他们呢？” 　　“那咱们一言为定：假如有一天他找到父母，咱们就平分酬谢。我加到三十法郎。” 　　“四十法郎。” 　　“不行，您要这么多钱不可能，这小孩将来也帮不了我很多忙。” 　　“您想让他为您干些什么呢？要结实的腿，他有，要粗壮的胳膊，他也有。我坚持刚才说的。不过，您觉得他适合于干点什么呢？” 　　老人带着讥笑的神情看了看巴伯兰，小口小口地喝干了杯中的酒。 　　“给我作个伴吧，”他说，“我老了，有时一到晚上，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遇上恶劣的天气，我心情总是闷闷不乐，他可以帮我解解闷。” 　　“毫无疑问，他的腿干这点事倒是足够结实的。” 　　“不见得很行，因为他还得跳舞，翻觔斗，走路。走路之后又得翻觔斗。简而言之，他要在维泰利斯先生的杂耍班里充当一个角色。” 　　“这个杂耍班在哪儿？” 　　“维泰利斯先生嘛，正如您应当料想到的那样，就是我本人。这个戏班嘛，既然您想认识认识，那我就让您看看。” 　　说罢，他掀开羊皮袄，取出一只奇怪的动物放在手里。那动物刚才还夹在左胳膊下，紧紧地贴着他的胸脯。 　　正是这只动物，好几次在他的羊皮袄里活动，可是它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一条小狗。 　　我瞧着这个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奇特的造物，无法说出它的名字。 　　这只动物穿着一件金丝饰带红罩衫，胳膊和腿一一确确实实的胳膊和腿——裸露着；它没有爪子，胳膊和腿上覆盖着的，不是肉色的白皮肤，而是一层黑皮；它的头也是黑色的，大小和我攥紧的拳头差不多；脸宽而短，鼻子向上翘着，两个鼻孔之间的间隔较大，嘴唇呈黄色；但最使我吃惊的是：它的两只眼睛紧紧挨着，滴溜溜转个不停，象镜子一样闪闪发亮。 　　“哎哟，一只丑猴！”巴伯兰大叫一声。 　　他的话使我从惊愕中醒悟过来。如果我从未见过猴的话，我至少早就听说过。原来，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黑孩子，而是一只猴。 　　“这是心里美先生，我戏班子里的第一个名角儿。”维泰利斯说道，“心里美，我的朋友，快向各位行个礼。” 　　心里美把一条腿放在嘴唇上，向我们大家送来一个飞吻。 　　“现在，”维泰利斯用手指着白鬈毛狗接着说，“卡比先生荣幸地将它的朋友们向在座的贵宾作一介绍。” 　　根据这道命令，一直呆着不动的鬈毛狗猛地爬了起来，用两条后腿竖立着，前腿交叉着放在胸前，向它的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头上的那顶警帽差点儿贴到了地面。 　　礼仪完毕，卡比转向同伴，用一只爪子招呼它们过来，另一只爪子仍旧放在胸前。 　　那目不转睛地看着卡比的两条狗，这时也立即用后腿站立起来，各自伸出一条前腿，恰似上流社会的人们握手一样，它们庄重地向前迈出六步，又往后退三步，向观众致敬。 　　“卡比这个字，”维泰利斯继续说，“是意大利语卡比达诺的方便叫法，是一条领头狗，因为它最聪明，所以由它来传达我的命令；这位黑毛风雅的年轻人，叫泽比诺先生。是位风流才子，从各方面来讲，这个雅号它都当之无愧；这位体态端庄的小人儿，是道勒斯小姐，一位英国的迷人的姑娘，它也没有虚担美名。我就是和这些各有尊称的名流在一起，才得以走遍全世界，无论遇上的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进帐还好歹能维持生计。卡比！” 　　鬈毛狗交叉起两条前腿。 　　“卡比，请您过来，我的朋友，请您客气点——这几位全是很有教养的上流人士，我同它们说话总是注意到礼貌的。——劳驾。请您告诉这个小男孩，现在几点钟了。他的眼睛睁得象鸡蛋一样大，正看您呢。” 　　卡比放下交叉的双腿，走到它主人的身边。它翻开羊皮袄，在主人羊皮袄的口袋里搜了一遍，掏出一块银的大怀表。它看了看表盘，非常清晰地叫了两声，声音清楚而有力，接着细声细气地又叫了三下。 　　时间正好是两点三刻。 　　“好！”维泰利斯说，“谢谢您，卡比先生，现在，您邀请道勒斯小姐跳绳。” 　　卡比立即从它师傅上衣的口袋里抽出一根绳子，然后向泽比诺打了个手势，泽比诺很快站到它的对面。卡比将绳子的一端朝泽比诺扔去，它们俩一本正经地开始甩起绳圈来了。 　　当甩圈的动作趋于有规律的时候，道勒斯纵身跳进圈内，轻快地跳起来，它那漂亮而柔和的蓝眼睛凝视着主人的眼睛。 　　“您瞧，”维泰利斯说，“我的徒弟一个比一个聪明。但是，聪明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示其全部价值，这就是我要这个男孩加入我戏班子的原因。他将扮演一个傻瓜的角色，这样，我徒弟们的智慧将倍加受到赞赏。” 　　“啊？要他去演傻瓜？”巴伯兰打断了他的话。 　　“这还需要机灵才行呢。”维泰利斯接着说，“我相信在稍加训练后，这孩子是不乏机智的。再说，我们可以等着瞧，我们可以先做个试验。他若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会懂得：跟着维泰利斯先生，他将有幸到处游历，走遍整个法兰西和其他十个国家。他将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必跟在牛屁股后面整天起早摸黑在同一块地里奔忙；他若是个愚蠢的孩子，他就大哭大闹。维泰利斯是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的，他就不会把他带走，那就只好让这样的孩子去孤儿院，在那里，干重活，饭又吃不饱。” 　　我还算聪明，能够理解这段话的意思。然而，理解与实际行动之间还有一段可怕的距离。 　　维泰利斯先生的徒弟们确实滑稽有趣，远游也可能非常有趣。但是，要跟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去旅行，就得离开巴伯兰妈妈。 　　不过我要是拒绝这样的建议，那我也不太可能留在巴伯兰妈妈的身边，或许要被送进孤儿院。这话一点不假。 　　我心里乱极了，眼里噙着泪水。维泰利斯用指头轻轻弹弹我的脸蛋。 　　“行了，”他说，“既然他没有闹，这孩子算是明白了，他的小脑袋里是装得进一点道理的。明天……” 　　“啊，先生！”我喊了起来，“让我留在巴伯兰妈妈身边！我求求您！” 　　没等我再说几句，我的话已被卡比吓人的叫声打断。此时卡比一跃扑向桌子，心里美正坐在桌子上面。 　　原来是趁着大伙扭头望着我的时候，心里美悄悄地拿起名师傅斟满了酒的杯子，打算一口气把它喝光。卡比是条出色的看家狗，调皮的猴子的一举一动，它全看在眼里。卡比作为一个忠实的奴仆．它想从中阻拦。 　　“心里美先生，”维泰利斯用严厉的口吻说，“您这个馋鬼，淘气包，站到墙角那儿去，脸对墙壁。泽比诺，您看着它，它要是乱动，就狠狠揍它一耳光。卡比先生，您呢，您是一条好狗，把您的手伸过来让我握一握。” 　　猴子发出几声呜咽表示遵命；卡比则洋洋自得地向它的师傅伸出爪子。 　　“现在，言归正传，”维泰利斯继续说，“我给您三十法郎。” 　　“不，四十法郎。” 　　一场讨价还价开始了。可是维泰利斯突然插话说： 　　“这孩子大概在这里待腻了，让他到旅店院子里去散散心，玩玩。” 　　说时，他给巴伯兰使了个眼色。 　　“是，是这样，”巴伯兰说，“到院子里去吧，我不叫你，你别来，不然我要生气的。” 　　我只好服从。 　　我走到院子里，可是我没有心思玩耍，我坐在一块石头上陷入了沉思。 　　此时此刻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候，我的命运将如何呢？寒冷和忧虑使我浑身发抖。 　　维泰利斯和巴伯兰之间的交易持续了很久，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还不见巴伯兰到院子里来。 　　我终于看见他来了，只有他一个人。他是来找我把我拱手交给维泰利斯先生的吗？ 　　“走！”他对我说，“回家去。” 　　回家！那么，我不离开巴伯兰妈妈了吗？ 　　我很想问问他，但是我不敢，因为看来他的心情非常坏。 　　一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 　　在到家前十分钟左右，走在前面的巴伯兰停住了脚步。 　　“放明白点，”他狠狠拧着我的耳朵说，“你要是把你今天听到的事漏出一个字来，小心要你的命！” 第四章　慈母的家 　　“暖，”我们一回到家，巴伯兰妈妈就问，“村长说些什么来着？” 　　“没有见到他。” 　　“怎么？你们没有碰到他？” 　　“没有。我在圣母院咖啡馆碰见几个朋友，出来时天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一趟。” 　　巴伯兰一定放弃了与那个带狗人所作的那一笔交易了。 　　一路上，我不止一次地暗自思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又把我带了回来？可是现在他最后几句话一下子驱散了我的乱成一团的脑海中的疑虑。既然我们明天还得去村里拜见村长，那么巴伯兰没有接受维泰利斯的建议是肯定的了。 　　尽管巴伯兰威胁我，倘若我能和巴伯兰妈妈单独相处片刻，我还是想把我的疑团告诉她。可是整个晚上，巴伯兰没有离开过家一步。结果直到我上床，也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机会。 　　我入睡了，心想且到明天再说吧。 　　但是，第二天等我起床时，却不见巴伯兰妈妈的影像。 　　我在屋子周围徘徊，寻找，巴伯兰问我想干什么。 　　“找妈妈。” 　　“她到村里去了，午后才能回来。” 　　也不知怎么搞的，妈妈不在家，使我又担心起来了。昨晚她没有说要到村里去呀。下午我们也要到那里去的，她怎么不让我们陪她一道去呢？我们出发之前她能回来吗？ 　　一种隐隐的不安使我提心吊胆；我并不明白我面临的危险是什么，但我预感到有着一种危险。 　　巴伯兰从不用抚慰的目光瞧我，我为了避开他的视线，来到了园子里。 　　园子不大，可对我们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养活我们，除小麦外，差不多给我们提供了全部食物：土豆、蚕豆、白菜、胡萝卜、萝卜。因此，那里已找不到一块白地。尽管这样，巴伯兰妈妈还是划给我小小的一角。在那里，我搜集了无数花、草和苔藓，那是我每天上午沿着树林或篱笆放牛的时候采集的。下午，我总是随手将这些花花草草杂乱无章地一株株栽在我自己的小花园里。 　　当然，这不是个美丽的花园，园内没有石子铺的小道，没有用墨线丈量过的花坛，没有奇花异草，过路行人是绝不会透过用剪刀修剪过的荆棘朝里观望的。然而，它朴实自然，而且这里面有着属于我个人的成绩和本领；这是我的东西，我的财产，我的杰作；是按照我的意图，根据我的想象去布置的。当我谈到它的时候——每天有二十次之多，我总是称它为“我的花园”。 　　我是在去年夏天采集并栽种这些植物的，今年春天它们就该破土而出了，早熟的品种甚至没到冬末已开始发芽，其他的也在陆陆续续跟着出土。 　　此刻，我的好奇心又油然而生。 　　水仙花已经举起淡黄色的花蕾，丁香的枝顶上已经开出紫色的小花葶，报春花从卷着的叶片中间探出头来，含苞欲放。 　　这些花究竟是怎样开出来的呢？ 　　我总是怀着这样的好奇心，每天来这里仔细观察。 　　但是，我也总是怀着比好奇心更加强烈的感情，也就是说以一种焦急的心情，去注意观察我园子的另一部分。 　　在园子的这一小块土地里，我种了一种蔬菜——洋姜，那是别人送给我的。洋姜几乎是我们本村不知道的一种蔬菜。有人对我说，洋姜的块茎比土豆要好，有朝鲜蓟、萝卜及其它好几种蔬菜的味道。我怀着美好的希望，要让巴伯兰妈妈大吃一惊，所以我对这一件礼物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我把洋姜种在我的园子里，在它长出茎来的时候，我可以让她相信这是一种花儿。然后等洋姜成熟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要趁巴伯兰妈妈不在家时，把洋姜刨出来，还要亲自动手去煮。怎么煮？我不太懂。但凭我的想象，这样的小事是难不倒我的。当巴伯兰妈妈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将给她端上一盘。 　　我们将有一盘新鲜的莱，取代吃腻了的土豆，也可以让巴伯兰妈妈减少一点因卖掉可怜的露赛特所带来的苦恼。 　　将来做出这道新鲜菜的，就是我雷米，我将成为家中有用的一员。 　　当然，为了实现我脑海中的这一计划，我必须在洋姜发芽时特别留意。所以我每天都要走到种洋姜的小角落里进行观察。我真是急性子，似乎觉得洋姜根本没有长。 　　我正跪在地上，两手支撑着，用鼻子闻闻洋姜。猛然间，我听到有人不耐烦地喊我的名字，那是巴伯兰在叫我。 　　我赶紧回屋。 　　我看见维泰利斯和他的一群狗出现在壁炉前，我感到万分惊愕。 　　我顿时猜到了巴伯兰对我的打算：维泰利斯前来领我。为了不让巴伯兰妈妈保护我，巴伯兰一早就把她打发到村里去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我不可能从巴伯兰那里得到救援和怜悯，于是我向维泰利斯奔去。 　　“啊，先生！”我喊着，“求求您，别把我带走。” 　　我放声大哭起来。 　　“得了，我的孩子，”维泰利斯和蔼地对我说，“你跟着我，不会不幸的。第一，我从不打孩子；第二，你将有我的十分有趣的徒弟作伴。你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巴伯兰妈妈！”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赖在家里了，”巴伯兰狠狠揪着我的耳朵说，“跟这位先生走，或者去孤儿院，二者任你挑选！” 　　“不！我要跟着巴伯兰妈妈！” 　　“啊！你让我烦透了。”巴伯兰大发雷霆，嚷道，“如果要用棍子才能把你撵走的话，我就不客气啦！” 　　“孩子想他的巴伯兰妈妈，”维泰利斯说，“不应该这么打他，他有良心，这是棵好苗子。” 　　“你越向着他，他叫喊得越厉害。” 　　“现在谈生意吧！” 　　维泰利斯一边说，一边把八个五法郎面值的钱币往桌子上一摆，巴伯兰一下子全划拉到了口袋里。 　　“包裹在哪儿？”维泰利斯问。 　　“在这儿呢，”巴伯兰指了指四个角打成结的蓝色毛巾包回答道。 　　维泰利斯解开结，瞧瞧里面的东西，一看有两件衬衫和一条长布裤。 　　“我们当时谈妥的可不止这些东西，”维泰利斯说，“您得把他的衣物给我，这里尽是些破烂。” 　　“他没有别的东西。” 　　“我要是问问孩子，他准保不这样说。不过，我没有闲功夫，我不想再费口舌了，该上路了。走，我的小乖乖。他叫什么名宇？” 　　“雷米。” 　　“走，雷米，拿上你的小包儿，你在前面走。卡比，往前走！开步走！” 　　我先向维泰利斯，然后又向巴伯兰伸出双手求援，他们都把头扭向别处。我觉察到维泰利斯捏住了我的手腕。 　　必须开路了。 　　啊！可怜的家！当我迈出门槛的时候，我仿佛觉得我身上的一块肉被割了下来！ 　　我向四处张望，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任何可以求助的人，路上和附近的牧场上空无一人。 　　我开始声嘶力竭地呼唤： 　　“妈妈！巴伯兰妈妈！” 　　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的喊声淹没在呜呜的哭声中了。 　　必须跟随维泰利斯走了，他紧紧拉住我的手腕。 　　“一路平安！”巴伯兰喊了一声。 　　他回屋去了。 　　唉！一切都完了！ 　　“走吧，雷米。我们走吧，孩子。”维泰利斯说。 　　他的手拉住了我的胳膊。 　　我跟在他身边走着。幸亏他走起路来不紧不慢。照我看，他倒是随着我的步子走呢。 　　我们走的那条路，成“之”字形沿山盘旋。每到一个拐弯处，我瞥见巴伯兰妈妈的家变得愈来愈小，愈来愈小。我过去常走这条路。我知道，只要走到最后一个拐弯处；然后在平坦的高地上再走几步，那就一切都完了，什么也瞧不见了。展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留在我后面的，是直到今天我还在那里过着快乐的生活的家，说不定我要和它永别了。 　　值得庆幸的是，上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山顶。 　　维泰利斯一刻也没有放开过我的手。 　　“让我歇一歇好吗？”我央求着。 　　“行，孩子。” 　　他第一次松开手放了我。 　　这时，我看见他的目光垂落在卡比身上，他向它送了个眼色，卡比即刻心领神会。 　　顷刻间，卡比象一条牧羊狗，放弃了领头狗的职务，走到我的后面。 　　这一举动终于使我恍然大悟：卡比是我的看守，我要是稍有逃跑的动静，它就会跳到我身上，咬我的大腿。 　　我走到长满青草的山顶护墙上坐下，卡比紧紧守着我。 　　我坐在护墙上，用泪水模糊的眼睛寻找着巴伯兰妈妈的家。 　　我们的脚下．是我们刚才穿过的山谷，山谷里散落着一片片草地和树林；再往下，就是养育过我的妈妈的家，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 　　要在林间认出我妈妈的家是件再容易也没有的事，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一缕黄色的炊烟正从烟囱里升起来，笔直地在宁静的空中越升越高，直到我坐着的山顶。 　　或许是对往事回忆的一种错觉，或许就是真的，这缕炊烟给我送来了晒在柴禾上的橡树叶的清香味，我们整整一个冬天都烧这种橡树叶取暖。我仿佛仍然坐在火炉旁我的小板凳上，两只脚搁在热灰上面。冷风从烟囱里钻进来，烟灰飘到我的脸上。 　　尽管山高路远，景物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清晰可辨，只是已经变得很远很小了。 　　我们剩下的最后一只母鸡，在肥料堆上跑来跑去，当然它不象原来那样大了，要是我对它不熟悉的话，我肯定会把它当作一只鸽子的；在房屋的尽头，树身佝偻的梨树映入我的眼帘，我一直是拿它当作木马来骑的；小溪犹如一条白色的缎带，点缀着绿色的草地；小溪旁，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的引水渠，用来带动我亲手制作的磨坊的水轮。真可惜！尽管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个水轮却始终没有转动过。 　　这一切都依旧还在原来的地方放着，我的独轮小车，我用弯曲的树枝做成的犁，我养兔的笼子，我的园子，我那可爱的园子。 　　我那可怜的花朵，谁去看它开放？还有那些洋姜，由谁来吃？大概是巴伯兰，可恶的巴伯兰。 　　只要再往前走一步路，我将永远看不见这一切的一切了。 　　突然，在从村子到家里的那段路上，我远远地望见有一顶白色女帽，在树丛中若隐若现。 　　我们相距很远，我只能认出这是顶白色的女帽，宛如春天里一只浅色的蝴蝶，在林间飞来飞去。 　　有时候，心比最敏锐的眼睛还能看得清、看得远：我认出了这是巴伯兰妈妈。是她，肯定是她，我意识到这是她。 　　“怎么样？”维泰利斯问，“咱们上路吧？” 　　“啊，先生，我求求您！” 　　“看来他们是说假话，你的腿根本不行呀！走这么点路，就累成这个样子，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不吱声，向四下张望。 　　那是巴伯兰妈妈，是她的帽子，是她的蓝裙子，的的确确是她呀！ 　　她三步并作两步，仿佛急于回家。 　　她一走到篱笆门前，立即推开门，匆匆地穿过院子。 　　我马上起身站到护墙上，没想到卡比纵身一跳，跳到了我的身边。 　　巴伯兰妈妈在屋子里没待多久就出来了，她伸着胳膊，象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她是在找我呀！ 　　我俯下身子，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呼唤： 　　“妈妈！妈妈！” 　　可是，我的呼唤声消失在空中，既不能传下去，也不能压住小溪潺潺的流水声。 　　“你怎么啦？”维泰利斯问，“你疯啦？” 　　我没有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遥望巴伯兰妈妈。可她没有抬头，不知道我们是近在咫尺呀！ 　　她再次穿过院子回到路上，向四面张望。 　　象第一次一样，我又徒然地呼唤起来。 　　维泰利斯大概识破了事情的真相，他也上了护墙。 　　他一下子就发现了那顶白色女帽。 　　“可怜的小家伙！”他低声叹息道。 　　“啊，求求您！”他那同情的话语给了我鼓舞，我说，“放我回家吧！” 　　可是，他抓住我的胳膊，要我上路。 　　“你歇也歇过了，”他说，“该上路啦，孩子。” 　　我想挣脱，他却紧紧地攥住我。 　　“卡比！泽比诺！”他喊着。 　　两只狗立即围住我，卡比在后，泽比诺在前。 　　走了几步，我回过头去。 　　我们已翻过了山头，再也看不见山谷，再也看不见我们的家。远处淡蓝色的群峰直插云霄，我的视线消失在虚无缥缈的天空中。 第五章　途中 　　化四十法郎购买孩子的人，不一定都是吃新鲜人肉的妖魔。维泰利斯没有吃掉我的意思，在人贩子中，他不是个坏人，这真是罕见的例外。 　　我很快就可拿出证据来。 　　维泰利斯是在把卢瓦尔河盆地和多尔多涅河①盆地分开的山顶上，重新握住我的手腕的。不一会，我们顺着法国南部方向的山坡下山了。 　　 　　①　多尔多提河：法国西南部河流。 　　约莫步行一刻钟之后，他松手了。 　　“你现在慢慢跟在我后面走，”他说，“不过别忘了，如果你想逃走，卡比和泽比诺会追上来，它们的牙齿可锋利啦。” 　　逃走，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想都不去想。 　　我叹了一口气。 　　“你心里难过，”维泰利斯接着说，“这一点我能理解，所以不责怪你。你想哭，就痛痛快快哭一场吧！不过你应当觉察到，带你来，并非是件坏事。要不然，你成啥样子？还不是被送到孤儿院去？抚养过你的，不是你亲父母。正如你说的，你妈妈待你好，你爱你妈妈，离开她你很伤心，这都很好。但你也要想一想，她不可能违背她丈夫的意愿把你留下。她丈夫大概并不象你认为的那般冷酷。他没法维持生活，又成了残废，不能干活。他盘算着，心想总不能为了养活你而自己活活饿死吧。我的孩子，你要懂得：生活常常是一场搏斗，人在这场搏斗中是不能称心如意的。” 　　这话可能是至理名言，或者起码可以说是经验之谈。可是此时此刻，有这样一种事实，它比一切话语发出更强烈的呐喊声，这事实便是生离死别。 　　我将永远看不到我的母亲，那养育过我的、亲我的、我所热爱的人。 　　想到这里，我的喉咙哽住了，憋得透不过气来。 　　我紧紧跟着维泰利斯，不由得暗暗重复着他刚才对我说的话。 　　这一切也许全是真的：巴伯兰不是我父亲，他没有理由为了我而受饥挨饿。他从前乐于收容我，抚养我，现在想遗弃我，那是因为他没法留我。想到他，我不应该只想到今天的日子，往日在他家中度过的岁月，也是应当回忆的。 　　“你想想我对你说的话吧，小家伙，”维泰利斯不时地重复着，“你跟着我，不会倒霉的。” 　　过了陡峭的山坡，我们来到了广袤无际的、景色单调的荒原，见不到房屋，见不到树木，只有红棕色的石南树和大片矮小的金雀树在风中摆动。 　　“你看，”维泰利斯伸手指着那大片荒野说，“你甭想逃走，你会立刻被卡比和泽比诺逮住的。” 　　逃走？我没有转过这个念头。再说，逃到哪儿去？逃到谁家去， 　　退一步讲，这个白胡子高个儿老头也许并非象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可怕，他当我的师傅，可能不会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我们长时间在这忧伤的气氛中踽踽而行，走完荒野，又踏上一片片荒地．在我们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我们看到四周只有几座圆形的荒山秃岭。 　　我遐想中的旅行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我儿时的幻想中，我离开家乡是为了到美丽的地方去远游。而眼前的现实和旧时想象过的美景竟有天差地别之分。 　　这么长的路一气走完，没有歇脚的机会，这对我来说还是平生头一次。 　　我的师傅迈着有规律的大步子前进，肩上扛着心里美，有时干脆让它坐在他的背包上，几只狗踏着碎步紧跟着他，寸步不离。 　　维泰利斯有时用法语，有时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对动物说几句亲昵的话语。 　　看来，无论是他，或者它们，都已把疲倦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可不行。我累得够呛，身体的疲劳再加上精神上的纷乱，弄得我精疲力竭。 　　我拖着两条腿，十分吃力地跟着师傅。可是，我不敢提出停下来歇歇脚的要求。 　　“你的木鞋怪累人的，”他对我说，“到了于塞尔①，我给你买双皮鞋。” 　　 　　①　于塞尔：法国科雷兹专区政府所在地。 　　这句话给了我鼓舞。 　　诚然，皮鞋一向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村长和旅店老板的儿子有皮鞋。礼拜天他们去望弥撒时，走在石板地上发出咯咯的声响，而我们这些乡巴佬却穿着木鞋，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 　　“于塞尔还远吗？” 　　“这才是心里话。”维泰利斯笑着说，“孩子，你是迫不及待要皮鞋啰？好！我答应给你买一双鞋底上打钉的皮鞋。我还要给你买一条丝绒短裤，一件上衣，一顶帽子。这样你的眼泪会干了吧，但愿你还能加把劲，走完剩下的六里路。” 　　鞋底上打钉子的皮鞋！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对我来说，买一双鞋，已经是个奇迹。又听说是打鞋钉的皮鞋时，我已把悲伤忘得一干二净。 　　我将有一双打鞋钉的皮鞋！还有丝绒短裤、上衣和帽子！ 　　啊！巴伯兰妈妈假如能看到我，她一定会乐得合不拢嘴，为我感到骄傲。 　　虽然有皮鞋和丝绒短裤在那里等着我，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走完这段路程。太远了，还有六里呢。 　　从我们出发到现在，天空一直是蓝盈盈的。可是慢慢地它布满了灰褐色的乌云，过了半晌，天上下起了连绵不断的细雨。 　　维泰利斯穿着老羊皮袄，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他可以把心里美藏起来，一遇到雨点，它就迅速钻进它的藏身处。可是我和狗呢，我们没有任何遮盖。不多会儿，我们都从里到外地被浇透了。狗有时还可以抖搂抖搂身上的雨水，我却没有这种天赋的本领，湿透的衣服使我感到愈来愈重。也愈来愈凉。我就这样在雨中走着。 　　“你容易感冒吗？”师傅问我。 　　“不知道，我不记得感冒过。” 　　“好，这就好。显然，你还行。可是我不想毫无意义地锻炼你。今天我们不走了。那边有个村庄，我们在那儿过夜。” 　　村子里没有旅店，也没有人愿意接待叫化子一样的人，因为他的身后拖着一个孩子和三条满身污泥的狗。 　　“此地不能留宿。”人们对我们这样说。 　　门砰的一声劈面关上了。我们从这家走到那家，哪家也不愿意开门。 　　难道我们真的必须一口气也不歇走完到于塞尔去的四里路吗？天黑了。雨点冰冷冰冷的。我的两条腿已经象木头一样僵硬。 　　最后有一个农民，和他的邻居相比，总算有点善心，他肯为我们打开谷仓的门。但是让我们进去之前，他向我们提出了不准点火的条件。 　　“把您的火柴给我。”他对维泰利斯说，“明天您走的时候，我再还给您。” 　　现在，我们起码有了个避雨的地方，雨水再也浇不到我们身上了。 　　维泰利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决不会不带干粮上路的。他肩上扛着的军用口袋里装着一个大面包。他把面包切成了四块。 　　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泰利斯是怎样在他的戏班子里保持服从性和纪律性的情景。 　　当我们挨家挨户去求宿的时候，泽比诺钻进一家人家，嘴里衔起一块面包，拔腿就逃。维泰利斯见后只吭了一声： 　　“泽比诺，晚上见！” 　　我已将这件小偷小摸的事，置之脑后。可是师傅切面包时，我发现泽比诺拉长了睑。 　　我和维泰利斯坐在两捆干羊齿叶上，紧紧挨着，心里美夹在我们中间，三条狗并排趴在我们面前，卡比和道勒斯凝视主人的双眼，唯有泽比诺垂头丧气，耷拉着耳朵。 　　“小偷出列，”维泰利斯用命令的口吻说，“到角落里去，睡觉去！不准吃晚饭。” 　　泽比诺立刻离开原地，耷拉着耳朵到它主人示意的角落里，它把整个身子都埋在干羊齿叶堆里，什么也不露在外面。但是，它那哀哀的喘气声夹杂着小声的呜咽，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处罚完毕，维泰利斯递给我一份面包。他自己一面吃．一面将面包掰成小块，分给心里美、卡比和道勒斯。 　　在我和巴伯兰妈妈一起生活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当然早已不再是个受溺爱的小孩了。可是眼前这个变化对我太严酷了！ 　　啊！巴伯兰妈妈每天晚上给我们做的热气腾腾的汤，即使不放奶油，我也觉得其味无穷！ 　　我如能坐在火炉旁该是多么惬意！我如能钻进被窝里将被子拉到鼻子尖，又该是多么舒适！ 　　可是，唉！我们现在是既无铺的床单，又无盖的被子，我们用干羊齿叶当床，已十分知足了。 　　我疲惫不堪，木鞋磨破了我的双脚，在湿漉漉的衣服里，我冻得浑身发抖。 　　夜深人静，我却没有丝毫睡意。 　　“你的牙齿在磕碰，你冷吧？”维泰利斯问。 　　“有点冷。” 　　我听见他解开背包的声音。 　　“我没有象样的行头，”他说，“这件衬衫倒是干的，还有件背心，你可以都裹在身上，先把湿衣服脱下，钻到羊齿叶里去，不消一会儿，你就会暖暖和和睡着了。” 　　然而，我没有象维泰利斯想象的那样快地暖和起来，我太伤心、太不幸了，在羊齿叶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以后是不是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要在雨中无休止地行走，在谷仓里过夜，冻得浑身发抖？每天只以一小片干面包作晚餐，没有任何人怜悯我，我也不知道该喜欢什么人，再也见不到巴伯兰妈妈了吗？ 　　我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心里难过，泪如泉涌。突然，一股热气吹过我的脸颊。 　　我一伸手，摸到了毛茸茸的卡比。 　　它悄悄走到我的身边，小心翼翼地钻进羊齿叶里，轻轻地闻我，它那温暖的呼吸吹拂着我的脸颊和头发。 　　它想干什么？ 　　它很快躺到我的身旁，睡在羊齿叶上，亲热地舔我的手。 　　我被这种亲热所感动，半坐半卧着，亲它冰凉的鼻子。 　　它放出一声呜咽，又猛地将它的爪子放在我的手掌中，它再也不动弹了。 　　我忘却了疲劳和悲伤，我的哽住的喉咙松开了，吸了一口气。我并不孤身一人，我还有一个朋友作伴哩！ 第六章　我的首场演出 　　次日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 　　雨过天晴。幸亏昨夜刮了一夜狂风，路上的污泥几乎都已吹干。百鸟在沿路的灌木林中唧唧啾啾地歌唱。几只狗围着我们欢蹦乱跳。卡比有时用后腿立起来，对着我叫上二、三声，我完全理解叫声的含义，这叫声似乎在说： 　　“勇敢些！勇敢些！” 　　卡比是条聪明的狗，它什么都懂，也总让别人明白它的意思。我常听人家说，它就差不会说话了，我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它的尾巴就足以表明，它比很多人的言语或眼睛更机灵，更具通话力。总之，我和它之间，言语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从认识的第一天起，我们很快就互相理解了。 　　我从来没有出过门，所以我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想去看看城市。 　　可是我应当坦率地说，于塞尔一点也不吸引我。它那有着尖塔的古老房屋，考古学家见了可能欣喜若狂，我看了却无动于衷。 　　说句实话，我要在这些房屋中寻求的，不是如画的风景。 　　盘旋在我脑海中的一个念头，遮住了我的视线，使我只想到一桩事：去鞋店。 　　我的皮鞋，维泰利斯许诺的皮鞋，现在该是我穿在脚上的时候了。 　　那么向我提供皮鞋、叫人快乐的鞋店在哪儿呢？ 　　我寻找的正是这样的鞋店，其余的一切，什么尖塔、拱门、圆柱，都与我无关。 　　因此，于塞尔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市场附近那家昏暗而又被烟熏黑了的商店。店面橱窗里陈列着几枝旧枪、一件镶着饰带和银色肩章的衣服以及各式灯具，篮子里摆满了废铜烂铁，特别是生锈的挂锁和钥匙。 　　我们必须走下三个台阶，才能来到一间大厅。那房子自从盖上屋顶以来，阳光一定从来没有射进来过。 　　象皮鞋一类漂亮的商品，怎么可以在这样可怕的地方出售呢？ 　　可是，维泰利斯却来到这家商店，他对要办的事胸有成竹。我很快就有幸穿上了打了鞋钉的皮鞋，这皮鞋比我原来的木屐要重十倍。 　　师傅慷慨大方，他不仅替我买了皮鞋，而且还为我买蓝色丝绒上衣、毛料裤子和一顶毡帽。总而言之，凡是他答应过的，都给我买了。 　　我过去穿的是粗布衣裳，光着头，如今有了丝绒衣服，还有皮鞋和帽子。无疑，维泰利斯是世界上最好、最慷慨、最有钱的人。 　　其实，丝绒服已皱皱巴巴，毛料裤也已磨损，帽子上由于积满了灰尘，又经过无数次的日晒雨淋，已很难说出它本来的颜色。可是，那么多的华贵物品把我弄得眼花缭乱，这些小毛病在夺目光彩的掩盖下，我觉得是无足轻重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可是，维泰利斯把衣服交给我之前，先修改了一番，这一改，使我震惊和伤心。 　　回到旅店，他从小包里取出剪刀，在长裤的膝盖处剪了一刀。 　　我用惊愕的眼光瞧着他。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他对我说，“那就是要你与众不同。我们现在是在法国，我要你穿意大利式打扮；如果我们到意大利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要你穿法国式装束。” 　　这种解释越发使我感到惊讶，他接着继续说： 　　“我们是些什么人？艺人，是不是？是些非得用外表去刺激好奇心不可的滑稽演员。倘若我们打扮成布尔乔亚或者乡下佬的模样去广场，你认为我们可以招徕围观我们的看客吗？不会有的，对吗？你要懂得：在生活中，乔装打扮有时是必要的，这是令人不快的事，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早晨我还是法国人，到天黑之前，我却成了意大利人。 　　我的长裤只有到膝盖那么长。维泰利斯用红细绳子在我的小腿上交叉绑上几道，把我的长统袜扎牢；在我的毡帽上扎了几根绸带，又用毛线做成的一束花做点缀。 　　我不晓得旁人看了以后有什么想法。不瞒你说，我应当承认，我自认为妙极了，大概确实妙不可言，因为我的朋友卡比在我身上细看一番之后，也满意地向我伸出了前爪。 　　卡比对我改变模样表示赞许，这使我尤其感到高兴。当我穿上新衣服时，心里美得意洋洋地待在我面前，夸张地模仿我的动作。我打扮完毕，它双手叉腰，仰着头，露齿一笑，发出几声轻轻的讥讽的叫声。 　　我听人说过，探讨猴子是否会笑是个有趣的科学课题。我认为，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一定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们从来没有苦心研究过真的猴子。我长期与心里美亲密相处，我可以断定：猴子是会笑的，而且它常以侮辱的方式取笑我。笑法也许和人不完全一样。但当某种感情促使它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嘴角向后舒展，眼皮皱起，上下颌迅速颤动，两只黑眼睛好象烧红的小煤球，射出火一般的光芒。 　　此外，我还很快观察到了当我的自尊心受到损害时，猴子的笑容的特点。 　　“现在打扮完毕，”维泰利斯等我戴上帽子后对我说，“咱们开始工作吧！明天是赶集的日子，我们要举行盛大的演出，你将首次表演。” 　　我问“首次表演”是什么意思。维泰利斯解释说，那是演员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演戏。 　　“明天我们将举行首场演出，”他说，“你当个配角。因此，我得让你排练我指定给你的角色。” 　　我以惊讶的目光向他表示我不理解他说的意思。 　　“我所说的角色，是指你在这场演出中要做的事情。我带你来，不是让你游山玩水的，我没有那么阔气。我带你来的目的，为的是让你干活。所谓干活，是让你和我的几条狗以及心里美一起登台演戏。” 　　“我可不会演！”我惊慌地叫了一声。 　　“正因为如此，我才应当教会你。你知道，卡比用后腿走路，步态优雅，那不是在娘肚子里就会的。同样，道勒斯跳绳也不是为了消遣。卡比学会用后腿站立，道勒斯学会跳绳，都是经过长期苦练，才学会这套本领，成为熟练的滑稽演员的。你也应当学会和它们一起演出时要扮演的各种不同的角色。咱们现在开始干活吧！” 　　关于“干活”，那时我只有十分幼稚的概念。我以为一说“干活”，就得翻地、砍树或者凿石头，从来没想象过别的事情。 　　“我们将要演的戏，剧名叫《心里美先生的仆人》，又名《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维泰利斯接着说，“这个戏的剧情是这样的：心里美先生身边一直有一位满意的仆人，那是卡比。可是卡比老了，心里美想重新在一个。卡比负责寻找，接替卡比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乡下小孩，他名叫雷米。” 　　“他和我同名吗？” 　　“不，他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你从乡下来，侍候心里美。” 　　“猴子没有仆人。” 　　“在滑稽戏里，猴子是有仆人的。你来了，心里美觉得你象个傻瓜。” 　　“演这没有啥意思。” 　　“有没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无非是逗人发笑嘛！再说，假如你真的到一位先生家里当佣人，譬如主人让你摆桌子。喏．这儿正好有一张桌子，可以在我们的戏里派用场，你去把餐具摆好。” 　　餐桌上放有几只盘子、一只酒杯、一把刀、一把叉和一块白餐巾。 　　该怎么摆呢？ 　　我这样自己问着自己，弯下腰来看着桌子，伸出两只胳膊．张着嘴，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我的师傅拍拍手，哈哈大笑。 　　“妙！妙！妙极了！”维泰利斯连连说道，“你演戏的表情真好。在你来之前，我收过一个孩子，他老是装出一副机灵的面孔，他的表情明白地告诉大家：‘你们可以看到，我扮演傻瓜是扮得多么象。’而你什么也不说，你的傻气实在逗人。” 　　“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这恰恰是你与众不同的地方。明天，也许再隔几天，你就会很好地领会哪些是你该做的。到那时候，你要记住你现在遇到的这种尴尬的窘境，而且要装得并不感觉到自己在做戏。假如在你脸上能常常找到今天这副表情和这种动作，我预言，你将获得极大的成功。你在我的戏里扮演什么角色呢？你演一个小乡巴佬，啥也没有见过，啥也不懂。他来到猴子的家里。他比猴子更无知，更笨拙，由此得出了这个剧本的副名，《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你比心里美更蠢，这就是你的角色。为了演好这场戏，你只要象现在一样，呆呆地站着就行了。当然不可能老是站着，到了那时，你应当回想起你现在的这副模样，然后艺术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戏里的你，演戏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现在的你了。” 　　《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不是一出重头戏，演出不超过二十分钟，排练却化了近三个小时。同一个动作，维泰利斯让我们——我和狗——重复两次、四次或十多次。 　　那几条狗也确实总要忘记某些角色的动作，需要让它们反复从头学起。 　　我们师傅那种耐心和温和的态度，真使我有点吃惊。他一点不象我们村里人那样对待牲口，那些人驯养牲口使用的唯一手段是辱骂和鞭打。 　　而维泰利斯呢，马拉松式的排练不管进行到什么时候，他也决不生气，从不咒骂。 　　“来，重新开始！”一旦他的要求没有达到，他总是严肃地说，“卡比，这样不好，您不专心。心里美，您该挨剋了。” 　　话不多，却已经够分量了。 　　“暖，”排练结束时他问我，“你觉得对演戏会习惯吗？” 　　“没有把握。” 　　“你不讨厌演戏吗？” 　　“不讨厌，我喜欢。” 　　“一切会顺顺当当的。你聪明，更为可贵的，或许是你的专心。专心加听话，什么事都能成功。你看看我的狗，把狗和心里美作一番比较。心里美可能更聪明、伶俐，但它不听话。别人教的，它学得快，也忘得快。更严重的，别人要它做的事，它向来不爽爽快快地去做。它爱反抗，动不动闹别扭，本性难改嘛，所以我不生它的气。猴子不象狗，它缺乏责任心，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劣等动物。你懂吗？” 　　“好象懂了。” 　　“孩子，你要用心，听话。你该做的，要力争做好。生活的成败，全在这上面！” 　　说着说着，我壮大了胆告诉他：在排练过程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心里美、狗和我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耐心。 　　他对我淡淡一笑。 　　“看得出来，”他对我说，“直到今天为止，你一直和一些对待牲口很粗暴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认为只有举着木棍才能驱赶牲口，这是个讨厌的过错，粗暴者所得甚微，温顺者所得甚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我嘛，我从不对动物发火，所以才能把它们驯养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要是揍它们，它们就会提心吊胆，而惧怕会麻痹智力。再说，我要是大动肝火，我自己也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不可能养成忍耐的性格，去经受各种考验，赢得你的信任。教育别人的人自己同时也在受教育。我给狗上几堂课，狗也给我同样多的教育，我发展了狗的智力，狗陶冶了我的性格。” 　　我对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觉得奇怪，我忍不住出声大笑。 　　“你觉得很怪，是不是？一条狗能教育人？可是一点不假。你想想吧，你承认狗会受它主人的影响不？” 　　“哦，那当然啰！” 　　“这样你会懂得，主人对他的狗进行教育时，他首先必须为人师表。假如我在训练卡比时大发脾气，那卡比会怎样呢？它就会养成爱发脾气的习性，换句话说，它学了我的坏样子，它也会变坏的。狗几乎总是它主人的一面镜子。谁看到了狗，谁就等于看到了它的主人。你让你的狗给我看一眼，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强盗的狗必定是坏蛋，小偷的狗必定是小偷，无知的农夫养的狗必定粗野，斯文的、和蔼可亲的主人喂养的狗必定可爱。” 　　我的伙伴——狗和猴子——与我相比，它们有一个长处，即习惯于在观众面前亮相，所以它们对第二天的到来并不害怕。对于它们来说，只是做它们已经做过一百次或者已经是上千次的事罢了。 　　我可不同。我的心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倘若我的角色演不成功，维泰利斯会怎么说呢？观众又会怎么评论呢？ 　　我愁肠百结，夜不能寐。好不容易入睡了，我又在睡梦中见到捧腹大笑的观众，他们在拼命嘲弄我。 　　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客店去广场演出，我的心情紧张极了。 　　维泰利斯走在前面，他昂首挺胸，用两只胳膊和脚打着拍子，用金属短笛吹起华尔兹舞曲。 　　卡比在维泰利斯后面，背上骑着悠然自得的心里美，后者完全是一副英国将军的打扮，穿着一身镶有金边的红上衣和红裤子，头戴双角大羽毛帽。 　　泽比诺和道勒斯之间保持不变的间隔，并排前进。 　　我在队伍最后面压阵。师傅规定的前后间隔，使我们在街上占了很大一块阵地。 　　然而，比我们盛大的仪仗队更能吸引人的，是那从短笛里吹出来的声音。这声音传进家家户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于塞尔市民的好奇心。人们跑到门口，看我们列队通过。顷刻间，所有的窗帘一下子全都掀开了。 　　三五成群的孩子跟着我们，惊讶的农民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所以，当我们抵达广场时，我们被四周的观众团团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刹那工夫，舞台已经搭好。说是舞台，实际只是用一根绳子系在四棵树上，腾出一块长方形空地。我们就站在场子的中央。 　　演出的第一部分是狗耍各种不同的把戏。我现在不可能向你说出这些把戏的名堂，因为我当时一来忙于练功，二来实在焦虑不安。 　　我只记得，维泰利斯放下短笛，操起提琴，为狗的动作伴奏。他时而演奏舞曲，时而奏起轻快的音乐。 　　人群拥在绳子周围。我不由自主地往四下里瞧，只见无数双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好象射出的无数光束。 　　第一个节目演完，卡比用牙齿叼着小木碗，用两条后腿在“贵宾”面前转圈子。要是钱币没有落进本碗，它就煞住脚步，将木碗伸出圈外，把它送到手够不到绳圈的人群面前，前腿扑在不肯轻易掏钱的观众身上，汪汪地叫上二、三声，并在它想打开的口袋上轻轻拍几下。 　　随之而来的是观众的叫喊声，欢乐的说话声和嘲笑声。 　　“这狗真鬼！谁有鼓鼓囊囊的钱包，它都清楚。” 　　“得了，掏掏腰包吧！” 　　“他会给的。” 　　“他才舍不得呢！” 　　“还有您叔叔的遗产哩，怕什么？” 　　钱币终于在它的藏身处被挖了出来。 　　这段时间，维泰利斯一声不吭，两眼不离那只小木碗，用小提琴拉了几首欢快的乐曲，小提琴随着乐曲时而抬高，时而放低。 　　卡比很快回到主人身边，嘴里得意地衔着装得满满的木碗。 　　现在轮到我和心里美上场了。 　　“女士们，先生们！”维泰利斯一手拿弓，一手拿琴，连说带比划，“我们继续演出，请诸位观赏一出迷人的喜剧，剧名叫《心里美先生的仆人》，又名《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向来是不喜欢事先为自己的戏和演员吹捧的。不过我要向诸位说一句话：请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准备鼓掌！” 　　被维泰利斯称之为“迷人的喜剧”的，实际上是一出哑剧，即只用动作而不用语言来表演。这是一出名副其实的哑剧，因为其中的两个主要演员——心里美和卡比——是不会说话的，第三个角色——即我本人——是开口说不了两三句话的人。 　　为了让演员的动作易于被人理解，维泰利斯就戏的背景加上几句台词，并作些解释。 　　就这样，他悄悄地奏着军乐，宣布心里美先生——一位在印度战争中升官发财的英国将军——登场。到这天为止，心里美先生唯一的一个奴仆就是卡比。可是这位将军现在想找一个“人”来侍候自己，心里美先生的财力完全有可能使自己实现这一奢望。自古以来，畜生总是人的奴隶，而现在该是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心里美将军嘴里叼着雪茄烟，来回踱着方步，在等候仆人的到来，它往观众脸上喷烟圈的表演真值得一看哩！ 　　将军等得不耐烦了，象一个快要大发雷霆的人，转动着大眼珠子，龇牙咧嘴，捶胸顿足。 　　以将军跺脚三次为信号，我该在卡比的陪同下出场了。 　　如果我忘了我要扮演的角色，那狗一定会提醒我的。按照约定的时间，它向我伸出爪子，把我引到将军身边。 　　将军一见我，遗憾地伸着两只胳膊。怎么？这就是给它推荐的仆人？它走到我的鼻子尖下打量我，在我周围转来转去，轻蔑地耸耸肩膀。 　　它神态滑稽，逗得众人哈哈大笑。观众心里有数：它是把我当成十足的傻瓜，而且，这也是观众的感觉。 　　这出戏从各个方面来表现我的笨拙。在每一幕里，我都要做一件新的蠢事；心里美却相反，它不错过每一个机会，去显示它的聪明和机智。 　　在长时间地审视我以后，将军对我表示怜悯，吩咐给我备午饭。 　　“将军认为：这孩子吃饱肚子后就不会那么愚蠢了。”维泰利斯说，“咱们瞧吧！” 　　我在一张小桌前坐下，餐具已经摆好，餐巾放在餐盘里。 　　这块餐巾派什么用场？ 　　卡比示意我使用餐巾。 　　我寻思了半天，最后用餐巾擤了擤鼻涕。 　　将军见此情景后捧腹大笑，卡比瞧着我的愚蠢举动，仰天摔了一跤。 　　我发觉我是搞错了，于是我再次察看餐巾，心里嘀咕该怎么使用。 　　我灵机一动，终于计上心头：我将餐巾卷起来，做了条领带。 　　将军又噗嗤一声笑了，卡比又摔了一跤。 　　表演反复进行。将军发怒了，它抢走我的椅子，坐到我的位子上，把我的午餐吃个精光。 　　啊，将军！它会使用餐巾！它把餐巾的一角挂在军礼服的纽扣上，又往膝盖上一铺，动作是多么潇洒！它掰面包和喝酒的举止又是多么高雅！ 　　然而在它一系列漂亮的举动中，产生无可比拟的最大喜剧效果的是饭后它索取牙签并利索地剔牙的动作。 　　暴风雨般的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演出胜利告终。 　　猴子多么聪明！仆人多么愚蠢！ 　　回到旅店，维泰利斯向我表示祝贺。我已经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滑稽演员，他的夸奖，我是受之无愧的。 第七章　学习 　　组成维泰利斯先生杂耍班的演员——我指的是狗和猴子——的确是些很有才能的喜剧演员，可惜这种才能不是多样化的。 　　演出三、四场之后，观众对它们的节目就全摸了底，除了重复那一套外，它们再也翻不出新花样来了。 　　因此，不宜在同一个城市停留很久。 　　到达于塞尔三天之后，我们又不得不重新赶路了。 　　我们上哪儿去呢？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师傅面前算是够大胆的了。 　　“你熟悉这地方吗？”他瞧了瞧我，反问道。 　　“不熟悉。” 　　“那你为什么问我到哪儿去呢？” 　　“想知道呗。” 　　“想知道什么？” 　　我瞠目结舌，连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是望着面前伸向林木葱宠的山谷深处的白晃晃的道路。 　　“如果我告诉你，”维泰利斯继续说，“我们先到奥里亚克①，然后动身去波尔多②，再从波尔多向比利牛斯山③进发，这能告诉你什么呢？” 　　 　　①　奥里亚克；法国中部高原城市。 　　②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城市、港口，位于加龙河下游。 　　③　比利牛斯山：欧洲西南部最大山脉。 　　“那您是知道这些地方的啰？” 　　“从来没有去过。” 　　“但您是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去的吧？” 　　他久久地瞧着我，似乎要从我身上发现某种东西。 　　“你不认字，是吗？”他问我。 　　“不认字。” 　　“你晓得什么是书吗？” 　　“晓得。人们带着书去望弥撒，当背不出祈祷文的时候，好照着书念。书我见过，装潢很漂亮，里面有图画，封面是皮的。” 　　“好。那你知道人们可以把经文装在书本里啰？” 　　“是的。” 　　“书里还可以装其他东西。当你背诵祈祷文的时候，就是在默诵你母亲装在你耳朵里的词句，这些词句从你的耳朵进入你的脑子里。然后，当你召唤它们的时候，它们又回到你的舌头上。嗯，那些拿着书本祈祷的人，他们的祷词不是从他们的头脑中唤出来的，而是用他们的眼睛去取出早已装在书本里的祷文。这就叫作念书。” 　　“念书我见过，”我以自豪的口吻说。我并不是一个笨蛋，别人讲的，我全理解． 　　“不但祈祷文可以写成书，所有的一切都能写成书。等一会休息时，我给你看一本书．我们可以在书里找到我们要经过的国家的国名和历史。到过或者在这个国家居住过的人，已将他们耳闻目睹的事写在这本书里了。因此，我只要翻开书读一读，就可了解这些国家．象我亲眼见到的一样。我学习这些国家的历史，就跟别人给我讲述的那样。” 　　我是被当作一个野孩子抚养长大的，对于文明生活没有任何概念。维泰利斯这席话，对我来说简直是段启示录，开始糊涂，渐渐就清晰了。 　　我的确上过学，不过只有一个月的学历。在这一个月期间，老师没有把书本发到我手里，既没有阅读课，也没有写字课，类似的任何课程从来没有教过。 　　不要根据现在学校的情况而断定我所讲的是奇谈怪论。我所说到的那个时代，法国很多小城镇都还没有学校。就是有学校的地方，掌管学校的老师常常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或者因为他们是草包，或者因为他们杂事缠身，对送到他们那里去的学生，根本不教他们念书。 　　我们村里学校的老师就正是这样的。他肚里有点货吗？也许有。我不愿意谴责他不学无术。然而在我待在那里的这一段时间，他不曾给我和我的同学上过哪怕是最短的一堂课；既然他的真正职业是制作木屐，他就有别的活儿等着要做。因此从早到晚人们只看到山毛榉和胡桃木的木屑在他周围飞扬。除了对我们说些关于我们的父母、冷热和刮风下雨之类的话以外，他从不多说一句别的话，根本不提阅读和算术。为此，他把这两门课程交给了他的女儿，由他女儿代他给我们上课。可是，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她的真正职业是裁缝，当她的老子紧握刨子或者凿子的时候，她正在卖力地做针线。 　　总得活下去呀！我们一共是十二个学生，每人每月交五十生丁。总共六法郎的学费在三十天内要养活两口人是万万做不到的。做木展和裁缝的收入可以补充学校无力提供的费用。 　　因此，我在学校里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连宇母都没有学会。 　　“读书难吗？”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思索了半天才问维泰利斯。 　　“脑子笨的人学起来是困难的，尤其对缺乏意志的人更难。你的脑子灵不灵？” 　　“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如果您肯教我，我是有毅力的。” 　　“那好，咱们以后再说吧，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有的是时间！那为什么不立即开始学习呢？我不了解读书到底有多难，在我的想象中，我只要一打开书本，就能掌握书里面的全部知识。 　　第二天我们赶路时，我看见师傅俯身在路旁捡了块满是尘土的小木板。 　　“这就是你要念的书本。”他对我说， 　　这块木板是本书！我瞧了他一眼，看看他是不是在讥笑我，结果发现他是一本正经的。于是我仔细观察他捡来的东西。 　　这的确是块木板，纯粹是一块山毛榉木板，长如一只胳膊，宽如两只手掌，光溜溜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和图案。 　　怎么能在木板上读书？读些什么呢？ 　　“开动你的脑筋。”维泰利斯笑着对我说。 　　“您是想讥笑我吧？” 　　“不，孩子。讥笑对于改变坏脾气是有用的。可是讥笑一个由于没有知识因而什么都不理解的人，那只说明讥笑者自己愚蠢。等我们到了那边树林，在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是怎么用这块木板来教你读书的。” 　　我们很快走进了树林子。我们的背包在地上一放，便坐在重新变绿、遍地是雏菊的草地上。心里美被解下锁链后，便纵身跳到一棵树上。它摇动树枝，似乎非要打落几颗核桃不可。几条狗疲倦了，安详地围卧在我们的周围。 　　维泰利斯从他口袋中取出一把刀子，从木板上削下薄薄的一片。削成后，他又将薄片的两面从头至尾磨得光光的，然后把薄片剖成大约十二个一般大小的小方块。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可是我承认，尽管我的精神高度集中，我却一点也弄不明白他将怎么用这些小木块去编成一本书。我再无知，也知道书是由许多印有黑色符号的纸页组成的。如今纸在哪里？黑色符号又在哪里？ 　　“在每一个小方块上，”他对我说，“明天我要用刀尖刻一个字母，你就学字母吧。等你一字不差地学会了字母并且一看就可辨认的时候，你把它们一个个拼起来组成单词。当你能够用单词组成我嘴里说的话的时候，你就能念书了。” 　　我的口袋里很快就塞满了小木块，我也很快掌握了字母。当然会念书那还是另外一回事。学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也甚至产生过后悔读书的念头。 　　然而，我应当对自己说句公道话。我所以后悔，并非因为我懒惰，而是我有自尊心。 　　维泰利斯教我认宇母的时候，他认为可以把卡比和我放在一起教。狗既然能把钟点的数字牢牢装在脑子里，它为什么不可以把字母也装进去呢？ 　　我们在一起上课，我成了卡比的同班同学，或者也可以说狗是我的学友。 　　卡比不会说话，当然，它是不会念眼前的字母的。我们的小木块摊在草地上，卡比只会用它的爪子挑出主人念的宇母。 　　刚开始，我比卡比进步快。可是，如果说我有更敏捷的智慧，那么卡比有更牢固的记忆力：对它来说，学会了的东西是永远记住了，再也不会忘掉。它不分心，不犹豫，从不出差错。 　　因此，每当我念错时，我们的师傅总免不了要说： 　　“卡比准保比雷米先学会。” 　　卡比这条狗，大概是听懂了，它洋洋得意，摇晃着它的尾巴。 　　“在戏里，你演得比动物还笨才好。”维泰利斯又说，“在现实生活中，这就太丢人了。” 　　这番话刺痛了我的心，从此我就横下决心，一门心思地学习。当那可怜巴巴的狗待在那里，从所有字母中挑出组成它名字的四个字母时，我却慢慢地学会念书了。 　　“现在你已经会念文字了，”维泰利斯对我说，“你还想识谱吗？” 　　“我懂了乐谱后也能象您一样唱歌吗？” 　　“你想象我一样唱歌？” 　　“喔！不是象您一样，那是做不到的，不过反正是唱唱而已。” 　　“你喜欢听我唱歌吗？” 　　“太喜欢了！黄莺的歌声果然动听，可我仿佛觉得您的歌声更美，再说这也不是一回事。您一唱歌，我就会随着您的歌声，时而想哭，时而想笑。我告诉您一件事，您也许觉得可笑：当您唱上一支轻柔而又悲伤的歌曲时，您把我带到了巴伯兰妈妈的身边，我想念她，我仿佛在家里见到了她。可惜我不懂您唱的歌词，因为歌词是用意大利文写的。” 　　说话的时候。我用眼睛望着他。我似乎看见他的眼睛被泪水封住了。于是我不再说下去，我问他，我这样说话是不是伤了他的心。 　　“不，我的孩子，”他激动地说，“你不会伤我心的。恰恰相反，你引起了我对青年时代、那美好时光的回忆。放心吧，我一定教会你唱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也会使人流泪的，你也会受到欢迎，你看着吧……” 　　他突然闭口不说话了。我猜想他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但是我猜不透他有口难言的原因，只是到了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了解清楚。当这些原因将出现在使我伤心和痛苦的故事中的时候，我再另作介绍吧。 　　从第二天起，我的师傅也象制作课本一样，为我做好了乐谱，也就是说，他削了很多小木块，还用刀尖在上面雕刻。 　　可是，这是件更加艰巨的工程，因为乐谱所必需的各种符号需要组合，而这种组合比字母要复杂得多。 　　为了减轻我口袋的负担，师傅充分利用了木块的两个面。他在每一面上划了五条线，表示线谱。他在一面刻上“索”的音符，在另一面刻上“发”的音符。 　　当一切准备就绪，上课开始了。说实话，音乐课并不比阅读课容易。 　　一向对狗那么耐心的维泰利斯竟不止一次地对我发脾气。 　　“畜生嘛毕竟是畜生，我们可以忍耐点。”他嚷嚷道，“可你呢，真气死我！” 　　维泰利斯接着就做了个戏剧性动作。他举起双手，又突然重重地垂落在大腿上，发出“啪”的一声。 　　心里美对它认为滑稽可笑的一切，它都喜欢跟着模仿，它很快学会了维泰利斯的这个动作。由于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它都在场，所以，当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的时候，我总是气恼地看到它朝天举起前肢，然后落在大腿上，发出啪啪的声音。 　　“连心里美也笑话你。”维泰利斯大声说。 　　倘若我有胆量的话，我真想反驳说心里美既嘲笑学生，也嘲笑先生。可是，对先生的尊重和出于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幸好总是阻止我去作出反驳，我暗暗地把这种反驳咽到了肚里。以后每当心里美做鬼脸拍大腿侮辱我的时候，我不再感到那么难受了。 　　第一关终于过去了，我已能演唱维泰利斯在一片纸上谱写的歌曲，真是感到非常满意。 　　那一天，维泰利斯没有用手拍他的大腿。相反，他在我的小脸蛋上亲昵地拍了两下，鼓励我说，只要继续努力，我可以一跃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歌手。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了学成功，整整几个星期、几个月，我的口袋里常常装满了小木块。 　　何况，我的学习也不能象学校的学生听课那样正规，我的师傅只能利用空闲的时候才能给我上课。 　　我们每天都必须赶路，路程的长短，要看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远近来决定；我们必须到我们有可能挣钱的一切地方去演出；我们必须督促狗和心里美排练；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做午饭或晚饭。只有在做完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谈得上读书或学习音乐。学习常常是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在树荫下，或者在石子堆上进行。在草坪上，或者在路上，摆上小木块，这就成了我的课桌。 　　这种教育与大多数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那些孩子只管学习就是了。可是，他们还老抱怨没有时间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还须指出：还有一件比用于学习的时间更为重要的事，那就是学习上的专心。装进我们脑子中的知识不是用我们化在学习上的时间来计算的，而是由我们学习的毅力所决定。 　　幸好，我能够增强自己的毅力，不常受走路干活或周围娱乐的引诱。如果我也必须象某些小学生那样关在屋子里，只用两只手写宇，只要把两只眼睛死盯在书本上就行了，那我还能学到什么呢？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可以把自己关起来的房间，沿着大路行进的时候，还必须留心脚下的地，否则就有跌得鼻青脸肿的危险。 　　我终于学到了一些东西。同时我也学会了长途旅行，这种旅行和维泰利斯教授的课程一样有用。我生活在巴伯兰妈妈身边的时候，是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听听别人对我的评论就可证实这一点。巴伯兰说我是“城里的孩子”，维泰利斯说我的“手脚太细弱”；我和我的师傅生活在一起，经受着露天生活的磨练，我的胳膊和腿变得强壮有力了，我的肺发达了，我的皮肤变得象盔甲一般坚实；我已经能够不觉痛苦地忍受寒冷和炎热，日晒和雨淋，饥饿和劳累。 　　这一段学徒期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它使我在青少年时期不止一次地经受了落在我头上的沉重、致命的打击。 第八章　翻山越岭 　　我们走遍了法国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奥弗涅、弗莱、利伐莱、盖尔西、罗埃格、塞文和朗格多克。 　　我们旅行的方式是最简单不过的了。我们漫无目的地一直往前走，当我们远远看见一个好象不太贫穷的村庄时，就准备大模大样地进去。我先给狗打扮一番，为道勒斯梳洗，替泽比诺穿衣，往卡比的一只眼睛上涂点药膏，好让它扮演一个老兵的角色。最后，我强令心里美穿上将军服，这是最难办的事，因为猴子心里明白：梳妆打扮是它演出的前奏。它竭力反抗，想出最古怪的花招，不让我替它穿衣。我只好求卡比帮忙。卡比靠它的机警、本能的敏捷，几乎总能挫败猴子的诡计。 　　我们全班人马穿着盛装。维泰利斯拿着短笛，让我们秩序井然地开进村子。 　　如果跟在我们后头的好奇的人相当多，我们就演出一场；反之，如果人数太少，挣不到什么钱，我们就继续前进。 　　只有在城市里，我们才待上几天。这样，上午我就可以带着卡比随便遛弯儿。卡比是条狗，它当然不穿演出服。我们在街头闲逛。 　　维泰利斯平时总是紧紧看住我，让我寸步不离他的左右。他允许我逛马路，可算是大发慈悲了。 　　“既然命运让你跑遍法国，”他常对我说，“那么睁大你的眼睛去察看，去学习吧！象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一般都在小学或中学里读书哩。当你遇到了困难，当你看见你所不懂的东西，有问题要问我时，你就跟我说好了，不用害怕。也许我回答不了你所有的问题，我不敢夸口说我无所不知，可是，也许有时我能满足你的好奇心，我过去不是一直当杂耍的戏班主的。我学过比目前‘在贵宾面前介绍卡比或心里美先生’更为有用的东西。” 　　“学过什么？” 　　“我们以后再说吧！眼下你只要知道一个耍狗把戏的人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有过某种地位的就行了；你同时也要懂得：如果你现在处于生活阶梯的最底层的话，那么，只要你愿意，你也能够慢慢地高升，三分靠运气，七分靠自己。孩子，要记住我的教训，要听取我的忠告。将来，当你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希望你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我这个可怜的乐师，我把你从你乳母那儿领走时，曾使你丧魂落魄。我总觉得我们的邂逅相遇会使你幸运。” 　　我师傅常常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谈到的地位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好奇，常常使我思索着。假如象他所说的那样，他过去处于生活阶梯的高层，那么为什么现在处于阶梯的底层呢？他声称象我这个一钱不值的人，一无所知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无人相助的人，假如我愿意，也可以高升，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一败涂地了呢？ 　　我们离开奥弗涅来到了盖尔西的喀斯地①。所谓喀斯地，是指那块起伏不平的大平原，那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上面只长着几堆矮小的灌木丛，再没有比这块地方更凄凉、更贫困的了。游人穿过这块地方会得到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哪儿都见不到水源。没有河流，没有小溪，没有池塘。到处是布满石子的枯竭的河床。水流经过悬崖，渗入地下，又在很远的地方涌出地面，形成河流和泉水。 　　 　　①　喀斯地：法国中部和南部的石灰岩高原。 　　在我们穿过的这片正被旱灾烤焦灼平原中央，有一座名叫巴斯蒂德-谬腊的大村庄。我们就是在这个村庄的一家小客栈的谷仓里过的夜。 　　“就是在这儿，”晚上睡觉前，维泰利斯和我聊天时对我说，“就是在这儿，在这块地方，说不定就在这家客栈里，出了一位伟人，他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敌军。此人是马夫出身，后来成了王子、国王，他名叫谬腊，时势造英雄啊！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村庄，我认识他，过去常和他聊天。” 　　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那时他还是马夫吗？” 　　“不，那时他已当上国王。”维泰利斯笑着回答说，“我现在是第一次到巴斯蒂德来。我是在那不勒斯王宫中认识他的。” 　　“您结交了一位国王！” 　　应当相信我的惊叹声是十分古怪的，所以引得我师傅又一次长时间的放声大笑。 　　我们坐在马棚前的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墙上尚有白昼的余热。在绿叶成荫的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上，知了在唱着单调的歌儿。在我们面前，屋顶上空，一轮明月正冉冉升向天际，炎热的白昼使我们觉得这个晚上无比凉爽。 　　“你想睡吗了？”维泰利斯问我，“你想不想听听谬腊国王的故事？” 　　“哦！国王的故事，您给我讲吧！” 　　于是，他长时间地也很详情地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坐在长凳上足足有好几个小时。他讲着讲着，我的目光不觉注意到他被淡淡的月光照亮的脸庞。 　　怎么？这一切全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还是真的？ 　　什么叫故事，我至今没有任何概念。谁给我讲过故事呢？巴伯兰妈妈当然没有讲过，她甚至连什么叫故事都不明白。她生在夏凡侬，死也肯定死在夏凡侬。她的思路决不比她的视野更宽阔。在她看来，世界仅仅就是从奥杜士山山巅上看出来的这片地方。 　　我的师傅谒见了一位国王，国王和他进行了交谈。 　　那么，我的师傅年轻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又是怎样在他老年时候变成了我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的呢？ 　　这里有丰富我幼稚的想象力的东西。我的脑子被奇异的东西所唤醒，变得敏捷而又好奇了。 第九章　我遇见了一位巨人 　　凭我的记忆，自离开干臊的喀斯地和加里哥宇群落①以后，我们来到了清新的、郁郁葱葱的多尔多涅河谷。我们每天行程不多，富饶的大地使村民们丰衣足食，因此演出场次排得满满的，钱币轻而易举地落到了卡比的木碗里。 　　 　　①　加里哥宇群落：地中海区常绿矮灌木丛。 　　一座凌空而起的大桥，轻盈地横跨在宽阔的河面上，犹如被薄雾中的缕缕游丝支撑着一般；河水静静地、懒洋洋地流淌着，那是居勃扎克桥和多尔多涅河。 　　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城市，四处是沟壑、洞穴和钟楼。在一片倒塌的墙壁和回廊中，在东一簇西一簇的灌木丛中，知了在鸣叫。那就是圣埃米里翁②城。 　　 　　②　圣埃米里翁：法国西南部纪龙省内一古城。 　　这一切在我现在的脑海中都已变得模糊不清。然而有一个场面是难忘的，因为当我最初接触到它的时候，便已留下极深的印象，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村庄里过的夜，天一亮就启程了。我们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走了很久，我们的目光一直被封闭在两旁都是葡萄架的路面上。忽然，视线开阔了，眼前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空地，恰如一道帷幕骤然在我们面前被拉开一般。 　　我们刚刚走到一座山丘上，只见有一条大河绕着它缓缓地流淌着。在河的那边，大城市的无数屋顶和钟楼一直延伸下去，直达模糊不清的地平线。多少鳞次栉比的房屋：到处是耸立的烟囱！其中有几个显得又高又细，如柱子一般矗立着，从那里喷出来的滚滚浓烟在微风中飘荡，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一层灰色的雾气。河面上，在水流的中心，沿着码头，停泊着不计其数的船只，林立的桅杆、缆绳和迎风飘扬的彩旗和船帆，它们都混杂在一起。人们可以听到沉闷的隆隆声、铁器撞击的呕哨声、锅炉声和锤子声，还有压过这一切声音的码头上的流水般奔驰着的车辆声。 　　“这是波尔多。”维泰利斯对我说。 　　一个象我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见到过的，不过是克勒兹的贫穷的乡村或者沿路偶然碰见的几座小城镇。在我看来，波尔多简直是一座仙城。 　　我不加思索地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向着前方、远处、近处和四周张望． 　　我的视线很快固定在一点上：河水及水面上的船只。 　　的确，我对那里进行的繁忙而又混乱的活动很感兴趣，尤其因为我还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奥妙。 　　有的船张着满帆，微微向一侧倾斜，朝下游驶去；有的船则溯流而上；也有的似河中小岛，纹丝不动；还有一些在自己打转，却又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在驱使它们转动；也有一些船，竟没有桅杆，没有风帆，只有一个喷吐滚滚浓烟的烟囱，它们往各个方向疾驶而去，在它们后面的黄色水面上，翻起一道道吐着白色泡沫的奔腾着的水流。 　　“现在是涨潮时间，”维泰利斯没等我问便对我说，“有的船来自大海，经过了长时间的航行，船身的油漆已被弄脏，象生了一层铁锈似的，这是些远航回来的船。也有的正离开码头，它们就是你见到的在江心打转的船只，这些船是在绕开别的船上抛下的锚索，要把船头对着上涨的潮水，为了好启航。那些在一片烟雾中航行的是拖轮。” 　　多么稀奇古怪的词汇！多么新奇的思想！ 　　当我们到达连接巴斯蒂德和波尔多的大桥时，维泰利斯已经没有功夫回答我要向他提出的哪怕是百分之一的问题。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经过的城市作过长时间的逗留，演出迫使我们每天改变场地，以便招徕新的观众。组成“著名的维泰利斯先生杂耍班”的滑稽演员事实上不可能演出变化多端的节目，当我们演完《心里美先生的仆人》、《将军之死》、《正义之胜利》、《服泻药的患者》以及三、四个其他节目之后，已经没有新的节目了，演员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到别处去，在从未看过这些节目的观众面前重演《服泻药的患者》或《正义之胜利》。 　　波尔多却是个大城市，观众的更新非常容易，只要换一个区，我们每天就可演它三、四场，观众决不会象在卡奥尔发生的那样叫嚷“老演这些玩意儿！” 　　我们应当从波尔多去波城①。在这条路上，我们必须穿过从波尔多城门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被人们称之为朗德的大荒漠。 　　 　　①　波城；法国比利牛斯省首府。市内有建于十三世纪的城堡，十四世纪的瞭望塔等古建筑物。 　　尽管我不再是寓言中一只十足的幼鼠，对看到的一切都表示惊讶、恐惧或不胜仰慕，然而从这次旅行一开始我就犯了一个错误，这就使我的师傅哈哈大笑，一直笑到抵达波城为止。 　　我们离开波尔多已有七、八天光景，先是沿着加龙河②行走，然后在朗贡③离开加龙河，踏上去蒙德马松④的路程，那条道路是塌下去的。再也见不到葡萄园，再也见不到草地和果园了。映入眼帘的只是松林和石南村，房屋变得更加稀少和破烂。我们现在置身于一片广阔的平原之中，一望无际，地势略有起伏。没有庄稼，没有森林，远处是灰褐色的土地；近处，在我们的身旁，沿路覆盖着一片毛茸茸的青苔、干枯的石南村和枯萎的金雀树。 　　 　　②　加龙河：法国的南部河流。 　　③　朗贡：法国纪龙德省城市，位于加龙河下游。 　　④　蒙德马松：法国朗德省省府。 　　“我们已到朗德省了，”维泰利斯说，“在这片荒野中还有二十到二十五里的路要走，你的小腿得加把劲。” 　　其实岂止小腿，精神上和心灵上更要鼓足勇气。在这似乎渺无边际的荒路上行走，一阵阵怅然的凄凉感和绝望感时时袭绕着我。 　　从这些时候以来，我已作过多次海上旅行。每当我置身于大海而见不到任何船帆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孤寂和忧伤感。 　　我们向淹没在秋天的雾霭中的地平线望去，除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平坦、单调的灰色原野外，什么也看不见，就象在茫茫的大西洋上一样。 　　我们往前走着，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看，总认为还在原地止步不前哩。景色是单一的：永远是石南树和金雀树，永远是苦藓植物，要不就是羊齿，它们柔软的舞动着的叶子，随着风摇来摆去，象波浪一样，时起时伏。只是在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我们才穿过一片面积不大的树林，即便是这样，它也没有一般树林那样的欢乐色彩。树林里生长着松树，松枝一直修剪到树顶，树干上处处是行人刻划的深深的刀痕，从那红红的伤口处流出水晶般的白色眼泪。阵风从树叶间吹拂面过，响起阵阵哀怨的音乐，人们似乎在倾听那可怜的受伤的树所发生的哀叹。 　　维泰利斯早已告诉过我，我们将在傍晚到达一个村庄，然后我们在那里过夜。夜快来临了，我们却没有发现已走近这个村庄的任何迹象。既没有看见耕地，也没有看见在原野上吃草的牲口。哪怕远远能看到一缕炊烟，也能告诉我们有人家啊！ 　　从早晨开始，我们便一直在赶路，我感到累了，并且我因周身疲倦而垂头丧气。这幸福之村难道永远不会在这无止境的道路尽头出现吗？ 　　我徒然地睁大眼睛凝视远方，我能见到的，只是一片荒野，永远是荒野，一丛丛的灌木林在愈来愈暗的暮色中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希望早一点到达，因此加快了脚步。我师傅尽管有走远路的习惯，然而他也觉得疲劳不堪了，他想在路旁停下来歇一歇。 　　我没有坐到他身边，我想到离路边不远的一座长满金雀树的小山岗上去看看平原上是否有一星半点灯火． 　　我呼唤卡比，让它到我这里来。可是卡比也累了，它装聋作哑，这是它不愿意服从时所惯用的伎俩。 　　“你害怕吗？”维泰利斯问。 　　维泰利斯这句话打消了我非得把卡比叫来的主意，于是我独自去寻找了。我不愿让师傅取笑我，因此我一点也不怕了。 　　夜幕已经垂下，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天空中闪烁，在肉眼可以穿透的淡淡雾气中洒下一丝丝亮光。 　　我一面走，一面东瞧西望，发现这朦胧的暮色为景物抹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需要清醒的头脑才能辨认出灌木林和金雀树，特别是稀稀拉拉的小树，伸着弯曲的树干和变形的树枝。从远处看，这些灌木林、金雀树和小树象是存在于另一个怪异的世界中的有生命的物体一样。 　　真奇怪，荒野在黑夜中似乎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神秘的幽灵仿佛在那里盘踞着。 　　不知为什么，我想要是换了别人，他一定会被这些幽灵吓破胆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可能的。维泰利斯不是问过我怕不怕吗？不过，他这一问，我倒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了。 　　我越向山坡上攀登，金雀树变得越来越粗壮，石南村和羊齿也越来越高大，它们的顶部常常高出我的头，我有时不得不从树下钻过去。 　　然而，我还是很快到达了小山顶。我徒然睁开眼睛，眼前连一丝亮光都没有，我的视线消失在黑暗中。我能见到的，只是模糊不清的轮廓、奇怪的阴影以及似乎在向我伸出弯曲的胳膊的金雀树和跳跃着的灌木。 　　我没有看到可以说明已经靠近村舍的任何迹象。我侧耳倾听，试图捕捉某种“哞——”这样的牛叫声或者狗吠的声音。 　　我竖起耳朵，屏住气听了一会儿，不禁打了个寒颤。荒野的沉寂吓坏了我，我害怕了。怕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怕寂静，怕孤独，怕黑夜。总之，我觉得大祸来临了。 　　这时我忧伤地向四周环顾，发现远处一个巨大的阴影在金雀树上头迅速移动；同时，我仿佛听到有人掠过树枝时发出的飒飒声。 　　我竭力对自己说，这是恐惧使我产生的错觉，我看到的阴影可能是灌木，只是事先没有看见罢了。 　　没有一丝风，树枝再纤细也不会独自颤动；只有微风吹拂或者有人摇动它的时候它才会抖动。 　　是个人吗？ 　　但是这不可能是人。偌大的一个黑色物体在向我扑过来，它象是一只我没有见过的动物，一只巨大的夜鸟或是一只四脚大蜘蛛，它那细细的长腿从苍白的星光下看去，似乎踩着灌木林和金雀树的枝顶在慢慢地浮动着走过来。 　　想到这里，我待不住了。我转过身，赶紧往山下奔去找维泰利斯。 　　奇怪！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钻进金雀树和石南树丛中，被撞倒了，被绊住了，走一步停一步。 　　在摆脱了灌木的羁绊之后，我往后面溜了一眼。这只动物已越来越近，它紧紧跟踪我。 　　幸好荒野中不再有荆棘的纠缠，穿越草地时，我可以快跑了。 　　可是，我跑得再快也没有这只动物跑得快。我用不着再转身去瞧，我觉得这个妖怪已经附着在我的背上。 　　我的呼吸停止了，我因恐慌和狂奔而窒息了；我作了最后的努力，摔倒在师傅的脚下，那三条狗突然爬起来，汪汪地狂吠着。 　　我只能说出两个字，这样机械地重复着： 　　“野兽，野兽！” 　　在狗的一片狂吠声中，我忽然听到嘿嘿的笑声。此时，我师傅用手拍拍我的肩膀，让我转过身去。 　　“野兽。就是你自己。”他笑着说，“你壮壮胆瞧瞧！” 　　他的笑声，特别是他说的那几句话，唤醒了我的理智。我壮着胆子睁开眼，瞧了瞧他手指的方向。 　　那个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的幽灵止步了，它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上。 　　我承认，我见了它又一次感到厌恶和恐惧。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在荒野里，维泰利斯在这儿，几条狗围在我身边，我已摆脱了孤独和沉寂使我惶恐不安的影响。 　　我壮大胆子，用最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幽灵。 　　那是一头野兽吗？ 　　那是一个人吗？ 　　它确有人的躯体、头和胳膊。 　　不过它的皮肤上长满了野兽的毛，它用两条细长的腿站立着。 　　夜尽管很黑，我仍然能分辨清这些细节。无数的星星在天空中洒下一道道苍白的光，那瘦长的黑影子象浮现在星空中的一个幽灵。 　　假如我的师傅不对幽灵说话，我一定还会长时间地被这个问题折腾得心神不定。 　　“劳驾，请问我们离村子还远吗？”维泰利斯问道。 　　既然和他说话，那他一定是人了。 　　我听到的回答，仅仅是一阵刺耳的笑声，似鸟叫一般。 　　那莫非是只动物了？ 　　我的师傅再三发问。在我看来，那是缺乏理智的表现。动物即使有时能听懂我们对它说的话语，它却不会回答我们。 　　我多么惊讶！这只动物竟然会说“附近没有人家”，“只有一个羊圈”，还说它乐意为我们带路。 　　既然会说话，那它为什么又长着这样的脚？ 　　要是我有胆量，我大可以靠近它，将它的脚看个仔细。它看来并不凶恶，但是我仍然没有勇气。我捡起小包儿，一言不发地跟着我的师傅。 　　“你现在明白了没有，是什么使你怕成了这个样子？”维泰利斯边走边问我。 　　“哦，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里有巨人吗？” 　　“有的，当他们踩着高跷的时候。” 　　维泰利斯向我解释说，朗德省人为了避免陷入齐腰深的沙土地或沼泽地，他们便用两根木棍，装上搁脚架，把脚捆在上面。 　　“这就是在胆小的孩子看来，他们变成了穿着七里长的靴子的巨人了。” 第十章　在法庭面前 　　波城几乎不刮风，它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那是隆冬季节。白天我们在街头、广场和一些供游览的地方度过，人们自然可以理解：我对这个能让人玩儿得这么痛快的城市是感激不尽的。 　　当然，也不是这个原因使我们一反往常，决定在同一个地方耽搁这么长的时间；而是在我师傅眼里，另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我的意思是说，那源源不断的收入。 　　的确，整整一个冬天，小观众们对我们的节目百看不厌，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总是老一套！”的叫喊声。 　　观众大部分是英国儿童，是些脸蛋红润的胖小子和美丽的小姑娘。这些小姑娘长着一对对温柔的大眼睛，几乎和道勒斯的眼睛一样漂亮。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熟悉了“阿尔贝”、“亨得莱”以及其他干点心的名称。小观众们在出门前总是把口袋塞得满满的，然后慷慨地把点心分给心里美、狗和我。 　　春天来了，风和日暧，我们的观众变得稀少起来。演出一结束，孩子们走上来，不止一次地与心里美和卡比握手。这表示他们来告别了，明天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不一会儿，广场上只剩下我们自己了，我们也该开始考虑放弃巴斯植物园和公园这两块游览和散步的场所了。 　　一天早晨，我们上路了，加斯东 弗比斯和蒙托塞古堡的钟楼很快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又开始长途跋涉，去过冒险的流浪生活。 　　我们向前走了很久很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走了多少天、多少个星期。我们在深山幽谷中行走，翻山越岭，比利牛斯山的淡蓝色的顶峰，象堆积的云团，一直在我们右方隐约可见。 　　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了位于河边的一个大城市。它耸立在一片肥沃的原野中，房屋用红砖砌成，大都十分难看；街道用又尖又硬的小石子铺就，这对于白天走了十几里路的旅行者来说是很不好受的。 　　师傅告诉我图卢兹①到了，我们要在那里住一些日子。 　　和往常一样，第二天我们最关心的是寻找合适的演出场子。 　　 　　①　图卢兹：法国西南部城市，位于加龙河上游。 　　我们找到了好几个地方。在图卢兹，尤其是靠近植物园的城区，有的是供憩息的场所。那儿有绿茵茵的草坪，四周绿树成荫，好几条被当地人叫做“林荫道”的大马路在这里汇合。我们在其中的一条大道上安顿下来。首场演出之后，观众如潮水般涌来。 　　不幸的是，在这条马路上值勤的警察可能不喜欢狗，也可能我们妨碍他工作，再不就是出于别的原因，他见了我们这样的布置很是反感，硬要我们离开。 　　设身处地想一想，对这类纠纷作些让步或许是明智的，因为象我们这样可怜的街头艺人，要与警察较量，那简直是鸡蛋碰石头。可是，我的师傅却不那么认为。 　　维泰利斯虽然是个穷困的耍狗老人——至少当时表面看来如此，但他有一颗自豪的心，他怀有他所说的“权利感”。换言之，正如他给我解释的那样，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不触犯法律或警察的规章，他深信他应当受到保护。 　　因此，当警察要把我们从林荫道上轰出去的时候，他拒绝服从命令。 　　每当我的师傅不想发脾气或者忽然心血来潮想愚弄别人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他通常使用意大利式的夸张礼仪。只要听他那说话的口气，还以为他是在对显赫的人物发表演说呢！ 　　“代表当局的赫赫有名的老爷，”维泰利斯摘下帽子向警察深深施礼，问道，“您是否可以向鄙人明示当局颁布的禁令，严禁象我们这样卑贱的江湖艺人在公共场所卖艺呢？” 　　警察说，他不屑争辨，要我们绝对服从。 　　“当然啰，”维泰利斯申辩道，“鄙人也是这么领会的。所以，鄙人一定服从您的命令，只要您能告诉鄙人，您是依据哪一条规定向鄙人发号施令的。” 　　那天，警察调转屁股走了。我的师傅手里拿着帽子，抱着胳膊，弯着腰，默默地笑着，送走了警察。 　　但是，第二天警察又闯来了。他跨过围在我们场地四周的绳子，站在演出场地的中央。 　　“应该给狗套上嘴套！”他对维泰利斯说，口气十分强硬。 　　“给狗套上嘴套？” 　　“警察局有规定，您放明白点！” 　　我们正在演出《服泻药的患者》。这个滑稽剧在图卢兹是首次上演，场内外观众无一不在专注地看戏。 　　警察的干涉引起一阵阵议论和抗议。 　　“别捣乱！” 　　“让节目演完！” 　　只见维泰利斯的一个手势，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于是，他摘下毡帽，走到警察面前，深深行了一个鞠躬礼，帽子上的羽毛已扫到地面了。 　　“代表当局的赫赫有名的老爷，您刚才是不是说要鄙人把演员的嘴套上？”他问道。 　　“不错，给狗套上嘴套，快点！” 　　“给卡比、泽比诺和道勒斯套上嘴套！”维泰利斯嚷了起来，现在他已经不只是在向警察说话，而主要是在向观众说话了，“可是老爷，有一点您是没有想到的，如果象您说的那样，在卡比医生的鼻尖上套上了嘴套，这位举世闻名的、博学的卡比大夫怎么再为不幸的心里美先生开排出胆汁的催污剂处方呢？要是另一种适合于看病需要的器械，那倒也好说。可惜您说的那种东西，是根本不能套在人的鼻子上的。” 　　他的话音刚完，围观的人群中间立刻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其中有孩子们的清脆的笑声，也有他们父母的、甚至是老人喉音的哈哈声。 　　维泰利斯在笑声的鼓舞下继续说下去： 　　“如果我们的护士，迷人的道勒斯，在鼻子尖上套了个当局赫赫有名的代表强加给她的嘴套，那么她怎么能运用她的口才和魅力去说服我们的病人打扫和清洗内脏呢？鄙人求教于尊敬的观众们，并且恭请诸位在我们之间作出评判。” 　　被恳请发表意见的尊敬的观众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但是他们的笑声却代替了说话声。他们支持维泰利斯，嘲笑警察，他们对心里美的洋相尤其觉得好玩。心里美站在“代表当局的赫赫有名的老爷”的背后，有时做鬼脸，有时学警察将胳膊交叉放在胸前；有时拳头撑在髋部，头往后仰着，那副表情和怪相看了实在逗人发笑。 　　警察好象是个急性子人，他被维泰利斯的演讲和观众的嘲笑所激怒，突然把脚跟向后一转，准备走开。 　　一转身，他正好发现猴子叉着腰站在那里完全是一副斗牛士的样子。警察和畜生四目相视了好几秒钟，似乎要比一比谁先垂下眼皮。 　　观众中间爆发出来的难以抑制的、喧闹的笑声终于平息了这场争吵。 　　“明天还不把狗嘴套起来，”警察举起拳头威胁我们，狂叫着，“我就控告你们，我说的是控告！” 　　“那么明天见，先生，”维泰利斯说，“明天见。” 　　警察迈着大步走远了，维泰利斯恭恭敬敬地弯着腰。然后，演出继续进行。 　　我满以为师傅会去买嘴套的，但他不干。整整一个晚上过去了，他甚至闭口不谈他和警察之间的这场纠纷。 　　于是，我壮大胆子和他谈起了这个问题。 　　“明天演出时，如果您要卡比不把嘴套弄坏的话，您最好现在先给它戴上，我们看管着它，也许能使它习惯。” 　　“你以为我要给它们带上铁套子？” 　　“天哪！看样子警察一定会给您点厉害看看的。” 　　“你是乡下人。象所有的乡下人一样，见了警察和宪兵就害怕，就不知怎么办了。放心吧，我明天自有办法，他想控告我。没门儿！徒弟们也吃不了什么亏。我还得让观众开开心，让这位警察大人替我们挣上一笔可观的收入呢，他将在我为他导演的戏里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这样我们的节目就会别开生面，我们自己也可以高兴高兴。你明天一个人带着心里美先到场子去，把绳子拉好，先用竖琴弹上几个曲子。当你的周围有足够的观众时，等警察一到，我就带着狗立即进场，好戏在后头啦！” 　　我不太乐意单独会作演出前的准备。但是，我已逐渐了解了师傅的脾气，懂得什么时候才能和他顶嘴。很明显，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让他放弃他所指望的那个小插曲，我决定屈从他的意旨。 　　第二天，我走到我们平时的演出场地，拉上绳子。我刚演奏几段，观众已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刚刚围起来的绳子周围挤得水泄不通． 　　近来，特别是我们在波城逗留期间，我的师傅让我练竖琴，我开始弹奏他教我的几支曲子，而且弹得不错，其中有一支那不勒斯小调，我伴着竖琴演唱时，总是博得热烈的掌声。 　　我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因此，每当我们的戏班子获得成功的时候，我总认为这种成功应当归功于我的才华。然而直到那一天，我才开始有点自知之明，终于懂得人们不是为着我的小调而在绳子周围挤来挤去的。 　　昨天目睹警察大发脾气的人都赶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图卢兹，正象在别的地方一样，警察是不太受欢迎的人。人们怀着一颗好奇心，要看看意大利老头摆脱困境、捉弄对手的热闹。尽管维泰利斯只说“那么明天见吧，先生”，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邀约必将是一次盛大的表演，看热闹的人必定可以找到发笑和拿警察开心的机会。 　　因此，当焦急不安的观众见我和心里美时，他们常常打断我的演出，问我“意大利人”会不会来。 　　“他一会儿就来。” 　　我继续演唱我的小调。 　　可是首先来到的是警察而不是我的师傅。心里美一眼就瞥见了他。它手叉着腰，向后仰着脑袋，直僵僵地反弓着背，在我周围转悠，神气活现的姿态实在可笑至极。 　　观众哄笑不绝，掌声此起彼伏。 　　警察慌了手脚，用愤怒的目光瞪了我一眼。 　　这自然就更加引起了围观者的哄笑， 　　我险些失声大笑，但我的心里很不踏实。这件事怎么了结呢？维泰利斯在的话，那就好办了，他能对付警察。可我是孤零零一个人，而且我承认，警察要是问我，我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警察怒容满面，这种脸色是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希望的。 　　他在我的绳子前踱来踱去。当他走近我的身旁时，歪着脑袋，目光从他的肩上向我斜视过来，我担心一个不祥的结局在等待着我们。 　　心里美并不明了事态的严重性，它仍然一个劲儿地戏弄警察。它在圈内，沿着我的绳子走动；警察在圈外，也是沿着我的绳子踱步。当心里美走近我时，它也歪着脑袋，目光从它的肩上斜射过来，那副滑稽的模样使观众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真不愿意把警察惹急了，我呼唤心里美，但它不是那么听话的，它觉得好玩，因此不肯服从我，继续在那里转悠，我正要逮它，它逃走了。 　　我的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气糊涂了的警察以为是我在怂恿猴子，他一跃跨过了绳子。 　　他逼上两大步，冲到我跟前，一个耳光几乎把我打翻在地。 　　我站稳脚跟睁开眼睛，发现不知怎的维泰利斯已经站在我和警察中间。他攥住警察的手腕子。 　　“不许您打孩子！”他说，“您的行为真卑鄙！” 　　警察竭力挣脱，维泰利斯攥紧不放。 　　两人面面相觑，目光相遇的达数秒钟之久。 　　警察气疯了。 　　我的师傅却是泰然自若。他昂着白发围成一圈的漂亮头，脸上露出愤怒与命令的表情。 　　我以为警察在师傅的威严面前，会羞愧得无地自容的；但他却满不在乎。他猛一下挣脱开来，揪住我师傅的衣领，用力往前一推。 　　这一推是很厉害的，维泰利斯差点儿跌倒在地。他重新站起来。举起右手朝警察的手腕上猛击了一下。 　　我师傅是个老头，腰板的确还硬朗，但他毕竟是个老人了；警察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们两人之间的格斗决不会持续很久的。 　　格斗幸亏没有发生。 　　“您想干什么？”维泰利斯责问道。 　　“我逮捕您！跟我到警察局去！” 　　“您凭什么打孩子？” 　　“少废话！跟我走！” 　　维泰利斯没有答理他，转身对我说： 　　“你回旅店去，和狗一起待着，我设法带消息给你。” 　　他不可能多说什么，警察已把他押走了。 　　演出到此结束，我的师傅本来想逗人发笑的演出终于以悲剧告终。 　　几只狗的第一个反应是紧追主人。可是我命令它们待在我身边，听惯命令的狗折回来了。我发现它们的嘴上都带上了嘴套，但鼻子尖上套的却不是铁笼子或者网套，而是一条和很多小丝带结在一起的狭缎带。白毛卡比系的是红缎带；黑毛泽比诺系的是白缎带；灰色道勒斯系的是蓝缎带。这真是舞台上的嘴套呀！维泰利斯把狗如此打扮一番，他肯定为警察导演了一场笑剧。 　　观众纷纷散去，只有少数几个人坐着不动，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老头儿有理。” 　　“不，他错了。” 　　“警察凭什么打孩子？孩子一没有招他，二没有惹他。” 　　“我看事情不妙。警察会指控他暴力反抗的。恐怕老头儿只能坐班房了。” 　　我怀着一颗忧伤不安的心回到了旅店。 　　维泰利斯早已不使我害怕了。确切地说，他只让我害怕了几个小时。我很快以真挚的感情爱他了，这种爱在与日俱增。我们总是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常常是从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形影不离；晚上睡觉时，我们平分同一捆干草，亲生父亲对他孩子的照料也不会超过维泰利斯对我的关怀；他教我念书、唱歌、写字和计数；在漫长的旅途中，他总是充分利用时间，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偶然的机会，教我这样或那样的课程；数九寒天，我分享他的毯子；酷暑盛夏，他帮我挑行李；餐桌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吃饭时，因为我们常常不是在餐桌上吃饭的——他从不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从不把最次的分给我，他总是平分好坏；真的，他有时也揪我的耳朵或者赏我一个耳光，用劲大概比一般当父亲的稍微重一点。可是，这种小小的教训决不会使我忘却我们相处以来他给予我的体贴，他对我说的金玉良言以及一切慈爱的表示。他疼爱我，我也爱他。 　　这个离别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逢？ 　　有人说起过坐班房的事。维泰利斯要坐多长时间的班房呢？ 　　在这段时间里，我将干些什么呢？怎么生活？靠什么生活？ 　　我的师傅有随身携带钱包的习惯，他被警察抓走的时候，未不及把钱交给我。 　　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几个苏，这能养活心里美、狗和我自己这一大家子吗？ 　　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两天，不敢迈出旅店院子的大门，一直守着心里美和狗，它们和我一样的悲伤和不安。 　　第三天，有人给我捎来了维泰利斯的一封信。 　　师傅在信中告诉我，他被关在监狱中，下周六要解送到轻罪法庭，因被指控违抗当局警察和对警察犯了粗暴的人身侵犯罪而受审。 　　他在信中还说：“我气昏了，这个重大的过错将要我付出很高的代价，认错已为时太晚。你来旁听吧，你从中可以吸取教训。” 　　接着，他又在信上对我平时的言行叮嘱了几句，最后，他说他亲吻我，要我代他亲吻卡比、心里美、道勒斯和泽比诺。 　　我读着信，卡此伏在我的两腿中间，用鼻子闻闻信纸，它的尾巴的动作说明：它靠嗅觉认出这封信出自主人的手。这是三天以来，它第一次露出活力和喜色。 　　我四处打听，有人告诉我轻罪法庭于星期六上午十时开庭。九点整，我已等在门口，第一个进入大厅。大厅里渐渐挤满了人，我还认出几个目睹警察和我们发生冲突的观众。 　　对于法庭和司法、我是一窍不通的。但是，我本能地对它存有一种可怕的恐惧心理，审讯虽然不是与我而是与我的师傅有关，但我似乎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我蜷缩在一只大火炉后边，背靠着墙壁，把自己尽可能地缩着。 　　最先受到审判的不是我的师傅，而是偷东西的、斗殴的人，他们一个个自称无辜，但到头来都判了刑。 　　最后，维泰利斯来到被告席上，他被挟在两个宪兵中间，坐在其他被告坐过的位子上。 　　开头说些什么，法官是怎么审问的，维泰利斯又是怎么回答的，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情绪异常紧张，没法听进去，或者说无法听懂。况且，我没有想到要听，我只是瞧着。 　　我看见师傅站着，长长的白发向后披着，象一个羞愧的受苦人。我望着审问他的法官。 　　“那么，”法官问，“您承认您把要逮捕您的警察揍了几下啰？” 　　“庭长先生，只揍了一下，不是几下。我走到我们演出场地时，看见警察打了和我同行的孩子一个耳光。” 　　“那不是您自己的孩子吗？” 　　“不是，先生。可我疼他，象疼我的亲生儿子一样。一看见警察打他，我心里就火冒三丈，我狠狠地抓住警察的手，不许他动手。” 　　“您也打了警察啰？”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有人用手揪住我的衣领，我忘记是谁扑到我身上来了。我只看见是一个男子，没有想到是警察，一种不自觉的、本能的行为使我冲昏了头脑。” 　　“您这年纪，不该轻易发火。” 　　“是不应该，可是很不幸，有时尽干不该干的蠢事，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我们再听听警察的证词。” 　　警察如实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但他着重强调的，是维泰利斯嘲弄别人的方式、语调和动作，而不是他挨到的一拳。 　　维泰利斯不大注意听取警察的证词，他在大厅里左顾右盼，我知道他是在找我。于是我毅然决然地离开躲藏的地方，混进好奇的人堆里，挤到了第一排。 　　他发现了我，哀伤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笑容。我觉得他见到了我感到很高兴，我的眼里不禁含满了泪珠。 　　“这就是您要辩护的全部内容吗？”庭长最后问。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但是对我所钟爱的孩子，他就要孤身一人了，为了他，我请求法庭宽容，请求法庭尽可能使我们分开的时间缩短。” 　　我认为，我的师傅会立即获释，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又一位法官讲了几分钟，最后审判长庄严宣布：“被告人维泰利斯，因犯有辱骂和殴打警察罪，判处徒刑两个月，罚金一百法郎。” 　　监禁两个月！ 　　我眼中噙着泪水。维泰利斯经过的那扇门哗地一声被打开，他跟在宪兵后面，门砰的一声又重新关上了。 　　两个月的别离！ 　　我到哪儿去呢？ 第十一章　在船上 　　我伤心地回到旅店，眼睛也哭红了。老板站在院子门口，用眼睛盯着我。 　　我正要迈进门槛去找我的几条狗，他把我叫住了。 　　“喂！你师傅呢？”他问我。 　　“被判刑了。” 　　“判多长时间？” 　　“两个月。” 　　“罚款多少？” 　　“一百法郎。” 　　“坐牢两个月，罚款一百法郎……”老板连连重复了三、四遍。 　　我想继续往里走，他又一次把我拦住。 　　“这两个月你想干什么呀？” 　　“不知道，先生。” 　　“啊！你不知道？我想，你有钱养活你自己和你那几只畜生吧？” 　　“没有，先生。” 　　“那你就指望我发个慈悲让你住下去了？” 　　“喔！不，先生！我不指望任何人。” 　　这是大实话，我并不指望任何人。 　　“好吧，孩子，”老板接下去说，“你说得有理。你师傅已经欠了我很多钱，这两个月，我再不能借钱给你了，到时候也不知道我的帐能不能收回来。你必须离开这里。” 　　“离开！先生，你让我到哪儿去？” 　　“这我管不着。我不是你父亲，也不是你师傅，我干嘛要留你？” 　　我一下怔住了，我该说些什么好呢？这人说得有道理，他为什么要把我留在他店里呢？对他来说，我只是一个累赘，一个包袱。 　　“走吧，孩子！带上你那几条狗，还有猴子，走吧！当然，你得把你师傅的包儿留下，他出狱时会来找的，到那时我们再结帐。” 　　这话倒使我有了一个主意，我满以为找到了留在这家旅店的办法。 　　“既然你肯定到那时可以结清帐目，那你把我留下，把我的费用记在我师傅的帐上就是了。” 　　“他付得起吗？孩子？几天的费用，你师傅是可以支付的；两个月嘛，就不一定了。” 　　“我尽量少吃。” 　　“你的那些畜生呢？不行，你自己明白，你必须给我滚！你到乡下去谋生，在那儿一定有活干。” 　　“不，先生，我师傅出狱后到哪儿去找我？他肯定要到这儿来找的。” 　　“等他出狱那一天你再来好了。从现在开始，足足有两个月呀，你可以到郊区，到水城走走，巴涅尔①、高德莱②、卢兹③，都是可以挣钱的地方。” 　　 　　①②③　这三个城市均为法国上比利牛斯省的小市镇。 　　“我师傅要是给我写信怎么办？” 　　“我替你把信收起来。” 　　“但我能老不回信吗？” 　　“唉，你真讨厌！我要你滚，你就得滚，越快越好！我给你五分钟时间，等我回到院子，要是还见到你在这里，就得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了！” 　　我感到任何强求都没用了，正如老板说的，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走进旅店的牲口棚，解下狗和猴子的链子，拍好背包的钮扣，把竖琴背在肩上，走出了旅店。 　　老板立在门口监视着我。 　　“要是有信来，”他大声说，“我替你保存。” 　　我匆匆离开城市，因为我的狗没有套上嘴套，万一碰上警察，我说什么好呢？说我没有钱给它们买嘴套吗？话倒是真的，总之，我的兜里仅仅有十一个苏。十一个苏想买嘴套那是异想天开。警察不会逮捕我吗？我师傅关在牢房里，我再一进去，那几条狗和心里美怎么办？我，一个流浪儿，现在成了一家之长，一班之主，我意识到责任的重大。 　　狗跑得很快，它们不时转过身来抬起头看看我。看它们那种神情，不用说就知道它们早已饥肠辘辘了。 　　心里美，我是让它坐在我的小包上背着走的，它时常拉我的耳朵，我不得不回头去看它。它搓着肚皮，那副样子就跟狗的眼神一样在叫饿哩； 　　我真想说我和它们一样，也是饿得发慌，我连午饭也没有吃；但又有什么法子呢？ 　　十一个苏不可能让我们饱吃一顿中饭和晚饭，我们能吃上一顿已知足了。这一顿饭必须在一天的中间吃，这样就可以顾上早晚两头了。 　　我们住过的、刚从那儿被赶出来的旅店位于圣米雪尔郊区，在通往蒙彼利埃①的路上，这条路我当然是走过的。 　　我急于逃离这个城市，在那里我有可能遇到警察。我来不及弄清楚这些路是通往哪儿的，我只想远离图卢兹，其余的一切对我都无关紧要。到这里或那里我都无所谓，反正吃饭住宿到处都要钱。住其实是次要的，现在是热天的季节，我们可以在星空底下或者在树林和墙脚边过夜。 　　 　　①　蒙彼利埃：法国临地中海城市。 　　但是吃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差不多走了两小时光景，中间一步都不敢停歇。几条狗越来越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心里美更是使劲地揪我的耳朵，搓它的肚皮。 　　我认为我们已远离图卢兹城，再也用不着害怕了。如果有人要我给狗戴上嘴套，我起码可以说朋天再戴。我走进了我们遇到的头一家面包铺。 　　我要买一磅半面包。 　　“您最好买两磅一块的，”老板娘说，“您还带着一个小动物园呢，两磅不算多。这些可怜的动物，得好好喂才行。” 　　对于我的这班人马来说，一块两磅重的面包也许不算多。就算心里美吃不了多少，我们每人也只能分得半磅。可是我的钱包里没有几个钱币了。 　　当时的面包是五个苏一磅，买两磅得化去十个苏，我一共有十一个苏，那么这样一来，我只剩下一个苏了。 　　在朝不保夕的时候，这样大手大脚，我觉得是不谨慎的。如果化七苏三生丁买一磅半面包，就可以剩下三苏两生丁留作明天用，这是一种不至于马上饿死、却又可以等待机会去挣钱的打算。 　　打算一定，我便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态对老板娘说，一磅半面包已足够了，请她不要多切。 　　“行，行。”老板娘回答说。 　　在一块我们肯定可以吃个精光的六磅重的大面包上，老板娘按我说的分量切下一块，放在磅秤盘里，轻轻拨了拨秤锤。 　　“稍微多了一点，”她说，“另加两生丁。” 　　她把我的八个苏划到了她的抽屉里。 　　我见过一些人，他们总是把找还给他们的几个生丁一推，说这几个零钱没什么用；我可不一样，我决不会推开找还给我的零钱。可是这一回我真没有勇气跟她斤斤计较，我把面包往胳肢窝里紧紧一夹，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店铺。 　　那几条狗欣喜若狂，在我周围欢蹦乱跳，心里美拨弄我的头发，轻轻地叫唤着。 　　我们没有走多远。 　　我把竖琴斜靠在路旁第一棵树的树干上，自己也往草地上一躺，几条狗坐在我的对面，卡比在中间，道勒斯和泽比诺在两旁；心里美不觉得疲倦，它站着，伺机偷吃它中意的面包。 　　分面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尽量把面包切成同样大小的五份。为了避免浪费，我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发，各人挨个儿领取，就象我们过去吃大锅饭时每人领自己的一份那样。 　　心里美需要的食物比我们少，所以分给它的东西就显得最充分，它的肚子吃得饱饱的，而我们却还象饿狼一般。我从它那份面包里拿了三小块，藏在我的背包里，过一会儿再给狗吃。末了还剩下四小块，我们每人又各分得一块，这既可算是我们要的加菜，又可算是饭后的甜食。 　　尽管这样的盛宴根本用不着谁来发表席间讲话，但是我还是觉得已经到了该由我来向同伴们讲几句话的时候了。虽然我自己看作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首领，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可以不向大家宣布面临的严重困境。 　　“是的，我的朋友卡比，是的，老朋友道勒斯、泽比诺、心里美，是的，我亲爱的伙伴们，现在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向你们宣布：我们的师傅要离开我们两个月！” 　　“呜！”卡比哼了一声。 　　“这首先对师傅本人，其次对我们大家，都是件伤心事。是他抚养我们，他一不在，我们将落到可悲的地步，我们是一贫如洗啊！” 　　卡比完全懂得这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它立起后腿走了一圈，好象在“贵宾”面前讨钱时的样子。 　　“你想演出几场？”我接下去说，“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能卖座吗？全靠这一招了。如果演出不成功，我得事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的全部财富只有三个苏，大家只好勒紧肚子了。事情既然已到这种地步，我希望你们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们不要捣蛋，要用你们的智慧为大伙服务；我请求你们要听话，要吃得省点，要有勇气。让我们拧成一股绳，相依为命。” 　　我不敢肯定，我的伙伴们对我那番即席讲话的美丽言词是否都能领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体会到了讲话的基本意思。它们懂得：由于师傅不在，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他们正等待我作出解释。如果说它们没有完全听懂我的讲话，那么，它们至少对我的做法是满意的，他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就证实了它们这种满意的心情。 　　我说的“聚精会神”，仅仅指的是狗，因为心里美不可能把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它以最浓厚的兴趣倾听了我演讲的开头部分。可是等我说了二十来句话之后，它一跃跳到替我们遮荫的那棵树上，在树枝上跳过来荡过去，自己作乐。假如卡比如此轻慢我，我的自尊心一定会受到伤害，但这是出自心里美的举动，所以并不奇怪，这仅仅是没头没脑的冒失行为。退一步讲，猴子的本性就是贪玩的。 　　我承认，我也象猴子一样喜欢玩耍，高兴地蹦来蹦去；然而我重任在身，不允许我去爱好类似的娱乐。 　　休息片刻之后，我发出了出发的信号。我们必须设法为今晚住宿或者无论如何为明天的午饭挣上几个钱。如果我们想省钱的话，也可以露宿。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看见一个村庄，看来这里是实现我计划的合适场所。 　　从远处看，这村子相当贫穷，看来能挣到的钱微不足道的。不过，我没有什么可灰心丧气的，我对赚钱的要求并不高，我甚至这样想：村子越小，我们碰上警察的机会就越少。 　　我为演员们一一梳妆打扮，秩序井然地走进村子。很遗憾，我们缺少维泰利斯这支短笛，我也没有他那军乐队队长的堂堂仪表，这样的仪表总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我没有他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富有表现力的面容。相反，我身体弱小，脸上露出的不安多于自信。 　　我一边走一边东张张西望望，想看看我们这一行动所引起的反响。反响实在一般得很，人们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去，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们。 　　我们来到一个小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四周梧桐成荫。我拿起竖琴开始奏一曲华尔兹舞曲，音乐是欢快的，我的手指是轻巧的，然而我的心情忧伤，肩上仿佛背着千斤重担似的。 　　我让泽比诺和道勒斯跳华尔兹舞，它们立刻遵命，踏着节拍旋转起来。 　　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瞧我们一眼。不过我看见有几个妇女在门口边织毛衣边聊天。 　　我继续演奏，泽比诺和道勒斯继续跳舞。 　　也许只要有人下决心向我们靠拢，只要有一个人走过来，那么第二个、第十个、第二十个也会接踵而来。 　　我徒然地弹奏着，泽比诺和道勒斯枉然地旋转着，人们待在家中，甚至不屑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上一眼。 　　真叫人绝望！ 　　然而我并不绝望。我更加卖力地演奏，竖琴的弦都快要拨断了，声音在颤动。 　　突然有一个小孩，我看是刚学步的样子，离开他家的门槛，朝我们走来。 　　孩子的母亲一定会跟上来的，在母亲的后面，也许还有她的女友。我们会有观众了，我们会有收入了。 　　我唯恐吓跑了孩子，或者说为了把孩子吸引过来，我开始轻轻地演奏。 　　孩子摆动着两只小手，慢慢地走过来了。 　　他来了，他快到了，再走几步，他就走到我们身边了。 　　孩子的母亲抬头一看，发觉孩子不在身旁，感到十分惊奇和不安。 　　她立即发现了孩子。她没有象我希望的那样奔过来，只是喊了一声，孩子就乖乖地回到了她的身边。 　　或许这些人不爱好舞蹈，不管怎么说，那是很可能的。 　　我让泽比诺和道勒斯趴下，我自己则用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演唱。 　　 　　哦，虚惰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多少次啊，我发出过绝望的叹息；① 　　①　原文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 　　我开始演唱第二段的时候，一个身穿短外套、头戴毡帽的男人朝我们走来。 　　终于有人来啦！ 　　我唱得更加起劲了！ 　　“喂喂！”那人朝我嚷嚷，“无赖，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停止了歌唱。他如此吆喝我，真使我有点六神无主。我瞠目结舌，呆呆地瞧着他向我走过来。 　　“喂，你回答不？”他问。 　　“先生，您瞧，我是在唱歌呀！” 　　“你有在我们镇上演唱的许可证吗？” 　　“没有，先生。” 　　“如果你不想让我去告你状的话，你就滚吧！……” 　　“不过，先生……” 　　“应该叫我乡警先生，离开这里，臭叫化子。” 　　乡警！按我师傅的遭遇，我懂得违抗城市或乡村警察要付出的代价。 　　我不等他重复这道命令。按照他的吩咐，我撒腿就走，重新踏上我们来的时候所走的路。 　　“叫化子”！这名称加在我头上是不公正的。我没有乞讨过，我只是在唱歌，我干的活儿就是唱歌。 　　不到五分钟，我们离开了这个不太好客的、戒备森严的村镇。 　　几条狗跟在我后面。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它们肯定懂得我们刚刚遇到的厄运。 　　卡比有时超在我前头，转过脸，用聪明的眼神好奇地瞧瞧我。换个别人，处在这个地位，早就要盘问我了。而卡比却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决不会给我出难题。它仅仅流露出好奇的心理，双颌因克制自己不让出声而颤动着。 　　当我们已经走远再也用不着害怕乡警的粗暴干涉的时候，我做了个手势，三条狗立即在我周围围成一圈，卡比在中间一动不动，它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 　　是给它们作出解释的时候了，它们在等我这样做。 　　“我们没有演出执照，”我开口说，“因此他们赶我们走。” 　　“那怎么办？”卡比晃晃脑袋好象在这么问。 　　“今晚我们要和满天星斗作伴了，到处都有我们的床铺，晚饭是吃不上了。” 　　一提起晚饭，我的伙伴们都嗷嗷地叫了起来。 　　我拿出仅存的三个苏来。 　　“你们也清楚，我们就剩这么一点钱了，如果今晚化去这三个苏，明天中午我们只好喝西北风了。我们今天已吃过饭了，为第二天着想是明智的。” 　　我又把这三个苏放回口袋里。 　　卡比和道勒斯顺从地垂下头去，泽比诺的脾气不是总那么好的，它的嘴也馋，所以它哼个没完。 　　我用严峻的目光瞧着泽比诺，仍然没法堵住它的嘴。我转身求助于卡比。 　　“给泽比诺解释解释，”我对卡比说，“好象它不愿听懂我的话。如果想明天吃一顿的话，我们今天的第二顿饭就得免了。” 　　卡比往它同伴身上踢一脚，争论似乎在它们中间发生了。 　　但愿人们不要因为“争论”一词运用在两只动物身上而觉得不合适。事实上，每一种动物肯定有它们各自特殊的语言。燕子窝做在屋檐下或门窗口，如果你曾经在这样的房子里居住过，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这种鸟不仅仅在轻轻哼着小调。拂晓时分，它们吱吱喳喳叫个不停，那是它们在发表真正的演说，谈论严肃的事情，或者在卿卿我我，谈情说爱。同族的蚂蚁在路上相遇，触角相擦，如果你不承认它们正就休戚相关的事交换意见，那么你又以为它们在干什么呢？至于狗，它们不但会说话，还会认字。请看看它们吧！它们伸着鼻子，或者低着头闻闻地面、石子和灌木林。它们忽然在一簇青草或一堵墙前停了下来。我们在墙上什么也看不见，而狗呢，它们可以在那上面认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用我们不认识的神秘的字写成的。 　　卡比对泽比诺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狗懂人的语言，人可不懂狗的叫声。我只看见泽比诺不听规劝，坚持立即化去三个苏。卡比生气了，露出獠牙，胆小如鼠的泽比诺方始作罢，无可奈何地不吱声了。 　　一场风波既然已经平息，余下的就是住宿问题了。 　　那天天气晴朗，白天风和日暖。在这样的季节里，露宿野外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要紧的是安顿好，要避开狼——如果本地有狼的话。还有，我认为更加危险的是乡警，对我们来说，他们比猛兽更可怕。 　　我们只有在白晃晃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去寻找栖身之地。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道路一直向前延伸着，走了一里又一里，夕阳的最后一道霞光已经消失，我们还没有找到投宿的地方。 　　现在，无论如何该当机立断了。 　　当我拿定主意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已走在一片树林之中。一块块光秃秃的空地错落其间，大块大块的花岗石象巨人一般耸立着，使这荒芜的地方显得格外凄凉。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想，在这些巨大的花岗石中间，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躲避夜寒的地方。我说的“我们”，指的是心里美和我。至于狗，我不必为它们操心，用不着担心它们在野外睡觉会发烧。至于我嘛，得当心点，因为我意识到我的责任。我一病倒，戏班将成什么样子？假使我还得照料心里美，我自己又将成什么样子？ 　　我们离开大路，走进乱石之中。我很快发现一块巨大的花岗石斜竖在那里，看上去，它的底部象个洞穴，上部似屋顶。风先生将干枯的松树针叶刮进山洞，做成了一张厚厚的软床。我们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住处了：睡觉有床垫，栖身有屋顶。我们缺少的只是一块当晚饭吃的面包，不过应当设法不去想它。有句谚语说得好：睡觉可以忘记饥饿。 　　睡觉前，我对卡比说，得靠它守卫我们。卡比真是好样的，它没有和我们一起睡在柔软的松叶上，它象哨兵一样，待在洞穴外站岗放哨。我可以安心地睡觉了。我知道，事先没有警报，是不会有人来接近我们的。 　　我在这一点上算是放心了，可是我无法马上在松叶上入睡。心里美挨着我，裹在我的上衣里，泽比诺和道勒斯缩成一团，盘卧在我的脚边，我的忧虑始终超过了我的疲劳。 　　白天——我们旅行的第一个白天——是很不顺利的。第二个白天又将怎么样呢？我饿极了，口干舌燥，可是我总共就只有三个苏，我在口袋里无意识地、徒然地摸着它们，钱币没有增加。一个，两个，三个，我的手老是停在这个数字上。 　　倘若明天和以后的日子找不到演出的机会，那么我如何养活我的戏班子？如何养活我自己？我又到哪儿去弄那嘴套和唱歌的执照呢？难道该让大家饿死在森林边的灌木丛里吗？ 　　我望着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的星星，翻腾着这些牵肠挂肚的问题。没有一丝风，没有树叶的飒飒声，也没有鸟儿的啁啾声和车轮的滚动声，万籁俱寂。在深邃的蓝天里，在我视线所及的范围内，一切都是空荡的：我们是被遗弃的人，孤独无援！ 　　我感到，我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我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啊，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啊，可怜的维泰利斯！ 　　我趴着，双手捧着脸哭个不停。突然，一阵热气掠过我的头发，我猛一下转过身。原来是卡比，它那湿润的、热呼呼的大舌头舔着我的脸颊。它听见我的哭声，过来安慰我。啊！它在我们旅行的第一个夜晚便已经保护过我了。 　　我张开双臂搂它的脖子，亲它湿润的嘴。它发出两三声呜咽，似乎在同我一起哭泣。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卡比坐在我前面望着我；小鸟在树林中唧唧喳喳地叫着；远处，在很远的地方，三钟经的钟声①在回荡；太阳早已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和煦的阳光温暖了我的身子，温暖了我的心。 　　 　　①　天主教教堂的楼在每天早晨、中午、晚上所打的钟声。 　　我们很快收拾停当上路了，朝着钟声的方向走去。哪里有村舍，哪里就有面包师。昨晚我们没吃没喝就睡觉了，今天一早肚子自然咕噜噜叫了。 　　我已打定主意化掉我的三个苏，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走进村子，我用不着打听面包铺的方向。我们的鼻子会给我们引路。我的嗅觉几乎和狗一样灵敏，远远就闻到了热面包的香味。 　　面包是五苏一磅，三个苏的面包我们每人只分得小小的一片，午饭就这样很快吃完了。 　　现在已经到了研究研究或者说考虑考虑白天弄点收入的时候了。为此，我跑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最适合于演出的场所，仔细观看每一个人的脸部表情，设法弄清他们究竟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对头。 　　我并不打算立即进行演出，因为时间尚不适宜。我只想熟悉一下这个地方，选个最理想的场地，到了晌午再来碰碰运气。 　　正当我一心考虑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背后大声咒骂，我急忙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老太婆在追赶泽比诺。我很快猜到了她追赶和咒骂的原因：泽比诺趁我不备时离开了我，它窜进别人家里，偷了一块肉叼在嘴里。 　　“抓小偷！”老太婆声嘶力竭地喊着，“抓住它！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一听到最后这句话，我心里觉得有罪，或者至少可以说，我应当对狗的过失负有责任，我也拔腿跑了起来。倘若老太婆要我赔肉钱，我该怎么回答？我们如果被当场捉拿，会被拘留吗？ 　　卡比和道勒斯见我逃跑，它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紧紧跟在我的后面，心里美坐在我肩上，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唯恐摔个四脚朝天。 　　跑出了一段路，已经不用害怕有人再会从后面追上我们了，但是有人从正面拦住我们怎么办呢？不幸的是，偏偏就有两三个人似乎有意在挡住我们的去路。幸好在这些对手面前，有一条横胡同，我一头钻进去，那几条狗跟着也飞奔过来。不一会，我们已到了野外。我只是在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才停住了脚步，也就是说，我至少一口气跑了一里路。我壮着胆子转过身看了一眼，发现再也没有人来追赶我们了。卡比和道勒斯同我寸步不离，泽比诺远远落在后头，它为了啃那块肉，中间一定停留过。 　　我呼唤它，泽比诺煞住了脚步。但它知道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没有向我靠拢，反而又逃开了。 　　泽比诺是被饥饿逼得去偷肉的，然而我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原谅它。既然是偷窃，偷窃者必须受到惩罚，这是我们戏班子的一条规矩。要不然，到下一个村子时，道勒斯也会效法同伴，卡比也会经不起引诱。 　　我应当公开处分泽比诺。要处分，首先得让它在我们面前“出庭”受审，而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请求卡比帮助。 　　“去把泽比诺找来。” 　　卡比立即出发去完成我交给它的任务。可是，我仿佛觉得它没有平日那种热情来扮演这个角色。在出发之前，它瞧了我一眼。我似乎觉得，它甘当泽比诺的辩护律师，而不愿充当我的宪兵。 　　我只好等待卡比和它的囚犯回来。这大概要等很长时间，因为泽比诺很可能不会立即被捉拿归案。可是，等待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苦事。我已经远离村庄，不用担心有人来追赶我。再说，我也跑累了，想休息休息。我无事可做，连去向都不明，又何必着急呢？ 　　我停留的地方，正是休息和等候的好场所。我们刚才无目的地狂奔着，不觉已到达南运河①岸边。自图卢兹出发，经过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现在来到了赏心悦目的绿洲，映入眼帘的是水、树木、碧草以及从两旁植物茂盛的岩缝中倾泻下来的一泓溪流，多么迷人的景色！我在此等候卡比和泽比诺，是再好不过的了。 　　 　　①　南运河：法国南部连接加龙河与地中海的一条运河。 　　一小时过去了，却不见它们的影踪，我开始着急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卡比耷拉着脑袋独自回来了。 　　“泽比诺呢？” 　　卡比卧下，战战兢兢的，我一看，发现它的一只耳朵上沾着鲜血。 　　不用作什么解释，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事情的原委：泽比诺造反抵抗宪兵；而卡比认为我的命令过分苛刻，虽然勉强地服从，却心甘情愿地挨了揍。 　　难道也要责备和教训它吗？我缺乏这种勇气，我自己已够伤心的了，无意再让别人受苦。 　　卡比的远征既然没有取得胜利。我只有一条路可走：等待泽比诺“浪子回头”。我对泽比诺是了解的：在它作了第一个叛逆的行动之后，它会听任受罚的。我等它幡然悔悟。 　　我躺在树荫下，把心里美拴好，生怕它异想天开去找泽比诺。我也让卡比和道勒斯伏卧在我的脚边。 　　过了半晌，还不见泽比诺归来。睡神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睡着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是日照当头了。我用不着看太阳就知道时候已经不早，我的肚子咕噜噜地叫，吃完那块面包已有半天了。那两条狗和猴子也示意我：它们同样饿得发慌。卡比和道勒斯满面愁容，心里美做尽怪相。 　　泽比诺仍然没有回来。 　　我喊它，我吹口哨，它都充耳不闻，依旧不露面。它肯定在饱餐一顿之后，躲在树林里舒舒服服地消化着这顿午饭。 　　我进退两难：如果走，泽比诺势必要迷失方向，找不到我们；如果死等着不动窝，我就没有办法挣钱糊口。 　　的确，必须填饱肚子已成为当务之急。狗绝望地望着我，心里美揉搓着肚皮，发出轻轻的抱怨声。 　　时间过得很快，泽比诺总也不回，我又一次派卡比去寻找它的同伴。半小时之后，卡比独自回来了，我明白，它没有找到泽比诺。 　　怎么办？ 　　泽比诺应当受到谴责，它的过失让我们陷入可怕的境地。但是我不能产生抛弃它的念头。到时我如果不能把三条狗如数交还给师傅，他会怎么说呢？此外，不管怎样说，泽比诺这个淘气鬼还是讨我喜欢的。 　　我决定等到傍晚。可是老是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听着肚子咕噜噜直叫——唯一可以听得见的不间断的响声，又没有任何消遣，实在使人难熬。 　　应当想点法子，让我们消遣消遣才好。 　　倘若我们能忘掉饥饿，那么在这忘却的时刻，一定会稍稍压下腹中的饥火。 　　我们干些什么好呢？ 　　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突然想到了维泰利斯对我讲过的故事。在打仗时，有一个团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一个个浑身乏力。有人奏起音乐，士兵们听着活泼、愉快的曲子，疲劳就消除了。 　　假如我也演奏一个欢乐的曲子，或许我们会把饥饿忘掉。我一演奏，狗和猴子跳起舞来，时间对我们来说会消磨得更快些。 　　我拿起靠在树上的竖琴，背朝着运河。我让演员们各就各位。然后我开始演奏一支舞曲，接着又演奏华尔兹乐曲。 　　一开始，演员们似乎没有跳舞的兴致。显而易见，一块面包更合它们的心意。可是，它们慢慢地活跃起来，音乐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我们大家忘记了面包（再说我们也没有面包）。我起劲地演奏，它们尽情地欢跳。 　　突然，我听到一个孩子清晰的声音：“好！”这声音来自我的背后，我急忙回头一看。 　　有一艘船停泊在运河的水面上，船头对着我所在的河岸，拉纤的两匹马停在对面。 　　这是条奇异的船，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船。它比一般在运河上航行用的驳船短得多，在离水面不高的甲板上，筑有一条玻璃游廊，游廊的前端，有一个遮荫的、上面覆盖着各种藤蔓的凉棚，藤蔓的叶子从锯齿形的凉棚盖上倒挂下来，象一片片由高处泻下的绿色瀑布。游廊里有两个人：一位年轻的夫人，神态高贵，但忧郁寡欢，她站立着；还有一个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好象是躺着的。 　　喝彩声可能是这个孩子发出的。 　　我恍然大悟，这突然的发现没有什么可怕之处。我举了举帽子，向为我叫好的人表示谢意。 　　“您是奏着玩的吗？”夫人操着浓重的外国口音问我。 　　“让我的演员找点事干干，再说……我也得解解闷。” 　　孩子做了个手势，夫人弯下身子。 　　“您愿不愿意再奏一支曲子？”夫人抬头问我。 　　问我愿意不愿意？为光临得这么及时的观众演奏，我当然用不着恳求。 　　“你们想看舞蹈，还是看滑稽剧？”我问道。 　　“喔，看滑稽剧！”小孩高喊一声。 　　可是夫人插进来说她喜欢舞蹈。 　　“舞蹈太短了！”孩子喊着。 　　“舞蹈完了之后，如果贵宾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表演各种杂耍，‘和巴黎马戏团表演的一般无二。’” 　　这句话原是我师傅常说的，我竭力学他说得很庄重。我仔细一想：有人拒绝看滑稽剧岂不更好！不然要组织这样的演出，够我为难的，一则我们缺了泽比诺，二则我们没有必要的服装和道具。 　　我重新拿起竖琴，开始演奏华尔兹舞曲，卡比马上用它的两条前腿搂住道勒斯的腰，它们俩踏着拍子旋转起来。接着是心里美的独舞。我们忘记了劳累，将保留节目一个接一个地表演着。演员们十分明白：一顿晚餐将作为对它们的酬谢。所以它们和我一样，不遗余力地表演着。 　　演出正在进行。突然，我看见泽比诺从一片树林中蹿了出来，它的同伴迎上前去。泽比诺厚着脸皮站到它们中间，扮演起它的角色。 　　我一面演奏，一面监督着演员们的演出。我不时地望着这小男孩。真怪呀！尽管他对我们的表演表示巨大的兴趣，但是他却一动都不动，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只有在为我们鼓掌的时候，他才动动手。 　　他瘫痪了吗？他象是被绑在一块木板上。 　　风不知不觉地将船吹到我们的岸边。现在，我可以象在船上、在孩子的身边一样，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个金发少年，脸色苍白，额部的青筋在白皙的皮肤下清晰可见。他的表情温顺而忧郁，稍稍有点病态。 　　“看你们剧团的演出花多少钱一张票？”夫人问道。 　　“观众高兴给多少就多少。” 　　“妈妈，那我们多给一点吧。”孩子说。后来他们又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了几句。 　　“阿瑟想就近看看你们的演员。”夫人对我说。 　　我示意卡比，卡比往船上纵身一跳。 　　“另外的怎么不上来？”阿瑟问。 　　泽比诺和道勒斯也跟着它们的同伴跳了过去。 　　“猴子！” 　　心里美跳上船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可是我对它一直不放心。它一到船上，可能要开各种玩笑，也许会引起夫人的反感。 　　“猴子坏吗？”夫人问。 　　“不坏，夫人。但它淘气，我怕它不守规矩。” 　　“那么，你和它一起上船吧！” 　　说罢，她向站在后面船舵旁的一个男人打了个手势，那人立即往岸上搭了块木板。 　　这是块跳板，借助它，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到船上去。我肩上背着竖琴，手里抱着心里美，庄重地上了船。 　　“猴子！猴子！”阿瑟叫了起来。 　　我走到孩子跟前，趁他抚摸猴子的当儿，从容不迫地将他观察了一番。 　　世上真是无奇不有！正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他的的确确被绑在一块木板上。 　　“孩子，您有爸爸吧，是不是？”夫人问我。 　　“现在就我一个人。” 　　“很久了吗？” 　　“两个月。” 　　“两个月！啊，可怜的小家伙！这么小的年纪，一个人过这么长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呢？” 　　“夫人，只好这样！” 　　“两个月后，您一定得向师傅交纳一笔钱吧？” 　　“不，夫人，他啥也不强迫我，只要我能养活自己和这个戏班子就行了。” 　　“你们至今一直不愁吃穿吧？” 　　我踌躇了一下。夫人向我问寒问暖。我还未见过这样的夫人，她使我肃然起敬。她和我说话时对我这样关心！她的声音是多么温柔！她的目光是多么亲切而鼓舞人心！我决心向她诉说真情。再说，为什么不说呢？ 　　我向她叙述了我是怎样被迫和维泰利斯分开的；我告诉她，维泰利斯是为了保护我而入的狱。我又把离开图卢兹以后，连一个苏都没有挣到的苦处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了。 　　在我讲述的时候，阿瑟正和小狗逗着玩。但是，他也在听我讲，我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你们一定饿得够呛了。”阿瑟大声说。 　　一听到这句大家熟悉的话，狗汪汪地叫了几声，猴子发疯似的摸肚子。 　　“啊，妈妈！”阿瑟喊了一声。 　　夫人对这样的呼唤是心领神会的。她用外国话吩咐站在半开着的舱门口探头张望的妇女，那妇女立刻将摆好饭菜的小桌端了过来。 　　“孩子，请坐下。”夫人对我说。 　　我用不着再三邀请，把琴撂在一边，很快在餐桌前坐下，那几条狗围在我的周围，心里美坐在我的膝上。 　　“您的狗吃面包吗？”阿瑟问我。 　　哪有不吃面包的狗！我给每条狗一块面包，它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猴子吃什么？”他又问。 　　猴子是不用别人侍候的。在我喂狗的时候，它已经抓起一块馅饼皮，躲在桌子底下吃得快噎死了。 　　我也拿起一块馅饼。如果说我没有象猴子一样噎着的话，那么我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和它没有什么差别。 　　“可怜的孩子！”夫人一面说，一面把我的酒杯斟满。 　　阿瑟一声不响，瞪着眼睛望我们，他一定对我们的胃口感到惊奇。我们一个个猛吃猛喝，就连泽比诺也不例外，它已偷吃过一块肉，照理不会那么饿了。 　　“要是碰不到我们，今晚你们上哪儿去吃晚饭？”阿瑟问。 　　“我想这顿饭就免掉了。” 　　“明天你们到哪儿去吃晚饭呢？” 　　“也许到明天，我们会碰到象今天这样的好运气。” 　　阿瑟中断了和我的谈话，他朝他母亲转过脸去。他们用外国话讲了很长时间，这种外国话我早已听见过。他好象有事相求，而他母亲不愿接受这样的要求，或者她起码对这样的要求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蓦地转过脸对着我，因为他的身体是不能动弹的。 　　“您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吗？”他问。 　　我望着他，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 　　“我儿子问您愿意不愿意和我们待在一起？” 　　“在船上吗？” 　　“是的，在船上。我儿子有病，医生嘱咐他躺在一块木板上，就象您看到的那样。为了不让他感到寂寞，我带他乘船旅行，您今后和我们住在一起。您的狗和猴子为阿瑟表演节目，阿瑟就是观众。孩子，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弹弹琴。这样您帮了我们的忙；我们嘛，或许对您也是有用的。你们不可能每天都能找到观众，象您这样年纪的孩子，挣钱是不容易的。” 　　在船上！我过去从未在船上待过，而待在船上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将在船上、在水上生活啦！这有多么幸运啊！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我感到震惊，我有点昏昏然．象做梦一般！ 　　几秒钟的思索使我体会到了这一建议中包含的幸福的全部内容，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的夫人是何等慷慨！ 　　我握着夫人的手吻了又吻。 　　她对我感激的表示似乎十分敏感，多次用手亲热地、几乎是慈爱地抚摸着我的额角。 　　“可怜的小东西！”她感叹道。 　　既然人家要我弹琴，我觉得我应当立即满足人家向我提出的这种愿望。从某一方面来说，迅速作出回答也是表示善意和感恩的一种方式。 　　我拿起乐器，走到船头上，开始演奏。 　　这时，夫人把一个小小的银哨子放到嘴边，吹出一阵尖利的哨子声。 　　我马上停止演奏，心里嘀咕着她为什么吹哨子，莫非意味着我弹得不好，还是要我暂时中止一下？ 　　阿瑟对他周围发生的事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出了我的不安。 　　“妈妈吹哨子，是让马重新往前走。”他说。 　　真的，船离开了岸，开始在平静的运河水上滑行，马拉着船，水浪拍打着船舷，两岸的树木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徐徐地往我们后面退去。 　　“您再弹好吗？”阿瑟问我。 　　他点点头，要他的母亲到他的身边去。他抓起他母亲的手握着。这时，我不断演奏着我的师傅教给我的各种不同的乐曲。 第十二章　我的第一个朋友 　　阿瑟的母亲是英国人，她叫米利根夫人，是位遗孀。阿瑟是她的独子——至少是她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因为她曾有过一个长子，后来这个长子离奇地失踪了。 　　那孩子是长到六个月时丢失的，或者说是被偷走的，以后再也没有重新见到他的踪迹。的确，那时米利根夫人不可能去作必要的调查，她的丈夫已奄奄一息，她自己也病得很重，经常昏迷不醒，对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等她起死回生，她丈夫已经死了，儿子也下落不明。调查是由她的小叔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负责的。但是选择这个小叔负责这个工作，这件事似乎不太符合常理，因为詹姆士·米利根先生和他的嫂子是有着财产上的利害冲突的，只有在他死去的哥哥没有留下任何子女的情况下，他才能继承他哥哥的遗产。调查毫无结果：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都无法发现这个失踪的孩子的踪迹。 　　然而，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是根本成不了他哥哥的继承人的，因为米利根夫人在她丈夫死去后七个月又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小阿瑟。 　　小阿瑟羸弱多病，医生说他活不长，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到那一天，詹姆士·米利根先生将成为他哥哥的爵位及财产的继承人。各国关于继承的法律不尽相同。在英国，在某种情况下，法律是允许小叔牺牲嫂子的利益而成为继承人的。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希望因他侄子的出世而搁浅了，但希望并没有破灭，他只好等待。 　　他等待着。 　　然而，医生的预言并没有兑现；阿瑟虽然病病歪歪，但他没有象当年宣判的那样夭折。母亲悉心的照料使他活了下来。这确实是个奇迹。感谢天主，这样的奇迹常常会出现的。 　　不知有多少次，人们以为他已经完蛋，但他得救了。他三天两头的得病，有时候，儿童容易染上的疾病接二连三地一齐向他袭来。 　　最近又发现阿瑟患有一种可怕的疾病，称作髋关节结核，病灶位于骸部。医嘱用含硫温泉浴治疗，于是米利根夫人特意来到比利牛斯山区。在进行矿泉水治疗试验无效之后，医生推荐了另一种疗法，这种疗法是让患者躺着不动。不许下地。 　　为此，米利根夫人请人在波尔多造了一艘船，就是我登上的那艘。她不能想象让她的儿子关在屋子里，他会因烦闷和缺乏新鲜空气而死去的，阿瑟自己不能走路，那他居住的那所房子就应当载着他四处走动。 　　这艘船被改装成一所活动房子，内有卧室、厨房、客厅和游廊。根据气候的变化，阿瑟从早到晚躺在这个客厅或游廊里，由他母亲陪在身旁。阿瑟只要睁开眼，沿途的景色就能一幅幅地展现在眼前。 　　他们离开波尔多港已有一个多月，沿途经过加龙河，进入南运河；由南运河沿地中海辗转经过无数的湖泊和运河；然后沿罗纳河①溯流而上，进入索恩河②，再通过索恩河驶向卢瓦尔河至布里亚尔③，经过布里亚尔运河到塞纳河④，沿河去鲁昂⑤；在那里，他们将乘大型客轮返回英国。 　　 　　①　罗纳河：法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一条河流。 　　②　索恩河：法国东部河流，是罗纳河最重要的交流。 　　③　布里亚尔：法国卢瓦雷省一小市镇。 　　④　塞纳河：法国的大河，主要港口有勒阿弗尔、鲁昂和巴黎。 　　⑤　鲁昂：法国重要港口、城市，在塞纳河下游，是法国的艺术之城。 　　当然，关于米利根夫人和阿瑟的这些细节，并不是我到达的那天就全部掌握的。我只是逐步地、慢慢地才了解的。在这里，我把这些细节汇集在一起，那是为了让我的故事具有完整性。 　　我乘坐的是天鹅号游船。在我到达的那天，我仅仅对我住的房间环视了一番。那是一间客舱，约有两米长，一米宽，小巧玲珑，是儿童梦想中最迷人、最卓绝的房间。 　　室内唯一的家具是一个五斗橱，它象物理学家取之不尽的烧瓶一样，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五斗橱的桌面是不固定的，是活动的。它一被掀开，下面就是一张地道的床铺，有床垫、枕头和被子。当然床并不太宽，不过在上面睡觉，绰绰有余。床下有一抽屉，内有供盥洗用的一切必需品。再下面，是分开的一个个格子，可存放内衣和衣服。室内没有桌椅——起码没有通常样式的桌椅。在床头靠隔板的地方，有一块小木板，放下便是一张桌子。床脚边还有一小块木板，当椅子用。 　　船壳板上有一舷窗，上面装有可开启的圆玻璃，用于卧室光照和流通空气。 　　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和洁净的房间，室内的一切都用漆过的细杉木护壁板装饰，天花板上贴有黑白方格的上蜡麻布。 　　然而，我还不仅仅是开了眼界！ 　　当我脱下衣服躺在床上，一种全新的舒适感不禁油然而生。床单贴着我的皮肤，我感到那么柔软而没有任何刺痒的感觉，这是破天荒头一遭。我在巴伯兰妈妈家里，睡的是硬邦邦的粗麻布床单，跟随维泰利斯后，我们常常睡在麦秸或干草上，根本谈不上床单。要么就是住旅馆，旅馆的床单当然总要比褥草强得多。而如今我裹着的床单却是多么精致！多么柔软！多么芳香！床垫比我昨天睡过的松针叶不知要软多少倍！寂静的夜已不再令人担忧，黑暗中不再会有憧憧的人影。我透过窗口，遥望满天繁星，它们在向我倾诉安慰和充满希望的话语。 　　这一夜尽管我睡在软绵绵的床上，我还是在天蒙蒙亮时就醒了，心里老惦记着我的演员昨天夜里过得怎样。 　　我发现这一帮子演员依然在我昨天安置的地方，呼呼的睡着，似乎这条游船几个月以来一直是它们的安乐窝似的。我一走近，狗惊醒了，高兴地跑过来，想得到我早晨见面时的爱抚。唯有心里美半睁着一只眼，不动窝，发出如雷的鼾声。 　　用不着费多少心思就能猜到它这种举动的意思。心里美先生生性敏感易怒，一旦生起气来，就会长时间赌气。看眼前的情形，它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带到我的房间去睡觉而在不痛快，就用假寐来表示它的不满。 　　我不能向它解释我被迫违心地把它留在甲板上过夜的原因。我觉得是错待了它，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我把它抱在怀里，抚摸它，向它表示我的歉意。 　　开始，它仍然赌气。过了一会儿，它那变化无常的天性又使它心思不定了。它做了个动作，意思是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和它一起到岸上走走，它或许会宽恕我。 　　我昨天见到的那个掌舵的船老大早已起床，他正在清扫甲板，他愿意往岸上搭块跳板，我于是带了我的全班人马下船来到了草地上。 　　我与狗、猴子一起玩，大家奔跑呀，跳沟呀，爬树呀，时间过得很快。当我们返回时，马已驾上辕，拴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上，只待马鞭一响就拉纤出发。 　　我赶紧上船。几分钟后，系在岸上的缆绳被解开，船老大坐到舵旁的位子上，纤夫跨上马背，牵引索上的滑轮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我们动身了。 　　架舟漫游真是其乐无穷！马沿着拉纤的道路奔驰，我们在水面上轻轻滑行，丝毫没有颠簸的感觉。郁郁葱葱的两岸往我们后面徐徐退去，耳旁只听得碰击船底的潺潺的水声和马脖上的铃铛声。 　　我们前进着。我倚在船边上，凝望着高傲的白杨，它们的树根扎在鲜嫩的绿草丛中，颤动的树叶在清晨宁静的空气中摇曳着。那沿岸的白杨排列成行，组成一道绿色的厚幕，挡住斜射过来的日光，只是从树叶的缝隙中才筛过一道道柔和的光线。 　　有一段水路，水完全呈黑色，水下好象有着深不可测的无底深渊；而在另一些地方，河水透明、平静，水下闪闪发亮的卵石和丝绒般的水草清晰可见。 　　我出神地张望着，突然从背后传来呼唤我的声音。 　　我急忙转过身子，原来有人把躺在木板上的阿瑟抬了出来，他母亲守在一旁。 　　“您睡得好吗？”阿瑟问我，“比睡在野地里强吧？” 　　我走过去，用彬彬有礼的语言回答他和他的母亲的问话。 　　“狗在什么地方？”他又问。 　　我一声呼叫，几条狗摇头摆尾地跑过来了，心里美尽做鬼脸，就象它预料到我们要演出一样。 　　然而今天并没有演出。 　　米利根夫人把她儿子挪到避光的荫凉处，她自己坐在他的身边。 　　“请您把狗和猴子带开，”她对我说，“我们要学习了。” 　　我遵照她的嘱咐，带着我的戏班走到船头上。 　　这可怜的病孩适宜于学习什么呢？ 　　只见她母亲看着一本打开的书，让她儿子背诵课文。 　　阿瑟躺在木板上背诵着，一动也不动。 　　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是在试背，他实在结巴得厉害，没有三句连成一气背出来的，而且常常背错。 　　她母亲温和而又严格地让他重背。 　　“您不会背这则寓言。”她说。 　　她用“您”和她儿子说话，我听后好生奇怪，我并不知道英国人是不用“你”来称呼人的。 　　“啊，妈妈啊！”孩子无可奈何地喊着。 　　“您今天背错的地方比昨天还多。” 　　“我是努力想学会的。” 　　“可您没有学会。” 　　“我学不会。” 　　“为什么？” 　　“不知道……我学不会……我是病人呀！” 　　“您的脑子没有病，我不相信您什么也学不会，我也不容许您借口有病，在无知中成长。” 　　米利根夫人似乎很严厉，然而她语调还是那么温和，不露一点愠怒的声色。 　　“您为什么学不好功课？您真使我伤心。” 　　“我不会，妈妈，我对您说，我不会。” 　　阿瑟哭了起来。 　　正象米利根夫人说过的，阿瑟的眼泪使她感动，使她难过，但决没有动摇她的决心。 　　“今天上午我本来想让您跟雷米和他的狗玩玩，”她继续说，“可是，您得在一字不漏地背出这则寓言之后，才可以玩。” 　　说完，她把书本递给阿瑟，往回走了几步，似乎要回舱里去，让她儿子独自躺在木板上。 　　阿瑟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从我站着的地方也能听到他啜泣的声音。 　　米利根夫人看来很溺爱她的孩子，那么她为什么对这可怜的小家伙又这么严厉呢？如果说他学不好功课，那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也许是因为他的确有病的缘故啊。 　　她抽身要走，没有说一句亲切的话。 　　然而她没有走开，没有回到船舱去，她还是回到了儿子身旁。 　　“咱们试试一起学好吗？”她说。 　　米利根夫人坐在儿子身边，重新拿起书本，轻轻地讲着《狼和小羊》的故事，阿瑟一字一句地跟她重复着。 　　她读了三遍之后，把书交给阿瑟，要他一个人学习，她自己回舱里去了。 　　阿瑟开始朗读寓言，从我待着的地方看去，只见他的嘴唇在动。 　　看得出来，他是在专心地学习。 　　但是，这种专心没有持久，他的眼睛很快又从书本上移开，嘴巴不怎么动了，最后完全不动了。 　　他不念也不背了。 　　他东张张，西望望，他的目光和我相遇了。 　　我做做手势，叫他继续看书。 　　他微微向我一笑，好象在对我说，他感谢我的提醒，然后他的视线又盯在书本上了。 　　但是，他很快又抬起头来，从运河的右岸望到左岸。 　　因为阿瑟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我便站起来，以引起他的注意，我对着他指了指书。 　　他难为情地拿起了书本。 　　不到两分钟功夫，不巧一只椋鸟箭似的从船头掠过运河水面，留下一道蓝光。 　　阿瑟抬头遥望。 　　当鸟影消逝在天边的时候，他瞧了瞧我。 　　于是他对我说： 　　“我就是学不会，学还是挺想学的。” 　　我走过去对他说： 　　“这个故事并不怎么难。” 　　“哦，难，挺难的。” 　　“我倒觉得很容易，听您妈妈念，我好象也记住了。” 　　他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我给您讲讲好吗？” 　　“为什么？您不可能会讲。” 　　“会讲，可能会讲，让我试试看好吗？您拿着书。” 　　他拿起书本，我开始背诵，只有三、四个地方我重背了两次。 　　“怎么？您真会！”他大吃一惊。 　　“背得还不太好，现在我想可以一字不错地背出来了。” 　　“您怎么学会的？” 　　“我听您妈妈讲的时候很专心，不去注意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连忙把视线移向别处，一时感到很难为情。 　　“我知道您是怎么听讲的了，”他说道，“我一定象您那样去听讲。对了，脑子里容易混淆的词儿，您是怎样记的？” 　　我是怎样记的？我说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然而，我尽可能地设法向他解释清楚，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这故事讲的是什么？”我问，“讲的是绵羊，于是我就想到了绵羊，然后便联想到绵羊在干什么：‘绵羊在牧场平安无事’，于是我又看见绵羊安全地躺在牧场上，既然我已看见了它们，我再也忘不掉它们啦。” 　　“哦，”阿瑟说，“我也看见了绵羊，‘绵羊在牧场平安无事’，有白的，也有黑的；我还看见了牧场，牧场用栅栏围着。” 　　“您忘不掉啦？” 　　“哦，忘不掉啦。” 　　“平时谁在看守羊群？” 　　“狗。” 　　“羊平安无事的时候，狗用不着看守，那狗干些什么呢？” 　　“什么事也没有。” 　　“它们可以睡大觉，于是我们可以说，‘狗在睡觉’。” 　　“是的，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吗？现在我们学别的东西。狗和谁在一起看守羊群呀？” 　　“牧羊人。” 　　“要是羊平安无事，牧羊人无事可做，那他怎么打发时间呢？” 　　“吹笛子呗。” 　　“您看见他吹笛子了吗？” 　　“看见了。” 　　“他在什么地方？” 　　“在一棵大榆树下。” 　　“他一个人吗？” 　　“不是，他和附近的牧羊人在一块儿。” 　　“这样，您看见了羊、牧场、狗和牧羊人，您能一字不错地背背这篇故事的开头吗？” 　　“我觉得可以。” 　　“试试看。” 　　经我这么一说，又听了我关于如何熟记看起来难背的课文之后，阿瑟怀着激动而又不安的心情瞧瞧我，似乎并不信服我说的道理。在犹豫几秒钟之后，他拿定了主意。 　　“绵羊在牧场上平安无事，猎狗在睡觉，牧羊人和他的同伴在一棵大榆树下吹着笛子。” 　　他拍拍手，大喊一声： 　　“我记住了，一个错也没有。” 　　“您想用同样的办法学完寓言的下面部分吗？” 　　“当然想学。和您在一起，我相信一定学得会。啊，妈妈到时候该多欢喜啊！” 　　正象他学会第一句句子那样，阿瑟开始学力寓言的下一部分。 　　不要一刻钟。他把寓言故事全记住了。他一字不漏地背诵着，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 　　一开始，她看见我们在一起，生气了，满以为我们在玩呢，可是，阿瑟没等她母亲说完两句话就抢着说： 　　“故事我会了，是雷米教我的。” 　　米利根夫人瞧着我，不胜诧异。她正要问我，阿瑟却没等他母亲的要求就背诵起。狼和小羊。来了。他洋洋得意、兴致勃勃地背诵着，既不磕磕巴巴，也没背错。 　　这时我望着米利根夫人，她那秀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双眸似乎蓄满了泪水。她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儿子．我不知道她真的哭了没有。 　　“词儿本来是死板的，”阿瑟说，“它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而实物呢，却看得见。雷米教我看到了牧羊人和笛子。于是当我抬头时，发现我再也不注意周围的事了，我看见了牧笛，听到了笛声。妈妈，我给您唱一支歌好吗？” 　　阿瑟用英语唱了一支带点伤感的歌。 　　这一回，米利根夫人真的哭了，她站起来时，我看见她的眼泪沾湿了她孩子的脸颊。她走到我的身边，拉着我的手，异常亲切地握了又握，我激动得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您真是个好孩子。”她对我说。 　　我讲述这小小的插曲，为的是让大家知道，从那天起，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昨天，人们把我看作和我的狗和猴子一样，是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逗乐的要把戏的。可是这一课，却把我从狗和猴子的圈子中分了出来，成了阿瑟的同伴，几乎成了他的朋友。 　　还必须立即加以说明的是：我后来才知道，米利根夫人看到儿子不好好学习，或者说她儿子什么也学不会的时候，她总是偷偷地掉眼泪。尽管他得了疾病，他母亲还是要他学习。这种病一定是慢性的，正因为如此，她想从现在起，就训练他的脑子，以便身体一旦康复，就可以弥补失去的时间。 　　然而她至今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说阿瑟对每天给他安排的作业丝毫也没有表现过不顺从或者畏缩，那么要他用功听讲，他却是害怕的；他顺从地接过别人放在他手中的书本，他甚至乐于张开双手主动去把书本要过来，但是他张开的是手，不是头脑，他象机器般地不动脑筋，勉勉强强地，或者说马马虎虎地复述着别人硬塞进他头脑中的词句。 　　为此，她母亲心中老感到一阵阵酸楚，对他绝望了。 　　所以，当她听儿子背诵我在半小时之内就把他教会的故事时，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意。她自己化了几天的功夫，都没能把这个故事装进她儿子的脑子里。 　　现在，每当我回忆起我在船上与米利根夫人和阿瑟一起度过的日子时，我总觉得这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一页。 　　阿瑟对我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我也在同情心的感召下，不加思索地把他当成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之间不曾发生过争吵；在他身上看不出他的地位所赋予的最起码的优越感；在我身上也没有丝毫拘束的表现，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拘束。 　　这或许是由我的年龄和对生活的无知所决定的。但是，米利根夫人那颗温柔和善良的心无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她常常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那样，和我说话。 　　而且，乘船旅行对于我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没有一刻会使你感到烦恼和疲倦，从早到晚，生活的每一时刻都是那么充实。 　　自从建成铁路之后，游人再也不去参观南运河了，人们甚至对它的名字已感到陌生。然而，它毕竟是法国的一大名胜。 　　我们从维尔弗朗什 德-洛拉盖①城来到了阿维诺乃②城，然后又到了诺鲁兹墓石，那儿建有运河的设计师里凯③的纪念碑，同时，那儿又是汇入大西洋的河流和汇入地中海的河流的分水岭。 　　 　　①②　这两个城市均为法国西南部上加龙省的市镇。 　　③　里凯（1604-1680），法国南运河设计者。 　　我们又穿过风车之城卡斯特拉诺达里④及中世纪城市卡尔卡松⑤，经过福兹拉纳船闸，它那并排的闸室是那么有趣，我们终于来到了贝齐埃⑥。 　　 　　④　卡斯特拉诺达里：法国南部奥德省城市。 　　⑤　卡尔卡松：法国南部奥德省首府。 　　⑥　贝齐埃：法国南部城市，临地中海。 　　每当遇到有趣的地方，我们白天只行驶几里路就停下来不走了；反之，当遇到景色单调时，我们的船便迅速向前驶去。 　　我们出发的时间和前进的速度是根据路上的情况来确定的。我们不用去担忧旅行者平日遇到的一些操心事；我们用不着长途跋涉去寻找下榻和就餐的旅馆。 　　我们一到吃饭的时间，就在游廊内用餐，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还可悠然地欣赏运河两岸一幕幕的景色。 　　太阳落山以后，当我们发现夜色已经把我们笼罩起来的时候，我们便停下来，直到第二天天亮。 　　我们老是待在我们的船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闲得发慌的夜晚，这漫长的夜晚对旅行者来说常常是十分凄凉的。可是恰恰相反，夜晚对我们来说常常是短促的，就寝的时刻总是在我们还没有多少睡意时便来催我们上床了。 　　船停航时，遇上凉爽的天气。我们就待在客厅里，生起一堆温暖的文火，驱除对病人有害的潮湿和雾气。有人拿来煤油灯，把阿瑟安置在桌子前面，我就坐在他的身边。米利根夫人给我们看小人书或风景画片。这些书和画片如同游船是专为这次特殊的航行而建造的那样，也是专门为这次旅行挑选的。我们的眼睛感到疲倦的时候，她打开书本，朗读其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又能听得懂的段落；她或者合上书本和画册，跟我们讲述神话故事和一些与我们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有关的历史。她一边讲着，一边用眼睛直定定地望着她的儿子。看着她煞费苦心地想出一些易懂的词句去表达思想，的确使人感动。 　　遇上美好的夜晚，我也发挥起我的作用。我拿着坚琴下船，来到某个地方，坐在树荫里，演唱着所有的歌曲，弹奏我会的各种曲子。在这幽静的夜晚，阿瑟饶有兴趣地欣赏着音乐。他看不见谁在演奏，只是常常高喊一声：“再来一次”。于是，我把刚才演奏过的再重复一遍。 　　对于一个离开了巴伯兰妈妈的茅屋，跟随维泰利斯先生长途跋涉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生活。 　　我可怜的乳母制作的盐煮土豆与米利根夫人的女厨师制作的奶油水果馅饼、果冻、奶油和糕点，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多么鲜明的对照！往日跟在我师傅的屁股后面，冒着风雨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或是顶着骄阳作长途的徒步旅行。而今日却乘船漫游！ 　　说句公道话，我应当说，我对在新的生活中得到的精神上的幸福比米利根夫人赐予我的物质上的享受更为敏感。 　　是的，米利根夫人的糕点是香甜可口的；是的，我不再忍受饥饿、酷热或者寒冷，这是值得庆幸的。然而，米利根夫人的情意比这一切更能温暖和取悦我的心。 　　我曾两次经受了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之间的纽带被割断或解开的痛苦；第一次，是我从巴伯兰妈妈身边被强行夺走；第二次，是和维泰利斯的别离。我曾两次孤身一人置于世界上，无依无靠，只有我的动物做我的朋友。 　　在我陷于孤独和绝望的时刻，我遇到了我所热爱的、对我表示同情的人：一位妇女，一位漂亮、温柔、亲切、慈爱的夫人和一个同我年龄差不多的、把我当作他的同伴的孩子。 　　每当我瞧着苍白、痛苦的阿瑟躺在木板上的时候，我这个身强力壮的人曾不知有多少次羡慕过他的幸福。 　　我羡慕的，并不是他周围拥有的财富，也不是他的游船。我所羡慕的，是他母亲灌注在他身上的爱。 　　他被如此地疼爱，该有多么幸福！他每天要被亲上十次、二十次，他自己也要真诚地亲他的母亲——一位高雅的夫人，当她向我伸出手来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碰她的手！ 　　我伤心地对自己说，我将永远也不会有一位亲我的、我也要亲她的母亲。也许有一天我会重见巴伯兰妈妈，那将是我一件特大的喜事。不过，我不能象从前那样叫她“妈妈”了，因为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孤独啊！我将永远地孤独！但也是这种思想，使我更加领会到因米利根夫人和小阿瑟对我亲切相待而在我内心引起的生活乐趣。 　　我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分享到的一份幸福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我没有母亲，没有兄弟，没有家庭，但我有了朋友，我应当为此感到幸福。 　　我应当是幸福的，事实上，我是十分幸福。 　　然而，我的新生活看来再甜蜜，我也必须很快和它告别，回到往日的生活中去。 第十三章　弃儿 　　旅途的日子过得真快，我师傅出狱的日期快到了。 　　我们离开图卢兹越远，我的心思就越沉重。 　　这样的乘船旅行，没有艰辛，也没有牵挂，确是迷人的；但是，要返回去，就得沿着河徒步走完这段来的路程。 　　再也没有柔软的床铺，没有奶油和糕点，也没有围坐在桌边的夜晚，日子就不会过得那么惬意了。 　　更使我难受的是：我将与阿瑟和米利根夫人分别了，我将舍弃米利根夫人和阿瑟对我的爱，我将失去他们，象我从前失去巴伯兰妈妈一样。我多么愿意在这些人的身边生活，难道我爱这些人并被这些人所爱，只是为了和他们骤然分手吗？ 　　可以说，这一忧虑是笼罩在那些欢乐日子里的唯一阴影。 　　一天，我终于拿定主意向米利根夫人打听，问她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返回图卢兹。我说，我要在师傅跨出牢门时，到牢门口迎候。 　　一听说我要走，阿瑟叫了起来： 　　“我不愿让雷米走！” 　　我告诉他说，我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我属于我师傅，他已经把我从我父母那里雇了过来，我应当在我的师傅需要我的时候，回到他身边去为他效劳。 　　我说到我的父母，但没有说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要不然，这就等于自认是个弃儿了，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一种耻辱。自从我懂事之后，我看到过村子里的人在各种场合对孤儿院的儿童所表示的种种歧视。弃儿！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了。我的师傅知道我是个弃儿，但他是我师傅。我宁死也不肯向象米利根夫人和阿瑟这样肯以平等地位抬举我的人张口承认自己是弃儿，这岂不是要他们厌恶地把我推出门外从此不再要我了吗？ 　　“妈妈，应该把雷米留下。” 　　阿瑟再三要求着。阿瑟除了学习受他母亲管教外，样样事情都是他母亲的主宰，他要她怎样她就得怎样。 　　“我会很高兴把雷米留下的。”米利根夫人回答道，“您和他结下了友谊，我也很疼爱他。不过话得说回来，要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而我和您是没有权利决定的。第一，雷米得自己愿意和我们在一起……” 　　“哦！雷米很愿意，”阿瑟打断他母亲的话说，“雷米，您说是不是？您不是不想回图卢兹去吗？” 　　“第二，”米利根夫人不等我回答就接下去说，“雷米的师傅必须同意放弃对他的权利。” 　　“首先是雷米，雷米。”阿瑟又打断她母亲的话，继续谈他的想法。 　　当然，维泰利斯是我的好师傅。他过去照料我，教我功课，我是感恩不尽的。但是，我在他身边度过的日子和米利根夫人提供的生活条件实在无法作任何比较；同样我对维泰利斯的爱与米利根夫人和阿瑟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情也不可能作任何比较。一想到这些，我暗暗责备自己不该对我认识不久的外国人怀有比对我的师傅更深的感情。不过事实如此，我从心底里热爱米利根夫人和阿瑟。 　　“在作出回答之前，”米利根夫人接下去说，“雷米应当好好考虑考虑，我摆在他面前的，不完全是游山玩水的生活，而是一种劳动的生活。他得学习，伏在书本上，跟阿瑟一起学习，他应当把这一点和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比较一下。” 　　“不用比较了，”我说，“夫人，我向您保证，我领会您提出这些建议的全部价值。” 　　“妈妈，您瞧，”阿瑟大声说，“雷米愿意。” 　　阿瑟拍手称好。显而易见，我已把阿瑟从不安中解脱出来，刚才他母亲说到学习和书本时，我看见他的脸上流露出忧虑的表情。要是我拒绝留下，这对害怕书本的阿瑟来说必定是最大的不安。幸好我并没有这种害怕，书本不但不使我感到害怕，它反而吸引着我。虽然我手捧书本的时间还不长，但是我在读书时度过的时间，给我的快乐却胜于辛苦。因此，米利根夫人的建议使我受宠若惊，我真诚地感谢她那种豁达大度的气概。我再不会失去天鹅号，我再不会失去甜蜜的生活，我再不会和阿瑟及其母亲分别。 　　“现在的问题是，”米利根夫人继续说，“应当征得雷米师傅的同意，我写信告诉他，请他到塞特①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图卢兹去；路费由我给他汇去。在向他解释清楚我们不可能乘火车返回的理由之后，我希望他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如果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再听雷米父母的意见就行了，他们的意见也是应当征求的。” 　　 　　①　塞特：法国靠地中海的一个港口。 　　直到那时，谈话一直按照我的愿望进行着，真象有个仙女用她的魔杖点了我一下，帮了我的忙似的，但最后几句话无情地把我从梦幻中带回到了悲惨的现实。 　　征求我父母的意见！ 　　我父母肯定会说出我想秘而不宣的事，真相将会大白：我不过是一个弃儿！ 　　这样，阿瑟和米利根夫人不会再要我了；他们向我表示的友谊也将化为乌有。阿瑟竟和一个弃儿玩耍！还把他视为同伴和朋友！我留给他们的记忆一定会使他们痛苦。 　　我茫然不知所措。 　　米利根夫人用惊奇的眼光瞧着我，希望我说话。可是我不敢回答她的问题。她满以为是我师傅即将到达的消息使我如此激动，所以她不再坚持问我了。 　　幸亏此事发生在晚上睡觉之前，我可以避开阿瑟好奇的目光，带着我的忧虑和沉思，躲进舱内。 　　这是我在天鹅号上度过的第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是一个可怕的、使人焦躁不安的长夜。 　　怎么办？说些什么才好？ 　　我找不到答案。 　　我翻来覆去地思索，想到的办法总是矛盾百出，最后只好决心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说。既然我无能为力，我只好听之任之，任凭命运的摆布了。 　　也许，维泰利斯不愿抛弃我，这样，事情的真相就不会被揭穿。 　　这个被我看作如此可怕的真相，竟然使我终于希望维泰利斯不要接受米利根夫人的建议。 　　也许我必须离开阿瑟和他的母亲，我必须抛弃或许能重见他们的想法。这样，他们至少不会对我产生不愉快的回忆。 　　信发出三天之后，米利根夫人收到了复信。维泰利斯在寥寥几行的信中说，他荣幸地接受米利根夫人的邀请，将于下星期六乘火车于下午两点到达塞特。 　　我得到了米利根夫人的允许后，便带着狗和猴子前往车站迎接，等待师傅的到来。 　　几条狗深感不安，它们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心里美却无动于衷；我的心在怦怦地跳着。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呀！啊！如果我的胆子大一点的话，我一定会恳求维泰利斯不要说出我是个弃儿的秘密。 　　可是我缺乏这种胆量。我觉得，“弃儿”这个字眼是永远也不可能从我的口中说出的。 　　我站在车站广场的一个角落里，紧紧地牵着三条狗，又把心里美揣在我的短外套里，我等待着，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发生的事情。 　　狗首先闻到了主人的味道，它们提醒我火车已经进站。我突然觉得被往前拉了一下，因为我没有提防，几条狗逃脱了。维泰利斯穿着平日的服装，刚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便欢叫着，奔跑着，围着主人乱蹦乱跳。卡比虽没有它的同伴那么灵巧，但它动作迅速，一下子跳到主人的胳膊上，泽比诺和道勒斯抱住他的腿不放。 　　我也走上前去。维泰利斯放下卡比，把我搂在怀里，破天荒第一次吻了我，嘴里连声说： 　　“你好！我可怜的小宝贝！”①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我的师傅从来没有对我厉害过，可也从来没有对我这样亲热过。我还不习惯这种感情的流露。他的举动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不禁眼泪盈眶，心中一阵酸楚。 　　我望着他，发觉他在狱中变得衰老了，背驼了，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嗯，我的孩子，你觉得我变样了，是不是？”他对我说，“监狱的日子不是好受的，烦闷是最伤身体的一种疾病，不过现在好了。” 　　然后，他转了个话题。 　　“这位写信给我的夫人，”他说，“你在哪儿认识的？” 　　于是，我把如何遇见天鹅号游船，如何从此在米利根夫人及其儿子身边生活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详细细地向他述说了一遍。 　　我的故事拖得很长，生怕叙述到故事的末尾，要涉及到一个使我害怕的话题。现在，我万万不能告诉我的师傅，说我想离开他，去和米利根夫人以及阿瑟生活在一起。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坦白，我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我们已经来到了米利根夫人下榻的旅馆。关于米利根夫人的信，维泰利斯对我守口如瓶，也只字不提她势必在信中提出的建议。 　　“这位夫人在等着我吧？”我们走进旅馆时维泰利斯问我。 　　“是的，我把您带到她房间去。” 　　“不用。你把房间号告诉我，你带着狗和猴子等在这里。” 　　我师傅说话时，我没有回嘴和争辩的习惯。然而这一次我壮着胆想试试，要求陪他一同去见米利根夫人。在我看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可是维泰利斯把手一扬堵住了我的嘴，我服从了，坐在旅馆门口的长凳上等候，几条狗守在我周围。其实狗也很想跟他进去，不过它们和我一样，也没有违抗他不准进去的命令，维泰利斯是善于发号施令的。 　　维泰利斯和米利根夫人交谈，他为什么不让我在场？我翻来覆去地思量着，不等我找到答案，他却已经回来了。 　　“去和那位夫人告辞一下，”他对我说，“我在这里等你，十分钟后我们就走。” 　　我惊呆了。 　　“怎么？”他等了等说，“你没有听懂我的活吗？笨蛋，干吗站着不动。快！” 　　用这样粗暴的口气说话，并不是维泰利斯的习惯。而且，自从我和他在一起以来，可以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 　　我不理解其中的原因，站起来，木然地服从了。 　　我上楼向米利根夫人的房间走去，但只走了几步便回过头来问他： 　　“您说过……” 　　“我说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因此我不准备放弃对你的权利，快去快回吧！” 　　他的话稍微振作了一下我的精神，我当时完全被“弃儿”这个固定不变的想法所控制了，我还以为：如果必须在十分钟以后离开的活，那是因为我的师傅讲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我身世的缘故。 　　我走进米利根夫人的卧室，只见阿瑟在哭，他的母亲正俯身安慰他。 　　“雷米，您不走，对吗？”阿瑟大声问。 　　是米利根夫人替我作了回答，说我应当服从主人的命令。 　　“我请求您的师傅把您留在我们身边，”她说话的声音使我眼泪直流，“但他不同意，怎么也说服不了他。” 　　“他是个坏人！”阿瑟嚷嚷着。 　　“不，维泰利斯不是坏人。”米利根夫人接着对我说，“您对他有用。再说，我认为他是真正疼爱您的，他的话完全出自一个远比他现在的地位高得多的正直人之口。他回答我，拒绝的原因是：‘我爱这个孩子，孩子也爱我。我让他待在我身边，接受生活严峻的考验，这要比他在你们家过那种虽非您的本意、但实际上却是类似仆童的生活为好。您可以教育他，让他学习，这没错；您还可以培养他的智慧，这也没错。可是您不能陶冶他的性格。他将是我的孩子，他不可能成为您的儿子，这比充当看来是十分和蔼可亲的病孩的玩偶要强得多。再说，我也可以教育他。’” 　　“反正他不是雷米的爸爸！”阿瑟嚷嚷道。 　　“不错，他不是雷米的爸爸。可是，他是雷米的师傅，雷米是属于他的，雷米的父母已经把雷米在给他了，眼下雷米应当服从。” 　　“我不愿意让雷米走。” 　　“雷米应当跟他师傅走，不过我希望他走的时间不要长久，我将写信给他的父母，和他们商量。” 　　“啊，别商量啦！”我喊着。 　　“怎么不要商量？” 　　“哦，别商量了，我求求您。” 　　“孩子，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呀！” 　　“我求求您，好吗？”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倘若米利根夫人没有提及我父母的话，我向她告辞的时间会比我师傅允诺的十分钟长得多。 　　“您父母在夏凡侬，对吗？”她问道。 　　我没有回答她。我走到阿瑟跟前，把他搂在我的怀里，亲听亲呀，把我对他的全部友情都倾注在亲吻中。然后，我从他无力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走到米利根夫人面前双膝下跪，捧起她的手，吻了又吻。 　　“可怜的孩子！”她弯下身子说。 　　她亲亲我的额角。 　　于是，我急忙起身，向门口奔去。 　　“阿瑟，我永远爱您！”我的声音因呜咽而变得断断续续，“夫人，我永远忘不掉您！” 　　“雷米！雷米！”阿瑟大声喊我。 　　我没有听见更多的话，因为我已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 　　一分钟之后，我走到了师傅身边。 　　“上路！”师傅对我说。 　　我们走上了弗隆蒂涅昂大道，离开了塞特。 　　就这样，我离别了我的第一个朋友，又一次被抛向充满冒险的世界中。这种冒险的生活，如果我——可恶的偏见的牺牲品——不被愚蠢的恐惧所吓倒的话，本来是可以幸免的。 第十四章　雪和狼 　　现在，不论日晒雨淋，还是尘埃扑面和道路泥泞，或者竖琴的背带勒得我肩膀生疼，我又要跟在师傅后面长途跋涉了。 　　我又得在公共场合扮演傻瓜的角色，又哭又笑，以博得“贵宾”们的欢乐。 　　这一变化是严酷的，因为一个人对于舒适和幸福的生活总是很快就习惯了。 　　我感到厌恶、烦恼和疲倦，这种感觉在我与这世界上幸福的人度过两个月的甜蜜生活之前，是没有的。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回首翘望，尽情地想念着阿瑟、米利根夫人和天鹅号游船，凭着我的记忆，重新回到了昔日的生活。 　　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晚上，我躺在乡间肮脏的小客店里，回忆起天鹅号上的客舱，益发觉得如今的床单是多么粗糙！ 　　我将永远不能和阿瑟一块玩耍了！我将永远听不到米利根夫人亲切的声音了！ 　　幸运的是，在我满腹忧伤和愁思百结的时候，我有了一点安慰；我的师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和蔼，更加温柔了，如果这一字眼适用于维泰利斯的话。 　　在这方面，或者至少在待我的情义上，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变，这点鼓舞着我支撑下去。每当我回忆起阿瑟而感到揪心时，我不再掉泪！我觉得，我不是天涯的孤子。在我师傅的身上，有一种比一个师傅更可贵的东西。 　　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常常想拥抱维泰利斯，我多么需要倾吐我心里的感情啊1可是我不敢，因为维泰利斯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人。 　　开始，在我们相处的初期，是害怕使我对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现在，我觉得好象是一种隐约的崇敬感在抑制着我。 　　离别我家乡的时候，在我的眼中，维泰利斯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去识别他。但是我在米利根夫人身边居住的日子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知识。说也奇怪，当我细细端详我师傅的时候，我从他的风度气派和言谈举止中，找到了他和米利根夫人一些相似之处。 　　然而我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师傅不过是个耍猴把戏的艺人，而米利根夫人却是位贵妇人。 　　但是，我内心的思索不能对不断出现在我眼前的现象视而不见。维泰利斯只要愿意，他便是位“绅士”，正象米利根夫人是位贵妇人一样。他们两个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米利根夫人始终是位贵妇人，而我的师傅只是在某些场合才是位“绅士”，但是他的绅士风度总是如此完全、如此纯粹以致使那些最傲慢无礼、最不知害臊的人也望而生畏。至于我，我既不骄横，也很讲礼貌，可我也深深地为他的这种绅士风度所慑服，不敢随意向他倾吐我的感情，哪怕这种感情是由他本人的循循善诱所激起的。 　　从塞特启程后一连几天，我们都闭口不谈米利根夫人和我在天鹅号上的那段日子。可是慢慢地我们谈话的内容开始出现这个话题了，而且往往是师傅首先谈起的。不久，米利根夫人的名字几乎是没有一天不被提起。 　　“这位太太，你喜欢她？”维泰利斯常问我，“是的，我理解你。她待你好，特别好，你只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想念她就行了。” 　　他常常加上一句： 　　“应当这样做！” 　　起初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逐渐琢磨出了“应当这样做！”的含义，那就是拒绝米利根夫人要把我留在她身边的建议。 　　当我师傅说“应当这样做！”的时候，他想到的准是上面这个意思。我似乎觉得在他的话音里带有后悔的成分。他很想让我和阿瑟待在一起，然而又不能那样做。 　　尽管我一点也猜不透为什么师傅不能接受米利根夫人的建议，尽管米利根夫人向我作出的解释我不明白，然而对于师傅的这种遗憾的表示，我还是从心底里感激的。 　　要是现在，他或许会接受这个建议了吧？ 　　我对这点还抱着好大的希望哩！ 　　我们为什么没有遇见天鹅号呢？ 　　天鹅号应当沿罗纳河溯流而上，我们也在沿着河岸前进。 　　因此，我一边向前走着，眼睛常常向着水面瞧，两岸的山丘和肥沃的平原已失去了它们的魅力。 　　当我们来到一个城市，不管是阿尔、达拉斯贡、阿维侬、蒙特利马、瓦朗斯、图尔农或者维埃纳①，我首先要去察看一遍码头和桥梁，我在寻找天鹅号。每当我远远瞥见湮没在茫茫白雾中的一艘游船时，我总要停下来等待，看看过来的是不是天鹅号。 　　 　　①　以上均为法国东南部城市。 　　但是，这不是天鹅号！ 　　有时我大着胆子去向船员打听，向他们描述我所寻找的游船的模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看见过。 　　看来我的师傅已决定要把我让给米利根夫人了，至少我是这么想象的，没有必要再害怕人家谈论我的身世或者害怕人家给巴伯兰妈妈写信了。反正事情已经决定，害怕也无济于事了。这件事将由师傅去找米利根夫人商谈，在我的幼稚的想法中，米利根夫人会愿意把我留下，我师傅也会同意放我走，事情便解决了。 　　我们在里昂②停留了好几个星期。所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都用来消磨在罗纳河和索恩河的河边上。我象一个土生土长的里昂人，对爱奈桥、梯勒西桥、居的梯埃桥或主宫医院大桥都了如指掌。 　　 　　②　里昂：法国东南部大城市，在索恩河和罗纳河汇合处。 　　我徒然地寻找，连天鹅号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我们必须离开里昂向第戎①方向进发，重见米利根夫人和阿瑟的一线希望成了泡影，因为我在里昂时，把我能在旧书摊上找得到的所有法兰西地图都已研究过，我知道：天鹅号去卢瓦尔河必定经过的中央运河在流到索恩后便分成两条支流，一条流向沙隆②。 　　 　　①　第戎：法国东部大城市。 　　②　沙隆：法国索恩-卢瓦尔省首府，位于索恩河及中央运河交界处。 　　但是我们到达沙隆后仍没有看见天鹅号的行踪，我们只好又启程。时到如今，我也只好抛弃幻想了。 　　真是屋陋偏遭风雨打。在我绝望的时刻，天气变得恶劣起来，季节提前了，冬天日益逼近。冒雨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步履愈来愈艰难。晚上，当我们来到一家蹩脚旅馆或是一个谷仓的时候，我们总是已经筋疲力竭，连衬衣也总是浇透了，有时连头发也溅上了泥浆，一路上我从来没有怀着高兴的心情睡过觉。 　　离开第戎以后，我们穿过科尔多山岗，一股潮湿的寒气直钻我们的筋骨；心里美变得比我更忧郁、更不高兴。 　　我师傅的想法是尽快赶到巴黎，因为只有在巴黎，我们才有在冬天演出几场的机会。可是，或许是因为口袋里钱少，也可能出于其他别的原因，他决定不坐火车，让我们徒步走完第戎到巴黎的这一段路程。 　　遇上好天气，我们就在路过的城市或村庄作一次短暂演出，弄点微薄的收入后继续上路。 　　直至走到夏蒂荣①，尽管我们时时要忍受寒冷和潮湿的痛苦，情况还算顺利。离开这个城市之后，雨停了，风向开始转北。 　　 　　①　夏蒂荣：塞纳省内一小市镇。 　　开始，我们没有丝毫的怨言。迎面扑来的北风当然很不好受，但不管怎么说，寒风再刺骨也总比潮湿强。几个星期以来，我们浑身都潮得发出霉味了。 　　风不那么干燥了，天空布满了大块的乌云，太阳已经消失，一切预示着我们将面临一场暴风雪。 　　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大村庄落脚而不受暴风雪的袭击。可是我师傅的想法是尽快赶到特鲁瓦②去，因为特鲁瓦是个大城市，如果恶劣的气候把我们在那里困上几天的话，我们可以演上几场。 　　 　　②　特鲁瓦：法国中东部城市。 　　“快睡觉吧，”我们在旅店安顿下来以后，他对我说，“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启程，我担心遇上暴风雪的袭击。” 　　维泰利斯没有立即躺下，他待在靠近厨房炉灶的角落里，给白天挨冻的心里美暖暖身子。尽管我们已注意把它裹在毯子里，小猴子还是冻得直哆嗦。 　　第二天早晨，我遵照他的嘱咐，早早就起床了。天还没有亮，天空黑暗深沉，没有一颗星星，它象一个巨大的黑盖子罩在地上，要把大地压得粉碎似的。门一开，刺骨的寒风钻进壁炉，使昨夜埋在灰烬下的余薪又燃烧起来。 　　“我要是您呀，”旅店老板对我师傅说，“我就不走啦。雪眼看就要下了。” 　　“我着急，”维泰利斯回答道，“我希望在下雪之前能赶到特鲁瓦。” 　　“除非你们是飞毛腿！” 　　然而我们还是动身了。 　　维泰利斯把心里美藏在他的短外套里，用自身的热量暖它的身子。几条狗在这干燥的天气下在我们面前欢乐地跑着。师傅在第戎替我买了块老羊皮，我把它反穿着，羊毛朝里，身子裹在里面，北风吹得老羊皮紧紧贴在我的身上。 　　风太大，张嘴说话是不好受的，我们俩默默地快步走着，既为了要赶路，也是为了要暖和暖和。 　　尽管应该是天亮的时候了，天空却没有一丝光亮。 　　东方一束乳白色的光线终于冲破了黑暗，但是太阳却仍然不肯露面，虽然长夜已经过去；但要说这是白昼，那还未免过早。 　　旷野的景物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一片苍白的亮光，好象从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大窗洞里漫溢了出来，从东方平铺着擦过地面，我们看到了遍地的树叶和被风吹得精光的树干，这里和那里零零落落地有一些篱笆和荆棘，上面贴附着被风卷上去的枯树叶，天际的大风使它们旋转滚动，发出干裂的声音。 　　大路和田野上不见一个人影，也听不到辚辚的车马声和鞭子的噼啪声。唯一有生命的动物是一些听得见但看不到的小鸟，因为它们躲藏在枯叶下面。只有喜鹊在大路上跳跃，它们仰着头，翘着尾巴，等我们一走近就飞上树梢，喳喳地冲着我们发出几声不祥的叫声。 　　突然，北面的天空出现一个苍白的影子，迅速地由小变大，朝我们方向移动，我们听见一阵很不协调的怪叫声。那是从北方飞往南方的大雁或者野天鹅群，从我们头顶上空掠过。当我们看见片片羽毛在空中飞舞着掉下来的时候，它们已经飞得老远了，在乌黑的天空中留下几片白絮。 　　我们经过的地方，景色凄凉。万籁俱寂，在这阴森森的日子里，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只看到荒野、秃岭和焦黄的树林。 　　北风紧吹，风向略有转西的趋势。从地平线那边，涌过来一大片赤褐色的乌云，黑压压，沉甸甸，好象压在树梢上一样。 　　不一会儿，几片象蝴蝶般大的雪花从我们眼前一飞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没有落到地上就打起旋来。 　　还没有走多少路程，我似乎已觉得在大雪前到达特鲁瓦是不可能的了。当然，落雪也不怕，我甚至这样想：“下了雪，北风便停了，天也就不会那么冷了。” 　　不过，我也不知道暴风雪是怎么回事。 　　然而，我很快就可以领教了，并将终生难忘。 　　从西北方向涌上来的乌云逐渐逼近，一道白光照亮了那边的天空，云幕半开了，那是在下雪。 　　现在不再是“蝴蝶”在我们眼前飞舞，而是雨雪交加把我们包围了。 　　“我们不可能赶到特鲁瓦那是注定的了，”维泰利斯说，“我们必须到前面遇见的第一户人家去躲一躲。” 　　这是一句只能使我非常高兴的好听话！可是哪儿能找到好客的人家呢？在迷茫的大雪把我们团团围住之前，凡是我的视力能到达的地方，我都仔细地察看过了，没有发现什么房子，甚至连村舍的影子也没有；恰恰相反，在我们面前，在围绕我们山丘的两侧，是幽暗无边的林海，我们快要踏进深山老林了。 　　因此我们不能对期待中的房子寄予过大的希望。不过，雪也许不会再下。 　　然而，雪连绵不断，密密匝匝地越下越大。 　　转瞬间，大雪覆盖了道路，覆盖了道路上它的一切阻碍物：石子堆，低洼处的枯草丛，路沟旁的灌木丛。朔风越刮越猛，地面上的雪被它卷得往前打滚，遇到障碍，便堆成雪冢。 　　令人讨厌的是，我们竟也成了大雪的阻碍物。雪落在我们身上，从光滑的表面往下滚去，一遇空隙就象灰尘似的注里钻，然后很快融化了。 　　我感觉到，雪在我的脖子上化成冰水，一直往下淌。我师傅把他的羊皮袄敞开着，好让心里美透透空气，因此，他的情况不会比我好多少。 　　我们冒着风雪，默默地继续行走，有时我们只好侧转身子去喘口气。 　　狗已不再在前面走了，它们跟在我们背后，央求我们找一个地方躲躲，我们却无能为力。 　　我们全身湿淋淋，冷冰冰，艰难而又盲目地慢慢走着。我们早已进入茫茫林海，根本找不到藏身的地方，道路全被风雪淹没了。 　　幸亏呼啸的大风逐渐减弱了它的威势，但是，雪下得更大了。现在落下的已不再是纷纷扬扬的小雪，而是密密匝匝的鹅毛大雪了。 　　不到几分钟，路上盖了厚厚一层白雪，我们走在上面，连一点响声都没有。 　　我发现师傅不时往左边张望，仿佛在寻找什么，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片广阔的林中空地，人们去年春天曾在这里砍伐过，幼树的柔韧的嫩枝在积雪的重压下都弯下了身子。 　　他希望在这边能找到什么呢？ 　　而我呢，我顺着路一直往前看，在我视线能及的范围内看看森林是不是很快就有尽头，看看是不是能发现房屋。 　　然而，要透过这片白茫茫的飞雪看出去，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几米远之外的景物已变得模糊不清。眼前只看得见密密麻麻的大朵雪花，浑似一张大网，将我们团团裹在里面。 　　情况实在不妙，因为以前每当我在暖暖和和的房间里，站在窗台前看下雪时，心里也难免会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惆怅感，而今，我心里想，暖和的房间大概还离得很远呢！ 　　然而，应当继续前进，不能丧失勇气。我们在雪地里已越陷越深，落在帽子上的雪也愈来愈沉了。 　　突然，我看见维泰利斯伸手指着左边的方向，好象是要我留意。我一瞧，仿佛模模糊糊地看到林中空地上有一间用树枝搭成的窝棚。 　　不用解释，我已经领会了师傅把窝棚指给我看的意图。他并不是要我欣赏窝棚的雪景，而是想找到一条通向窝棚的道路。 　　找路是很困难的，厚厚的积雪将大路小道全覆盖了。然而在林中空地的边缘，在高大的树林处，我似乎觉得大路的濠沟被填满了，那儿肯定是通向窝棚的小路。 　　这种推论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走下濠沟，很快找到了那间窝棚。 　　窝棚用柴捆和树枝搭成，顶上铺有枯枝，密密麻麻的，雪一点儿也钻不进去。 　　这个藏身之所不比一间屋子差。 　　狗比我们更加性急，更加灵敏，它们首先冲进小屋，在干燥的地上，在尘土中高兴地乱滚乱叫。 　　我们高兴的心情也不亚于那几条狗。不过，我们不必在尘土中打滚来表达我们这种心情，尽管这对弄干我们的衣服有好处。 　　“我料到的，”维泰利斯说，“在新伐木的空地里，一定会有伐木工的小屋。现在，雪随它下吧！” 　　“对，让它下吧！”我以挑战的口吻说。 　　我走近门口，或者确切地说，我走近窝棚的洞口（因为窝棚是没有门窗的），我将上衣和帽子上的雪抖搂干净，生怕把窝棚里边弄湿了。 　　窝棚的结构和陈设极其简陋，里边唯一的摆设是一张用土坯搭成的长凳和几块用来坐人的大石头。但是，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垒在角落里的五、六块砖头，象是个炉子。 　　生火！我们可以生火啦！ 　　不错，光有炉子还不够，要生火就得有柴禾。 　　在我们这样的屋子里，柴禾是不难找到的。墙壁上、屋顶上全是唾手可得的柴禾，你只要从木柴捆中抽出几根树枝就可以了，只要注意不要到处乱抽，以免弄塌我们的房屋。 　　说干就干。不一会儿，炉子里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发出劈劈啪啪的欢叫声。 　　当然，燃烧的火焰有烟，烟不从烟囱里出去，它便在屋内弥漫开来，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反正这是一堆火焰，我们需要的是温暖。 　　我趴在地上吹火，几条狗坐在火炉周围，一本正经地，屁股着地，伸着脖子，在熊熊的火光前，露出冰冷的、湿淋淋的肚子。 　　不久，心里美也掀开了主人的上衣，探头探脑地瞧瞧它所在的地方。经过观察之后它放心了，一下子跳到地上，挑了个炉前最好的位置，伸出两只颤抖的小爪子在火上烘烤。 　　我们的师傅是个谨慎而富有经验的人。早晨，在我起身之前，他早已备好了路上要吃的东西：一个大面包和一小块奶酪。眼下可不是过于讲究和过于挑剔的时候。因此，一见面包，我们大家都流露出分外满意的神情。 　　可惜，每一份面包的量很少。我分到的那一份，使我大为失望。原来，师傅没有把整块面包分给大家，只给了我们一半。 　　“我对这儿的路不熟，”他看着我困惑的目光后说，“不晓得到特鲁瓦之前能不能找到吃住的旅店。再说，我也不了解这片森林，我只知道这里树林很多，密林一个接着一个；沙乌斯森林、罗米利森林、奥特森林和渥蒙森林。也许我们离住家还有好几里，我们被困在这小屋里可能不是一两天的事，得留一点干粮晚上吃。” 　　这个理由我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话丝毫没有打动狗的心肠。它们刚吃上几口，就发现主人把面包装进了口衣。于是，它们向他伸出爪子，搔他的膝盖，一个劲儿地施展它们富于表现力的动作，向主人投去哀求的目光，巴不得让主人打开口袋。 　　哀求和亲热的表示都没有用，口袋甭想打开。 　　不管这顿饭多么次，它还是帮助我们振作了精神。我们有了住宿的地方和暖烘烘的火炉，就能静静地等候大雪停下来。 　　我觉得待在这样的小屋里，没有什么可怕，我尤其不同意我们可能被困在这里很久的说法，就象维泰利斯刚才为了省几口面包而说的那样，雪总不见得会没完没了地下吧？ 　　然而事实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雪快要停了。 　　从窝棚的洞口看出去，我们发现风静了，密密匝匝的雪花还在迅速地往下落，不停地一层盖一层。 　　看不见天了，亮光不再来自天上，它来自地面，来自覆盖大地的耀眼的地毯。 　　三条狗围着火炉安顿下来，都被迫歇息了。它们有的蜷缩成一团躺着，有的侧卧着，卡比的鼻子伸在炉灰里，它们都睡着了。 　　我也产生了象它们一样想睡觉的念头，今天是大清早起的床，或许在梦中乘天鹅号游览比观赏雪景更有趣味吧。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睁眼醒来往外面一看，雪已停了，堆在我们窝棚前的雪层厚得多了，要重新上路的话，积雪势必会没过我的膝盖。 　　几点钟了呢？ 　　我不大好意思问我的师傅。最近这几个月，微薄的收入补偿不了他在诉讼和狱中花去的费用，因此在第戎，为了替我买那件羊皮袄和各种各样东西，他不得不卖掉了他的表——一只大银怀表。就是维泰利斯刚招我入戏班时，我见过的那只卡比看表报时的怀表。 　　没有大怀表看时间了，现在只好靠天色来判断。 　　可是，外面的天色回答不了我：地面上是一条耀眼的白带；空中是一片浓厚的迷雾；天空里，有一条模模糊糊的光芒和几处难看的黄颜色。 　　这一切无法给我们指明白昼确切的时辰。 　　耳朵也不比眼睛更灵验。周围是绝对的宁静，既没有鸟叫声，也听不到鞭子的抽打声和马车车轮的滚动声，甚至连黑夜都比不上这个白天那么沉寂。 　　除了沉寂，我们的四周是一片平静。雪使一切运动停止了，僵化了。有时偶尔在一声窒息的响声之后，人们依稀可以看到松树枝在沉重地摇晃。树枝在积雪的重压下渐渐地弯向地面，等到弯得太厉害时，雪滑落了下来，树枝又突然挺起身子，露出它墨绿色的松针，在其它从头到脚裹着白雪的树木中显得格外突出。远远望去，仿佛在这银色的世界上，处处有幽深的洞穴。 　　我站在洞口，正惊叹着这样的景色时，师傅叫我了。 　　“你想上路？”他问我。 　　“不知道，我没有任何主意；师傅想让我于什么我就干什么。” 　　“那好，我的意思是待在这儿，我们在这儿起码有个住的地方，还有火。” 　　我想我们的面包已不多了，不过我没有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照我看，雪很快又要下了，”维泰利斯接着说，“不该冒冒失失上路，我们也不晓得离住家还有多远，雪夜是不好受的，不如在这儿过夜好，至少我们的脚是干的。” 　　不谈吃饭问题，其余的安排没有什么使我不高兴的。再说，我们立即上路的话，也不一定能在天黑之前找到一家有晚饭吃的旅店；相反，我们会走上一条从未有人踏过的覆盖着积雪的道路，行程将是艰难的。 　　现在看来只好勒紧腰带，待在我们的窝棚里了。 　　吃晚饭的时候，维泰利斯把剩下的面包分成六份给了我们。 　　真遗憾！剩余的面包少得可怜，很快就分完了。我们尽量把面包切成小块，以便延长晚餐的时间。 　　当我们如此急促地吃完了这顿如此可怜的晚饭时，我以为那几条狗又要耍吃午饭时的鬼花招了，因为很明显，它们还饿得发慌哩。可是，它们没有这样做。我又一次看到，狗是多么聪明！ 　　我们的师傅已把刀放进他的裤兜，这说明晚宴已经结束。卡比站起来，向它的两个伙伴点点头，然后走到我们通常存放食物的干粮袋旁边闻闻，再用爪子轻轻扒拉干粮袋。在仔细观察以后，它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了。它回到炉前的位子，又一次向道勒斯和泽比诺点点头，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伸出四肢躺了下来。 　　什么也没有了，用不着再要了。 　　它的动作比语言更能叫人明白。 　　卡比的伙伴懂得这样的语言，象它一样叹口气躺在炉火旁。在泽比诺的叹气声里却有点不肯罢休的味道。它胃口好，嘴也馋。在它看来，这种牺牲比其它任何牺牲更为痛苦。 　　雪总是那么连绵不断地下着，又下了很久。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人们看见在地面上织成的那张银白色的地毯，正沿着春天砍伐过的树根上长出的幼小的芽条逐渐增厚，先是枝条还露在白色的波浪上面，不久枝条也被吞没了。 　　晚饭后，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分辨窝棚外的景物。在这阴暗的日子里，天黑得很早。 　　到夜里。雪还在下，大朵大朵的雪花犹如鹅毛从黑色的天空继续垂落在银白色的大地上。 　　既然我们必须在此歇宿，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赶快睡觉。我向狗学习，裹在白天在火上烤干的老羊皮里，用一块扁平的石头作枕头，在炉火边躺了下来。 　　“睡吧！”维泰利斯对我说，“等我想睡时再喊醒你。睡在这小窝棚里，用不着怕猛兽和盗贼，不过我们当中总得有人看住火。否则雪一停，会冷得要命，我们小心点好。” 　　没有等我师傅再催第二遍，我早睡着了。 　　至少凭我的想象，当我师傅叫醒我时，夜已经很深了，雪也停了，熊熊的火焰仍在燃烧着。 　　“这回该轮到你了，”维泰利斯对我说，“你只要不断往火里添柴就行。你瞧，我已为你准备了一大堆木柴。” 　　一大堆木柴的的确确堆在那里，伸手就可拿到。我师傅不象我，他睡觉时容易被惊醒，他不愿意让我在抽取墙上的树枝时吵醒他。因此，他为我预备了一堆木柴，我只要拿的时候不出声就行了。 　　这个措施可能很明智，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种措施没有为维泰利斯带来预期的效果。 　　维泰利斯见我已睡醒并准备换岗，他也往火炉旁一躺，把裹在毯子里的心里美贴在胸口。不到半晌功夫，他深沉而又规则的呼吸声向我表明：他已经睡着了。 　　我于是轻轻站起来，踮起脚尖，走到洞口，看看屋外的情形。 　　雪已将地上的一切覆盖住：杂草、荆棘林、树木。我放眼一望，只看见一张高低不平、一色白的地毯；天上闪烁着稀疏的星星。星星再亮，也比不过照耀着四周的苍白的雪光。天又冷起来了，外面大概已结冰，钻进窝棚的风冰冷冰冷的。在这凄凉、寂静的夜里，时而可以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雪层的表面正在凝结。 　　能找到这间窝棚真使我们感到幸运。否则，在这寒冷的风雪之夜，在密林之中，我们该如何是好？ 　　我走路的声音很轻，但还是把几条狗惊醒了。泽比诺爬起来，跟着我走到洞口。它当然不会用同样的眼光去欣赏壮丽的夜景，因此很快就感到乏味了，想出去换换空气。 　　我做了个手势，命令它回屋。亏它想得出要在这严寒的天气里，到外面去走走！围着火炉难道不比在外面游荡好得多？它服从了，可是它的脸朝着洞口，真是一条不肯轻易罢休的固执的狗。 　　我待在那儿又痴痴地望了一会儿雪景。尽管这景色使我内心感到一阵莫名的凄楚，我还是能找到某种赏景的情趣，这茫茫雪夜使我想哭。不看雪景对我来说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我只要回到原来的地方，闭目养神就是了，可是我却木然不动。 　　我终于回到火堆旁，把三、四根木柴交叉搁在火上，一心以为可以平安无事地坐在当枕头用的石头上了。 　　我师傅睡得十分香甜，那几条狗和心里美也睡着，美丽的火焰从烧得正旺的火堆上高高升起，直升到窝棚顶，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惊扰了夜的寂静。 　　我兴致勃勃地望着抖动的火光，久而久之倦意又慢慢控制了我，我不知不觉地迷糊起来了。 　　倘若要我张罗柴禾，我一定早站起来了。走动走动，人就清醒。现在我是坐着，唯一的动作是伸手将树枝架到火上，我禁不住又昏昏欲睡了，自己满以为是清醒的，结果却是睡着了。 　　突然，一阵狺狺的狂吠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夜一片漆黑。我一定睡了很久很久。火已熄灭，或者起码可以说，照亮窝棚的火苗已没有了。 　　狗叫声接连不断，那是卡比的声音。奇怪的是，泽比诺和道勒斯没有响应。 　　“啊，什么事？”维泰利斯惊叫起来，“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 　　“你睡着啦，火都灭了。” 　　卡比一下冲到洞口，它没有跑过去，只是在门口吠叫。 　　师傅向我提出的问题，我也向自己提出来了：出了什么事呢？ 　　和卡比的吹叫相呼应的，是二、三声凄凉的长吠声，我听出这是道勒斯，吠声来自我们窝棚后不远的地方。 　　我正要出门，师傅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拦住我。 　　“光添柴烧火。”他命令我。 　　我正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维泰利斯从火里取出一根尚未燃尽的木柴，使劲往木柴的尖上吹气。 　　木柴烧红了，他没有往火里扔，只是举在手里。 　　“走，去看看。”他说，“你在我后边走，卡比，往前走！” 　　我们刚要出去，一阵骇人的嚎叫声打破了寂静，卡比惊惶失措，扑倒在我们的腿上。 　　“有狼！泽比诺和道勒斯在哪儿？” 　　我无言可答。很可能这两条狗是趁我睡着的时候走出去的。泽比诺实现了它一度流露出来而遭到我反对的任性行为，道勒斯是学了它同伴的样也跟着出去了。 　　莫非是饿狼把它们叼走了？我仿佛觉得：当我师傅询问两条狗在哪儿的时候，从他说话的口气中已经流露出不安的感觉。 　　“你也拿一个火把，”他对我说，“咱们救它们去。” 　　我在村里时，曾听过许多关于狼的可怕的故事。不过，我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柴，跟着师傅走了。 　　我们来到林间空地，既没有看见狗，也没有遇到狼。 　　我们只见到两条狗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 　　我们顺着散落在窝棚四周的一个个脚印走去，走了一段路之后，在黑暗中发现一块空地，地上的积雪被搅得乱七八糟，好象动物在上面打过滚一般。 　　“找找看，卡比，你找一找。”师傅不停地说着，同时吹着口哨，呼唤泽比诺和道勒斯。 　　可是没有狗的答应声，也没有任何响声打破森林中凄凉的寂静。卡比没有听从命令去寻找它们，只是贴着我们的脚跟，现出明显的不安和恐惧；而在平时，它总是一呼即应，总是那么勇敢。 　　在漆黑的夜里，雪的反光使我们眼花，我们彼此都看不清，无法去寻找狗的踪迹；在很近的距离内，我们的视线就被一片模糊的黑暗吞没了。 　　维泰利斯再次吹口哨，用他洪钟般的声音呼唤泽比诺和道勒斯。 　　我们侧耳细听。夜依然是那么宁静，我的心揪紧了。 　　可怜的泽比诺！可怜的道勒斯！ 　　我的担心被维泰利斯证实了。 　　“狼把它们叼走了，”他说，“你为什么让它们出去？” 　　唉！是啊！为什么？我无法回答。 　　“该把它们找回来。”我说。 　　我往前面走去，维泰利斯拦住了我。 　　“你到哪儿去找？”他问。 　　“不知道，到各处去找。” 　　“大雪天，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怎么能辨认方向？” 　　的确，积雪足足有齐腿深，光凭两根烧红的木柴是不能把黑暗照亮的。 　　“如果它们没有回音，那是因为它们……走远了。”他说，“不该听凭饿狼袭击我们，我们自己也是赤手空拳无法防卫。” 　　这样抛弃这两条可怜的狗——我的同伴和朋友，对于我尤其觉得可怕。对于它们的过错，我是有责任的。倘若我没有睡觉，它们决不会出去。 　　我师傅向窝棚走去，我跟着他。每走一步，我都要回头看看，停下来听听动静。然而，除了雪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除了冰雪的炸裂声外，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回到棚里，又有一件突然袭击的灾祸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在时，我堆放在火上的树枝已经点燃，火焰把屋里最暗的角落照得通亮。 　　心里美不见了。 　　它的毯子平放在火堆前，猴子已不在里边。 　　我喊它，维泰利斯呼唤它，就是不见它露面。 　　维泰利斯告诉我，他醒来时还觉得猴子在他的身边。照这么说，猴子是在我们出门后失踪的吗？ 　　我们拿起一把燃烧着的树枝，弯着腰走了出去。火把照着雪地，我们在寻找心里美的踪迹。 　　我们没有发现它的任何痕迹。的确，几只狗在上面跑过，我们的脚也踩过，把足迹弄乱了，不过还不至于辨认不出猴子的脚印。 　　我们回到窝棚内，想看看猴子是不是蜷缩在木柴捆里。 　　我们搜寻了很长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角落，往往要反复找上十来遍。我爬上维泰利斯的肩膀，搜索了一下用树枝搭成的屋顶，但是力气全白费了。 　　我们不时停下来呼唤它，还是没有，始终没有一点声息。 　　维泰利斯似乎恼火了，我却不一样，我心里难过。 　　我问师傅，狼是不是也把猴子叼走了，他回答说： 　　“不会的，浪不敢闯到窝棚里来。我认为狼是在泽比诺和道勒斯跑出去的时候向它们扑过去的。狼没有进来，很可能心里美受了惊，趁我们在外面的时候，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最替它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么恶劣的气候，它会着凉的，而寒冷对猴子来说是致命的。” 　　“那我们再找吧。” 　　我们又一次开始寻找，结果和第一次一样，一无所获。 　　“只好等天亮了。”维泰利斯说。 　　“天亮还要多长时间？” 　　“我想再过二、三小时吧。” 　　他在火堆前坐下，双手捧着脑袋。 　　我不敢打扰他，静静地坐在他身旁，偶尔住火里添柴禾时才动一动。他常常站起身来，走到门口，仰望苍天，俯身细听。然后，他又回到座位上。 　　我顿时觉得：我宁肯受他的责备，也不愿意看着他那闷闷不乐的沮丧神情。 　　维泰利斯所说的三个钟头，过得出奇的慢，长夜好象永远不会过去似的。 　　然而，星星终于失去了它的光泽，天空露出了鱼肚白，那已经是黎明时分，天快亮了。 　　但是，随着黎明的到来，天气变得更冷了，从门洞口吹进来一股砭人肌骨的寒风。 　　如果我们找到心里美的话，它还能活着吗？ 　　我们还能找到它吗？有什么根据可以让我们抱这样的希望呢？ 　　谁知道天亮后会不会再飘来一场大雪呢？ 　　雪没有再下。天不象昨天那样阴沉，满天的玫瑰色是天气放晴的预兆。 　　当早晨的寒光照出树木丛林真实面目的时候，维泰利斯随身带了根粗木棍，我也挑了类似的一根，作为武器，我们出去了。 　　卡比似乎已不再象昨夜那样丧魂落魄，它注视着师傅的目光，只等师傅一声令下就往前冲去。 　　我们在雪地上寻找心里美的足印，卡比抬起头，欢快地连叫几声，这叫声意味着应当在高处而不是在地面上寻找。 　　我们抬头一看，果然看见白雪覆盖的屋顶被弄得乱七八糟，一根横在窝棚顶上的粗树枝露在外面。 　　那是一棵橡树的树枝。我们顺着枝丫再望过去，发现在很高的树枝分杈处，有一团灰糊糊的小东西蜷缩在那里。 　　那是心里美！被狗吠和狼嚎声吓破了胆的心里美趁我们外出的时候，跳到窝棚的顶上，又从顶上爬到橡树的高处，它蜷缩成一团，觉得这是安全之地，所以它不回答我们的呼唤。 　　这可怜的小动物，是那么怕冷，它一定冻僵了。 　　我师傅轻轻呼唤它，可是它象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 　　维泰利斯叫它，一连叫了好几分钟，它却没有动静，看来是已经死了。 　　对于昨夜的过失，我应当将功赎罪。 　　“您同意吗？”我问，“我去把它找来。” 　　“你会摔断颈骨的。” 　　“没事。” 　　这话说得不太准确，危险是有的，至少爬上去就不容易，因为那是棵参天大树，而且树干和招风的树枝上盖满了雪。 　　我很早就学会了爬树，并从爬树的技巧中增长了可观的力气。那沿着树干生长的小树枝，正好当我的梯子用，雪被我的手惊动了，落我一头一脸，使我眼花缭乱。我很快爬到了第一个枝杈，再往上爬就容易了，需要留神的是别让雪滑倒。 　　我一边往上爬，一边亲切地对心里美说话；它依然不动，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我。 　　快爬到的时候，我伸手去逮它，它却纵身一跳，跳到了另一根树枝上。 　　我又爬到这根树枝上逮它。可是，唉！人——即使是顽童——爬树的本领却远远没有猴子高明。 　　因此，如果树枝没有被雪覆盖的话，我大概永远也抓不住心里美的。雪弄湿了它的手脚，它很快精疲力尽了。于是，它从一根根树枝上跳下来，最后又纵身一跳，跳到主人的肩上，钻进了主人的外套。 　　能找到心里美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事情还没有完，现在该是找狗的时候了。 　　我们走了几步，到了昨天夜里来过的地方。 　　现在天已大亮，雪地上留下的凹印，使我们不难猜出昨夜狗被咬死的悲剧。 　　两条狗是沿着一捆捆木柴，一前一后走出窝棚的，二十几米之内的脚印都清晰可见。再过去，狗的脚印消失，出现了别的脚印：这一边的表明狼跳出来向狗猛扑过来的方向，另一边的说明狗被狼拖走的去向。狗的脚印再也没有了，只有雪地上一道道断断续续的血迹。 　　现在，我们不必再找下去了。两只可怜的狗已被咬死。叼走，在荆棘丛林中被狼不慌不忙地吞食了。 　　我们现在必须尽快设法给心里美取暖。 　　我们回到小屋内，维泰利斯把心里美当作小孩似的，放在火堆前，为它烘手烘脚，我把毯子烘暖后，把它裹在里面。 　　仅仅一条薄毯子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暖床炉焐过的被褥和热饮料。然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一堆火已经是大幸了。 　　我和师傅默默地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凝视着燃烧的火。 　　“可怜的泽比诺！可怜的道勒斯！可怜的朋友啊！” 　　这就是我们两人各自喃喃低语的话，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它们过去是我们的同伴，同甘共苦的伙伴。对于我来说，在我孤独、不幸的日子里，它们又是我的挚友，几乎象我的孩子一样。 　　我不能洗刷我的罪过，倘若我好好值班，倘若我没有睡着，狗决不会跑出去。狼因为怕火，它们只好远远地待着，决不会闯进屋内袭击我们的。 　　我真想让维泰利斯骂一顿，我几乎要请求他打我一顿。 　　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把头垂到火堆边，大概是在考虑我们失去狗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第十五章　心里美先生 　　黎明时分的预报应验了；太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中闪耀着，它的光线在洁白的雪野的反射下，使昨天还是那样阴暗凄冷的森林，现在发出了耀眼的光茫。 　　维泰利斯常常把手伸进毯子里，摸摸心里美，但它还没有暧和过来。我凑近它的身子，听见它不断打寒颤的哆嗦尸。 　　事情是明摆着的，我们不可能温暖它血管里冰冷的血液。 　　“得找个村子才是，”维泰利斯站起身来说，“要不然的话，心里美会死在这里的。咱们走吧！” 　　心里美被裹在暖烘烘的毯子里，师傅又把它放进自己的外套里，紧紧地贴在胸口上。 　　我们准备动身了。 　　“这个‘旅店’啊，”维泰利斯说，“它使我们付出了多高的代价！” 　　他说这话时，声音都颤抖了。 　　他第一个走出窝棚。我跟在后面。 　　该叫卡比了，它待在窝棚口，鼻子朝着它的同伴遭受袭击的方向。 　　踏上大路十分钟之后，我们遇见一辆马车，赶车的告诉我们：不消一个钟头，我们就可找到一个村庄。 　　赶车人的话使我们的腿肚子硬朗了。然而，在齐腰深的雪中行走，那是十分艰难的。 　　我不时向维泰利斯打听心里美的情况。他回答说，他感到它一直在发抖。 　　前方山脚下一个大村落的白色屋顶终于展现在眼前，只要再加一把劲，我们就可以到了。 　　我们从没有下榻高级旅馆的习惯，这种门面豪华的旅馆有舒适的房间和精美的菜肴。我们通常是在村镇的入口处或是近郊，选择一家蹩脚小客栈住下，那里的店主既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也不会把我们的腰包掏空。 　　但是这一次是个例外。维泰利斯径直向一家门口摇晃着一面漂亮的金黄色旗帜的旅馆走去。透过大开着的厨房门，我们看见一张堆满了肉的桌子。在一个大炉灶上，好几只紫铜锅欢快地发出吱吱的响声，一股股蒸汽汇成的云雾正向着天花板上冒去。隔着马路，人们就可闻到肉汤的香味。我们的肚子早就饿了，闻到这股香味真是舒服。 　　我的师傅装出绅士的派头，走进厨房。他戴着礼帽，昂首挺胸，向老板订一间有火炉的好房间。 　　起初，这位仪表堂堂的老板不屑瞧我们一眼，然而我师傅庄重的风度不得不使他肃然起敬，一个女佣遵命领我们到房间去。 　　“快，你快睡。”在女佣生火时，维泰利斯对我说。 　　我惊愕了片刻，为什么让我去睡觉呢？我更需要的是去吃饭而不是上床睡觉呀！ 　　“快睡吧！”维泰利斯重复着。 　　我只好服从。 　　床上铺有鸭绒被，维泰利斯把被子一直捂到我的嘴巴上。 　　“快暖和暖和，”他对我说，“越暖和越好。” 　　但是，我觉得心里美更需要热量，我倒是一点不冷。 　　我裹在鸭绒被里，一动也不动，设法尽快暖和起来；维泰利斯把可怜的小心里美靠近已经生上了火的壁炉，翻过来倒过去，好象要把它烤焦了才肯罢休，女佣见后大为惊奇。 　　“你暖和了吗？”维泰利斯过了一会儿问我。 　　“快捂得喘不过气来了。” 　　“正是要这样。” 　　他急忙走到我身旁，把心里美放在我床上，要我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这可怜的小动物，平时别人把它不喜欢的事情强加在它头上时，它总是那样桀骜不驯，现在似乎只好任人摆布了。 　　它紧紧贴着我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冷是不冷了，身上却象火一样烫人。 　　我师傅下楼到餐厅去了，他很快从那里端来了一碗热甜酒。 　　他想让心里美喝几匙甜酒，可是它却张不开嘴。 　　它用闪亮的眼睛悲哀地望着我们，似乎在哀求我们不要再折磨它。 　　同时，它从被窝里向我们伸出一条胳膊。 　　我心里想，它老是作这一动作是什么意思呢？维泰利斯向我作了解释。 　　在我进这个戏班子以前，心里美肺部得过炎症，医生给它胳膊上放了血。现在旧病复发，所以它伸出胳膊，好让别人再次给它放血，象第一次那样，治好它的病。 　　这怎么不叫人感动呢？ 　　维泰利斯不仅感动，而且变得不安了。 　　事情很明显，可怜的心里美患病了，病情还很严重，连它平日十分喜欢的甜酒都不肯喝了。 　　“酒你喝了吧！”维泰利斯对我说，“你躺在床上，我去找医生。” 　　老实说，我自己也挺喜欢甜酒，再说肚子又饿，因此用不着别人重复这道命令。我将酒一饮而尽，钻进鸭绒被里，那时酒意也上来了，我热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们的师傅出去时间不长，很快就回来了，后达跟着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医生。 　　维泰利斯担心这位显赫的人物不肯为一只猴子而屈驾光临，因此他没有说明他请他来是为怎样的病人看病。医生看见我躺在床上，脸红得象一朵待放的牡丹花，于是他朝我走过来，用手摸了摸我的额角说： 　　“充血！” 　　他摇摇头，暗示着一个不祥的预兆。 　　该是消除误会的时候了，否则，医生会给我放血的。 　　“不是我害病。”我解释道。 　　“怎么？没病？这小孩子在说糊话哩。” 　　我没有回答，只是轻轻掀开被窝，指着小胳膊搂着我脖子的心里美说： 　　“是它病了。” 　　医生往后退了两步，转身向维泰利斯嚷了起来： 　　“一只猴子！怎么？这样的天气，您竟然为了一只猴子来跟我捣乱！” 　　我们的师傅是个机灵人，遇事不是没主意的。他堂堂正正、温文尔雅地挽留医生，向他说明情况。他把我们如何遇到暴风雪袭击，心里美如何因害怕狼而躲到橡树上挨冻的经过，一一向他作了介绍。 　　“当然，患者不过是只猴子，但这是只天才的猴子！而且它是我们的同伴和朋友，怎么能将一位如此卓越的滑稽演员托付给一个普通的兽医呢？众所周知，村里的兽医尽是些蠢驴；而人人皆知只有医生才是不同学位等级的科学家。因此，即使在最僻静的乡村，人们只要敲一敲医生的家门，就可获得知识并得到他慷慨的帮助。说到底，猴子固然是动物，但根据自然学家的观点，它最近似人类，猴子的疾病也和人的疾病一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观点来看，研究一下狠和人的疾病相似和不同之处不是很有意思的吗？” 　　意大利人确实都是些机灵的奉承者。医生果然马上从房门口折了回来，走到了床边。 　　我们的师傅解释的时候，心里美也许已经猜到戴眼镜的先生是位医生，它把小胳膊伸出来足足有十多次，恳求放血。 　　“您瞧瞧，这猴子多聪明。它知道您是医生，因此伸出胳膊来请您按脉哩。” 　　这样，总算把医生挽留住了。 　　“确实，”医生说，“这也许是个有趣的病例。” 　　唉！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件悲哀和令人担忧的事：可怜的心里美先生得的是肺炎！ 　　医生握住心里美刚才不断伸出的小胳膊，用柳叶刀切开静脉，它竟然没有发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喊声。 　　它懂得这样做会治好它的疾病。 　　放血完毕，进行芥子泥治疗，敷糊剂，涂药水，服汤药。 　　我当然早已不在床上，成了维泰利斯指挥下的一名护理员。 　　可怜的心里美喜欢我的照料，它淡然一笑，作为对我的酬谢，它的目光变得和人一模一样了。 　　从前，它是那么活泼、快乐和任性，一刻也不能安静，总爱问恶作剧，现在却是异样的安静和驯服。 　　看来它需要我们的、甚至需要经常受它捉弄的卡比的友谊。 　　它象娇生惯养的孩子，要我们一直守在它身边，只要有人离开一步，它就会生气． 　　心里美的病正按照肺炎的病程在演变，开始咳嗽了，由咳嗽引起的震动使这可怜的小身体疲惫不堪。 　　我有五个苏的积蓄，我用这点钱为心里美买了点麦芽糖。可是，这麦芽糖不但没有减轻它的痛昔，反而加重了它的病情。 　　心里美事事都很注意，它没有多久就发现：只要它一咳嗽，我就会给它一块麦芽糖。 　　于是，为了得到它所喜爱的这种药物，它急于利用这一发现而不断地咳嗽。如此下去，药物不但没有治好它的病，反而使它的病越来越重。 　　我一发现它的诡计，自然就把麦芽糖收了起来。可是它不肯罢休，开始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我。看着此计不成，它就坐起来，佝着身子，一只爪子捂着肚子，使劲地咳嗽。它的脸涨得通红，额上青筋突出，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它真的喘不过气来了，这一回可真不是在做引人发笑的动作了。 　　我的师傅从来不让我知道他干的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为了替我买一件羊皮袄，他不得不卖掉了怀表。但是，在眼下我们的处境已如此困难，他认为应当打破自己的这条守则了。 　　一天早上，我正陪着心里美——我们是不能让它单独待着的，维泰利斯吃完早饭回来，他告诉我，老板要他付清我们欠的全部费用。这笔帐一结算，他口袋里就只剩下五十个苏了。 　　维泰利斯知道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当晚演出一场。 　　在我看来，缺了泽比诺、道勒斯和心里美，演出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困难面前，我们不应当丧失信心，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治好心里美的疾病，挽救它的生命。请医生，付药费，生壁炉，租房间，这一切需要我们立即得到一笔至少四十法郎的收入，支付给老板，以便让他为我们再开一张赊帐的单据。 　　在这种严寒的日子里，凭我们的本领，要在这个村子里挣到四十法郎，那该化多大的气力呀！ 　　在我护理病猴的时候，维泰利斯在市场上找到了一间演戏的屋子。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露天演出是无法进行的。他写了几张海报，贴了出去。他又用几块木板搭了个戏台，大胆地化去五十个苏，用于购买蜡烛。为了增加亮度，他又将蜡烛从中间撅成两段。 　　透过房间的窗户，我看见他在雪地里东奔西走，在我们的旅馆前来日奔忙。我怀着忧虑的心情揣摩着演出的节目。 　　我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村里的鼓手已经戴着红色军帽，站在旅馆门前，在紧敲了一通锣鼓之后，宣读了节目单。 　　只要听听维泰利斯在他的节目单上所使用的大胆得出奇的广告术，你就不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节目单了。最成问题的是“参加演出的有世界上杰出的艺术家”——这是指卡比，和“神童歌唱家”——这神童是我。 　　在这说尽了大话的节目介绍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显然是他所宣称的座位不卖票和观众可以在看完戏、听完唱并鼓了掌之后，凭他们的慷慨和大度，爱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这是一种全然不计后果的大话。观众会给我们鼓掌吗？卡比是名副其实的名角，我却毫不相信自己是位神童。 　　一听见鼓声，卡比快乐地连叫了几声。心里美尽管病得厉害，它还是欠起身子。我想，它们俩准是清到要演出了。 　　这个想法在我脑中才只一闪，马上被心里美的怪相所证实了。它想站起来，我不得不用力把它按住，它又向我要英国将军服、演出服、金边红裤和插上翎毛的折叠式高筒大礼帽。 　　它跪着，双手合掌，向我苦苦央求。 　　当它发觉它的央求无济于事的时候，它生气了，哭了。 　　我们要它放弃晚上参加演戏的想法无疑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走的时候瞒着它。 　　维泰利斯根本不知道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回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准备好竖琴及演出必需的道具。 　　听到这些熟悉的话，心里美又开始哀求了，不过这一次是向师傅哀求。即使它会说话，也未必能有更清晰的语言，能象现在那样，用各种不同的叫声、脸部的抽搐以及全身的扭动，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两行泪水从它的脸颊上滴落下来，它真诚地吻了吻维泰利斯的手。 　　“你想演戏？”维泰利斯问。 　　“唔，唔。”心里美用它全身气力叫了起来。 　　“可怜的小心里美，你病了呀！” 　　它富有表情地又叫了一声，意思是说“病好了”。 　　看着可怜的小病人那满腔的热情，实在使人感动。它喘着大气，在哀求时又做鬼脸又作揖，要我们拿主意。可是，同意它的要求，那就等于断送它的小命。 　　去市场的时候到了。我往壁炉里添了点好劈柴，生起一堆旺火，火肯定可以烧很长时间。我又把可怜的小心里美裹在被窝里。它满脸眼泪，紧紧地拥抱我，然后，我们离开了。 　　我们在雪地上蹒跚地走着，师傅把他要我做的事，都一一告诉了我。 　　缺了我们的主要演员，要演往常的节目是办不到的了。我们——卡比和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拿出我们的所有本领，去争取一笔四十法郎的收入。 　　四十法郎！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啊！ 　　一切已由维泰利斯准备停当，只等点蜡烛了。点蜡烛是一种排场，只有在大厅里差不多满座以后，我们才能把蜡烛点燃，因为在演出结束之前，蜡烛是不能熄灭的。 　　当我们走进剧场的时候。鼓手正在村子里作最后一次游说，大鼓时而在这条街时而在那条街发出的时近时远的咚咚声，不时传进我们的耳朵。 　　我替卡比梳妆完毕，我自己也经过一番打扮后，站到一根柱子的后面，看着观众的到来。 　　不久鼓声愈来愈近，街上顿时引起一片嘈杂声。 　　原来是二十几个顽童踏着整齐的步伐，跟随鼓手来了。 　　鼓手继续敲着鼓，走到我们剧场入口处，在两盏点着的烛台中间停下。此时观众只要落座，演出就可开始了。 　　唉！观众却姗姗来迟，鼓手在门口依然兴致勃勃地敲着快一阵、慢一阵、中间停一阵的富有节奏的鼓声。依我看来，村子里所有的儿童都来了。但是，光靠顽童是不能为我们凑足四十法郎的。我们需要的是既要有鼓鼓囊囊的钱包、又愿意慷慨相助的比这帮小东西更重要得多的人物。最后，师傅决定演出开始。当然，大厅离客满还远着哩！可是不能再等了，因为我们有着叫人提心吊胆的蜡烛问题。 　　第一个出场的是我。在竖琴的伴奏下，我演唱了两支滑稽小调。说句老实话，我只博得了几声稀落的掌声。 　　作为一个滑稽演员，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强烈的自尊心。可是这一次，观众的冷漠使我感到伤心。当然，观众如果不喜欢我的演奏的活，他们是不肯打开钱包的。我并不为荣誉而演唱，我为心里美而卖艺。啊！我多么想打动观众的心，激发他们的热情，使他们神魂颠倒啊！在这个黑影憧憧的大厅里，在我看来，观众似乎对我很不感兴趣，他们不能接受我是“神童”的说法。 　　卡比要比我幸运得多，观众几次给它热烈的鼓掌。 　　演出继续进行。多亏了卡比，我们的演出在一片喝彩声中结束，观众不仅鼓掌，竟然还顿足狂呼。 　　关键的时刻到了。由维泰利斯替我伴奏，我在舞台上跳起了西班牙舞；卡比嘴里衔着小木碗，走到每一排观众面前。 　　能凑齐四十法郎吗？这是个叫我揪心的问题。我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向观众微笑致意。 　　我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个劲地跳个不停，我必须等着卡比回来才能停止舞步。卡比从容不迫，谁不肯给钱，它就用小爪子在谁的口袋上轻轻拍几下。 　　卡比终于回来了，我正要停止跳舞，维泰利斯却给我做了个手势，要我继续跳下去。 　　我继续跳着，跳到卡比的身旁，发现小木碗没有装满，还差得远呢！ 　　这时，维泰利斯也看了看收入，站起来说： 　　“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已经演完了全部节目。不过，因为蜡烛没有点完，所以，如果诸位愿意的话，我可以为大家唱几支歌，卡比也可以再转一圈。第一次没有来得及摸口袋的观众，这次的动作也许能快一些，灵一些。事先通知诸位，敬请作好准备。” 　　维泰利斯是我的老师，不过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正式唱过什么歌，或者说，起码没有听过他象今晚那样唱歌。 　　他选择的两首歌曲，是当时大家熟悉的，可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一首是《约瑟夫浪漫曲》中的《辞别童年》。另一首是《狮心王里查德浪漫曲》中的《啊，里查德！我的国王！》。 　　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能力去判断谁唱得好或是坏，或者，唱得有没有艺术性。但我可以说，是他唱歌的方式打动了我，我躲在舞台的一个角落里，简直哭成泪人了。 　　透过我模糊的泪眼，我看见第一排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太太在使劲地鼓掌。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她没有在座的一般农村妇女的土气，她是一位真正的贵妇人，年轻而又美丽。从她穿着的皮大衣上看，我断定她是本村最富有的太太。她身边有一个小孩，面貌和她象极了，大概是她的儿子吧。这小孩拼命为卡比鼓过掌。 　　一首抒情歌曲唱完，卡比又开始收钱，我惊奇地发现，那位漂亮的夫人没有往小木碗里放任何东西。 　　当我的师傅唱完狮心王的歌曲时，她向我招了招手，我走到她跟前。 　　“我想找您师傅谈谈。”她对我说。 　　这位时髦的太太要和我师傅说话，使我有点惊讶。在我看来，她还不如往小木碗里放几个钱更好。不过，我还是把她的愿望转告了维泰利斯。此时，卡比回到了我们的身旁。 　　第二次得到的钱还不如第一次多呢！ 　　“这位夫人想找我干什么？”维泰利斯问。 　　“她说有话对您讲。” 　　“我可没有什么要和她说的。” 　　“她没有给卡比一分钱，也许她现在想赏钱。” 　　“那不该我去，应该让卡比去。” 　　然而他还是决定领着卡比去了。 　　我跟在后面。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仆人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毯子，来到夫人和孩子中间。 　　维泰利斯走过去，冷冰冰地向她致意。 　　“请原谅我打扰您，”夫人说，“我向您表示祝贺。” 　　维泰利斯只鞠了个躬，并不答腔。 　　“我也是音乐家，”夫人继续说，“我要对您说，听了您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才唱的歌，我十分感动。” 　　我的师傅维泰利斯，是个耍动物把戏的，一个街头艺人，他竟然有非凡的天才！我愕然了。 　　“象我这样一个老朽，哪里说得上什么天才！”维泰利斯说。 　　“别以为我是因为好奇心而随便这样说说的。”夫人说。 　　“我随时准备满足您的好奇心。您听了一个差不多是耍狗人唱的歌之后，感到很惊讶，是吗？” 　　“感到惊叹不已。” 　　“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过去并不一直象我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很早以前，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是的，我是一位著名歌唱家的仆人，我象鹦鹉一样模仿，学唱我主人在我面前练习的一些由子。事情就是这样。” 　　夫人不作答，久久地打量着我的师傅。维泰利斯站在她面前，样子有点尴尬。 　　“再见，先生。对于我刚才感受到的激动，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她在“先生”二字上加重了语气，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 　　说完，她朝十比弯下身去，往小木碗里放了一枚金币。 　　我心想，维泰利斯一定会把这位夫人送出门口的，可是他毫无表示。当她走出几步之后，我听到他用意大利语轻轻说了几句粗话。 　　“她给卡比一个金路易①。”我说。 　　 　　①　金路易：有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使用的二十法郎值的金币。 　　我以为他要打我一个耳光呢，可是他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一个金路易！”维泰利斯如梦初醒，说，“喔，对了，对了，可怜的心里美，我差点儿把它忘记了，咱们找它去！” 　　我们很快把道具收拾停当，不久就回旅馆去了。 　　我第一个上楼跑进房间，房间里的炉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可是已经没有火苗了。 　　我赶紧点燃一支蜡烛寻找心里美。真奇怪，连它的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原来心里美直挺挺地躺在被窝里，它已经自己穿上了那套将军制服，好象睡着了。 　　我弯下腰，轻轻拿起它的小手，生怕把它惊醒了。 　　它的手是冰凉的。 　　维泰利斯这时走进了房间。 　　我转身对他说： 　　“心里美周身是冰凉的。” 　　维泰利斯朝我弯下腰，说： 　　“唉！它已死啦！这是不出所料的。你看，雷米，我把你从米利根夫人那儿领走是有罪的，我现在受到了惩罚。泽比诺，道勒斯给狼吃了，今天心里美又死了。事情还没有完啊！” 第十六章　进入巴黎 　　我们还在远离巴黎的地方。 　　我们必须顶着迎面吹来的北风，在盖满白雪的道路上从早到晚地行走。 　　这漫长的旅程是多么凄凉！维泰利斯在头里走，我跟在他的后面，卡比紧紧跟着我。 　　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走着。整整几个小时，都不说一句话，脸被凛冽的北风吹得铁青，脚上是湿的，肚里是空的，与我们相遇的行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们走过去。 　　他们一定会感到很奇怪：这个高个儿老头要把孩子和狗带到哪里去？ 　　沉默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我很想聊聊天来解闷。可是当我和维泰利斯说话的时候，他只用简短的几句话来回答我，而且连头也不回。 　　幸而卡比的性格比较外露。一路上，我常常感到湿润而温暖的舌头在舔我的手，那是卡比，它好象在对我说： 　　“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呢，我卡比是你的朋友呀！” 　　我边走边轻轻地抚摸它。 　　我对它所表示的亲热看来使它感到欣慰，正象我对它给予我的也感到温暖一样。我们彼此理解，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这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卡比，都是一种鼓舞，狗的心并不比一个孩子的心迟钝。 　　我想，这种亲热的表示在安慰着卡比，使它有时忘却了已经死去的同伴。但是当习惯性的力量又占上风的时候，它会突然一下子停在路上，象它当下士时检阅他的队伍在它面前通过一样。不过这种场面只是几秒钟时间，等它一旦明白过来以后，立刻就会想到这支队伍不会再来的原因。于是，它迅速超过我们，瞧瞧维泰利斯，请他作证，证明它没有过错。如果道勒斯、泽比诺没有跟上来，那是因为它们不可能再来了。看着它用那双富于表情的、能说会道、聪明伶俐的眼睛来表达这一切的样子，真叫人心酸。 　　自然，我们一路上不可能轻松愉快，然而我们需要娱乐——至少我是这样。 　　乡野遍地覆盖着白雪，天上没有太阳，又是一个惨淡的、灰黄色的日子；田间没有农民在耕作，没有任何动静，听不到马的嘶鸣和牛的哞叫；只有一群群乌鸦蹲在光秃秃的树梢上，饿得呱呱直叫，它们无法下地去捕捉昆虫；村里家家户户紧闭着门，四周一片沉寂。三九寒天，人们有的正围着火炉，有的正在牛栏里或在谷仓里干活。 　　我们在高高低低、滑溜溜的路上行走，一步不停地前进，只有夜间投宿于马棚或羊圈时才能休息。啊！晚饭是一片薄薄的面包，那既是午餐，又是晚餐。当我们有机会在羊圈里过夜时，我们已觉得很幸运了，绵羊身上的热气能帮助我们御寒。现在又是母羊哺乳的季节，羊奶多的时候，主人有时允许我们喝点奶。我们决不说“我们几乎快要饿死了”这种话。但维泰利斯平时总很机智，他会拐弯抹角地说：“这小家伙就是喜欢喝羊奶，小的时候喝惯了，现在一喝奶，他就想家。”但这种假话并不总是奏效的。可碰巧款待得好，那确是一个美好的晚上。一点不假，我非常喜欢羊奶，喝过羊奶之后，第二天我会变得精神焕发、身强力壮。 　　走了一里又一里，走完一程又一程，我们终于接近巴黎了．即使沿路的界碑没有告诉我，从那越来越繁忙的交通和覆盖路面的积雪的颜色，我也能看出来。这里的雪比香巴尼平原上的积雪要脏得多。 　　事情也真奇怪，至少我这样认为，这里的乡村景色并不显得多么优美，村庄和我们几天前经过的也没有什么差异。我曾经有多少次听到人们把巴黎说得天花乱坠。因此我天真地想象，这些奇迹应当在很远的地方就能显示出它惊人的色彩。我不知道应当期待些什么，也不敢问。总之，我期望见到的是珍奇瑰宝：金树和两旁筑有大理石宫殿的街道；大街上是些穿着绫罗绸缎的市民。我认为这一切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 　　我仔细地寻找金树，发现我们遇见的人大都不屑看我们一眼，他们太匆忙了，或许他们对我们这种穷相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真使人有点忐忑不安。 　　凭我们这副寒酸相，我们能在巴黎干些什么？ 　　这是我经常不安地提出的一个问题，在漫长的旅途中，它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我很想问问维泰利斯，但又不敢开口，他神色忧郁，话语生硬。 　　有一天，他居然肯走到我的身旁了。从他瞧我的神态，我预感到：我多么想了解的事情马上就要知道了。 　　那是一个上午，前夜我们歇宿在一个村落附近的农庄里，从路旁的蓝色金属牌上可以看出，这个村庄叫布瓦西-圣莱塞。我们清早出发，一直沿着一个公园的围墙走，穿过这个布瓦西-圣莱塞村庄后，在一个山坡的顶上望见一片黑色的烟雾，笼罩在巨大的城市上空，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依稀可辨。 　　我正睁大了眼睛，想在这一片模糊中辨认出那些被烟雾所吞没的屋顶、钟楼和尖塔的时候，维泰利斯放慢了脚步，走到我的身边。 　　“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啦！”他好象在接着一场早已开始的谈话，“再过四小时，我们就到巴黎了。” 　　“啊！那一大片就是巴黎吗？” 　　“可能是。” 　　当维泰利斯对我说眼前这就是巴黎的时候，我眼前果然似乎倏忽一亮，象有一片金色的亮光闪了一下。 　　肯定是这样，我不会搞错的，我马上可以见到金树了。 　　维泰利斯继续说： 　　“到巴黎后，我们要分手啦。” 　　一瞬间我眼前又成了黑夜，金树不见了。 　　我把目光转向维泰利斯，他也在看着我。我脸色煞白，嘴唇颤抖，他看出了我内心的活动。 　　“我想你心里很不安，也很痛苦。”他说。 　　“我们就要分开！”开始时的一刹那震惊过去之后，我终于说。 　　“可怜的小家伙！” 　　这句话，特别是说话的语调使我热泪盈眶，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富有感情的话语了。 　　“啊，您真是个好人！”我叫了起来。 　　“好人是你，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有一颗正直的小心灵。你懂吗？有时候，人们在生活中，是应该具有这种善良的、正直的心灵的，让自己同情别人。当你万事如意的时候，你只是走你的路，很少想到在你身边的人；可是，当你遇到挫折、陷入歧途，特别是当你老了并且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就需要依靠周围的人，你就懂得有了他们在你身边时的幸福。我依靠你，你听起来觉得奇怪，是不是？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你听我讲的时候，泪水润湿了你的眼睛，这泪珠对我是一种安慰，正因为这样，我的小雷米，我也难过呀！” 　　只是到了后来，当我也有了一个人可以去爱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他达番话的全部意义。 　　“不幸就在于，”他继续说，“当人们正需要亲近的时候，不得不分道扬镳。” 　　“可是，”我胆怯地说，“您想把我丢在巴黎不管了吗？” 　　“不，当然不会的。我不愿抛弃你，请你相信我好了。你在巴黎，一个人怪可怜的，你能干些什么呢？再说，我没有权利抛弃你，请你记住这一点。那位心地善良的夫人愿意把你当作她的儿子抚养，我没有同意把你交给她照料。从那天起，我就承担了我自己教养你的责任。不幸的是常常事与愿违。我眼下对你已经爱莫能助了，这就是我想到我们应当分开的原因。我们不是永别，而只是几个月的别离。这样，在最不景气的季节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可以各奔前程。几小时后就要到巴黎了。一个戏班，最后只剩下卡比，你想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十比一听到它的名字，立刻跑到我们面前，把前爪放在耳边，行一个军人礼。然后，它又把手放在胸口，似乎在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对它的忠诚寄予信任。 　　在目前的处境下，它的忠心是不能平息我们激动的情绪的。 　　维泰利斯停了停，用手摸摸卡比的头。 　　“你也是，你是一条好样的狗，可惜在这世界上，善良填不饱肚子。为了替周围的人造福，善良是需要的，然而还需要其他的东西，那正是我们缺少的。你也懂得的，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能演戏了，只有你卡比，你说我们能干啥？” 　　“是演不成了。”我代替卡比回答。 　　“顽皮的孩子嘲笑我们，他们用吃剩的苹果核往我们身上乱扔，我们一天连二十苏也挣不上。我们能靠二十苏过日子吗？遇上雨天、雪天或者大冷天，我们分文也挣不到。” 　　“我不是有竖琴吗？” 　　“如果有你这样两个孩子的话，那或许还行。可是象我这把老骨头，再加上你年纪这样小，事情就难办了。现在我还不算太老呢。要是我老态龙钟，或者还是个瞎子，那倒……可是象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没有到叫人怜悯的地步。在巴黎，要获得过往行人的怜悯，必须有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才行。而且当众乞求施舍还要不觉得难为情，而我是永远办不到的。我是这样考虑和决定的；冬末之前，我把你交给一个戏班主，他将把你和别的孩子一起招进他的班子，你给他们弹琴。” 　　要我去弹竖琴，事先我是没有想到的。 　　维泰利斯不让我打断他的话，他接着说： 　　“我嘛，我去给在巴黎街头干活的意大利孩子教坚琴课或者风笛和提琴课。我到巴黎去过好几次，有一点小名气，我到你老家之前去过那里。我只要教几堂课，就可摆脱目前入不敷出的困境，我们俩将各奔前程。在教课的同时，我准备训练两条狗，以填补泽比诺和道勒斯的空缺，我要加紧驯养。一开春，我们俩又可一起重新上路了。我亲爱的小雷米，从此，我们将永远不分离。命运对于那些勇于斗争的人来说，不会永远是悲惨的。我现在要求你的，正是勇气和忍耐，将来情况会好转的，一晃就过去了，春天一到，我们将重新过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我将带你到德国和英国去。你现在长大啦，眼界也开阔啦，我要教你学会很多东西，把你栽培成人。我在米利根夫人面前作了保证，我会言而有信的。在旅途中，我已开始教你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这对你这样年纪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还有，你现在又有一个健壮的身体。你看吧，我的小雷米，你看吧，希望并没有完全成为泡影。” 　　这个办法也许最最适合我们目前的处境。现在，每当我重新想到这件事，我承认师傅为了摆脱我们的困境是尽了他的力量的。可是我当时最初的反应和现时的想法并不一样。 　　我当时只想到两件事：别离和戏班主。 　　在乡村和城镇的旅行中，我见到过好几个戏班主，他们领着从四处搜罗来的孩子，动辄用棍棒敲打。 　　维泰利斯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残忍，不公道，刻薄，酗酒，骂人，粗鲁，还老是举手打人。 　　我有可能碰上一个这样可怕的老板。 　　再说，即使偶然碰上一个好人，那也是我生活中的又一转折啊！ 　　在乳母之后，是维泰利斯。 　　在维泰利斯之后，又是另外一个。 　　我的命运永远如此吗？ 　　我能否找到一个永远可以热爱的人？ 　　夭长日久，我开始象爱自己真的父亲一样，爱着维泰利斯。 　　我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父亲。 　　我永远不会有家庭。 　　在世上，我将永远孤苦伶仃。 　　我将永远在这广袤的大地上流浪，永无立足定居之地。 　　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可是这些发自内心的话一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我师傅要我有勇气，要我忍耐，我愿意听从他，兔得增加他的忧虑。 　　这时，他已不在我的身旁。他仿佛害怕听到预料中我要作出的回答，三步两步走到前面去了。 　　我跟着他，急冲冲走到一条小河边，我们过了桥——一条我从未见过的泥泞的桥。疏软的雪层象捣碎的煤炭，覆盖在路面上，踩上去，一直陷到脚踝骨。 　　桥头有个村庄，街道狭窄。过了这个村庄，又是一片田野展现在眼前，但是田野上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房舍。 　　路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我跟上维泰利斯，走到他的右侧，卡比紧紧跟着我们的脚跟。 　　转眼间，乡村消失了，我们来到一条望不见尽头的街道。远远的两侧，尽是些肮脏破烂的房屋，远没有波尔多、图卢兹和里昂的房屋好看。 　　到处是残雪堆成的雪堆。在这些坚硬的、黑乎乎的雪堆上，倒满了炉灰、烂菜叶子和各种各样的垃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浊的气味。时时有笨重的车辆驶过，来往行人敏捷地躲闪过去，看不出半点惊慌。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问维泰利斯。 　　“巴黎到啦，孩子。” 　　“巴黎！……” 　　那么，我想象中的大理石宫殿在哪儿。 　　穿着绫罗绸缎的行人又在何方？ 　　眼前的现实是何等丑陋和贫困啊！ 　　这竟然是我如此热烈向往的巴黎！ 　　我就要在这里，与维泰利斯和卡比分别，去度过冬天…… 第十七章　卢尔辛街的一个戏班头 　　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丑陋的，然而我还是睁大双眼去环视四周，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严重处境。 　　我们在巴黎的街道上越往前走，我所看到的一切越来越不符合我儿时的幻想和我的想象。结冰的小河散发出一股越来越臭的气味；地上的污泥掺和着雪水和小冰块，变得越来越黑，它们在滚动着的车轮的重压下，成了稠稠的泥浆，向四处飞溅，粘在贫困、污秽的小铺子的门窗上。 　　显而易见，巴黎不比波尔多好。 　　我们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走了很久。这条街上的破烂景象比我们刚才穿过的街道要稍微好些。我们越往前走，商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漂亮了。维泰利斯向右一拐，我们很快就进入一个十足的贫民区。在两旁高大黑暗的房屋中间，一条没有结冰的污水象小溪一样在街心流淌，人们在泥泞的街面上走走停停，对那发臭的脏水根本不在乎。街旁的许多酒店都把店门敞开着，可以一直看进去，里面人很多，在铺着锡面的柜台前，他们都站着喝酒，嘴里说说道道，声音很高，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 　　在一座房屋的拐角处，我看见了卢尔辛街的路牌。 　　维泰利斯似乎对去向胸有成竹，他轻轻拨拉开挡道的人群，我紧跟着。 　　“小心别丢了！”他叮嘱我。 　　其实，这种嘱咐是多余的，我一直紧紧跟着他，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的手还拉着他的一个衣角。 　　我们穿过一个大院子，又经过一条两道，来到一个象深井似的地方，阴森幽暗，阳光肯定从来没有照进来过，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的最丑恶、最可怕的景象。 　　“伽罗福里在家吗？”维泰利斯问一个正在把一些破旧衣服和烂布片挂到墙上去的人，墙上有一只点亮了的灯笼。 　　“不知道，您自己上楼看看去。他住楼梯顶上，门对着楼梯口。” 　　“伽罗福里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个班主，他住在这儿。”维泰利斯一面上楼，一面对我说。那楼梯沾满了滑不唧溜的泥块，好象刚刚从烂泥堆里挖出来的一样。 　　这些街道、房屋和楼梯的样子都不能提起我的精神，戏班主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楼梯有四层。维泰利斯没有敲门，他推开楼梯平台对面的房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一间宽敞的顶楼。房子中间空荡荡的，四周摆着十几张床铺，墙壁和天花板的颜色已无法辨认，从前大概是白色的吧。可是，烟雾、尘土和各种各样的污垢使石灰染上了一层黑颜色。墙上千疮百孔，在一个木炭绘制的人头像旁边，刻有各式花鸟。 　　“伽罗福里！”维泰利斯进屋时喊道，“您是在这里吧？一个人也瞅不见。请您回答我，是维泰利斯在对您说话。” 　　墙上挂着的那盏暗淡的小油灯，使房间显得格外凄凉．听见我师傅的说话声，一个微弱而又悲哀的孩子的声音回答道： 　　“伽罗福里先生出去了，两个钟头后才能回来。” 　　和我们搭话的同时，那个小孩出现了；这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他那奇异的外貌使我大吃一惊，他的形象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孩子简直可以说没有躯干，不合比例的大脑壳好象是直接放置在他的两条腿上的，活象前几年时兴过的漫画中的人物，他带着一种痛苦而又温顺的表情，有一双惯于忍受一切的眼睛和一种陷于绝望的神态。凭他这副身材，他当然不美，但是他能招人同情也能引人注目，从他的象狗一样的既湿润又温顺的大眼睛里，从他的富于表情的嘴唇上，都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到可爱的东西。 　　“你可肯定他两小时后回来吗？”维泰利斯问。 　　“完全可以肯定的，先生。那正是吃晚饭的时候，除了他，任何人都无权分饭。” 　　“那好，万一他早回来，你对他讲，维泰利斯两个钟头后再来。” 　　“是，两个钟头以后，先生。” 　　我正要跟着出去，师傅却拦住了我。 　　“你留在这儿，休息休息。”他说。 　　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我保证再来。” 　　尽管我很劳累，我还是想跟维泰利斯一起走。可是，我已养成了服从他命令的习惯，因此，我留了下来。 　　刚才那孩子的耳朵贴着门，在听我们说话。维泰利斯下楼时沉重的脚步声一旦消失，他便转过身来用意大利语问我： 　　“您也是我们老家的吧？” 　　自从我跟随维泰利斯以来，已经学会了不少意大利话，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这种语言，不过我讲得不好，还不能做到运用自如。 　　“不。”我用法语回答。 　　“啊！”他伤心地说着，两只大眼定定地望着我，“真糟糕，我真希望您是从我们老家来的。” 　　“从哪个老家？” 　　“卢卡①，那您就可以给我捎一点消息来了。” 　　 　　①　卢卡：意大利中部城市。 　　“我是法国人。” 　　“喔，那好极了。” 　　“您爱法国人胜过爱意大利人吗？” 　　“不。我说‘那好极了’，不是对我而是对您说的。如果您是意大利人，那您很可能是为伽罗福里先生效劳而来的。对那些为戏班主老爷效劳的人，我是不会说‘那好极了’的。” 　　他的话使我担心。 　　“他坏吗？” 　　那孩子对我的问题不作直接回答。可是，他那凝视我的目光令人十分恐怖。他不愿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因此他转过身子，走到房间尽头的大壁炉前。 　　废木料在壁炉里燃着一堆旺盛的火焰，火上放着一只大生铁锅。 　　我走到壁炉前，想暖暖身子。这时我才发现这是只奇特的铁锅，是我从未见过的。锅盖上装有一根细长管子，蒸汽沿着管子直往外冒，盖子的一边用绞链固定，另一边用挂锁锁着。 　　我懂得：我不该冒失地提出有关伽罗福里的问题，不过关于锅子的事，难道也不能问吗？…… 　　“干嘛要用锁锁住？” 　　“为的是不让我喝一碗汤。我管烧汤，师傅就提防我。” 　　我不禁笑了起来。 　　“您笑！”他悲伤地继续说，“您以为我好吃懒做吧，换了您，您也会这样的。我并不馋，但明摆着的，我肚子饿。从这根管子里喷出来的味儿，实在使我饿得要命。” 　　“伽罗福里先生要饿死您吗？” 　　“假如您到这里来侍候他，您就会晓得，饿是饿不死的，只是饿得够呛，特别是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处罚。” 　　“处罚！要饿死您！” 　　“是的。此外，我还可以告诉您，如果伽罗福里成了您的主人，我的例子对您会有用的。伽罗福里是我的叔叔，他收容我，算是一种恩赐。还应当告诉您的是，我的母亲是个寡妇，可想而知，她并不富裕。去年，伽罗福里到我们老家去搜罗小孩，他提出要把我带走。让我走，那简直是割掉我母亲身上的一块肉。可是您也知道，情况需要嘛，该怎么办……只好怎么办。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是老大。伽罗福里很想把我弟弟列奥那多带走，因为他漂亮，而我是个丑八怪。要想挣钱，丑是不行的。长得丑的人只配挨打挨骂。我母亲不同意给列奥那多，她说：‘马西亚是长子，既然有一个要走，那就应当他走。这是天主的旨意，我不该改变天主的安排。’就这样，我跟伽罗福里叔叔出发了。您也知道，离开家是多么痛苦。我要离开痛哭流涕的母亲，离开爱我的小妹妹克里斯蒂娜，因为她最小，我总是把她抱在怀里的；还有我的弟弟、我的同伴和故乡……” 　　我对离别的痛苦是了解的。我没有忘掉我最后一次望见巴伯兰妈妈的白色女帽的情形，那时我的心揪得快出不来气了。 　　小马西亚继续讲他的故事： 　　“离开我们家时，伽罗福里手下只有我一个人。一周之后，就有十二个人了，我们动身来法国。啊！在我和我的旅伴看来，路途是多么遥远！他们也很伤心。当我们终于到达巴黎时，只剩十一个人了，其中一个住进了第戎医院。在巴黎，有人在我们中间进行了挑选：身强力壮的人去当修炉子或扫烟囱工人；不太结实、干活不行的去街头卖唱，或者去玩手摇弦琴。论干活，我不行；摇琴可挣大钱，可我相貌又太丑。于是，伽罗福里给我两只小白鼠，要我到各家门口或者小胡同里去要把戏，他规定我每天交三十苏，他对我说：‘你晚上回来时缺多少苏，就得挨多少棍。’要凑足三十个苏是很难的，挨打却更难忍受，特别是挨伽罗福里的棍子。我当然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凑足这笔钱，但结果老是费劲不小，收获不大。我的伙伴几乎总是有钱带回来，而我却常常两手空空。伽罗福里的火气就一次比一次大，他骂我：‘马西亚这笨蛋是怎么搞的？’另一个小孩，也和我一样是耍白鼠的，他按规定应上交四十苏。每天晚上，他都能如数交来。我和他一起出去过几次，看看他有什么诀窍，比我机灵在什么地方，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四十苏，而我挣三十苏却这么难。先生和太太给钱时，太太总爱说：‘给好看的那个，别给那个丑东西。’丑东西指的就是我。从此，我再也不和同伴一起出门了。如果说在家挨打是痛苦的话，那么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听刺耳的话就更难受。你是不会懂得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你丑。可是我却不一样……最后，伽罗福里见棍棒不灵，就变换了花招对我说：‘你少交一个苏，我就从晚饭中扣除你一个土豆。既然你的皮肉硬，不怕打；你的胃可能会软得经不起饿。’您从来也不怕恫吓的吧，您？” 　　“当然啰，这要看情况。” 　　“对我来说，恫吓也从来都不管用。再说，我也只能做到我现在的地步，我可没有脸伸着手对那些人说：‘如果您不给我一个苏，今晚我就吃不到土豆了。’施舍的人是决不会听了这种理由就决定给孩子施舍的。” 　　“什么样的理由才能打动他们的心呢？他们施舍只是为了取乐吧。” 　　“喔，您还小。他们施舍的目的是为自己增添乐趣而不是为别人。他们给孩子扔钱，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得秀气，这就是他们的最充分的理由；有时候他们给孩子扔几个钱，是因为他们自己死了孩子，或者想要孩子；也有的是，因为他们自己身上穿得太暖和，而孩子在门廊下冻得发抖。啊！各种派头的人我都见过，要观察这些人，我的机会还会少吗？您瞧，今天很冷，是不是？” 　　“是很冷。” 　　“好，您去站在门口，向一个蜷缩在短外套里匆匆而来的先生伸手，一会儿您来告诉我，他给了您的是什么；如果您再向一个裹着厚外套或者一些毛皮的、不慌不忙走过来的先生伸手，那完全相反，您可能得到一枚银币。我到了这里一个月或者说六个星期以后吧，这里，老板定下的饮食制度的规矩没有把我养肥，我脸上越来越没有血色，‘苍白！’见到我的人都这样说，‘苍白成这个样子，这孩子快饿死啦。’您当然知道，人的痛苦是装不出来的，痛苦能做一些化妆所指望不到的东西：我成了人们注意的东西，人们的眼睛都看着我，甚至出于善心，有些人还肯把我领到他们家里。在那里，我虽然要不到很多钱，可我可以要到一片面包或者一碗汤。自从克扣了我的土豆，我就不再挨打了；现在克扣九个土豆，我也不在乎了，因为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总有些东西早已经填在肚皮里了。我总算也有过一段好日子。但是，有一天我正在卖水果的女人家里喝汤，叫伽罗福里看到了，他立刻就明白剥夺了我的土豆我却并不抱怨的原因，他决定不再让我出门，命令我待在屋子里烧汤，干家里的活儿。他又怕我偷着喝汤，便发明了这只生铁锅。早晨出门前，他往锅里放好蔬菜和肉，锁好锅盖。我只负责把它烧开就行。我只能闻汤的香味，就是说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想喝它一点儿，那门儿也没有，您看到的，这管子太细了。我当了烧饭的以后，脸色更苍白了，汤的香味儿是不能吃进肚皮的，它使我更饿。事情就是这样。我的脸色是更苍白了吧？我现在已不准出门，再听不见别人是怎么说的了，这儿又没有镜子。” 　　我那时对事物的理解力还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不过我懂得不该用“我觉得您病了”之类的话去吓唬一个病人。 　　“您不见得比别人更苍白。”我回答道。 　　“我明白，您是在安慰我。可我喜欢脸色惨白，这样一来，说明我得了重病，我真想完全病倒才好。” 　　我惊呆地望着他。 　　“您不理解我。”他微笑着对我说，“道理很简单，人一病倒，要嘛照料你，不让你死；要嘛让你死去。如果让我死，那就万事大吉了，我也不再挨饿了，不再挨打了。听人家讲，人一死可以升入天堂，我将可以从天堂望见家乡的妈妈。我还可以恳求仁慈的天主，不要让我妹妹克里斯蒂娜遇上不幸；相反，要是给我治疗，那他们会送我进医院，我愿意到医院去。” 　　我对医院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在半路上，每当我不舒服或精疲力竭的时候，只要我一想起医院，我就会立刻迈开大步又往前走去。马西亚这样讲，我听了之后感到很惊讶。 　　“您要是知道在医院里有多舒服就好了。”马西亚继续说，“我曾在圣欧也尼住过院。那里有位大夫，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头发，口袋里总装着麦芽糖。这是一种碎麦芽糖，便宜货，不过，吃起来反正一样。姆姆们轻声细语地对你说：‘好孩子，这样，伸舌头，可怜的小家伙。’我喜欢听别人对我温和地说话，听着听着，真想哭一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幸福。这很怪，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对我说话总是很温和的。姆姆们和我说话也象我妈妈一样，讲的话当然不一样，但都很好听。病情好一点的时候。肉汤和葡萄酒就送来了。这儿我没有饭吃，感到身体虚弱起来了，但我很高兴，心想：‘我快要病倒了，伽罗福里会送我到医院去的。’唉！是的，我已病得不轻了，但我还没有病到拖累他的地步，所以他把我留着。真怪，倒霉的人竟这么可怜。但是，我还算走运，伽罗福里对我仍然象对别人一样没有放弃他那种喜欢惩罚人的习惯，您可知道一周之前，他朝我脑瓜上狠狠地打了一棍，这一下我以为住医院是不成问题了。感谢天主，我的头肿起来了，您瞧瞧这肿得发亮的大包。伽罗福里昨天说这可能是肿瘤，我不懂肿瘤是啥玩艺儿。但从他讲话的表情来看，我觉得病情是严重的。我一直疼得要命，头发根下一阵阵剧痛比牙疼还厉害，好象有千斤石头压在头上一般。我终日头晕目眩，晚上睡觉，我也直哼哼。我满以为两三天后，伽罗福里会打发我到医院去的。一个小家伙哼哼一夜，会叫别人感到讨厌的，伽罗福里尤其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他这一棍真使我高兴！暧，咱们说正经的，您说我的脸色到底苍白不？” 　　说完，他走到我对面，我们互相对视着。现在，我没有理由再沉默不语了。可是，我还是不敢直说，不敢说出他那火赤的大眼、干瘪下陷的脸颊和毫无血色的双唇在我心里产生的可怕印象。 　　“我觉得您病了，应当进医院。” 　　“终究说实话啦！” 　　马西亚拖着腿，艰难地向我施了一个礼。然后，他立即回到桌子前动手擦桌子。 　　“聊够啦！”他说，“眼看伽罗福里快要回来了，啥都没有准备呢。既然您已经觉得我被打成这个模样可以被送进济贫医院，那我就犯不上再白白挨打了。虽说我这次换的打比前几个月都重，但这是好事。那些说‘什么事都会慢慢习惯的’人是有道理的，对吗？” 　　他边说边一瘸一拐地在桌子四周来回走动，摆盘子，放刀叉。我数了数，总共摆了二十只盘子，这就是说伽罗福里手下有二十个孩子。我只看见十二张床铺，可见是两个人合睡一张床的。什么样的床！没有床单，红棕色的被子大概是从哪个马厩里买来的，而且连马也不会感到它们是暖和的。 　　“是不是到处都象这儿一样？”我有点惊恐。 　　“到处？指哪儿？” 　　“指搜罗孩子的地方。” 　　“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到过别的地方，您可要想办法到别处去。” 　　“什么地方？” 　　“不清楚，随便什么地方都比这儿强。” 　　随便什么地方？这未免太笼统了一点。而且不管怎样，我怎么能改变维泰利斯的决定呢？ 　　我想着想着，找不到任何答案。这时，门砰的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小孩。他一手拿着提琴，一手拿着一大块旧木板。这块旧木板和我在壁炉中见到的一样，我立刻明白了伽罗福里的燃料是从哪里来的和它们的价钱是多少。 　　“把木板给我！”马西亚向刚进来的孩子走过去。 　　可是那个孩子不是把木板给他的同伴，而是把木板藏到了自己的背后。 　　“啊，不！”他说。 　　“给我！汤的味道就更香啦。” 　　“你以为我把它带回来是烧汤用的？我只挣了三十六个苏，还缺四个苏，我正指望这块木板，要不伽罗福里就要狠接我了。” 　　“去你的吧，木板救不了你的命，你照样得挨打，人人有份。” 　　马西亚说这句话是带有儿分恶意的，他似乎对他的同伴将要受罚而显得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在一张如此温和的脸上竟闪现出这种冷酷的表情，实在令我惊讶。我后来才懂得：跟坏人成天混在一起的人，连自己也会慢慢学坏的。 　　该是伽罗福里的徒弟们回来的时候了。在手里拿着木板的孩子后面，又回来了一个，接着又是十个。每个人一进屋就把乐器往钉在床铺上方的铁钉上一挂。有的人挂小提琴，有的人挂竖琴，还有的挂笛子或风笛；那些不是乐师、只是要耍动物把戏的孩子，把旱獭或豚鼠装到了笼子里。 　　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我猜是伽罗福里回来了。果然，一个脸色焦急的小老头拖着迟疑不决的步子走进屋子，他没有穿意大利式服装，只是穿了件灰色短大衣。 　　他第一眼就看着我，我的心凉了半截。 　　“这孩子是干啥的？”他问道。 　　马西亚迅速而又彬彬有礼地回答，他将维泰利斯关照过他的话，一一告诉了伽罗福里。 　　“啊！维泰利斯在巴黎，他找我干什么？”伽罗福里问。 　　“不清楚。”马西亚回答道。 　　“我没有跟你说话，我问这个小孩。” 　　“师傅快来了，”我不敢直说，“他会亲自向您说他的想法的。” 　　“这小家伙挺会说话的。你不是意大利人吗？” 　　“不是，我是法国人。” 　　伽罗福里一进屋，有两个孩子立刻上前站到他的身边。等着他把话说完。他们想干什么？我好奇地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答案。 　　其中一个小孩，接过伽罗福里的帽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另一个赶紧端来一把椅子。他们把生活中如此简单的小事，于得那样认真，那样毕恭毕敬，和在大礼弥撒中一品神父身旁的两个抱蜡烛①差不多。由此我看出，他们害怕伽罗福里已经到了何等地步！他们肯定不是出于爱戴才这样侍候他的。 　　 　　①　抱蜡烛；天主教大礼弥撒中有四个或六个男孩，在祭台下面手执蜡烛，称“抱蜡烛”。 　　伽罗福里一坐下，又有一个小孩连忙将装满烟丝的烟斗给他送上，第四个孩子递过一根擦燃的火柴。 　　“火柴有硫磺味，畜生！”伽罗福里用火柴点烟时大吼一声，将火柴扔进壁炉里。 　　犯了过失的孩子连忙纠正错误，又划了根火柴，等火柴充分燃烧后才献给他的主人。 　　然而主人没有接手。 　　“笨蛋！你别点了！”他说话时狠狠把孩子推开。然后他转过身子，眉开眼笑地对着一个显然是得宠的孩子说： 　　“里卡尔多，我的宝贝，你来点火柴！” 　　宝贝连忙服从。 　　“现在，”伽罗福里等自己坐定当、烟斗也点燃了之后说，“小天使们，结帐吧？马西亚，帐簿呢？” 　　伽罗福里肯费神说话，那的确算得是大发慈悲了。他的徒弟无微不至地洞察他的心里活动。不等他开口就已猜透了他的心思。 　　在伽罗福里要帐簿之前，马西亚早已把积满污垢的小本本放到了他的面前。 　　伽罗福里做个手势，那个划过没有去掉硫磺味火柴的孩子走了过来。 　　“你昨天欠我一个苏，答应今天还的。你现在给我带回了多少钱？” 　　孩子满脸通红，在回答前犹豫了好半天。 　　“缺一个苏。” 　　“啊？你又欠我一个苏？你居然还心安理得！” 　　“我指的不是昨天欠的那个苏，是今天又少了一个。” 　　“那就差两个苏啰？你要晓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这不是我的过错。” 　　“少说废话，你是懂得规矩的。把上衣脱下来，昨天欠的抽两鞭，今天欠的也两鞭。另外，你已经放肆得忘乎所以，所以还要扣掉你今天的土豆。里卡尔多，我的宝贝，因为你对我体贴，这场有趣的消遣应该交给你来玩。拿鞭子来！” 　　里卡尔多就是那个急忙献上一根好火柴的孩子，他从墙上取下一根短柄鞭子，柄上挂了两根打了大结的皮条。这时候，那个欠一个苏的孩子正解开上衣，脱下衬衫，上半身一直光到腰间。 　　“且慢！”伽罗福里冷笑着，“也许不光是你一个，有几个作伴的那才有趣哩，里卡尔多也用不着麻烦几次了。” 　　孩子们一动不动地站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见到这种残忍的玩笑，一个个都勉强地笑了起来。 　　“笑声最大的，”伽罗福里说，“我可肯定，他欠的钱最多。谁笑得最厉害？” 　　大伙儿指指那个拿着木板最先回来的孩子。 　　“喂！你，你缺多少？”伽罗福里问。 　　“这不是我的过错。” 　　“从今天起，谁再说‘这不是我的过错’的，就罪加一等，多抽一鞭。你缺几个钱？” 　　“我带回了一块木板，那木板可好哩。” 　　“这也能算数吗？你去面包师那儿，跟他用木板换面包，他会换给你吗？你到底缺几个苏？嗯，快说！” 　　“我弄到三十六个苏。” 　　“那你缺四个苏啰，可怜虫，缺四个苏！你有脸站在我面前！里卡尔多，我的宝贝，你真是个走运的小调皮，你可开心啦！把他的上衣扒下来！” 　　“木板不算啦？” 　　“我给你当晚饭吃吧！” 　　这一愚蠢的玩笑引得没受惩罚的孩子哄堂大笑。 　　审问时，又来了十几个孩子挨个上前交帐。本来已有两个孩子挨了皮鞭，现在又有三个，这三个孩子一文也没有挣到。 　　“有五个强盗，他们偷我！抢我！”伽罗福里哀叹着，“这就是对我慷慨大方的报答！你们不干活，我怎么能给你们买好肉和好土豆吃？你们光贪玩，你们跟这些笨得要死的老爷太太小姐少爷打交道，就得有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可你们老嘻嘻哈哈的。难道你们不认为伸着手假哭要比露着背真哭好吗？快，把上衣脱下来！” 　　里卡尔多手持皮鞭，五个被罚者在他旁边排成一排。 　　“你要知道，里卡尔多，”伽罗福里说，“我不看你，因为这种惩罚使我心里难过，可是我听得见，我可以根据声音的大小判定你抽鞭子的分量。去吧！痛痛快快地动手吧！我的宝贝，你是在为自己的面包而干活。这是你的活儿！” 　　伽罗福里扭转身子对着火炉，装做自己看不到这种处罚的样子。我被遗忘在一个角落里，愤怒和恐惧使我浑身发抖。正是这个人将要成为我的师傅。假如我挣不回他规定我的三十或四十苏，我也只好解衣露怀，让里卡尔多抽了。啊！我现在才明白过来，马西亚为什么在谈到死时是那么安详和渴望。 　　鞭子抽在皮肉上发出的第一个响声使我涌出了眼泪，因为我相信自己已被遗忘，所以我一点也不克制自己。然而我错了，伽罗福里在偷偷窥视我，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这才是个好心肠的孩子，”伽罗福里用手指着我说，“他可不象你们这些强盗，你们看着同伴的不幸，看着我的伤心，一个个幸灾乐祸。他要是你们同伙的话，应当成为你们的榜样！” 　　我是他们的同伙！这句话可使我浑身上下都发抖了。 　　抽第二鞭时，受罚者发出一声凄惨的呻吟声；抽第三鞭时，便是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伽罗福里摆了摆手，里卡尔多挥舞的皮鞭不动了。 　　我还以为他要大发慈悲了，其实这同慈悲毫不相干。 　　“你要知道，听着这些叫喊我有多么难受，”伽罗福里慢条斯理地对着这个牺牲品说，“你要知道，鞭子打在你的皮肉上，喊声可撕碎我的心。我警告你，你多叫一声，就多挨一鞭子，那你是自作自受。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好感和知恩的话，你就该住口。来，里卡尔多！” 　　里卡尔多拾起胳膊，皮鞭又落在不幸者的脊背上。 　　“妈妈！妈妈！”不幸者叫喊着。 　　幸亏我没有再看下去，楼梯对面的门开了，维泰利斯走了进来。 　　维泰利斯一看就明白了上楼时听到的叫喊声是怎么回事，他跑到里卡尔多的面前，夺过他手中的鞭子，又猛地转向伽罗福里，站到他面前，两手抱在胸前。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伽罗福里目瞪口呆。可是他很快镇静下来，虚情假意地说： 　　“太可怕了，是不是？这孩子真没良心。” 　　“可耻！”维泰利斯大声呵斥道。 　　“您说出了我正要说的话。”伽罗福里打断了他的话。 　　“别装模作样！”我的师傅大声接着说，“您心里明白，我是在对您而不是对这个小孩说话。是的，这样摧残不能自卫的孩子是一种卑鄙可耻的行为。” 　　“老傻瓜，您管什么闲事？”伽罗福里改变了说话的语调。 　　“警察可要管的。” 　　“警察！”伽罗福里站起身来惊叫着，“您……您居然用警察来威胁我！” 　　“是的！是我！”我师傅回答道。他在戏班主的狂怒面前不露丝毫的胆怯。 　　“维泰利斯，您听着！”伽罗福里镇静下来，以嘲弄的口气说，“别那么不客气，用不着胡诌出一套什么来威胁我，因为在我这方面，我也有点东西可以说给别人听听的。将来倒霉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当然我不会到警察局去说什么，您的那些事与警察局不相干，可有人会感兴趣，只要我向他们说出我所知道的，只要我说出一个名字，仅仅一个名字，是谁将因羞愧而躲藏起来永远也不想再见人了呢？” 　　我师傅静默了一会儿，没有回答。他有丢人的丑事？我怔住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从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中醒悟过来，维泰利斯已拉住我的手说： 　　“跟我走！” 　　他把我带到了门口。 　　“好呀，老兄，”伽罗福里嬉皮笑脸地说，“别记私仇了，您不是要跟我说话吗？” 　　“我再没有什么可跟您说的了。” 　　维泰利斯二话没说，头也不回，一直拉着我的手下楼去。我跟着他，感到多么的轻松啊！我终于逃出了伽罗福里的魔掌。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多想亲一亲维泰利斯啊！ 第十八章　冉蒂里采石场 　　我们走在一条行人熙来攘往的街道上，维泰利斯一直默不作声。不久，我们走进了一条没有人的小街，他在路坎上坐了下来，好几次用手去摸他的前额，这是他为难时的一种习惯。 　　“我说了些仗义的话，听起来也许好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么一来，我们现在流落在巴黎街头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肚里也没填过一片面包。你饿吗？” 　　“除了您早晨给我的一小块面包头外，别的我啥也没有吃过。” 　　“唉！我可怜的孩子，你今晚只得不吃晚饭就睡觉了。不过，我们连到哪里去过夜还不知道呢！” 　　“您本来是打算睡在伽罗福里那儿的吗？” 　　“我是打算让你睡在他那里，你一个冬天在他那儿过，他也许会给我二十来个法郎，这样，我暂时就过得去啦。可是一看他这么虐待孩子，我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也不想留在他那里，对吗？” 　　“啊，您太好啦！” 　　“哦，你说的这个老头儿——老流浪汉的胸膛里，也许还保存着一颗直到现在还仍然活着的年轻人的心。不幸的是，这个老流浪汉有过一个计划，却叫那颗年轻的心完全打乱了。现在，我们上哪儿去？” 　　天色已经很晚，白天里已缓和过来的寒冷现在又变得严酷和扎人肌肤。北风呼啸着，夜晚将是难熬的。 　　维泰利斯久久地坐在路坎上，我们——卡比和我——象两尊木偶，立在他面前纹丝不动。他终于直起了身子。 　　“我们上哪儿去？” 　　“去冉蒂里①，设法找个采石场，我过去在那儿睡过。你累吗？” 　　 　　①　冉蒂里：巴黎南面的一个小市镇。 　　“我在伽罗福里那儿歇过了。” 　　“可惜我没有歇过脚，坚持不下去了，不过应当走呀。走吧，孩子们！” 　　把我和狗叫成他的“孩子”，这是维泰利斯过去心情愉快时说的一句话，但今晚他是怀着愁思说出这句话的。 　　我们在巴黎街头走着，夜漆黑漆黑的，瓦斯灯的火苗在寒风中颤动，照得路面模模糊糊。我们每一步都象是在结冰的小溪上，或者是在冰面的人行道上滑行。维泰利斯拉着我的手，卡比紧紧贴着我们的脚跟。饥饿也在折磨着卡比，它有时落在后面，在垃圾堆中寻找骨头或面包皮充饥。然而，垃圾已冻成一团，因此，它白白寻找了一阵，耷拉着耳朵又追上了我们。 　　我们一刻不停地行走，从大街走到小巷，又从小巷穿过别的大街；那些偶然相遇的行人似乎在惊奇地看我们。是我们的衣服，还是疲倦的神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我们相遇的警察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们。 　　维泰利斯弯着腰，一言不发地往前走着。尽管天气这么冷，他的手还是滚烫滚烫的，我觉得他在发抖。他有时停下脚步，在我肩头上趴一会儿。我感到他的全身在抽搐。 　　平时我是不敢多问他的，但这一次我却破了戒；再说，我多么需要告诉他，我爱他，或者至少我想为他做些什么。 　　“您病了！”有一次停下来时我对他说。 　　“我真担心，反正我累得够呛。象我这把年纪，这些天来走路的时间太长了，今晚对我这老骨头来说也太冷，我本该躺在一张舒舒服服的床上，关在房间里，围着火炉吃晚饭的。可是，这一切完全是做梦啊！向前走吧，孩子们！” 　　往前走！我们已经出了城，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经离开了有房屋的地方。我们时而在两旁筑有高墙的路上行走，时而在旷野里快跑，无休止地走着，再也见不到行人，再也看不见城市的警察，再也没有街上的瓦斯灯。在我们头顶的上方，有时可以看到一两扇亮着的窗户，蓝灰色的天空中闪耀着稀稀落落的星星，愈来愈凛冽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们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幸亏风是从背后吹来的。但是我上衣的袖口已开线，风从裂缝里钻进去，顺着胳膊一直凉透我的全身，我怎么也暖和不了。 　　虽然天色昏暗，道路纵横交叉，维泰利斯却如识途的老马，对去向很有把握。因此我跟着他，不必担心迷路，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们能否很快到达采石场。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看见一片树林了没有？”他问我。 　　“我啥也没有看见。” 　　“你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东西吗？” 　　在回答之前，我往四周环顾了一番。我们一定是在一片旷野中了，因为我的视线消失在深邃的黑夜里，没有什么障眼的东西，既没有树木，也没有人家，周围是那么空旷，只有从地面刮过的风在一片看不清的树丛中呼叫着。 　　“唉！如果我有你这样的眼力该多好！”维泰利斯说，“可借我看不清，你往那边瞧瞧。” 　　他用手朝前面一指。我不敢说什么也没有看见，所以我没有回答，他又往前走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停住了脚步，再次问我是否看见了树林。当我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刚才那种安全感了．我的说话声因一种隐约的心慌而颤抖着。 　　“是恐惧使你的眼睛发花了。”维泰利斯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没有看见什么树。” 　　“没有大路吗？” 　　“看不见。” 　　“我们走错路了吗？” 　　我没有回答。我既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也不清楚我们将要去什么地方。 　　“再走五分钟看看，要是还看不见树林，我们就返回去，那肯定走错路了。” 　　我现在才明白，我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没有气力了，维泰利斯拉着我的胳膊。 　　“走吧！” 　　“我走不动了。” 　　“我，你以为我能背得动你吗？我现在还能站得住，那是因为想到我们一坐下来，那就再也起不来了，只有冻死在这里。走吧！” 　　我跟着他。 　　“路上有很深的车辆印子吗？” 　　“根本没有。” 　　“该踩着原来的脚印往回走。” 　　刚才从背后吹来的风现在却凶猛地抽打着我们的脸，我连气也透不过来了，脸上火辣辣的。 　　我们刚才往前走的时候，脚步就不轻快，现在折回来，步履更加艰难了。 　　“你一发现车轮印子就告诉我，”维泰利斯说，“正确的路应当在左边，十字路口有一丛丛灌木林。” 　　我们顶着寒风，在沉寂的夜里足足走了一刻钟，脚步声在冻硬的地面上发出噹噹的响声。尽管我的两条腿已很难一步一步地往前迈开，现在是我在拉着维泰利斯走。我是怀着多么不安的心情在注视着大路左边的方向啊！ 　　忽然在黑暗中，有一道微弱的红光在闪耀。 　　“有灯！”我伸出手说。 　　“在什么地方？” 　　维泰利斯瞧了瞧。虽然闪烁的灯光离我们不算太远，他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于是明白：他的视力已减退。若在平时，他在夜间的视力本来是可以看得很远的。 　　“半夜三更了，这灯光同我们不相干，”他说，“这大概是什么人正点着灯在干活或者是一个病得快死的人，他床头边的一盏小灯。我们不该去敲这扇门。在乡下，夜里我们可以去求个情，但是巴黎的郊区是不好客的，这里不会有留我们住宿的屋子。咱们走吧！” 　　又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好象看见前面有一条路，切断了我们的去路，路旁有黑糊糊的一片东西，很可能是灌木林。我放开维泰利斯的手，快步往前走去，路上有深深的车轮印子。 　　“这就是小树林！有车轮印子。” 　　“拉着我的手，我们得救啦！采石场离我们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了。你仔细看看，应当看得见树林的。” 　　我仿佛看见一片黑黑的东西，我说我看得出来这是树林。 　　希望增添了我的力量，我的腿轻快了，脚底下的路不那么坚硬了。 　　然而，我觉得维泰利斯所说的五分钟简直是永恒的。 　　“我们在这条正道上已经走了不止五分钟了。”他停下来说。 　　“我也觉得是。” 　　“车轮印子是往哪里去的？” 　　“一直往前的。” 　　“采石场的入口处应当在左边，我们肯定已经从它前面经过，但是没有发现它。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干什么都不容易。可是从车轮印子上看，我们该明白：我们走得太远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车轮印子没有往左拐。” 　　“转口去走回头路吧！” 　　我们又往回走了。 　　“你看见树林了吗？” 　　“看见了，在左边。” 　　“车轮印子呢？” 　　“没有。” 　　“我的眼睛是不是瞎了？”维泰利斯揉了揉眼睛说，“一直往树林那边走过去，你拉着我的手。” 　　“有一道墙。” 　　“那是堆石头。” 　　“不，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是道墙。” 　　墙离我们几步远，要证实我的话是很容易的。维泰利斯不能求助于眼睛，只好走上几步，用手去摸被我称作“墙”而被他叫做“石头堆”的障碍物。 　　“确实是一道堵，是用石头一块块有规则地砌起来的，我还摸到了抹的泥灰呢！入口处在哪儿？你找找车轮印子看。” 　　我弯着腰沿墙壁摸过去，一直走到头也没有发现车轮印子最细小的痕迹。我回到维泰利斯身边，又向相反的方向找了一遍，结果是相同的：处处碰壁。墙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洞口，地上也没有通向入口处的道路或四沟的痕迹。 　　“我摸到的尽是雪。” 　　处境十分可怕，我的师傅很可能迷路了，这儿肯定不是他要寻找的采石场。 　　我对维泰利斯说，我摸到的只是一片积雪而不是车轮印子。他等了等，没有回答我什么，尔后，他再次摸摸墙壁，从这一头摸到那一头，卡比对这一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不耐烦地狺狺狂吠。 　　我跟在维泰利斯的背后。 　　“需要再往远处找一找吗？” 　　“不用了，采石场用围墙围起来了。” 　　“是围起来了。” 　　“有人把入口处堵住了，没有法子进去。” 　　“那……” 　　“那怎么办，是吗？我一点也不清楚，死在这里啦。” 　　“唉，师傅！” 　　“喔，你不会死的，你还年轻，生命会使你挺得住。来吧，咱们走，你走得动吗？”242 　　“您呢？” 　　“当我走不动时，我会象一匹老马似的倒下去的。” 　　“我们上哪儿去？” 　　“回巴黎去。我们一见警察就让他们把我们抓到警察局去，我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不想让你冻死。走吧，我的小雷米，走吧，孩子，勇敢点！” 　　我们顺着原路往回走。什么时候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慢腾腾地走了好长时间，也许已是午夜，也许已是凌晨一点，天空依然是蓝黑色的，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星，显得比通常更加渺小。寒风不止，越刮越猛，一路上卷起满天飞雪，打在我们的脸上。我们路过的人家，大门都紧闭着，屋内没有一丝亮光。我似乎觉得，睡在热被窝里的人，要是知道我们冻得这副模样，一定会为我们打开大门的。 　　我们走得快的话，还可以抵御寒冷。可是维泰利斯气喘吁吁，步履困难，他断断续续地喘着粗气，好象则奔跑了一阵突然停了下来似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应声，只对我吃力地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他已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我们从乡村又回到了市区，也就是说，我们在两道墙中间走着，墙头上稀稀落落的挂着几盏路灯，晃来晃去，发出破铁片的响声。 　　维泰利斯站住了，我知道他真的走不动了。 　　“我去敲人家门好吗？”我问。 　　“别去敲，人家不会给我们开门的，这儿住的都是花农和菜农，这个时候他们才不会起来呢，还是往前走吧！” 　　维泰利斯是力不从心了，他仅仅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我得歇一歇，”他说，“我支持不住了。” 　　刚巧在一道栅栏上有一扇敞开的门，栅栏里堆着一大堆肥料，堆得比栅栏还高，这种景象在菜农家是常见的。风吹着吹着，把覆盖在上面的第一层麦秸吹干了，撒了一地，路上和栅栏脚下堆了厚厚的一层。 　　“我在那儿坐一下。”维泰利斯说。 　　“您以前说过，假如我们坐下来，就会挨冻起不来了。” 　　维泰利斯不回答，他示意我捡起麦秸，堆在门口。与其说他坐下，还不如说他是倒在草垫上了。他的牙齿在咯咯作响，浑身哆嗦。 　　“再拿点麦秸来。”他对我说，“这肥料堆可以给我们挡风。” 　　肥料堆可以挡风，一点不错，但它不能避寒。我把所有能捡来的麦秸堆成一堆，然后走到维泰利斯身边坐下。 　　“紧紧靠在我身上。”他说，“你把卡比放在胸口，它会给你一点热气。” 　　维泰利斯是个有经验的人，他懂得：在我们这种境况下，寒冷可以把人冻死。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风险，一定是因为他已累得筋疲力竭了。 　　他的确累垮了。半个月以来，他每晚都是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躺下的。他因长期的挣扎、缺衣少食和年迈体衰而耗尽了气力。这最后一次的劳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使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下去。 　　维泰利斯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吗？我压根儿不清楚。当我抱着麦秸回来紧靠他的身子时，我觉察到他贴着我的脸亲我。唉！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我。 　　轻微的寒冷会使那些上床睡觉的人打个哆嗦，暂时赶走了他们的睡意；持续的严寒会把露天歇宿的人们冻僵。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因极了，刚把自己的身体靠着维泰利斯蜷缩起来的时候，眼睛就合上了。我想使劲睁开眼睛，但不顶事，只好拼命掐自己的胳膊。可是，我的皮肤已经麻木，尽管我使劲地掐，也只是稍稍感觉有点痛。忽然，我的心头感到一种震动，它使我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知觉。维泰利斯背靠着门，困难而又急促地喘着断断续续地粗气。卡比夹在我的两腿中间，贴着我的胸口，早已睡着了。北风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刮过，把碎麦秸掷捲到我们的身上，好象枯叶从树上坠落下来一样。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近处，远处，四周，都是死一般的沉寂。 　　沉寂使我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掺杂着哀伤，使我双眼充满泪水，我似乎觉得要死在这里了。 　　一种将要死去的念头，把我带回了夏凡侬。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在死之前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家了！再也见不到我的菜园了！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我无法说清楚的奇怪的幻想，我发现自己正在这个菜园里，太阳欢乐地、暖融融地在天空照耀着，长寿花开着金黄色的花朵，树林中的山鸟啁啾婉转，小溪欢唱着在卵石上流过，巴伯兰妈妈正把刚从小溪里洗出来的衣服晾在带刺的篱笆上。 　　突然，我的思绪又离开夏凡侬，飞向天鹅号游船。阿瑟躺在床上，米利根夫人醒着，听着风的呼啸，她正在思忖：象这样的大冷天，雷米会在什么地方呢？ 　　尔后，我又合上眼睛，我的心麻木了，我似乎已失去了知觉。 第十九章　丽丝 　　当我醒来时，已睡在床上，明亮的火焰照耀着我躺着的房间。 　　我不认识这间屋子。 　　我更不认识我周围的人：一个上身穿着灰色外衣、脚穿黄木鞋的男人和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惊讶地看着我，她那奇异的眼睛好象会说话一样。 　　我坐了起来。 　　他们在我身边忙开了。 　　“维泰利斯呢？”我问道。 　　“他是问他的父亲在哪里。”一位年轻的姑娘解释道，看上去她是这一家的大女儿。 　　“他不是我父亲，是我师傅。他在哪里？卡比在哪里？” 　　维泰利斯如果是我父亲的话，他们一定会用婉转的方式踉我谈起他；可是他既然只是我的师傅，他们就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事情的真相讲给我听。下面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事情的经过。 　　我们原来蜷缩在一个种花人家的门洞口。凌晨两点左右，花农开门去市场，发现我们睡在麦秸堆里。开始，他喊我们起来，好让车子通过。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动，只有卡比汪汪地叫着，护卫我们。他拉拉我们的胳膊，想摇醒我们，我们依然没有动弹。于是他认为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急忙拿来一盏灯，发现维泰利斯已经死了，是冻死的；我比维泰利斯好不了多少。不过，亏得卡比睡在我的怀里，我的胸口还有一点热气，我还有一口气，活下来了。然后，我被抬到花农的家里，他们把一个孩子叫起来，腾出床位，让我睡到他的床上。我几乎象死人一样，整整躺了六个小时，血液循环恢复了，呼吸有力了，刚刚苏醒过来。 　　尽管我的躯体和精神是多么的麻木，我仍然可以清醒地理解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维泰利斯死了！ 　　是那个穿衣上衣的男人，也就是那个花农给我讲述这段经过的。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目光惊讶的小姑娘一刻不停地看着我。当她父亲说到维泰利斯已经死去时，她一定听懂了，并且迅速预感到这噩耗给我带来的打击。她一下子离开她待着的地方，向她父亲走去。她一只手抓住她父亲的胳膊，一只手指着我，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不是人的语言，而是温柔的、充满同情的叹息。 　　况且，她的动作是那么富有表情，因此无须用言语加以补充。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我觉察到了她那发自内心的同情，这是我和阿瑟分别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难以形容的信任和亲切的感情，正象巴伯兰妈妈在亲我之前瞧我的神态一样。维泰利斯已经与世长辞，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然而我并不感到孤独，维泰利斯好象仍在我的身边。 　　“嗯，是呀，我的小丽丝，”老爹俯身对他女儿说，“这事会使他难过的，不过总得跟他讲实话呀，我们不讲，警察也要告诉他的。” 　　他接着讲下去，把他们怎样去通知警察，维泰利斯又是怎样被他们抬走，以及我被抱在他大儿子亚历克西床上的事，全都告诉了我。 　　“卡比呢？”他一停下来，我就问他。 　　“卡比？” 　　“是呀，就是那一条狗。” 　　“不知道，失踪了吧。” 　　“它跟着担架走的。”一个孩子说。 　　“邦雅曼，你看见了？” 　　“我想是的。卡比耷拉着脑袋，跟在抬担架的人后面，它几次想跳上去。让它下来时，它发出悲哀的叫声，嚎叫着。” 　　可怜的卡比！为了博得观众的一笑，这个杰出的滑稽演员，不知曾有多少次装出一张哭丧着的脸，呜咽着去参加装假死的泽比诺的葬礼，连那些老噘着嘴巴的小孩子，也被它逗得笑疯了。 　　花农和他的孩子让我独自待着，他们走开了。我下了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下了床。 　　我的竖琴搁在我躺着的床脚边，我拿起坚琴，斜背在肩上，走进花农和他孩子们的房间。该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呢？……我心中无数，只觉得应当走……于是我起步走了。 　　刚才当我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怎么不舒服，只感到四肢酸痛，头热得不好受。可是一站了起来，我觉得自己马上要摔倒了，不得不扶住椅子。我歇了歇，推开门，站在花农和孩子们的面前。 　　他们围着饭桌，正在喝菜汤。饭桌靠近一个大壁炉，壁炉里燃着柴火。 　　汤的香味沁入我的心肺，我忽然想起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我晃晃悠悠的，差一点昏厥过去，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肯定已经全部反映在我的脸上。 　　“孩子，你不舒服吧？”花农用充满同情的语调问。 　　我回答说，我的身体的确感到难受，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火炉旁坐一会。 　　然而，我急需的并不是火炉，而是食物。火炉没有使我振作精神，而汤的香味，勺子碰在盘子上发出的响声，吃饭的人的咂嘴声，使我感到更没有力气了。 　　如果我勇敢点，我真想要一盘汤！但是，维泰利斯没有教过我伸手要东西的习惯，天性没有把我造就成乞丐，我宁肯饿死也不会说出“我饿了”之类的话。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也不曾向人要过我无力归还的东西。 　　那个目光惊讶、缄默不语、她父亲叫她丽丝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对面，她不吃饭，凝神地望着我。她突然从饭桌旁站起来，端上满满一盘汤。送到我面前，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的嗓子已说不出话来，我有气无力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但她父亲不让我这样做。 　　“拿着，我的孩子，”他说，“丽丝说要给，那就给定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喝了这一盘后还可以喝一盘。” 　　哪有不愿意的！没有几秒钟，一盘汤就喝完了。丽丝站在我面前，眼睛凝视着我。我放下勺子，她立刻叫了一声，这一次可不是叹息声，而是一种满意的喝彩声。然后，她拿起汤盘，递给她的父亲，请他再盛一盘。等汤加满后，她微笑着又给我端了过来。她笑得那么甜，那么暖人心怀，尽管我当时很饿，一时都没想到马上去接汤盘。 　　跟第一次一样，汤三口两口就喝了个精光。这一回，看我喝汤的孩子们不再是抿着嘴微笑，而是张着嘴放声大笑了。 　　“好样的，我的孩子，”花农说，“你真是个小饭桶。” 　　我一时被弄得面红耳赤。稍停片刻后，我认为说真话比让人笑话我贪食要好得多，所以我回答说，我昨天没有吃晚饭。 　　“中饭吃了吧？” 　　“也没有吃。” 　　“你师傅吃了没有？” 　　“和我一样。” 　　“那他既是冻死也是饿死的。” 　　汤恢复了我的元气，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你想到哪儿去？”老爹问。 　　“我想走。” 　　“走到哪儿去？” 　　“不知道。” 　　“你在巴黎有亲友吗？” 　　“没有。” 　　“你有老乡吗？” 　　“没有。” 　　“你在哪儿落脚？” 　　“我们是昨天晚上到的，还没有住宿的地方。” 　　“你想做什么？” 　　“弹琴，唱歌，谋生。” 　　“在哪儿？” 　　“巴黎。” 　　“你最好回你家乡去，回到你父母身边。你爸爸妈妈住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父母。” 　　“你刚才说的，那个白胡子老头不是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 　　“你母亲呢？” 　　“我也没有母亲。” 　　“你有叔叔、婶婶、堂兄妹吗？总得有个人吧？” 　　“没有，我举目无亲。” 　　“你从哪儿来？” 　　“我是师傅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买过来的……你们待我太好了，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星期日再回来陪你们跳舞，我可以弹琴助兴。” 　　我一边说，一边朝大门口走去。我刚跨出几步，丽丝追上来了，她拉住我的手，微笑着指指竖琴。 　　我没有猜错。 　　“你要我弹琴？” 　　她点点头，乐呵呵地拍手鼓掌。 　　“好，行！”老爹说，“给我女儿弹点什么吧！” 　　我拿起坚琴，虽然我没有心思去跳舞作乐，我还是弹了一曲华尔兹，即《我心爱的人儿》，那是我的拿手乐曲。啊！我多么想演奏得象维泰利斯那样好，让那个用眼睛来感动我的小姑娘高兴高兴！ 　　她先是听着，出神地望着我，然后用脚踏着节拍。不一会儿，她在音乐的吸引下，开始在厨房里旋转起来，她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都静静地坐着。她跳的虽然不是华尔兹，走的也不是通常的步子，但是她旋转得很优美，脸蛋象一朵绽开的花朵。 　　她的父亲坐在壁炉旁，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他好象十分激动，连连拍手叫好。华尔兹舞曲刚刚演奏完，她彬彬有礼地走到我面前，向我行了个漂亮的屈膝礼。紧接着，她用一只手指弹了弹我的竖琴，意思是说“再来一遍吧”！ 　　我是乐意整天为她演奏的，可她父亲说“够了”，因为他不愿意让她转累了。 　　于是，我停止弹奏华尔兹或别的舞曲，开始演唱维泰利斯教会我的这支那不勒斯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多少次啊，我发出过绝望的叹息； 　　为什么我那烧枯的心哪， 　　象圣殿的蜡烛又燃起摇摆的火焰？ 　　哦，美貌无双的关人，只因我耳边又响起你的名字。① 　　 　　①　原文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 　　这支歌对我来讲，就跟歌剧《魔鬼罗贝尔》中的《祖国的骑士》对于奴里②和歌剧《吉约姆·泰勒》中的《跟我走》对于杜普雷③一样，都是我演唱的最为拿手的节目，一般总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这首歌的调子缠绵伤感，带有某种动人心弦的柔情。 　　 　　②③　奴里（18O2-1839）、杜普雷（18O6-1896）均为法国著名歌剧演员。 　　当我唱完第一段时，丽丝坐到我对面，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她的嘴唇在翕动，好象在默诵我唱的歌词。歌的调子渐渐悲哀起来，她慢慢后退了几步，直到我唱完最后一段时，她竟失声痛哭，扑到了她父亲的怀里。 　　“行了！”她父亲说。 　　“真蠢！”她的哥哥邦雅曼说，“一会儿跳，一会儿哭。” 　　“你才是一个笨蛋呢！她懂歌曲的意思。”大姐俯身去吻她的妹妹。 　　当丽丝扑到她父亲的怀里时，我收起竖琴往肩上一挂，朝门口走出。 　　“你往哪儿去？”这个做父亲的问我。 　　“我走啦。” 　　“你决心要于乐师这一行？”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走江湖你不害怕吗？” 　　“我没有家。” 　　“昨天晚上你遇到的事，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当然啰，我也喜欢一张舒舒服服的床和一个火炉。” 　　“你希望有一只炉子和一张舒适的床，当然你还想劳动，是不是？如果你愿意留下，你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你是明白的，对吗？我愿意提供给你的，不是财产，更不是游手好闲的生活。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得准备吃苦，受苦，你得大清早起床，白天用锄头刨硬土，用汗水润湿你挣来的面包。面包是有保证的，你将不会象昨夜那样露宿野外，不会再有被遗弃和冻死在路旁或者在壕沟里的危险。晚上，你将有铺好的床铺，喝着汤时，你会喝到用劳动换来的热汤而感到满意，我可以肯定，喝起来的味道是鲜美的……还有，假如你是个好小伙子——我脑子里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将和我们亲如一家人。” 　　丽丝转过身子，眼里含着泪花，微笑地看着我。 　　我对这个建议感到意外，不太明白我所听到的话的意思，一时待在那里不知所措。 　　于是丽丝离开她的父亲，走到我的身边，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套色版画前，画面上有一个穿羊皮袄的小圣约翰的肖像。 　　她招招手，要她的父亲和哥哥们来欣赏这幅画；同时，又将手伸向我，把我羊皮袄上的羊毛捋平，又指我的头发。我的头发象圣约翰一样，从额角的中间分开，卷曲地垂下来被在肩上。 　　我明白：丽丝认为我和圣约翰相象。不太知道为什么，她的这种感觉使我感到高兴，同时也轻轻地触动着我的心。 　　“真的，”做父亲的说，“他是象圣约翰。” 　　丽丝拍手笑了。 　　“那么，”父亲的话题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建议上，“就这样，你看行不行呢？孩子？” 　　一个家！ 　　我将有一个家啦！我抱有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不知多少次！巴伯兰妈妈、米利根夫人和维泰利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消失了。 　　那么我将不再孤苦伶仃啦！ 　　我的处境是骇人的：和我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几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刚刚离开人间；同时，我又失去了我的同伴、朋友和我那样热爱的、可爱的卡比。它对我的感情也是那样的深厚。然而，当花农建议我留在他家的时候，他对我的信任坚定了我的信心。 　　一切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更能打动我的心的，不是人们已经向我保证的面包，而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一个如此和睦的家庭，人们答应我可以分享这样的家庭生清。 　　这些男孩将成为我的兄弟。 　　这位漂亮的小丽丝将成为我的妹妹。 　　在我童年的梦想中，不止一次地梦见找到了我的父母双亲，可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兄弟姐妹。 　　可现在呢，我的面前却站着这么多兄弟姐妹。 　　当然从血统上讲，他们不是我真正的亲兄弟姐妹，但是他们可以成为我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为此，我只有热爱他们（我时刻准备着）和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是不难做到的，看来他们一个个都是善良的人。 　　我立刻卸下背在肩上的竖琴。 　　“这就是答复了，”老爹笑着说，“而且是个很好的答复，我看你是高高兴兴作出答复的。我的孩子，把竖琴挂在钉上吧，等哪一天你觉得在我们这儿感到不自在了，你再拿起竖琴远走高飞吧！不过，你要象燕子或夜莺那样的仔细谨慎，选好季节再动身。” 　　我和维泰利斯正好摔倒在它门口的那所房子是在巴黎的一个名叫格拉西的地方，住在那里的花农名叫阿根。我被接到屋里来时，家里共有五口人：被人称为皮埃尔老爹的是父亲，两个男孩，即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两个女孩，即大女儿艾蒂奈特和小女儿丽丝。 　　丽丝是个哑巴，但她不是先天性哑女，也就是说，哑症不是由聋症引起的。她咿咿呀呀的说了两年，差不多四岁时，突然丧失了说话的功能。这场灾难出现在一次痉挛之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智力不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她的聪明才智显得惊人的早熟。她不但什么都明白，而且能把一切想说的表达得清清楚楚。穷苦人家，甚至许多一般的家庭，都把有残疾的孩子看作遗弃的对象，或者因此而厌恶他，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这种不幸没有发生在丽丝身上。她活泼可爱，温顺善良，这使她免遭厄运。她的哥哥们对她很宽容，从不幸灾乐祸；她父亲的眼里也只有她一个人；她姐姐艾蒂奈特宠爱她。 　　从前在贵族之家，长子有优先的权利；今天在工人之家，长女往往要继承繁重的家务。阿根太太自丽丝出生一年后去世。从此，仅仅比弟弟大两岁的艾蒂奈特成了家庭主妇。她不进学堂，被迫留在家里做饭，替她父亲和弟弟缝补衣服，抱丽丝。人们忘记了她是女孩，她是姐姐，很快就习惯地把她看成是个女佣人，一个招之即来的仆人，人们心里很明白：她决不会生气，也决不会离家出走。 　　艾蒂奈特既要抱丽丝，又要带邦雅曼。她终日干活，起得很早，以便在她父亲去市场之前把汤烧好；她睡得最晚，以便在吃过晚饭后收拾东西并在洗衣槽里搓洗孩子们的衣服；夏天，她一有喘息的功夫，便去烧水；冬天，当严冬骤然降临的时候，她在夜间必须起床去盖好草垫。艾蒂奈特没有儿童时代，没有玩耍和说说笑笑的闲功夫。她才十四岁，心事很重和不爱嬉笑的脸色使她象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小姐。不过，她的脸上仍然流露出温柔和顺从的表情。 　　我在指定的钉子上挂好竖琴，开始讲述我们原来想在冉蒂里采石场过夜，后又怎样被迫从冉蒂里折回受到寒冷和疲劳的袭击的故事，讲了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在开向花房的门上有扒门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凄楚的狗叫声。 　　“是卡比！”我猛地站起来说。 　　可是丽丝抢先朝门口奔去开了门。 　　可怜的卡比纵身一跳便扑到我身上，我把它抱在手里，它舔我的脸，高兴地叫着。它的全身在发抖。 　　“卡比怎么办呢？”我问道。 　　人家懂得我问的意思。 　　“嗯，卡比和你一块儿留下。” 　　卡比似乎听懂了，它跳到地面上，右爪子放在胸口，行了一个礼，逗得孩子们、特别是丽丝哈哈大笑。为了让他们开开心，我想请卡比表演一个传统节目，可它不听话，跳到我的膝盖上，再一次亲吻我。尔后，它跳下来，一个劲地拉我的衣角。 　　“它要我走。” 　　“它想把你带到你师傅那儿去。” 　　把维泰利斯抬走的警察说，他们需要盘问我，等我暖和苏醒过来之后，他们会来找我的。等待他们的时间太长了，真叫人捉摸不定。我急于要了解维泰利斯的消息，他或许还没有象人们认为的那样离开人世吧？我没有死，他说不定也会象我那样死而复生。 　　老爹见我焦灼不安，大概已猜出了几分原因，就把我带到警察局，那里的人没完没了的向我提问，我只是在确信维泰利斯已经死去的情况下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的事很简单，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警察局长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久久地打听有关我和维泰利斯的情况。 　　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我没有父母，说维泰利斯事先付了一笔钱，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租用过来的。 　　“现在该怎么办？”局长问我。 　　警察局长的话音刚落，老爹插话了。 　　“如果您愿意把他交给我们的话，我们负责抚养。” 　　局长不但乐于把我交给花农，而且还感谢他做好事。 　　现在该回答有关维泰利斯的问题了，这可难为我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或者说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我认为很神秘，真想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演出时，维泰利斯的演唱赢得了那位夫人的赞美和惊叹，还有伽罗福里的威胁。我心里在琢磨：对于这一类问题，我是否应当保持沉默呢？ 　　我师傅生前谨慎地隐藏起来的秘密，难道应当在他死后披露出去吗？ 　　但是，一个小孩要想对熟悉业务的警察局长隐瞒点什么，那可不容易。这种人有高超的问话技巧，你想回避也不行，他们会很快把你弄得晕头转向。 　　事情正是如此。 　　不到五分钟功夫，局长让我把我想瞒着的、他却很想了解的情况统统讲了出来。 　　“把他带到伽罗福里那边去，”局长对一个警察说，“一走到卢尔辛街，他会认得那所房子的。你和他一块上楼，好好问问伽罗福里。” 　　我们三人——警察、老爹和我——上路了。 　　正如局长说的那样，我很快认出了那幢房子，我们直奔五楼。我没有看见马西亚，他多半已住进医院了。伽罗福里一见警察和我，面如土色，他心里肯定害怕得很。 　　但是，当他从警察的口中弄清我们的来意后，他立刻放心了。 　　“唉！可怜的老头死了！”他说。 　　“您认识他？” 　　“很了解。” 　　“那好，您把您知道的跟我说说。” 　　“很简单。他根本不叫维泰利斯，原名是卡洛·巴尔扎尼。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假如您曾在意大利生活过的话，我只要一说出他的名字，您就知道您现在打听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了。当时，卡洛·巴尔扎尼是全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唱家，蜚声于各大舞台。他到处演唱，那不勒斯、罗马、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伦敦和巴黎都有他的足迹，可是有一天，他倒了嗓子，再也不是声乐艺术家之王了，他不愿意让他的名誉在不三不四的舞台上受到损害，于是他改名换姓，维泰利斯的名字取代了卡洛·巴尔扎尼，再也不在他黄金时代认识的人面前露面。当然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好几种职业，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样他就一天天沉沦下去，终于成了耍狗把戏的人。但在他潦倒的时候，仍保持着他高傲的气节。他太骄傲了，观众如果获悉当年大名鼎鼎的卡洛·巴尔扎尼已沦落为这个可怜的维泰利斯的话，他会因羞愧而死去的。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道关于他的这一秘密的。” 　　这个长期使我困惑不解的秘密，现在总算得到了解释。 　　可怜的卡洛·巴尔扎尼！亲爱的维泰利斯！ 第二十章　花农 　　第二天是我师傅安葬的日子，老爹同意带我去参加葬礼。 　　可是一到第二天，我起不来了。昨夜我发了一夜的烧，开始是寒颤，后来转为阵热。我的胸口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和心里美在树上度过雪夜之后病倒的情况一样。 　　果然，我的肺部得了严重的炎症也就是说肺炎，病因是那天晚上我和师傅精疲力竭跌倒在这家人家门口时挨了冻引起的。 　　这场肺炎使我体会到阿根一家的善良心肠，尤其是艾蒂奈特忠厚的品质。 　　平时，穷苦人家生病是很少求医的。我的病势危急吓人，为了我，阿根家打破常规，把医生请来了。医生不用仔细检查，也不用细问病史，他一望而知我得的是什么疾病，并且立即声称必须把我送进济贫医院。 　　进济贫医院当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老爹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孩子既然倒在我的家门而不是在济贫医院的门口，”他说，“那我们就应当把他留下。” 　　医生说尽了好话来反对这种宿命论的推理，但是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他们应当把我留下，他们把我留下来了。 　　艾蒂奈特操持全部家务。现在又要照看我这样一个重病人，她恰如圣-文森 德-保罗修会的一个修女①，悉心地护理我，从来没有疏忽过，也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当她必须离开我去操持家务的时候，总由丽丝来代替她。在我发烧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看见丽丝待在我的床边，忧心忡忡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由谵妄引起的精神混乱使我误认为她是我的护守天神②，因而我同她说话，就好象是在对小天神说话，好象在向天神倾吐我的希望和要求。自从那时候起，我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地把她当作头顶上有着光环的天神。使我惊骇的是，我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看到了我本来以为要到了天堂才能看到的、张开着白色大翅膀的飞翔着的小天神。 　　 　　①　一种在济贫医院中担任护理工作的、头戴大白帽的天主教修女，俗称白帽子姆姆。 　　②　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每个教徒都有一个护守天神，护守天神背上长有两个翅膀。根据欧洲画圣像画的习惯，长翅膀的护守天神的形象，常常被画成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书中雷米的幻想，就是根据这种圣像画来的。 　　我患病的时间很长，也很痛苦，病情还有过几次反复，我的病几乎使这一家人失去信心，可是没有使具有耐心和牺牲精神的艾蒂奈特感到厌烦。一连好几夜我需要有人守着，我胸部憋得慌，别人以为我随时都有憋气闷死的可能。亚历克西和邦雅曼轮流守护在我的床头，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然而我是个久病初愈的人，病情又反复无常，因此只好待到春天来临、格拉西的草地泛青的时候才能出门。 　　丽丝是不干活的，她代替艾蒂奈特带我到比埃弗尔河边散步。临近中午阳光最灿烂的时候，我们出发了。我们手拉着手，慢悠悠地走着，卡比跟在后面。这一年的春天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至少在我回忆起这个春天的时候，我心里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其实这是一回事。 　　这里是巴黎居民不太熟悉的一个区，位于白屋与格拉西之间。人们只是泛泛地知道，在那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有着一个小小的河谷，但是，既然比埃弗尔河流经那里，人们就相信并传说这个河谷是巴黎郊区最肮脏、最阴暗的一角。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比它的名声要好得多。现在人们评价比埃弗尔河，总是因为它流经圣马赛尔这个巴黎郊区因而认为它必然是一条太工业化的河流；而忘记了它曾在流经韦里埃和伦奇这两个市镇时所保持过的一片自然风貌。至少在我说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当时的河谷两岸，杨柳成荫，绿油油的草地悄悄地一直延伸到庭园遍布的山丘。春天，青草鲜嫩而茂密，雏菊以它的无数白色花朵装点翡翠般的绿色地毯；长出嫩叶的柳树和发芽的杨树都抹着一层层粘稠的树脂；各种小鸟，如乌（春鸟）、莺和燕雀唱着春日之歌，飞来飞去，这一切说明：我们那时仍然置身于乡间而不是在闹市之中。 　　我就这样生活在这块小小的河洲谷地上，从那以后，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从我和它接触的那一天起，它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是画家，我要为它画上一道垂杨的屏幕，连一棵树也不会漏掉：那粗大的柳树和多刺的醋栗，它们植根在腐烂了的树干里，却依然能把枝梢染成一片绿色；那古堡前的缓坡，我们经常用单脚在上面欢乐地滑行；还有鹤鹑岗和它的风车；圣爱莱纳宫殿和它的洗衣女工；制革作坊和被它污染了的河水；还有圣安娜庄园和在庄园里耕作的可怜的疯子，他们经过你身边时一味向你傻笑，晃动四肢，半张着嘴，露出寸把长的舌头，扮着奇丑无比的鬼脸。 　　在我们散步时，丽丝自然不说话。多么奇怪，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四目相视，用眼睛就能很好地猜透对方的心思。因此，我也用不着对她说话了。 　　我慢慢地恢复了气力，觉得可以在园子里干些活儿了，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急切地要为别人做别人曾为我做过的事，我要尽力为他们于活，报答他们所给予我的一切。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活，长途旅行固然是辛苦的，然而那不是一种要求毅力和专注不二的连续性劳动。不过我仿佛觉得，我会劳动得很好，起码我会拿我眼前和周围的人做榜样，勤快地劳动。 　　现在是紫罗兰在巴黎上市的季节，阿根老爹那时种植的正是这种花。满园的紫罗兰，红的，白的，紫的，按颜色排列在温室里，看去好象一排排花的行列，这一行全部是白色的，旁边另外一行全都是红的，这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到了晚上，在温室的玻璃窗重新关闭之前，园子里散发着浓郁的花香。 　　根据我体弱无力的情况，人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早晨在霜冻过后，将玻璃窗取下；晚上在降霜之前，再将玻璃窗装上；白昼我得盖上褥草，以防强烈的阳光晒伤花卉。这点活儿既不难也不重，但很费时，每天我必须将数百个窗户翻动两遍，并且根据太阳光的强弱，注意开启或遮盖。 　　这一段时期，丽丝待在畜力水车旁，这畜力水车是用来提取灌溉必需的用水的。当戴着皮制眼罩的老马科科德目转圈转累了而放慢脚步时，她便用一根小鞭子轻轻拍它一下，促使它加快步子。她的一个哥哥把水车提上来的水一桶桶倒在畦里；另一个哥哥在畦里做他父亲的助手。大家各尽各职，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 　　在我的家乡，我见过农民劳动的情景，可是对巴黎郊区的花农在劳动中的专注、热忱和强度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日出前早就起床，很晚才上床睡觉，一心扑在种花上，只要有力气，他们就终日辛勤劳作。我也翻过地，但是对庄稼人只能让自己片刻不息地劳动，才能有收获的道理，那是根本不知道的。我现在正是进了阿根老爹的好学堂。 　　我已经复元，他们不再让我老干温室的活了，我高兴地跟着他们种一点东西。更使我心花怒放的，是亲眼看到种植的作物茁壮成长。那是我的杰作、我的财产和我的发明创造！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事实证明，我也是个能干点正经活儿的人。而更使我感到欢快的，是我体会到了辛勤劳动的代价。新的生活虽然给我带来了劳累，然而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勤劳的生活，它和我过去的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几乎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不用象从前那样四处流浪，也不用艰辛地在大路上徒步奔走。我如今置身在园子的围墙之中，从早到晚辛苦地劳动着，汗流浃背，一手提着喷水壶，光脚走在泥泞的垅畦里。但是在我的周围，人们也都在辛苦地干活。阿根老爹的喷水壶比我的更重，他的衬衫比我们温得更厉害。辛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对我是很大的宽慰，而且我在这里过上了我以为已经永远失去的家庭生活。我不再孤独，我不再是弃儿，我有自己的床铺；在大家围坐的饭桌上也有我的一个座位。白天，亚历克西或邦雅曼偶尔刮了我一个耳光，可是等到一放下手，我已不再记在心上；我倘若还手，他们也同样很快就忘记了。到了晚上，我们围着餐桌，又成了朋友和亲如手足的兄弟。 　　说句实话，我们不光从事劳动，我们不光有劳动带来的疲倦，我们也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当然，这种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休息和娱乐就显得更加欢乐。 　　每逢星期天下午，我们在与屋子相连的葡萄藤绿廊下聚会，我从钉子上取下挂了已经一周的竖琴，请两兄弟和两姐妹跳舞。他们没有学过跳舞，但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曾在千柱饭店的一次婚礼宴会上看到过别人跳舞，因而对四组舞还模模糊糊地有点印象，他们就凭这些印象在那里跳着。跳腻了的时候，他们便邀我唱一支我拿手的歌曲，我这支那不勒斯歌曲，总是在丽丝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 　　 　　哦，虚请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每当我唱完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总发现丽丝的眼睛是湿润的。 　　为了使她开开心，我和卡比总要表演一出滑稽戏。对卡比来说，星期天会使它想起过去的演出，所以演完后，它是非常愿意重新再演的。 　　两年就这样过去了。阿根老爹常常带着我把花拿到市场、花堤、马德莱娜教堂、水塔、或者是花店里去卖。我开始慢慢地熟悉巴黎，并且懂得：如果巴黎不是我意想中用黄金和大理石砌成的都市，那么，它也不是我从夏朗东①初来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座泥泞不堪的城市，摩弗达区②给我留下的印象未免过早了一些。 　　 　　①　夏朗东：法国瓦尔德马恩省城市，位于塞纳河与马恩河汇合处。 　　②　根据上文看，可能是卢尔辛街的新属区。 　　我见到了巴黎的宏伟建筑和它的古迹，我还进去参观过；我沿着河堤在林荫大道上留连忘返；我在卢森堡公园、杜伊勒利花园和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我见到了许多雕像；我常常停下来赞佩地注视我面前潮涌般的人流。对于大都市的存在，我对它的价值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但是很幸运，我受到的教育或锻炼，不仅仅是靠着这种参观时候的眼睛、或在巴黎街上散步和为送花而匆忙的走动中偶然完成的。 　　老爹在自己独立经营花卉以前，曾在植物园的苗圃里工作过，同那边的科研人员的接触中他产生了读书和学习的好奇心。一连好几年，他节衣缩食，购置书籍，利用空闲时间阅读书本。在他娶了妻子，生了儿子之后，闲功夫没有那么多了，首先必须挣上每天的面包，书本便被弃置一旁了。不过，书既没有失散，也没有卖掉，只是被收藏在柜子里。我在阿根家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漫长的，园子里的活儿虽还不能说完全停了下来，但至少在这几个月内是减少了不少。为了围着火炉消磨漫长的夜晚，这些旧书又从柜子里翻了出来，分发给大家。有很多关于植物学和植物史的书本，偶尔也有几本游记。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没有继承他们父亲的兴趣。每天晚上，他们打开书本看了三、四页就呼呼睡着了。而我并不困倦，兴趣很浓，一直到非睡不可的时候才停止阅读。维泰利斯教我的最初几课没有白费，我睡觉时每当想到这里，便要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他。 　　我学习的劲头使老爹回忆起往事。那时他为了买书，只化两个苏吃一顿中饭。现在，除了让我读藏在柜子里的书以外，他有时还从巴黎给我带回来几本。但是他老人家对书本的选择只凭偶然的兴趣，或者只根据书名的示意，在他看来，只要它是本书就行了。这些书在我这个缺乏有人指导的头脑里也许会产生一些紊乱，那不要紧，时间一长，紊乱会自己消失，我会把好的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便永远是我的了。什么书本都是有用的，这句话真是再正确也没有了。 　　丽丝不识宇。当她见我一有空余时间就埋头读书时，她好奇地想了解是什么东西在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起初，她想夺走我的书本，因为一看书，我就不能和她一起玩耍了。后来，看见我抓着书本不放，她就要我读给她听，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小丽丝，她不会说话，她就比谁都更善于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更善于使用她的深藏不露的内在智力；现在她不再关心周围那些细小琐事和别人的无聊的谈话，她要在我的书本中寻找她刚刚尝到一点味道的东西，那就是她所需要的有趣的消遣和她正在渴求的养料。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不知多少小时：她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朗读。当我遇到不懂的字或段落时，我常常停下来看看她。我们有时候要冥思苦想好久。要是一时找不到答案，她就示意我继续读下去，意思是“将来”再说。我也教她作画，也就是我所谓的作画。这项工作很费时间，也很费劲，但我终于差不多把她教会了。无疑我是个蹩脚的老师，可是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师生间的良好合作常常比才能更加重要。当她能画上几道，而我们又能认出这些道道想表达她的一种什么意思的时候，该是多么欢乐！阿根老爹吻了吻我，笑着说： 　　“嗯，我留下你，算是做了件大蠢事，丽丝将来必定要报答你的。” 　　“将来”，意味着等她会说话的时候，因为医生从来没有放弃要使她恢复说话的希望。他们说，只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必须来一次骤变才有可能。 　　“将来”，也是我在为她歌唱的时候，她作出的一种凄然的表示。她让我教她学竖琴，她的手指很快就习惯于模仿了。当然，她没有可能学习唱歌，她为此大为苦恼。不知有多少回，我看见她的双眼含着晶莹的泪水，向我吐露她的悲伤。可是她本性善良而温柔，悲伤是不会在她心里持续太久的。她擦干眼泪，乖乖地笑了笑，意思说她“将来”会唱歌的。 　　我被阿根老爹收养后，孩子们象自家兄弟一样待我。假如没有突如其来的灾祸再次改变我的生活的话，我是可以永远留在格拉西的。可是命运注定我的好日子不会持久，当我一旦完全恢复健康以后，不听我意志使唤的突变又一次把我抛向了冒险的生涯。 第二十一章　流离失所 　　已经有不少日子了，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老是有这样的思想，并暗暗对自己说： 　　“孩子啊，你太幸运了，这种好景是不会长久的。” 　　横祸将怎样落到我的头上，我无法预测。但差不多可以肯定，它迟早要落到我的头上。 　　我为此常常悲观丧气。但也有好的一面。为了避免大祸的到来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尽力干好自己的活儿，因为在我想来，既然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灾祸，那么它必然是由于我的过错而引起的。 　　但是我弄错了，它根本不是我的过错引起的，虽然如此，它仍然证明我的预见是太正确了。 　　我已经说过，阿根老爹是种植紫罗兰的。这种花的栽培技术并不太难，巴黎郊区的花农都能栽培得非常出色。四、五月份，他们把粗壮的、上下开满了花朵的花枝送到市场上去出售这一事实就是明证。花农种植紫罗兰的唯一技巧，在于选择复瓣花种，因为单瓣花种已经不时髦了。可是，在播下的种子中，单瓣、复瓣往往各占一半。只能留下复瓣植株而不能保留单瓣的，这对一个紫罗兰花农是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的。否则到了第二年你就不得不把精心培育了一年的、开着花的单瓣植株从肥土里拔出来扔掉。因此，播种后的选苗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选苗也叫“拣花苗”。选苗是根据新株的叶子和它的形态特征来进行的，掌握“拣花苗”这一技巧的花农数量不多，因而竟成了某些花农家庭的秘而不宜的传家宝。当一些种植紫罗兰的花农需要选苗时，他们便向精通这一技巧的同行请教，这个同行就象医生或专家一样进城“出诊”。 　　阿根老爹是巴黎最内行的“拣花苗”专家之一，每年到了拣花苗时节，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对我们、尤其对艾蒂奈特来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同行见面从来没有不喝一杯的，有时还要喝上两杯、三杯。在这样转过两、三家之后，再回到家里来，他的脸总是红的，说话总是很费劲，舌头当然也不灵便了，而且两手发抖。 　　父亲不回来，艾蒂奈特是不会去睡觉的，即使回来得很晚，她也等着。 　　如果我本来就醒着，或者被他们的声音吵醒了，我便可以从房间里听到父亲和女儿的对话： 　　“你干嘛不睡？”老爹问。 　　“因为我想看看你还需要什么不。” 　　“原来是这样。宪兵小姐在监视我！” 　　“假使我也睡了，现在还有谁来陪你说话？” 　　“你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笔直地走路吧，那好，你瞧吧，我敢打赌，一步不歪，我可以一直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不离开这条直线。” 　　东歪西倒的脚步声在厨房里响了一阵，后来静了下来。 　　“丽丝好吗？”他问。 　　“好。她睡着了，你轻一点。” 　　“我没有出声，走得很稳，我必须走得笔直，因为女儿已经责备父亲了。丽丝她没有见我回家吃晚饭，说些什么没有？” 　　“她看看你的坐位。” 　　“啊！她看了我的坐位！” 　　“是的。” 　　“看了好几次吧？是不是看了好几次？” 　　“老看。” 　　“后来呢？” 　　“她的眼睛好象在说：‘你不在。’” 　　“她问你我不在的原因了吧？你回答说我和朋友鬼混了吧？” 　　“不，她啥也没问，我啥也没说，你在什么地方，她心里明白。” 　　“她明白，她明白……她睡得很香吧？” 　　“不，才睡着了一刻多钟。她一直在等你。” 　　“你呢，你想干什么？” 　　“我想不让她看见你回来。” 　　又是一刹那的寂静。 　　“艾蒂奈特，你是个好闺女。你听着：我明天到路易索家去，嗯，我向你发誓，你听见了吗？我一定回来吃晚饭，我不忍心让你等我，我不忍心让丽丝睡觉时心里难过。” 　　然而，许诺、发誓并不总是管用的。只要他在外面又喝上一盅，他一定还是回来得那么晚。在家里，丽丝权力最大；到了外面，丽丝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看，”他常说，“说不喝结果又喝了，总不能谢绝朋友们的好意呀！既然已喝了第一杯，那就再来一杯吧，反正我不喝第三杯，可是因为口渴又再喝了一杯，接着酒兴就上来了。要知道，饮酒可以解愁，一喝酒，再也不去想债主了，眼前一片金光灿烂，似乎离开尘世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去漫游。那就干脆喝个够。总之，就是那么回事。” 　　话也得说回来，象这样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并不经常发生。再说，“拣花苗”季节不长，等到季节一过，没有外出的理由，老爹也就不出门了，他不是那种独自去小酒店消磨时光的懒汉。 　　紫罗兰时节过后，我们准备种植其它花卉。一个花农总是不会让他的园子有一寸白地的，这一茬卖完，另一茬必须马上栽上。 　　花农为市场而劳动的本领就在于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向市场提供花卉，以便卖得出最好的价钱，这个时机就是一年中的几个大的瞻礼日①：圣皮埃尔瞻礼，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本名②叫皮埃尔、玛丽、路易或路易丝的人太多了，因此，这些天售出的盆花或花束的数量是很可观的，这些花都是用来向亲戚朋友祝贺这种节日的。节日的前夜，巴黎满街是花：花店里，市场上，人行道上，马路旁，房屋的台阶上，凡是能放花的地方都放上了花。 　　 　　①②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按天主教教规，一年中有很多天被定为某一个圣人的纪念日，称某圣人瞻礼日，或简称某圣人瞻礼。又按天主教教规，婴孩生下的第三天必须进教堂领受洗礼，领洗时必须选一个圣人的名宇作为他的教名，也称本名。每一年的这个圣人的瞻礼日便成了这个人的本名瞻礼日或主保圣人瞻礼日。到了这一天，他的亲友要向他送花祝贺。这种天主教化的法国社会习俗，从四十年代开始，已逐渐淡薄。 　　紫罗兰季节一结束，阿根老爹又为七、八月的重大瞻礼日特别是八月的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而辛勤劳动了。我们准备了数以千计的雏菊皇后、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只要我们的花房和温室能摆得下多少我们就摆多少。我们还必须让所有的花在预定的日子里开放，既不能早开，也不能迟开。早开了，节日到来之前花已凋谢；迟开了，花赶不上佳节。人们不难理解，这是需要某种技巧的，因为人不是太阳和时间的主人，天气会时好时坏。阿根老爹被视为种花艺术的专家，他种的花，总是不早开也不迟开。这要操多少心！化出多大的劳动代价！ 　　我在故事里讲到的那个时刻，正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季节。我们是在八月五日，各种奇花含苞欲放：在园子里，露天生长的雏菊皇后蓓蕾初绽；花房中，在挡阳的、刷上乳白色石灰浆的玻璃窗下，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含苞待放，它们组成巨大的花丛或者花团锦簇的金字塔，看了使人眼花缭乱。我不时看见老爹心满意足地搓着手。 　　“今年节气肯定不会错。”他对他的儿子们说。 　　他默默地笑着，心里盘算着所有的鲜花售出后给他换来的收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辛的劳动。我们一刻也不休息，星期日也不例外。现在这一切都已待弄妥当。为了犒劳一番，我们决定全家在当天、也就是八月五日这个星期天到阿格伊去，在老爹的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卡比也去。那位朋友和老爹一样，也是花农。这一天，我们决定干到下午三、四点钟就收工，然后收拾收拾，锁上大门，高高兴兴地出发。估计五、六点钟可以到达阿格伊，我们准备在吃完晚饭后马上回家，以便早点上床，好在第二天一早精力充沛地下地干活。 　　一切都按照决定了的做去。下午四点差几分，老爹锁上了大门。 　　“大家出发啦！”他兴奋地说。 　　“向前走，卡比！” 　　我拉着丽丝，撤腿往前奔跑。卡比汪汪地在我们身边快乐地跳着，叫着。也许它以为我们又要长时间地走远路了吧，这对它比憋在家里好，老待在屋里使它厌倦了，我又不可能常常照顾它，而我的照顾，它认为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一个个穿着过节的衣服，准备去吃烤肉。路上的行人总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儿。丽丝戴着草帽，穿蓝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灰布高帮鞋。她成了我能见到的最漂亮、最活泼的小姑娘了；她的可爱，表现在她的活泼和清新的神态中；她的眼睛，她的微微翕动的鼻翼，她的肩膀和胳膊，她的一切显示出她那兴奋的心情。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了。我只知道在晚餐快结束时，我们中间不知是谁发现了西边的天空已经密布乌云。我们是在一棵大接骨树下露天吃着晚饭，所以不难发现暴风雨前的征兆。 　　“孩子们，得赶紧回格拉西去！” 　　一听到这句话，大家嚷开了： 　　“怎么已经要走啦？” 　　丽丝不吭气，不过她做了个表示不乐意和反对的动作。 　　“风一起，”老爹说，“会把花房的窗于掀开的。快上路！” 　　不用争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懂得：玻璃窗是花农的命根子，一旦被风刮破，花农会倾家荡产。 　　“我在最前面走，”老爹说，“邦雅曼，你踉着我，亚历克西，你也跟着，我们快走。雷米陪着艾蒂奈特和丽丝在后头走。” 　　二话没说，他们迈开大步往前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步子却没有那么快，艾蒂奈特和我还要按照丽丝的脚步不时调整我们的步子。 　　再也没有欢声笑语了，再也不东奔西跑了，再也不连蹦带跳了。 　　天变得越来越黑，起风了，暴风雨来临前的云雾般的漫天尘土在地面上成团成团地呼啸着、滚动着。当我们被这种风的涡流裹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得停下来，背对着风，用两只手捂住眼睛。我们一张口，就被灌进满嘴沙土。 　　由远处响起的雷声渐渐逼近，时而还夹杂着刺耳的巨响。 　　我和艾蒂奈特拉着丽丝的手，拖着她往前走，因为她很难跟得上，我们比预计的要跑得慢多了。 　　我们能在骤雨下来之前到家吗？ 　　老爹、邦雅曼和亚历克西能及时赶到家吗？ 　　对我们来说，最多被淋成个落汤鸡；但对他们来说，事关重大。他们必须保护好苗床不让它们遭受损毁，也就是说，必须关好窗子，防止花苗被大风连根掀起，刮个乱七八糟。 　　隆隆的雷声一个紧接一个，密密层层的乌云使天空变得漆黑一片。接着，风撕开乌云，露出一块块古铜色的云层。很明显，这些乌云随时都有泻下倾盆大雨的可能。 　　奇怪得很，在一片雷声之中，我们听到一个可怕的响声，从天上落下来，实在叫人难以理解，犹如兵马骤至，金戈齐鸣。 　　突然间，冰雹僻哩啪啦地下了起来。开始是些小粒子，打在我们的脸上，接着便是真正的冰雹，象雪崩一样倾泻下来。我们不得不躲进一家人家的大门口。 　　于是，最可怕的冰雹降落了。转瞬间，街道象是在严冬季节，铺上了一层白色的雹子，鸽蛋大的雹子落下时发出喧天的响声，掺杂着玻璃被砸的碎裂声。雹子从屋顶上滚下来，滚到街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跟着纷纷滚下：碎瓦片、墙上的灰泥和打碎的石板瓦。石板瓦在白色的地面上变成一堆堆黑色的东西。 　　“唉！玻璃窗全完了！”艾蒂奈特惊叫了起来。 　　我脑子里也闪过这一可怕的念头。 　　“也许老爹已及时赶到了。” 　　“就算他们在下雹子前赶到，他们也来不及用草席盖好全部窗子，全完蛋了！” 　　“听说雹子只在一个地方下。” 　　“这里离家太近，那边不会不下的。假如雹子象这儿一样落在花房上，那可怜的爸爸会破产的。啊，天主啊，爸爸正指望卖掉这批花，他多么需要这笔钱呀！” 　　我对商品的价格是外行，可我常常听人家说，一百块窗玻璃价值一千五百或一千八百法郎。我立即懂得：假若这场雹子砸碎了我们五、六百块玻璃的话，那么不算花房本身和那些花卉，这场天灾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已经够惨重的了！ 　　我很想问问艾蒂奈特，可是震耳的冰雹声几乎无法使我们互相听清楚。再说，她也没有心思说话，象那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一把火烧掉的人一样，她绝望地瞧着落下的冰雹。 　　这场可怕的雹灾没有持续多久，至多五、六分钟功夫，它骤然而来，又骤然而止。黑云慢慢向巴黎上空移动，我们也从大门口跑了出来。路上，硬邦邦的、圆圆的雹子似海边的鹅卵石，在行人的脚下滚动，那厚厚的冰雹埋没了行人的脚踝。 　　丽丝穿着高帮布鞋，在冰冷的雹子地上寸步难行，我只好把她背上。她去时高高兴兴，这时却愁容满面，泪珠在她的眼睛里滚动。 　　我们不久回到了家，只见大门敞开着，我们径直走进园子。 　　多么凄惨的景象！全砸坏了，砸烂了。玻璃窗、花、碎玻璃片和雹子混杂在一起，杂乱地堆成一堆，早晨还是美丽富饶的园子，一下子成了一种谁也叫不出名字的可怕的碎片残骸。 　　老爹在哪里？我们到处找他，哪里都不见他的影踪。我们一直找到大温室，发现那里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地面上一片碎玻璃碴，他坐在它们中间的一张小凳上，神态沮丧。亚历克西和邦雅曼站在他背后，一动不动。 　　“唉，我可怜的孩子们！”听见我们踏着碎玻璃片的脚步声走近他时，他抬起头叹息道，“唉，我可怜的孩子们！” 　　他紧紧抱着丽丝，哭了。 　　他能说些什么好呢？ 　　这是一场灾祸。眼前看到的已经这样可怕，但是比这更可怕得多的，将是它的后果。 　　很快，我从艾蒂奈特和男孩们那里得知，老爹已经明显地陷入了绝境。十年前他买进了这块园地，并在那上面盖了这所房子，卖地皮给他的那个人还借给他一笔贷款，让他购买一个花农所必需的工具和设备，地价和贷款必须在十五年内连本带息地付清。欠了债要还，这是当然的也是躲不开的，但更加躲不开的是这个债主所期望的那个时机，就是说，只要老爹有一次迟付，他就有权收还地皮、房子、花圃设备和工具。至于他已经收到的十年本息则仍归他所有。他在投机，他认为在这十五年内总有一天老爹会还不起欠他的债务。他在这场投机中不冒丝毫风险，他的债务人却没有一天不在冒倾家荡产的风险。 　　亏了这场雹子，债主盼望了已经十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现在，接着要发生的是些什么呢？ 　　我们是处于一种对可怕的前途无法预知的不安的心境中，但时间并不长，第二天就是老爹应当用卖花得来的钱偿还这一年度本息的日子，我们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先生从门口走了进来，样子不太礼貌。他交给我们一张贴了印花的纸①，他在空白处还填了几个字。 　　 　　①　指贴上印花的文书。文书上贴了印花，才能产生法律效力。这里是指法院送给老花农的关于清偿债务及其期限的裁决。 　　他是个执达员②。 　　 　　②　旧时指给诉讼当事人送传票、判决、裁决、催告等文书的法院办事人员。 　　从这天起，他三日两头来逼债，因此，他连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雷米，你好！”执达员常常这样打着招呼，“亚历克西，你好！艾蒂奈特小姐，你好吗？” 　　他笑嘻嘻地将印花纸交给我们，如同交给他的朋友一样。 　　“再见，孩子们！” 　　“见鬼去吧！” 　　老爹不能再待在家里，他老在城里奔忙。他到哪儿去了呢？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从前是个有什么讲什么，心里藏不住话的人，可现在再也不说一句话。他常到代理人①家去，大概要出庭了。 　　 　　①　指专门替委托人办理借贷、清偿、找担保以及在公证处办理公证等商业事务的人。 　　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恐惧。维泰利斯也到过法庭，我知道出庭带来的后果。 　　老爹打的官司要等很长时间才有结果。冬天的一部分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当然不可能把花房修好，连玻璃窗也没有配好。我们只好在花房里种些蔬菜和不需要遮盖的花卉，这卖不了什么大钱。不过，这样总算有一点收入，再说，我们也有活儿干了呀！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比平时更加垂头丧气。 　　“孩子呀！”他说，“全完啦！” 　　我想走出去，因为我懂得严重的情况就要发生。他是在对他的子女们说话，我觉得不应该在旁边听着。 　　可是他招招手，不让我走开。 　　“你难道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吗？”他说，“你年纪还小，听不大懂我要对你说的。可是你也是尝够了人间的苦难的，你会听懂的。孩子们，我要和你们分别了。” 　　只听到一片惊叹声和悲痛声。 　　丽丝扑到他的怀里，哭着亲他爸爸。 　　“啊！你们都明白：不是我愿意抛弃你们这样的好孩子，抛弃小宝贝丽丝。” 　　他把丽丝紧紧搂在怀里。 　　“他们判我必须还清债务，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变卖家里的所有东西，但这还不够，所以我将蹲五年监牢，我不能用钱偿还，只好用我的肉体、用我的自由来抵偿。” 　　我们全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是的，这是伤心的事！”他说，“可是不能违抗法律，这是法律啊。我的律师对我讲：‘从前的法律更严厉，当债务人无力向债权人还债时，债权人有权将他的肉体剁开，而且要切多少块就切多少块。’我还只是坐牢，大概过几天就得进去，要坐五年。这段时间，你们怎么办呢？多可怕呀！” 　　又是一片沉寂。我不知道别人听了是什么滋味，我反正觉得太可怕了。 　　“你们一定以为我没有把这事深思熟虑过吧，下面是我作出的决定，我进了监狱以后，决不让你们感到孤独，决不让你们被遗弃。” 　　我又有了一线希望。 　　“雷米，你给我的姐姐卡德琳娜·苏里奥写封信，她住在涅夫勒省的德勒齐；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请她上这儿来。卡德琳娜头脑冷静，她会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以同她一起商量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是破天荒第一次写信，真是万事开头难呀！ 　　老爹的话说得含糊不清，但里面却含着某种希望。在我们目前落难的情况下，能抱有希望已十分知足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希望呢？ 　　我们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卡德琳娜即将到来，她是位善于处理事务的女人，这使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孩子觉得有救了。 　　对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来讲，世上是没有难事的。 　　然而卡德琳娜没有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来得及时。商务警察，也就是拘捕债务人的警察，比她先来了一步。 　　老爹刚刚出门到他朋友家去。他走到街上，迎面碰上了警察，我当时正陪着他。一秒钟的功夫，我们便被围住了。老爹没有逃走的意思。他脸色变得苍白，好象感到不舒服，用微弱的声音请求警察，允许他和孩子们吻别。 　　“别伤心，”其中二个警察说，“债务监牢并不那么可怕，那里正直的人居多数。” 　　在商务警察的押送下，我们回到了家里。 　　我走到花房，把男孩子一个个找来。 　　当我们回到屋里时，老爹正抱着滚滚地流着热泪的丽丝。 　　一个警察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至于说些什么，我没有听清。 　　“是，”老爹回答道，“你说得有道理，应该这样。” 　　老爹突然站起身来，把丽丝放下，丽丝却抓住不肯松手。 　　于是，他挨个儿亲了亲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 　　我躲在一个角落里，被泪水糊住了眼睛，他喊我了： 　　“你，雷米，你不来亲亲我吗？难道你不是我的孩子吗？” 　　我们每个人当时都处在一种完全狂乱的精神状态中。 　　“你们都待着，”老爹用命令的口吻说，“我命令你们！” 　　他一下子放开丽丝的手，让艾蒂奈特拉着她，随即走了出去。 　　我很想跟着他走，所以也朝大门口走去。可是艾蒂奈特示意我止步。 　　我们大家都待在厨房里失声痛哭，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说什么好呢？！ 　　我们知道，拘捕迟早要发生。但是我们满以为卡德琳娜会先到，有了她就有了保护了！ 　　可是卡德琳娜不在这儿。 　　卡德琳娜大约是在老爹被带走以后的一小时到达的，她见我们一个个缩在厨房里，大家一声不吭。直到今天一直是我们赖以依靠的艾蒂奈特也被压垮了。她从前是那么坚强，那么勇敢，现在却和我们一样虚弱。她自己也已失去勇气、毅力和主意，正使劲抑制着自己的悲痛忙着安慰丽丝，这当然使她自己更加痛苦，哪里还有力量来顾到我们呢？领航人已落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我们这一群孩子没有了掌舵人，没有了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导我们驶向港口，我们甚至都不清楚是否还有可以靠岸的港口。我们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在风浪中漂泊，无法行动，也不敢行动，头脑中塞满了恐惧，心里充满了绝望。 　　卡德琳娜姑母是个坚强而富有主见的女人，她曾在巴黎当过奶妈，十年中换了五家。她熟识世间的艰难困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善于随机应变”。 　　她要求我们服从她的安排，听她这样一讲，我们便松了口气，顿时又觉得找到了方向，我们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财产的农家妇女来说，这一家孤儿落在她肩上的负担是够沉重的：最大的不到十六岁，最小的是个哑巴，这种情况使最能干的人也会忧心忡忡。孩子们怎么办？当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人们又怎能承担起额外的负担呢？ 　　她奶过的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公证人，她便去向他求教。全仗这位公证人，全仗他的忠告和关心，我们的命运决定了。然后，她再到监狱找老爹商量。至于她的计划和意图，她事先连一点风声都没向我们透露。去巴黎一周后回来，她把作出的决定通知了我们。 　　因为我们年纪太小，都不能独立工作，所以我们将分头到乐意收留我们的叔叔和姑姑家去居住。 　　丽丝到居住在莫尔旺山区德勒齐的卡德琳娜姑妈家去。 　　亚历克西到塞文省的瓦尔斯当矿工的伯父家去。 　　邦雅曼到圣康坦当花农的另一个伯父家去。 　　艾蒂奈特到另外一个姑妈家去，这位姑妈结婚后住在埃斯南德海边的夏朗德省。 　　我听着安排，等待分配。可是卡德琳娜姑妈不言语了，我上前一步问道： 　　“我呢？” 　　“你？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我以后可以替您干活。” 　　“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您问问亚历克西和邦雅曼，看我有没有劳动的勇气。” 　　“你也有喝汤的勇气，对不对？” 　　“是，是，他是自家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丽丝往前走到她姑妈面前合上双手，这动作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意思。 　　“我可怜的小乖乖，”卡德琳娜姑妈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让他跟你在一块儿。可是，你看看，在生活中，事情是不能样样称心的。你是我的侄女，我们到家时，假如我的男人说三道四，或在餐桌上板面孔，我只要回敬他一句话：‘她是我们家的人，我们不可怜她，谁可怜？’就可以了。这话同样可以对圣康坦和瓦尔斯的叔叔和在埃斯南德的姑妈讲。人家收留亲戚，不收留外人。那薄薄的面包只是供家里人吃的，给所有的人吃就不够了。” 　　我觉得这事已不可挽回，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她说的是大实话，“我不是这一家的人”，我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乞求等于讨饭。然而，倘若我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的话，难道我因此就会比现在更多爱他们一点吗？亚历克西和邦雅曼，难道不是我的兄弟吗？艾蒂奈特和丽丝，难道不是我的姐妹吗？丽丝难道不是象热爱邦雅曼或亚历克西一样地热爱我吗？ 　　卡德琳娜姑妈决不推迟她计划的实施，她通知我们：明天就要分手。说完，她打发我们去睡觉。 　　一走进我们的房间，大家就把我团团围住了，丽丝扑到我身上哭了，我立即明白：分别是难过的，他们是想着我、同情我的。我深深感到，我是他们的兄弟。于是，有一种思想突然在我的混乱的头脑中发出了亮光：不是说，在好的中间要想到坏的吗，那么，在坏的中间也要看到好的。我的这种思想，更正确地说，这种启示，它从我的心的深处上升到了我的头脑。 　　“听我讲，”我对他们说，“我有数，你们的亲戚不要我，可你们是把我看作自家人的。” 　　“对了，”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你永远是我们的兄弟。” 　　丽丝不会讲话，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同意他们的说法，她深情地望着我，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好！对！我将永远是你们的兄弟，我会拿出证据来让你们看。” 　　“你想在哪儿定居？”邦雅曼问。 　　“在贝尔尼家有个地方，明天一早我替你去问问，好吗？”艾蒂奈特说。 　　“我不想定居。一定居，我只好待在巴黎，永远看不见你们了。我想重新穿上羊皮袄，拿上老爹挂在钉子上的竖琴，从圣康坦到瓦尔斯，再从瓦尔斯到埃斯南德，从埃斯南德到德勒齐，一个一个地去看你们，这样你们将通过我永远在一起。我没有忘记唱歌跳舞，我要去谋生。” 　　看着每个人脸上流露出的满意的表情，我知道我的想法反映了大家的愿望，我在悲伤中感到快慰。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别离和我们的聚会，谈论着过去和未来。艾蒂奈特要我们大家上床睡觉，可是这一夜谁也没有睡好，可能我比他们睡得更不踏实。 　　第二天一清早，丽丝把我带到花园，我明白她有话要对我说。 　　“你想跟我谈谈？” 　　她点点头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要分别了，你很难过，你不用说，从你的眼神中就可看出来，我从心里感觉到了。” 　　她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与上面所说的无关。 　　“半个月后，我将在德勒齐了。” 　　她摇摇头。 　　“你要我去德勒齐吗？” 　　一般我是用提问的方式来交流我们之间的想法的，她则用肯定或者否定的方式回答我。 　　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在德勒齐见到我，但她伸出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指了指，我明白她的意思，即去德勒齐之前，我应当先去看看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你让我先去瓦尔斯、埃斯南德和圣康坦？” 　　她微笑了，因为被人理解而感到高兴。 　　“什么道理？” 　　于是，她用双手，用嘴唇，特别用她传神的眼睛告诉我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我现在将她的解释表述如下： 　　“你应当先去看看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好让我知道他们的消息。你去德勒齐时，把你看到的以及他们对你说的全告诉我。” 　　他们应当早晨八点钟出发。卡德琳娜姑妈租了一辆大马车，先送他们去监狱和父亲告别，然后，各人拿着自己的小包去乘应当乘坐的火车。 　　七点钟．艾蒂奈特也把我叫到花园。 　　“这回要分开了，”她说，“我想送一个小纪念品给你，拿着吧！这是个针线包，里边有针线和剪刀，是我代父①送给我的，路上你会用得着的。往后的日子我不在你身边了，不能替你缝缝补补，你用剪刀时会想到我们的。” 　　 　　①　代父，也有称教父的。按天主教习俗，每个教徒在领洗时应在自己的亲友中选定一对夫妇为自己的代父和代母。 　　艾蒂奈特跟我说话时，亚历克西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等她一回到屋里，他马上走到我身边，那时我正待在园子里，情绪十分激动。 　　“我有两枚一百苏的硬币。”亚历克西说道，“你要是愿意接受一枚，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从前在我们五个人当中，要数亚历克西最爱钱，我们常常嘲笑他吝啬。他一个苏一个苏地攒着，当最后终于换成一枚十苏或二十苏的新币时，他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起来，这种时候，他就把新币放在阳光下照着，放在手里翻来覆去数着，把它们敲出叮叮噹噹的响声。 　　他的提议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谢绝，可他哪里肯答应。他把一枚发亮的好看的钱币塞在我手里，我由此体会到他对我的深厚友谊胜过他对小小的财宝的感情。 　　邦雅曼更没有忘记我，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把小刀。作为交换，他要我给他一个苏，因为“刀会把友谊的纽带割断的”。 　　时针滴滴答答地走动着，再有一刻钟，再有五分钟，我们就要分别了。丽丝不会惦记我吗？ 　　马车的车轮发出转动的响声，丽丝从卡德琳娜姑妈房间走出来，要我跟她到花园去一趟。 　　“丽丝！”卡德琳娜姑妈叫了一声。 　　丽丝不回答，只顾快步走她的路。 　　在花农和菜农的园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供玩赏和消遣的植物是没有它们的地盘的。然而，在我们园子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棵孟加拉湾大玫瑰树，它的一枝一叶都没有被砍掉过。 　　丽丝走到玫瑰树下，从树上折下一截玫瑰枝。技上有两个含蕾欲放的花朵。她转身面对着我．将玫瑰枝一分为二送给我一枝。 　　啊！嘴上吐露的话语与眼睛传送的感情相比实在显得太不足道了！话语和眼神相比，显得多么冷漠和空洞！ 　　“丽丝！丽丝！”姑妈叫喊着。 　　行李早已装上马车。 　　我背起竖琴，叫了一声卡比。卡地见到乐器，见到我过去穿戴的服装——这服装没有任何使它惊异的地方，它高兴得跳了起来，心里一定明白：我们将重新上路，它又可以自由地跳跃、奔跑了。对它来说，这比关在屋子里有趣。 　　分别的时刻已到，卡德琳娜姑妈缩短了离别的时间。她让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上车，又吩咐我把丽丝抱到她的膝盖上。 　　看我痴痴地呆着不动，卡德琳娜姑妈轻轻推了我一下，关上了车门。 　　“上路！”她喊了一声。 　　马车走了。 　　在朦胧的泪眼中，我瞥见丽丝的头贴着放下的车窗，她用手给了我一个飞吻。车子在街角急速转了个弯，只见剩下的是一阵阵飞扬的尘土。 　　我偎依在竖琴上，卡比趴在我的脚下，我呆若木鸡似的，久久地望着那飞扬的、又轻轻地散落在地上的尘埃。 　　一位受托给这个园子关上大门并为房主保管钥匙的邻居，使我从沮丧中清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之中。 　　“你留在这儿吗？” 　　“不，我也走。” 　　“你上哪儿去？” 　　“一直往前走。” 　　那位邻居也许起了怜悯心，他向我伸出了手：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留下。可是我不能向你作出什么保证，因为你不太结实，往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我谢谢他。 　　“随你的便。我说的是为你好，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 　　马车早已走远，大门已经锁上。 　　我将竖琴斜背在肩上，我这个从前经常做的动作引起了卡比的注意。它站起来，瞧着我的脸，眼睛闪闪发光。 　　“卡比，走！” 　　卡比懂了，它跳到我的前面，汪汪地叫着。 　　我的视线从这所房子上移开，向前方望去。我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了两年，原先以为将永远在那里生活下去的。 　　太阳已经老高了，蔚蓝色的天空，暖融融的天气，同我当初在寒夜里累倒在墙脚下的光景多么不同。 　　两年只是短暂的一次停息，我必须重新上路。 　　但是这短暂的停息对我是有益的。 　　它给了我力量。 　　比我的四肢觉察到的力量更有价值的，是我心中感受到的友谊。 　　我不是天涯孤子。 　　我现在有了生活的目标：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快乐。 　　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眼前． 　　往前走！ 第一章　往前走 　　往前走！ 　　现在，在我面前展开着的是一个多么大的世界，东、南、西、北，我可以高兴朝哪个方向走就朝哪个方向走。 　　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一切都要靠我自己来做主。 　　有的孩子好偷偷地对自己说：“啊，倘若能让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倘若没有人来管我，能让我自由自在，能让我自己做主，那该多好！”他们渴望着的幸福，就是有一天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干些蠢事。 　　我呢，我对自己说：“啊，倘若能有人给我一些忠告和指导，那该多好！” 　　这些孩子和我之间存在着的差异，竟大得这样吓人…… 　　当他们干了蠢事，总有人在背后等着给他们伸出援助的双手；如果栽了跟斗，就会有人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来；我却举目无亲，只要跌倒了，哪怕跌进万丈深渊，也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爬起来，当然还必须幸而不跌断手脚才行。 　　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跌得爬不起来的可能，所以我承认，我常常提心吊胆。 　　我虽年幼，但已饱尝人间苦难，因此，和同年龄的儿童相比，我比他们更审慎、更小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宝贵的长处。 　　在走向新的途程之前，我决定先去看望一下在近几年来已经几乎成了我父亲的那个人。卡德琳娜姑妈没有让我同孩子们一起去向他告别，但是现在我可以而且也应该独自一个人去吻他，向他告辞。 　　我虽然从未去过债务监狱，可是这个名字和这个地方在这些日子里已经听得很够了，它并不难找，只要沿着熟悉的马德莱娜街走去，然后再问一下路就行。既然卡德琳娜姑妈和孩子们可以去看望老爹，那么人们或许也会允许我探监，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他的孩子，他爱过我！ 　　我不敢让卡比跟着我在巴黎街上乱转，警察要来盘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在我的经验里，没有比警察更吓人的了，我永远也忘不掉在图卢兹发生的那件事。我用一根绳子把卡比拴起来，这对于一条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狗来说，当然严重地伤害了它的自尊心，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牵着它走上了去克里希监狱的那条路。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凄惨的，人们见了之后会引起阴森可怕的反应。我再没有见到过比牢门更丑恶、更阴森吓人的东西了：它看去比墓穴的门还要使人发抖。封闭在石头里面的死人是没有知觉的，而囚犯是被活着埋葬的死人。 　　在跨进牢狱的大门之前，我的脚步停了下来，我仿佛害怕也被关进去，我担心这扇叫人望而生畏的大门在我身后一合上，便再也不会打开了。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进了监狱再想出来是困难的，现在才知道，要把自己的两只脚跨进去也并不容易，这是我这次身临其境之后才得到的体会。 　　但是我既没有碰钉子被赶走，也没有受到别的难堪，便来到了我要看望的人的身边。 　　我被引进接待室。同想象中的完全相反，这里没有木头的也没有铁的栅栏把你同里面的人隔开，老爹很快就出来了，他并没有带上脚镣和手铐。 　　“我一直在等着你，我的小雷米。”他对我说，“卡德琳娜没有带你和孩子们一起来，我责备了她。” 　　从早晨起，我一直感到很憋气、很难过，可是老爹的话一下子使我打起了精神。 　　“卡德琳娜太太不愿收留我。” 　　“她没法收留你，我可怜的孩子。在这世界上，人们不可能样样都很称心。我当然相信你，为了谋生你是会好好工作的，可是我那内弟苏里奥是尼维尔奈运河的船闸管理员，他们那里不可能有你做的工作。你要晓得，船闸管理员是不会雇佣一个花农的。孩子们告诉我，说你想重新靠唱歌谋生，你难道忘记了差点冻死、饿死在我们家大门口的这件事了吗？” 　　“没有，我没有忘掉。” 　　“那时你还不是一个人，有师傅在带着你。我的孩子，象你这样年纪，孤零零一个人到处唱歌流浪，是很危险的。” 　　“还有卡比呢。” 　　卡比听到我提起了它的名字，便象往常一样，用一种我熟悉的吠声向我回答，意思是：到！我就在这里，您要我替您干什么呢？ 　　“当然啰，卡比是条好狗，但它毕竟是狗，你怎么谋生呢？” 　　“我唱歌，卡比演戏。” 　　“光靠卡比演不了戏。” 　　“我教它做技巧动作。卡比，我教你啥，你就学啥，对吗？” 　　卡比把爪子捂到胸口上。 　　“得了，孩子，你如果是个听话的孩子，你就找个职业。你已经是个好工人了，这比流浪好得多，那是懒汉干的。” 　　“我可不是懒汉。您是了解我的，您可曾听见我说过半句抱怨活儿累的话吗？在您家里，我真想拼命干，我真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可是别人的家里我不愿意去。” 　　大概我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神态有点异样，老爹瞧着我，不再说话了。 　　“你对我们讲过的，”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时你还不晓得维泰利斯是什么人，他对待人的态度和那副上流人物的派头常常使你感到惊讶。你说过，仿佛他自己就是位绅士。你也一样，你的举动、神态似乎也在告诉别人你不是个穷小子。你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伺候人？那么，孩子，也许你是对的。请相信我，我刚才也只是为你着想，没有别的用意。我爱说大实话，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这是你知道的。我总觉得，你没有父母，我也不能再充当你的父亲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主。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倒霉的人是无权发号施令的。” 　　老爹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说得我心乱如麻，尤其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虽然说的话不尽相同，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是的，孤身一人到处流浪是危险的，我遭受过这种危险的袭击，尝过它的滋味；我经历过我们的狗被狼吃掉的那种夜晚；经历过冉蒂里采石场的那种可怕的黑夜；我曾几次三番从几乎饿死、冻死的大难中又活了过来；在维泰利斯吃官司的时候，我从这个村被赶到那个村，整天也挣不到一个苏。我当然懂得流浪生活带来的风险，也懂得什么叫贫困。这种生活不仅保证不了你有一个明天，就连今天，连现在，它也未必能确保你活得下去。 　　假如我放弃这种生活，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老爹他刚才为我指点的那条路，就是去找一个我不愿意干的职业。我很清楚，处在我目前的地位，我的这种自尊心是很有可能被曲解的，但是我自有我的固定不变的想法，我从前被人卖给了一位师傅，他待我很好，别的师傅我再也不要了。 　　促使我决不再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放弃这种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我不能对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和丽丝不守信用，就是说，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当然，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他们之间没有我也可以书信往来，可是丽丝呢？她不会写信，卡德琳娜姑妈也不会写。假如我不管丽丝，她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她将怎样看待我呢？她唯一的想法将是我不再疼她了。她曾向我表示过深厚的情谊，多亏她我才感到如此的幸福。现在要我改变主意，啊，决不可能。 　　“您不想让我把您孩子们的消息捎给您吗？”我问。 　　“他们已经给我说过了，但是，我刚才建议你抛弃街头艺人的生活时，我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应该首先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 　　“正是这样，老爹。您看，现在您为我指明了方向。假如我因害怕您讲到的危险而对别人失信，那我想到的就是自己而不是你们和丽丝了。” 　　他又一次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突然握住我的双手： 　　“好啊，孩子，你能讲出这种话，我一定要亲亲你。你的心肠真好，心肠好坏不由年龄来决定，看来是真的。” 　　接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是紧挨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扑向他的怀里，因听到他称赞我“心肠好”而感到激动和自豪。 　　“现在，就只剩下一句话要说了，”他接下去说道，“听从天主的安排吧，我亲爱的孩子。”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时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老爹突然用手在他坎肩的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只大银表，银表是用一根细的皮带系在钮扣孔眼上的。 　　“我们快分别了，你不带走我的一件纪念品吗？那怎么行！这是我的一只表，我送给你。它不值几个钱，你也知道，要是值钱的话，我早该把它卖掉了。它走得也不准，有时还得用大拇指按它几下，不过，这是我眼下拥有的全部财产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它送给你。” 　　说着，他把表放到我的手里，看着我不愿意接受这件美好的礼物，他伤心地说： 　　“你知道，我在这儿用不着看时间，时间过得太慢，要计算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愁死的。永别了，我亲爱的小雷米，再吻我一次吧！你是个好孩子，你得记住：要永远做个好孩子。” 　　我记得他当时大概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出口处。以后发生的一切和我们之间还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全记不清楚，因为我当时的思想太紊乱、太激动了。 　　每当我重新回忆这次离别的情景时。能记起来的，只是那天我来到街心时候时那种痴呆和沮丧的感觉。 　　我在牢门口一定站了很久，因为拿不定主意是向右还是向左走更好。要不是我的手在口袋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又圆又硬的东西，我或许会一直待到天黑的。 　　我无意地摸了摸这件东西。那是我的一只表！ 　　悲伤、不安和忧虑顿时全忘记了，我只想到我有了一只表，一只属于我的表，一只放在口袋里可以看时间的表。于是我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十二点。对于我来说，十二点，十点，或者下午两点，都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正是十二点，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我说不上来。是的，啊，中午，已是中午了，我能知道现在是中午，那是我的表告诉我的。啊，这只表来得正是时候！我仿佛觉得它是一位密友，我可以向它请教，我可以和它谈心。 　　“我的表朋友，现在几点钟了？”“十二点，我亲爱的雷米。”“啊，十二点了，我该想着点儿，还有一大堆事情呢，对吗？”“当然啰。”“多亏你提醒了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没有你，我会把要办的事忘掉的。”“有我呢，你不会忘掉什么的。” 　　除了卡比，我又有了一只表，现在不怕找不到人说话了。 　　“我的表！”这三个字多带劲！我过去多么盼望有只表，然而我是当然永远也不会有表的！可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正装着一只表，它正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老爹说过，这只表走得不怎么准。其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能走就行。如果需要象老爹说的那样，用大拇指去按它一下，那我就按它一下；需要使劲按，我就使劲按，甚至多按几丁也行，我是不会舍不得的。要是这么那么按还不行，那我就亲手把它拆开，啊，这一下就更有意思了，我会看到那里面装着的是些什么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在使它这样不停地走动的。我会严格地管教它，叫它只能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没有发现卡比也和我一样兴奋，它牵动我的裤腿，还发出一阵阵尖叫，叫声越来越大，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卡比，你要什么？” 　　它看着我。但我心神不宁，没法猜透它的心思。几秒钟后，它爬到我身上，用前肢摸我的口袋，那个藏有表的口袋。 　　卡比是想知道时间，以便向“贵宾”们报告，象它和维泰利斯一起演戏时那样。 　　我给它看表，它端详了很久，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高兴地摇动着尾巴叫了十二声。啊！它没有忘记！用这只表，我们又可以好好挣钱了！现在我又多了一招，这一招，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这一切均发生在牢门对面的大街上，有人好奇地看看我们，有的甚至停下了脚步。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想立即演出一场，可是对警察的恐惧使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再说，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 　　往前走！ 　　我向牢房看了最后一眼。永别了，牢狱！那可怜的老爹被禁闭在大墙后面，而我却可以自由地到我想去的地方去。我牵着卡比上路了。 　　对我的职业最有用的一样东西是一张法国地图。我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在摆满了绿色的旧书箱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区①出售的。我决定去买一张，于是我向塞纳河畔走去。 　　 　　①　即巴黎拉丁区圣米歇尔广场南边的旧书摊区，该区沿塞纳河两岸长达数公里。 　　路过卡罗赛尔广场时，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杜伊勒利宫的大自鸣钟上，我忽然想起应该看看我的表是不是同这只大自鸣钟走得一样，按理说，它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表是中午十二点半，而大自鸣钟是下午一点。是哪一只走得准呢？我真想拨一下我的表，可是反过来一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表——我那漂亮而又可爱的表——走慢了。很可能倒是皇宫的钟走得快了。于是，我将表重新放进口袋，对自己说，你在什么时候读干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时间才是最合适、最正确的。 　　要找到一张地图是需要花些时间的，尤其是我需要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一种裱糊在布上的折叠式地图，它的价钱不应该超过二十个苏，因为这对于我已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最后我终于在一个书摊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它的颜色虽然已经发黄，但书商只要了我七十五生丁。 　　现在我可以离开巴黎了，我决定立刻就离开。 　　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经过意大利门走枫丹白露这一条，或者经过蒙特鲁日走奥尔良那一条；走哪一条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偶然选定了走枫丹白露这一条。 　　我来到了摩弗达街，街名是我刚从蓝色的路牌上见到的，于是它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伽罗福里、马西亚、里卡尔多、盖子用挂锁锁着的锅子和皮鞭的抽打，最后还有我可怜而又善良的师傅维泰利斯，他因不愿把我租给卢尔辛街上的戏班头而死去。 　　当我走到圣梅达尔教堂时，感到一阵惊异，从一个背靠在教堂墙上的孩子身上，我似乎认出了他就是小马西亚。一点也没有错，有着同马西亚一样的大脑袋，水汪汪的眼睛，富于表情的嘴唇，神态是同样的温顺，样子是同样的可笑。可是有点奇怪，要真是小马西亚，他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长高。 　　我向他走去，对他仔细地看了又看。再也不用怀疑了，确实是他，他也认出了我，惨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您吗？”他问，“在我进医院之前，您曾和白胡子老头到伽罗福里那儿去过。哎哟！那天我的头实在疼得要命。” 　　“伽罗福里还是您的师傅吗？” 　　马西亚在回答之前，往周围看了一眼，小声说： 　　“他坐班房了。他被捕，是因为他太狠毒，打死了奥尔朗多。” 　　一听说伽罗福里在蹲监牢，我不觉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那些使我感到如此恐怖的监狱原来也是有它们的用场的。 　　“孩子们呢？”我问。 　　“喔，我不知道，伽罗福里被捕时我不在场。我出院后，伽罗福里见我不经打，一打就病，就想把我扔掉，他以两年为期、先收租金的条件把我租给了加索马戏团。您知道加索马戏团吗？不知道？喔，那个团不大，是个小团，不过好歹是个马戏团。他们要搞柔体表演，需要一个孩子，伽罗福里便把我租给了加索老爹。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现在我的头又长大了一点儿，因而不能再钻箱子了，而且我很怕疼，所以他们把我辞退了。我是从马戏团驻地吉索尔来的，要找伽罗福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刚才对您说的，都是邻居告诉我的。伽罗福里坐牢了，我只好来到这里，天知道我现在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干些什么才好。” 　　“您为什么没有回吉索尔去？” 　　“因为我从吉索尔出发徒步来巴黎的那天，马戏团到鲁昂去了。我怎么能去鲁昂呢？路太远，我又没有路费。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连一口饭还没有吃过。” 　　我并不宽裕，但不让这可怜的孩子活活饿死的几个钱我还是有的。当年我流浪到图卢兹郊外挨饿时的情景，同现在马西亚的遭遇多么相似，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一片面包，我不知道会多么感激他。 　　“您不要走开。”我对他说。 　　我快步跑向在马路转角处的面包店。很快我就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回来了，我把面包送给他，他一手接过去，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了。 　　“现在，”我问他，“您想干些什么？” 　　“天知道。” 　　“总得设法干点事。” 　　“您刚才跟我说话时，我正想去把小提琴卖掉。要不是舍不得的话，我早把它卖掉啦。我的提琴，它就是我的欢乐和安慰，每当我伤心的时候，我便独自找个地方，为自己演奏。我就仿佛在天空中看见无数美好的东西，象走马灯似的，比梦幻中的还要迷人。” 　　“您干吗不在街头拉提琴呢？” 　　“拉过，可人家不给我钱。” 　　我是尝够了观众只看戏不摸口袋的滋味的。 　　“您呢？”马西亚问，“您现在干些什么？” 　　我的头脑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幼稚的、想吹吹牛的想法。 　　“我是戏班主。”我回答说。 　　我说的是事实，因为我有一个由卡比和我组成的戏班，不过这个事实又几乎同欺骗差不多。 　　“喔！您是否愿意……”马西亚问。 　　“什么？” 　　“让我加入您的戏班。” 　　于是，我只好把老实话说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整个戏班。”我指着卡比说。 　　“依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加上我就是两个了。啊，我恳求您，请您不要嫌弃我。要不然您说我去干什么好呢？我只有等着饿死了。” 　　饿死！听到这种喊声的人，对于饿死是个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味道，人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去感觉它的。至于我，它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响是：我懂得饿死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干活，”马西亚继续说，“首先，我会拉小提琴；另外，我会做柔体动作，会跳绳、钻圈和唱歌。您看吧，您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将成为您的仆人，我服从您，我不向您伸手要钱，只要有饭吃就行。我要是干得不好，您尽可以打我。我们就一言为定吧。我要向您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您千万不要打我的头，这也一言为定好不好？伽罗福里老打我的头，现在我的头最怕疼。” 　　听着马西亚这样的苦求，我差点儿要哭了。怎么好开口对他讲，我不能收他进戏班呢？饿死！跟着我不同样也要饿死吗？ 　　我只好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但他不愿意听下去。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谁有了吃的，大家分享。” 　　他的话一下子使我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我现在不是有吃的吗？我应当帮助他。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对他说。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吻了又吻。他的举动在轻轻地捣碎我的心，眼泪慢慢地湿润了我的眼睛。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不过您不是仆人而是伙伴。” 　　我把竖琴的背带往肩上一持。 　　“往前走！”我对他说。 　　一刻钟之后，我们走出了巴黎。 　　三月里的干燥的寒风已经吹干了道路，现在走在坚硬的土地上是多么轻快。 　　四月的阳光照耀着万里无云的蓝色晴空，和风吹来是多么舒畅。 　　这同我踏进巴黎之前的那个风雪天是多么不同，这个巴黎，我曾经把它当作一块乐土而渴望过，但又正是到了巴黎之后，我更渴望有块真正的乐土。 　　路边排水沟旁已经长出了青草，新绿的草地上点缀着色彩缤纷的雏菊花和草莓花，它们把自己的花冠向着太阳。 　　我们沿着这些草地百花园前进，看到青葱翠绿的嫩叶丛中，一串串丁香花的伞形花序正在吐红争艳；微风拂过，淡黄色的桂竹香花瓣从饱经风霜的墙顶上飘飘坠下，一直洒落到我们的头上。 　　在我所说的草地百花园内，在路旁新绿的灌木丛中，在树林里，到处听得见小鸟在欢唱，燕子在我们面前倏忽掠过，寻觅着看不见的小虫。 　　我们的旅行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我满怀信心地走在大路上，路面上回响着我的坚定的脚步声。解了绳子的卡比在我们四周蹦蹦跳跳，它见了马车，见了小石子堆，见了无论是什么，都要无缘无故地汪汪叫几声，也许它是在向我们表示：它很高兴。 　　马西亚在我身边走着，一声不吭，他也许在考虑什么；我不便打扰他，所以我也默不作声，另外，我自己也有着不少心事要盘算。 　　我们的步子虽是那样从容不迫，但是我们究竟打算走到哪儿去呢？ 　　我曾答应过丽丝，在去看她之前，先去看她的两个哥哥和艾蒂奈特。可是我并没有说定先看谁，在邦雅曼、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我可以根据我的选择，先去看这个或那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向塞文走去，也可以向夏朗德或庇卡底走去。 　　如果我向巴黎的南部走去，那么邦雅曼就不可能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目标。但我还应该在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作出选择。 　　我决定朝南方而不朝北方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去看看巴伯兰妈妈。 　　假如我已经好久没有提到过巴伯兰妈妈，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象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样已经把她忘记了。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们分别以来我从未给她写过信而把我说成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曾经有多少次，我想提笔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一直在想她，打心眼里爱她。但是，对于巴伯兰的恐惧，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使我只好搁笔了。巴伯兰要是利用我的信去找我，把我抓住，谁说他不会又一次把我卖给另一个不是维泰利斯的维泰利斯呢？而且巴伯兰也许是有权这样做的。这样一想，我情愿让巴伯兰妈妈责备我忘恩负义，也不愿冒重新落到巴伯兰手里的风险。他可能使用养父的权力把我卖掉，也可能要我给他干活，听从他的使唤。我宁肯死，饿死也不愿冒这个危险，我承认，只要一想到这个危险，我就吓软了。 　　如果我没有胆量给巴伯兰妈妈写信的话，那么我似乎觉得象我这样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试着去见她一面的。自从我接受马西亚进“我的戏班”之后，我时常在盘算，觉得这件事办起来也并不一定是太难的。我可以让马西亚走在头里，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进了巴伯兰妈妈的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和她攀谈．假如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马西亚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她，然后回来通知我，我就可以回到我度过童年的家，扑向奶我的养母巴伯兰妈妈的怀里；万一相反，巴伯兰在乡下，那马西亚可以请巴伯兰妈妈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我见面，我可以在那儿拥抱她。 　　一路上，我一直默默地想着这个计划。要考虑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小心谨慎一点，多费点心思，是完全有必要的。 　　事实上，我不仅要判断我是否可以重见巴伯兰妈妈，而且还要考虑我们是否能在路上找到可以挣点钱的城镇和乡村。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请教地图。 　　我们恰巧是在野外，完全可以在小石子堆上坐下来歇歇腿，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打扰。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对马西亚说，“我们休息一下。” 　　“您是想聊聊天吧？” 　　“您有什么要对我讲吗？” 　　“我请您称呼我时用‘你’。” 　　“好，咱们都用‘你’字吧！” 　　“您可以，我不可以。” 　　“咱们都用‘你’来称呼。我要向你发命令了，你要不服从，我就打你。” 　　“行，打吧，可别打我脑袋。” 　　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温和，一口洁白的牙齿显露在他黝黑的脸上。 　　我们坐着。我从背包里掏出地图，摊在草地上。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地图上辨认道路和方向，最后我终于划出了一条从科尔贝①经枫丹白露、蒙塔尔吉、吉昂、布尔日、圣阿芒直到蒙吕松的路线，这条路线，看来不仅可以把我们带到夏凡浓，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大概还不至于饿死在半路上。 　　“这是什么玩艺？”马西亚指着我的地图问。 　　我向他解释地图是什么和它的用处，我用的几乎全是维泰利斯给我上第一堂地理课时所用的术语。①科尔贝即科尔贝一埃索纳，在巴黎老城附近316 　　马西亚听得很用心，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的眼睛。 　　“这样说来，”他问，“还要学会读那上面的字？” 　　“当然。你不识字吗？” 　　“不识字。” 　　“你想学吗？” 　　“哦，我很想。” 　　“好，以后教你。”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从吉索尔到巴黎的道路吗？” 　　“可以。这还不容易。” 　　我把路线指给他看。 　　但一开始他根本不相信只要用手指头稍微动一下就已经表明从吉索尔来到了巴黎。 　　“这条路我是徒步走过的，”他说，“比这可要远得多。” 　　我就给他讲解人们在地图上标明距离的方法，他听着，但对我讲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并没有显出太信服的样子，因为我虽然讲得很费劲，但并不等于讲得很清楚。 　　我的眼光无意地落在那只打开着的背包上，我忽然想到要细细看看里面装着的东西，另外，在马西亚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这在我看来也是很开心的。我便把东西一股脑儿都倒在草地上。 　　我有三件完好无损的布衬衫、三双袜子和五块手绢，还有一双没有穿过多久的皮鞋。 　　“你呢，”我问他，“你有什么？” 　　“一把小提琴，还有现在身上穿的。” 　　“好。”我对他说，“咱们是伙伴，就该平分，你拿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三块手绢。不过这只背包嘛，我看，也可以象所有的东西都平分一样，你先背它一小时，我再背它一小时。” 　　马西亚不肯接受。可是我已经养成了下命令的习惯，我不许他回嘴。应当承认，我感到发号施令是似乎很舒服的。 　　我把艾蒂奈特送给我的那个针线包和一只小盒子放在我的那叠衬衫上面，小盒里装着丽丝送我的玫瑰花。马西亚想打开盒子看看，我不让他这样做，伸手把它取了过来，塞进了背包。 　　“请你永远也别摸这只盒子，”我对他说，“那是件礼物。” 　　“行，”他说，“我向你保证，一定不碰它。” 　　自从我重新披上老羊皮和背上竖琴那天起，有一件东西使我很不方便，那就是我的长裤。我觉得一位艺人是不该穿太长的裤子的，当他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应当穿短裤和长袜，再在长袜上绕几圈彩色绸带。花农穿长裤才合适，而我现在已经又当上艺人了！…… 　　当人们有了一个主意，他又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总是要迫不及待地去实现他的意愿的。我打开艾蒂奈特的针线盒，拿出剪刀。 　　“我把长裤改一改，”我对马西亚说，“你该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拉小提琴的。” 　　“喔，很愿意。” 　　他拿起提琴拉了起来。 　　这时我当机立断，在裤膝盖下面一点的地方，“喀嚓”剪了一刀。 　　这是条漂亮的衣昵长裤，同坎肩和上衣一个颜色，在老爹把它送给我的时候，我是何等高兴，但我不认为这样一剪刀是把长裤糟蹋了，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 　　起初，我一面改我的裤子，一面听着马西亚演奏。不到一会儿功夫，我把手里的剪刀和针线都放下了，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马西亚演奏自如，几乎和维泰利斯难分彼此。 　　“是谁教你小提琴的？”我不禁拍手称好。 　　“谁也没有，也可以说谁都教过。当然，主要靠自己用功。” 　　“谁教会你识乐谱的？” 　　“我不识谱，听人家怎么演奏，我也就怎么演奏。” 　　“以后我教你。” 　　“你什么都懂？” 　　“那是应该的，我是戏班主。” 　　没有一点自尊心就不成其为艺术家。我要向马西亚表明，我也是音乐家。 　　我拿起坚琴，毫不迟疑地立刻唱起了我的拿手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象艺人之间惯常的做法一样，马西亚对我说了不少称赞的话，作为我刚才给他的掌声的回报。他才能出众，我也一样，我们两个谁也不比谁差。 　　可是我们总不能老停留在相互的祝贺上，在我们为自己演奏、并欢乐了一阵之后，也应当为自己的食宿想点办法。 　　我扣上背包，这次该轮到马西亚背它了。 　　我们走在黄土飞扬的大路上。我们必须在遇到的第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演出：雷米戏班要登台问世了。 　　“把你这支歌教给我吧！”马西亚说，“我们以后一起唱，我想我很快就可以用小提琴为你伴奏，演出效果一定会特别好。” 　　当然会特别好。“贵宾”们除非真是铁石心肠，否则一定会掏出大把钱塞满我们腰包的。 　　很幸运，我们没有碰到铁石心肠的“贵宾”。过了维尔茹伊夫城，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准备寻找合适的演出场地。我们经过一个农庄的大门，见到院子里人头簇簇，每个人都穿着节日盛装，几乎每人身上都佩带着一个小小的花束，花束是用彩绸小带扎着的，男的系在上衣前襟的钮扣孔眼上，女的别在上衣的胸前。你再傻也能请到这里是在举行婚礼。 　　我想，他们也许希望有个乐师来给他们演奏，好让他们跳一番舞吧，我立即走进院子，马西亚和卡比跟在我后面。我一手拿着毡帽，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深深鞠了一躬，这是维泰利斯的很有气派的施礼方式。 　　站在我前面的是个脸上已经红成了红砖般颜色的胖小伙子，硬梆梆的白领子一直顶到他的耳朵，他有一副和和气气的大孩子般的神色。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发着亮光的漂亮呢子礼服显然妨碍他转身，他只好整个身体直挺挺地朝参加婚礼的人转过去，他把两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出一声尖厉无比的长哨声，这哨声使卡比吓了一大跳。 　　“喂，你们，你们大伙儿听着！”他喊道，“来点音乐，……大……大伙儿觉得怎样？有几个演员来啦！” 　　“好！好！音乐！音乐！”男的女的都嚷了起来。 　　“准备——跳四对舞！” 　　只几分钟工夫，一组组舞伴在院子中央组成了，那些受惊的鸡呀鹅呀全都使劲扑扇着大翅膀逃开了。 　　“你演奏过四对舞曲吗？”我开始不安起来，悄悄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演奏过。” 　　他在试琴声的时候，拉了几个节拍，为我指出了这种曲子中的一支，啊，正巧也是我熟悉的，我们算是得救了。 　　人们从车房里拉出一辆双轮大车，给它装上支撑，让我们上去。 　　尽管我和马西亚从未在一起合奏过，可是我们在演奏四对舞曲上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然，幸亏我们是在为那些并不挑剔、耳朵并不灵敏的观众演奏。 　　“你们两人中哪一位会吹短号？” 　　红脸大小伙子问我们。 　　“会，我会。”马西亚说，“可我没有短号。” 　　“我去找一支来。小提琴拉得挺漂亮，就是不够劲。” 　　“你也吹短号？”我照旧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从短号到笛子，凡是一切能演奏的乐器，我都会。” 　　他，这个马西亚，确确实实是件神奇的宝物。 　　短号很快拿来了，我们开始演奏四对舞曲、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演奏得最多的还是四对舞曲。 　　我们一直演奏到天黑，舞伴们不让我们有喘息的时间。这对我倒算不了什么，但对马西亚可真是够他受的，因为他在演奏中担负着比我更艰苦的任务，再加上旅途中的忍饥挨饿，他早就感到劳累了。我见他脸色一阵阵发白，好象身体很不舒服，可是他始终演奏着，一个劲地吹着他的短号。 　　幸好发现他脸色苍白的不是我一个人，新娘也发现了。 　　“行了，”她说，“小家伙累得不行了现在请诸位给演员赏钱。”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从车上跳下来说，“让我们的帐房先生出来收钱吧！” 　　我把帽子扔给卡比，它接过去衔在嘴上。 　　因为卡比懂得怎样向赏钱的客人致谢，因而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对我们更有用处的是他们赏了它很多钱。我跟在卡比后面，看着白花花的银币一个个掉进帽子里，新郎是最后一个给钱的人，他在卡比的帽子里放了一个五法郎的银币。 　　多好的运气！可这还不算。他们又请我们饱餐了一顿，把我们安置在谷仓里过夜。第二天，当我们离开这好客的人家时，我们已有二十八法郎的财产。 　　“小马西亚，全靠了你，我们弄到了这么多钱，”我对我的伙伴说，“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乐队的。” 　　于是，我想起了当初我开始给丽丝上课时，阿根老爹对我说过的那句话，这句话应验了，做了好事是确实会得到报偿的。我立刻学着阿根老爹的样子对马西亚说： 　　“我还以为把你收进我的戏班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呢！” 　　口袋里有了二十八个法郎，我们真是成了“大财主”了。因此当我们到达科尔贝时，我用不着太精打细算便添置了一些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首先，我用三法郎在旧铁器商那里买了一支短号。用三法郎买到的短号，当然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很漂亮的，但只要擦擦干净修理一下，它是会使我们满意的；然后，又买了绑袜子用的红绸带；最后我为马西亚买了只军用背包。我认为轮流在肩上背一只沉重的大背包，倒不如把东西分装在两只背包里，每人背一只，走路更轻快些。 　　离开科尔贝时，我们的确各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在买完东西付清价款之后，我们的钱包里还有三十法郎，因为在科尔贝的演出，一连好几天，每天好几场，收入都很不错。自从有了马西亚这个搭档，我只要调整一下节目，不让它们显得太重复，我们便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好几天。我和马西亚现在象兄弟一样相处得十分融洽。 　　“你要知道，”他有时老爱笑着说，“象你这样一个不打人的戏班主，真是太好了。” 　　“你高兴吗？” 　　“你问我高兴吗？可以这样说，从我离开那个地方以来，现在是我最高兴的时候；说到那个地方嘛，我觉得住济贫医院也比那里强。” 　　这种叫人感到时来运转的好境况，使我产生了一个带点妄想的计划。 　　离开了科尔贝之后，我们朝蒙塔尔吉走去，准备顺道去探望巴伯兰妈妈。 　　我很想在见到巴伯兰妈妈的时候，能多少偿还一点她奶我养我疼我的恩情，但光是去亲她或者拥抱她，这样还债未免还得太少太轻了。 　　我能给她捎点什么东西就好了。 　　现在我阔气了，我应当送她一件礼物。 　　有一样胜过一切的东西，不仅能使她现在而且也能使她晚年过得幸福，那就是一头代替露赛特的奶牛。 　　倘若我能给她买一头奶牛，这对她，对我也一样，将会感到多么高兴！ 　　在到达夏凡侬之前，我买上一头奶牛，由马西亚牵着牛绳，把牛带进巴伯兰妈妈的院子。当然巴伯兰不在家。马西亚说：“巴伯兰太太，我替您牵来了一头奶牛。”“一头奶牛？您搞错了吧，我的孩子？”她叹着气。“不，太太，您是夏凡侬的巴伯兰太太吗？那好，王子（童话里就是这样讲的）要我把这头奶牛送给您。”“哪一位王子？”正在这个时候，我出现了，扑到巴伯兰妈妈的怀里。在我们亲够之后，我们便做薄饼和炸糕，我们三个人，当然不包括巴伯兰，我们要象过狂欢节一样好好吃一顿。那回过节我和巴伯兰妈妈都没有吃上，因为正好赶上巴伯兰回来，他推倒了我们的锅，黄油也全叫他放进他的洋葱汤里去了。 　　多么美好的梦想！不过要实现这个美梦，必须买一头奶牛。 　　一头奶牛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也许很贵，非常贵也说不定，但是这些可以先不管。那么，还有呢？ 　　还有这头奶牛必须既不太大也不太肥。首先，奶牛越肥，要价也越高；其次，奶牛越大，需要的饲料也越多。我不想使我的礼物成为巴伯兰妈妈的一个负担。 　　目前，要紧的是要了解奶牛的行情，或者说我所需要的那种奶牛的价格。 　　幸好这都是不难打听到的。在我们的流浪生活中，到了晚上住店的时候，我们同牲口贩子和牧人常有见面和说话的机会，向他们打听奶牛的价格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我第一次请教的是个放牛人，他有诚实正派的外表，正是这副外貌，我感到他是信得过的，但在我向他提出问题之后，作为对我的回答，他冲着我的脸哈哈笑了一阵。 　　笑罢以后，放牛人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一仰，用拳头重重地敲了几下桌子，他对着旅店老板喊道： 　　“您知道这位小音乐家问我什么吗？他问一头不太大、一不太肥的好奶牛值多少钱。您看，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条件，它必须是头会读书会写字的有学问的奶牛呢？” 　　又是一场哄笑，可是我不甘示弱。 　　“必须是产奶多的，吃得要少。” 　　“还必须象你们的狗一样能用绳子拴着在大路上走，对吗？” 　　在他认为俏皮话已经说够，机智和风趣也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以后，他表示愿意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了，甚至愿意商谈我提出的这笔买卖。 　　再巧也没有，他正好有着这样一头奶牛，它温顺得了不得，产奶多而且稠得象奶油，它又几乎不吃东西。我只要把十五个皮斯托尔，换句话说，五十个埃居①往桌子上一放，这头奶牛就是我的了。 　　 　　①　皮斯托尔、埃居：均为法国古钱币名。 　　当初我想请他张嘴说话是多么不易，现在他说得正起劲，我想请他闭上嘴，也同样极难。 　　最后，我们各自回去就寝，我思索着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所打听到的一些对我很有用处的东西。 　　十五个皮斯托尔，或者说五十个埃居，折合起来就是一百五十个法郎，而我身上所有的钱离这么一大笔款子，还差得远哩！ 　　难道就没有办法挣到这笔钱了吗？我似乎觉得这笔钱是可以挣到的，只要一直象头几天那样走运，我就可以一个苏一个苏地凑足一百五十法郎，当然需要时间。 　　于是我的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我们不要马上去夏凡侬，应该先去瓦尔斯。从我们这里直接插过去，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去过瓦尔斯以后，回来时再去看望巴伯兰妈妈，那时我们定能挣到一百五十法郎，我们就可以演出我的童话剧《王子的奶牛》了。 　　早上，我把想法告诉了马西亚，他一点儿也不反对。 　　“到瓦尔斯去！”他说，“矿山也许是很有趣的，我很想见识见识。” 第二章　一座黑城 　　瓦尔斯煤城坐落在塞文山脉中的一个向着地中海倾斜的山坡上，从蒙塔尔吉到瓦尔斯的直线距离有五、六百公里，但是，我们于的这一行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沿途寻找城市和较大的集镇来安排可以赚钱的演出，这样，就必须使我们多绕了不少路，而这段距离也就在实际上超过了一千公里。 　　我们化去将近三个月时间才走完了这千里迢迢的路程，在我们到达瓦尔斯郊外的时候，我满心喜悦，因为我发现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费，在我那皮革制的钱包里竟已有了一百二十八个法郎，也就是说，只差二十二个法郎就可以为巴伯兰妈妈买头奶牛了。 　　我觉得马西亚和我差不多，他对于在这一大笔钱中有着他的一份贡献而表现出来的喜悦，不是一般的得意而是非常的自豪。马西亚的贡献确实太大了，没有他，尤其是没有他的短号，我和卡比是无论如何也挣不来这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的。 　　从瓦尔斯到夏凡侬，我们定能挣够还短缺的二十二个法郎。 　　我们来到的这个瓦尔斯城，一百多年以前还只是一个湮没在群山之中的贫穷山村，在那个时候，它的名字也只是因为让·卡瓦利埃①所率领的、穿白衬衫的“上帝的孩子”②经常利用它作为庇护所而才被人知道。它的这种深藏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位置，一方面使它成为“卡米察”③对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作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地理位置，才使它一直处于由闭塞和偏僻造成的贫穷之中。大概在一七五○年，有一位对采矿事业怀有狂热兴趣的老绅士在瓦尔斯发现了煤矿。从那时起，克尔斯就成了煤田。它和阿籁、圣热尔维、贝赛吉这三个煤田一起，成为法国南部的煤炭供应地，并同英国煤炭在地中海市场展开了竞争。当老绅士开始他的挖掘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嘲笑他；当挖掘工作达到一百五十米深而仍一无所获时，人们曾采取过激烈措施，想要把他当疯子关起来；当他的钱财在这荒诞离奇的开采中快要耗尽的时候，他在瓦尔斯地下看到的仍是铁矿而不是煤层；但老绅士并不加以理会，他干脆搬到矿井里住了下来，他吃在里面，睡在里面，不再出来了；在他看来，井下比井上清静，因为到了井下，须要他忍受的，最多也不过是他花钱雇来的工人们的怀疑的目光。在井下，每挖一镐，这些工人就耸耸肩，但他们多少也被吃住都在里面的老板的信念所感动，于是又挖下了第二镐。井越挖越深，终于在二百米深的地方发现了煤层，老绅士不再是疯子了，他成了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一夜之间，身价百倍。 　　 　　①　让·卜瓦利埃（1679-1740）：法国基督教加尔文宗教徒。一七○二到一七○年间，他在朗格多克塞文山区率领由加尔文教徒组成的、被人称作“卡米察”的武装抗暴军同法王路易十四的王家军队转战两年，曾击溃法国元帅蒙脱勒凡和维拉斯的军队，一七○四年，他从后者手里接受一笔巨款后，便放下武器，出走英国，在英国的泽西岛任总督至死。 　　②　“上帝的孩子”：“卡米察”武装抗暴军的富于宗教煽动性的自称。 　　③　“卡米察”：“卡米察”是“卡米梭”的谐音，朗格多克地区方言称衬衫为“卡米梭”。让·卡瓦利埃的军队常在夜间作战，战士多穿白色衬衫以资在黑暗中互相识别，故得名。 　　今天的瓦尔斯是一座有着巨大工业前景和一万二千居民的城市，瓦尔斯、阿籁、贝赛吉，它们现在是南部法国的希望。 　　瓦尔斯现在的和将来的财富，都在地下而不是在地上，地上的景象确实叫人感到阴沉和荒凉，到处都是石灰岩高原和稀疏的矮灌木丛，也就是说，到处都是不毛之地；要不是总算在这里那里长着些可怜的栗树、桑树和枯瘦的橄榄树，这一片山地就真成了没有树木、没有绿被、只有灰色和白色岩石的荒野了；另外，在较低洼的潮湿处，毕竟还长着些有活力的绿色植物，它们好歹为这荒凉的群山增添了几分快意。 　　这种荒山秃岭很容易造成水灾，下雨时，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坡上流下，就象从石街上流过一样，平时干枯的小溪里，这时就出现了急湍，它迅猛地向山谷中间的河流冲去，河流的水位便暴涨到三米、四米、五米，甚至更高。 　　瓦尔斯城跨坐在蒂汉纳河上面，这条穿过瓦尔斯城的河流，就是上面说过的那种山谷河流。在瓦尔斯城城内，同时还有着两条小溪沟，即特鲁耶尔溪沟和圣昂多尔溪沟；在平时，它们的涓涓细流都汇进到在城内潺潺流着的蒂汶纳河里。瓦尔斯根本谈不上是座漂亮的城市，既不整洁，又不规则。装载铁矿石和煤炭的矿车，从早到晚在贯穿城市街道的铁轨上驶过，不断把红的和黑的尘粉洒向四处；到下雨天，街上的尘土便变成泥浆，象沼泽地的淤泥一样深；相反，在晴天和刮风的日子，这些尘粉又成了迷眼的滚滚尘土，在城市上空旋转飞扬。所有的房子，从上到下都是黑的，烂泥和尘粉把这些房子从路面一直染黑到房顶；窑炉和高炉冒出的黑烟和烟炱又把它们从房顶到路面再染黑一遍。一切都是黑的：地面、天空、直到蒂汶纳河里流着的河水。然而，在街上湍流不息的人群比他们周围的黑马、黑车和黑树上的黑色树叶还要黑。似乎烟炱的尘雾从早到晚都笼罩着这座城市，或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经叫沥青淹没过、甚至连房顶也都好象被淹没过似的。城里的所有街道，完全不是为了车马和行人才铺筑的，而是为了铁轨和矿车。在地上，到处都是铁轨和转盘；在人们的头顶上，是天桥、传送带和发出震耳的轰轰响声的传动轴。人们经过高大的地面建筑物时，会觉得房基都在震动。透过这些建筑物的门窗往里瞧，可以看到融化的铁水象巨大的火流星一样在奔流，杵槌在它们周围发射出雨点般的火星，蒸汽机的活塞永远在有规律地上下滑动。广场上没有纪念碑，没有花园，也没有雕像，所有的建筑物看去都十分相象，它们都是按一个式样建筑的，都呈立方形。教堂、法院和学校也都只是按人们的需要、开了几个窗口的立方形建筑罢了。 　　我们到达瓦尔斯郊外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明净的天空闪耀着灿烂的阳光。可是，我们越是往前走，天色也跟着越变越黑，天地之间象隔着一层厚厚的烟云，烟云在缓缓地、笨重地移动，它不断被高耸的烟囱切开，然后又凝聚成一片。一个多钟头以前，我们就已经听见轰隆隆的巨声，象大海在咆哮，中间还夹杂着沉闷的打击声。轰隆隆的声音来自抽风机，沉闷的打击声来自弹簧锤和杵槌。 　　我知道亚历克西的伯父是瓦尔斯的一个矿工，他在特鲁耶尔矿干活，但我知道的就只是这么多。至于他是住在瓦尔斯城里还是郊外，那我就一无所知了。 　　进了瓦尔斯城，我便打听特鲁耶尔矿在哪里，人们让我到蒂汶纳河左岸的一个小山谷里去我，说那里有一条向这条河流去的小溪沟，小溪沟的名字也就是我要找的煤矿的名字：特鲁耶尔。 　　如果说这个城市的外表并不迷人，那么这个山谷的景象就更加阴森可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环形山丘，它搂抱着一大片难看的红土，红土被一条长长的灰色的岩石带切了开来，在东一块西一块的红土上，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在山谷的入口处，有着采矿用的建筑物：车棚、牲口棚、店铺、办公房和好些蒸汽机的大烟囱。此外，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煤炭和石头。 　　当我们走近这些建筑物的时候，一个看来精神失常、披头散发的年轻女人，手里拖着一个小孩，走到我们跟前，叫住了我。 　　“请您告诉我，那条荫凉的路在哪里？”她问。 　　我吃惊地望着她。 　　“请问您，那条有树林和浓荫的路在哪里？路边有小溪在卵石上叮咚、叮咚、叮咚地流着，树林的叶丛里有着唱歌的小鸟儿。” 　　说着，她用口哨吹出几声欢快的调子。 　　她的眼睛明明看着我，但她丝毫也没有看出我已经吓呆了。 　　“您没有碰到过这条路？”她看我不回答，就继续说下去，“真遗憾，那么这条路一定还很远。告诉我吧，我的孩子，我该向右边走还是向左边？我在找，可没有找到。” 　　她接着就换了一种激愤的、语气，声音也随之而变得异乎寻常起来，她对我不再用“您”来称呼了，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另一只手摸着孩子的头，象早已背熟了似的说出了下面的这些话： 　　“我向你问路，因为我相信在那条路上肯定能碰上马利尤斯。你认识马利尤斯吗？不认识，那么，告诉你吧，他就是孩子他爹。他在矿里被瓦斯烧伤以后，就一个人跑到那条荫凉的路上躲了起来，他现在什么都不干，只在这条荫凉的路上散步，这能治好他的烧伤。他能找到这条路，可我找不到，所以我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人们相爱的时候，六个月是多么长！六个月，六个月！……” 　　她转过身去，面对矿区的建筑物，用手狠狠指着那些喷吐滚滚浓烟的蒸汽机的大烟囱。 　　“地底下干活，”她大声喊道，“那是魔鬼干的活！地狱。还我的父亲！还我的兄弟若望！还我的马利尤斯！该死的魔鬼，该死的魔鬼！” 　　然后她又冲着我说： 　　“你不是本地人，对吗？瞧你那老羊皮，瞧你那帽子，你是从远地方来的，到墓地去数数坟头吧，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人全死在井底下了。” 　　说完，她抓住了孩子，紧紧地把他搂在身旁，说道： 　　“你想要我的小皮埃尔？你要不到手的，永远也要不到！……水是甜的，水是清凉的。路在哪儿？你不知道？你也象那些当面耻笑我的人一样，是一个傻瓜。你为什么要留住我？马利尤斯在等我呐。” 　　她转过身子，嘴里吹着欢快的曲子，迈着大步走了。 　　我当然明白这是一个因瓦斯爆炸而失去了丈夫的疯女人。那么，井下有着多么可怕的危险！在矿区的入口处，在这荒凉的地方，在这阴森昏暗的天色下面，我们遇见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痛苦的疯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有人给我指明了加斯巴尔大叔住的地方，他的家就在靠近煤矿不远的一条弯曲陡峭、从山岗通往河边的小街上。 　　我到了那里，看到有个女人正靠在门口和一个靠在另一家门口的女人在说话，我问了她，她说加斯巴尔要六点钟下班后才回来。 　　“您找他有事吗？”她问。 　　“我想看看亚历克西。” 　　她于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也看了看卡比。 　　“您是雷米吗？”她说，“亚历克西跟我们提起过您，他在等您哪。这是谁？”她指了指马西亚。 　　“我的伙伴。” 　　这个女人当然是亚历克西的婶婶，我还满以为她会招呼我们进屋去休息的，因为我们沾满尘土的双腿和被太阳晒黑的面孔，都在向她表明我们已经走得很累了，但她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连连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等到六点钟再来，就能见到亚历克西，因为他也在井下干活。 　　我不愿意叫她为难。道过谢之后，就赶紧回城里去找面包店，因为我们的肚皮从大清早起还一直没有填进过东西，头天的晚饭也只吃了一片面包。我们太饿了。我也为受到冷遇而感到羞愧，我觉得马西亚也正在寻思这是怎么回事，走这么远的路值得吗？ 　　我似乎感觉出马西亚将要对我的那些朋友产生一种不好的看法，在以后我再向他提起丽丝的时候，我怕他不会再那样热情地听着了，而我总是一心想要他在没有见到丽丝之前就对她产生好感和友谊。 　　我们所遭受的冷遇不可能使我们再回到那所房子去，六点钟前我们只好在矿山出口处徘徊，等着亚历克西。 　　特鲁耶尔矿区由三个煤并组成，即圣于连井、圣阿尔封齐纳井和圣邦克拉斯井。根据老习惯，煤矿通常用一个圣人的名字来为它的提升井、通风井和排水井命名，这个圣人的名字一般就是这口井破土那天日历上写着的圣人的名字①。这不仅是为了给这个井取个名宇，也是为了便于记住这口井破土的日子。井虽然是三口，但井口只有一个，它就在矿灯室的隔壁。这就是说，三口井的工人，他们上井下井时走的是一条共同的巷道和一个共同的井口。这条巷道直通井下的第一水平②，在那里，人们可以和井上、井下的所有部门联系；通过这个水平，人们希望能够减少一点井下最容易发生的事故，比如缆绳断裂或罐笼被障碍物钩住等，这些事故都有使人跌进两三百米深的井洞的危险；第一水平的另一个好处，是不让机器把工人直接从两百米深的地下一下子举升到地面，而是让他们在这个水平上停下来，自己步行着从总巷道走出井口，这可以使他们避免由气温剧变引起的身体方面的不舒服。地下是恒温，温度高；地面的气温是变化的，地上地下差异太大会引起人们患胸膜炎或胸部肿痛。 　　 　　①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日历上几乎每天都注明这一天是某一个圣人的瞻礼日（纪念日），一般都是这个圣人立圣品或死去的日子。 　　②　煤矿是分阶段按由上而下的顺序开采的，即分层次开采。其第一层，即第一水平，或称第一生产水平；第二层为第二水平，以下类推。一个水平包括好几个采区，一个采区包括好几个工作面，工作面亦称掌子面。一个水平的煤层可开采十几二十年；一个工作面的煤层一般只够开采几个月到一年。水平本身并不是煤层，但在这个水平上存在着须要开采的煤层，水平是为实现开采这块煤层所需要的“施工”场地。 　　工人必须通过这条巷道走出来，这是我已在事先打听明白的，所以我和马西亚还有卡比都等候在巷道的出口处。六点钟响过后不久，我发现在漆黑的巷道深处，有好些摇曳的小亮光在迅速增大，那是下班工人拿着矿灯走上地面来了。 　　他们前进得很慢，步子沉重，一个个都好象膝部有毛病似的——这里面的原因，我是直到后来自己走遍了通往最底层的水平的所有台阶和梯子之后才弄明白的——他们的面孔都黑得象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捅烟囱的工人，衣服和帽子沾满了煤屑和煤浆。在经过矿灯室的时候，每个人都走进去把他们的灯挂在钉子上。 　　我留神地注视着，然而我连亚历克西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要不是他跳过来搂住我的脖子，我的天！我怎么才能把他认出来呢？他从头到脚全是黑的，一点也不象从前那个在花圃的小路上奔跑着的我的伙伴了。那时他的衬衣很干净，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半开的衣领露出白净的皮肤。 　　“这是雷米。”他转身对走在他旁边的一个四十上下的人说，这个人的面孔和阿根老爹的一样开朗。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毕竟是亲兄弟。 　　我明白这就是加斯巴尔大叔。 　　“我们早就等你来了。”他对我说，语气和善，态度也诚恳。 　　“从巴黎到瓦尔斯的路程很远。”我说。 　　“你的腿太短了。”他笑着说。 　　卡比一见亚历克西便显出撒疯的样子，它欢蹦乱跳，用咬住老朋友的衣袖不放来向对方表示友情。 　　这时候，我向加斯巴尔大叔介绍说，马西亚是我过去结识的好伙伴、好搭档，而且也是个好孩子，我这次又把他找来做搭档了，他的短号吹得比任何人都好。 　　“喔！卡比先生！”加斯巴尔大叔说，“明天正好星期天，你们歇息好了给我们来一场表演吧！听亚历克西讲过，卡比这条狗比学校的老师和喜剧演员还聪明哩！” 　　在加斯巴尔大婶面前我是那样的局促不安，在加斯巴尔大叔跟前我却感到那样的自在，他作为阿根老爹的亲兄弟，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你们两个一起聊聊吧，小伙子们，你们大概有不少话要说吧！我嘛，和这位短号吹得呱呱叫的年轻人谈谈。” 　　一起聊聊！即使聊上整整一个星期也未必够！亚历克西想知道我的流浪生活；而我呢，急于想知道他是怎样习惯新的生活的；我们俩都只忙着互相发问，都没有想到还应该互相回答。 　　我们走得很漫，回家的工人象一条长龙似的挤满了整个街道，他们擦着我们的身体向前走去，没有一个不是浑身上下都如同覆盖在地面上的煤屑一样乌黑。 　　当我们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加斯巴尔大叔走到我跟前对我们说： 　　“孩子们．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吧！” 　　从未有过这样使我高兴的邀请，刚才我还一边走一边寻思：到了门口我们是否应当分手？因为大婶接待我的那副样子，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希望。 　　“这就是雷米，”他一边进屋一边说，“那是他的朋友。” 　　“我刚才已经见过他们了。” 　　“那太好了。你们已经认识了。一会儿他们和我们一道吃晚饭。” 　　和亚历克西一道吃晚饭，我的确非常高兴，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他身边度过这个夜晚了。但也应该坦率地承认，能吃上一顿晚饭，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感到非常快慰。自从离开巴黎以来，我们都只是往嘴里胡乱塞点象圆面包或剩面包头之类的东西，就算作是吃饭了，很少正经地坐在椅子上、餐桌旁用汤盘吃过一顿晚饭。其实我们已经挣到的钱是付得起在一个较好的饭店里偶尔去吃一顿较好的饭食的，可我们必须省下钱来买那头王子的奶牛；马西亚的心肠也真好，为了要买这头奶牛，他和我一样，心甘情愿地节衣缩食。 　　但是，这个晚上，我们无福享受丰盛的晚餐。我坐在饭桌前的一张椅子上，没有人端上汤来给我们喝。 　　大部分煤矿公司都设有一种专门为矿工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工人不用付现钱、而且只要付成本费就可以从那里买到他需要的一切东西，商店将在他的半月一发的工资内扣除他应付的钱数。这种按成本记账赊购的方式，它的好处是明显的，因为工人们再也用不着向那些会把他们弄穷的小商贩去赊购东西以致负债累累了。可是这也和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一样，在瓦尔斯，矿工的妻子是没有干家务活的习惯的，男人下井后，她们收拾一下屋子，便互相串门聊天，喝着从矿工商店记帐取来的咖啡或巧克力。既然时间都已经花在串门子和聊天上面了，男人们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她们哪里还来得及煮汤烧菜呢，当然只好跑商店去取回点熟肉之类的东西了。我并没有说她们天天都这样，但确实常常是这样。我们晚饭所以喝不上汤，就是因为加斯巴尔大婶白天出去聊天了，她同别的矿工的妻子一样，这是她的一个习惯。我后来从商店的帐单上看到，加斯巴尔大婶经常买的有两类东西：一是咖啡和巧克力，再就是各种熟肉。 　　我发现大叔是个随和的人，他对吃猪肉熟食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更喜欢安宁。这天晚上，他也只是稍微提了点意见，语气是极温和的。 　　“多亏我还能自爱，”他举着玻璃杯说，“我居然没有变成酒鬼。明天想法给我们做点汤喝吧。” 　　“哪有时间呢？” 　　“难道地上的时间比地下的短吗？” 　　“那谁来给你们缝呀、补呀、洗呀呢？都赖你们自己！把衣服穿得烂成这个样子。” 　　大叔看了看身上穿着的早该缝补、但并没有缝补的煤行的、破烂的衣服，说： 　　“原来我们穿得象王子一样呢！” 　　我们吃晚饭的时间不长。 　　“孩子，”加斯巴尔大叔对我说，“你和亚历克西一起睡吧。” 　　然后又对马西亚说： 　　“你呢，如果你愿意去面包作坊的话，我们在那里用干草给你搭一个舒服的床铺。—— 　　这天晚上，整整大半宿，我和亚历克西只顾讲话，一都忘记了还应该睡觉。 　　加斯巴尔大叔是个挖煤工①，他的工作是用镐在井下把煤块刨下来；亚历克西是他的推车工，他把里面已经装满煤块的、也叫“吊斗”的煤车，在井下铁轨上，推着滚着，从工作面②一直送到提升井下面，到了那里，吊斗被系在一根缆绳上，由机器把它提升到井上。 　　 　　①　原文中的这个词，一般应译“采煤风镐手”，但书中并无风镐字样，故译“挖煤工”。 　　②　原文中这个词为“开采点”，但在我国煤矿术语中没有这个词，当系指工作面（即掌子面）。 　　亚历克西当矿工的时间不算长，但已经爱上了他的矿井，对矿井夸不绝口，说这是瓦尔斯最了不起、最奇特的地方。在他对矿井的描述中，最能使一个从陌生地方来到这里的流浪者听得津津有味的，而且感到重要的，是下面这些情况。 　　首先，人们顺着一条挖在岩石中的巷道前进，十分钟以后，来到一个又直又陡的台阶跟前，台阶下面是一张木制的梯子；然后又是台阶，台阶底下又是木梯子，这时就到了五十米深的第一水平。耍到九十米深的第二水平和二百米深的第三水平，必须通过同样的台阶和木梯子。亚历克西在第三水平干活，下到他那水平的深度，要比登上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所走的路程多出三倍。 　　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再下来并不难，因为钟楼里的梯子是有规则的，光线也明亮。井下可不同，那里的巷道是按岩石的地质不规律性凿成的，时高时低，时宽时窄。再说，除了矿工手里拿着的矿灯所发出那点亮光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光线。要知道，井下的煤泥同井上的烂泥一样滑，因为岩层里渗出来的水无时无刻不在滴答滴答地掉下来，有时冰凉的水滴正好掉在你的面孔上。 　　要下到二百米的深度已经够远的了，但这还不算，你还必须通过巷道爬上不同平巷①，才能进入你干活的工作面，而特鲁耶尔矿的巷道全长已达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当然，人们毋须走完四十公里的全程，但在井下走路是非常累人的，因为人们有时要在水中前进，而有的巷道里甚至有着由岩石缝里渗出来的水所汇成的小溪；小溪一直流到排水井，抽水机再从那里把它抽到井外。 　　 　　①　不同平巷：平巷，通常指水平底板上的运输道。不同平巷，当系指不同运物道。 　　巷道若是从坚硬的岩层通过，那么这样的巷道纯粹是地下隧道；巷道若是从容易崩塌和流动的岩层通过，它的顶部和两侧就要用由斧子砍下的杉树圆木作支架；因为由银子锯出的，会留下导致杉木腐烂的槽口。尽管圆木支架是为了顶住岩层的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常常大得使圆木弯曲变形，从而巷道就变窄了，有的地方甚至塌陷了。这种时候，矿工们只匍匐爬行才能通过。在这些圆木支架上，长着蘑菇和一种象棉絮一样轻柔的白毛，它的雪一般白的颜色同四周乌黑的煤层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你在巷道里，可以闻到从腐烂了的木头上发出的一种类似汽油的味道；在蘑菇和不知名的植物以及白色的苔衣上面，可以看到苍蝇、蜘蛛和蝴蝶，它们和你在外面阳光下看到的同类昆虫不太一样。这里也有到处乱窜的老鼠和用爪子倒挂在支架上的蝙蝠。 　　井下有着纵横交错的巷道，就象巴黎有着广场和十字路口一样。宽阔的巷道如同林荫大道；狭窄低矮的则如同圣马赛尔区的小街陋巷。然而整个这座地下城终年都处在黑暗之中，没有路灯和瓦斯灯，只有矿工自带的矿灯。尽管这里有时候连一点亮光也没有，但你能够听到嘈杂的声音，它向你表明这里并不是幽冥地府。在采区①，人们可以听到火药的爆炸声，气流会给你送来一阵阵火药味和浓烟；在通往各个工作面的巷道里，人们可以听到被叫作吊斗的煤车的隆隆滚动声；在提升井里，你能听到罐笼起吊时同罐 道摩擦的声音；但最响的是装在第二水平上的蒸汽机的巨大吼声②。 　　 　　①　采区：亦称采煤区。一个采区包括好几个工作面以及和这些工作面相连的巷道。 　　②　蒸汽机按常理都在井上，不在井下；但在两个水平之间，由于煤层构造复杂，有时也从上面的水平向下面的水平打一口“暗井”，供提升煤车用。这时就在上面的水平安装蒸汽机，用以开动绞车。但这种情况即使在旧式采煤方法中也属罕见。 　　井下最奇怪的地方是那种叫作“上山眼”③的巷道，在那里，人们按煤层倾斜角在斜坡上向上开采，半裸的矿工只能跪着或者侧卧着刨煤，煤块从“上山眼”顺坡落到水平的底板，再从那里被推运到提升井下面。 　　 　　③　原文的词是“上升巷”，即我国煤矿术语中的“上山眼”；其倾斜角向下的，称“下山眼”。 　　这就是人们在井下工作一天的情景，不过并不是天天都这样，因为也有发生事故的日子。亚历克西到达瓦尔斯两星期后，他亲身经历了一次瓦斯爆炸事故，险些丢了性命。瓦斯是煤层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气体，一接触火苗立刻就会爆炸。没有比这种爆炸更可怕的了，人们只能把它同一个装满火药的火药桶的爆炸相比。只要矿灯或火柴的火苗碰上了瓦斯，那么巷道里有着瓦斯的地方，也就是所有的巷道，包括提升井和通风井，都会顿时发生爆炸和由爆炸引起的熊熊大火，它摧毁一切，连地面上的通风井井口的房顶也会被掀掉，爆炸和大火在井下引起的高温，可以把煤块烧成焦炭。 　　六个星期前的一次瓦斯爆炸，使十二个矿工丧生，其中一个矿工的遗孀成了疯子。我明白，亚历克西说的这个疯子，就是我在这天下午碰到的带着孩子寻找“萌凉的道路”的那个女人。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故，人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井下不准吸烟，工程师们经常下井检查，让矿工们对着他们的鼻子吹气，看谁违反了禁令；人们使用了达维灯，它是由一位伟大的英国学者达维发明的，灯芯被一种织得很细的金属布罩了起来，不让火苗窜到罩子的外面去，矿灯的灯芯在易爆的气体中燃烧发亮，却不会在它的外面引起爆炸。 　　这天下午，我一到瓦尔斯，就对煤矿产生了好奇心，现在听了亚历克西的这一番描述，我的好奇心更大了，很想下井看看。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加斯巴尔大叔提了出来，他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只有在里面干活的人才能下去。 　　“如果你想当个矿工，”他笑着解释说，“那倒是很容易的，而且你那好奇心也就可从满足了。再说，矿工的活儿也不比其它的活儿坏。你不是害怕雷雨吗？这活儿对你正合适。总之，这比四处流浪卖艺要好得多。你留在亚历克西这里吧。孩子，咱们一言为定怎么样？我们也可以为马西亚找个活儿，当然不是去吹短号。” 　　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留在瓦尔斯，我有着别的事情要做，我还有着别的目的，我不能整天在特鲁耶尔矿的第二水平或第三水平上推车。 　　那么我只好放弃下井看看的念头了。我以为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亚历克西给我详细讲述的和加斯巴尔大叔好歹也给我介绍过的一些事情外，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然而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终于直接从最大的恐怖、最吓人的惊慌中，懂得了、也感觉到了矿工们会遭受到的危险。 第三章　推车工 　　干矿工这一行，依我看，丝毫无损于健康。一个矿工，除开由于长期缺乏空气和阳光而会患上贫血等疾病外，他可以象住在空气新鲜的乡下的农民一样健康。在不受恶劣气候的侵袭，在避雨、避寒、进高温等方面，他甚至比农民还要优越。 　　对矿工来说，严重的危险是矿井塌顶、瓦斯爆炸和水灾。当然，由工作上的粗心和不熟练所造成的事故也是危险的。 　　在我预定要离开瓦尔斯的前一天，亚历克西带着一只受伤的手回来了，正是由于操作不熟练，他的右手被一大块煤压着了，半个手指头砸坏了，整只手青肿得很可怕。 　　公司的医生来看了他的伤势，给他包扎过以后说，这是挫伤，不甚要紧，青肿会消退，手指头会长好，但必须休息。 　　加斯巴尔大叔是个不生气、不发愁、听天由命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叫他一反平时随和的常态，那就是不让他工作。 　　一听说亚历克西要歇好几天，他便大声嚷了起来：“要歇那么多天，那谁来推他的车？”的确没有临时可以代替亚历克西的人。如果干脆换掉他，另外从外面再找一个，那倒是可以的，但仅仅从井下的伙伴中找个人来替几天工，那是找不到人的。井下人手太紧，至少童工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给亚历克西找个临时替工，当晚他就出去着实奔忙了一阵，他回来了，没有找到。 　　于是他开始怨天尤人地抱怨起来。他真是愁死了，因为他自己也只好歇工了，而他的钱袋很可能是不允许他歇工的。 　　我看到了这一切，心里明白他烦恼的原因，我感到在这种情况我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去报答他这些天来对我们如此好心的款待，这已几乎是我的一种责任，我便问他推车这个活是不是很难。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只要在铁轨上推推车就行。” 　　“煤车沉吗？” 　　“不太沉，连亚历克西都推得动。” 　　“对了。既然亚历克西推得动，那我也推得动。” 　　“你，一个孩子？” 　　他放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当然啰，如果你愿意，你是能推的。” 　　“我愿意，因为这样就可以帮你的忙了。” 　　“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说定了，你明天和我一道下井。这倒是真的，你帮了我的忙，但对你自己可能也是有用的。你要是对干这个活有了兴趣，那可比走江湖要好得多。你在井下也用不着害怕狼。” 　　我下了井，马西亚干什么好呢？我不能让他成为加斯巴尔大叔的负担。 　　我问他肯不肯一个人带着卡比在附近演点节目，他立刻就答应了。 　　“我太高兴了，我要一个人为你挣钱买头奶牛。”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三个月以来，马西亚一直都在户外活动，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背靠着圣梅达尔教堂、看来快要饿死的孱弱和忧伤的可怜孩子了；尤其已经完全不象我在伽罗福里的阁楼上第一次看到他时的那副样子，当时他病容满面，发育不良，守着滚沸的汤锅，不时用双手捧着疼痛的脑袋。 　　他的头痛病已经好了，也不再整天害怕整天发愁了，身体也长结实了。卢尔辛街的阁楼使他变得那样苦恼，阳光和新鲜空气给了他健康的身体，也给了他欢乐。 　　在我们一起流浪卖艺的日子里，他是个开心人，爱笑，他看什么都好，玩什么都高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他高兴半天，他把坏的也都看成是好的。没有了他，叫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多少次都被疲乏和忧伤压倒过吗？ 　　我们两人间的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气质、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的出身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 　　他是意大利人，生性无忧无虑，和蔼亲切，遇上难事，容易迁就屈从，这种不发脾气、不反抗的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我的国家的秉性好斗的人所没有的。 　　“那么什么国家是你的祖国？你有祖国吗？”有人会这样问我。 　　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有答案的。我现在只是说，马西亚和我之间虽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相处得却非常和好，甚至在我要他用功学习音乐课和阅读课时也是这样。说实在的，他的音乐课一直进展得很顺利，但阅读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别扭的，因为我既没有教书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也没有宽宏大量的胸襟。但事实上这种别扭从未产生过，因为即使在我完全不讲道理的时候，马西亚也从不发火。顺便说一下，我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是绝不止一次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我第二天下井干活的时候，马西亚去演奏音乐和表演喜剧，以增加我们两个人的财产。我向卡比解释了我的安排，它好象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亚历克西的工作服给了我。 　　我最后一次叮嘱了马西亚和卡比，要我的这两个伙伴在他们第一次独立作战中多加小心。嘱咐完毕，我就跟着加斯巴尔大叔走向矿井。 　　“注意！”大叔把矿灯交到我手里时说，“踩着我的脚跟走。从木梯上下去的时候，在还没有踩稳下一个梯级前，千万不能挪动脚步踩空。” 　　我们向着巷道的深处走去，他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 　　“你要是在梯子上滑倒的话，”他继续说，“你一定要想法抓住点什么，决不能让自己一个劲儿滑下去。下面又深又硬。” 　　我用不着听这些嘱咐就已经够害怕了，当人们离开阳光进入黑暗，离开地面进入地下的时候，总难免要感到提心吊胆的。我本能地回转身去向后看看，发现我们已经在巷道里前进得很深了，那个在漆黑的、长长的巷道口外面的天空，看去成了个不大的白色的圆球，它象一个远离我们的、悬挂在没有星星的昏暗的天上的月亮。 　　我对自己这种本能的刹那间的恐惧心理感到可耻，立刻赶上了走在前面的加斯巴尔大叔的脚步。 　　“台阶！”他提醒我。 　　我朝下面看去，眼前是一个漆黑的洞穴，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有着一些隐约摇曳的亮光，它们在向前飘浮移动，开头还大一点，后来渐渐缩小；越走越远，越远越小，最后几乎成了豆子般大小的火星。这些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下井的工人的矿灯，他们交谈的声音象低沉的耳语，由迎面吹来的暖气流送进我们的耳朵。气流中有着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好象是乙醚和汽油的混合物。 　　下了台阶便是梯子，梯子之后又是另一个台阶。 　　“现在到了第一水平。”他说。 　　我们是在一个拱形的巷道里。笔直的墙是用砖砌的，拱顶有一人多高，但有的地方要猫着腰才能通过，那是因为拱顶变低或者地面升高的缘故。 　　“这是岩层的压力。”大叔对我说，“因为上面有的地方已被开采过，有着空穴；如果岩层本身不坚固的话，当它承受的压力太大时，它就会下陷，这就有可能造成塌顶，把矿井砸坏。” 　　第一水平的底面上铺着铁轨，边上流着一条小溪。 　　“这都是岩层里渗出来的水，这条小溪同别处巷道里的井下水汇合在一起，流进一个渗井，抽水机每天从这个渗井抽一千或一千二百方水送进蒂汶纳河。机器一停，矿井马上就会被水淹没。再说，我们现在正是在蒂汶纳河底下。” 　　我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他却放声大笑起来。 　　“在五十米深的地下，蒂汶纳河不会淹没脖子的。不用怕。” 　　“万一有个漏洞呢？” 　　“啊，对了，一个漏洞。巷道不下十次在河底穿过来穿过去。有的井怕水灾，但不是这里，这里怕瓦斯爆炸和塌顶。这样的事故，在这里太多了。” 　　当我们来到工作面之后，加斯巴尔大叔就教我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当我们的吊斗装满煤块后，他就和我一起推车，教我怎样从铁轨上把煤运到提升井下面和怎样避让迎面而来的别的推车工。 　　加斯巴尔大叔说得对，推车这个活并不是太难学的。在几个钟头里，虽说我还谈不上熟练，但至少已经可以对付几下了。我缺乏的是灵活和熟练，没有这两样东西，那是不论什么活儿也都干不好的。既然明白自己手脚不熟练，那就只好多拼命、多使劲来弥补这个弱点，我这样做的结果，是活儿出的不多，人却累的够呛。 　　幸好我在这几年所经历的生活里、尤其是在近三个月的流浪卖艺生活中得到了锻炼，使我战胜了疲劳。看到我毫无怨言，加斯巴尔大叔就夸我棒，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矿工的。 　　我的确很愿意下井，可我丝毫没有一直留在那里的愿望；我有做矿工的好奇心，却没有愿意做矿工的志向。 　　在地底下干活，必须具备一种我所没有的性格，那就是要爱静、爱孤独，干活的时候还要心思集中；在井下，你只能一个人待在那里自己想自己的心事，你没法找人谈话。你也找不到可以让你玩一玩、解解闷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这种天性，我过惯了流浪生活，成天赶路和唱歌。我在阴暗的巷道中推着煤车的时候，感到悲伤和忧愁，那里除了我的矿灯外，看不到任何亮光；除了远远的有着煤车的滚动声和溪水流动的汩汩声外，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至于在这儿或那儿发出的井下的爆破声，那只能使这死一般的沉寂变得更加沉闷和凄厉。 　　因为这是一种必须从下井一直干到上井的活儿，所以一天中的整整十二个小时，矿工都得待在井底下，他们不能回到地面在家里吃饭，饭是在采区的地上吃的。 　　在加斯巴尔大叔干活的采区旁边，有着一个也是干推车活儿的矿工，他当然是我的最贴邻的同行了，这个人和我们这些推车工不一样，不是童工，而是个白胡子老头。我说他是白胡子，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应该说只有在星期天这个大洗一番的日子，他的胡子才是白的；因为在整个一周里，星期一白胡子开始变灰，到星期六就完全变黑了。他年近六十，年轻时做过支架工，就是管支撑和维修杉树圆木支架的木工。在一次矿井塌顶中，他被砸断了三个手指头，这样，他就只好放下他的斧子再也干不了木工这一行了。他干活的那个公司给了他一笔小小的抚恤金，以表彰他在这次事故中救出了三个同伴的功绩。他靠这笔抚恤金生活了几年。后来，那家公司破产了，他就成了既无生活来源又无职业的人；为了吃饭，他重返矿井，这个当年干手艺活儿的木工，现在干的是特鲁耶矿的童工的活儿：推车。现在人家都管他叫“老夫子”，换句话说，就是“老师”，因为他知道很多挖煤工、甚至连矿井老师傅也都不懂的东西，也还因为他见了人总爱把他一肚子的学问掏出来讲给对方听，以致在别人眼里显得有点以老卖老的样子。 　　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他渐渐互相认识了，他很快拿我当朋友看待。我是个出奇的爱问东问西的人，他是个爱天南海北闲聊的人，我们变得形影不离了。在矿井里，矿工一般很少说话，因此他们管我们两个叫“健谈家”。 　　过去，我想知道的事情，亚历克西没有全给我讲过、加斯巴尔大叔的回答同样也不能使我满足，譬如，我问他： 　　“地下的煤是什么东西？” 　　他总是回答我： 　　“就是人们在地下找到的煤。” 　　加斯巴尔大叔关于煤的这种解释以及他给我作的其它类似的解答丝毫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而维泰利斯却不允许我在知识上不求甚解。在我向老夫子也提出同样问题时，他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回答。 　　“煤，”他对我说，“其实就是木炭。我们把现在你看到的木头放在壁炉里一烧，就成了木炭；而煤炭呢，它是生长的古老的森林中的树木，靠自然的力量，变成了煤。我说的自然的力量，就是指火灾、火山爆发、地震等。”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闲聊了，”他说，“该推车了。明天是星期天，你来找我吧！我在家里给你解释这个问题。我收集了不少煤块和岩石，收集了将近三十年。你明天来看看吧。把你耳朵听到的东西，明天再用眼睛去看看，你就明白它们是什么了。他们爱闹着玩，叫我‘老夫子’，你会看到这个‘老夫子’多少还有点用处。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全靠手，也要靠脑子。我象你这样的年纪，和你一样，也好奇。我生活在矿里，我就喜欢弄明白我每天所看到的东西。在工程师们愿意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总喜欢向他们问长问短。我也看书。我受伤以后，有的是时间，我就用来学习。人都长着两只眼睛，那是为了看东西的；眼睛不管用，就得戴眼镜；书本就是眼镜，你把它架在眼睛上，你就会看得更清楚，而且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现在我没有很多时间读书，也没有钱买书，但我有眼睛，我的眼睛始终睁开着。明天来吧，我很愿意教会你怎样去观察周围的一切。老话说：‘话落进了肥沃的耳朵里是会萌芽生长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不是个个人都能懂得它。我曾经把一位名叫布隆尼亚的学者带进了贝赛吉矿，在他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谈论，因此我就有了学习的念头，也因此今天我比同伴们懂得稍微多一些。明天见吧！” 　　第二天，我告诉加斯巴尔大叔说，我要去看老夫子。 　　“啊哈！”他笑着说，“你可找到一个陪你聊天的人了。去吧，小家伙，你愿意找他，你就去；你愿意信他，你就信。不过，你当真在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可不要因此自以为了不起。老夫子如不以老卖老的话，倒是个大好人。” 　　象大部分矿工一样，老夫子也不住在城里，他的住所离城还有一段距离。他住在一个叫做“艾斯贝达格”的贫穷破烂的地方。这地方处在半山腰中，四周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城壑，他住在一个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是个寡妇，丈夫原是个矿工，因矿井塌项被压死了。她把一个象地窖似的窑洞租给了他。他在最干燥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可是不等于说这是块十分干燥的地方，因为他的床铺的脚上已长出了几只蘑菇。但是，对一个已经习惯于让自己的两只脚受潮、身上整夭都淋着水滴的矿工来说，这已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看来，租这个住所最大的好处是靠近山洞，在那里他可以从事研究，尤其可以随意搜集煤块和有地质或矿物特征的岩石以及化石。 　　我进屋时，他跑到我面前，用兴奋的语调说： 　　“我专门为你做了一份烘栗子。年轻人有眼睛，也有耳朵，同样也有食量。要想成为年轻人的朋友，最好的办法是同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烘栗子是在白葡萄酒中泡着的烤熟的栗子，是筵席上的讲究食品，在塞文地区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吃了烘栗子后，”他继续说，“我们就聊天，一边聊，我一边给你看我的收藏品。” 　　他说“我的收藏品”这句话的口气，证明了他的伙伴们对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一个博物馆馆长的声调，也绝对不会比他更神气了。不过，他的搜集看来确是非常丰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它们占满了整个住处，排列在木板和桌子上的是小样品，堆在地上的是大标本。二十年来，他搜集了他在干活时候感到好奇的一切东西，由于在赛尔河和蒂沃纳河盆地的矿井中，有丰富的植物化石，因此他就有了也许曾经使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都感到过喜出望外的稀有标本。 　　他急于要讲，同样我也急于想听，烘栗子很快就下了肚。 　　“既然你想知道，”他对我说，“煤是怎么回事，听着，我只想用几句话先给你解释个大概，好让你看懂我所收藏的东西，它们会向你解释得比我还清楚，因为即使人家叫我老夫子，我也并不是学者。唉，还差得远哩！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从前远不是今天的样子。一种叫作地壳变迁的力量，使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在很远很远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种今天只在热带地方才生长的植物覆盖着的，比如象树形蕨类那样的东西。后来经过了一次变迁，这些植物就被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植物代替了；然后又轮到这些植物被另外新的植物所更替；这样经历了数千年、也可能数百万年周而复始的变化之后，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植物，慢慢变质，最后形成了煤层。你不要不相信，我一会儿就给你看我搜集的一些煤块，特别要给你看从我们叫做‘墙’或者‘盖层’的地层中取出的大量岩石，它们带有我说过的那些植物的所有印模，就象保存在植物标本图集中的标本一样。我对你说过了，煤是树木和植物堆积形成的，根本不是由于树木的腐烂和互相挤压而形成的。你会问：‘这堆积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呀，是很难解释的。我相信就是学者们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因为他们也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些被海水冲来冲去的树木，在海上形成其大无比的木排，它们被海浪打到这儿或那儿的岸边，就在那里堆积起来；另一些人认为：煤层是由一代植物接着一代植物连续堆积并就在原地被掩埋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曾进行过演算，简直弄得人晕头转向：他们发现一公顷森林的树木被砍伐后铺在地面上，整个厚度只有八毫米；而这一厚度的树木层变成煤层，就只有二毫米。然而，埋藏在地下的煤层有二十至三十米厚，这些煤层得多少年才能形成呢？你是懂的，对不对？一棵大树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要长成一棵巨树，大约要一百多年时间，要形成三十米厚的煤层，那就要在同一个地方一代接一代长五千棵大树，这就是说，要五十万年，这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了，对吗？但这还不准确，因为这些树并不是如此有规律地一代一代地生长的，它们需要一百多年才能长成巨树，从长成到死去还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当一种树代替另一种树的时候，还需要一系列的变化和演变，才能使这一层变质的植物去滋养另一代新的植物。这样，五十万年的时间已经算不了什么啦，也许还需要更长的历史。需要多长呢？我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答案的。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地下煤层的概念罢了，好让你能观察我的收藏品。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吧。” 　　参观一直持续到天黑才结束。对每一块煤和带有植物印模的标本，老夫子都又重新给我作了解释，终于使我开始差不多明白了当初使我如此惊异不解的问题。 第四章　水灾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矿井见面了。 　　“怎么样？老夫子，”加斯巴尔大叔问，“这小家伙还能叫你满意吗？” 　　“呵，当然。他很会听。我希望他很快就学会看。” 　　“在等着他学会以前，我倒希望他马上就能有两条有点力气的胳膊。”加斯巴尔大叔说。 　　他让出一块地方，要我过去帮他把一大块被他用镐从底部挖松了的煤从煤层上掰下来。这种时候，挖煤工总是需要推车工帮忙的。 　　在我把煤车第三趟推往圣阿尔封齐纳井的时候，听到从这口井的方向传来一种可怕的声音，是一种吓人的隆隆声，是一种从我下井以来还从未听到过的可怕的声音。是塌顶还是总崩塌？我听着。噼哩啪啦的响声继续在各个角落回响着。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害怕，我想马上奔到梯子那边去逃命，可是，从前别人经常笑我胆小，如今我拔腿就逃，这使我感到难为情，我停了下来。这是井下的一次爆炸还只是有辆煤车在井里掉了下来？也许只不过是溜槽中有些废石块在掉下来也未可知。 　　突然，有一群老鼠从我的两条腿中间擦着窜了过去，它们似乎惊恐万状，就象一队骑兵在逃命。接着，我好象听到有流水在巷道中冲击着地面的奇怪的沙沙声。我站着的地方，地面是干的，这水声实在无法解释。 　　我拿着矿灯到近处的地面上照了照，想看个究竟。 　　这真的是水。它正从井口的方向流来，正在巷道中逐渐升高。那大得吓人的轰隆隆的声音，是因为有瀑布般的大水正从井口向井下倾泻着。 　　我把煤车扔在铁轨上，向采区奔去。 　　“加斯巴尔大叔，矿井进水啦！” 　　“又说假话了。” 　　“蒂汶纳河底下有了漏洞啦！快逃命吧！” 　　“别闹了！” 　　“您听呀！” 　　我的喊声十分激动，加斯巴尔大叔把短镐放下，也认真地听了起来。同样的声音继续响着，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可怕。小家伙没有弄错，确实有水在冲过来。 　　“快跑！”他对我喊道，“矿井进水啦！” 　　加斯巴尔大叔一面抓起矿灯，这永远是一个矿工的第一个动作，一面大声喊着“矿井进水啦！”他在巷道里非常机敏地奔跑着。 　　我还没有走出十步，就看见老夫子也从采区下到了巷道里，想弄明白这使他惊讶的声音。 　　“矿井进水啦！”加斯巴尔大叔喊着。 　　“蒂汶纳河下面有漏洞啦！”我说。 　　“你真是傻瓜！” 　　“快逃吧！”老夫子喊道。 　　水面在巷道中迅速上涨，现在已经没到我们的膝盖，我们跑不快了。 　　老夫子也和我们一起跑了起来。我们三个人在跑过一个个采区的时候，大声喊着：“快逃命吧！矿井进水啦！” 　　水面继续迅猛地上涨，但很幸运，我们离梯子不远，要不然，我想我们这一辈子也休想再够得着它了。老夫子第一个跑到，但他停了下来。 　　“你们先上。”他说，“我最老，再说，我的灵魂很平安①。” 　　 　　①　这句话，用在这个场合，意即：即使我不幸遇难，我良心平安，毋用去找神父做临终忏悔。 　　现在不是讲谦让的时候，加斯巴尔大叔第一个上，我跟在他后面，老夫子最后上。在他后面隔着相当的距离，又有几个工人跟了上来。 　　我们到了第二水平。现在必须赶紧爬上第一水平。 　　从第二水平到第一水平之间的这段四十米的距离，从来也没有这样迅速地跑完过。但是，在到达最后一个梯级前，一股大水劈头冲了下来，把我们的矿灯扑灭了。这简直是瀑布。 　　“站稳了！”加斯巴尔大叔喊道。 　　他，还有老夫子和我，我们牢牢地抓住梯级不放，可是走在我们后头的人却被卷走了。如果我们象他们一样，还有十多个梯级要爬的话，那肯定也会被冲走的。因为我认为是瀑布的那股大水，其实并不是瀑布，而是正在汹涌地冲下井口的，比瀑布更凶猛的泥石流。 　　到了第一水平了。但是我们还不能算得救，因为还须穿越五十米的距离才能走上地面，而大水已经淹没了这里的巷道。我们又没有照明，矿灯已经熄灭。 　　“我们完了。”老夫子的声音几乎是平静的，“祈祷吧！雷米。” 　　就在这时，巷道中有七、八盏灯火正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水已没到我们的膝盖，用不着弯腰就能碰到水面。这不是静止的水，而是一股洪流，也不止是洪流，而是能把它所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卷走的一个大漩涡。我看到一段段的木头象羽毛一样在水面上打着旋。 　　我们看到的那些提着矿灯的工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他们想顺着巷道走到梯子跟前去，因为到了梯子跟前，也就上了台阶了。但是在这样的激流面前，这是做不到的；怎么能迎着这股激流前进呢？怎样去顶住激流的冲击和迎面冲来的坑木呢？ 　　这些人喊着老夫子喊过的话： 　　“我们完了！” 　　他们来到了我们身边。 　　“对了。从那边过。”老夫子若有所悟地喊道，他似乎是我们中唯一头脑还清醒的人，“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躲一躲，在废井那边。” 　　废井是一个久已废弃的矿井的一部分，除了老夫子以外，谁也没有去过，他在寻找收藏品的时候经常去。 　　“往回走！”他喊道，“给我一盏灯，我给你们带路。” 　　平时他一开口，人们不是当面嘲笑他，就是转过身去耸耸肩。但是，眼下最强壮的人也已失去他们引以自豪的力量，他们在五分钟之前还嘲笑这个老汉，现在一听到他的声音，却只好听从了，他们都本能地把各自的矿灯递了过去。 　　他一手迅速地抓住一盏灯，一手拉着我，走在我们这伙人的前头。由于我们是顺着激流的方向走的，我们行进的速度相当快。 　　我们沿着巷道走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几分还是几秒，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他停了下来。 　　“我们来不及了，”他喊道，“水涨得太快。” 　　水确实在飞快地追赶我们，它已经从我们的膝盖涨到腰部，又从腰部涨到了胸口。 　　“我们应当躲到一个上山眼的工作面上去。” 　　“以后怎么办？” 　　“到了上山眼，可就哪儿都不通了。” 　　到上山眼的工作面里去实际上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没有等待和选择的余地。要么去上山眼工作面，那样我们就还有几分钟可以活下去，也就是说，还有逃生的希望；要么继续沿着巷道跑，那是注定要被水淹没的，几秒钟之内就会被吞没。 　　老夫子在前面领路，我们走进了一个上山眼工作面。但是有两个伙伴不愿跟着我们去，他们继续沿巷道走去，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我们刚一恢复生命的知觉，便听到一种使我们震耳欲聋的响声，这是从我们开始逃命以来还从未听到过的声音：矿井的塌陷声、漩涡的呼啸声、洪水的倾泻声、坑木的断裂声以及被挤压的空气的爆炸声，我们被整个矿井中的这种恐怖的喧啸声吞没了。 　　“这是‘洪水’①！” 　　 　　①　《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据说在挪亚时代，发生过一次吞没整个世界的洪水。 　　“世界末日到了！” 　　“天主啊，可怜我们吧！” 　　我们来到这个工作面以后，老夫子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思想不在这些无益的悲叹和诉苦上。 　　“孩子们，”他说，“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累垮了。手脚老这样使劲抓着，连动也不敢动，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精疲力尽的。我们应当在煤层页岩上挖一些放脚的坑。” 　　老夫子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实现起来却有难处，因为我们在逃命的时候都忘了带上短镐，我们现在每人都有一只矿灯，但谁也没有刨坑的工具。 　　“大家用矿灯上的铁钩挖。”老夫子接着说，口气已经近乎是在发命令。 　　于是每个人都着手用矿灯上的铁钩刨地。这工作非常难，工作面又陡又滑，只要一滑下去，就是死亡，这是谁都明白的，正因为这样，大家都产生了机智和力量。不到几分钟功夫，我们每人挖好了一个可以站住脚跟的小坑。 　　坑挖好以后，大家喘了一口气，这才互相认识了。我们一共七个人：老夫子，最靠近他的是我，另外是加斯巴尔大叔和巴契、贡贝鲁、贝关乌这三个挖煤工，还有一个叫卡洛利的推车工。其余的矿工都在巷道中失踪了。 　　笔墨也难以形容的可怕的、强烈的声音继续在矿井中轰隆隆地响着，就是大炮的轰鸣夹杂着霹雳雷鸣和天崩地塌也决不会产生比这更可怕的响声。 　　我们惊恐万状，面面相觑，都想在旁边的人的眼睛里找到在自己脑子里所想不出来的解释。 　　“这是‘洪水’。”一个人重复说。 　　“一场大地震。” 　　“矿井的神明发怒了，是报应吧。” 　　“是矿井中的积水造成的水灾。” 　　“我们头顶的岩层上有了漏洞，这是蒂汶纳河的河水。” 　　最后的这种假设是我想出来的，我坚持我的“漏洞”说。老夫子什么也不说，他挨个儿看了看我们，耸耸肩，那副样子同他在大白天桑树下面吃着洋葱头谈论问题时一样。 　　“这肯定是一场水灾。”他终于最后一个开口说话了。 　　他还刚刚说了这一句，其余的人就都争着重复各自己经说过的话： 　　“是地震引起的。” 　　“是矿神的旨意。” 　　“从废井来的积水。” 　　“是从我们头顶上的漏洞里灌进来的蒂汶纳河的河水。” 　　“这是一场水灾。”老夫子和大家一样，也重复了他说过的话。 　　“那您就说下去，水是从哪儿来的？”几个声音同时问他。 　　“不知道。说到矿神，这是蠢话；说是废井的水，那它只能淹没第三水平，可现在连第二、第一水平也都淹没了。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水不是从下面涨上来的，它一开始就是从上面泻下来的。” 　　“上面岩层上有了一个漏洞。” 　　“一个漏洞是不会造成这样大的水灾的。” 　　“是地震。” 　　“我不知道。” 　　“那好。常言道：‘您不知道，就免开尊口。’” 　　“我知道是一场水灾，是一场从上面来的水灾。要知道，这是能说明一点儿问题的。” 　　“废话！这也用得着说？水在跟着我们跑哩！” 　　打从我们到了这块干燥的地方以后，我们有了一种安全感，水也不再上涨了，大家也就不愿再听老夫子的了。 　　“别装出那副有学问的样子，你并不比我们懂得更多。” 　　他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果断所给予他的权威已经消失，他默不作声了。 　　为了压住喧啸的声音，我们声嘶力竭地讲活，但是，说也奇怪，我们的声音彼此听起来并不清楚。 　　“说点什么吧。”老夫子对我说。 　　“您要我说些什么呢？” 　　“随便。你讲吧，你现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说了几句话。 　　“好。现在，再说得轻一点儿看看。对。正是这样，很好。” 　　“你丢魂了吧？嗯，老夫子！”巴契说。 　　“你吓疯了吧？” 　　“你以为你死了吗？” 　　“我相信水不会再淹到我们这里来了，如果我们会死，至少不会是淹死。” 　　“你是说……老夫子？” 　　“瞧瞧你的矿灯吧。” 　　“嗯，它在燃着哩！” 　　“象往常一样吗？” 　　“不，火苗很亮，但很短。” 　　“那里面还有瓦斯吗？”有一个人插了一句。 　　“不。”老夫子说，“不用担心没有瓦斯，也不用担心水的威胁，水现在决不会再涨一尺。” 　　“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我没有装神弄鬼。我们是在一个充满空气的钟型空间里，是压缩的空气阻止了水位的上升。我们是在一个顶端封闭了的工作面中间，就好象在一口潜水钟里一样；被水挤压的空气现在都聚积在这个工作面里，它抵挡着水的上升，把水推开。” 　　听着老夫子的解释，说我们好象在一口潜水钟里，因为空气的阻挡，水才没有涨到我们的位置。有人便嘀嘀咕咕地表示了怀疑。 　　“听听这蠢话！难道水的力量不比什么都大吗？” 　　“对了，如果水在外面随意泛滥的话，那确实是这样；可是，当你把一只杯口向下的玻璃杯，扔到一只盛满了水的桶里去的时候，难道水能一直升到杯子的底部吗？不能，对吗？杯底还有一块空隙。那好，这个空隙是由空气占据着，我们这里也是同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就在杯子的底部，水不能淹没我们。” 　　“这个道理，我懂。”加斯巴尔大叔说，“现在我认为你们都错了，你们这些人哪，常常讥笑老夫子，可他懂得我们不懂的东西。” 　　“那我们得救了。”卡洛利说。 　　“得救？我可没这么说。我们不会被淹死，这我能向你们保证。救我们的，是这个封闭着的工作面，因为空气跑不出去。可它既能救我们，也能致我们于死地。它是关闭着的，我们也被关闭在里面了，我们出不去。” 　　“水退了之后可以出去。” 　　“水会退吗？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一点，先要知道水是怎么来的，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不是一场水灾吗？” 　　“对，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确实是场水灾，可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蒂汶纳河的河水漫到矿里来了吗？是暴雨？还是泉眼裂开了或者是地震？这只有到了外面去看过以后才能弄清楚，不幸的是，我们却关在里面。” 　　“可能连城市都被卷走了吧？” 　　“可能……” 　　接着是片刻的沉寂和恐惧。 　　水声停止了，只是间或可以听到地面上传来的沉闷的轰鸣声，我们有一种被震动的感觉。 　　“矿井大概灌满水了，”老夫子说，“因为水不再往里面涌了。” 　　“唉，马利尤斯！”巴契绝望地喊了起来。 　　马利尤斯是他的儿子，跟他一样是挖煤工，在井下的第三水平干活。直到现在，他因为自身难保，还没有来得及想到他儿子。但老夫子的“矿井大概灌满了”这句话使他惊醒了过来。 　　“马利尤斯！马利尤斯！马利尤斯！”他的声调撕人心肺。 　　没有回答，甚至连回声也没有。在这口潜水钟里，声音减弱了，压低了的声音不可能从水里传出去。 　　“他也会找到一个上山眼工作面的，”老夫子说，“一百五十人都淹死，这简直太可怕了，不会的，仁慈的天主也不愿意啊！” 　　我感到他说这话的声音并不那么自信。至少有一百五十人早上下了矿井，那么有多少人能从井口出去，或者至少能象我们这样找到个藏身之所？我们所有的伙伴，他们失踪了，是全叫大水淹了？是不是全都死了？没有人敢回答哪怕只是一个字。 　　但是，处在象我们这样的情况下，支配我们的心灵和头脑的并不是同情和怜悯。 　　“那么我们呢？”经过片刻沉默后，贝关岛问道，“我们将怎么办呢？”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别人也这样问。 　　“只有等待。”老夫子回答。 　　“等待什么？” 　　“等吧。你想用你矿灯上的铁钩，穿透这四、五十米使我们不见天日的土层吗？” 　　“我们会饿死的。” 　　“饥饿不是最大的威胁。” 　　“你瞧瞧，老夫子，你倒是说呀，你尽吓唬我们。威胁在哪儿？什么是最大的威胁？” 　　“饥饿是对付得了的。我在书本上读到过，有些工人也跟我们一样，意外地被水堵在矿井里，他们在那里待了二十四天没有吃一口东西。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大概是宗教战争年代的故事。可是，要是这是昨天发生的事，那也一样。使我害怕的并不是饥饿。” 　　“那你在担心什么呢？你不是说水不会再涨了吗？” 　　“你们觉得脑袋发沉和耳鸣吗？你们呼吸好受吗？我反正感到不好受。” 　　“我头疼。” 　　“我胸闷。” 　　“我的太阳穴跳得厉害。” 　　“我的脑袋象一盆浆糊，不管事了。” 　　“对了。这就是眼下的危险所在。我们在这样的空气里能生活多久？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无知的人，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地下四十米深的地方，在我们上面大约有三十五到四十米深的水，这就是说，空气承受着四至五个大气压。人们在这样的压缩空气里，怎样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这是应当知道的，也许我们能从我们的遭遇中学到这些知识。” 　　我对什么叫压缩空气一无所知，也许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害怕老夫子的那些话；我的同伴对这些话并不懂得比我多，无知也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们感到非常恐慌。 　　而老夫子呢，在我们绝望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失去理智，尽管他已看出这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危险，可他想的只是该采取什么办法来使我们共同得救。 　　“现在，”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安全地待在这里，而不要滚到水里去。” 　　“我们已经有了踩脚的地方。” 　　“那么你以为老是这样在原地站着不动，不会感到疲劳吗？” 　　“你认为我们要在这儿待很久吗？” 　　“我怎么知道！” 　　“人们会来救我们的。” 　　“这当然。但是，人们来救我们之前，首先要想出用什么方法救，这是需要花些时间的。需要多少时间呢？那只有地面上的人才能说清楚。我们在地下，应当好好安排一下，尽可能减少危险。谁要是滑了下去，他只有死。” 　　“我们应当捆在一起。” 　　“那得要有绳子。” 　　“我们应当互相手拉着手。” 　　“我觉得最好是挖一个象两级台阶那样的平台，我们是七个人，挖一个这样的平台，大家就可以都站在上面了。四个人站在第一级上，三个人站在第二级上。” 　　“用什么挖？” 　　“我们可没有镐头。” 　　“软的地方用灯上的铁钩挖，硬的地方用小刀。” 　　“我看永远也挖不成。” 　　“巴契，别这么说。在我们这样的处境下，为了活命，什么都应当干。眼下的情况是：谁只要打个瞌睡，谁就会掉下去再也活不成了。” 　　由于他的冷静和果断，老夫子渐渐在我们中间赢得了威望，他变得非常有威信，他的勇气使他显得高大、完美，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我们都本能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力量正在同灾难较量，而我们的确已被这场灾难所摧毁，因而正需要他的这种力量来拯救我们。 　　现在大家的看法已经一致，我们须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挖出一个平台，它应该有两级谈不上舒适、但起码能保证我们不掉进面前的深水里去的台阶。我们点亮了四盏矿灯，亮度够了，我们便动手于起来。 　　“找不太难挖的地方动手。”老夫子说。 　　“听着，”加斯巴尔大叔说，“我向大家提个建议。现在，我们中间只有老夫子一个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我们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他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理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他心肠也好，他还象我们一样，当过挖煤工，但很多东西他比我们懂得多。我要求他当我们的头，领着我们干。” 　　“老夫子？他！”卡洛利嚷了起来。“他不过是一只畜生那样的玩意儿，拉车的牲口，他除了推煤车那几下子外，还有什么别的本事？我不也象他一样是推车工吗？选推车工当头，他行，我干吗不行？” 　　“听着！畜生！我们选的不是推车工，我们选的是个最了不起的人。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他最能干。”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昨天我和你一样，是个笨蛋。我和别人一样，嘲笑过老夫子，不承认他比我们懂得多。今天我要求他来领导我们。暧，老夫子，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是知道的，我的胳膊很有劲。还有你们大家呢？” 　　“你瞧，老夫子，大家听你的。” 　　“大家以后都听从你。” 　　“大家听着！”老夫子说，“既然你们要我当头，我愿意当，但有个条件，必须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干。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甚至很多天，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象在一个木排上的遇难者，甚至情况比这还严重，因为在木排上，人们至少有空气，还见得到天日，可以呼吸和观看。如果要我做你们的领头人，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得听从我。” 　　“我们以后都听你的。”大家异口同声说。 　　“以后，当你们相信我的话是正确的时候，那你们当然会听从我；如果你们不相信呢？” 　　“大家会相信的。”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正派人，老夫子。” 　　“一个勇敢的人。” 　　“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懂得清清楚楚的人。” 　　“老夫子，你可不要把嘲笑你的事往心里去呀！” 　　我当时还远没有我后来所具有的经验，因此，我异常惊讶地看着，这些在几个钟头以前还在用各种各样的玩笑话去羞辱他的人，现在突然间都承认了他的高贵品质，我真不知道，环境竟然能如此迅速地改变某些人的观点和感情。 　　“肯定吗？”老夫子问。 　　“我们起誓！”大家同声回答。 　　于是大家更认真地干了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口袋里都有小刀，那是很好的小刀，有结实的柄和锋利的刀口。 　　“三个人，三个最强壮的人挖工作面。”老夫子说，“力气小的人，雷米、卡洛利和我，我们清扫场地。” 　　“不。不用你干。”巨人般的大个子贡贝鲁打断了他的话，“老夫子，你身体不壮实，不该干活；你是工程师，工程师是不干力气活的。” 　　所有的人都支持贡贝鲁的意见，说老夫子既然是我们的工程师，那就不应该干活；大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老夫子的领导作用，因此大家都乐于照顾他，使他避免危险和事故；他是我们的掌舵人哪！ 　　如果手头有工具，那干我们这种活是再简单也没有了；但是用小刀挖，那就又难又费时。实际上，我们必须在煤层的页岩上挖出一个相当于有着两级台阶的平台，才能使我们不至于从工作面的斜坡上滚下去，那就需要一个相当宽的平台，在那上面，有一级要容下我们中间的四个人，另一级容下三个人。眼前大家干着的这个活，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两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挖工作面底上的页岩，第三个人把碎岩片扔下去。老夫子一手拿着灯，从这一头到另一头来回忙着。 　　正在挖着的时候，有人发现在碎煤渣中埋着几根坑木，这东西用来挡住我们工作面外沿的填方、不让它们滚到水里去是大有用处的。 　　一刻不停地挖了三个钟头以后，我们终于在这个上高下低的、倾斜的工作面上挖成了一个台阶式的平台，大家可以坐在上面了。 　　“现在够了。”老夫子命令说，“一会儿我们还要把平台加宽一点，让我们能够躺下来；但不应当一次消耗太多的体力，以后还用得着它哩。” 　　大家安顿了下来；老夫子、加斯巴尔大叔、卡洛利和我在这个平台的低的一头；三个挖煤工在平台高的一头。 　　“我们的灯油该省着点用。”老夫于说，“大家把灯都灭了，只留下一盏。” 　　命令一传达下来，立即就执行了，大家正要把多余的灯都灭掉时，老夫子却示意停止。 　　“等一等，”他说，“气流有可能把我们的灯吹灭，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要以防万一。谁有点灯用的火柴？” 　　尽管在矿井中严禁点火，然而几乎所有工人的口袋里都有火柴；再说，现在也没有检查违章的工程师在场，所以一听到“谁有火柴”的问话时，四个人同时回答说“我有”。 　　“我也有，”老夫子说，“但泡湿了。” 　　别人的也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火柴都放在裤兜里，而水一直淹到我们的胸口，甚至直到肩膀上面。 　　卡洛利在理解力方面，反应比别人迟钝；他的话，出口也总是最慢。他终于也开口了： 　　“我有火柴。” 　　“湿了吗？” 　　“不知道。我是放在帽子里的。” 　　“那把你的帽子递过来。” 　　人家让他把帽子递过去，他没有把他的那只肥大得象集市上土耳其人戴的水獭皮软帽那样的帽子递过去，而只是递过去一盒火柴。我们被水淹的时候，他的火柴盒幸亏是在头顶上，所以没有被泡湿。 　　“现在把灯灭了吧。”老夫子说。 　　只留下一盏点燃着的灯，恰恰够把我们的水牢照亮． 第五章　在工作面里 　　矿井中一片沉寂，听不到任何声音，脚下的水一动也不动，没有波纹，没有响声；就象老夫子所说的，矿井已经灌满了水，水，它淹没了从底部到顶板的整个巷道，我们现在是被围困在一个比用石墙筑成的还要坚固、还要密闭的牢狱里。这沉闷的、难以穿透的、死一般的寂静，比水灌进来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种可怕的喧啸更吓人，更使人惊愕。我们是在一个坟墓里，活活地被埋葬着，似乎有三、四十米厚的土压在我们的心口上。 　　劳动使人忙碌和分心，可是一歇下来，就意识到了我们的处境；所有的人，连老夫子也算上，一时都垂头丧气起来。 　　我突然感到有温热的水滴落在我手上，原来卡洛利在悄悄地哭泣。 　　就在同时，平台高的一头发出几声叹息，有一个声音在喃喃地嘀咕： 　　“马利尤斯！马利尤斯！” 　　是巴契在想他的儿子…… 　　空气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我心口有一种压迫感，耳朵里在嗡嗡作响。 　　老夫子可能不象我们那样感到沮丧和难受，要不就是他强打精神，不让我们灰心丧气，他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现在，”他说，“应该看看我们有些什么吃的东西。” 　　“那么你认为我们要在这里困很久啰？”加斯巴尔大叔插话问。 　　“不。但要有备无患。谁有面包？” 　　没有人回答。 　　“我有。”我说话了，“我口袋里还有块吃剩的面包。” 　　“什么口袋？” 　　“我的裤子口袋。” 　　“你那块面包一定已经变成稀粥了，拿出来看看。” 　　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去摸，早晨塞进去的是块吃剩的又黄又脆的面包，现在摸出来的是一把面糊。我大失所望，想把它扔掉，老夫子却按住了我的手。 　　“把你的汤留着吧，”他说，“这汤再坏，待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好喝了。” 　　这当然不是一句使人宽心的预言，但我们都没有在意，只是不久之后，当这些话又在我的脑子里重新出现的时候，它们才向我证实老夫子在那个时候就早已知道我们的处境。如果他没有估计到我们将要承受的全部痛苦的话，那么他至少并没有把我们的得救想象得轻而易举。 　　“再没有人有面包了吗？”他问。 　　谁也没有回答。 　　“真糟糕。”他继续说。 　　“你饿了吗？”贡贝鲁问。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雷米和卡洛利，有了面包应该给他们。” 　　“为什么不在我们中间平分呢？”贝关乌说，“这是不公道的，在饥饿面前人人平等。” 　　“看起来，要是有着面包的话，我们就得大吵一场了。可是你们答应过要听从我的。我看你们只能在争吵不下的时候，或者在你们认为我是有道理的时候才肯听从我。” 　　“马上就会听从你的。” 　　“那就是说，还得要先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才行。可是，不该争吵。好吧，我现在就给你们解释为什么面包要给雷米和卡洛利。这不是我定出的规矩，是法律。法律说，当几个人同时遇难都濒临死亡的时候，在六十岁以下的人当中，年岁最大的最能幸存；换句话说，雷米和卡洛利，由于年轻，就不如巴契和贡贝鲁能抵抗死神的袭击。” 　　“老夫子，你呢？你可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 　　“喔，我嘛，我不算数。再说，我是习惯于不大吃东西的。” 　　“这样的话，”卡洛利思索了片刻后说，“我要有面包就归我自己啰？” 　　“归你和雷米。” 　　“如果我不愿意给呢？” 　　“那就要没收你的面包了。你不也发了誓要服从我的吗？” 　　他沉思了好久，然后突然从他的软帽中拿出一块圆面包，说： 　　“给，拿去吧！这儿有一小块。” 　　“卡洛利的软帽还真是件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的宝物哩！” 　　“把他的帽子拿过来。”老夫子说。 　　卡洛利不想交出他的帽子，有人用力把它抢了过去，交给了老夫子。 　　老夫子要过了那盏灯，看了看藏在软帽卷边中的东西。尽管现在不是逗笑取乐的时候，但我们毕竟有了短暂的一分钟的轻松。 　　藏在软帽里的东西有：一个烟斗、一包烟丝和一把钥匙、一段香肠、一只核桃做的哨子、羊骨骰子、三个鲜核桃和一个洋葱头。软帽简直是他的食品柜和家具贮藏室。 　　“面包和香肠今晚就分给你和雷米。” 　　“但是我饿。”卡洛利用痛苦的声音分辨着，“我这会儿就饿了呀！” 　　“到了晚上你会更饿。” 　　“倒霉！这小子的储藏室里没有块表，要不我们就知道钟点了，我的表停了。” 　　“我的表也不走了，叫水泡了。” 　　一想到表，也就想到了活生生的现实。现在几点钟了？我们在这个上山眼里待了多少个钟头了？大家议论了起来，但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人说是中午，有人猜是晚上六点。就是说，有些人认为我们被困在工作面里已达十多个小时，另外的人则认为还不到五个钟头。我们之间所产生的这种不同的估计，不断被修正后的新的不同估计所代替，最后出现的差距竟大得惊人。 　　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把空话、废话长时间地说下去的心情，关于时间的讨论结束后，大家便不再说话，各自陷入了沉思。我的同伴们在想些什么？我一无所知，但根据我自己所想的去判断，他们想的不见得是什么高兴的事情。 　　尽管老夫子神色坚定，我却对我们的得救一点也不抱希望。我怕水，怕黑暗，怕死；沉寂使我颓丧，工作面里的看去不牢靠的巷道壁使我感到惴惴不安，好象它的全部重量都已经压在我的身上似的。我难道再也看不见丽丝、艾蒂奈特，再也看不见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了吗？以后，谁来把他们一个个联系在一起呢？我难道再也看不见阿瑟、米利根夫人，再也看不见马西亚了吗？人们难道永远也不会让丽丝明白，我是为她死的吗？还有巴伯兰妈妈，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啊！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想着一件比一件更伤心的事情。我瞧瞧我的伙伴们，本想借以排解我的心事，但我看见他们也在同样受着痛苦的折磨，都和我一样的颓丧，这就使我只好重又回到更加忧郁、更加凄楚的沉思之中。他们，他们都是习惯于矿井生活的，我本来以为他们是不会因缺少空气、阳光和自由而感到痛苦的，地层压在他们身上也不会象压在我身上那样沉重。 　　突然，寂静中响起了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 　　“我看哪，别人并没来营救我们。”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啊！” 　　“整个城市都被摧毁了，这是一场地震。” 　　“也可能城里的人以为我们都死了，因而犯不上再来为我们自操心。” 　　“那么，我们算是被抛弃了。” 　　“为什么要把你们的同伴看成是这样的一些人呢？”老夫子打断他们的话说，“指责他们是不公道的。你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事故，矿工们是从来也不会互相抛弃的；他们，二十个人也好，一百个人也罢，宁肯自己都死掉也决不会撂下一个受难的同伴不管的。你们懂不懂，唔？” 　　“这倒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你们为什么想到别人会抛弃我们呢？” 　　“可我们什么响动也听不见！” 　　“我们确实什么也没听见，但这里能听得见声音吗？谁能回答这个？我反正不知道。还有，即使今后我们会听到一点儿声音，但当我们发现这声音并不能救我们的命，难道就能因此证明别人是把我们抛弃了呢？我们知道这场灾难是怎么来的吗？如果是地震，那么为了那些幸免的人，城里的人有着一大堆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如果象我所设想的那样，这不过是场水灾，那么怎样援救，也要看井口的情况。井口可能塌陷了？矿灯室旁边的巷道也可能毁坏了，这样，组织救援就更需要时间了。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得救，但我肯定，人们已经在救我们了。” 　　他说得那样坚定有力，总该说服疑虑最多、最胆怯的人了。 　　但贝关乌反驳说： 　　“如果他们认为我们都死了呢？” 　　“人们还是会来救我们的，你如果不放心，那就使劲敲打这里的巷道壁，告诉他们我们还活着。你们知道，地层是可以传音的。如果上面的人听见了敲打声，他们就知道应当加紧干了；再说我们的响声可以给他们指明方向。” 　　贝关乌穿的是笨重的大皮靴，他开始用力踢工作面上的巷道壁。这种声音，尤其是这种想法，提醒了我们，使我们从无所作为的麻木状态中醒了过来。 　　人们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吗？他们会回答我们吗？ 　　“暖，老夫子，”加斯巴尔大叔说，“如果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我们？” 　　“只有两种办法，我相信这两种办法都会用上的，那就是：在这个工作面的上面挖通道，一直通到我们这儿；再就是排水。” 　　“噢！挖通道。” 　　“啊！排水。” 　　这两句插话都没有使老夫子离开话题。 　　“我们是在四十米深的地方，是吧？一天挖六至八米的话，要七、八天才能挖到我们这里。” 　　“一天挖不到六米。” 　　“照通常那样干是这样。但为了救伙伴，有许多事情是能做到的。” 　　“我们绝对活不到第八天的！想想看，老夫子，八天哪！” 　　“还有水呢，水怎么办？怎样把水排出去呢？” 　　“怎么把水排出去，我不清楚。应该先知道灌进矿井的水有多少，二十万立方？三十万立方？我心里没有数。但是，要到我们这里来，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灌进的水都排掉。我们是在第一水平，人们可以同时在三个井口排水，每个井口配备两个吊桶，这就有了六个了；每个的容量是二千五百升，三个井口的吊桶同时开动，一次就能排出一万五千升。你现在明白了吧。依我看，其实事情可以进行得比这还要快。” 　　一场关于什么才是该采用的最佳方案的七嘴八舌的争论开始了。但是争论的结果使我明白：假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话，我们居然能奇迹般地同上面来的人相会合，即使是这样，大家至少还得在这个坟墓里再蹲上八天。 　　八天哪！老夫子曾对我们说过，有的工人曾被埋在矿井底下长达二十四天，但这毕竟是故事，可现在这是现实！当我的脑子里盘旋着这一念头时，耳朵里听到的只是别人嘴里也在说着的同一个词儿：八天！ 　　我不知道在这一想法的重压下，大家一共争论了多少时间，反正争论最后是停止了。 　　“你们听听！”卡洛利叫了起来。我的这个伙伴，他在听觉上确实非常接近于野兽，他有着比我们所有的人发达得多的动物的官能。 　　“听什么？” 　　“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 　　“你把什么石头滚到水里去了吧？” 　　“不。这是一种发闷的声音。” 　　我们都侧耳细听。 　　我的听觉只是在听地面上的和听正常生活中的声音时才十分灵敏，现在我却什么也没听到。我的伙伴们呢，他们听惯了矿井中的声音，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神色都显得很高兴。 　　“是的。”老夫子说，“水里是发生了点什么。” 　　“是什么，老夫子？” 　　“我不知道。” 　　“水在退。” 　　“不，声音不是连续的。响声是一阵一阵的，它很有规律。” 　　“响声是一阵一阵的，它很有规律！啊，伙计们，我们得救啦！这是吊桶排水的声音。” 　　“吊桶排水啦！” 　　我们几乎是在同时用同一个声调喊出了这句同样的活；我们象遭了电击一下，猛地都站了起来。 　　这一下，我们已感觉不到是在四十米深的地下，空气也不再使我们窒息，巷道壁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有压迫感了；耳朵再也不嗡嗡作响，呼吸也变得舒畅了；我们的心啊，在每个人的胸膛里怦怦直跳。 　　卡洛利抓住我的手，用力握着。 　　“你是个好小伙子。”他说。 　　“不，你才是好样的。” 　　“我说的是你。” 　　“你是第一个听到吊桶声音的。” 　　他象一个醉汉一样，非要把我说成是个好样的不可。事实上，我们难道不都同他一样，沉醉于绝处逢生的希望之中了吗？ 　　唉！这希望对他来说是不会立即实现的，对我们所有的人也是一样。 　　在重见温暖的阳光以前，在听见风吹树叶的飒飒声以前，我们还要度过许多漫长、艰险的日子，我们还须要忍受着各种痛苦，我们还须要焦急地一天天地盼望下去；啊，这个使人想望得如醉似痴的阳光，这个柔和的风吹树叶的音乐般的声音！ 　　但是，为了向你们叙述特鲁耶尔矿井这次可怕的惨剧，现在我应该给你们讲讲它是怎样发生的，工程师们又是用什么办法来救我们的。 　　星期一早上我们下井的时候，天空已经布满了乌云，它已经预示着将有一场暴风雨。七点钟的时候，暴风雨发作了，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洪水。开始，乌云慢慢地压下来，在弯弯曲曲的蒂汶纳山谷中翻卷，它凝聚在山峰的罅隙中不再升高；接着，这些铺天盖地的沉重的云块，将它们饱含着的大雨向山谷中倾泻，这不是骤雨，是瀑布，是倒悬的飞湍，是洪水。几分钟之内，蒂汶纳河和它的支流的河水便暴涨了。道理很简单，石块地不渗水，雨水只好顺着山坡向河里冲去。只是顷刻间的功夫，蒂汶纳河河水便漫出了陡峭的河床；圣昂多尔和特鲁耶尔这两条原来是小小的沟溪，现在突然成了激流，而且也都漫出了它们的河床。由于蒂汶纳河河水正在疯狂地推涌，特鲁耶尔沟内已经漫开的激流便再也找不到去路，它便漫向矿井所在的地面。河水泛滥虽说是瞬息间的事，但在井外干活的洗煤工，一下暴雨就躲开了，他们没有遭到任何危险。在特鲁耶尔．发生水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里的三个矿井的井口又都在水漫不到的高处，所以人们着急的只是怎样去保护那一堆堆做巷道支架用的木料。 　　煤矿工程师关心的也同样是这些木头。但他突然看到洪水打着漩涡，在向刚冲开的一个洞穴猛灌下去，这个洞穴是在露出地面的一片煤层上。 　　毋须细想便会明白刚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洪水正在向井下倾泻，地下的开采水平的底板无疑等于给洪水提供了一个河床，地面的水会退下去，矿井却会很快被淹没、被灌满，井下的工人会被淹死。 　　工程师奔跑到圣于连井井口，命令人们放他下井。但是刚要跨进吊桶，他又突然停住了。人们听见井下响着可怕的嘭嘭声，这是激流在井下震荡的响声。 　　“别下去！”围住他的人想阻止他。 　　但他挣脱了别人的阻拦，从背心里掏出他的表。 　　“拿着！”他把表交给了其中的一个人，说道，“如果我回不来，你把表交给我的女儿。” 　　然后，他向操作吊桶的人说： 　　“下井！” 　　吊桶在下降，他又仰起头来，对拿着他的表的人说： 　　“对我的女儿说，她爸爸亲她。” 　　吊桶到了下面。工程师开始呼叫，有五个矿工向他奔过来。他让他们上了吊桶，自己留下。这五个人被吊上去之后，他重又大声呼叫，但已经毫无用处，他的喊叫声被水声和矿井的塌陷声盖住了。 　　这时水已涌进巷道，正在这个时候，工程师看见了矿灯的亮光。他于是走进没膝深的水里，向亮光处冲去。又接回三个人。吊桶下来了，他把这几个人安置在里面，自己留下来，他想去找找哪里还有灯光。但他被刚救起的几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拖进了吊桶，发出了上升的信号。真是间不容发，水马上就把整个矿井淹没了。 　　这种救人的办法行不通了，必须另想法子。想什么方法呢？在他的周围，几乎没有人可以商量。早上发出一百五十盏矿灯，即一百五十个矿工下了井，而现在交回来的只有三十盏，就是说还有一百二十个工人困在井下。他们死了还是活着？能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吗？这些问题在工程师的脑子里翻腾着，使他焦虑和恐惧。 　　就在工程师发觉有一百二十人被困在井下的时候，外面有几处地方发出了爆炸声，土块、石头冲天而起，房屋象遇到地震似的摇晃。工程师解释说，被洪水挤压的、憋在上山眼那样的工作面里的瓦斯和空气，它们选择土层压力薄弱的地方，在露头的煤层上面迸发出来，也就是说，它们的压力使地壳爆裂开来，其道理就象锅炉炸开了它的炉壁一样。这就是说，矿井的的确确已经灌满了水，惨剧已经发生。 　　消息很快传遍了瓦尔斯城，工人、爱打听消息的人、被淹矿工的妻子儿女，纷纷从四面八方跑向特鲁耶尔。他们打听消息，寻找亲人，提出要求。由于人们此刻还无从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在自己的着急和悲伤中便掺进了愤怒。“真相被隐瞒了，是工程师的过失。”“打死工程师！打死他！”当人们正准备冲进工程师的办公室的时候，工程师本人却没有听见乱轰轰的喊叫，他正伏在一张矿井平面图上，寻找着矿工可能躲避的地方，考虑救援工作应该从哪儿着手。 　　幸好附近矿井的工程师们，领着他们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工人一同赶来了，他们想阻止愤怒的人群，想向他们解释，但能说些什么呢？一百二十人没有了，这些人在哪儿呢？ 　　“我的爸爸呢？” 　　“我的丈夫在哪儿？” 　　“还我儿子！” 　　人们的声音是嘶哑的，因为哭泣和叫喊的时间太长了；人们的问题梗在喉咙里提不出来，因为刚张开口，便又抽噎了。怎样来回答这些孩子、女人和母亲呢？ 　　只有一句话，也是工程师们合计好的： 　　“我们去找，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营救工作开始了。能在这一百二十人中找到一个生还者吗？疑团重重，希望渺茫。但这有什么要紧呢？继续干吧！ 　　救援工作是如同老夫子所预料的那样组织起来的。排水的吊桶安装在三个井口上，开始日夜不停地排水，而且将一直继续到最后一滴水也被排到蒂汶纳河里去为止。 　　人们同时也开始按通道。向哪个方向挖？谁也不清楚。碰碰运气吧！因为必须这么干。这些完全靠碰运气而控的通道是否有用，工程师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谁也不能肯定地说出那些还活着的人躲起来的地方。我们这个井的工程师希望遇难的人能躲在那些废弃的上山眼工作面里，因为那些地方洪水是淹不到的。他要求立刻开掘，直接向那些废弃的工作面挖下去，即使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也得这么干。 　　为了不浪费时间，通道应该凿得尽量窄些。只要容得下一个挖煤工向前掘进就行。挖下的煤将装在煤筐里，用排队传递的方法陆续运出来。一个挖煤工累了，另一个马上上前去接替。 　　就这样不休息、不松劲，排水和挖通道两项工程同时夜以继日地进行起来了。 　　对那些在外面为营救我们而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时间是漫长的话，那对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囚徒来说，那就更漫长更难熬了。我们只有等待，而且并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很快就把我们救出去。 　　用吊桶排水的声音最初带给我们的那种狂喜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这种反应很快变成了思考。我们没有被抛弃，人们正在救我们，这是有希望的一面；但排水工作进展是否迅速？这是令人焦虑的一面。 　　不幸的是，精神上的苦恼又同肉体上的受折磨联结了起来，我们被迫蜷缩在平台上的那种姿势是最累人的，连舒展一下麻木了的四肢都不可能。头疼和头涨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 　　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数卡洛利的情况还比较好。 　　“我饿了。”他不时地说，“老夫子，我想吃面包。” 　　老夫子终于决定从软帽中拿出一块面包递给卡洛利和我。 　　“不够。”卡洛利说。 　　“这个圆面包得吃很长时间哩！” 　　其余的人当然很想分享我们的面包，但既然已经发誓要听从老夫子，他们只好恪守誓言。 　　“不让我们吃面包，总该让我们喝水吧！”贡贝鲁说。 　　“你想喝就喝吧，我们有的是水。” 　　巴契想下去，但老夫子不让。 　　“你会把边上的横木档头踩塌的，雷米比你轻也比你灵活，让他下去取水。” 　　“拿什么盛水呢？” 　　“盛在我的靴子里。” 　　有人递给我一只靴子，我准备滑到水边去。 　　“等等。”老夫子说，“我拉住你。” 　　“您放心，我掉下去也没关系，我会游水。” 　　“我拉着你。” 　　就在老夫子俯身向前时，不知是没有计算好身体的姿势还是身体长久不动而麻木了，或者是由于他脚下的煤松动的缘故，他顺着工作面的斜坡滑了下去，栽进了黑咕隆略的水里。他手里拿着的那盏替我照明的灯也跟着飞滚了下去，立刻不见了。顿时，我们进入了漆黑的夜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 　　幸亏我早已作好下水的准备，一秒钟也没耽误，顺势仰天一躺，我紧跟着老夫子滑到了水里。 　　在和维泰利斯一起旅行的时候，我学会了游泳和扎猛子，在水里，我能跟在坚实的陆地上一样自在。但在这漆黑的洞穴里怎么辨别方向呢？ 　　在我顺势滑到水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当时一心只惦着老夫子快要淹死了，我是凭着一个热心肠人的本能跳进水里的。 　　往哪里找呢？胳膊往哪里伸呢？该采用哪种方法潜下去呢？就在我寻思怎么办的时候，我感到肩膀被一只痉挛的手抓住了，它把我拖到水底。但我只用脚巧妙地、使劲地一踩，我又浮上了水面。抓住我的那只手依然没有松开。 　　“老夫子，您抓住我，紧紧靠着我，把头抬起来，您得救啦！” 　　得救！我们俩谁也不能说已经得救，因为我不知道该往哪边游。我突然灵机一动。 　　“上面的人怎么不吭声哪？”我高声喊。 　　“你在哪儿呢，雷米？” 　　这是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这声音给我指明了方向，应该朝左面的方向游去。 　　“点盏灯！” 　　即刻有了灯光。原来我离他们并不远，只要一伸胳膊就能够得着平台的边缘。我用一只手扒住一大块煤，使劲拖着老夫子向平台靠去。 　　对他来说可正是时候啊！老夫子喝了几口水，已经开始窒息了。我把他的头托出水面，他很快清醒了。 　　加斯巴尔大叔和卡洛利俯身向我伸出了手。巴契也从他的位置上移下来一点，拿着灯为我们照亮。老夫子一只手被加斯巴尔大叔拉着，另一只手被卡洛利拖着，我使劲在后面推，一直把他推上平台。他上去后，我也爬了上去。 　　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知觉。 　　“过来吧，”他对我说，“让我拥抱拥抱你，你救了我的命。” 　　“您已经救了大伙的命了。” 　　“这么一来，”卡洛利说，“我的靴子丢了，我还没有喝到水哩！”他生性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也不能感动他，在这种情况下，还念念不忘他个人的小事。 　　“靴子！我给你找去。” 　　可是有人拉住了我。 　　“我不许你去。”老夫子说。 　　“那好，你们给我一只靴子吧，至少我也好用它打水喝。” 　　“我不喝了。”贡贝鲁说。 　　“喝，都喝，为了老夫子的健康！” 　　我又一次滑下去，当然比第一次慢，而且加倍小心。 　　我和老夫子虽然逃脱了淹死的危险，但也遇到了麻烦，我们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起初我们没有想到这种麻烦，但是，湿透了的、冰冷的衣服很快提醒了我们。 　　“应该递件衣服给雷米。”老夫子说。 　　可是没有人响应这个虽然是向全体发出的、然而也并不是具有强制性的号召。 　　“没有人吭气吗？” 　　“我也冷呀！”卡洛利说。 　　“那么，掉到水里的人反而暖和了。” 　　“你们不该掉到水里去的！” 　　“既然这样，”老夫子说，“让我们抽签吧，中了签的就该拿出一件衣服来。我不需要衣服。我现在要求的是大家应当平等。” 　　我们大家都被水浸湿了，我一直湿到脖子，个子最高的也湿到了腰部。换衣服其实没有多大意思，但老夫子坚持要这样做。抽签后，我得到贡贝鲁的一件上衣。贡贝鲁的两条腿跟我整个身子一样长，他的上衣还是干的。我裹在里面，身子很快就暖和了。 　　这件不愉快的祸事使大家慌张了一阵之后，意志方面的颓丧很快又重新开始了，伴随着它的还有一种不祥的、活不成的想法。 　　这种想法的压力在我同伴的身上无疑比在我身上更为沉重，他们一个个象木头人那样痴呆地醒着，而我却睡着了。 　　我躺卧的位置应该说不比别人的坏，但睡着以后，不小心的话，还是会滚到水里去的。老夫子看到了这种危险，他让我的头枕在他的胳膊上。他虽没有紧紧搂住我，但已足以使我不掉下去，我这时就成了一个躺在母亲膝盖上的孩子。他不但是个头脑清醒的人，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发麻的胳膊只换了换位置，马上又一动不动了，并低声对我说； 　　“睡吧，小伙子，不用怕，我守着你。睡吧，小家伙。” 　　我深深感到他是不会放开我的。我于是放心地睡着了。 　　时间在流逝，我们始终都能听到吊桶的有规律的排水声。 第六章　营救 　　平台实在过于狭窄，使我们无法忍受，大家决定要把它加宽，说干就干，我们用小刀在煤层里刨挖，然后把挖下的煤块扔到水里。 　　因为我们的脚下已经有着吃得住劲的立足点，加宽平台的工作并不太难；在挖掉了很多煤块以后，我们的监牢加宽了。 　　当我们能够伸着腿平躺下去，再也用不着悬腿坐着的时候，我们肢体上的痛苦大大缓解了。 　　虽然卡洛利的大圆面包每次都是按最小分量分到卡洛利和我的手里的，但我们两个人都已亲眼看着它分完。而且，那最后剩下的一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分到我们手里的，那就是：当老夫子最后一次给我们分面包的时候，从几个挖煤工的眼神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下一次再分的时候还依旧没有他们的份儿，那他们是决不会再容忍下去了，幸好往后已经没有面包可分了。 　　这样一来，大家再也没有话好说了。 　　开始被困的时候，我们的话多极了，时间越长，我们变得越不爱说话，说话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永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人们用什么办法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 　　但是，连这两个问题，人们也已经感到冷漠了。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说了自己的看法，别人未必就会有反应；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哪怕有谁在一天之内对自己提出的看法颠三倒四地作几次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也决不会引起别人的恼怒或认真的反驳。 　　“好吧，看看吧。” 　　我们困在这里已经有两天或者六天？这只有到了我们获救的时刻才会知道。但这一时刻会到来吗？我很怀疑。 　　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怀疑，有时我的伙伴们偶然流露出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证实他们同我一样，也是满腹疑虑。 　　“如果我死在这里，”贝关乌说，“公司会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笔抚恤金，他们至少用不着再去要饭，依我看，这也死得安心了。” 　　当然，老夫子作为众人之首，他自认为不仅要保护我们不遭灾难，还要拯救我们于自我绝望之中。所以一旦我们当中有谁表现出自暴自弃，他便马上用好言去宽慰他。 　　“你和我们一样，都不会死在这里的。吊桶在工作，水正在退下去。” 　　“哪儿的水在退？” 　　“井下的水。” 　　“那巷道里的水呢？” 　　“也会退的，但必须等待。” 　　“您说，贝关乌，”这个插话的人是卡洛利，他对于说反话是从不失时机的，而且反应得特别快，“如果这个公司象老夫子从前的那个一样破产了呢？那您的老婆就要被人偷走了。” 　　“少废话，白痴！公司富得很。” 　　“公司有了矿井才有钱！可现在，哈哈，矿井淹在水里了。不过，我嘛，我倒宁可在外面而不愿意困在这里。” 　　“你是说？” 　　“谁叫这些经理先生和工程师先生平时都那么神气？现在正好教训教训他们。我巴不得工程师先生也在井下，那才有趣哩，不是吗？‘工程师先生，您是不是该带上一个罗盘呢？’” 　　“就算工程师也在下面，你这个白痴也还不是照样要憋死在这里，我们也一样。” 　　“啊，你们这些人，告诉你们，我不过拿工程师开开玩笑，你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嘛，我还有别的事等着要干哩，谁能帮个忙去晒晒我的栗子呢？我想劳驾请工程师上去帮这个忙，‘向您致敬，工程师先生！’” 　　老夫子的感情本来就是深藏不露的，卡洛利这个人，他对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现在除了他们这两个人，在我们其余的人的嘴巴里，你不会再听到脱险或得救这样的字眼，因为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的那些话，几乎句句都带上“死亡”和“被抛弃”这两个词。 　　“老夫子，你说的是废话，吊桶是永远也排不干水的。” 　　“我已经给你计算过不下二十次了，耐心点吧！” 　　“光靠计算是不能把我们从这里救出去的。”巴契思忖着说。 　　“那谁来救我们呢？” 　　“仁慈的天主。” 　　“可能。既然是天主把我们放在这里的，”老夫子回答说，“也只有他才能把我们救出去。” 　　“我只指望天主和圣母来救我们，而不是那些工程师先生。刚才我向圣母祈祷时，感到耳边轻轻吹过一阵微风，好象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如果你将来愿意过一个热心教友的生活，你将得救。’我答应了。” 　　“他和他的圣母都是畜生！”贝关乌站了起来喊道。 　　巴契信天主教，贝关乌信的是基督教加尔文宗。如果说圣母在天主教内受到极高崇敬的话，那她在基督教加尔文宗内却一钱也不值；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圣母，不承认所有位于天主和人之间的中介者，如教皇、诸圣和天神。 　　巴契讲的求圣母保佑的说法，要是在别的地方，那是不会引起争论的。但是，这是在塞文省的中心地带，是在一个曾经在十七世纪发生过宗教武斗的城市里，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一半对一半的居民曾经互相殴斗过。那么现在巴契的话也好，贝关乌的反唇相讥也好，都势必引起一场争纷，这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这两个人已经同时从狭窄的平台上站了起来，互相提防着，准备交手。 　　老夫子一只脚踩着加斯巴尔大叔的肩膀，上到平台的高处，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如果你们想打架，”他说，“等你们出去以后再打。” 　　“要是我们出不去呢？”贝关乌反问道。 　　“那就证明你是对的，巴契是错的。因为巴契在祈祷的时候，他得到了出得去的允诺。” 　　这一回答的好处是能使对立的双方都满意。 　　“我会出去的。”巴契说。 　　“你出不去。”贝关乌回答。 　　“用不着再争论不休，很快就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能出去。” 　　“你出不去。” 　　由于老夫子的调停，争吵幸而平息了，但大家的头脑里却都蒙上了一层再也无法排除的阴影。 　　“我相信我会出去，”巴契沉默片刻之后又说，“当然，我们现在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中间有着天主要惩罚的恶人。”说着，他故意向贝关乌看了一眼。 　　贝关乌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同意他对手的说法。 　　“这是肯定的，”他说，“上帝要给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补过和赎罪的机会。这个人是巴契还是我？我不知道。至于我，我所能说的，就是多亏这些时候我一直是个守规矩的基督教的教友，在上帝面前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现在祈求上帝宽免我的过失。”说完，他双膝跪下，一下、两下，捶打自己的心口①。 　　 　　①　跪着捶打自己的心口。这在天主教和加尔文宗基督教内，是教徒忏悔时的一种动作。这种动作，在他们现在的新派教徒内已不被采用。 　　“而我呢，”巴契大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灵魂上没有犯过罪②，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发痛悔’③。但我仁慈的护守天神和我的主保圣人圣若望，他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有故意犯过罪，我从未对别人做过亏心事。” 　　 　　②　这里所说的“犯罪”，是属于宗教语言，不仅是指抵触法律的犯罪行为，也指灵魂上（即思想上）的抵触上帝十诫的行为。 　　③　发痛悔，是天主教教规上的专词，指把所犯的罪，全部亲口坦白，并表示痛改前非。 　　我不知道是这阴森的监牢还是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是饥饿所造成的虚弱和勉强照亮这古怪场面的矿灯的神秘的火光，使我听了巴契和贝关乌的公开忏悔后，内心也深深地受到震动，也准备跪下来和他们一道忏悔。 　　突然，背后有人发出一声嚎啕，我转过身来，看见高大的贡贝鲁已经跪倒在地上。几个钟点以前，他就离开了平台的高处，下到我们躺坐的地方，占据了卡洛利的一部分位置，紧贴在我的身后。 　　“那个罪人，”他哭喊着，“不是巴契，也不是贝关乌，是我。仁慈的天主惩罚的是我呀！但我痛悔，我痛悔。大家都听着！我把事情全盘托出。如果我出去了，我发誓要补赎我犯过的罪，要是出不去，请求你们替我弥补吧！一年前，有人告胡盖特在韦达尔大娘房里偷了一块表，他被判了五年徒刑。胡盖特是无辜的。这事是我干的，表就藏在我床底下，撬开第三块地砖就能找到。” 　　“把他推到水里去！推到水里去！”巴契和贝关乌同时嚷了起来。 　　如果他们俩已经下到我们身边，那肯定会把贡贝鲁推下水潭的，但在他们可能下来之前，老夫子还来得及进行干涉。 　　“你们难道希望他灵魂上带着大罪①去见天主吗？”老夫子喊道，“让他发痛悔吧。” 　　 　　①　这是宗教语言，意即：应该允许有罪的人在他临终前有个忏悔的机会。 　　“我痛悔，我痛悔。”贡贝鲁重复着。尽管他力大无穷，他的声音却比一个孩子的声音还要微弱。 　　“把他推到水里去！”巴契和贝关乌还在喊叫不休。 　　“不行！”老夫子也喊了起来。 　　于是他对他们进行劝说，给他们解释关于定罪和宽免的道理。但他们什么也不愿听，始终气势汹汹地要走下来。 　　“把你的手给我。”老夫子走近贡贝鲁。 　　“老夫子，你不要保护他。” 　　“我要保护他。如果你们要把他推到水里去，就把我一块儿推下去。” 　　“不推也行，”他们终于只好让步，“但要有个条件，你让他在角落里待着，谁也不准和他说话，大伙儿都不应该理他。” 　　“这还是公道的，”老夫子说，“他也只配这样。” 　　老夫子说了这番算是给贡贝鲁判决的话以后，加斯巴尔大叔、老夫子和我，我们三人挤了挤，在我们和那个倒在煤块上的可耻的人中间出现了一条空隙。 　　我想，大概有好几个钟头吧，这个人一直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显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不时重复着一句话； 　　“我痛悔。” 　　可是巴契和贝关乌还在朝着他嚷嚷： 　　“太晚了。你痛悔是因为你害怕了，胆小鬼！你本该在六个月、一年以前就发痛悔的。” 　　他艰难地喘着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只是一个劲地重复： 　　“我痛悔！我痛悔！” 　　他发烧了，或者至少象发着烧一样，整个身子都在发抖，听得见他的上下牙齿在咯咯作响。 　　“我渴，渴死了。”他喃喃地说，“给我靴子。” 　　靴子里没有水了，我站起来想去打水，但巴契吼叫着不让我去，加斯巴尔大叔拉住了我的胳膊。 　　“大家发誓不去管他的。”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连连地叫着口渴；因为看到我们无意给他水喝，他就站起来想自己下去弄水。 　　“他会把平台踩塌的！”巴契喊了起来。 　　“他爱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吧！”老夫子说。 　　这个快渴死的人，他看到过我是仰着身子滑下去的，因而也想照着去做。但我的身体很轻，他却很笨重；我很灵活，他却臃肿面呆笨；他刚刚仰面躺下，身子下面的煤块就塌了；还没等他叉开双腿重新站起来，这个人便带着两只向空中乱抓的手滚进了漆黑的深水里；被激起的水花一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水面重新合上，再不露一丝缝隙。 　　我正要俯身向前，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一人抓住了我一只胳膊。 　　“我们得救了！我们会从这里出去了！”巴契和贝关乌同时狂呼起来。 　　我害怕得发抖，身子猛地朝后倒了下去。我完全呆在那里了，动也动不得了，吓成了半死。 　　“他不是个诚实的人。”加斯巴尔大叔说。 　　老夫子没说什么，但马上从牙缝间挤出了这么一句： 　　“再说，他消耗了我们份内的不少氧气。” 　　这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脑袋象被敲了一下，我想了一想后问老夫子，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不道德和自私的心理，孩子，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我们靠面包和空气活命，面包我们没有了，空气也越来越少；要知道，我们消耗掉的空气是不能还原的。我方才看见这个人消失了，就说他再也不会消耗我们赖以活命的空气。为了这句话，我这一辈子都要受到良心的责备。” 　　“你说到哪里去了，”加斯巴尔大叔说，“他是罪有应得。”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巴契说着的时候，用他的两只脚拍打着工作面。 　　如果说，一切并没有象巴契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得又快又好，那也不是营救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们的过错。 　　已经开始的挖通道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一分钟也没有停顿过，但这个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了。 　　人们现在碰上了一种被矿工们叫做“咬不烂的硬筋”的煤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别坚硬的煤层。必须打通这个煤层，但是巷道太狭小，只容得下一个挖煤工在里面工作，其余的人只能排着队待在这个人的背后等着，只有第一个于累了的时候，第二个才能上前去接替他干下去，所以不管通道里的挖煤工有多少，也不管大家的积极性有多高，实际上始终只有一把镐头在凿那块“硬筋”。 　　再说，这条巷道的通风也不好，一面往前掘进，一面还要铺设由铁管道，管道的每个接口处又都得用胶泥封住；这都不去说它，最使人感到恼火的是：尽管已经用了一台功效强大的手摇鼓风机往管道里送空气，但矿灯依旧只是在管道口才燃烧发亮。 　　这些困难延误了掘进的速度，在我们被大水吞没的第七天，人们才只挖了二十米深。虽然说这已经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月的掘进深度了，但按眼下所用的方法和所使用的人力来说，这个进度实在算不上快。 　　此外，为了把工程进行下去，还需要工程师具有高尚的顽强精神，因为按一致的看法，继续挖下去是白费功夫。人们认为，所有憋在井里的矿工都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事到如今，用几只吊桶排水就行了，因为你可能找到的既然只能是一堆尸体，那么早点晚点又有什么紧要呢！ 　　主管当局和公众都持这种看法，连受难者的妻子和母亲也都已经穿上了丧服，不会有人能从特鲁耶尔的矿井里活着出来了。 　　但是工程师不顾同事和朋友们的反对和批评，他坚持着必须往深挖。就这样，除非工具出现故障，井外的营救工作一直在不间歇地进行着。 　　工程师身上有着一种哥伦布相信能发现新大陆那样的顽强精神。 　　“朋友们，再干一天吧！”他对工人们说，“如果明天我们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那就放弃。为了你们的伙伴，我请求你们坚持；如果换个位置，是你们在里面，我也会为了你们的缘故，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请求的。” 　　工程师的一片赤心染红了他自己矿里的工人们的心；至于那些城里的工人，他们听到出事的消息后赶来，现在因为敬佩工程师的负责态度，个个都愿意留下来。 　　须要工人们去做的还不止是挖通道，在矿灯室旁边的那条总巷道里，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塌方，工人们正在用坑木把它们重新支撑起来。现在，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揭开埋藏在这口可怕的矿井里面的秘密，把还活着的受难者救出来。 　　由于工人们的协力同心和全力以赴，通道越挖越深。 　　到了第七天，在一次换班的时候，一个挖煤工刚要动搞，他相信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好象是一阵微弱的打击声。他举着刚要落下的镐头，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后来，他怕自己弄错了，又招呼了一个同伴上前来也听一听。两个人屏住气听着，一会儿功夫，一阵阵微弱的声音，有节奏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这个消息马上不胫而走地传开了，怀疑的比相信的要多。传到工程师那里后，他立刻急匆匆走下了通道。 　　这一下，他相信可以肯定了，到底还是他对，井下现在还有可以活着救出来的人！ 　　好几个人跟在他的后面下了通道，他推开挖煤工，自己用耳朵细听，但是他太激动了，周身哆嗦着，所以什么也没听见。 　　“我怎么听不见呢？”他失望地说。 　　“这是井里的魔鬼在作祟，”一个矿工说，“他想捉弄我们，敲打出声音来好叫我们上当。” 　　但是最早听到声音的两个挖煤工坚持他们没有弄错，他们认为那声音确实是一种回答他们的敲打声。这两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井下工，他们的说话是有权威的。 　　工程师把尾随在他后面的人，包括那一连串在通道里排着队传递筐子的人都打发到通道外面去，只留下那两个挖煤工在他身边。他们用镐重重地、有间隔地敲打出声音来，然后屏住呼吸将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 　　等了一会儿功夫，他们心里感到一阵深沉的震动，因为有一阵微弱的、有节奏的、急促的声音在回答他们。 　　“再敲，敲的中间要有间隔，要能肯定那不是你们敲打后反射过来的回声才好。” 　　挖煤工敲了几下。不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同先前一样的有节奏的声音。不是回声，是回答。就是说，井下有矿工在向他们答话。 　　不必怀疑了，有人还活着，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消息象条导火线，全城轰动了。人们纷纷朝特鲁耶尔矿山涌来，人数之多，情绪之激动超出了出事的当天。遇难者的妻子们，孩子们，母亲们，亲友们都来了。他们颤抖着，丧服上闪着希望的光芒。 　　还有多少人活着？也许很多。你们家的也许还活着，我们家的也一定还活着。 　　大家都想拥抱工程师。 　　这个心无旁用、只把心思用在营救工作上的工程师，他面对欢笑，如同面对嘲笑和怀疑时一样，显得镇定如若；为了把家属和那些爱打听消息的人支开，他要来了城防军阻止这些人接近巷道，以保证掘进工作能继续顺利进展。 　　传出来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致不可能肯定这些声音是从哪个确切的地方传来的。但这些声音足以说明，逃避水灾的矿工们一定是在老废井的三个上山眼工作面中的一个里面。只挖掘一条通道未必就能恰巧通到这些“囚徒”的面前，应该挖三条通道分别通到这三个工作面。越往深处挖，声音会听得越真切，那时就可以停止挖掘，集中力量往外排水。 　　大家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了，附近的煤矿公司派了他们最好的掘进手到特鲁耶尔矿山来帮忙。 　　人们原来只把希望寄托在挖通道上面，现在，因为水在退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可以下到第一水平，再从那里的巷道走进牢狱中去救人，看来这也完全是可能的了。 　　当我们在工作面里听到工程师敲打的呼唤声时，我们惊喜的心情同当初听到吊桶落在井里排水的声音时一样。 　　“我们得救了。” 　　这是从我们嘴里冲出来的狂喜的喊叫。不用细想，我们确信人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然而，如同刚听到吊桶排水时一样，希望过后又是失望。 　　镐头敲打的声音表明，营救我们的工人离我们还远着哩！可能还有二十米，或者是三十米。打通这么厚的煤层还要多久呢？我们的估计各不相同。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是六天？我们怎么还能等上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六天呢？我们中间谁还能活六天？我们已经有多少天不吃东西了啊！ 　　开始，只有老夫子一个人的说话还那么硬气，但久而久之我们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他，因为衰弱也渐渐地把他摧垮了。 　　水，我们倒是可以喝个够，但没有吃的，饥饿使我们难以忍受，我们甚至想啃漂在水里的烂木头。 　　我们中间最熬不住肚子饿的是卡洛利，他把剩下的一只靴子割开，不停地嚼着靴子皮。 　　我见到同伴们饿成这个样子，心里不由得害怕了，再加上一些其他使我恐惧的因素，我时刻感到心惊肉跳，紧张得发慌。维泰利斯过去常常给我讲些海上遇险的故事，他经历过的海上旅行，至少和他在陆地上的旅行次数一样多。自从我们被饥饿折磨以来，其中有一个故事不断地在我脑海里盘旋。这个故事说，有一帮水手被困在大海中的一个沙岛上，那里找不到一丁点吃的东西，他们就杀了一个少年见习水手来充饥。听见我的同伴们饿得直叫唤，我不禁想，是否相同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在我们这个煤岛上，我不会被杀死吃掉吗？我肯定能在老夫子和加斯巴尔大叔那里找到保护，但巴契、贝关乌和卡洛利，这三个人能信得过吗？我对他们可没有丝毫信任，特别是卡洛利，他正在靴子皮上磨快他那雪白的大牙齿。 　　这种害怕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们当时那样的处境下，支配着我们头脑的思维和想象力的，既不是理智也不是冷静的思考能力。 　　更加可怕的是照明没有了。我们矿灯里的油快用尽了。当只剩下最后两盏矿灯的时候，老夫子决定只有在必需照明的情况下才点灯。于是我们就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时间。 　　我们的境况不仅是凄惨的，而且也异常危险，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滚落到水里去。 　　贡贝鲁死后，每级平台上只剩下三个人，我们的地方稍微宽敞了些。加斯巴尔大叔占一头，老夫子占另一头，我夹在他们中间。 　　有一段时间，我似睡非睡，非常吃惊地听见老夫子在低声地说话，好象是在说着梦话。 　　我醒了醒，侧耳细听。 　　“天上有着云彩，”他说，“云彩可是极漂亮的东西，有的人不喜欢它，我可喜欢得它要命。啊，啊！刮风了，多好啊，我也喜欢风。” 　　他是在做梦？我摇了摇他的胳膊，他还在说： 　　“如果你愿意给我六个煎鸡蛋……不，八个！干脆放上一打吧！我回去时就把它们吃光。” 　　“你听见了吗？加斯巴尔大叔？” 　　“听见了，他在做梦。” 　　“不，他是醒着的！” 　　“他在说疯话。” 　　“我肯定他是醒着的。” 　　“哎，老夫子！” 　　“你愿意来同我一块儿吃晚饭吗？加斯巴尔？你来一趟吧，我通知你，天上可要刮大风了。” 　　“他昏迷了。”加斯巴尔大叔说，“这是饥饿和高烧引起的。” 　　“不，他死了。”贝关乌说，“这是他的灵魂在说话。老夫子，哪来的风呀？是密史脱拉风①吗？” 　　 　　①　密史脱拉风：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早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地狱里没有密史脱拉风，”巴契叫喊道，“老夫子到地狱里去了。我告诉你，你也得去那里，当然，你是不肯相信我的。” 　　他们这是怎么啦？全失去理智了吗？全疯了吗？要是这样，他们会互相厮打、互相残杀的。该怎么办呢？ 　　“您想喝水吗，老夫子？” 　　“不，谢谢了，等我吃煎鸡蛋的时候再喝吧。”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三个人一直都在说话，但相互间却谁也不答理谁。在这些语无伦次的自言自语里，总是重复这几个字：吃、喝、出去、天空、风。 　　突然，我想起该把我的矿灯点上。灯和火柴都放在老夫子那头，我把它们拿了过来。 　　火苗刚刚闪动，他们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了。 　　经过片刻的沉寂之后，他们都问发生了什么事，完全象刚从梦中醒过来一样。 　　“你们害上谵妄症了。”加斯巴尔大叔说。 　　“谁？” 　　“你，老夫子。还有巴契和贝关乌。你们都说自己已经到了外面，还说天在刮风。” 　　我们不时地敲打工作面，让营救的人知道我们还活着。我们听到他们的镐头在不停地挖煤，但响声要很慢才增大一点儿，这就是说，他们离这儿还远着哩。 　　灯点燃以后，我下去用靴子打水，发觉水已经退了好几公分。 　　“水在退！” 　　“天主啊！” 　　我们心里又一次燃起了希望。 　　有人想让灯点着，好观察一下水位退下去的情况，但老夫子不许这样做。 　　我马上想到一场争吵又要爆发了。但是老夫子在不讲清道理以前，是从来不会强求别人听从他的。 　　“我们以后还需要灯哩！如果现在就把灯油用尽了，在非它不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还有，水位的下降是不会一下子明显地让人看出来的，那么，你们现在去看着它，岂不反而会把自己急死吗？我们会得救的，鼓起勇气吧！不该指望水会一下子全退尽。这里还有十三根火柴，到需要用的时候就用得着了。” 　　灯灭掉了。我们都喝了个够，谵妄症也不再纠缠我们了。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或许是几天吧，我们一动也不动，就靠着听镐头挖巷道的声音和吊桶在井里排水的声音，坚持着活下去。 　　声音不知不觉地愈来愈响，水在退，人们在接近我们。不过他们能及时赶到吗？如果说营救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接近成功的话，我们却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痛苦了，这既是体力上的虚脱，也是精神上的虚脱。从发生水灾的那天起，我的同伴们还没有吃过东西。更加可怕的是，我们唯一能呼吸的，只是一种不能更新的空气，它正变得越来越有害，使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了。幸好水退了，气压也减低了。如果一直是那样的气压，那我们肯定会窒息而死的。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的得救，都是由于营救工作的迅速有效和指挥得当。 　　镐头和吊桶的响声象摆动着的钟摆，完全是有规律的。只要营救工作稍有停顿，我们便立刻感到焦躁不安。他们会抛弃我们吗？是碰上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了吗？在一次这样的停顿中，突然响起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声音，一种轰隆隆的、象呼啸着的大风所发出的声音。 　　“水又涌到井里来了！”卡洛利叫了起来。 　　“不是水。”老夫子说。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它不是水。” 　　尽管老夫子的洞察力和他的预感的可靠性都早已提供了足以使我们信服的大量证据，但他的话也只是在有显而易见的道理作依据时；大家才会相信。既然现在连他自己也承认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台涡轮鼓风机在给挖巷道的工人送空气），大家便又象吓疯了似的想到了水灾。 　　“把灯点上。” 　　“没有用。” 　　“点上，点上！” 　　该是老夫子听从别人的时候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命令着。 　　灯的亮光使我们看清楚了，水不但没有上涨，而且还在退。 　　“你们看清楚了吧。”老夫子说。 　　“水会涨的，这回呀，只有死路一条了。” 　　“那也好，还不如马上就死！我再也受不了啦！” 　　“给我灯，老夫子。我想写张纸条留给我的女人和孩子。” 　　“替我写上两句。” 　　“也替我写上几句。” 　　这是贝关乌在要灯，他打算在临终前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写信，他从胸口掏出一张被他贴肉窝干的小纸片，另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他动笔了。 　　“瞧，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加斯巴尔、巴契、老夫子、卡洛利和雷米，我们都被关在工作面里，很快就要死去了。’” 　　“‘我，贝关乌，请求上帝做寡妇的丈夫和孤儿的父亲。我祝福他们。’” 　　“你呢？加斯巴尔？” 　　“‘加斯巴尔将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的侄子亚历克西。’” 　　“‘巴契把他的女人和孩子托付给仁慈的天主、圣母和公司。’” 　　“你呢，老夫子？” 　　“我没有亲人。”老夫子伤心地说，“没有人为我哭泣。” 　　“你呢，卡洛利？” 　　“我吗？”卡洛利喊道，“‘我要把我的栗子托付给一个人，请他在栗子还没有变红变黑以前统统卖掉。’” 　　“在我们的遗书上，不该写进这样无聊的蠢话。” 　　“这不是蠢话。” 　　“你难道没有人可拥抱吗？你母亲呢？” 　　“‘我母亲，她将继承我的遗产。’” 　　“那么你呢，雷米？” 　　“‘雷米把他的卡比和坚琴给马西亚；雷米拥抱亚历克西，并要求他去寻找丽丝，拥抱她，把我上衣里一朵干枯的玫瑰还给她。’” 　　“我们大家都来签名吧！” 　　“我，我想画个十字。”巴契说。 　　“现在，”贝关乌说，“大家都在遗书上签名以后，我请求你们让我安静地死去，不要和我说话。永别了，伙伴们。” 　　说完，他离开他在平台上的位置，来到我们这边拥抱了我们三个人。然后又爬上自己原来的位置，去拥抱巴契和卡洛利。他堆起一堆煤屑，将头枕在上面，整个身子平躺着，不再动一动。 　　写遗书所引起的激动和贝关乌的躺倒等死，使我们更为丧气。 　　可是，铁镐的响声变得更清晰了。 　　“可以肯定，人们在接近我们，也许很快就可以到达我们这里了。”老夫子对我们说，看得出来，他是为了给我们一点可以支持下去的力量才这样说的。 　　“他们果真离我们很近的话，那就应该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可我们听不见，不用说他们也不会听见我们的。” 　　“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了，至于为什么还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可能同他们所要穿过的矿层的传音性能有一关。” 　　“也许是同距离有关吧！” 　　水一直在退，我们马上就找到了证据，因为水位再也够不着巷道的顶板了。 　　我们还听到有种什么东西在工作面的煤壁上抓挠的声音，水上也时而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好象有小煤块掉进去一般。 　　灯点着了，我们看见老鼠在工作面下面乱窜。和我们一样，它们在空气钟里找到了避难所；当水势退了之后，它们离开了躲藏的地方，出来寻找食物。它们能径直窜到我们这里来，说明巷道在它的高度上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了水面。 　　老鼠找到了我们这个水牢，就象鸽子找到了挪亚方舟；洪水结束了。 　　“贝关乌，”老夫子爬到平台的上部去安慰他，“重新鼓起勇气吧！” 　　他向贝关乌解释，老鼠的出现是我们即将获救的征兆。但贝关乌不为所动。 　　“如果还是从希望到失望，那我宁愿不怀希望。我等待死亡！假如救星即将到来，那就感谢天主吧。” 　　我想下到工作面的底部去看看水退的速度，因为水的退势已经是很显著的了，在巷道顶板和水面之间现在出现了一大块空隙。 　　“给我们逮老鼠吧，”卡洛利向我喊道，“让我们吃它几只。” 　　不过要逮住老鼠，就得有一个比我更敏捷的人。 　　希望在激励着我，巷道顶板下的空间使我翻来覆去地琢磨着一个念头，我又重新爬到了老夫子身边。 　　“老夫子，我有个想法，既然老鼠能在巷道里窜来窜，那么人也能穿行。我想游过去，一直游到梯子那里去喊叫，这样人们就会来找我们；这可能比从挖的通道下来更快点。” 　　“我不许你这么干！” 　　“老夫子，我游泳就象您走路一样，我在水里游动简直象条鳗鱼。” 　　“要是空气有毒呢？” 　　“既然老鼠都过来了，空气对我和对它们是一样的，不会有毒。” 　　“去吧，雷米。”巴契喊道，“我要把我的表送给你。” 　　“加斯巴尔，您的意见呢？”老夫子严肃地问，他的嘴里用了“您”的称呼。 　　“没有意见。如果他认为能游到梯子那里去，就让他去吧。我没有权利阻止他。” 　　“他要是淹死了呢？” 　　“他要是因此而得救，岂不比在这里等死强吗？” 　　老夫子沉思片刻以后，拉着我的手说： 　　“你的心肠真好，孩子，照你想的去做吧，我相信你的尝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不可能的事有时也会得到成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拥抱我们吧！” 　　我拥抱了他，又拥抱了加斯巴尔大叔，然后脱掉衣服下水。 　　“请你们一直喊着，”我在下水以前说，“你们的声音可以使我知道方向。” 　　我对水面以上、巷道顶板以下的这块空隙的情况，全然无知；巷道壁的凸凹情况怎样；在我前进的水面上，有没有危险的障碍；水面哪里宽哪里狭，它大得够我在里面自由游动吗？这些疑团是我已经下了水才想起来的。 　　我划动了几臂之后，发现必须提防的是千万不要把头碰在什么东西上，但是只要小心点儿慢慢向前游去，这场冒险是可以干到底的。不过到头来，等着我们的究竟是得救还是死呢？ 　　我回过头来，看见黑暗的水中映照出一团暗淡发黄的灯光。啊，我有着一座灯塔！ 　　“你感觉好吗了？”老夫子在喊。 　　“好！” 　　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游动着。 　　要从我们的工作面游到梯子那边去，最叫我为难的是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游去。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太远，那是一个几条巷道的交叉点。问题是不能在黑暗中弄错了方向，不然就会迷路。要想朝我所想的那个地方游去，单靠摸着巷道壁和它的顶板是不行的。不过，我知道地上肯定有着一个指路的标记，那就是铁轨。只要顺着铁轨往前游，我就肯定能找到梯子。 　　我不时地用脚去探底，碰到铁轨以后，我慢慢地浮上来。铁轨就在我的底下，同伴们的喊声在我后面，我没有迷路。 　　从一边传来的喊声在渐渐变弱，从另一边传来的吊桶排水的声音在渐渐增强，这说明我是在前进。我终于要重见天日了，我的同伴们会因我而得救！想到这里，我又有了力气。 　　我在巷道的中央笔直地向前游去，只要路线是笔直的，就能碰到铁轨。我经常用脚去碰碰它。有一次，我的脚没有碰到铁轨，我就潜到水里用手去摸，但也没有摸到，我从一个巷道口游进了另一条巷道中间，还是什么也没找到。 　　我弄错了。 　　我停下来，定了定神，思索了片刻。从同伴们那里传来的声音已十分微弱，象是一阵阵喃喃的细语，几乎难以觉察。我喘息一阵后，又猛吸一口气，重新钻进水里．可是和第一次同样令人失望，还是找不到铁轨。 　　我走错了巷道而没有觉察，应该退回去才对。 　　该怎么办呢？我的伙伴们不再呼喊了，也许他们还在呼喊，只是我听不见罢了。 　　我在水中停了一段时间，一动也不动，我的四肢象瘫痪了一样，我被一种极端的恐惧感一下子攫住了，吓得软瘫在冰冷的水里。我完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去，在这夜一般的漆黑中，在这沉重的顶板下和冰凉的水里，我真的迷了方向。 　　但是喊声又突然响了起来，于是我明白了该朝着那里游回去。 　　用手臂往后划了十几下之后，我潜入水里又摸到了铁轨，这正好是铁轨的分岔处。我寻找转盘，可是没有找到；我本想寻找转盘上的那些出口，因为从这些出口就可以找到去梯子那边的巷道了，可是不管我从右边找还是从左边找，碰到的总是巷道的井壁，铁轨在哪儿呢。 　　我又回到铁轨的分岔处，沿着它一直游到铁轨突然中断的地方。我终于弄明白了，铁轨已被洪水的漩涡掀起来冲走了，给我指向梯子的路标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计划已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再往回游去。 　　我已经游过一趟，知道沿路没有危险，我只想尽可能快地回到工作面，好在有喊声在给我指引方向，我迅速地游者。 　　随着我渐渐地游近工作面，我感觉到在我的伙伴们喊叫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兴奋有力的声调，我似乎察觉出在伙伴们的身上有了新的力量。 　　我游近工作面，向伙伴们喊话。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老夫子回答说。 　　“我没有找到巷道的出口。” 　　“没关系，通道正在向我们这边掘进，他们已经听到我们的喊声，我们也已听见他们的声音，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通话了。” 　　我迅速地爬上了工作面，也马上过去听着。 　　确实，手镐的声音响得多了，营救我们的人的喊声传到我们这里时仍然很弱，不过已经清晰可辨了。 　　最初的兴奋过了之后，我发觉自己冻僵了。因为没有干衣服给我更换，他们就把我埋在碎煤堆里，一直埋到我的脖子，煤堆始终是保存着一定的热量的，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还从两边挤着我。于是我就向他们讲述我的探险和找不到铁轨的经过。 　　“你敢潜水？” 　　“为什么不敢？不幸的是我什么也没找到。” 　　现在，正如老夫子说的，没有找到巷道的出口已不甚紧要，因为我们如果不可能从巷道脱险的活，我们可以从上面直接挖下来的这条新的通道得救。 　　喊声变得相当清楚，可以相信很快就能听到说话的声音了。 　　的确，我们很快听见了一句说得很慢的话： 　　“你们是多少人？” 　　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要算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最洪亮、最清晰，大家推他回答： 　　“六个！” 　　接着是一阵沉默。无疑，外面的人本希望我们这里的人数要比这更多一些。 　　“你们快点吧！”加斯巴尔大叔喊道，“我们就剩一口气了。”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报着我们的名字： 　　“贝关乌、巴契、老夫子、卡洛利、雷米和加斯巴尔。” 　　在营救我们的工作中，对外面的人来说，这时是最令人揪心的时刻。当知道马上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时，被淹矿工的亲属和朋友都蜂拥而来，士兵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拦在巷道口。 　　当工程师宣布我们只有六个人的时候，失望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每个人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在这六个人中，可能会找到他们所期待的人。 　　工程师重复了我们的名字。 　　天哪！在一百二十个母亲和妻子里面，仅仅只有四个人能看到她们的希望成为现实。何等痛苦！何等悲惨！ 　　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也在想，哪些人已经被救出去了呢？ 　　“已经救了多少人哪？”加斯巴尔大叔问道。 　　没有回答的声音。 　　“问问马利尤斯在哪儿？”巴契说。 　　加斯巴尔大叔又问了一次，和第一次一样，仍然没有回答。 　　“他们没有听见。” 　　“还不如说他们不愿意回答。” 　　我一直在琢磨着一个问题。 　　“问问他们，我们在地底下已经多长时间了。” 　　“已经十四天了。” 　　十四天！可我们中间把天数估计得最多的人，也只说是五至六天。 　　“你们现在不会待得太久了，鼓起勇气吧！不要再说话了，不然会影响工作的进度。还有几个钟头就行了。” 　　我认为，这是我们遭难以来最漫长、最痛苦难熬的时候。每一下铁镐的声音，都使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最后的一镐。但是，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又接着一声，没完没了。 　　过了不久，又传来了问话： 　　“你们饿吗？” 　　“饿，饿极了。” 　　“你们能等吗？如果你们太虚弱，可以先打个窟窿，给你们送点汤进去，不过这会延迟你们得救的时间。如果你们能够坚持一会儿，你们很快就可以得救。” 　　“我们等，你们赶紧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水一直在有规律地退下去，这当然是因为三个井口的吊桶一刻不停地在运转的缘故。 　　“告诉外面，水在退。”老夫子对加斯巴尔大叔说。 　　“我们知道啦。也许从巷道，也许从通道，我们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了……很快。” 　　手镐的声音变弱了。这显然是人们正在小心地估量着通道被打开时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我们已经向他们说明过我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怕引起塌坍，上面的东西会砸在我们头上，硕伤或者砸死我们，甚至连同塌坍物把我们一股脑儿地冲到水里去。 　　老夫子告诉我们，空气的膨胀也是可怕的。洞一打通，膨胀的空气就会象一发出膛的炮弹那样向外射去，把一切都掀倒。我们应该小心提防，就象挖通道的工人正倍加小心提防塌坍一样。 　　由于镐头的震动，一些小的煤块从工作面的高处脱落了下来，顺坡滚进了水里。 　　说也奇怪，愈是快要得救，我们就愈衰弱。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躺在碎煤堆里，连用胳膊把自己支撑起来的力气也没有。我不冷，但我在发抖。 　　终于有几块大的煤块掉了下来，它们滚落在我们中间，工作面上部打开了一个口子，我们突然被矿灯的亮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但是，我们立刻又堕入黑暗中。一股气流，一股可怕的气流，犹如一阵龙卷风，它把煤块和各种碎屑都卷了起来，也把我们的矿灯吹灭了。 　　“这是气流，不用害怕。外面有人很快会把灯点上的，稍稍等一会儿。” 　　等！又是等！ 　　就在这时候，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巷道的水面传来，我不由得转过头去，看见一道强光从汩汩作响的水面过来了。 　　“勇敢些！勇敢些！”有人在喊。 　　当有人从通道走下来把手伸向待在平台上的人的时候，从巷道那边来的人也与我们会合了。 　　走在前头的是工程师，他是第一个爬进工作面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他抱在怀里了。 　　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心快停止跳动了。 　　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有人把我抱了起来，在我们走出第一水平的巷道之后，又有人用毯子把我包裹起来。 　　我闭上了双眼，但是，我很快又感觉到一股强光迫使我睁开眼睛。 　　这是白昼。我们已经完全在井外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白色的躯体向我扑来，那是卡比。它一跃跳到工程师的胳膊上，舔我的面孔。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人拿起了我的右手，亲吻我。“雷米！”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叫我，这是马西亚的声音。我看了看周围，发现一大群人站成两行，中间让出了一条通路。这黑压压的人群显得异常安静，因为有人嘱咐过，不要大喊大叫地骚扰我们，然而，他们的神态和目光正在代替他们的嘴说话。 　　在第一行，我仿佛看见短白衣①和金色的祭披②在太阳底下熠熠闪光，这是瓦尔斯城的神父们在矿井的入口处为我们的脱险祈祷。 　　 　　①　短白衣：宗教专用词。指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教仪式中所穿的、罩在他们黑色长袍外面的、用白色麻纱或细布做成的半长的宽大旱衣。 　　②　祭披：宗教专词。天主教神父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主要职务时所穿的坎肩式无袖套头绣花或绣金丝的法衣。 　　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教士们都双膝跪在尘埃里。 　　二十条手臂向我伸过来，可是工程师执意不让人把我抱走，他神采飞扬，为他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他把我一直抱到办公室，在那里接待我们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 　　两天以后，我已经跟马西亚、亚历克西和卡比一起，在瓦尔斯的街上散步了，所有的人在我经过的路上都停下来看我一眼。 　　有的人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有的人见了我却背过脸去，他们正穿着丧服呢！他们痛苦地想，为什么他们家里的父亲或儿子的惨不忍睹的尸体，还在矿里一任洪水推涌和颠簸的时候，这个孤儿却偏偏得救了呢？ 　　但在招呼我的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使我感到很不自在，他们邀请我吃晚饭，或是上咖啡馆去。 　　“给我们说说你在井下的体会吧。”他们说。 　　我觉得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讲我的故事是不值得的，他们满以为用一顿晚餐或一杯啤酒就可以作为酬劳，让我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当然谢绝了。 　　再说，我更喜欢的是听而不是讲，听亚历克西，听马西亚对我讲当时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当我想到你是为我而死的时候，”亚历克西说，“这简直象砍了我的胳膊和腿，因为我想你肯定是死了。” 　　“我呢，我绝对不相信你会死。”马西亚说，“我不知你是否会自己活着出来，还是别人及时赶到救你出来，但我相信你不会让水淹死，只要营救的工作进展迅速，人们就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你。当亚历克西伤心地为你哭泣的时候，我焦急地对自己说：‘他还没有死，不过也许会死去的。’我逢人就问：‘没东西吃的时候，人可以活多久？水什么时候才能排走？通道什么时候能打穿？’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当工程师问到你们的名字，他在叫了卡洛利之后，又大声叫着雷米时，我倒在地上，哭起来了，有人从我身上走过去，踩了我几下，我都没有觉察到，我太高兴了！” 　　马西亚居然对我这样地有信心，他不相信我会死，我感到非常自豪。 第七章　一堂音乐课 　　我在矿里交了不少朋友，共同遭受的巨大痛苦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我们遭难在一起，求生在一起，死里逃生在一起，现在大伙儿成了一个人。 　　加斯巴尔大叔，尤其是老夫子，对我非常钟爱；尽管工程师没有和我们一起身陷水牢，然而他也很喜爱我，如同喜爱一个被人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孩子一样。他曾邀请过我到他家里作客，我也已经把我们长时间埋葬在工作面里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女儿听了。 　　所有的人都想把我留在瓦尔斯。 　　“我给你找一个挖煤工的工作，”加斯巴尔大叔对我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 　　“如果你想在办公室找个活干，”工程师对我说，“我可以为你安排。” 　　加斯巴尔大叔自然认为我会重回矿井的，他同那些习惯于每天都冒风险的人一样，不久就要满不在乎地重新下井了；我可不象他那样是个对什么都放得下心的人，也没有他那种勇气，我实在不想再干推车工这个活了。当然，这个矿倒是一个满不错的矿，它也很能激起我的求知欲，我也总算有幸见到了一个矿，但我已经看够了，丝毫也没有重回矿井的愿望。 　　只要一想到重回矿井，我心里就发慌，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肯定不是那种在地底下干活的材料。露天生活，头上顶着蓝天的生活，即使是漫天飞着鹅毛大雪，我也感到惬意。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他们一个感到惊讶，另一个因为我不喜欢矿工这个活而感到难过。还有卡洛利，他听说后，竟说我是胆小鬼。 　　跟工程师讲的时候，我可不能说自己不愿意干井下的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让我再回到井下去，他已答应过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个职位，而且如果我愿意认真地跟他学，他还可以教我。我想，最好还是将真情全部告诉他，我也就这样做了。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过奔走江湖的生活了。”他说，“你喜欢流浪和自由，我没有权利阻挠你。我的孩子，按照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去吧。” 　　我的的确确喜欢过自由自在的露天生活，我从来没有象被关闭在工作面里的时候那样，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如此深的向往和如此真切的体会。在那个叫作工作面的鬼地方，如果你象自己所习惯的那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去那就去哪，那是不可避免地会给你带来极可怕的惩罚的。 　　在人们试图把我留在瓦尔斯的时候，马西亚显得心事重重。我曾问过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他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当我告诉他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出发时。他才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了使他忧伤的原因。 　　“那么你不会抛弃我了！”他大声说。 　　一听到这句话，我使劲地擂了他一拳，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他竟敢怀疑我，同样也是为了掩盖我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听了他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以后，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这是纯粹出自友谊而不是出自私心才激发出来的叫声。马西亚用不着靠我生活，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谋生。 　　说实在的，他所具有的谋生的各种天赋，是我所比不上的，我和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哩。首先，演奏这样多的乐器、唱歌、跳舞、扮演各种角色，他都远比我有才能；其次，他比我更善于促使维泰利斯称之为“贵宾”的人们把手伸进他们的钱袋。他只要用他的微笑，用他的温柔的眼睛，用他的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面容，就能打动哪怕是最吝啬的人的心肠；他用不着乞求，就能打开人们的哀矜之心，因为人们都很乐意能让他高兴。这完全是真的，在我做推车工的时候，他和卡比在短短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里，就积聚了十八个法郎，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我们的钱包里本来存有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现在加上马西亚挣得的十八个，就有了一百四十六个。这样，买一头王子的奶牛就只差四个法郎了。 　　尽管我不愿意在矿井干活，但是，离开瓦尔斯却使我伤心，因为我必须和亚历克西、加斯巴尔大叔还有老夫子分手，我是命中注定要和我爱的并且也爱我的人离别的。 　　往前走！ 　　肩上挎着竖琴，背上背着小包儿，我们带着卡比一起重新走上了大道，十比高兴得不时在尘土里打几个滚。 　　当我们出了瓦尔斯城，双脚拍打着路面发出噼啪噼啪响声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心里有一种称心满意的感觉，这种脚步的响声和走在巷道里的稀温得如同烂泥一样的煤屑上的响声，是完全不一样的。多好的太阳，多美的树林啊！ 　　在出发之前，我和马西亚长时间地讨论了我们的路线，我早已教会了他看地图的方法，现在，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把用腿在路上走的途程看成比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出的距离要远了。我们在认真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不直接从瓦尔斯奔于塞尔再去夏凡侬；我们将取道克莱蒙①，因为这样走的话，路程并不远多少，但在眼下各种疾病的发病季节里，走这条须要经过圣奈克戴尔②、蒙多尔③、罗伊亚④、拉布尔布尔⑤等温泉城镇的路线，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当推车工的时候，马西亚在巡回演出中碰到过一个曾去过这些城镇的耍熊把戏的人，他说那里可以挣钱。马西亚认为一百五十法郎要买头奶牛有可能还不够，他很想还多挣点。我们挣钱愈多，买的奶牛就愈漂亮，巴伯兰妈就愈高兴，我们也会愈感到幸福。 　　 　　①　克莱蒙：法国南部多姆山省首府，位于中央高原北部，其西为多姆山。 　　②③④⑤　均为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镇，以温泉著称。 　　就这样，我们便向克莱蒙走去。 　　在从巴黎到瓦尔斯的途中，我已经给马西亚上过课，教他读书识字，也教他音乐的基本原理；从瓦尔斯到克莱蒙，我继续给他上课。 　　要么我是个不高明的先生，这是很可能的；要么马西亚是个不长进的学生，这同样也是可能的。我发现他对读书识字还是那副老样子，显得又慢又吃力，关于他的这个弱点，我记得我是早已说过了的。 　　尽管马西亚有时也全神贯注地把眼睛盯在书本上不放，其实他是在白费功夫，因为他读着的全是书本上或者课文中的那些同他的想象力一拍即合的、带有天马行空的幻想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 　　我有时很不耐烦，敲打着书本恼怒地叫了起来，说他的脑袋肯定是个木头疙瘩。 　　他并不发怒，只用温柔的大眼睛面带笑容地看着我。 　　“确实，我的脑袋只有在被打的时候才听使唤。”他说，“伽罗福里很聪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诀窍。” 　　他这么一说，我哪里还发得起火来呢？我笑了笑，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但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那就不但没有出现过这些麻烦，而且从一开始，我的这个学生就在理解能力方面显示出他的惊人之处，这也是我已经说过的；现在他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以致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常常使我惊讶不止。惊讶之后，我感到很窘，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我问得目瞪口呆。 　　我承认，音乐课上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恼火，我是问心无愧地尽了教师的职责的，但当我回答不上我学生提出的问题时，我又觉得丢脸，认为他简直有点故意在我面前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是我的这个学生偏偏一刻也不放过提问的机会。 　　“为什么人们不用相同的谱号写曲子？” 　　“为什么在曲调上升时用升音符号，下降时用降音符号？” 　　“为什么一首乐曲的开头小节和结尾小节总是没有固定的节拍数？” 　　“为什么给小提琴的弦定音时只用这几个音符而不见其它的？” 　　对这最后一个属于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我总算找到了合适的回答，我说小提琴不是我演奏的乐器，对该用怎样音符或不该用怎样音符来定音，我从来也没留意过。马西亚的嘴被我堵上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可是我的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对回答象关于固定节拍数和降调之类的问题，就不能说也是管用的了。其实这些都属于十分简单的乐理问题，我是教音乐的，是视唱老师，是应该能作出回答的，否则就必然要失去威信和信任；说句大实话，这种必然性，我是已经有点察觉出来了，但我偏偏死爱着面子。 　　当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时候，我只好学加斯巴尔大叔的样来摆脱窘境了。我问过加斯巴尔大叔，地下的煤是什么？他当时用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我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煤。” 　　谁说我没有本事来回答马西亚的问题？我用一点也不比加斯巴尔逊色的、同样也是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他说： 　　“它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定律。” 　　在马西亚的天性里，他是从来也不会对定律、规则之类的东西作出反抗的，因此在遇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时，他只是张着嘴，睁着两只大眼睛，用一种能使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神态看着我。 　　在我们离开瓦尔斯三天以后，当他向我提出一个正好又是这样的问题时，我不是用“不知道”来回答他的“为什么”，而是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因为就是这样”。 　　于是，他似乎有了什么心事，整整一天，我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爱说爱笑的马西亚身上，那是极不寻常的。经过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了。 　　“你确实是位很好的老师，”他说，“我相信没有人能象你这样教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停下不说了。 　　“但是什么？” 　　“但是，可能有些东西连你自己也并不知道，唉，就是学者也会有这种情形，对吗？所以当你回答我‘因为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而你却解释不出来，这是因为别人也没有告诉过你。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啊，当然不是很贵的书。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音乐的原理。” 　　“有道理。” 　　“可不是吗？我想过，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本书里所有的东西，你毕竟不可能全都知道；再说，你知道的也并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一个好的教师胜过一本最好的书。”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倒提醒了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如果你愿意，我想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给我讲一堂课，只讲一堂就够了，他会把我不懂的东西都给我讲清楚的。” 　　“为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不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上课呢？” 　　“因为找一个真正的教师是要付钱的，我不想花你的钱去付这堂课的学费。” 　　马西亚跟我提到他要找一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刺伤了我，但我的愚蠢的虚荣心被他的最后那句话打败了。 　　“你真是个好得少有的小家伙，”我对他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既然你和我一样也挣了钱，而且还常常比我挣得多，你想上多少课就可以上多少课，再说我也打算学，我们一起学。” 　　接着，我勇敢地承认了我的无知： 　　“这样的话，我也同样可以学到我不懂的东西。” 　　教师，我们要找的真正的教师，决不是普通的乡村教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找到的音乐大师。地图告诉我，在到达克莱蒙之前，沿路最大的城市要算芒德①了。芒德果真是大城市吗？我不清楚，可是它的名字是那样醒目地标在地图上，这多少总能说明一点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吧，我不相信地图还能相信什么呢？ 　　 　　①　芒德：法国南部城市，洛泽尔省首府，在克莱蒙东南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将在芒德为这一堂音乐课付出一大笔开支，尽管在这些可怜的洛泽尔省的山区里，我们的收入将不止是很微薄，也许比“微薄”更糟也难说，因为在那些地方，村子很稀少，而且都很穷，但是我一定要让马西亚快活快活，这件事应该实现得越快越好。 　　我们穿过了整个梅让喀斯②，这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穷乡僻壤，没有树林和水，没有庄稼，没有村庄，也没有居民，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那沉寂、僻静、广袤的景色，只对那些乘车的匆匆过客才有吸引力。但我们终究还是到了芒德。 　　 　　②　梅让喀斯：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喀斯地区的一部分，为石灰高原。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以后好几个钟头了，当晚就要找寻老师听课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因为赶路已经累成半死了。 　　但马西亚是那样急不可待地想立刻知道芒德有没有音乐教师，因为在他看来，芒德丝毫没有我对他说的大城市的味道。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我们下榻的客栈女主人打听，城里有没有教授音乐课的名乐师。 　　她回答我们说，她对我们的问话感到非常吃惊，我们怎么会没有听到过艾思比纳苏先生呢？ 　　“我们从远处来。”我说。 　　“那么说是很远啰？” 　　“从意大利来。”马西亚回答。 　　她脸上的惊讶和责备的神气缓解了，既然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人，无知是情有可原的；不难猜想，要是我们是从里昂或马赛来的，那她是不屑答理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连艾思比纳苏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的。 　　“我相信我们真的碰上好运了。”我用意大利语对马西亚说。 　　我的同伴马西亚的眼睛闪着光芒。艾思比纳苏先生肯定不需要在课程上作什么准备便能轻而易举地回答他的所有的问题，他决不会为了解释降调用降音符号和升调用升音符号而感到为难的。 　　但我有些担忧，一个有名望的音乐家会给我们这样可怜的穷光蛋上课吗？ 　　“艾思比纳苏先生很忙吗？”我问道。 　　“啊，是呀！能不忙吗？我相信他一定很忙。” 　　“您认为他明天早上愿意接待我们吗？” 　　“当然啰！这还用说吗？他接待所有的人，只要这个人口袋里有钱。” 　　听到这么一说，我们就放下了心。在睡觉以前，尽管非常疲乏，我们还是用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了第二天要向这位杰出的教授提出的各种问题。 　　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个人都把自己周身上下认真打扮了一番，其实所谓打扮，也只是把身上稍微收拾得干净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除了穿在身上的以外，并没有别的衣服可换。我们都带上了乐器，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坚琴，然后就向艾思比纳苏先生家里走去。 　　和往常一样，卡比想和我们一道去，可是我们把它拴在客栈的马厩里。我们认为带着一条狗到芒德城有名的音乐家家里去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因为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教授的家，但是我们真以为是弄错了，这是一所有着铺面的房子，有两块磨剃刀用的皮子在这间铺子的门面上摇来晃去，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音乐教师的注宅的标记。 　　我们站在那里望着这间铺面，不可能弄错，这分明是一家剃头店。有人刚好从它门前走过，我们拦住了这个人，问艾思比纳苏先生住哪里。 　　“就在那里。”他指了指剃头后说。 　　不管怎么说，一个音乐教授为什么就不能住在剃头师傅的家里呢？ 　　我们走了进去。铺子分成同样大小的相通的两间，右边那间的板壁上，摆着刷子、梳子、头油瓶子和肥皂；左边那间的桌子上和墙壁上，放着和挂着的全是乐器，有小提琴、短号和长短号。 　　“哪位是艾思比纳苏先生？”马西亚问。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在给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农民刮脸，他灵活得象只小鸟，用男低音浑厚的嗓音回答说： 　　“我就是。” 　　我瞟了马西亚一眼，向他暗示：这个既是剃头师傅又兼乐师的人，决不是我们需要的能给我们上课的人，你向他请教是白扔钱。马西亚既不懂得我的意思，也没听从我的暗示，他往一张椅子上一坐，随便地问道： 　　“您给这位先生刮完了脸，能给我剪剪头吗？” 　　“当然可以，年轻人。如果您愿意，我也可以给您刮脸。” 　　“谢谢您，”马西亚说，“今天不刮了，改天刮吧。” 　　我对马西亚的镇定、自信的神情极为惊讶，他偷偷地扫了我一眼，好象对我说：“别发火，等等吧。” 　　艾思比纳苏很快给农民刮完了脸，手里拿着毛巾，走过来给马西亚理发。 　　“先生，”马西亚对正在把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的剃头师傅说，“我和我的同伴有过一点争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我们想，您也许会乐意对我们碰到的疑难，谈谈您的看法的。” 　　“年轻人，那就说说是什么事叫你们感到为难呢？”我明白马西亚想干什么。首先，他想试试这个剃头师傅兼乐师的人，看看他是否能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假定这个人的回答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他无异只用了剪一个头的价钱付清了上一堂音乐课的学费。好一个马西亚，他真鬼啊！ 　　“为什么给小提琴定音时只能用规定的几个音符，而不能用别的音符呢？”马西亚问。 　　我相信，这个正在用梳子梳理马西亚长发的剃头师傅，他的回答将会和我的回答一样。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已轻轻地笑了起来。 　　“乐器上的左边第二弦，根据标准音叉的发音，应该定为‘啦’，其它的弦，应依次定为五度音程的音符；就是说，第四弦定为‘索’，第三弦定为‘唻’，第二弦定为‘啦’，第一弦，也就是E弦，定为‘咪’。” 　　这回可不该我而该马西亚笑了。他是在嘲笑我发愣的神态还是仅仅因为他知道了他早就想知道的那些乐理而感到了高兴呢？马西亚一个人放声笑个不停。 　　我呢，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剃头师傅。他正围着马西亚转，咯嚓咯嚓地动着剪子，嘴里发表着简短的讲话。他的话虽然不多，而且很短，但在我听来，简直都是少见难得的音乐理论。 　　“嗯，”他突然站在我的面前说，“你们有过争论，我想我那位小顾客没有错吧？” 　　在剪头的整个过程中，马西亚接二连三地问这问那，剃头匠对这些问题都轻易而有把握地一一作了回答，就象他刚才回答小提琴怎样定音的问题一样。 　　但是，在答完问题之后，他对我们也提出了问题，这才使他恍然大悟地明白了我们到他家来的原因。他哈哈地放声笑了起来。 　　“好啊，多么好的两个小调皮鬼！真正少见，多么有趣！” 　　然后，他要求马西亚为他演奏一首曲子，很明显，在他眼里，马西亚比我更显得稀奇而有趣。马西亚勇敢地操起小提琴，演奏了一首华尔兹舞曲。 　　“但是，你连一个音符都还不懂！”他拍手叫了起来，而且用“你”来称呼马西亚了，好象他们早就认识过的一样。 　　我刚才说过，剃头店里的乐器，有的是放在桌子上的，有的是挂在墙壁上的，马西亚奏完小提琴，又拿起一支单簧管。 　　“我也吹单簧管和短号。”他说。 　　“那么你就吹吧。”艾思比纳苏大声说。 　　马西亚就用店里的每种乐器各奏了一首曲子。 　　“这个淘气鬼真是个神童！”艾思比纳苏高声喊道，“如果你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听清楚了，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上午，你和我一起给顾客剃头，剩下的所有时间，我可以整天教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剃头匠而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人必须生活，要吃、要喝、要睡！在这方面，剃刀这东西是有用的；杰斯明①给人刮胡子，但他不失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阿让②有杰斯明，芒德有艾思比纳苏。” 　　 　　①　杰斯明（1798-1864）：法国奥克语诗人兼理发匠。 　　②　阿比：法国西南部洛特加龙省首府。 　　听完这番话，我望着马西亚。他该怎样回答呢？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朋友、我的同伴、我的兄弟，就象我曾失去我所有心爱的人一样？我的心不禁一阵揪痛。但是，我没有沉溺在这种感情中。这情形有点象当初我和维泰利斯在一起的时候，米利根夫人要求把我留在她身边一样。我不愿意象维泰利斯那样，以后又自己责备自己。 　　“考虑你自己的，马西亚。”我的声音有些激动。 　　但他突然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说： 　　“离开我的朋友！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做，谢谢您了，先生。” 　　艾思比纳苏坚持说，等马西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学业后，他要设法送他去图卢兹，然后送他去巴黎上音乐学院，但马西亚始终回答说： 　　“要离开雷米，永远办不到！” 　　“那好，孩子，我要为你做点什么，”艾思比纳苏说，“我想给你一本书，从那里面，你能学到你所不懂的东西。” 　　他在许多抽屉里翻找着，找了很长时间，找到一本题为《音乐原理》的书。这是一本用过很久、留下很多皱痕的旧书，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拿起一支鹅毛笔，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赠给将成为艺术家的孩子，望记住芒德的理发匠。” 　　我不知道在芒德除了艾思比纳苏这个剃头师傅外，是否还有别的音乐教授，但是我们只认识他一个，我和马西亚，我们两个人以后永远也没有忘记过他。 第八章　王子的奶牛 　　我们到达芒德的时候，我已深深地爱着马西亚；当我们走出这座城市的时候，我爱他爱得更深了。 　　当你确切地感受到你所爱的人也在爱着你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美好、这样甜蜜的友谊呢？ 　　马西亚对我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他谢绝了艾思比纳苏的建议，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平静、安全、舒适的生活，放弃了今天可以受到的音乐方面的教育和明天可以获得的财富，却愿意伴我一起过冒险的、朝不保夕的、没有前途的、甚至连明天也保障不了的生活。 　　我未能当着艾思比纳苏的面告诉他，他喊叫“绝不离开我的朋友！”时我内心的激动，一等到我们走出这家剃头店的铺门，我就急不可待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 　　“你知道吗？”我对他说，“从今以后，我们生死与共。” 　　他睁着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在今天以前我就这么想了。”他说。 　　先前的马西亚，读书很少长进；他自从读了库恩著的《音乐原理》后，竟有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可惜我没法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尽管我非常愿意，他也很想多学点，但我们被迫日夜兼程，以便尽快穿过不太欢迎流浪歌手和乐师的洛泽尔省和奥弗涅地区①的一些城镇和乡村。在这些贫穷的土地上，收入微薄的农民是不会为我们轻易打开钱包的。只要你演奏，他们会围拢来心安理得地听着，在发现要向他们收钱时，这些人便一哄而散，或者把家里的大门赶紧闭上。 　　 　　①　奥弗涅地区：法国中央高原地区。 　　经过圣弗卢尔②和伊索瓦③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些温泉城市。幸好耍熊把戏的人对我们说的都是真话，我们在拉布尔布尔、尤其在蒙多尔挣了不少钱。 　　 　　②　圣弗卢尔。法国康塔省境内城市。 　　③　伊索瓦：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市。 　　说句公道话，在挣钱的门槛方面，我是远远比不上马西亚的，多亏他的机智和沉着，我们才挣了那么多的钱。我见到有人聚拢过来，总是马上拿起坚琴，只想到应该尽可能让自己演奏得好些，这是真的，但人们对我演奏的反应却常常很冷淡；马西亚的做法同我的老一套的方式不一样；他自出心裁，光是有人聚拢过来，他是不会马上就演奏的。他在拿起小提琴和短号以前，总要先把听众研究一番，而且他总能很快就看出该不该演奏和该演奏些什么。 　　在伽罗福里的那所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的慈悲心肠去掏他们腰包的“专科学校”里，马西亚曾学习过获取人们怜悯和施舍这门艺术中如此难以掌握的一切巧计和手段。当我在卢尔辛街的阁楼上第一次见到他、听他讲解怎样使过路人感觉到从情理上不得不掏钱施舍时，他曾使我吃惊过；现在，看到他正在发挥这门学问，而且干得这样出色，我不由得感到加倍的惊骇。 　　这里的过路人同他在巴黎研究过的公众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他来说，不过是和老相识重逢罢了。 　　“注意，”他对我说。这时正有一位年轻的穿丧服的太太从加比塞公园的小径朝着我们走来。“现在应该奏哀伤的曲子，要想法打动她的心，让她想起死去的人。如果她哭了，我们就成功了。” 　　他的小提琴和我的坚琴就同时奏出了节奏非常缓慢的曲子，哀伤得可以使人心酸落泪。 　　在蒙多尔郊区供人们散步的地方，有着一些被游客称做露天沙龙的场所，其实这不过是按梅花形栽植的、有着很大树荫的一丛丛老树。洗温泉浴的游客常爱到这些树荫底下消磨上几个小时。我们该怎样对这些游客演奏呢？这要看马西亚的研究观察的结果来决定。 　　有一个病人，忧伤地坐在树荫下的一张椅子上，他脸色苍白，目光呆滞，面颊下陷。我们决定先不要毫无顾忌地立刻走到他的面前去，应当谨慎，不能让他感到是我们把他从愁思中惊醒过来的。我们应当先在离他远远的地力演奏，而且要装出仿佛在专注地独自演奏的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如果他抬起头来怒气冲冲地看我们，我们就走开；如果看去他在聆听我们的曲子，这就可以同他靠近了；最后，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让卡比衔起它的圆木碗走过去，不必担心会被他一脚踢开。 　　尤其是在叽叽喳喳的小观众跟前，马西亚的演奏，每次都能结出最美好的果实。他的琴声能使站着不肯动的孩子跳舞；他一笑，能使嚷着嘴、怏怏不乐的小脸蛋象雨过天晴般地也绽出笑容。他是怎么搞的，我怎么知道呢？总而言之，他讨人喜欢，人家也爱他。 　　我们对这些温泉城市的远征，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旗开得胜、战果辉煌的大胜仗，不算所有的开销，我们一下子挣得了六十八个法郎。 　　六十八法郎加上我们钱包里的一百四十六法郎，等于二百十四法郎。不该再耽搁了，应该马上取道于塞尔向夏凡侬进发，因为有人给我们说过，在于塞尔要举办一个牲口大集市。 　　一个牲口集市！这不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我们终于能买一头我们经常念叨的出色的奶牛了。为了这头奶牛，我们真是一直把裤带勒紧到现在。 　　直到此时此刻，这还只是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才能出现的欢乐，这头奶牛也还只是一头我们想象中的最好的奶牛。它应该是白色的，这是马西亚的愿望；它应该是枣色的，这是我的愿望，因为我要纪念我们可怜的露赛特。它将是温顺的，一天能出好几大桶奶，这是我同马西亚共同的愿望。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多么迷人啊！ 　　可是现在，应该把梦想变成现实，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怎样确有把握地去挑选一头真正具有一切优点的、值得我们为它从头到脚洗刷得干干净净并在它头上披红戴绿的出色的奶牛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凭什么特征来识别一头好的奶牛，马西亚在这一点上，同我一样无知。 　　更加使我们发愁的是，自从我们的脑子里产生了买一头奶牛的美好念头以来，我们在客栈里听人讲过许多希奇的故事，只要说到马贩子或牛贩子，那就意味着是些诡计多端的骗子。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些故事，经常使我们不寒而栗。有个故事说，一个乡巴佬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奶牛，这头奶牛的尾巴比任何奶牛的尾巴都漂亮，它能自己甩到鼻子尖上赶苍蝇，这条尾巴的罕见的长度和它的灵活的特点，据说这是大家看到的。也算这个乡巴佬走运，他没有出高价就买下了这头与众不同的奶牛，他得意洋洋地把牛牵到了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去牛栏一看，这头牛根本就没有尾巴，那条摆来摆去的挂在它后面的尾巴，原来是一条粘在它的断掉的尾巴残端上的、用女人发辫做成的假尾巴。还有个农民，买了头奶牛，牛角是假的。另外一个农民，当他想去挤刚买到手的奶牛的奶的时候，发现奶子是用气吹大的，因而一天一夜也挤不出两杯奶来。这些倒霉事可不要降到我们头上啊！ 　　对付假尾巴，马西亚开始并不担心，他可以使劲去扯那些我们中意的奶牛的尾巴，如果那东西是假的，使上点劲，是不难扯下来的；对付吹起来的奶子，也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针去刺穿它。 　　这两个办法也许是靠得住的，尤其是当真碰上的是假尾巴和假奶子的时候。然而它的尾巴要是真的呢？难道不怕它会往拉尾巴的人的头上或肚子上狠狠踢一蹶吗？用一根针往它肉里深扎进去的时候，难道它也不会照样用腿来这样一下子吗？ 　　一想到它会撂蹶子，马西亚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我们又没了主意。要是给巴伯兰妈妈送去的是一头不出奶的、或者是没有角的奶牛的话，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在我们听到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兽医，他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角色，起码对牛贩子来说是这样。如果我们请一位兽医来帮忙，我们可能要化笔钱，但应该说这是一笔值得化的放心钱。 　　在一筹莫展的当儿，我们便拿定了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明智的。于是，我们又欢欢喜喜地继续赶路。 　　从蒙多尔到于塞尔的路程不算远，路上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清晨以前就到于塞尔了。 　　到了于塞尔，可以说如同到了我的家乡一样。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扮演了《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这出戏里的角色；也是在于塞尔，维泰利斯给我买了第一双皮鞋，那钉了鞋钉的皮鞋曾使我感到莫大的欢乐。 　　可怜的心里美！这个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将军，它已经不在了。泽比诺和可爱的道勒斯也不在了。 　　可怜的维泰利斯！我失去了一个这样好的师傅，再也看不见他昂首挺胸走在路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概了；也再看不见他一面走路一面用短笛的尖声吹奏华尔兹舞曲、双臂和双腿按笛声节拍走步时那种具有音乐吸引力的形象了。 　　我们原来是六个，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那就是卡比和我，这使我在进入于塞尔的时候心情非常忧郁，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情。在每条街的街口，我总以为马上就要看见维泰利斯的毡帽了，总以为马上要听到他的那声我已经听了无数次的召唤：“往前走！” 　　幸好那家旧货商店还在老地方，我说的就是维泰利斯为了把我打扮成江湖小艺人而带我去过的那家旧货店，它驱散了我的哀愁。当我从它滑不唧溜的三级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发现它仍然是我见过的那副老样子，门口摆动着的仍然是我十分羡慕的那件镶金边的衣服，橱窗里陈列的仍然是那些旧枪和旧灯。 　　我很想找到我第一次扮演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扮演那两个中最蠢的那一个时的演出场地，卡比把它认出来了，它摇晃着尾巴。 　　将行李和乐器放在我曾和维泰利斯一起住过的旅店后，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兽医。 　　兽医听了我们的请求后。冲着我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当地可没有受过训练的奶牛啊！”他说。 　　“我们要的不是会要把戏的奶牛，而是一头出奶又多又好的奶牛。” 　　“要一头有真尾巴的。”马西亚说。只要一想到那条粘上去的尾巴，他就格外担心。 　　“总之，兽医先生，我们是来恳求您，用您的学问帮我们识别真假，免得上牛贩子的当。” 　　我讲这话的时候，极力模仿维泰利斯那种自敬自重的神态。为了获得人们对他的尊重，他总是这样做的。 　　“见鬼，你们干吗要买一头奶牛呢？”兽医问。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要买奶牛的原因。 　　“你们是好孩子，”他说，“我明天一早就陪你们去集市，我答应你们，我不会给你们挑选有假尾巴的奶牛。” 　　“牛角也不会是假的吧？”马西亚说。 　　“也不会有假角。” 　　“奶子也不会是吹起来的？” 　　“当然是一头漂亮的好奶牛，但要买这样的奶牛，就得付得起钱，对吗？” 　　我没有回答，解开了包着我们家当的手帕。 　　“太好了，明天早上七点来找我吧。” 　　“我们该给您多少报酬呢，兽医先生？” 　　“什么也不要。象你们这样的好孩子，难道我能拿你们的钱吗？” 　　我不知道怎样来感谢这样一位好人，但马西亚却有了主意。 　　“先生，您喜欢音乐吗？”他问道。 　　“非常喜欢，我的孩子。” 　　“您晚上睡得早吗？” 　　问得真是离题万里，但兽医还是和气地回答说： 　　“敲过九点。” 　　“谢谢，先生，明天早上七点钟见。” 　　我明白了马西亚的意思。 　　“你是想给兽医来一场音乐会吧？” 　　“正是这样。当他要睡觉的时候，给他演奏一首小夜曲，这是给可爱的人听的。” 　　“你的想法真好，回旅店去准备我们音乐会的节目吧。别人付钱的时候，演好演坏我们可以不介意，但这是我们自己在付钱，就该尽量准备得好一点。” 　　九点还差二、三分钟的时候，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竖琴，我们来到兽医家的门口。街上很暗，因为月亮要过九点才能升起来，而人们又认为这时候还用不着就点上街灯。店铺都已经关门，街上行人稀少。 　　九点敲第一响的时候，我们开始演奏。在这条狭窄、寂静的小街里，我们的琴声象在音响最好的大厅里回响。窗户都打开了，我们看见戴着睡帽、包着头巾和方围巾的脑袋探出窗口。人们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在惊异地相互询问。 　　我们的朋友兽医先生住在一幢有着一个很好看的墙角塔的房子里，这个凸出的墙角塔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他探下身子看看谁在演奏。 　　他大概认出了我们并且明白了我们的心意，他打着手势，让我们停止演奏。 　　“我来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到花园里来演奏吧。” 　　门几乎立即为我们打开了。 　　“你们真是好孩子，”他说着，和我们热烈地握了握手，“可是你们也太冒失了，你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警察会因为你们深夜在公共街道上喧闹而拘留你们吗？” 　　我们的音乐会在花园里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小花园，我们在一个由攀援植物覆盖的绿席下演奏。 　　兽医早已成家，眼下有好几个儿女，我们的周围马上有了一群听众。绿廊下点起了蜡烛，我们一直演奏到十点钟。一曲奏完，掌声四起，接着又要求我们演奏另一首曲子。 　　如果不是兽医送我们出门，我相信孩子们会要求我们演奏一个通宵的。 　　“让他们回去睡觉吧，”他说，“他们明天早上七点还要到这里来呢。” 　　不给我们吃一顿令人愉快的夜宵，他是不会放我们走的。为了表示感谢，卡比又表演了几个滑稽可笑的节目，这下可把孩子们逗乐了。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了。 　　于塞尔这座城市在夜里是那样的静谧，可一到第二天早上却变得车水马龙，喧闹异常。天还没亮，我们在房间里就听见大车不停地滚过街面的声音，里面夹杂着马的嘶鸣、奶牛的嗷叫、羊群的咩咩声和赶集农民的叫喊声。 　　我们下楼一看，旅店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一辆辆大车。穿着节日盛装的农民从刚到的车上跳下来，然后把自己的女人抱到地上。男人们都抖动一下身体，拍拍身上的尘土，女人们一个个忙着把自己的裙子拉平。 　　街上，一股人流朝集市的方向涌去。因为时间还早，才六点，我们想先去集市看看已经叫人赶到那里的上市的奶牛。 　　啊，奶牛真是漂亮！有各种颜色和各种大小的；有肥的，也有瘦的；有的和牛犊在一起，有的奶子拖到地上，因为里面胀满了奶。集市上，还有马在嘶鸣，母马在舔着马驹，肥猪在用尖嘴拱地，乳猪在嚎叫，好象有人在活剥它们的皮似的。有鸡，有羊，也有鹅。但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眼睛只盯着奶牛瞧个没完，这些奶牛在我们的审视下眨巴着眼皮，慢吞吞地移动着它们的下颌，反刍它们夜间所吃的草料，根本没有想到它们将再也吃不上饲养过它们的牧场上的鲜草了。 　　逛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有十七头奶牛完全合我们的心意。这头有这样的优点，那头又有另外的长处；其中三头因为是枣色的，两头又因为是白色的，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和马西亚之间的争论。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在等候我们的兽医，和他一起又回到集市，重新又向他解释了一遍我们要买的是什么样的奶牛。 　　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共两句话：出奶要多，吃料要少。 　　“这一头大概是不错的。”马西亚指着一头白色奶牛说。 　　“我想那一头更好。”我指着那头枣色的说。 　　兽医说服我们既不选这一头，也不选那一头，而是走向第三头奶牛。这是一头小奶牛，细长的腿，毛色发红，耳朵和面颊是棕色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围着鼻央有一道白围。 　　“这是一头罗埃格地区的奶牛，正是你们要的那种。”兽医说。 　　有一个瘦个子农民用缰绳牵着它，兽医问他这头奶牛要卖多少钱。 　　“三百法郎。” 　　这头机灵、漂亮、神态狡黠的小奶牛早已征服了我们的心，可是一听这价钱我们又大为丧气。 　　三百法郎！我们买不起。我向兽医暗示，表示我们应该另选一头，兽医也向我暗示，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还价。 　　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开始了。兽医提出一百五十法郎，农民只肯减十法郎。兽医又加到一百七十法郎，农民再减到二百八十法郎。 　　这场争论终于到了无法再进行下去的地步，兽医就不再出价，却更走近些去仔细地观察这头奶牛，他认为牛的腿太细，脖子太短，角太长，胸部不发达，奶子也长得不好。 　　农民回答说，既然我们这么懂行，他情愿以二百五十法郎卖给我们，好让这头奶牛碰上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么一来，马西亚和我又感到害怕了，我们两人都以为这是头不中用的奶牛。 　　“我们去看看别的吧。”我说。 　　农民一听这话，极力留住我们，又减了十个法郎。 　　减来减去，最终减到二百一十法郎，他不肯再让了。 　　兽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让我们明白他刚才说的都不是真话。这头奶牛实实在在是头良种奶牛，但二百一十法郎，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 　　这时，马西亚转到牛屁股后面，在尾巴上拔了一根长毛，奶牛撂了他一蹶子。 　　这下我就拿定了主意。 　　“好吧，就二百一十法郎。”我说，以为这就完事了。 　　我伸过手去接牛缰绳，农民不让。 　　“我老婆的礼钱呢？”他说。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给二十个苏作为他老婆的礼钱。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三个法郎了。 　　等我再次伸过手去的时候，农民又抓住了我的手，就象我是他的老朋友似的紧紧地握着。 　　对了，既然我是他的老朋友，就不该忘记给他女儿一点酒钱。 　　他女儿的酒钱又让我们付出十个苏。 　　当我第三次伸手去接牛缰绳的时候，我这位农民老朋友又挡住了我。 　　“你带笼头了吗？”他问我，“我只卖奶牛，不卖笼头。”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了，他愿意以三十个苏把笼头让给我，这不算贵。 　　必须有副笼头才能牵走我们的奶牛呀，我只得又舍掉三十个苏。最后一算，我们只剩二十个苏了。 　　我于是数了二百一十三法郎。又第四次把手伸过去。 　　“你的牛缰绳呢？”农民问，“我卖给你笼头，可没有卖给你牛缓绳呀！” 　　牛缰绳值二十个苏，这是我们仅有的二十个苏了。 　　我们付了钱，奶牛才和笼头、牛缰绳一并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们有了一头奶牛，但一个苏都不剩了，已没有钱去养活它，也已没有钱养活我们自己。 　　“我们去干活，”马西亚说，“咖啡馆里满是人，只要我们分头各去各的，那么每一家咖啡馆都能去到了，今晚我们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们把奶牛牢牢拴在旅店的牛栏里，紧紧地打了好几个结，然后就分头去干活。到了晚上在清点当天进帐的时候，我发现马西亚挣了四法郎五十生丁，我挣了三法郎。 　　一共是七法郎五十生丁，我们又有了钱。 　　但是，这七法郎五十生丁带来的快乐，和我们付出二百一十四法郎买头奶牛所得到的快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决定让旅店厨房里的女工给奶牛挤奶，我们喝着牛奶当晚餐，我们从未喝过这样鲜美的牛奶。马西亚声称，这奶是甜的，还有一股橙花精露酒的芬芳味儿，就跟他在医院里喝过的一样，但味道还要好得多。 　　我们兴高采烈，在我们奶牛的黑鼻子上吻了又吻。说不定它是懂得这种爱抚的，因此它也用粗糙的舌头舔我们的面颊。 　　“你看它吻我们呢！”马西亚快乐地叫起来。 　　要理解我们和奶牛相互亲吻时所感受到的幸福，就应该记得无论是我或马西亚，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爱吻。我们的命运和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不同，他们对母亲的爱抚都已感到腻烦，而我们俩却多么巴望着能得到爱抚！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就立即上路奔向夏凡侬。 　　我多么感激马西亚给我的帮助，要是没有他，我是怎么也积攒不起二百一十四法郎这笔巨款的。为了让他高兴，我让他牵着牛缰绳走在前面，我自己跟在奶牛的后面。他确实为此感到兴高采烈，以致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这番用意。我看到他这样高兴，也就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比他还要高兴。直到走出城门后，我才走到他身旁，这既是为了能象往常一样和他聊天，更因为是想再仔细地看看我的奶牛，我实在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奶牛。 　　它的气派确实不凡，走起路来步子慢腾腾的，身子一摇一摆，神气活现，俨然是一头意识到自己身价的牲口。 　　现在，我用不着象离开巴黎时那样时常查看地图了。我知道要去的地方，尽管我跟着维泰利斯离乡背井已有好几年光景，但是我能找到路上所有高低不平的标记。 　　为了不使我们的奶牛过于疲乏，也为了到达夏凡侬时天色不至于太晚，我的打算是赶到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流浪时度过第一个夜晚的那个村子，再在那堆我躺过的干草上过夜。那个可怕的夜晚，善良的卡比看着我愁肠百结，就躺到我身边，把爪子放在我手上，似乎对我说，它是我的知心朋友。啊，我真想再躺进这堆干草里过上一夜，然后在第二天一早，我们再从那里出发，这就可以早早赶到巴伯兰妈妈的家里了。 　　但是，一直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命运，开始同我们作对了，它改变了我们的安排。 　　我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一天的行程分做两段，中间停下来吃午饭；这个想法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奶牛，我们想让它中间停歇一下，吃餐午饭，也就是说，放它去吃一点路上沟边的嫩草。 　　将近十点钟，我们找到一处地方，那儿有着又绿又密的好草。我们于是放下小包裹，把奶牛牵到沟边去。 　　我开头想把缰绳牵在手里，但它显得那样的老实温顺，那样专心致志地吃着青草，我于是把缰绳绕在它的角上，坐在一旁吃我的面包。 　　我们自然比奶牛先吃完。我们对它欣赏了好一阵以后，便不知道再该干些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玩打弹子。别以为我们是两个老成古板的只知道挣钱的小老头。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和同年龄孩子的正常生活毫不相同的话，但我们也不缺少青少年的爱好和玩玩各种游戏的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也爱玩别的孩子们爱玩的游戏，而且没有一天我们会放过象玩打弹子、踢球或者玩跳背游戏这样的机会的。马西亚会时常莫名其妙地突然对我说：“我们玩一会儿吗？”于是我们便把小包裹随手一丢，放下乐器，在路上玩起来。不止一次，要不是我有块表提醒我时间的话，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的。这块表同样也告诉我，我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我们应该干活，应该挣钱谋生。于是，我又把竖琴的背带套在疼痛的肩上，说：往前走！ 　　我们玩够了，牛却还没有吃完。当它看见我们朝它走去的时候，它大口大口地用舌头卷着青草，好象在对我们说它还没有吃饱。 　　“等它一会儿吧。”马西亚说。 　　“你难道不知道一头奶牛会这么吃一天吗？” 　　“稍微懂一点。” 　　我们等着，用手从地上提起了背包和乐器。 　　“我给它用短号吹一首曲子怎样？”马西亚说，他很难老老实实地待一会儿，“加索马戏团有一头奶牛，很喜欢听音乐。” 　　马西亚没再问我，就开始吹起阅兵进行曲。 　　我们的奶牛一听到头几个音符就抬起了头；然后不等我扑过去抓住牛犄角上的绳子，它就突然奔驰起来。 　　我们赶紧跟在它后面没命的追。我大声叫卡比拦住奶牛。可是，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一条牧狗应该是赶到奶牛的正面去阻止它，而我们的卡比虽然聪明，它却扑过去在后面咬牛的腿。 　　因为事情正好相反，就当然拦不住它。我们只好继续拼命追赶，奶牛在前，我们在后。 　　在追赶着的时候，我把马西亚叫成“大笨蛋！”马西亚也不期望我会对他说出什么好话，气喘吁吁地向我喊道：“你揍我吧！我该挨揍。” 　　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大村子前差不多两公里的地方休息和吃饭的，我们的奶牛正是朝这个村子奔去。它自然比我们先到那里，因为路是笔直的，尽管有段距离，我们还是能看见一群人挡住了它的去路，并把它逮住了。 　　我们稍稍放慢了速度，奶牛不会丢了，只要向那些拦住它不再跑远的好人声明一下，他们就会将奶牛还给我们。 　　我们越往前跑，围住我们奶牛的人也越多。当我们终于跑到奶牛跟前的时候，差不多有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和孩子，他们看着我们过来了，便议论纷纷起来。 　　我以为只要说一声奶牛是我的就行了。可是他们不但不给我奶牛，反而把我们围起来，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奶牛是哪儿弄来的？”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容易，但说服不了这群人，有两三个人还高声喊叫，说从我们手里跑掉的奶牛是偷来的，应该把我们扔进监狱，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一提起监狱，不禁使我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脸色发白，嘴里结结巴巴，加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实在难以为自己辩白了。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宪兵，人们三言两语向他讲述了我们的事由。因为事情对他来说好象并不清楚，他宣布要扣下我们的奶牛，把我们送往监狱，再看事情的结果。 　　我想抗议，马西亚也想说话，但宪兵强令我们安静。我想起了维泰利斯与图卢兹的警察争论的场面，就让马西亚不要吱声，跟着宪兵先生走就是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来到镇政府，那里也是监狱的所在地。人们包围我们，推挤我们，殴打并辱骂我们。我想如果没有宪兵的保护，他们会用石头来砸死我们的，就象我们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杀人放火犯似的。然而，我们什么罪过也没有，可是，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野蛮地捉弄那些不幸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干了些什么，是有罪还是无辜。 　　来到监狱，我产生过一线希望：镇政府的门卫，他同时又是狱卒和乡村警察，开始不愿意接收我们。我想这是个大好人。但既然宪兵硬要他接收，他当然只好让步。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打开一扇从外面用一把大锁和两道插销关牢的门，我于是看清了他为什么不便接收我们的原因：原来他把他储藏的洋葱头晾干在监狱的地板上。我们被搜了身，钱、小刀和火柴都被没收了。就在这时候，狱卒也已经把他所有的洋葱头很快地收拢到一个角落里。宪兵于是把我们扔进监狱，铁门又在我们身后哐铛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 　　我们就这样进了监狱。要关多长时间呢？ 　　我正在寻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马西亚挨到我跟前，耷拉着脑袋。 　　“接我吧！”他说，“揍我的头吧！我干的蠢事，随便你怎么揍也不过分。” 　　“你做了蠢事，我当时让你去这样做，我和你一样蠢。” 　　“你最好还是揍我一顿，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了。我们可怜的奶牛，王子的奶牛啊！” 　　他哭了起来。 　　现在轮到我来安慰他了。我给他解释说，我们的处境不会太严重，我们什么也没干，不难证明我们的奶牛是买来的，于塞尔的兽医不就是我们的证人吗？ 　　“如果有人指控我们买奶牛的钱是偷的，我们又怎样证明是自己挣的呢？你知道，一个不幸的人可能会被看成无恶不作的。” 　　马西亚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对待不幸者的冷酷，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路把我们送到监狱的那些人的大喊大叫，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还有，”马西亚继续哭着说，“即使我们能出监狱，即使还给我们奶牛，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巴伯兰妈妈吗？”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她呢？” 　　“你离开她已经很久，她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心里害怕得发抖。巴伯兰妈妈真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很容易想到人是要死的这样的年龄，但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可能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不是已经失去维泰利斯了吗？怎么我就想不到这点呢？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问他。 　　“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的笨脑瓜里就尽是些高兴的事；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当想到你的那头奶牛将要送到巴伯兰妈妈手里的时候，我感到太幸福了，因而也就只想到巴伯兰妈妈的高兴的事，只想到我们的高兴的事，这一下，就象叫幸福迷住了，陶醉得糊里糊涂了。” 　　“你的脑瓜不会比我的笨，我可怜的马西亚。我也只想到你所想到的，我和你一样，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啊！啊！王子奶牛！”马西亚哭喊着，“它多漂亮啊，它就是王子！” 　　他忽地站了起来，指指划划地说： 　　“如果巴伯兰妈妈死了，那个可怕的巴伯兰还活着，如果他抢走我们的奶牛，把你也抢走，可怎么办呢？” 　　无疑这是监狱的影响，是方才那些人对我们疯狂的喊叫，是宪兵，是把我们关进牢房时门锁和门闩发出的响声引起了我们这些凄惨的想法。 　　但马西亚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处境，奶牛的命运也使他焦虑不安。 　　“谁喂它草料？谁给挤奶？” 　　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悲哀和疑惧的思绪中过去了，时间愈久，我们愈感到悲痛。 　　我还是试图安慰马西亚，对他说，他们会来提审我们的。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 　　“说实话。” 　　“那他们就会把你交到巴伯兰的手里了。就算只有巴伯兰妈妈一个人在家，人家也会去问她，看我们是否在撒谎，这样我们安排好的一次‘意外的高兴’就要落空了。” 　　我们的牢门终于在一阵可怕的生锈门轴的吱呀声中打开了，我们看见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先生走进来，他慈祥开朗的面孔顿时使我们产生了希望。 　　“喂，起来吧，坏蛋！”狱卒说，“好好回答治安法官的问题。” 　　“好，好，”治安法官示意狱卒，他要单独问我们，“我要先问问这一个，”他用手指了指我，“把另一个带走，看住他，我马上也要问他的。” 　　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提醒马西亚该怎样回答。 　　“治安法官先生，”我说，“他象我一样，会向您讲述真情，全部的真情。” 　　“那很好，很好。”法官迅速截住我的话，似乎不想让我再说下去。 　　马西亚出去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人指控你们偷了一头奶牛。”治安法官对我说，他的两道目光盯着我。 　　我回答他，我们是在于塞尔集市上买的奶牛，并且说出了兽医的名字。他在这笔买卖中为我们出过主意。 　　“这需要核实。” 　　“我希望这样，一核实就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买一头奶牛呢？” 　　“我们要把奶牛带往夏凡侬，奉赠给奶我的养母，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也作为我爱她的一种表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巴伯兰妈妈。” 　　“是不是前几年在巴黎受伤致残的泥瓦匠的妻子？” 　　“是的，治安法官先生。” 　　“这也要进行核实。” 　　对于这句话，我没有象说到于塞尔兽医时那样爽快地请他去查问。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治安法官步步紧逼地向我追问起来。我解释说，我们打算要巴伯兰妈妈获得一次“意外的高兴”，如果他去巴伯兰妈妈那儿打听，那么我们的这一番心思就会落空。 　　在窘迫之中，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既然法官先生认识巴伯兰妈妈，还要从她那里知道我叙述的真假，这就证明巴伯兰妈妈一直活着。 　　我马上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高兴，从法官向我提的问题中得知，巴伯兰前一阵又到巴黎去了。 　　这使我异常高兴，以致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词句，好让法官相信，兽医的证词足以证明我们的奶牛不是偷来的。 　　“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 　　“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 　　我沉思了很久，治安法官先生终于和马西亚一道回来了。 　　“我要派人去于塞尔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证词和调查都能证实你们的陈述，明天就释放你们。” 　　“那我们的奶牛呢？”马西亚问。 　　“奶牛也还给你们。”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西亚争辩说，“我是问谁喂它吃草，谁给它挤奶。” 　　“放心吧，小家伙。” 　　马西亚也放心了。 　　“要是有人挤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奶？”他笑着问，“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很好的晚餐了。” 　　治安法官一走，我立即告诉马西亚两大喜讯，简直忘记了我们是在监狱里。第一条是巴伯兰妈妈还活着，另一条是巴伯兰在巴黎。 　　“王子的奶牛就将凯旋般地进村了。”马西亚说。 　　马西亚高兴得又跳又唱，我拉着他的手，也被他的高兴感染了。一直忧愁不安地待在角落里的卡比，这时也挤到了我们的中间，用它的两条后腿直立了起来。于是，我们旁若无人地跳起舞来，大跳特跳，以致惊骇不己的狱卒——多半是为了他的洋葱头吧——不得不跑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在造反。 　　他喝令我们安静下来，但说话不象和治安法官一起进来时那样凶狠了。 　　这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处境并不坏，而且我们很快就得到证实，我们并没有弄错。他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满满一罐牛奶，还有一大块白面包和冷牛肉，说是治安法官先生让送来的。 　　监狱的犯人从未享受过如此优厚的待遇。我们吃着小牛肉，喝着牛奶，我改变了对监狱的看法，认为它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 　　马西亚也有这样的感觉。 　　“白吃白住，”他笑着说，“真是交上好运了。” 　　我想吓唬吓唬他。 　　“如果兽医突然死了，”我对他说，“谁来为我们作证呢？” 　　“只有在遭到不幸的时候才会这么想，”他毫不生气地说，“现在可不是这种时候。” 第九章　巴伯兰妈妈 　　在监狱的行军床上过上一夜是不坏的，比起在星空下露宿要好受多了。 　　“我梦见奶牛进来了。”马西亚对我说。 　　“我也梦见了。” 　　早上八点钟，牢门开了。我们看见治安法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我们的朋友兽医，他要亲自来看着我们得到释放。 　　说到治安法官，他对他的两个无辜囚犯的关切，不仅表现在昨天晚上给我们提供了一顿晚餐，现在他又交给我一张漂亮的贴上印花的文件。 　　“你们在大路上这样流浪，真是疯了，”他友好地对我说，“我从镇长那里给你们弄了一张通行证，从此你们就有了保护了。孩子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法官和我们握了握手，兽医拥抱了我们。 　　我们那样倒霉地进入这个镇子，离开的时候却趾高气扬，得意洋洋地牵着我们的奶牛，把头抬得高高地走着；我们只转过半个头去，从肩膀上斜眼看了看那些站在家门口的、也正用眼睛瞧着我们的乡下人。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马西亚说，“宪兵抓我们的时候满以为有理，现在却没在这儿看着我们这样离去。” 　　“宪兵是错了，但我们也错了，认为倒了霉便再也别指望有好日子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倒霉。当你口袋里还有五个法郎的时候，你就算不上倒霉。” 　　“你昨天还可以这么说，今天就不该这样说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不是吗？” 　　我们可算是吸取了教训，不敢再松开牛缰绳了。我们奶牛的脾气确实是温顺的，但容易受惊。 　　我们马不停蹄地总算赶到了我和维泰利斯过夜的那个村子。现在，只要再穿过一大片荒野，就可以到达通往夏凡侬的山坡。 　　我们在这个村子的街道上走着，正好走到了泽比诺偷面包的那家小铺的门前，我头脑里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应该马上让马西亚也知道。 　　“你知道，我是答应过你要在巴伯兰妈妈家吃油煎鸡蛋薄饼的，要烙薄饼，就得有奶油、鸡蛋和面粉。” 　　“那一定好吃极了。” 　　“我相信肯定是好吃的，把薄饼卷起来。满满地塞上一嘴巴，那还能不好吃？你等着吧。但是巴伯兰妈妈家可能既没有奶油，又没有面粉，因为她穷。我们是否给带些去呢？” 　　“这个想法太妙了。” 　　“那么你牵着奶牛吧，千万别松开绳子。我到这家食品杂货店去买点奶油和面粉。至于鸡蛋嘛，现在我们带上，路上会打碎的。如果巴伯兰妈妈没有，她可以去借。” 　　我走进泽比诺偷过面包的食品杂货店，买了一磅奶油和两磅面粉，然后继续赶路。 　　我本来不愿意催赶我们的奶牛，但我是那样急着要尽快赶到夏凡侬，所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子。 　　还有十公里，还有八公里、六公里。说也奇怪．我愈走近巴伯兰妈妈的家，我仿佛觉得这路程比我离开她的那天更长了。我记得那天天上还掉着阴冷的雨点。 　　我非常激动，心里焦躁不安，时时刻刻在看我的表。 　　“一个很美的地方，是吗？”我对马西亚说。 　　“眼前光秃秃的一片，怎么看不见树林呢？” 　　“等你走下通往夏凡侬的山坡，就会看见树林了。还是很大的树林，有大橡树，大栗树。” 　　“有栗子吧。” 　　“当然啰！在巴伯兰妈妈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曲里拐弯的梨树，可以当马骑。树上的梨子有这么大，真是好极了，你等着吧！” 　　在我对马西亚描述每件事的时候，总爱用这句老调：“你等着吧！”我真心实意地认为我将把马西亚带到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对我来说，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就在这个地方，我那婴儿的眼睛第一次看见了人世；就在这个地方，我对生命有了感觉；就在这个地方，我曾经是那样的幸福；就在这个地方，我享受过爱。我的这些生命中最早的欢乐的印象，在我回忆自己流浪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痛苦时，它们便变得更加生动鲜明；现在，随着我渐渐走近自己度过欢乐童年的村子时，它们蜂拥而来，又出现在我眼前，象波涛般在我的心中和脑海里翻涌。这里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美好的，这里的空气中也仿佛有着使我陶醉的芳香。 　　这种醉人的回忆，也感染了马西亚，他也好象回到了出生的故乡。唉！对他来说，这还只能是想象和期望。 　　“如果你来卢卡，”他说，“我也会给你看许多漂亮的东西，你等着吧！” 　　“等我们看望过艾蒂奈特、丽丝和邦雅曼以后，当然要去卢卡。” 　　“那你很愿意去卢卡啰？” 　　“你和我一起来巴伯兰妈妈家，我当然要和你一道去看你妈妈和小妹妹克里斯蒂娜；如果她还是小姑娘的话，我还要把她抱在手里哩！她也是我的妹妹嘛。” 　　“喔，雷米！” 　　他是那样的感动，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就这样，我们一路说着话，大步不停地走着，一直走到了山顶。从山坡往下走，是一些弯弯曲曲的山坡小路，它们经过巴伯兰妈妈的房子，通向夏凡侬。 　　又走了几步，我们便到了当年我要求维泰利斯让我坐在护墙上再看一眼我当时认为再也不能重见的巴伯兰妈妈家的那个地方。 　　“把牛缰绳拿着。”我对马西亚说。 　　我一步跳上护墙。我们的山谷一点儿也没变，依然是原来的样子。在两个树丛之间，我看见了巴伯兰妈妈家的屋顶。 　　“你怎么啦？”马西亚问。 　　“在那儿，那儿！” 　　他来到我跟前，但没有跳上护墙，因为我们的奶牛正在吃草。 　　“顺着我的手看，”我对他说，“那便是巴伯兰妈妈的房子。那是我的梨树，这边是我的菜园。” 　　马西亚可不象我那样带着回忆的心情去观看，所以没有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说。 　　这时，一缕黄色的炊烟从烟囱上冉冉升起，由于没有风，这炊烟沿着山腰笔直地飘向天空。 　　“巴伯兰妈妈在家。”我说。 　　一阵微风刮进树林，使烟柱摇晃起来。风把炊烟刮到我们脸上，我问到一股橡树叶的香味。 　　忽然，我觉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从护墙上跳了下来，拥抱马西亚。卡比也向我奔过来，我把它也抱在怀里。 　　“快下山吧！”我说。 　　“要是巴伯兰妈妈在家，我们怎样安排那个意外的礼物呢？”马西亚问。 　　“你先一个人进去，就说奉了王子的命令给她送来一头奶牛。她要问你是哪里的王子，我就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多么遗憾，我们不能奏着音乐进去，要那样才好呢！” 　　“马西亚，别干蠢事了。” 　　“放心吧，我不想再冒犯它了。不过，这家伙要是喜欢音乐的话，这时候奏军乐倒是合适极了。” 　　我们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那正好是在巴伯兰妈妈房子的上头，看见院子里有一顶白色软帽在动，这就是巴伯兰妈妈，她推开院子的篱笆门上路了，朝林子的方向走去。 　　我们停了下来，我把巴伯兰妈妈的背影指给马西亚看。 　　“她走了，”他说，“我们那件意外的礼物该怎样送去呢？” 　　“再想另外的法子。” 　　“什么法子？” 　　“我也不知道。” 　　“你喊她一声不行吗？” 　　我真想喊她，可是忍住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想着如何使她惊喜一场，因此，我不能一下子就放弃这种打算。 　　我们很快来到我旧居的篱笆前，我们象我以往一样地走了进去。 　　我很清楚巴伯兰妈妈的习惯．她出门一般是不锁门的，这扇门也只有从里面插上门闩后才能关死，所以我们可以进屋，但先要把奶牛拴在牛栏里。我于是去看看牛栏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发现还是老样子，只是堆了柴草。我叫来马西亚，先把奶牛拴在食槽前面，就赶忙动手把柴草堆放到一个角落里，这事用不了多少时间，因为巴伯兰妈妈储存的柴草不多。 　　“现在我们进屋去吧。”我对马西亚说，“我坐在火炉的旁边，要使巴伯兰妈妈一眼就能看见我。她推开篱笆门进来的时候会发出响声，你和卡比还来得及躲到床后去，她只看见我一个人，你看这不就使她又惊又喜了吗！” 　　事情就这样安排定了。我们进了屋，我坐在壁炉边，在那里我曾度过无数个冬天的夜晚。因为在来到这里以前，我不能剪掉头上的长头发，我现在只好把头发藏在衣领里，然后就缩成一团，尽可能装得象从前的雷米，巴伯兰妈妈的小雷米。 　　我可以从自己的位置看着篱笆门，用不着担心巴伯兰妈妈会从我们背后突然进来。 　　这样安顿好之后，我就可以看一看我的周围了。我似乎觉得只是昨天才离开这间屋子的，一切都没有变，所有的家什都在原来的位置，被我打破的窗玻璃仍然用纸糊着，尽管那纸被烟熏得都发黄了，但还是没有更换。 　　如果我可以离开我的位置，那我是会走到每件家什跟前去仔细看看的，可是巴伯兰妈妈可能会随时出现。我必须待在那里盯住屋子外面的篱笆门。 　　突然，我看见了一顶白色软帽。就在同时，篱笆门吱呀地响了一声。 　　“快躲好！”我对马西亚说。 　　我自己也缩得愈来愈小。 　　门开了，巴伯兰妈妈在门坎前看见了我。 　　“谁在那儿呀？”她问。 　　我没有回答，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她的双手突然颤抖了起来。 　　“天主啊，”她喃喃地说，“天主啊，这怎么可能呢？雷米！” 　　我站起来，向她奔过去，紧紧地搂住了她。 　　“妈妈！” 　　“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 　　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我们才各自擦干了眼睛，大家平静了下来。 　　“真的，”她说，“要不是成天想着你，我怕会认不出你了，你变了，长高了，也壮实了！” 　　一声憋住了的、低低的鼻息声使我想起马西亚还在床背后，我叫了他一声，他站了起来。 　　“他叫马西亚，我的兄弟！”我介绍说。 　　“喔！那么你找到你的父母了！”巴伯兰妈妈叫了起来。 　　“不，我是想说，他是我的伙伴，我的朋友。这是卡比，它也是我的伙伴和朋友。卡比，快向你师傅的妈妈敬礼！” 　　卡地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一只前爪放在胸口。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逗引得巴伯兰妈妈开心地笑了起来，她眼睛里的眼泪也就不见了。 　　马西亚和我不一样，没有使他激动得连什么都忘了的原因，因此向我递了个眼色，提醒我那件意外的礼物。 　　“如果你愿意，”我对巴伯兰妈妈说，“我们去院子里待一会儿吧，我想看看我常常给马西亚说起的那棵驼背的梨树。” 　　“我们还可以去看看你的菜园，我把它照管得跟你原来布置的一样，好让你回来时能看到它没有变样。不管大家怎么说，我总相信你会再回来的。” 　　“我种的洋姜，你觉得好吃吗？” 　　“喔，是你！原来是你为我准备的！是你打算送给我的一件意外的礼物吧！我一直在寻思是怎么回事，你这孩子总爱搞这些名堂。” 　　时机到了。 　　“自从可怜的露赛特离开以后，牛栏怎么样了？露赛特和我一样，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当然没什么变化，我只是在里面放了些柴草。” 　　我们正好来到牛栏前，巴伯兰妈妈推开了门，一眼就看见了我们的奶牛，它正在哞哞地叫。它饿了，还以为有人给它送饲料来了呢！ 　　“一头奶牛，一头奶牛在牛栏里！”巴伯兰妈妈叫了起来。 　　我和马西亚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笑了起来。 　　巴伯兰妈妈惊讶地看着我们，一头奶牛拴在牛栏里，这真是一件难以相信的事。尽管我们在笑，她还是弄不明白。 　　“这是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我说，“是我们特意送给你的，这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不是比洋姜更有用吗？” 　　“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她重复着，“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我不愿意两手空空回到妈妈身边来，她对她的小雷米，一个弃儿，是那样的慈爱。我想找一件最有用的东西送给她，于是我想到了买头奶牛来补露赛特的缺，我和马西亚用我们自己挣的钱，在于塞尔的集市上买了这头奶牛。” 　　“啊！好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巴伯兰妈妈喊着，紧紧地搂着我。 　　接着，我们走进牛栏，以便让巴伯兰妈妈仔仔细细地看看我们的奶牛——现在已经是她自己的奶牛了。她在牛身上一处一处地看去，每看一次，总要发出一阵满意的赞赏： 　　“多么漂亮的奶牛！” 　　她突然停下来，注视着我。 　　“啊，是这样！那你已经发财了？” 　　“我想是的，”马西亚笑着说，“我们还有五十八个苏哩！” 　　巴伯兰妈妈重复着她已经说过好几遍的那句话，但这次声音里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们真是好孩子！” 　　“你们”，这就同时也包括了马西亚，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她把我和马西亚两人都放进她心里了。 　　这时，奶牛还在哞哞地叫。 　　“它是叫我们挤奶呢！”马西亚说。 　　我跑进屋去找那只擦得锃亮的白铁桶，以前露赛特的奶就是挤在这只桶里的。很久以来，尽管巴伯兰妈妈的牛栏里再也没有奶牛了，我发现这只桶还挂在原来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我打了满满一桶清水，用来洗牛的奶子，那上面已经沾满了尘土。 　　当她看见挤了大半桶冒着白沫的鲜牛奶时，巴伯兰妈妈神采焕发，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 　　“我相信它比露赛特出奶要多。”她说。 　　“多好的奶啊，”马西亚说，“还有橙花精露酒的香味哩！” 　　巴伯兰妈妈好奇地看着马西亚，显然在问橙花精露酒香味是怎么回事。 　　“这是病人在医院喝的一种有橙子香味的露酒。”从来也不肯把自己的见识憋在肚子里不讲的马西亚说。 　　挤完了奶之后，我们把奶牛赶到院里去，让它吃草，我们自己就走进屋子，在我进屋找桶的时候，我已经把奶油和面粉摆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了。 　　巴伯兰妈妈看见这些新的意外礼物，自然又激动不已地赞叹起来，但我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对她实说： 　　“这些东西既是为你、但也是为我们自己带来的；我们都快饿死了，真想吃奶油鸡蛋煎饼。你还记得吗？我在这里过最后一个狂欢节时，我们吃煎饼的事是怎样被打断的？你借来的用来煎饼的奶油又是怎样被放进锅里烩了洋葱头的？这次再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你知道巴伯兰去巴黎了？”巴伯兰妈妈问。 　　“知道。” 　　“那你也知道他去巴黎要干什么了？” 　　“不知道。” 　　“是为了一件与你的利益有关的事。” 　　“为了我？”我吓坏了。 　　巴伯兰妈妈看了马西亚一眼，没有回答我，她好象不愿意当着马西亚的面说。 　　“暧，你可以当着马西亚讲。”我说，“我对你说过，他就是我的兄弟，一切与我有关的事，同样与他有关。” 　　“这话说来长着呢！”她说。 　　我已看出她有些吞吞吐吐，看来还是不要当着马西亚的面硬逼她好，因为如果遭到她的拒绝，我怕这会使马西亚难过。因此，我决定先不忙，等一回儿再把巴伯兰去巴黎的事搞清楚。 　　“巴伯兰不久就该回来吗？”我问。 　　“啊！不，当然不。” 　　“那就不用着急了，我们做煎饼吧。巴伯兰去巴黎，这件事同我有什么关系，你以后告诉我好了。既然用不着害怕他会回来在我们锅里烩洋葱头，我们就有的是时间。你有鸡蛋吗？” 　　“没有，我已经不养母鸡了。” 　　“我们没有带鸡蛋来，怕在路上碎了。你不能去借几个来吗？” 　　她好象有点为难，我明白，也许她过去借得太多，现在不好意思再去借了。 　　“最好我自己去买，”我说，“你先用奶合面吧。在索盖家家能找到鸡蛋，是吗？我这就去。叫马西亚给你劈木柴，他很会劈。” 　　在索盖家，我不仅买了一打鸡蛋，还买了一小块肥肉。 　　我回来的时候，面粉已经用牛奶和好，只要把鸡蛋打进去就行了。说实在的，我怕我们没有时间等这盆面糊发起来了，我们实在太饿了，即使煎饼硬一点儿，我们的胃根结实，也不会抱怨的。 　　“唉，你呀！”巴伯兰妈妈说，她使劲搅拌着面糊，“既然你是一个好孩子，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写信？你知道，我常常以为你已经死了。我想，要是雷米还活在人世，他是一定会给他的巴伯兰妈妈写信的。” 　　“这个巴伯兰妈妈，她不是一个人；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巴伯兰爸爸而且他还是这个家里的主人，那天不正是他用四十法郎把我卖给一个老乐师的吗？” 　　“不应该说这些，我的小雷米。” 　　“我不是抱怨，我是向你解释我不敢给你写信的原因，我害怕人家发现我在那里后又要把我卖掉，我不愿意再被卖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失去了我那可怜的老师傅以后，一直没有给你写信的原因。啊，我那个老师傅吗？他可真是个好人。” 　　“啊，老乐师他死了吗？” 　　“死了。我哭了他很久！我今天能懂得一些事理，能自己谋生，全亏了他。在他以后，我又碰到一些好人，他们也收容了我，我在他们家里干活。但是，如果我写信告诉你，说我是格拉西地方的一个花农，那个人不是又要来找我、或者向这些好人要钱了吗？这两样，哪一样我都不愿意看到它发生。” 　　“哦，我明白了。” 　　“我不敢给你写信，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念你；当我遭到不幸的时候，唉，你知道吗，我曾经遭到过几次多么可怕的不幸，我就呼唤巴伯兰妈妈来救我。现在我总算盼到了这样的一天，我能自己做主了，我就回来拥抱你。我没有马上回来，这倒是真的，因为人总是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而且我有一个想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我要送一头奶牛给你，必须先挣下足够的钱，钱又不能一下子成百上千地掉进我的口袋，我们要沿途卖艺，演奏快乐和悲伤的曲子，还要赶路，满身大汗，经受痛苦，忍饥挨饿！但吃苦愈多，就能得到愈多的快乐，难道不是这样吗，马西亚？” 　　“我们每天晚上都数钱，不仅看白天挣了多少，还要看已经积攒了多少，看它是不是在增加。” 　　“啊！你们真是好孩子，好小伙子！” 　　当巴伯兰妈妈搅拌着面糊准备做煎饼，马西亚劈着木柴的时候，我一面说着话，一面把盘子、叉子和杯子都拿到桌子上摆好，然后到水泉边去打了一罐水。 　　我打水回来，面盆里已经满满地盛着淡黄色的面糊，巴伯兰妈妈正用一把干草使劲地擦着煎锅；壁炉里燃烧着明亮的旺火，马西亚正往里面一根根地添着树枝；卡比用屁股蹲坐在壁炉的旁边，它的深受感动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全部准备工作。它大概被烤得太热了，不时抬起这个爪子或那个爪子，嘴里发出轻轻的咕噜声。强烈的火光，把屋子最黑暗的角落都照亮了，人影在印花布床帏上晃动，这正是我童年时候，在月色明亮的晚上醒来时，常常使我害怕的东西。 　　巴伯兰妈妈把煎锅坐在火上，用刀尖挑一小块黄油让它滑进锅里，黄油立刻融化了。 　　“味儿真香！”马西亚叫了起来，他凑过去把鼻子放在炉火上面，一点也不怕会被烧着。 　　黄油发出吱吱的响声。 　　“它在唱歌呢，”马西亚喊道，“啊！我该给它伴奏。” 　　在马西亚看来，音乐会使一切变得更美好。他拿起提琴，悄悄地、温和地拨着琴上的和弦，为这前锅的歌声伴奏，这使得巴伯兰妈妈出声地笑了起来。 　　但是，这是一个如此严肃的时刻，以致只顾寻开心是很不合时宜的，巴伯兰妈妈不再同我们说话，专注地拿起一把大勺放进面盆，掏起一勺面糊，面糊顿时成了一条乳状的长线向着煎锅淌去，黄油碰上这白色的“洪流”便向后退却，在它的四周镶了一圈橙黄色的流苏。 　　我也向前倾着身子去看，巴伯兰妈妈先在锅柄上一敲，接着用手一使劲，煎饼就跳了起来，这使马西亚吓了一跳。不过害怕是多余的，煎饼只是上下翻了个跟斗，它重新落进锅里，露出了焦黄油亮的一面。 　　我刚拿起盘子，煎饼便滑到了盘子里。 　　第一张饼是给马西亚的，煎饼烫了他的手指、嘴唇、舌头和喉咙。可是，这有什么要紧？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啊，真香！”他满满地塞了一嘴说。 　　这回该轮到我把自己的盘子递过去和挨烫了，但和马西亚一样，再烫我也不怕。 　　第三张饼也煎黄了，马西亚伸过手去，但卡比发出可怕的尖叫声，表示该轮到它了。因为这是很公道的，马西亚就把饼让给了它，这使巴伯兰妈妈大为恼火，一来是出于乡下人对畜生的冷漠无情，二来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竟然给一条狗吃“天主安排的饭食”。为了使巴伯兰妈妈平静下来。我给她作解释，说卡比是一条了不起的、全能的狗，它也为买奶牛挣了一份钱；再说，它也是我们的伙伴，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也应该和我们吃得一样。她终于明白了，原来卡比是包括在“我们”中间的，既然她说过，在我们未填饱肚子以前，她自己决不碰一下煎饼，那她就没有理由再生气了。 　　要吃饱，尤其是要解馋，须得很长时间，但我们两个人都对她说，如果巴伯兰妈妈不尝几张饼，我们连一张也不吃了。 　　这样一来，就轮到我们亲自动手为巴伯兰妈妈煎饼了。我先做，然后是马西亚。把黄油放进锅里，把面糊倒进锅里，这都不难。但我们没有让饼从锅里跳起来的手艺，我把一张饼抛进炉灰里了，马西亚呢，让饼落在手上着实烫了他一下。 　　马西亚发现，巴伯兰妈妈不愿当着他的面讲那件与我有着利害关系的事情，所以他等到面盆里的面糊一空，便借口要到院子里去看看奶牛，不等我们开口，便让我和巴伯兰妈妈两个人单独留在屋子里。 　　老实说，我一直等着这个时候，心里不是不着急，而是在这以前，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做着煎饼；做煎饼的时候，是不能因为自己有着心事而一心二用的。 　　我总觉得，巴伯兰是在巴黎找维泰利斯要他支付我的租期到期后的续租租金。要是这样，我倒不怕，死去的维泰利斯是不会付钱的，巴伯兰也不可能伸手向我要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他不向我要钱而要我这个人呢？只要落到他手里，只要有人付给他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他就可以把我随便卖到什么地方、随便卖给谁，这可就同我有关系了，而且关系极大，因为我老早就下了决心，在重新掉进可怕的巴伯兰的掌心之前，我要不顾一切地用各种办法去躲开这个厄运，万不得已，我可以离开法国，和马西亚一道去意大利，去美国，甚至逃到天涯海角。 　　冷静地考虑过以后，我暗自决定，在同巴伯兰妈妈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应当非常审慎，这并不是我有意不信任她，啊，这个好女人，我知道她是多么地疼爱我，待我是多么地真心诚意，但我看到过她在丈夫面前怕得发抖的样子。如果我讲得太多，她可能在无意中把我说的重复给巴伯兰听，这就给他提供了找到我的法子，就是说重新把我抓到他的手里。我须得严密提防，至少不要在我自己身上出漏子。 　　马西亚出去后，我就问巴伯兰妈妈。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愿意告诉我吗，巴伯兰去巴黎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还用说吗，我的孩子，太愿意了。” 　　太愿意了！我感到有些惊奇。 　　在继续说下去以前，巴伯兰妈妈往门口的方向瞅了瞅。 　　直到放心了，她才又来到我跟前，压低了嗓子满脸笑容地对我说： 　　“好象你家里在找你。” 　　“我的家！” 　　“对，你的家，我的雷米。” 　　“我还有个家，我？我能有一个家吗？巴伯兰妈妈，我，一个弃儿！” 　　“人家现在正在找你，你应该相信，他们当初并不是自己情愿把你扔掉的。” 　　“谁在找我？啊！巴伯兰妈妈，说吧，快点说吧，我求求你！” 　　突然，我好象发了疯一样地喊了起来： 　　“不，这不可能，是巴伯兰在找我。” 　　“不错，是巴伯兰在找你，但他在替你的家找你。” 　　“不，是为他自己，为了再抓到我，再卖掉我，但他是抓不到我的。” 　　“啊！我的雷米，你想，我怎么会容忍他这样做呢？” 　　“你上当了，巴伯兰妈妈。” 　　“你瞧，我的孩子，你应该懂事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嘛，你一点也用不着害怕。” 　　“我什么都没有忘记。” 　　“听着，我要说的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你总该相信了，是吗？噢，到下个星期一刚好是一个月，那天，我正在面包房干活，一个男人，应该说是一位先生，走进我们家，巴伯兰这时刚好在屋里。‘您就叫巴伯兰吗？’这位先生问，听他口音不象本地人。‘对，就是我。’热罗姆回答说。‘是您在巴黎的勃勒得依大街捡到过一个孩子，又是您把他养大的，是吗？’‘是的。’‘请您告诉我，这孩子现在在哪里？’‘要您插进手来干什么？’热罗姆反问他。” 　　假如巴伯兰妈妈是在骗我，或者她自己受了巴伯兰的骗，那她转述的巴伯兰的回答就应该是具有善意的，但我听得出来，她丝毫也没有替巴伯兰说好话，她讲的确实是她听到的。 　　“你知道。”她继续说，“在面包房里听得见这间屋子里在说些什么；再说，他们谈到的是你，我就有意要仔细听一听，为了这个缘故，我想走得更靠近点；糟糕，一不小心，我踩断了一根枯树枝。‘啊，看来这里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啰？’那位先生问。‘那是我的女人。’热罗姆回答。‘这里太热，’那位先生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出去谈谈好吗？’他们两人出去了。大约过了三、四个钟头，回来的只有热罗姆一个人。你想我是多么好奇，多么想知道热罗姆和这位先生谈了些什么，他也许还是你的父亲呢。但不管我问什么，热罗姆总是一句也不回答，他只让我知道，这位先生不是你的父亲，他只是受了你家庭的委托，在到处调查、寻找你。” 　　“那我的家在哪儿？这个家又是什么样子？我有父亲和母亲吗？” 　　“我跟你一样，也这样问热罗姆，他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又说要去巴黎寻找那位把你租去的乐师，说这位乐师给过他一个在巴黎卢尔辛街上的地址，是一个叫做伽罗福里的乐师的地址。我把这些名字都记得很清楚，你自己也记一记。” 　　“我认识他们，放心好了。巴伯兰走了以后，他没有再让你知道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他可能还在找。那位先生给了他一百法郎，那是五个金路易。打那以后，他说不定还另外给过他钱。这一切，加上我们把你抱来时候包着你的那些漂亮的襁褓，都证明你的父母是富有的。刚才我看到你坐在壁炉的角落里的时候，还以为你已经找到了父母，所以我把你的伙伴当成了你的亲兄弟了。” 　　这时候，马西亚从门口经过，我叫住了他。 　　“马西亚，我的父母在找我，我有家了，一个真正的家。” 　　很奇怪，马西亚没有象我那样高兴和激动。 　　我将巴伯兰妈妈刚才讲给我听的，一一向他叙述了一遍。 第十章　新旧家庭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然而我因为能睡在我做孩子时睡的床上而感到多么高兴；在这张床上，我曾经度过了多少个美好的夜晚！那时，我钻在被窝里，被子一直捂到下巴，夜间从来没有醒过；啊，同样也还有多少个黑夜，我露宿在星空下（唉，星光并非总是灿烂的！），在寒霜朝露直刺肌骨时，我是多么怀念这暖和的被褥啊！ 　　刚上床的时候，由于白天和在狱中熬过的那个夜晚实在太劳累，我一躺下就睡着了，但很快又在睡梦中惊醒，我有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家，我激动，我兴奋至极，再也无法入眠。 　　我的家！ 　　我朦胧地入睡时，想到的正是这个家；我梦见了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和这些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起生活了大概有几分钟光景。奇怪的是，马西亚、丽丝、巴伯兰妈妈、米利根夫人和阿瑟都同我成了一家人。维泰利斯成了我的父亲，他复活了，还很有钱。在我们离别期间，他找回了泽比诺和道勒斯，它们没有被狼吃掉。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在梦中出现这么多的幻觉，只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他目睹了已经逝去的全部岁月，他跑遍了千山万水无法估量的路程。谁都知道，梦中体验到的感觉，在醒来的时候，是会继续存在的，既强烈又难消除。 　　才醒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依旧是和梦幻中的人物在一起，好象和他们共度了一个夜晚一样。这样，我自然再也睡不着了。 　　幻觉逐渐消失了，眼前应该想到现实，于是我更加清醒了。 　　家里的人在找我，可是我要找到家里的人，唯一的办法，是先去找巴伯兰，而且将是我自己去找他。 　　一想到这里，我就转喜为忧。我不愿意让巴伯兰插手进来。他对维泰利斯说的活，言犹在耳，我还能背诵，“抚养这个孩子的人是有利可图的。” 　　巴伯兰并非出于怜悯才把我从街上抱回去加以抚养的，那完全是由于我当时被裹在一个漂亮的襁褓里，使他认为总有一天在把我交还给我的父母时他会捞到一笔好处，当这一天没有象他巴望的那么快就来到时，他把我卖给了维泰利斯。现在他又快要把我卖给我的父亲了。 　　丈夫和妻子之间竟有着这么大的差别，巴伯兰妈妈，她可不是为了金钱而疼我的。啊，我真想找到一个让巴伯兰妈妈而不是巴伯兰受益的办法！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白白地苦思了很久，什么法子也没有找到，因为倒头来总还是那个使我不甘心但又一筹莫展的想法，巴伯兰将带着我去见父母，他们向谁道谢呢？向他。他们给谁酬金呢？给他。 　　既然事情只能这样办，别的做法明摆着都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等到以后我有了钱的时候自己来算这笔帐了。这丈夫和妻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心里最有数，我将来要让大家看到这种区别，我要亲自向巴伯兰妈妈道谢，亲自报答她。 　　但在目前，我只能考虑巴伯兰，也就是说，应该去找他，并且非把他找到不可。巴伯兰不属于每走一步都要告诉妻子、让她在需要的时候同他联系的那种丈夫。巴伯兰妈妈知道丈夫在巴黎，但只知道这一点。从动身那天起，巴伯兰没有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托回家的同乡或泥瓦匠捎过半点消息回来。 　　巴伯兰在什么地方？住在哪里？巴伯兰妈妈不清楚，让她给他发封信去，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可以到摩弗达区那两三家小客栈去找一找，巴伯兰妈妈知道客栈老板的姓名，我们准保能在这一家或那一家找到他。 　　因此，我必须动身去巴黎，亲自去找那个找我的人。 　　有一个家庭，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意想不到的大喜事。然而在这个不期而来的欢乐里，也搀和着烦恼，甚至使人抑郁不欢。 　　我原先希望我们可以在巴伯兰妈妈身边幸福地过上几天宁静的日子，与马西亚玩玩我从前的游戏。现在可好，明天就得启程。 　　我本来打算，离开巴伯兰妈妈家之后，先去埃斯南德海边，看望艾蒂奈特。现在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无法拥抱对我如此亲切、如此热忱的可怜的艾蒂奈特了。 　　见了艾蒂奈特之后，我本该去涅夫勒省的德勒齐看望丽丝，把哥哥姐姐们的消息告诉她。现在，我也不得不放弃同她的重逢就象不去看望艾蒂奈特一样。 　　这些想法几乎整夜都在我脑海中翻腾着，我一会儿对自己说，我不应当丢下艾蒂奈特和丽丝不管，一会儿又相反，我说我应当赶紧到巴黎去寻找我的家。 　　最后，我没有拿定任何主意就睡着了。这一夜，我原先以为是最美好的一夜，而现在却成了我难忘的最不愉快、最烦恼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巴伯兰妈妈、马西亚和我，我们三个人围着火炉进行商量。明亮的火焰上煮着我们的奶牛生产的牛奶。 　　我该怎么办呢？ 　　我把我夜间的忧虑和犹豫不决的事都讲了出来。 　　“该立即去巴黎，”巴伯兰妈妈说，“你父母在找你。越快越好，好让他们放心。” 　　她表示这一意见时讲了很多的理由。她越是解释，我越是觉得这些理由一个比一个更有道理。 　　“那我们就去巴黎，”我说，“决定了。” 　　恰恰相反，马西亚对这种决定并不赞同。 　　“你认为我们不该去巴黎，”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象巴伯兰妈妈那样说出道理来呢？” 　　他摇摇头。 　　“你瞧着我这样为难，还不快帮我出个主意。” 　　“我认为，”他终于开口了，“有了新的，不该忘记老的。到今天为止，你的家，应该是丽丝、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他们曾经是你的兄弟和姐妹，他们都爱你。可是，你看，现在，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你还不认识的家，它除了把你扔在街上外，并没有为你做过什么好事，可是你，一下子为了这个对你不好的家，却抛弃了那个对你这么好的家，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公道的。” 　　“不应该说是雷米的爸爸妈妈把他遗弃的，”巴伯兰妈妈插话说，“可能是坏人偷走了孩子，雷米的爸爸妈妈恐怕一直都在为他伤心流泪，在等待，在寻找呢。” 　　“这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阿根老爹在他的门口救了快断气的雷米。他把雷米当作自己的亲儿子来照料，亚历克西、邦雅曼、艾蒂奈特和丽丝一直把他当作亲兄弟一样来疼爱，我认为：最起码的是，同那些有意或无意抛弃他的人一样，收留他的人也有权享有他的友情。阿根老爹和他的孩子对雷米的友情是自愿的，他们并不欠雷米什么帐。” 　　马西亚说这番话的时候，似乎在生我的气，他不看我，也不看巴伯兰妈妈，这使我心里难过。然而我并没有因受到谴责而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且我也和那些一时拿不定主意的人一样，谁最后发表意见，他就站到谁的一边。 　　“马西亚讲得有道理，”我说，“不过，我要先去巴黎而不马上就去看艾蒂奈特和丽丝的决定也不是轻易作出的。” 　　“那你父母呢！”巴伯兰妈妈的口气是坚持她原来的意见。 　　是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我想让双方都满意。 　　“我们不先去看艾蒂奈特，”我说，“因为兜的圈子太大了。再说，她会写会念，我们可以通过书信达到和她互通消息的目的。可是去巴黎之前，我们要顺道去德勒齐看看丽丝，这会耽误我们一点时间，那也算不了什么。丽丝不识字，不会写信，我这样决定，主要是为了她，我要向她谈谈亚历克西的情况，我将请艾蒂奈特把回信寄到德勒齐，我再把信的内容念给丽丝听。” 　　“好！”马西亚笑开了。 　　我们商定明天出发。我费了半天的功夫写了封长长的信给艾蒂奈特，向她解释我不能象原先打算的那样去看她的原因。 　　到了第二天，我又一次忍受了离别的痛苦。但是这和上一次跟着维泰利斯离开夏凡侬时不一样，我现在至少可以亲亲巴伯兰妈妈，并且答应她很快就同我的父母一道来看她；在离开她的前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们三个人曾一起商量过该送点什么东西给这个好妈妈，因为我不是快要成为一个富翁了吗？ 　　“我的小雷米，”她对我说，“任何东西都不及你买的那头奶牛好；用上你所有的财富，也不能使我得到比你在贫困时给过我的快乐更多的幸福了。” 　　我们也和可怜的小奶牛告别，马西亚吻它的鼻子足足有十多次之多，那牛似乎感到快慰，每次吻它时，它总伸出长长的舌头。 　　我们终于又走在大路上，背上背着小包儿，卡比走在我们前头。我们大步大步地走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因为想快点赶到巴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是不知不觉地把步子越迈越大。 　　马西亚跟着我赶了一段路程后对我说，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我们两个人就要精疲力竭连一步也走不动了。于是我放慢了脚步，但过不了多久，我的步子又快了起来。 　　“你真性急！”马西亚有点发愁了。 　　“对了，我总觉得你也应当着急点才好，我的家不也是你的家吗？” 　　他摇摇头。 　　看着他摇头，我心里感到难过和气愤，因为这已经有好多次了，只要谈起我的家，我发现他总是有这样的反应。 　　“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吗？” 　　“哦，在你和我两个人中间，这是当然的。我并不怀疑你，今天我是你的兄弟，明天仍将是你的兄弟。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我能感觉出来。” 　　“那么？” 　　“那么，如果你有兄弟，你为什么也要我成为他们的兄弟呢？为什么也要我成为你父母的儿子呢？” 　　“如果我们是在卢卡，我难道不能成为你妹妹克里斯蒂娜的哥哥吗？” 　　“哦，当然可以。” 　　“如果我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他们的兄弟呢？” 　　“这可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为什么不是？” 　　“我可从来没有叫人用漂亮的襁褓包起来过。”马西亚说。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 　　“有用，太有用了。你和我一样清楚，你要是到卢卡去——我看你现在是不会去的了，你定会受到穷哥儿们和我父母的接待。他们比你还要穷，没有什么可嫌弃你的。可是，要是真的象巴伯兰妈妈想的那样，漂亮的襁褓能说明一些真情，那你父母一定是富人，也许还是什么大人物也说不定，他们怎么可能接待一个象我这样的穷小子呢？！” 　　“我自己是什么人？不也是一个穷光蛋吗？” 　　“你现在是。可是，明天你就要成为阔少爷了。我可依然是穷小子一个。你父母会送你进学校，你会有老师，而我将只能独自走我的路，我会想着你的，希望你也能想着我。” 　　“啊，我亲爱的马西亚！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啊，我亲爱的朋友①，’我们快要分别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分享你的快乐的原因。从前我幻想着，甚至做过多少次美梦，以为我们可以和现在一样，永远在一起。哦，我说的永远在一起，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将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将一起努力奋斗，将一起成为真正的音乐家，在懂行的观众面前一起演奏，永远不分离！”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将来会这样的，我的小马西亚。我父母如果富裕，你也会富裕，正象我将富裕一样。如果他们送我进学校，你也和我一同去。我们不分开，永远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象你和我希望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向你保证，我的这个心愿和你一样强烈，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你的心情，我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以后你不可能象现在一样什么事都由你做主了。” 　　“哦，你听我说，如果我父母在找我，这证明他们关心我，对不对？他们爱我，或者将来会爱我。如果他们爱我，他们不会拒绝我提出的要求，我的要求是使那些在我孤独无援地活在世上的时候待我友好的、疼爱过我的人们幸福：巴伯兰妈妈，阿根老爹，哦，他将从监狱中救出来，还有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丽丝和你。我父母会把丽丝带在他们身边，教育她，治好地的病；他们会把我和你送进学校去，假如我也应当进学校的话。我父母若是真的有钱，事情就会这样安排。你现在明白了吧，如果他们有钱，我是真的感到高兴！” 　　“而我呢，他们如果是穷人，我才高兴呢！” 　　“你真傻。” 　　“也许真傻。” 　　马西亚不再多说，他呼唤卡比，因为这是我们该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了。他把狗抱在手里，象对一个听得懂他的话并能作出回答的人说话一样，他说： 　　“老朋友卡比，你也更希望雷米的父母是穷人，是不是？” 　　象往常一样，卡比一听见我的名字，它照例发出满意的叫声，把右爪摆在胸前。 　　“父母是穷人，我们三个将可以继续过自由的生活，高兴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们无忧无虑，只要使‘贵宾’们满意就行了。” 　　“汪！汪！” 　　“相反，跟着有钱的父母，卡比将被关在院子的狗笼里，很可能挂上链子，一条漂亮的钢链子，总之是条链子，狗是不该进入富人家里的。” 　　我真差不多要生气了，马西亚竟希望我父母是穷人，他也不愿和我共享由巴伯兰妈妈在我心中唤起的、我很快就全盘接受过来的那个美梦；可是另一方面，我终于满意地、也感激地看到并且懂得了他产生伤感的原因：这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友情和对离别的恐惧。因此，我对这种事实上是亲热和爱恋的流露不应该有丝毫怨恨情绪。他爱我，这个马西亚，他只想到我们的情谊，他不愿意我们分离。 　　假使我们用不着为每天的面包去挣钱，我是会不顾马西亚的劝告继续加快步伐的。然而我们必须在路旁的各个大村庄里进行表演。在我富有的父母还没有把他们的财产同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对于在各处碰巧能挣到的、来之不易的几个小小的苏是不该轻视的。 　　我们不得不走涅夫勒省的克勒兹这条路，这比我们原来想的多花了不少时间，也就是说，从夏凡侬到德勒齐，我们经过了奥布松、蒙吕松、摩伦和德西兹①。 　　 　　①　奥布松、蒙吕松、摩伦、德西兹均为法国中部城市。 　　除了每天要吃的面包外，我们还有着别的原因也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多挣点钱，因为我没有忘记巴伯兰妈妈对我说过的话，她那么肯定地认为“用上你所有的财富，也不能使我得到比你在贫困时给过我的快乐更多的幸福了。”我要让小丽丝也象巴伯兰妈妈一样感到幸福。当然，我将和丽丝分享我的财产，这是不容置疑的，至少在我这方面，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在目前，在我成为有钱人之前，我想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买一件礼物送给丽丝，这将是一个穷人送给她的一件礼物。 　　我在德西兹买了个洋娃娃，幸好价钱比一头奶牛便宜。 　　从德西兹到德勒齐的途中，除了夏蒂荣-昂 巴佐洼①外，都是些贫穷的村庄，那里的农民对街头卖艺的乐师是无动于衷的，他们认为犯不上为这些人打开自己的钱包，因此我们只好急速地往前赶路。 　　 　　①　夏蒂荣-昂 巴佐洼：涅夫勒省一个区的区政府所在地。 　　从夏蒂荣开始，我们沿着运河河岸行走。绿树成荫的两岸，静静的河水以及在马的拉纤下在水面上徐徐滑行的游艇，把我带到了曾经使我感到过幸福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与米里根夫人和阿瑟也是这样在运河上航行的。天鹅号现在在哪里？每当我们穿过或者沿着运河前进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向别人打听，问他们是否看见有一艘游艇驶过，这艘船有着游廊，布置豪华，它是容易辨认的。也许米利根夫人带着病愈后的阿瑟回到英国去了。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合乎情理的猜想。但是，当我沿着尼维尔奈运河的河岸行进并从远处发现有一艘由马拉着的船只时，我总还是要情不自禁地问问自己：向我们迎面驶过来的是不是就是天鹅号？ 　　现在已到了秋天，白天的行程要比夏天的短，我们总是想办法尽可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投宿地。然而，尽管我们加快了脚步，特别是最后一段路，我们到达目的地德勒齐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 　　要到丽丝姑妈家里去，我们只要沿着运河走就行了。卡德琳娜姑妈的丈夫是船闸管理人，他看守闸门，住在船闸弯的一间小屋里，这就节省了我们不少时间，我们很快找到了这所房子，它在村庄的边缘上，坐落在一片草地中间．四周有高大的树木，从远处看去，这些大树的树冠好象在雾中飘摇。 　　我们向这所房子走去，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屋内的壁炉里生着一堆火，火光把窗子照得透亮，不时忽闪出一片片红色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路。 　　我们走近屋子一看，只见门窗是关着的。透过既没有百叶窗也不挂窗帘的窗户，我瞥见丽丝坐在餐桌前，她的姑妈坐在旁边、丽丝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他背对着我们，可能是她的姑夫。 　　“他们正在吃晚饭，”马西亚说，“来得正是时候。” 　　我用一只手示意马西亚，让他停止说话；另一只手示意十比，要它静静地待在我的背后。我解下竖琴的带子，准备演奏。 　　“哦，是的，”马西亚低声说，“弹一支小夜曲，真是个好主意。” 　　“不，你别忙，让我一个人弹。” 　　于是我弹起了那支那不勒斯歌曲的第一部分，我并没有歌唱，我不想因我的嗓音而过快地暴露自己。 　　我一面演奏，一面看着丽丝。她猛地抬起了头，我发现她的眼睛发出闪电般的光芒。 　　我开始歌唱了。 　　丽丝顿时从椅子上跳下来，往门口奔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竖琴交给马西亚，她已经扑到了我的怀里。 　　我们被请进屋里。卡德琳娜姑妈亲了亲我之后，往桌子上放了两套餐具。 　　我请她再摆一套。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说，“我们还有一个小朋友呢！” 　　我从背包里取出洋娃娃，请她坐在丽丝旁边的椅子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丽丝当时向我投过来的眼神，它至今好象仍在我的眼前闪耀着。 第十一章　巴伯兰 　　如果不是因为急着要赶到巴黎，我和丽丝在一起的时间还可以更长些，甚至应该更长些。我们两人要说的话太多了，然而，我们只能用上我们的“语言”才能互相说话，而这种语言能表达的话又实在太少了。 　　丽丝急着要讲的，是她在德勒齐安身以后怎样受到她姑母、姑夫的宠爱，我终于从她的手势和眼神里，明白了这一对夫妇有过五个孩子，可一个也没留下，这是涅夫勒省许多家庭的共同不幸；那里的妇女往往把亲生的孩子随便一扔，自己跑到巴黎去当保姆；如今丽丝到了这个无儿无女的新家以后，有幸被当成他们的亲生的女儿一样来对待。她还急着要告诉我，她在这个新的家庭里，是怎样消磨日子的，她整天忙些什么，她的游戏和欢乐，她怎样钓鱼、怎样乘船游玩、怎样在大树林里奔跑。既然她不可能去上学，这些娱乐就消磨了她所有的时间。 　　我呢，我要把我们分别后的我的遭遇告诉她，我是怎样在亚历克西挖煤的矿井里险些死去，又是怎样回到奶我的养母家里后，得知我家里的人正在找我，这就使我不可能象我原来希望的那样去看望艾蒂奈特。 　　当然，在我的叙述中，我的家庭占着重要的位置，不用说，我指的是我那有钱的家庭。凡是我对马西亚已经说过的话，我也都对丽丝说了一遍。只是我更加坚持这一点，就是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因为这一希望的实现会使我们幸福，这里说的我们，是指她的父亲和她的哥哥姐姐，当然也包括她本人，而且主要是她本人。 　　丽丝运气好，没有在伽罗福里的戏班子里待过，因而她远不象马西亚那样成熟和有经验。她总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谁有了钱，谁就会幸福；钱财这东西是个法宝，就象童话里讲的那样，一眨眼的工夫，它就能给你送上你想要的全部东西。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钱，她的父亲才被人家送进监狱去的吗？以致她的家庭如今落了个四分五裂的下场。钱可以使人团聚，团聚就是幸福，至于是我还是她变得有钱，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是一回事，至少从后果上看是一回事。在她看来，我们两人现在就很幸福，很明显，她关心的只是团聚，大家团聚了，大家就幸福。 　　我们，丽丝、马西亚和我，不仅在船闸前聊天，在从闸门里奔泻出来的流水的喧响声中度过许多空闲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卡比先生和洋娃娃小姐始终跟着作陪。 　　有好几年工夫，我一直和维泰利斯在一起；最近这几个月，又和马西亚在一起；我们曾经长途跋涉，东奔西波，不止一次地穿过了整个法国；这使我游览过很多有趣的地方，但它们哪里比得上此刻我和丽丝正身临其中的那个地方呢？这里有着广阔的森林，美丽的牧场，陡峭的崖壁，叠起的峰峦，神秘的洞穴，喷泻的瀑布，宁静的池塘和那在峭壁中间弯弯曲曲地淌着的运河。最迷人的是听这里的流水的絮语声，小鸟的鸣唱声和大树林间的风的哀诉声。应该承认，好几年以前，当我见到比埃弗尔河谷时，我的确说过它非常美丽，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太轻信我说过的话，要知道，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我和丽丝一起，在那里散步过、玩耍过，那里的美景就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其他哪怕更美好的地方，也都不再在我的眼里；因为只要和丽丝在一起，我看到的一切景物无不灿烂夺目地留在我那被欢乐照亮了的记忆里。 　　晚上，当天气不太潮湿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房子前面；在雾气太大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壁炉前面；丽丝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为她演奏竖琴。马西亚也演奏小提琴或者短号，但丽丝更喜欢竖琴，这使我不免有点得意。在我们分手各自去睡觉之前，丽丝总是要求我唱那支那不勒斯歌曲，我也总是为她引吭高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必须分手，我们必须继续赶路。 　　不过，在我这方面，我并不感到太忧伤，因为我对我的梦中财富一直抱有希望，我甚至相信，不是我将在哪一天富起来，而是我已经很富；财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期待中的愿望，因为愿望已临近实现甚至马上就要实现；不，它的实现只在顷刻之间了。 　　我对丽丝说的最后一句话，比千言万语更能使她明白我对自己的梦想是多么的诚挚。 　　“我将坐着四轮马车来找你。”我对她说。 　　她是那样相信我的话，以致用手做出鞭打马匹的动作。她象我一样，似乎确实亲眼看见了马车。 　　但是，在乘马车从巴黎来德勒齐以前，必须用腿走完从德勒齐到巴黎的这一段路程。要是没有马西亚在一起，我除了一站一站地向前走去，沿途挣够每天的生活费外，还有什么别的可操心的呢？为什么现在还要劳神费力地干活呢？我们不是用不着再买奶牛和洋娃娃了吗？只要每天能吃饱肚皮不就可以了吗？我又用不着带钱给我的父母。 　　我给马西亚讲过我的这些想法，也把理由讲给他听过，但他不为所动。 　　“我们应该能挣多少就挣多少，”他说，同时逼着我带上竖琴，“谁知道我们是否能立即找到巴伯兰？” 　　“中午十二点找不到。下午两点就能找到了，摩弗达街又不长。” 　　“如果他不住在摩弗达街了呢？” 　　“那就到他住的地方去找。” 　　“他回夏凡侬了呢？那你就该先给他写信然后再等他的回信，对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靠什么过日子？我真想说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巴黎了，你是不是忘了冉蒂里采石场了？” 　　“没有忘记。” 　　“那好，我也没有忘记圣梅达尔教堂的墙壁，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我曾靠在这堵墙上，不让自己倒下来。我可不愿意再在巴黎挨饿了。” 　　“到了我父母家里，我们吃得不会太差的。” 　　“这倒不是因为我午饭已经吃得很饱，现在不想吃晚饭了，但是，当我既吃不上午饭又吃不上晚饭的时候，我的肚子会很不好受的，我不想再吃这个苦头。干吧，就当我们也要买头奶牛送给你父母好了。” 　　主意倒是个谨慎、周到的主意，但我承认，要我再象为了巴伯兰妈妈的奶牛，或者为了丽丝的洋娃娃那样去一个苏一个苏地挣钱，那我是再也不干的了。 　　“你要是富了，肯定是个懒鬼！”马西亚说。 　　我们终于来到了科尔贝，从这里开始，我们又回到了六个月以前从巴黎到夏凡侬时所走的老路上。在抵达维尔茹伊夫之前，我们走进了当初我和马西亚举行第一次合作演奏的那个农庄，那次演奏是为了让人们在一个婚礼晚会上跳舞。我们被六个月以前的新郎、新娘认了出来，他们留我们吃晚饭，让我们住下，要求我们再演奏一次，好让大家再跳一次舞。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这里出发，又回到了巴黎。我们离开巴黎已足足有六个月零十四天。 　　但返回的这一天同离开的那一天大不一样，天气又阴又冷，天空没有阳光，大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没有花、没有任何青枝绿叶，夏天的太阳已完成了它的使命，秋季最初的雾天到来了。现在不再是紫罗兰的花瓣在从墙的高处掉到我们的头上来，而是黄色的枯叶在窸窸窣窣地从树枝上往下坠落。 　　然而，阴晦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内心深处早有着欢乐，还用得着不相干的东西从外界来诱发它吗？ 　　“我们”这个词用在此时此刻是不确切的，我说的是我自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欢乐。 　　而马西亚呢，随着我们走近巴黎，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了。他常常一连走好几个钟头也不跟我说一句话。 　　他一直没有跟我讲他忧郁的原因，我呢，以为他仅仅是害怕我们会分离。我不愿意对他重复我多次给他作过的解释：我的父母不可能想到要把我们分开。 　　只是在我们到达城墙①前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才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对我说出了他深深忧虑的事情。 　　 　　①　指巴黎旧城的城墙遗址。 　　“你知道在进巴黎的时候，我想到谁了？” 　　“谁呀？” 　　“是呀，谁呢？我想到的是伽罗福里。他从监狱里出来了吗？当有人告诉我他进了监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该问们要关多久；他现在说不定已被放了出来，又回到了他在卢尔辛街的住所了。我们要在摩弗达街寻找巴伯兰，这正好就在伽罗福里住的那个区，而且就在他门口，万一叫他碰上了怎么办？他是我的师傅，又是我的叔叔，他可能重新把我带走，我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你害怕重新落到巴伯兰的手里，你想我是多么害怕重新落到伽罗福里的手里！啊，我那可怜的脑袋！不过，脑袋挨打同离别比较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我们会被他逼得不得不分开的，我们大概再也见不着了。由我的家庭造成的离别比由你的家庭所造成的要可怕得多。当然，伽罗福里肯定很想把你也抓到他的手里去，肯定也会用鞭子开导你象他开导别的学生一样，你也肯定是不会愿意来的，我也不愿意你来陪着我受苦，你还从来没有挨过打呢！” 　　对幸福的渴望使我冲昏了头脑，我没有想到伽罗福里，可是。马西亚刚才对我说的一切是可能的，用不着更多的解释，我十分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问他，“你不愿意进巴黎了吗？” 　　“我想，只要我不去摩弗达街，也许就能避开这场灾难。” 　　“那好，你不要去摩弗达街，我一个人去，我们今晚七点钟在一个地方碰头。” 　　我和马西亚约定好在圣母院大教堂后墙的主教大桥桥头会面。事情这样定了之后，我们重新上路，只差一步就要进入巴黎了。 　　到了意大利广场，我们就分手了，好象是一次永别，两个人都异常激动，马西亚和卡比朝着植物园的方向走去，我朝离广场不远的摩弗达街走去。 　　六个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巴黎，马西亚和卡比都不在身边，我心里有一阵不安和难受的感觉。 　　但是，我不应该让这种感觉弄得抬不起头来，我不是快要找到巴伯兰并通过巴伯兰快要找到我的家了吗？ 　　我早已写下了一些小客栈老板的姓名和地址，我要去他们那里寻找巴伯兰。不过，这种提防忘记的措施是多余的，我既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地址，什么帕若啦，巴拉博啦，还有肖比奈啦，根本用不着查看什么小纸条。 　　我在摩弗达街上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帕若。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饭店，这小饭店开在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的底层。我用颤抖的声音探问巴伯兰的下落。 　　“巴伯兰是什么人？” 　　“就是从夏凡侬来的巴伯兰。” 　　我于是描绘了巴伯兰的相貌，也就是我看见过的他刚从巴黎回夏凡侬时的那副相貌：粗糙的面孔，冷酷的神情，头向右肩偏着。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不认识他！” 　　我向他道过谢，又朝更远一点的巴拉博家走去，他是一个专门出租带家具房间的小客栈的老板，他还兼营水果店生意。 　　我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开始，人家顾不上听我的话，这一家的丈夫和妻子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在用薄刀切一种据他说是菠菜那样的东西，准备做一碗看上去很蹩脚的绿色浓汤；另一个正和一个少给了一个苏的顾客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我重复问了三遍，才算有了答复。 　　“喔，是的，巴伯兰，……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客人，至少也是在四年以前了。” 　　“五年，”女的说，“他欠着我们一个星期的房租呢！这个混帐东西，现在他在哪儿？” 　　我如果知道他的下落，还用得着来向他们打听吗？ 　　我失望地走了出来，心里忧郁不安。现在只剩下肖比来一个了。他要是也一问三不知，那我再去问谁呢？到哪里去找巴伯兰？ 　　肖比奈和帕若一样，也是饭店老板，我走进那间既是餐室又是厨房的大房间时，他正忙着做饭端菜，已经有好几个客人坐在桌子上等着了。 　　我向肖比奈本人提出了我的问题，他手里拿着勺子，正在为顾客盛汤。 　　“巴伯兰嘛，”他回答我，“他已经不在这儿了。” 　　“那他到哪儿去了呢？”我问的时候发抖了。 　　“嗯，我不知道！”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觉得炉灶上的平底锅似乎在摇晃。 　　“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我又问。 　　“他没有留下地址。” 　　我的脸色把我的失望心情或许已表露得非常值得人们的同情和关心，因为正在靠近炉灶旁边的桌子上吃饭的那些客人中间有一个人在喊我。 　　“巴伯兰？你找他干什么？”他问我。 　　我可不能坦白地回答他，不该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 　　“我从他家乡夏凡侬来，我要告诉他关于他太太的消息，是她太太对我说的，说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他。” 　　“如果您知道巴伯兰的下落，”店主人对刚才问我的那个人说，“您可以告诉这个孩子，他自然不会去害巴伯兰的，对吗，小伙子？” 　　“嗯，当然不会，先生！” 　　希望又有了。 　　“巴伯兰现在应该住在奥斯特里茨小巷的康塔尔旅馆，三个星期前他还在那里住着。” 　　我道了谢走出来，我认为奥斯特里茨小巷应该就在奥斯特里茨桥的桥头，但在去那条小巷之前，应当先打听一下伽罗福里的情况，好把消息告诉马西亚。 　　在我正好来到最靠近卢尔辛街的地方，只要再走几步就可到达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来过的那所房子了，就象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一样，一个老头儿，就是先前的那个，正把破布片挂在院子里长着绿苔的围墙上，我相信自从我上次见了他以来，他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伽罗福里先生回来了吗？”我问道。 　　老头儿看了我几眼，咳嗽几声，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我似乎觉得，我应当让他明白我是知道伽罗福里在哪儿的；要不然，我甭想从这个捡破烂的老头儿那里问出什么来。 　　“他一直在那里面吗？”我问时装出一副机灵的样子，“他一定感到腻烦了吧。” 　　“反正够呛，可是时间还是会过去的。” 　　“对他来说，时间可能不会过得象我们这样快。” 　　老头儿听了这句俏皮话很想笑笑，这就引起了一阵可怕的呛咳声。 　　“您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出来吗？”等他咳嗽停息一些后我问他。 　　“三个月后。” 　　伽罗福里还要在监狱里蹲三个月，马西亚可以松口气了。用不着三个月，我父母肯定会找到一个办法，让这个可怕的戏班主无法采取任何有害于他侄子的行动。 　　如果我曾在肖比奈家里有过令人非常痛苦的着急的时刻，那么现在却又是满怀着希望了，我马上可以在康塔尔旅馆找到巴伯兰。 　　我不再迟疑，满怀希望和喜悦，径直向奥斯特里茨小巷走去。也许是由于这种情绪，我已经对巴伯兰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总之，巴伯兰也许并不象他表面上那样可恶；要不是他，我大概早就冻死、饿死在朝勒得依林荫道上了。的确，是他把我从巴伯兰妈妈手里夺过去卖给了维泰利斯；但他不认识我，他这样的人，对一个从未见过的孩子是没有情谊的。更何况也是苦难逼迫着他这样做的，苦难常常使人干坏事，对他要求太苛刻，是不公道的；再说，他正在找我、关心我。如果我能重新找到我的父母，那我还是应当谢谢他的；自从我被维泰利斯强拉着离开夏凡侬以后，我对他一直抱着过分强烈的厌恶和反感，这就更应该对他作出补偿了。总之，对他也一样，我应该知恩；但这同我对巴伯兰妈妈所负的感情上的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对巴伯兰，那是良心上的责任。 　　从植物园穿过去，卢尔辛街和奥斯特里茨小巷之间的距离并不算长。我很快来到康塔尔旅馆前面。要说这也能算是一个旅馆，那才真正是虚有其名了；实际上这里只是一幢可怜的带家具出租的破败房子，主人是个脑袋摇晃得很厉害、半聋的老妇人。 　　当我向她提出我的老问题时，她把手掌蜷曲起来挡在耳朵后面，要我重复一遍刚才我问她的话。 　　“我的耳朵有些背。”她说话时声音很低。 　　“我想见巴伯兰，夏凡侬来的巴伯兰，他住在您这里，是吗？” 　　她没有回答我，突然向空中举起双手，那只在她腿上睡觉的猫吓得跳到了地上。 　　“天哪！天哪！”她喊叫起来。 　　然后，她的眼睛盯着我，头摇得更加厉害了． 　　“您是那小孩子吗？”她问道。 　　“哪个小孩子？” 　　“他找的那个孩子。” 　　他在找我！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一下子抽紧． 　　“巴伯兰！”我喊了起来。 　　“死了，应该说已故的巴伯兰。” 　　我靠在坚琴上。 　　“他死了？”我喊了一声。喊的声音很高，为了让自己再听听清楚这三个字。我发现，由于惊慌和激动，我的嗓子突然变哑了。 　　“一个星期前死的，死在圣安托万医院里。” 　　我惊讶极了。巴伯兰死了！那我的家呢？现在怎么能找到这个家？到哪里去找这个家呢？ 　　“那么您就是那个孩子了？”老妇人继续问我，“就是他在寻找的、要送还到您那有钱的家庭里去的孩子了？” 　　我又有了一线希望。应该紧紧抓住这句话不放。 　　“您知道些什么吗？……”我问。 　　“我只知道他讲过的，这个可怜的人，他说他捡到了这个孩子，又把他养大了。当时失掉了这个孩子的家庭现在想把他找回来，巴伯兰就是为找这个孩子才到巴黎来的。” 　　“那家人家呢？……”我喘着气问，“我的家呢？” 　　“那么说，这孩子的确是您了？啊！是您，就是您。” 　　她的头还是那样不停地摇晃着，眼睛却出神地盯住我看着。但是，我没有让她继续用这样的眼光研究我。 　　“我求求您，太太，把您知道的告诉我吧。” 　　“我除了刚才给您说的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孩子，我还是叫您少爷吧。” 　　“关于我的家庭，巴伯兰没有对您说过别的什么吗？” 　　“您看看我急成什么样子了，太太，我都急死了，愁死了。” 　　她并不回答我，但是向空中举起了双手。 　　“真是一个大玩笑！” 　　这时候，一个女仆打扮的人走进了我们的屋子。康塔尔旅馆老板娘把我搁在一旁，对这个女仆说： 　　“真是一个大玩笑！这个年轻小伙子，也就是你现在见到的这位少爷，是巴伯兰常说到的那个孩子。他来了，可巴伯兰却不在人世了。真是……真是一个大玩笑！” 　　“那么巴伯兰从来没有对您说起过我的家庭吗？”我问。 　　“讲过不下二十次、一百次，那是一个有钱的家庭。” 　　“这家人家住在哪儿？姓什么？” 　　“喔，这样的，巴伯兰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些，您知道，他严守秘密，他想把酬金一个人独吞，这种事情总是这样的，再加上他是一只老狐狸。” 　　唉！我明白了，我太明白这个老妇人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了，这个巴伯兰！他死的时候把我出身的秘密一起带走了。 　　我在几乎已经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却又把它失去了。啊！我的美梦！我的希望！ 　　“您是否知道，比起您来，巴伯兰还对谁更多地讲过这件事？”我问老妇人。 　　“巴伯兰不会这么傻，他太狡猾，他对谁都不信任。” 　　“您从来没有看见我家里有谁来找过他吗？” 　　“从来没有。” 　　“他的朋友呢？他不会对他们谈起过我的家庭吗？” 　　“他没有朋友。” 　　我双手捧着头，徒劳无益地苦想了一阵，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引我继续寻找下去的线索，我太着急、太慌张了，我头脑里乱成了一团糟。 　　“他收到过一封信，”老妇人想了半天才说，“是一封保价信。” 　　“从哪儿寄来的？” 　　“不晓得。是邮差当面交给他的。我没有看到邮戳。” 　　“能找到这封信吗？” 　　“他死了以后，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没有找到过任何东西，嗯，这当然不是出于好奇，只是为了能通知他的妻子。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地址；人们也到医院里去找过，同样什么也没有，他的衣服里并没有任何证件。要不是他自己说过是夏凡侬人，人家还真的没法通知他的妻子呢。” 　　“那么已通知巴伯兰妈妈了？” 　　“当然！” 　　我好长时间都找不到一句话。说什么好呢？问什么好呢？这些人已经把他们所知道的全告诉我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好吧，他们为了了解巴伯兰对他们隐藏的秘密，凡是能做的，已经全做了，我再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向门口走去。 　　“您这是去哪儿呀？”老妇人问我． 　　“去找我的朋友。” 　　“啊，您有朋友？” 　　“是的。” 　　“他住在巴黎？” 　　“我们是今天早上到巴黎的。” 　　“那好，您知道，如果你们没有旅店住，可以住在这里；你们会感到我这里是很合适的，可以向您夸口地说一句，特别是当你们住在一个诚实人的家里的时候。请注意，您家里现在正找您，在他们再也得不到巴伯兰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其他的地方，那么您就可以在这里迎接您家里的人了。这里对您有着一举两得的好处。如果您不在这里住，叫他们到哪里去找您呢？我是在为您的利益着想。您的朋友多大了？” 　　“比我要小一点。” 　　“那么想想吧！两个年轻人流落在巴黎的街头上，那是会遇上坏人受骗上当的！有许多旅店是坏人常去的地方，可不象在这里！我们这里那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这个街区好。” 　　我可不相信这个街区象她说的那样安宁。不管她怎么说，至少康塔尔旅店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肮脏、最破烂的小客栈，不过在我的冒险流浪生活中，蹩脚旅店难道还见得少吗？而且老板娘的建议也还是应该加以考虑的。再说现在也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我还没有家，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找到我那有钱的家，现在还不是和这个家一起住进林荫大道旁边豪华的大饭店里、或者搬进我家漂亮的宅邸去住的时候，当然，我能不能搬进宅邸去住，那要看我的家是否碰巧也在巴黎了。但我现在应当先考虑眼前的事情，住康塔尔旅店，费用不会太贵，可以替我们节省一点开支。啊，马西亚在从德勒齐到巴黎途中坚持要多挣点钱的想法是多么有道理！如果我们口袋里没有这十七个法郎，我们怎么办呢？ 　　“我和我的朋友在您这里租一间房要多少钱？” 　　“十个苏一天。太贵吗？”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再来。” 　　“早点回来，巴黎的晚上很危险。” 　　在回来之前，必须先和马西亚碰头。现在离我们约定会面的时间还有好几个钟头，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走进植物园，找了个僻静的角落，一屁股坐到一张长凳上，我只觉得神思恍惚，两条腿已经累得连一步也迈不开了。 　　我又一次掉进了万丈深渊。这个不幸未得大突然，它如此出人意料，如此严酷！看来我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尝遍所有的灾难和不幸。每一次，出现了好的境况，只要我伸出手去想牢牢地把它抓住的时候，我所希望抓住的那根树枝总是突然地在我手指中间折断了，使我又重重地跌落下来，掉进不幸的深渊。永远如此。 　　这还不是命里注定的吗？在我需要巴伯兰的时候，他偏偏死了，而且在一种蓄意要独吞一笔钱财的意图下，他把某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向所有的人都隐瞒了起来；这某一个人很可能就是我的父亲，然而，这可正是我的父亲托付他寻找我的呀！ 　　我愈想愈凄楚，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我坐在那个僻静的角落里正在出神，看见一位先生和太太带着一个手里拖着小木车的孩子走过来了，他们坐在我对面的一张长凳上。不一会儿，他们喊那个孩子，那孩子扔下小车，张开双臂向他们跑过去，先是父亲一把搂住他，把他抱起来，在他的头发上亲了又亲，甚至发出了声音；然后把他交给他母亲，母亲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方式把孩子亲了好多次。孩子用肥胖的小手拍打着父母的脸颊，发出无忧无虑的、最好听的笑声。 　　看着这一切，看着这对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欢乐，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的父母这样地抱在手里亲过；现在，我难道还能希望我从未得到过的这个爱吗？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拿起竖琴，为那小孩轻轻地演奏起一支华尔兹舞曲，那孩子听着，还用他的小脚踏着拍子。先生朝我走过来，递给我一枚银白色钱币，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 　　“不，先生，我只求您给我这种快乐，让您这么漂亮的孩子玩得高兴。” 　　于是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就在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看门人，尽管这位先生抗议，看门人还是命令我立即出去，要不我就要因为在园中演奏而蹲监狱了。 　　我把竖琴的背带背在肩上，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曾几次回过头去，看到那位先生和他的太太一直在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远去。 　　到主教大桥找马西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中间走来走去的闲逛，注视着湍湍流去的河水。 　　夜色终于降临，街上的煤气灯点亮了，我朝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走去，它的两座背映在西边紫红色天际的尖顶塔楼，这时呈现出暗黑的轮廓；在圣母院大教堂的后墙，在它的祭台间外面圆墙的边上，我找到一张凳子坐了下来，这使我感到好不轻快，因为我的两条腿好象走了远路一样，已经走不动了。我坐下以后，陷入了痛苦的沉思。我从未感到过这样的疲劳和颓丧。在我自己身上，在我的周围，一切都显得凄凄凉凉；我在满是灯火、喧闹声和车水马龙的大巴黎，比在广袤的荒野和森林中更感到茫然。 　　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的人们有时口过头来看看我。但是，他们的好奇或者同情对我有什么用，我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些同我并不相干的人的一时的关切。 　　我只有一种乐趣，即计算在我周围敲响的钟声，计算还要等多少时间，才能使我在马西亚的友谊中重新恢复气力和勇气。一想到我马上就要看见他那温柔和快乐的美丽的眼睛，我感到多大的宽慰啊！ 　　七点钟不到，我就听见一阵狗吠；几乎就在同时，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黑暗中向我奔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思索，卡比已经跳到我的膝盖上，用舌头使劲舔我的手；我紧紧抱住它，吻它的鼻子。 　　马西亚也立刻出现了。 　　“怎么样了？”他老远就大声问道。 　　“巴伯兰死了。” 　　他跑着过来，恨不得一步跨到我跟前。我急急忙忙用几句话把我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告诉了他。 　　他听了之后显得很忧伤，这使我内心感到温暧。我觉得，尽管他害怕我的家庭，但是为了我，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我能找到父母。 　　他用许多亲切的话试图宽慰我，主要是想勉励我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你的父母已经找到过巴伯兰，他们现在一定会由于听不到他的消息而感到不安，也一定会去寻找他的下落的；他们当然会到康塔尔旅馆去找，这是迟早的事，咱们就去这家旅店吧。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用着急。” 　　这话和摇头老妇人对我讲的一样。但从马西亚嘴里说出来，这些话对我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事情只不过需要我多等上几天罢了。我是个多么容易绝望和伤感的孩子啊！ 　　等我稍微平静下来之后，我就将我听到的关于伽罗福里的消息告诉了马西亚。 　　“还有三个月！”他喊了起来。 　　他高兴得在街中央又跳又唱。 　　他突然停下来，走到我身边说： 　　“这一个人的家和另外一个人的家是多么的不同！你瞧，你为失去家而忧伤，我却为失去家而唱歌。” 　　“一个叔叔，一个象伽罗福里这样的叔叔，算不上是一家人，你如果失去了你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你也高兴得跳舞吗？” 　　“啊！别说了！” 　　“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我们沿着塞纳河走，来到了奥斯特里茨小巷。我的眼睛不再因激动而变得模糊，我看见的塞纳河是多么美丽！晚上，当天空的满月将银线般的光辉洒在水面上的时候，整个河面闪动着亮光，就象一面活动的大镜子。 　　如果说康塔尔旅店是家诚实的旅店，它可不是一所漂亮的房子。我们住在屋顶下的阁楼里，点着一支冒烟的小蜡烛。地方小得可怜，当一个人想站着的时候，另一个人只得坐在床上。我禁不住在想：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卧室啊！发黄的布床单和巴伯兰妈妈多次给我说起的漂亮的襁褓多么不相称啊！ 　　我们晚餐吃的是夹意大利奶酪的圆型大面包，也不象我想象的为马西亚办的丰盛宴席。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全落空，只是需要等待。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睡着了。 第十二章　寻找 　　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一天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巴伯兰妈妈写信，告诉她我所得到的消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对她说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呢？她对热罗姆是有感情的，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的年头，如果我不为她分忧，她会痛苦死的。 　　我终于勉勉强强把我的信纸写满了，信里一再重复地保证我对她的热爱；我还恳求她，要是我家里有人给她写信，打听巴伯兰的消息，请她立即通知我，尤其要把人家信上的地址给我转到巴黎康塔尔旅店来． 　　对巴伯兰妈妈写信这件事办完后，我还有另外一件对阿根老爹的事情等着要做，这也是件难事，至少在某些方面它很不好办。在德勒齐的时候，我对丽丝这样说过，我一到巴黎，第一次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她那在监狱里的父亲；我还对她解释过，如果我的父母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我就要求他们替她父亲还清所欠的债务，因而我将不是去探监，而是去把老爹从监狱里带出来。这件事是包括在我给自己制定的那张皆大欢喜的计划之中的。按照这张计划，先是阿根老爹，然后是巴伯兰妈妈，再下面是丽丝、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他们个个都将得到欢乐和幸福。至于马西亚，他不在这张计划之内，因为我有的，他也会有；我能得到的幸福，他都会得到。现在可好，我只好两手空空地到监狱里去，在重新见到老爹的时候，将和上次我们分离的时候一样，我对他依旧什么忙也帮不上。这可怎么好？叫我怎样清偿欠下他的那笔恩情帐呢？ 　　所幸的是，我还能给他捎去不少他爱听的话，也能带去丽丝和亚历克西对老父亲的一吻，而一个慈父的笑容是可以减轻我内心的懊恼和遗憾的；我还觉得，在等待好运降临期间，能帮老爹办点小事，这多少也能使自己内心感到一点宽慰。 　　这次是由马西亚陪着我一起去探监，他很想看看监狱是怎样的；我呢，我很想让他认识一下这位一直关心了我两年多的阿根老爹。 　　因为我已经知道进克里希监狱探监时要办的手续，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象我第一次那样在笨重的牢门前等候太久。有人把我们带进了接待室，老爹很快就出来了，他在门口向我张开了双臂。 　　“啊，我的好孩子！”说着，他便拥抱了我。 　　我立刻就把丽丝和亚历克西的情况告诉了他，当我想向他解释为什么我去不了艾蒂奈特家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 　　“那你找到你的父母了吗？”他问。 　　“您都知道了？” 　　他说半个月以前巴伯兰来找过他。 　　“他死了。”我说。 　　老爹就进一步告诉我，说巴伯兰来找他是想了解我后来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个人一到巴黎就先找伽罗福里，当然没有找到，他就一直找到伽罗福里正在吃官司的监狱，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在外省；伽罗福里告诉他，维泰利斯死后，我被一个叫做阿根的花农收养了；巴伯兰就又折回来，到格拉西找老爹；在那里他得知这个花农关在克里希监狱，这才来到监狱；老爹就把我为什么和怎样在全法国转悠的情况告诉了他，还对他说，虽然不能确定我当时正在什么地方。但可以肯定我会在某一个时候到他的某一个孩子所寄养的地方去。于是巴伯兰就给我写信，把信分寄德勒齐、瓦尔斯、埃斯南德和圣康坦，可是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大概这是因为我在信到达之前已经离开了。 　　“那么，巴伯兰对您说起过我的家庭吗？” 　　“没有。哦，说得很少。据他说，你父母从残老军人院区的警察分局局长那里，了解到那个被丢在勃勒得伊街上的孩子已被夏凡侬的一个叫巴伯兰的泥瓦匠抱走，他们就赶到这个巴伯兰的家里去找你，但没有找到，他们就只好请这个人帮忙一起找。” 　　“他没有对您说起他们的姓名、也没有说起他们的住址吗？” 　　“我问了，他说以后再告诉我。我不便追问。他嘴巴很紧，不愿说出你父母的姓名。他怕人家减少酬金，很明显。他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酬金。这个巴伯兰，他还以为象我这样一个算得上是你的半个父亲的人，也一定会打你父母的主意、想搞点酬金的；我讨厌这种人，我把他撵走了，以后再没有见过他。啊，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去的，现在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你已经知道自己有父有母，但由于这个老财迷的算盘太精，竟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住哪里。” 　　我向他说明了我们所抱的希望，他以各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肯定了我们的想法。 　　“既然你父母能在夏凡侬找到巴伯兰，既然巴伯兰能找到伽罗福里，而且又在这里找到了我，人家当然也会在康塔尔旅店找到你，你就在那里等着吧！” 　　他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宽慰，我的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谈了些丽丝和亚历克西的情况，也谈了我被埋在矿井里的那场灾难。 　　“干这一行太可怕了！”我刚讲完，他就说了出来，“我那可怜的亚历克西干的正是这一行。啊，他以前种紫罗兰该多舒服！” 　　“这种日子还会再来的。”我说。 　　“愿天主倾听你的愿望，我的小雷米。” 　　我的舌头有点发痒，想对他说，我父母一定会设法马上让他出狱，但我总算及时地想到，事先吹嘘自己想做而还没有做的好事是不合适的；在目前，我能做到的，最多也只能是给他一点希望，让他相信，他不久会获得自由，他的孩子们也总有一天会回到他的身边。 　　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马西亚对我说，“在等待那好日子到来之前，最好不要白白浪费时间，我看该想法子去挣点钱。” 　　“如果从夏凡侬到德勒齐，从德勒齐到巴黎，一路上少花些时间去挣钱，我们也许还能赶上在巴黎见到巴伯兰。”我这样回答他。 　　“这倒是真的。因为你并没有为了这件事责备过我，我就一直在狠狠地自己责备自己，雷米！” 　　“小马西亚，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责备你的。要是没有你，我就不可能给小丽丝买洋娃娃；没有你，我们此刻都只好在巴黎街上流浪，连吃口饭的钱都不会有。” 　　“那好，既然我那个挣钱的想法在过去曾经是有道理的，那么，让我们现在还把它看作是有道理的。再说，我们的全部本领也不过是唱歌和演奏，难道我们还有别的挣钱吃饭的本事吗？等你有了自己的马车以后，我们再在巴黎逛大街吧，到那时候，过日子就不用象现在那样辛苦了。雷米，我告诉你，我在巴黎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哪些地方好挣钱，我没有不知道的。” 　　马西亚确实全都知道。这天，我们按照他计划的路线，在公共广场、私人宅园和咖啡馆门口一直演奏到天黑。上床睡觉前，我们点了点进帐：十四个法郎！ 　　在进入睡乡以前，我嘴里一直对自己重复着那句从前维泰利斯经常爱说的话，“财富这东西总是只肯掉到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的头上。”我确信这笔可观的收入是个预兆，我父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现了。 　　我对这个预兆的可靠性是那样深信不疑，以致第二天我只想在旅店里歇上一天，实在不愿意再出去干活；但马西亚逼着我出去，逼着我演奏，逼着我唱歌。这一天，我们又挣了十一个法郎。 　　“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就借你父母的光变成富翁，”马西亚笑着说，“我们就靠自己的努力来发财，只靠自己，要是能这样，那就好得不能再好了。” 　　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新消息，旅店老板娘回答我的问题时也总是那句老话：“没有人来找巴伯兰；我也没有收到给你或者给巴伯兰的信”。但是第四天，她终于交给我一封信。 　　这是巴伯兰妈妈叫人代笔给我写的回信，她自己是既不会念又不会写的。 　　她对我说，她已接到关于巴伯兰的死讯，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她收到过她男人的一封信，她现在把这封信寄给我，因为那上面有着关于我家庭的情况，她认为可能对我有用。 　　“快，快！”马西亚喊了起来，“快念巴伯兰的信！” 　　我怀着一颗紧张的心，用颤抖的手打开了这封信： 　　 　　我的爱妻： 　　我现在在医院里，病得很重，我相信这个病已无法痊愈。如果我有气力，先应该告诉你我是怎样病倒的，但这已毫无用处，现在应该立刻办最紧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我当真在劫难逃，活不成了，那么，我死之后，你立刻给下面这两个人写信，一个叫格莱斯，另一个叫伽雷，他们的地址是伦敦格林广场林肯小旅馆，他们是负责寻找雷米的律师。告诉他们，只有你一个人能向他们提供孩子的消息。你办这件事，要多用脑筋，让他们明白，必须先付给你一笔大钱，才能从你手里买到这个消息，这笔钱至少应当能使你幸福地度过晚年。至于雷米的下落，你只要给一个名叫阿根的人写封信，他会告诉你的。阿根过去是花农，现在在巴黎克里希监狱里吃官司。凡是你写出去的信都应该让本堂神父先生代笔，在这件事情中，你什么人都不要相信。最重要的是：在没有确知我已经死去之前，你先什么事也不要管。 　　我最后一次拥抱你。 　　　　　　　　　　　　　　　　　　　　　　 巴伯兰 　　我还没有念完最后一句话，马西亚已经跳着站了起来。 　　“到伦敦去！”他喊道。 　　我对自己刚才念的这封信一时还摸不着头脑，我注视着马西亚，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既然巴伯兰在信上说是两个英国律师在负责寻找你，”他继续说，“这意味着你的父母是英国人，对吗？” 　　“但是……” 　　“你一下子成了个英国人，你有点心烦意乱了，是不是？” 　　“我想我应该和丽丝还有她家里的别的孩子是一个国家的人。” 　　“我呢，我倒希望你是个意大利人。” 　　“要是我是英国人，我就同阿瑟和米利根夫人是一个国家的人了。” 　　“什么？假如你是英国人！你已经肯定是英国人了，这是肯定无疑的了。要是你父母是法国人，他们绝不会委托英国律师在法国寻找他们丢失的孩子。既然你是英国人，就应该到英国去。这是同你父母团聚的最好的办法。” 　　“向这些律师发一封信行不行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面谈能讲得更清楚，比写信好。我们刚到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有十七个法郎，后来又一天挣了十四个，接着是十一个，以后是九个，总共已经有五十一个了。吃饭、住店只花去我们八个法郎，我们现在还剩四十三个法郎，这比去一趟伦敦的路费可多得多了。从布洛涅①搭船去伦敦，船费并不贵。” 　　 　　①　布洛涅（即滨海布洛涅）：法国加来海峡省旧首府，为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面临加来海峡。 　　“你没到过伦敦吗？” 　　“我没有去过，你是知道的。不过我们那个加索马戏团里有两个小丑倒是英国人，他们常常对我讲一些伦敦的故事。说起来很好笑，为了不叫加索大妈听懂我们在一起讲些什么，他们还教我学会了好几句英国话；这个老板娘是个象猫头鹰一样凶的爱管闲事的女人，我们用英国话叽哩咕噜地当面骂她，她听不懂，就没法生气。我带你到伦敦去。” 　　“我也一样，我跟维泰利斯学过英语。” 　　“不错。不过隔了三年，你该忘个差不多了；我可没有忘记，你等着瞧吧。另外，也不单单是为了帮你的忙我才想和你一起去伦敦的，老实说，我还有另外的理由。” 　　“什么理由？” 　　“如果你的父母到巴黎来找你，他们非常可能不愿意把我和你一起带着走；不过，如果我是在伦敦呢，他们不可能把我赶走了。” 　　这样的估计，很有点象在对我的父母嘲弄中伤，但严格地分析起来，他的估计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要这个估计有实现的可能，光凭这个估计就已经完全够了，足以使我二话不说便同马西亚一起去伦敦。 　　“我们立刻就去。”我对他说。 　　“你也愿意了？” 　　两分钟以后，我们打好背包，下楼准备出发。 　　老板娘看见我们整装待发，便高声喊了起来。 　　“这个少爷，”她说的少爷当然是指我。“还等不等他的爹娘了？还是等下去的妥当！也好让做爹娘的看看，这位少爷是怎样在我店里受到很好的照顾的。” 　　只凭老板娘这点口才是无法把我留住的，我在付清房钱之后，就向街上走去，因为马西亚和卡比都已在那里等着我。 　　“您的地址呢？”那老妇人问。 　　我把地址写到了她的登记簿上，因为这样做毕竟是明智的。 　　“到伦敦去！”她又叫了起来，“两个小年轻去伦敦！走那么远的路，还要漂洋过海！” 　　在动身去布洛涅之前，应该向老爹告别。 　　但这次告别并没有使人感到伤心，老爹因知道我很快就要找到父母而感到高兴；我呢，由于已经向他表明、并一再向他重复，说我不久就将偕同自己的父母一道来向他致谢，因此也同样满心喜悦。 　　“回头见，”老爹用的是这个字眼，“孩子，祝你万事如意！如果你不能象你想的那样很快回来，那就写封信给我好了。” 　　“我一定回来。” 　　这一天，我们一口气赶到了穆瓦塞尔，中间连一步也没有停留过。因为考虑到要渡海，我们必须节省开支；马西亚倒是说过，渡海并不贵，可是到底多少钱才算不贵呢？因此，我们没有在穆瓦塞尔找旅店，而是在一个农庄里住了一宿。 　　一路上，马西亚一直在教我英语，有一个问题把我困扰得很厉害，使我高兴不起来。我的父母懂法语或意大利语吗？倘若他们只会讲英语，那我们之间怎么对话、怎么互相了解呢？这将给我和他们都带来苦恼；倘若我有兄弟姐妹，我又怎么同他们讲话？倘若我不能同他们讲话，我在他们眼里不成了一个外国人了吗？从离开夏凡侬以来，在想到自己就要返回父母家中时，我所经常为自己描绘的那幅自画像中，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画成一个在奔向目标途中因突然四肢瘫痪而不幸倒下的人。很可能还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能学会英语，我觉得这是一门难学的语言。 　　从巴黎到布洛涅这段路程，我们花去了八天时间，因为我们在博韦①、阿布维尔②、滨海蒙特勒伊③等沿途主要城镇都作了短暂的停留，上演了一些节目，从而保持了我们口袋里的几个老本。 　　 　　①　博韦：法国北部城市，瓦兹省首府。 　　②　阿布维尔：法国北部索姆省城镇。 　　③　滨海蒙特勒伊：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城镇。 　　当我们到达布洛涅的时候，我们的钱包里装着三十二个法郎，这就是说，比我们买船票所需的钱要多出很多。 　　因为马西亚从未见过大海，我们一到布洛涅，就到海堤上去溜达，他的目光失神地对远处雾气蒸腾的天边注视了一会儿，他的舌头先发出喀嗒一声，然后宣布了他的看法：海是丑的，阴暗的，污浊肮脏的。 　　接着，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论，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谈到海，我又经常对他说海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我现在仍坚持我的看法。 　　“当大海是蓝色的时候，象你讲过你在塞特见到的，那你也许是正确的。”马西亚说，“可是你看看它现在这副样子，黄不黄绿不绿的，上面是一个阴森森的天空和厚厚的一层铅一般颜色的阴云，这里的海是丑的，很丑。它没有吸引力，谁也不会愿意到那上面去。” 　　我和马西亚过去在看法上经常能取得一致，要么他接受我的想法，要么我同意他的意见；但这次我坚持我的看法，甚至大声对他说，不黄不绿的大海、雾气腾腾的大海、天空上有着混沌一片厚厚阴云的大海，都比碧蓝天空下的碧蓝的大海更加好看。 　　“你是英国人，你才这样说，”马西亚反驳道，“你爱这个很丑的海，因为这是你的国家的海。” 　　开往伦敦的船，定第二天凌晨四点起锚，我们三点半就上了船，找了个还算不错的地方坐定下来，我们背靠着一堆木箱，它们多少还能遮蔽一点从北面刮来的潮湿、寒冷的海风。 　　在几盏若明若暗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轮船在上货；滑轮传来嘎嘎的响声；木箱被吊进货舱时发出很大的，象爆炸般的声音；水手们不时喊出几声嘶哑的叫唤。然而，从冒着小缕小缕白色水气的蒸汽机里发出来的轻微的哧哧声，反而是这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声中最具有支配力的、举足轻重的声音。缓慢的钟声哨一噹一噹地敲响了，缆绳从码头上被抛进了水里。我们起程了，朝着我的国家开去。 　　我常常对马西亚说，没有什么能比乘船更舒服的了，它在水面上轻轻滑动，你意识不到它已经走了许多路。真是妙不可言，只有梦里才能这样。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总要想起天鹅号和我们在南运河上的航行。殊不知大海并非运河，我们才驶出防波堤，船就仿佛一下子向海底沉去，然后它升了上来，接着又向更深的水底沉去；我们象踩在一块其大无比的秋千板上，连续大起大落了四、五次。这时候，船身在剧烈地摇动、颠簸，我们看到烟囱里放出一股白色的气柱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厉的长鸣。在这以后，我们四周变得寂静无声了，只能听见舷轮在打水，声音时而在左舷，时而在右舷，那是船体在不停地左右倾斜的缘故。 　　“‘真是妙不可言’，你的‘轻轻滑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涌潮①是怎么回事。 　　 　　①　涌潮：一种在近海浅滩上发生的冲撞力很强的横向长浪，它经常出现在涨潮和落潮时。 　　但是，这还不仅是涌潮在使船体横向摇动和前俯后仰，也因为海面太宽而且海上有浪。 　　突然，好久不说话的马西亚一下子直起了身子。 　　“你怎么啦？”我问他。 　　“我感到颠得太厉害，有点恶心。” 　　“是晕船。” 　　“没错，我觉得是的。” 　　几分钟以后，他急急忙忙地跑向船过，扶在船舷上。 　　啊，这个可怜的马西亚，他多难受啊！我用胳膊把他紧紧搂着，让他把头靠在我的胸膛上，但这全都没用，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呻吟着，不时站起来匆匆跑过去扶着船舷，几分钟之后又跑回来蜷缩在我怀里。 　　他每次跑回来都要向我伸伸拳头，半真半假地说： 　　“啊，这些英国人，不安好心！” 　　“谢天谢地，没有心才好呢！至少不会恶心了。”我回敬他。 　　到了第二天，天刚亮，尽管天气阴沉有雾，然而，耸得老高的白色峭壁和水面上的那些看去纹丝不动的、星星点点的不挂帆的小艇都已清晰可见、历历在目。这时候，船的横向震动减弱了，我们的轮船滑进了平静的水面，现在它确实有点象在运河上平稳地滑行一样，我们已经不是在海上了，透过晨雾，可以远远地看到林木透迄的两岸，我们进入了泰晤士河①。 　　 　　①　泰晤士河：英国南部最重要的河流，经伦敦，东流注入北海。 　　“我们到英国啦！”我对马西亚说。 　　但他对待这个好消息并不热情，依旧直挺挺地躺在甲板上。 　　“让我睡觉。”他说。 　　我过海时并没有晕船，所以并不想睡觉，我整理了一下马西亚躺着的地方，使他尽可能舒适些，然后爬上木箱，坐在最高一层上，卡比趴在我的两腿中间。 　　现在，我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两岸景色已尽收眼底；右边是大片沙滩，上面横躺着一条由退潮后的泡沫形成的白色细带；往左边看去，啊，水天相连，是不是又要驶进大海了呢？ 　　不，这只是我的错觉，因为两边带点青色的河岸正在向我迅速逼近，连浑浊发黄的、泥泞的、湿漉漉的河岸也清晰可见了。 　　在这条大河中间，停泊着许多一动也不动的下了锚的桅船；那些总是在自己后面留下一条长长的黑色烟带的汽船和拖轮，它们突突地在这些停着的桅船中间穿来穿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条大河竟被那么多船、那么多帆、挤得那么满满的！如果说加龙河曾经使我感到吃惊，那么泰晤士河却使我赞叹不已。在几艘看去象是准备起锚的桅船上，水手们在绳梯上跑来跑去；从远处看，桅杆上的绳梯细得象蜘蛛网一般。 　　我们乘的这条船，它在自己后面的黄色水面上留下了一条翻滚着泡沫的航迹，那上面飘浮着各种残骸碎片，有木板、短木头、胀得鼓鼓的动物尸体、绞成一团团的干草和漂来荡去的杂草。不时地，总会有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飞鸟平展双翅在这些漂流物上面俯冲掠过，接着它就尖叫一声，腾空而起，嘴里叼着它刚抢到手的食物，直冲云霄。 　　马西亚为什么要睡觉呢？他现在醒着该多好，这不就是值得一看的妙不可言的景色吗？ 　　随着我们的汽轮向河的上游驶去，景色变得愈来愈新奇、愈来愈好看了；已经不止是帆船和汽轮在吸引你，使你的眼睛盯住它们不放，现在更出现了三帆船、乌黑的运煤船和从老远的国家开来的大火轮；最有趣的是那些载运麦秸和柴禾的小船，看去就象是场院里的干草垛，它们在水面上缓缓地移动着，遇上漩涡，这些红的、白的、黑的大草垛便在河中心打着旋，转着圈子。但是，尤其使你大饱眼福的，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两边岸上的东西，现在已全都进入你的视线以内，连它们的细微部分你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啊，河边上的那些油漆过的、色彩夺目的房子，绿色的牧场，从未被截枝刀碰过一次的古老大树；还有，沿着航路，不管这里或那里，到处都有的那种架设在黑色淤泥上的、通向河边的、供上人上货用的栈桥以及和它们作伴的那些水位标杆和裹着一层苔衣、呈暗绿色的糊糊糊的系缆木桩。 　　我睁大着眼睛，出神地看着，心头只有赞叹和惊羡，此外什么也不想。就这样，我一个人痴痴呆呆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泰晤士河两畔的房子已经一幢挨着一幢紧紧地接上了，在河的两岸各出现了一条红色的长长的行列。这时，天色转了，变得阴暗起来，天空出现一层由烟和雾掺和后形成的屏障，在这层屏障里，究竟是雾还是烟更多些，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接着，大树、牲畜、牧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都不见了，现在拔地而起的是一根根矗得老高的桅杆，这是一座桅杆的森林。莫非牧场成了锚地，这么多桅船都停泊在那上面了。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必须马上去找马西亚，我冲下“了望台”，马西亚还在老地方，他醒着，不再是萎靡不振的样子，晕船的感觉已经过去，他一跃而起，和我一起爬上了木箱，他揉着眼睛，注视着眼前那一片桅杆的奇景，他同我一样，也感到惊羡不止，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从牧场那边流进泰晤士河的各条小运河里，也同样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 　　可惜的是，烟雾变得更加浓密了，人们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一些近处的东西，船越是往前开去，看出去越感觉到模糊。 　　汽轮终于减速了，机器接着停了下来，缆绳被扔到了岸上。伦敦到了。我们夹在人群中下船，人们看看我们，但不会有谁来同我们说话，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是些完全陌生的人。 　　“我的小马西亚，该是用你英语的时候了。” 　　马西亚片刻也不犹豫，信心十足地走到一个长着棕红色胡子的胖子身旁，把帽子拿在手上，彬彬有礼地问他去格林广场的路。 　　我似乎觉得马西亚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向这个胖子解释，胖子也似乎有好几次要马西亚重复几个同样的字或几句同样的话．当然，我是不愿意怀疑我的好朋友的英语程度的。 　　马西亚终于回来了。 　　“很容易，”他说，“只要沿着泰晤士河走就行了。我们可以顺着沿河马路走。” 　　然而，伦敦是没有沿河马路的，起码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房屋都是迳直建筑在大河的边边上的，我们只好沿着那些看来最象是沿河马路的临河小街走去。 　　这些小街都很阴暗，满是泥泞，街心里摆满了车子、木箱和各种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们想要在这些不断出现的障碍物中间成功地穿过去是不很容易的，我用一条绳子拴着卡比，让它跟着我；这时候，虽还只是下午一点钟，商店里却都已经点上了煤气灯，天空飘落着煤灰的细属和污黑的烟炱。 　　伦敦是这副模样，它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受同泰晤士河所引起的当然完全不一样。 　　我们往前走着，马西亚不时地向人打听我们是不是离林肯小旅馆还很远；这一回。他问罢后对我说，人家告诉他，在我们所走的这条马路上，前面横着一座大门，只要穿过大门，离目的地就不远了。老实说，我感到有点奇怪，我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但我又不便明说。 　　他一点儿也没有听错，我们果然来到了一座跨街的虽说不是大门但和大门也差不多的、有着两扇侧门的大拱廊前面，这就是伦敦的巴尔礼拜堂。在那里，我们又重新问路，人们说只要向右据个弯就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车来人往、闹闹嚷嚷的大街，来到了一些互相交错的寂静的小街小巷中间，我们从这条小街转到那条小巷，就象在原地转着圈子似的，并没有前进多少，很有点象进入了一座迷官。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正当我们认为已经迷了路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座有着许多坟墓的小墓地跟前，墓碑全是黑的，黑得象涂上了炭黑或黑色鞋油似的，这就是格林广场。 　　当马西亚向一个过路的人影问路的时候，我当时的眼睛已经模糊，我的心口憋得透不过气来，我发抖，我停了下来，极力稳住自己的狂跳的心。 　　后来，马西亚带着我走了一段路，我们在一块铜牌面前停了下来，铜牌上刻着两个名字：格莱斯和伽雷。 　　马西亚走上前去要拉门铃，我连忙拦住了他。 　　“你怎么啦？”他问我，“你的脸色这么苍白。” 　　“等一等，让我定一定神。” 　　他拉响了门铃，我们进屋了。 　　我当时心慌意乱，无法看清楚我周围的一切。我们好象是走进了一间办公室，看到在几盏嘶嘶叫着的煤气灯的灯光下，有两三个人正俯身在办公桌上埋头写字。 　　马西亚向其中的一个人讲了几句话，当然，我事先早已要求他担承这次谈话的任务，我在他的说话中，听到他几次重复“小男孩”①、“家庭”②、“巴伯兰”这几个字。我明白他是在解释，说我就是我的家庭委托巴伯兰寻找的那个小男孩。 　　 　　①②　原文都是英语。 　　巴伯兰这个名字产生了效果，屋里的人都拾起头来看我们了，那个和马西亚对话的人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间。 　　我们走进一间堆满书籍和纸张的房间。有一位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另一位穿着袍子、戴着假发的先生站着，站着的那位先生手里拿着好几个卷宗，正和坐着的那一位在说话。 　　送我们进来的那个人简单地把我们介绍了一下，两位先生的四只眼睛就同时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们中间谁是巴伯兰养大的？”坐着的先生用法文问。 　　听见他讲法语，我一下子就感到放心了，向前走了一步，我回答： 　　“是我，先生。” 　　“巴伯兰在哪儿？” 　　“他死了。” 　　两位先生马上相互看了一眼，戴假发的那位就抱着他的卷宗出去了。 　　“那你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从一开始就是由他问话的那位先生继续问下去。 　　“我们用腿走到布洛涅，从布洛涅乘船到伦敦，我们刚下船。” 　　“巴伯兰给您钱了吗？” 　　“我们没有见到巴伯兰。”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应该到这里来找我们？” 　　我尽可能简要地讲述了他要我回答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几个问题急着要向他提出来，其中一个问题已经几次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人家不让我有这个时间。 　　人家现在等着要我讲清楚：我是怎样由巴伯兰养大、又怎样被这个人卖给了维泰利斯，在这个主人死后我又怎样被阿根家收留和阿根老爹又怎样被送进监狱吃债务官司，最后我又怎样重操旧业、当上了流浪歌手和卖艺人。 　　我讲的时候，那位先生做着记录。他用一种使我感到窘迫的眼神瞧着我。应该说，他的面孔是冷酷的，微笑中隐藏某些狡诈的东西。 　　“这个孩子是谁？”他用铁笔尖指着马西亚问，好象要用一支箭把他射穿一样。 　　“是我的朋友、同伴、兄弟。” 　　“很好。是在马路上流浪的时候结交上的，对吗？” 　　“他是我最亲密、最真挚友爱的兄弟。” 　　“哦！我并不怀疑。” 　　我认为现在该是我提出那个从我们对话开始时就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问题的时候了。 　　“先生，我的家是在英国吗？” 　　“当然，还在伦敦，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我就能见到吗？” 　　“不用等多久，您很快就会见到了，我派人带您去。” 　　他拉响了铃。 　　“对不起，先生，我还有一句话要问，我有父亲吗？” 　　我差一点说不出这个字眼。 　　“不但有一个父亲，还有母亲和兄弟姐妹呢。” 　　“啊！先生！” 　　门打开了，打断了正从我心头倾泻出来的激情，我只是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着马西亚。 　　先生用英语和进来的人说了几句话，我相信他是要那个人带着我们去。 　　我站了起来。 　　“喔，我差点忘了，”先生说，“您姓德里斯科尔，这是您父亲的姓。” 　　尽管他面目可憎，我相信，如果他肯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跳起来去搂他的脖子的，可是，他用手给我们指了指门，我们就出去了。 第十三章　德里斯科尔一家 　　带我去父母家里的那个办事员，是个干瘪小老头，皮肤皱缩，一脸皱纹，穿一身磨损得发亮的黑色衣服，打一条自领带。当我们走出门口来到街上的时候，他急不可待地、甚至有点象发神经病似的拼命地握他的两只手，还使劲掰他的手指关节和腕关节，让它们发出格格的响声；他又非常用力地抖动、摔踢他的两条腿，好象有意要把脚上的后跟已经穿坏的靴子踢到天上去一样；他还仰起鼻子前空中深深地吸了好几口雾气，象一个被长期关在监牢里的人，现在被释放了出来，正在由衷地感谢天主所赐的真福。 　　“他觉得这里的空气很好闻！”马西亚用意大利语对我说。 　　老头儿瞪了我们一眼，他不同我们说话，只是向我们发出“嘬嘬”的声音，就象人们向一条狗示意一样，意思是要我们跟上他的脚步，免得走丢了。 　　我们很快来到一条挤满车辆的大街，他拦住一辆驶过的街车，这是一辆有车厢的双轮马车，但那个车夫却不象通常那样坐在马屁股后面的驭座上，而是立着、笔直地高高地站立在车厢的后面，他的背后是临空没有依托的；他站得比车厢的顶盖高出许多，以致那个车盖就成了摆在他面前供他放手的桌子了。他居高临下，握着两根长长的缰绳，通过车厢顶盖，遥遥地驾驭着前面驾车的马匹。这种希罕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后来才知道，它的名称叫卡普①。 　　 　　①　卡普：英国的一种旧式的有车厢的单马双轮或四轮车。 　　办事员让我们上了这辆前面敞开的、没有车门的卡普；通过开在车顶上的小窗孔，他和车夫说着话，有好几次提到“贝司纳尔格林”这样一个地名。我想这一定是我父母居住的那个区的区名。我知道英文“格林”是绿色的意思，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这个区一定栽满了各种好看的树木；那么，我住进去以后，它一定会使我感到惬意和称心；这个区想必同我们刚到达伦敦时看到的那些阴暗、可怜、糟糕透顶的街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住在一个大都市里，尤其是住在这个大都市里的一大片绿油油的树木中的一幢宅子里，那肯定是了不起的。 　　给我们带路的人同马车夫之间出现了争执，争执的时间还相当长。有时是这一个人抬头伸长着脖子，冲着小窗孔作出各种解释；有时是另一个人似乎要从他站着的位置上一下子钻进小窗孔里来申明他根本不知道对方问他的事情。 　　马西亚和我，我们紧紧挤在车座的角落里，卡比趴在我们两个人的腿中间。我听了他们的对话，对自己说，一个车夫连贝司纳尔格林这样漂亮的地方也不认识，这确实使人吃惊。要不，伦敦一定有着许多绿化区，因为相同的地方多了，就容易把它们的名字弄错；但这不同样也很叫人吃惊吗？因为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我倒宁肯相信整个伦敦都黑得如同烟囱里的烟炱。 　　我们在宽阔的马路上奔驰，随后驰进狭窄的街道，接着又回到宽阔的马路上。但是我们的马车是被如此浓密的大雾包围着，车窗外面的东西，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天气开始变冷了，我们感到呼吸困难，憋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我说的“我们”，指的是马西亚和我，因为我们的向导正好相反，他显得很惬意，不管天气怎样，他总是在用力地呼吸；他用鼻子吸气的时候，连嘴巴也张得大大的，看去他是急于要在他的肺库里储存越多越好的空气；另外。他还在继续做着掰手指头和伸腿、踢腿的动作。难道他好几年都没有动弹过和呼吸过了吗？ 　　一想到只要再过一会儿功夫，也许只要再过几秒钟，我就要拥抱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了，这种想法使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非常急躁和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然而我还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应该看看我们正在穿越的这个城市，这不就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吗？ 　　但是，尽管我把眼睛睁得很大，其结果还是没用，因为除了在浓雾中燃烧着的瓦斯灯所发出的红色亮光外，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车外的大雾，厚得象天上滚动的云块，稠得象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我们已经连从对面驰来的车辆的车灯也看不见了。我只感到我们坐的这辆卡普在时不时地紧急刹车，很明显，它随时都有可能碰着或者压着街上的拥挤的人流。 　　我们一直在奔跑着。从格莱斯和伽雷事务所里出来已经很久了，我心想，这就证明我父母是住在乡下，也许我们很快就要离开狭窄的街道在田野上奔驰了。 　　我和马西亚手拉着手。当我想到很快就要见到我父母的时候，我把他的手捏得紧紧的，我感到有必要对他说明；我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他的朋友。 　　我们不但没有到乡下去，反而走进了更狭窄的小街，我们听到了火车尖厉的鸣笛声。 　　于是我让马西亚问向导，我们是否很快就要到家了，马西亚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他说格莱斯和伽雷事务所的办事员讲，他从未到过这个贼窝。也许是马西亚弄错了，他没有听懂人家的回答。不过马西亚坚持说，办事员用的那个英文字“西埃夫”①，法语的意思正好是“小偷”；他认为这是不用怀疑的，他决没有弄错。我一时真有些困惑不解，心里想：向导这样害怕小偷，那正好说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乡下。“格林”这个字是在“贝司纳尔”的后面，正好符合那里有着一片树林或草地。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马西亚。一个向导害怕小偷，使我感到非常可笑，没有出过城的人有多蠢！ 　　 　　①　原文是英文“贼”字，译文是谐音。 　　然而没有任何显示乡村就要出现的迹象，但这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英国本来就是一个叫作伦敦的污泥和石头的城市①。谁说不是呢，现在污泥溅满了我们的车子，一块块黑泥一直溅到我们身上；一股股恶臭的气味从四面八方把我笼罩起来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是在一个肮脏的城区，很可能这是到达贝司纳尔格林草地的最后一个区。但我又感到我们好象在原地转悠，车夫还不时放慢速度，似乎连他也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果然，他一下子把车子停了下来，我们车顶上的小窗孔打开了。 　　 　　①　在原文中这段话较费解。这是作者描写的雷米当时的心理。雷米年幼无知，当时又处在极度慌张迷惑的心理状态中，他先把贝司纳尔格林这个地名拆开来理解，成了贝司纳尔树林或贝司纳尔草地；现在他在自我安慰中把英吉利这个词按法文“昂格勒坦尔”一词拆开来，法文称英国为“昂格勒坦尔”（这里是中文谐音），这个词的前半部“昂格勒”（谐音，下同），在法文中作“角”或“隅”的意思讲，因而可作“一小块地方”去理解；这个词的后半部“坦尔”，在法文中为“土地”，因而可作石头和泥土去理解。把两部分加在一起，成了石头和泥土的一角，或泥土和石头的一隅之地。于是，雷米认为英国比伦敦大不了多少，伦敦基本上就是英国；无论是英国还是伦敦，无非都是石头和泥土的城市。作者这样描写，是表明孩子式的无知和孩子式的思想混乱。 　　一场对话，或者说一场争论开始了。马西亚对我说，按照他的理解，我们的车夫不愿意再向更远的地方走去了，因为他不认识路；车夫要求向导给他指出去贝司纳尔格林的方向，而向导的回答还是“我不知道这个贼窝在什么地方”。现在“贼”这个英文字，连我也听得一清二楚了。 　　但是，我认为他们指的并不是贝司纳尔格林区。 　　争吵继续通过小窗孔进行下去，车夫和向导彼此都以同等程度的火气从这个不大的窟窿里向对方送去有来有往的责问和反驳。 　　最后，向导把车钱付给了嘀嘀咕咕的马车夫，他跳下卡普，又一次对我们发出“嘬嘬”的示意声，很明显，该轮到我们下车了。 　　我们在浓雾中来到一条满是泥浆的街道，有一间灯火辉煌的店铺，里面的瓦斯灯的灯光，通过镜子、镀金器皿和多棱玻璃砖酒瓶的反射，透过雾障，一直照射到街上阴沟旁的水潭里。这是一家小酒店，但是为了让它体面些，可以象英国人那样叫它“豪华的酒家”①，也可以简单一点叫它“金宫”，也就是说，这是一家卖杜松子酒②的酒店。当然，它也卖其他各种烧酒；只要是烧酒，杜松子酒也一样，都离不开以粮食或甜菜为原料的酒精。 　　 　　①　豪华的酒家：英俚称卖杜松子酒的小酒店为“豪华的酒家”或“金宫”。杜松子酒的英语译音为“金”，在我国称“金酒”。是烈性酒。 　　②　原文为刺柏子酒，在译文中为了和金酒统一，改泽为杜松子酒。 　　“嘬嘬，嘬嘬！”我们的向导又发出了这个声音。 　　我们和他一起走进了这间“豪华的酒店”。我们刚才还认为这里是个穷人区，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店堂里到处都是镜子和镀金器皿，酒柜是银色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排场。但是那些坐在酒柜前或者肩靠在墙壁和酒桶上喝酒的人，却都衣衫褴褛，有几个人的脚上甚至连鞋子也没有，他们肯定不久前还光着脚在垃圾和污泥中走过路，因为那一只只光脚上都好象有着一层厚厚的、乌漆墨黑的、还没有擦干的黑鞋油。 　　在漂亮的银色柜台上，我们的向导要了一杯香味醇厚的白甜酒。这个刚才贪婪地吸着雾气的人，现在又贪婪地将这一杯甜酒，只一口就喝干了；于是他开始和袖子卷到肘上为他倒酒的那个人攀谈起来。 　　他是在问路，这是很明显的，我没有必要再去问马西亚。 　　我们又跟在向导后面上路了。现在街道变得更加狭窄，因而尽管有雾，两旁的屋子也还能看清楚；我们头顶上有很多绳子，它们从这边的屋子被拉到那边的屋子，上面挂满衣服和破烂，这肯定不是为了要晒干它们才晾上去的。 　　我们在哪儿呢？我开始不安了。马西亚不时看看我，但他什么也不问。 　　我们先进入一条小巷，然后来到一个院子，又穿过这个院子进入另一条小巷；这里的房子比你在法国最贫穷的乡村所能看到的还要破旧，很多是用木板钉的，象车棚或牛栏；然而这又的的确确都是些住家。头上没有帽子也不包头巾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在这一家或那一家的门口挤进去挤出来。 　　当我们借着微弱的亮光能较为清晰地看一看我们周围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女人脸上都没有一丝血色，亚麻色的黄头发技在肩上，孩子们几乎都光着身子，只是背上还挂些破布条似的东西。在一条小巷中间，我们还发现有几只猪在死水潭里乱拱，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气。 　　我们的向导很快停了下来，他肯定是迷路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紧身蓝色礼服、头戴漆皮帽的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的袖口上有一圈黑白饰带，腰带上挂着手枪枪套。这是警察，用英国人的叫法，他们是“警察局的人”①。 　　一场谈话又开始了。不一会儿，我们跟在警察后面上了路；我们穿过了一些小街、几个院子和弯弯曲曲的街道，我仿佛觉得周围的房子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样子。 　　 　　①　原文是英语。 　　我们终于在一个院子里停了下来，院子中央有一个水塘。 　　“这里就是红狮院”，②警察说。 　　 　　②　原文是英语。 　　这个名字我已听到过几次了，马西亚曾对我说过这三个字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这里不可能就是贝司纳尔格林，我的父母难道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可是…… 　　我没有时间去琢磨在我不安的头脑里所产生的这些问题，警察敲了敲用木板钉成的牛栏一样的门，向导谢了谢他，这样，我们算是到了。 　　马西亚没有放开我的手，他紧紧地握着，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两个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搅得我心神不定的忧虑也同样在折磨他。 　　我是那样的心慌意乱，连警察敲过的门是怎样在我们面前打开的都不太清楚了。我们走进一间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点着一盏灯，炉算上燃着煤火；这时候，我的神志又恢复清醒了。 　　在炉火前面，有一张草编的安乐椅，它的式样有点象那种供圣像的木龛，那上面坐着一个头上戴顶黑色软帽的白胡子老人，他象尊雕像，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另外有一男一女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的两头，男的有四十岁上下，穿一身灰丝绒服装，他的面孔显得聪明而冷酷；女的比他要年轻五、六岁，一头金发垂在一块交叉系在胸前的黑白方格披肩上，她的眼睛呆滞无神，在她的应该说是很漂亮的面容上显出一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冷漠的表情，至于她的姿态，那也同样显得无精打采。屋里还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一式金黄色头发，就象他们母亲的亚麻色金发一样；最大的男孩看去有十一、二岁，最小的女孩刚只三岁样子，她正在地上蹒跚地学步。 　　以上这一切，在我们的向导，那位格莱斯和伽雷事务所的办事员，他还没有把话说完之前，我只瞥了一眼，便全看清楚了。 　　向导讲了些什么，我几乎没有听见，其实即使听见了，也全然听不懂；但是德里斯科尔这个姓，也就是开事务所的那位律师所说的我的姓，总算没有叫我的耳朵漏掉。 　　现在，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盯着马西亚和我，甚至那个一动不动的老头也不例外，唯独小女孩被卡比吸引住了。 　　“你们俩谁是雷米？”穿灰丝绒套服的那个人用法语问我们。 　　我向前走了一步。 　　“是我。”我回答。 　　“那好，孩子，亲亲你的爸爸吧！” 　　我从前只要一想到这个时刻，总以为会感到一股把我不由自主地推向我父亲怀抱的强烈的激情，可我现在并没有感觉到这股激情。但是，我还是走上前去吻了我的父亲。 　　“现在，”他对我说，“该亲你的爷爷、妈妈、兄弟和姐妹了。” 　　我先走向我的母亲，把她抱在怀里；她让我拥抱，但她却不拥抱我，只对我讲了两三句话，我当然没有听懂。 　　“跟你爷爷握握手吧。”我父亲对我说，“轻一点，他瘫痪了。” 　　我也和我的两个弟弟、我的姐姐握了握手；我想抱抱小妹妹，可是她正在一门心思抚摸卡比，一手把我推开了。 　　当我从他们跟前挨个走过去的时候，我不由得对自己感到生气，唉，这是怎么啦！我终于回到了自己家里，却没有感到什么欢乐。我有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还有祖父，我和他们团聚了，但我心里还是冷冰冰的。我曾经那么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我将要有个家，我将要有亲爱的父母，我将爱他们，他们也将爱我，一想这些，我曾经高兴得疯了一样；然而，现在我却用审视陌生人的眼光看着他们，这是怎么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心里并没有什么话想同他们讲，连一句亲热的话也找不出来。我难道是个没有心肠的人？我难道是那种不配有家庭的人？ 　　如果我是在一座宫殿而不是在木板房里找到了我的父母，难道我心里也会象现在那样感觉不到那种温暖的感情吗？而在几个钟头以前，我对自己还不认识的父母是满怀这种感情的，为什么在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时候，反而不能表达出这种感情呢？ 　　这种想法使我感到羞惭。我又走到我母亲的跟前，又一次拥抱她，紧紧地亲她。也许她并不明白出现在我身上的这股激情的缘由，她没有用亲吻和拥抱来回答我，而是用无动于衷的神情看着我，然后稍微耸了耸肩，对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说了几句我听不懂、但使她丈夫笑得很起劲的话。这一个的一脸冷漠和那一个的一脸讪笑，使我的心痛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我那对父母的如此炽热的激情，看来在他们眼里连个屁也不值。 　　但是他们不让我有时间沉湎于自己的万感千愁的感想中。 　　“这一个呢，”我父亲指着马西亚问我，“他是谁呀？” 　　我向他解释是一种什么关系把我同马西亚联系在一起的，我尽力在说话中强调马西亚对我的诚挚的友爱，同时又极力说明我还欠着马西亚许多恩情。 　　“很好。”我父亲说，“他是想到这里来旅行几天啰。” 　　我正要回答，马西亚却打断了我要说的话。 　　“是这样。”他说。 　　“巴伯兰呢？”我父亲问，“他为什么没有来？” 　　我告诉他巴伯兰死了。我们是在夏凡侬从巴伯兰妈妈那里得知我的父母在找我之后去的巴黎，而当我们到达巴黎的时候，这一死讯使我们感到多么失望！ 　　我说的话，父亲都为母亲翻译了一遍，我相信我听懂了她回答时所说的“很好！”或“太好了！”这两句英国话，因为我懂得“好”①和“很好”②这两个英国词，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巴伯兰死了她要说好或很好呢？我心里暗暗自问，一时却找不到答案。 　　 　　①②　原文是英语。 　　“你不懂英语吗？”父亲问我。 　　“不懂。我只懂法语，还懂意大利语，那是跟一个师傅学的，巴伯兰把我卖给了他。” 　　“是维泰利斯？” 　　“您知道……” 　　“前段时间我去法国找你的时候，巴伯兰跟我说起过他的名字。你一定觉得很奇怪，也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十三年没有找你，而后来又突然想起了要去找巴伯兰的原因吧。” 　　“啊！是的，很想知道，我对您说实话，非常非常想知道。” 　　“那你到火炉边来，我给你讲。” 　　进屋的时候，我已经把竖琴靠在墙边，现在我解下背包，坐在指定的地方。 　　但是，当我把沾上泥的、湿漉漉的双腿伸向火炉的时候，祖父却朝我这边“啐”地吐了口唾沫，他不开口，有点象一只发怒的老猫。没有必要作什么解释，我已经明白我是碍着他了，于是我把腿缩了回来。 　　“不用管他，”我父亲说，“老人不喜欢别人坐在他的炉子前面；你要是冷，就烤烤吧，用不着和他客气，别不好意思。” 　　听到当着这个白发老人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感到吃惊，我觉得，恰好相反，正是对这个老人，说这样话的人应当感到不好意思。我把腿缩向我坐的椅子下面。 　　“你是我的长子，”父亲对我说，“你是我和你母亲结婚一年后生的。当我娶你母亲的时候，有一个姑娘以为我本来会娶她做妻子的。这场婚姻使她怀着疯狂的仇恨，她把你母亲当作她的敌手。为了报复，正好在你满六个月的那天，她把你偷走了，并且带到了法国，把你扔在巴黎的街头。凡是可能去找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就是没有到巴黎去找，因为我们想象不到有人会把你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们找不到你，便以为你已经死了，永远也见不到你了。直到三个月前，这个女人得了绝症，她在临终之前讲了实话。我们立刻动身去法国，到那个人们扔掉你的地方的警察局长那里去了解，在那里，人们告诉我，说你成了克勒兹的一个泥瓦匠的养子，是他捡到了你；我又立刻赶到夏凡侬，巴伯兰对我说，他把你租给了一个叫维泰利斯的流浪乐师，你和他一起走遍了整个法国。因为我不可能留在法国，不可能亲自寻找维泰利斯的下落，所以我委托巴伯兰，并给了他钱，让他去巴黎。同时，我又嘱咐他，当他找到你之后，就通知受理我的事务的律师格莱斯和伽雷先生。如果我没有把这里的地址给他，那是因为我们只是在冬天才住在伦敦；在天气好的季节里，我们全家就要带着我们的车辆走遍英格兰和苏格兰，去做流动商贩的生意。就这样，我的孩子，你现在被重新找到了。十三年以后，你又在家庭里占有了你的位置。我懂得，你有些惊惶不安，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听不懂我们说些什么；同样你也没法让别人明白你的话；但我希望你很快就会习惯起来。” 　　是呀，也许我很快就会习惯的，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家里，今后和我一起生活的将是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那么，一切不是很快就会习惯起来的吗？ 　　漂亮、讲究的襁褓并没有表明我的家庭的实际情况，这对巴伯兰妈妈，对丽丝，对阿根老爹，对所有救助过我的人，都是个不幸。我已不能实现我所梦想的事情，因为流动商贩，尤其是住在木板棚里做小生意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富有的。但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我终于有了一个家。在一个孩子的梦想中，母亲就是财富，爱抚比财富更有价值。我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爱。 　　在我听父亲讲述的时候，餐具已经摆上桌子，那是些蓝花盘子。在一个金属盘里，有一块烤牛肉，周围放了些土豆。 　　“你们饿了吧，孩子们？”我的父亲冲着马西亚和我问道。 　　马西亚露出了他洁白的牙齿。 　　“好了，上桌吃饭吧！”父亲说。 　　但在入座之前，他把我祖父的扶手椅先推到桌子边上，然后他自己背靠火炉坐了下来。他开始切烤牛肉，给我们每人好大一块牛肉，还加了些土豆。 　　尽管我不是在那种讲谦恭、礼仪准则的上等人家中长大起来的，或者干脆说吧，尽管我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是我还是注意到我的弟弟和姐姐经常用手抓着吃，还把手指蘸上点儿汤放进嘴里舔着，而对这种使我感到不好受的餐桌上的恶习，无论是我的父亲或我的母亲都视若无睹，似乎并不介意；我也注意到我的祖父，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盘子，那只唯一还听他使唤的手不断地、穿梭般地、一刻也不停地在盘子和嘴边之间往返忙碌，当有点什么从他发颤的手指间掉了下来的时候，我的兄弟们就当面嘲笑他。 　　晚饭吃过后，我以为我们要坐在火炉旁愉快地度过临睡前的那些时刻了，可是我父亲说，他等着会朋友，我们应当去睡觉。他拿了一支蜡烛领我们到了一个库房，那库房和我们刚才吃饭的屋子是相通的，那里放着两辆大车，就是通常流动商贩卖货用的那种车辆，他打开了一辆贩货车的车门。我看见里面有一张双层床铺。 　　“这是你们的床。”他说，“好好睡吧。” 　　我在我的家——德里斯科尔家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款待。 第十四章　孝敬父母 　　父亲离开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蜡烛，但他也把我们的车门从外面锁上了，我们就只好赶快睡觉。尽管这一天的事儿是这么多，我们却没有象往常的晚上那样聊天，也没有议论各自对这些事儿的印象。 　　“晚安，雷米。”马西亚说。 　　“晚安，马西亚。” 　　马西亚看去并不比我更想说话，这样倒好，我正巴望他不要说话。 　　但是，不想说话并不等于想睡觉。蜡烛燃尽了，我还在这张窄小的床铺上翻来覆去地寻思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正在这样寻思的时候，听见睡在上铺的马西亚也在动弹，也在翻身，这证明他也并不比我睡得更好。 　　“你还没睡着？”我低声问他。 　　“还没有。” 　　“不舒服吗？” 　　“不，谢谢你。我自己倒没有什么，但是周围的东西有点不大对头，它们在旋转。它们一忽儿升上来一忽儿沉下去，就象我现在还在船上、车上似的。” 　　马西亚睡不着难道只是因为晕船吗？他醒着，他现在想的事情不正是我也在想的事情吗？他是非常爱我的，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是那么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我感觉到的，他当然也能感觉到。 　　还是一丝睡意也没有。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有一种压在我心头的隐隐约约的恐惧也在随着它一分钟一分钟地增大起来。起初，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头脑中的那些使人恼火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羞惭或发窘的感觉；现在我清楚了，那是恐惧。惧怕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它是恐惧。但并不是因为我睡在这辆车子上、车子又在贫穷的贝司纳尔格林区，我才感到恐惧的。在我的流浪生活中，有多少次都是在没有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度过黑夜的，那时我确实感到过象此刻一样的害怕，可我现在非常清楚，我不用害怕有任何危险，但我还是感到害怕。我越是想赶走这种恐惧感，心里却越是感到惊慌和不安。 　　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因为四周没有报时的钟声，我不知道夜到底已有多深。突然，我们库房门上发出了很大的响声，我说的这扇门，是开向另一条街道的，并不是开在红狮院院内的那扇库房门。接着，在几声在规律的、间歇的敲打后，一束亮光射进了我们的车子。 　　我非常吃惊，赶紧往四周望了望，这时靠着我床铺睡的卡比也被惊醒了，发出了低沉的吠声，我发现亮光是从开在我们车身板壁上的小窗里照进来的；我们的双层铺就贴着这扇小窗，但在我们上床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车身上还有着这扇小窗，因为它被一块挂在车身里面的窗帘挡着，窗帘上半部紧贴着马西亚的床，下半部贴着我的床边。为了不让卡比把院子里的人都惊醒，我用手捂住它的嘴，然后拨开一点窗帘，朝外面望去。 　　我父亲悄悄进入库房，他不让发出一点儿声音，灵活地打开了临街的这扇门，放进两个人，他们肩上都扛着沉重的包袱，接着他轻手轻脚地又把门合上。 　　他用一个手指压住嘴唇，用另一只提着一盏灯的手朝我们睡觉的车子指了指，示意不要弄出响声把我们惊醒。他提在手里的那盏灯，是一盏有意用东西遮住了亮光的幽暗的灯。 　　他如此小心，使我受到感动，我想叫住他，告诉他我还没有睡着，不用为了我，使他自己这样不方便，但我怕吵醒马西亚，他，马西亚这时也许睡得很好，我于是没有作声。 　　我父亲帮那两个人从肩上卸下包裹，接着出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又和我母亲一块进来了。在他离开的时候，那两个人打开了他们的包裹，一个包裹里装满了各种布料；另一个装着各种针织品，好象是毛衣、裤衩、袜子和手套这类的东西。 　　于是刚才使我感到惊异、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些人原来是商人，他们是来把他们的货品卖给我的父母的。 　　父亲将这些货品逐件在灯光下查看，看完一件递给我母亲一件。我母亲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她把从货品上剪下来的标签放进她的衣服口袋里。 　　这事使我感到古怪。还有，在这种时候做买卖也显得有点异样。 　　父亲一面对货品进行着非常认真的检查，一面悄悄地在和那两个扛包裹进来的人说话；要是我听得懂英语，我就会知道他们说的是些什么；老话说：你不明白，所以你听不懂；我恰恰相反，耳朵听不懂，所以心里不明白。然而“警察”这个字眼，也仅仅是这个宇眼，却没有让我的耳朵漏掉。 　　包裹里的东西被仔细检查完毕后，我的父母就和那两个人一起离开库房进了屋子，我的周围重新出现了一片黑暗。显然，他们是结帐去了。 　　我对自己说，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最正常不过的，然而尽管我的愿望是如此善良，我却不能说服自己。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走红狮院的大门呢？为什么他们说到“警察”这个字眼的时候，声音放得这么低，好象生怕被人在外面听见呢？为什么我母亲要把买来的东西的标签剪掉呢？ 　　这些问题搅得我无法入眠，因为找不到答案，我就极力想把它们从我头脑里赶走，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它们，但毫无结果。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亮光照进了我们的车子，我也又一次从窗帘的缝隙里向外张望，但这一次，我这样做，是不顾我的意愿，也违背我的意愿的。它和第一次不同，那次是很自然的，只是想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这一次，尽管我对自己说，我不该看，但我还是看了；我对自己说，也许还是不看更好，可我还是想看个究竟。 　　现在只有我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母亲把运来的东西很快打成两个包，父亲把库房的一个角落打扫干净。在他用扫帚使劲扫开的干的沙土下面，立刻出现了一块翻板。他掀开翻板，我母亲这时已经把两包东西捆好，父亲抱了这些相好的东西从翻板口下了地窖，母亲用一盏灯照着，但我看不见地窖有多深。包裹下去了，父亲自己空着手上来了。他把翻板盖好，用扫帚把扫去的干沙土又好回原处；他的这些活儿一做完，翻板的进出口就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两人又通力合作在沙土面上撒了些麦秸，那个地方便和到处都是麦秸的库房的别的地面一样。 　　他们出去了。 　　在他们轻手轻脚关上库房门的时候，我觉得马西亚好象在他的床铺上动了一下，然后又似乎把头枕到了枕头上似的。 　　马西亚看见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了吗？ 　　我不敢问他。现在已经不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在使我窒息了，我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要害怕。真可怕，我从头到脚都叫冷汗浸湿了。 　　我就这样痴痴呆呆挨过了整整一夜，直到附近的一只鸡用它的啼声向我报晓时我才睡着；然而那是一种昏沉的、心悸的、做着恶梦的睡眠，这些恶梦使我害怕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一阵开锁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们的车门被打开了。我以为是我父亲来告诉我们该是起床的时候了，我闭上眼睛，不想去理他。 　　“是你弟弟，”马西亚对我说，“他让我们自由了，他已经走了。” 　　我们起床。马西亚没有问我睡得好不好，我也没有问他任何问题。他盯着我瞧了半天，我只好把眼睛转开，不去看他。 　　我们回到昨天吃饭的那间屋子，但父亲和母亲都不在那里，只有祖父一动不动地坐在火炉边的他那张扶手椅里，好象从昨天以来他根本没有挪动过地方。那个叫安妮的姐姐在擦桌子，我的大弟阿仑在打扫屋子。 　　我走过去想和他们握手，他们都只顾干他们的活儿，根本不答理我。 　　我向祖父那边走去，但他不让我靠近，象昨天一样，朝我啐了一口，我立刻站住了。 　　“你问问吧，”我对马西亚说，“我今天上午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怎么说马西亚就怎么问。我的祖父听到讲的是英语，变得稍微和气了点，他那呆滞得可怕的脸容有了些松动，开始愿意回答了。 　　“他说些什么？”我问． 　　“说你父亲要出去一整天，你母亲在睡觉，说我们可以去散散步。” 　　“他就说这些吗？”我又问，觉得这段翻译出来的话太短了。 　　马西亚露出一副尴尬的神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明白了他的其余的话。”他说。 　　“挑你听明白的说吧。” 　　“他好象说，如果我们在城里碰上好机会，就不该放过。他还加了一句：‘记住我的话，我们是靠傻瓜养活的。’这一句话他肯定是说了。” 　　我的祖父大概猜到了马西亚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他在听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用他那只没有瘫痪的手，做着往他的口袋里放什么东西的样子，同时还眨了眨眼睛。 　　“我们出去吧。”我对马西亚说。 　　整整两三个钟头里，我们都在红狮院附近溜达，不敢走远一步，因为我们怕迷路。我发现贝司纳尔格林的白天比它的黑夜还要可怕。你在人们身上看到的，或是在人们住的房子里看到的，都是令人心酸至极的贫穷景象。 　　马西亚和我一路走，一路看，谁也不说话。 　　我们转身往回走，走到了院子的另一头，我们回家了。 　　我的母亲已经离开了她的房间，我从门口看见她的头靠在桌子上。我想她是病了。既然我没法和她说话，我就跑过去拥抱她。 　　我用双臂搂住她，她的头抬起来了，但摇晃着；她眼睛看着我，但肯定没有看见我。我从她嘴里喷出的热气中闻到一股金酒的味道。我退了回来。她的头又栽倒在摊开在桌子上的她的两条胳臂中间。 　　“金酒。”我的祖父说。他冷笑地看着我，又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活，而金酒这个词我是听得懂的。 　　开始，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似乎失去了知觉一般。几秒钟后，我看了看马西亚，马西亚也看看我，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我向他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又出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手拉着手，并肩走着，一言不发。我们径直朝前走，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什么地方。 　　“你这样走，是想去哪里？”马西亚惴惴不安地问我。 　　“我也不知道。到一个我们可以说话的地方去，我有话要对你说。这里人太多，在人群里，我不能讲话。” 　　这是事实，我在维泰利斯戏班子里的时候，我和我师傅的流浪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或森林中度过的，这就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来不在城镇或乡村的街道上讲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有人过来打扰我一下，我的想法、我本来想说的话就会被打乱，而我现在正准备严肃地和马西亚谈一次话，所以应该让自己保持清醒，知道该讲什么和怎么讲。 　　当马西亚问我究竟想去哪里的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它比我们刚出来时经过的那些小街要宽得多。我仿佛瞥见了街道尽头有着树林，可能快到田野了吧，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去。但根本不是什么田野，而是一个有着宽广的绿色草坪和幼树丛的大公园。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那坐下来同马西亚好好谈一谈的想法可以实现了。 　　我已下了决心。我知道该说什么。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的小马西亚。”当我们选了个僻静隐蔽的角落坐下来后，我马上就对我的同伴讲出了我准备好的第一句话，我接着说下去，“你是知道的，对吗？正是出于友谊，我才要求你陪我来到我的父母家里。你不会怀疑我对你的友谊吧，是吗？” 　　“你真是个傻瓜！”他强装出笑脸回答我。 　　“你想笑，为的是让我坚强起来；但是，如果我变得脆弱了，那也没有关系。除了你，我能向谁去哭诉呢？” 　　我于是扑在他怀里，哭得跟泪人一样了。当我在这广袤的世界中失去了一切，只剩下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现在这般的不幸和痛苦。 　　放声痛哭了一阵之后，我强使自己平静下来。不是为了让马西亚怜悯我，我才把他带到这个公园里来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 　　“马西亚，”我对他说，“你应该走，应该回到法国去。” 　　“要我离开你，永远办不到！” 　　“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回答我的，你说你永远不离开我，这使我感到安慰，感到幸福，请相信我吧。但是，你应该离开我，你应该回到法国、回到意大利去。你去哪里都行，这并不重要，只要不留在英国。” 　　“那你呢，你想去哪儿？你愿意我们去哪儿？” 　　“我！我应该留在这里，留在伦敦，留在我的家里。难道留在我父母的身边不是我的义务吗？把我们剩下的钱带上走吧！” 　　“别说这些了，雷米！如果谁应该离开的话，正相反，应该是你。” 　　“为什么？” 　　“因为……”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两只眼睛避开了我的询问的目光。 　　“马西亚，你应该用真话回答我，要坦率，不要转弯抹角，不用担心我受得了还是受不了，不要害怕，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没有睡着？你都看见了？” 　　他垂下了眼皮，用憋住气的声音说： 　　“我没有睡着。” 　　“你看见什么了？” 　　“都看见了。” 　　“那么你都明白了？” 　　“卖货的那两个人，他们的货色不是买来的。你父亲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敲屋子的正门，而去敲库房的门。他们回答说，警察正在注意他们。” 　　“这你就明白了，你应该离开。”我对他说。 　　“如果我该离开，你也同样该离开。我们俩哪一个留在这里都没有好处。” 　　“我要你陪我来，那是根据巴怕兰妈妈对我说的情况，也根据我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我原以为我的家庭能使我们俩都受到教育，我们也可以从此不分开；但事实并非如此。梦想……最后还是梦想，我们只好分手了。” 　　“决不分开！” 　　“好好听我说，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不要再加重我的痛苦了。在巴黎，如果我们碰上了伽罗福里，如果他又把你抓在手里了，你当然就不会再愿意我和你待在一起了，不是吗？那么此刻我对你讲的，正是那个时候你会对我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不回答。 　　“是这样吧？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 　　“该轮到你听听我的了。好好听我说吧。在夏凡侬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家里的人在找你；我听了之后非常痛苦。我本该为了你将找到父母而高兴，可相反，我很不高兴。我没有想到你的快乐和幸福，我只想到我自己。我当时想：你有了兄弟和姐妹，你就会象爱我那样去爱他们，也可能爱他们胜过爱我；但他们有钱，他们有教养，受过好的教育，他们是些长得很漂亮的少爷、小姐，我嫉妒了。明白了吧，这就是你应该知道的，这就是我应该向你承认的真话。我要求你饶恕我，如果对这样自私的感情你也肯饶恕的话。” 　　“啊，马西亚！” 　　“说呀，对我说你饶恕我了。” 　　“我真心真意地原谅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我没有责怪过你。” 　　“那是因为你太傻，你是个诚实的大傻瓜。应该恨那些心坏的人，过去，我的心就很坏。你所以能原谅我，那是因为你的心太好；我的心不好，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有些想法，你并没有全知道，我曾对自己说，‘我和他一道去英国，先去看看再说，他要是很得意，很神气，在他没有功夫再想到我的时候，嘿，那我就赶紧走，我要一口气跑回卢卡，去拥抱我的克里斯蒂娜。’但是你现在并不富有，并不幸福；你不但没有钱，而且你……就是说，你也并不象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会忘掉我。这样，我就不该走了，我的兄弟，我的好雷米。” 　　说着说着，马西亚抓住了我的手，亲了又亲；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然而，这不再是我刚才所淌出的那种苦涩的和灼痛人的泪水了。 　　我尽管感动得不能自己，但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想法。 　　“你还是应该走，回法国去，去看望丽丝、阿根老爹和巴伯兰妈妈，去看望我的朋友们。你应该对他们讲，我为什么不能做我一心想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实现我的梦想和诺言。你去解释一下，我的父母并不象原先我们想象的那样富有，这就足可以使大家原谅我了。你说是不是？我的父母并不富有，这就说明了一切，对吗？贫穷并不是一种耻辱。”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富有，你才要我走的，所以，我不走。” 　　“马西亚，我求求你，不要加重我的痛苦了，你看，我已经苦成这个样子了。” 　　“啊！我不强迫你对我明讲那些你认为说了之后会蒙受羞辱的话，我不是那种刁钻的人。但我也不是那种精明的人。我不精明，我的这个东西，”说到这里，马西亚停了下来用手敲敲他的脑袋，“它不灵，对钻到它里面去的东西常常不太明白；但是不要紧，我在这里还有着另外一件东西，”说到这里，马西亚又停了下来；这回，他把手放在他的心口上，“它什么都能感觉到，什么都能察觉出来。现在，你要我直说，那我就直说，并不是因为你父母穷你才要我走开的；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养活我，因为我并不需要他们负担什么费用，我可以为他们干活。是……是因为你在夜间看到了那情景之后，在为我担心。” 　　“马西亚，不要说这些了。” 　　“你害怕我将来也会去剪掉不是花钱买来的东西上的标签。” 　　“啊，别说了！马西亚，我的小马西亚，别说了！” 　　我把羞得通红的脸藏在两只手掌中间。 　　“好了！如果你为我担心，”马西亚继续说，“我也为你担心。所以我对你说：‘我们一起走吧！回到法国去！找巴伯兰妈妈、丽丝和你的朋友们去！’” 　　“办不到！我父母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你也不欠他们什么；而我呢，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留下，和他们在一起。” 　　“你的父母！这个瘫痪的老头是你的祖父！这个倒在桌子上睡觉的女人，是你的母亲！” 　　我猛地站了起来，用命令的、不再是恳求的口吻喊道： 　　“住嘴！马西亚，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话！你讲的是我的祖父和母亲，我应该孝敬他们，爱他们。” 　　“假如他们真正是你的父母，那你就应该这么做；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你的祖父，也不是你的父母，那你难道也同样去孝敬他们和爱他们吗？” 　　“你没有听见我父亲讲述的那一段经过吗？” 　　“故事能证明什么？他们失掉了一个你这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找他，找到了一个年龄一样大的，就是那么回事。” 　　“你忘了，人家把他们的孩子偷走后，扔掉孩子的地方是在勃勒得依街，我恰好是在这条街上被发现的；再加上孩子的丢失、被扔掉和被发现都在同一天。” 　　“为什么同一天就不可能有两个孩子都被人扔在勃勒得依大街上呢？警察局长打发德里斯科尔到夏凡侬去，难道他在这件事情上就肯定不会弄错吗？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荒谬！” 　　“也许是吧。我说的和我解释的都可能是荒谬的，但那是因为我说不清楚，解释不清楚；那是因为我的脑子笨，要是换一个人，他就会把事情解释得比我清楚、比我合理了。并不是事情荒谬，是我这个人太笨。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唉，不，不是事情没有解释清楚，而是还有许多事情你根本没有解释。” 　　“最后，你还应该注意到，你一点也不象你的父亲和母亲，你的头发也同你的兄弟姐妹们的完全不一样，你要注意听着，他们的头发是一模一样的金黄色，而你的为什么不是？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奇怪，这样的穷人，怎样花得起那么多钱去找一个孩子？依我看，这些理由都足以说明，你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我知道，我蠢，人家也常常指着我这么说，说我的脑瓜太笨。但是你不姓德里斯科尔，你不应该和德里斯科尔一家待在一起。如果你对我说的全然不顾，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那我也留下。不过你应该给巴伯兰妈妈写封信，让她确切地告诉我们，包裹你的襁褓是个什么样子。当我们收到她的信之后，你就去问问你那所谓的父亲，那样我们也许就能把事情看得清楚一些。直到那个时候以前，我哪儿也不去，只和你待在一块。如果需要干活，我们就一起去干。” 　　“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敲马西亚的头呢？” 　　他凄然地笑了。 　　“那也不会是最难受的吧，为朋友挨几下接会感到很疼吗？” 第十五章　卡比遭诱骗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在这美丽的公园里散步和聊天，中午只买了块面包充饥，我们回到红狮院的时候，已是日落西山了。 　　我父亲已经回来，母亲的酒也早就醒了。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没有责备我们在外面玩了这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吃过晚饭后，父亲说他有话要对我和马西亚讲，并把我们叫到壁炉前，这理所当然地招致了我祖父的一阵咕噜咕噜的低吼。这个老人，为了守住他的地盘，发出的声音是很凶猛的。 　　“你们讲讲在法国是怎么谋生的？”父亲问。 　　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讲了我和马西亚的经历。 　　“那你们从来不怕饿死吗？” 　　“从来没有怕过。我们不但能自己谋生，而且还挣钱买过一头奶牛。”马西亚用一种拍着胸脯打保票的口气说。 　　这回，轮到马西亚说话了，他把买牛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看来你们还有点能耐。”父亲说，“表演给我看看，你们有些什么本事。” 　　我拿起竖琴奏了一曲，当然不是那支丽丝爱听的那不勒斯歌曲。 　　“好，很好。”父亲称赞道，“马西亚会什么？” 　　马西亚先用小提琴拉了一支曲子，又用短号吹了另外一支。 　　短号激起了围在我们四周的孩子们的掌声。 　　“那么卡比呢？”我父亲问，“它演什么？我想你们随身拖着一条狗，总不是光为了解解闷的吧，它起码也应该能自食其力。” 　　我对卡比的技艺一直是感到骄傲的，而且，不仅为它，也为维泰利斯感到骄傲。我要它表演了它的节目中的几套把戏。也和往常一样，它格外受到在场的“小贵宾”们的欢迎。 　　“这狗真是棵摇钱树。”我父亲说。 　　看到我父亲对卡比这样称赞，我就把卡比夸奖了一番，我说我敢保证，它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学会别人教给它的一切，甚至一般的狗不会的，它也会。 　　我父亲把我的话译成英文，他似乎还加了几句我不懂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母亲笑了，孩子们笑了，我祖父也笑了。祖父眨眨眼，连连惊呼“好狗①”，这句英国话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但我发现卡比并没有显出什么得意的样子。 　　 　　①　原文是英语。 　　“既然如此，”我父亲继续说，“我有个建议，不过马西亚应该先说一下，他愿不愿意留在英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愿意和雷米在一起。”马西亚回答。 　　啊，这个马西亚，他远比他自己说的要机灵，他是如此机灵，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吧！ 　　我父亲猜不透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因而对马西亚的回答表示满意。 　　“既然这样，”他说：“我就来说一说我的建议吧。我们不是有钱人，大家都得干活才有饭吃。你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撂下自己正在忙着的活儿专门赶到我的家门口来买东西的，是不是？所以到了夏天，我们要跑遍英格兰，让孩子们专门跑到一些人的家门口去推销我的商品；可是到了冬天，象现在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大生意好做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还在伦敦，雷米和马西亚就应该到小街小巷去演奏，我敢肯定，他们马上就可以每天都挣到大钱，尤其是因为圣诞节和除夕这样的年终节日已经临近，夜间到一家家门口去唱歌的时候快到了，去祝福节日、祝福这些守岁的人吧！去唱‘圣诞之夜’歌和赞美歌吧！这在我们英国叫‘韦茨’①，这正是你们这样能唱会拉的孩子们挣钱的好机会。但是，总不能让摇钱树卡比闲着吧，在这个世界上，浪费是万万要不得的，因此，让阿合和南德带着卡比去表演节目。” 　　 　　①　原文是英语，“韦茨”是这个词的音译，指圣诞之夜到各家门口去唱歌的歌咏队。 　　“卡比只有跟我搭档才能演好，”我急忙说，“把我和它分开是不合适的。” 　　“阿仑和南德会教它的，你放心，你们这样一分开，大家可以多挣几个钱。”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再说，我和马西亚的进帐也会减少。我们和卡比在一起，挣的钱可就多啦。” 　　“我们就说到这里吧。”父亲对我说，“我说该做什么，大家就得做什么，而且要立刻去做，这是家规，我要你也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它。” 　　既然不许可反驳，我只好一句话也不说，但我暗自想道，我为卡比也设想过一些美梦，但它们实现的时候竟也如此悲惨，同我为自己所设想的美梦一样，都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可怜的卡比，我们就要分手了，多么叫我心疼。 　　我们回大车去睡觉。父亲今晚没有把我们反锁在里面。 　　我已经上床躺下了，马西亚脱衣服总是比我慢一点，他过来贴着我的耳朵悄悄说： 　　“你看，被你称作父亲的那个人，不止是要孩子们替他干活，还要狗替他挣钱，这总该叫你睁开眼睛了吧？我们明天就给巴伯兰妈妈写信。” 　　可是，第二天我必须训练卡比。我把它抱在怀里，不时吻吻他的鼻子，向它轻声地、耐心地解释我对它的期望。可怜的狗！它是在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在用怎样的神气听着我！ 　　我把牵狗的绳子放到阿合手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卡比真是条聪明、温顺的好狗，它跟随我的两个弟弟走了，脸上露出悲哀的样子，然而决没有反抗的意思。 　　我和马西亚呢，我父亲要亲自带我们到一个赚大钱的地方去。我们穿过整个伦敦，来到了这个都市的一个地方，那里尽是带有柱廊的漂亮住宅和两旁有花园的好看的林荫马路；我发现在这些有着宽阔的人行道的漂亮马路上，根本没有衣衫褴褛和面黄肌瘦的穷人，只有服饰艳丽的阔人家的太太和那些车身亮得如同玻璃、由头上扑了粉的魁伟的车夫驾着的、套上骏马的华贵马车。 　　伦敦西区距离贝司纳尔格林很远，因此我们很晚才回到红狮院。当我又见到卡比的时候，我的心放下来了，它虽然满身污泥，但神态是欢乐的。 　　我因重新见到卡比而感到如此高兴，连忙用干草给它擦了又擦，还用羊皮袄把它裹起来，让它睡在我的床上。我们两个谁为了谁而感到这样欣慰，这是不容易说清楚的。 　　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天。我和马西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区或那个区演我们的节目，至于卡比，它每天都由阿合和南德带着出去，它有它的节目要演。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对我说，我第二天可以带卡比出去，因为这一天他要把阿仑和南德留在家里。 　　这件事使我们高兴极了，我和马西亚商定，打算第二天靠卡比去好好挣一笔钱，好让父亲从此把卡比永远还给我们。既然这是关系到夺回卡比的大事，我们决定哪怕再辛苦也要把明天的节目演好。 　　早上，我们给卡比认真地打扮了一番；吃罢早饭，我们便向那个由经验告诉我们的、有着最“肯掏钱的贵宾”的区出发。要去那里，我们必须在伦敦作一次自东向西的穿行，也就是说，要经过霍尔本街和牛津街。 　　但是很不幸，浓雾已经连续两天没有消散了，这对于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性是不利的。这个天，只有伦敦上空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是一大片桔黄色的蒸汽般的云层，街上弥漫着灰色的烟雾，几步以外你就看不见东西了；没有人走到街上来，他们宁肯在窗背后听我们演奏，他们几乎看不见卡比。一想到这一天的计划可能要落空，我们感到很恼火，马西亚就骂开了，“这该死的‘雾①’！”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分钟之后，雾给我们帮了大忙。 　　 　　①　原文是英语。 　　我们走得很快，让卡比紧跟在我们后面；这种时候，最好不要用绳子控它，因为只要向它发一声名熟悉的口哨声，它一定会奔跑着跟上来的，这比用牢固的链子强拉着它快跑要好。我们很快到霍尔本街。大家知道，霍尔本街位于伦敦的繁华的商业区，它在伦敦是行人最多的街道之一。我突然发现后面的卡比不见了。它怎么啦？真奇怪！我走到一条小街的尽头停下来等它。雾很大，能见度很低，所以我只好轻轻吹着它听得懂的口哨。我心里有点担心，生怕别人偷走了卡比。正在这个时候，它奔过来了，嘴里衔着一双羊毛袜子，尾巴摇个不停。它把前肢趴在我身上，把袜子递给我，让我接住。它似乎有点洋洋得意，好象成功地演完了一场难度很大的节目后，来向我请赏似的。 　　这一切全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的，我被弄糊涂了。马西亚一手迅速接过袜子，一手把我拉到小街上。 　　“快走！”他对我说，“但别跑！” 　　过了几分钟，马西亚才向我说明逃走的理由。 　　“刚才我和你一样，正嘀咕这袜子是怎么来的，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小偷在哪里？’这小偷，你知道，就是卡比。没有这场浓雾，我们早已被当作小偷抓起来了。” 　　我完全明白过来了，我惊呆了。他们竟把善良诚实的卡比变成了小偷卡比。 　　“咱们快回家！”我对马西亚说，“你用绳子把卡比拴好。” 　　马西亚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迅速回到了红狮院。 　　父亲、母亲和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子旁忙着叠布。我把袜子往桌上一扔，阿仓和南德见了高兴得笑了起来。 　　“这是双袜子，”我说，“是卡比刚偷来的；有人把卡比教成了小偷，我希望这不过是为了好玩才这样做的吧！” 　　我讲的时候，人有点发抖，但我的语调从来也没有这个时候那样的坚定。 　　“假如不是为了好玩，”父亲问，“那你又打算怎样呢？我要你把话说清楚。” 　　“我就用绳子把卡比的脖子捆上，尽管我喜欢它，我还是要把它淹死在泰晤士河里；我不愿意让它成为小偷，我自己也不愿意做贼。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和卡比总有一天会变成小偷的话，那我这就带着它一块儿去淹死在这条河里。” 　　我父亲死死盯着我的面孔，做了个由激怒引起的、好象要把我掐死的动作，我感到他那双眼睛在烧灼我。然而，我不低头，不闭眼。他的紧绷着的脸慢慢地松开了。 　　“你说得有道理，这不过是个玩笑罢了，”他说，“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卡比从今以后只和你一块儿出门。” 第十六章　漂亮襁褓的疑团 　　我想同我的弟弟阿伦和南德亲近，但他们总是用敌意来报答我；我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他们一概不欢迎。很显然，在他们的眼中，我不是他们的兄弟。 　　在卡比事件发生之后，我和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就显得更加明显了。我虽然不能方便地使用英语来向他们表达我的意思，但我能使用一种颇为强烈的、也更能反映感情的表意动作，那就是让我的两个拳头来代替我说话。如果他们胆敢碰卡比的一根毫毛，他们就会发现还有我这个人在保护它，我会替它报仇雪耻。 　　弟弟们不认我，但我不是还有两个妹妹吗？可是，那个大的，也就是叫安妮的那个，她对我的感情并不比她的两个弟弟更好些。和他们一样，我亲近她，但我的好心换来的从来不是好报；而且，她总是天天要出点主意来跟我搞些这样那样的恶作剧。正因为这样，我应当说，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姑娘。 　　阿仑和南德把我推开，安妮处处捉弄我，最后只剩下小卡特一人了。她只有三岁，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和她的哥哥姐姐们结成一伙。她随意让我亲吻，首先是因为我让卡比给她表演各种把戏；其次是因为他们把卡比还给我以后，我常常给她带回些糖果、糕点和橘子之类的吃头。这些东西是在演出时候由小观众们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那是给狗吃的。”用橘子喂狗可以说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橘子可以使我获得卡特小姐的好感。 　　当我下船踏上英国国土的时候，我的心中对我的家庭充满了那么多的温存的爱意；而现在，全家中只有小卡特一人允许我爱她。祖父老是在我走近他的时候朝我身边怒气冲冲地吐唾沫；父亲只是在每天晚上跟我算帐要钱的时候才理我；母亲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家里；阿仑、南德和安妮仇视我；只有当我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的时候，卡特才让我亲亲她。 　　我象从高处掉了下来，一跤跌进了万丈深渊。 　　尽管我起初否定了马西亚的假设，然而在一个人独自伤心地寻思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也开始对自己说：如果我真的是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们给予我的应当是另外一种感情，而不该是现在的这种冷漠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无情。 　　马西亚看到我整天愁眉苦脸，便猜透了我的心事，他常常装作自言自语的样子，对我说； 　　“我很好奇，真想早点看到巴伯兰妈妈的回信。” 　　为了取这封“留局待领”的回信，我们改变了每天的路线，不再经西史密斯运动场去霍尔本，而是直接朝着邮政总局走去。也不知扑了多少次空，我们最后终于收到了这封期待已久的复信。 　　邮政总局决不是读信的好地方。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街，在这条小街中间有一条小夹道，我们走进这条小夹道后便停了下来。我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巴伯兰妈妈的回信，这封信自然是由夏凡侬的本堂神父代写的。 　　 　　我亲爱的小雷米： 　　我对你信中告诉我的那些情况，感到惊骇和愤慨。因为按照我那可怜的巴伯兰在勃勒得依街把你捡回来以后所经常说的那些话来看；从我和那个找你的人交谈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的父母的财产状况是富裕的，甚至是极其富裕的。 　　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巴伯兰把你带到夏凡侬时你穿戴的样式上得到确证；因为你当时身上穿的是只有富家婴孩才穿得起的婴儿衣服。你要我向你描述当时裹着你的襁褓的样子，这对我是很容易做到的；考虑到当人家来向我讨还孩子的时候，这些婴儿穿的衣服对辨认是有用处的；我又始终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因此，我把它们一直很好地保存到现在。 　　首先应当说的是，你没有什么襁褓。我过去曾经对你提到过襁褓，那是习惯上的说法，因为按照我们本地的习惯，婴儿总是包在襁褓里的；但是，你当时并不是用襁褓包着的，你穿的是衣服，你并没有襁褓。 　　那时穿在你身上的几件衣服是：一只花边软帽，由于它太精致、太漂亮，因而一眼看去就能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你身上穿的是件在领子和袖口上都镶着花边的细布内衣；此外，还有法兰绒尿布，白羊毛小袜子，用白毛线结的、带着小丝带的小鞋子，一件白色法兰绒小长袍和一件带着风帽的白色开司米小大衣；风帽的衬里是绸的，外面绣了漂亮的花。 　　你被抱回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所用的那块布的尿布，并不是你原来的尿布，那是因为你原来的那块叫你尿湿了，有人在警察局长那里给你换上了一块布的；原来的那块法兰绒尿布现在我也保存着。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这些东西都没有标记，法兰绒尿布和内衣上原来大概都是绣着标志的；按照通常的习惯，标志是绣在衣角上的，但是人们发现在你的内衣上和尿布上，都有一只角被剪掉了，这说明有人耍尽了手腕，想使调查无法进行。 　　我亲爱的雷米，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东西，你只要写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不能再送给我那些你答应过要送的礼物而难过。在我看来，那头用你省下来的面包钱为我买下的奶牛，已经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奶牛总是那么健壮，产奶量一点也不减。全靠了这头奶牛，我现在生活得很自在。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你，也想起你的小同伴马西亚。 　　给我写信吧，我将高兴地听到你的消息，我希望都是些好消息。象你这样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到了家里反而感觉不到幸福呢？这个家里的人不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吗？他们为什么不象你应该得到的那样来疼爱你呢？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热情地亲吻你。 　　　　　　　　　　　　　　　　　　　 你的乳母巴伯兰寡妇 　　信的结尾使我很伤心。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她始终待我这么好！她疼爱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象她一样疼爱我！ 　　“真是位好大妈，”马西亚说，“她没有忘记我，不过，即使她把我忘了，我也会感谢她写来了这么详细的口信。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你当时被偷走时穿的衣服一件一件讲出来的时候，他是不应该说错的。” 　　“说不定他忘记了。” 　　“别那么说。既然只有衣服才是找到孩子的标记，那怎么可能记不起孩子失踪时穿的衣服呢？” 　　“在我父亲回答之前，你最好不要作什么假设。” 　　“我没有作假设，是你说他可能忘记了。” 　　“好吧，等着瞧吧！” 　　向我父亲询问我被人从他家里偷走时穿的是什么衣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天真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他有怀疑的用意，所以我变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了。 　　有一天，因为下了一场冰冷的雨，我们比平日回来得早些，于是我鼓足勇气，在同我父亲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使我忧虑、苦恼的问题。 　　我还刚开个头，才只说了一两句话，父亲的眼睛便把我死死地盯住了。他肯定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搜寻出一些东西来。平时只要我偶尔在谈话中刺痛了他，他也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的。然而这一回，我顶住了他的目光，比我希望在这一时刻所应有的表现还要坚毅得多、沉着得多。 　　我相信父亲已经被我激怒了，他决不会让这件事情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不安地瞧了一眼马西亚，他正在听我们说话，但又装出一副并不在听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要让马西亚自己明白，他要我冒这样的危险是何等愚蠢。但是，我判断错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的一脸怒容很快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微笑，微笑中固然夹杂着冷酷无情和不怀好意的神气，然而微笑总归还是微笑。 　　“我们能够把你找口来，靠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向人说明你被偷走时所穿的小衣服；花边小软帽啦，镶花边的小内衣啦，尿布、法兰线长袍、羊毛袜子、毛线小鞋子、白色开司米绣花连风帽小大衣啦，等等。我一直对绣在你小内衣上的‘弗·德’这个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弗·德’是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的缩写，也就是你的姓名的缩写；但是这个姓名编写被偷走你的女人剪掉了。这个女人很细心，希望别人永远找不到你。我不得不向人出示你的洗礼证书，这证件是我在我们本堂区的教堂内抄录下来的；我出示过以后，人们又把它还给了我，现在仍由我妥善地保存着。” 　　说完，他用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殷勤在抽屉里翻寻起来，从里边很快抽出一张盖了几枚图章的大纸。他把那张纸递给了我。 　　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问道： 　　“要是您同意，就让马西亚给我翻译一下。” 　　“好。” 　　马西亚总算好歹把它翻译了出来，那上面写着，我生于八月二日星期四，是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的儿子。 　　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然而马西亚并不满足。晚上，当我们回到大车以后，他弯下腰，象他平常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的时候那样，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 　　“话倒是说得天衣无缝，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我的问题。为什么小商贩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有钱为他们的孩子购买花边帽、镶花边内衣和绣花羊毛大衣？小商小贩不会这么阔气。” 　　“正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所以他们买衣服比别人便宜。” 　　马西亚摇摇头，轻轻地“嘘”了一声，又一次贴着我的耳朵说： 　　“你愿意让我告诉你一个在我脑袋里刚出现的想法吗？你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而是德里斯科尔老板偷来的孩子！” 　　我想反驳，可是马西亚已上床去睡觉了。 第十七章　阿瑟的叔父詹姆士·米利根先生 　　我要是处在马西亚的地位，也会象他一样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方面的自由，对他来说是允许的；换上了我，却是不许可的。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的那个人是我的父亲，而在马西亚眼里，这个人只不过是德里斯科尔老板。 　　所以当我的思想跟在马西亚的后面，也放开四蹄，向前奔驰的时候，我就急忙把它收回来，用手牢牢地按住它。 　　对德里斯科尔老板这个人，马西亚可以在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外国人。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应该尊敬的父亲。 　　我也承认，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身边，确实有着不少离奇的现象；但我不能用同马西亚一样的观点去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我没有这个自由。 　　马西亚可以怀疑；而我呢，怀疑是不许可的。 　　当马西亚把他的怀疑告诉我的时候，我应该不让他再说下去，这是我的责任。 　　我也真是这样做的，不过马西亚是个有自己头脑的人，我常常想战胜他的固执己见的态度，可是我总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不妨也听听他提出的问题嘛！ 　　为什么阿伦、南德、安妮和卡特都是黄头发，而只有我不是？ 　　为什么在德里斯科尔的家庭里，除了不懂事的卡特外，我竟成了象癫皮狗似的叫人人都讨厌了呢？ 　　他们并不富裕，怎么能让孩子穿上镶花边的衣服呢？ 　　对于这些“为什么”和“怎么”，我只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回答，这个回答本身也同样是“为什么”。 　　“假如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德里斯科尔一家为什么要寻找我？他们为什么要把钱送给巴伯兰、格莱斯和伽雷？” 　　这正是马西亚应当回答而又回答不上的问题。 　　然而他还是表示不服气。 　　“就算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他说，“那也不能证明我向你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错了，因为你自己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换一个人，也处在我所见到的、听到的情况下，他也许会明白德里斯科尔老板找你的原因和花钱的目的。可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不聪明，什么也不懂。” 　　“别这么说，我看相反，你的心眼儿是够多的了。” 　　“心眼儿多的话．我就马上向你解释我现在解释不了的问题了。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你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孩子。不，你不是，你也不可能是。这一点，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那是肯定无疑的；现在，由于你的固执，不肯把眼睛睁开来看看，才把这个时刻推迟了。我明白，说来说去还是那个应该孝敬父母的思想把你的思路堵住了，但也不该连脑子都不敢动一动了！” 　　“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想咱们应当回法国去。” 　　“这怎么行！” 　　“那是你对你的家庭所负的责任把你留住了。但是，要是它不是你的家庭，那为了谁你非留下不可呢？” 　　象这样的辩论只能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痛苦。 　　还有什么能比怀疑更可怕的呢？ 　　我不想怀疑，然而我不能不怀疑； 　　这个父亲是我生身父亲吗？这个母亲真是生我的母亲吗？这个家庭是属于我的吗？ 　　如果要承认“是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当我没有家庭、孤独一人的时候，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的不幸和受到折磨。 　　谁又能料到，我当初为了没有家庭而伤心地哭泣过，现在却因为有了一个家而在绝望地痛哭？ 　　在这一团漆黑中，真相究竟是什么？谁能向我揭示真相？我怎样才能了解真相？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感到无能为力，我的心，我的思想。都被摧垮了。 　　然而在我内心有着如此深刻的悲痛的时候，我还得每天上街唱歌，为别人演奏欢乐的舞曲，对着观众咧开嘴装出勉强的笑容。 　　就这样，星期日便成了我的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的伦敦街头是不许奏乐的，我就利用这一天和马西亚一起带着卡比到外面去散步，随意地让自己浸沉在深深的愁思之中。 　　啊，我身上已经找不到几个月之前的那副孩子模样了！ 　　一个星期日，我正要和马西亚出门，父亲把我叫住了。他说这天他有点事要我干，让我留在家里。他打发马西亚一个人去散步。我的祖父没有从楼上被抬下来，我的母亲带着卡特出去了，弟弟上街玩儿去了，因此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我父亲。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听到有人敲门，父亲自己去开门，一个和我父亲平时的客人全然不同的先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所说的绅士，是一位穿着雅致讲究、神气潇洒轩昂的上流人物，然而看去象带点倦怠的样子。他大概五十岁上下。他身上最使我吃惊的，是他的笑容。他的两片嘴唇一动，洁白、锋利的牙齿便露了出来；那牙齿象小狗的犬牙一样，这就使他的模样具有显著的特征，人们看着他的时候会暗暗自问；他是在启齿一笑呢，还是要张口咬人？ 　　他用英语和我父亲说话，不时地朝我这边看看，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眼睛立刻就转开。 　　几分钟之后，他嘴里的英语变成了法语，法语说得很流利，几乎不带外国音。 　　“这就是你对我讲过的小孩子吗？”他用手指头指着我问，“看起来很健康。” 　　“答话呀！”父亲对我说。 　　“你身体好吗？”绅土问我。 　　“好，先生。” 　　“你从没有生过病吗？” 　　“我得过一次肺炎。” 　　“喔，喔，怎么得的？” 　　“一个很冷很冷的夜里，我和师傅在一起，睡在雪地上，师傅冻死了，我得了肺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有三年了。” 　　“以后没有复发过吗？” 　　“没有。” 　　“没有疲倦、乏力和夜间盗汗的症状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路走多了，我也累，但不生病。” 　　“累，你能轻易地顶过去吗？” 　　“不顶不行。” 　　绅士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他摸摸我的胳膊，把手掌按在我的心口上，又用耳朵贴在我的背部和胸部，要我深呼吸，而且要象快跑以后那样呼吸，最后让我咳嗽。 　　这一切做完之后，绅士睁大眼睛看了我好一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有了他一定是喜欢咬人的想法，他笑得多么可怕！ 　　他没有再对我说什么，重新用英语和我父亲交谈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人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库房门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寻思这位绅士盘问我的目的。他难道想雇用我吗？要是这样，我就得和马西亚也和卡比分开了！然而我已横下了心，决不给任何人当仆人，不管是给这个讨厌的绅士当还是给我喜欢的别人当，反正我是不当仆人的。 　　过了一忽儿，父亲回来了，他声称有事要出去，说他已经打消原来的计划，所以用不着我了。还说如果我想到外面玩儿去，随便去哪儿都行。 　　我绝没有到外边去闲逛的心情，可是待在这愁闷的屋子里能干些什么呢？与其在家发愁，还不如出去散散心。 　　天下着雨，我走进大车去拿羊皮坎肩。当我发现马西亚也在车里的时候，顿时吃了一惊。我正要开口和他说话，他却用手捂住了我的嘴，轻声说： 　　“把库房的门打开，我悄悄地跟在你后头，别让人知道我在大车里。” 　　我们只是在已经跑到街上之后，马西亚才对我说： 　　“你知道刚才和你父亲说话的先生是谁？是阿瑟的叔叔詹姆士·米利根先生。” 　　我呆呆地站在街上一步也动不得了，马西亚挽住我的胳膊，一面牵着我走，一面继续说下去： 　　“这样阴沉沉的礼拜天，我实在不愿意一个人在这些阴暗的街上瞎逛，心想还不如回去睡它一觉更好。我上了床，但没有睡着。你父亲由一位绅士陪着，走进了库房，我无意中听见了他们的谈话。绅士说：‘真结实，象头牛。换上十个别人，也都早死了，他只是在肺部得过一点炎症。’我相信他们说的是你，所以用心听着。但话题很快变了，你父亲问：‘您侄儿近来怎么样？’回答是：‘好多了，这一次又叫他逃过了。三个月之前，所有的医生都判了他死刑，但他的宝贝母亲又把他救活了，这回全亏了他母亲护理得好。喔！这个米利根夫人倒还真是个好母亲。’你想想，那还用说吗？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你父亲继续说：‘如果您侄子身体好转，那您的那些措施不是全白费了吗？’先生回答说：‘目前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是决不会允许阿瑟活下去的。他能活下去，那将是个奇迹，而奇迹在当今世界上是没有的。我必须在他死的那一天，不受任何妨碍地收回全部产业，我应该是唯一的继承人，我，詹姆士·米利根。’你父亲说：‘请放心，我向您保证，事情将会如愿以偿。’绅士说：‘那就看您的了。’他后来又加了几句我听不太懂的话，而且听起来好象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还是可以大体上把它们翻译出来。那位先生说的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着办吧。’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 　　听了马西亚这一番叙述，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赶快回家，向父亲要米利根先生的地址，以便得到阿瑟和他母亲的消息。几乎在这同时，我又觉得这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念头。怎么可以向一个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侄子的死讯的人去打听他侄子的消息呢？再说，告诉米利根先生，说有人已经听见了他的谈话，那不是很不谨慎吗？ 　　阿瑟还活着，他的健康状况好多了。目前我能知道这个好消息，已经足以使我喜出望外了。 第十八章　圣诞节之夜 　　现在，阿瑟、米昨根夫人和詹姆士·米利根先生，他们三个人已成了我们谈话的唯一内容。 　　阿瑟和他的母亲在哪里？到哪里去找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来访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想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一定会成功的计划：既然这位米利根先生到红狮院来过一次，那么他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重要的是这个人同我父亲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勾勾搭搭的事情，这是必须弄清楚的。他不认识马西亚，下次再来时，马西亚可以跟踪他，可以了解到他住哪里，然后可以想点办法让他的仆人讲出点东西来。这个办法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阿瑟身边。 　　当然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们想象不出有什么不可能。 　　这个计划有着两个方面的好处，它不但能够使我们在某一时刻找到阿瑟，而且可以使我本人从目前的忧虑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 　　自从卡比出事和巴伯兰妈妈来信之后，马西亚一直在变着法儿用各种口气对我重复他的那句老话，“回法国去吧”；当然，他每天总要在自己的老调上加上点新的变奏。我呢，我也有我的老主意，我会用同他一样的老调新弹的办法对付他；我的老调是“我不应当离开我的家”。在这个“应当”和“不应当”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过；他坚持“应当走”，我坚持“不应当走”，所以我们的争论就一直毫无结果。 　　现在，我在自己永恒的老调上加上了一句“为了找到阿瑟”，这一下，马西亚就再也不能反驳了，因为他决不愿意站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这一边去反对阿瑟。难道不应该让米利根夫人知道她小叔在暗中进行的那些勾当吗？ 　　假如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一直守在街上，专门等候这位米利根先生，那是不聪明的，也是不实际的。从我们到达伦敦之后，我们又哪天不是早出晚归、整天都在街上走动着？但那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守候一个人；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但是，我们白天不出门而只在半夜出门演唱的日子临近了，因为演唱圣诞颂歌的歌唱队是在半夜活动的；那时候，白天我们可以在家里，我们中间的一个就可以承担谨慎、严密的守候任务，这也就有可能突然发现阿瑟的叔叔了。 　　“要是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了，我多么希望你能找到米利根夫人。”一天，马西亚跟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迟疑了很久才说： 　　“因为她对你太好了。” 　　接着他又加上了一句： 　　“也因为，也许她会让你重见你的父母。” 　　“马西亚！” 　　“你不愿意我又说这些，可我憋不住，我没法不说，我连一分钟也不能同意你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你看看这一家人，我指的不光是他们的亚麻色的头发；我要你看看你自己：你手的动作，你的笑容，它们和你爷爷的一样吗？你的头脑难道同那个在灯光下盯着布头看的德里斯科尔老板的脑袋一样，也会打那样的主意、动那样的脑筋、转那样的念头吗？你可曾有过张开胳膊把脑袋放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卡比学会了叼那种并不是被人家丢在地上不要的羊毛袜子的本领，难道也是你教会它的吗？你难道同阿仓和南德也有哪怕是一点儿的相同之处吗？不！绝对不。他们是一家人，你不是。假如你也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当你需要毛袜子的时候，尽管你的钱包是空空的，你不仅会毫不犹豫地替自己弄上几双，而且你应该对这样的事情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可是在维泰利斯蹲监狱的时候，你为自己弄到过什么了？没有。当然没有。对吗？但你以为德里斯科尔家的人会象你当初那样饿着肚皮睡觉吗？我如果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怎么会吹我从来没有学过的短号、单簧管、长号或别的乐器呢？我父亲是乐师，所以我也是，这是很自然的。你呢，依我看，也很自然，你是一个绅士。当你找到米利根夫人的时候，你就将成为那些同你相称的绅士中间的一个了。” 　　“你说的是些什么哟？” 　　“我有我的想法。” 　　“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行不行？” 　　“喔，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想法也许很蠢……” 　　“那又怎样？” 　　“如果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太荒唐了；不该为了那些不能实现的欢乐而高兴得过早。那个够呛的贝司纳尔竟有着‘一片绿意’！真是亏我们不知怎么想出来的。这个经验应当对我们有点用处；我们当时自以为已经看到了美丽的草地和牧场，最终见到的却是一片肮脏的沼泽地！” 　　我并不勉强他，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的确，我的想法很模糊，很混乱，也很说不出口；它可能比马西亚的还要蠢。正因为这样，我就不敢强迫我的同伴对我讲出他的想法。万一他的想法意同在我脑海中梦一般地浮动着的、不明确的想法一样，而他又把它说了出来，那我该怎么回答呢？不能设想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敢在暗中想一想的念头，我会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同别人一起商量。 　　既然两个人谁都觉得说不出口，我们就只好等待。 　　在这样等待着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在伦敦的街道上奔走。我们不是那些有特权的乐师，他们在街上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观众；我们是新来的，又年轻，要充当这样的老板还太早。我们必须向这些懂得用各种手段维护他们的占先权的人让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常常是我们无法对抗的。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当我们刚演完最拿手的节目，正要收钱的时候，几个苏格兰彪形大汉向我们走了过来；我们见到他们在逼近，总是二话不说拔腿就跑。这些穿着褶裙，露着腿，肩上披着格子花呢长巾，头上戴着有羽毛的帽子的人，他们用不着伸出拳头，只消吹一声风笛，就足以使我们吓得躲起来。其实马西亚的短号完全可以胜过风笛，但我们无法同吹风笛的人较量。 　　同样，我们也对付不了那些在街头卖艺的、被英国人称作“尼格尔梅洛蒂茨①”的黑人乐师。他们不是真的黑人，是假的。他们穿着奇形怪状的燕尾服，显得滑稽可笑；他们的脑袋裹在一种大得出奇的白色硬领里，看去象一张大白纸里卷着一把花束。他们比吹风笛的苏格兰歌手还要可怕。只要一看见他们的影子，或者听到他们弹拨的那种班卓琴的琴声，我们便老老实实地让自己的琴声、歌声停下来，赶快逃到一个我们不希望见到他们的地方去躲起来。有时，我们也夹在观众中间瞅他们，其实是在巴望他们赶快结束这场十分不协调的演奏。 　　 　　①　原文是英语。译文是音译，可译黑人歌唱家。 　　有一天我们正在这样充当他们的观众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中间那个最稀奇古怪的人在向马西亚打招呼。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嘲弄我们，他大概想用什么粗俗的恶作剧来逗笑观众，因而我们马上要成为他的滑稽节目的牺牲品了。但我大吃一惊，马西亚竟然友好地回答了他的招呼。 　　“你认识他？”我问。 　　“这是博勃。” 　　“博勃是谁？” 　　“我在加索马戏团里的好朋友。就是我对你讲过的两个丑角中的一个。多亏了他，我才学会了几句英语。” 　　“你刚才没有认出他来吗？” 　　“活见鬼！在加索马戏团里，他脸上抹的是面粉；现在涂上了黑鞋油。” 　　黑人歌手的节目演完后，博勃向我们走来，从他和马西亚交谈时的神气上看，我的伙伴是多么能讨别人的喜欢，一个亲兄弟也不见得能比这位从前的小丑在眼神和语调中流露出更多的快慰了。“马戏团里的日子实在受不了，”他对我们说，“我只好换个地方，现在当上江湖艺人了。”但是时间不允许他和马西亚继续把话说下去，卖艺人要多赶场次，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只好很快就分手；他跟着他的班子走了，我们呢。我们就到他们不去的地方演我们的节目。两位好朋友约定在下一个星期日再碰头。他们要畅叙自从分别以来的各自的遭遇。也许是出于对马西亚的友谊，博勃对我也表示很大的好感，从此我们就多了一个朋友；多亏了他的经验和忠告，我们在伦敦的街头生活变得安逸和自在起来了，这是我们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博动很喜欢卡比，常常羡慕地对我们说，他如果有卡比这样一条好狗，他一定很快就会发财。他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四个人，即他本人、马西亚、卡比和我，大家一起合伙干。可是我不想离开我的家；我既然连回法国去看看丽丝和我的朋友都不愿意，那更无意跟着博勃去跑遍整个英国了。 　　圣诞节渐渐临近。现在我们离开红狮院的时间不是在上午而是在晚上的八点或者九点钟。到了这个时刻，我们便向选定的一些地区走去。 　　我们先是在不再有车辆开过来驶过去的广场和街道上演奏，适当的宁静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唯有这样，我们的乐声才能穿过紧闭着的门窗，去唤醒酣睡在床上的小孩，宣布在所有英国人的心目中如此隆重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随着时针一圈又一圈地逐渐指向半夜，我们离开小街和广场。走上了大街；这时，戏院已经散场，满载最后一批观众的马车已经驶过，夜的寂静才刚刚代替了白天的嘈杂声，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开始演奏最动人、最柔和的曲子；这些曲子都具有感伤的或宗教音乐的纯净的特色。马西亚的提琴在哭泣，我的竖琴在呻吟。当我们停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晚风给我们送来了远处别的歌唱队的乐曲。我们的音乐会结束了，“女士们、先生们晚安！圣诞节愉快！” 　　然后，我们向更远一点的地方走去，另一场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夜里，睡在舒适的被窝里，压上暖和的鸭绒压脚被，躺在床上听音乐，想必是非常惬意的；然而，我们是在街上，没有被子，更谈不上鸭绒压脚被。我们必须演奏，而我们的手指是麻木的，它们快冻僵了。有时顶在我们头上的是白雾蒙蒙的天，潮湿的雾气就钻进我们的内衣；有时是闪光的、碧蓝的夜空，北风就把我们紧紧裹了起来，直刺肌骨；温暖柔和的天气是没有的。圣诞节的气候对我们是多么严酷！尽管这样！在连续三个星期的节日中，我们天天晚上出去，一夜也没有漏掉过。 　　在店铺关上门窗之前，我们不知有多少回滞留在家禽店、水果店、食品杂货店和糖果店的门前张望。啊！多么漂亮的肥鹅！多么肥大的法国火鸡！好肥的白汁子鸡！那橘子山和苹果山，那成堆的栗子和李子干，那冰镇般的水果，不论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处处都让你垂涎三尺！ 　　世上有些幸福的孩子，他们只要扑在父母的怀里，就可以得到他们想吃的甜美食品。 　　象我们这样一些可怜的、贫穷的孩子，大家知道，只有在自己的幻想中，才能看见穷人茅屋里的这些家庭节日可以和贵族气派的庄园里的一样美好。 　　快乐的圣诞节，是为那些有人爱着的人而来到的。 第十九章　马西亚的忧惧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没有在红狮院露面，至少可以说，尽管我们监视得十分严密，还是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圣诞节一过，又应当白天出门了，这样，机会就更少了；只有星期天我们还有些希望，因而在这个本来是娱乐消遣的日子，我们也不得不留在家里，不能出去散步。 　　我们在等待着。 　　马西亚虽没有把我们的忧虑向他的朋友博勃全盘托出，但还是把我们正在等候米利根先生这件事向他的朋友说了，问他是否有办法了解到那个始终陪伴着她的残废儿子的米利根夫人的地址，或者能了解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也行。博勃回答说，应该先知道这个米利根夫人是谁，或者知道米利根先生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也可以；因为伦敦有很多人都姓米利根，在英国姓这个姓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米利根夫人，她就是阿瑟的母亲；有一个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那就是阿瑟的叔父。 　　马西亚于是又开始跟我唠叨，说我们应该回到法国去，我们的争吵厉害起来了。 　　“你想放弃寻找米利根夫人了？”我问他。 　　“不，当然不放弃。但没法证实米利根夫人还在英国。” 　　“但更没有根据说她在法国。” 　　“我看有的。既然阿瑟有病，她母亲就会把他带到一个气候对恢复他的健康有好处的国家去。” 　　“也不见得只有在法国才能找到这种有利健康的好气候。” 　　“阿瑟在法国已经痊愈过一次，他母亲就会再把他带到法国去疗养；再说，我希望看到你离开这里。” 　　唉！尴尬就尴尬在这里。我不敢追问他为什么非要我离开这里不可。因为我害怕他回答的正是我不敢听到的。 　　“我害怕，”马西亚接下去说，“你瞧着吧，我们将要遭到大祸。我们走吧！” 　　但是，尽管我的家庭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尽管我的祖父依然狠狠地冲着我啐唾沫，尽管我的父亲对我开口就是命令，尽管我的母亲从不正眼看一看我，尽管我的兄弟们无休止地搞些恶作剧来阴损我，尽管安妮只要有机会就向我表示她对我的憎恶，尽管卡特只是在我给她糖果的时候才对我显出热情，但我还是既下不了决心去听从马西亚的建议，也不敢相信他所断言的，说我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怀疑嘛，我也怀疑的，但要我肯定自己是或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那我办不到。 　　时间慢慢地在过去，过得很慢，但毕竟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我们举家离开伦敦到英国各地去奔跑的日子到了。 　　两辆车子都重新上过漆，它们都已经被装下了可能装得下的所有准备在销售旺季里卖出去的百货。 　　那么多的东西，居然能够全部装在两辆车子上，不能说不是奇迹：布匹、针织品、帽子、头巾、手绢、袜子、衬裤、背心、钮扣、线、棉花、零头毛料、绒线、针、剪刀、刮胡刀、耳环、戒指、肥皂、香脂、鞋油、烙铁、给马和狗治病的药粉、去污粉、牙痛药水、生发水和染发水等。 　　人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一捆捆并不是从商店直接来到红狮院的包裹，从地窖里取出来，装上了售货车，而这些东西，通常都应该是从商店卖出来的。 　　车终于装满了，马也买来了，但马是从哪儿买来的，是怎样买来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马被牵了过来，因而知道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 　　我们怎么办，他们会让我们干些什么？是和祖父一起留在伦敦的红狮院里，还是象阿合和南德一样去做送货上门的生意，或者跟在这两辆车子后面，于我们乐师的本行，在沿途的村庄和城镇继续演我们的节目？ 　　我父亲早就发现我们可以用小提琴和竖琴给他挣大钱，所以决定让我们跟着车辆当乐师，但他直到出发的头天晚上才向我们宣布他的这个旨意。 　　“回法国去，”马西亚对我说，“一有机会我们就逃走。” 　　“为什么不在英国作一番旅行呢？” 　　“因为我已经对你说过，大祸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但是在英国我们有机会找到米利根夫人。” 　　“我相信在法国也会有这个机会，而且可能性更多。” 　　“不过还是先在英国试试。下一步再说吧。” 　　“那你就要自作自受了，知道吗？” 　　“不知道。” 　　“我是说，我要不管你了，我将一个人回法国去。” 　　“你是对的，我还要鼓励你这样做。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留住你；我也知道，你是非常乐意和我在一起的。但是，走吧。你看到丽丝的时候对她说……” 　　“我看到她的时候要对她说，你又傻又坏，居然认为在你不幸的时候我会离开你！因为你现在是不幸的，非常不幸。但我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竟使你有这种想法？你说吧，我对你犯了什么过错？什么也没有，对吗？那么好吧，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上路吧。” 　　我们于是又重新走上了大路。但是这一次，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不能再由我来做主了。不过离开伦敦还是使我有一种脱离苦海般的感觉；我可以不再看见红狮院，不再看见地窖的那块翻板。这块翻板，尽管我不愿意看到它，我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看看它。不知有多少次，我总是突然从半夜的熟睡中被惊醒，因为我在梦里、在梦魇中看见一束红色的亮光从我的小窗户外面射进来。这当然是一种梦幻，但是，难道因为它是梦幻就不要紧了吗？尽管这种亮光我只见到过一次，但已经够了，我老是感到它在我眼前晃动，好象一团炙人的火焰。 　　我们跟在车辆后面走着。现在我们呼吸的已经不再是贝司纳尔格林区的那股对健康有害的臭气，而是沿途美丽田野的清新好闻的空气了。这些田野，它们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许并不带着“格林”这个字眼，但却能让你的眼睛看到绿色，让你的耳朵听到鸟儿的歌唱声。 　　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我看到了父亲是怎样叫卖他的标价极贱的东西的。 　　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子，先把车辆停放在大广场上，然后放下车身后面的挡板，所有的货物就很快摆开在好奇的顾客面前了。 　　“请来看看价钱，请来看看价钱！”我父亲大喊大叫，“不管天南海北，反正不会再有比这更便宜的价钱啦！我进货不付钱，卖货就几乎不要钱。这不是卖，是奉送！看看这价钱，看看这价钱！” 　　我听见那些看了价钱的人一面走开一面说： 　　“这些货该不是偷来的吧？” 　　“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倘若他们朝我这边看一眼，我那个羞得通红的脸就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估计是多么有道理；假如他们没有看到我这一脸害臊的神色，那么马西亚是看到的；因为当晚他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情，而通常他总是避免太直率地提到这个问题的。 　　“你能一直忍受这种耻辱吗？”他问我。 　　“如果你不想让这种耻辱更增加我的痛苦，那最好别跟我说了。” 　　“我可不愿意你痛苦。我愿意我们回到法国去。我一直跟你说，有灾难要降临；我还要对你说，我预感到这个灾难很快就要降临了。你应该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想到该了解一下为什么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他的东西卖得这样便宜，到了那个时候。事情会怎样呢？” 　　“马西亚，我求你不要……” 　　“你自己不愿意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来替你想：无论我还是你都没有干坏事。但迟早人家会把我们统统逮起来。到那时候，怎么证明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我们吃的面包不就是用这些贼赃换来的钱买的吗？” 　　这种想法还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感到好象有人在我头上重重地敲了一锤。 　　“面包是我们自己挣的。”我尽力为自己辩解。马西亚说这样的话，当然并没有恶意，但我反对这种说法。 　　“你说的是事实。”马西亚回答说，“但我们已经参与了那些不干活就有面包吃的人的勾当了，这，同样也是真实。警察会这样来看待我们，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看待。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了，所以我们也将跟那些人一样被判刑。一想到我将被当作一个小偷来判刑，我心里是极痛苦的；但是，如果你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那我的痛苦就不知还要大多少倍。我嘛，我不过是个倒霉的穷小子，吃官司不吃官司，都永远是一样；可是你，你要是吃过官司了，将来你找到了你的家，你的真正的家，这对你的家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悲痛；对你自己也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再说，我们被关了进去以后又怎么再去寻找你的家、发现你的家呢？又怎样再去通知米利根夫人说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要加害她的儿子小阿瑟呢？趁还来得及，我们赶快逃走吧！” 　　“你自己逃走吧！” 　　“你总是说这样的蠢话。我们要么一起逃走，要么一起被抓走。很快就会有人来抓我们了。告诉你，你把我也拖进了监狱，你是有责任的；你马上会看到，这个责任还是不轻的。如果你认为他们需要你，你对他们有用处，所以你坚持要留在他们身边；那么你这样坚持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还是一种美德。可是他们根本不需要你；没有你，他们过去生活得不错，将来也会生活得很好。我们还是尽快逃走吧！” 　　“这样吧，让我再考虑几天。我想再看一看。” 　　“要抓紧一点。吃人妖魔已经闻到肉香了，我已经嗅到危险了。” 　　马西亚的话，他讲的道理和提出的恳求，从来没有这样深地打动过我的心；当我把他的话又从头至尾细想一遍之后，我对自己说，我的迟疑不决是一种懦夫的表现，我自己应该知道，我该干什么，不该于什么，我应当拿出一个主意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成全了我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 　　离开伦敦好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市镇，它的郊区将要举行一次赛马会。在英国，一个地方的赛马会总是当地的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这种时候，作为赛马场的荒野和沙丘，就不单是赛马表演的场地，而且总是在好几天以前，就有许多江湖艺人、波希米亚人和流动商贩赶到那里去举办热闹的集市。所以我们也就急匆匆地赶去，要在这个集市上占一块地盘；到了那里以后，我和马西亚将是乐师，德里斯科尔一家将是商贩。 　　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去赛马场，他却在城里安顿了下来；很可能他是想在城里做点什么更好的买卖。 　　我们到得很早，在陈列货物的时候用不着我们干什么，我和马西亚就决定出城去赛马场看看。赛马场离城只有一箭之地，那里原来是一片长满石榆树的荒地，现在那上面已经支起了许多帐篷。从远处就可以看到的那一条条袅袅向上的、细细的烟柱，正好向我们指出赛马场的位置和界线。我们很快从一条低洼路来到了荒地，平常这里想必是光秃秃什么也没有的，但现在却出现了许多里面开设着小酒店、甚至小旅店的木板棚和木屋商店；售货帐篷和售货车；还有东一块、西一块的燃着黄火的露营地；正是在这些露营地的周围，挤满了穿着五颜六色、衣衫褴褛的人群。 　　我们正好从上面吊着一只锅子的一堆篝火前经过，认出了我们的朋友博勃；他看到我们后显得非常高兴，他和他的两个伙伴是来赛马场表演力量和技巧体操的。但是答应同他们合作的那两个乐师不守信用，没有赶来；因此他们明天的进帐将不会象他们原先希望的那样丰裕，甚至很可能会糟得叫人丧气。博勃希望我们能帮他们一把，代替那两个乐师；演出的收入将在我们五个人中间平分，甚至卡比也可以分到一份。 　　马西亚向我看了一眼，我马上明白我的同伴是极愿意接受博勃的建议的。由于我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除此而外，我们干什么都行，因此我同意了博勃的建议。 　　事情就这样约定了，我们第二天将来到博勃那里听他和他朋友的安排。 　　但是回城以后，当我把这一安排告诉我的父亲时，却碰到了难题。 　　“明天我需要卡比，”他说，“你们不能把它带走。” 　　一听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紧了，感到非常着急，他是不是又要指使卡比去干什么不体面的勾当？但父亲立即驱散了我的疑虑。 　　“卡比耳朵灵，”他说，“它什么都听得见，有看家的本领，给我们看守车辆很有用。这里人多太乱，会有人来偷我们的东西的。你们自己跟着博勃去表演，卡比留下来。如果你们演得很晚，这是很可能的，你们就到大橡树客店来找我们；我们将在那里过夜，我想在明天天黑时离开这里。” 　　我们昨天在那里过夜的那个大橡树客店，离赛马场只有一里路，完全是在乡下，在一个荒凉得使人感到阴森森的地方。客店的东家是一对夫妇，他们两人的相貌都有一种叫人信不过的样子。我们在赛马场演完节目，要在夜里找到这家客店倒是再也容易不过的，因为从赛马场到它那里，路是笔直的。这家客店对我们来说，除了因为劳累了一天，不免嫌它路远了一点外，倒也没有其他不合适的地方。 　　这种看法是不应该在我父亲面前讲出来的，他从来容不得别人的意见，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不能商量也不能反驳。 　　第二天早上，带卡比遛过步，给它吃饱喝足、相信它什么也不缺之后，我亲手把它挂在要它看守的车子的车轴上；然后，我就和马西亚奔向赛马场。 　　我们一到那里就开始演奏，一刻不停地一直演奏到晚上。我的手指尖都疼得好象有千万根针在往里面扎一样；马西亚吹短号吹到后来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尽管如此，还得一直演奏下去。看到博勃和他的伙伴们的演出劲头还很足，丝毫没有松劲厌倦的样子，我们也就只好和他们一样豁出命去干了。到了晚上，我以为总该歇息了；不，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帐篷又来到了一个大木板棚的下面；技巧表演和音乐演奏又重新开始，而且表演得更激烈因而演奏得也只好更兴奋。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半夜才停止。如果说我当时还能用我的竖琴奏出一点声音来的话，那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些什么，而马西亚也当然不比我好多少。博勃曾宣布“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不下二十次，我们重新表演也不下二十次。 　　如果说我们是累了，那比我们付出了更多气力的博勃他们就完全筋疲力竭了，因而他们在表演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场失手的尴尬场面，其中最不幸的一次，是那根供他们表演用的大木杆在倒下的时候正好打在马西亚的脚上，以致马西亚当时疼得尖叫了起来；我以为他的脚骨一定被压碎了，幸亏还好，伤得不算重，只是受了挫伤，皮肉绽开了，骨头并没有砸断，不过马西亚已经不能走动了。 　　于是决定把马西亚留在博勃的车里过夜，我一个人回大橡树客店去。难道我不应该回去看一看德里斯科尔一家，了解一下他们第二天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吗？ 　　“你别去，”马西亚一连对我说了好几遍，“我们明天一起回去。” 　　“明天回去是不是太晚了呢？我们回去了一个人也找不到怎么办呢？” 　　“那更好，那样我们就自由了。” 　　“我要是想离开德里斯科尔一家，也不该这样离开；再说，你以为他们不会很快就重新找到我们吗？凭你这两条腿，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那好吧，如果你要去，我们明天去！但今天晚上别去，我害怕。” 　　“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为你担心。” 　　“让我走吧，我向你保证，我明天一定回来。” 　　“要是他们拦住你不放呢？” 　　“为了不让他们拦住我，我把竖琴给你留下，我总该回来找我的竖琴吧。” 　　不管马西亚害怕些什么，我还是上路了，我一点儿也不怕。 　　我怕谁？怕什么？别人能向我这样一个穷鬼要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在我心中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恐惧的话。至少我是非常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孤身一人走夜路，没有了卡比，没有了马西亚，我感到了一种孤独感。我感到这种孤独感在向我逼近，使我一听到那种只有夜间才有的神秘的、异样的声音，就感到慌张不安，甚至那注视着我的苍白的月亮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忧伤。 　　尽管累，我还是走得很快，终于到了大橡树客店。我白白地寻找了一阵我们的车子，哪里也没有找到。我看到的只是两三辆可怜的布篷手推车、一个大板棚和两辆带篷的四轮马车。当我走近一辆马车的时候，从里面发出几只猛兽的叫声。德里斯科尔家的颜色锃亮的漂亮的车子却无影无踪。 　　我在客店周围转了一圈，看见窗户上面的那几块楣窗玻璃上还有着亮光，我想店里的人都还没有睡，就敲了敲门。是我头天看见的那个脸色阴沉的老板自己给我开的门，他的手提灯照亮了我的脸部，我发觉他认出了我。可是，他不但不让我进去，反而把灯放在背后；他朝周围看了又看，听了又听，足足有几秒钟之久。 　　“你们的车子走了！”他说，“你父亲嘱咐你赶紧到‘路易斯’去找他，要走一整夜呢。祝你一路平安！” 　　他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劈面把门关上了。 　　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我学了不少英语，我是能够听懂这一个短句的，但是有一个字，一个最重要的字的意思我没听真：“路易斯”。老板说的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其实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路易斯”是英语“刘易斯”的发音，而“刘易斯”是我早就在地图上看见过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再说，即使我知道刘易斯在哪里，我也不能丢下马西亚不管就立刻赶到那个地方去。哪怕再疲劳，也应该先回到赛马场去。 　　我又开始往回走。一个半钟头以后，我已经爬进博勃的车子里，躺在马西亚身边的一堆麦秸上了。我只用几句话向马西亚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只一会儿工夫我就累得睡死过去了。 　　几个小时的睡眠恢复了我的体力。早晨一醒来，我就准备去那个地方，但这还要看看马西亚的脚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走才能决定。但马西亚还睡得很香，没有醒。 　　走出车子，我径直朝我的朋友博勃走去，他比我起得还要早，正在那里生火。他趴在地上，对着一口锅底下的火种使劲吹着。我正看着他，忽然似乎认出了卡比，它被一个警察带着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我十分惊奇，站在那里发呆，心想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卡比认出了我，使劲挣脱了警察手里的绳子，几跳就跑到了我的身边；再一跳就跳进了我的怀里。 　　警察走了过来。 　　“这狗是您的，对吗？”他问我． 　　“是的。” 　　“那好，您被逮捕了。” 　　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警察说的话和警察的动作使博勃站了起来，他向前移动了几步。 　　“您为什么要抓这个孩子？”他问。 　　“您是他的哥哥吗？” 　　“不，是他的朋友。” 　　“昨天夜里，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用梯子从一扇窗户钻进了圣乔治教堂，他们随身带了这条狗，让它在万一有人来的时候好给他们报信；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它给他们报了信。他们慌慌张张跳窗逃跑的时候，来不及把这条报信狗带着一起走。我们是在教堂里发现它的。我想，用这条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可不就透着了一个。现在那个父亲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是问博勃还是问我，我没有回答，我已经懵了。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发生的事情了，至少我已经猜着了。并不是为了看守什么车辆，而是因为卡比听觉灵敏，可以在他们行窃时候给他们放哨，所以才要我把它留给他们的。还有，他们也不光是为了好玩，才去大橡树客店过夜的，他们是想让车子连夜就出城；毫无疑问，这都是他们早已策划好的。要说车子没有在这家客店停留，那是因为行窃已被发觉，必须尽快逃走。 　　但我应该想到的，不是那些作案的人，而是我自己。看来他们是谁并没有关系，因为我无需指控他们，也能为自己辩护。我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只要讲清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就行了。 　　我的头脑正在这样那样作出一些推理的时候，马西亚听到了警察的说话声。或者是听到了围着警察看热闹的人的吵闹声，他走出车子，一瘸一拐地跑到我跟前。 　　“请您跟他解释，我不是罪犯，”我对博勃说，“我和您一起待到凌晨一点，然后我就去大橡树客店，在那里我和老板说过话，又马上回到了这里。” 　　博勃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听，正相反，警察并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显出相信的样子。 　　“贼是在一点一刻的时候钻进教堂的。”他说，“这孩子是一点或一点缺几分的时候从这儿出发的，这是方才他自己说的。那他就有可能在一点一刻的时候和那些偷窃的人一起在教堂里。” 　　“从这里到城里需要比一刻钟更多的时间。”博勃说。 　　“啊！可以跑着去嘛。”警察反驳说，“再说谁给我证明他是一点钟出发的？” 　　“我证明！”博勃喊了起来。 　　“啊，您吗？”警察说，“该看看您的证词有多大价值。” 　　博勃发火了。 　　“请注意，我是英国公民。”博勃庄重地说。 　　警察只是耸了耸肩。 　　“您要是侮辱我，”博勃说，“我就向泰晤士报写文章。” 　　“在等着读您文章的时候，我先把这孩子带走，让他到法官面前去解释吧。” 　　马西亚扑向我的怀里，我以为他要拥抱我，然而马西亚在用感情来安慰我之前，先用实用的话来叮嘱我。 　　“你要鼓起勇气，”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于是，他紧紧地拥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语对马西亚说。 　　警察听得懂我的话。 　　“不，不！”他说，“这条狗我留下了。它为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会帮我找到别的那几个。” 　　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这一次我蒙受的耻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切的苦楚，是远远超过了以往那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同那次由奶牛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这场官司中以清白无辜而被释放，难道我能毫无痛苦地看着那几个所谓是我的同谋犯的人被法庭判刑吗？ 　　我由警察押着，通过了那道围着看热闹的人墙。这里的人并没有对着我吆喝或者做出威胁的样子，也没有谁尾随我们，这同我在法国遇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农民，几乎全是些从战争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他们是些江湖艺人、小酒店老板、波希米亚人和一些邋遢的、有时也向人乞讨施舍的流浪汉。 　　关押我的监牢，一点也不象我以前见过的堆了洋葱头的可笑的牢房，而是一所真正的牢狱，它有一个用粗铁条做栅栏的窗户。这个窗户，你只要看它一眼，就休想再萌越狱逃跑的念头。牢房的全部陈设是一条板凳和一张吊床。 　　我倒在板凳上，感到疲惫不堪；我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垮了。我在板凳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杂乱无章地思索着自己的遭遇，但我的头脑已经麻木迟钝，不可能再把两种思想连贯在一起、有条不紊地从这一种转到另一种。 　　现实是何等可怕，未来又是多么叫人寒心！ 　　马西亚对我说“你要鼓起勇气，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但象马西亚那样一个孩子能干得了什么？如果博勃愿意帮马西亚，象他那样的人又能做些什么？ 　　当你被投进了监狱，你的头脑里就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固执地一刻也不肯离开你的思想，那就是想尽办法要从监狱里跑出来。 　　马西亚和博勃将怎样才能不抛弃我，怎样才能尽力帮我的忙，怎样才能把我从这间牢房里救出去？ 　　我朝窗户走去，然后把窗子打开，试探性地摸了摸那些粗大的铁条，它们是交叉着从外面把窗口堵死的；铁条的下端被牢牢地砌在石头里面。我又审视了一下墙壁，这堵墙壁差不多有一米厚。地上是宽大的石板，门上包了一层铁皮。 　　我又回到窗前，这窗户开向一个狭长的小院子，尽头有一堵至少四米高的大墙挡着。 　　即使有了可靠朋友的帮助，我也肯定不能从这座监牢里逃出去。忠诚的友谊对着这样严酷的现实又有什么用呢？忠诚是钻不透厚实的墙壁的。 　　对我来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需要知道在出庭受审之前，我到底还要在这间牢房里呆多久。 　　尽管在教堂里发现了卡比，我是否还有可能向法官表白自己是无辜的呢？ 　　我是否有可能为自己辩护，而又不让罪责落到我不愿意也不应该指控的那些人的头上去呢？ 　　总之，对我来说，这就是关键；而且正是在这方面，也只能是在这方面，需要马西亚和他的朋友博勃的帮助。他们的任务是去搜集能证明半夜一点一刻我不在圣乔治教堂里的证据。如果他们能够证实这一点，我就得救了，尽管可怜的卡比这个不会说话的见证对我不利。这些证据，我似乎觉得是可以找到的。 　　唉，要是马西亚的脚不受伤，他是会去找这些证据的，是会为了这些事情操心奔走的；可他现在成了这副样子，能走出车子吗？博勃愿意代替他办这些事情吗？ 　　虽然头天晚上我已疲惫不堪，而且还一直没吃过东西，但内心的焦虑加上我所碰上的种种苦头，使我既不想睡觉，也不想吃狱卒给我送来的饭食。不过，不想吃并不等于不想喝。我口渴，渴得连嗓子都要冒烟了。整整一天，总是等不到片刻工夫，我就要急促地走向那只盛水的陶罐，把它抱起来喝上几口；即使那样，也并不能解渴，也减轻不了我那满嘴苦涩的味道。 　　一看见有个狱卒进来了，我心中似乎刹那间被希望的亮光照亮了一下，因为自从我被关进来以后，一直有一个我不断自问但又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折磨我，使我的头脑象患热病的人一样发胀发疼。我对狱卒提出了这个问题。 　　“法官什么时候才能审问我呢？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辩护呢？” 　　我过去听人讲过，说有的囚犯被抓进监狱以后，常常一押就是几个月，既不提审，也不判决；而我才关了一天，那我还要等多久呢？其实这只是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的缘故，在英国，一个人从他被拘留到公开受审，是不许超过一天、至多也不能超过两天的。 　　我要等多久才能出庭受审？这是我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我向这个看上去不象凶神恶煞的狱卒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他表示愿意回答我，说我第二天准可以上法庭。 　　但我的提问也引起了他向我提问的兴趣。既然他回答了我，我不也该回答他才公平吗？ 　　“那您是怎样进教堂的？”他问我。 　　我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异常激烈的无辜者的抗议，他看看我，耸了耸肩。后来，因为我反复地向他重复我压根没有进过教堂，他便向门口走去，又瞧瞧我，用压低的声音自言自语说： 　　“伦敦的这帮小子确实堕落了！” 　　他的话使我感到惊慌不安。虽然这个人不是审判我的法官，但是我很想让他从我的声明、从我的眼神中相信我是个无辜的人，他本该看出我不可能是个作案的人！ 　　要是连他都说服不了，那我还能说服法官吗？幸亏我有见证人，他们会替我说话。如果法官不听我的，至少他得听证人的话，相信能证明我无辜的证词。 　　我必须有旁证，我能弄到这些旁证吗？ 　　在我知道的关于囚犯的故事中，有一个说到人们用各种办法和被关押的人取得联络：他们把纸条藏在从外面带进去的食物中。 　　马西亚和博勃，他们可能会采用这种办法。当这种想法在我头脑里闪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掰碎了我的面包，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和面包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土豆。我也把土豆捣得稀烂，仍然连一点碎纸片也没有见到。 　　显然马西亚和博勃并没有什么事要对我讲，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不能对我讲什么。 　　我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我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要太悲伤。不幸的是，我无法做到。哪怕我寿命再长，到了我头发、胡子都雪白的时候我也决不会忘记我所度过的这一夜的可怕情景，它将如同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唉！我是多么愚蠢，竟然不相信马西亚的预感和担忧！ 　　第二天一早，狱卒进了我的牢房，送来了一罐水和一个脸盆。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建议我梳洗一番。他告诉我，根据他的看法，出庭的时候，有一副体面的样子，是被告替自己辩护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梳洗完毕，再也不能老待在原地不动了，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在牢房里转来转去。 　　我本该好好准备我的辩护词和马上要当庭口答的问题，然而我思绪太乱，我所想到的都不是我此时此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使我感到痛苦的、自己做下的愚蠢得可悲的事情，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旋转，象魔灯上的怪影一般。 　　狱卒又回来了，让我跟他走。我走在他的旁边。在穿过好几条走廊之后，我们来到一扇小门的面前，他打开了门。 　　“进去。”他对我说。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听见了一片混杂的嗡嗡声。进了门，我被带进一个很小的讲台里面，我终于在法庭中间了。 　　尽管我被一种恍惚的、不知所措的神思所困扰；尽管我感觉到额角上的青筋在暴跳，好象就要崩裂似的；但我还是向四周扫视了一眼，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看见了我周围的一切：审判厅和满厅的人群。 　　这个厅很大，天花板很高，窗户也很宽敞。大厅分成用本栏杆隔开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法庭；另一部分是好奇的听众席，也就是旁听席。 　　法官坐在最高的那只台子上。在他前面稍低一点的台子上，坐着另外三个人，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中间一个是书记官；一个是处理罚金的财务官；另外一个也是法官，这种法官在法国叫做检察官。在我站立着的小台子前面，有一个穿长袍、戴假发的人，那是我的律师。 　　我怎么会有辩护律师的呢？他是从哪儿来的？谁给我请的？是马西亚和博勃替我请的吗？现在不是推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辩护律师，这就行了。 　　在另外一个台子上，我看见了博勃和他的两个伙伴，还有大橡树客店的老板和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个台子对面的一个台子上，从好几个人中间，我认出了逮捕我的那个警察。我明白了：这两个台子都是证人席；那么，我站立的那个小台子一定是被告席了。 　　被木栏杆隔开的旁听席里已经坐满了人，在这排木栏杆上面，我看见了马西亚的面孔，我们两人的目光对叠在一起、吻合在一起了，我立刻感到有了勇气。会有人来替我辩护的，现在我不该自暴自弃，这是我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了。我再也不会被从四面射来的目光吓倒了。 　　检察官讲话了。他的话极为简短，神色非常匆忙。他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在圣乔治教堂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作案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是打碎了一扇窗户用梯子爬进教堂的。他们随身带了一条狗放哨，一有危险，狗就为他们报警。深夜一点一刻整，一个夜归的行人看到教堂里有一团微弱的亮光；他吃惊地停下来听了听，听到了一种敲打东西的声音，他马上城醒了教堂执事。好几个人一齐都向出事的地方奔去，狗就大声狂吠起来，小偷们惊吓得从窗户逃走了，狗不会爬窗户，被他们扔下了。警察杰里把狗带到了赛马场，赛马场那边的人都对杰里的机警和热忱称赞不绝。就在赛马场上，狗认出了他的主人；这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出庭的被告。至于第二个小偷，我们正在跟踪追捕。 　　在列举了几条表明我有罪的看法后，检察官不讲话了。有一个尖利的嗓子对着旁听席叫喊：“安静！” 　　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他的脸根本不对着我，看去象在一个人自言自语。 　　我先用英语回咎，说我叫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住在伦敦贝司纳尔格林区红狮院我父母家里，然后我请求允许用法语解释，因为我是在法国长大的，来到英国只有几个月。 　　“别以为能骗我，”法官严肃地说，“我懂法语。” 　　我于是用法语叙述，解释我在一点钟的时候不可能在教堂里，因为那时我还在赛马场，二点半的时候我在大橡树客店。 　　“一点一刻的时候您在哪里？”法官问道。 　　“在路上。” 　　“这是需要证实的。您说您是在去大橡树客店的路上，起诉书却指控您是在教堂里。说您在一点差几分的时候离开赛马场，来到教堂的墙根底下与您的同谋碰头，他拿着一张梯子在那里等您．您是在行窃不成之后才去大橡树客店的。” 　　我想竭力证明这个指控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我看得出来，法官并不相信我。 　　“您如何解释您的狗在教堂这一事实？”法官问我。 　　“我解释不了，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的狗没有和我在一起。我是在早上把它拴在我们的一辆车子上的。” 　　我如果再要往下说，那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不愿意给别人提供对我父亲不利的材料。我看了看马西亚，他示意我继续说下去，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轮到传证人到庭作证了。法官先要这个证人手按福音书起誓，说他将不偏不倚地讲真话。 　　这是一个肥胖矮小的老头，尽管他有一张红面孔和一个发蓝的鼻子，神情却是令人惊异地庄严。在起誓之前，他向法官席弯下腰来鞠了一个躬，然后又昂首挺胸地站直了身子。他就是圣乔治教堂的执事。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人们是如何突然把他叫醒的，又如何对他说教堂里发现了小偷，他又是如何的惊慌和愤怒；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认为人们在拿他开玩笑，捉弄他。可是人们是不会跟他这样的人开玩笑的，他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于是匆忙地穿上衣服，以致背心上的扣子都绷掉了两颗。他终于向教堂奔去，把教堂的门打开了。他到底发现了谁，或者看见了什么？原来是一条狗。 　　对他的证词，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但是我的至今不吭一声的律师却站了起来，他晃了晃他的假发，用手在肩上把长袍拉拉整齐，讲话了。 　　“昨天晚上是谁关的教堂的门？”他问道。 　　“是我。”教堂执事回答，“这是我的职责。” 　　“您能肯定这点吗？”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就能肯定是我做的。” 　　“如果您自己没有做过呢？” 　　“我就能肯定我没有做过。” 　　“很好。那么您能起誓您没有把这条狗关在教堂里吗？” 　　“如果有狗在教堂里，我一定会看见的。” 　　“您的眼睛管用吗？” 　　“我的眼睛和所有的人一样。” 　　“六个月以前，您没有撞进吊在肉店门口的一头开了膛的牛肚子里去吗？” 　　“我看不出对一个象我这样神志健全的人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执事喊了起来，他的脸已经气得发青。 　　“如果这问题真正是重要的，您是否愿意费心来回答呢？” 　　“我确实在那里撞过一头寄生，但那是因为有人把它挂得碍手碍脚的缘故。” 　　“那您没看见啰？” 　　“我当时心里有事。” 　　“当你关教堂门的时候是刚吃过晚饭吗？” 　　“当然啰。” 　　“那您撞在牛肚子上的时候，也是刚吃过晚饭吗？” 　　“但是……” 　　“您是想说没吃过啰？” 　　“吃过了。” 　　“您喝的是淡啤酒还是浓啤酒？” 　　“浓啤酒。” 　　“喝了几品脱①？” 　　 　　①　品脱：英国容量单位，合O.568升。 　　“两品脱。” 　　“从来不多喝吗？” 　　“有时三品脱。” 　　“从来不喝四品脱、大品脱吗？” 　　“很少。” 　　“您在晚饭后不喝点掺热糖水的烈性酒吗？” 　　“有时候喝。” 　　“您喜欢冲得浓点还是冲得淡点的呢？” 　　“不是很淡的。” 　　“您喝几杯呢？” 　　“这得看情况。” 　　“您能不能起誓说，哪怕在偶然的情况下，你也决不会一次喝三杯，甚至喝四杯呢？” 　　已经气得脸色发紫的教堂执事不回答了。律师于是坐了下来说： 　　“这一质询，就足以证明狗可能是被证人自己关在教堂里的。他在吃过晚饭以后，还总是这样牵肠挂肚地操心着他的工作，连挂在那里的整只的牛都看不见。这就是我要弄清楚的事实。”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要上去拥抱我的律师，我得救了。 　　为什么卡比不会是被关在教堂里的呢？这是可能的。如果卡比是这样被关进去的，那就证明不是我把它带进去的了，我也就不是罪犯了，唯一对我不利的证据也就不存在了。 　　在教堂执事以后，又听了所有跟随他进教堂去的人的证词。他们除了看见那扇开着的窗户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们听说小偷是从这个窗口逃走的。 　　后来，法庭也听了我这一方的证人的证词，他们是：博勃、博勃的伙伴和客店老板。他们全都证明了我那天晚上的作息时间。但只有一点还不清楚，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离开赛马场的确切时间。 　　审问结束的时候，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还预先告诉我，如果我认为没有必要，也可以保持沉默。 　　我回答说我是无辜的，我相信法庭的公正。 　　法官于是把我刚才听到的审讯记录读了一遍，然后宣布我将被转到郡监狱，以便在那里等候大陪审团的裁决，看看是不是要让我上重罪法庭。 　　重罪法庭！ 　　我倒在被告席上。我为什么不听马西亚的话啊！ 第二十章　博勃 　　我被重新送回牢房很久以后，才捉摸出法官为什么不宣告我无罪的原因，他是想等抓住了钻进教堂的主犯以后，再判定我是不是他们的同谋。 　　检察官说过“我们正在追捕他们”，看来很快我就要既羞愧又痛苦地和他们一起出现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了。 　　这一时刻什么时候到来呢？我将在什么时候被解到郡监狱去？这个监狱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对这些问题，我需要动脑筋去好好想想，这样一来，时间比前一个晚上要过得快多了，我已经知道，不该象患了热病那样烦躁不安，应该等待。 　　于是，我有时踱来踱去，有时坐在凳子上，就这么等待着。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听到一阵短号的吹奏声，我听出这是马西亚的吹奏方法。真是好样的！他是要让我知道，他在守着我，他在想念我。这短号的声音是从我窗户对面的墙上飘过来的，马西亚显然是在墙的另一边的街上，我们之间的距离仅有一墙之隔，总共才几米，可惜的是，眼睛透不过墙壁。尽管眼睛不管用，声音却可以飘过来。在这阵短号的吹奏声里，我听出还有人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和模糊不清的、乱哄哄的说话声。我立刻就明白了，马西亚和博勃大概在这里演节目。 　　他们为什么选中这块地方？是这里好挣钱，还是他们有什么要紧事情要告诉我？ 　　蓦地，我听见了一个清晰的嗓音，这是马西亚在用法语喊叫：“明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接着是越来越喧闹的小号吹奏声。 　　显而易见，马西亚那句“明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肯定不是对他的英国观众而是对我喊叫的。但要猜出这句话的意思那就不是显而易见就能明白的了。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我在这以前所想的问题一样，都是找不出合理答案的。 　　但是，明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应该醒着，这是既清楚而又明白的；而且还应该作好应付一切的准备，这也是很清楚的。不过从现在起直到那个时候，我应该干点什么呢？却不知道。那就耐心等吧。啊，如果我有这样的耐心就好了。 　　天一黑，我就躺进吊床，极力想让自己早点入睡；但是直到附近的大钟敲过了好几次以后，睡神才把我带上了她的翅膀。 　　我醒来的时候，夜色还很浓重，星星还在阴暗的夜空眨着眼睛，四周还听不见任何声音，大概离天亮还早。我从吊床上下来坐到板凳上，不敢走动；因为狱卒会来巡夜，不能引起他的注意。我呆坐着。不久，听到大钟敲了三下。我知道自己醒得太早了，可我不敢再睡；再说，再睡也不可能睡着，因为心里太着急、太紧张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默数着大自鸣钟振点的钟声。从一小时到一刻钟，从一刻钟到半点钟，它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这个十五分钟，对我来说，是多么长久！有时我甚至怀疑，也许它已经敲过了，但是我没有听见也说不定；或者，是不是它出了毛病，走得不准了？ 　　我背靠墙壁，两眼盯着窗户．星星似乎暗淡了，天空微微泛出了鱼肚白。 　　天快要亮了，远处的公鸡打鸣了。 　　我站起来，掂着脚尖去开窗户。不能让窗发出一点声音来，这可是件非常仔细的工作，不过，我轻轻地、主要是慢慢地终于把这件工作完成了。 　　多么幸运！我的这间单身牢房原来由一间低矮的旧厅堂改成的，人们认为只要在窗台上牢固地安装上铁条，就可以把犯人关住了；多亏这里的窗户是推得开的，要不然，叫我怎么回答马西亚的召唤呢？然而，只推开窗户还不行，窗台上还有着铁条；要想从这只用厚厚的墙壁、包铁皮的牢门做成的牢固的笼子里飞出去，那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我可不死心，总觉得似乎还有点希望。 　　星星变得愈来愈苍白，清晨的寒意使我感到身子有点哆嗦，我没有离开窗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看着，但并不知道自己一定会看到或听到什么；我怀着希望，但我又害怕会失望。 　　一幅巨大的白幕升上了天空，地上的万物开始渐渐清晰地现出了它们的轮廓，这正是马西亚对我说的“天刚亮”的时候。我屏住呼吸倾听着，听得见我的心在胸膛里咚咚跳动的响声。 　　我好象听见了有人在攀援围墙的响声，不过在这以前，我没有听到外面有任何脚步声，我认为自己大概是弄错了。我继续听下去。攀墙的声音还在响着。紧接着，我突然看见有一个脑袋从墙上冒出来；我很快发现这不是马西亚的头。尽管天色还不太亮，我却认出了这是博勃。 　　他看见我紧贴在窗户的铁条上。 　　“嘘！”他轻轻地向我示意。 　　他用手向我挥了挥，似乎要我离开窗户远一点。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听从了。这时，我仿佛看见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长长的象玻璃一样发亮的管子。他把管子放在嘴上。我看清了这是一根吹管。我听到“噗”的一声，同时看见一个小白球飞了进来落到我的脚下。博勃的头倏地在墙后消失了，我的四周又恢复一片寂静。 　　我急忙捡起小白球，发现是用薄纸裹住的一颗大铅弹，纸上似乎写满蝇头小字。天还不怎么亮，我看不清楚，只好等天再亮一点的时候去读它。 　　我小心地、悄没声地关好窗子。迅速回去躺进吊床，把纸团紧紧地捏在手心里。 　　不管我怎么着急。曙色却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先变成黄色，过了半天才让它的一缕玫瑰色的亮光照进了我的牢房。于是我展开小纸团念了起来。 　　 　　“你将于明天晚上被押解到郡监狱，乘火车去，二等车厢，由一名警察押送。上车后务必坐在车门口。开车后四十五分钟（注意时间），火车会放慢速度过岔道。你这时要马上打开车门，勇敢地跳下去。跳的时候要向前一冲，两手前伸，要让脚先落地。一跳到地上，立即爬上左边的斜坡，我们有一辆马车和一匹很好的马在那里等你，把你带走。什么也不要怕，两天后我们就到法国了。满怀希望、鼓足勇气吧！要注意跳得远一点，让脚先落地。” 　　我得救啦！我不用再走上重罪法庭啦！用不着再站到那边的小台子去尝那种叫人绝望的滋味啦！ 　　啊！勇敢的马西亚，好样的博勃！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仗义的博勃帮了马西亚的忙。“我们有一匹很好的马在那里等你”，这不是马西亚一个人能做到的。 　　我把小纸条又重读了一遍，“开车后四十五分钟……，左边的斜坡……，脚先落地。”啊，当然，哪怕我会摔死，我也要勇敢地跳下去。就是死了，也比当作小偷被法庭判刑好得多。 　　啊！这个主意想得多好！ 　　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到法国了。 　　但是我在这一阵狂喜中，却想到了一个凄楚的念头；“卡比怎么办？”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叫我自己驱散了。马西亚是不会丢下卡比不管的；他既然能找到让我逃跑的法子，那他也一定会找到救卡比的办法。 　　我把小纸条又读了两三遍，然后把它嚼碎，咽进了肚子。做完这一切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让自己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了。这一觉果然睡得很踏实，直到狱卒来给我送吃的时候才醒过来。 　　时间过得很快。第二天下午，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走进我的牢房，要我跟着他走。这个人看去很合我的心意，他五十岁上下，样子并不那么机灵。 　　事情看来能够按马西亚所叮嘱的那样去做。火车开着的时候，我坐在紧靠我上车的那扇车门的门口，背着火车前进的方向。警察坐在我的对面，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您讲英语吗？”他问我。 　　“只会一点儿。” 　　“您能听懂吗？” 　　“只要讲得不太快，差不多能听懂。” 　　“那好。我的孩子，我想给您一个忠告：在法庭上不要耍滑头，还是招认的好，这样您可以博得大家的好感。有些人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还想抵赖，不肯认帐，没有比同这样的家伙打交道更叫人恼火的了。正因为这样，人们对那些肯招供的人，是愿意待他们好一点、为他们做点好事的。我就是这样的。您现在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听听，您看吧，我会给您好处的。这同出什么价钱买什么货是同样的道理，我会让您在监狱里过得舒服些。” 　　我正准备回答他，讲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但我想到，根据这位警察的说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赢得他的好感，因此我什么也不说了。 　　“您好好想想。”他继续说下去，“等到您在监狱里想到我这一片好心的时候，您可以叫人来找我。您知道，不应该一见什么人就马上招供，要选择关心您的人。我嘛，您也清楚，我随时准备帮您这个忙。”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您打听道尔文就是了。您一定能记得住我的名字吧，是吗？” 　　“是的，先生。” 　　我靠在门上，门上的窗玻璃是开着的。我请他允许我看看沿途的风景。正因为他很想“赢得我的好感”，所以他回答说，我要看什么就看好了。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火车不是在飞快地前进吗？ 　　不一会儿，他大概感到迎面风太大，便离开车门走到车厢中间的一个位置上去坐了下来。 　　但我是从来不怕冷的，我把左手悄悄伸到车门外，转动把手；右手紧紧地抓住了车门。 　　时间在过去。火车的汽笛叫起来了，车速放慢了。时候到了。我猛地推开车门，用足力气往远处跳去，跳到了一条濠沟里。幸好我的手是向前伸着的，它们碰撞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我的头部虽然没有碰上什么，但身体的震动毕竟太大，我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火车上，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快速地运动着的东西带着向前走去，而且还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但是我是睡在一堆麦秸上！ 　　真是怪事！我感到脸上湿漉漉的。我在自己的脸颊上、额头上感到有一种温存的爱抚。 　　我睁开眼睛，看见一条狗，一条丑陋的黄狗，正趴在我身旁舔我。 　　我的目光和马西亚的目光相遇了，他正跪伏在我的身边。 　　“你得救了。”他对我说。他把狗推开，吻了我． 　　“我们是在哪里？” 　　“在车上。博勃在给我们驾车。” 　　“怎么样？”博勃回过身来问我。 　　“不知道。好象没有什么。” 　　“您动动胳膊和腿看看。”博勃大声说。 　　我躺在草上，照他说的那样动了动。 　　“很好。”马西亚说，“什么也没有摔断。” 　　“后来的事情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了。” 　　“你照我说的，从火车上跳了下来，跳到了一条濠沟里，剧烈的震动使你晕了过去。博勃看你没有爬上来，他就让我看住马，自己滚下了斜坡。是他用手把你抱上来的。我们还以为你也许死了。多可怕，多难受！可你现在得救了。” 　　“那警察呢？” 　　“火车把他带走了。火车是不会停下来的。” 　　事情的主要经过，我已经清楚了。我环顾四周，发现那条黄狗正用卡比那样温存的眼神看着我，可是，它不是卡比，卡比是白的呀！ 　　“卡比！”我喊了起来，“卡比在哪儿？” 　　没等马西亚回答我，这黄狗已经跳到我身上，舔我，它眼里流着泪水。 　　“这不就是嘛，”马西亚说，“我们把它染成黄的了。” 　　我回答了好卡比对我的爱抚，我搂着它吻了又吻。 　　“为什么要染上颜色呢？”我问。 　　“说来话长，我来讲给你听吧。” 　　但博勃没有让他讲。 　　“你来驾马，”博勃对马西亚说，“好好驾着。我要把车子安排一下，让它过卡子的时候不被人认出来。” 　　这是一辆在拱起的半圆形的铁架上撑着布篷的小马车。现在博勃把布篷退了下来，叠成四折，要我把这厚厚的布篷盖在身上；他把车上的铁架也拆了下来，放到车身底下；最后他自己回到驭座把马西亚换下来，要他也躺进布篷的下面。这样，博勃就把他的小马车完全改变了模样。布篷不见了，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果我们后面有人追赶，卡子上的人就会告诉他们，说刚才经过的那辆马车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模样，人们追踪的线索也就中断了。 　　“我们去哪里呢？”当马西亚躺到我身旁的时候，我问他。 　　“去小汉普敦，这是海边的一个小港口。博勃有个哥哥在那里当船长，那条船是跑法国的。他们要到诺曼底①的伊西尼②去收黄油和鸡蛋。我们这次终于得救——我们会得救的，那可全靠了博勃，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我这样一个可怜虫，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是博勃的主意，把我的纸条用吹管送给你，让你跳火车；是他让他的朋友把马借给了我们；最后也是傅勃给我们弄到了一条去法国的船。你知道，要是你想搭火车走的话，肯定会被抓住的。你瞧，只要有朋友就什么都不用怕。” 　　 　　①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包括今海峡省、卡尔瓦多斯省和厄尔省。 　　②　伊西尼：今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一个城市，盛产黄油。 　　“那么卡比呢，是谁想的主意把它带着一起走的？” 　　“那是我。但把它染成黄色却是博勃的主意。我们把它从警察杰里那里偷出来以后，博勃说应该给它变个颜色不让别人把它认出来。检察官称赞的机警的杰里，这回就不那么机警了，因为他听任别人把卡比偷走竟丝毫也没有察觉。说真的，卡比一嗅出是我，其它的行动，不用我教，它自己都干了。再说，博勃很懂得偷狗的伎俩。” 　　“那你的脚呢？” 　　“差不多好了。我可没有时间去管它。” 　　在英国，赶车走路可不象法国那样随便，沿途都有关卡，你必须交一定数目的钱才能通过。当我们到达前面那个关卡的时候，博勃叮嘱我们不要出声，连身体也不要动。所以关卡人员看到的是一辆由一个人驾着的空马车。博勃跟他们开了几句玩笑就抖抖绳走了。 　　博勃以他扮演丑角的天才，这天晚上把自己化装成为一个农夫；就是最熟悉他的人，现在和这个农民面对面讲话，也决认不出他就是博勃。 　　我们的车子奔驰得很快，这是因为这匹马的脚力好，也因为博勃是个老练的驭手。但是奔驰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决定停下来让马喘口气、吃点草料；博勃把车子停在一片密林里，因为我们不敢找客栈。傅勃给他的马解下了马嚼子，把装满燕麦的马料袋挂在马脖子上。夜很黑，周围很静，看来不大有可能我们会在这里被突然抓回去。 　　我便向博勃走去，向他说了些异常感激的话表示道谢，但他不让我倾诉我对他的真诚的感激。 　　“您帮过我的忙，”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现在是我帮您的忙。轮流嘛！再说，您又是马西亚的兄弟，对马西亚这样一个好小伙子，为他再多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 　　我问他这里离小汉普敦是不是还很远，他说还要走两个多钟头的路。他认为我们应该把时间抓紧，因为他哥哥的船期是每星期六开伊西尼，今天是星期五，而这几天的涨潮又都在清晨很早的时候。 　　我们重新躺在草堆上，重新躲在布篷底下。马已经歇过劲，它现在放开四蹄奔跑了起来。 　　“你害怕吗？”马西亚问我。 　　“也怕也不怕。我非常害怕再叫他们把我抓起来，但我觉得他们是抓不住我的。不过逃跑，这不等于自己承认有罪吗？我怕的主要就是这个。怕将来不好说清楚，叫我怎样再为自己辩护呢？” 　　“我们也想到了。但博勃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不让你出现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只要你在那个地方过过堂，就算你被宣告无罪，那也将是一个你一生休想洗掉的污点。我是一心一意只想把你带到法国去，所以博勃的主意我心里同意，但嘴里不敢说，我怕这个主意出得不好怎么办？” 　　“你已经尽力了，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有感激你才是。” 　　“什么也不会发生了。行啦，你放一百个心吧！火车停站后，看守你的警察还要打报告；可是等到他们布置好追捕的时候，时间早已过去很久，我们都跑出老远去了。再说，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去小汉普敦搭船。” 　　这是肯定的，只要没有人追踪我们，那当然万事大吉，搭上船去法国就是了。但我可不象马西亚那样有信心，认为火车停站的时候，警察就已经失去追赶我们的时间。危险就在这里，这种危险可能还是很大的。 　　不过，我们的马正被博勃有力地驾驭着，它正在这条荒凉的道路上快蹄奔驰。我们只看到迎面驰过来的车辆，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后面赶上来超过我。我们经过的村子又都是静悄悄的，很少看到还亮着灯光的窗户。倒是有过几条狗，在发现我们快速经过时，曾在我们车后狂吠过几声。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似乎可以稍稍放下一点心。在上了一段坡路以后，博勃把马车停下来，让马再歇息一阵。我们也从车上跳了下来，把耳朵贴在地面倾听动静。马西亚的耳朵比我们的要灵，他也没有听到有任何可疑的声音。我们在夜的阴影和寂静中，又继续往前赶路。 　　现在我们不是为了躲藏才待在布篷底下了，而是为了防寒。寒冷的海风已刮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舌头舔舔嘴唇，尝到了盐味，我们快接近海边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团亮光在有规律地一闪一灭。这是灯塔，我们到港口了。 　　博勃勒住马，慢慢地把它带进一条岔路，然后从车上跳下来．嘱咐我们拴住马，他自己要先去看看他哥哥是不是已经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毫无危险地搭乘他哥哥的那条船。 　　博勃离开我们的那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不知道，但它使我感觉到很长，而且是太长了。当时我和马西亚都不说话，听着海浪摔碎在沙岸上的短促而单调的声音，这声音使我心神不定，马西亚和我一样，也哆嗦起来了。 　　“太冷。”马西亚低声对我说。 　　真是这样吗？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的车子飞快驰过草地的时候．曾看到过一些受惊的奶牛和山羊把头向石头和篱笆上撞去，我们当时也发过抖，难道也是因为太冷吗？ 　　我们终于听见路上有了脚步声，也许是博勃回来了，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 　　博勃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走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伴着他；这个人穿着一件涂了漆的水手工作服，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 　　“这是我哥哥，”博勃说，“他很愿意你们搭他的船，他将带你们一起走。我们只好在这里分手了，没有必要让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我想谢谢博勃，他却打断了我的话，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别说这些了，”他说，“应该互相帮助，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的。我非常高兴能为马西亚效劳。” 　　我们跟在博勃的哥哥后面向港口走去，很快走进了城里的僻静的街道。拐了几道弯以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码头，海风朝我们扑面吹来。 　　博勃的哥哥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给我们指了指一条系着缆绳的单桅帆船；我们明白了，这是他的船。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已经在船上了，他让我们下到一个小舱里。 　　“我要在两个钟头以后才出发，”他说，“待在这里别作声。” 　　在他把这间小舱的舱门锁上的时候，马西亚不声不响地扑进我的怀里亲我，他不再发抖了。 第二十一章　天鹅号 　　博勃的哥哥走开后，有一段时间，船一直静静地停泊在那里；这时只听见风在船桅间啸响，浪拍打着船底发出汩汩的声音。但船上慢慢地开始热闹起来了。甲板上振荡着脚步的响声；缆绳被扔到了水里；滑车响了起来；锚链一会儿绕上，一会儿放开；人们在卷绞盘；帆在升起；船舵在叽嘎叽嘎地叫唤。突然，船先是朝左边倾斜了一下，接着就前后颠簸起来。我们上路了，我得救了。 　　开始的时候，船缓缓地、轻轻地晃动着；不一会儿，这种晃动变得又急又快，船体在打着旋儿往下降。突然，我感觉到有猛烈的海浪不断打在船的艏柱上或是右边的船舷上。 　　“可怜的马西亚！”我握着我的伙伴的手说。 　　“没有关系，”他说，“好在你得救了。再说，我早料到会这样的。当我们还在车上的时候，我看着那些被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树梢，心想到了海上，我们就要跳舞了。这不，现在真跳开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舱门打开了。 　　“你们愿意到甲板上去走走的话，”博勃的哥哥对我们说，“现在不会再有危险了。” 　　“哪儿更好受些呢？”马西亚问。 　　“躺着。” 　　“谢谢您了，那我就躺下。” 　　马西亚在船舱里躺下了。 　　“小水手一会儿会把你们需要的东西都送过来的。”船长说。 　　“谢谢您了，如果他能快点儿来就更好了。”马西亚回答说。 　　“已经发作了？”船长笑了笑问，他看出马西亚在晕船。 　　“开始好长时间了。” 　　我想留在他身边，他却打发我到甲板上去，反复说； 　　“没关系，好在你已经得救了。不管怎么说，晕船的味道还真不错。晕船能让我感到挺高兴，这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 　　走上甲板后，我只有牢牢地抓住那粗大的帆索才能站稳。在很深的夜色里，人们的视线最远也只能见到眼前那片被海浪涌起的白色泡沫。就在这片泡沫上，我们的小船在滑进；它倾斜着，好象就要翻沉了；但它并没有翻沉，相反，它被浪头升举了起来，它在浪波上跳动着。西风吹着它，抬着它，把它推向前去。 　　我再回头看看陆地．现在码头上的灯光在雾气浓密的黑暗中变成了那么暗淡的一些小点；在我的眺望中，它们愈来愈微弱，一点接着一点地消逝了。我怀着愉快的获救的心情，向英国告别。 　　“只要风继续刮下去，”船长对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到达法国伊西尼的时间不会太晚。埃克利帕斯号真是一艘好帆船。” 　　在海上要整整待一天，甚至比一天还多。我可怜的马西亚，他还说晕船也会使他高兴！ 　　时间在流逝。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好从甲板走到船舱，再从船舱走到甲板，来消磨我的时间。有一回我和船长聊天，他伸手向西南方向指了指，我看见一根高大的白色柱子映衬在蓝色的天空里。 　　“那是巴夫勒尔①。”他对我说。 　　 　　①　巴夫勒尔：法国海峡省城市，位于科唐坦半岛的巴夫勒尔角附近。 　　我迅速地冲下船舱，向马西亚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看见法国啦！但是，从巴夫勒尔到伊西尼，路程还很远；因为在进入维尔河和洛尔河之前，要绕过整个科后坦半岛②。 　　由于埃克利帕斯号靠伊西尼码头时天色已经晚了，船长同意让我们在船上再住一夜，所以我们是在第二天早上对他表示应有的谢意后向他告别的。 　　 　　②　科唐坦半岛：法国西北部突出于英吉利海峡的部分。 　　“你们什么时候再想回英国，”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埃克利帕斯号将随时为你们效劳。我们每星期二从这里出发。” 　　这是个慷慨的建议，但我们却无意接受，马西亚和我各有各的苦衷，都不想那么快重渡英吉利海峡。 　　我们在法国上岸时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和我们的乐器了。多亏马西亚是个细心人，他把我撂在博勃帐篷里的竖琴也带进了马车；但是我们的包裹和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还在德里斯科尔家的车子上，这使我们很为难，因为没有衬衣和袜子，尤其没有地图，是没法重新过我们的流浪生活的。幸好马西亚还有十二个法郎的积蓄；我们帮博勃和他的同伴们演出时曾分到过二十二个先令，也就是二十七法郎五十生丁，这笔钱也还没有动用过；这两笔钱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两人现在身边的全部财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四十个法郎。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很可观的了。在我遭遇横祸的时候，马西亚曾经想过，要把这笔钱交给博勃，作为帮助我跳车脱逃所需的费用。博勃不要。他说为朋友效劳是不能要钱的。 　　我们离开埃克利帕斯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个旧军用包、两件衬衣、两双袜子、一块肥皂、一把梳子、线团，钮扣、针和一件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有用的东西，那就是一张法国地图。 　　事情确实是这样，我们人是到了法国，但是该去什么地方，该顺哪条路走，该朝哪个方向走，我们还全然无知。 　　这就是我和马西亚离开伊西尼走上拜依约①大道时一刻不停地讨论着的问题。 　　 　　①　拜依约：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市镇，位于康唐坦半岛上。 　　“我嘛，”马西亚说，“朝左或者朝右走都行，我可说不上该走哪条路更好，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 　　“沿着大河、小河或者运河走。我有一个想法。” 　　我还没有要他把想法告诉我，他自己就先说了： 　　“我想应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阿瑟生病时，米利根夫人就是带他乘船旅行的，也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能在天鹅号上碰见他。” 　　“他现在不再生病了。” 　　“这就是说他现在的身体好多了；但反过来说，他过去是病得很重的，只是在他母亲的细心照料下才好起来的，对吧。我想，为了使他完全恢复健康，米利根夫人还会带他乘天鹅号在凡是能够让这条船航行的大河、小河或运河上旅行的。如果我们沿着这些大河、小河或运河走，就有机会碰上天鹅号。” 　　“谁能未卜先知，说天鹅号还在法国呢？” 　　“没有人说过。但是，天鹅号是不能出海远航的。可以相信，它没有离开法国，所以我们有机会找到它。当我们有一线希望的时候，为什么不该去碰碰运气呢？我呢，我相信我们能找到米利根夫人，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应该坐失良机。” 　　“但是丽丝、亚历克西、邦雅曼和艾蒂奈特怎么办呢？” 　　“我们在找米利根夫人的同时，可以顺道看看他们。我们应该沿河流或运河走，在地图上找找，看哪条河最近。” 　　我们把地图摊在路边的草地上，开始寻找最近的河流，结果发现是塞纳河。 　　“好吧，就沿着塞纳河走吧。”马西亚说。 　　“塞纳河经过巴黎。” 　　“那又怎样？” 　　“那可就了不得了。我听维泰利斯说过，要想找谁，就该去巴黎找。如果英国警察为了圣乔治教堂的窃案来找我，我可不愿意让他们找到。要不，何苦离开英国呢？” 　　“英国警察能到法国来追捕你吗？” 　　“我不知道。但万一他们来了呢？所以不该去巴黎。” 　　“难道不可以沿着塞纳河到巴黎的郊区去吗？到了那里，我们可以离开塞纳河，绕过巴黎后，再重新回到它的河岸走下去。因为我也不想见到伽罗福里。” 　　“也许可以吧。” 　　“那好，我们就这么办吧。我们可以向沿河的船员和纤夫们打听，因为这艘有着游廊的天鹅号同别的船都不一样，它要是从塞纳河经过，人们是不会不发现它的。在塞纳河找不到它，我们就到卢瓦尔河、加龙河、或者法国所有的河上去找，最终就能找到它。” 　　对马西亚的想法，我提不出反对的异议，我们就决定沿着塞纳河溯流而上。 　　我们自己的事情考虑周全以后，该是替卡比操心的时候了。被染成黄色的卡比好象已经不是我的卡比了。我们买了软肥皂，在我们遇到的第一条河里，就使劲给卡比擦洗起来，擦洗得累了，就替换着擦。 　　我们的朋友博勃的染料真是上等货，需得多次的刷洗，长时间用肥皂洗涤，甚至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才能让卡比恢复本色。幸亏诺曼底省是个水乡，我们每天都能为卡比洗刷。 　　经由拜依约、卡昂①、主教大桥和奥得梅尔大桥，我们到了拉布依，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到了塞纳河。 　　 　　①　卡昂：法国北部临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城市，卡尔瓦多斯省首府。 　　这天，我们赶完了一整天的路程之后，从一条浓荫遮蔽的小路上走了出来，来到了林木葱茏的山岗高处。马西亚突然发现塞纳河就横在他的面前。浩浩荡荡的塞纳河就在我们的山岗下面，慢慢地绕着我们弯成一个很大的弧形，我们正好就在这条弧线的中央。静静的、浩大的河水在平稳地向远方流去；河面上白帆点点、火轮曳迤；那火轮上的烟柱，升起来，散开去，一直飘到我们身边。马西亚表示，这一美景使他对江湖大河产生了好感；使他懂得了，当人们在一条恬静怡人的大河上航行，两岸田野麦黄，牧场草碧，暗黑的树林镶着新绿的灌木，此情此景确能使人得到难忘的快乐。 　　“你相信吧，米利根夫人带着她生病的儿子准在塞纳河航行过。”他对我说。 　　“问一下山脚下村子里的人，我们就知道了。” 　　我没有想到向诺曼底人打听一件事情竟是那么费劲；他们用浓重的当地口音回答你，这使你听起来已经够吃力了；但更叫你着急的，是他们很难得肯确切地回答你，你问他们一句，他们反过来要问你好几句。 　　“你问的是从勒阿弗尔①或是从鲁昂来的船？是一条平底小船吗？还是一只小艇、拖轮或是驳船呢？” 　　 　　①　勒阿弗尔：法国第二大海港，在西北部塞纳河口。 　　当我们详细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后，答复差不多肯定都是一样的：天鹅号从未到过拉布依。即使到过，那也是在夜里，所以谁也没有看见。 　　现在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寻访，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从拉布依到鲁昂这段水路上。但是到了埃耳伯夫②，还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们提供天鹅号的去向；到了波兹，那里有着船闸，象天鹅号这样一艘别致讲究的游船，人们是不该看不见，也不该记不住的，但结果还是一样。 　　 　　②　埃耳伯夫：法国北部滨海省城市，位于塞纳河左岸。 　　既然天鹅号没有通过波兹的船闸，那么显而易见米利根夫人和阿瑟决不可能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波兹前面的水路上；但反过来一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可能在前面的居叶伯夫③或哥德贝克④、更可能就在鲁昂上的船；所以我们不该气馁，我们也确实没有气馁，我们一路问一路向前走去，但我们心里明白，在这一段的塞纳河水面上希望并不大。事情也确是这样，从居叶伯夫到鲁昂，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踪影。现在只好从鲁昂一直走到巴黎，甚至到比 　　 　　③　居叶伯夫：法国北部厄尔省城市，位于塞纳河畔。 　　④　哥德贝克：法国北部塞纳滨海省城市。 　　巴黎更远的地方去找了。一想到他们可能在鲁昂上的船，我们的勇气和信心又蓦然增长了。 　　但事情并不是简单得只要用两只脚走路就行了，我们还必须每天挣钱吃饱肚皮。我们计算过，从伊西尼到夏朗东，从头到尾要走五个星期，而到了夏朗东也还不是万事大吉，因为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从塞纳河继续前进呢，还是改道沿马恩河①走去？这是我沿途研究地图时经常向自己提出、但又始终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①　马恩河：法国东部河流，发源于上马恩省，在夏朗东注入塞纳河。 　　我们到了夏朝东。 　　谢天谢天，我们不用再狐疑不定了，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巴望得如此之久的回答，有人看到过一条船，它很象天鹅号，是游船，有着游廊。 　　马西亚高兴得忘乎所以，在码头上跳开了舞。突然，他操起提琴，发疯似的拉了支胜利进行曲。 　　在他又拉又跳的时候，我继续向一个很乐意回答问题的水手打听。确实没有必要再怀疑了，它是天鹅号。大概在两个月前，这条船经过夏朗东，向着塞纳河的上游航去。 　　两个月！那它早把我们抛得不知有多远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尽管我们只有两条腿，而它却有两匹好马，然而只要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赶上它的。 　　时间问题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奇迹般的事实是天鹅号已经有了下落。 　　“谁有理啊？”马西亚喊道。 　　唉，我以前要是有勇气，我早已告诉他，我何尝不同他一样，也一直是这样巴望着的，而且是这样强烈地巴望着。但是所有这些念头，所有这些使我的幻想飞得那么遥远的痴情，当时连我自己都不敢去想，怎么反而放向我的这个伙伴明明白白地说出口来呢？ 　　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停下来见人就问了，天鹅号就在我们前面，只要沿着塞纳河往前走就是了。 　　但是到了莫莱，我们不得不再次打听这条船的踪迹，因为这里是洛因河同塞纳河的汇合处。 　　天鹅号在继续沿着塞纳河航行。 　　到了蒙特罗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又一次打听游船的下落。 　　 　　①　蒙特罗：法国塞纳马恩省城市，位于塞纳河与罗纳河汇合处。 　　这一回，天鹅号不在塞纳河，而是在罗纳河上航行了。它是在两个多月以前离开蒙特罗的。有人看见过甲板上站着一位英国夫人和一个躺在床上的小男孩。 　　在我们追踪天鹅号的同时，我们离丽丝更近了，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在查看地图时，我寻思米利根夫人到达热瓦尼之后，不知她选择的是布尔戈涅运河还是尼维尔奈运河，但这可是件关系到我能不能去看看丽丝的大事！ 　　我们到达罗纳河和阿芒松河汇合处的时候，得知天鹅号在继续沿罗纳河溯流而上。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真走运，我们很快就要经过德勒齐，很快就可以看到丽丝了。我相信她也会和我们谈到米利根夫人和阿瑟的。 　　自从我们跟在天鹅号后面奔跑以来，我们不再花很多时间去演出了。卡比是个有责任心的艺术家，它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匆忙，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它衔着小木碗，一本正经地蹲在“贵宾”面前，等候观众勉勉强强地把手伸进他们的口袋掏钱？卡比伙计是懂得应该耐心等待的。 　　但是我们是再也不愿意等待了，所以我们的收入也就一天不如一天，而我们积攒的四十个法郎也就不得不一天比一天少下去。我们已经把挣钱的事远远抛在脑后，因为我们有更要紧的事要做！ 　　“我们快走吧，”马西亚说，“去赶天鹅号。” 　　我也说：“我们快走吧！” 　　每天晚上，哪怕白天赶的路再多，我们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累；相反，我们都同意第二天要早早起床再赶路。 　　“别忘了叫醒我啊！”爱睡觉的马西亚常常这样说。 　　每次我一叫醒他，他总是一骨碌就跳了起来。 　　为了省钱，我们紧缩了开支。天热时，马西亚就说，他不想吃肉，“因为夏天的肉不干净”。我们只要有一块面包再两个人平分一个煮鸡蛋、或者一小块黄油，就很满足了。尽管我们是在盛产葡萄酒的地方，我们也只喝凉水。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 　　可是，马西亚也有馋得发慌的时候。 　　“我真希望米利根夫人的女厨子还在，她为你做过那么好吃的果酱奶油馅饼，”他说，“这种杏子奶油馅饼一定是很好吃的吧。我吃过苹果卷边馅饼，没吃过杏子奶油馅饼。但见倒是见过的，粘在黄色果酱上的那些小白点是什么玩意儿？” 　　“是果仁。” 　　“啊！” 　　马西亚的嘴张得大大的，似乎要一口把整个馅饼吞下去一样。 　　因为罗纳河在热瓦尼和奥赛尔之间拐了许多弯，而我们是沿着大路走的，所以比天鹅号少花了一点时间；但是从奥赛尔出发后，我们赢得的一点时间又丢掉了；因为天鹅号已驶进了尼维尔奈运河，它现在在平静的水面上走起来就要快得多。 　　每到一个船闸，我们总会得到有关天鹅号的消息。这条运河的水上交通并不繁忙，所有的人都看到过这条不同寻常的游船。 　　人们不仅跟我们谈到天鹅号的模样，而且也讲到米利根夫人，说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英国夫人”，他们也提到了阿瑟，说这个男孩“差不多总是躺在甲板上的一张床上”，“床安放在顶上长着鲜花和绿叶的游廊下面”，“这个男孩有时也能站起来”。 　　可见阿瑟的病有了好转。 　　我们在向德勒齐靠近。还有两天，还有一天，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我们终于望见了我们去年和丽丝一起玩耍过的树林，又望见了船闸和卡德琳娜姑妈的小屋。 　　我们一言不发，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我和马西亚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了。卡比也认出了这个地方，它窜到我们前面奔跑起来。 　　卡比要去告诉丽丝，说我们到了，丽丝会跑过来迎接我们的。 　　但是，我们看见从屋里出来的，不是丽丝，而是卡比，它在逃跑，后面好象有人在追赶它一样。 　　我和马西亚即刻停住了脚步，我们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这两个问题，我们谁也没有把它说出来，我们只是继续往前走去。 　　卡比回到我们身边，畏缩地跟在我们后面走着。 　　一个男人正在扳动闸门，他不是丽丝的姑父。 　　我们径直走到小屋前，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人在厨房里忙碌着。 　　“苏里奥太太呢？”我们问。 　　她在回答我们之前，看了我们一会儿，好象我们向她提出了一个荒唐的问题。 　　“她已经不在这儿了。”她终于对我们开口了。 　　“那她在什么地方呢？” 　　“在埃及。” 　　我和马西亚相互看了一眼，愣住了。在埃及！我们真不知道埃及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我们模模糊糊地认为，这一定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在大海的那一边哩。 　　“那丽丝呢？您认识丽丝吗？” 　　“当然认识，她跟一位英国的夫人乘船走了。” 　　丽丝在天鹅号上！我们莫非是在做梦？ 　　那女人是在一清二楚地回答我们的问题，眼前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做梦。 　　“您就是那个雷米吗？”她问我。 　　“是的。” 　　“哦，苏里奥淹死了。”她对我们说。 　　“淹死了？” 　　“淹死在船闸里。唉！您当然不会知道，苏里奥掉进了水里，又正好掉在一条开过来的平底船底下。他被一个铁勾勾住了。他干的这一行是经常要出事的。当时，在他淹死以后，卡德琳娜的境遇非常不幸，尽管她是个能干的女人，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人缺钱用的时候，钱不是一天一夜能造出来的，你缺钱就只好缺钱。有人劝她去埃及，这是真的，要她到过去她当过奶妈的那家人家去照看孩子，但使她为难的是她的侄女小丽丝。正当她寻思着该怎么办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位英国的夫人带着她生病的儿子来到了船闸。她同我们随便聊天，说她想找一个孩子陪伴她的儿子玩耍，因为她的儿子一个人在船上无聊。她看中了丽丝，答应好好照顾她，答应治好她的病，还保证在将来给她安排一个很好的前途。这是一位好夫人，非常善良，对穷人很体贴。卡德琳娜接受了这个要求，丽丝就上了英国夫人的游船，卡德琳娜自己就去埃及了。现在是我的丈夫代替了苏里奥的位置。在离开这里以前，丽丝还不能讲话，但医生说也许她将来会讲话。丽丝出发前要她姑妈告诉我，如果您来看他，我就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您。事情就是这样。” 　　我是那样的震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马西亚却不象我这样失魂落魄。 　　“那位英国夫人去哪里了呢？”他问道。 　　“去法国南方或者是去瑞士。丽兰说过要叫人写信给我，好让我把她的地址告诉您，可是我还没收到她的信。” 第二十二章　漂亮的襁褓泄露了真情 　　我还在一个人发愣，不知该做什么才好，马西亚却替我把事情做了。 　　“我们太谢谢您了，太太。”他说。 　　随后他轻轻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出了厨房。 　　“上路吧！”他对我说，“前进！现在我们要赶上的不止是阿瑟和米利根夫人两个人了，又加上了一个丽丝。怎么好事全都凑到一起了！我们本来是要在德勒齐耽搁一下的，可现在我们又能继续赶路了。这就叫走运！该是苦尽甘来的时候了。风向转了，不知还有多少好事在等着我们呢！” 　　于是我们跟在天鹅号后面继续赶路，除了睡觉和不得不挣几个钱吃饭外，其余的时间我们都一刻不停地在赶路。 　　尼维尔奈运河在德西兹流入卢瓦尔河，我们赶到德西兹的时候，听说天鹅号已经驶进了侧运河；我们就沿侧运河赶到第关；从第关我们又沿着中央运河赶到沙隆。 　　我的地图提醒我，如果取道夏霍尔，可以从沙隆直接到马孔，那就不用绕大弯，可以省好几天的路程；但这是需要有胆量才能作出决定的；我们两人在讨论了这件事的利弊之后，谁也没有这种勇气：万一天鹅号在中途停下来，我们就会超过它，那样就要走回头路，本来想节省时间，却反而会丢失时间。 　　我们沿着索恩河南下，一口气从沙隆赶到里昂。 　　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天鹅号已经沿罗纳河顺流而下了呢还是正在溯流而上？换句话说，米利根夫人是在向法国南部走去呢还是正向瑞士走去？ 　　在罗纳河和索恩河上来往如梭的船只中间，天鹅号会不会已经从它们中间经过，但又没有被人注意？ 　　我们只好多问多打听。 　　在问过水手，问过船夫，问过所有住在码头边上的人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可信的消息，米利根夫人往瑞士去了。于是我们沿罗纳河向瑞士方向前进。 　　“到了瑞士也就可以到意大利。”马西亚说，“看着吧，还要交一次好运！但愿我们跟在米利根夫人后面一直跑到卢卡，那可真要把克里斯蒂娜乐坏了。” 　　可怜的好马西亚，他一直在帮我寻找我深深爱着的那些人；而我呢，我知道他渴望着要拥抱他的小妹妹，我却什么忙也没有帮过他。 　　从里昂起，罗纳河河水湍急，船走上水就不象在塞纳河上那样容易了；还在居罗兹①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天鹅号只比我们先六个星期离开那里；从这两点看，我们有可能赶在天鹅号的前面。但在查看地图时，我发现这段水路很短，我们未必能在进入瑞士前就赶上它。其实这些考虑是多余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罗纳河同日内瓦湖之间是不可能直接行船的。谁叫我们身边没有一张瑞士地图呢？我们只凭想象以为米利根夫人要乘天鹅号游览瑞士。 　　 　　①　居罗兹：里昂上游罗纳河畔的小城镇。 　　我们到了西塞尔。这是一座被罗纳河的分流切开成为两个部分的城市。河上有一座吊桥。我们走到河边。当我相信自己认出了停在远处的那条船就是天鹅号时，啊，我是多么吃惊！ 　　我们飞快地跑了过去。是它！的的确确是它的模样。可是看上去好象是条空船。它被缆绳牢牢地系在一道保护栅栏后面，船舱都关闭了，游廊上已没有鲜花。 　　出了什么事？阿瑟怎样了？ 　　我们停下来，心里充满了不安。 　　但呆着不动不是个办法，应该向它走去，去弄清根底。 　　我们找了个人打听，他很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再巧也没有，他正好就是受托照看这条空船的人。 　　“这条船是一位英国夫人的，她有两个孩子，一个瘫痪的男孩和一个哑巴小姑娘。这一家人现在都去瑞士了。夫人把船留在这里，因为她的船不能从罗纳河再往上游更远的地方去了。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和她的女仆乘敞篷四轮马车先走了，后来别的仆人押着行李也走了。她秋天再回来上船，打算顺罗纳河到海边，在南方过冬。” 　　我们松了一口气。所有困扰我们的恐惧都不见得有什么道理，我们本该往好的方面想，不该动不动就往坏处想。 　　“现在这位夫人在哪里？”马西亚问。 　　“听说她要在日内瓦湖湖边租一座乡间别墅，在韦维那一带吧，可我说不上确切的地方，但她准会在那里度过夏天。” 　　走吧，到韦维去！我们到日内瓦去买张瑞士地图，就能找到这个城镇或乡村。眼下已用不着再追天鹅号了，米利根夫人将在她的乡间别墅度夏，我们只要找就肯定能找到她。 　　离开西塞尔四天以后，我们已经在韦维郊外数不尽的别墅间开始寻找。这些别墅，从水色湛蓝的日内瓦湖畔的平地一直到绿草如茵、林木如盖的山坡上，层层叠叠，样式都是那么的别致优雅。米利根夫人现在带着阿瑟和丽丝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别墅内。地方总算叫我们找到了，而且也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口袋里只剩下三个苏，鞋底也跑掉了。 　　韦维并不是一个小村子，它是一座城市，甚至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因为它已经和新城连了起来。那些星罗棋布的、紧贴在它周围的市郊或村镇，比如布罗奈、科齐埃、佩尔兹塔、克劳伦斯、谢尔奈、蒙特罗、维多和契雄，现在都已经同它连成一片。至于打听米利根夫人，或者干脆说打听一位由一个生病的儿子和一个哑巴女孩陪伴着的英国夫人，那可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为我们一到韦维就明白，这里的山上和湖边住着这么多的英国人，男的女的，就象伦敦郊区的一座娱乐城一样。 　　最好的办法是不向人打听，而是由我们亲自去寻访外国人居住的所有宅第，这并不难，只要在这样的街道上演出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我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跑遍了整个韦维；这一天的收入也真不少。要是在以前，当我们为奶牛和丽丝的布娃娃攒钱的时候，这笔收入会带给我们一个兴奋愉快的夜晚；但是现在，我们并非为钱而奔波，我们是在找人，可是哪里都没有米利根夫人的踪影。 　　第二天，我们到韦维的近郊去继续寻找，我们一直向前走去，只要哪条路看起来合适，就走哪条路；只要看到哪幢房子外表漂亮，我们就到这幢房子的窗子跟前去演奏，甚至顾不上看看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但是到了晚上，我们还是和头天一样，败兴而归。可是我们的确已经从河边到山上、从山上到河边都找了；我们的眼睛也的确一直很留神，只要看去是和颜悦色的、愿意听也愿意回答我们的人，我们一个也没放过，都打听了。 　　这天，还闹了两场空欢喜。事情是这样的，有人回答我们说，我们要找的夫人他们很熟，就是不知道她姓什么。于是第一次我被带到一所建在山里的木屋；第二次是让我们到湖边去找，因为那个人说，他敢担保，这位夫人肯定住在湖边。住在山上的和湖边的的确都是英国太太，但不是米利根夫人。 　　在韦维近郊仔细寻找以后，我们就到更远一点的克劳伦斯和蒙特罗去继续找。徒劳无益使我们恼火，但丝毫没有挫伤我们的勇气。今天不成功，明天也许会成功。 　　我们有时在两旁都是围墙的街上走；有时走在两边都是葡萄园和果园的小道上；有时也走在覆盖着大栗树的浓荫的大路上。大栗树的浓密枝叶把天空和光线都遮住了，被它覆盖的路上长满了柔软的苔藓。在小道和大路旁，你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打开着的铁栅栏或木栅栏；看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铺着沙石的花园小径，它们蜿蜒地围绕着有一簇簇灌木和花丛的草地；草地后面就是掩藏在绿荫中的华美的宅第或是爬满藤萝的雅致小屋。几乎所有的宅第和小屋都有经过精巧设置的、可以透过树林或灌木丛观赏波光粼粼的湖水和幢幢山影的景色的阳台或平台。 　　但这些花园常常使我们感到失望，因为它们使我们与房子之间隔了一段距离，如果我们不使劲地演奏或大声歌唱，屋里的人就听不见我们的声音；要是从早到晚都这么使劲，我们就会感到筋疲力竭。 　　一天下午，我们在街心演出节目。我们面前有一排栅栏，我们正对着它放声歌唱，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背后还有一堵墙。当我声嘶力竭地唱完了我的那不勒斯歌曲的第一段，正要唱第二段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我们背后，在墙的那边，用一种奇特的、但很微弱的声音唱道： 　　 　　啊，如果您是白雪， 　　白雪冰冷，犹能饮吞。 　　这是谁的声音？我惊呆了。 　　“是阿瑟吗？”马西亚问。 　　不是，这不是阿瑟。阿瑟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不是他。可是卡比叫了起来，它窜到墙脚下面，一个劲儿扑上去，一个劲儿往上跳，显出高兴得发狂的样子。 　　我无法抑止自己的激动，喊道： 　　“是谁在唱歌听？” 　　一个声音回答道： 　　“你是雷米吗？” 　　对方不回答我，却喊我的名字，我和马西亚都发愣了，面面相觑地对视着。 　　正当我和马西亚面对面地发愣的时候，我看见马西亚的身后，在墙的尽头，在一排不太高的篱笆上面，有一块白手绢在风中挥过来挥过去。我们于是朝那边跑了过去。 　　我们一直跑到篱笆前，才看清了是一个人在用胳膊挥舞着手绢，那是丽丝。 　　我们终于找到了丽丝。有了她，我们也一定能够找到米利根夫人和阿瑟。 　　“是谁唱的歌呢？”我和马西亚都喘着气，两个人那刚刚能张开口，就都同时向她提出了这个同样的问题。 　　“是我。”她说。 　　丽丝唱歌了！丽丝说话了！ 　　我确实成百上千次地听人说过，丽丝最终将能恢复说话的能力。据医生说。这很可能会发生在一次强烈的感情震动之后；而我过去一直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医生的判断终于实现了，她终于说话了，奇迹终于出现了。丽丝本来以为她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可我现在正在她面前唱歌，正在她的身边，她那感情上的震动可想而知是何等强烈，那么这是否可以让她更好地恢复说话的能力呢？ 　　一想到这里，我自己的感情也震动得无法抑制，我不得不用手紧紧抓住篱笆上的树枝来站稳身子。 　　可是，现在不是沉湎于感情的时候。 　　“米利根夫人在哪里？阿瑟在哪里？”我迫不及待地问。 　　丽丝表动着嘴唇想回答我，但她嘴里吐出来的只是些很难辨清的声音。于是，她着急地开始用手语解释，好让我尽快明白她的意思。看得出来，她的舌头和她的头脑还不能灵活地、习惯地表达她想要说的话。 　　我正用眼睛看着马西亚所不懂的丽丝的手语的时候，突然瞥见在花园的远处，在一条林荫道拐弯的地方，一个仆人推着一辆长长的小车，车里躺着阿瑟，跟在车子后面走着的当然就是他的母亲了……我紧贴篱笆，把身子伸了出去。想看得更清楚点，……啊！是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顿时，我缩回到篱笆后面，慌忙叫马西亚也弯下腰来，一时没有想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是不认识马西亚的。 　　惊愕稍定，我立刻明白，丽丝会因为我们突然躲起来而感到惊骇的。 　　我又稍稍探出身子，压低了嗓音对她说： 　　“不应该让詹姆士·米利根先生发现我，他会让我重新回到英国去的。” 　　她由于惊吓而举起了双手。 　　“不要动。”我继续说，“不要对别人提起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再到这里来。你设法一个人来。现在快走！” 　　她在犹豫。 　　“快走！我求求你。要不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一说完，我和马西亚就立刻躲到墙脚下面，然后一阵快跑，奔到葡萄园里藏了起来。在那里，我们两人先高兴了一阵，接着就悄悄地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知道，”马西亚对我说，“我不打算等到明天才去见米利根夫人，在这段时间里，詹姆士·米利根先生可能就会害死阿瑟，我要立即去见米利根夫人，要告诉她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米利根先生从未见过我，不会使他想起你，也不会使他想起他去过德里斯科尔家；不会有这种危险。我要让米利根夫人决定我们该怎么做。” 　　马西亚的建议很有道理，我赞成他立刻就去，我们约定在他回来的时候到离这里不远的那片栗树林里来找我，因为我们应该提防万一，如果米利根先生出现的话，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躲藏的地方。 　　我躺在苔藓上，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马西亚回来，我不下十次地问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把事情搞坏了。但是，马西亚终于陪着米利根夫人一起回来了。 　　我奔到她面前，抓住她向我伸过来的手吻了又吻；她把我搂在怀里，温情地、亲切地吻我的前额。 　　这是她第二次吻我，但我记得第一次她没有象现在这样地把我搂在怀里。 　　“我可怜的孩子！”她对我说。我感觉到她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她用漂亮的、温柔白皙的手指撩开我的头发，长时间地注视着我。 　　“是的，是啊！……”她喃喃地自语。 　　这句话肯定是在回答她内心的深思，但我是如此激动，无法理解她的想法；我从米利根夫人的眼神里，感觉到了她给我的温存和爱抚，我太幸福了，不可能再去思考、深想此时此刻以外的任何东西。 　　“我的孩子，”她说，她的眼睛一直在凝视我，“您的同伴向我讲了非常严重的事情。请从您这方面也给我讲讲有关您到德里斯科尔家的情况和米利根先生去访问时的情形。” 　　我把她问到的事情都讲了一遍，米利根夫人只有在要求我对重要的几点讲得更详细一点的时候才打断我的活。别人还从来没有这样专注地听过我讲话，她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的眼睛。 　　当我讲完之后，她一言不发，只是用眼睛看着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对我说； 　　“这一切对于您、对我们大家，都是极端严重的事情，我们只有在听取了有资格、有能力的人的建议后，才能谨慎小心地行动。直到现在，您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阿瑟的一个伙伴，一个朋友，”这个时候她稍微犹豫了一下，但又很快接下去说，“看作是阿瑟的兄弟。从今天起，您，还有您年轻的朋友，你们应该抛弃你们苦难的生活了；两个钟头后，你们到德里特的阿尔卑斯旅馆去，我会派一个可靠的人先到那里去给你们定好房间，我们将在那里重新见面。现在我不得不离开你们一会儿。” 　　她又一次吻了我，在和马西亚握过手之后，很快走开了。 　　“你跟米利根夫人说了些什么？”我问马西亚。 　　“就是她刚刚对你说的，也还有些别的。啊，多好的夫人！多漂亮的夫人！” 　　“那么阿瑟呢，你看见他了？” 　　“只是从远处看了看。但看得出来，他象是个好小伙子。” 　　我继续问马西亚，他同夫人到底还讲了些什么，他总是躲躲闪闪，避而不答，或者有意跟我绕弯子。这样，我们就只好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一直聊到我们按照米利根夫人规定的时间出发向阿尔卑斯旅馆走去为止。 　　我们虽然穿着街头乐师的破旧衣服，一个穿黑色套服、系白色领带的侍者还是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带进已经预定好的房间；在我们看来，这房间是美极了。房间里有两张白色的床，窗户都开在一条向外伸出的、下临湖面的游廊上；从那里可以饱览最美的湖光山色。当我们从游廊的窗口返回房间时，侍者还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候我们的吩咐。他问我们晚餐想吃什么，说一会儿他可以把饭菜端到房里来让我们在游廊里吃。 　　“您有奶油水果馅饼吗？”马西亚问。 　　“有大黄叶果酱馅饼，草莓馅饼，醋栗馅饼。” 　　“那好，您就给我们吃这些馅饼吧。” 　　“三种都要？” 　　马西亚不说话。 　　“那么，第一道正菜上什么？烤肉怎样？配什么蔬菜？” 　　每报一道菜，马西亚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没有丝毫张皇失措的神色。 　　“您看着办吧。”他回答说。 　　侍者庄重地走了出去。 　　“我相信这里的晚饭会比德里斯科尔家的强得多。”马西亚说。 　　第二天，米利根夫人来看我们，她带来了一个裁缝和一个专做内衣的女人，为我们量裁外衣和衬衫。 　　她对我们说，丽丝在继续学说话，医生认为她的病肯定已经好了。夫人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钟头；临走的时候，她亲呢地吻了我，和马西亚握了手。 　　一连四天，她天天都来，对我一次比一次亲热、温柔；不过我觉察得出来，似乎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她很为难。很不自在；好象她不愿意沉湎在这种深切的感情之中，也不愿意让这种深切的感情流露出来。 　　到第五天，夫人自己没有来，来的是我以前在天鹅号上见过的她的贴身女仆，她对我们说，米利根大人在家里等候我们。她还告诉我们，说旅馆门口有一辆马车等着，我们将乘这辆马车到夫人那里。接着米利根夫人的女仆就谦恭地让我们走在前面，我们也就来到了旅馆的门口；等在门口的是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马西亚不动声色，神气十足地坐了进去，好象他从小就坐惯了这种马车似的；卡比也毫无拘束地爬上了车垫。 　　路程很短，至少我觉得非常短。一路上，我象在梦幻中行走，满脑充塞了疯傻的、或者至少我自己认为是疯傻的念头。可是，有人已经把我们让进了一间客厅；米利根夫人坐在客厅里，阿瑟躺在沙发上，丽丝也在那里。 　　阿瑟向我伸出了双臂，我跑了过去亲他，又亲了丽丝；米利根夫人却自己向我走来，她拥抱了我，吻我。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她对我说，“您可以重新占有属于您的位置了。”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想从她那里寻求这句话的解释；她打开了一扇门，我看见巴伯兰妈妈走了进来，怀里抱着一堆婴儿的衣裳，一件白色开司米绒衣，一顶花边软帽，一双针织毛袜。 　　她刚把这堆东西放在桌子上，我就把她抱住了。在我拥抱她的当儿，米利根夫人向仆人下了一道命令，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名字钻进了我的耳朵，我顿时吓得睑色变白了。 　　“您一点也用不着害怕，”她温柔地对我说，“请到我身边来，把您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这时候，客厅的门在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面前打开了，他满脸微笑，露出尖利的牙齿，一看见我，这副笑脸立时就变成了一副可怕的怪相。 　　米利根夫人不容他开口就说话了。 　　“我叫您来，”她的声音很慢，稍微有些颤抖，“是为了向您介绍我的长子，我终于有幸找到了他。”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继续说下去，“他就在这里。既然在偷走他的人家里，您为了了解他的健康状况而仔细看过他，那您已经是认识他的了。” 　　“这是什么意思？”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问道，他的脸变样了。 　　“……这个人，因为在教堂里偷过东西，他今天在监狱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招供了。这里有封信就是证明。他把怎样偷走这个孩子；怎样把他扔在巴黎勃勒得依大街上；最后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这个孩子，又怎样小心地剪掉了孩子内衣上的标记；这一切，他全坦白了。这里还有孩子的内衣，是一直由这位慷慨扶养了我儿子的善良的女人保管着的。您要不要看看这封信？看看这些衣服？”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呆立了片刻，心里肯定在琢磨是否要把我们一个个都勒死。然后他朝门口走去。正要出门，他突然又转过身来。 　　“我们走着瞧吧！”他说，“让法庭来判断这桩冒认孩子的欺骗罪。” 　　米利根夫人——现在可以说是我的母亲——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您可以向法庭起诉，我却不会去法庭告发那个作为我丈夫的兄弟的人。” 　　门在我叔父的身后重新关上了。我终于投进了母亲向我张开的双臂。在她拥抱我的同时，我第一次拥抱了她。 　　当我们的激动稍稍平静下来之后，马西亚走了过来。 　　“请你告诉你妈妈，我很好地保守了她要我保守的秘密。”他说。 　　“那么你是全知道的？”我问。 　　我的母亲替他回答： 　　“当马西亚向我讲述事情的缘由时，我嘱咐他不要声张。因为，如果我认定可怜的小雷米是我的儿子，那就应该有确定的证据，证明没有认错。如果我把您当儿子，拥抱了您，到头来又对您说我们弄错了；亲爱的孩子，那您该遭受多大的痛苦啊！这些证据我们有了，从现在起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了。您将永远和您的母亲、您的弟弟，”这时候，她指了指丽丝和马西亚，“和您曾在不幸中爱过的人们一起生活了。” 第二十三章　团圆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因为那都是些美好甜蜜的日子，好日子总嫌太短。 　　我目前住在英国，住在我祖先的庄园米利根花园府邻里。 　　一个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曾经被人偷走、被人遗弃、最后丧失了一切保护的无依无靠的弃儿，一个曾经不断地被命运任意捉弄、因而流离颠沛、几次死里逃生的穷孩子，一个曾经独自挣扎在大海上、既没有灯塔指引、也看不到有安全港口的苦孩子，如今不仅有了他所爱的和爱他的母亲和弟弟，而且已经知道了谁是他的祖先，也继承了他祖先为他留下的一个光荣的姓氏和一大笔财产。 　　一个苦孩子，一个在谷仓、牛栏里、在星空下的树根前曾经度过那么多黑夜的幼小的苦孩子，现在却是一座游客接踵而来的、被导游称颂备至的有着古老历史的古堡的继承人。 　　这座古堡坐落在我被警察追踪时上船的小汉普敦以西二十多里的地方，它矗立在半山腰，虽然紧靠大海，却依然树木葱茏。古堡建在一块天然的大平台上，呈立方形，它的四角各有一座大圆塔掩护着这个四方形的四个侧面。在这座建筑物的南墙和西墙上，满满地盘绕着紫藤和爬山蔷薇；覆盖在北墙和东墙的，是长春藤；那些露出地面的长春藤的树干，全都有一个人的身躯那么粗。这是一种证明，证明这座府邸有着悠久古老的历史。如果你再抬起头来看看，可以看到这里每一堵墙的窗口四周，都镶嵌着雕有阿拉伯图案或刻着漩涡形圆圈花叶的白色石头；因为连窗棂①也是精雕细刻的，因而无处不显出这座宅邸的贵族气派和古老色彩。但是，如果不是园丁们恪尽职责，细心管理，那么这些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的窗饰都早就被覆盖在向四处蔓延扩散的攀援植物的厚厚的绿幕下面了。古堡四周是一个辽阔的大花园，花园里有着这天蔽日的大树群，它们都是从未被截枝刀或斧子碰过的古树。这里还有着绝非人工开凿的湖泊和小溪，它们是由清澈明净的泉水在很长的年代中自然形成的；由泉水浇灌的平展的或是起伏的草坪，看去总是葱绿滴翠、赏心悦目。这里还有着一大片古老的山毛榉树群，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结队的小嘴乌鸦争先恐后地飞到那上面的枝叶中去栖息，它们呱呱的叫声宣告这一天的开始和结束。 　　 　　①　窗棂：原文是“中梃”，系建筑营造学上的专用词，指纵横分隔窗户的木条。 　　我们一家四人，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的妻子和我，就住在这座被叫做爵府花园的米利根大庄园内的古堡里。 　　自从我们住进这里六个月以来，我每天要化不少时间在文献室的那张因年代过久而发黑的大橡木书桌上埋头工作，这是一间保存帐目契据、产权证书、家谱和有关我们家族的文书的房间；但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辛苦地查阅家谱或各项契据，我的工作是逐页逐段地翻阅并整理我写的回忆录。 　　我们就要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儿子小马西亚领洗了，在孩子领洗的这一天，我在旧时不幸的年月里所结识的朋友都要来到这座古堡同我们全家欢聚。我要把我写的其中有着他们本人事迹的我童年的历险故事送给他们，那上面记录着他们救助过、保护过一个弃儿的大恩大德，也记录了这个弃儿的知恩感德的心情。每当我写完一章，我就送到多尔切斯特一家石版印刷商那里去付印，我现在正等着多尔切斯特的人把付印好的东西送来。 　　这次聚会，是我为他们、也是为我的妻子安排的一次意外的欢聚，说实话，我最喜欢安排这种“意外的快活”，因为看着人家喜出望外，我自己也高兴。我的妻子将在这天傍晚看到她的父亲、姐姐和兄弟，她也将同时看到她的姑母，这更是她想也没有想到过的意外之喜。至于我的所有的朋友，连同我的妻子，他们决不会想到我要送给他们每人一叠上面写着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我的回忆录。这个秘密安排，只有我的母亲和弟弟知道，只要没有别的事情打岔，今晚所有的人都将在我家留宿，今晚的宴会将是一次我盼望已久的欢乐的大团聚。 　　在如此有趣、欢乐的宴席上，只缺少一个人，因为财富的力量再强大，也不能使他死而复生。我的亲爱的、可怜的老主人，倘若我能让您安度晚年，我将感到多么高兴！您将放下风笛、老羊皮袄和丝绒上衣，您用不着再重复“往前走，孩子们！”那句老话，因为已经有着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它将让您重新昂起您那银丝满布的、骄傲漂亮的头颅，恢复您那本来的姓名。让维泰利斯，一个老流浪汉，再次成为卡洛·巴尔扎尼，一个享有盛名的歌唱家。尽管无情的死神不容许我在您的生前报答您，但我至少为您死后的名声已经稍微做了些事情。在巴黎的蒙帕那斯墓地，我的母亲应我的要求，为您建立了一座坟墓，墓碑上刻着卡洛·巴尔扎尼的名字；您的半身铜像，是按照您在名望鼎盛时期公开刊印的肖像雕塑的，它使曾为您欢呼鼓掌的人缅怀您在舞台上的灼人的光辉。我还为这尊胸像浇铸了一个复制品，它现在就在我的面前。当我撰写自己遭遇初期的那些篇章的时候，当往事的踪影在我头脑中象流水一般潺潺流过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在找寻您的足迹。我丝毫不曾忘记过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请您安息吧！如果说在一个弃儿的险恶的生涯中，我没有堕落，没有跌倒，那我要感激的首先是您，感激您的教诲和榜样。啊！我的老主人！在每一个节日里，您的位子将恭恭敬敬地保留着，如果您看不见我，我却能永远看见您。 　　这时，我的母亲在挂着肖像的长廊里走了过来，今天，她跟我第一次在天鹅号游廊下见到的时候一样，神情典雅而庄重，既温柔又善良；但是当时挂在她脸上的、几乎把她的整个脸部都遮满的那层忧伤的薄雾，现在已无影无踪了。 　　我母亲是靠在阿瑟的胳臂上走过来的，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母亲在搀扶她虚弱无力的儿子；而是她的儿子在爱护备至地用自己的胳膊扶着他的母亲。阿瑟已经变成一个英俊健壮的年轻汉子，他擅长各种体育运动，是一个英气勃勃的骑手，精悍结实的划船健将，勇敢的狩猎爱好者。和我叔父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预言相反，我的弟弟活了下来，而且毫无疑问，将活得很好，这确是个奇迹。 　　在他们身后不远，我看见一个法国农妇打扮的老大娘在走过来，她手里抱着一个裹在白色毛皮小大衣里的婴儿；这个老农妇不是别人，她就是巴伯兰妈妈；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小马西亚。 　　我当年找到母亲之后，曾想要巴伯兰妈妈留在我们身边，但她当时没有同意。 　　“不，我的小雷米，”她当时对我说，“眼下还不是我留在你母亲家里的时候，你应该快点去用功念书，使自己接受教育后成为一个先生，一个配得上你门第的真正的先生。我留在你身边能做什么呢？但我们的离别可能不会是永久的；你将长大成人，你要结婚，还要有孩子。那时候，你要是愿意，我又如果还活着，我就会回到你身边来照料你的孩子。我不能象抚养你一样来抚养他们，因为我那时已经老了；但是衰老并不会妨碍我很好地照顾一个小婴孩，老人有经验，睡眠不多。再说，我会喜欢你的孩子的，你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人从我手里把孩子偷走，就象人家曾经把你偷走过那样。” 　　正象巴伯兰妈妈所希望的那样，在我的孩子出世后不久，我就派人到夏凡侬去找她。于是她离开了她的村子、她的朋友、她的生活习惯和那头我们给她买的奶牛，来到了英国，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的小马西亚吃他母亲的奶，但照管他，把他抱来抱去，逗他，哄他的，却是巴伯兰妈妈。巴伯兰妈妈说，小马西亚是她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 　　阿瑟手里拿着一份泰晤士报，他把报纸放在我的书桌上，问我看过没有，我表示没有，他就指了指一条发自维也纳的消息。我现在把它表露在下面： 　　 　　名小提琴家马西亚将赴伦敦访问。马西亚前曾在本城连续举行个人音乐会，每场均获惊人成功。闻彼在英国与友人有旧约，因不愿爽约，故日内将离此前往。有关波音乐会之评价，本报已有报导，盖无论以演奏家之超凡技艺言或以谱曲家之罕见才华言，已无不使维也纳音乐城大为轰动。要之，此间咸谓马西亚乃小提琴界之肖邦。 　　其实没有这条维也纳的消息，我也早已知道这个曾经流落街头的小乐师，我的伙伴，我的学生，是一个大艺术家。因为我是看着他成长和长大起来的。当初我们三个人，马西亚、阿瑟和我，我们一起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的时候，如果说，他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进步很慢，那么，他在跟那位由我母亲专门为他聘请的音乐教师学习的时候，进步却快得惊人。所以连我自己也预言过，芒德的那位理发匠兼乐师艾思比纳苏的预言是肯定会实现的。但是维也纳的这条消息还是使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和喜悦，如同我也听到了那震耳的掌声一般。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这个马西亚，我的伙伴，我的朋友和兄弟，难道不就是另外的一个我吗？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正如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一样。 　　这时候，一个仆人交给我一封刚送到的电报： 　　 　　这次横渡，距离最短但并不最愉快。浪头能叫人愉快吗？我一直晕船，船抵雷德希尔后才有力气通知你，我路过巴黎时已带上克里斯蒂娜同行。我们将于下午四点十分到达切福特。派车来接。 　　　　　　　　　　　　　　　　　　　　　　　 马西亚 　　说到克里斯蒂娜的时候，我看了看阿瑟，但他躲开了我的目光，只是在我快要读完电文的时候，他才拾起了眼皮。 　　“我自己也想去切福特，”他说，“我去让人把双篷四轮马车套上。” 　　“了不起的好主意。您可以同克里斯蒂娜面对面①地坐着一辆马车回来了。” 　　 　　①　双篷四轮马车上的篷是前后对开的，各从相反的方向向着中间接合。客人坐面向前方的后座，陪客的坐背靠车夫的前座。这是雷米对阿瑟的善意的带暗示性的取笑。 　　他不回答，一阵风地跑了出去。我转过身去看了看我的母亲。 　　“您看，”我对她说，“阿瑟一刻也等不及了。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 　　我似乎听出在她这句话的声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易觉察的不满，于是，我坐到她的身边，捧起她的双手吻着。 　　“亲爱的妈妈，”我用法语对她说。当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小孩并想对她说些温柔体贴话的时候，我总爱用这种可以用上“你”而不必再用“您”来说话的语言。“亲爱的妈妈，不要为阿瑟爱上了克里斯蒂娜而苦恼。确实，这样就会使阿瑟不能再去结门所谓的好亲事，因为照一般人的看法，一门好亲事就应该是门第和财富的结合。但是，我的例子不就足以证明一个男人无需所爱的女人有着同他一样的门第和财富也照样可以有一个幸福的、非常幸福的、美满的生活吗？在这件事情上，你对我是宽容的，因为你不能拒绝一个你为他哭泣了十三年的孩子的要求。你就不可以把这种宽容也给你另一个儿子吗？亲爱的妈妈，你对一个哥哥是宽宏大量的，对一个弟弟能不能也是这样呢？” 　　她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弯下身来吻我。 　　“啊，好孩子，”她说，“好兄长！你那心啊，是个多么大的爱的宝库！” 　　“那是因为我从前储藏得太多了。但是现在我们要谈的不是我，是阿瑟。你说，妈妈，哪里去找比克里斯蒂娜更可爱的姑娘？她难道还算不上最漂亮的闺女吗？自从我们在卢卡找到她以来，她所接受的教育难道还不配让她在最爱挑剔的社会里占有一个席位、而且是一个显要的席位吗？” 　　“你从克里斯蒂娜身上也想到了她是你朋友马西亚的妹妹。” 　　“的确是这样。我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我确实由衷地希望通过这门亲事让马西亚真正进入我们的家庭。” 　　“阿瑟向你表露过他的感情和愿望吗？” 　　“是的，亲爱的妈妈，”我笑着说，“他对我讲的时候，是把我当作一家之主那样讲的。” 　　“那么，这个一家之主是怎样回答的呢？” 　　“我答应支持他。” 　　但我母亲打断了我的话。 　　“你妻子来了，”她说，“阿瑟的事，以后再谈吧。” 　　我的妻子是谁，读者想必早已猜到，毋须我再细说，她就是大家认识的、有着一对惊讶好奇的眼睛和一副富于表情的面孔的那个小姑娘，她就是丽丝，就是聪明灵巧、文雅自然、活泼轻盈的小丽丝。丽丝不再是哑巴了，她长大了，而且幸运地在她成熟的身体上仍保存着纤细秀丽的风姿，这就在她的美貌上多添了一种超凡不俗的神致。丽丝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母亲，她在我母亲身边长大并接受教育，终于成长为一个文雅漂亮的年轻姑娘，甚至是最文雅漂亮的年轻姑娘。她在我眼里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一切美德、一切才能和智慧的最贤惠的姑娘。因为我太爱她了，我就请求我的母亲让丽丝做我的妻子。由于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在我古老家族的古老长辈中曾有人激烈地反对过；但我的母亲表示她不能拒绝我的请求，最后只剩下四个老长辈始终对这桩亲事感到气愤和耿耿于怀；但是丽丝凭着自己的懿行美德已经先后把他们中间的三个争取了过来，现在就只剩下这第四个了；他正等着我们去登门拜访，正等着我们去证明我们确实是幸福的；这当然是不难证明的，因而他当然也会象那三个一样站过来的。我们决定明天去拜访他。 　　“哟，”丽丝进来的时候说，“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说着悄悄话。刚才阿瑟不知为什么去切福特车站了；敞篷大马车也不知为什么派到渡海码头去了；这里总有点奥妙吧？请吧，讲吧！” 　　我们笑着，没有回答她。 　　她于是用一条胳膊搂着我母亲的脖子，亲切地说： 　　“亲爱的妈妈，既然您也是串通的，我就不担心了。我敢先肯定，这一定是件好事；因为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对吗，好妈妈？我最多也不过有点好奇罢了。”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派往渡海码头迎接丽丝一家的敞篷马车一会儿就该到了。她不是有好奇心吗？我倒想逗逗她。我拿了一个单筒望远镜，那是我们用来观看在远处洋面上经过的船只的；我没有瞄准海上，而是转向敞篷马车回来时该走的大路上。 　　“瞧这望远镜里面，”我对她说，“你的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 　　她照我说的做了，除了光秃秃的大路外，什么东西也没看见，因为回来的马车还没有出现。 　　于是该轮到我了，我把眼睛对准了目镜。 　　“你在里面什么也没看到，不会吧？”我用从维泰利斯那里学来的、江湖艺人招徕观众的自吹自擂的腔调说，“我这望远镜可实在是件宝贝！用上它，我的眼睛会变成千里眼，可以从大海上一直看过去，看到法国。可不是，我现在看到的是索城郊区的一所很讲究的房子，有一个白发老人正在催促围着他转来转去的两个女人；那老人说：‘我们快走吧，要不误了火车就赶不上到英国去参加我的小外孙子的洗礼了。卡德琳娜太太，你快点行不行？我在求你，听到吗？我们在一起住了十年了，你哪一天不总是这样慢腾腾的。什么？艾蒂奈特，你想说什么？唉，你总是改不掉你那副宪兵小姐的老模样！我是责备了卡德琳娜，可那完全是友好的，难道我就不知道卡德琳娜是我的姐妹中最好的一个，就象你，你是我的女儿中最好的一个？哪儿去找象你这样的好姑娘？你自己不结婚，偏偏要一辈子照顾你的老父亲；长得这么大了，还和小时候一样，要做你弟弟妹妹的什么护守天神，尽替他们操心。’啊，这一家人现在要出发了。那老人在嘱咐他的帮工，要他们在他出门的时候照管好他的那些花；‘记住，我也当过花农，干这活儿我可是内行。’” 　　我把望远镜调了个方向，装出要看着另外一边有些什么。 　　“现在，”我说，“我看到了一艘汽船，一艘刚从安特列斯群岛开来的大汽船，它快要在勒阿弗尔靠岸了；船上站着的是一个从亚马逊河地区结束了植物勘探局归来的年轻人，有人说他带回了一本全欧洲都不曾见过的植物志，据说他写的第一部分旅行记已经在报上发表了，内容非常有趣。他已经名扬四海，他的名字叫邦雅曼·阿根。他现在只担心一件事：能不能准时赶到勒阿弗尔，再从那里乘船去南安普敦和他的家人在米利根府评聚会。我早已说过，这架望远镜是真正的千里眼，你的眼睛可以跟着它跑来跑去。这个年轻的植物学家现在已经乘上去南安普敦的船，快要到达了。” 　　我把望远镜再换了个方向，继续说下去： 　　“我不仅看得见，而且还听得见。有两个男人坐在车厢里，他们是一老一少。老的说：‘啊，这次旅行，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次极其有趣的旅行。’年轻的回答：‘确实极其有趣，老夫子。’‘我亲爱的亚历克西，你不仅就要同你一家人拥抱团聚，我们不仅就要同那个没有忘记我们的小雷米紧紧握手；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就要到威尔士地区的那些矿井去参观。你在那里可以进行你早就感兴趣的观察研究，回去以后可以给特鲁耶尔煤矿搞些改革，这样做可以给你凭着自己的工作已经赢得的地位更增加威望。我呢，我将带回去许多标本，加进到现在已由瓦尔斯城加以肯定的我的旧收藏品之中，作为地质学的资料保存起来。但是，加斯巴尔他是不能再来了，多么不幸！’” 　　我正要说下去，丽丝走过来用双手捧住我的头，轻轻地抚摸着，不让我说下去。 　　“啊！真是喜出望外！”她的声音激动得发抖了。 　　“不要感谢我，是妈妈的意思，她要把所有曾经为她的一度丢失的儿子做过好事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聚会。要是你不堵住我的嘴，我正准备接下去告诉你。我们也在等候这位了不起的博勃，他已成为英国最著名的经营剧团、马戏团演出的老板；他的哥哥，就是那位埃克利帕斯号的船长，今晚也要来。” 　　就在这时候，一辆马车的滚动声传进了我们的房间，接着又是第二辆。我们跑到窗口，看见了敞篷马车。丽丝马上认出了坐在车上的父亲、姑妈卡德琳娜、姐姐艾蒂奈特、哥哥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有一个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坐在亚历克西身旁，这就是老夫子；从对面方向来的是掀开车篷的四轮马车，里面坐着马西亚和克里斯蒂娜，他们正在向我们挥手；接着，在四轮马车的后面，来了一辆由博勃亲自驾驭的轻便马车，那上面坐着的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哥哥。博勃完全是一派绅士风度，他的哥哥却看去永远象个粗犷的水手，正是他把我们送到伊西尼上的岸。 　　我们快步走下梯级，来到台阶下面欢迎我们的客人。 　　晚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一张餐桌旁，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往事。 　　“最近我在巴德的赌场上，”马西亚说，“碰到了一位不管赌运多坏也总是笑嘻嘻地露着又白又尖的牙齿的绅士，他没有认出我，向我讨了一个弗罗林①，去玩轮盘赌。这是一种把赌注分散、分别押在不同宝门上的搭配赌法，这种搭配也并不总是让你走运的，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手气不好，输了。” 　　 　　①　弗罗林：英国两先令银币名。 　　“我亲爱的马西亚，您为什么要在雷米面前说这些话呢？”我母亲说，“雷米是真会去接济他的叔父的。” 　　“当然。亲爱的妈妈。” 　　“他做过什么补赎②了吗？”我母亲问。 　　 　　②　做补赎：宗教性语言。指犯了罪的人，要做过补赎后，才能得到上帝宽免。 　　“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输了个精光，以致只好向曾经被他迫害过的和他想害死过的人乞讨面包，这就是补赎。” 　　“我已打听到他同谋的消息。”博勃说。 　　“是那个吓人的德里斯科尔吗？”马西亚问。 　　“德里斯科尔本人应该还在那些岛上。我指的是德里斯科尔家里的那些人。德里斯科尔太太有一天不知怎么被烧死了；她没有睡在桌子上面，而是躺在火里了。阿仑和南德刚判处流放罪，他们一定是和他们的父亲团聚去了。” 　　“那么卡特呢？” 　　“小卡特在照顾她的长寿的祖父。这两个人现在仍旧住在红狮院里。老头儿有钱，他们过得不算苦。” 　　“假如她怕冷呢，”马西亚笑着说，“我真可怜她，那老头儿是不喜欢别人靠近他的炉子的。” 　　在浮现出来的往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回忆不会完全一样，因此互相交谈各自的回忆总能使人感到愉快，这就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晚宴结束的时候，马西亚走到我身边，把我拉进古老样式的高大的窗洞里。 　　“我有个主意，”他说，“我们过去经常为那些毫不相干的人演奏，现在该是很好地为我们热爱的人演奏一场了。” 　　“你真是个没有音乐就没有欢乐的人，随时随地都在想着音乐。你还记得把奶牛吓跑的事情吗？” 　　“你想不想演奏你的那不勒斯曲子？” 　　“非常愿意。正是这支歌曲使丽丝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们就各自去拿自己的乐器，在一个漂亮的丝绒衬里的盒子里，马西亚拿出一把旧提琴，如果我们想出售的话，最多值两法郎。我从套子里取出坚琴，由于风吹雨淋，竖琴的木头都露出了原木的本色。 　　大家在我们的周围围成了一圈。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狗，一只鬈毛狗，卡比，它出场了。我的好卡比已经老了，它的耳朵也聋了，但它的视力还一直很好。它从卧着的睡垫上认出了竖琴。为了演出，它蹒跚地走了过来，嘴里闪着一只放茶杯的托盘。它想立起后腿绕着“贵宾”们走一圈，但它已经力不从心了；于是蹲下来，一只爪子放在它的胸口，向“贵宾”们深施一礼。 　　我们唱完歌曲，卡比勉勉强强地站了起来，开始“募捐”。每个人都把“捐款”放在它叼着的茶托里，卡比获得了一笔令人惊叹的收入；它叼着托盘来到我跟前，这是它从未得到过的最可观的收入，都是些金币和银币，一共一百七十法郎。 　　我吻了它的鼻子。啊！我想起了，每次它使我减轻忧虑和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吻它的鼻子的，我的这个苦难童年时代的回忆，忽然在我头脑中唤起了一个想法，我应该立刻把这个想法向大家讲出来。 　　这笔收入将是我们大家为救助流浪小乐师们而建筑躲避风雨的房屋的基金的第一笔款项，余下的将由我母亲和我支付。 　　“亲爱的夫人，”马西亚吻着我母亲的手说，“我请求您让我在您的事业中也尽一份小小的力量。如果您乐于接受的话，我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收入，将加进卡比的收入之中。” 　　我的回忆录手稿还短缺的一页，就是我的那支那不勒斯歌曲的谱子。马西亚是个比我高明得多的音乐家，他替我谱写了这个谱子，也替我完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请看①： 　　 　　①　歌词原文是用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写成的，译者用散文诗译出。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多少次啊，我发出过绝望的叹息； 　　为什么我那烧枯的心哪， 　　象圣殿的蜡烛又燃起摇摆的火焰？ 　　哦，美貌无双的夫人，只因我耳边又 　　响起您的名字。 　　哦，如果您是白雪， 　　白雪冰冷，犹能饮吞； 　　您啊，一个狠心的女人， 　　看着我死去也不会有半点怜悯。 　　我多么希望， 　　希望是一个普通的男孩， 　　提着水罐，远离王宫； 　　去叫卖这水晶般发亮的清水， 　　我大声呼喊：“高贵的夫人，谁要水？” 　　如果我遇上的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她问：“卖水的孩子，你是谁？” 　　那我就安静地回答： 　　“这不是水，是爱情的眼泪！” (完)